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更强

10月26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举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阔步前行，中国共产党人永葆赶考的清醒坚定，有力谱写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册上又一光辉篇章。

这次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重要节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举行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全会深刻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持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纲领性文件。全会的举行，必将有力动员和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力创造新的辉煌。

党的建设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事业兴衰成败。全会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问题，这是党中央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历史方位、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审时度势、通盘考虑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加强自身建设的高度清醒和坚强意志。全会通过的《决定》就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全党高度团结统一、党心军心民心高度凝聚良好政治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决定》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严的基调，突出问题导向，强化系统观念，总结成就和经验实事求是，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科学精准，提出政策举措务实可行，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进一步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人民以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依靠自身力量和人民支持解决自身问题中不断强大，成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续解决突出问题，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取得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开创崭新局面，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充分彰显了“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只有通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才能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红色江山代代相传。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越是长期执政，越是承平日久，越是环境复杂，越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把党建设好、建设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党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牢记“三个务必”、不断发扬党的优秀特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保障。

《决定》明确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指导思想、重大原则，部署了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服务使命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全面从严，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上率下，坚持依规治党，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历史昭示未来，奋斗成就伟业。从“一派衰败凋零”到“一派欣欣向荣”，中华大地一百多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充分证明党不负历史、不负人民，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奋进新的征程，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历经风雨而初心不改，目标笃定并勇毅前行，必将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好、更强，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新时代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的新要求，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决策的领导，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布局、国际形势等重大判断的领导，对捍卫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坚持政治原则以及保持政治定力、防范政治风险等方面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造福全体人民。

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引领社会向前发展。

党的群众组织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处处走在群众的前面，用自身的言行为群众立标杆、作示范，以自身的先进性吸引群众、组织群众，巩固深厚的群众基础。

党的社会号召力主要体现为党通过美好的愿景来鼓舞社会，以科学的战略安排来引导社会，以健全的组织来动员社会，以可触可感的成就来吸引社会，以廉洁亲民的形象来感染社会。社会号召力是党团结人民、凝聚共识、动员社会，最终形成强大社会活力的表现。

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既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目标指向。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其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居于统领地位，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基础工程，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才能推动实践发展，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是重要目标指向。只有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然要求通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政治领导，而政治领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和执行有力，党和国家事业就会破浪前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切合实际或者执行不力，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遇曲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全党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政治上判断问题的性质、从政治上分析矛盾产生的根源、从政治上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政治原则、亮明政治态度。只有党的政治领导力增强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落到实处，才不会犯方向性、颠覆性错误。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理论基石，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程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水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理论武器。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行动上才能自觉。背弃党的理想信念、无组织无纪律、公私不分、公权私用、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违背党性原则的现象，都与世界观不正紧密相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思想深处进行自我革命，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当作必修课，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群众经由政党组织起来，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能够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凝聚成一块整钢。然而，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也时常存在，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辉煌的成就面前，有的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化，不善于做群众工作，这样久而久之就丧失了组织群众的意愿、丢掉了组织群众的能力，等到真正的风险考验到来时，再去组织群众为时已晚。苏共亡党亡国，就与长期脱离群众、失去组织群众能力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不断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提升党组织群众的能力。

社会活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为治党而治党，也不是用党的领导代替社会活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把党建设好，然后通过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示范带头作用，号召社会力量参与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激发全社会活力来实现党治国理政的目标。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以党的良好形象、作风、组织增强党的社会动员力、利益整合力、意识形态引领力，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我们党突出的特点和优势。讲政治，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必须“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根本要求，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明辨政治方向，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理论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入了党，就认定了马克思主义，认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持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紧紧围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这一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掌握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尤其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强弱，首先看党能否真正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只有事事处处为群众着想，群众才愿意跟着党走。其次看党能否真正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教导青年干部，“要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制定的政策举措才符合群众的实际，才能组织群众跟着党走。增强党组织群众的能力，必须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这一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纠“四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动员社会一切优势资源、号召社会一切积极力量。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已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广大民营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产业报国、实业报国为己任，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他们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道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必须立足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充分动员和激励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投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科学理论、夯实思想根基，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坚实支撑。必须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转化为自觉行动。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完成增强党性这一全面从严治党根本性任务的重要途径。正确认识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内涵要义、科学把握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实践要求，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工程抓紧抓实，有助于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根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刻认识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重大意义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问题导向，强调“抓思想从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之所以把思想从严摆在首位，是因为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党性教育是从思想根源上固本培元、正本清源的关键所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决不能跌入抓一抓、松一松，出了问题再抓一抓、又松一松的循环，必须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管党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与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党性教育必须同向同行、持续用力。如果党性教育松一阵、紧一阵，思想根基就会动摇，严的主基调就难以持久。只有把党性教育抓常、抓细、抓长，全面从严治党才有稳固的思想支撑。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贯穿党员、干部成长全过程的终身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初心不会永远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必须在持续不断学习教育和党内政治生活中加以锤炼。党性就是党员、干部最大的德，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违规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大都缺乏应有的党性修养，有的在忏悔书中坦言对党章党规党纪不了解、不熟悉，等到出了问题才幡然醒悟。这些教训深刻说明，加强党性教育、增强党性修养是一个需要终身努力的过程，只有把党性教育作为必修课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才能防止今天是“好干部”、明天是“阶下囚”的现象。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坚定的应有之义。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因素和问题，正是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如何始终”对此作出深刻概括。解决这些难题，从根本上讲，要靠固本培元，靠增强党性。加强党性教育是从思想根源上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的基础性工作。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党性教育必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只要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党性教育就没有歇脚的理由。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内在要求，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以来党性教育的显著成就与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性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积累了锤炼坚强党性的宝贵经验。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化党性教育。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党性教育始终把政治修养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校把政治训练和政治历练作为党性教育的核心内容，推动党员、干部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政治品格、积累政治经验、增强政治敏锐性。经过持续努力，全党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明显提升，践行“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坚定。实践深刻表明，党性教育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把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贯穿始终，才能确保教育不偏向。

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同向发力。全面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定施行一系列与党性锻炼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使党性教育的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健全“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党性教育在制度轨道上规范运行。实践深刻表明，只有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辅相成，党性教育才能既触及灵魂，又管住长远。

坚持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紧密结合。集中性教育解决突出问题，经常性教育巩固教育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连续9次在全党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教育，每一次都明确提出增强党性、加强党性锻炼方面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与集中性党性教育相互关联、协同推进。与此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熔炉”作用，将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与深入推进党性教育紧密结合，把党性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实践深刻表明，只有把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党性教育才能既有集中发力、解决突出问题的效果，又有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的韧性。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三者是有机整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重要方略，就是将党性教育同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贯通起来，解决作风问题要从党性上找根源，增强纪律意识要通过增强党性强根基。特别是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党认真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以严肃严格的纪律教育锤炼坚强党性，通过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的高度自觉，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实践深刻表明，党性教育只有与正风肃纪反腐紧密衔接，才能形成系统集成、协同推进的管党治党合力。

这些成就和经验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性教育的战略价值，在于全党上下形成了抓党性教育不松劲、不歇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这些经验也为进一步加强党性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

新征程上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着力点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党性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贵在坚持，重在实效。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必须在常态化、制度化、实效化上持续用力，着力克服“一阵风”“走过场”等倾向。

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进一步健全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的机制，推动建立健全日常性经常性党性锻炼制度体系，把党性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过程中检验和增强党性，在密切联系群众过程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中加强党性锻炼，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坚定党性自觉，在严明党的纪律过程中不断增强党性教育实效性。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使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防止教育热一阵冷一阵。

坚持以上率下、压实责任。党性教育能否持之以恒推进和加强，关键在于加强党性教育的政治责任能否持之以恒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党性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统筹推进、党校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具体实施的协同机制。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既带头接受教育，又亲自谋划推进，防止“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以刚性责任确保党性教育不断线、不掉档。

坚持问题导向、学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性教育不能空对空，必须紧密联系实际。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和岗位特点，差异化设置教育内容。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成效最终落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上。党性是否坚强，最终要在攻坚克难中检验，在为民造福中体现。提高党性教育实效性，必须引导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坚持知行合一、终身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党性教育归根到底要靠党员、干部的自觉，外在的教育引导只有转化为内在的自我修养，才能真正起作用。引导党员、干部经常对照党章检视自己，常掸思想灰尘，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逐步把党性要求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习惯。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新征程上，党的建设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风险挑战更加复杂。只有把党性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抓紧抓实，持续引导广大党员在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事求是、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等方面下功夫，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非洲地缘热度何以快速攀升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地缘博弈的维度持续拓展，相关竞争态势不断向全球南方延伸。长期被视作发展滞后、处于地缘边缘地带的非洲大陆，日益受到各方力量重视，各类外部主体密集加大对非投入与战略布局。伴随战略资源价值重估、关键地缘通道地位凸显、区域集体多边话语权提升，非洲正从国际体系的边缘角色，成为影响全球地缘竞争、能源安全与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变量。

当前非洲地缘战略价值持续升温，外部力量相继加大战略投入、多方博弈持续走高。第一，大国纷纷加大对非战略投入。近年来全球竞争格局深刻调整，各大经济体纷纷重新校准非洲战略定位，持续升级对非外交机制、安全合作与经贸布局。美国持续完善对非战略框架，将非洲纳入全球竞争体系，系统性强化政治介入与资源合作布局。2025年6月在安哥拉罗安达举办第十七届美非商业峰会，共有12位非洲国家元首参会，峰会达成总额25亿美元投资与基础设施相关承诺，重点推进安哥拉连通刚果（金）的输电走廊项目，为刚果（金）关键矿产矿区稳定供电。法国持续迭代传统对非治理模式，调整驻军结构、优化合作机制，2025年7月完成向塞内加尔移交全部军事基地，结束在当地长达65年的军事常驻，力量向萨赫勒等关键区域集中，稳固自身长期积淀的区域影响力。俄罗斯持续推进重返非洲进程，重点强化安全协作与军事存在，拓展地缘辐射空间，2025年4月在莫斯科与萨赫勒国家联盟（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外长举行会谈，确定建立年度外长会晤机制，承诺向三国提供防务装备与部队培训支持。第二，区域资源与通道博弈日趋激烈。非洲拥有全球近三成关键战略矿产储量，其中钴矿储量占全球70%以上，锂、稀土、铂族金属等均为新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产业刚需的核心资源品类。在全球能源转型提速背景下，稀有矿产供应链安全成为各国战略重点，非洲资源的不可替代性持续凸显。同时非洲扼守红海、印度洋、大西洋关键航运通道，苏伊士运河承担全球约12%的海运贸易量，曼德海峡等国际海运生命线紧邻非洲区域，地缘通道价值极高。阿联酋、土耳其、印度等区域强国纷纷聚焦非洲港口基建、物流通道与资源开发布局，阿联酋依托港务集团取得非洲约15个港口的运营权益；土耳其依托无人机出口、工程承包拓展对非经贸与安全联系；印度重点布局非洲仿制药、数字基建项目，围绕矿产权、航运枢纽、产业链上游资源的竞争持续加剧，区域博弈的经济与战略属性深度叠加。第三，非洲区域集体话语权显著提升，成为多边国际博弈的重要平衡力量。非洲拥有54个联合国成员国，是全球主权国家数量最集中的大陆，在联合国、G20、气候治理等多边机制中拥有不容忽视的投票权重与集体影响力。随着非盟机制不断成熟、区域一体化提速，非洲国家逐步摆脱被动依附地位，开始集体发声、联合维权，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议题协商。在全球治理、粮食安全、气候融资、区域安全等重大议题上，非洲立场与诉求深刻影响多边谈判走向，逐步改变以往被动接受外部安排的局面，地缘政治显性价值持续释放。

非洲地缘热度快速攀升源于全球产业变革重塑、区域自身禀赋升级、国际竞争逻辑转变等多重动因相互交织。第一，全球能源转型与产业链重构，根本性抬升非洲资源战略价值。全球碳中和进程持续推进，新能源产业、高端智造产业快速扩张，使得锂、钴、稀土等战略矿产从普通原材料转变为各国保障产业安全、科技安全的重要战略物资。叠加新冠疫情暴露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地区冲突引发的全球原材料震荡，各国普遍建立关键资源安全战略，高度重视上游资源布局。非洲富集的稀缺矿产资源、未被充分开发的资源潜力，使其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布局的关键备选腹地，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核心地缘战略优势，是其热度攀升的核心物质动因。第二，非洲人口红利与市场潜力释放，重塑全球经济地缘版图。非洲是全球人口增长最具活力的大陆，预计2050年人口规模将接近25亿，占全球总人口四分之一。当前撒哈拉以南非洲青年人口占比极高，庞大且持续增长的适龄劳动力资源，能够为全球产业转移、跨国资本布局提供充足人力支撑。同时非洲整体城镇化提速、消费市场持续扩容，摆脱了以往单一贫困洼地的落后面貌，成为全球为数不多具备长期增量潜力的消费蓝海。在全球传统经济体增速放缓、市场趋于饱和的背景下，非洲的经济增长潜力与市场价值，吸引各类域外力量持续加码布局。第三，全球大国竞争泛区域化，地缘博弈持续向全球南方转移。传统全球地缘竞争长期集中于欧亚、亚太等区域，随着区域格局趋于固化、博弈空间收窄，大国竞争逐步向外围区域延伸转移。各大力量为拓展全球战略纵深、争夺规则话语权、制衡竞争对手，纷纷将布局重心转向非洲等全球南方区域。非洲局势长期复杂多元、利益结构分散，外部力量具备充分的介入空间与博弈抓手，成为大国拓展影响力、对冲对手优势、构建全球战略优势的重要增量阵地，地缘竞争的外溢效应持续推高非洲战略地位。

非洲战略地位持续提升，深刻影响未来全球地缘战略走向。一是拓展大国博弈的区域边界，转变大国影响力布局的竞争逻辑。过去，非洲区域议程长期由少数传统西方国家主导，外部力量介入渠道有限，地缘互动模式相对固化。伴随多方域外力量相继在非洲开展战略布局，不同主体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形成各有侧重的行动路径，各方之间既有利益竞争，也存在局部议题上的策略共存。原有单一主体主导区域事务的局面被打破，大国博弈不再局限于欧亚等传统板块，非洲成为各类力量开展战略博弈的新增区域。这一变化，使大国战略竞争将呈现跨区域联动、多点并行的特征，促使各大力量在制定全球战略规划时，须将非洲区域的资源、海上通道与区域安全变量纳入整体评估框架。二是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对外博弈空间，重塑区域与全球合作的实践形态。长期以来，全球地缘议题的讨论重心集中在发达经济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对外合作中选择空间有限，往往被动接受外部预设的合作条件，而非洲地缘关注度提升显著改变了这一局面。非洲国家能够在不同域外合作方案之间对比筛选，主动提出技术转让、本土产业培育、资源收益分配等诉求，自主遴选合作伙伴。以往外部介入多附带政治条件，以单向援助、外部安全干预为主，合作规则由域外大国主导设计。如今各类外部力量围绕港口运营、资源开发、安全培训、民生技术等领域差异化布局，形成多元并存、竞合交织的区域合作生态，为全球南方国家开展对外交往提供了新的实践参照。三是重塑全球关键资源的地缘分布逻辑，放大战略通道的安全关联效应。新能源与高技术产业对稀有矿产的需求逐渐增大，让非洲资源禀赋不再只是单纯的经济要素，而是转化为地缘博弈的重要筹码。非洲丰富的关键矿产与贯通两洋的海上航道相互叠加，使区域内资源开发活动、港口运营态势，能够直接影响全球产业链的稳定。外部力量围绕矿产开采权、海运枢纽运营权的博弈，不再仅仅是商业层面的经济竞争，而是与能源转型、产业安全深度绑定。区域局部的安全动荡、政策变动，都可能沿着资源供应链向外传导，放大全球经济与安全之间的联动风险，迫使各国在战略规划中将资源地缘风险纳入安全考量。

（作者系中国非洲研究院非洲治理与现代化研究室主任，中国亚非学会秘书长）

高度警惕日剧颠倒黑白歪曲历史

近日，日本热播电视剧《Vivant》（《别班》）第二季剧情公开抹黑中国、肆意歪曲历史，造成恶劣影响。该剧以现实国家为叙事背景，将切指、刺腹等侵华日军的暴行栽赃到中国角色身上，刻意把中国人塑造成施暴者；反过来美化日本自卫队情报人员为“正义抗争者”，为其跨境情报与武力行动披上英雄外衣，在剧情中公然颠倒黑白，悄然消解和平宪法与“专守防卫”的约束边界。文艺创作可有虚构空间，但绝不能成为颠倒历史、煽动敌意的挡箭牌。尤其当一部作品把侵略者的罪行移接给受害国人民，把本应接受历史反省的战争加害方包装成正义化身时，就逾越了艺术想象的合理边界，成为服务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极具迷惑性的认知战工具。

透过这一个日剧案例放眼观察，近年来日本涉战争、安全与邻国形象的文艺作品，呈现出一套惯用的居心险恶的认知叙事套路。其一，偷换历史角色，渲染“中国威胁论”。通过设置极端对抗情节，在反派阵营中密集出现中文姓名与中文对白，把中国等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描绘成现实威胁，使加害与受害、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关系发生根本倒置。其二，美化扩张行动，突破战后体制。自卫队海外活动、情报行动乃至武力运用，被套上维护正义、拯救同伴、保卫国家的外壳，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则被处理成阻碍“英雄行动”的“繁文缛节”。其三，强化阵营对抗，图谋扩军备战。剧情往往把复杂的国际关系简化为“日本及西方盟友”与所谓外部敌人的二元对立，以敌我叙事取代事实判断，以情绪动员取代理性讨论。其四，借助娱乐包装，麻痹突破国内民众心理防线。明星、悬念、动作和高科技元素极大增强了观赏性，也使带有偏见的价值引导和错误历史认知伴随人物命运和情感冲突，在观众毫无戒备的状态下潜入认知。

这套叙事的集中出现，绝非编剧的即兴创作或是市场自发的文化产物，而是服务于日本右翼政治议程、有预谋、有组织的认知动员。近年来日本政坛持续右倾，右翼势力打着“国家正常化”的旗号，持续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扩充军备、向外拓展战略活动边界，一整套冲击战后体制的扩张布局正在落地推进。这类重大政策调整直接改变战后安全格局，要顺利落地并获得本国民众接纳，前提就是逐步改变社会大众的历史认知、引导公共情绪。一方面，淡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卸下历史反省带来的道义枷锁；另一方面，刻意渲染外部安全威胁，为持续扩军寻找合理化说辞。影视剧兼具通俗性与共情力，传播门槛低、感染力强、受众覆盖面广，天然成为认知渗透的理想载体，能够在娱乐观影的过程中悄无声息植入错误叙事。高市早苗公开推荐该剧的举动，更是释放明确信号：这部剧集早已超越普通文艺作品范畴，获得日本高层政治力量的背书，标志着右翼歪曲历史的叙事逻辑和军事扩张路线形成公开合流，文化宣传与政治图谋朋比为奸、互为支撑。这种依托影视开展的认知战和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删减侵略史实、网络炒作“中国威胁论”等行为，外在载体虽有差异，底层的错误历史观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标却高度一致，本质上就是企图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束缚，依靠篡改历史记忆重塑社会共识，为军力扩张扫清认知障碍，助推新型军国主义沉渣泛起。

日本为推行新型军国主义而操弄的这种认知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危害深远。首先，篡改历史真相与伤害战争受害者。把侵华日军曾经使用的酷刑移到战争受害者中国人身上，不只是艺术伦理的失守，更是对历史记忆的公然篡改和受害国人民的二次伤害。若任由这种叙事传播，日本侵略战争的真相被颠倒，罪责被稀释，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就可能被模糊，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与法理根基也会遭到侵蚀。其次，毒化日本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离世，学校教育、公共传播和文艺作品对正确历史记忆的形成愈发重要。长期接触错误叙事，容易使日本民众只记住本国人民在战争中的“受害者”身份，却看不见日本军国主义加害亚洲人民的历史前提；只感受到剧情制造的恐惧，却缺乏对现实政策的独立判断。由此累积的偏见，不仅损害日本同周边国家的民间感情，也会压缩日本国内和平理性声音的生存空间。最后，加剧地区安全困境。虚构的敌人可能催生真实的敌意，被放大的威胁感可能成为扩军备战的社会借口。当错误史观与军事扩张相互支撑，就容易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安全困境，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增加误判和冲突风险，损害亚太各国共同维护和平、推进合作的努力。对日本自身而言，把国家前途寄托于对外侵略和扩张，只会加重财政与社会负担，恶化外部环境，背离战后和平发展大势，把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军国主义深渊。

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博弈日趋复杂，国际舆论中的认知战攻防正在下沉延伸到每一款文化产品之中，悄然展开无形争夺。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军国主义道路曾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本国人民付出惨痛代价。对这场由日本右翼势力主导、以流行文化为掩护、以篡改历史为内核的认知战图谋，国际社会理应高度警惕。任何为侵略历史翻案、为军事扩张造势的企图，都不能被轻描淡写地放过，必须共同揭露其险恶用心，共同抵御其现实危害。唯有共同守住历史真相、识别认知陷阱、主动抵制错误叙事，才能筑牢和平的思想防线，不给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借认知渗透滋长蔓延留下任何空间。

永久中立理念引领土库曼斯坦外交实践

1995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85个成员国一致赞同的罕见结果，通过了《关于土库曼斯坦永久中立的决议》，土库曼斯坦由此成为二战后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以联大决议方式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永久中立国。“中立”一词的本义是“处于对立的双方之间，不倾向或偏袒任何一方”，强调不站在任一方立场的一种立场，拥有自己的主见。永久中立理念追求的是一种得到国际承认的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时都永远实行中立化，保证自己不发动战争，也不参加任何其他国家间战争的中立国身份和地位。将永久中立理念融入外交政策，为土外交实践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南和价值指引，使其始终沿着置身于战争之外、走独立自主道路的方向前进。

土库曼斯坦选择永久中立政策是时代环境与历史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新生国家对发展道路的一种自主性探索。其一，应对严峻的地缘环境压力。独立之初，土面临着极为险恶的周边形势。东南邻国阿富汗国内政局动荡且持续外溢，塔吉克斯坦因阿富汗极端势力渗透而陷入内战，这给土敲响了警钟。南向邻国伊朗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一直对输出伊斯兰革命抱有浓厚兴趣。西向的里海油气资源丰富，但由于多国共有且地位未定，始终存在着利益纠纷和安全隐患。选择中立政策可助其有效规避外来的安全风险。其二，隔绝大国对其国内政治的干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试图通过独联体等制度性安排继续掌控中亚局势。同时，美欧也相继进入中亚，在能源和安全领域与俄罗斯展开角逐，尤其在政治自由化和人权等议题上对中亚国家施加了较大压力，土政权安全受到威胁。而中立政策允许土与外部强权保持一种可控的独立性。其三，与土库曼斯坦民族传统相契合。从民族传统来看，土库曼人久居沙漠地带，以部落形式分散求存，历来对政治纷争持审慎态度，更倾向于在不受外界干扰的环境中维持安宁生活。永久中立的政策取向，恰恰与这种民族性格深度契合。永久中立理念对土库曼斯坦外交实践的引领，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拒绝选边站队，避免卷入大国竞争。永久中立的外交政策使得土能够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通过经济杠杆和外交斡旋，土实现了与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盟等世界主要力量的平衡关系。俄罗斯是土传统伙伴，两国隔里海相望且共享漫长的历史。土在独立后并没有“以俄为优先”，而是实行坚定的“去俄化”政策，双方以务实合作为导向，能源合作是两国关系的主线。中土于2023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天然气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自2009年以来，土累计对华供气超过4600亿立方米，有力支撑了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扩大天然气合作规模的同时，两国还积极拓展非资源领域合作。土美关系虽不如土俄、土中紧密，但也存在共同利益。一方面美国支持土实施多元化的跨国天然气管道和运输项目，以削弱俄中在中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双方在由阿富汗问题衍生的反恐、禁毒、边境管控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有合作需求。欧盟在土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网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全球门户战略，欧盟加强对土多领域合作，重点支持土交通连通性、能源多样化和贸易便利化。

履行中立承诺，审慎加入国际组织。土本着高度审慎的态度参与国际组织，根据组织性质适度取舍。其一，严守军事中立红线，远离一切军事同盟。土宪法第6条和《永久中立法》明确禁止参加任何带有强制义务或集团责任的军事联盟和国家间组织。据此，土既不寻求加入北约或古阿姆集团，也不追随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即便在独联体框架内，也仅以“联系国”身份参与，不承担军事性质的集体责任。其二，坚持以联合国为依托，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土将联合国作为践行永久中立理念的首要平台，促成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性外交中心落户阿什哈巴德，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中立日”决议，并与联合国有关机构实施数百个涉及多个领域的合作项目。其三，灵活参与经济型国际组织，服务国内发展大局。在不触碰军事红线的前提下，土积极加入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贸合作机制。例如，土加入了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组织贸易协定、里海五国经济合作框架等。这种“军事上不结盟、经济上广交友”的策略，实现了中立原则与发展利益的高度统一。

挖掘自身优势，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依托丰富天然气资源储备，土积极开展多向化能源外交。土天然气主要出口到中国、欧洲和南亚。其中，中国是土天然气最大买家，占其出口总量的70%以上。目前，中土已建成三条输气管道，年输气能力达550亿立方米。2026年，双方签署加尔金内什气田四期开发协议，进一步夯实了两国能源合作的基础。欧洲也是土天然气重要的出口地，向欧洲输气主要有三条线路，第一条是通过俄罗斯—乌克兰管道，乌克兰危机后，乌克兰中断了俄气过境服务，该线路受阻；第二条是通过伊朗—土耳其—匈牙利管道，但由于伊朗受到美欧制裁以及国内基础设施老化，该线路运力有限；第三条是通过跨里海天然气管道（TCP），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直接向欧洲输气，该项目因法律和地缘阻力曾长期处于停滞状态，2018年《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签署后法律障碍大为减少，加上俄罗斯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外高加索局势，目前土欧双方正积极推动该项目重启。土向南亚输气主要依托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TAPI）项目，虽然土库曼斯坦段已经完工且阿富汗段也有一定推进，但由于阿富汗政局不稳及印巴持续敌对，该项目距离全面建成仍需较长时日。

利用中立身份，推动热点问题解决。土以中立国身份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斡旋与调解。中立国没有历史包袱，不选边站队，不持有意识形态偏见，能够发挥远超其自身体量的建设性作用。在阿富汗问题上，土调解者角色尤为突出。作为阿富汗北部邻国，土没有卷入政治代理人竞争，而是秉持“中立、睦邻友好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长期向阿富汗提供电力、人道主义物资和医疗援助，支持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进程。在里海法律地位问题上，土发挥了中立国独有的协调作用。2018年，里海沿岸五国签署《里海法律地位公约》，结束了长达22年的法律地位之争。土在谈判中提出的“里海非军事化”倡议，以及“沿岸国仅保留用于防御目的的有限武装”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被公约所采纳。在处理周边国家双边摩擦上，土也往往选择“静默外交”，即不公开批评任何一方，不主动挑头成立对抗性集团，而是以提供对话场所、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释放善意。2025年12月，在纪念永久中立30周年之际，土总统发布新作《土库曼斯坦的中立——和平与信任的光明之路》，该著作强调了土库曼斯坦永久中立地位的重要性，介绍了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信任方面采取的举措，为中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土库曼样本”。

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坚强保障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两个结合”，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如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性问题，构建起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新征程更加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依据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提出的重要原则，并通过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了有关要求。在为同盟起草的纲领即《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全面宣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立场和观点。后来，马克思、恩格斯还批评同盟内部一些成员和基层组织放松了同中央委员会联系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要求“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强调“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这些重要思想和实践，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和加强自身建设，把党建设成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创造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制胜密码。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显著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党的一大党纲对党的名称、性质和纲领以及组织章程、组织机构、党员条件等作出明确规定，很好地贯彻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党的二大制定的首部党章进一步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尤其是遵义会议通过总结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贯穿党的全部历史的根本经验，是党和人民事业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最大奥秘。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立足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集中解决了一个时期党内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更加科学，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彰显“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决定性意义。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的第一个明确，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一重大论断，从本质属性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关系，从本源层面科学回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本问题。要而言之，坚持党的领导内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生俱来的内在的根本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基本特征的生成、发展、完善，本源都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一切特征和优势，全部根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探索、创造、发展的成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开创和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方向和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这个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在实践层面的展开，科学回答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根本问题。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党的全面领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党的地方组织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环节，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关系，进一步回答了如何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坚强保障的问题。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为全面从严治党而全面从严治党，最终目的是通过解决党内存在的一切弱化党的领导、损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只有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坚强有力保障。实践告诉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一劳永逸的，党的领导能力、执政水平必须通过持之以恒自我锤炼，才能不断提高和增强。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各种弱化党的领导、侵蚀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风险隐患仍然存在。只有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纠治各种顽瘴痼疾，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实践路径

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牢牢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正确方向。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增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理论修养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握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上深刻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道理学理哲理，不断增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进一步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不断夯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根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进一步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完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机制，确保党中央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党建等所有领域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建设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严格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有力保障。完善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强健自身，破解管党治党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坚决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从根源上解决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原主任）

破除组织体系“中梗阻”重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案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报道青海省海东市委常委、乐都区委书记左耀锋，原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莫玉玲等人因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力、管辖范围内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左耀锋自2011年担任区（县）委书记以来，抓党风廉政建设不实，工作仅停留在签订目标责任书、开会提要求等方面，干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没有落到实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的廉政风险分析研判不够，对“关键少数”失管失察。2019年12月，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左耀锋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对违纪违法问题未及时发现纠正，莫玉玲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其他有关责任人员受到相应处理。

重庆市纪委监委通报了涪陵区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苏波工作懈怠推脱、不履职或不正确履职问题。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苏波任涪陵区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期间，对分管工作懈怠推脱，将应当由其审签的文件推托给其他院领导审签，将应当由其参加或主持的会议推托给其他院领导参加或主持，未按有关规定牵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长期脱岗旷工、迟到早退导致工作积压滞后。苏波受到党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

“梗阻”原本是医学名词，意思是中间阻塞、阻挡，也指一些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居关设卡、以权谋私，导致政令不通、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的现象。以上案例是政令不畅的典型表现。其突出表现为：一是政令执行中的“选择性落实”。有的党员干部对上级决策部署缺乏大局意识和担当精神，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拖延，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使政策被截留、悬空、层层递减，出现“上下热中间冷”“上通下不通”。二是审批服务中的“设卡寻租”。有的党员干部在行政审批和服务过程中人为增设前置条件、抬高办事门槛、增加审批环节，程序、标准、收费不公开不透明，甚至暗箱操作、吃拿卡要。三是日常履职中的“敷衍塞责”。有的党员干部对分内工作不上心、不走心，对群众期盼诉求回应不及时、敷衍了事，服务意识淡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上级政令到不了末端、落不到实处，执行链条在中间层受阻，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形象。

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权力部门化、利益化、个人化，形成政策“过滤层”。加之公开不足、监督不力等，导致有的党员干部选择性执行、设卡寻租，政令被截留空转。另一方面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淡薄、能力不足、作风不实，同时，协调监督机制不畅等，致使发现难、问责难，成为政令畅通堵点。具体来说，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思想作风不实、责任心缺失。部分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重表态轻落实，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好了，工作“棚架”、政策空转。其次，能力本领不足、缺乏担当精神。有的党员干部学习不深、业务不精，遇事“怕”字当头、“拖”字缠身，面对难题不敢拍板、不愿担当，甚至在上下级间“踢皮球”。再次，工作机制不畅、统筹协调不力。部门之间权责边界不清，存在职责交叉或者监管空白，遇到棘手问题互相推诿，致使政策推进卡在中间环节难以落地。最后，监督问责偏软，约束激励机制失衡。对“中梗阻”问题的查处力度不足，问责不够严厉，导致违规成本低，同时容错纠错机制不够健全，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助长了懒政怠政的风气。

针对以上案例中的问题，党纪国法都有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第一百三十条规定，工作中不负责任或者疏于管理，贯彻执行、检查督促落实上级决策部署不力，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以及公共财产造成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党员领导干部对于到任前已经存在且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问题，消极回避、推卸责任，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第七条第（二）项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抓得不实，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未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执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不遵守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突出，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不健康，党的政治建设工作责任制落实不到位，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应当予以问责。解决“中梗阻”问题，核心在于打通组织体系从中央到基层的“经脉”，让党的领导贯穿各层级各环节，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无阻。

从思想根源上纠偏正向，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筑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强化责任担当，自觉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落实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系统思维、靶向施策，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健全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着力解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管党治党不力等问题，以有力有效日常监督促进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才能让那些表态快、调门高、落实慢，工作得过且过、进取心不强的“中梗阻”失去市场，销声匿迹。

责任压得实不实，直接决定政策堵点能不能彻底打通。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责任明确到层级、压实到岗位、具体到个人，构建清晰闭环的责任链条，避免出现责任虚化、责任空转的问题，让每一级干部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该负什么责，出了问题要承担什么后果，从根源上消除“人人都有责、人人不负责”的空间。进一步压实“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督促领导干部带头抓落实、带头攻难关，发挥“头雁效应”，避免责任落实层层递减。要构建清晰可追溯的责任闭环，完善督查考核机制，把政策落地成效作为检验干部履职能力的重要标准，对落实不力造成不良影响的严肃追责问责，真正把压力传导到位，让责任不悬空、工作不脱节，确保党中央的每一项决策部署都能沿着严密畅通的组织体系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以严密高效、灵活有序、上下结合的监督体系和多层面、多渠道、多形式的监督手段，保证各项决策部署及时、贯彻执行准确。围绕权力运行各个环节，精准监督、创新监督，让监督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实现全覆盖、无死角，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责震慑，对任务不落实、推进不力，消极怠慢、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的，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以刚性问责倒逼全员知责、担责、履责，切实打通堵点、破解难点、消除痛点。

不断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素质，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和实践锻炼，补齐能力短板，推动干部练就落实政策、服务群众的过硬本领，强化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科技引领发展、科技提升效能的认识，主动了解科技、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充分运用好“互联网+”、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前沿科技，加快相关智慧平台建设，全面提高工作效率和行政效能。同时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用人导向，把敢担当、善作为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对懒政怠政、梗阻误事的干部及时调整出干部队伍，树立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从根本上破除干部不担当不作为的生存空间。与此同时，不断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打消干部干事创业的顾虑，充分调动各级干部落实工作、推进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成为党员干部队伍的普遍追求。

西路军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瞻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和阵亡烈士公墓，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在深入了解西路军战斗历史和感人事迹后，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历史就是这么书写的：为有牺牲多壮志！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讲话确立了研究整个红军长征与西路军远征河西历史关系的新标尺，为党史学界更加深入全面地研究红军长征史、正确认识西路军的历史地位提供了根本遵循。

西路军征战河西的悲壮历程

中共中央在红军东征、西征结束后，就考虑向甘西、宁绥发展问题。1936年8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联名电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阐述红军战略方针：为着保存现有根据地，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目前红军之财政、粮食已达十分困难程度，只有占领宁夏才能改变这一情况。9月11日，共产国际电复同意中共中央的计划，并提出在占领宁夏区域后将给予援助。

9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夺取宁夏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苏区，打通国际路线，获得苏联支援。10月25日至29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共2.18万名将士，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但这个决策在渡过黄河的河西部队进行初战之际改变了。11月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改变军事物资援助的方向和地点，即由蒙古国改为新疆。党中央与河西红军领导商定，为了获取这批军事物资援助，河西红军从北进宁夏改为西进甘肃瓜州到新疆。党中央在征求河西部队领导层意见后，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红军组建为西路军，从北进宁夏改为挺进河西走廊，开始更为艰苦卓绝的征程。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展开了系列战斗。

袭取虎豹口，攻占一条山和五佛寺。1936年10月25日，红三十军前卫团深夜突袭，抢渡靖远县虎豹口成功，西路军两万多人全部渡过黄河。11月初，攻占北进宁夏的重要据点，经过包围反包围的反复争夺，红三十军控制住了一条山和五佛寺。

古浪恶战。西路军分南北两路西进凉州。11月12日，南路红九军直指古浪，经过同马家军主力连续10天争夺，虽毙伤敌军2000余人，但自身伤亡2400余人，随后并入北路作战。

红五军喋血高台。北路红五军在1937年1月1日攻克高台，5日西路军总部、红三十军和红九军占领临泽。马步芳集中2万多兵力以人海战术四面轮番围攻高台。经过5天肉搏拼杀，红五军跟攻城之敌同归于尽，1月20日高台失守。

西路军总部突围陷入绝境。高台失守第二天，西路军本应从倪家营子突围东返，但陈昌浩不顾徐向前等反对，重返倪家营子，遭到马家军疯狂围攻。经过9天9夜血战，毙伤敌1万多人后，2月27日突围西进三道柳沟的西路军不足万人，处境愈益艰险。之后兵殇梨园口，陨落石窝山。3月14日黄昏，总部召开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返回延安向中央汇报；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工作委员会，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游击突围。

石窝会议后，西路军余部分路突围。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穿行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峡谷，与严寒、缺氧、饥饿等进行殊死搏斗。经过40多天转战，历尽艰辛，左支队400余人终于在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

西路军征战河西的战略意义

西路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历时半年之久，歼敌2.5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补充，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情况下孤军作战，尽管结局很惨烈，但功绩卓著、意义重大，至少有五个方面。

一是消灭了马家军2.5万余人。马家军参加作战的有9个旅3万余人，还有民团9万余人，其主力是强悍的骑兵。能消灭这样多的强敌是不容易的。这次河西作战也为后来人民解放军挺进大西北提供了经验。

二是牵制国民党中央军，有力策应了河东红军作战。西路军挺进河西，是党的全盘战略的一个部分。红四方面军的红四军、红三十一军本来是要过河的，后来一方面由于情况有变，另一方面为了参加河东的山城堡战役，没有过河。西路军在河西的征战减少了胡宗南等部对山城堡战役的兵力投入，从而使河东红军在山城堡得以顺利歼灭胡宗南一部。

三是策应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根据形势的变化，西路军先是听令暂不西进，后又听令东返，致使西路军滞留在永昌、山丹半月之久，这一方面有力地牵制了蒋军10余万人，积极配合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另一方面也使其错失战机，对西路军后来的命运不能不产生影响。

四是第一次在河西走廊建立了中共党的地方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张掖一带建立3个地方党委。西路军在占领永昌、山丹、高台、临泽4县期间，建立了4个县级和22个县级以下的苏维埃政权。这些组织和政权在发动、宣传群众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其撒下的革命种子为后来党和人民军队在西北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是保存和培养了部分军事骨干。在党的积极营救下，经过西路军失散和被俘将士百折不挠的奋斗，有5000多人回到革命队伍，还有不少人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骨干，为我军技术兵种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西路军这些历史功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它是“不可替代、不可磨灭”和“永载史册”的。

西路军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路军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英勇献身的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路军精神同长征精神是一个精神谱系。长征精神是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形成的、包括诸如遵义会议精神等在内的系列精神的总系统，西路军精神是长征精神这个总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它们是母子系统、总体精神与支脉精神的关系。这两者无疑血缘相通、一脉相承。

西路军广大将士经过了长征精神的洗礼，在血战河西的过程中延续和展现着长征精神。比如，长征精神内涵中“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这是讲理想信念为广大红军将士战胜敌人、克服险阻、渡过难关的原动力。它也是西路军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主义气概的力量源泉。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奉命率2000多人孤守高台，与总部失去联络，最后几乎全部战死，充分展现出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再如，长征精神内涵中“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这一点无论在西路军的高级指战员还是普通战士身上都表现得异常突出。血战梨园口是西路军最后的集团作战。西路军的妇女独立团在这次集团作战中表现得感天动地，十分惨烈。该团组建时有1300多人，最后几乎全部牺牲或被俘，编制不复存在。又如，长征精神内涵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在西路军同样体现得淋漓尽致。李先念率左支队于1937年4月下旬来到安西县蘑菇台子。这里有一个道观，郭元亨道长了解到这支队伍转战祁连山40多天，缺粮少盐，便与徒弟将道观积蓄多年的粮米油盐，无私地送给了西路军左支队。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让参谋将粮油等物品列成清单，署上名交给郭道长。新中国成立后的1961年12月，时任装甲兵副司令员的程世才给郭元亨道长写信，感谢他在20多年前红军路过万佛峡那种困难情况下对革命的帮助。目前在道观旁的西路军纪念馆里，还陈列着这封信。这是西路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展现红军长征精神的历史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充分彰显了忠诚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正义的力量、团结的力量”。西路军精神同长征精神一脉相承，具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价值。

扎西会议：伟大转折的光辉续篇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中央档案馆藏）

《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央档案馆藏）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但受当时极端紧急的战时环境制约，多项重大决策未能落地。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云南威信扎西地区，中央政治局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系列会议，完成遵义会议后的常委分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讨论并指导全国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研究中央红军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等问题，被学术界称为扎西会议。中央档案馆馆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等重要档案，记录下扎西会议一系列重大决策，勾勒还原出中国革命伟大转折的光辉续篇。

土城受挫，再陷困局

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迅速部署，调集40万大军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为摆脱敌军围困，按照遵义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央红军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935年1月底，中央红军发起土城战斗。由于战前情报有误、对川军力量估计不足，战斗陷入被动僵持局面，加之敌增援部队将至，原定快速突破防线、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无法实现。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中央红军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扎西等地集结。

彼时，党和红军不仅深陷敌人围追堵截的外部危机，还面临思想、组织、军事等多重困境，革命发展遭遇严峻考验。在思想上，遵义会议虽然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但还未来得及形成会议决议，加之军情紧急连续行军作战，会议精神无法及时准确在全党全军传达，基层指战员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引与作战准则。在组织上，遵义会议虽然将毛泽东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未明确常委具体分工，博古仍继续主持中央工作。根据陈云1935年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记录，“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这种情况下，正确的作战方针难以得到有效贯彻执行。在军事层面，经过湘江战役重创与连续长途转战，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时，部队减员严重，虽然各军团、师、团、营、连的番号依旧保留，但很多单位已是空架子，军委与军团机关层级臃肿，战斗人员缺乏，严重影响部队机动能力，难以适应运动作战需要。

此外，遵义会议前，由于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加之国内形势紧迫，导致在长征后的4个月时间里，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指导大大减弱了。面对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分区“清剿”，项英于2月1日、4日连续向中央发电报请示“整个行动方针”是“集中行动”还是“分散目标”，并批评中央及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

转战扎西，行军定策

为完成遵义会议未来得及完成的任务，1935年2月5日至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镇江西会馆连续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讨论决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2月5日，党中央、红军总部及军委纵队到达水田寨。当晚，在水田寨一栋因门窗雕有花草虫鸟图案而闻名的“花房子”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落实遵义会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决定，讨论并“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讨论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2月8日，中央政治局在大河滩庄子上召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决议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对中央红军与全国各地红军突围转移、粉碎“围剿”、取得长征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决议通过后，为便于传达贯彻，张闻天又根据决议精神，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当天发出。

讨论中央红军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1935年2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扎西镇江西会馆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红军进军方向及部队缩编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方针，认为应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我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提出部队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开始进行整编。为适应战斗需要，充实各连队战斗力，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分属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动性大为增强。

研究讨论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并作出指示。2月5日，中央向项英转中央分局发出“万万火急”指示电，要求“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2月11日，中央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领导作出部署，“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扎西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川南特委、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留守川滇黔边区开展游击斗争，以牵制敌军协同作战。

承前启后，完成转折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最后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正式成文，都是这次会议最后完成的。配套形成的决议大纲简要概括决议基本精神，便于向基层部队快速传达学习。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决议。通过决议的发布与宣讲，遵义会议的思想成果从高层共识转化为全军统一遵循的思想准则，破除了教条主义思想桎梏，为红军灵活开展机动作战提供了思想支撑。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扎西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自长征开始，张闻天就在独立思考和实践认识中逐渐认同并支持毛泽东。张闻天负总责后，支持毛泽东从“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重占遵义后就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再到撤销攻打打鼓新场计划后进入新的“三人团”，使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的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以进一步实现，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战术原则得以贯彻落实。

扎西会议后，按照新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多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中央苏区的红军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迅速突围，分散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达三年之久，为革命锻炼和保存了一大批骨干力量；红二、红六军团在反“围剿”斗争中加强领导，调整战略方针，逐步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一系列胜利；红四方面军配合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取得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川陕敌人的“会剿”计划。

伟大转折不是一次会议一蹴而就，而是在连续斗争、不断反思、持续调整中逐步实现的。从通道、黎平、猴场、遵义到扎西，党领导红军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独立自主、勇于自我革命，一步接一步，在血与火的实践检验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共产党人〉发刊词》是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正式出刊亲自撰写的发刊词，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在这篇经典文献中，毛泽东把党的建设称为一项伟大的工程，系统阐释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及其辩证关系，科学回答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篇经典文献不仅指引我们党在革命年代淬炼自身、赢得胜利，也为一代代共产党人持续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新征程上，重读这篇经典文献，对我们深刻理解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课题。毛泽东明确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全国范围的”就是强调党组织要从局部根据地走向全国，实现组织全覆盖，形成上下贯通、遍布城乡的组织体系，确保党的主张能够直达基层，为党领导全国革命奠定组织基础。“广大群众性的”就是强调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从少数先进分子的组织转变为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群众性政党，动员和依靠工农群众与社会各阶层力量，在革命实践中赢得民心。“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是指建设一个思想上坚定、政治上清醒、组织上严密、纪律上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上完全巩固，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政治上完全巩固，要求确保党中央权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武装斗争中把握正确方向。三是组织上完全巩固，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健全组织制度，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与严密组织体系，确保全党团结统一。

然而，当时在中国建设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难度远超一般想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党员队伍的主体，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可避免地侵蚀党的肌体。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思想不纯、组织纪律涣散等问题也随之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党的建设目标，绝不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而是一项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极具艰巨性和长期性的工程。毛泽东把这一任务郑重称为“伟大的工程”，这是党对自身建设认识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创新。

党成立以来的党建工作实践，为毛泽东回答“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首先，党的建设要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是建构党建理论的逻辑起点与重要依据。毛泽东强调：“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正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共产党人〉发刊词》体现了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其次，党的建设不能背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也不能照抄照搬经典理论，必须立足“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性、党组织发展的阶段性，都要求党的建设必须立足本土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党的建设水平。最后，党的建设必须始终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展开、紧扣政治路线推进。党的建设绝不是单纯的党组织内部的自身建设问题，它同党对中心工作的认识、同党在完成自己中心工作中对各种重要问题的正确处理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党的建设便能找准方向、稳步推进，党组织便能不断发展壮大、坚强有力；反之，若政治路线出现偏差、走入误区，党的建设便会迷失方向、步入歧途，革命事业也会随之遭遇挫折，甚至面临生死考验。因此，党的建设必须始终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展开、紧扣政治路线推进。

党的组织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毛泽东明确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并深刻阐明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三大法宝是中国国情决定的必然选择。在当时，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反动派掌握着强大的反革命武装，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统一战线的建立，把分散的力量汇聚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磅礴合力。但统一战线决不是无原则的迁就退让，基本策略是坚持独立自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

三大法宝不是彼此孤立的三个板块，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毛泽东用形象的比喻阐明了三者的关系。首先，“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只有通过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为革命斗争创造有利条件。武装斗争是革命阶级保卫自身、打击敌人、夺取政权的根本手段，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强保障。其次，“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是为了将分散的力量汇聚成支持武装斗争的强大合力，脱离了武装斗争这一核心目标，统一战线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反之，没有武装斗争的威慑与保护，反动势力就会通过暴力手段镇压统一战线中的进步力量，分化和瓦解革命联盟。最后，“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统一战线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正确领导，统一战线就会迷失方向，武装斗争就会失去灵魂，中国革命就无法取得胜利。只有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党才能锻造成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党的建设成败决定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成败，也决定了整个革命事业的前途命运。

持之以恒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从“伟大的工程”，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我们党一百多年推进自身建设的历史一脉相承、一以贯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实践，证明了三大法宝的巨大威力；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由革命战争环境转入执政条件，在探索中不断巩固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继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加强。历史雄辩地说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始终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只要把党建设好、建设强，取得伟大斗争的不断胜利、推进伟大事业的不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有了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障。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革命年代的“伟大的工程”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一脉相承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思想建党的根本原则等；与时俱进的是立足长期执政条件，形成了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布局。

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方针与鲜明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其中，“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指明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的辩证关系，管党治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党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是持续涵养并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走过百余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站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重要部署。全党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何以发生

华强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前院长，一位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跨度长达42年的外籍经济学家。1983年，他首次来到中国，此后长期扎根这片土地，近距离观察中国经济发展，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经济落后、体量有限，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奇迹。华强森长期服务全球知名企业的职业经历，让他既深谙中国与西方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也洞悉两者的内在差异。《中国经济启示录》正是他基于亲身观察、调研与咨询实践写就的著作。

敢闯敢试是中国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在华强森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不能简单归因于人口红利等原因，而是源于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

华强森将这种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放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加以印证。例如，在跨国公司发展维度，他认为这种精神体现为对外开放的果敢抉择，在尚缺成熟市场规则的年代，中国主动打开国门，试探性引入外资企业，在磨合碰撞中学习先进技术与管理。从国企改革视角看，敢闯敢试意味着打破传统体制的藩篱，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民营经济发展中，千千万万的市场主体，个体户、乡镇企业、广大民营创业者冲破层层束缚，在不确定性中开辟出一条市场探索成长的道路。在城镇化进程方面，华强森直言，“中国的城市化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场社会实验”，中国走出了一条先依托农村改革与初级工业化完成财富积累、再逐步进入城市基建与产业升级的独特路径。从绿色经济维度看，这种敢闯敢试表现为发展理念的主动跃迁，在经济水平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阶段，主动将环境保护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成为全球绿色经济领导者。在科技创新领域，中国聚焦自主创新突围，实现了从跟跑到布局前沿赛道的跨越式发展。

汇聚全社会的智慧力量。在华强森看来，轰轰烈烈的改革转型，最终落脚于千千万万决策者、企业家、普通劳动者的具体抉择。无论是政府管理者大胆推出改革试点，还是民营创业者闯入全新市场，抑或科研人员投身技术攻关，宏大时代变革的背后，是全社会的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投身经济社会建设。

个体的勇气与探索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全社会层面的改革浪潮。华强森强调，倘若仅有尝试的意愿，缺少制度层面释放活力的赋能机制，个体的尝试便难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动能；而只提供发展机会，缺少敢闯敢试的精神，改革也很难实现实质性突破，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实动力。在书中，华强森也提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当一些个体走向富裕，改革探索的锐气有所消减，如何释放更大创造潜能，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只有持续激发个体的积极性，“赋予每个中国人能力”，才能继续依靠个体的开拓进取带动社会整体跃升。

华强森提出，拉长历史视角观察，个体蕴藏的发展能量尚有巨大释放空间，现代化建设是持续激活个体主动性的长期事业。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激活个体创新潜能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汇聚全社会的智慧力量，让千千万万主体的探索实践汇合成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合力。

致力于在事实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华强森所说的敢闯敢试的精神绝非不计后果的蛮干，中国成功经验“公式”的背后，离不开决策者务实审慎的治理能力作为重要支撑。华强森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坚持务求实际，并始终以现实条件为标尺，试点先行、总结复盘、逐步推广，把个体层面的探索试错纳入可控的制度框架之内，实现大胆探索与风险防控的有机统一。正是这种务实精神，让中国的改革既没有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也没有脱离国情、盲目冒进，而是在稳与进之间找到了动态平衡。

华强森提到，这种务实精神，根植于一条贯穿始终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中国领导人对这一原则的坚持，中国的发展始终建立在对自己国情的清醒认知之上。中国的决策者不照搬任何现成的教科书，也不从历史中寻找可以简单复制的方案，而是立足现实问题，在具体条件下寻找具体办法。这种立足实际、面向未来的实践取向，使中国能够在不同发展阶段动态调适发展方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华强森的一个基本判断：“无论怎么变化，中国始终会是中国。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作出改变。”

如果说在务实决策者的领导下，敢闯敢试的改革精神再加上个体汇聚成的合力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何以发生，那么这些经验也为当下及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在书中，华强森基于重点领域的分析，提炼出面向未来的发展思路。

站在全球化的视角，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没有永远的领先者，企业不能躺在过往成功之上故步自封。回望过往，跨国公司曾凭借技术与管理优势进入中国市场，一度将中国视作制造基地与销售市场，轻视本土企业的成长潜力；而中国本土企业从追赶者逐步成长为有力竞争者，部分领域甚至实现角色反转，实现从学习者到参与者、竞争者的转变。华强森判断，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企业有望诞生于中国，中国企业需要完成由“被动适应全球化”向“主动定义全球化规则”的转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与跨国资本走向对立，竞争之外，合作依然拥有广阔空间。面对地缘冲突、逆全球化思潮泛起的现实，简单选择退场并不是化解矛盾的出路。持续参与全球分工、在碰撞中动态调整自身战略，才是更加现实可行的路径。

在科技创新层面，华强森认为，保持进取心态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技术迭代日新月异，不进则退，任何国家、企业都无法实现一劳永逸的领先。一方面，要创新思维、突破边界，不能过度依赖过去行之有效的路径，要敢于打破路径依赖与固有范式。另一方面，要重视人才根基，重塑适配创新发展的教育体系，推进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创新并非年轻人的专属事业，年长者拥有丰厚的实践经验、持重理性的心态与长期积累的各类资源，构成参与创新创业独特的比较优势。此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创业失败、职业流动带来的后顾之忧，也是充分释放全社会创新活力的重要制度保障。

《中国经济启示录》以一位外籍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用微观事实、数据和案例向读者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并非偶然，而是大胆探索与务实治理有机结合的产物。这本书视角新颖，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是新时代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的新要求，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

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政治领导力主要体现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决策的领导，对国家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布局、国际形势等重大判断的领导，对捍卫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坚持政治原则以及保持政治定力、防范政治风险等方面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造福全体人民。

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引领社会向前发展。

党的群众组织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相信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个人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处处走在群众的前面，用自身的言行为群众立标杆、作示范，以自身的先进性吸引群众、组织群众，巩固深厚的群众基础。

党的社会号召力主要体现为党通过美好的愿景来鼓舞社会，以科学的战略安排来引导社会，以健全的组织来动员社会，以可触可感的成就来吸引社会，以廉洁亲民的形象来感染社会。社会号召力是党团结人民、凝聚共识、动员社会，最终形成强大社会活力的表现。

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既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目标指向。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其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居于统领地位，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是基础工程，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才能推动实践发展，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是重要目标指向。只有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必然要求通过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政治领导，而政治领导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实现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和执行有力，党和国家事业就会破浪前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切合实际或者执行不力，党和国家事业就会遭遇曲折。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全党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从政治上判断问题的性质、从政治上分析矛盾产生的根源、从政治上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政治原则、亮明政治态度。只有党的政治领导力增强了，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落到实处，才不会犯方向性、颠覆性错误。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理论基石，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程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水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共产党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理论武器。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行动上才能自觉。背弃党的理想信念、无组织无纪律、公私不分、公权私用、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违背党性原则的现象，都与世界观不正紧密相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思想深处进行自我革命，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当作必修课，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能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中国人民自己干出来的。群众经由政党组织起来，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聚成无坚不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能够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凝聚成一块整钢。然而，党脱离群众的危险也时常存在，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辉煌的成就面前，有的党员干部群众观念淡化，不善于做群众工作，这样久而久之就丧失了组织群众的意愿、丢掉了组织群众的能力，等到真正的风险考验到来时，再去组织群众为时已晚。苏共亡党亡国，就与长期脱离群众、失去组织群众能力有极大的关系。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不断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提升党组织群众的能力。

社会活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持久动力。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为治党而治党，也不是用党的领导代替社会活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把党建设好，然后通过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的示范带头作用，号召社会力量参与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激发全社会活力来实现党治国理政的目标。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以党的良好形象、作风、组织增强党的社会动员力、利益整合力、意识形态引领力，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

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重要思想武器，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我们党突出的特点和优势。讲政治，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政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必须“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根本要求，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明辨政治方向，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理论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入了党，就认定了马克思主义，认定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持续增强党的思想引领力，必须紧紧围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这一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掌握好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尤其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党的群众组织力的强弱，首先看党能否真正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在为谁执政、为谁用权、为谁谋利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特别清醒、立场要特别坚定”。只有事事处处为群众着想，群众才愿意跟着党走。其次看党能否真正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教导青年干部，“要坚持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干部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掌握真实情况，不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只有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制定的政策举措才符合群众的实际，才能组织群众跟着党走。增强党组织群众的能力，必须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这一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纠“四风”、树新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需要动员社会一切优势资源、号召社会一切积极力量。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指引下，我国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已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广大民营企业家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参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产业报国、实业报国为己任，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他们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道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必须立足经济社会的新变化，充分动员和激励不同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投入，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党的领导下，共同汇聚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力量。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

“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重在落实

早在1950年6月，毛泽东针对学生健康问题就作出了“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重要指示，这一指示明确了新中国党的教育方针中心理与生理关系的价值排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从“健康第一”到“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表述的深化折射出党对教育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同时也体现在一系列教育政策之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关于青少年健康的政策表述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第一阶段为1950年至1999年，学生健康主要被纳入学校卫生工作范畴，政策重心放在传染病防控、食堂卫生、课桌椅标准等硬件与生理层面。健康被视为“非教学事务”，由校医室或总务部门负责，与教育教学主线关联较弱。第二阶段为2000年至2017年，是以体育为切入点的健康促进阶段。2007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是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文件，政策开始将体育作为改善学生体质的主要抓手，明确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但这一时期健康仍主要被理解为“体质健康”，心理健康教育虽被提及，却在基层实践中常被边缘化。第三阶段为2018年至今，是以理念为统领的系统性重构阶段。全国教育大会后，健康不再只是体育或卫生部门的专项工作，而是被提升为统领教育全过程的核心价值。《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等一系列文件，将体质健康、心理健康、视力健康、营养健康等纳入统一框架，标志着“大健康”教育观的正式确立。

从学校卫生工作到核心教育理念，这一话语转换至少包含三重政策意涵。其一，健康从后勤保障上升为育人目标。健康不再只是让学生“不生病、能上学”，而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身心一元论取代了身心二元论，健康成为教育的本体性价值而非工具性条件。其二，健康从部门责任扩展为全员责任。过去，健康教育由体育教师、校医、心理教师承担；现在，所有学科教师、班主任、行政管理人员都被纳入健康教育网络。这意味着学校组织结构的调整——健康教育不再是附加模块，而是嵌入所有教育活动的底层逻辑。其三，健康从学校事务升级为社会治理议题。家庭、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媒体、网络等多元主体被纳入协同体系，教育治理已从学校单兵突进转向全社会协同推进。

尽管政策演进方向明确，但在基层实践中，“健康第一”仍面临四重结构性困境。一是评价制度的路径依赖。当前教育评价体系的核心矛盾在于，政策话语中的“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与操作层面的“一育独大”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中高考仍以分数为核心录取依据，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考核中，升学率仍保有隐性权重。在这种评价导向下，学校和教师面临“说一套做一套”的制度性压力：政策要求重视健康，但绩效考评奖励的核心是分数，这种张力在毕业年级尤为突出。一些地方的调研发现，初三、高三的体育课被挤占比例远高于其他年级，课间活动被压缩为“上厕所+接水”的极简模式。学校并非不知健康的重要性，而是在现有评价框架下，健康教育的收益是长期、隐性、难以量化的，而学业训练的收益是短期、显性、直接关联升学结果的。二是空间资源的供给不足。以城区学校为例，22亩土地容纳近3000名学生的现象并不罕见。在物理空间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课间15分钟让学生全部涌入操场既不现实也不安全，于是“走廊圈养”成了不少学校无奈之下的次优选择。空间不足的背后，是城市规划与教育用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新建学校往往选址在土地成本较低的城市边缘地带，生均占地面积达标，但服务半径过大；老城区学校地处核心地段，服务半径合理，但基本没有改扩建空间。这一矛盾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三是安全责任的无限泛化。校园安全责任的法律边界模糊，学生在校期间发生意外伤害，学校往往要同时面对家长索赔、舆情压力、行政追责等多重后果。学校管理者更倾向于采取最保守的策略——压缩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将风险降到最低。四是家庭预期的功利惯性。“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焦虑，叠加校外培训治理后的“回流效应”，让不少家庭对学校的健康教育举措抱着矛盾态度：一方面希望孩子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又担心“别人家孩子在补课，我家孩子在跳绳”。这种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家庭层面的健康支持严重不足——睡眠不足、屏幕时间过长、营养不均衡等问题，根源往往在家庭而非学校。

尽管面临上述结构性困境，近年来已有部分地方和学校通过制度创新与资源整合，探索出了具备推广价值的实践经验。但从政策层面来看，落实“健康第一”理念不能寄希望于个别校长的情怀或个别学校的探索，它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安排：评价制度指明方向，课程制度提供载体，空间制度夯实基础，安全制度做好保障，协同制度提供支撑。只有这些制度形成合力，“健康第一”才能从政策文本走入校园日常，从教育理念变为教育现实。

一是将学生健康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履职评价体系，实行“硬挂钩”。国家层面应明确将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近视率、心理健康筛查异常率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年度监测—通报约谈—限期整改”的闭环机制。通过“指挥棒”的刚性约束，推动地方政府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作为。

二是深化体育与健康教育课程改革，推动“学科渗透+数据驱动”。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快制定健康教育学科渗透指南，明确各学科在健康教育中的功能定位与教学内容。同时，建立全国统一的学生健康数据平台，实现体质监测、视力筛查、心理测评数据的自动归集与动态分析。要求学校每学期基于健康数据形成教学改进报告，将健康数据转化为调整教学的循证依据，避免“测而不用、用而不改”的问题。

三是完善校园安全责任的法律界定，为课间自由活动松绑。加快修订《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校方在学生意外伤害中的责任边界，区分“管理失职”与正常活动意外。同时，推广校园意外伤害商业保险全覆盖，建立“保险先行赔付+责任事后认定”的快速处置机制。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双重保障，让学校管理者敢于“放开手”，让学生重新拥有可以自由奔跑的课间。

四是加大健康教育资源投入，重点补齐硬软件短板。硬件方面，建议在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中，单列体育场地设施、心理辅导室、校医室的改造资金。软件方面，重点解决心理教师编制不足、体育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按照1:500的师生比尽快配齐专职心理教师，将体育教师工作量核算标准与学科教师拉齐，消除同工不同酬的制度性差异。

五是构建校家社协同的健康支持网络。建议教育、卫健、体育、民政等部门联合出台校家社协同促进学生健康指导意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与协同机制，具体包括：社区公共体育设施向学校免费开放；医疗卫生机构与学校建立一对一健康服务关系；媒体平台减少“虎妈”“鸡娃”类叙事，增加科学育儿与健康教育内容的传播权重。通过多元主体同向发力，构建覆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的全时空健康支持网络。

六是培育“健康第一”的学校文化，推动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制度之外，学校文化的力量不可忽视。将“健康第一”纳入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的核心模块，提升校长对健康教育的领导力。同时，鼓励学校通过健康班级、健康达人、运动嘉年华等载体，营造“运动光荣、健康可贵”的校园文化氛围，让“健康第一”的理念从墙上标语转化为师生共识，从外部要求转变为内在自觉。

健康是“1”，其他都是后面的“0”。把“健康第一”作为教育的核心理念，不是降低对学业的要求，而是回归教育的本质——培养完整的人。当我们的孩子既有强健的体魄、阳光的心态，又有扎实的学识、创新的思维，教育才算真正完成了它的使命。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让读者爱上图书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重塑知识获取方式与阅读行为习惯。以ChatGPT、DeepSeek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使知识检索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图书馆的地位受到明显挑战；同时，算法推荐裹挟着“机器幻觉”风险，使深度阅读面临被稀释的隐忧。然而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3253座公共图书馆全年总流通人次约14.7亿，比2024年增长1.3亿人次，“泡馆一天”“图书馆治愈”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这并非一时潮流，而是公众精神需求升级与图书馆服务发展的双向奔赴。

从“人找书”到“书找人”

人工智能的介入，要义不在于以机器替代馆员，而在于以技术延伸服务触角，实现从“人找书”到“书找人”的模式跃迁。

24小时AI 馆员打破了时空限制。首都图书馆“图悦阅”、东华大学“东小图”等智能问答系统提供全天候咨询服务，让服务从“朝九晚五”延伸至“全年无休”。这实现了从“有限时间供给”到“无限时间可达”的范式转换，降低了使用图书馆的心理门槛。

个性化推荐系统重塑了读者与馆藏的连接方式。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推荐系统，综合分析读者借阅历史、浏览轨迹与兴趣标签，实现精准推送。设计精良的系统应是“谦逊的向导”——在捕捉偏好的同时有分寸地引入新知，激发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实现从“被动检索”到“主动发现”的转变。

智能流转系统则为读者节省时间成本。AGV机器人使图书自动分拣、搬运成为可能，部分馆已实现15分钟内送书到手。这降低了读者获取资源的“认知负荷”，使其更专注于知识吸收本身。

降低阅读门槛是AI的另一使命。AI翻译、智能查词可即时扫清语言障碍；生成书籍纲要和知识导图帮助建立宏观框架。但必须强调，这些工具旨在“辅助入门”而非“替代阅读”。AI存在“机器幻觉”，常编造虚假文献、传递偏见观点，国内外已出现因盲信AI导致的学术不端案例。图书馆在引入AI辅助的同时，更需承担信息素养教育职责，引导读者保持批判性思维，使技术成为攀爬知识高峰的阶梯，而非引向歧途的伪装。

沉浸体验让书“活”起来

在AI时代，图书馆空间正从单一文献存藏场所，拓展为融知识获取、文化感知、审美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场域。

与历史名人对话赋予空间全新想象力。利用数字人技术复现鲁迅、苏轼等历史人物，搭建跨越时空的对话机制。经典从抽象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亲近的鲜活存在，文化传承在代入感中自然发生。这打破了传统阅读中读者与文本的单向关系，构建了“读者—媒介—经典”的三元互动结构。

AIGC技术将古籍转化为动画、影像乃至互动游戏。福建省图书馆围绕《瀛涯胜览》开发“瀛涯奇航”手游，将古籍主题设计为解谜探索游戏，读者在参与中进入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图景；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借助AI实现14万余册古籍文白翻译、自动句读，上线不到一年访问人次破千万。这种转化不是对古籍原貌的背离，而是在核心语义不变前提下的当代转译，以熟悉媒介重建与历史文化的连接。

拓展服务边界彰显对多元需求的关照。AI眼镜智能讲解、AI自习室等创新，使图书馆从“阅读空间”走向“学习与成长空间”。但技术介入应以“不打扰”为原则，守护那份珍贵宁静，为不同需求读者提供差异化场景支持的弹性空间。

强化情感联结让书“暖”起来

技术的加持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而非让人从真实文化体验中抽离。图书馆的魅力终究来自它作为“人的空间”的独特气质——那份不设门槛的包容、那种带着体温的服务、那些面对面的真诚交流。

对特殊群体的关照是人文温度的标尺。面向老年读者的大字版界面、语音交互等适老化设计，让数字红利不被年龄阻挡；首都图书馆“天使眼”智能阅读器通过文字识别与语音合成，帮助视障读者“听见”文字。这些应用的核心不是追求效率，而是实现权利平等——让每个有阅读意愿的人，无论身体状况如何，都能享受阅读的快乐与尊严，这体现了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公共服务功能。

强化情感联结是AI无法替代的核心价值。再精妙的推荐系统，也无法替代馆员递来一本好书的温暖；再逼真的数字人，也无法复制读书会上思想碰撞的真实温度。读书会、文化沙龙、真人图书馆等社群活动，将图书馆从资源供给者升华为文化连接者，让个体阅读升华为群体精神共建。这些活动构建的是“桥接型社会资本”——打破圈层壁垒，促进不同背景读者间的文化交流，而这恰恰是算法推荐难以实现的。

AI时代图书馆的魅力，不在于技术有多炫酷，而在于用科技延伸阅读广度与深度的同时，依然守护那份宁静、关怀与情感联结。技术是手段，而非目的；是桥梁，而非屏障。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其社会效应取决于使用者的价值导向。当技术置于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知识公平获取的价值坐标中时，它便成为连接读者与知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群的桥梁。面向未来，还需正视基层图书馆困境，推动优质资源和AI工具向基层下沉，通过馆际协作、资源共享和人才培训，帮助经费拮据、人才匮乏的基层馆实现数字化转型。唯有技术进步红利覆盖城乡，“让读者爱上图书馆”才不只是一句口号。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

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党性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任务。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科学理论、夯实思想根基，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坚实支撑。必须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转化为自觉行动。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完成增强党性这一全面从严治党根本性任务的重要途径。正确认识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内涵要义、科学把握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实践要求，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工程抓紧抓实，有助于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根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刻认识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重大意义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问题导向，强调“抓思想从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之所以把思想从严摆在首位，是因为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松动。党性教育是从思想根源上固本培元、正本清源的关键所在。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决不能跌入抓一抓、松一松，出了问题再抓一抓、又松一松的循环，必须持之以恒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管党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与极端重要性，决定了党性教育必须同向同行、持续用力。如果党性教育松一阵、紧一阵，思想根基就会动摇，严的主基调就难以持久。只有把党性教育抓常、抓细、抓长，全面从严治党才有稳固的思想支撑。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贯穿党员、干部成长全过程的终身课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随着时间推移而自然保持下去的，共产党员的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的。初心不会永远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必须在持续不断学习教育和党内政治生活中加以锤炼。党性就是党员、干部最大的德，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是出在“德”上、出在党性薄弱上，违规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大都缺乏应有的党性修养，有的在忏悔书中坦言对党章党规党纪不了解、不熟悉，等到出了问题才幡然醒悟。这些教训深刻说明，加强党性教育、增强党性修养是一个需要终身努力的过程，只有把党性教育作为必修课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才能防止今天是“好干部”、明天是“阶下囚”的现象。

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坚定的应有之义。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因素和问题，正是大党独有难题的具体表现，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如何始终”对此作出深刻概括。解决这些难题，从根本上讲，要靠固本培元，靠增强党性。加强党性教育是从思想根源上补钙壮骨、排毒杀菌、祛病疗伤、去腐生肌的基础性工作。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党性教育必须保持“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只要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存在，党性教育就没有歇脚的理由。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内在要求，是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巩固长期执政地位的重要保障。

新时代以来党性教育的显著成就与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党性教育摆在突出位置，推动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积累了锤炼坚强党性的宝贵经验。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化党性教育。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新时代党性教育始终把政治修养摆在首位，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引导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各级党校把政治训练和政治历练作为党性教育的核心内容，推动党员、干部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政治品格、积累政治经验、增强政治敏锐性。经过持续努力，全党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明显提升，践行“两个维护”更加自觉坚定。实践深刻表明，党性教育必须牢牢把握政治方向，把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贯穿始终，才能确保教育不偏向。

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同向发力。全面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定施行一系列与党性锻炼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使党性教育的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健全“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党性教育在制度轨道上规范运行。实践深刻表明，只有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辅相成，党性教育才能既触及灵魂，又管住长远。

坚持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紧密结合。集中性教育解决突出问题，经常性教育巩固教育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连续9次在全党范围内组织开展集中教育，每一次都明确提出增强党性、加强党性锻炼方面的要求，党内集中教育与集中性党性教育相互关联、协同推进。与此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的“熔炉”作用，将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与深入推进党性教育紧密结合，把党性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实践深刻表明，只有把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党性教育才能既有集中发力、解决突出问题的效果，又有日积月累、久久为功的韧性。

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三者是有机整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条重要方略，就是将党性教育同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贯通起来，解决作风问题要从党性上找根源，增强纪律意识要通过增强党性强根基。特别是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党认真学纪知纪明纪守纪，以严肃严格的纪律教育锤炼坚强党性，通过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的高度自觉，在全党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实践深刻表明，党性教育只有与正风肃纪反腐紧密衔接，才能形成系统集成、协同推进的管党治党合力。

这些成就和经验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性教育的战略价值，在于全党上下形成了抓党性教育不松劲、不歇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这些经验也为进一步加强党性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

新征程上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的着力点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党性教育是一项长期工程，贵在坚持，重在实效。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必须在常态化、制度化、实效化上持续用力，着力克服“一阵风”“走过场”等倾向。

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进一步健全经常性教育与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的机制，推动建立健全日常性经常性党性锻炼制度体系，把党性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在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过程中检验和增强党性，在密切联系群众过程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在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过程中加强党性锻炼，在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坚定党性自觉，在严明党的纪律过程中不断增强党性教育实效性。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使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党的意识和党员意识，防止教育热一阵冷一阵。

坚持以上率下、压实责任。党性教育能否持之以恒推进和加强，关键在于加强党性教育的政治责任能否持之以恒落实。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党性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统筹推进、党校和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具体实施的协同机制。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既带头接受教育，又亲自谋划推进，防止“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以刚性责任确保党性教育不断线、不掉档。

坚持问题导向、学用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性教育不能空对空，必须紧密联系实际。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和岗位特点，差异化设置教育内容。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成效最终落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上。党性是否坚强，最终要在攻坚克难中检验，在为民造福中体现。提高党性教育实效性，必须引导党员、干部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坚持知行合一、终身修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党性教育归根到底要靠党员、干部的自觉，外在的教育引导只有转化为内在的自我修养，才能真正起作用。引导党员、干部经常对照党章检视自己，常掸思想灰尘，注重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逐步把党性要求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行为习惯。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程。新征程上，党的建设面临的任务更加繁重、风险挑战更加复杂。只有把党性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抓紧抓实，持续引导广大党员在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实事求是、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等方面下功夫，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作者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让人们看到真实的长征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从成都出发，经绵阳、江油、平武等地，于9月2日抵达兰州。9月4日，他开始动笔撰写红军长征的通讯，依托沿途实地走访与一手见闻还原长征真实历程，打破了国民党当局对红军进行虚假宣传与污名化的舆论垄断，让红军长征进入国内外公众视野。范长江因此被誉为“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

想了解一些关于红军的真相

九一八事变之后，范长江对东北“无声无息地送掉了”深感痛心，意识到“中国最紧迫的问题是抗日问题”，要在“实际斗争中找出路”。他曾作为一名志愿者，赴热河、长城沿线前线劳军，又搭乘军车去绥远开展为期十天的社会考察。随着东北和华北危机的加深，西北的战略位置凸显，促使他将目光聚焦西部。西部能否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范长江毅然决定深入西部实地考察，去探寻民族抗战的破局之路。

想了解一些关于红军的真相，是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的内在思想动因。1933年华北局势危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置抗日大局于不顾，调集重兵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在范长江看来，这是“国力的巨大消耗”。彼时的他对中国共产党并不了解，更不“认得一个共产党人”，仅从报刊或者马路的标语、口号中获取只言片语。国共双方孰真孰假、是非曲直，更是让他无从辨别。为了弄明白“这样大规模的内战，是为了什么”，范长江于1934年夏在南昌多渠道搜集“大批红军方面的油印土纸小册”，如饥似渴地阅读，得出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战争丝毫“没有道德的基础”的判断，并从中国共产党“抗日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得到了兴奋与愉快”。南昌之行促成范长江思想发生转变，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对共产党过去的了解根本不对头，是被人欺骗了”，故而对红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正如范长江所说，“我想去研究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最好到红军中去，彻底弄个明白”，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到中国西部去旅行，就可以接近红军，甚至进入红军，那我关心的最大问题就解决了”。

客观报道红军长征，还原红军真实面貌

从1935年7月到1936年5月，范长江的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数千公里。其间，他近距离观察和研判红军长征行军态势，先后在《大公报》发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松潘战争之前后》等系列报道，生动展现红军长征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范长江最早对中央红军长征的全过程进行了报道。在《从瑞金到陕边——一个流浪青年的自述》一文中，他以一个普通红军战士的亲身经历为写作视角，叙述从瑞金到陕北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全过程。报道中既有心态的描述，更有场景细节的纪实。亲历者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极端艰险：“山上积雪几尺厚，空气也不够，到山顶即人人头昏，滑倒地上，立即死去。过这架山，死去好些人。”亲历者还讲述了过草地的心惊胆战：“在草地里一望平原，无树无村，人影也不见一个，地下间隙的长着一堆一堆的丛草，地皮是水和泥混成的软土，不能支持人的体重，下脚就陷入一二尺深，走上半里路，已经使人感到万分疲乏”，“到了夜间，风雨交加，下面潮湿又透草而过，全身战栗，冷彻心肝！”字里行间体现着长征之艰难，彰显了红军不畏艰难险阻的顽强革命意志。

范长江始终秉承真实客观的新闻立场，坚持“忠实地报道给读者”，反对“国民党要坚决消灭共产党的立场”，提出国共两党要有平等地位，首先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内战，共商抗日大计的基本观点。他在公开报道中直接使用“红军”的称谓，提及“剿匪”时加注引号以表明自己的立场。针对国民党污蔑红军无政治目标的错误说法，范长江坚称红军是“北上抗日”。这些报道，让国内外对红军长征尤其是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有了理性认识。

范长江的长征系列报道，向外界真实展现了红军的严明纪律与优良作风。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中，他详细记述了红二十五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凡所过之地，秋毫不犯，所取用任何物资，一律给以现金，只有比市价多，没有比市价少的”，即使遇到农民已经逃离的，“如果取用了什么东西，总是付加倍的代价，放在农民家里，绝对的不占便宜”。这些鲜活的事例与朴素的语言，展现出红军爱民亲民、严守纪律的本色。

在《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一文中，范长江直接点明红军的组织特征，“就红军的特殊性言之，军事绝对听党的指挥”，“代表党的毛泽东即为红军中心之所在”。在《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一文中，范长江写道红军战士“多半是十五岁到二十岁的农村青年”，军队的着装“棉的、夹的、单的、军衣、便衣，应有尽有”，营连长以下干部选举的基本要求有“忠实”“耐苦”“不打架”“不骂人”等等。这些平实客观的文字，还原了长征途中红军将士的真实样貌，传播着红军与长征的真实形象。

让国内外持续关注并深入了解红军

范长江采写的红军长征系列通讯，戳破了国民党当局的虚假宣传谎言，向国内外读者真实呈现红军长征实况，展现了红军长征的丰富场景，构建了红军长征的最初历史叙事。解放战争时期，在新华社平津前线总分社开会时，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与宣传部部长肖向荣高度评价这些报道：“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围剿’的艰难情况下，把红军的动向主张有时曲折地有时直白地告诉人民，太难了。”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也评价道：“长江在1935年写的其他旅行通讯，其流传之广，作用之大令人吃惊。”

范长江撰写的系列通讯在《大公报》上陆续发表后，“红半了天，受到全国人士的注意”。文章被《国闻周报》、《大公报》上海版等转载，凭借着报刊庞大的发行网络，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被更多的人“看见”。不仅如此，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机关报《救国时报》也转载了部分报道。1935年12月9日《救国时报》创刊号上刊登的《红军在西北开展》的文章中，即转引《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中“既不占地，又不攻城，只绕了几个圈子”来概括红军在西北的机动作战。这些文章在巴黎的发表，与1936年3月开始在巴黎《全民月刊》连载的陈云所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形成了“联动效应”，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红军长征的持续关注。

而长征系列报道对范长江个人而言同样意义重大，不仅解决了他萦绕已久的困惑，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全新的认识，更让他在实地见闻中明晰了中国抗战的前途和未来，为他日后成长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双元制”职业教育推动战后联邦德国经济腾飞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土地被瓜分，经济崩溃，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38年40%的水平。1949年联邦德国正式推行社会市场经济，20世纪50年代进入复兴和繁荣期，1970年成为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资本主义经济强国，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推动战后德国现代化的首要动力。促进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众多，其中将企业实践培训与职业学校理论教育有机结合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被称为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对德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双元制”的起源与定型。德国“双元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学徒培训。20世纪初，经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德国已经成为重要的工业国，更多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进修学校如工艺学校、商业学校建立起来。自1937年开始，德国中央层面通过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推动企业培训与职业学校紧密结合。1938年规定职业学校为义务教育，1940年统一职业学校的教学时间，推动职业学校教育规范化发展，提升职业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这一时期，“双元制”概念虽然还未出现，但在企业培训和在职业学校学习文化知识的“双元”模式已经在德国手工业、工商业等行业培训中成为约定俗成的惯例，深入人心。

二战后联邦德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复苏需要更多高素质技工人才，联邦德国政府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培训。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十二条规定，所有德国人均有自由选择其职业、工作地点及训练地点的权利。1964年，联邦德国教育委员会在《对历史和现今的职业培训和职业学校教育的鉴定》中首次将存在了100多年的企业与职业学校的“双元”职业教育形式以“双元制”一词表述出来。1969年，联邦德国颁布《联邦德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培训雇主和受培训人的报酬义务、培训职业认可、培训关系登记、考试、控制和监督、罚金规定等内容，以法制形式统一规范“双元制”发展，以使其更好地适应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此后，“双元制”进入迭代升级的新发展阶段，也成为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核心和青年人就业的主要路径。

何为“双元制”。“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指青少年根据自己的意愿、能力选择国家承认的培训职业，在企业接受职业技能训练、在职业学校接受专业理论以及普通文化知识的教育形式，旨在培养促进德国经济、产业发展以及现代化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中等教育第二阶段的教育形式，相当于我国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接收完成中等教育第一阶段普通教育毕业生（相当于我国初中毕业生），是德国职业教育的主体。“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遵守“职业性”原则，把学徒在企业或工厂的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训练与职业生产全过程紧密联系，在企业生产现场学习分析和解决职业实践问题、职业行为规范、质量意识、劳动态度、劳动纪律等，目标是提高学徒与职业相关的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在职业学校主要通过课堂进行系统的理论授课，学生学习与职业相关的理论知识。

“双元制”中的“一元”是企业，另外“一元”是职业学校，以企业为核心、以企业培训为主。企业负责招收学徒，与学徒签订培训合同，制定企业培训计划，开展企业培训。在“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周期中，学徒在企业或工厂的培训中心进行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的时间约占70%—80%，在职业学校的学习时间约占20%—30%，“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也以企业为主，企业承担学徒在企业的培训经费，并为培训学徒提供生活津贴，企业投入的培训经费约占总经费的2/3，国家承担约1/3。

“双元制”职业教育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最为典型的特征是拥有独立且相关的两套教育培训和管理系统，所有进入该系统的青年同时具有企业学徒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双重身份。企业与接受“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青年人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职业教育合同，明确在培训期间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为企业严格按合同开展高质量学徒培训提供法律约束。企业学徒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双重身份也激发学徒（学生）身份感，积极提升职业本领。

“双元制”推动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双元制”职业教育是支撑德国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支柱，它从人才培养、现代工业与外贸发展、德国产品国际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大力推动了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增长。

为经济繁荣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撑。“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培养高水平技术工人的重要途径。德国前总理科尔曾评价道：“经过良好职业培训的青年，是我国的最大资本，是经济稳定的保障。”战后随着人口的自然增加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大批移民，联邦德国劳动力不断增加，就业人口从1950年的2038万人增长到1965年的2670万人，新增劳动力需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在1975年至1992年期间，企业培训学徒数从1975年的133万增长到1985年的183万，“双元制”职业教育规模达到顶峰。据统计，1960年全国接受各类职业教育和培训的青年人已占同龄青年（16—18岁）的56.6%，1965年又上升至57.7%。这为战后联邦德国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推动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与外贸增长。“双元制”职业教育与联邦德国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高度契合。二战后联邦德国工业和对外贸易取得了极大的发展。1951—1980年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7%，超过美国、法国、英国。1962年联邦德国跃居世界第二大贸易国。1950—1970年联邦德国工业营业额增长6倍，到1972年汽车制造业、电气电子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业这四个工业部门的营业额占工业营业额的38.3%。与之相应，在1977—1992年期间，工业和贸易行业是“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数最多的领域，其次是手工业、自由职业、公共事业和农业。到1992年，在工业和贸易行业的学徒数占总数的比例为52%，在手工业行业为33.7%，其他行业依次为自由职业占7.2%，公共事业占4.0%，农业占2.2%。“双元制”职业教育致力于精准对接、精准服务联邦德国工业进步需求与对外贸易发展需求，为德国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及建设贸易大国作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提高了“德国制造”全球竞争力。19世纪，“德国制造”一度成为廉价质劣的代名词。二战后，联邦德国发展社会市场经济，依托高质量“双元制”职业教育改进生产工艺，重塑制造业质量体系。在大力推行“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后，联邦德国就业人口持续增加，失业率从1950年的8.2%降至1970年的0.5%，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的大批熟练产业工人，增加了德国的产业竞争力，使德国在欧洲国家中的竞争力增强。“德国制造”也从原来的劣质标签，变成高标准、高质量的产品标志。二战后，联邦德国在产品上特意印刷Made in W.Germany（西德制造）字样，由于联邦德国在制造业的高标准、严要求、精细流程，“德国标准”被欧盟、世贸组织等多个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组织采用。“德国制造”成了全球高质量制造的代名词，“双元制”职业教育促进了德国商品的国际知名度与全球竞争力大幅提升。

流动即活力 交融即新生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秦腔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通过铿锵明快的“欢音”与哀婉凄怆的“苦音”等彩腔调式，展现了坦荡刚烈和坚韧质朴的群体人格，是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传统地方戏曲大多与方言地域高度绑定，从而呈现固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在明末至清乾隆前期，秦腔却突破了西北地域限制，凭借高亢慷慨的艺术特质与通俗亲民的表达形式，形成跨域传播态势，成为中华戏曲文化融合发展的一个典型范本。

秦腔从西北走向江南。明清秦腔文化历经兴盛与消歇的起伏，逐步完成了由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向江南等区域不断扩散的演变过程。

明末崇祯年间，在西北起兵的李自成部队将同州梆子（东路秦腔）作为军戏随军扩散，民间有“唱红了南京和燕山”的俗谚，反映当时秦腔渡江南的境况。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嘉庆七年，擅长刻画世俗人情、演绎忠孝故事的秦腔名伶魏长生曾三度北上京师，其间更于乾隆五十二年南下扬州，经由多地巡演的持续传播，最终形成秦腔文化热潮，构建了跨地域文化流行区。魏长生的演艺活动拓展了清乾隆年间秦腔分布格局，推动秦腔文化走向鼎盛时段，促使本地戏班主动吸纳秦腔唱腔、效仿秦腔剧目，引发江南名伶纷纷研习秦腔表演技艺，形成“转相效法，染及乡隅”的发展态势。

诸多文人诗词记载了当时秦腔流行盛况，如费轩《扬州梦香词》、魏荔彤《江南竹枝词》等诗文，生动描绘出扬州民众聆听秦腔、追捧梆子声腔的社会风尚，其中“舞罢乱敲梆子响，秦声惊落广陵潮”更是直观展现了秦腔雄浑唱腔与江南地域风情碰撞交融的独特文化景观。秦腔影响力辐射南京、苏杭等江南文化核心区域，受众覆盖士绅商贾、市井百姓各阶层。

清代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盛极一时的秦腔热潮逐步降温、走向消歇，但并未彻底消亡，而是与江南本土戏曲深度融合迭代，为本土剧种注入了唱腔、剧目和表演技法等新鲜血液，实现了异质文化之间相互吸纳与借鉴创新。

商贸往来与人口迁徙成就秦腔跨域传播。明清秦腔突破地域壁垒异地发展，这并非偶然的艺术现象，而是依托山陕商贾跨域商贸往来、移民群体的文化坚守，以及地缘会馆的空间载体等逐步形成。这一跨地域文化现象超越单纯的艺术审美范畴，既是地域文化持续互动的表征，也是流动群体文化认同不断重构的重要载体。

明清陕西与淮扬地区频繁的跨区域商贸往来，为秦腔南下提供了关键通道与经济保障。明代“食盐开中”政策推行后，政府允许商人向边地缴纳粮食换取盐引贩卖食盐，于是陕西商贾以“边商”身份往返西北与淮扬之间，垄断淮盐贸易核心资源。“开中折色”改革后，政府要求商人以向朝廷缴纳白银取代向边地缴纳粮食，进而换取盐引贩卖食盐。此后，大量山陕商贾脱离边地、流寓扬州，转型为内陆盐商，长期扎根淮扬经营发展。除盐业外，山陕商贾还主导皮货、布匹和丝绸等跨域贸易，由此形成双向流通的商贸格局。可见商贸交流构建了西北至江南的文化传播大通道，流寓江南的山陕商贾群体，成为秦腔的核心受众与经济支持者，也为秦腔班社南下和异地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人口迁徙与移民文化圈层的形成，是秦腔在异地生根的文化基础。据史料记载，明清时期大量山陕商贾举家流寓江南，促使西北移民群体聚集。在明代扬州流寓籍士绅商贾中，陕西籍科举文人、商户民众占比极高，仅进士与举人群体中陕西籍占比已达五分之一，大量流寓商贾及其群体社交活动，通过方言、习俗、观念与审美价值等因素，深刻影响了当地地域文化语境与风貌。与此同时，流寓商贾的乡土情怀与文化认同，让秦腔成为其寄托乡愁、维系地缘联结的精神载体，为秦腔在江南传播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受众基础与文化氛围。

山陕会馆作为明清地缘商贸与文化交流的核心载体，其核心功能是“联乡情、敦信义”，维系异地移民的地缘联结与文化认同，而戏曲展演是其核心文化活动，明清各地山陕会馆均配套修建戏台、戏楼，定期的秦腔演出，成为秦腔文化扩散的时空节点。扬州山陕会馆是江南最早设置的商业会馆之一，其规模宏大、影响力深远，不仅是商贸洽谈、同业聚合的场所，更是秦腔文化异地扩散的源头。依托会馆戏台，秦腔班社的常态化展演活动，让秦腔逐步走出移民圈层，被本地民众接受甚至喜爱。同时，江南盐商普遍蓄养戏班、置办乐部，雄厚的资本支撑让秦腔演出得以稳定发展，从而促使秦腔文化异地传播。

秦腔跨域传播助推南北文化认同。明清秦腔跨域传播的历史实践，在南北文化交融、地域身份建构、家国情怀培育以及传统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地域性文化的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秦腔承载民间历史记忆，其剧目内容多取材历史故事和民间忠义传说，借助普通民众可以感知与共情的叙事方式，通过质朴直白的唱腔，将忠孝爱国、守望相助、崇德守礼的价值理念扎根市井民间，成为基层社会道德教化、家国情怀培植的重要载体。明清以来秦腔的西进东扩、北上南下，打破了地域文化壁垒，促使粗犷质朴与温婉雅致的不同戏曲文化特性融合共生。流寓江南的山陕商贾通过秦腔维系乡土记忆、凝聚地缘共识，异地构建文化归属感；而江南本土民众则突破地域认知局限，通过秦腔认知西北地域文化特色。秦腔跨域传播以及产生的文化交融，在弱化地域文化隔阂的同时，强化了不同地域民众对中华戏曲文化的整体认同，也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核心特质。

明清秦腔跨域传播是商贸往来、人口流动、文化融合的结果。这既印证了传统戏曲“流动即活力、交融即新生”的历史规律，也清晰地展现了地域文化由本土坚守到跨域传播，再由碰撞交流至融合共生的演变过程。历经跨域传播、异质文化碰撞，可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促使文化创新。秦腔与江南戏曲的融合，既保留了自身的精神内核，又吸纳了江南审美特质，从而使戏曲艺术升级迭代。

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优势、竞争优势，走出了一条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路子，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全面从严治党把准高质量发展航向

深化理论武装，筑牢对党忠诚政治根基。公司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将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领导班子履职的第一要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依托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专题培训等载体，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专题研讨、宣讲阐释，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制定“五学五讲五贯通”工作机制，领导班子带头研讨交流、专题宣讲，推动理论学习进车间、进班组、进头脑，各层级党员干部培训将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课、主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学用结合，助推发展提质增效。“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将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统一起来，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行业工作要求转化为企业的任务书、施工图，确立和拓展升级“三大战略任务”发展图谱，将理论学习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安排。将全面从严治党重点工作融入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品牌营销、降本增效等难点堵点，对重点任务实行项目化推进、清单化落实、常态化督导，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见成效。

坚守从严基调，夯实管党治党责任。一体贯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两个责任”有机衔接、联动集成；一体落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坚持工作职责管到哪里、管党治党责任就覆盖到哪里；一体压实部门监管责任和党员干部具体责任，形成完整闭环链条。构建“党组作表率、党委强示范、支委走在前、群众问实效”四维联动工作格局，把组织、教育、监管、制度、责任五大体系接到生产链、供应链、项目链、数据链，使严的要求落到机台班组，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深入推进基层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打造智慧党建信息化平台，探索组织体系延伸新路径，开展支部“集聚思想新动能”大学习大研讨，开展“百名书记破百题”，支部书记领题破解生产经营实际难题。推动90后党员进入支委班子，车间配备35岁左右科级干部并纳入考核。用好“两岗一区两队”载体，组织党员围绕生产经营难题攻关立项，获评四川省“国有企业示范党员突击队”，多个基层党支部受到工厂所在地党委、政府的表彰，实现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

以严密治理体系筑牢高质量发展屏障

健全制度体系，规范权力运行流程。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公司坚持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三重一大”决策监督制度，按照“密而不繁、有效管用”要求构建内部监督制度体系，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建立健全员工违纪违法行为处理、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领导干部工作时间之外监督、干部离职后从业行为、处分决定执行等制度机制，近两年来制定和修订采购监督管理等标准化制度126项，持续开展与供应商交往行为、采购管理、营销物资、选人用人等制度执行效果评估，确保制度的生命力。

聚焦政治监督，推动决策落地落实。以政治监督为统领，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聚焦“三大战略任务”，紧盯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重点任务，将学习教育、规划编制、干部市场挂点、技术攻关、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纳入监督范围，建立政治监督“清单化监督、项目化推进、闭环式管理”机制，形成“部署—落实—督查—整改—复盘”闭环管控，坚决整治贯彻落实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以及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杜绝“中梗阻”现象。

贯通监督合力，提升综合治理效能。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成果运用，持续巩固专项治理成效，健全深化“巡审联动”“巡察+N”协同监督机制，锚定权力运行关键领域，有序推进常规巡察全覆盖，聚焦物流运输、物资采购等重点板块开展专项巡察，压实整改治理责任，系统推动问题见底清零，持续放大巡察监督综合效能；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可溯的全过程“穿透式”监管格局，建立招标投标领域多部门双月会商机制，强化不良行为供应商筛查和惩戒，纵深推动集采，以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为支撑构建资金预警指标体系、全级次资金监管机制、采购交易监管平台，探索公司智慧决策信息系统进行嵌入式监督，运用人工智能数据提取比对分析技术，推动实现风险苗头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开展非职务违法犯罪专项治理，依规依纪商请地方纪委监委采取查询措施，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

深化标本兼治，涵养清朗干事生态。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严从实纠治“四风”，持续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全覆盖、分层级、分岗位的廉洁风险专项排查，全面起底党的二十大以来“四风”问题线索，坚持“风腐同查同治”，深挖酒驾醉驾等非职务违法犯罪问题背后的“四风”和腐败问题。综合运用警示教育大会、案例通报、纪法讲座、知识测试、集体廉洁谈话、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等举措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突出对“三类重点群体”和“五类关键岗位”的教育，开展“营销团队作风整顿”，深化“守正清廉”廉洁文化建设，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深挖东坡廉洁文化底蕴，建设廉洁文化长廊，推动廉洁文化进车间、进班组、进家庭。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让干部在守规矩中放开手脚、担当作为。

以正确政绩观激活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公司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引导党员干部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投入到抓落实中，切实把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经得起检验的发展实绩。

深耕降本增效，提升经营质效。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不花钱”，全方位推进营销开源、财务增效、生产降耗、物流降费、管理挖潜等全产业链费用管控，上半年，各项可控费用降低2000.53万元。

抓实质量管控，筑牢发展底线。持续深化“高质精品工程”，严守精微标准、深耕智能制造、淬炼产品品质，坚持全流程、全方位、全维度质量管控，产品综合质量得分稳居行业第一方阵，六款产品获行业通报表扬，生产制造工艺质量水平持续保持行业一级。

聚力科创攻坚，激活核心动能。“1+6+N”技术攻关体系持续发力，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牵头搭建行业创新中心，构建关键技术创新体系，塑造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格局。

建强人才队伍，夯实发展根基。构建“1415+N”人才管理体系，打通行政管理、专业技术、职业技能、优秀员工四条成长通道，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行业学科带头人”“行业技能大师”等先进典型；2026年聘任高技能人才74人，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2人，获评行业高级职称25人，突破历史新高。

厚植企业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推动“东坡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连续五次荣膺“全国文明单位”荣誉，荣获“2025年度全省国资国企系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先进单位”称号，公司上下凝聚起昂扬向上的精气神，2025年度行业直属单位考核中获评优秀。

公司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服务国家战略、推动行业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新力量。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

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是以东北抗联精神为主题、吉林省首批纳入中组部备案目录的党性教育基地，是全国首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学院毗邻杨靖宇烈士陵园暨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采用雪岭聚落、马架子、地窨子等反映抗联战斗生活的建筑形式，总面积14万平方米，可同时承载1500人培训学习。学院始终把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等红色基因作为办学灵魂，矢志打造全国党性教育示范基地。开发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以政治忠诚教育、红色精神传承、履职能力提升为主要内容，以专题教学、现场教学、访谈教学、沉浸式教学、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等多种教学形式为支撑的特色课程体系，创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修平台、“对党忠诚”沉浸式红色情境教学馆、“红色档案”主题教室、“三地三摇篮”红色吉林主题教室、“大力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主题教室等铸魂赋能教育平台，让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更加生动鲜活，让党性教育更具吸引力感染力。打造了杨靖宇支队战旗、抗联棋盘、抗联密营、民族英雄杨靖宇雕塑园等核心现场教学点，并将教学线路延伸至一汽、长影、空军航空大学等全省“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所在地和长春、吉林、四平、白山等红色资源富集地，构建起省域现场教学大格局，不断夯实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基础，努力将学院建设成为党的创新理论学思践悟的重要阵地、全国红色资源学用结合的学术高地、东北抗联精神教研相长的示范基地。（联系电话：0435-3558555；17543571911）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砥砺初心使命

本报讯 近期，各地党校（行政学院）开展党性教育、专题展览、学术研讨等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院）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结合前期参观“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持续推进首善一流党校建设”主题开展集中交流研讨。深入领会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丰富内涵，校（院）委成员结合分管工作，直面办学问题，剖析工作短板，谋划发展路径，强调要把长征精神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走好新的长征路。

黑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联合省委宣传部、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组织在校4个主体班200余名学员及部分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参观“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开展专题党性教育。

江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于10月22日举办“赓续长征精神砥砺初心使命——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秋季主体班集体主题党日活动”。11个主体班学员和有关部门教职工代表共580余人参加。整场活动以“诗·歌·情景剧”融合的形式呈现，涵盖红色家书诵读、诗朗诵、情景表演、大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日，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秋季学期主体班学员开展“诵读红色家书传承长征精神”主题活动。活动中，学员们先后情景式诵读了多篇红军指战员的家书，声情并茂的演绎展现了先烈们对革命至死不渝的忠诚，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湖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于10月19日—23日举办“伟大的出发永远的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历史展”。展览由武汉革命博物馆、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联合主办，依托翔实史料与珍贵历史图片，系统再现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光辉历程，深刻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

贵州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于10月17日—18日召开“弘扬长征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实践”学术研讨会。会议强调，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探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积累了宝贵经验。要以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引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长征途中的民族团结故事，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围绕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着力打造“六个典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贵州实践总结好、阐释好，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本报讯 10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乌兰察布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工作。第一副校长（副院长）高祖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内蒙古考察，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内蒙古的深切关怀和深情厚爱，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全体教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考察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上来，不断增强感恩奋进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会议要求，要牢牢把握“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聚焦自治区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扎实做好教学、科研、宣讲各项工作，推动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见效。要抓实干部教育培训，严格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各类培训班、专题班的必修课，分层级、分批次组织培训，第一时间邀请特聘教师，在主体班中开设专题课程，及时组织相关教研部申报开发、更新完善专题课程，把生态保护、绿色算力、农畜产品基地建设、新质生产力等内容融入教学体系，不断增强培训针对性、实效性。要深化理论研究阐释，组织教研力量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开展体系化、专题化研究，紧盯自治区重大战略部署开展对策研究，努力推出有分量、可落地的智库成果，当好党委政府参谋助手。要广泛开展宣传宣讲，组织骨干教师深入基层一线、选派专职教师加入自治区宣讲团开展宣讲，全方位多角度解读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关怀传递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持续凝聚全区上下团结奋斗、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要统筹抓好自身建设，对标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部署，把贯彻落实精神同办学治校、从严治校结合起来，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为各类人才、干部干事创业提供有力思想支撑。

会议强调，要切实强化组织领导，迅速在校（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校（院）委会成员要带头学习、带头研讨、带头宣讲，以上率下带动全体教职工深学细悟。各部门、各教研部要压实责任，细化配套落实举措，一体推进学习、宣讲、科研、培训任务，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提升办学质量、服务中心大局的实际行动，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献党校力量。

第六届城市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市委党校举办

本报讯 10月23日，第六届城市治理学术研讨会“长三角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治理创新——‘十五五’新愿景与新探索”在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会上发布了《长三角城市高品质生活：“十四五”回顾与“十五五”展望》《长三角城市高水平开放：框架、指标与评价》两份专题报告。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曾峻出席并讲话，副校长（副院长）罗峰主持。

研讨会上，3位专家学者作主旨发言，围绕长三角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享学术思考与实践见解。中国国土经济学会理事长肖金成就当前区域合作存在的不足提出从立法保障、组织架构、资金支撑、规划引领四个方面系统构建区域合作长效机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孙志燕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认为长三角城市具有较强的全球竞争优势，未来不仅要推动人工智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更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立场，让技术进步更好地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教授张晓杰提出应当以价值评价机制为突破口，通过成本共担、制度保障等举措，推动区域公共服务共同体建设从一体化迈向价值共创。

圆桌论坛环节，4位与会专家聚焦“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主题，围绕破除制度壁垒、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公共服务一体化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教授倪东辉解读了安徽“十五五”规划纲要在战略定位、协同机制等方面的新部署，为健全跨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提供新思路。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浙江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立军梳理了长三角在市场规则共建、流通模式创新等方面的实践进展，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跨区域规则衔接和信息互通，持续破除妨碍公平竞争的行政性壁垒。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方长春聚焦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议探索建立跨区域公共服务共同事项及相应的财力分担、责任分配和问责机制。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创研中心副主任潘鑫提出，推动基础设施“六张网”与都市圈空间布局相衔接，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和安全韧性。

此次研讨会由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主办。除主论坛外，同步设置3个分论坛，分别围绕“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与龙头带动作用”“长三角城市治理现代化与韧性安全城市建设”“长三角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专题研讨。

“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当好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 理论研讨会暨第七届卓炯论坛举办

本报讯 10月15日，“塑造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当好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理论研讨会暨第七届卓炯论坛在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副校长（副院长）林盛根，广东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罗明忠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推进深层次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部署。本次会议以开放为主题，既是对著名经济学家卓炯理论创新精神的致敬之举，也是聚焦时代命题、回应发展关切、服务湾区建设、探索地方开放新路径的务实行动。

会上，4名专家围绕会议主题作主旨报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樊继达认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推进制度型开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提升我国在全球规则博弈中的竞争力，是推动我国由“跟跑”迈向“领跑”的重要途径；中山大学教务部主任王彩萍认为，横琴、前海、南沙、河套四大合作平台是广东实现五外联动的重要载体，应当用足用好平台优势，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打造对外经济合作高地；华南师范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刘志铭认为，当前国际高水平竞争已转向科技规则、人才制度、创新生态等底层竞争，应以科技开放和人才制度开放为抓手，构筑广东高水平对外开放新优势；《南方智库专报》主编郑红军认为，学术界应立足广东开放实践，加强理论提炼与学理表达，把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难点问题研究深、阐释透。

来自省内外的知名专家、入选论文作者代表和校（院）相关部门教研人员等近100人参加了会议。

福建省委党校推动省市县党校一体化协同发展

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坚持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一盘棋”，强化资源统筹，多措并举推动省市县党校办学资源有序流动、集约配置，不断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夯实办学基础。

一是坚持高位引领。紧扣省委各项工作部署，通过召开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校长（院长）会议等，指导市县党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系统高质量发展研究，把市县党校建设发展纳入全省校院整体布局，统筹纳入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十五五”规划和“一流党校”建设方案，指导各地立足实际抓好落地落实，引导全省党校系统同向协同发力，确保资源统筹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二是强化市县统筹。依托分校挂牌管理模式理顺市县办学权责体系，推动县级党校教学规划、队伍建设、课程开发纳入市级党校统一统筹，整合党性教育基地、实训场地、食宿配套等硬件资源共建共用，常态化开展集体备课、名师帮带、订单式送教，联合开发本土特色课程、打造实景化教学模式，推动山区薄弱党校规范建设、特色发展。寿宁县委党校加挂宁德市委党校下党分校牌子，实行市县协同管理，创新推出“四同”党性教育、“五个一”培训模式，持续增强基层培训供给质效。

三是推进片区统筹。以市级党校为枢纽推动片区协作，常态化组织联合备课、课题攻关、现场教学、跟班实训，打通师资、课程、科研、阵地等资源共享通道，串点成链盘活市域内办学资源。沙县区委党校在保留县级党校独立办学职能不变的基础上，按照“统筹不包揽、赋能不替代”工作原则，与三明市委党校建立以“场所共用、课程共备、教研共抓、师资共享”为主要内容的市区两级党校联动办学模式；漳州市委党校对接东山县委党校、宁德市委党校联动蕉城区委党校，立足海岛、城区党校具体实际，统筹开展集体备课、课题联合攻关、业务交流，形成“市级牵引、市县联动、片区抱团”一体发展提升的良好局面。

四是开展山海协作。搭建沿海与山区、老区党校共建平台，打通地域壁垒，建立师资互派、课程共研、联合办班等协作机制，推动沿海教学管理优势下沉、山区红色资源向外输出。扎实推进福州福清—宁德周宁、厦门湖里—龙岩连城等县级党校间结对建设，精准对接基层办学需求，开展联合办学等深度对接，持续缩小区域办学差距，推动一体化建设更加均衡协调。

五是加强保障供给。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将质量评估、分类建设结果与资源配置、项目支持直接挂钩，引导优质资源向基层薄弱环节倾斜。注重统筹三类资源：师资培育方面，积极选送教研骨干与基层党校教师参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的师资培训，常态化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完善基层教师培育、帮带、成长机制，为系统均衡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外部协作方面，坚持“内引外联”，主动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及先进省市党校对接学习，引入前沿理念与优势资源；推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党校与市县党校协作，有效扩大基层培训供给。存量资产方面，依托“公物仓”为8所市县党校调剂资产3900多件、价值250多万元，补齐基层硬件短板。持续建强“全省校院系统之家”，常态化下沉基层开展业务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办学中的实际困难，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陈雪梅高绍满邓雯）

湖北省委党校以高质量育才献策助力支点建设

湖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党校初心，锚定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目标任务，不断优化课程供给、拓宽培训渠道、深化研究阐释，为全省支点建设贡献党校力量。

一是优化课程供给。坚持加快支点建设战略部署推进到哪里，教学布局跟进到哪里，构建学用贯通的课程供给体系。完善课程体系建设，紧扣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关于支点建设的总体部署，构建总论引领、专题支撑、分论突破的“1+3+6”课程体系。即开设1门“全会精神总论”课和“打造世界级的光谷”“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深入推进武汉都市圈建设”3门专题课，以及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治理创新6门分论课程。创新教学实施方式，深化研究式、互动式、沉浸式教学方法运用，将全会精神融入专题讲授、实践解读、案例教学和交流研讨全流程，推动一批鲜活素材转化为课程教学内容，形成学、思、研、用一体贯通的教学格局。延伸实践实训阵地，坚持把课堂搬到发展最前沿、产业第一线，积极邀请省内外有关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解读国际国内形势和省委重大战略决策，组织学员走进支点建设一线开展现场教学，安排年轻干部班学员赴浙江、深圳等先进地区和重大项目一线实训调研，努力让学员在实战实训中开阔视野、更新观念、提升能力。

二是拓宽培训渠道。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训，推动支点建设部署从“关键少数”传导到“基层末梢”。重点办好全省县（市、区）党政正职培训班，精心做好省委、省政府领导专题授课的服务保障，组织学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当好县（市、区）党政主职”开展研讨，引导“关键少数”准确把握全会核心要义，增强建功支点建设的行动自觉。分行业办好履职能力培训班，围绕全会提出的“六大创新”领域，承办相关专题班24个，分类培训学员1970余人，助力支点建设部署在各领域、各行业、各部门落地生根。持续开好全省党员干部直播课，通过“主课堂+分课堂+云课堂”方式，依托“支点建设干部讲堂”平台，实现全省市、县、乡三级领导班子和相关部门“同上一堂课”。

三是深化宣传阐释。发挥党校理论研究和智库优势，坚持教研咨一体化推进。组建省市县党校教师课题组，开展蹲点调研，5个教研咨一体化校级专项课题获得立项。及时做好宣传阐释，组织教师在省级权威媒体开展全会部署解读阐释4次，在核心期刊及省级以上报刊发表理论文章13篇。同时，用好校（院）所属报刊、微信公众号，开辟专栏扩大全会精神宣传阐释覆盖面。积极开展建言献策，以省新型智库课题和重大调研课题为牵引，组建跨部门研究团队，赴相关高新区、科创企业、创新平台等实地调研，策划选题28个，努力为支点建设目标任务落地提供智力支持。

（钟婧媛刘文龙）

山东省委党校创新推行“三类四维”学员分类管理模式

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创新推行基本培训班次“三类四维”学员分类管理模式，进一步提升学员管理精细化标准化水平，全面提高培训质效。

一是科学规划。制定基本培训班次学员分类管理实施方案，根据学员培训时间长短，将班次划分为三类，分别是学制2个月以上的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师资培训班等长期班次，学制1个月左右的市厅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县处级干部进修班、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进修班等中期班次，学制1至2周的专题研讨班、骨干研修班等短期班次。聚焦“党性教育、学习管理、组织管理、生活管理”四个维度，针对不同类班次实施差异化、科学化、精准化管理，切实推动党性教育铸魂固本、学习管理精准高效、组织管理严肃规范、生活管理严管厚爱。

二是精准施策。党性教育方面，长期班次实施全链条党性锤炼，扎实推进理论教育、现场教学、实践锻炼、典型引领、案例警示、文化熏陶、管理评价“七位一体”政治训练模式，中期班次实施重点环节党性淬炼，推进学员组织生活、研读经典、对照检视、自主管理的自我锻炼机制，短期班次实施靶向精准党性锻炼，引导学员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学习管理方面，长期班次聚焦体系化推动学用贯通，优化导学、促学、督学机制，搭建多元交流平台、完善学习质效评价，构建系统完备学风建设体系；中期班次聚焦专业化推动学用结合，推进学学相长、深化学风督查，培塑浓厚学习氛围；短期班次聚焦专题化推动以学促干，紧扣实战需求，深化业务实训、研讨交流、互学互鉴。组织管理方面，长期班次突出自我管理，推行组织员（班主任）指导、值日班长主抓的管理运行模式，涵育班级文化，推动学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中期班次突出引导管理，组建同期同类班次组织员管理工作组，完善工作清单、细化职责分工，构建“工作组统筹、组织员（班主任）指导、支部落实、全员参与”的管理格局；短期班次突出融合管理，压实主办单位与校（院）双主体责任，全面对接、同向发力、齐抓共管。生活管理方面，长期班次强化作风培塑，推动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中期班次强化制度约束，严格日常管理，及时提醒、纠偏；短期班次强化规范管理，重点强调注意事项与纪律规定。

三是夯实保障。优化组织员跟班制度，持续实施组织员（班主任）素质能力提升行动，常态化开展学员管理工作经验交流研讨，定期工作盘点，不断提升组织员（班主任）政治素质、理论素养、业务能力。深入实施《基本培训班次学员考核实施办法（试行）》，抓实组织员（班主任）评价考核，推动分类管理各项措施落地落实。

（刘洋孟宏恩）

陕西省委党校专题部署教研咨一体化深化推进工作

本报讯 10月19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教学科研联席会议，专题研讨部署教研咨一体化深化推进工作。常务副校长（副院长）范永斌出席会议并讲话。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推动教研咨一体化是提升校（院）干部教育培训质量的内在需要，是发挥党校思想引领、理论建设、决策咨询作用的重要支撑，必须统筹贯通教学与科研工作，推动理论研究成果对接教学需求、科研成果及时进入课堂、课堂和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及时转化为科研选题和咨政成果，真正实现教研咨协同发力、互促共进。

会议强调，要切实加强统筹谋划，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做到教学科研工作谋在前、干在先；要聚焦主责主业，牢牢把握校（院）的职能定位和特色优势，坚持正确的教学导向和科研方向，把人才、学科、平台等优质资源向重点任务集聚，更好地发挥育才献策重要职能作用；要扎实推动有组织教学和有组织科研，持续深化课程体系建设与教学服务保障，坚持科研围绕教学需求选题、紧扣教学需要发力，切实发挥教研咨一体化作用；要树牢精品导向，聚力打造优质课程、高水平课题和高质量咨政成果，强化名师名课、名篇佳作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精品力作带动教研咨整体水平提升。

会议要求，各部门要履职尽责、密切协同，把教研咨一体化各项举措落地落细，加快构建校（院）工作“一盘棋”格局。要健全常态化沟通会商机制，深化信息互通、经验互鉴，及时破解工作堵点难点，持续推动校（院）教学科研工作提质增效。

（陈薇宇）

哈尔滨市基层党校区域联盟“强科研本领，献咨政良策”专题辅导活动举办

本报讯 10月22日，哈尔滨市基层党校区域联盟（第三片区）“强科研本领，献咨政良策”专题辅导活动在香坊区委党校举办。哈尔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张新宁带队出席，联盟成员单位相关人员参加辅导。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通道，全市18家基层党校的114名教师同步收看实况。

专题辅导环节，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思想理论战线》杂志主编张明之紧扣基层党校工作实际，解析基层课题研究的重点与易错点，既有理论高度，又贴合一线教学科研现状，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经验分享和政策讲解环节，哈尔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和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王海涛结合自身科研实践作经验分享，从实操层面为参训教师传授科研工作方法；科研处处长常冰对科研相关政策进行解读说明。

互动答疑环节，基层党校参训人员围绕科研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主动提问交流。主讲嘉宾结合经验和政策要求逐一回应、精准指导，为基层破解科研瓶颈明晰思路，现场研讨氛围浓厚。

张新宁在总结讲话中对区域联盟科研共建工作提出要求，鼓励各成员单位教师立足区域实践，找准科研切入点，把基层一线实践转化为科研选题，产出更多接地气、有价值的科研咨政成果。

此次活动是哈尔滨市基层党校区域联盟深化校际协同、统筹优质资源、推动教研共建共享的重要实践。下一步，哈尔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将持续牵头深化区域党校联盟建设，联合全市基层党校凝聚工作合力，不断拓宽联盟协作广度、挖掘合作深度。持续搭建常态化交流研讨平台，统筹用好线上直播、线下集中研讨等多元载体，推动教学科研、师资建设、课题攻关、资源共享等方面互促互通，不断提升基层党校科研咨政整体效能。

宁波市委党校赴新疆库车开展送教调研活动

本报讯 10月12日—16日，宁波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组织教师赴新疆库车市开展送教调研活动，通过现场授课、远程送教、教研交流等形式，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向对口地区延伸，深化甬库两地党校交流合作。

聚焦库车干部教育培训需求，宁波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教师为库车市2026年秋季主体班次乡科级干部进修班、中青年培训班分别讲授“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调查研究能力”两堂专题课，同时，开展远程送教3场次，进一步拓展优质课程供给渠道。

送教期间，调研组与库车市委党校开展专题座谈。库车市委党校有关负责同志详细介绍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党校办学情况，双方围绕教学改革、科研咨政、师资培养等深入交流，探讨深化课程共建、资源共享和教研协作的有效路径。调研组还深入库车多地，围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开展实地调研，为深化两地教学科研合作积累实践素材。

此次活动是宁波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化对口援疆工作、加强两地党校协作的具体举措。下一步，宁波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将持续深化与库车市委党校的常态化合作，推动优质资源共享和办学经验互鉴，在课程共建、师资共育、科研咨政等方面拓展合作空间，为提升对口地区党校办学质量和干部教育培训水平提供有力支持。（卢腾）

深圳市委党校举办2026年第三期科研工作坊

本报讯 10月15日，深圳市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第三期科研工作坊在罗湖区委党校举行。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市社科联专家学者，市、区党校有关负责同志和教研人员近50人参加学习研讨。大家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学习市委部署要求精神，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主题，交流学习心得体会，探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

与会10位专家学者先后作交流发言。大家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科学回答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时代课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立足时代方位体悟重大意义，吃透体系要义把握科学内涵，深研精神脉络体悟理论品格，把握生成根基，领会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握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深入研究深圳在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体系、干部人才、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创新、反腐败斗争、责任落实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从鲜活案例中总结规律，在党的建设方面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长效方案。

大家表示，锤炼坚强党性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基础性课题，管党治党既不能简单寄托于个体思想自觉，也不能把治理成效全部寄托于制度条文，制度构建与党性锻造一体两面、同向发力；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上下贯通”畅通纵向传导、以“执行有力”实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要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须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坚持理念、机制、方法、工具创新一体推进，突出培训的枢纽平台作用，探索改革容错、能上能下、专业循环培养、基层减负与派驻监督等机制，倡导以人工智能等数智工具赋能干部工作。

下一步，深圳全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培训、研究阐释和贯彻落实各项工作，迭代优化课程、全面纳入主体班教学安排，分专题上线系列“微课”，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课堂、进基层；布局一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课题，聚焦“小切口”问题开展对策研究，为深圳以改革创新精神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率先示范、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思想力量。

福建省委党校推动省市县党校一体化协同发展

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坚持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一盘棋”，强化资源统筹，多措并举推动省市县党校办学资源有序流动、集约配置，不断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夯实办学基础。

一是坚持高位引领。紧扣省委各项工作部署，通过召开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校长（院长）会议等，指导市县党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系统高质量发展研究，把市县党校建设发展纳入全省校院整体布局，统筹纳入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十五五”规划和“一流党校”建设方案，指导各地立足实际抓好落地落实，引导全省党校系统同向协同发力，确保资源统筹方向不偏、力度不减。

二是强化市县统筹。依托分校挂牌管理模式理顺市县办学权责体系，推动县级党校教学规划、队伍建设、课程开发纳入市级党校统一统筹，整合党性教育基地、实训场地、食宿配套等硬件资源共建共用，常态化开展集体备课、名师帮带、订单式送教，联合开发本土特色课程、打造实景化教学模式，推动山区薄弱党校规范建设、特色发展。寿宁县委党校加挂宁德市委党校下党分校牌子，实行市县协同管理，创新推出“四同”党性教育、“五个一”培训模式，持续增强基层培训供给质效。

三是推进片区统筹。以市级党校为枢纽推动片区协作，常态化组织联合备课、课题攻关、现场教学、跟班实训，打通师资、课程、科研、阵地等资源共享通道，串点成链盘活市域内办学资源。沙县区委党校在保留县级党校独立办学职能不变的基础上，按照“统筹不包揽、赋能不替代”工作原则，与三明市委党校建立以“场所共用、课程共备、教研共抓、师资共享”为主要内容的市区两级党校联动办学模式；漳州市委党校对接东山县委党校、宁德市委党校联动蕉城区委党校，立足海岛、城区党校具体实际，统筹开展集体备课、课题联合攻关、业务交流，形成“市级牵引、市县联动、片区抱团”一体发展提升的良好局面。

四是开展山海协作。搭建沿海与山区、老区党校共建平台，打通地域壁垒，建立师资互派、课程共研、联合办班等协作机制，推动沿海教学管理优势下沉、山区红色资源向外输出。扎实推进福州福清—宁德周宁、厦门湖里—龙岩连城等县级党校间结对建设，精准对接基层办学需求，开展联合办学等深度对接，持续缩小区域办学差距，推动一体化建设更加均衡协调。

五是加强保障供给。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将质量评估、分类建设结果与资源配置、项目支持直接挂钩，引导优质资源向基层薄弱环节倾斜。注重统筹三类资源：师资培育方面，积极选送教研骨干与基层党校教师参加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的师资培训，常态化开展“送教下基层”活动，完善基层教师培育、帮带、成长机制，为系统均衡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外部协作方面，坚持“内引外联”，主动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及先进省市党校对接学习，引入前沿理念与优势资源；推动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党校与市县党校协作，有效扩大基层培训供给。存量资产方面，依托“公物仓”为8所市县党校调剂资产3900多件、价值250多万元，补齐基层硬件短板。持续建强“全省校院系统之家”，常态化下沉基层开展业务指导，及时协调解决办学中的实际困难，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撑。（陈雪梅高绍满邓雯）

打通基层理论培训“最后一公里”

如何既让优质理论资源直达基层，又让课程贴近基层需求、以教学反馈推动持续改进，是打通基层理论培训“最后一公里”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当前，县级党校师资力量有限，农村党员、流动党员分布分散，集中参训面临工学矛盾。网络直播虽然拓宽了课程覆盖面，却不能自动解决理论教学与基层实践衔接不足的问题。课程送下去了，学习内容却没有回应党员关切，教学反馈也没有进入后续课程改进，培训就容易简单停留在“听过了、学完了”的层面。近年来，安徽省庐江县依托省市县三级党校一体化办学体系，用好“同上一堂课”，从资源联动、课程转化、反馈改进三个方面着手，探索提升基层理论培训质效的有效路径。

一是借力资源下沉，构建就近可及的联动学习场景。优质师资和课程资源不足，是制约基层理论培训提质增效的现实因素。县级党校受师资条件限制，难以单靠自身力量常态化开设高水平理论课程，同时农村党员、流动党员分布分散，集中参训又容易受到工学矛盾制约。庐江县委组织部将“同上一堂课”作为推进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重要载体，整合县镇两级党校资源，通过统一教学内容、同步教学安排、联动教学实施，推动优质师资和课程资源向基层延伸。自今年1月启动以来，已举办县级示范培训6期，带动各镇（街道、园区）同步开设分课堂，累计覆盖党员3367人次。与此同时，庐江县建成规范化基层党校分课堂20个，并在村、社区、企业等同步设教学网点，进一步拓展基层学习阵地。针对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配套开展集中补学、小组研学等活动，兼顾务工党员、年老党员等群体的实际情况。这套做法的关键，不是简单增加课程收看点，而是以县级示范培训统一课程内容和教学安排，以镇街分课堂落实组织实施，让县级示范培训带动基层同步开展学习，既发挥县级党校的资源优势，又调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量，推动党员教育培训更加便捷、常态化开展。

二是做好本土化转化，推动“一堂大课”对接基层实践需求。课程同步送达，不等于学习内容与基层需求完全契合。上级党校的理论课程具有普遍性，而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党员面对的实际问题各不相同。如果缺少本土化转化，理论宣讲就可能与基层实践脱节，党员听懂了理论，却未必能够将其与本地发展和岗位职责联系起来。庐江县坚持“统一授课+本土拓展”，在统一理论教学基础上，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集体经济发展等一线课题征集学习诉求，将理论课程与本地实践案例、分组研讨结合起来。训前常态化征集党员学习诉求，今年以来共收集培训需求15条，动态更新配套课程4门。理论授课讲“大道理”，分组研讨讲“身边事”，引导党员带着本地发展中的问题参与学习。在县域整体课程建设中，庐江已形成60余门精品课程，汇编形成10类本土化学习资料，并开发多个地方特色课程，为理论教学联系地方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实践提供了素材。课程资源丰富只是基础，关键还在于把这些资源与具体培训需求结合起来，让统一理论课程有基层案例作支撑，让基层研讨有理论观点作引导。

三是健全闭环管理，持续提升基层理论培训质效。培训不能止于按时开课、完成签到，还要看课程是否贴近需求、教学组织是否有效，以及基层反馈能否转化为后续改进。庐江县建立贯穿课前、课中、课后的质量管理链条。课前常态化征集学习需求，为课程安排提供依据；课中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方式，下沉各教学点旁听观察，及时掌握课堂组织情况和学员学习状态；课后组织学员围绕课程实用性、授课效果开展测评，根据反馈优化课程内容和教学组织方式。2025年以来，县级层面优化调整课程6门，培育本土精品课程5门，镇街党校迭代课程17门。对反响好的课程进一步打磨，纳入本地精品课程库推广，对针对性不强的内容及时优化完善。同时，注重把基层研讨中收集到的一线难题、鲜活实践案例向上反馈，为上级党校课程迭代提供来自县域一线的素材，使基层不仅仅是优质课程的接收者，也是教学内容更新的参与者，有助于推动资源自上而下输送、经验自下而上回流。

〔作者系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挂职任庐江县委党校副校长〕

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教研咨一体化新格局

“推动教学、科研与决策咨询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是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提出的重要要求。青岛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自觉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推进有组织教学、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努力破除教研咨协同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逐步构建起以需求为导向的教研咨一体化新格局。

坚持党校姓党，把握教研咨一体化建设正确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校事业必须始终坚持的政治站位，教研咨一体化发展也必须围绕践行党校初心全面展开。

发挥为党育才独特价值。围绕基本培训的教学专题开展科研和决策咨询活动，使教研人员教学专题设计、研究着力点、调查研究方向聚焦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上来，构建起“基本原理—创新理论—地方实践”的学科建设主线。2024年以来，校（院）立项的省级以上课题全部聚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宣传阐释和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为党校教学提供了坚实的科研基础。

承担为党献策重要职责。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加大理论研究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的力度。开展有组织的科研和决策咨询选题，聚焦党委和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定期发布选题指南。持续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办好“山海观”系列特色论坛，邀请国内知名专家针对热点焦点问题开展交流研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研讨成果转化为论文和决策咨询成果。2024年以来，校（院）撰写的100篇决策咨询报告获副省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为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及时有力的智力支持。

深化制度创新，完善教研咨一体化运行体系。健全制度机制，为推进教研咨一体化提供有力保障。

强化顶层设计。出台《深入推进教研咨一体化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11项重点工作任务，搭建教研咨工作协同的合作平台，建立教研咨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机制，消除教研咨相互转化的壁垒，完善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形成推进教研咨一体化发展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和明晰的整体发展路径。

健全配套制度。结合办学实践，全面排查教学、科研、决策咨询三大板块现有制度漏洞和管理盲区，推动制度体系迭代升级。修订《主体班次教学专题管理办法》，强化科研对教学专题开发的基础支撑作用，在专题申报、论证、试讲等环节设置科研含量评估指标，促进优质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专题；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将获评市级以上精品课、优秀决策咨询成果等纳入校级科研项目或联合课题结项条件；制定《关于加强与改进决策咨询工作的实施意见》，整合决策咨询资源，分类健全相关信息资料库，为教研人员撰写学术论文、开展课题研究、实地调研、开发教学课程等提供现实素材和鲜活案例。

突出项目牵引，构建有组织教研咨工作新格局。出台《教研咨一体化项目管理实施办法（试行）》，以项目化改革破解教研咨工作碎片化、供需脱节等普遍性难题。

明确项目目标导向。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依托项目锚定目标导向，引导教研人员跳出“舒适区”，打破“凭固有认知讲课程、凭个人专长做研究、凭熟悉领域做咨政”的旧模式，改变以往教研咨工作分头推进、条块分割的局面，引导教师把科研和决策咨询的方向聚焦到基本培训要求和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上来，形成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咨询进决策、成果进课堂的良性循环。

抓实项目落地见效。每年立项5个教研咨一体化项目，选题涵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等多方面。打破部门壁垒，破除学科局限，整合跨领域、跨专业教研人员组建攻关团队，提升研究深度，拓展研究广度。把项目周期设定为2至3年，鼓励教研人员沉下心来长期搞研究，有效提高教学、科研、决策咨询的成果质量。

凝聚多方合力，激发教研咨一体化联动内生动能。健全多元协同机制，统筹汇聚校内外各方力量，为教研咨一体化建设注入强大动能。

强化内部协同联动。整合教学、科研、决策咨询专家库，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行跨教研咨部门一体化项目组队模式，项目组成员至少有一名入职5年以内的青年博士，以老带新，形成部门协同攻坚模式。

深化师生双向联动。坚持教学相长，持续健全学员“两带来”工作机制，将教师的主导地位与学员的主体地位结合起来，把学员的一线诉求转化为教研咨的“源头活水”，目前已有多项学员反映的共性问题、紧迫难题等有效融入课堂教学安排、科研课题攻关和决策咨询成果。

拓展内外横向联动。加强与市直部门、高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的协作，创新“部门+”“高校+”“区校+”联合攻关模式，与山东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联合进行博士后培养；加大横向课题研究力度，推动研究成果互通共享，搭建跨主体合作平台，为教研咨一体化发展丰富资源、拓宽视野。

坚持质量引领，锻造教研咨一体化精品成果。健全教研咨全流程管理机制，突出精品导向，对教学专题打磨、科研课题攻关、咨政报告撰写实行全过程跟踪、全环节打磨、全方位提质。

深耕教学成果培育。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全面推行互动式教学方法，2024年以来累计开发13种70堂互动式教学课程。严格落实教学专题公开招标、集体打磨、逐稿审核、新课试讲评议制度，推动教师将最新科研成果和咨政积淀深度融入课堂授课。

抓实科研成果提质。完善“导师制”，一人一策、团队攻坚、集体打磨，以高层次课题申报带动教研人员全面提升科研综合素养。2024年以来，立项省级以上课题76项，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7篇，在“五报一刊”发表论文34篇，公开出版著作13部。

聚力咨政成果淬炼。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常态化组织开展选题策划，邀请校内外专家严把文稿打磨关，建立咨政成果外部评审制度，咨政报告质量持续跃升。两年来，校（院）获领导肯定性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中，有25%被相关部门采纳进入决策。

夯实要素保障，筑牢教研咨一体化发展根基。深化人才队伍和管理服务改革创新，更好服务教研咨一体化发展。

强化人才保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统筹完善人才培育、考核评价、创新激励、成长赋能全链条机制，搭建教研咨人才全方位成长平台，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精于教学、善于研究、长于咨政的复合型教研咨人才队伍。

健全考核机制。突出人才培养和考核激励的目标导向、绩效导向，建立完善以“教学能力、科研水平、决策咨询贡献”为核心的复合型人才评价体系；修订《教学科研类专业技术人员年度业务目标量化考核实施办法》，完善职称评聘、聘期考核制度中教研咨相关安排，强化激励约束。

加强资金支持。专项统筹教研咨一体化项目经费，健全经费统筹调配、使用监管全流程管理，提高经费使用管理效率，把有限资金更多投向教学、科研、决策咨询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作者系青岛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以岗位聘任制度改革激发教师队伍潜能

党校教师是党校事业发展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校所有财富中，教师和其他各类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在党校所有资源中，优秀教师和优秀人才是最急需的资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岗位聘任制度改革作为激发教师队伍潜能的“关键一招”，推行教师竞聘上岗，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坚持抓统筹聚合力，推进岗位聘任制度改革。岗位聘任是师资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坚持协同发力、精准发力、同向发力，扎实推进岗位聘任制度改革。一是坚持协同发力。岗位聘任事关教师队伍切身利益，涉及面广，需要多个重要职能部门积极配合。为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汇聚改革力量，校（院）专门成立了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负责推进岗位聘任制度改革。二是坚持精准发力。针对原岗位聘任办法中存在的问题，先后分三轮征求意见，明确改革重点，形成新的岗位聘任制度改革方案。三是坚持同向发力。多渠道做好改革方案解读、意见反馈沟通，把改革导向、指标设置逻辑讲清楚，加大宣传阐释力度，凝聚改革共识。

坚持突出三个结合，树立实干实绩导向。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一是坚持刚性标准与工作实绩相结合。将学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工作年限等作为岗位聘任的硬性要求，重点审查聘期内目标任务完成质量、核心业务贡献度，切实把“重实绩、重实效”的导向贯穿资格审核全过程。二是坚持目标引领与聘期考核相结合。教师竞聘上岗后，将其所聘岗位的聘任条件直接转化为该聘期内的业绩考核目标，让考核目标成为教师成长的“指南针”。三是坚持业绩优先与量化评价相结合。聘期届满后，以聘期近3年工作实绩为根本依据，聚焦履职能力达标度、核心任务完成度、工作成果实效性三大核心维度，对专业技术职务任职、业务工作、行政职务任职业绩3个项目进行量化考核评分，精准考核岗位实际贡献。其中，专业技术职务任职项权重20%，业务工作项权重76%，行政职务任职项权重4%。以业绩定等级，凭贡献定晋升。

坚持分类分层分段，科学设置差异化考核指标。注重差异化研究制定考核指标体系，构建多元适配的考核标尺，增强考核的针对性、精准性、公平性，充分调动教师队伍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是坚持分类考核。根据岗位类别和岗位职责，将教师队伍分为教学型、科研型、教学科研并重型。对教学型教师主要考核在主体班次的教学评估成绩，对科研型教师主要考核学术论文发表情况，对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的考核侧重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设定合理的教学与科研双重目标，将原办法“每年的教学、科研工作量需达到基本标准”修改为“每年的教学或科研工作量需达到基本标准”。二是坚持分层考核。按照岗位四级职称，设置梯次考核指标：对正高级岗位侧重考核学科引领、团队培育情况，对副高级岗位侧重考核精品课程打造、在C类以上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情况，对中级岗位侧重考核课程开发打磨、课题申报培育情况，对初级岗位侧重考核参与教学、科研任务情况。三是坚持分段考核。根据教师发展和成长态势，区别设置考核指标。例如，四级岗位要求“有25%以上的授课，其教学评估排名需进入所在授课班级的前50%”，而五级岗位要求“有35%以上的授课，其教学评估排名需进入所在授课班级的前50%”，以高聘条件为杠杆，引导教师在关键阶段持续提升教学水平。

坚持推动能上能下，激发教师队伍活力。通过制定“能上能下”的岗位聘任政策，充分发挥岗位聘任“杠杆作用”。一是充实“上”的动力。一方面，提高聘岗条件和岗位职责要求，特别是提高三、四级岗位学术论文“质”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特别突出的教师，经校（院）委研究并报自治区人社部门备案同意后，可以破格参加竞聘上岗。二是强化“下”的压力。三级（含）以下岗位人选的聘用，根据聘期考核和量化考核结果的排名进行确定。排名落后于对应岗位设置名额的，则聘任至下一级岗位。年度考核被确定为基本合格档次的，下一考核年度内不得晋升岗位等级；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向低一级岗位等级调整；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合格档次的，可按规定解除聘用（任）合同。通过充实“上”的动力、强化“下”的压力，进一步激发“干”的活力，形成了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2025年校（院）荣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优秀教学成果奖、优秀科研成果奖各2项，教学科研工作质量大幅提升。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

将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党校办学治校全过程

河南省委党校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就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的长征路提出的“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立足河南红色资源禀赋，把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融入办学治校全过程，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伟大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在新的长征路上奋力创造新的辉煌。

以伟大长征精神铸魂育人。河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出发地和重要转战地，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启程北上，在这片热土上留下了厚重的长征史实与精神财富。依托在河南全省推广的党性教育“七个一”工作模式，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贯穿党性教育全过程，实现精神传承与党性淬炼深度融合。组织主体班学员走进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探访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等革命遗存，将长征历史场景与大别山“二十八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历程贯通起来，通过课堂精讲、现场研学、情景体验、影像复盘等方式，让学员在踏访红色土地的过程中感悟红军将士崇高的革命精神和坚定的革命意志。依托河南大别山干部学院特色课程，组织主体班学员参加“歌声中的大别山”音乐党课、“红色大别山精神永相传”互动教学等沉浸式课程，以歌谣演绎、跨时空情景对话等形式，提升教学质效，让伟大长征精神直抵学员思想深处。

以伟大长征精神赋能咨政研究。依托设在河南省委党校的河南红色文化研究中心，聚焦河南红色文化传承开展体系化研究，推出《薪火相传——传承红色基因的河南实践》等专著，在主流媒体发表《长征精神的时代内涵与当代价值探赜》《从红色文化中汲取力量》等理论研究文章。依托《调研与建议》内刊平台，围绕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等主题，组织教研人员深度调研，厘清长征历史资源保护开发、老区乡村振兴、干部党性教育基地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以伟大长征精神淬炼过硬作风。把伟大长征精神纳入教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组织教职工赴大别山红色教育基地研修，用好主题党日、红色经典诵读、专题组织生活会等载体，切实发挥校史馆、红色书吧、红色文化长廊、“廉泉”等校园红色文化阵地作用。推动青年教研人员下沉基层一线挂职，参与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实务工作，挖掘老区红色故事与基层治理案例，把一线调研成果转化为课堂教学案例。从严抓好学风校风建设，组织学员签订严守纪律承诺书，把坚定信念、实事求是、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等要求融入学员管理全过程，推动学员把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改进作风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

优化教学设计 提升教学实效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提出，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以教学为中心，深化教学改革，优化学科结构，完善培训内容，科学设置培训班次和学制，改进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方法，规范现场教学点管理，提高教学水平。近年来，海南省委党校贯彻落实《条例》要求，加强教学设计，从完善教学内容、优化师资配置、创新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活动、强化整体推进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实践，取得明显成效。

完善教学内容。一是按照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发布的基本课程设置要求，规范基本培训班次课程设置。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教学主题主线，完善基本课程体系，具体课程包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习近平党建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通过加强理论武装，淬炼学员坚强党性。二是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海南实践开设课程，具体包括“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决策部署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对外开放”“探索构建与封关运作相适应的一流海关智慧监管体系”等，帮助学员自觉将自贸港相关制度和政策与本领域、本岗位工作实际结合起来。三是基于课程安排设置教学单元，设置党的理论、党性教育、履职能力提升等常规单元，打造海南自贸港建设特色单元。

优化师资配置。坚持请进来，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师前来授课，拓宽学员视野，启发学员思维。推出“为党育才”讲坛，邀请中央部委领导、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市县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省直机关主要负责同志等讲授党的创新理论生动实践，提升学员运用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邀请自贸港建设相关部门领导干部解读自贸港建设最新进展和相关政策，提升学员履职能力。坚持教学与实践相贯通，畅通教学对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渠道，发挥领导干部和专职教师各自优势，让熟悉政策的人解读政策，让掌握理论的人阐释理论，提升党校干部教育培训实效。

创新教学方法。综合运用讲授式和研讨式、案例式、体验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围绕海南省委提出的“45432”发展架构等主题开发22门互动式教学课程，进一步完善课程结构、优化课程资源。开发现场教学点，打造现场教学精品线路，把海南自贸港重点园区、党性教育基地等纳入现场教学体系。现场教学采取一课双讲方式，安排教学点工作人员进行展陈介绍、党校教师进行理论概括。鼓励“一课多讲”，同一专题采用不同授课方式，推进现场教学案例化和案例教学现场化。开设学员课堂，由学员主讲课程，指导教师承担课前辅导、课中听讲、课后点评任务。推出教学相长论坛，组织师生同台交流，深入交流思想观点。与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开展“庭审进党校”实践教学活动，有效提升学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

丰富教学活动。增强党的理论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举办读书分享会，引导学员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升理论素养。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课程纳入2026年秋季学期各主体班次必修课。在中青班开设学员课堂、学员论坛、警示教育，并组织学员赴三沙开展学习调研活动。为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在主体班次安排专题教学、先进模范人物报告会、知识测试等系列教学活动。针对专题研讨班专业性和实务性强的特点，实行闭环式教学活动设计，将集中听课、现场调研和经验分享相结合，全方位提升学员履职能力。安排三周学制以上主体班次开展异地教学，赴发达地区学习借鉴，交流研讨推动本省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举措。

强化整体推进。省委党校坚持“全省党校一盘棋、市县党校同发展”理念，整体提升全省党校教学设计能力和水平。以“六个统筹”为抓手，整合全省基本培训任务和办学资源，统筹功能布局、硬件建设、培训任务、科研咨政、师资建设、办学保障，构建一体化办学体系。省级统筹班次在培训安排和教学设计上由省委党校统一把关，确保教学设计规范化和教学效果最优化。省委党校指导市县党校立足本地特色设置专题课程，加强师资库课程库建设，通过优化教学设计，确保教学环节紧密衔接、教学链条完整通畅、教学安排规范有序。省委党校统筹全省党校现场教学点提升工作，经省委党校验收通过的市县党校现场教学点纳入省委党校主体班次和省级统筹班次，从而形成统一调度、高效使用的现场教学点体系。（作者系海南省委党校教务处处长）

朱德军官教育团办学始末

在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中段，坐落着一处重要革命旧址——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这处旧址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所属的五处革命旧址之一，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作为1927年我们党在南昌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朱德军官教育团培养了1000多名军政骨干，其中大部分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了革命斗争，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抓紧培养大批军事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27年1月，从国外学习归来不久的朱德，被中共中央军委派往南昌工作。当时驻守江西的是朱德早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求学时的同窗，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的部队。朱德抓住当时朱培德急于扩充军队、提高战斗力的心理，向他建议成立一个军官教育团，这一建议获采纳。

在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朱德以原江西陆军讲武堂校舍为校址，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并担任团长。军官教育团名义上隶属于朱培德的第三军，实际上接受中共中央军事部的领导，成为我们党培养军政人才的重要阵地。

朱德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1915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护国战争，屡建战功，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望。教育团创办后，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军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要求入校学习。江西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也积极前来报考。1927年初，学校正式接收学员。同年2月，仅创办一个多月的军官教育团就接收了学员1100余人。全团共编为3个营。第一、二营共700余人，学员多数来源于滇军中排级以上的军官，他们大多数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第三营是学兵营，400余人，大部分是从各地选拔的决心投身革命的有志青年。军官教育团内的中下级军官和教官，除从第三军抽调外，还有随朱德来南昌的原二十军考察团成员以及原来在广州的第三军军事政治训练班的毕业生。他们在任职前先经过测验，再逐个考察军事实地指挥的能力，然后按照考核成绩分别委任连、排级职务。

当时，军官教育团里的共产党组织虽然是公开的，但党员及其活动是带有秘密性的。办学期间，在共产党的党支部书记陈奇涵（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上将军衔）等人的领导下，军官教育团各营各连队迅速秘密建立起党组织，积极发展进步学员入党。最初，每个连队只有几名共产党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学期结束时，每个连都已发展到十余人，有的连队共产党员人数甚至达到了学员人数的三分之一。赵镕（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中将军衔）等学员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军官教育团非常重视学员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办学之初，朱德明确指出：“我们办校必须为革命，不能因袭旧规。我们必须注意学员的政治进步和思想改造，所学军事知识才能为革命服务。”军官教育团最初的教学计划基于旧式教学理念，只是填鸭式的“三操两讲”，强调“服从”。朱德认为，这样因袭旧规不能为革命培养人才，只有提高学员的政治素质，才能让他们把所学的军事知识服务于革命。因此，他将“三操两讲”改为“三操四讲”，增加了政治课的内容。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在授课中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形势，教育学员既要坚持长期革命的思想，也要保持终身为革命的坚强意志。朱德不仅注重政治教育，而且重视实践教育。办学期间，朱德曾派学员到附近县做群众工作，开展工农运动，帮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1927年4月，为震慑国民党右派势力，朱德还率军官教育团部分官兵前往抚州临川一带剿匪。这些举措既让学员们积累了革命斗争的经验，更拉近了官兵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为日后开展工农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他还邀请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和共产党人方志敏、邵式平、曾天宇等人授课。在军事训练中，军官教育团以《步兵操典》为教材，对学员进行严格训练，尤其注重提升学员的身体素质和部队战斗力，还经常进行野外演习。教学过程中，朱德对学员非常关心，吃饭同大家一起在大食堂里。军官教育团实行说服教育，严禁打骂，军官、学员一律平等。据教育团学员杨先培在其文章《朱总司令和军官教育团》中回忆：“他经常把当时的国内外时事讲解给我们听，使我们懂得很多问题和革命道理，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教育我们不要光顾个人利益，个人升官发财。同志们在团长的启发教育下，觉悟都有极大的提高。”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国民党反动派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清党”运动。1927年6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形势更加严峻，当朱德在得知朱培德准备“礼送共产党人出境，禁止工农运动，宣布南昌戒严”的消息后，他迅速将军官教育团的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只留下第三营留团继续学习，一、二营学员除少数回原部队外，绝大部分都由朱德做了有计划的分散。他们被分派到赣江流域、鄱阳湖周围各县和南浔铁路线上从事工会、农协工作，有的学员还担任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赵镕于南昌起义爆发后奔赴前线，被编入朱德领导的第九军，后又随军转战三河坝、参与湘南起义并走上井冈山。1927年春转入军官教育团的周建屏在南昌起义中，随教育团奉命作为预备队，负责监视和歼灭驻地附近的敌人，1929年他奉命前往赣东北，与方志敏一同建设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红十军、红十一军军长等职务。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在朱德的带领下，军官教育团学员约1个营的兵力共400余人参加了起义。由于军官教育团兵力薄弱，武器较差，子弹缺乏，参加起义的学员被安排作为预备队，负责监视进贤门、小花园等方向的敌军，担负警戒、控防任务，配合主力作战。周恩来曾高度评价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重要贡献，称赞他“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为起义部队寻找驻地，与敌军上层人物交往，掌握敌情，为起义战斗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

朱德军官教育团的办学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大革命后期为江西革命斗争培养了一批军政人才，并为南昌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办学实践也为党此后开展军事教育、培养革命军政骨干积累了宝贵经验。

与颐和园结缘

我是1985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我工作单位与颐和园隔路相对，站在单位主楼顶上，就能看见颐和园的佛香阁。那时有人问我在哪里工作，我习惯性地说“在西郊”；如果再问，就说是在颐和园附近。

那时的颐和园，于我而言，更像是一个地理坐标，而非一座优美的园林。我真正走进它，是在一个深秋的午后。那天下午，同事的校友来访，我们便一同陪她去颐和园。我们从东宫门进去，经过仁寿殿前向昆明湖边走去。深秋的昆明湖，水色澄碧，微风拂过水面，漾起层层细波。我们三人租了一条小船，慢慢悠悠地向十七孔桥方向划去。船桨在我的手中起起落落，水声与笑声在湖面上温柔交响。那是我第一次划船，也是第一次在昆明湖划船，那种感觉至今难忘。船到湖心时，我停下桨，回望万寿山，佛香阁在秋日的斜阳里镀上一层金黄，琉璃瓦熠熠生辉，那恢宏的气度和典雅的古韵令我心旷神怡、沉醉其中。自从那次湖面泛舟之后，颐和园便成为我招待来京亲友的固定去处。于是，我与颐和园的交往，便从这一次次的“陪游”中，渐渐深厚起来。但在我的不同年龄段，我与颐和园相处的方式也在悄然变化。

20多岁时，我陪同学、陪朋友逛颐和园，是脚步匆匆，是“走马观花”，看的是风景、记忆的是碎片。那时的颐和园，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座巨大的公园，而非承载着历史与文化的园林。我们走长廊、登万寿山、看铜牛，在石舫前合影留念，一路上看的是景观，聊的是旧事。走完颐和园，便算是尽了地主之谊。那时的我，对颐和园的了解，也仅限于从东宫门到石舫，偶尔爬爬万寿山，仿佛是一个匆匆过客。至于后山、西堤、苏州街这些景区，我几乎从未涉足。

30岁以后，颐和园便成了我带孩子散步的后花园。周末，我常常推着童车，从东宫门进去，沿着长廊走到排云殿前，边走边给孩子讲长廊梁枋上的彩画故事——桃园三结义、黛玉葬花、哪吒闹海。也不管孩子听不听得懂，我和妻子便自顾自地讲着，走累了便在长廊里坐下，看湖光山色，看游人如织。那时候的颐和园很少有零食卖，所以，每次出门前，妻子总要往包里塞上一点零食，或是几块饼干，或是几颗糖果，以备孩子不耐烦时应急之用。孩子大一点，夏天我们就带着她去划船，冬天去滑冰。那时的颐和园，于我而言，已不仅仅是赏心悦目的艺术品，还是一个充满生活气息的乐园，更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温馨家园。

40岁以后，孩子忙于学业，我们忙于事业，颐和园便渐渐淡出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轿车进入家庭之后，我们的出行半径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周末的选择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北京作为一座千年古都，周边可去之处实在太多——怀柔的山、平谷的水、延庆的冰灯、密云的滑雪场，还有京郊那些星罗棋布的乡野民宿。于是，颐和园便成了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老邻居。偶尔想起，也仅仅是为了春看绚烂的玉兰、夏赏娇美的荷花、秋闻馨香的桂花、冬寻凌寒的蜡梅。那几年，颐和园于我，更像是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知道它一直在那里，却鲜有登门拜访的兴致。

50岁以后，孩子长大成人，远赴他乡求学。颐和园又回到了我和妻子的生活中，我们经常漫步在颐和园的每一个角落。但此时的颐和园，在我眼中又有了新的模样。年轻时看它，是艺术品，是风景；中年时看它，是生活的背景，是陪伴孩子成长的好伙伴；而此时再看它，却多了一层岁月的沉淀与人生的况味。走进北如意门可以避开人流的拥挤，在山水之间、在曲径通幽处寻觅可以安放思绪的角落。虽然也常驻足小憩，但仍有一丝行色匆匆的感觉。那时的我，心里还装着许多对工作事务的思考，脚步虽踏进了园子，心却还留在园外。

时光荏苒，转眼间已到了耳顺之年。退休后没有了朝九晚五的忙碌，时间充裕起来。再去颐和园，我往往一个人去，随心所欲走到哪里算哪里，看什么顺眼就停下来。因为住处离北宫门最近，我就从北宫门入园，沿着山后小道缓缓而行，脚下是青石板铺就的小径，两旁古木参天，浓荫蔽日。阳光透过枝叶的缝隙洒落下来，斑斑驳驳地落在青石板上，像是谁不经意间撒下了一把碎金。我常常放慢脚步，留心观察颐和园的变化。游客比从前多了，不同肤色、操着各种语言和口音的游客摩肩接踵，穿梭往来，让这座古老的皇家园林平添了几分国际化的气息。我发现，那些南腔北调的喧闹，那些熙熙攘攘的身影，那些摆着各种姿态拍照的面孔，特别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外地游客，戴着耳麦听导游介绍的神情，仿佛都成为颐和园不可或缺的人文景观。看到这些，我不禁在心底涌起一些遐思和感慨。颐和园始建于1750年，原名清漪园，为乾隆皇帝所建，后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年间重建并改名颐和园。从1888年改名颐和园算起至今也已138年了。138年光阴，于这座园林而言，不过是树木长了一圈又一圈年轮，廊柱添了几道裂纹而已，山水楼阁历经百年风雨、见证时代兴衰，依然大体保持着当年的模样，而这座皇家园林也终于向寻常百姓开放，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如今，颐和园由北京人的后花园，变成了全国人民的会客厅，甚至成了各国游客认识中国的一扇窗，更是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舞台。我从前看物，现在看人。看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面孔，看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饰，看他们在古园中留下的千姿百态，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秋日的昆明湖，湖面波光粼粼，西堤上的柳丝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我沿着西堤缓步行走，任凭秋日的阳光洒满肩头，尽情享受这难得的时光与温暖。望着湖对面的万寿山，佛香阁巍然屹立。十七孔桥如长龙卧波，横跨在碧波之上，桥洞与水中的倒影千变万化，构成一幅幅流动的水墨画。几只游船在湖面上缓缓驶过，只有眼前湖边的野鸭似乎在向我致意。所谓“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蕴含的哲理与意境，竟在此刻于我心中有了新的体会。

《诗经》中的天下观念

“天下”是中华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它不仅具有地理疆域的含义，而且承载着一套蕴含秩序、价值与认同的文化体系，构成了中国人独有的精神视域。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记录了这一观念的早期形态，为我们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雅·北山》中的这句千古咏叹，描绘了约3000年前周人观念中的天下图景。《诗经》所呈现的天下观，并非单纯的地理认知，而是关于疆域、政治、伦理与文化的整体看法。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此后数千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念、社会理想与精神气质。

《商颂·玄鸟》有言，“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诗句既宣示王权疆域，又承载着一种空间想象与文化认同：王畿居中，礼序由内向外层层推展，远及四极八荒。在周人看来，“天下”并非诸多邦国的简单并存，而是有中心可依、有边界可循、有秩序可守、有归属可系的整体性空间。疆土虽广，终归一统；生民虽众，同属一域。

《诗经》中反复出现“四方”“四国”“万邦”等意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周人对于天下的想象。《大雅·民劳》有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中“中国”与“四方”对举，既标示出空间边界，也体现了二者内在的关联。以中心区域的安定维系四方的安宁，反映出把“天下”视为一体的空间意识，承载着修己安人、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诗经》以鲜明而笃定的文辞，把分散的空间想象凝聚为天下一体的共同认知：天地之内，虽有远近之分、尊卑之别，且诸多差异并存，但万物万民同归于一套秩序，共处在一个完整的天下之中。这一整体性的空间意识，构成后世“大一统”理念的重要思想渊源。

周人依托具体的政治实践，将抽象的天下观念转化为现实政治秩序。《大雅·江汉》载：“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大雅·崧高》载，“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开疆拓土巩固边陲，分封诸侯以固根基，营建都邑以定封疆。《诗经》以诗存史，记录了周人建构天下的宏大愿景。“四方”“天下”等语汇的演变，不只是词语内涵的变化，更是早期华夏由多元邦国迈向秩序一统的观念见证与历史记忆。

《诗经》中的天下观念，体现出中国古人将德行视为王权统治正当性来源的理念。《大雅·文王》载，“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诗篇以商周更替为例，说明天命无常，可能转移，劝诫统治者要敬天法祖、以殷为鉴。《大雅·皇矣》有言：“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上天俯瞰四方、洞察万民，评判君主贤愚、天下治乱的依据，不在于权势强弱，而在于能否安定民众、修德律己。在周人的观念里，统治者唯有崇德守礼、体恤生民，才能承天命而安天下。《诗经》多次称颂文王、武王，称引“聿修厥德”，提出治理天下者先要修持自身，安天下者先要体恤民众。天下的稳固，不在于兵备强盛，而在于德行深厚；王权的正当性，不依仗强大的武力，而植根于德行持守与民心所向。修德，则天命归附、天下安定；失德，则天命转移、天下失序。这一认识将德行确立为维系天下秩序的核心，由此形成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

在《诗经》的思想视域中，“天下”也是人伦秩序与自然法则的统一。《大雅·烝民》有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上天化育万民，世间万物皆有其内在法则。统治者的使命，在于顺承天道、呼应民心、遵循法度，使天下万民各安其位、各得其所。

礼乐诗教，是天下秩序赖以维系的文明根基。西周依托诗教与礼乐教化，化解方国、部族之间的文化隔阂，凝聚共识，塑造文化认同。《鲁颂·閟宫》用“莫不率从”言及周边族群，更以“淮夷来同”四字点明要义。“来同”意味着主动归服，是对共通秩序与文明的接纳，而非武力压服下的屈从。《大雅·生民》以周人始祖后稷的功业凝聚族群血脉记忆；《小雅·鹿鸣》以“鼓瑟吹笙”的雅乐敦睦邦国交往情谊。风、雅、颂各篇，或出自王都，或采自远方，体式参差、声调各异，却共同承载着一套礼乐精神与价值理想。

《诗经》所呈现的天下想象，反映了约3000年前华夏先民对自我的认知与对天下的看法，其中蕴含的天下归仁、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天下观念，对后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