学习时报

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四大挑战”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带来重大挑战。“四大挑战”是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基础上作出的新概括，更加凸显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现实紧迫性，更加聚焦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更加彰显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主动精神。

“四大挑战”是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基础上作出的新概括

进入新时代，尽管党的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四大挑战”就是新形势下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基础上作出的新概括。

“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都是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挑战。“四大考验”主要指出了客观条件带来的挑战，“四种危险”则着眼于党在面临“四大考验”时容易出现的内部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取得伟大成就，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而复杂的，我们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而严峻的”。这个现实非但没有改变，反而使“四大考验”所指向的外部条件更加复杂、“四种危险”所代表的内部风险更加难以避免。

从“四大考验”来说，在新形势下，党的执政不仅要面对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挑战，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改革开放也从当初的破冰探索、渐进改革进入系统攻坚阶段。市场经济考验更加严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等问题在新形势下变得越发突出。随着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党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日趋复杂。

从“四种危险”来说，在新形势下，精神懈怠危险更加隐蔽，从传统的工作上松懈麻痹转向更加隐性的思想倦怠。能力不足危险更加突出，过去能力不足体现在不懂市场经济、不懂对外开放，现在则体现为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处置跨领域风险方面的“本领恐慌”。脱离群众危险从门难进、脸难看等显性作风问题，转向与群众更加隐蔽、间接化的疏离。过去是衙门作风、官僚主义突出，现在是重材料、重报表、重留痕的形式主义更突出。消极腐败危险则从传统的显性腐败，转向新型、隐性、跨领域、链条化腐败。

新形势下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对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四大挑战”。“四大挑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都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大挑战”更加凸显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现实紧迫性

“四大挑战”的提出，是基于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的新判断，凸显了党在新形势下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现实紧迫性。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就在于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及时作出科学研判。当前，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新时代顽强奋斗，我们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全面从严治党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但无论是从国际国内形势，还是从我们党的自身来看，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气候问题、能源问题等全球性挑战接踵而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外部环境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日益增多，这种更趋复杂的国际局势使党团结带领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务更加艰巨。

发展改革稳定任务更为繁重。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斐然，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人口结构、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等持续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交织碰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等遇到不少新课题，这些都使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更加艰巨。

内部考验更加严峻。虽然党的队伍发生结构性变化，年轻党员、干部比例越来越大，党的队伍主流是好的，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部分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少数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党性不强，理想信念动摇甚至缺失，群众感情淡薄，政绩观出现偏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现象依然严重，斗争精神不足，不担当不作为，不守纪律规矩，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问题也广泛存在。一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强甚至软弱涣散，一些领域特别是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够全面、有效。党内发生的新变化和存在的老问题，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更加艰巨。

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带来的上述三个“更加艰巨”，代表了党在新形势下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以“四大挑战”回应三个“更加艰巨”，反映了党对新形势下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的精准判断。

“四大挑战”更加聚焦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四大挑战”聚焦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了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揭示了提升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强化队伍素质、做到拒腐防变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发力点。

提升执政能力是根本。无论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不管新情况新问题多么复杂，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即党能不能驾驭复杂局面、把握主动权。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强大的执政能力来稳住方向、统筹全局、做好顶层设计，如果执政能力跟不上，就难以在风云变幻中保持战略定力、作出科学决策、有效化解风险。因此，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把提升执政能力作为突破口，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提高领导水平是关键。世界之变要求以新发展格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国情之变要求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世情国情的新变化是对党的领导理念、领导方式、执政能力的综合考验。外部环境的复杂化，要求党善于在开放中谋发展、在博弈中保安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要求党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领导水平滞后于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就难以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做不到有的放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作为切入点，提升领导干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把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

强化队伍素质是抓手。没有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再好的战略蓝图也难以落地。应对世界变局需要具备国际视野、战略眼光的干部；引领国内发展需要具备专业能力、担当精神的干部。而党情的变化，则更为迫切地对干部提出增强党性、提升本领的要求。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相互交织，对党的队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在复杂环境中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又要不断增长新本领、适应新情况。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强化队伍素质作为重要抓手，增强党性淬炼、注重能力培养、鼓励勇于担当，通过做好党的队伍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做到拒腐防变是底线。外部环境中的资本渗透、利益诱惑，国内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运行风险点的增多，长期执政容易引发精神懈怠、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不断催生新的腐败形态，加大拒腐防变的难度。如果拒腐防变防线松动、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党就难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因此，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守住拒腐防变防线，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把廉洁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把廉洁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努力做到“常掸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常掏灵魂旮旯”，坚决守住清正廉洁底线。

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挑战。只有紧扣提升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强化队伍素质、做到拒腐防变，主动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才能从根本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四大挑战”更加彰显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是自觉运用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方位、认清时代大势，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勇于担当、积极作为，进而牢牢掌握事业发展主动权，彰显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精神品格与实践自觉。通过提出“四大挑战”，直面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主动精神的鲜明体现。

“四大挑战”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提出“四大挑战”，反映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战略清醒，这种清醒是把握历史主动的起点。只有认清了现实挑战，看清了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勇于承认面对的严峻挑战，才能真正做到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不回避、不遮掩，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只有紧紧围绕提升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强化队伍素质、做到拒腐防变持续精准发力，才能使自我革命取得更大成效。

“四大挑战”是我们党勇于解决自身问题的直接体现。提出“四大挑战”，把“四大挑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就是为了表明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经受“四大考验”，还要警惕“四种危险”，同时也要深刻意识到，我们党在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等方面都存在差距和不足。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只有勇于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未雨绸缪，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把矛盾消解于未发之时，才能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把握历史主动。

（执笔：肖贵清）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重大部署，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遵循的“七个坚持”重大原则之一，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地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规律性，纵深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当前，全党拥有1亿多名党员和5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组织规模之大、党员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新形势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刻认清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永葆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这一重要论述，充分揭示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实践证明，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坚持政治纲领的先进性、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政治立场的坚定性、政治纪律的严明性，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解决党内各种问题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问题要从政治上来解决”。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只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才能看清本质，只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才能抓住根本，否则，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原因都是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没有抓好。我们深刻认识到，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管党治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和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必须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想、从政治上抓，发挥好党的政治建设管方向、管立场、管根本的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以政治上的加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有效应对党面临的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团结带领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务更加艰巨，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更加艰巨，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任务更加艰巨。这些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带来重大挑战，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从本质上看，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一切矛盾问题和严峻挑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上的挑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定不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积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确保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规律性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作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部署，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始终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鲜明提出“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推动全党做到“两个维护”，完善保障“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创新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深刻昭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我们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始终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赢得民心民意、汇聚民智民力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提出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始终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期待、新诉求。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深刻昭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始终不忘党的根本宗旨，时刻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民心根基。

始终把提高政治能力作为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并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彰显国家机关政治属性，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政治作用，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政治导向，着力提高各级各类组织政治能力。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结合，深入实施“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计划，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七种能力”和“八项本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深刻昭示，政治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只有全面提高政治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才能更好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才能保证干事创业的信心不减、方向不偏、目标不变、干劲不松，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始终抓好净化政治生态这项基础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将“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列为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之一，坚持“治已病”和“防未病”相统一，为政治建设筑牢生态根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五个必须”，严肃查处“七个有之”问题，通过严明政治纪律带动党的其他纪律严起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不断厚植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我们成功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深刻昭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只有不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效防范、及时清除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消极因素，才能在革命性锻造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充满活力。

持之以恒把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推向深入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是一句口号，来不得半点松懈。新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坚持守正创新，驰而不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把牢政治方向，不断夯实理想信念根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抉择。我们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健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必须牢记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政治路线，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增强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必须坚决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坚决同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言行作斗争，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始终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真正实现全党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必须坚持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党和国家事业越是向前发展，加强干部队伍政治能力建设就愈发重要和紧迫。我们必须不断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精准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逻辑，提高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必须把讲政治贯穿党性教育全过程，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党性，在实践中锤炼党性，加强党性鉴别，不断提高干部队伍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的能力。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不断增强干部队伍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坚持严以用权，不断涵养政治生态。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首要在于抓住用权这个关键点。我们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坚持抓好“关键少数”尊规学规守规用规，切实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必须坚持系统治理，紧紧围绕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以及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加强前瞻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统筹抓好正确选人用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涵养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等重点工作。必须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反腐，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重要言论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管人、管事、管权有机结合起来，把锤炼党性、提高能力、净化生态统一起来。要坚持以上率下，从领导干部抓起严起，强化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做到慎独慎初慎微、自重自省自警自励。

重视提高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素养和能力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把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之一，特别强调要规范“一把手”履职用权，选拔任用“一把手”要注重考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素养和能力。这一重要部署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既要在思想认识上把握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求，又要在履职实践中锤炼运用本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为领导班子的根本工作制度，民主集中制不是简单的程序要求，而是凝聚集体智慧、作出科学决策、规范履职用权、强化担当作为、维护班子团结的坚实制度保障。通过发扬民主，各方面情况和反映、各种真知灼见得以充分汇聚呈现；通过正确集中，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得以统一，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确意见得以提炼，推动决策更加科学精准、务实可行。实践中，有的领导干部在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上仍存在偏差。有的在议事决策中搞“一言堂”“家长制”，排斥压制不同声音，甚至把自己主政或分管的地方和部门当成“独立王国”“私人领地”；有的不善于整合意见、凝聚共识，软弱涣散、各行其是。这些问题细究起来，有的民主不足，有的集中不力，有的不善于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这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作为必修“基础课”、必备“基本功”、必守“硬规矩”，持续锤炼、不断提高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素养和能力。

领导干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素养，体现在平时工作、现实表现和长期履职之中。能不能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能不能严格按照领导班子决策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和集体意志办事，能不能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能不能善于运用民主办法科学决策、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推动工作，能不能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能不能调动大家积极性、维护领导班子团结，都检验着领导干部能否把握好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反映了领导干部是否熟悉民主集中制规则、掌握民主集中制方法、发扬民主集中制作风。

领导干部要把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素养作为一种领导能力来培养，作为一门领导艺术来掌握。强化组织观念，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局部与全局、下级与上级的关系，自觉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下、集体之中。一方面，有平等待人、与人为善的真诚态度，有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力争把各方面的真实意见掌握全、掌握准，反复研究比较、择善而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应坚持党内民主各项制度，畅通党员参与和讨论党内事务的途径，拓展党员表达意见渠道，在研究重大事项、作出重大决策时，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征求党员意见，让党员更好地参与党内事务，保障党员民主权利落到实处。在领导班子决策议事中，要自觉恪守集体领导原则，严格执行“一把手”末位表态制，该由集体研究的不擅自表态，不以个人意见代替班子集体决定，不随意改变集体已经形成的决定。另一方面，善于正确集中，做到把正确的意见集中好、分歧的意见统一好、否定的意见说服好，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凝聚共识、形成合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带头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强化跟踪督办与质效评估，及时发现和解决落实不力、变形走样问题，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真正把集体决策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

民主集中制是科学合理而又有效率的制度，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所在。新时代新征程，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带头推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工作优势进一步彰显，形成既激发个人又依靠集体、既信任鼓励又批评监督、既包容失误又及时纠错、既团结协作又不违原则的良好政治生态。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从“四下基层”的实践创新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四下基层”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大力倡导和推动践行的实践机制和工作方法，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宁德地区“老、少、边、岛、贫”的现实困境，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坚持从调研起步，深入基层察民情、听民意。1988年12月，他在霞浦主持首次“地县领导接待群众来访日”活动，面对面与群众交流，解决实际困难问题。为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宁德地区随后推出三项务实举措：地县领导到基层去现场办公、各级领导建立群众接待日制度、领导干部同基层单位挂钩联系。此后，这些做法被完整阐述为“四下基层”，推动干部走出机关、走进群众，把问题解决在一线，初步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雏形。进入新时代，“四下基层”的价值进一步凸显，从地方经验上升为全国性制度安排。如今，“四下基层”已在全国多地落地生根，许多地方纷纷制定实施方案，推动干部下沉常态化。“四下基层”从宁德兴起，扎根福建，最终走向全国，充分展现了强大的实践伟力和时代生命力。这一实践机制和工作方法牢牢植根于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沃土，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对党的群众路线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赋予了智慧和力量。

深刻把握“四下基层”的原创性贡献

“四下基层”作为党的优良传统与实践经验的紧密结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党的优良传统和现代治理逻辑的创造性转化与系统性升华，展现出鲜明的理论创新品格。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的机制化转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如何将这一哲学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始终是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四下基层”通过四项具体机制，将抽象的“人民主体地位”具象化为政策制定、执行与反馈的闭环流程：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保障群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调查研究下基层，使群众的实践经验成为科学决策的来源；信访接待下基层，赋予群众表达诉求与监督权力的制度通道；现场办公下基层，确保群众参与转化为实际问题的解决。由此，群众不再是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治理全过程的参与者、监督者与共享者，真正实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辩证统一，构建起人民主体性在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嵌入。

党的优良作风向现代工作方法的范式转型。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但在实践中常面临形式化、碎片化风险。“四下基层”以其系统性设计，将这一优良传统转化为可复制、可评估、可持续的工作方法。它打破了“坐等群众上门”的传统工作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可操作、可检验、可复制的工作方法；它把长期以来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具体化，落实到干部经常性下基层、面对面做工作、实打实解难题的具体行动之中；它把政策宣讲送到基层，把调查研究做到一线，把信访接待放在群众身边，把现场办公落到具体问题集中的地方。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工作场域，更重塑了治理伦理，构建了一种“回应型治理”模型，实现了党的政治优势与现代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

党的根本宗旨的实践具象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但如何避免其流于口号？“四下基层”通过制度化的行动框架，将宗旨意识转化为具体的实践路径：每一次政策宣讲都是初心的唤醒，每一次蹲点调研都是信念的淬炼，每一次接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次现场办公都是使命的践行。它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沉淀为干部鞋底的泥土、笔记本上的民情、办公桌前的解决方案。这种具象化，不仅增强了宗旨的可感知性，也强化了干部的身份自觉，使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在实践中不断得以确认与再生产。

进一步改善了基层治理的生态逻辑。传统治理常呈现“自上而下单向输出”的特征，容易导致政策与实践脱节。“四下基层”通过深度嵌入基层场域，构建起“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双向互构的治理结构。政策在田间地头、渔舟灶台中被检验、修正与丰富，治理的“根系”深扎于人民实践的厚土。这种扎根式互动，不仅提升了决策的科学性与执行的有效性，更培育了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增强了社会的信任资本，形成了“发现问题—就地化解—跟踪落实”的闭环机制，有效防范矛盾上行与风险累积。

“四下基层”作为群众工作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进入新时代，群众的需求更加多元，诉求更加个性，表达更加活跃，这对群众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四下基层”作为一套系统的群众工作方法论，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启迪。

锤炼政治定力，筑牢群众工作的思想根基。政治属性是群众工作的首要属性。“四下基层”强调固本培元，提升党性修养的自觉性。只有坚定理想信念，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才能筑牢抵御不正之风的思想防线。通过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党员干部不断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秉持实事求是，掌握群众工作的科学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也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前提。“四下基层”坚持问题导向，倡导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耳朵倾听民意；强调尊重规律、科学施策，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信息时代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拓展调研渠道，提高信息获取的效率和准确性。唯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避免主观臆断、拍脑袋决策，确保群众工作精准有效、落地见效。

厚植为民情怀，坚守群众工作的价值本源。“四下基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准。它强调干部要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把群众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只有与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才能听到原汁原味的声音，看到原装原貌的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真经。“四下基层”本质上就是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制度，它让群众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党员干部就在眼前，极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弘扬担当务实，提升群众工作的实践效能。“四下基层”倡导担当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干部真下沉、真服务、真解决问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杜绝“蜻蜓点水”式调研、“钦差”式检查、“被调研”现象。力戒“作秀式”“盆景式”调研，真正沉下去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党员干部不仅要善于协调各方诉求，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还要做好思想引导工作，调动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凝聚最大共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贵在持之以恒

“恒，久也。”“持之以恒”作为汉语成语，意指长久坚持下去。《论语》中有“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周易》中有“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都是重视“有恒”之德的意思。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词就有“持之以恒”四个字。这是理解这份文件，以至这次全会的关键所在，彰显出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久久为功。“持之以恒”这个关键词，为深入理解这次全会的重大政治意义、重大部署安排，提供了重要视角。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到关键时候，越要防止松劲歇脚。2026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议题和文件起草工作总体安排。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近，我一直在考虑，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研究党的建设，定个什么议题比较合适？”经过深思熟虑，总书记指出：“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问题，很有必要，也正当其时。”2026年5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必须以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推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系统谋划、综合施策”，“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问题导向，动真碰硬解决突出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党的建设称为一项“伟大的工程”。伟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世易时移，当年在石库门、在红船上建党，披荆斩棘、夯土筑基，现在我们党已经成为巍巍巨轮，仍然需要劈波斩浪、勇毅前行，非持之以恒难以巩固百年基业，难以续写百年辉煌。持之以恒，从来不是温温吞吞、顺水推舟，它骨子里自带一股“破釜沉舟、一往无前”的斗争风骨。管党治党，也从来不是一团和气，必然要触碰利益、较真碰硬。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靠什么保证中华巨轮行稳致远？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越是重大关头，越要保持政治清醒和政治定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在管党治党上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就是要释放越往后越严的信号。党中央决定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的议题，也是基于这个考虑。”

持之以恒，贵在锚定方向。就像拔河一样，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真正拧成一股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保持恒心、恒向、恒力。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来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原则。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为严而严”，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也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锚定的始终是同一个方向。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继续用最严的标尺把正全党航向，把全党淬炼成为一块“整钢”。一切从严的举措，都应把落脚点放在筑牢初心、推动事业、造福人民上来。“严”是为了更好干事，“治”是为了更好担当，守住这个方向，持之以恒才有灵魂，久久为功才有价值。

党性是党员思想行为的“总开关”，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制度的笼子约束的是外在的行为，而党性修养管住的是内心的取舍。持之以恒除了靠制度的外在约束，还要靠由内而外的自我约束，落到每一名党员持之以恒的主观世界改造上。共产党人的党性，根植于“两个结合”的深厚土壤，既有马克思主义魂脉，也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精神滋养。党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不是自然增长的，红色的革命传承、丰厚的文化传统，对于增强党性至关重要。共产党人的“持之以恒”，本身就有浸润、涵养、厚植的含义，只有长期坚持，才能涵养出“浩然正气”。许多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的党员干部，面对诱惑考验，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变其节。这些都与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党性追求产生共鸣。党性强一分，全面从严治党的根基就牢一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持之以恒淬炼共产党人的党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把新时代管党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管党治党成就和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才能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永远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全面从严治党，出发点是人民、落脚点也是人民。它从来不是党员干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参与。腐败伤害的是群众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动摇的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全面从严治党的靶标直指腐败，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人民性。延安时期，我们党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党员干部用权公不公、干事实不实、作风好不好，老百姓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真切。要从群众的吐槽、诉求、期盼中找准管党治党的发力方向，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成效的标尺，把“从严”的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反馈到人民群众中去，把“人民至上”落到实处。新时代，我们党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外部监督的强力支撑，“党的自我革命”是内部变革的根本动力，二者一外一内、同源一体、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最佳答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只有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有源源不断的底气，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根基才能坚如磐石。

我们党把“持之以恒”写进中央全会的纲领性文件，升华为百年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持之以恒”这个成语的本义，随之深化拓展，体现了百年大党的历史智慧、政治勇气、战略定力和时代担当。抓住“持之以恒”这把“金钥匙”，我们才能读懂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的深远考量，读懂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读懂百年大党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清醒与坚定，这也是“持之以恒”作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词的价值所在、分量所在。

（作者系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局长）

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重大部署，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把“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作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遵循的“七个坚持”重大原则之一，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凸显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刻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性地位，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规律性，纵深推进党的政治建设。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当前，全党拥有1亿多名党员和5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组织规模之大、党员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全面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重。新形势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深刻认清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永葆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这一重要论述，充分揭示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实践证明，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坚持政治纲领的先进性、政治路线的正确性、政治立场的坚定性、政治纪律的严明性，不断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解决党内各种问题的治本之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政治问题要从政治上来解决”。全面从严治党决不能回避政治问题，只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才能看清本质，只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才能抓住根本，否则，就会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局面。实践证明，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都同政治问题相关联，原因都是党的政治建设没有抓紧、没有抓实、没有抓好。我们深刻认识到，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我们党管党治党、避免犯颠覆性错误的根本保证，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和动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必须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想、从政治上抓，发挥好党的政治建设管方向、管立场、管根本的作用，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始终，以政治上的加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是有效应对党面临的风险挑战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党团结带领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务更加艰巨，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更加艰巨，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任务更加艰巨。这些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带来重大挑战，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从本质上看，新时代我们党面临的一切矛盾问题和严峻挑战，归根结底都是政治上的挑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必须切实增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坚定不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团结带领人民积极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确保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深刻把握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规律性

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作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统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部署，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这一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形成了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始终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鲜明提出“两个确立”，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坚定不移推动全党做到“两个维护”，完善保障“两个维护”的制度机制，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创新和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深刻昭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毫不动摇维护党中央权威，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我们党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和风险挑战，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始终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赢得民心民意、汇聚民智民力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提出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始终秉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期待、新诉求。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深刻昭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始终不忘党的根本宗旨，时刻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的民心根基。

始终把提高政治能力作为关键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并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进一步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彰显国家机关政治属性，充分发挥群团组织的政治作用，强化国有企事业单位政治导向，着力提高各级各类组织政治能力。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结合，深入实施“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计划，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七种能力”和“八项本领”，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深刻昭示，政治能力对其他能力具有主导性、决定性作用。只有全面提高政治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才能更好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才能保证干事创业的信心不减、方向不偏、目标不变、干劲不松，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始终抓好净化政治生态这项基础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将“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列为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之一，坚持“治已病”和“防未病”相统一，为政治建设筑牢生态根基。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五个必须”，严肃查处“七个有之”问题，通过严明政治纪律带动党的其他纪律严起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突出政治标准选人用人，不断厚植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坚持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我们成功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政治建设实践深刻昭示，政治生态好，人心就顺、正气就足；政治生态不好，就会人心涣散、弊病丛生。只有不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效防范、及时清除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消极因素，才能在革命性锻造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充满活力。

持之以恒把党的政治建设不断推向深入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课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是一句口号，来不得半点松懈。新起点上，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坚持守正创新，驰而不息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奋力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把牢政治方向，不断夯实理想信念根基。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抉择。我们必须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健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必须牢记初心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政治路线，自觉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增强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必须坚决反对各种歪曲、篡改、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坚决同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言行作斗争，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

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坚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必须始终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真正实现全党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必须坚持把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统一起来，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党和国家事业越是向前发展，加强干部队伍政治能力建设就愈发重要和紧迫。我们必须不断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精准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逻辑，提高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必须把讲政治贯穿党性教育全过程，用党的优良传统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党性，在实践中锤炼党性，加强党性鉴别，不断提高干部队伍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的能力。必须加强干部队伍的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不断增强干部队伍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

坚持严以用权，不断涵养政治生态。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首要在于抓住用权这个关键点。我们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坚持抓好“关键少数”尊规学规守规用规，切实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必须坚持系统治理，紧紧围绕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以及权力运行的全过程，加强前瞻性谋划、整体性推进，统筹抓好正确选人用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涵养健康党内政治文化等重点工作。必须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反腐，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提问：章烈 重庆市黔江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请问，如何理解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解读：董振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

“善莫大于作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心中有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作为党的干部，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增强党性立场和政治意识，经得起风浪考验，不能在政治方向上走岔了、走偏了。”这一重要要求为党员干部如何锤炼政治品格、坚守政治忠诚提供了重要遵循。“心中有党”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具体体现在每一名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日常言行和干事创业的全过程各方面，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

只有理想信念坚定，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才能有牢固思想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真正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是停留在笔记本上的摘抄，也不是挂在嘴边的空洞表态，而是在每一次重大抉择面前始终站稳政治立场的行动自觉。

坚定的理想信念，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和真理坚守。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我们党所追求的实现共产主义、最终实现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具体实践。远大理想的坚定性首先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矢志不渝，既体现为党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具体实际，科学制定不同历史阶段的行动纲领，也体现为无论遭遇何种艰难困苦，都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底色不动摇。坚定的理想信念，要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心中有党，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党绝对忠诚。这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体现到对党的信仰、党组织、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

坚定的政治立场核心是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筑牢思想理论根基，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含糊、绝不动摇。“绝不含糊、绝不动摇”，不是抽象口号，而要贯穿党员干部全部工作的一言一行中，在事关党和国家基本方向、基本立场、基本道路、根本利益的原则性问题上，绝不含糊其词、绝不动摇妥协，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潮和行为作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牢牢守住的政治底线，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坚定的政治立场本质是坚持人民至上。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与人民性完全一致，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二者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统一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全部实践之中。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既要吃透党中央精神，又要摸透基层实情，让党和国家的“大政策”精准对接千家万户的“小需求”，真正把政绩写在人民群众心坎上。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我们党作为拥有1亿多名党员、54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要避免成为一盘散沙，根本上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更要靠严明的纪律规矩作刚性约束。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百年大党保持战斗力的核心密码。心中有党，就要对党的纪律规矩心存敬畏，把党的六大纪律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

严守党的纪律首先是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严守政治纪律就要体现在具体言行中。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严守政治纪律，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守好规矩，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来执行。“两个维护”是具体的、实践的，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表态，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看一名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首先看政治上是否站得稳、靠得住。站得稳、靠得住，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各项工作中毫不动摇、百折不挠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打任何折扣，不耍任何小聪明，不搞任何小动作。

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

中国共产党是按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严密组织，每一名党员都在党组织中生活、工作，心中有党，就必须具体体现为有强烈的组织观念。强化组织观念、做到心中有党，核心是把“我是组织的人”刻进骨子里，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把对党的忠诚完全融入日常言行的每一处细节。

心中有党，就要在思想上深度认同组织，筑牢信仰之基。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凝心铸魂的根本遵循，持续清理思想杂质，不断提纯对党的政治忠诚，从根源上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在政治上绝对依靠组织，站稳根本立场。政治上依靠组织，是具体的，要在政治方向上紧跟组织，思想上出现困顿、政治上遇到迷茫时第一时间主动向组织汇报交心，不慎犯下错误第一时间主动向组织说明情况、讲清问题，把个人的进退留转完全交给党组织，不跟组织讨价还价，不搞自我设计、攀附钻营，始终相信组织会以事业取人、公平公正地评价和使用干部。工作上坚决服从组织，确保令行禁止。严格践行“四个服从”根本原则，不折不扣执行组织的各项决定，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绝不遇到困难绕着走、碰到好处抢着上。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具体环节。

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心中有党从来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抽象表态，最直接的实践落点就是敢于担当作为，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从政本分，本质是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的实际行动，用实打实的干事成效检验党性纯度。

心中有党，面对大是大非要敢于亮剑。面对矛盾要敢于迎难而上。矛盾是事业发展进程中绕不开的客观存在，敢不敢直面矛盾、能不能啃下硬骨头，最能检验一名党员心中有没有真正装着党的事业。主动到基层治理最复杂、群众诉求最集中的地方，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改革深水区的堵点难题，为了人民利益敢闯敢试。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是共产党人刻进骨子里的政治本能。第一时间冲到灾情最严重、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敢于拍板、勇于担责，绝不为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犹豫不决、贻误战机，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瞬间转化为闻令而动的行动自觉。

坚持知行合一、行胜于言

心中有党，既要在关键时刻、危急关头经受检验，更要在日常行为中形成习惯。日常行为表现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晴雨表”，也是政治忠诚最经常、最直接的体现。把心中有党落实到日常行为表现上，就是把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立场、严守纪律规矩、树牢组织观念、敢于担当作为的要求，贯通到岗位履职、联系群众、组织生活、生活交往等具体场景中，防止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防止人前人后“两个样”。

把日常岗位作为检验心中有党的第一现场。不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要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同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对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对群众来电来信来访，不推诿、不敷衍、不拖延；对日常业务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把联系服务群众作为日常行为表现的重要窗口。心中有党，在日常工作中最直观地体现为对群众的态度、对群众诉求的回应。要经常深入基层一线听真话、察实情，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来办，把急难愁盼问题解决在当场、化解在日常。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在直接联系群众的岗位上，做到耐心细致、公平公正、清正廉洁。

把严肃组织生活作为日常行为表现的重要检验。严格执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请示报告等制度，按时足额交纳党费，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组织指出的问题真改实改。个人有关事项按规定如实报告，遇到重要情况及时向组织请示报告，不隐瞒、不迟报、不漏报，使心中有党成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习惯。

把生活交往和网络空间作为日常行为表现的重要考场。坚持慎独慎微慎初慎终，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八小时以外同样严格要求自己，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一个样。在网络空间言行一致，不传播错误言论，不转发不实信息，不发表不当言论，自觉维护党的形象。日常行为表现看似细小，实则连着政治、连着党性、连着作风。日常行为表现过得硬，关键时刻才能靠得住，经常性要求落得实，心中有党才能根深叶茂。

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防灾减灾救灾要在基层、重在基础，必须建立健全系统化、精准化、实战化的制度机制，一体推动“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氛围浓”各项动作落实，以基层工作的确定性应对灾害的不确定性。

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重在完善“隐患明、底数清、预案实”的事前预防模式。台风是浙江常年面临的自然考验，这就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把牢防灾减灾救灾主动权。风险隐患查到位。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排查“看得见的风险”，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区域、工地工厂、危旧房屋、河道堤坝、野外景点等重点风险点位，做到应查尽查；精准纳管“看不见的风险”，识别土壤含水量饱和、企业仓库涉水等潜在隐患，把次生风险防范在未发之时；前瞻防范“延伸出的风险”，关注灾情对市场保供稳价等衍生影响，防止各类风险传导叠加。底数底册建到位。动态建立防汛防台应转移人员名册，特别是游客、在建工地工人、停工工厂工人、在库人员、扩面人员等5类人员，通过对图标村、对村标房、对房知人，全面掌握基本信息。完善应急救援保障信息底册，标准化配备卫星电话、应急发电机、水泵“三大件”和雨衣雨鞋、头盔、手电筒、救生衣“四小件”，统筹用好专业、社会、基层救援队力量，做到物资充足、力量到位。预警预案备到位。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综合用好风险隐患清单和情况底数底册“一单一册”，建好用好“瞭望哨”机制，立足最极端情况、最重大风险、易忽视细节，动态研判风情雨情水情潮情并制定应急预案。结合区域灾情规律和基层治理实际，闭环落实科学梯次防御，做到既不随意加码也不降格以求。

群众有感是关键所在，重在构建“信得过、愿意走、管得好”的转移安置体系。信任不会凭空产生，要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干群连心推动一呼百应。用好平联急沉有效方法。一以贯之深化“驻村指导员”“民情日记”等服务群众制度，实行职能部门包村、县乡干部包点、村社干部包人，清单化推动各级干部精准结对到网格、村民小组等末梢，平时常态走访，做到提村知情、提险知人；战时快响激活，迅速下沉包联点位服务保障，联动防汛防台专业力量直达险情现场，做到闻汛而动、战有章法。抓好人员转移重中之重。严格按照“三提前、三必须”要求，即风险提前研判、方案提前制定、力量提前下沉和风险隐患点强降雨时必须转移、风险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必须转移、对风险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必须转移，根据纳管底册和灾情变化，动态梯次确定转移人员名单，按照“乡自为战、村自能战、村乡联动”推动早转、快转、尽转，不断强化“条件反射式”的转移自觉。突出关注登记在册风险点、出现异常点位、不放心不托底区域，特别是养老院、偏远地区老人等，坚决果断转移，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办好暖留慢回关键小事。细致周密做好转移人员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落实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注重发挥党员志愿者作用，小切口开展理发、医疗、文体等暖心服务，以身边人帮办生活小事、帮解避险焦虑。统筹做好集中安置人员返回管理，突出加强对投亲靠友人员的引导，确保情况不明不回、风险不除不回。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重在树牢“看实绩、看潜绩、看担当”的鲜明干事导向。把防汛防台作为大抓基层的重要场景，着力形成抓人促事、人事贯通良性循环。急难险重最见干部成色。坚持一线看实情、战时察本事，综合运用专项考察、下沉督导等方式，在肩并肩战斗中观察识别干部，透过转移安置看群众基础，透过抢险救灾看反应能力，透过迎战坚守看作风担当。系统性评估村社书记能力，对在关键时刻畏难怕险、消极应对、组织不力的亮牌帮促。小中见大检验基层基础。以防汛防台实战检验基层组织执行力、战斗力，结合应急指挥体系运行，既重“软件”，看防汛指令是否穿透到底，看组织“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是否迅速安静，看复工复产是否有力有序；又重“硬件”，突出看功能、看保障、看使用，把党群服务中心等基层阵地更好打造成平时联系群众、战时应急避灾的重要场所。奖在及时激励担当作为。积极听取防汛防台中的群众评价，印证干部潜绩实绩，让更多平时埋头苦干、战时挺膺担当的基层干部被看到、受认可。注重发现、总结、宣传防汛防台中涌现的鲜活事迹和先进典型，对表现突出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及时表扬，对经受考验、符合条件的入党积极分子及时发展入党，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干事导向。

经验从基层实践中来，重在健全“打一仗、进一步、实一分”的常态长效机制。善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善于复盘总结，群防群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水平，一步一个脚印筑牢基层安全堤坝。营造社会氛围。聚焦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通过应急演练、案例教学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避险常识和应急技能，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防灾”。综合运用各类渠道加强正面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强化专业支撑。发挥本地区高校院所、科研机构、科创企业优势，加强无人机等技术手段在基层防灾减灾救灾中的运用，人防技防结合提升现代化防灾减灾救灾水平。结合干部人才工作实际，有意识储备一批专业化干部、联系一批高层次专家，建立气象、水利、地质、建设、救援等干部人才库，确保在关键时刻“有人用、用得上、顶得住”。凝聚多元合力。始终牢记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持续拓展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有效途径，积极推动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各方资源下沉村、社区，有序动员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兴领域力量就近就便参与防灾互救，化“我”为“我们”，共筑和美善治、韧性宜居的幸福家园。

（作者系绍兴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四大挑战”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对党在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带来重大挑战。“四大挑战”是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基础上作出的新概括，更加凸显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现实紧迫性，更加聚焦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更加彰显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主动精神。

“四大挑战”是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基础上作出的新概括

进入新时代，尽管党的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四大挑战”就是新形势下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基础上作出的新概括。

“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都是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挑战。“四大考验”主要指出了客观条件带来的挑战，“四种危险”则着眼于党在面临“四大考验”时容易出现的内部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取得伟大成就，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而复杂的，我们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而严峻的”。这个现实非但没有改变，反而使“四大考验”所指向的外部条件更加复杂、“四种危险”所代表的内部风险更加难以避免。

从“四大考验”来说，在新形势下，党的执政不仅要面对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挑战，还要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改革开放也从当初的破冰探索、渐进改革进入系统攻坚阶段。市场经济考验更加严峻，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等问题在新形势下变得越发突出。随着逆全球化、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党面临的外部环境也日趋复杂。

从“四种危险”来说，在新形势下，精神懈怠危险更加隐蔽，从传统的工作上松懈麻痹转向更加隐性的思想倦怠。能力不足危险更加突出，过去能力不足体现在不懂市场经济、不懂对外开放，现在则体现为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处置跨领域风险方面的“本领恐慌”。脱离群众危险从门难进、脸难看等显性作风问题，转向与群众更加隐蔽、间接化的疏离。过去是衙门作风、官僚主义突出，现在是重材料、重报表、重留痕的形式主义更突出。消极腐败危险则从传统的显性腐败，转向新型、隐性、跨领域、链条化腐败。

新形势下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对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四大挑战”。“四大挑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都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四大挑战”更加凸显党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现实紧迫性

“四大挑战”的提出，是基于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严峻形势作出的新判断，凸显了党在新形势下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现实紧迫性。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就在于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对党的建设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及时作出科学研判。当前，经过长期努力特别是新时代顽强奋斗，我们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凝聚起强大正能量，全面从严治党具备许多有利条件，但无论是从国际国内形势，还是从我们党的自身来看，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

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冲突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气候问题、能源问题等全球性挑战接踵而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外部环境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日益增多，这种更趋复杂的国际局势使党团结带领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任务更加艰巨。

发展改革稳定任务更为繁重。虽然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斐然，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人口结构、社会群体、利益格局等持续变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快速发展，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和组织形式更加多样，各种思想和价值观念交织碰撞，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社会建设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等遇到不少新课题，这些都使党团结带领人民推动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更加艰巨。

内部考验更加严峻。虽然党的队伍发生结构性变化，年轻党员、干部比例越来越大，党的队伍主流是好的，但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部分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少数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党性不强，理想信念动摇甚至缺失，群众感情淡薄，政绩观出现偏差，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现象依然严重，斗争精神不足，不担当不作为，不守纪律规矩，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等问题也广泛存在。一些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强甚至软弱涣散，一些领域特别是新兴领域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够全面、有效。党内发生的新变化和存在的老问题，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更加艰巨。

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带来的上述三个“更加艰巨”，代表了党在新形势下应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以“四大挑战”回应三个“更加艰巨”，反映了党对新形势下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的精准判断。

“四大挑战”更加聚焦形势任务发展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的新要求

“四大挑战”聚焦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明确了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素质和能力提出的新要求，揭示了提升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强化队伍素质、做到拒腐防变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发力点。

提升执政能力是根本。无论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不管新情况新问题多么复杂，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根本问题上，即党能不能驾驭复杂局面、把握主动权。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强大的执政能力来稳住方向、统筹全局、做好顶层设计，如果执政能力跟不上，就难以在风云变幻中保持战略定力、作出科学决策、有效化解风险。因此，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把提升执政能力作为突破口，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提高领导水平是关键。世界之变要求以新发展格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国情之变要求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世情国情的新变化是对党的领导理念、领导方式、执政能力的综合考验。外部环境的复杂化，要求党善于在开放中谋发展、在博弈中保安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要求党善于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领导水平滞后于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就难以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做不到有的放矢，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因此，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把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作为切入点，提升领导干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把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治理效能。

强化队伍素质是抓手。没有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再好的战略蓝图也难以落地。应对世界变局需要具备国际视野、战略眼光的干部；引领国内发展需要具备专业能力、担当精神的干部。而党情的变化，则更为迫切地对干部提出增强党性、提升本领的要求。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相互交织，对党的队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在复杂环境中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又要不断增长新本领、适应新情况。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把强化队伍素质作为重要抓手，增强党性淬炼、注重能力培养、鼓励勇于担当，通过做好党的队伍建设，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做到拒腐防变是底线。外部环境中的资本渗透、利益诱惑，国内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运行风险点的增多，长期执政容易引发精神懈怠、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不断催生新的腐败形态，加大拒腐防变的难度。如果拒腐防变防线松动、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党就难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因此，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必须守住拒腐防变防线，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把廉洁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把廉洁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努力做到“常掸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圾，常掏灵魂旮旯”，坚决守住清正廉洁底线。

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新时代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挑战。只有紧扣提升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强化队伍素质、做到拒腐防变，主动适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才能从根本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四大挑战”更加彰显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主动精神

历史主动精神，是自觉运用历史发展规律、把握历史方位、认清时代大势，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勇于担当、积极作为，进而牢牢掌握事业发展主动权，彰显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精神品格与实践自觉。通过提出“四大挑战”，直面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解决自身问题的历史主动精神的鲜明体现。

“四大挑战”是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具体体现。提出“四大挑战”，反映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战略清醒，这种清醒是把握历史主动的起点。只有认清了现实挑战，看清了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勇于承认面对的严峻挑战，才能真正做到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不回避、不遮掩，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只有紧紧围绕提升执政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强化队伍素质、做到拒腐防变持续精准发力，才能使自我革命取得更大成效。

“四大挑战”是我们党勇于解决自身问题的直接体现。提出“四大挑战”，把“四大挑战”“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作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就是为了表明在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们不仅要经受“四大考验”，还要警惕“四种危险”，同时也要深刻意识到，我们党在执政能力、领导水平、队伍素质、拒腐防变等方面都存在差距和不足。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只有勇于面对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未雨绸缪，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把矛盾消解于未发之时，才能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把握历史主动。

（执笔：肖贵清）

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推进作风建设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投资）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保障。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中船投资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思想淬炼筑牢作风建设根基，从“心”抓起，固本培元。

在对标看齐中校准“航向”。中船投资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组织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指导工作，持续完善“传达学习、研究部署、推动落实、督促检查、报告反馈、跟踪问效”全流程闭环机制，推动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研判作风突出问题、纠治作风顽瘴痼疾的落实举措，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理论滋养中夯实“根基”。中船投资坚持集中教育和经常教育相结合，构建完善三级联学机制。推动党员干部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常态化落实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主题读书班以及“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等制度，原文原句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同步运用“学习强国”“中船e学”等平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走深走实走心。

在正反两方面教育中筑牢“防线”。中船投资坚持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以正面典型为标杆，汲取精神力量，组织学习黄旭华院士先进事迹“四学四做”活动，赴杨靖宇干部学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培训，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弘扬船舶精神、激励担当作为。以反面典型为镜鉴，防止思想松懈，每年召开警示教育会，通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观看《迷航人生》系列警示教育片，印发《警示案例选编》，参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用好“身边人身边案”鲜活教材，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

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

作风建设不是“空中楼阁”，必须紧密联系实际，聚焦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中船投资在严和准上下功夫，以关键人、关键事、关键时为着力点，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管好“关键人”，把住权力源头关。中船投资坚持抓住“关键少数”，定期与各级“一把手”谈心谈话、开展述责述廉，督促以上率下弘扬严实作风。紧盯“一把手”和班子成员带头严格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通过民主生活会、监督选人用人、核查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等做深做实监督。加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及重点敏感岗位人员日常监督和管理，建立“廉洁谈话+警示教育”常态化预警提醒机制，每年开展廉政家访，推动投资项目负责人践行一项目一承诺，签订廉洁从业承诺书，明确作风纪律要求，强化廉洁风险源头治理。

管住“关键事”，抓早抓小防未病。中船投资紧盯重点业务和重点项目，将廉洁风险防控融入日常管理流程，嵌入权力运行和内部控制的各个层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聚焦产业投资、资本运营、基金业务、保理业务、保险经纪业务等重点领域，依托“制度+信息化”监督模式，从项目预立项、审批、合同签订至财务付款开展穿透式监督，对日常监督和专项检查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将作风建设纳入日常监督，每年完善党员干部职工作风建设和工作纪律负面清单，围绕投资项目、经费管理、办公用房、福利补贴等18个方面细化187条“禁为”事项，以“负面划界”形式明确作风纪律红线。

管在“关键时”，紧盯风险易发期。中船投资坚持抓节点与抓日常相结合，持续用好“节前教育提醒、节中监督检查、节后总结整改”工作机制。每逢重要节点，节前下发通知提出纪律要求，开展廉洁提醒谈话；节中针对“四风”突出问题开展监督检查；节后紧盯业务审批和财务报销，严把合法合规性审核关。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健全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必须依靠制度管根本、管长远。中船投资坚持健全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

细化落实“任务书”，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中船投资坚持作风建设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以“责任链”扣紧“落实链”，形成严负其责、齐抓共管、环环相扣的作风建设工作链条。各级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点任务亲自推动。班子其他成员、党员领导干部认真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分管部门作风建设，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抓好作风建设各项工作，对分管部门和单位党员干部从严教育管理监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形成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强化规范“硬约束”，织密扎牢制度篱笆。中船投资坚持将制度建设贯穿企业治理、作风建设全过程，一手抓建章立制、一手抓贯彻执行。制定和修订业务招待、公务用车、履职待遇、差旅费使用管理、礼品礼金登记上交及使用纪念品、宣传品管理等制度规定。强化制度执行，坚决维护制度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落实不力、推进缓慢、工作成效不明显的，坚决从严查处，把对个别“风险点”的防控拓展为制度覆盖的“防护网”，努力实现作风建设从治标到治本的转变。

构建联动“防火墙”，健全完善监管体系。中船投资充分发挥业务监督、审计监督和纪律监督“三道防线”作用，推动健全“监督+监管”“专责+专业”联动机制，聚焦违规吃喝、公车私用、公务接待等问题开展联合督查，建立定期会商研判机制，切实织密监督网络、拧紧责任链条，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监督合力。健全完善监督事项清单，涵盖纪检、组织人事、审计、财务、综合管理等职能部门监督内容，推动职能部门在问题线索移交、专项治理反馈、监管平台信息共用等方面畅通对接渠道、优化协同模式，推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

以作风建设成效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风建设成效好不好，关键看发展实绩。中船投资坚持践行正确政绩观，以钉钉子精神为实现“十五五”开局起步、支撑和助力中船集团高质量发展踔厉奋发、贡献力量。

吹响开局起步“冲锋号”。中船投资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准确把握新形势新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编制完善“十五五”发展规划，践行职责使命，强化功能定位，聚焦主业、做强实业、做精专业，赋能产业发展、突出价值创造，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

书写改革发展“新篇章”。中船投资坚持把改进作风养成落实到提高经济效益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各环节中，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各项部署中。紧扣“两个A级”目标，持续拓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布局，深耕产业赋能强化资本运营战略支撑，扎实推进基金组建和运营管理，持续做优做强保理业务，不断提升保险经纪服务水平。巩固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成果，健全完善公司治理体系，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数智化转型步伐，攻坚克难、挖潜增效，推动把严实作风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砥砺担当作为“实干者”。中船投资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鲜明树立以实干求实绩的导向，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实”字当头、“干”字为先。一方面，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加强督促检查、跟踪问效，锤炼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另一方面，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以实干清风涵养清朗生态，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干事者撑腰，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队伍保障。

（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廿载逐浪映初心 向海图强赴深蓝

绿色低碳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更是航运行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作为中国华电唯一航运企业，2006年华远星海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黄浦江畔扬帆启航。20年来，公司党委胸怀“国之大者”，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对接能源强国、交通强国、海洋强国建设部署，落实“双碳”战略目标，牢记央企职责定位，把服务国家能源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依托中国华电全产业链优势，在寒潮酷暑等考验面前做到“船舶不停航、保供不停歇”，累计承运保供电煤超3亿吨，筑牢沿江沿海能源运输水上“压舱石”。历经“从零起步”到“出海突破”再到“向海图强”的跨越，走出一条党建领航、保供为本、科技赋能、链上协同、向新向绿的发展路径，为能源航运行业低碳转型贡献央企实践力量。

安全赋能船队绿色蝶变

能源水上运输是保障国计民生的关键链条，必须统筹好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双重任务。公司党委坚持保供、转型一体推进，牢牢守住能源保供和安全生产底线，以技术革新挖掘存量船队节能降碳潜力。20年来，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安全理念，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实现船舶由外部托管向自主管理转型，创下多年安全生产长周期，先后斩获交通运输部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国家海事局“安全诚信公司”等行业荣誉。以技术革新破解传统航运能耗排放难题，把节能降碳融入船舶运维全链条，创新船舶7S管理，多措并举推动船队节能减排。建强船舶管理信息系统与智能监控平台，为船舶装上绿色航行的“智慧大脑”，推动传统船队向智能化、绿色化迭代升级，以技术赋能夯实能源运输绿色发展根基。

运力迭代打造智能船队

绿色船队建设是航运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载体，推进航运绿色低碳发展，必须坚持存量优化与增量提升并举。20年来，紧跟行业绿色发展趋势，坚持“新增优质运力+淘汰老旧运力”双向发力，分批淘汰高能耗、高排放老旧船舶，有序出清高龄落后运力，加快推进船队结构低碳化重塑。抢抓绿色航运发展窗口期，新造2艘6.5万吨高效节能散货船提前半年投运，实现交付即保供、运营即减碳，切实提升能源运输效能与绿色运营水平。前瞻布局低碳燃料船舶赛道，签约建造2艘8.5万吨甲醇预留散货船，着力打造“沿海低碳燃料船+内河新能源电船”的绿色船队格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开辟内河电动船舶新赛道，助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提升，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能源央企船队绿色升级样本。

产业融合构筑绿色生态

航运绿色转型不是单一企业的“单打独斗”，离不开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20年来，公司党委充分发挥链上企业作用，构建互利共赢的绿色航运产业生态。立足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依托华电绿色航运产业发展联盟平台，与华电湖北公司深度协同，探索推进电动船舶运输业态研究与开发，共同推动“长江干线绿色智能船舶充换电一体化”交通强国示范场景项目落地。与产学研单位协同创新，围绕甲醇燃料应用、电动船舶动力系统、智能航行控制等关键方向开展联合攻关，推动“船舶绿色化、港口智能化、航线低碳化”。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织就贯通南北、联动长江、联通海外的水上能源运输网络，以“一体两翼五中心”的运营格局，闯出一条稳定可靠的水上能源大动脉，打造资源共享、价值共创的产业生态圈。

强基铸魂汇聚奋进合力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推动能源航运高质量绿色发展，必须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20年来，公司党委传承红色基因，常态化与上下游企业、产学研单位党组织联建共建，推动党的建设与绿色转型发展、产业协同攻关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坚持品牌建设与文化培育同频共振，孕育形成了具有航运特色的“华远星现象”，铸就了专业敬业、敢打敢拼的海上堡垒，用江海大爱践行央企责任，让“华电流动名片”更加闪亮。连续15年获评“上海市文明单位”，多项成果入选国资委、中电联优秀案例，凝聚起向新向绿的强大精神合力。

站在企业成立20周年和“十五五”谋篇布局的双重历史节点上，公司党委将始终牢记央企使命担当，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胸怀“国之大者”，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坚定不移走好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持续做强能源保供主业，深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绿色智能船队建设，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努力当好国家能源安全的坚定守护者、航运绿色转型的积极实践者、能源运输低碳发展的先行探索者，在万里江海之上奋楫扬帆，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海洋强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能源航运新力量。

（华远星海运有限公司党委）

依托平陆运河赋能中国—东盟产能合作高质量发展

2026年9月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9月17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平陆运河为中国—东盟合作提供物理连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中国—东盟汇聚合作动能，二者共同描绘了以高水平开放深化中国—东盟合作的生动实践图景。制造业作为当前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重要领域，已成为东盟各国的关注焦点。依托平陆运河赋能中国—东盟产能合作，是持续筑牢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根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因此，可依托平陆运河从重塑产业空间布局、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体系、深化制度型开放三个维度系统发力。

依托通道经济重塑产业空间布局，培育面向东盟的制造业集聚极。一是以“叶脉式”向海产业空间结构为指引，构建面向东盟的向海制造业体系。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重点布局新能源材料、海洋船舶与装备、绿色化工、有色金属精深加工等大运量、适港适水型产业。二是打造覆盖“西南腹地—北部湾—东盟主要港口”的一站式综合物流服务平台，统筹推进各级码头、船闸、铁路专支线等建设，打通铁路进港“最后一公里”，形成“江铁海”多式联运硬联通。同时，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压缩物流成本。三是深入推进“东盟原料+广西深加工+国内外市场”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利用运河的集聚与辐射双重效应，推动过境流量转化为本地产业增量。

构建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体系，推动产能合作由单向转移转为双向嵌合。第一，依托运河实施“链主企业引领+供应链企业配套”的双向布局。借鉴上汽通用五菱在印尼的“跨海搬链”经验，鼓励在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领域的链主企业以运河为轴，组建跨境产业联盟，推动整车组装、关键零部件、原材料精深加工在运河经济带与东盟国家的重点园区之间进行梯度分布，实现从产品输出向产业链协同出海转型。第二，依托运河沿线园区承接“两国双园”模式的升级拓展。以中马“两国双园”、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为支点，构建“运河临港园区+东盟产业园区”双园联动机制，推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电池、金属新材料等项目落地。同时，布局运输仓储、分拨中心、跨境电商综试区等服务业态，使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的原料—零部件—生产成品依托运河实现更高效的组织和流转。第三，健全跨境物流支撑与供应链韧性网络。发挥平陆运河连接北部湾国际航线与中国内陆综合运输网的功能，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东盟海洋型国家提供江海联运新选项，为老挝等东盟内陆型国家打通中老铁路—北部湾港—运河的复合通道，形成多点互济的区域物流格局。

深化制度型开放与规则衔接，降低跨境产能合作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是进一步推进原产地规则累积与标准互认。充分释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升级议定书协同增效红利，推动区域累积原产地规则落地，使中国—东盟区域内生产的中间品价值得到充分累积，激励区域内企业在运河沿线布局面向东盟的中间品生产与出口基地。同时，加快数字贸易领域电子发票标准统一、绿色经济领域碳足迹追溯体系建设，破解跨境中间品流转的技术标准壁垒。二是加快建设智慧口岸与“单一窗口”软联通体系。依托中国—东盟信息港，加快推进交通、海关、海事、边检等部门数据共享，扩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应用覆盖面，加速推广全境、全流程无纸化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化举措，进一步压缩区域货物通关平均时长。三是完善面向东盟的开放型制度供给。加快边境金融开放门户建设，扩大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大力开发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工具。依托东博会“展会+产业”“投资+贸易”机制，畅通中国与东盟制造业企业间的信息交互与资源配置渠道，加速中国与东盟国家各类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通过制度型开放，系统性降低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进一步发挥中国—东盟产能合作的“通道优势”。

（作者系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

构建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

教育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之一，在人口新形势下，需做好教育资源配置的前瞻研判、动态调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围绕构建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适应人口变化新形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过去较长时期，我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主要任务，是在快速城镇化、学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教育需求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解决“有没有”“够不够”的问题，学校建设、教师补充、经费投入、学位供给，大多围绕规模扩张展开。然而，随着出生人口变化、人口流动格局调整、城乡空间结构重塑，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正在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阶段。人口变化带来的不再只是总量增减，而是学龄人口在不同区域、不同学段、不同时间节点上的梯次变化和结构性分化。《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完善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教育资源配置必须从单纯扩大供给，转向精准预警、统筹调配、弹性使用和提质增效。

人口变化正在重塑教育资源配置的时空结构。人口变化对基础教育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学前教育、小学、初中、高中学龄人口并不会同时达到峰值，而是呈现明显的先后顺序。这种梯次变化意味着，不同学段面临的压力并不相同，有的学段已经进入生源回落期，有的学段正处于或即将进入入学高峰，有的学段则将在未来几年面临学位供给紧张。如果教育资源配置仍然沿用静态规划思路，就容易产生“高峰时不够用、回落时空置多”的矛盾。

其次，人口增减分化使教育资源错配更加突出。当前，人口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区和就业机会较多地区集中，一些人口流入地学位紧张、校舍不足、教师编制偏紧，而部分人口流出地出现生源减少、学校规模缩小、校舍利用率下降等问题。即便是同一省内，不同市县之间也可能出现明显差异。县域之间、城乡之间、城区内部不同片区之间的学位供需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最后，教育资源配置面临总量、结构、时序三重挑战。总量上，部分地区学位供给可能趋于宽松，但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压力减轻；结构上，学段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公办与民办之间、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资源配置仍需优化；时序上，人口高峰具有阶段性，现在新建的学校、补充的教师、增加的编制，必须考虑未来人口回落后的可持续使用。因此，适应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不能停留在“增减学校数量”的表层调整，而应牵动教育治理体系的深层变革。

从按规模配置转向按人口流动和质量需求配置。长期以来，教育资源配置较多依赖户籍人口、历史基数和固定编制标准。这种模式在人口相对稳定、流动规模较小的时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人口跨区域流动加快、学龄人口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其局限性逐渐显现。一些地区按户籍人口规划学位，难以充分覆盖实际常住人口的就学需求；一些学校参照以往在校生规模配置教师，很难及时应对短期入学高峰；一些地方沿用静态班额标准规划校舍，缺少应对学段生源波动的弹性空间。

适应人口变动，教育资源配置逻辑需要进行三个转变。一是从静态规划转向动态预警。教育资源配置不能等到学位明显不足或学校明显空置时才作出反应，而应建立前瞻性监测机制。通过推进教育、公安、卫健、人社、统计等部门的数据协同，对出生人口、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学龄人口进行连续跟踪，形成分区域、分学段、分年度的学位供需预测，使学校建设、教师补充、经费安排更加精准。二是从县域分散统筹转向区域协同统筹。我国基础教育长期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调动县级积极性、落实属地责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对人口跨县域流动、学段错峰达峰和区域资源不平衡等问题，仅靠县域统筹已显不足。有必要在坚持县级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强化市级统筹功能，推动学位规划、教师编制、经费投入、学校布局在市域范围内更加协同。三是从数量满足转向质量提升。人口变化既带来压力，也提供窗口。生源回落地区可以借机降低班额、改善师生比、优化课程实施；学位紧张地区可以通过挖潜扩容、集团化办学、共享资源等提高供给效率。资源配置不能只关注“学位够不够”，还要关注“教育质量是否提升”“学生获得是否更加公平”“教师发展是否更有支撑”。

完善政策性调整机制，增强资源配置的前瞻性和统筹性。适应人口变化，首先需要建立更加灵敏的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人口数据、户籍数据、出生登记数据、常住人口数据、学龄儿童数据之间如果缺乏有效衔接，就难以形成准确判断。应推动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建设覆盖国家、省、市、县多级的学龄人口监测平台，定期发布分学段的学位供需形势研判。预警机制的价值不只是给出单一数字，而是要帮助地方政府提前识别风险：哪些地区未来几年小学学位可能紧张，哪些地区初中即将迎来高峰，哪些乡村学校需要保留或优化，哪些片区可以通过存量改造满足新增需求。

在此基础上，应强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的市级统筹能力。市级统筹并不是取代县级责任，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平衡资源。对于学位建设，市级可以统筹编制区域学校布局规划，避免相邻区县各自建设、重复投入或供给不足；对于教师编制，可以探索建立市级或省级编制周转池，缓解部分学校短期缺编与部分学校编制富余并存的问题；对于经费投入，可以推动财政教育资金更多与常住人口、实际在校生规模和办学绩效挂钩，减少因人口流动造成的资源错配。

教师资源配置是人口变化趋势下最需要制度创新的重点之一。教师编制具有较强刚性，学校布局调整、学段变化、生源波动都会带来编制使用难题。一方面，一些人口流入地学校教师紧张，短期难以补充；另一方面，一些人口流出地学校编制相对富余，教师发展空间受限。对此，应进一步深化“县管校聘”改革，完善教师跨区域、跨学校流动机制，推动编制资源从“学校所有”向“区域统筹”转变。同时，探索教师跨学科、跨学段培养和使用机制，在初中高峰到来时，支持符合条件的小学高年级教师经过培训后参与初中相关教学支持；在高中学位扩容时，统筹区域内优质师资开展帮扶。教师流动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配套待遇保障、专业发展、职称评定和生活支持等措施，避免把教师调整变成简单行政调配。提高中小学校、幼儿园教师的学历层次，有助于教师的跨学段流动。

经费配置机制也需要同步优化。教育经费安排应更加注重人口流动趋势，既要保障人口流出地基本教育服务水平不降低，也要支持人口流入地扩大有效供给。对于生源减少的地区，不能简单按学生人数机械削减经费，而应建立必要的保底机制，确保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正常运转；对于学位紧张的地区，可通过改扩建、资源共享、购买服务等方式增加供给。经费政策应当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既防止资源闲置浪费，也防止因人口变化削弱薄弱地区的教育保障。

分类指导是政策调整的重要方法。学前教育和小学阶段，若出现生源回落，应抓住窗口期推进普惠优质资源扩容，适度推进小班化教学，改善师幼比和师生比，提高保教质量和课堂质量。初中阶段面临阶段性高峰，应以挖潜为主，通过校舍统筹、集团化办学、教师调配、功能教室共享等方式平稳度峰。高中阶段应重点扩大优质普通高中供给，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防止优质资源过度集中。乡村教育要坚持底线思维，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不能把人口减少简单等同于撤并学校。

坚持基层创新探索，把人口压力转化为治理效能。政策调整提供方向和机制，基层创新决定落地效果。近年来，一些地方围绕人口变化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呈现出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转变的趋势。这些探索虽形式不同，但共同指向一个目标：提高存量资源使用效率，增强教育资源配置的弹性，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动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双提升。

一是探索弹性学位供给，缓解学段错峰压力。一些地区在学校规划建设时，不再把学校功能完全锁定在单一学段，而是预留学段转换空间。例如，在初中入学高峰期间，部分新建或改扩建学校优先满足初中学位需求；待初中高峰回落、高中学位需求上升后，再逐步调整为高中阶段使用，地方称之为“潮汐学校”。这打破了学校与学段之间的刚性绑定，使同一处校舍资源能够在不同时期服务不同学段。这一做法的意义在于，既避免高峰时期匆忙新建、回落之后长期闲置，也提高了公共教育设施的长期使用效率。弹性学位供给需要前期规划支持，包括校舍功能兼容性设计、师资储备、课程衔接和安全标准保障等。

二是推进小班化教学，把生源减少转化为质量提升契机。在生源回落地区，适度降低班额有利于教师更加关注学生个体差异，改进课堂互动，加强作业反馈和个别化指导。小班化不是简单减少学生人数，更不是“人少了就自然好”，而应同步推进教学方式变革。教师需要从以讲授为主转向更加重视学生参与、探究学习和差异化支持；学校需要完善课程安排、评价方式和教研机制；教育行政部门需要提供相应师资培训和资源支持。只有这样，小班化才能真正成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制度安排，而不是被动应对生源减少的权宜之计。

三是推动跨学段资源共享，提高存量设施利用率。一些地方探索小学、初中、高中之间共享体育场馆、实验室、图书馆、艺术教室等资源，推动相邻学校组建教育资源共同体。在初中学位紧张而小学部分教室富余的时期，可通过功能调整、安全改造和管理协同，实现校舍资源跨学段使用。集团化办学也为资源共享提供了组织基础。深化基础教育集团化改革，通过优质学校带动成员校，可以在课程开发、教师教研、学生活动、管理服务等方面形成协同，减少因人口波动造成的资源碎片化。跨学段共享的关键，是建立清晰的管理边界和安全责任机制，避免因资源共享影响正常教学秩序。

四是推动闲置校舍再利用，防止公共资源浪费。人口流出地出现闲置校舍后，处置方式直接影响教育公平和社会观感。简单关闭或长期闲置，既造成资源浪费，也可能削弱乡村公共服务能力。可因地制宜探索多种再利用途径：有的可转为跨学段教学点或课后服务场所；有的可用于托幼、社区教育、青少年活动；有的可与优质学校结对，成为集团化办学成员校或教师研修基地；有的可在保留教育功能的基础上，与乡村文化、体育、养老服务等功能实现复合利用。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应坚持教育优先、公益导向和安全底线，防止偏离公共教育属性。

五是优化乡村小规模学校和寄宿制学校布局。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必须慎之又慎。撤并学校会直接影响学生就学距离、家庭负担和乡村公共服务生态。对于确需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通过师资流动、数字资源、经费兜底、结对帮扶等方式保障办学质量；对于乡镇寄宿制学校，应完善食宿条件、心理关怀、安全管理和家校沟通机制。乡村教育不仅要解决“有学上”的问题，更要解决“上好学”的问题。人口减少不能成为降低乡村教育标准的理由，相反，应通过更加精细化的资源配置，让乡村学生获得更有温度、更有质量的教育。

把握政策边界，防止资源配置调整中的偏差。适应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调整，必须警惕几种倾向。一是防止简单撤并学校。学校撤并涉及学生通勤、家庭成本、乡村社区发展和教育公平，不能仅以生源数量作为唯一依据。撤并前应充分论证，听取家长、教师和社会意见，做好交通、住宿、心理适应等配套安排。对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应给予稳定支持。二是防止“峰后浪费”。新建学校、扩充学位必须建立在科学预测的基础上，避免为应对短期高峰过度建设。学校规划应增强功能弹性，预留转换空间，提高长期利用率。三是防止教师流动形式化。教师编制周转、跨校任教、集团内流动，如果缺乏激励机制和专业支持，容易流于行政命令。应完善教师发展通道，保障待遇水平，尊重教师专业自主性，使流动成为促进教师成长和学校改进的过程。四是防止数据预警脱离治理。学龄人口监测平台不能停留在技术展示层面，而应与学校布局规划、财政预算、编制管理、招生政策相衔接。预警结果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政策行动，形成“监测—研判—决策—评估—调整”的闭环。五是防止忽视教育公平。人口变化背景下，资源更容易向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区集中。政策调整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支持人口流入地扩大供给，也要保障人口流出地基本教育服务，防止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校际差距进一步拉大。

构建“预警、统筹、弹性、提质”的资源配置新机制。面向未来，适应人口变化的教育资源配置，应逐步形成一套稳定、可持续的基础性制度框架。一是精准预警机制。通过跨部门数据协同，建立分区域、分学段、分年度的学龄人口监测体系，使教育资源配置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支撑，从事后补救走向事前规划。二是区域统筹机制。在坚持“以县为主”的基础上，强化市级统筹功能，推动学位规划、教师编制、经费投入、学校布局在市域范围内协同配置，提高资源跨区域调配能力。三是弹性供给机制。通过“潮汐学校”、跨学段共享、功能复合、集团化办学等方式，增强学校、教师、校舍、经费等资源的弹性，使教育系统能够更好应对人口波动。四是质量提升机制。把人口变化窗口转化为教育改革契机，推进小班化教学、课程课堂改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评价改革，使资源配置调整最终服务于学生全面发展。

人口变化正在深刻改变基础教育的外部环境，也倒逼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适应这一变化，不能只做减法，而是要推动结构优化和制度创新。政策性调整解决的是方向、机制和底线问题，基层创新解决的是路径、效能和活力问题。只有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结合起来，把数据预警与治理行动衔接起来，把资源效率与教育公平统一起来，才能在人口变动背景下建设好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教育资源配置要突出动态性均衡性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总量收缩、结构深度转型、空间格局重塑的新阶段。推动教育资源配置转向前瞻研判、动态调整，是人口新形势下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效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应有之义。2026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有关工作，明确提出“加强区域人口发展分类指导”“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与常住人口变化动态适配”，为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指明了方向。

人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基础变量，教育是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统筹资源配置动态效能与教育均衡公平，成为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从时序演化看，受历年出生人口波动影响，我国学龄人口变化呈现“学段次第达峰”的排浪式传导特征。小学在校生规模已达峰值，初中学龄人口正迎来峰值，普通高中、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分别于2029年、2032年接续达峰。这意味着，延续事后应对、被动响应的治理模式，极易陷入“峰期”学位紧张、“谷期”资源闲置的困境，难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从空间格局看，学龄人口集聚进程显著快于常住人口城镇化进程，义务教育在校生城镇化率已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随着人口持续向中心城镇集聚，人口流入地学位供给承压、人口流出地资源闲置的两极态势日益凸显。“城挤乡空”矛盾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以户籍人口为基数、以行政区划为配置单元的属地静态供给模式，难以适应人口格局的动态变迁。

动态适配，核心是提升资源供给对人口空间重构的响应效能，破解供需时空错配难题。当前，深化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体制机制改革，难点在于跨学段、跨区域要素流转仍面临多重壁垒。在校舍空间供给上，不同学段办学设施执行独立建设标准，普通教室与学科实验室功能配置相互区隔，难以直接跨学段复用。在师资资质层面，教师资格实施学段分类准入，现阶段“县管校聘”改革虽打通了县域内城乡师资轮岗通道，但尚未形成跨学段调配的转岗研修与资质衔接机制，师资难以实现向需求增长学段的有序流转。在财政事权划分层面，“钱随人走”的经费可携带机制仅覆盖公用经费，教师薪酬、校舍建设资金作为地方财政刚性支出，难以跟随生源流动同步调整。义务教育“以县为主”、普通高中市县分级办学的制度安排，进一步导致跨学段、跨区域的资源统筹调配缺少资金支撑。多重壁垒叠加交织，教育资源供需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亟须从制度层面统筹协同、系统推进。

分类指导，即立足区域人口分化格局，以差异化治理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必须守住底线，坚决防止以拉大城乡、校际教育差距为代价，切实保障农村学生、随迁子女等重点群体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人口流出县域，不能简单按生源降幅同比例压减师资与经费，应依托学区集团、教师走教、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稳固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的办学根基；在人口流入城镇，应将随迁子女纳入规划与财政保障，持续化解大班额，破除常住地入学隐性壁垒。此外，人口收缩客观上为生师比优化提供了空间，释放的富余资源能够更好地支撑小班化教学和个性化育人。闲置教育资源还可向普惠托育、特殊教育、社区教育拓展，打造多元协同的教育生态，助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构建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推动供给模式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布局转变，关键在于统筹好动态性与均衡性的辩证关系。应坚持以均衡约束动态调整、以动态调整赋能均衡提质，将学龄人口峰谷交替的发展变量转化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增量。一是搭建多源数据整合的学位预警体系。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汇聚户籍、出生人口、学籍等多源数据，动态监测学龄人口走势，预判各学段学位的供需情况，精准识别供需状态，统筹推进学校扩容、班额调控与资源调剂，推动教育治理模式向前瞻布局转型。二是探索弹性适配的“潮汐学校”模式。把握学龄人口梯次传导、学段错峰达峰规律，优化县域中小学建设标准，推行多学段兼容、弹性预留的建设思路，预留校舍功能转换与扩容改造空间，规避“短期紧缺、长期闲置”的低效建设，并因地制宜引导地方试点探索，长效适配学龄人口波动。三是健全师资均衡配置机制。统筹增量优化与存量盘活，持续推进集团化办学、城乡教师轮岗，缩小校际、班级间师资差距；建立跨学段教师转岗培训长效机制，依据生源变动统筹调配师资，提高师资配置效能。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小型无人机在城市防御作战中的应用

城市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来是战争中攻防双方争夺的焦点。随着无人机技术的普及，小型无人机已从战场“新锐”演变为常态化威胁。在高楼密布、街巷纵横的城市环境中，防御方如何应对“低慢小”目标渗透突袭配合的地面进攻，已成为现代城市防御作战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小型无人机不仅是进攻利器，在城市防御作战中同样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侦察预警，织密城市低空的预警天网。

防御作战，预警为先。小型无人机数量多、成本低、部署灵活，能有效弥补传统地面雷达网和固定监控系统的盲区，构建全域多维的侦察预警网络。

低空区域监视。防御方可将搭载多源传感器融合的无人侦察机部署在城市要点要域上空，采取定点巡航、区域巡飞等方式，对低空空域实施不间断监视。重点覆盖高层建筑顶部、狭窄街巷通道及地下设施入口等，实时构建全维战场态势图，有效提升战术级态势感知，为己方预警响应、火力配系调整、障碍设置与伪装提供决策依据。

建筑内部渗透。针对封闭空间，无人机利用小型激光雷达与即时定位与地图构建（SLAM）实时建图，可在无信号条件下实现自主导航与障碍规避。其搭载的红外热像仪及高灵敏度拾音器，可穿透烟雾与黑暗，精准识别生命体征、武器及爆炸装置，显著降低行动人员暴露风险，为城市巷战、渗透等复杂场景提供高效精准的战术情报支撑，防御方借此可提前发现敌攻击分队在楼宇、地下管网等地的隐蔽集结和进攻企图，进而针锋相对挫败对手。

频谱测绘与电子侦察。无人机搭载宽带频谱分析仪与电子支援措施载荷，对战场电磁环境进行空间频谱扫描。通过测向定位与信号调制识别，精准测绘敌通信节点、雷达部署及电子干扰源分布，辅助生成电磁态势图。也可利用己方小型无人机隐蔽尾随敌返航无人机追踪其降落点、截获敌方无人机模拟视频流并与地图比对还原飞行航线，分析天线架设的制高点推测敌方飞手掩蔽部位置，为后续频谱管控及打击提供高价值目标指示数据。

第二，空中拦截，夺取城市低空的制权优势。

城市防御作战，敌方小型无人机蜂群和低空来袭目标威胁日甚。拦截此类目标可遵循“先软后硬，协同增效”的原则，构建多层次、自适应、高效费比的无人机防御体系。

软杀伤拦截。以电子战手段瘫痪或驱离敌无人机，是空中拦截的主动前置环节。典型手段包括：导航信号诱骗，防御方通过无人机搭载GPS诱骗设备，发射伪造卫星信号，令敌无人机接收虚假位置信息，诱其偏离预定航线，降落至我方指定区域；链路协议破解，电子战无人机升空后对敌无人机常用通信频段实施大功率噪声压制或协议攻击，切断敌飞手与无人机之间的遥控与图传链路，致其迫降或坠毁。

硬杀伤拦截。硬杀伤是软杀伤失效后反无人机防御体系的兜底环节，通过多层毁伤拦截网及协同拦截手段完成对漏网目标的摧毁。主要采取以下方式：动能撞击，防御方拦截型无人机以自身为“动能弹头”，通过精确航路规划直接撞毁来袭无人机；机载武器打击，无人机搭载高功率微波武器进行反无人机作战，如搭载“墨菲斯”高功率微波系统的“阿尔提乌斯-600”小型无人机可击落4千米范围内的小型无人机；物理捕获，拦截无人机挂载编织网、捕爪或降落伞等非致命捕获装置，在接近敌方无人机后实施物理缠绕或捕获。

引导协同拦截。防御方无人机充当“空中哨兵”，通过侦察定位和信息分发，引导地面或空中火力对敌无人机实施协同拦截。具体运行机制有：A导B打，无人机不直接发射弹药，而是通过侦察定位、激光照射等方式，为其他火力平台提供目标指示和弹着点校正；蜂群协同围堵，其本质是实现从“单打独斗”到体系化智能作战的转变，通过智能系统引导己方无人机群协同完成对敌无人机（群）的拦截。

第三，地面抗击，粉碎敌地面攻势的钢铁洪流。

现代战争实践证明，小型无人机已成为遏制瓦解地面进攻的重要手段，其作用机制从感知打击链路扩展、集群突防压制、低成本精确毁伤等方面，推动防御作战向分布式、动态化、智能化转型。

赋能地面主战平台。无人机嵌入地面主战平台的火力与指挥链路，形成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模式，使坦克、自行火炮等主战装备由单一突击平台升级为具备超视距感知与打击的火力节点，坦克可通过曲射方式压制甚至摧毁12千米外的目标，作战效能大幅提升。

自杀撞击式打击。无人机或巡飞弹携带战斗部，直接撞击目标引爆摧毁，以侦察引导、精确命中、弹药殉爆为基本打击流程，凭借低成本和高精度成为瓦解装甲目标地面进攻的重要手段。可采取察打一体作战模式，无人机锁定敌坦克、步战车等时敏目标，飞手规避城市障碍和电磁干扰，对行进中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打击方式亦可调整，如双/多机协同接力打击，第一架炸开目标顶部或侧翼防护网，后续无人机穿过缺口继续攻击，直至彻底摧毁目标。

蜂群协同式打击。城市防御作战中，无人机蜂群通过多机协同、多波次突防与诱饵加主攻混合编组，对进攻方的重要目标实施饱和压制，以数量优势突破火力通道限制，并借助动态重构与容错机制，在部分无人机战损后仍可重新分配任务，保持打击连续性。典型战法包括：饱和式突击，凭借数量优势形成压倒性火力；诱饵式突击，以诱饵无人机欺骗、干扰、消耗敌防空火力，为主攻无人机创造战机；异构集群协同突击，侦察、干扰、攻击型无人机并行协作，按不同任务需求灵活调整打击流程。

第四，作战保障，筑牢城市防御的坚实后盾。

无人机在城市防御作战中不仅能有效弥补传统侦察盲区、丰富打击手段、提升作战效费比，在作战保障方面也有广泛应用。

信息保障。城市防御作战，信息保障需应对建筑遮蔽、非视距传播、电磁拥挤、多径干扰、多源干扰及平民与目标混杂等复杂约束，构建“感知、传输、处理、决策、行动、评估”的信息闭环。通信保障方面，小型无人机可搭载中继器悬停于建筑上空，充当空中通信节点，恢复被楼宇遮挡或敌方干扰阻断的前后方链路；指挥控制方面，小型无人机可以在保证指挥链路贯通的同时提高指挥机构的生存力；综合信息服务方面，无人机采集的多类信息融合处理后，形成统一态势图并按需分发至各防御单元，实现“侦、控、打、保、评”闭环中各节点对战场态势的一致理解。

工程保障。小型无人机能在敌方持续侦察与精确打击威胁下，保持己方工程态势感知能力、维持机动通道畅通、降低己方目标的探测概率，并有效迟滞敌方接近与突击。工程信息保障方面，工程侦察组可利用无人机实时回传障碍配置效果评估、敌方接近路线判断、己方阵地工程状态监控等信息，并辅助生成防御工事配置优化方案；机动保障方面，无人机可穿越城市受阻道路或火力封锁区精准投送配件，加快抢修作业，维持防御体系的完整性；反机动工程方面，无人机可快速飞抵城市街巷、路口和建筑出入口，空投布设地雷或障碍物，甚至还能进入建筑内部和狭窄空间布设诡雷，杀伤和迟滞敌人。

打造军事领域数联环境

军事领域数联环境是指以智能技术为支撑，实现全域数据高效共享与深度融合的军事系统运行生态。数字时代，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数据已成为驱动战斗力生成的核心要素。打造军事领域数联环境，以数据为纽带，贯通军事系统运行全链路各环节，推动跨军地、跨军兵种、跨领域间的智能协同与一体联动，不仅是加速先进战斗力建设、适应战争形态演进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体系聚优、抢占制胜先机的重要依托。

强化顶层设计规划

军事领域数联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强化顶层设计规划是统领全局、把准方向的重要依托。

以顶层设计明确目标方向。军事领域数联环境建设涉及技术、装备、人才、制度等多个维度，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明确数联环境建设的整体目标和方向，才能确保各部门同向发力、各项建设任务按照统一规划有序推进。以顶层设计统一体系架构。区分各领域、各层级数联需求，明确数联环境的层次结构、功能模块、运行机制，规范指挥链、建设链、管理链、监督链、保障链的数据流转路径，构建形成清晰、开放、可扩展的体系架构，确保将数联环境建设成为有机协同的整体，而非各类软硬件的零散堆砌。以顶层设计统筹资源分配。通过顶层设计规划，可以更科学合理地统筹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各类建设资源，优化资源投向投量，盘活存量资源，减少资源闲置与重复投入，最大限度提升资源配置使用效率。

核心是构建统一数据底座

数据是数联环境的“血液”，数据底座则是打通多源数据壁垒、实现全域数据汇聚融合、充分释放数据价值的关键支撑。

以统一数据底座整合数据资源。通过构建统一数据底座，能够将分散在各业务系统、各装备平台中的数据整合起来，打破部门间的体制壁垒和系统间的技术阻隔，消除长期存在的数据孤岛，实现多源异构数据的全量汇聚。以统一数据底座规范数据标准。通过构建统一数据底座，制定统一的接口标准、数据格式、通信协议等，能够确保不同装备、系统和平台间的数据交互有章可循、业务协同高效顺畅，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数联一体。以统一数据底座赋能智能应用。通过构建统一数据底座，按照统一标准处理和存储数据，能够为指挥决策、态势研判、装备运维等多样化军事应用场景输送标准化、全维度的高质量数据，支撑智能化业务应用，充分释放数据价值。

筑牢安全防护体系

这也是打造军事领域数联环境的关键环节。网络安全防线是确保数据可信可用的坚实屏障，是保障数据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高效流转的基础支撑。

以硬件自主可控保障数据载体安全。数据存储、运算、终端等硬件作为军事数据留存的物理载体，是军事领域数联环境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应坚持把硬件自主可控作为底线要求，全面推进国产硬件替代，摆脱核心元器件对外依赖，建立硬件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机制，实现选型、采购、运维、退役全流程闭环监管，杜绝非可控硬件入网运行，从物理源头守住军事数据载体安全底线。

以软件安全可控保障数据传输安全。操作系统、加密软件、通信协议等软件作为军事数据互联互通、流转交互的关键支撑，直接决定数据传输链路的安全等级。应聚焦军事数据跨系统、跨终端、跨场景高频传输特点，自主研发适配军事场景的专用软件，突出对基础操作系统和业务运行软件的安全管控，有效防范数据传输过程中窃听截取、恶意篡改等安全风险，保障数据传输全流程可信可控。

以平台稳定可靠保障数据调用安全。数据管控、业务应用等平台作为军事数据共享共用的重要枢纽，其运行的稳定性、可靠性直接决定数据调用安全。应持续优化各类平台体系架构，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体系，严控跨域数据访问边界，健全数据调用动态管控和追踪溯源机制，强化平台容灾备份和风险预警能力，及时发现并处置越权访问、违规调用、异常操作等问题，牢牢守住军事数据使用安全关口，确保平台能够持续提供优质稳定的数据服务。

建强数据专业力量

人才是驱动军事领域数联环境高效运转的能动主体，数据的汇聚治理、平台运维、安全防护等都离不开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力量支撑。

以需求牵引优化力量布局。紧扣军事领域数联环境建设目标任务，突出数据治理、平台构建、系统运维等关键业务，理顺职能分工，研判岗位能力缺口，科学配置专业力量，不断优化数据领域人才队伍专业结构，推动人才资源向重点业务板块集聚，实现力量配置与建设需求的精准适配。以多元培育提升专业素养。着眼不同岗位对数据专业能力的差异化要求，借力地方数字产业发展优势及高校科研优质资源，拓宽军地协同共育的人才培养渠道，采用“送出去学”与“请进来教”相结合的方式，分层分类开展数据岗位专业技能培训，精准补齐不同岗位人员数据能力短板。以任务磨砺锻造过硬本领。立足演习演练、专项行动、重大活动等多样化任务保障，依托复杂多变的实践场景，全面锤炼数据通联、动态调控、应急处置能力。通过梳理薄弱环节、总结管用经验，促进践悟转化，助推人才成长，锻造一批懂业务、精技术、善保障的数据专业力量，推动军事领域数联环境从“物理连接”向“数据联动”“智能赋能”加快跃升。

一枚印章见证红军长征后勤保障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珍藏着一枚国家一级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印章。印章为银质、圆形，配木方柱钮，整体由印面、印台和印柄组成。印面外圈以两颗五角星为间隔镌刻隶书文字：上部字体较小，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部字体较大，为“财政人民委员”。内圈图案借鉴苏联国徽样式，麦穗环绕地球，地球中间镶嵌着镰刀和斧头，上方高悬一颗五角星。这枚印章由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红军总供给部部长、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的林伯渠掌管，长征途经甘南藏区时遗失，1988年在迭部县电尕镇卡告村村民家被发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选举产生由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统管全国政务，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等人民委员部，邓子恢出任首任财政人民委员。1933年3月，林伯渠抵达中央苏区。8月，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改任副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编入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林伯渠携带这枚印章担负起长征途中保障红军后勤的重任。

长征路上，中央红军的后勤保障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始终不变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长征出发前3个月，中央苏区筹集了150多万元银洋、84万担军粮、8.6万斤棉花、2万多床被毯、20万双草鞋等大量战略物资。中央苏区人多地少，粮食产出有限，军粮全部借自苏区人民本就不多的口粮。正是得益于林伯渠等人的事先筹备和苏区人民的无私奉献，长征初期的粮饷保障是相对充裕的。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的后勤补给主要依靠沿途的购买借用、战场缴获、没收征发等方式获取。进驻遵义期间，红军对反动豪绅、军阀囤积的粮款进行没收征发，仅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家中，就没收了银圆5万多元，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5万多元的香烟等大量物资。1935年1月23日，李富春、林伯渠联名签发《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对处置、取用没收征发物资作出规定。总供给部、总没收征发委员会收拢现款，以市场价格向当地群众采购布匹、药品等物资，组织缝衣工人和妇女群众赶制棉衣、夹裤、绑腿等军需，分发给部队；对于收缴的食盐、粮食、财物，除保障红军自身需求外，还分发给贫苦群众。红军尊重群众利益、严守群众纪律，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群众主动为红军带路、送粮、救护伤员，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遵义会议后，部队整编，撤销各级没收征发委员会，改设没收征发科，林伯渠仍统筹负责筹粮筹款工作。

进入藏区后，中央红军遭遇长征历程中最为严峻的后勤保障危机。正是依靠藏区群众的支援，红军才得以走出雪山草地，胜利到达陕北。由于国民党对红军“妖魔化”的宣传和制定实施的严苛惩罚措施，藏区物产不丰的现状与红军粮食需求巨大的矛盾，加之红军滞留藏区时间过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红军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1935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粮食委员会并恢复总供给部，由林伯渠统一负责，“是日决定恢复总供给部，内分军需、制造、财政、粮秣等四处”。林伯渠等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明纪律要求，制定贴合实际的筹粮政策，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筹集粮草，仅8月15日至25日就筹集粮食40万斤。9月18日，经过腊子口之战，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缴获没收敌人粮食10万斤、盐2000斤，缓解了粮食困境。

这枚印章为何遗失在迭部县？据林伯渠《长征日记》记载，长征途经藏区时，林伯渠曾多次遗失物资。距离印章发现地最近的一次记录，是从俄界到腊子口途中，9月16日“又失一个揹子”，印章大概率随这个背囊遗失于此。虽然这枚印章没能跟随林伯渠走完万里长征，但它成为一份珍贵实物，见证了长征途中红军严守群众纪律、践行群众路线，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各族人民群众拥护支持的鲜活史实。

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

“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出自《晏子春秋·内篇·问上》。齐景公问晏子“谋必得，事必成”是否有“术”，晏子以肯定的“有”字作答之后，给出了一个超越权谋的根本法则：“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齐景公所问的“术”，用心在于“得”与“成”，求的是权谋机变之方；晏子却把讨论的焦点从权谋上引开，指向“义”与“民”。这不是答非所问，而是表明“得”与“成”须从“义”的尺度、“民”的根基上生长出来。

要理解这句话，需要引入“德”的概念，从“德”与“得”“义”与“利”的关系切入。在这四者交织而成的思想系统中，才能看清“义”与“得”的关系，把握“因民”以“成事”的逻辑。

《礼记·乐记》谓“德者，得也”，《礼记·中庸》言“义者，宜也”。《释名》在解释“德”时，把“得”与“宜”结合起来，说：“德者，得也，得事宜也。”四者正由此联结成一个整体，关系也豁然明朗：“义”，是“宜”，是处理事情合宜恰当，让各方各得其所；“德”是“得宜”，是合宜恰当地处理事情之后获得的结果。因此，“义”是尺度，“德”是结果。衡量一件事该不该做的标准是道义，遵循道义的原则与尺度把事情做好，就是立德。由此可知，“德”不是泛泛的道德说教，而是把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处理得宜的实践功夫。分配一件东西，出让一分利益，处理得宜，就是行义；义行日积月累，便成就为一个人的德行。反之，无义之德是空名，无德之义是空谈。所以古人经常“德义”连称。

“义”与“利”相辅而行、相辅相成。《国语·晋语四》有言“义以导利，利以阜姓”，点明道义是利益生发的根基。“阜”，是丰厚、兴盛之意。以“义”规范利益安排，使各方各得其宜，正当之“利”方能长久不竭。可见，“义”是维系长久之利的根本。《左传》“德义，利之本也”一语，恰如以根干喻之：德义为根，利益为枝，根深方能叶茂。此外，还需要区分两种“利”。一种是各得其宜之利，由德义而生，人我俱足、生生不息；一种是损人自益之利，由争而得，此盈彼亏，取之或易，消耗的却是自身根基。只谋后者，得到的越多，失去的也会越多。

谋划以“义”为准绳，就是要依道义摆正利益关系——取舍有度、守正有节，不谋求不义之利，不贪图短期浮财。有些利益看似主动让渡，实则是为了收获人心，而人心是比财物更为根本、更为珍贵的资源。这样的史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以“修德”而得天下的周人为例：始祖后稷教民稼穑，使天下民众得以足食；公刘致力农耕、因地制宜，做到“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古公亶父遭遇戎狄无休止的索求，秉持“有民立君，将以利之”的初心，为保全民众而率族迁徙；文王敬老慈少、礼待贤才；武王克商之后，分封诸侯、散财发粟。周人世代修德，修的正是这种利民安民的道义，最终收获的是百姓归附、天下归心。

反过来，谋度于利则未必能得，因为它打乱了“德义”为本所带来的良性循环。只顾眼前，处处争利，必然导致人心散失；人心散失，利将焉存？秦并六国而一统天下，国力之盛前所未有，然其治国专恃威权、聚敛无度，终致人心离散，二世而亡自有其历史必然。

由此观之，谋义与谋利的分野，不在于是否追求利益，而在于谋划格局的远近。争眼前之利，得小而失大；谋长远之义，让近而得远。“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与其说是道德高下之别，不如说是两种行事逻辑的差异：一种只计一时一地的得失，一种考量的却是人心向背的根本。拘于眼前小利者，每一步都看似占优，前路却会越走越窄；着眼长远大义者，每一步都懂得退让，道路却会越走越宽。孔子所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正是此意。

同样的道理，也蕴含在“事因于民者必成”一语之中。这句话的核心，在一个“因”字，是凭借、顺依之意。晏子此言，本是劝谏齐景公征用民力当有所节制、顺乎民情。凡事皆赖人而成，民众是否愿意同心尽力，关键看其事是否合乎民众的切身利益。让百姓受益的事，百姓自然愿意跟着干，遇到困难也能扛得过去；违背民意的事，即便强行推动，也不过是无源之水，一时做成，也难以长久维系。《荀子》引古训云，“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讲的正是这个道理。民心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一件事做得公不公、实不实，民众心中自有一杆秤；这秤上的分量，最终会变成决定事业成败的砝码。

“因”还有一层深意，即民众本就是智慧的源头活水。一项政策是否管用，必须深入社会实践去总结、去检验。只有深入基层、体察民情，才不会把空想的高楼建造在无法承重的沙地上。更为重要的是，“因”不是“利用”。真正的“因民”，是把民众的目的当作事业的目的，是真心为民众谋福利。只有真正因民之事、为民谋利，才能凝聚人心、同心同德，推动事业走向成功。

“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谋需依义而断，事必因民而成；贯通始终、起统摄作用的，仍然是“德”。《礼记·大学》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强调的正是德义为本，财利为末。“德者，得也，得事宜也。”谋度于“义”，是立德。以“义”为尺度，才能让人各得其宜；事因于民，方能有人心之得，方能有事业之成。齐景公当时问的是“术”，晏子答的则是“道”；而晏子之“道”，恰恰是各种“术”中最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一种。当然，谋义因民并不意味着凡事必定成功；但反过来，背离道义、违逆民心，即便取得一时收益，终究难以持久。

时代在变，做事的条件与方式也在变，但“义”与“得”的因果、“民”与“成”的关联始终没变。面对“得”的诱惑，先用“义”的尺度量一量，问一问是否合宜；面对“成”的焦虑，先认真地想一想，能否获得人民的认可。这两个方面都做到了，纵使一时未得、未成，也已守住了根本，从长远观之，“得”与“成”终究会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从创始者到规则制定者

20世纪初，“西学东渐”推动中国新图书馆运动兴起。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为全国性图书馆专业联络和国际交流提供了组织基础。1927年9月，在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上，一位年过六旬的美国女性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与英、美等14国代表共同签署了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前身）的决议书。她叫韦棣华（1861—1931年），在湖北与胡庆生、沈祖荣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校——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中国由此成为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15个创始成员国之一。但这个“创始”究竟意味着什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现任秘书长梅米斯2026年访问北京大学时谈道，中国是创始成员中唯一来自欧美以外的国家，“正是中国的参与，推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走向更多元、包容的发展格局”。这说明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被动的“后来者”，而是这个全球专业组织多元基因的提供者之一。

关于合法席位的协商与博弈

1949年后的30余年间，中国在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合法席位问题悬而未决。这种“缺席”并非专业能力的缺失，而是国际政治格局投射在专业组织中的结果。

转机出现在1980年。彼时，中国图书馆学会刚刚成立一年，急需在国际专业组织中确立合法身份。当年8月，时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的丁志刚、梁思庄以个人身份列席马尼拉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第46届大会，与时任主席格兰海姆、秘书长维津斯特鲁姆展开协商，最终达成的“八点协议”在法理上解决了恢复会籍的政治前提与技术路径。

终于在1981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正式恢复国家协会会员资格。同年8月，以丁志刚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东德莱比锡举行的第47届国际图联大会，标志着中国图书馆界重新建立起稳定的国际专业交流渠道。

中文成为工作语言用了八年

如果说恢复会籍解决的是“能不能参与”的问题，那么中文作为工作语言的确立解决的则是“以什么条件参与”的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恰恰是“形式”与“实质”的分界线。

1996年北京大会是一个分水岭。2800多名代表参会，时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的孙蓓欣作为首位进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大陆图书馆员，在会议组织与专业协调中发挥了桥梁作用。北京大会让国际同行看到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规模与活力，但会议语言仍然以英、法、俄、西、德五种为主。中国代表在会议现场获取信息的效率、参与讨论的深度，都受到语言条件的限制。

1997年，中国代表团正式提出将中文列为工作语言的提案，未获通过。原因并非政治上的反对，而是翻译经费、人员配置等“技术性”约束。此后，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吴建中2001年当选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委员，时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的张晓林2005年又以818票的高票当选为该委员会委员，中文提案的推进条件逐步成熟。2005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正式通过决议，从2006年首尔大会起，中文正式作为工作语言使用，大会增设中文同声传译，并出版《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大会快报》中文版。

这一过程持续了八年。它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种翻译语言，而在于中国图书馆界第一次依托国际组织的正式程序，完成了一项具体制度变革，实现了信息获取与表达的实质性改变。

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舞台的角色转变

恢复会籍后的最初20年，中国图书馆界与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关系框架可以看作是“过渡阶段”。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提出的世界书目控制、机读目录格式、文献保存保护等核心计划，为中国图书馆自动化建设提供了专业框架；中国则在书目数据标准化、馆际互借、文献传递等领域完成了本土化转化。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中国进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治理结构之后。2017年以来，中国专家先后进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管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以标准咨询委员会、版权与其他法律事务咨询委员会、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等委员身份，参与了《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标准程序手册》《挖掘潜力，支持用户：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关于版权与人工智能的说明》等文件的制定修订。截至2025年8月，中国已有60余家机构加入，70余位中国代表在各委员会和专业组任职。

这一变化的关键不在于任职人数的增加，而在于中国图书馆界实实在在地参与了会议发言、项目展示、战略研讨、文件起草和标准程序等环节。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治理中的角色转变。

中国经验为何开始“被需要”

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参与者能否提供对全球同行有参照价值的实践。一个典型案例是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保存保护中国中心与“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衔接。国际文献保护理念强调环境控制、风险管理和灾害预防，而中国的大规模古籍普查、传统修复技艺和国家项目组织方式，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实践经验。这种结合不是单向的学习，而是双向的知识交换。

更直观的证据来自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的奖项。自2012年以来，中国图书馆累计获得国际图联颁发的专业奖项18次，覆盖国际营销奖、绿色图书馆奖和年度公共图书馆奖三大类别。这些奖项的评价指标——服务传播、环境责任、公共空间建设、用户体验优化——本身构成了国际同行理解中国实践的概念框架。中国图书馆在申报过程中，需要将自己的项目“翻译”为国际同行可理解的术语和逻辑，这一过程反过来也推动了国内实践的系统化和可表达化。

公共图书馆理念的本土转化则提供了另一个维度。1994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发布的《公共图书馆宣言》倡导免费、平等与普遍服务。这些理念自2000年起进入中国行业讨论和地方实践，2011年基本服务免费开放从行业倡议上升为国家公共文化政策，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在立法中获得了制度性表达。中国通过公共财政保障和法治建设实现政策落地的路径，具有重要参照意义。

近百年以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以宣言、标准、计划与倡议，为全球图书馆事业提供价值参照与合作框架；中国则以专业组织与实践探索，使国际原则在不同治理结构与发展阶段落地生根。免费开放、基层服务网络、古籍保护、跨系统资源共享与中文工作语言建设，既见证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开放交流中的成长，也为世界提供了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发展样本。以书为媒、以互动为桥，平等互鉴、双向转化——这既是对近百年交往史的接续，也是中国图书馆界参与全球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山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恒”：不易之常，不已之久

“恒”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分量极重的一个字。它既指天地运行的不易之则，也指人心持守的不移之志，更指治国理政的久远之功。天道、心性与为政，可以用一个“恒”字贯通起来。

“恒”最常见的解释是“常”，《说文解字》：“恒，常也。”后世文字学多将其分析为从心、亘声的形声字。“亘”本来写作“亙”（今读gèn，旧读gèng），是“恒”的初文，战国时已普遍表示恒常之义；后加注“心”旁分化出“恒”字，专门凸显人心的持守不变。

人心本于天道，天道经久运行而不止。《周易》第三十二卦就是“恒卦”，《彖传》在解说这一卦时指出：“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古人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都处于运动变化之中，整个宇宙就像一条变动不居的大流。孔子曾临川感慨：“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走的是时光，未曾流走的则是“道”。运动变化是有规律的，并非混乱不堪，《春秋繁露·天容》中说：“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变而有常。”掌握变中有不变的道理，才是明智。《道德经》第十六章中也有“知常曰明”。这种变中之常，就是“恒”。它既指原则不变，也指不停运行，即宋代学者徐几所谓的“不易之恒”与“不已之恒”。不易则常，不已则久。

“恒”作为德行。古人讲究立心有恒、处事有恒，无恒则可能一事无成。据《论语·子路》，当时南方有句流行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巫医”指巫师与医师，这两种职业的门槛较高。一个人如果要当巫师与医师，需要长期的学习与研究，没有恒心是不行的。推而广之，别的职业、别的事也同理。苏武持节匈奴十九年，须发尽白，可是气节不改；张骞出使西域两度被扣，前后十三年，终成“凿空”之功。这都是恒心使然。

立心处事之“恒”，强调的是反复与积累。一件小事反复去做，日积月累，可以成为大事。荀子在《劝学》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汉代董仲舒做学问，三年不向园中望一眼，后来成为一代儒宗。读书为学如此，做别的事也一样，靠的都是日复一日的积累。

行善立德方面，“恒”更为重要。《周易·系辞下》说：“恒，德之固也。”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行善立德，一两次并不难，难的是长期坚持。如果要立德，就要立“恒德”，《周易》“恒卦”九三爻辞有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如果要行善，就要行“积善”，荀子在《劝学》中亦说：“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恒”由身而家，就是家风的绵延。颜之推晚年作《颜氏家训》，自述其意在“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并非要给外人立说。此后颜氏一门，代有传人，唐代出了大学问家颜师古、大书法家颜真卿。家训能够传至久远，其实不在文辞，而在代代守之不移。

“恒”之为用，于治国理政尤为紧要。《尚书·毕命》强调“政贵有恒”，这是把政令恒常作为治国理政的要义。今传《毕命》属伪古文《尚书》，但这一观念本身不伪。据《左传·文公六年》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名臣赵盾主掌国政之后，颁行了一系列政令法规，如制定章程、完善法令、清理案件、督察逃亡、使用契约、接续常职、提拔贤才等。这些政令法规制定完成之后，交给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主管，让他们在晋国范围内严格施行，作为“常法”。其中接续常职一项尤其值得注意：已经废掉的官职，要把它重新接续起来。政事能接得上，制度才立得住。

对于已有的政令法规，只要其适用性尚强，就不宜轻改。《史记·曹相国世家》中记载，汉初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汉惠帝见他不太过问政事，有些责怪，就让曹参的儿子曹窋私下问他，曹参竟把儿子打了一顿，汉惠帝只好亲自召问，曹参说：“高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曹参认为，汉惠帝和自己都比不上汉高帝与萧何，他们定下的法令已经很明确，自己只要遵守就行。而萧何之法本是“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秦末大乱之后，民生凋敝、人心思安，此法正合其时。曹参的休息无为是明智之举，得到了广泛认可，“天下俱称其美”。

反之，治国若无常守之法，政令轻率频更，往往会滋生治理乱象。西汉末年，王莽代汉立朝后力推“托古改制”，但其施政多泥古而不切实际，未能充分兼顾社会实情与民生承受力。在官制层面，他一方面频频改易官名：将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又改作“纳言”，大理改称“作士”，太常改称“秩宗”，其余诸官署亦多随之更名；另一方面又叠设诸多官职。新制官名多依《周礼》《尚书》等经典拟定，与西汉原有官职体系相互叠加，叠床架屋，极为繁琐。政区与地名改革同样如此，史书载其“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最终“吏民不能纪，每下诏书，辄系其故名”，行政运转大受阻滞。币制改革更是混乱无序，前后数度更张，最终“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民间仍私用五铢钱通行。此番改制本意在纾解汉末积弊，却未能触及根本社会矛盾，反而徒增百姓负担，加剧了社会动荡。

“恒”绝不意味着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表面上看，“恒”就是常，与“变”相对立，但是变中有不变，亦即变中有常。万事万物变动不居，也未尝不可看成是一种特别的“恒”，即一种运动变化着的常态。因此，“恒”与“变”既对立、又统一。如果之前的政令法规不够完善或陈旧过时，自然可以损益完善、与时俱进、顺应民心，《汉书·礼乐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萧何制定汉制，是承袭秦制而损益，“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可见政令法规之“恒”与“变”，需要“顺时施宜”，需要“即民之心”。为政之“不易”，在于不轻改已成之良法；为政之“不已”，在于不废因时之损益。

月行有常，故能久照；政令有常，故能取信；心志有常，故能成事。于己，是“立不易方”的定力；于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持。古人一面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一面说“政贵有恒”，从修身到治国，道理是一样的。“恒”在今天其实是一种战略定力，以恒心守恒道，以恒道成恒业，积微成著、久而有成。

（作者系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