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加快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集中交汇点，是高等教育的排头兵，肩负着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支撑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立足这一使命坐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深刻认识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内在特点，积极探索实践路径，回答好“强国建设，大学何为”的时代命题。

深刻认识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重要意义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饱含着党中央深远的政治考量，体现着坚定的国家意志，寄予着殷切的民族期盼。其办学进程始终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同频共振，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客观必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具有科研平台完备、高端人才集聚、学科综合优势突出的鲜明特质，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技创新质效事关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安全可控，事关大国重器发展原动力，事关国家发展主动权、战略博弈主导权、未来竞争制胜权。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我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将“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作为重点任务，持续提升我国人才竞争力，夯实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根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拥有本硕博贯通的培养体系、结构优良的师资队伍和丰富的科教融汇资源，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蓄水池，在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效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肩负重要责任。

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双一流”建设是党和国家站在服务“两个大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顶层设计上就明确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关键评价导向，推动高校把办学使命任务融入强国建设伟大实践。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坚持使命驱动、服务国家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第一梯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其发展路径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契合度直接关系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效。

准确把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内在特点

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办学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跃升。对标国家战略所需、科技竞争所趋、高等教育发展所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三个维度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点。

人才培养更加注重能力本位。受知识迭代加速、人工智能发展等多重因素驱动，知识获取门槛大幅降低，获取方式更加多元，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培养理念上，注重“以学为中心”，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更要学习获取知识的方法论，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探索能力，推动学习过程、理解深度和实际应用能力有机统一，为终身学习和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培养方式上，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师—生”二元教学结构，催生出“师—机—生”三元协同的育人范式，重塑培养方式和教育教学形态，育人逻辑从单向知识灌输向创新能力培育深度转型，激活学生自主知识建构的高阶思维和创新潜能。在培养场景上，注重科教融汇、产教融合，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设施、型号研制现场等成为实践育人的重要场域，现实技术难题深度融入培养内容，从“重学轻做”转向“边学边做”，“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学科建设更加注重服务国家使命。国家战略牵引作用日益凸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必须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学科设置上，树立“目标牵引、需求牵引、问题牵引”的理念，不再紧盯学科目录“有无”，从注重学科自身发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在学科建设模式上，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态势明显，“大而全”的同质化发展路径逐步淡化，“特而精”的发展导向更为突出，不再追求门类体量和覆盖广度，学科资源配置更加向优势方向、战略急需领域集中。在学科组织形态上，突出表现为“交叉融合”，这既是知识生产范式演变、科技创新迭代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源于国家战略需求牵引和政策体系赋能支撑，学科壁垒不断被打破，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不断涌现，为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新的学科动能。

科技创新更加注重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依托基础研究开展科技攻关，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鲜明特点。在科研导向上，基础研究已经超越传统的纯理论探索阶段，转变为自由探索和需求牵引“双向驱动”“双向促进”，以国家战略需求凝练重大科技问题的导向愈发突出，科技攻关和国家战略的契合度不断提升。在组织模式上，基础研究跨学科、大协作、系统性融合的特征日益鲜明，传统单兵作战模式难以解决复杂科学问题，需要持续健全科研协作机制，不断优化支撑交叉研究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智能赋能上，人工智能深刻改变基础研究的价值创造理念和知识生产方式，加速变革科技创新范式，推动科学研究从传统的经验试错向智能驱动的精准探索跨越，为破解重大科学难题、催生颠覆性创新开辟全新路径。

积极探索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实践路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增强“国家队”意识、勇担“国家队”使命，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着眼长远看教育，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作出一流贡献，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

完善育人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效。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统筹推进育人方式、管理模式、保障机制改革，加快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加强思想引领、成长服务、实践淬炼，引导学生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立大志向、上大舞台、入主战场、干大事业，全力续写英才涌现、报国建功的育人新答卷。持续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设计培养体系，构建导向明确、破除专业壁垒、跨学科体系的培养方案，深化本硕博贯通培养改革，建强拔尖特色班等人才培养特区，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打造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等课程资源，持续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着力强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深入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持续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完善产教融合组织模式，建强“双师型+项目驱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共同体，构建“高水平学位论文+高质量实践成果”双重评价驱动机制，引导学生扎根重大工程、重大任务、重大型号一线攻关，把标志性科技成果产出在国之重器上。

优化学科布局，建设一流学科生态。聚焦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持续优结构、强交叉、建高峰。立足国家战略，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急需学科，系统布局无人反制、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工业智能软件等国家急需学科，加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孵化，在一流学科培优行动中加大对基础学科支持力度，提升与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发展的匹配度。立足办学底蕴、资源禀赋和区域定位，聚焦前沿科技创新，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服务精准的特色学科集群，塑造学科特色核心优势。推动学科内涵迭代更新，坚持传承和创新并重，促进传统学科与时俱进提质升级，持续夯实学科核心竞争力。持续完善快速响应、有效适配、前瞻布局的学科调整机制，科学制定学科“并转撤”评价标准，对国家战略需求契合度不高、发展缓慢的学科常态化调整，推进学科结构不断优化。

聚力科研攻关，增强科技创新供给。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基础研究，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重点布局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前沿基础研究方向，着力布局紧扣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基础前沿方向，强化布局人工智能与材料制造、电子信息、网络安全等领域融合发展的前沿交叉研究方向，一体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开展“从1到0”重大工程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注重从重大装备瓶颈中凝练科学命题、从国防重大型号中提炼理论问题，培育引领行业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聚焦最前沿、最尖端、最急需领域，强化项目、平台、团队的一体化建设，以重大项目为牵引，联动科研院所、行业领军企业组建攻关联合体，整合创新资源、汇聚攻坚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升级基础科研平台和科技基础设施，加强数据、工具等创新要素供给，推动人工智能在科学发现、机理揭示、实验优化和工程验证中的深度应用，提升科研原创力、战略贡献度。坚持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探索“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模式，推动大学科技园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单向“自转”转向产学研协同“共转”。持续深化“三项改革”，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着力把实验室里的“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的“最大增量”，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服务推进新型工业化。

健全体制机制，提升支撑保障能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健全体制机制，以评价改革为牵引、资源配置为抓手、制度供给为保障，激发服务国家战略的内生动力。分类完善评价体系，树牢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导向，坚持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标尺，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让一切办学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源泉竞相涌流。优化资源配置，统筹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各类科教资源，动态调整资源投向和配置方式，推动资源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原始创新突破、重大任务攻关、优势学科建设倾斜，凝聚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合力。强化政策联动，统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考核评价、资源配置等制度建设，形成相互衔接、协同配套的制度体系，持续释放制度效能，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工作成效，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尤其重视农村、社区党建，全面实施“堡垒工程”计划，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推动实施“堡垒工程”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着力筑牢党的领导的思想根基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始终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堡垒工程”的首要任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着力筑牢党的领导的思想根基。

突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针对基层党组织班子软弱涣散、党员思想混乱、组织管理松懈等问题，强调思想作风建设是领导班子建设的关键，以提高素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清正廉洁等为重点，把各级党委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思想统一、作风过硬、勤政廉洁、团结进取的坚强战斗指挥部，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力保证。

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系统化。强调把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作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性任务。要求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全体党员的理论素质和思想觉悟。要求市县乡三级党委统筹规划、定期研究，组织开展干部轮训，把学习培训情况列为干部考察的重要内容。

注重推动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教育日常化。坚持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提倡领导干部日常的党性锻炼和世界观改造。通过运用中心学习组等形式，组织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强化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担当。

围绕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实际，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要深层次地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针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应提高党建工作的自觉性，尤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给予科学的解释，有效回应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夯实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在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遵循“强化基础、增强功能、突出重点、全面提高”工作思路，强调抓住薄弱环节、加强分类指导，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

率先在农村部署实施“堡垒工程”，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1991年4月，福州市召开村级组织建设经验交流会，正式启动实施党的“堡垒工程”建设。通过狠抓村级组织建设，确立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以共青团为助手，妇女、民兵等组织密切配合的农村工作新格局。注重配齐配强村支部班子，推动建立各级党委领导与基层挂钩抓党建工作制度，强调把转化后进支部作为村级组织建设的突出任务来抓。

注重解决居委会党组织覆盖不足问题，加强以街道为核心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街居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一居一支部。重视优化街居工作外部条件，认为街居工作实质上是做社会工作，要求街居党组织建立起过硬的街居干部队伍，使每个干部都成为“地段通”“里弄通”和居民的“贴心人”。

注重增强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功能，大力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建设。注重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有机结合，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在发展大局中把握“堡垒工程”建设的着力点。把扩大三资企业党的组织覆盖作为基础性工作抓常抓细抓长，做到“新经济组织在哪里出现，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保障；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广大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在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注重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堡垒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围绕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优化队伍结构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前瞻性的实践探索。

抓实党员教育管理，把党员队伍素质提高到新水平。“堡垒工程”贯穿增强党性这一主线，每年设定主题、分层分类开展教育，保证党员年教育时间不少于5天、教育率达90%以上。强化基层党校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电教网络体系，实现党员教育多样化、全覆盖；对不合格、基本不合格党员建立跟踪教育、限期改正机制，保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深化为民服务实践活动，探索党员作用发挥新途径。注重紧密联系各行各业实际，以“为民办实事、为党增光辉”活动为载体，强调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党员作用。在农村完善“党员联系户”制度、在企业开展“党员责任区”活动、在机关开展“学习焦裕禄、做人民好公仆”活动等，促进党员先进性从抽象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注重创先争优与目标管理相结合，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深化“创先争优”系列活动，在全市党员中开展“达标升格”活动，推动党员结合岗位明确责任目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注重把党员目标管理与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相结合，把年终考评结果作为民主评议党员重要依据，形成“目标设定—过程管理—年终考评—激励约束”闭环。通过每年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严把发展党员的质量关口，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视从源头上提升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做好发展党员工作。针对生产一线党员偏少、农村党员老龄化等问题，要求3年内企业和农村生产第一线发展党员数占比达80%，企业有党员班组占比从50.3%上升至70%。大力健全组织员制度，杜绝发展党员工作中的违规违纪问题，既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又守住发展党员质量底线。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基础工程，促进党组织战斗力整体提升。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不断集聚优秀人才；大力完善党员作用发挥载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当先锋、作表率。

以优良作风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的作风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在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强调以优良作风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中央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强调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切实抓好党风教育。认识到党风问题不仅关系机关形象，更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得以贯彻落实。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牵涉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通过部署实施“堡垒工程”，着力抓好党风教育，有效解决了党政机关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

注重加强领导班子团结，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重视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来保证领导班子的团结，强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注重把领导班子的团结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来抓，强调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班子内部谈心交心制度等，着力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

切实改进领导工作作风，重视下基层解决实际问题。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强调加强机关党的作风建设，提出“十反对十提倡”。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要求提高工作效率，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强调各级领导下基层是切实改进领导工作作风的关键所在，有效促进领导干部下基层解难题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

深化“四个万家”活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注重把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作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性任务。推动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健全领导干部下基层、现场办公、调查研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系列制度。组织领导干部下基层到老百姓家，化解矛盾纠纷，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努力探索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党内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在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注重充实完善党内各项制度，加强廉政勤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努力探索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注重推动党内各项制度规范化。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是搞好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保证。制度建设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使各项规章制度既符合党章、准则的精神，又切实可行。推动市、县两级健全六项制度，基层党委落实八项制度，基层党支部规范十二项制度，使基层党建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方面迈出坚实步伐。

注重完善党建工作机制保障的系统思维方法。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党建工作机制，重视以党的建设统筹解决当时各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注重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从农村领域率先部署实施，随后拓展到街道、企业、机关、学校等各领域。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真正使党建工作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和监督制度。

注重完善监督机制。重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党组织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把群众监督纳入“堡垒工程”，推动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市、县领导联合接待群众日制度、机关效能投诉机制等，对群众反映的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廉洁等问题，及时查处、及时反馈。把班子廉政建设和干部廉洁表现列入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廉政建设责任体系。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提升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坚持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这深刻阐明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既是对新时代以来管党治党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然要求。

“严”是党与生俱来的内在禀赋，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党诞生于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严格的党员标准和入党程序，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等重要文件规定了关于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要求，奠定了党长期以来纪律严明、从严管理的鲜明底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领导全党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才能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严”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内在要求。随着世情国情党情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全面从严治党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党内存在的政治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已经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反弹，新问题不断出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严峻，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上不到位、思想上不适应、行动上不自觉，存在意识淡薄、思想松懈、执行软弱、责任虚化等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会一劳永逸。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精准发力、持续发力，决不能让不良风气反弹回潮。

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领导干部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把党建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领导干部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越要有敬畏之心，牢固树立“万事严为先”的理念，管好自身、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自觉检查和及时纠正在行使权力、廉政勤政方面存在的问题，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知行知止、令行禁止、言行一致。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时刻以责任意识校准权力观念，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领导干部不仅要严管自己，更要严管所辖，严格落实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不当“好好先生”，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把严的要求贯穿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全过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

严是要求，严是常态，严是根本。自“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再到“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清醒和坚定。新征程上，领导干部要校正思想偏差、克服消极情绪、摒弃错误认识，确保严的导向始终不偏、力度始终不减、标准始终不降。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我们定能不惧山高路远，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重要言论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因理想而生，为使命而战。正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畏艰难接续奋斗，成功带领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正道。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推动金融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确立了统一的思想和行动标尺。其中，专门提出“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强调金融要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金融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孵化到未来产业布局，再到新旧动能转换，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与赋能。为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必须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体系的新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动金融体系转型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体系的需求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将带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持续涌现。对于金融来讲，服务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加强对创新活动的全方位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具体来看，新质生产力的金融需求呈现出四个方面特征。

一是归集长周期、高风险容忍度的耐心资本，匹配科技创新长周期研发、前期亏损的特征。科技创新具有典型的“J曲线”特征，前期往往需要持续多年的高强度研发投入，经历较长亏损期，技术成熟和商业化之后才可能迎来收益的集中释放。据研究，一项前沿技术从基础研究到规模化商用，周期往往在10年以上。为支持科创企业的发展，必须有大规模、多元化的耐心资本，不以追求短期收益为首要目标，而是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潜力和技术创新，并容忍较高的投资风险。从类型上看，耐心资本大致可分为股权型和债权型。股权型耐心资本以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战略投资为主，适合科创企业早期研发；债权型以政策性长期贷款、科创长期债券为主，支持产业化落地。此外，基金载体型通过母基金、产业基金汇集各类长期资金，也能够实现专业化运作。

二是识别无形资产与技术价值，激励企业持续加强长周期技术攻关。科创企业的核心资产是专利、数据、算法、人才团队等无形资产，轻资产、缺抵押是其普遍特征。以传统财务指标看，这类企业往往呈现“高研发、高亏损、高不确定性”特征，按既有授信模型很难获得与其真实价值相匹配的资金支持。为激励企业持续加强长周期技术攻关，必须对科创企业进行合理估值，形成能够反映专利质量、技术壁垒、研发投入、技术转化潜力的价格信号。允许企业在短期不赚钱但技术持续迭代的情况下，依然可获得相对合理估值，引导资本做长期创新投资。要生成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价格信息体系，不能只有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一套标尺，需要一级市场估值、公开股权市场、债券等价格信息互相配合，形成完整价格谱系。

三是适应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持续创新金融服务模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金融的供给方式和触达能力。依托大数据构建用户画像，借助人工智能强化智能分析与决策能力，利用区块链搭建多方可信协作基础，能够拓展金融的能力边界，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流向新质生产力的重点领域。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也对金融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出了紧迫要求。传统金融系统多为分散建设，数据孤岛突出、算力不足、业务迭代慢，难以支撑大数据风控、智能业务、区块链可信协同等新型金融服务。为更好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重构底层技术底座，推进云原生、分布式架构建设，打通内外部数据链路，夯实算力、存储、安全基础设施，对核心业务系统迭代升级，把智能化嵌入信贷、支付、风控、资管等全流程。

四是科学设置风险分担机制，完善符合风险规律的治理模式。不同金融制度实现风险分担的方式不同，银行体系主要是跨期风险分担，通过长期融资、内部消化风险来实现跨期平滑，更适配大型企业和成熟型经济，而市场主导体系主要是跨截面风险分担，通过证券化、衍生品等工具，把风险分散给大量投资者，更适配创新驱动型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必须充分认识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科学设置风险分担机制，避免风险错配。技术研发、中试阶段高风险主要由股权类机构承担，减少把技术失败风险过多转嫁给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则重点服务已经完成产业化的科创企业。同时，要大力发展长期科创债券、长期股权工具，减少短期信贷匹配长周期研发项目带来的期限错配。

多措并举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

提高金融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质效，关键是要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金融体系的需求特征，更好发挥金融在资金融通、资源配置、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功能，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

完善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培养壮大耐心资本。针对科创企业早期资本短缺的突出矛盾，从制度供给入手培育耐心资本。一是优化政府引导基金运作机制，实行长周期考核与分类考核，适度提高容错容亏比例，允许对单个项目设置更高的风险损失容忍度，避免“行为短期化”“明股实贷”等情况。二是培育多元化创投经营主体，鼓励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长期资金以合规方式参与创业投资，丰富创投基金募资来源。2024年我国养老基金总规模约15.7万亿元人民币，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随着我国养老金融的快速发展，养老基金可成为耐心资本的重要来源。三是畅通退出渠道，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转板机制，丰富并购退出、S基金等多元化退出方式，形成“募投管退”的良性循环。四是规范发展“投贷联动”“投债联动”，允许有条件的银行系投资子公司与信贷、承销业务形成风险收益共享机制。

优化科创企业估值体系，从传统财务指标转向融合技术、产业与生命周期的多维动态评估。科创企业估值需要考虑多维因素，包括企业的自身竞争力和企业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角色作用；不仅要考量当前发展绩效，而且要考量未来发展潜力。从技术维度来看，要重点看专利数量和质量、技术路线先进性，以及核心技术的不可替代性等。从产业落地与商业化维度来看，要重点看技术成果产业化、产品落地、下游客户验证情况，以及营业收入、现金流等。从战略安全与产业链价值维度来看，要重点看支撑国家战略、服务科技自立自强、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实际贡献，以及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实际成效等。从创新治理维度来看，要重点看企业研发机制、知识产权管理、科研投入持续性、产学研协同成效，以及研发和管理团队的素质能力等。从风险维度来看，要重点识别技术迭代风险、技术路线失败风险，以及行业竞争情况和市场替代品等。

发展数字人民币，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配的支付清算结算平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支付清算体系提出了系统性重构要求。在场景上，要求适配数据、算力、知识产权等无形新型要素交易；在主体上，要求满足轻资产科创企业、产业集群多级账户与分账需求；在时效上，要求实现7×24小时、高并发处理，秒级到账；在管控上，要求将支付嵌入产业流程，支持智能合约，实现资金用途可核验可追溯；在跨境上，要求本币清算自主可控。数字人民币作为法定数字货币，能够实时清算、全天候运转，具备可编程、智能合约能力，同时具有自主可控的底层基础设施，能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支付安全，因此可成为服务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平台。随着数字人民币进入2.0时代，新的计量框架、管理体系、运行机制和生态体系正式实施，存款、支付、结算一体化进一步强化，有效提升了服务新质生产力的能力。为此，要降低应用转换成本、加强智能合约标准化建设、扩展应用场景、加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建设、健全法律监管制度，为数字人民币广泛应用创造更好条件。

建立动态风险监测体系，加强全周期风险管理。创新活动本身就具有高风险性，一项技术路线失败可能引发连锁的估值崩塌和信用违约，单靠传统的事后风险处置和抵押物清算难以奏效，甚至可能在市场恐慌时加剧风险的自我强化。为此，要建立覆盖企业研发进度、试验结果、订单变化等先行指标的动态风险监测体系，把风险管理嵌入项目全生命周期，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发展投贷联动、银保合作、风险分担基金等机制，通过资产组合分散和风险共担，平滑单一项目失败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对处于不同技术成熟度阶段的企业和项目实施差异化风险管理策略，防止因过度收紧而误伤处于研发关键期的优质企业，也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

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平台经济是数字时代极具活力的经济业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加强平台企业数据、算法、流量和规则监管，促进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战略安排，为提升平台经济发展能级、完善平台治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

近年来，平台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数据显示，我国已连续13年稳居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地位，2025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2%，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36.2%。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21%，规模持续壮大。平台经济依托网络效应与规模优势，在扩容消费空间、降低交易成本、吸纳灵活就业、赋能中小经营主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值得关注的是，平台经济在展现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也在治理水平、平台生态等方面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随着流量红利逐步收窄，市场由增量开拓转入存量博弈阶段，平台经济随之显现出竞争“内卷化”、治理体系滞后于新业态发展等问题。例如，部分平台企业过度依赖补贴让利等“内卷式”手段争夺存量用户，而非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增量价值。在这种竞争态势下，商家被迫卷入持续的低价博弈，难以顾及产品升级与品质提升，并且这种“内卷式”竞争还会向产业链上下游传导，造成行业整体创新意愿下降，扭曲资源配置，挫伤平台各主体发展信心。此外，平台生态内部利益分配机制尚不健全，中小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生态体系中的话语权不足。与此同时，部分平台将发展重心放在存量用户争夺，未能协同生态伙伴共同创造增量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平台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内生动力。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加快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必须把握好规范治理与提质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引导平台经济发展重心转向价值共创，构建公平有序、富有活力的平台经济发展新格局。

完善平台常态化监管体系，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秩序。一方面，构建灵敏高效的事前风险防控制度。针对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突出风险，搭建常态化风险研判评估模型，对平台经营活动、数据流转、市场竞争态势开展动态监测与提前预警，增强监管工作的靶向性与前瞻性。持续健全平台经济领域的法治体系，清晰界定平台企业在市场竞争、数据管理、权益保障等领域的主体责任，强化市场准入、数据采集、算法应用等重点环节的合规审查。强化平台经济标准化专业支撑，加快补齐平台合规、服务安全、商品质量等领域标准供给短板，引导平台建立内部合规管控体系，畅通消费者、劳动者维权诉求渠道，构建“政府明晰规则、平台落实主体责任、社会多元参与监督”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推进数字技术支撑的穿透式监管建设。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化工具，搭建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的监管体系。依托对交易记录、用户行为、算法运行等多源数据的深度解析，精准甄别异常交易、数据违规使用、算法不公等隐蔽违规行为。面向智能应用新业态，积极探索“触发式监管”“沙盒监管”等新型监管模式，依托数字化监管手段提升风险识别能力，以智慧监管实现包容审慎监管目标。

引导平台赋能实体经济，夯实新质生产力培育根基。一是推动平台数字能力向产业端下沉释放。依托大模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提升平台面向制造业、服务业等实体行业输出数字化服务的能力，按需提供算力调用服务，开发适配产业场景的平台算法方案。二是引导平台调整资源投入方向，减少消费端存量流量的争夺，将更多资源投向产业数字化改造，把平台数字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动能。三是打通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联动通道。支持平台面向产业场景搭建数字化服务体系，推动平台从流量运营转向产业价值创造，培育数实融合新业态，在此过程中要配套激励机制，稳定平台长期经营预期，引导平台与实体企业协同成长，依托数实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

统筹平台发展与安全管理，筑牢数字领域安全防护底线。一方面，健全平台全链条数据安全管控体系。压实平台数据安全主体责任，规范数据采集、存储、流转各环节管理，完善内部风险防控制度，强化算法安全可靠性评估，有效对冲海量数据、智能算法集中带来的系统性安全风险，严防数据泄露、数据篡改等安全事件。另一方面，构建数字风险预警与动态处置体系。健全针对平台新业态的常态化监管研判机制，持续跟踪研判AI智能体、数字人直播等新业态衍生的网络与数据潜在风险，明确业务创新探索与数字安全管控之间的安全底线和边界，做到创新有边界、安全有红线，保障平台经济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持续稳定运行。

构建平台良性共生生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赢。推动平台与经营者形成互促共进的良性经营生态。引导平台面向入驻商户搭建轻量化经营赋能体系，为中小商户提供运营配套支持，助力商户降低线上经营成本，支持商户深耕产品品质，打造差异化供给。鼓励平台搭建商户交流协作通道，推动经营经验的互通共享，支持中小经营者稳定经营、持续成长，夯实平台生态的产业根基。健全生态内劳动者协商共治与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影响劳动者权益的算法重大调整前置听证制度，凡涉及劳动强度、休息保障、计酬规则的算法迭代，组织工会、劳动者代表共同开展听证评估，评估通过后方可落地上线。将集体协商成果嵌入平台的用工规则中，赋予工会、劳动者代表对用工算法关键参数的核查权限，避免平台单方随意调整，筑牢劳动者权益防护屏障，构建起“平台赚钱、商家盈利、劳动者共赢”的良好生态，为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提供生态保障。

加快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教育科技人才集中交汇点，是高等教育的排头兵，肩负着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支撑强国建设的重要使命。立足这一使命坐标，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深刻认识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内在特点，积极探索实践路径，回答好“强国建设，大学何为”的时代命题。

深刻认识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重要意义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饱含着党中央深远的政治考量，体现着坚定的国家意志，寄予着殷切的民族期盼。其办学进程始终和国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同频共振，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的客观必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具有科研平台完备、高端人才集聚、学科综合优势突出的鲜明特质，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科技创新质效事关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安全可控，事关大国重器发展原动力，事关国家发展主动权、战略博弈主导权、未来竞争制胜权。

推进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我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将“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全面提高，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阶段性目标，“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将“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作为重点任务，持续提升我国人才竞争力，夯实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根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拥有本硕博贯通的培养体系、结构优良的师资队伍和丰富的科教融汇资源，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人才蓄水池，在全面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效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肩负重要责任。

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双一流”建设是党和国家站在服务“两个大局”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顶层设计上就明确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关键评价导向，推动高校把办学使命任务融入强国建设伟大实践。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关键在于坚持使命驱动、服务国家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第一梯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力量，承载着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服务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其发展路径和国家战略需求的契合度直接关系着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效。

准确把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内在特点

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办学核心竞争力的系统性跃升。对标国家战略所需、科技竞争所趋、高等教育发展所向，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三个维度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特点。

人才培养更加注重能力本位。受知识迭代加速、人工智能发展等多重因素驱动，知识获取门槛大幅降低，获取方式更加多元，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培养理念上，注重“以学为中心”，不仅要学习专业知识，更要学习获取知识的方法论，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探索能力，推动学习过程、理解深度和实际应用能力有机统一，为终身学习和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培养方式上，人工智能打破了传统“师—生”二元教学结构，催生出“师—机—生”三元协同的育人范式，重塑培养方式和教育教学形态，育人逻辑从单向知识灌输向创新能力培育深度转型，激活学生自主知识建构的高阶思维和创新潜能。在培养场景上，注重科教融汇、产教融合，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设施、型号研制现场等成为实践育人的重要场域，现实技术难题深度融入培养内容，从“重学轻做”转向“边学边做”，“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成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学科建设更加注重服务国家使命。国家战略牵引作用日益凸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学科建设必须和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学科设置上，树立“目标牵引、需求牵引、问题牵引”的理念，不再紧盯学科目录“有无”，从注重学科自身发展转向服务国家战略和发展需求。在学科建设模式上，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态势明显，“大而全”的同质化发展路径逐步淡化，“特而精”的发展导向更为突出，不再追求门类体量和覆盖广度，学科资源配置更加向优势方向、战略急需领域集中。在学科组织形态上，突出表现为“交叉融合”，这既是知识生产范式演变、科技创新迭代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源于国家战略需求牵引和政策体系赋能支撑，学科壁垒不断被打破，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不断涌现，为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新的学科动能。

科技创新更加注重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依托基础研究开展科技攻关，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鲜明特点。在科研导向上，基础研究已经超越传统的纯理论探索阶段，转变为自由探索和需求牵引“双向驱动”“双向促进”，以国家战略需求凝练重大科技问题的导向愈发突出，科技攻关和国家战略的契合度不断提升。在组织模式上，基础研究跨学科、大协作、系统性融合的特征日益鲜明，传统单兵作战模式难以解决复杂科学问题，需要持续健全科研协作机制，不断优化支撑交叉研究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智能赋能上，人工智能深刻改变基础研究的价值创造理念和知识生产方式，加速变革科技创新范式，推动科学研究从传统的经验试错向智能驱动的精准探索跨越，为破解重大科学难题、催生颠覆性创新开辟全新路径。

积极探索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的实践路径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增强“国家队”意识、勇担“国家队”使命，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着眼长远看教育，紧贴强国强军需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扎实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努力培养一流人才、创造一流成果、作出一流贡献，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

完善育人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效。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统筹推进育人方式、管理模式、保障机制改革，加快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加强思想引领、成长服务、实践淬炼，引导学生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立大志向、上大舞台、入主战场、干大事业，全力续写英才涌现、报国建功的育人新答卷。持续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模式，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设计培养体系，构建导向明确、破除专业壁垒、跨学科体系的培养方案，深化本硕博贯通培养改革，建强拔尖特色班等人才培养特区，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打造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等课程资源，持续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着力强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深入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持续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完善产教融合组织模式，建强“双师型+项目驱动”的卓越工程师培养共同体，构建“高水平学位论文+高质量实践成果”双重评价驱动机制，引导学生扎根重大工程、重大任务、重大型号一线攻关，把标志性科技成果产出在国之重器上。

优化学科布局，建设一流学科生态。聚焦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持续优结构、强交叉、建高峰。立足国家战略，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急需学科，系统布局无人反制、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工业智能软件等国家急需学科，加大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孵化，在一流学科培优行动中加大对基础学科支持力度，提升与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发展的匹配度。立足办学底蕴、资源禀赋和区域定位，聚焦前沿科技创新，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一批辨识度高、竞争力强、服务精准的特色学科集群，塑造学科特色核心优势。推动学科内涵迭代更新，坚持传承和创新并重，促进传统学科与时俱进提质升级，持续夯实学科核心竞争力。持续完善快速响应、有效适配、前瞻布局的学科调整机制，科学制定学科“并转撤”评价标准，对国家战略需求契合度不高、发展缓慢的学科常态化调整，推进学科结构不断优化。

聚力科研攻关，增强科技创新供给。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基础研究，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重点布局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前沿基础研究方向，着力布局紧扣数学、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基础前沿方向，强化布局人工智能与材料制造、电子信息、网络安全等领域融合发展的前沿交叉研究方向，一体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入开展“从1到0”重大工程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注重从重大装备瓶颈中凝练科学命题、从国防重大型号中提炼理论问题，培育引领行业的应用基础研究成果。聚焦最前沿、最尖端、最急需领域，强化项目、平台、团队的一体化建设，以重大项目为牵引，联动科研院所、行业领军企业组建攻关联合体，整合创新资源、汇聚攻坚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升级基础科研平台和科技基础设施，加强数据、工具等创新要素供给，推动人工智能在科学发现、机理揭示、实验优化和工程验证中的深度应用，提升科研原创力、战略贡献度。坚持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探索“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模式，推动大学科技园建设，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高校单向“自转”转向产学研协同“共转”。持续深化“三项改革”，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着力把实验室里的“关键变量”转化为产业一线的“最大增量”，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服务推进新型工业化。

健全体制机制，提升支撑保障能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健全体制机制，以评价改革为牵引、资源配置为抓手、制度供给为保障，激发服务国家战略的内生动力。分类完善评价体系，树牢服务国家战略的价值导向，坚持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标尺，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倾向，让一切办学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源泉竞相涌流。优化资源配置，统筹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等各类科教资源，动态调整资源投向和配置方式，推动资源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原始创新突破、重大任务攻关、优势学科建设倾斜，凝聚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整体合力。强化政策联动，统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考核评价、资源配置等制度建设，形成相互衔接、协同配套的制度体系，持续释放制度效能，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提供坚实保障。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更好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民主中的作用

在我国基层民主的丰富探索中，村规民约是一项有传统、有特色、有实效的代表性做法。作为村民自治的制度化体现，村规民约来源于村民的实际需要，扎根于乡村的日常生活，在规范村风民俗、维护乡村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期，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联合印发《修订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修订制定村规民约作出系统安排，为各地推进村规民约建设提供了明确指导。

村规民约是村民通过民主协商程序制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行为规范，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践载体。其一，村规民约的制定修改过程是基层民主的实践过程。村规民约的制定或修订，一般应经过征集民意、拟定草案、提请审核、审议表决、备案公布等步骤，其中征集民意、拟定草案和审议表决等环节，都需要组织群众广泛协商、充分讨论。这一过程体现了基层民主的直接参与特点，村民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也逐步形成对规则的认同。其二，村规民约的内容广泛，涵盖规范日常行为、维护公共秩序、保障群众权益、调解群众纠纷、引导民风民俗等方面，以村民熟悉的语言表达，聚焦本地急需解决的问题，与村民切身利益紧密相关，能有效激发村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三，村规民约的执行为基层民主监督提供了具体抓手。村规民约中往往包含对公共事务管理、村干部履职行为以及村民相互监督等方面的约束条款，村民可以依据规约对公共事务的执行情况和村干部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也可以对照规约相互提醒、相互督促，推动规约内容落到实处。

近年来，我国对村规民约的制度化建设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村规民约的规范化、实效化建设明显提速，其在基层民主建设中的价值日益彰显。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强调完善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推进移风易俗。此次《方案》强调坚持以村（居）民会议作为修订制定工作的主体，严格落实征集民意、拟定草案、提请审核、审议表决、备案公布等各环节工作要求，最大限度集中群众意见、体现群众意愿。与此同时，各地在制定和实施村规民约的实践中积极探索，涌现出不少创新做法。例如，有的地方围绕村规民约的遵守落实，将村民日常行为量化为具体指标，通过积分激励等方式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有的地方将移风易俗要求写入村规民约，同步建立红白理事会常态化运行、党员干部承诺践诺等配套制度，提升了村规民约的运行实效，在保障村民民主权利、培育民主参与习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的成效更为凸显。

实践表明，村规民约要发挥作用，既取决于规约本身的质量，也取决于其运行所处的制度环境和工作基础。进一步激发这一制度在基层民主中的功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推进。

规范立约程序，夯实基层民主的参与基础。只有经过村民充分参与而制定的规约，才能获得真正的认同感和遵守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程序的规范程度，直接关系村规民约的实施效果。根据《关于做好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或修订村规民约时，征集民意环节需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提出需要规范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拟定草案环节需要就提出的问题和事项，组织群众广泛协商，根据群众意见拟定村规民约草案；审议表决环节需要将审议稿提交村民会议审议讨论，根据讨论意见修订完善后提交会议表决通过。《方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要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领导作用，积极引导基层群众依法有序参与修订制定工作。当前一些地方村规民约的制定仍存在程序不规范、村民参与不充分的问题，规约的群众基础还需进一步夯实。落实《方案》要求，需要构建更加完整的民主程序，在各个环节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反映强烈、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梳理出来，真正让群众“自己提、自己议、自己修、自己定”，确保规约真正体现村庄成员的意愿。同时，要加强合法性审查，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防止村规民约出现侵犯村民人身权益、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注重务实管用，增强村规民约的针对性。村规民约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能够及时反映本地实际，在法律法规等不便介入或覆盖不到的领域发挥调节作用，具有灵活可控的优势，其内容应当来源于村民的实际需要，服务于村庄的日常治理。当前一些地方的村规民约内容存在同质化现象，照搬法律条款或政策文件的现象还较为普遍，缺乏本土特色和针对性。《方案》提出，“通过扎实开展修订制定工作，形成导向明、内容新、形式活、能管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充分发挥其规范群众言行、弘扬公序良俗、倡导文明新风的重要作用”。落实这一要求，村规民约应聚焦社会风俗、道德风尚等领域，尤其是要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积极参加志愿服务等要求，细化为具体可操作的约束和激励举措。在内容上，要从真正解决村庄实际问题的需要出发，制定内容务实、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文，避免照搬法律条款或政策文件。同时，建立常态化的修订机制，畅通村民提出修改建议的渠道，定期对规约内容进行调整，确保村规民约始终反映村庄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

细化治理单元，拓展村规民约的作用范围。当前，随着农村人口流动加快，以行政村为单元开展村民自治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村规民约要真正发挥作用，需要结合村庄实际，在贴近群众生产生活的范围内推动落实。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推进。其一，在单元设置上，根据实际需要，以自然村、村民小组、院落片区或围绕某一特定公共事务形成的功能单元为范围，制定适用于该范围的特色化规约。其二，在规约形式上，可以探索“1+N”模式，即在制定覆盖全村的通用规约的同时，针对特定问题或特定区域制定若干专项规约，使规约体系既有统一性又有针对性。其三，在运行机制上，依托自然村、村民小组等单元内村民之间联系紧密的优势，建立常态化的议事协商机制，让村民直接参与身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定，在具体可感的公共事务中增强民主参与意识，逐步形成共同遵守村规民约、相互督促落实的良好氛围。

加强监督评议，推动村规民约落地落实。村民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等渠道，对村规民约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既是行使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有助于推动规约内容真正落地。《方案》要求推动县级党委和政府将村规民约修订制定作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指导乡镇（街道）严格履行备案、督促检查等责任，推动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加强对规约遵守和落实情况的监督。落实这一要求，需要建立协商事项清单管理、明确责任主体与办结时限、配套跟踪督办与群众评议等措施。其中，群众评议是村民参与监督的重要方式，村民对规约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对落实不到位的地方提出意见，能够推动村规民约在执行中不断完善。通过常态化的监督和评议，村民在参与中不断增强民主监督意识，村规民约也才能真正成为村民共同遵守、共同维护、管用有效的行为规范。

持续完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

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指对故意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在依法确定的赔偿计算基数上，按照法定倍数确定赔偿数额的制度。今年7月，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提出“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依法惩处严重侵害知识产权行为”；今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在部署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时明确“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与以填补损失为主要目的的补偿性赔偿相比，惩罚性赔偿不仅让受害者权益得以挽回，而且提高故意、严重侵权的违法成本，让侵权者付出更重代价，突出法律的惩戒和威慑功能。依法适用并持续完善这一制度，有助于增强权利救济实效，让创新成果得到应有保护，有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惩罚性赔偿的制度价值，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把握。一方面，传统民事赔偿以填补损害为原则，旨在使权利人的财产状况恢复到未受侵害时的状态。但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侵权行为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损失举证难，权利人维权还需投入相当成本，完全依靠补偿性赔偿，往往难以实现充分救济，客观上存在“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利益失衡。惩罚性赔偿在填补损害之上依法加重责任，矫正侵权获利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倒挂”现象，有助于实质公平得以实现。另一方面，惩罚性赔偿通过显著提高侵权的预期成本，使那些企图以事后赔偿代替事前许可的行为人无利可图，引导经营主体通过许可谈判、合作研发等合法方式获取技术、品牌和内容资源，促进创新要素在法治轨道上通过市场交易高效配置。

在我国知识产权领域，最早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是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其第六十三条规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2019年《商标法》修改将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的侵权赔偿数额计算倍数从一倍以上三倍以下提高到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修改，分别对专利权、著作权、商业秘密领域的惩罚性赔偿作出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正式确立针对侵害知识产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依据，覆盖主要知识产权类型的规则体系基本形成。在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则不断细化，制度实施成效逐步显现。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505件，判赔金额18亿元，有力遏制和打击了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有效维护了权利人合法权益。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侵害知识产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惩罚性赔偿的解释》，为惩罚性赔偿依法准确适用进一步提供依据。下一步，应从适用条件、赔偿基数、倍数裁量、诉讼程序等方面协同发力，进一步提升裁判的规范性和制度的可操作性，推动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落地见效。

明确适用条件，规范事实认定。惩罚性赔偿是在填补损失基础上依法加重的赔偿责任，必须同时符合故意侵权和情节严重两个条件。严格把握这两个条件，才能防止责任泛化，避免正常的市场竞争行为也面临高额赔偿的风险。现行司法解释已经分别规定了认定故意和情节严重时应考虑的因素，并列举了有关具体情形。在此基础上，应通过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晰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明确相关事实如何审查、反证如何判断，既总结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典型情形，也说明证据不足时如何处理。对有效通知、停止侵权后再次实施行为等事实，应结合具体证据综合判断，减少同类案件在适用条件上的尺度差异，使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既严格又统一。

查明赔偿基数，完善证据运用。赔偿基数能否查实，直接影响惩罚性赔偿能否发挥作用。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基数时，应使赔偿数额与侵权行为的严重程度、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以及侵权人的获利情况等相适应，避免过度惩罚或者补偿不足。一方面，完善赔偿基数的计算方法。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体现不同知识产权在创新程度和市场价值上的差异，如在著作权领域，作品的保护强度应当与其独创性程度相适应；在专利领域，基数的确定应当与所涉技术或者设计的创新程度、市场价值相匹配等。另一方面，破解基数证明中的举证困难。细化相关账簿、销售记录的提交和核验程序，依法运用证据保全、调查取证等措施，减少关键经营数据由侵权人掌握造成的举证困难；对利润率等专业问题，可以结合行业资料和案件实际，适当借助审计、评估等专业力量，使基数的认定建立在充分、可靠的证据基础之上。

规范倍数的确定，增强裁判说理。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中，倍数的确定直接决定赔偿的力度，也是司法裁量较为集中的环节。现行司法解释已经规定了确定倍数应当考虑的因素和相关规则，为倍数的确定划定了基本框架。但实践中确定何种倍数，仍有赖于法官根据案件事实作出判断，并通过裁判文书说明裁量的理由。在具体案件中，法官应当对影响倍数的各项事实作出认定，在裁判文书中说明侵权人主观过错程度、侵权行为情节严重程度分别对倍数产生何种影响，哪些因素指向从重、哪些因素指向从宽；因同一侵权行为已受处罚而调整倍数的，也应当说明考虑的情况，使当事人清楚了解倍数确定的过程和理由，确保裁量理由充分、赔偿责任适当。

完善诉讼程序，保障权利行使。惩罚性赔偿须由当事人主动提出请求，程序要求能否为权利人所了解、所遵循，直接关系救济能否实现。应当通过诉讼指引、请求事项清单和举证要点等方式，说明请求提出的时间、内容和基本要求，特别是加强对中小企业和个人权利人提供清晰易用的指引，引导当事人在举证、质证和庭审中充分呈现与赔偿有关的事实和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及时履行释明义务，保障双方当事人围绕适用条件、赔偿基数和倍数充分举证、质证和发表意见。同时，权利的行使也应当遵循诚信原则。对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滥用权利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责任；在互联网平台经济背景下，尤其应当注意甄别向平台恶意投诉、滥发侵权通知等行为，依法予以规制，维护正常的经营秩序。

推动个人贷款更加规范透明

“先享后付”“分期付款”正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消费方式，个人贷款已深度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促进个人消费、生产经营，助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随着贷款渠道日益多元，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也暴露出一些不规范、不透明问题。尤其是在借款人通过互联网平台、助贷机构、贷款中介等第三方渠道接触贷款的场景中，有关息费信息在多个环节传递中容易失真、遗漏或被刻意模糊。例如，有的借款人通过助贷平台申请贷款，到账时却发现被扣除“会员费”“服务费”；有的贷款机构或其合作机构在合同中模糊标注“增信费”“担保费”，收费主体与用途不清；还有人通过分期平台陷入“租机套现”等复杂模式，误以为是普通租赁，实则背负高额贷款。这些不规范不透明现象不仅侵害借款人的知情权与自主选择权，误导其盲目借贷、加重还款负担，还可能变相突破利率监管上限，滋生隐性高息问题，加剧个人债务风险，扰乱信贷市场公平秩序，制约个人信贷行业健康发展。

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是个人贷款行业规范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保障借款人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关键举措。从法律关系来看，个人贷款合同是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就资金使用权转让达成的合意。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合同效力的基础，而真实意思表示的前提是缔约双方对交易标的、价格等核心要素具有基本对称的信息占有。借款人借一笔贷款实际承担的全部成本，被称为“综合融资成本”。若借款人在缔约时对这些成本无法知晓，自主选择便无从谈起。今年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施行，细化了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的涵盖范围、操作方式和环节，使个人贷款息费披露具有明确操作标准的刚性约束，有助于保障借款人的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引导理性借贷，从源头防范高息借贷和金融乱象。

科学厘定息费信息披露的内容范围。借款人申请一笔贷款，利息之外往往还需承担分期费用、增信服务费、保险费等多种支出，但这些费用名目各异、标准不一，借款人很难对不同贷款产品的真实成本进行比较。长期以来，“综合融资成本”这一概念在法律层面缺乏统一界定，为选择性披露的行为留下了空间。《规定》将综合融资成本明确为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正常履约成本和违约或有成本，明示表须逐项列明各息费项目及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和收取主体，并综合计算年化综合融资成本。在此基础上，贷款机构应当对照上述法定标准，调整完善自身的产品设计和合同文本，将属于综合融资成本范畴的每一笔费用统一披露，不得以笼统称谓替代具体项目的逐项说明，也不得将本应纳入综合融资成本的项目以代收代付、第三方收费等名义游离于披露范围之外。

严格规范息费信息披露的方式与场景。《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要求以显著方式、通俗语言全面披露利率、费用、风险、违约责任等关键信息。但仍有部分贷款机构将上述信息故意置于合同深处、字体细小、表述晦涩，借款人难以在分散的条款中对借贷成本形成完整准确的判断。针对这一问题，《规定》创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要求将原本分散的息费信息集中呈现，并根据不同业务场景规定了差异化的披露要求。在此基础上，金融机构应当将明示表作为借款合同签订的必经环节，确保借款人在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之前已阅读并理解其内容。具体而言，不同场景下的信息接收条件不同，披露方式也应有所区别。现场办理业务时，借款人的签字确认应当在合同签署之前独立完成，不宜与合同签署流程合并处理。线上办理业务时，应当通过弹窗清晰展示明示表并设置合理的强制阅读时间，不应设置跳过选项或以默认勾选替代借款人主动确认。消费分期场景中，支付页面的成本展示应当独立于商品信息，与一般消费页面形成区分。同时，明示表不应被置于需要多层点击才能到达的次级页面，也不应以字体缩小、颜色淡化等方式弱化关键信息的显示效果。

准确把握息费信息披露的合理边界。要求贷款机构不加区分地披露全部信息，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借款人不可能吸收与借贷决策无关的全部信息，贷款机构的商业秘密、内部风控规则、经营信息等也受法律保护。信息披露应当在保障借款人知情权与保护贷款人正当商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范围应限于影响借贷决策的核心内容。对于明显冗余、不影响理性判断的细节，借款人无权要求披露；对于贷款机构的商业秘密、内部管理信息以及与具体借贷无关的内部流程，借款人同样无权知悉。同时，所披露的信息内容本身必须合法。信息披露只解决“能否看见”的问题，并不改变费用收取标准本身的性质。如果息费标准本身突破了法定利率上限，如存在通过隐蔽利息、服务费、砍头息、逾期高额罚息等方式变相抬高用资成本，则应当依据利率监管的相关规定予以查处，不能以“已经告知借款人”为由免除其违法责任。

完善息费信息披露的责任机制与执法保障。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运行，不仅有赖于贷款机构的自律，而且需要健全的外部约束机制。在行政监管层面，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将综合融资成本的明示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范围，对未按要求披露或故意隐瞒费用构成的，依法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同时，对于合作机构参与的业务链条，贷款人作为借款人的合同相对方，负有管理合作机构、确保全链条信息披露合规的责任，不能以合作经营为由推卸对借款人的保护义务。贷款人应加强合作机构管理，对合作机构的违规违约行为及时采取纠正措施。在民事责任层面，贷款人未履行明示义务导致借款人未能知悉真实融资成本而签约的，借款人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主张权利。如果贷款人故意隐瞒费用构成或虚假披露融资成本，致使借款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相关合同条款予以调整。当贷款人故意隐瞒或虚假欺诈时，借款人还可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的撤销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撤销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在合同履行中，贷款人额外收取明示表所列项目之外费用的，借款人有权拒绝支付，并通过投诉、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借款人自身也应当主动培养理性消费理念，在充分了解各项息费信息后，结合自身收入水平和负债能力审慎作出决定，善用消费信贷，适度借贷。

担负起传承弘扬航天精神的使命责任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工）作为我国全系列导弹武器系统研制生产单位，是我国航天事业的中坚力量和国防武器装备建设的主力军，承担着守护国泰民安和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责任。航天科工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大力传承弘扬航天精神，以强大精神力量更好地肩负起听党指挥、为国铸剑的神圣使命。

深刻认识航天精神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传承弘扬航天精神的使命感责任感。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中国航天事业70年的创新发展史，也是一部航天精神的孕育形成史。

回望70年奋斗征程，航天精神是航天事业不断突破跨越的动力源泉。1956年，党中央果断作出发展尖端武器的伟大战略决策。老一辈航天人创造了“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凝练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的航天传统精神，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航天人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创造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也形成了“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和“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

几代航天人用一生去践行航天精神，航天精神也引领着航天事业不断发展。70年为国铸剑，东风、巨浪、红旗、鹰击、长剑等系列大国重器持续迭代升级，构建起覆盖战略威慑、防空反导、精确打击、全域防护的现代化国防装备体系。

站在接续奋斗的新起点，传承弘扬航天精神是航天科工履行强军首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军事革命加速演进，我们所处的历史时期和时代方位更加特殊。站在开局“十五五”、冲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节点，航天科工必须进一步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更加深刻认识航天精神是支撑航天事业行稳致远的精神之基，更是推动航天科工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形势越紧迫、任务越艰巨，就越要以精神“软实力”支撑装备“硬实力”的创新发展。

深刻理解航天精神的特质内涵，着力提升航天精神“四个力”。经过70年的孕育和发展，航天精神内涵丰富、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几代航天人的优秀品格。

航天精神蕴含着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忠诚爱国是航天人的鲜明底色。几代航天人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连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连在一起，创造了航天防务装备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单型突破到体系发展的跨越。航天科工传承弘扬航天精神，必须永葆赤诚深厚的家国情怀，以对党的绝对忠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履行强军首责、铸造国之利剑。

航天精神蕴含着艰苦奋斗的实干本色。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航天先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几代航天人长年累月地刻苦攻关，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为祖国和人民牢牢筑起安全屏障。航天科工传承弘扬航天精神，必须保持艰苦奋斗的实干本色，苦练内功、做深潜功，创造不辜负航天先辈期望、无愧于党和人民重托的新业绩。

航天精神蕴含着追求卓越的创新基因。70年来，我国航天事业长期面临国外严密的技术封锁，但这反而更加激发起航天人自主创新的决心和动力，为我军打造出一系列填补空白、开创先河、满足急需的国防装备。航天科工传承弘扬航天精神，必须赓续追求卓越的创新基因，厚植基础研究沃土，积聚技术领先优势，加快打造新域新质作战力量。

航天精神蕴含着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国防装备质量事关国防安全、攸关国家命运。在工程实践中，航天战线认真践行“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16字方针，形成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质量问题“双五条”归零等行之有效的质量管理方法。航天科工传承弘扬航天精神，必须传承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坚持“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胜算”，打造托底可靠、好用管用的过硬装备。

航天精神蕴含着团结协作的系统思维。航天工程任务都是依靠各条战线的集智攻关完成的。在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了研究院—总体部—专业所—总装厂的机构设置、协调顺畅的“两总”管理系统，以航天系统工程方法把分散的力量有机组织起来，推动航天事业不断向前。

站在新起点上，必须传承航天精神、矢志接续奋斗。要在“深入人心”上下功夫，进一步淬炼航天精神的感染力。推动各级党员、干部、“两总”系统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使航天精神成为每一名职工深入内心的记忆。要在“融入血脉”上下功夫，进一步厚植航天精神的穿透力。赓续老一辈航天人的精神血脉，创新编排“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等沉浸式课程，保护和利用好航天历史文化遗产，激励广大职工挺起迎难而上的精神脊梁。要在“常做常新”上下功夫，进一步激发航天精神的感召力。持续挖掘和阐释航天精神新的时代内涵，顺应青年特征，采用“青言青语”，让传承弘扬航天精神充满烟火气与青春质感。要在“久久为功”上下功夫，进一步拓展航天精神的影响力。充分利用航天文化品牌、装备品牌优势资源，持续提振广大职工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创造“东风”浩荡、“红旗”招展、“鹰击”长空、“巨浪”奔腾、“长剑”啸天的新辉煌。

以航天精神赋能世界一流航天防务企业建设，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航天力量。始终坚守“听党指挥、为国铸剑”的赤诚情怀，着力打造“政治忠诚”的航天科工。持续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健全完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各项工作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高质量推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把资源精力聚焦到国防装备建设上来。积极融入、有力支撑国家战略布局，科学谋划“十五五”和未来发展，狠抓规划落地落实。

始终坚持严慎细实、万无一失的优良作风，着力打造“装备可靠”的航天科工。充分认清国际安全局势和科技创新态势，以务期必成的决心意志全力推进装备任务刚性完成，加快打造一流装备体系。坚持设计武器装备就是设计未来战争，着力提升装备实战能力。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续发展路子，坚持质量至上的政治要求，确保责任落实、质量管控、装备保障到位。紧密围绕国家政治外交大局，为国际用户提供先进的防务系统解决方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航天力量。

始终传承敢为天下先、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基因，着力打造“技术领先”的航天科工。坚持战略驱动、创新驱动，围绕新质战斗力建设，强化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技术布局，全力实现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突破，推进“人工智能+”专项行动，聚力发展下一代装备领先优势。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集聚人才智力优势。立足“国家所需、航天所能”，推动更多航天技术和航天产品服务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

始终坚持大力协同、集智聚力的系统思维，着力打造“治理现代”的航天科工。持续优化装备研制生产体系，加快推进产品化工作纵深拓展，系统实施数字化工程，推进研制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加强穿透式管控，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着力打造“清正廉洁”的航天科工。深刻理解“十四个坚持”内涵要义，深化实施“举旗定向领航、融合聚力远航、严管厚爱护航”高质量党建工作体系，持续打出全面从严治党标本兼治的组合拳。以大数据信息化智能化赋能正风肃纪反腐，为干事创业提供良好环境。推动党建与科研生产深度融合，进一步筑牢装备建设的坚强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以严的基调护航企业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将其贯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公司治理全过程，是确保国有企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压舱石”。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新能）作为中国华电所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A股市场新能源旗舰，公司党委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围绕履行“三大责任”，发挥“三个作用”，争当“三个排头兵”，将企业发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能源强国和金融强国建设大局，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严的基调护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是公司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兼具国有企业政治属性与公众上市公司市场属性，自觉接受国资监管和证券监管双重监管，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决定必须把全面从严治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多重使命叠加，决定必须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承担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使命，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发挥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自觉将项目投资、生产经营、资本运作等重大经济行为置于资本市场监督之下，稳健经营、诚信履职。华电新能作为中国华电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业务最终整合的唯一平台、核心上市公司，以及国内规模领先的新能源发电上市公司，有责任和义务充分利用全国范围内投资布局、规模领先、风光核储氢等结构优势，发挥好行业和市场带动作用。

治理链条延伸，强化权力运行全方位监督管控。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面临决策链条拉长、授权层级增多，权力运行场景复杂等诸多问题，一旦权力失范，不仅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投资者利益和内在价值损失，还极易触发舆情，损害国有资本市场形象。经营风险、廉洁风险、资本市场风险相互交织传导，必须织密监督网络，规范权力运行，实现全程管控到位。

现实挑战凸显，复杂发展环境更需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当前能源行业正处在变革重塑的关键窗口期。在打造穿越行业周期的核心竞争力进程中，企业资产体量大、业务链条长、投资布局广，改革发展任务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越是处在环境复杂、攻坚破难阶段，越要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引领保障作用，为企业行稳致远筑牢坚实屏障。

深刻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与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全面从严治党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心工作，是保障与实施、长远与当下、固本与攻坚的辩证统一关系。

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政治引领与经营发展双向贯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推动和实施经济行为时，必须锚定正确政治方向，企业市场化运作方能始终契合国家战略导向，实现履行政治责任、守护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回馈资本市场投资者三者有机统一。

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建与中心工作同频共振。企业经营发展聚焦布局优化、盈利提升、市场表现，着力破解阶段性发展难题；全面从严治党立足理想信念淬炼、政治生态涵养、干部队伍锻造、制度体系完善，夯实企业长远发展根基。以全面从严治党校正政绩观偏差，坚守做强做优主业、稳健合规经营，统筹兼顾当期经营质效与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为中心工作夯实支撑保障。坚持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选人用人导向，厚植公私分明、清正廉洁的奋进文化理念，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人才队伍。过硬的组织效能、务实担当的干事作风、清正向上的文化生态，为企业中心工作注入强劲动能。

全面从严治党贯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全链条。要构建“政治引领、科学决策、分工明晰、责任落地、监督到位”的完整治理格局，既紧盯“关键少数”履职行权，又规范各岗位业务流程；既覆盖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管党治党路径，又有效衔接公司章程、内控体系、证券监管规则，有效提升上市公司发展质效。

建设五大体系，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华电新能党委推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五大实践路径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落地。

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厘清党委、董事会、经理层权责边界，健全完善党委前置研究机制，维护上市公司法人治理体系规范性、有效性和独立性。推动党建工作深度嵌入项目投资、经营管理、改革创新、资本运作等重点任务，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公里”。把政治标准放在选人用人首位，针对战略投资、科技创新、市场营销、资本运营、内控合规等重点领域建强专业化人才队伍。

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校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价值坐标。统筹推进党性教育、纪律教育、警示教育，推动思想引领、党性锤炼、廉洁文化、资本市场合规教育有机融合，构筑拒腐防变、合规经营的思想堤坝。持续落地华电奋进文化体系，大力践行“齐履创善”工作法和“五于”华新精神，以文化赋能企业发展。

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立足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公众属性，推动纪检、审计、法务、内控、职工民主监督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督以及资本市场外部监督贯通协同，把监督嵌入信息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投融资并购、市值管理等关键业务流程，推动制度“长牙”、纪律“带电”。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严密防范利益输送、内幕交易风险。主动对接资本市场，畅通投资者、社会舆论监督渠道，促进内部监督与外部公众监督联动发力。

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统筹党内法规制度要求与上市公司治理规则，构建适配国有新能源上市企业的党内监督、公司治理、风险防控制度矩阵，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内控合规、廉洁风险防控等制度，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内嵌公司章程，实现党内制度规则与资本市场监管制度双向衔接。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常态化开展制度执行监督检查，让制度真正成为管权、管事、管人的硬约束。

健全主体明确、权责清晰的责任体系。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四责协同”机制。健全清单化部署、常态化督导、考核化倒逼的落实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与业务工作部署、落实、检查、考核“四同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依托科学考核、精准问责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工作格局。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推动红色文化融入思政工作全过程

福建三明地处原中央苏区核心区，宁化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最远出发地，红色资源丰富、革命底蕴深厚。近年来，三明学院充分运用中央苏区独特红色资源，以建设“红星何以照耀中国——三明与长征”主题陈列馆、中国高校抗战迁徙陈列馆，成立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联盟等有力举措，推动三明红色文化全面融入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全过程，探索新时代红色文化赋能高校思政工作的实践路径。

创新赋能渠道，让青年信仰立起来。推动红色文化入脑入心，在于完善理论供给体系，将红色资源转化为规范化课程资源，构建常态化、体系化红色育人课堂，引导青年学生筑牢理想信念。

优化红色文化供给，分层编撰红色校本教材。三明学院立足中央苏区革命史实，系统梳理宁化红军长征出发、东南抗战办学迁徙等地方红色史料，组织编撰大中小一体化的《三明红色文化读本》特色教材，开设校级选修课，按不同专业、不同学段搭建分层内容供给体系，推动本土红色资源从“史料素材”向“教学内容”转变。

推动课程教学改革，系统构建红色教学体系。推动馆课深度融合，将校内特色场馆集群资源全面嵌入思政教学体系，出版本土化课程思政教材，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嵌入专业课程。依托沪明合作机制，联动上海高校开展红色教学共建，汇聚红色育人合力。校领导带头讲思政课，校友思政讲堂以直播形式覆盖全校。

强化红色教研联动，锻造思政铁军。组建红色文化研究、教学研究攻关、教学改革创新三支团队和5个课程团队，建立“课程组备课—暑期封闭式全员备课—每月集中备课—兄弟高校、三明市大中小学手拉手备课”机制。携手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专家学者成立一体化教学指导委员会，每年举办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培训班。与三明市博物馆、各县红色纪念馆共建教学基地，常态化组织教师走进红色旧址实地研学，提升挖掘红色资源、讲授红色历史、讲活红色故事的育人能力。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同牵头，联动16所革命老区高校发起成立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联盟，发布《高校服务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倡议（三明倡议）》，锻造一支高素质思政工作队伍。

善用实践大课，让育人成效实起来。三明学院用好实践资源，推动理论学习走向历史场景，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实现知、信、行有机统一。

沉浸式体验，打造馆群矩阵实景课堂。学校持续做强校内红色实体阵地，2026年10月全新落成“红星何以照耀中国——三明与长征”主题陈列馆，与此前建成的中国高校抗战迁徙陈列馆、校史馆、“烽火中的闽师”展馆等串联成链，构建主题互联、功能集成的校内红色馆群矩阵，将静态展陈转变为可感可学的“大思政课”实景课堂，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体认革命先辈的理想与坚守。

探究式研学，让学生体认伟大变革。依托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研究联盟，组织师生开展老区发展实地调研，观察老区乡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生动实践。重点打造“从长征出发地到胜利会师地”主题实践链条，组织青年学子走进长征遗址旧址、革命纪念场馆、老区乡村振兴示范点，体悟长征精神时代内涵、赓续红色血脉。

项目化实践，让学生感悟红色精神。常态化开展重走红军路、红色史料寻访、红色口述史采集等实践项目，引导学生将实践感悟转化为调研报告、宣讲文稿，鼓励担任红色志愿讲解员，推动红色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实施“头雁领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计划，建立“基础—骨干—精英”三阶培养体系。组建“青年先锋宣讲团”走进班级、走进社区，9支队伍获评国家级志愿宣讲团，青春萤火志愿服务队成为福建省唯一获评“成绩突出集体”的高校学生志愿服务团队。

擦亮红色底蕴，让文化阵地强起来。近年来，学校充分激活地方红色文化生命力，建阵地、拓传播，持续营造浓厚红色文化氛围，不断增强青年一代志气、骨气、底气。

建强红色文化阵地，全域滋润学生心田。统筹“馆、网、媒、刊、报”阵地平台建设，完善校园红色文化景观、红色文化长廊，建成“风展红旗如画”主题雕塑等红色景观，构筑可感可及的“行走的思政教材”。搭建校园红色专题网站、宣传专栏和新媒体矩阵，构建线上线下贯通的红色育人阵地。线下定期举办红色史料展览、红色主题沙龙，线上常态推送革命故事、教研成果，将多元阵地转化为体悟苏区精神的重要载体，夯实文化自信的认知根基。

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全媒体推动以文化人。顺应青年传播习惯，推动红色文化与新媒体、文艺创作融合，组织师生围绕三明红色史实创作短视频、情景剧和红色文创，打造系列数字化红色文化产品。红色歌剧《沂蒙山》、“烽火回响·青春颂歌”合唱比赛等品牌活动接连上演，师生在艺术洗礼中感悟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认同。与上海高校共办长征经典共读、共演、共唱等系列活动，以艺术赋能革命老区文化教育。

讲好革命老区故事，全程增强底气和志气。立足独特历史定位，持续深挖三明红色历史独特价值，聚焦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梳理产业升级、生态富民、文旅融合等一线案例，激活红色革命历史与新时代三明实践的内在联结。构建大中小学红色文化传承协作机制，引导青年既读懂战火年代的苏区革命故事，也读懂新时代老区现代化建设的奋进篇章，在历史与现实对照中坚定文化自信。

3年来，三明学生获国家级思政类奖项近50人次、省级及以上科技竞赛奖项近2000项，毕业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多年保持95%以上。三明学院依托苏区独特红色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探索充分证明，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政工作，必须立足地域特色，打通理论课堂、实践育人、文化浸润三大渠道，推动红色资源持续转化为育人优势。面向未来，高校应当持续深挖红色文化时代内涵，不断创新育人载体、完善育人机制，引导广大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三明学院党委书记）

从毛泽东诗词感悟长征精神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万里长征，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毛泽东跟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途中，他以诗记史、以诗抒怀、以诗言志，倾情写下《十六字令三首》《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八首诗词。长征诗词是毛泽东“在马背上哼成的”军旅诗词的精美华章，是波澜壮阔的万里征程的宏伟史诗，是跌宕起伏的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是蕴含丰富的长征精神的诗意表达。90年之后，人们诵读这些诗词，依然会被其无穷的艺术魅力和精神价值深深感染，油然而生热血沸腾、荡气回肠、力量倍增之感。

从军旅诗史看。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大量以战争为题材的军旅诗词，也叫战争诗词或边塞诗词。一首首或昂扬激越或慷慨悲凉的军旅诗词，绘就了中国历代战争风云的真实画卷。其中不乏爱国主义抒怀和英雄主义颂歌，但更多的是倾诉羁旅之累、思乡之苦、厮杀之烈、伤亡之痛。古代军旅诗词有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多半出自未经“烽火连三月”战场淬炼的文人骚客之手，难免是隔岸观火式的兴叹和感喟；即便是出自金戈铁马的征人武将，往往侧重于表达个人心志，不外乎风雪弓刀、盖世功业。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毛泽东的长征诗词自成高格，独树一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毛泽东戎马倥偬，有着丰富的军旅生涯和战争体验，但长征诗词所纪实的不是个人征战史，所刻画的不是作者自画像。除《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颂扬彭德怀这个杰出人物外，其他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具体所指，不是着眼于描述个体形象，而是致力于塑造工农红军的英雄形象。这一群像是中国文学史上未曾出现过的英雄人物新形象，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昂扬的战斗意志，顶天立地、光彩照人。

从心境状态看。人们一谈论起毛泽东诗词，往往都会提到热情奔放、酣畅淋漓、大气磅礴的豪迈风格，但毛泽东诗词也有压抑忧愤、千虑填胸、郁闷凄苦的一面。郁闷心情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的次数不多，而其中两次与长征直接相关。1927年春，蒋介石背信弃义，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毛泽东愤然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表达“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心情。1934年夏，毛泽东忧心如焚，写下《清平乐·会昌》，这是他在中央苏区写的最后一首词。他自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由于“左”倾错误路线一再干扰，红红火火的中央苏区危如累卵，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毛泽东痛心疾首。

1935年2月，红军仍深陷重围，毛泽东的内心更加苦闷，他写下《忆秦娥·娄山关》。他自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正如朱德《遵义会议》一诗所写：“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随着遵义会议积极影响的不断显现，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日益扭转，悲观失望的状态迅速改变。“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忆秦娥·娄山关》之后，长征诗词的情绪基调由压抑变得爽朗，由沉郁变得舒快。

从创作规律看。孕育八首诗词的万里长征艰苦卓绝、险象环生。越是斗争惨酷、挑战严峻，越是身处困境、心力交瘁，毛泽东越是诗兴勃发。美国作家和诗人保罗·安格尔在《革命的领袖，浪漫的诗人》中指出：“毛泽东曾多次遭遇到生命的危险……他常常能在战斗发生后就写出一首诗来，其中有几首诗是关于长征的，作于那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征途中。可以肯定，那时没有什么人的头脑里会想到诗歌。”

1949年12月，在赴苏联访问的火车上，毛泽东和苏联翻译尼·费德林谈到诗词写作时，深有感触地说：“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毛泽东的写作体验，正是诗歌创作规律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强调写诗要有诗兴，没有诗兴，怎么也写不出诗来。这就难怪，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远在苏联的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坦言：“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姚雪垠点评《七律·长征》时指出：毛泽东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的修养兼有天赋过人的才华，所以能写出光辉夺目的诗词。姚雪垠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

从艺术手法看。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有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长征的行程之远、困难之大、敌情之险、过程之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在世界史上也罕见。姚雪垠认为：关于这样的题材，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在多数诗人，大概会着眼于写长征的艰苦成功，写得沉郁顿挫或慷慨悲歌。然而毛泽东毕竟不同于一般诗人……他全是用轻快的笔调写出胜利的喜悦，以千古少有的英雄豪迈之气，极端蔑视了长征途中的巨大困难。像这样写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且，在中国三千年的诗歌史上从无先例。

长征途中，不是行军，就是打仗。长征诗词只撷取了攻打娄山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切尾巴”战斗等片段，来艺术勾勒“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勇顽强，达到了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所推崇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的艺术效果。长征诗词跳出战争看战争，跳出战场写战场，没有铺陈战场画面，没有渲染枪林弹雨，而是频繁出现山岭峰峦、大江大河、狂风暴雪等自然景观，运用霜晨月、马蹄声、南归雁等审美意象。毛泽东把对自然环境的体察和战争氛围的感知，写得含蓄、丰富、深刻。尤其是《十六字令三首》，以山的高耸衬托红军的无坚不摧；以山的涌动形容红军的生龙活虎；以山的坚毅映照红军的使命担当，巍巍高山俨然就是英勇红军的人格化身。

从理想追求看。毛泽东诗词继承“诗言志”优良传统，极力抒发共产党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图大志。“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工农红军一路高举井冈山道路的革命旗帜，闯关夺隘，将红旗插上了六盘山顶峰。“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毛泽东曾解释，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毛泽东又曾对尼·费德林说过：苍龙是泛指敌人……无论说是日本侵略者还是国民党反动派，都没错。对付蒋介石是长征的当务之急，打败日本侵略者是长征后的民族大义。而“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则寄寓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造福全人类的终极目标。

《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2月，当时中央主力红军已结束长征，准备东征奔赴抗日前线，正好验证了毛泽东的断言：“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作为工农红军绝处求生的具体军事行动，长征已经成为历史。而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不辱使命、攻坚克难的伟大实践，长征从来就没有休止符，而是被不断地延续。正如毛泽东所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伟大长征精神必将不断激励人们踔厉奋发，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系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

我愿以身许国

初秋的江南，烟雨迷蒙。常熟支塘镇，一湾碧水悠悠东流，青石板路蜿蜒向前。江苏省常熟市支塘镇南街44号，一座坐东朝西的清代古建筑静静伫立，粉墙黛瓦，木质梁架。这里，便是中国“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的故居。

王淦昌，1907年5月出生于江苏常熟枫塘湾，是中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故居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居所，出国前，归国后回乡探亲，他一直住在此地。整座院落坐东朝西，有着明显的晚清风格。中路核心建筑为三进三院及一个侧厢，用材讲究，梁架皆取正宗西木。第一进为门厅，门楣朴拙。第二进为正厅，梁为扁梁，用料壮硕，梁上雕有纹饰，古朴而考究，厅内方砖历经百年仍保存完好。正中悬“三槐堂”匾额，由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吴铨叙上将题写，抱柱对联出自著名书法家言恭达之手。第三进为二层正楼，王淦昌及家人在此生活、居住了10余年。木窗格扇，推窗可见院中天井。院落之间以高墙相隔，又以腰门相通，层层递进，错落有致。侧厢小巧紧凑，与正厅、正楼围合成一方方天井，展现了江南民居典型的布局智慧，南路辟为事迹陈列馆，北路设有青少年核科普馆。

跨进门厅，穿过院落，步至正厅，仰望“三槐堂”匾额。建筑之沉静，恰如其人之品格；院落之层深，亦如治学之精进。王淦昌生于中医世家，自幼聪慧好学，年少即立报国之志。从这里出发，他走进清华园，远赴欧洲求学；又在祖国需要之时，隐姓埋名，投身核武器研制。故居之外，是一条不断延伸的人生道路；道路之上，是始终未改的报国志向。

立于“三槐堂”匾额之下，厅内光线柔和，古朴之气扑面而来。王淦昌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变革、救亡图存呼声日益高涨之时。1929年，他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次年，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莉泽·迈特纳。彼时的欧洲，原子核物理研究不断取得突破。年轻的中国学子置身其中，潜心实验，勤于思考，逐渐形成了重视实证、严谨求真的治学品格。1933年，年仅26岁的他便获得博士学位。翌年学成归国，成为当时中国物理学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科学无国界，学者有根脉。海外求学，使其愈发清晰地认识到祖国科学事业的薄弱处境。所学何用，所志何在，归国的选择已作出回答。

走出正厅，穿过腰门，侧厢紧凑幽静，院中天井洒下一片天光。而王淦昌归国后面对的，却是很快被战火打断的教学与科研生活。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随浙大辗转西迁，在流离中坚持治学。烽火连天之处，弦歌不辍，这正是一代知识分子于国难中守护文脉的写照。1941年，他提出利用K电子俘获探测中微子的实验方案，被国际物理学界广泛采用，为中微子的最终证实开辟了道路。科研之外，育人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任教期间，王淦昌培养、指导了李政道、程开甲等优秀人才，把尊重事实、重视实验的学风传给青年学子。从故乡出发时，他是求知的青年；走上讲台后，又成为引领后来者的人师。道之所传，国之所赖。

移步故居南路的事迹陈列馆，展室由民居改建，木窗格扇尚存旧貌，展板上一帧帧泛黄的照片，为这座老宅补上了主人离乡后的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科学事业亦从近乎空白处起步。王淦昌奉调进京，投身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1956年，他作为中国代表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担任副所长，领导团队利用高能加速器开展基本粒子研究，1960年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轰动国际物理学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带电的反超子，是中国科学家在基本粒子领域作出的里程碑式贡献。从江南水乡到国际实验室，人生的天地日益宽广。而比天地更宽广的，是一位科学家把个人学术前程置于国家需要之下的胸襟。

再往里走，脚步不觉放缓。正楼二层，木窗格扇，推窗便是院中天井，王淦昌及家人在此居住了10余年。而在他的人生中，却有一段岁月，连姓名都必须隐去。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封锁与核威胁。1961年，正当王淦昌在基本粒子研究领域处于世界前沿、距离诺贝尔奖一步之遥时，祖国召唤他参加原子弹研制。这位已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没有丝毫犹豫，当场写下“王京”二字，掷地有声：“我愿以身许国！”京，是北京的京，代表着一心为国。从1961年到1978年，他以“王京”的身份，足迹遍布荒原与深山峡谷，把姓名、荣誉和过去，一并锁进了国家的秘密里。在戈壁深处，他带领团队攻克爆轰物理、核测试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没有资料，自己摸索；没有仪器，土法上马。17年间，青丝熬成白发。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世界震惊于东方巨响时，很少有人知道，那个署名“王京”的人，就是曾经名满天下的王淦昌。有名之时，享誉学界；无名之日，功在国邦。国之名，重于己之名；国之光，胜于己之光。

步入故居北路的青少年核科普馆，展柜里陈列着核物理实验装置的模型与图示，与中路正厅的晚清木构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一个展区的名字格外醒目——“神光Ⅱ装置和激光技术”。它指向的，正是一位科学家的桑榆晚景。早在1964年，王淦昌就独立提出了激光技术的设想，与国际同步站上了这一前沿。科学家的眼光，不仅在于攻克眼前之难，更在于洞察未来之势。1986年3月，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送到了中南海。建议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联名提出，力陈面对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国必须早作谋划、迎头赶上。邓小平亲笔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以建议提出和批示的月份命名，“863”计划由此诞生，为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青年求学，中年攻关，晚年建言，一以贯之的，是这位科学家胸中始终不渝的赤子之心。

行至故居尽头，移步庭院。院中花木扶疏，青砖铺地，安放着一尊王淦昌的全身雕像，目光沉静，面容刚毅。驻足像前，敬意油然而生。“我愿以身许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王淦昌用一生践行的诺言。这正是王淦昌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应当永远铭记、代代传承的信仰力量。

《货郎图》：南宋的“移动便利店”

南宋时期，城市商业已经很发达了。根据《梦粱录》的记载：“杭城之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可见当时都城临安（今天的杭州），相当繁华。但在偏远的乡村，市场、店铺没那么多，买东西也就没那么方便。于是，挑着担子的货郎应运而生。他们就像一家家“移动便利店”，走街串巷，深入乡村，为村民带来日常需要的货物，也带来外面世界的消息。

故宫博物院有一幅画，就记录了这样一家南宋的“移动便利店”。

这幅画叫《货郎图》，描绘了老货郎挑担至村头，妇女儿童争购围观的画面。这幅画很小，纵25.5厘米，横70.4厘米，还没有一张报纸大。但在这么小的尺幅里，却完美呈现了南宋“移动便利店”的真实场景。

这幅画描绘了一个老货郎挑着杂货担，来到村头的空地上。货郎的担子上，挂满了五花八门的东西：锅碗盘碟、儿童玩具、瓜果糕点、针线布匹、旗帜彩幡……货物有上百种之多。担子不够挂，他就把东西挂在身上，浑身叮叮当当。货郎的担子还没放下，孩子们就围上来了。有的跑得太快摔倒了，回头看玩具还在不在；有的紧紧抓住妈妈的衣角，眼睛却盯着货郎不放；还有一个小孩儿，已经买了零食拿在手里，却还一边嚼着一边回头张望，嘴里的还没咽下，眼睛已经盯上新的了……最有趣的是画里还有几条狗，摇着尾巴跟着孩子们一起凑热闹。若你盯着这幅画看久了，仿佛能听到声音：小孩的吵闹声、拨浪鼓的咚咚声、狗叫声，还有货郎那句拖长了调的吆喝。

这就是南宋时期一个货郎来到村里时的样子。你可以想象一下，在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古代乡村，一个浑身挂满新奇玩意儿的货郎来了，那不就是一场“流动的嘉年华”吗？孩子们可以摸摸这个、瞧瞧那个，就算不买，光是看看就已经很开心了。

这幅画的作者叫李嵩，是南宋画坛的一代大家。在宋光宗、宋宁宗、宋理宗三朝担任画院待诏，时人尊称“三朝老画师”。也就是说，李嵩画《货郎图》的时候，是南宋的宫廷画师。

一个宫廷画师，为什么要画一个走村串巷的卖货郎？

有人说“李师最识农家趣”。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李嵩的出身。众所周知，宋代的画院里从来不缺天才，但李嵩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他最初是个木匠学徒。不是因为他热爱木匠，而是因为家里穷，为了糊口，不得不学做木匠。后来李嵩遇到了一个贵人——宫廷画家李从训。这位画家看中了李嵩的艺术天赋，便收他做了养子，教他画画。谁也没想到，李嵩这一画，不仅画出了成绩，还画成了“三朝老画师”。

从刨花到笔墨，从木匠到画师，李嵩的人生轨迹充满了草根的韧性。当然，这在他的画里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你看他画的那些货物——上百种物品，密密麻麻，但一点都不乱。每一件东西都画得清清楚楚，几乎可以按图索骥。这种精细程度，和他当年做木匠活时画图纸的功夫是一脉相承的。画中人物衣纹的用笔也很有特色。使用“颤笔”与“铁线描”相结合的方式，恰当地表现出底层百姓穿的粗布衣服的质感，几乎达到与实物纹丝不差的程度。“颤笔”，亦称“战笔”，就是颤动着行笔，以取得线条遒劲的效果，使点画表现出一种涩势；“铁线描”就是以中锋圆笔勾勒出刚劲匀称、无粗细变化的线条，形如铁丝，常用于表现人物衣物的硬质褶纹。所以，李嵩不是简单的“画得像”，而是一种从匠人精神里生长出来的真实感。这幅画的背景也很有意思，除了老树、草坡，就是大片的空白。这种“留白”，是宋代绘画的一个特点——留出想象的空间，让看画的人自己去感受。而人物，被这种留白衬托得格外生动、真实。

有学者评价，“此画以线描为主，并略施淡彩，写实功夫刻画入微”。这不难理解，李嵩当过木匠，知道老百姓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所以他画市井生活，不是在“体验生活”，而是在画自己的记忆。这种“接地气”的表现，在当时的画院里并不多见。李嵩画里的孩子，光着屁股，甚至鞋都跑掉了，这就是普通人家孩子的样子。李嵩的画里，更有一股“泥土味”。

李嵩画完《货郎图》之后，这幅画就开始了长达几百年的漂流。它曾被清内府收藏，乾隆在上面题了一首七言绝句：“肩挑重担那辞疲，夺攘儿童劳护持。莫笑货郎痴已甚，世人谁不似其痴。”意思是别笑话那个货郎痴，这世上谁不是像他一样，辛辛苦苦地在忙活呢？

后来，这幅画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东北，之后散落民间。幸运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它被收回，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今天，我们可以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看到它。

《货郎图》把劳动人民的生活作为审美对象来描绘，记录了南宋市井生活细节，这在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了解宋代风俗也具有重大价值。2023年6月，中国邮政发行了《货郎图》特种邮票，因此更多的人，不进博物馆也能目睹南宋的“移动便利店”盛景。

加快构建月球表面标准时间体系

在人类空间活动领域，时间系统是精确描述天体、卫星、巡视器运行位置及其相互关系的重要基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北京时间”“世界时”，对应国际民用时标——协调世界时（UTC），各地时间在此基础上进行时区换算。航班调度、通信、导航等各类活动，均以这套民用时间作为统一基准，完全能够满足地面应用需求。但月球及月球空间的人类活动把时间计量和应用的场景换了。随着新一轮月球探索快速推进，月球正成为建设常驻基地的首选太空目标。月面和绕月飞行的各国探测器要在月球附近记录事件、交换数据；未来的月面站与中继星还要彼此协同。如果默认沿用地球UTC作为唯一时间，麻烦会成串出现：月面理想原子钟的走速与地球不同，电磁波信号从地球到月球大约要飞一秒多，不同机构发布的轨道产品若时间约定不一致，数字就无法直接比对。因此，迫切需要一个精确、统一的月球时间标准，来确保通信、导航和协同作业的准确性。

何为月球表面标准时间

月球表面标准时间，是指在月球参考系中建立的一套统一时间计量和授时体系，包括时间基准定义、守时手段和分发服务。其核心目标是让月球表面的所有探测器、设备和人员活动共享同一把可靠的时间尺。

为何必须单独构建？在地月空间和月球表面进行通信和导航时，时间的准确性至关重要。由于月球和地球的引力、自转和公转等因素不同，导致月球上时间与地球上的时间存在差异。若月球上使用本地的时钟计时，地面继续用UTC，两边的时钟都在各自数秒计量时间，但却不是同一种秒，两种秒的时间长度不一样。

相对论给出了深层原因。在太阳系这种引力不太强、速度远小于光速的环境里，固有时相对坐标时的快慢，主要由引力和运动速度决定：引力越强，钟越慢；运动越快，钟也越慢。引力强弱与运动快慢都会改变钟速，比较相互设置在远距离的两台时钟，必须说明使用什么方法比对、相对哪套坐标时空体系比。地面的民用授时通常感觉不到这些差别。实验室比对钟时，连高度差引起的改正都已纳入流程。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NSS）通过改正星载钟相对地面的相对论效应即速率差，确保用户地面精密定位精度达到厘米水平。月球探测活动和任务受同一类效应约束，只是几何更远、链路更复杂。

另外，月球表面引力只有地球的约六分之一。计算表明，月球表面时间比地球表面时间每天快57.5微秒。这一看似微小的差异，足以让导航定位偏差达到十几公里，给探测活动带来风险和问题。因此，地球上的标准时间及其守时—授时规则在月球不再适用，一个统一、准确的月球时间标准对于推动月球开发和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24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大会通过决议，建议构建月球天球参考系统（LCRS），指定月球坐标时（TCL）并确保其计量单位与国际单位制（SI）秒保持一致；同时指出需要一个实用且国际公认的月球参考时间尺度，并建议研究其与地球时间尺度的关系。

当前全球构建月球表面标准时间的进展

欧美等国在月球探测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为改变时间基准不统一的混乱局面，率先在政策、技术和国际合作层面推动月球时间标准体系建设。

美国：政策与法案双轮驱动。2024年4月3日，美国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发布《支持国家地月科学技术战略的天体时间标准化政策》备忘录，指示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在2026年底前制定“协调月球时”（LTC）通用时间标准，旨在与地球UTC建立标准化关联，确保航天器间数据传输安全以及地月空间中卫星、基地、航天员间的通信同步。2025年4月29日，美国众议院科学、太空和技术委员会通过《天体时间标准化法案》，要求NASA制定协调和测量月球时间的方法。该法案对LTC提出四项硬性要求：一是可追溯，能够实现和地球UTC的相互转换；二是精确性，满足深空导航通信高精度需求；三是自主性，在地月通信中断条件下仍可独立运行；四是可扩展性，未来可迁移应用至火星等其他天体。相关工作由NASA牵头，联合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共同推进。

欧洲：国际合作与技术验证并进。欧洲空间局早在2022年11月便召集全球航天机构和学术组织代表，讨论如何定义月球时间。2024年，欧洲空间局启动“Moon Light”计划，旨在建立月球导航和通信基础设施。目前已完成了适用于月球环境的通信设备和导航算法的关键技术研发与验证，并通过模拟月球的重力场和轨道环境优化了导航精度。同时，欧洲空间局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合作开展了月球轨道测试，验证了计划的实际可行性。此外，欧洲积极推进利用地球GNSS星座为月面提供定位、导航与授时（PNT）服务。2025年3月，通过“蓝色幽灵”着陆器在月球轨道部署接收设备，成功接收到了地球GNSS信号，验证了技术可行性。美国、欧洲和日本联手，利用地球探测器发射的微弱卫星导航信号计算月球位置，探索一种“实用主义”的快速实现路径。在合作中，各方还共同研发了精度更高的月球导航传感器，建立了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机制，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规范和标准。

构建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尽管进展显著，但构建月球标准时间体系仍面临多重现实挑战。

一是缺乏统一的月球地理坐标参照系统。目前月球尚未建立类似地球的统一、一致的全球大地测量观测系统（GGOS），也缺乏类似地球大地水准面的参考基准。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正在推进“月球参考系统（LRS）”建设，但尚需时日。缺乏准确的地理坐标，会导致时间测量缺乏精确参照，难以准确建立与地球时间的关联，影响可追溯性要求的实现。国际社会正利用2000年以来的探月数据构建上述参考体系，并希望在未来5年内得到应用和检验。

二是月球自身物理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月球形状不规则、质量分布不均匀，导致近月轨道航天器易受月球引力摄动空间变化的影响，例如鹊桥二号中继星采用环月大椭圆冻结轨道，就是因为月球外形结构不规则，靠近月球飞行的航天器轨道易产生偏差。这种偏差会传导至时间测量设备，影响守时精度，对系统的精确性和自主性构成威胁。

三是多机构协调困难。美国方面涉及NASA、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等多个机构，各自目标和利益存在差异；欧洲同样面临跨国协作的复杂议题。如何协调各方围绕统一目标推进时间体系建设，是一项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四是技术难题有待突破。满足精确性、自主性和可扩展性要求，需要开发高精度的月面原子钟并确保其在月球环境下稳定运行，设计能在与地球失联时自主守时的系统，并突破弱信号条件下的授时恢复能力。

未来展望与中国作为

在理论层面，国际学者已提出地球与月球时间的换算方法，指出受月球绕地球椭圆轨道及地球绕太阳椭圆轨道影响，月球表面观测者的均匀时间段内，天体经过天顶的角速度并不均匀，即时间均匀则空间不均匀；反之，在月面上等经度角间隔的均匀时区上，空间均匀则时间不均匀。这一理论为深入理解月球时间特点提供了新视角。在技术创新方面，月面和月球空间的用户能利用至少4颗卫星的信号组合来精确定位和获取时间信息。中国科学家提出的月面导航方案与此类似，并且提出了近月空间星座建设路线，分三个阶段逐步实现对全月的导航。

当前，国际上关于月球标准时间的定义存在三种主流思路：一是直接将地球时间体系复制到月球和月球空间，在月球上设立一个中心守时基准，让月面设备不断接收地球UTC授时信号并校准本地时钟去“对齐”地球时间；二是“局域原时、全域坐标时”模式，即在月球表面复刻一个类似地球大地水准面的“集中守时中心”，在这个水准面上此消彼长平衡到一个常量上，让月球标准时间与这个面上的原时保持相同速率，所有钟走速一致，月面用户统一时间用起来非常方便；三是去中心化守时，由分布在月面各地和绕月轨道的多个守时装置通过相互比对、协商校准、自我修正，形成并维持一个统一的标准时间和空间参考。三种方案各有优长，最终可能取长补短、融合演进。

根据美国白宫指示，NASA预计在2026年底前制定协调月球时间的国际标准。国际计量局也在积极协调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对话和研讨，希望年底发布一个相关的决议。目前已按时完成，为全球月球探索提供统一时间基准，促进国际合作，并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和长期运营奠定基础。由于系统要求具备可扩展性，未来还可能推广至火星等其他天体，推动人类太空探索范围不断扩大。

中国作为月球探测的重要力量，在这一基础服务领域应有积极作为。事实上，2021年中国科协将“地球以外有统一的时间规则吗？”列为年度重大科学问题。我国专家已提出建设性构想：将地外时间系统建立在太阳系质心坐标系上，以国际单位SI秒为基础，用铯原子钟测量原时，用脉冲星统一坐标时，用相对时间观替代绝对时间观，有望引领时间规则的新变革。近年来，我国计量机构、卫星导航和航天机构、中国科学院天文系统等相关领域专家积极参与了国际月球标准时间体系研讨，并尝试推进预研究准备工作。

面向未来，我国应抓住机遇，深度结合北斗导航卫星星座与探月工程实现的成熟技术能力，快速实现北斗导航卫星和地面模拟器时频体系对月球和月面的初步授时能力，追赶国际进展；进一步发挥我国在空间原子钟时间与频率技术领域的优势，在月面合适区域设置基准计时用原子钟，开展自主守时和比对实验，争取为全球月球标准时间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唯有主动参与规则制定，方能在新一轮太空治理格局中占据应有位置，为人类月球探索事业提供有力支撑。（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如何理解“智能向善”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深刻影响世界发展格局。从生成式大模型到具身智能，从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到智能体（Agent）生态，人工智能正深度嵌入人类生产生活。未来，随着通用人工智能（AGI）、脑机接口、人机协作等领域持续拓展，人类社会将加速迈向智能时代。与此同时，智能技术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深层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这为智能技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站在智能经济加速成型、智能社会加速到来的时代窗口，亟须深入把握智能向善的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实践路径，为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确立价值坐标。

智能向善的内涵

从理论维度看，智能向善反映了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人工智能具有突破技术前沿、推动生产力跃迁的属性，其发展方向则受制于生产关系和价值规范。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智能技术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超越既有制度框架的边界、突破伦理规范的承载阈值时，便会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和重构原有生产关系。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智能技术的“自主性”和“涌现性”使其对生产关系的冲击具有更强的不可预测性。通过制度创新、伦理建构、分配调节等生产关系层面的主动调整，智能向善实现智能技术发展的源动力与价值规范的深度适配，将无序的“创造性破坏”转化为有序的“建设性重构”，确保智能演进始终锚定人类文明进步的轨道。

从历史维度看，智能向善是人类社会统筹技术发展与价值追求的必然选择。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机器生产替代手工劳动，摧毁了旧有的封建庄园经济，但在新生产关系形成过程中，也出现了早期工厂制的劳动剥削等深刻矛盾。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电气化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在创造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周期性经济危机、垄断资本扩张等新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在推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同时，也暴露出数字鸿沟、平台垄断等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类社会并没有被技术浪潮裹挟着走向混乱。虽然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因新的社会关系调整而产生新矛盾，但都通过集体行动、法律完善、社会意识觉醒，逐步建立起劳动保护制度、反垄断法、生态伦理、国际气候公约等一系列新规范，成功将强大的技术力量重新拉回增进人类福祉的正常轨道。当前，智能技术带来的诸多挑战，也同样需要从历史长河中汲取智慧，通过价值引领与规范引导，实现技术力量与人类文明的协同演进。

从时代维度看，智能向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智能时代的本质要求，也是为全球智能治理提供的价值样板。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向善”体现为坚守公平普惠原则，通过智能技术弥合而非扩大数字鸿沟，保障特殊群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保智能红利“一个都不能少”。“向善”同时还要求智能技术的终极指向必须锚定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能向善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深度耦合，为全球智能治理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价值规范和典型范式。

智能向善的基本要求

一是坚持价值引领。智能技术的发展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演进方向必然受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的共同塑造。推动智能向善，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引领，使智能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治理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价值目标同向，契合“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价值取向，符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价值准则。同时，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沃土，推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在智能技术与人机关系中的创新性发展，发挥“仁者爱人”的生命观在生物智能与人工智能融合中的伦理约束，实现“义利兼顾”“见利思义”的商业伦理在大模型商业化、算力经济中的价值平衡。

二是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发展的检验标准在于是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追求算力的增长或效率的提升。破除“唯算力论”“唯参数论”的错误技术观，将“惠民、利民、富民”作为智能技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弥合“智能鸿沟”，通过发展AI辅助教育、远程智能医疗、无障碍智能交互等，促进智能技术普惠共享，确保老年人、残障人士、偏远地区居民等群体不被智能浪潮边缘化。妥善应对智能技术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在大模型替代知识型岗位、具身智能替代体力型岗位的同时，积极培育“人机协作”新职业新工种，构建面向AI时代的终身学习与技能重塑体系，防范大规模结构性失业风险。着眼于共同富裕，通过智能技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并完善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机制，探索“机器人税”“数据红利分享”等新型分配制度，确保智能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三是坚持伦理底线。坚决捍卫人的主体尊严，在大数据和生成式AI时代将个人信息保护、认知自由置于优先位置，推动“隐私设计”“数据最小化”“算法透明”原则落地。警惕并治理大模型在招聘、信贷、司法、教育等领域应用中可能隐含或放大的算法歧视，建立健全算法审计与伦理审查机制，提高模型可解释性。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引导平台企业优化智能调度算法规则，改善“算法管理”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与权益保障，推动构建人机协同时代的和谐劳动关系。在脑机接口、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智能与生物融合领域，设立严格的伦理红线，维护人类生命的尊严。

四是坚持全球共治。智能技术无国界，但智能治理有立场、有边界。在人工智能安全、数据主权、算力公平、AI军控等全球性挑战面前，单边主义和技术封锁无法解决“公地悲剧”，唯有开放合作才能行稳致远。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主动将智能向善理念融入全球AI治理体系，推动建立普遍参与、平等协商的全球智能治理新机制。积极参与大模型安全、具身智能标准、AI for Science规范等前沿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依托《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等中国方案，倡导“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安全可控、公平普惠”的全球AI治理原则。加快建设国际调解院、世界数据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反对AI霸权与算力封锁，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与技术成果惠及更多全球南方国家，让智能技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力量。

多方协同推动智能向善

政府强化制度供给，形成智能向善的价值导向。政府是智能治理“定规则、守底线、促公平”的设计者、主导者和管理者。要健全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的法规政策体系，推动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和“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加快制定和完善覆盖大模型安全、具身智能、智能体自主行为、算法推荐、生物智能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推动伦理审查、风险分级、模型备案、责任认定等制度落地。把向善理念融入科技管理全流程，在国家AI战略、项目立项、大模型评测、机构评估中，增加伦理合规与社会效益的考核权重。加强关键领域的敏捷监管与动态防控，针对算法歧视、深度伪造、智能武器化、就业冲击等问题，建立“沙盒监管”和动态调整机制，在守底线的前提下为智能创新留出试错空间。

企业是实践责任主体，推动智能向善的发展模式。企业是智能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主力军，也是践行智能向善的第一责任人。应探索建立内部AI伦理审查机制，鼓励头部科技企业设立AI伦理委员会或首席AI伦理官，对高风险大模型、具身智能产品、自主智能体等开展前置性伦理评估与安全测试，确保算法公平、数据合规、行为可控、责任可溯。推动行业自律和标准引领，鼓励平台企业主动优化“算法管理”规则，改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条件，维护用户隐私权与选择权。倡导“义利兼顾”的智能商业文明，支持有条件的科技企业将部分算力资源、开源大模型、智能工具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公益组织和全球南方国家开放，鼓励在欠发达地区部署普惠性智能基础设施、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AI公共服务。

社会要积极参与监督，构建智能向善的良好生态。公众的认知、认同与广泛参与，是智能向善深入人心、落地生根的深厚土壤。在全社会形成智能向善的普遍共识，通过多种渠道普及人工智能基本原理、数据权利、智能伦理等知识，提高公众识别AI风险、抵御“认知操纵”、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不断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伦理意识。畅通公众参与智能治理和监督的渠道，建立AI伦理议题的社会对话机制，通过公开听证、公众咨询、第三方独立评估等方式广泛听取民意，鼓励媒体和公益组织开展专业性、建设性的舆论监督。引导公众以“用脚投票”的方式，优先选择公平透明、尊重隐私、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智能产品与服务，以消费者力量驱动企业向善；引导公众自觉遵守智能伦理规范，形成“智能向善、人机共生”的社会文明新风尚。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

重视提高冰川灾害风险应对能力

全球变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高山冰冻圈的状态。冰川加速退缩、冰湖扩张、多年冻土退化，使得原本处于稳定状态的高位冰雪岩体逐渐失去支撑，冰湖溃决、冰岩崩、冰川泥石流等灾害在全球高寒山区呈现频发态势。冰川灾害多发育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寒无人区，具有隐蔽性、突发性和链式放大效应。冰川灾害破坏力沿沟谷逐级传递、不断放大，往往对下游基础设施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更对跨境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和区域生态安全构成系统性破坏。从2021年印度喜马拉雅山查莫利冰岩崩灾害到2025年西藏吉隆冰湖溃决事件，再到2026年吉隆口岸冰崩型泥石流灾害，冰川失稳造成的极端灾害事件正在不断为人类敲响警钟。加强冰川灾害影响区的风险应对能力已成为气候变化背景下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要内容。

冰川灾害的特征及其现状

冰川灾害并不是单一灾种，而是一类由冰—水—岩屑相互作用驱动、具有链式演化特征的复合型灾害。高位冰雪岩体因内部裂隙崩裂或冻胀发生损伤贯通，进而变形失稳，引发冰岩崩；高位坍塌后沿斜坡坠入冰湖，掀起涌浪，造成冰湖局部溃决或全面溃决；溃决山洪沿沟谷下泄途中不断携带松散堆积物，逐步转为强补给型泥石流，灾害能量与形式在传递中不断转换，可在短时间内沿河谷传播数十至上百公里。这一灾害演化过程使冰川灾害普遍具有规模大、冲击力大、速度快、破坏性强等特点。海洋性冰川由于水热交换活跃、冰温偏高、冰内水系发育，对气候变暖的响应更为敏感，其高位冰岩体裂隙内水热活动过程更加强烈，更容易引发大规模冰雪岩崩联动灾害。

目前，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对冰冻圈灾害的专项覆盖不足，难以满足复杂链生灾害的防控需求。2021年西藏自治区在《地质灾害风险调查评价实施细则》中首次将冰崩、冰湖纳入调查范围。青海省依托第二次青藏科考框架，在三江源地区启动冰川冻土冻融灾害调查及热融滑塌演化规律研究。前期基础调查表明，青藏高原地区存在1256个极高危险和高危险冰湖，其中，182个具有溃决的极高或高风险（81个极高风险、101个高风险）。喜马拉雅山东段和藏东南地区是冰湖最集中、扩张最迅速、溃决灾害最严重的区域。尽管对特定冰冻圈灾种有一定认识，但是，现有普查仍存在明显局限：全国性专项普查缺位，现有调查数据多为宏观尺度统计成果，针对小型隐蔽、突发性隐患缺乏精细化排查，导致冰冻圈灾害底数不清；以单灾种评估为主，缺乏对复合链生灾害的综合风险评估体系，难以支撑复杂灾害链的全过程防控；普查成果应用薄弱，目前尚未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冰冻圈灾害动态数据库，数据互通共享不健全，难以高效服务于灾害动态风险区划、精准预警预报、工程建设防护和长效综合治理工作。

冰川灾害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全球变暖是冰川灾害频发的根本原因。目前研究已经表明高寒山区升温速率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近几十年，青藏高原显著升温驱动了冰川退缩和冰湖扩张。冰川加速消融直接增加冰崩和冰湖溃决的水源条件，冻土退化则削弱山体稳定性，增加高位山体失稳和冰岩崩风险，降雪减少改变了冰川物质平衡，使其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冰川前缘和侧缘更加脆弱。此外，高寒山区的极端地形地貌为冰川灾害提供了天然孕灾条件。破碎的岩体、冰川作用和历史崩塌在沟谷内留下大量松散冰碛物，成为泥石流的重要物源。冰湖多由松散冰碛物阻塞形成，坝体结构不稳定，在冰川崩落物冲击、涌浪或渗透水压作用下极易失稳溃决，这将给冰川灾害高风险区带来巨大影响。

首先，冰川灾害的影响不限于灾害发生地。冰崩体高速下泄时沿途铲刮沟床、触发滑坡，形成“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洪水”灾害链，破坏力沿河谷向下游传播，影响范围可达数十至上百公里。当灾害源位于一国境内而其影响可能延伸至邻国时，便形成跨境灾害，然而防灾体系却受国境限制，形成“灾害不受国界约束，防灾却受国界分割”的困境。其次，应急救援难度也会因地理和合作机制双重障碍而被放大。偏远、地形复杂的边境地区，通信电力在灾害中极易中断，跨境救援与数据共享存在显著障碍。灾害易发区内的重大工程与居民点高度依赖有限的公路、桥梁和通信设施，一旦关键节点被破坏，物资运输、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长期受阻。最后，边境口岸与战略通道安全受到直接且反复的灾害威胁。西部边境地区口岸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极为重大。2025年7月8日和2026年8月26日，吉隆口岸两次遭受冰川灾害重创，中方一侧道路、通信、电力全部中断。同一地点在短期内反复受灾，暴露出关键基础设施在气候变化下的极度脆弱性。口岸、公路和跨境物流通道的损毁不仅冲击边境贸易、旅游业和当地民生，且部分跨境基础设施修复周期长、工程成本高，涉及跨境协调和国际责任认定，进一步加剧了灾后重建的复杂程度。

冰川灾害的主要防控措施

随着气候变暖加速，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剧将导致冰川失稳、冰湖面积扩大，未来冰/岩崩和冰湖溃决风险亦将加剧。当前高寒山区冰冻圈防灾减灾策略在实践中仍面临挑战，突出表现为高危冰川冰湖的监测预警不足、地理环境限制导致的干预措施覆盖范围小，以及跨境信息共享与应急响应的滞后，迫切需要一个可行且适应性强的区域性综合解决方案。

一是构建精细化“空天地深”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加快推进冰川冰湖灾害自动化实时监测网络建设，对极高风险冰川冰湖实施一对一精准监测。加强干涉测量雷达等高精度位移监测设备、地震仪和分布式光纤传感等新型监测技术的应用，精细化捕捉冰川形变和失稳前兆。建立“监测—模拟—预警”一体化机制，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与地面气象水文监测等手段，切实提高灾害提前预知能力。

二是加强系统性风险评估与高危区精准识别。对青藏高原高危险冰川冰湖开展系统性风险评估，运用三维模拟手段预测冰崩、冰湖溃决洪水等冰川灾害的流动轨迹和影响范围。开展灾害高危区早期研判，并将风险评估结果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和重大工程选址依据。同时，提高对链式灾害的级联放大效应的认识，基于未来气候情景开展动态风险预测，推进高风险冰湖工程治理与主动防控工作。

三是加强跨境灾害信息共享与基层应急能力。基于冰川冰湖灾害的跨境特性，建立各国跨境信息共享与应急联动机制，共建跨境冰川冰湖灾害数据库与联合预警平台。同时，加强下游居民防灾避险宣传教育与应急演练，完善冰川冰湖灾害应急预案与疏散措施，实现上游监测数据与下游应急响应的有效连接。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所长）

在城市更新中加强古树名木保护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了“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的目标任务。古树名木是城市中古老的生命体，具有重要的景观、生态、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与城市相生相依，是城市发展活的见证者。然而，在城市的快速发展和规模化扩张中，一些古树名木的生长空间，因道路、房屋建筑、地下管网、架空线缆等建设，会受到侵占甚至一定程度的破坏。如何在城市更新工作中切实保护好古树名木，特别是在相关建设、改造、修缮项目中，确保古树名木不被破坏？是一个应引起高度关注的话题。

一是深刻认识古树名木在城市中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剑阁翠云廊考察时强调，“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城市中的古树名木，多生长在古刹寺院、古典园林、古城街巷、王府故居等中，它们以遒劲挺拔的身姿、古朴昂然的绿意，延续着城市的历史风景，成为城市的景观地标。当古树名木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乡愁情思等相关时，就具备了文化的力量，具有了传继民族精神的作用，有时会成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历史地标，对这个城市来说弥足珍贵。

二是提前谋划摸清底数。《规划》指出，城市更新应推进资源调查，建立健全“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机制。资源调查如果仅仅围绕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开展远远不够。摸清拟更新项目与古树名木保护是否存在冲突也应纳入调查范围。近年来，全国建设工程因不能很好地保护古树，导致工程不能按时开工、开工后进行不下去的案例时有发生，不仅浪费巨大的物力和财力，还导致政府公信力受到影响，应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城市房屋、道路多与古树的生长空间高度重合，应提前对拟更新区域的古树名木与更新项目的关系进行排查，建立台账，做到胸中有数，提前按规划保护，防止临时打乱拳，对古树名木构成不可逆的损伤。例如北京故宫大高玄殿地面和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北京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前介入，组织科研院所进行科学检测，经各方多次深入研讨，形成了改造方案，既保证了工程各项目标的实现，又保护了古树。

三是严格执行各项法律法规。城市更新工作不仅需要按照《规划》的要求稳步开展，同时还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建设项目选址、建设，应当避开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确需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铺设管线的，应当在施工前报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并按照要求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尽可能减轻对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境的损害。各级政府应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在城市更新项目前期规划阶段，将古树名木作为重要因素，同考虑、同研究、同规划，细致评估城市更新项目对古树名木健康生长的潜在影响，科学采取措施，将损害降至最低。目前，北京市在城市更新领域形成了园林绿化、规划、住房建设、文物、城管执法等部门联动，科研单位支撑的协同工作机制。既能有效防止技术上出现失误，也可避免古树名木避让、保护等方案流于形式。

四是大力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在城市更新工作中，科技攻关和技术支撑，是高质量实现城市更新与保护古树双目标的重要手段。《规划》指出，开展城市地下管网体检，加快实施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等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因地制宜推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传统直埋式管线会导致若干年后根系缠绕在管线上，再次更换管线时，又将造成对古树根系的破坏。如果改为建设管廊，把管线集中在廊中，可有效杜绝再次修缮管线对古树的破坏。这对保护古树名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规划》还提出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开展可持续城市更新关键技术和装备攻关，加强城市更新科研力量。按照《规划》要求，结合本城市中古树名木的特殊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科技攻关，是十分必要的。

五是建立清晰的管理机制。《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相关工作。可以此为依据，借鉴“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成立由林业、园林绿化部门牵头的城市更新项目古树名木保护协同机制，防止出现推诿扯皮现象。

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基层党组织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关系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工作成效，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重点来抓，尤其重视农村、社区党建，全面实施“堡垒工程”计划，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基层贯彻落实。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指出：“要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推动实施“堡垒工程”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对于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着力筑牢党的领导的思想根基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始终把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为“堡垒工程”的首要任务，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着力筑牢党的领导的思想根基。

突出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针对基层党组织班子软弱涣散、党员思想混乱、组织管理松懈等问题，强调思想作风建设是领导班子建设的关键，以提高素质、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清正廉洁等为重点，把各级党委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思想统一、作风过硬、勤政廉洁、团结进取的坚强战斗指挥部，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有力保证。

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系统化。强调把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质作为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性任务。要求系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提高全体党员的理论素质和思想觉悟。要求市县乡三级党委统筹规划、定期研究，组织开展干部轮训，把学习培训情况列为干部考察的重要内容。

注重推动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教育日常化。坚持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提倡领导干部日常的党性锻炼和世界观改造。通过运用中心学习组等形式，组织领导干部通过学习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强化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担当。

围绕党员干部群众思想实际，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有针对性，要深层次地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针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出现的新情况，应提高党建工作的自觉性，尤其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给予科学的解释，有效回应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始终坚持“两个结合”，善于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夯实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在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遵循“强化基础、增强功能、突出重点、全面提高”工作思路，强调抓住薄弱环节、加强分类指导，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

率先在农村部署实施“堡垒工程”，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1991年4月，福州市召开村级组织建设经验交流会，正式启动实施党的“堡垒工程”建设。通过狠抓村级组织建设，确立以村党支部为核心，以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以共青团为助手，妇女、民兵等组织密切配合的农村工作新格局。注重配齐配强村支部班子，推动建立各级党委领导与基层挂钩抓党建工作制度，强调把转化后进支部作为村级组织建设的突出任务来抓。

注重解决居委会党组织覆盖不足问题，加强以街道为核心的城市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街居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一居一支部。重视优化街居工作外部条件，认为街居工作实质上是做社会工作，要求街居党组织建立起过硬的街居干部队伍，使每个干部都成为“地段通”“里弄通”和居民的“贴心人”。

注重增强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功能，大力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党的建设。注重将党建工作与经济工作有机结合，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在发展大局中把握“堡垒工程”建设的着力点。把扩大三资企业党的组织覆盖作为基础性工作抓常抓细抓长，做到“新经济组织在哪里出现，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保障；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的执政使命要靠广大党员卓有成效的工作来完成。在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注重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堡垒工程”的基础性工作，围绕提高党员素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优化队伍结构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前瞻性的实践探索。

抓实党员教育管理，把党员队伍素质提高到新水平。“堡垒工程”贯穿增强党性这一主线，每年设定主题、分层分类开展教育，保证党员年教育时间不少于5天、教育率达90%以上。强化基层党校建设，健全县乡村三级电教网络体系，实现党员教育多样化、全覆盖；对不合格、基本不合格党员建立跟踪教育、限期改正机制，保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

深化为民服务实践活动，探索党员作用发挥新途径。注重紧密联系各行各业实际，以“为民办实事、为党增光辉”活动为载体，强调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党员作用。在农村完善“党员联系户”制度、在企业开展“党员责任区”活动、在机关开展“学习焦裕禄、做人民好公仆”活动等，促进党员先进性从抽象要求转化为具体行动，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注重创先争优与目标管理相结合，激励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深化“创先争优”系列活动，在全市党员中开展“达标升格”活动，推动党员结合岗位明确责任目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注重把党员目标管理与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相结合，把年终考评结果作为民主评议党员重要依据，形成“目标设定—过程管理—年终考评—激励约束”闭环。通过每年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

严把发展党员的质量关口，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重视从源头上提升党员队伍整体素质，做好发展党员工作。针对生产一线党员偏少、农村党员老龄化等问题，要求3年内企业和农村生产第一线发展党员数占比达80%，企业有党员班组占比从50.3%上升至70%。大力健全组织员制度，杜绝发展党员工作中的违规违纪问题，既优化党员队伍结构，又守住发展党员质量底线。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党员队伍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基础工程，促进党组织战斗力整体提升。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不断集聚优秀人才；大力完善党员作用发挥载体，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当先锋、作表率。

以优良作风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党的作风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在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强调以优良作风提升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中央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强调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切实抓好党风教育。认识到党风问题不仅关系机关形象，更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得以贯彻落实。转变作风、狠抓落实，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牵涉全局的重要指导思想。通过部署实施“堡垒工程”，着力抓好党风教育，有效解决了党政机关存在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

注重加强领导班子团结，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重视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来保证领导班子的团结，强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注重把领导班子的团结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问题来抓，强调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班子内部谈心交心制度等，着力增强领导班子凝聚力。

切实改进领导工作作风，重视下基层解决实际问题。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强调加强机关党的作风建设，提出“十反对十提倡”。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要求提高工作效率，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强调各级领导下基层是切实改进领导工作作风的关键所在，有效促进领导干部下基层解难题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

深化“四个万家”活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注重把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作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的根本性任务。推动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健全领导干部下基层、现场办公、调查研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系列制度。组织领导干部下基层到老百姓家，化解矛盾纠纷，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深化纠治“四风”；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这个关键，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努力探索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党内制度建设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在实施“堡垒工程”过程中，注重充实完善党内各项制度，加强廉政勤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努力探索基层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注重推动党内各项制度规范化。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建设，是搞好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保证。制度建设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完善，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使各项规章制度既符合党章、准则的精神，又切实可行。推动市、县两级健全六项制度，基层党委落实八项制度，基层党支部规范十二项制度，使基层党建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方面迈出坚实步伐。

注重完善党建工作机制保障的系统思维方法。以问题为导向完善党建工作机制，重视以党的建设统筹解决当时各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注重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从农村领域率先部署实施，随后拓展到街道、企业、机关、学校等各领域。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真正使党建工作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和监督制度。

注重完善监督机制。重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党组织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把群众监督纳入“堡垒工程”，推动推行“两公开一监督”制度，建立市、县领导联合接待群众日制度、机关效能投诉机制等，对群众反映的干部不作为、乱作为、不廉洁等问题，及时查处、及时反馈。把班子廉政建设和干部廉洁表现列入考核的重要内容，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廉政建设责任体系。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提升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坚持把制度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