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公报》的六迁远征
□ 侯杰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已经出版发行了124年，而天津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在抗战时期曾历经磨难，经历了一场悲壮的六迁远征。它从创办之地天津，先后迁址上海、汉口、香港、重庆、桂林等地建馆出报，不是为了扩张商业版图，而是为了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刺刀下奴颜婢膝、苟延残喘，彰显了中国近代史上爱国报人拒辱守节、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
《大公报》被迫在天津、上海同时刊行。1926年天津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颇具民族担当和时代责任。1931年九一八事变当天，《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路局长高纪毅处得知，沈阳方面传来消息：日本侵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有大事要发生。因此，一直守候在路局，直到夜深，路局才接到沈阳的电话，日本侵略军果然开火了。汪松年马上打电话给天津旭街报馆，紧急报告，最后在次日报纸要闻版上告知世人：北大营方面的日本侵略军，忽于昨晚起对我军发动进攻，枪炮声迄今尚未停止，居民极为恐慌。这则短消息是独家新闻，因为日本侵略军在发动进攻之后，就切断了所有通信交通线路，其他报纸根本没有办法披露这样的重大消息。
《大公报》马上召开会议，调整编辑方针为“明耻教战”。所谓“明耻”，即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华的历史揭露出来，告之天下。“教战”即请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主编《军事周刊》，向国人介绍现代军事知识。为了号召国人做好抗战的准备，《大公报》还发表了阐释“明耻教战”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社论。然而，东北的陷落，还是让总编辑张季鸾感到日本侵略者对平津的威胁，张遂提议迁址上海，经过与报社同仁胡政之、吴鼎昌的反复商议，最后决定：在继续出版天津《大公报》的同时，在上海爱多亚路建馆，出版上海《大公报》。1936年4月1日，新记公司发布启事：“本报自今日起，在上海、天津两地同时刊行，敬希各界注意！”在《今后之大公报》一文中，报人们坦言：“此次本报津沪同刊之计划，既非扩张事业，亦非避北就南，徒迫于时势急切之需要。”
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京津等地，切断了《大公报》向天津市外发行的渠道。7月3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天津本报发行转移之声明》的社评，声明“今者国有大难，本报及本报同人，义应对国家尽其忠诚，而甘受一切牺牲与祸害……非至万不得已，不应停止津版。故目前在天津市内，仍勉力发行，惟为各省读者便利之计，津市以外者，改由沪社寄递……万一津市合法官厅有中断之日，则不论其为外国军事占领或出现任何非法的中国人之机关，本报将即日自动停刊，待国家合法的统治恢复之日，再继续出版……本报同人，惟期随全国同胞之后，共同宣扬民族国家之大义，以求御侮建国最后之成功”。随着天津的沦陷，8月5日，在发布《天津本报自今日起停刊启事》后，《大公报》毅然决然地不再出刊。
从上海到汉口再到重庆。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大公报》人不仅毫不畏惧、英勇斗争，而且未雨绸缪，提前做好迁址的准备。日军占领平津前，《大公报》就在上海建馆出报。可是，上海《大公报》的发展也遇到重重困难，受淞沪战事影响，曾多次中断。193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接到“通告”，日本人要检查新闻小样。上海《大公报》所发表的抗战文章，刊登范长江率战地记者不顾生命危险采访来的通讯，必将受到严格限制。胡政之等人决定宁可停刊也绝不接受检查。上海《大公报》宣布停刊时，连发两篇社论，一为《暂别上海读者》：“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日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我们是中国人，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二为《不投降论》：“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在上海《大公报》停刊前，报人们再次开始远征。1937年8月17日，张季鸾等人在汉口宝润里建馆，9月18日，汉口《大公报》创刊。张季鸾在《本报在汉出版的声明》中说：“此次平津沦陷，我们在天津停版了，接着上海战起，上海本报也邮递困难……因此我们决定一面维持沪报，一面在汉口出版……”深受国人的赞扬。于右任言：“当我忠勇将士为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浴血苦战，以抗暴敌之际，诸君为国服务，于汉市分社发行新刊，举全国作战之心，壮前方杀敌之气，至佩至佩！”汉口《大公报》不仅及时报道抗战形势，发表掷地有声的评论，而且还积极参与为前方将士募款等社会活动，成为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大兵压境、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938年6月，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又进犯武汉。1938年10月17日，汉口《大公报》宣布次日停刊，10月25日汉口沦陷后被迫迁往重庆。1938年1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创刊，在《本报在渝出版》中说：“我们的报，在津在沪，经多年经营，有相当基础；但自暴敌进攻，我们的事业财产，已大抵随国权以俱沦……我们这一群人，这几支笔，这一张纸，谨在抗战大纛之下，努力到底，以尽言论界一兵卒之任务。”起初，张季鸾把报馆设在重庆市区新丰街，日军大规模轰炸重庆时，《大公报》被毁坏，不得不借用其他报刊编辑部办公，代印报纸。后来，胡政之在近郊李子坝建设新报馆，并在半山腰修建两个防空洞，分别用于安置员工和印刷机器。1940年，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了疯狂的大面积轰炸，重庆《大公报》的办公室、印刷机器等又遭到破坏，唯独处于半山腰防空洞中的机器和人员安然无恙，凭借简陋设备，坚持出报。1941年8月19日，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大公报》报人们毫不畏惧，在《我们在割稻子》中豪迈地写道，“食足了，兵也足，有了粮食，就能战斗，就能战斗到敌寇彻底失败的那一天”，充分展现了中国军民顽强不屈的抗战意志和必胜的信心。
从香港到桂林再到重庆。香港《大公报》、桂林《大公报》的出版也离不开《大公报》报人的未雨绸缪。1938年，面对日军对武汉的逼近，胡政之意识到汉口亦非久留之地，再度迁移可能在所难免，决定出版汉口《大公报》的同时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938年8月13日，香港《大公报》在创刊号上发表两篇社评，一为《八一三一周年》，提出：“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一为《本报发行香港版的声明》：“我们是天津报……自今天起，我们兼发行香港版……中国民族解放的艰难大业，今后需要南华同胞努力者，更非常迫切……做一点言论工作”，彰显了《大公报》报人“文章报国”的决心和意志。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胡政之断定香港《大公报》馆亦难保全，遂于1941年春在桂林星子岩建馆，创办桂林《大公报》，以“就近服务，便利各方。缘是种种，因决发刊本报”。很快，桂林《大公报》的发行量竟跃居两广、湖南、贵州之首。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香港《大公报》被迫于同年年底发表社评《暂别香港读者》，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言志，毅然决然地宣布停刊。为逃离香港，胡政之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棉袍里藏了3颗圆形纽扣，准备遇敌即吞服自尽，宁死也不受侮辱。1944年，日本侵略者攻陷桂林，桂林《大公报》于9月中旬停刊。《大公报》报人与难民一道，克服重重困难，撤回重庆。
抗战时期，《大公报》六迁远征，从北至南，从东到西。《大公报》报人抱定一个信念：宁可停刊，也决不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出一天报；另建新馆，再难也要向国内外宣传抗战，争取胜利。《大公报》挺直了民族的脊梁，赢得了国人的信赖和国际友人的尊重。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世界优秀报纸，《大公报》获得荣誉奖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大公报》在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持续进行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抗日救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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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斯塔特遗址看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埃交往
□ 王蕾
在埃及首都开罗南郊的尼罗河东岸，有一片沉寂于废墟之下的古老遗址——福斯塔特。公元641年，阿拉伯帝国将领阿慕尔·本·阿斯率军征服埃及后在此安营扎寨，将其作为首府。“福斯塔特”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帐幕”，这个名字本身便承载着这座城市的起源记忆。此后数百年间，福斯塔特发展为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工商业贸易城市，兴盛于法蒂玛王朝，直至1168年十字军东侵期间遭到严重毁坏。然而，这座曾经繁华的古城并未被历史完全湮没。
20世纪以来的多次考古发掘，让福斯塔特重新进入了世人的视野。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发现便是大量来自中国的瓷器碎片。它们如同跨越千年的信使，无声地诉说着古代中国与埃及之间那条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
地下陶瓷博物馆中的中国瓷器
福斯塔特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1912年，持续百余年的科学发掘，让这座“地下陶瓷博物馆”渐次展露出惊世全貌。在已整理的中国及周边地区陶瓷标本中，可明确判定为中国陶瓷的残片有12000余片。
福斯塔特出土的中国瓷器种类之丰富、品质之精良，令人惊叹。这里既有唐至五代的邢窑白瓷、越窑青瓷和长沙窑青釉铁绘器、巩义窑白釉绿彩陶器，还有北宋时期的越窑青瓷、白瓷、龙泉青瓷、磁州窑和耀州窑的陶瓷片，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以及元代青花瓷器残片。
值得注意的是，福斯塔特出土瓷片中一半以上都是明清时代的陶瓷。其中，明代陶瓷有景德镇青花瓷，漳州窑、德化窑的白瓷和青花瓷；清代陶瓷的种类包括青花瓷、五彩瓷、粉彩瓷、中国伊万里瓷和单色釉瓷。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大部分是质量极高、精心烧制的精品，足见当时中国瓷器在埃及的受欢迎程度。
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交流
这些精美的中国瓷器是如何从遥远的东方来到尼罗河畔的？答案就藏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之中。
唐代以后，随着海路贸易的蓬勃发展，丝绸之路贸易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满载着东西方手工艺品的船舶频繁往来于印度洋之上，遍布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和红海的港口城镇迅速发展为繁忙的商港。中国瓷器正是沿着这条海上通道走向世界的。商人们从浙江、湖南、福建、江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窑口收集瓷器，经过内陆江河湖泊的港口集散地接驳转运，抵达明州（宁波）、泉州、广州等海港码头。从这些港口出发，船只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再辗转抵达红海沿岸，最终进入埃及。这是一条绵延万里，跨越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与红海的海上航线。唐代时，从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出发的商船已能辗转抵达红海沿岸，泉州等地与福斯塔特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相当活跃。
阿拉伯商人是这条航线上最为活跃的贸易中介。在伊斯兰帝国的鼎盛时期，特别是8世纪到13世纪，阿拉伯商人通过红海沿岸的库塞尔等重要港口，将丝绸、香料、茶叶、瓷器和其他贵重物品从中国和东南亚地区运输到中东和非洲。这些中国瓷器抵达红海港口后，再经由尼罗河转运至福斯塔特。福斯塔特坐落于尼罗河三角洲，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既是尼罗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又是连接红海与地中海的贸易枢纽。运抵这里的中国瓷器，一部分在当地消费，一部分则进一步转贩至尼罗河河口处的亚历山大港，分销至地中海沿岸乃至整个欧洲。
海上丝绸之路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等物产沿此路西行，而来自埃及和更遥远地方的物产也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向东传入中国。海外商贾带来的有珠宝、香料、象牙、玳瑁、犀角等珍奇。唐宋时期，来自阿拉伯的乳香、没药、安息香、苏合香等香料大量输入中国。南宋绍兴年间，时任泉州市舶司提举的叶廷珪撰成《南蕃香录》一卷，专记海外香料贸易之事。该书详细记录了沉香、乳香、龙涎香、蔷薇水、檀香、安息香、苏合香、笃耨香、金颜香等数十种自海外输入的香料。这些香料不仅丰富了中国的物质生活，也深刻影响了传统医药与日常生活。埃及的玻璃制品、纺织品等也通过这条航线传入东方。双向的物产流通，绘就了海上丝绸之路交流互鉴的底色。
中埃友好交往的千年见证
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是古代中埃友好交往的有力物证。这些瓷片的时间跨度从唐代延续至清代，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不间断贸易链条。从9世纪至14世纪，中国与埃及之间的陶瓷贸易持续了数百年之久。正是以这些遍布印度洋沿岸的中国瓷器为媒介，古代东西方海上贸易的壮阔图景得以生动展现。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与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双重脉络。那些散布在印度洋西端的中国瓷器残片，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串联起了中埃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
海上丝绸之路的意义，远不止于商品交换。它是文明对话的通道，是文化交融的桥梁。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审美，深刻影响了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陶瓷生产。与此同时，来自埃及的玻璃工艺、香料医药、天文历法等知识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东传，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正是这种双向的、深层次的文明互鉴，使得海上丝绸之路超越了单纯的商贸通道，成为联结不同文明的精神纽带。
中埃两国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从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到如今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蓬勃发展，这些深埋尼罗河畔的中国瓷片，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缩影，更是中埃友好交往的千年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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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
□ 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 张玉卓
2026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作为我国科学技术界和工程科技界的最高学术机构，要担负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科学技术思想库的职责使命，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工程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扛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职责使命，引领广大院士珍惜荣誉、砥砺深耕，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科技强国建设的工作实绩。
全力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的重要意义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围绕国家战略任务动态组织的建制化、体系化优势科技力量，是国家意志在科技领域的组织化呈现。全力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是把握战略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赢得发展主动的必然要求。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抢占世界科技前沿的“排头兵”。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创新进入密集活跃期，并由单一学科的孤立突破转向多技术群的交叉融合与耦合演进，智能、生命、制造、能源、空天海洋等领域呈现链式突破态势。重大原创性突破日益依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海量数据资源和大规模协同攻关。特别是人工智能加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科研范式，前沿方向迭代提速、交叉融合特征凸显，迫切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建制化组织统筹多学科队伍，以体系化布局配置多类型资源，顺应科研范式变革，抢占世界科技前沿。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主力军”。“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也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战略跃升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整体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能力水平与体系效能。当前，我国科技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投入效能不高等问题，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短板依然明显。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肩负着原始创新策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战略人才培养集聚的核心职能，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应对大国科技博弈的“压舱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高技术领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最前沿和主战场，围绕科技制高点的博弈空前激烈。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先进制造、生命健康等前沿技术加速突破，深刻重塑全球创新版图与产业分工格局，科技实力已成为决定大国兴衰和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变量。与此同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科技脱钩、技术封锁、供应链断链风险加剧，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严峻。面对复杂形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能够在事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点领域，集中优势力量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突破外部封锁遏制，以科技安全支撑总体国家安全，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的战略保障。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引领工程科技创新的“顶梁柱”。工程科技是连接基础研究和产业变革的关键桥梁，也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动力。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深刻改变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变革，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台阶。工程科技连接科学、技术、工程、产业，具有独特的双向牵引功能：重大工程以复杂技术需求牵引基础研究突破，以工程难题倒逼理论创新与方法革新；工程化、产业化能力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支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凝聚各类创新主体合力，是引领工程科技创新的核心关键，也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中发挥着桥梁纽带的重要作用。
准确把握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核心任务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立足国家所需、发展所急、未来所向，准确把握在科技强国建设中的职责定位和主攻方向。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把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发展需求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牵引，坚持为国家战略服务、为重大任务攻关。紧盯关系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的战略必争领域，聚焦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和重大工程建设中的瓶颈制约，强化需求牵引、目标导向和体系化部署。完善重大科技攻关任务凝练机制，主动从重大工程需求、前沿科技变化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中发现问题、凝练任务，动态识别研判关键环节和潜在风险。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持续形成一批自主可控、具有战略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和重大成果。
强化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布局，为长远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科技中的基础性问题开展长期稳定攻关，努力提出原创理论、发现新规律、掌握底层技术原理，不断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强化对前沿技术方向的前瞻研判和主动塑造能力，处理好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的关系，为非共识创新、颠覆性创新和自由探索留出空间。加强技术预测预见，科学研判可能引发重大变革的前沿方向，适度超前布局一批具有战略性、先导性的研究任务，努力形成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为未来发展积蓄新的科技动能。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企业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重要主体，要更加支持科技领军企业深度参与科技创新决策、承担重大科技任务、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发挥原创技术需求提出者、创新组织者、技术供给者和市场应用者作用，加强创新资源整合和一体化配置，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加快形成高质量科技供给，发挥企业贴近市场、熟悉产业和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迭代应用。推动前沿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更好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加强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支撑科技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人才是科技创新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集聚了一大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应当在重大任务攻关和重大工程实践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成就人才，形成结构合理、接续有力的国家战略人才力量。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内部人才发展环境，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以及科技创新的牵引作用和人才的支撑作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各展其长、形成合力。完善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科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以更大力度凝聚和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点要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使其更好担当国家战略使命、产出更多重大战略成果。必须更好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协同合作、系统发力，全面支撑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在推进实施重大科技任务上取得新进展。当前，科技创新的系统性集成性愈发凸显，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呈现出技术链条长、跨学科交叉强、研发投入大等典型特征。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是有组织科研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重大科技任务攻关的突破口。要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谋划，建立跨部门科技战略研判和系统规划机制，深入开展科技发展态势监测、趋势研判，形成全链条部署、体系化布局。重点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统筹布局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明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类主体承担的重大科技任务，强化与其他科技力量的协同合作，打造跨学科、跨组织、跨层级、跨领域的大科学团队。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为导向，建立目标导向、绩效管理、协同攻关、开放共享的新型运行机制，提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能力。
强化产学研用融合贯通，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上彰显新成效。科技创新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和支撑上。科技成果只有通过转化应用，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工程化和产业化堵点的重要路径。要进一步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主要使命任务，强化国家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作用，更好发挥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优势和原始创新策源地作用，突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作用，强化科技领军企业技术集成和产业转化作用。支持和引导优势主体牵头构建创新联合体，组织产业链创新链上下游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形成“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升级—科技再创新”的良性循环。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技术优势和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和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加快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验证平台布局，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赋能产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深度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上拓展新空间。我国坚定实施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努力打造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新格局。要坚持自立自强与开放合作并行，在安全可控前提下，支持和引导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深度开展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依托“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联盟等国际科技合作机制，搭建多层次、跨领域的国际科技交流平台。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制化优势，在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中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巩固并拓展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覆盖广泛的全球共赢伙伴关系。加快推动我国发起设立国际科技组织，支持我国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任职，深度参与国际科技治理，抢占国际科技创新主动权，切实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引领力，助力我国加快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强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在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上实现新突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重要保障，着力构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强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分类资助和支持模式，健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构建基于使命定位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考核体系，把承担完成国家重大任务、贡献重大成果等作为主要指标，定期开展差异化考核评估，确保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应有作用。校准科技评价导向，坚持重质量、重创新、重实效、重贡献，推动科研回归创新本质，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内生动力。加强科技伦理与安全治理，坚持科技创新与风险防范相统一，推动科技向上向善，促进科技成果造福于民。
强化教育惩治相结合，在切实加强学风作风建设上展现新作为。优良学风作风是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具体体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必须在加强学风作风建设上走在前、作表率。围绕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多渠道、多形式、全方位开展宣传教育，营造尊重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环境和爱国奉献、唯实求真的创新氛围。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加快实现全国一体化、贯穿科研活动全周期的科研诚信记录与评价，全面覆盖科研人员、团队、法人单位和第三方机构，形成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治理闭环。严肃开展正风肃纪，对科研失信与学术不端等行为建立健全追责问责机制，加大对科研失信问题的惩戒力度，对各类学术不端行为实行零容忍处置，厚植风清气正的创新生态。
中国工程院将牢牢把握科技强国建设的历史机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力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领域加强院士队伍建设，坚持以科学咨询支撑党和国家科学决策，深化科技合作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织密全球工程科技协同网络，强化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加强劲的工程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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