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中资源禀赋差异明显。新征程上，各地区要按照党中央战略决策和规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跟时代潮流、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自身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质态、业态和创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在新质生产力科学命题提出3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这是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成果及实践经验，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行动作出科学的指导和规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涉及新科技—新质态—新业态的转化。现实中需要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转化，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

新质生产力的科技“质态”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研究新质生产力质态时，需要准确判断各种创新要素的跃升和优化组合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起的作用。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创新概念最早由熊彼特提出。他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组织形式在取代旧有技术和产业格局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产业与经济结构。新质生产力体现的生产力质态的跃升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过去人们一般把生产力三要素定义为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这里把劳动改为劳动者，是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般的劳动过程，而是创新过程。在创新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而不是劳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有质态提升的要求：提供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的复杂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人才成为创新的第一要素。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直接劳动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为劳动者利用各类互联网平台采集的数据及数字和智能设备，按一定的算法处理数据，形成新的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创新较一般的劳动更为复杂，也更有价值。就人工智能来说，作为新一代通用性技术，正在广泛渗透进数智化生产交换过程，并且革新产业体系，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既然是通用性技术，就需要各类复杂劳动者学习和掌握通用性知识。通用性技术用于专业性领域也需要与专业性领域的技术需求匹配。就简单劳动者来说，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教育培训就能从事的劳动。但在数智经济时代，简单劳动者不是不需要培训的，而是说教育和培训程度相对较低的劳动者，其技能也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升级。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简单劳动者主要是服侍机器；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则有一部分劳动者要驾驭机器人、无人机之类的现代工具和系统。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当时的判断，“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第二，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资料是每个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测量器。每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体现在劳动资料的突破性改进及广泛应用上。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主要涉及机器设备。当前的数智时代对劳动资料的创造性破坏，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劳动资料被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系统所代替。伴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互联网平台、云计算、无人机、智能传感器、自动装配线、工业机器人等成为新型劳动资料。提供这些新生产方式和劳动资料的产业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依托人工智能的劳动资料具有人不能及的自动学习功能。现阶段，是否使用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系统以及这些平台和系统的先进水平，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

劳动对象通常是指在劳动过程中被加工、改造的物质资料，包括能源、原材料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在当前的新质生产力中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绿色生产力对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另一方面是数字生产力对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进入数智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在许多生产场景中数据收集、处理就成为劳动对象。与其他物质的劳动对象不同，在许多创新场景中强大的算力和科学的算法采集处理数据形成作为先进生产要素的数据及其产品。数据要成为特定生产和创新过程的要素就需要作为劳动对象进行处理和加工。

第三，“数智经济+绿色经济”成为当前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定义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可以从数智经济和绿色经济两方面来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

一方面，数智经济是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结合。当前阶段的新质生产力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都离不开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之所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质态，主要是因为其包含了全新的三个要素：一是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二是算力成为继热力、电力、网力以后的新动力，三是算法成为现代科技的新方法。这三个方面赋能各个产业产生新质生产力效应。数据越充分准确，算力越强大；算法越先进，数字技术越尖端；数字平台规模越大，应用越广泛，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就越大。当前，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既有现代的技术应用，又有新一代前沿技术探索，所以发展数字经济有迭代升级的要求：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新阶段，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相应的智能经济成为新经济形态。

另一方面，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在绿色发展基础之上。绿色生产力既涉及新能源及其带来的能源革命，也涉及绿色技术产生的生态效益，以及可再生材料的发展和利用。从能源角度看，尽管化石能源至今仍然是各个产业的能源基础，但已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绿色生产力涉及新能源及其带来的能源革命，新能源革命不仅是发现和开发新能源，还涉及新能源的应用，这是能源革命的延伸。

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业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源于科技创新，落脚点是产业创新，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由此产生新质生产力由“质态”向“业态”的转化。根据现代竞争理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产业创新的路径看，首先，传统产业面广量大，具有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领先优势。传统产业不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对的夕阳产业、低端产业的代名词。其传统性指的是满足传统需求，绝不意味着其产业的技术基础是传统的。其技术基础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才能进入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在传统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质态”向“业态”的转变。这意味着在传统产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很大，不要轻易放弃。

其次，从培育国家产业竞争力考虑，“质态”向“业态”的转化更为重要的是培育未来产业和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作出部署：围绕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未来产业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萌芽阶段的新兴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需要超前部署和培育。现阶段所要关注的未来产业主要包括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领域。面对未来产业的高不确定性、长投资回报期以及高风险，需要建立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上是未来产业的“变现”。未来产业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其技术、产品被市场接受并大规模生产就成为当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这就是“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再次，由科技质态转化为产业业态实际上有个转换赛道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准确识别科技变革趋势、敢于抢占新风口和新赛道，突破对既有产业和成熟技术路线的路径依赖，依靠前沿科技实现“弯道超车”乃至“换道超车”。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就是典型例证。在传统燃油汽车领域我国车企始终只能处于跟随地位，转换赛道，在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汽车新赛道上就快速形成了国际竞争新优势。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业态。数字产业化进入人工智能产业化阶段，即“‘人工智能+’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增长点。

最后，由科技质态转为产业新业态需要产业链对接创新链。这就是“要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现代产业分工的特点是产品内分工，同一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企业，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产业创新需要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创新，在产业链的每个阶段上都需要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以解决相关产业链环节的高水平技术供给问题。产业链循环的堵点在于存在技术的“卡脖子”环节。“卡脖子”环节就成为产业创新的主攻方向。同时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就能促进整个产业链迈上价值链中高端。此外，产业业态的创新不能忽视服务业业态的创新及其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各种科技创新资源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整合的。无论是科技质态还是产业化的业态都需要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打通颠覆性、前沿性科技向新产业转化的堵点和卡点，促进新科技的产业化创新。

首先，在数智经济背景下，数据、算力、算法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中基于算力算法形成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需要围绕数据完善生产关系。要对数据产权确权，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财产权制度。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准入和共享。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平台和技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各种创新要素根据各自的供求状况及对生产力的贡献权重进行优化组合。进一步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

其次，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但需要分清各自作用的界限。政府的作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首先是在创新质态上着力支持基础研究，做好基础研究机构和研发平台的整合，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其次是在业态创新上，制定并实施支持产业业态创新的产业政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质态”向“业态”的转化。瞄准下一代科技和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实施“腾笼换鸟”策略，腾出空间发展新兴产业。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等方面。所谓“有所不为”，关键是破解高科技园区“同质化”发展困境。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招商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等。

就市场作用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还是要靠市场作用。公平竞争、产权激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动力。除此以外，在科技质态上，风险投资和科技金融投早投小，超前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颠覆性新技术。在产业业态创新上，产业创新及相应的创业投资本身就是市场选择的过程。尤其是在产业链上补技术缺口更是市场选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相比质态创新阶段的投早投小，在业态创新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投硬科技和投长期，相应的需要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发力，吸引和培育耐心资本。

再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要素，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教育、科技、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市场的责任。着力点在人才链对接创新链。人才链与创新链对接的关键在于培育和打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洞察力和领导力的人才，突出表现为战略科学家和科技企业家这两方面的人才。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战略关键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激发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

最后，重视科技企业家的作用。在创新生态中企业是创新主体，其能动的基础是企业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企业家要素存在质态跃升。在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企业家突出的是其创新精神，进入数字和智能经济时代，企业家只有创新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科技视野，也就是“创新精神+科技视野”的科技企业家。不同时代领跑创新的企业家也会迭代。创新对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就在于后起的企业家可能换道创新。许多经验表明，创新不在于企业历史，不在于企业规模，而在于企业的创新赛道和企业家的科技视野。小微企业甚至创新者个人都可能在创新中一跃成功。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长征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试金石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也是党在生死绝境中检验识别领导干部、重塑领导体系的试金石。艰苦卓绝的考验，不仅宣示了革命主张、武装了人民群众、播撒了科学真理，也构建起以“战场识干部、危难辨初心、实绩定任免”为核心逻辑，以实事求是为基石、政治忠诚为根本、斗争实绩为基线、群众立场为底色、动态考察为关键的领导干部考察体系，实现了对政治立场、理想信念、执行能力、宗旨意识、纪律品格的全面考察，锻造出信念坚定、政治忠诚、敢打必胜、求真务实、团结为民、担当作为的骨干力量。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突出的方向性，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探索科学选人用人机制的生动实践。这场远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军事战略转移，也是对我军领导干部队伍的筛选。在这场大考中，我们党不仅依靠自我革命完成了自身建设的拨乱反正，也对干部政策进行强力纠偏，淘洗出卓越的领袖和领导干部队伍。

长征前后一段时期，博古、李德不顾中国实际，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推行错误的干部政策。干部任免听命于共产国际顾问，以个人独裁取代集体领导、以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异己，排斥有实战经验的工农干部，对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员动辄撤职、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与用人失察有很大关系。湘江战役后，党中央开始实现干部选用自主，高层任免、师团干部调配、火线提拔不再受制于共产国际，不再机械以书本理论、共产国际指令评判干部。从中央高层到师团基层，干部工作由党委、政治局集体讨论，充分听取一线指挥员、支部、士兵意见，重大复杂人事难题集体解决，规避个人片面判断造成失误。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习主席强调，“我们是党管干部、组织选人”。长征不仅筛出了彻底的革命者和革命队伍，也筛出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更为党和军队干部队伍建设构建了一套适合国情军情、经受历史考验、影响至今的根本制度。前进路上，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充分发挥党委领导和政治机关的作用，严格按原则、政策、规定、程序为党和人民选人用人，把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选好用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严把政治关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对苦难探索中领导干部政治立场和路线认同的严峻考验。这场远征不仅是物理上战天斗地、生理上挑战极限，也是对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的筛选。信仰不坚定者、意志薄弱者、怕苦怕死者淘汰出局，革命理想主义者、革命英雄主义者、革命乐观主义者最终留下。

长征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是最硬核、最公正的考核标尺。所有识别标准紧扣革命生存核心目标，立足生死斗争的具象化落地，精准区分合格干部、投机干部、错误干部。毛泽东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长征在艰苦的考验中，筛除了因信仰动摇开小差、逃亡甚至叛变者。它深刻表明，识别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那些在重大考验和历史转折点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的领导干部选出来任用好。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基于切身经历，深感干部队伍政治建设的迫切性，对干部问题进行理论总结，系统阐述“任人唯贤”路线和“德才兼备”政策，提出“政治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并将“德”置于首位，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构建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框架。

习主席多次就“政治标准”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强调选拔任用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长征是一场极其严峻、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大考，考验了党、考验了军队、考验了每一个人的信仰。它告诉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必须把理想信念挺在前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明心见性”；政治纪律是团结凝聚的重要保证，必须严明政治纪律，把严守纪律规矩作为第一行为评判准则，坚决将野心家和投机分子识别清理出去；政治操守是领导干部的首要德性，必须突出考察领导干部的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确保在政治忠诚上“不掺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水分”。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以生死存亡考验干部成色、以战场实绩甄别勇贤、以危难担当淬炼干部队伍的伟大实践。在残酷战争筛选下，红军立足军事斗争核心需求，坚持战斗力标准，知事识人用将，为长征胜利筑牢人才根基。

危急关头能“站出来”，检验识别闻令而动、敢于担当的使命责任。长征全程处于敌军围追堵截下，每天都面临生死挑战，领导干部直接承担指挥作战、冲锋破敌、掩护转移、应急突围等军事任务，唯有谋战善战、领兵制胜才能胜任岗位、扛起使命。困难面前能“顶上去”，检验识别敢涉险滩、不惧牺牲的攻坚能力。每逢大仗恶仗冲锋在前，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打最猖狂的敌人，才能成为不可多得的将才。重压逆境能“扛得住”，检验识别信念如磐、承压奋进的顽强品格。遵义会议后的扎西整编，锚定实战刚需推行干部下放、职级能上能下的组织调整，师长改任团长、团长转任营长，机关干部下沉战斗连队，以严酷战争逆境为磨刀石，磨砺降级不馁、临危不退、敢担牺牲的行动表现。

习主席反复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长征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扭转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选人用人弊端，在斗争实践中淬炼培育出一大批军政兼优的革命骨干，有效弥补了长征途中战斗人才缺口，保障了关键战略任务顺利完成，为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前进路上，必须立牢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为战选将、以战识人”的鲜明用人导向，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打仗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精准识别脑里有敌人、心中有谋略、手上会指挥、关键时刻敢冲锋的指挥员。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党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这场远征不仅是党领导红军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的成功运用。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依然心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干部，才是真正合格的干部；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人，终究被历史淘汰。

长征途经苗、彝、藏、回等10多个民族地区，民族隔阂、文化差异突出，加之群众对红军了解不深，甚至因国民党反动宣传心存恐惧。刘伯承等高级将领主动深入村寨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解决实际问题，“彝海结盟”、“苗族连”、“回汉兄弟亲如一家”锦匾等汇聚成奔腾不息的长征洪流。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环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难题。毛泽东留宿石厢子后，付给房东3个铜板作为食宿费。3名女红军借宿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只有将人民群众放在心头正中，才能联系群众、赢得群众，成为良将大才。长征瞬息万变的敌情、极度恶劣的环境，直接检验领导干部的群众组织能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挑战人类极限的战争奇迹背后，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凝聚群众。领导干部只有融入群众、组织群众，才能团结群众，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习主席反复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长征表明，群众路线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科学之道。对待群众的立场、服务群众的行动、发动群众的能力、组织群众的本领，共同构成行之有效的筛选方法。前进路上，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敢于把鉴别领导干部的第一评判权交给群众，用群众眼光鉴别领导干部的成色；坚持将群众评价纳入干部考核闭环，常态化收集群众真实反馈，把群众满意度、群众工作成效作为干部升降去留的重要依据；坚持把群众工作能力作为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纳入学习培训、实践锤炼、成长进步之中。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复杂的动态性，必须坚持全面、历史、辩证观点

长征创造了世所罕见的长期流动作战的历史，成为多维度动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典范。在流动作战环境中，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意志品质、心理韧性、军事才能等得到最严格最深层最真实的展现和检验。

长征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政治立场、品行操守的“透视镜”。湘江战役后，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王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难以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毛泽东的主张逐渐被更多人理解接受。不少领导干部的立场也经历了从错误到正确、从动摇到坚定的转变。王稼祥曾受王明影响排挤毛泽东，但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长征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军事指挥能力的“演兵场”。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因情报有误，土城战斗受挫，一度遭遇信任危机。此后，毛泽东凭借机动灵活、沉着果断的指挥，带领红军取得一个个胜利。正是因为在持续战斗中反复检验、长期跟踪，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才得以充分展现，其领导地位最终得到全党全军公认。长征伴随多次大规模编制整编、机构重组、干部调配，每一次组织变动都同步嵌入干部甄别、考察、任用流程，做到整编一次、考察一轮、调整一批，检验了领导干部的品行操守，形成了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良性循环。

习主席深刻指出，“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长征一路行军、一路打仗、一路整编，完成在动态环境下对领导干部的高强度、全方位筛选，不仅为党和红军保存了最精锐的骨干力量，也为此后中国革命识别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前进路上，必须坚持实践标准，既看领导干部在平时、顺境中的表现，更看在战时、逆境中的作为，特别注重放到重大斗争一线、艰苦复杂环境中检验识别；建立常态化、跟踪式动态考察机制，不以一次考核、一次胜败、一时表现代替全面了解、全面评价；坚持着眼全局、融入整体，在能上能下的组织调整中看领导干部的大局观念、服从意识，将观照全局、抗住压力的骨干筛选锻造出来。

（作者系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权力不能脱离监督

抗战后期，在中国命运的大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深得人心，国民党却坚持独裁、日渐腐化。1945年7月，黄炎培等人赴延安考察，亲眼看到边区上下一致、积极向上的景象。其间，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在窑洞长谈。黄炎培针对掌权者精神松懈、惰性发作、强求发展的历史现象发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窑洞对”。

80余年斗转星移，“窑洞对”揭示的病象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消失。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管党治党的对象、环境、问题都已不同以往。“窑洞对”的要义，是回答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避免人亡政息、确保政权长期存在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这一重要论述，把延安窑洞的历史之问与新时代赶考路上的时代之答贯通起来。自我革命是强身健体的“内在免疫”，接受人民监督是祛病除疴的“外在良方”，二者同向发力，都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推动监督常态化、长效化。

依靠人民监督权力。黄炎培之问，表面问的是政权兴亡，实质问的是权力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之答正是对这一关系的深刻自觉：权力来自人民、执政为了人民、兴衰最终由人民评判。人民是最强大的监督力量，依靠这种力量，不良风气“潜伏”再深也无所遁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让权力在监督中避免“任性”，要激发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和监督热情，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提高监督积极性和监督能力，为监督工作的良好开展创造有利条件，推动形成人人要监督、人人愿监督、人人敢监督的良好氛围。同时，让群众在监督中感到受尊重、被信任、有底气。健全落实监督保障制度，加强对监督者的保护，对监督有功的给予奖励，对监督保障不力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

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人民监督发现的问题，是自我革命的靶向；自我革命的成效，要接受人民监督的检验。践行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难在贯通，也成在贯通。贯通的关键，在于把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监督要长效，最终要靠自觉。领导干部要听得进逆耳之言、容得下真诚批评，对监督中暴露的问题，不遮掩、不推诿，主动认领、刀刃向内。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把制度执行的过程变为接受监督的过程，使监督变为长久之治。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领导干部要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真正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日常自觉。

始终畅通监督渠道。人民监督要落地见效，离不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渠道保障。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使人民的民主监督权利得到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落实。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个环节贯通起来，通过人大监督、政协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渠道，保障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持续参与权利，让人民群众的意愿意见有入口、有办理、有回应、有保障。

从杨家岭窑洞到新时代赶考路，“窑洞对”穿越时空，留下的课题常读常新。新征程上，我们党必须激发监督动力、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畅通监督渠道，把人民监督的外在约束与自我革命的内在自觉统一起来贯通起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为什么要积极推进能源革命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能源革命与新质生产力内在贯通、相互依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提出明确要求，为新征程上统筹能源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识能源革命的重要意义、基本逻辑和实践路径，以能源之变塑造发展之势，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蓄势赋能。

能源革命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重要意义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进步，往往伴随主体能源的更替和能源开发利用技术的变革。“钻木取火”开启第一次能源革命，能源体系进入“薪柴时代”，推动人类社会迈入农业文明。蒸汽机的发明开启第二次能源革命，能源体系进入“煤炭时代”，机器代替手工劳动，催生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跨入工业文明。内燃机发明和电力广泛应用开启第三次能源革命，能源体系进入“石油与电力时代”，催生第二次工业革命，把工业文明推向高度发达阶段。历史反复证明，能源之变往往是文明之变的先导，谁掌握了先进能源技术，谁就能在生产力变革中赢得主动。

新一轮能源革命着眼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将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长期高强度的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不仅带来资源逐步耗竭的深深忧虑，而且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还成为一系列地缘政治冲突和大国博弈的焦点所在，难以支撑人类永续发展和文明持续进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国际石油危机的驱动下，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突破的背景下，以绿色化低碳化为主要特征、以新能源和数智化技术紧密融合为主要标志的新一轮能源革命蓬勃兴起，将推动能源体系逐步进入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主导的崭新阶段。“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是党中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和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深度重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大背景下，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

我国积极推进能源革命的基本逻辑

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是立足当下、着眼长远的战略抉择，其基本逻辑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

第一，能源革命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必然选择。我国向世界作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期远短于主要发达国家，减排任务之重、时间之紧前所未有。“双碳”目标下，能源是减排的主战场，我国能源活动碳排放占全社会80%以上，其中电力行业占比超40%，矛盾根源在于以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尚未根本转变。过去10余年，我国煤炭、石油消费量分别增长了15%和36%。尽管全国95%以上的煤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末端治理成效显著，但无法从根源上破解结构性高碳难题。还要看到，我国能源刚性需求中长期仍将持续增长，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还会带来新的用能增量，单纯压减用能推进减排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唯有以清洁能源规模化发展覆盖新增需求、置换化石能源存量，从源头降碳，才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必由之路。

第二，能源革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安全底座。从国际看，地区冲突交织叠加、地缘博弈持续升温，能源政治化、武器化特征日益凸显，全球能源市场震荡加剧，外部供给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上升。从国内看，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催生旺盛用能需求，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用电规模快速扩大。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其中，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八大国家枢纽节点的算力用电量近3年年均增速约为39.5%，远高于全社会用电量平均增速；全国充换电服务业年用电量超过1020亿千瓦时，增速达48.8%。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对能源安全稳定供给提出更高标准。内外双重压力之下，只有纵深推进能源革命，不断提升国内能源自主保障能力，才能牢牢端稳能源饭碗，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第三，能源革命是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关键动力源。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向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能源技术已迈过成本拐点，具备大规模商业化条件。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统计，2010年至2025年，光伏、陆上风电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89%、71%。2025年全球新建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中，超过九成成本低于化石能源电站，清洁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国际能源署预计，2026年全球能源总投资将达3.4万亿美元，其中2.2万亿美元将流向风电、光伏、储能、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能源赛道已成为各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先机的战略要地。在这场竞逐中，我国光伏、风电、动力电池等技术已跻身世界前列，成为“中国制造”新名片，新能源产品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能源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力强，从上游关键矿产开发、装备制造，到下游绿电应用、综合服务，每一个环节都在孵化新技术、新业态、新岗位，为新质生产力成长开辟广阔空间。这是国际产业竞争的高地，谁抢占先机，谁就掌握主动。

积极推进能源革命的实践路径

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必须围绕“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谋新策、聚合力，高度重视能源安全，积极稳妥推进能源转型。

推进能源供给和消费革命，关键在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新型热力系统、新型燃料和原料系统。新型电力系统要锚定2030年初步建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的目标，贯彻“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要求。新型热力系统重在推动热力源绿色转型，沿海地区开展核能余热供暖、打造“水热同产同送”示范。新型燃料和原料系统要合理布局绿色氢氨醇，推广氢能重卡、绿色氨醇船用燃料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等。

充分发挥能源技术革命的驱动力作用，必须巩固领跑优势与开辟未来赛道两手并举。加强钙钛矿叠层、全固态电池等关键技术布局，加大锂钴镍稀土等关键金属循环回收攻关，集中力量研发低成本、长寿命、高安全性新型储能技术，有序发展先进核裂变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前瞻培育长时储能、电制燃料、可控核聚变等未来产业，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胜势。

更好发挥能源体制革命的加速器作用，着力构建与新型能源体系相适应的市场机制与治理体系。加快建设电能量、辅助服务、容量、绿色电力等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健全价格形成与成本疏导机制，统筹实现促进竞争、保障安全、推动转型、稳定价格等多元目标。全面贯彻实施能源法，加快构建现代化新型能源治理机制，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能源转型提供坚实法治支撑与制度保障。

全方位深化国际合作，在办好自己事情的同时主动引领全球能源转型进程。高质量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推进产品、装备、技术、标准、方案、服务“六位一体”深度合作，助力广大欠发达国家提升能源可及性，力争帮助更多无电人口用上绿色电力，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完善。

筑牢能源安全兜底防线，强化储备能力和应急防控机制建设。夯实能源安全储备根基，健全政府与企业社会责任储备互补的石油储备体系，稳步扩大储备规模；提升天然气储气调峰能力，构建多层次储气设施体系；加强煤炭弹性产能储备，统筹煤制油气产能与技术储备。筑牢能源安全运行防控防线，构建企业主体、市场稳行、政府兜底的保障机制，完善预测预警与分级应急响应，提升关键基础设施防护能力，确保油气供给可靠、电力供应坚韧有序。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

拓展“丝路电商”合作的着力点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高标准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2026年8月，商务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发挥“丝路电商”国际合作等平台作用，拓展进口渠道。今年是“丝路电商”国际合作10周年。迈向下一个10年，如何把政府间合作转化为企业能够参与、消费者能够受益的经贸往来，是进一步拓展“丝路电商”合作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丝路电商”合作，是我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同伙伴国开展的政府间电子商务合作，通过合作备忘录、政策对话和业务对接，为企业跨境经营提供协调与服务。目前，我国已与五大洲38个国家签署电子商务合作备忘录，相关合作累计助力伙伴国8万余中小商家“上平台、卖全球”。近年来，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范围上，在双边机制基础上拓展上合组织、中国—东盟、中国—中亚等多边区域合作；在内容上，从贸易促进延伸到制度探索和产业服务。拓展和深化“丝路电商”国际合作，需要在规则衔接、交易服务和产业对接三个方面持续用力。

深化规则衔接。跨境交易涉及电子认证、商品标准、数据规则、消费者保护等制度安排。不同市场规则不衔接，企业就可能面临重复认证、重复申报和较高的合规成本。单个企业可以调整经营方式，却难以独自解决不同监管体系之间的分歧。“丝路电商”依托政府间政策沟通，把企业各自面对的制度障碍转化为可以共同协商解决的公共问题。商务部公布的2025年合作进展显示，上海“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已形成并推广数字身份跨境互认等12项制度型创新成果。这表明真实交易中的堵点可以成为制度创新的切口。规则衔接不等于降低监管标准，在尊重各国监管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相互认可、标准兼容和数据互操作，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核验。

规则衔接的成效，最终要体现为企业能够使用的便利。2026年3月，商务部等6部门印发的《关于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择优扩围，建设一批“丝路电商”公共服务载体。公共服务在这一过程中承担规则解释、应用指导和问题反馈的功能。围绕电子认证、电子单证和数据合规，提供清晰的规则指引、办事流程和专业咨询，可以减少中小企业理解、适应不同市场规则的成本；将企业反映集中的问题纳入双边沟通和试点探索，则有助于推动成熟做法从个别试点走向更多地区和企业。

完善交易服务。制度条件改善，并不意味着每个经营主体都具备跨境交易能力。网络可接入，不等于企业会运营、消费者能支付。平台入驻、商品展示、支付结算和客户服务缺少衔接，市场联系就可能停留在展示和询盘层面。“丝路电商”平台把能力建设纳入合作，着眼于帮助经营主体掌握实际交易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与平台实际业务、当地支付习惯和经营规则相结合，有效减少有设施却不会用、有产品却难成交的脱节。

交易服务还须覆盖从成交到交付的全过程。仓储、干线运输、通关、末端配送和退换货涉及多个主体，单个环节便利并不等于全程顺畅。海外仓可以将库存与服务节点前移，运输与配送衔接有助于稳定交付，物流平台则可共享订单、库存和运输状态。中小企业难以自行建立整套服务网络，合作的着力点在于推动专业机构与经营主体有效对接。依托重点合作城市和公共服务载体整合相关资源，由专业机构依约提供运营、支付、仓配等服务，并明确收费标准和责任边界，可以降低企业逐项寻找服务商的成本。

促进产业对接。“丝路电商”合作的深化，还体现在商品买卖能否延伸为持续的生产与供应协作。政府间合作搭建沟通渠道，数字平台提供需求信息，真正把需求转化为产品的仍是生产企业。国内产业带的配套体系和协同生产能力，为中外企业开展产业协作提供了基础。订单、搜索、评价等信息能够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市场的消费习惯、质量要求和服务需求，但只有进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和库存管理，才可能形成适销对路的供给。依托合作机制组织国内产业带、伙伴国采购商、平台和专业机构持续对接，意义不只在于促成一次洽谈、一张订单，还在于围绕产品改进、质量管理和售后服务形成协作。将这些环节与品牌培育结合起来，才能减少企业对单纯价格竞争的依赖。

产业对接还应体现双向合作。商务部同时公布，平台和地方已建立近200个线上线下国家馆，电商平台建立60余个海外直采直供基地，为伙伴国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渠道，也有助于丰富国内消费者的选择。国家馆和“丝路云品”系列推广活动既可展示产品，也可把消费反馈带回原产地，帮助当地生产者改进品质、包装和供货安排。在商业可行的基础上，采购合作还可向加工包装、品牌培育和本土人才培养延伸，使伙伴国企业不仅出售商品，也能参与更多生产和服务环节。国内企业则可通过同伙伴国企业合作，完善产品设计、柔性生产和本地化服务。把中国制造优势与中国市场机遇结合起来，让双方企业在持续合作中形成稳定的供需联系，才能使“丝路电商”合作不止于交易渠道的扩展，而逐步成为促进共同发展的产业纽带。

长征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试金石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也是党在生死绝境中检验识别领导干部、重塑领导体系的试金石。艰苦卓绝的考验，不仅宣示了革命主张、武装了人民群众、播撒了科学真理，也构建起以“战场识干部、危难辨初心、实绩定任免”为核心逻辑，以实事求是为基石、政治忠诚为根本、斗争实绩为基线、群众立场为底色、动态考察为关键的领导干部考察体系，实现了对政治立场、理想信念、执行能力、宗旨意识、纪律品格的全面考察，锻造出信念坚定、政治忠诚、敢打必胜、求真务实、团结为民、担当作为的骨干力量。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突出的方向性，必须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探索科学选人用人机制的生动实践。这场远征不仅是一次伟大的军事战略转移，也是对我军领导干部队伍的筛选。在这场大考中，我们党不仅依靠自我革命完成了自身建设的拨乱反正，也对干部政策进行强力纠偏，淘洗出卓越的领袖和领导干部队伍。

长征前后一段时期，博古、李德不顾中国实际，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推行错误的干部政策。干部任免听命于共产国际顾问，以个人独裁取代集体领导、以宗派主义打击排挤异己，排斥有实战经验的工农干部，对持不同意见的指挥员动辄撤职、批判，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与用人失察有很大关系。湘江战役后，党中央开始实现干部选用自主，高层任免、师团干部调配、火线提拔不再受制于共产国际，不再机械以书本理论、共产国际指令评判干部。从中央高层到师团基层，干部工作由党委、政治局集体讨论，充分听取一线指挥员、支部、士兵意见，重大复杂人事难题集体解决，规避个人片面判断造成失误。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习主席强调，“我们是党管干部、组织选人”。长征不仅筛出了彻底的革命者和革命队伍，也筛出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更为党和军队干部队伍建设构建了一套适合国情军情、经受历史考验、影响至今的根本制度。前进路上，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充分发挥党委领导和政治机关的作用，严格按原则、政策、规定、程序为党和人民选人用人，把忠诚、干净、担当的领导干部选好用好，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必须严把政治关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对苦难探索中领导干部政治立场和路线认同的严峻考验。这场远征不仅是物理上战天斗地、生理上挑战极限，也是对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的筛选。信仰不坚定者、意志薄弱者、怕苦怕死者淘汰出局，革命理想主义者、革命英雄主义者、革命乐观主义者最终留下。

长征时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是最硬核、最公正的考核标尺。所有识别标准紧扣革命生存核心目标，立足生死斗争的具象化落地，精准区分合格干部、投机干部、错误干部。毛泽东说：“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长征在艰苦的考验中，筛除了因信仰动摇开小差、逃亡甚至叛变者。它深刻表明，识别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把那些在重大考验和历史转折点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的领导干部选出来任用好。

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基于切身经历，深感干部队伍政治建设的迫切性，对干部问题进行理论总结，系统阐述“任人唯贤”路线和“德才兼备”政策，提出“政治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并将“德”置于首位，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构建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框架。

习主席多次就“政治标准”作出重要论述，指出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强调选拔任用干部，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长征是一场极其严峻、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大考，考验了党、考验了军队、考验了每一个人的信仰。它告诉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支柱，必须把理想信念挺在前面，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明心见性”；政治纪律是团结凝聚的重要保证，必须严明政治纪律，把严守纪律规矩作为第一行为评判准则，坚决将野心家和投机分子识别清理出去；政治操守是领导干部的首要德性，必须突出考察领导干部的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确保在政治忠诚上“不掺任何杂质”“没有任何水分”。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以生死存亡考验干部成色、以战场实绩甄别勇贤、以危难担当淬炼干部队伍的伟大实践。在残酷战争筛选下，红军立足军事斗争核心需求，坚持战斗力标准，知事识人用将，为长征胜利筑牢人才根基。

危急关头能“站出来”，检验识别闻令而动、敢于担当的使命责任。长征全程处于敌军围追堵截下，每天都面临生死挑战，领导干部直接承担指挥作战、冲锋破敌、掩护转移、应急突围等军事任务，唯有谋战善战、领兵制胜才能胜任岗位、扛起使命。困难面前能“顶上去”，检验识别敢涉险滩、不惧牺牲的攻坚能力。每逢大仗恶仗冲锋在前，敢于啃最硬的骨头、打最猖狂的敌人，才能成为不可多得的将才。重压逆境能“扛得住”，检验识别信念如磐、承压奋进的顽强品格。遵义会议后的扎西整编，锚定实战刚需推行干部下放、职级能上能下的组织调整，师长改任团长、团长转任营长，机关干部下沉战斗连队，以严酷战争逆境为磨刀石，磨砺降级不馁、临危不退、敢担牺牲的行动表现。

习主席反复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长征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扭转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选人用人弊端，在斗争实践中淬炼培育出一大批军政兼优的革命骨干，有效弥补了长征途中战斗人才缺口，保障了关键战略任务顺利完成，为最终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前进路上，必须立牢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为战选将、以战识人”的鲜明用人导向，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打仗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精准识别脑里有敌人、心中有谋略、手上会指挥、关键时刻敢冲锋的指挥员。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

长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历史，是党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这场远征不仅是党领导红军取得的重大军事胜利，也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队伍建设中的成功运用。在极端困难条件下依然心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干部，才是真正合格的干部；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人，终究被历史淘汰。

长征途经苗、彝、藏、回等10多个民族地区，民族隔阂、文化差异突出，加之群众对红军了解不深，甚至因国民党反动宣传心存恐惧。刘伯承等高级将领主动深入村寨宣传党的政策，帮助少数民族解决实际问题，“彝海结盟”、“苗族连”、“回汉兄弟亲如一家”锦匾等汇聚成奔腾不息的长征洪流。面对极度艰苦的生存环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助群众解决生活难题。毛泽东留宿石厢子后，付给房东3个铜板作为食宿费。3名女红军借宿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只有将人民群众放在心头正中，才能联系群众、赢得群众，成为良将大才。长征瞬息万变的敌情、极度恶劣的环境，直接检验领导干部的群众组织能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挑战人类极限的战争奇迹背后，离不开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凝聚群众。领导干部只有融入群众、组织群众，才能团结群众，成为独当一面的指挥员。

习主席反复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长征表明，群众路线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科学之道。对待群众的立场、服务群众的行动、发动群众的能力、组织群众的本领，共同构成行之有效的筛选方法。前进路上，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敢于把鉴别领导干部的第一评判权交给群众，用群众眼光鉴别领导干部的成色；坚持将群众评价纳入干部考核闭环，常态化收集群众真实反馈，把群众满意度、群众工作成效作为干部升降去留的重要依据；坚持把群众工作能力作为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纳入学习培训、实践锤炼、成长进步之中。

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具有复杂的动态性，必须坚持全面、历史、辩证观点

长征创造了世所罕见的长期流动作战的历史，成为多维度动态检验识别领导干部的典范。在流动作战环境中，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政治素质、意志品质、心理韧性、军事才能等得到最严格最深层最真实的展现和检验。

长征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政治立场、品行操守的“透视镜”。湘江战役后，广大红军指战员认识到，王明、博古等教条主义者难以担负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毛泽东的主张逐渐被更多人理解接受。不少领导干部的立场也经历了从错误到正确、从动摇到坚定的转变。王稼祥曾受王明影响排挤毛泽东，但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长征是检验识别领导干部军事指挥能力的“演兵场”。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因情报有误，土城战斗受挫，一度遭遇信任危机。此后，毛泽东凭借机动灵活、沉着果断的指挥，带领红军取得一个个胜利。正是因为在持续战斗中反复检验、长期跟踪，毛泽东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才得以充分展现，其领导地位最终得到全党全军公认。长征伴随多次大规模编制整编、机构重组、干部调配，每一次组织变动都同步嵌入干部甄别、考察、任用流程，做到整编一次、考察一轮、调整一批，检验了领导干部的品行操守，形成了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良性循环。

习主席深刻指出，“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长征一路行军、一路打仗、一路整编，完成在动态环境下对领导干部的高强度、全方位筛选，不仅为党和红军保存了最精锐的骨干力量，也为此后中国革命识别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前进路上，必须坚持实践标准，既看领导干部在平时、顺境中的表现，更看在战时、逆境中的作为，特别注重放到重大斗争一线、艰苦复杂环境中检验识别；建立常态化、跟踪式动态考察机制，不以一次考核、一次胜败、一时表现代替全面了解、全面评价；坚持着眼全局、融入整体，在能上能下的组织调整中看领导干部的大局观念、服从意识，将观照全局、抗住压力的骨干筛选锻造出来。

（作者系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数字虚拟人创新发展

数字虚拟人正从技术概念走向广泛的产业应用。从虚拟偶像、数字主播到金融客服、医疗导诊，数字虚拟人已在多个领域落地应用。与此同时，“撞脸”名人、深度伪造诈骗、不当使用逝者形象、诱导未成年人沉迷等乱象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切。

数字虚拟人是利用图形学、数字图像处理或人工智能等技术，借助真人驱动或计算驱动，模拟人类外貌，具备声音、行为、交互能力或性格特征的虚拟数字形象。当前，数字虚拟人已在娱乐、电商、教育等场景中广泛应用，其运行过程涵盖形象建模、数据处理、内容生成、信息传播等多个环节，涉及技术支持者、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和传播平台等多元主体，法律关系较为复杂，主要在以下方面存在法律风险。

一是人格权益侵害风险。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肖像、声音或神态习惯制作数字虚拟人，可能侵害自然人的肖像权和声音权。从司法实践看，已有法院明确自然人的人格权保护及于其虚拟形象，认定未经许可利用AI技术擅自创设、使用自然人虚拟形象可能构成对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的侵害；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范围亦可及于人工智能合成的声音。不当使用逝者形象的问题同样较为突出，未经逝者近亲属同意，利用数字技术生成逝者形象用于商业或娱乐目的，可能侵害逝者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是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风险。数字虚拟人的运行依赖海量数据，包括用户交互数据以及所模仿自然人的生物识别信息、行踪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这些数据在采集、训练和使用过程中，存在被过度收集、泄露或滥用的隐患。尤其在医疗健康、金融客服等场景中，虚拟人获取的用户财务信息和健康数据若保护不力，可能对用户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数字虚拟人的数据处理链条长、参与主体多，传统的“告知——同意”框架难以有效覆盖，需要更精细的治理规则。三是内容安全风险。数字虚拟人的生成内容具有高度逼真性和快速传播性，可能被用于生成和传播虚假信息，实施网络诈骗、诽谤等行为，其社会危害可能远超传统虚假信息。在医疗、金融等专业领域使用数字虚拟人开展诊疗咨询、推荐股票，可能对用户产生误导，甚至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四是特殊群体保护与伦理风险。对未成年人而言，情感交互型虚拟人可能诱发非理性消费和过度情感依赖，干扰其现实社交与人格发展；对老年人而言，数字虚拟人则可能成为新型诈骗工具。

近年来，我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陆续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亦就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发布意见，数字虚拟人治理的制度框架逐步成形。今年4月，《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布，进一步将治理规则向数字虚拟人这一具体场景延伸。如何在法治轨道上规范数字虚拟人的创新发展，已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

细化数字虚拟人治理的法律规范。当前，涉数字虚拟人的规范依据分散于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以及多部部门规章之中，各规范之间的衔接与协同尚有完善空间。《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未经同意使用敏感个人信息建模、逝者形象使用、全程标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将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规则在数字虚拟人场景中予以细化。在此基础上，可将散见于不同规范的治理经验进一步整合，使数字虚拟人的人格权益保护、数据治理、内容管控等规则在体系上相互衔接、在适用上协调一致。数字虚拟人的法律地位、生成内容的权利归属、算法决策致害的责任分配等问题，也需在后续的人工智能领域立法进程中逐步予以明确。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也在逐步形成裁判规则。今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已就未经同意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可识别特定自然人的虚拟数字形象、模仿他人声音等行为的侵权认定作出规定。下一步，可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进一步统一“可识别性”标准的适用，明确平台通过算法实质参与侵权内容生成时的责任认定规则，使个案裁判中形成的规则更加清晰、稳定。

构建协同高效的监管机制。数字虚拟人产业涉及网信、工信、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服务链条长、参与主体多，监管的有效性有赖于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执法协同。《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确立了国家网信部门统筹协调、国务院电信等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监督管理的格局，并衔接了算法备案、安全评估等既有监管机制，有利于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提升监管效率。在此基础上，可结合数字虚拟人的应用场景、交互深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探索建立风险分级分类的管理方式。对医疗诊断、金融交易等直接关系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场景，实行更为严格的准入管理和全程监管；对娱乐、普通客服等场景，则在合规指导的基础上为产业创新留出空间。

进一步强化技术合规。在数字虚拟人领域，技术合规是指将法律、行政法规和技术标准对数字虚拟人提出的要求，通过技术方案嵌入服务系统的运行过程，使规范约束在服务提供环节自动发挥作用。在内容标识方面，《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自服务开始，服务提供者、服务使用者及提供网络信息内容传播服务的服务提供者应当在展示区域全程持续显示含有“数字人”字样的显著提示标识，并符合国家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有关规定。这一要求与《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确立的显式标识与隐式标识相结合的技术方案相衔接，需要在数字虚拟人持续交互的服务场景中进一步细化落实，确保用户在交互过程中能够清晰辨识其技术属性。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密关系服务，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沉迷，这些要求可以通过用户年龄识别、使用时长限制、内容过滤等技术措施在服务系统中予以落实。在深度伪造防范方面，应推动数字虚拟人检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识别合成内容提供技术手段，使法律要求通过技术设计在数字虚拟人服务中得到稳定执行。

加强国际规则制定与交流合作。生成式人工智能监管、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等新兴议题，是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关注的重点内容。数字虚拟人的技术和应用跨越国界，不同国家的规则差异容易导致跨境服务中出现人格权认定、侵权责任分配、数据管辖等方面的冲突。因此，不仅在国内法层面需要适应数字虚拟人跨境应用的实际，完善相关规则的域外适用，还需加强各国在规则层面的协调合作。《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交流合作。我国在数字虚拟人产业实践和规则探索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可依托各类多边平台，将数字虚拟人治理中形成的全程标识、分类管理等经验进行交流合作，同时研究数字虚拟人跨境服务中的人格权保护、数据管辖和侵权责任分配等具体规则衔接问题，为我国数字虚拟人产业的全球化发展营造有利的规则环境。

（作者系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协同发挥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的作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专门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都是支撑人大依法履职的重要载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该法同时规定，常务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办事机构和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等工作机构。这里的“工作机构”主要是工作委员会。当前，人大工作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要求不断提高，准确把握专门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和职责边界，推动二者协同发挥作用，对于提升地方人大工作质效、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自1979年县级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以来，根据《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省、市、县各级人大陆续设立专门委员会，各级人大常委会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工作委员会。经过40多年发展完善，上下贯通、覆盖各级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架构体系逐步形成，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地方实践看，省级层面围绕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需要，普遍设立相应的专门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基本实现职能衔接、工作贯通。设区的市层面参照省级架构普遍设立相应机构，名称、职能划分总体与省级保持衔接，有的地方结合区域产业特点作出差异化调整。县级层面往往设立法制和监察司法、财政经济、社会建设等专门委员会，以及若干工作委员会。各级专门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的具体设置，由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需要和工作重点确定。这种设置方式既落实精简集约、精干高效的机构设置要求，又能适应不同层级、不同地方的实际工作需要。

专门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同属人大工作运行体系，但在法律地位、人员构成、职能权责上存在差异，是两类定位不同、功能互补的履职主体。第一，从法律地位看，专门委员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专门工作机构，依法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闭会期间接受本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依照集体行使职权、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议事，具有审议议案、提出议案、开展监督等法定职责，履职行为具有法定性、专业性和经常性。工作委员会是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机构，隶属于常委会，不直接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独立行使提出议案、审议、表决等议事职权，为人大常委会与专门委员会依法履职提供支撑。第二，从人员配置看，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组成，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名、经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表决通过，必须具备本级人大代表身份。工作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主任会议提名、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任免，无代表身份这一硬性要求。各地在实践中因地制宜，有的地方工作委员会仅设主任、副主任，有的地方则参照专门委员会架构配备了委员。第三，从履职权责看，专门委员会法定职权比较明确，主要侧重调研检查、审查审议、建议办理等工作，可以依法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相关议案，围绕经济、法治、民生等领域开展专题调研，协助人大常委会行使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等职权。工作委员会主要按照人大常委会及主任会议部署要求，承担文稿起草、联络协调、活动组织等事务性工作，重在落实执行、保障支撑，是人大履职落地的重要执行载体。

在地方人大工作实践中，由于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名称相近、业务存在一定交叉，容易出现职责边界模糊、工作衔接不够顺畅等问题。推动二者工作提质增效，需要加强统筹协调、理顺工作机制，形成各司其职、衔接有序、协同高效的履职格局。

一是厘清分工边界，保证法定职权依法行使。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权、议案提出权、监督权，是法定职责，具有明确的法定性和程序性要求，必须由专门委员会依法集体行使。工作委员会可以做好服务保障，但不能代替专门委员会作出审议意见、形成议案，这是依法履职的基本要求。各地应当以制度机制固定履职流程、明确权责边界，涉及议案审议、监督报告审定、重大事项论证、议事表决等法定性工作，统一以专门委员会名义开展，召开专门委员会全体会议集体讨论；对调研走访、活动筹备、联络督办等事务性保障性工作，一般由工作委员会牵头落实。同时，建立年度履职计划制度，分别明确专门委员会议事任务和工作委员会保障事项，从工作源头上保证法定职权依法行使、服务保障到位不缺位。

二是加强信息共享，推动履职链条有效贯通。专门委员会开展审议、提出议案，需要掌握来自基层一线的情况和民意诉求；工作委员会在调研走访、联系代表、服务群众中，能够直接了解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具体问题和群众的实际困难。二者之间信息渠道畅通，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才能更加贴近实际、更具针对性，工作委员会的调研成果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办公会议，统筹重点工作安排、研判重大履职事项、协调难点堵点问题。同时，健全调研成果、民情民意、数据资料共享机制，工作委员会下沉一线收集的基层情况、民意诉求，作为专门委员会审议研判、议案起草的重要依据；专门委员会形成的审议意见、部署要求，及时移交工作委员会细化分解、督促落实，形成完整履职闭环。

三是强化统筹协调，提升整体履职效能。专门委员会与工作委员会虽然职责不同，但共同服务于人大依法履职这个共同目标。随着人大工作任务日益繁重、领域不断拓展，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对专业化、协同化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树立“一盘棋”理念，加强整体谋划和统筹协调。在年度立法、监督、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代表活动等重点工作谋划阶段，应同步明确专门委员会的审议任务和对应工作委员会的保障职责，做到任务同部署、力量同统筹、过程同推进。对跨领域、跨部门、涉及多个专门委员会或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可由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根据常委会工作要求协调确定牵头部门，明确配合单位和工作时限，推动工作有序开展。同时，健全履职评价机制，对专门委员会重点评价其议事质量和审议意见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对工作委员会重点评价其服务保障水平和协调落实成效，将评价结果作为改进工作和评优评先的重要参考。通过统筹协调、整体联动，把专门委员会的专业审议优势和工作委员会的服务保障优势更好结合起来，形成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效能。

新质生产力的质态、业态和创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在新质生产力科学命题提出3年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这是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创新成果及实践经验，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行动作出科学的指导和规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涉及新科技—新质态—新业态的转化。现实中需要基于这三个方面的转化，构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

新质生产力的科技“质态”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在研究新质生产力质态时，需要准确判断各种创新要素的跃升和优化组合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起的作用。新质生产力的特点是创新。创新概念最早由熊彼特提出。他认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组织形式在取代旧有技术和产业格局的同时，也创造出新的产业与经济结构。新质生产力体现的生产力质态的跃升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劳动者要素质态的跃升。过去人们一般把生产力三要素定义为劳动、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新质生产力就是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在这里把劳动改为劳动者，是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般的劳动过程，而是创新过程。在创新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劳动者，而不是劳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有质态提升的要求：提供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的复杂劳动者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起决定性作用。人才成为创新的第一要素。在数字经济条件下，直接劳动内容发生了质的变化，表现为劳动者利用各类互联网平台采集的数据及数字和智能设备，按一定的算法处理数据，形成新的作为生产要素的数据。创新较一般的劳动更为复杂，也更有价值。就人工智能来说，作为新一代通用性技术，正在广泛渗透进数智化生产交换过程，并且革新产业体系，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既然是通用性技术，就需要各类复杂劳动者学习和掌握通用性知识。通用性技术用于专业性领域也需要与专业性领域的技术需求匹配。就简单劳动者来说，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教育培训就能从事的劳动。但在数智经济时代，简单劳动者不是不需要培训的，而是说教育和培训程度相对较低的劳动者，其技能也需要经过教育和培训升级。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简单劳动者主要是服侍机器；在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时代，则有一部分劳动者要驾驭机器人、无人机之类的现代工具和系统。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当时的判断，“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第二，劳动资料质态的跃升。生产资料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其中，劳动资料是每个经济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测量器。每个时代的新质生产力体现在劳动资料的突破性改进及广泛应用上。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资料主要涉及机器设备。当前的数智时代对劳动资料的创造性破坏，就是工业文明时代的劳动资料被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系统所代替。伴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智能手机、互联网平台、云计算、无人机、智能传感器、自动装配线、工业机器人等成为新型劳动资料。提供这些新生产方式和劳动资料的产业也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依托人工智能的劳动资料具有人不能及的自动学习功能。现阶段，是否使用数字化平台和智能化系统以及这些平台和系统的先进水平，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产业和企业的创新能力。

劳动对象通常是指在劳动过程中被加工、改造的物质资料，包括能源、原材料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在当前的新质生产力中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绿色生产力对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另一方面是数字生产力对劳动对象的创造性破坏。进入数智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在许多生产场景中数据收集、处理就成为劳动对象。与其他物质的劳动对象不同，在许多创新场景中强大的算力和科学的算法采集处理数据形成作为先进生产要素的数据及其产品。数据要成为特定生产和创新过程的要素就需要作为劳动对象进行处理和加工。

第三，“数智经济+绿色经济”成为当前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把第三次工业革命定义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结合。可以从数智经济和绿色经济两方面来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综合质态。

一方面，数智经济是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的结合。当前阶段的新质生产力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都离不开数字经济。数字经济之所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质态，主要是因为其包含了全新的三个要素：一是数据成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二是算力成为继热力、电力、网力以后的新动力，三是算法成为现代科技的新方法。这三个方面赋能各个产业产生新质生产力效应。数据越充分准确，算力越强大；算法越先进，数字技术越尖端；数字平台规模越大，应用越广泛，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就越大。当前，数字经济的新质生产力作用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既有现代的技术应用，又有新一代前沿技术探索，所以发展数字经济有迭代升级的要求：人工智能是数字经济的新阶段，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相应的智能经济成为新经济形态。

另一方面，绿色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面。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在绿色发展基础之上。绿色生产力既涉及新能源及其带来的能源革命，也涉及绿色技术产生的生态效益，以及可再生材料的发展和利用。从能源角度看，尽管化石能源至今仍然是各个产业的能源基础，但已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绿色生产力涉及新能源及其带来的能源革命，新能源革命不仅是发现和开发新能源，还涉及新能源的应用，这是能源革命的延伸。

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业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源于科技创新，落脚点是产业创新，即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由此产生新质生产力由“质态”向“业态”的转化。根据现代竞争理论，国家和地区竞争力表现为产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依赖于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产业创新的路径看，首先，传统产业面广量大，具有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领先优势。传统产业不是与新质生产力相对的夕阳产业、低端产业的代名词。其传统性指的是满足传统需求，绝不意味着其产业的技术基础是传统的。其技术基础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才能进入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在传统产业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质态”向“业态”的转变。这意味着在传统产业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很大，不要轻易放弃。

其次，从培育国家产业竞争力考虑，“质态”向“业态”的转化更为重要的是培育未来产业和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作出部署：围绕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

未来产业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萌芽阶段的新兴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需要超前部署和培育。现阶段所要关注的未来产业主要包括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生物制造、未来显示、未来网络、新型储能等领域。面对未来产业的高不确定性、长投资回报期以及高风险，需要建立未来产业的投入增长机制。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上是未来产业的“变现”。未来产业进入相对成熟阶段，其技术、产品被市场接受并大规模生产就成为当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产业。这就是“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再次，由科技质态转化为产业业态实际上有个转换赛道问题。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准确识别科技变革趋势、敢于抢占新风口和新赛道，突破对既有产业和成熟技术路线的路径依赖，依靠前沿科技实现“弯道超车”乃至“换道超车”。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就是典型例证。在传统燃油汽车领域我国车企始终只能处于跟随地位，转换赛道，在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汽车新赛道上就快速形成了国际竞争新优势。当前人工智能成为新业态。数字产业化进入人工智能产业化阶段，即“‘人工智能+’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市场空间巨大。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增长点。

最后，由科技质态转为产业新业态需要产业链对接创新链。这就是“要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现代产业分工的特点是产品内分工，同一产品的生产环节分布在不同企业，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产业创新需要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创新，在产业链的每个阶段上都需要科技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包括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合，以解决相关产业链环节的高水平技术供给问题。产业链循环的堵点在于存在技术的“卡脖子”环节。“卡脖子”环节就成为产业创新的主攻方向。同时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产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就能促进整个产业链迈上价值链中高端。此外，产业业态的创新不能忽视服务业业态的创新及其作用。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生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创新本质上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各种科技创新资源是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整合的。无论是科技质态还是产业化的业态都需要吸引和集聚创新要素，打通颠覆性、前沿性科技向新产业转化的堵点和卡点，促进新科技的产业化创新。

首先，在数智经济背景下，数据、算力、算法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其中基于算力算法形成的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需要围绕数据完善生产关系。要对数据产权确权，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财产权制度。建立数据要素市场，促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准入和共享。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平台和技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各种创新要素根据各自的供求状况及对生产力的贡献权重进行优化组合。进一步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要素的优化组合。

其次，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质生产力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但需要分清各自作用的界限。政府的作用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首先是在创新质态上着力支持基础研究，做好基础研究机构和研发平台的整合，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其次是在业态创新上，制定并实施支持产业业态创新的产业政策，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质态”向“业态”的转化。瞄准下一代科技和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实施“腾笼换鸟”策略，腾出空间发展新兴产业。工作重心放在优化市场环境、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等方面。所谓“有所不为”，关键是破解高科技园区“同质化”发展困境。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搞恶性招商引资、盲目“跟风”上项目、乱“烧钱”等。

就市场作用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还是要靠市场作用。公平竞争、产权激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动力。除此以外，在科技质态上，风险投资和科技金融投早投小，超前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颠覆性新技术。在产业业态创新上，产业创新及相应的创业投资本身就是市场选择的过程。尤其是在产业链上补技术缺口更是市场选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相比质态创新阶段的投早投小，在业态创新阶段更为重要的是投硬科技和投长期，相应的需要完善资本市场和金融资本发力，吸引和培育耐心资本。

再次，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要素，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教育、科技、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市场的责任。着力点在人才链对接创新链。人才链与创新链对接的关键在于培育和打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洞察力和领导力的人才，突出表现为战略科学家和科技企业家这两方面的人才。形成新质生产力的人才战略关键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激发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

最后，重视科技企业家的作用。在创新生态中企业是创新主体，其能动的基础是企业家。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企业家要素存在质态跃升。在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企业家突出的是其创新精神，进入数字和智能经济时代，企业家只有创新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科技视野，也就是“创新精神+科技视野”的科技企业家。不同时代领跑创新的企业家也会迭代。创新对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就在于后起的企业家可能换道创新。许多经验表明，创新不在于企业历史，不在于企业规模，而在于企业的创新赛道和企业家的科技视野。小微企业甚至创新者个人都可能在创新中一跃成功。

（作者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提供坚强保证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是我们党保持强大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关键所在。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贯穿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全过程各环节，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争当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顶梁柱。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有党的坚强领导作保证。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全国国企党建会）召开以来，中国华电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资产总额突破1.3万亿元，发电总装机达2.85亿千瓦，连续14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年度经营业绩考核A级，连续15年跻身《财富》世界500强。

国有企业坚决落实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切实当好国民经济的“稳定器”。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深刻认识速度与质量的辩证统一关系，既保持合理的规模增速，更注重增长的效益与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牢牢把握新发展理念这个指导原则，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牢牢把握世界一流企业这个愿景目标，按照“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要求，抓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完成从“大”到“强大”、从“强大”到“世界一流”的蜕变，塑造全球竞争优势。

坚持党的领导，争当美丽中国建设的实干者。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国有企业要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力军、排头兵，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国企党建会召开以来，中国华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把生态环保要求贯穿能源开发建设全过程，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境内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62.3%，“十四五”期间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万元产值排放量分别较“十三五”末下降16.3%、19.4%、23.7%，完成22万余亩防沙治沙和生态修复任务。

国有企业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落实“双碳”目标，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更大力度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着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绿色标准制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供应链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促进绿色转型、在绿色转型中实现更大发展。着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坚持环保为民，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在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中展现担当。着力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增强全员节约意识、生态环保意识，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全员共建共享美丽中国生动局面。

坚持党的领导，争当能源强国建设的主力军。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国有企业特别是能源央企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和能源革命的“排头兵”，必须在关键时刻顶得上、稳得住、打得赢。

全国国企党建会召开以来，中国华电牢记能源保障和安全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勇担央企使命，扛起保供责任，守牢了保发电、保供热、保民生底线。“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完成“三改联动”和大规模设备更新阶段性任务，新增调峰能力1064万千瓦，能源保供能力大幅提升。

国有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助力建设能源强国。提升能源供给“含金量”，实施新一代煤电改造升级，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提升能源结构“含绿量”，实施非化石能源十年倍增行动，加强新能源多品种互补开发、空间集约复合利用、一体化聚合运营，助力2030年全国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提升能源产业“含新量”，积极有序发展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核聚变能源，因地制宜布局生物天然气、绿氨绿醇等绿色燃料产能，推动能源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坚持党的领导，争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队。国有企业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力量，必须坚持党对科技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勇挑重担、敢打头阵，勇当原创技术的“策源地”、现代产业链的“链长”。

全国国企党建会召开以来，中国华电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宝塔型”创新体系，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发布“华电智”大模型赋能数智化转型，率先研发并迭代升级“华电睿”系列自主可控电力工控软件，燃机自主检修实现“卡脖子”技术突破，1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0项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国有企业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高层次集聚创新要素，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高水平构建创新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弘扬科学家精神，对科技创新活动给予足够包容支持。高效率推进成果转化，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坚持党的领导，争当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党对深化改革的全面领导，用好改革关键一招，不断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

全国国企党建会召开以来，中国华电扎实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健全董事会向经理层授权管理，改革红利持续释放，企业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连续5年获评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改革重点任务考核A级，获评国务院国资委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示范企业，董事会连续5年获评考核优秀。

国有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时刻保持搞好国有企业的政治清醒，突出战略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坚持以改革提效能，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健全权责法定、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锻造发展方式新、公司治理新、经营机制新、布局结构新的现代新国企。坚持以改革增活力，深化落实三项制度改革，深入实施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深化“投资于人”的结构性改革，充分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以改革强优势，聚焦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着力强化能够持续创造价值的独特竞争优势。

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助力端牢能源饭碗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意义重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胜利油田考察时强调，要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夯实国内产量基础，提高自我保障能力。5年来，胜利油田牢记殷切嘱托，胸怀“国之大者”，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融入中国石化“一基两翼三链四新”产业新格局，统筹推动油气、新能源、绿色低碳三大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构建多能互补、清洁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为端牢能源饭碗、建设能源强国贡献力量。

聚焦解决油气核心需求，夯实端牢能源饭碗的资源根基。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解决油气核心需求是石油能源企业的重大使命任务。胜利油田锚定“资源可持续、原油硬稳定、天然气快增长、质效上台阶”目标，实施常规资源勘探、常规开发稳产、天然气突破等十大工程。坚持“立足全区、决胜深层、常非并重、统筹推进”，勘探领域不断向深层、超深层拓展，“十四五”时期新发现马海东、新兴、新河、新丰4个油田，新增石油探明、控制、预测三级储量连续3年保持3个1亿吨以上，迎来新一轮储量增长高峰。以增加经济可采储量为核心，谋划推进海上、西部、低渗透、稠油、页岩油、化学驱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七个产量增长点”，原油产量稳产6年后连续3年保持“箭头向上”。特别是胜利济阳页岩油勘探开发实现重大战略突破，评价资源量达105.2亿吨。新兴油田探明储量超1.4亿吨，成为我国首个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的探明地质储量达亿吨级的页岩油田。页岩油年产量从2021年的3.2万吨提升至2025年的70万吨，累计产油突破200万吨。2026年7月，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顺利通过验收。高标准建成永21储气库、东营原油库、东营商储库三座现代化新型油气库，战略储备扩容升级，有效增强了区域应急保供韧性。

加快清洁高效开发，厚植端牢能源饭碗的绿色底色。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和实现能源高水平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胜利油田主动顺应绿色低碳趋势，积极落实“双碳”战略，提升能源供给质量、利用效率和减碳水平。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胜利油田锚定“绿电—绿热—绿色油田”建设路径，统筹“风光热氢储”全面发展，加快推进绿能替代和零碳油区建设。累计投产各类新能源项目259个，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660兆瓦，清洁供热量达到352万吉焦，助力中国石化形成油、气、新能源“三足鼎立”之势。创新构建“源网荷储”智慧能源管控平台、“源用储联”清洁热能体系，推动多能平衡互济、源荷高效耦合、新能源友好消纳、生产方式柔性变革，油气生产用电中绿电占比提升至26%。“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系统、“源用储联”清洁热能体系分别获评2023年、2025年全国油气勘探开发十大标志性成果。坚持减碳与碳利用并重、驱油与降碳双向发力，以CCUS全链条技术突破为引领，布局打造胜利油田燃煤电厂低浓度二氧化碳捕集利用等“四个百万吨”示范项目，推动CCUS产业化发展。2023年，在全球“碳封存领导人论坛”（CSLF）部长级会议上，胜利油田百万吨级CCUS项目通过大会旗舰项目认证。

深化科产融创，打造端牢能源饭碗的动力引擎。科技创新是加快能源转型、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胜利油田坚决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持续梳理“卡脖子”技术清单，“十四五”期间累计承担国家重大项目（课题）30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11项，近两年牵头负责12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今年又牵头承担页岩油、CCUS、新能源等3个中国石化首批科产融创重大项目，不断以重大技术突破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石化打造科产融创领军企业。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技术实现新突破。创新提出陆相断陷湖盆页岩油“咸化早生、无机控储、源储一体、相封断控”富集理论认识，探索形成“储—缝—压”三元储渗理论认识，形成立体开发、高效均衡压裂等六大关键技术和地质工程一体化“大兵团作战”模式，平均单井预测产油突破4.3万吨，单井投资降低60%，用地减少30%，建产周期缩短40%，走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CCUS全链条技术取得新进展。创新提出二氧化碳高压混相驱油封存理论，自主研发百万吨级二氧化碳增压输送泵和40兆帕级高压密相二氧化碳注入泵，构建形成覆盖“捕集、输送、驱油、封存”的全产业链创新体系，支撑建设我国首条百公里二氧化碳长输管道、首个百万吨级CCUS全链条示范工程。大幅提高采收率技术应用取得新成效。化学驱技术应用实现从中高温到高温、从稀油到稠油、从陆上到海上“三大跨越”，解放储量3.2亿吨；打破“注水压力不能超过地层破裂压力”的传统行业认识，适应不同类型低渗油藏，创新“超前压驱、立体压驱、差异压驱”技术模式，累计增油超160万吨。自主研发的“新型可变形黏弹性颗粒驱油剂提高石油采收率技术”斩获第5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年百万吨二氧化碳捕集、管输及封存关键装备”荣获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特别创新奖”，并获展会最高奖评审团“特别嘉许金奖”。

强化党建引领，汇聚端牢能源饭碗的坚实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胜利油田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注重用石油精神塑造队伍，常态化开展“石油精神代代传”巡回宣讲活动，弘扬“爱国、创业、创新、开放”的新时期胜利价值观，发扬“我为祖国献石油”“资源有限，创新无限”等胜利油田十大优良传统，举办“感动胜利”暨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引导干部员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石油人的革命精神，始终保持石油人的红色底蕴和战斗情怀，把石油工人心向党的信念转化为端牢能源饭碗的实际行动。

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胜利油田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中国石化以二次创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主题和中心任务，以“二次创业、奋斗有我”的姿态团结奋进、努力拼搏，在新征程上不断书写新的奋斗篇章。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

以“六大板块”激活交通产业新动能

当前，“六张网”建设要求基础设施从“各自为网”升维到“多网协同”，交通运输“一网四化”将“一体化融合”列为提升运输服务效能的关键路径，新一轮国企改革则要求以新质生产力重塑传统资产的价值创造方式，承担交通基础设施主责的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交控），必须将过去“融资、建设、运营”的线性能力，进化为“链接、匹配、治理”的生态能力，在国家“六张网”建设的协同格局中找准自身定位，以服务国家战略实现能级跃升。

以“系统性”提升战略格局，实现从“建网”到“融网”的结构重塑。国家“六张网”建设横跨多个系统、主体与标准，各有各的账本和节奏，需要一套能够容纳差异、贯通层级、激活关联的系统性结构框架。“系统性”始于结构功能的各就各位。江苏交控积极承接国家布局中与交通直接相关的功能，深度拓展交通企业独有的运营场景，充分挖掘物理资产、数据资产、用户资产优势。基础设施承载物理连接，数字算力统筹计算决策，交通能源提供动力支撑，现代物流贯通流转交付，商贸服务推动循环价值变现，空天智联实现感知传导调度。从企业运营实际中生长出来“六大板块”，各就其位、彼此咬合，实现了国家战略势能向企业运营动能的转化。“系统性”成于可信数据的互联互通。“六大板块”相互赋能，前提是数据贯通。来源可溯、标准可比、流通可控的可信数据空间，让跨网的智能调度和协同决策具备技术可行性。江苏交控自研“云网数图”一体化数字底座，主动承担省交通行业可信数据空间的建设与运营工作，面向公、铁、水、空等重点领域，以应用场景为牵引、以数据资源为基础、以可信技术为支撑，持续汇聚交通基础设施、运输运行等78类多源数据，为“六大板块”从相连走向相融筑牢数据基石。“系统性”归于多元场景的共济共融。“十四五”期间，江苏交控以路域空间承载能源产能，以交通负荷消纳绿色电力，落地沪宁高速仙人山服务区、海太长江隧道、建兴高速等101个交能融合项目，实现全线首个算电协同交能融合项目成功并网发电，未来5年还将在2700公里新建和改扩建高速上全面推行清洁能源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产，从源头避免分头建设、后期衔接的时序错配与资源浪费。

以“价值性”引领产业布局，实现从“流量”到“留量”的动能重构。江苏交控将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嵌入更完整的产业谱系，布局“3+3+X”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了梯次接续、共生共荣的产业格局。核心主导产业是价值沉淀的底盘，重在挖潜存量增效。作为复杂的产业生态，“六大板块”相互支撑需要稳定的现金流支撑、可靠的运营能力积累和可持续的资本循环机制，交通基础设施、产业金融、交通产业等核心主导产业构成了融合生态的运行底座。在交通基础设施方面，江苏交控统筹路网投资运营与路域资源协同开发，累计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6044亿元；在产业金融方面，聚焦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资产管理等业务方向，畅通“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资金杠杆化”循环；在交通产业方面，推动建养、材料、能源、数字、商贸强链补链延链，“十四五”期间非路桥业务利润贡献度超60%，让融合有根基、循环有保障、拓展有空间。新兴支柱产业是价值扩张的“棋盘”，重在寻求增量突破。“六大板块”联动发展需要以新兴支柱产业作为增长接力，把协同效能转化为可接续的产业增量。对于江苏交控而言，低空经济输出的是从空域规划到飞行管服的全链路运营，推动无人机应用逐步扩展至全省3000公里适飞路段的建设、养护、运营、管理四大场景，探索长江江苏段低空智联网建设，无人机巡检成功西输新疆等地；智慧物流推广的是从枢纽布局到干支衔接的网络化模式，建立“网货平台+物流驿站+绿色专线+开放生态”四位一体的现代物流产业体系，分级布局枢纽仓、区域仓、前置仓“三级驿站”，有效降低全社会综合物流成本；攻坚研发、测试、投产、应用全链条发展，升级无人机智能云盒等边缘智能设备，加快构建覆盖建养全周期的产品矩阵。未来培育产业是价值探索的“罗盘”，重在赢得变量主动。江苏交控以具身智能重塑交通服务与作业场景，“桥隧灵犬”智能体实现桥隧无人化高精度巡检，窦庄服务区建成“全机器人”示范服务区；抢占产业入口，争的是产业链条尚未成形、价值分配尚未定型时的关键环节，江苏交控以商业航天布局空天信息融合应用，积极培育北斗深度应用、卫星遥感遥测、“天数天算”、空天一体配套等商业航天关联业态；抢占生态入口，争的是平台规则仍在酝酿、协作网络仍在扩展时的主导角色，江苏交控以氢能和新型储能重构交通能源供给体系，稳妥推进“制储运加”一体化综合能源站的小规模试验，未来产业共同形成奔赴蓝海的新赛道。

以“创新性”塑造发展新局，实现从“独享”到“共享”的机制重建。“六大板块”涉及多个方面、多种资源要素、多方参与主体，需要一套不依赖外力驱动的运行规则，让资源跨板块可调度、能力跨主体可复用、收益跨环节可分享。平台共建，把封闭的“领地”变为开放的基地。江苏交控按照“经营性思维+平台经济”的理念，以数智运营平台与绿色低碳平台，统筹算力算法调度、碳资产管理与绿电供应；以商贸服务平台、智慧物流平台与低空经济平台，构建覆盖运输服务与场景运营的商业变现网络；以产业孵化平台，整合海量场景与真实数据为前沿技术和初创企业的测试载体，让平台协同成势，打造开放共生、数智驱动、绿色低碳的交通产业新格局。增量共创，把协同的效益变为公允的收益。江苏交控以数据确权为前提、以贡献计量为标尺、以收益共享为归宿，探索建立跨网协同的增量识别、价值评估与分配兑现机制，让路网流量、绿电消纳、算力调度、物流履约等协同成果可确权、可量化、可分配，让各方从“各守一摊”转向“共造增量”、从“各算各账”转向“共分红利”，形成增量共创、公允共享、循环再生的良性机制。江苏交控牵头编制了“四港联动”多式联运物流体系实施方案，通过信息港统一归集公路集散、船舶动态、空箱调度、口岸通关等数据，让各方在协同中贡献的资源、承担的环节、让渡的权益，转化为可计量的数据事实，实现增量收益按贡献分配、按约定兑现。生态共治，把分散的规则变为共同的准则。通过建立各方共同认可的运行框架，将协调成本从“一事一议”降至“自动触发”，使协同从依赖行政推动转向依靠制度运转。以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为例，江苏交控积极协调公安、应急等多方主体，落地低空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一体化管理的省级平台，各方按共同规则完成审批、飞行、监管全流程操作，将原本分属不同管理主体的空域从“九龙治水”变为“一空多方”，平台日均统计飞行超10万架次、服务用户超7万个。

（作者系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刷短视频是否影响深度思考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本来只想看几分钟短视频，手指却一次次向上滑；几十分钟甚至数小时过去，看过什么已然记不清楚，却仍然很难停下来。更微妙的变化发生在离开手机以后：打开一本书，读不了几页就想看看消息；面对一篇长文章，很快想知道“它到底要说什么”，忍不住让AI去总结；一个问题如果几分钟还没有给出答案，耐心便开始急剧下降。这说明，我们的注意力出了问题。

我们的注意力困境

我曾经写过一本指南类工具书《让孩子学会放下手机》。在关于手机式的童年与被屏幕重塑的一代的讨论中，我指出，大脑的运作包含两种注意力：自动注意和定向注意。

自动注意是一种不需要额外努力、自发产生的注意力，通常在我们与容易吸引人的、刺激性强的事物（例如算法推荐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动态等）互动时被自动触发。定向注意是一种需要付出心理努力、克服分心才能维持的深度专注状态，通常用于阅读长文、深度思考、解决复杂问题等需要认知资源的场景。

很明显，在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算法的轰炸下，不只是青少年，很多成年人都因过度依赖自动注意而导致定向注意能力下降，进而引发数字化时代的分心与焦虑。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短视频是否正在让人失去深度思考的能力？

这个问题很容易滑向两个极端。一种说法把短视频视为损害注意力甚至“让人变笨”的元凶；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短视频不过是一种新的信息形式，人们的担忧只是每次新媒介出现时都会发生的道德恐慌。真正值得讨论的议题可能处于两者之间：短视频未必直接破坏人的思考能力，但一种媒介如果每天占据大量时间，并反复要求我们以某种方式注意、判断和反应，它会不会逐渐改变我们如何思考的习惯？

为什么总想看下一条

我们首先需要改变看待短视频的方式。短视频并不能只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它就是一种比较短的视频。需要意识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全屏观看、快速剪辑和即时反馈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信息环境。这个环境很少要求观看者长时间等待：这一条没有吸引力，马上划走；下一条不好看，再划走；几十秒甚至几秒钟，就可能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画面、声音、人物和情绪。媒介在这里提供的不只是内容，也规定了一种使用内容的节奏。

短视频最有力量的地方之一，是“下一条”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每一次滑动都可能带来普通内容，也可能突然出现一段极其有趣或者令人惊奇、愤怒、愉快的视频。这种不确定性与行为科学所说的“变比率强化”具有相似之处：奖励并不是每次出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恰恰因此，人更容易持续重复同一个动作。

神经科学对多巴胺的研究也提醒我们，多巴胺并不简单等于“快乐”。它与奖励预期、学习和行动动机密切相关。奖励预测误差研究发现，当实际得到的奖励超出预期时，大脑会利用这种差异更新对行为及其潜在回报的判断。短视频的信息流不断制造“下一条也许更好”的可能，于是观看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预期—结果—再预期”过程。

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我们有时并不觉得正在看的东西多么好，却还是继续刷下去。维持行为的已经不完全是“喜欢”，也包括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刺激的“想要”。这就同深度思考发生了联系。深度思考通常无法做到不断提供即时奖励。读一本艰深的书、理解一个复杂概念、写一篇长文章，常常要经历一段没有明显回报的时间。你可能读了十页仍然困惑，想了半小时还没有答案，写了两千字最后发现方向错了。

如果一种媒介经验反复训练我们期待更快的刺激、更频繁的变化和更即时的反馈，那么真正发生变化的，也许首先不是“智力”，而是我们对认知活动中等待、困难和低刺激阶段的耐受程度。

注意力正在练习什么

深度思考还有一个基本条件：持续注意。

传统的线性阅读要求注意力在相对稳定的对象上逐步推进。一个概念需要联系前面的概念，一段论证需要记住此前的前提，一部长篇小说甚至要求读者在几百页中维持人物、情节和背景之间的关系。

短视频训练的却是另一种注意方式。

快速剪辑、跳切、高密度视觉刺激、字幕、音乐和情绪钩子不断争取观看者的注意。每出现一个新的刺激，注意力就需要重新定向。久而久之，我们可能越来越习惯于迅速发现新的刺激，在一个对象上持续停留则变得更加困难。客观地说，这两种能力本身都很重要。快速扫描、迅速识别和灵活切换，在信息高度密集的环境中甚至是一种优势。问题在于，大脑具有可塑性：经常使用的认知方式可能变得更加熟练和自动。

所以，拿起手机，你需要问自己：我的注意力每天究竟在练习什么？

我们还能记得片段之间的关系吗？

深度思考也离不开记忆。

思考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把不同时间获得的信息保留下来，在它们之间建立联系。理解不是简单地知道更多事实，而是能够知道一个事实为什么与另一个事实有关。

短视频的信息组织方式给这种过程带来了特殊挑战。一条视频结束以后，下一条可能立即进入完全不同的人物、地点、主题和情绪。观看者上一秒在看国际政治，下一秒可能进入烹饪，再下一秒是宠物、疾病知识或者明星八卦。大脑不断建立新的情境，又不断离开刚刚建立的情境。结果是，我们收获了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看过很多，却说不清看过什么。

我们可能记住了某一个惊人的数字、一句金句、一张脸或者某种强烈情绪，却忘记它来自什么背景、证据是什么、前后还有哪些限定。这就是记忆的“碎片化”，它并不构成一种特殊的记忆类型，而是说，突出信息可能得到较强编码，信息之间的背景、关系和连续情境却未必获得同样充分的加工。

而深度思考恰恰发生在关系之中。它要求人暂时不急着滑向下一个刺激，而是在已有信息之间停留：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另一个事实是否与它矛盾？这件事还有没有别的解释？我原来的判断是否可能错了？

所谓认知习惯，正是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实践中形成的：面对复杂问题，我们习惯深入分析还是迅速得出结论；面对不同信息，我们能否建立持续而连贯的联系；形成判断之后，我们是否还愿意反思和检验自己的判断。

深度思考真正面临的危险

“刷短视频是否影响深度思考”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回答“是”或“否”。目前的研究并不足以证明，只要长期刷短视频，人就一定会失去深度思考能力。人的认知同时受到教育、阅读、工作、社会交往、睡眠、运动以及大量其他活动的影响。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种认知方式逐渐成为我们的默认方式。当无聊出现时，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自然地寻求刺激？当理解需要时间时，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快地退出？当一个问题无法在几十秒内讲清楚时，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倾向于接受一个简短、鲜明而确定的答案？当面对彼此冲突的信息时，我们还有没有耐心把它们同时留在头脑里，而不是立即选择一个最符合既有立场的结论？

深度思考并不是某种固定储存在大脑里的“能力”。它同时是一种需要反复实践的认知习惯：愿意停留，能够忍受暂时的不理解，把分散的信息连接起来，在得出结论之前允许问题继续存在，并在形成判断之后重新检验它。

从这个角度看，短视频实际上把一个更日常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当我们的手指越来越习惯向上滑动，我们是否还在给大脑留下足够多不滑走的时间？

（作者系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AI纵有千般便学海仍须苦作舟

前不久，邂逅一位多年未见、潜心治学的老友，久别重逢，闲谈之间感慨万千。当谈及人工智能时代时，忽见他眉宇间和言语中带着几分轻松与释然：如今有了AI作为助手，不必再整天泡在图书馆翻阅厚重典籍，也不必夜夜挑灯苦熬，很多知识与文稿片刻能够生成。他还说，做学问的人当年在树林里撞树，令人敬佩；如果现在还撞树，真会让人笑掉大牙。在他看来，AI为治学卸下了重重枷锁，学习终于可以告别枯燥的苦思冥想，知识的获取变得轻松便捷了。

听罢此言，我沉思良久。这位老友的感慨，也是当下很多人的心态。随着AI技术的爆发式发展，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正席卷而来，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学人的治学条件。日常生活中，我们随处看到从文献检索、文本摘要、语句翻译、观点梳理到史料比对、框架搭建、论文润色，各类AI工具几乎可以包揽学术工作中的大部分基础性工作。同时，AI又全面渗透办公、创作等各类场景，只需输入指令，便能快速生成文案、解答难题、输出完整方案。作为数字时代的重要生产工具，AI是技术进步带给全社会的时代红利。这种高效便捷的体验，为不少人向知识的深度与广度迈进插上了翅膀，也让有些人慢慢习惯了“伸手要结果”，心生懈怠，把AI当作“万能钥匙”，摒弃了伏案苦读、深耕细研的治学常态，认为科技可以替代一切学习思考的苦功。

毋庸讳言，就AI的“中介”性而言，我们为遇上人工智能时代而感到幸运。毕竟，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伴随着工具的制造与发明，而且工具的能力与发达程度也是人类文明程度的一种重要标志与体现。但是，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整合现有数据、复刻已有经验，具有很强的工具属性。而工具终究是工具，数据库再庞大，容量也是有限的。AI可以提供标准化的文章，可以给出标准答案，而人性的丰富、情绪的真实、文字的温度，都需要人们通过深度阅读和思考去感知、去补充，这是AI无法替代的。何况，人的品位、判断力、勇气、鉴别力、直觉等这样的高阶智慧，是根本无法被编码的。倘若一味依赖AI的现成结果，跳过苦思、苦读、苦练的环节，看似省时省力，实则是思维的惰性成长，最终沦为只会接收答案、不会独立思考的“知识搬运工”。那样，就会使思考变得同质化、创作变成流水线作业，那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个人特色，更是一个社会生生不息的创新活力。

由此带来这样一个问题：在AI可以“代读、代析、代思”的时代，我们是否还需要慢读、细读、通读？传统学习思考方式是否已然过时？身处技术迭代的浪潮之中，重新厘清思考的本义、重塑学习的方式，是这个时代每个人的必修课。当然，答案是不言而喻的。AI纵有千般便，治学求知的“笨功夫”，永远无可替代。从一定意义上讲，学习的真谛，从来不止于知晓最终答案，更在于探索过程中的困惑、思索、复盘与沉淀。要知道，学习和工作里最有价值的，不是最终的标准答案，而是摸索、试错和复盘。跳过这些“麻烦步骤”，就等于主动弱化了思辨、判断与创造的能力。

AI的诞生，是为了赋能学习、提升效率，而非取代学习、消解苦功。治学如同琢玉，贵在日积月累、久久为功。泛舟历史长河，极目观之，在学术上有重大建树的巨匠、文豪、大师，哪一个不是以勤奋伴随着自己的人生时光：达·芬奇能创作出《最后的晚餐》等世界名画，是因为他青年时代有画蛋的基础；莎士比亚能让剧中的人物说出意味隽永、妙趣横生的话语，是他早年积累了惊人的词汇量，据学者统计约2万个；黄侃把《说文解字》当作日课，反复点读、批注，正是靠着坚实的基础，终成国学大师。在智能浪潮之下，我们可以借助AI拓宽知识边界、弥补认知短板、优化学习方法，节省机械重复的时间与精力，但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放弃深度思考、褪去钻研韧劲、丢掉勤学本心，并且要把终身学习的重心从“知识获取”推向“思维塑造”，让自己守住人的主体性。这种日复一日的阅读、反反复复的钻研、日积月累的积淀，才能成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真才实学，这是智能算法永远无法复刻的人生经历。

当然，我们不是妖魔化AI，更不必抵触技术进步。AI技术还会迭代演进，工具的能力也将不断提升，但求学思考的苦功永远不能舍弃。我们应当用智能技术赋能学习，同时坚守潜心钻研的定力，以踏实苦学夯实根基，在时代变化中求取真知、真经。

《目瑙纵歌》破圈背后的传承密码

目瑙纵歌节日现场

近段时间，源自云南德宏的国家级非遗民俗乐舞《目瑙纵歌》，在全网掀起现象级传播热潮。不少网友通过短视频认识这一作品：原本仅限地方节庆仪式展演的《目瑙纵歌进行曲》，从乡土小众配乐借助短视频走进亿万大众视野。本轮热度并非依靠商业营销、明星造势，最初只是网友随手拍摄的节庆现场短视频，仅有42万浏览量。随着各类二次创作发酵，据德宏州文旅部门统计，截至2026年9月2日，该话题全网播放量突破100亿次，抖音话题播放量超73亿次，还走出国门，在海外社交平台收获大量模仿传播。AI编曲、翻唱演绎拓宽了传播渠道，但透过百亿流量的热闹表象，真正解锁这场非遗破圈的传承密码，不在于技术包装、网络噱头，而在于这一民俗作品历经数十年沉淀，不同背景文艺工作者接续深耕的文化底色与艺术匠心。

“目瑙纵歌”扎根边疆千年民俗土壤，承载群众祈福奋进、欢聚同心的精神寄托，是底蕴厚重、仪式庄重的非遗瑰宝。20世纪90年代《目瑙纵歌进行曲》正式成型，长期服务地方传统节庆仪轨，依靠线下展演、口传心授传承。受时空与传播载体限制，大量乡土非遗“藏在深闺”，并非缺少文化价值，而是缺少代代接续的精细打磨与贴合时代的艺术转化，难以形成大众认可共情的精品，这也是不少传统民俗活态传承的普遍症结。

《目瑙纵歌》能够突破地域局限实现百亿级传播，核心密码在于不同背景文艺工作者立足本源、接力共创、久久为功的深耕传承。作品的成熟，是一条完整的艺术接力链条：石勒干立足传统音乐素材，创作《目瑙纵歌》进行曲版本，守住节庆文化雄浑厚重的精神内核；甄臻接续填词，让原本器乐为主的旋律拥有可传唱共情的文本；云南省歌舞剧院一级演员袁志平依托原有音乐创新编排男子团体刀舞片段，为作品插上网络传播的翅膀。

网络上常有“半小时速成编舞”的趣味调侃，不少网友容易将这一演绎版本与目瑙纵歌原生集体舞步相混淆。传统目瑙纵歌万人齐舞，舞步整齐划一、紧扣节拍向前行进，男子手持长刀，寓意开山辟路、保家卫国。一往无前的步伐象征只进不退、踏平荆棘。袁志平编排的男子团体刀舞，萃取景颇族传统刀舞技艺，被评价为“一刀见风骨，一舞动山河”，在尊重原生文化的基础上完成艺术升华，尽显阳刚力量之美。很多网友最初正是被这一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审美的片段吸引。1991年诞生的进行曲旋律、适配时代的歌词，再加上万人集体舞蹈和袁志平的团体刀舞创作，多方合力造就了这部精品。作品既保留传统仪式的庄重内核，又适配大众传播场景，造就万人齐舞、气势恢宏的感染力。后续编曲优化、网络二次创作，只是传播赋能，始终没有脱离民俗本源。

作品打动万千受众，不止在于旋律适配传播，更在于厚重的精神力量。乐曲、歌词与舞蹈高度契合，映照出勇毅果敢、勤劳质朴的精神品格，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美德。盛大的万人集体舞恢宏壮阔，袁志平团队的刀舞飒爽有力，音乐、文字、舞蹈相互呼应，形成饱满的艺术感染力。正是这种立足本源、多方接力打磨的传承方式，让《目瑙纵歌》拥有区别于普通网络热点的持久生命力。它节奏铿锵，适合集体演绎；旋律昂扬、歌词质朴，承载边疆人文记忆。在大众渴求昂扬正向精神食粮的当下，这份扎根乡土、有筋骨有温度的作品牵动广大网友，许多人驻足观看、模仿学习，在旋律舞步之中感受热血激荡。这印证了民间文艺活态传承的规律：真正出圈流传的非遗，靠的不是一时流量，而是长期精品化打磨。

数字媒介只是传播放大器，并非出圈的根本原因。短视频降低了大众再创的门槛，让沉淀数十年的民俗快速触达年轻群体。但网络热点大多转瞬即逝，《目瑙纵歌》热度持续走高，根源就在于它拥有扎实的民俗底蕴与精心打磨的艺术品质，具备强大文化承载力。这份热度也反向滋养本土文化。《目瑙纵歌》大幅提升德宏目瑙纵歌节的全国辨识度，大批游客奔赴边疆沉浸式体验节庆，实现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文旅活力与传承实效，让古老非遗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全民共创的过程中，这份传承密码得以延续。专业创作者坚守文化本真、精雕细琢；普通受众被作品感召，自发演绎传播。大众的喜爱，是对优质民俗文化的认可，让小众乡土非遗成为全民共享守护的文化财富。与此同时，传播也带来现实考验。短视频碎片化截取容易剥离完整民俗语境，部分流量改编弱化文化底蕴。流量可以助力传承，但不能替代传承。缺少敬畏与深耕的热闹，终究只是短暂狂欢。

回看《目瑙纵歌》从乡土仪式配乐到百亿级文化精品的历程，它的走红并非偶然，而是一代代文艺人扎根边疆、敬畏传统、打磨精品的必然结果。面向未来，《目瑙纵歌》的示范价值不止于一个网络热点。随着全网热度持续发酵，可以预见，当地文旅市场将迎来新一轮升温，目瑙纵歌节将吸引更多各地游客前来感受万人同舞的盛况。但热度不等于长久红利，要警惕流量异化，避免娱乐化消解文化本源。如何把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文旅体验与传承实效，实现“爆红”走向“长红”，是需要持续思考的课题。

传统非遗活态传承，不是静态保存、刻板固守，而是立足本源、与时俱进、代代精进的生长过程。《目瑙纵歌》的破圈启示我们，民间文艺最好的传承，是以专业匠心深耕本土底蕴，以真诚作品回应大众需求，以接续打磨延续文化生命力。唯有守得住本源、沉得下心打磨、接得上时代人心，传统民俗才能走出乡土、走进大众、实现长久流传。

核聚变与未来能源

彭先觉，原子核物理学与核能专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国家磁约束聚变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为我国核武器设计水平在主要指标上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作出了重要的贡献。2008年，原创性提出Z箍缩聚变裂变混合堆（Z-FFR）概念。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能源是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获得清洁、经济、便利、持久能源，是当前世界各国为之努力奋斗的重要目标。在未来能源中，聚变能的开发应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已把发展聚变能源科学技术列入国家长期规划和“十五五”规划之中，力争把未来能源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核聚变的基本原理

核能包括核裂变与核聚变。核裂变是1个重的原子核分裂成2个以上中等质量原子核，而核聚变是2个轻原子核结合成1个较重原子核。不论是核裂变还是核聚变，其能量来源都是核反应前后发生了质量亏损，按照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这些质量转换蕴含着巨大能量。

核聚变发生的条件非常苛刻，主要原因是原子核间存在强大的库仑斥力，参加反应的原子核必须具有足够的动能才能彼此靠近，从而有机会发生聚变反应。通常只有原子序数很小的轻核才有较大的概率发生此类反应。例如，氢的同位素氘和氚之间的聚变反应是最容易发生的，也是科学家研究的重点。增加聚变反应概率的主要方法是把氘氚燃料加热至上亿度的高温，此时燃料处于等离子体状态，大量原子核通过无规则碰撞增加反应机会，故核聚变反应又称热核反应。大家熟知的热核武器（氢弹），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等名称都是由此而来。

对于一个聚变能源系统，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能量增益问题。通常把聚变释放的能量与外界输入的能量之比叫做聚变科学增益。进一步，聚变发出的电能与外界输入的电能之比叫聚变工程增益。还有一个形象化的概念是“点火”，犹如火柴点燃火把。它指的是外界辅助手段撤销后，仅依靠热核反应放能使系统温度维持不变或持续上升，聚变反应得以自持进行的状态。比如，我们熟知的美国国家点火装置（NIF）2022年底实现“点火”的历史性突破，聚变科学增益达到1.5。

可控核聚变的主要技术路线

在地球上实现人工可控核聚变途径主要有惯性约束聚变和磁约束聚变两类。也有一些途径介于二者之间，即所谓的磁惯性约束，但可依据其主要特征归入前面两类。

一是惯性约束聚变。惯性约束聚变利用驱动器提供的能量，对含氘氚燃料的靶丸进行内爆压缩，使其达到高温、高密度从而进入点火和自持燃烧状态。由于受高速向心运动惯性的约束，燃料在还来不及明显飞散的情况下，便释放出足够的能量，整个过程在纳秒时间尺度内完成。惯性约束聚变是脉冲式运行的，每一发靶丸放能相当于一次微缩氢弹爆炸。通过控制放能的规模和频率，靶室和包层设计，可以实现系统安全准连续运行。我们的研究表明，要实现千兆焦级聚变放能，驱动器必须在10纳秒左右的时间向靶丸输送10兆焦以上能量。目前，只有Z箍缩电磁驱动器和激光器具备这种能力。激光聚变技术主要应用于武器物理和高能密度物理研究，原则上不支持能源应用。Z箍缩驱动器技术简明、造价低廉、能量充足、转换效率高、具备重频长寿命运行潜力，更适合发展为聚变裂变混合能源，提高综合竞争力。

惯性约束聚变基本物理与氢弹过程相同，理论描述较为完备、数值模拟置信度高。这已为氢弹试验、NIF装置实验和大量的实验室分解实验所证明。我们针对能源应用目的开展了靶的创新设计和优化，作为能源应用的可行性有望在2030年前后建成的电磁驱动大科学装置上得到验证。如果这个目标实现，必将极大地增强国际社会对聚变能源开发的信心。瞄准能源应用目标，我们正在加快研发具备重复频率运行能力的Z箍缩驱动器，并可能驱动1个200兆瓦级别的聚变单元。按此设想，12个聚变单元组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个百万千瓦级纯聚变电站，但这样的电站难以实现氚自持，且造价高昂，不是有竞争力的能源系统。

二是磁约束聚变。磁约束聚变利用外部手段将低密度的氘氚等离子体加热到高温状态，同时利用磁场来对等离子体进行约束。它的初衷是希望实现持续的聚变核反应放能。我们知道，带电粒子在磁场中会沿磁力线运动，若磁力线闭环，编成磁笼，则高能的带电粒子就不会与容器壁接触，系统也就可能持续运行。与惯性约束相比，磁约束等离子体密度更低、约束时间更长，但温度相当。不论哪种聚变方式，等离子体密度、约束时间、等离子体温度三者的乘积即所谓的聚变三重积，必须达到一定要求才能实现聚变增益。

磁约束聚变研究长期处于开放状态，国际合作交流充分，进展比较明显。我国加入ITER计划后，磁约束聚变研究水平有了质的提升，已经迈入国际第一方阵，在非氘氚等离子体长脉冲运行、ITER采购包任务、聚变工程建设等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总的来看，磁约束聚变技术非常复杂，燃烧等离子体稳态运行控制非常困难。借助人工智能或许可以减少等离子体大破裂概率，但无法杜绝此类事件。考虑到面向等离子体材料在高能中子长期辐照下热学、力学性能会严重下降，此时叠加等离子体大破裂事件将对第一壁和偏滤器带来不可承受的热、力冲击。

核聚变作为未来能源仍面临多重约束

在已知的能源类型中，核聚变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理想能源。我们经常可以在科普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说法：一升海水中的氘发生聚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聚变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类说法的前提是氘氘聚变实现商业应用。现在已经很清楚，最容易实现的是氘氚聚变，但氘氚系统短期内发展为成熟聚变能源仍面临很大挑战。我们从能量平衡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氘氘系统的燃烧问题，结论是维持系统持续燃烧外界提供的能量远大于聚变释放的能量，故难以做成能源。因此，聚变能源只能烧氘氚，纯聚变的供能时间实际上取决于地球上可经济获得的锂和铍的储量。

锂的供能时间约为成百上千年。锂的同位素锂6和中子反应可以产生氚。高能中子和铍反应可以使中子数增加，提高产氚效率。金属铍的资源储量仅约8.5万吨，无法支持大规模发展聚变能。原则上可以用铅代替铍，但会对氚自持带来更严重的挑战。金属锂已探明储量约3700万吨，每吨蕴含聚变能量为27拍焦（1拍=1015）。2024年全球一次能源总供给为592艾焦（1艾=1018）。由于聚变主要以发电的方式供能，假设热电转换效率为1/3，则金属锂的供能时间约500年。考虑到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锂资源被发现，锂的供能时间约为成百上千年。

聚变堆尚未形成技术闭环，商用有很大不确定性。当前，可控核聚变的主要成果集中在等离子体物理领域。磁约束聚变科学增益大于1有望在2030年代得到实验证实，氘氚燃烧等离子体物理科学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后续还需突破聚变工程增益大于1。氚能否自持目前尚无定论，原因是真实包层结构的实验数据非常匮乏，高温氚渗漏的影响目前也难以评估。期望的聚变堆抗高能中子辐照材料研发进展缓慢，可能成为长期运行的瓶颈。包层换热研究还非常初步，缺少相关试验台架和设施。总的来看，上述关键领域技术亟须突破，最终集成验证才能形成技术闭环。

聚变堆面临可用性和经济性的严重挑战。以ITER为代表的磁约束聚变堆高度复杂。未来要发展商用聚变堆必须考虑系统长期运行的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和可检测性（RAMI），以及经济性。国外有公司宣称2035年聚变商用，具有极大的误导性。2035年也许可以建成一个有一定放能规模、能演示短时发电的装置，但其聚变增益和每年有效利用小时数肯定达不到商业发电要求。另外，一个百万千瓦电功率的聚变堆，无论是磁约束还是惯性约束，其建堆成本都在千亿元人民币量级，是自主三代压水堆的5倍。据估计，若按现有技术路径，聚变堆装机规模翻倍仅能实现2%—8%的成本下降，远低于光伏电站24%的学习率。聚变堆前期成本下降极慢，不具备短期内规模化扩张的可能。如果不出现颠覆性的技术突破，在可预见的未来，比如到2060年，聚变堆大概率无法和裂变堆开展经济层面的竞争。

聚变堆安全性和放射性需慎重处理。与裂变堆相比，聚变堆固有安全性更好，不会发生堆芯熔毁事故，不会产生长寿命的放射性核素。但是，聚变堆运行涉氚量大，氚具有很强的放射性，环境排放量需要严格控制。另外，高能中子和结构材料不可避免会发生活化反应，产生大量半衰期数年至数十年产物。聚变堆包层各种材料总装量为数千吨量级，比裂变堆高一个量级，这些材料卸出后同样需要慎重处理。

聚变能应用的出路在于聚变与裂变的结合

聚变和裂变同属核能，二者同根同源，相辅相成。聚变所需的首炉氚，通常需要由裂变堆生产出来。假如聚变堆无法做到氚自持，运行过程中若有缺口，那么还需要专门配备裂变堆来产氚。聚变堆材料研发、锂的浓缩、放射性废物处理、聚变堆主机安装建设等都高度依赖核工业长期积累的设施和技能。因此，有观点认为聚变能应用的出路在于聚变与裂变的深度结合。Z箍缩聚变裂变混合系统能够充分发挥聚变和裂变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能够形成具备全面竞争力的能源解决方案。

Z箍缩聚变裂变混合堆（Z-FFR）系统由一个聚变功率200MW的聚变单元和一个深度次临界包层构成。聚变高能中子在包层内引发裂变，实现能量放大和中子倍增。包层能量放大倍数大于10倍，氚增殖比可达1.2。由于聚变放能规模降低10倍，经济性大幅提升，高能中子对结构材料的辐照损伤得到极大缓解。由于氚增殖比较高，在实现氚自持的同时，每年还可以额外生产1公斤左右的氚。

有人担心混合堆引进了裂变，会产生长寿命放射性核素、不是清洁能源。实际上，我们可以采用“干法”进行核燃料循环，并把半衰期10年以上的核素都放回包层焚烧，其他较短寿命的核素提取后可作医用或工业应用。与纯聚变堆相比，需处理放射性基本相当，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混合堆分地面层和地下层，两层实行严格的物理隔离。地面层放置驱动器，占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涉核部分处于地下层，包括靶室、包层、换靶机构、靶及RTL装配间、换料机构、“简单干法”处理间、发电系统等。

至今，Z-FFR已完成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理论研究及部分实验研究，实现了从物理到技术的闭环，也未发现工程、材料层面根本性、不可逾越的障碍，可以着手推进工程验证及演示阶段的工作。按照相关研究设想，力争在2040年左右实现商业化应用。

Z箍缩聚变裂变混合堆的主要优点如下。一是固有安全。混合堆处于深度次临界，结合先进的非能动余热排出系统，可消除临界安全事故并保证余热安全。涉氚操作布置在地下，确保不会发生氚泄漏。基于上述安全特性，混合堆可抵近城市建造，形成更加安全可靠的分布式能源格局。二是经济高效。一座百万千瓦混合堆电站建造成本约200亿元人民币，与自主三代压水堆相当。采用热电联供方式可进一步提高能量使用效率，改善经济性。三是资源利用高效。在高能中子的加持下，铀、钍资源利用率可大于90%。按照一个百万千瓦混合堆电站每年消耗约1吨铀、350公斤天然锂估算，地球陆地的铀和锂资源可为全人类供能成千上万年。四是灵活兼容。该系统能充分利用热堆乏燃料和贫铀，可大力支持三代热堆快速发展。由于输出电功率可快速大幅度调节，容易与可再生能源形成高效智慧能源系统。

总之，未来理想能源应该是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组合形成的高效智慧能源系统。核能有望在未来能源体系中承担基荷作用，并为2060年发电占比达到20%左右提供支撑。与此同时，聚变能仍处于从科学验证走向工程验证的关键阶段，既不宜低估其长远价值，也不宜脱离技术阶段和资源约束作出过于乐观的判断。更稳妥的路径，是持续推进磁约束、惯性约束特别是Z箍缩聚变裂变混合堆等多元探索，同时发挥裂变能和可再生能源各自优势，形成安全、清洁、经济、持久的组合能源体系。能源转型没有单一答案，未来能源格局也很可能不是某一种技术“一统天下”。坚持科学论证、工程验证和审慎决策，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把未来能源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筑牢科技强国的创新文化根基

科技创新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动力。科技强国建设，既需要科技硬实力，也离不开文化软实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其背后是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使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创新文化通常指与科学、技术、工程及产业创新活动相关的文化形态，集中体现为社会、组织和群体关于创新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行为模式与环境氛围，反映其对创新的价值观与信念、认知与态度、行为规范和习惯、社会风气等。这种与创新相关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模式，通过社会学习与实践代代相传，潜移默化影响个体与群体的行动选择。

从内容构成看，创新文化吸收了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与工程师精神以及企业家精神、教育家精神等精神内核。科学精神求真求新、理性批判，是人类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认识论根基；工匠精神精益求精、专注品质，是把创意打磨为可靠产品的实践论保障；企业家精神敢于冒险、善于开拓，是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驱动引擎；教育家精神甘为人梯、启智润心，让创新薪火相传。这些精神各有侧重、相互支撑，贯穿其中的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旨归，以天人合一、和合共生为遵循的系统观念，以刚毅坚卓、自强不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等为标识的文化品格，以自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向上向善、胸怀天下等为理念的价值导向，以及对创新事业持久热爱和坚持的内在追求。

从层次结构看，创新文化包含观念、制度、行为和环境等层面。观念和价值认同是创新文化的灵魂，规范和制度安排是创新文化的保障，行为和日常实践是创新文化的外在呈现，环境和氛围是创新文化赖以存续的生态土壤。没有制度托底的创新激励，容易流于口号；缺少生态涵养的创新种子，难以长成参天大树。中华民族自古就拥有丰厚的创新文化基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智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辩证思维，“天下为公”“止于至善”“厚德载物”的人文精神……共同沉淀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筑牢科技强国的创新文化根基，既要溯源中华文明，厚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底蕴，传承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又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开放合作塑造创新文化的时代品格，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同科技强国建设相适应的创新文化。

从文化特质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基因在当代创新实践中不断转化，形成若干鲜明品格。这些品格既有各国创新文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文化传统的鲜明特色。一是求真务实，崇尚科学、追求卓越，重视长期科学积累和实践应用价值，坚持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二是热爱坚守，敢为人先、勇于探索，尊重创新“九死一生”的客观规律，鼓励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三是自信自立，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让创新文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核；四是开放包容，鼓励大胆试错、宽容探索失败，在开放协同中打破创新边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激发创新火花；五是传承拓新，尊崇历史传统、坚持继往开来，做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创新文脉。其中，求真务实是根基，热爱坚守是动力，自信自立是脊梁，开放包容是生态，传承拓新是路径。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培育创新文化、弘扬科学家精神，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传承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作出部署。到2035年要建成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既要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提升科技硬实力，也要持续培育创新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使原创科学技术思想持续涌现，创新人才不断成长，科技进步更好造福人民。建设和践行创新文化，需要科技界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同时加强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当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得到广泛弘扬，创新就不再只是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教育家的事业，更将成为全民族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

一是强化价值引领，让崇尚创新成为社会共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培育创新文化，首先要解决价值导向和思想观念问题。推动创新文化培育前移，深化中小学科学教育改革，让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教育家走进课堂，激发青少年的创新热情。通过纪录片、融媒体、主题展览等多种形式讲好创新故事，增强创新文化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让全社会真正认知创新价值、尊重创新规律、礼敬创新人物。弘扬科学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教育家精神，就是要让敢于创新、乐于创造的人物受到尊崇，同时树立“人人参与创新”的理念，让“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落到实处，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二是完善制度安排，健全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制度是保障，建设创新文化，必须把价值认同、道德规范转化为制度安排，依靠创新友好的体制机制来保护创新热情。持续深化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加快“破四唯”，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让“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成为创新的主旋律。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创新资源。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基础研究、前沿探索要宽容失败，工程开发、产品交付必须坚守质量安全责任底线。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完善激励分配机制，让创新创造获得合理回报，向社会传递“创新者多得、技高者多得”的鲜明信号。

三是加强改革试点示范，涵养创新友好的微生态。创新的根本在人才，科研人才的行为状态，直观反映机构层面创新文化建设成效。可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创新文化建设改革试点，将价值引领、制度安排落实到机构治理实践，确保科研人员按照倡导价值行动时，能够获得支持与保护。鼓励原创探索，就要为高价值、高风险的探索提供稳定支持和长评价周期；倡导协同攻关，就要公正认定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科研人员的贡献；重视人才培养，就要充分认可教育付出，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宽容探索失败，就要明确尽职免责的标准与程序。通过持续公正的制度执行，让广大科研人员真切感受到求真探索受支持、实际贡献被认可、尽职探索受保护，形成稳定制度预期，进而沉淀为创新文化。

四是推进开放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国际合作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纽带。培育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营造世界一流科研环境，是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创新生态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科技强国不可或缺的文化基石。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理念指引，科技与文化是重要载体。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探索国际科技合作的新渠道、新模式。加强科技人文交流，为国际科技合作厚植民意基础。积极牵头发起、组织和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搭建开放协同的创新场景，连接全球创新资源，以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支持设立和参与国际科技组织，支持各类主体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规则、标准等制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

守护空巢老人安心体面养老

空巢老人通常是指无子女或子女不在同一村（户）共同居住的老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约2.7亿人；2021年抽样调查显示，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人中空巢老人占比59.7%。由此可估算出，我国空巢老人约1.6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加强高龄独居老人和空巢老人关爱帮扶”。面对规模庞大、持续增长的空巢老人群体，补齐空巢老人养老服务短板、破解独居养老难题，是当前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回应社会化养老新趋势的迫切需要。

服务好空巢老人群体安心体面养老具有多重现实意义。一是筑牢民生兜底底线，彰显为民发展初心。空巢老人是老年群体中风险集中、保障薄弱、情感脆弱的重点群体，独居易面临安全隐患、照护缺失、精神孤寂等多重困境。做好空巢老人关爱帮扶工作，精准回应其生活照料、安全守护、精神慰藉等诉求，切实保障亿万老年群体的基本权益，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补齐民生保障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的关键举措。二是夯实社会治理根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超亿规模的空巢老人群体，是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不断推进过程中形成的典型社会形态，其养老服务保障水平直接关乎基层社会治理质效。完善空巢老人养老服务体系，有效化解独居养老安全风险、缓解老年群体现实焦虑，能够防范老龄社会治理隐患，涵养孝亲敬老社会风尚，推动形成代际和睦、互助友爱的良好社会氛围。三是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落地。空巢老人养老是我国老龄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做好这项工作能够进一步完善分层分类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优化老龄社会治理结构、对冲深度老龄化带来的治理压力，推动我国老龄事业在普惠兜底的基础上实现精准提质、提质增效，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支撑。

随着老年群体空巢化程度持续加深，叠加空巢老人群体需求升级、城乡分化等特征，当前养老服务保障仍存在阶段性治理短板。一是精准帮扶机制适配性不足，难以应对独居安全风险。面对持续增长的独居、高龄、失能、失智老年群体，部分地区仍以常态化普惠探访为主，针对高风险空巢老人的差异化帮扶举措不够细化，居家安全排查、应急救助、日常监护的动态监测体系不够完善，难以有效防范独居意外、突发疾病等养老安全隐患。二是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不均衡，难以适配差异化养老格局。城镇空巢老人社保、医疗保障相对稳定，但老旧小区养老配套薄弱，精神孤独、情感缺失问题突出；农村空巢老人多为劳动力外出务工形成的被动留守群体，收入水平有限，基层医疗和日间照料资源不足，主要依靠邻里互助，专业化养老服务覆盖存在明显短板。三是服务供给迭代滞后，难以匹配品质化养老新需求。当前一定数量空巢老人存在突发意外无人救助的现实焦虑。伴随新一代老年群体观念变化，空巢老人除基础生活照料外，更加看重健康管护、持续心理陪伴和社会参与机会，以此缓解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当前基层养老设施功能较为单一，社会力量参与渠道仍不充分，现有服务多聚焦衣食住行等基础照料，针对独居状态下的情感慰藉、常态化陪护等专属服务供给不足，难以适配空巢老人个性化、品质化的养老诉求。面对上述治理挑战，需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整体施策，把顶层设计转化为亿万空巢老人在家门口可触及的安心与体面。

建立健全精准帮扶机制。针对空巢老人子女缺位、无人陪护、突发风险高、兜底不精准的突出问题，建立适配独居特征的守护体系。首先，建立空巢老人专项摸排台账，实现独居群体全覆盖。突破传统特困老人帮扶范围，将所有子女异地居住、长期独居的高龄、失能、重病空巢老人纳入重点管理，结合子女返乡频次、独居时长、身体风险建立专属信息清单，精准锁定独居高危人群。其次，推行风险分级、独居分级差异化帮扶。对长期独居、无亲属就近照料的高风险空巢老人加密走访频次，重点开展居家隐患排查、用药安全检查、身体状态监测，补齐无人监护的短板；对一般空巢老人常态化开展暖心探访，及时掌握独居生活变化情况。最后，搭建空巢老人智慧独居守护体系，补齐应急响应空白。针对性为空巢老人配备紧急呼叫、人体感应、跌倒报警等智能设备，打通社区、网格员、异地子女、医疗机构联动通道，解决空巢老人突发疾病、意外受伤无人第一时间发现、无人救助的核心痛点，真正让独居养老更安心、更有保障。

优化城乡差异化资源配置。立足城乡空巢老人成因不同、痛点不同、保障基础不同的分化特征，分类施策、精准补弱，缩小城乡空巢老人群体养老差距。一是聚焦城镇空巢老人独居孤独问题，强化精神体面保障。针对城镇空巢老人保障充足但子女分户居住、日常无人陪伴的特点，依托老旧小区改造完善社区养老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空巢老人专场文体活动、心理疏导、邻里陪伴服务，破解城镇空巢老人“物质无忧、精神孤寂”的体面养老难题。二是聚焦农村留守空巢老人保障薄弱问题，夯实基础养老体面底线。针对农村青壮年外流、老人被动留守、收入偏低、专业照护缺失的现状，加大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专项投入，做实家庭医生上门随访、慢性病管护、巡回照料服务，替代单一的邻里互助模式，让农村空巢老人告别粗放式养老，享有基础、规范、体面的养老服务。三是建立城乡空巢老人养老互助机制，推动均衡体面养老。依托乡镇养老站点结对、社工下沉帮扶等方式，推动城市优质康养、心理关爱资源向农村空巢老人群体倾斜，针对性补齐农村空巢老人精神关爱、专业照护短板，让城乡超亿空巢老人都能享受适配自身实际的体面养老服务。

迭代升级专属多元服务供给。紧扣当前空巢老人无人陪护、渴望陪伴、注重品质、重视尊严的新型诉求，推动养老服务从“生存照料”向“尊严体面”升级。一是扩容空巢老人专属品质服务清单。在基础助餐、助洁服务之上，重点增加适配独居群体的上门康复、慢性病管理、定期陪护、心理慰藉等服务，针对性缓解空巢老人独处焦虑、情感缺失问题，回应其品质养老、尊严养老的核心诉求。二是规范发展独居陪护新业态。正视空巢老人无人照料、无人撑腰的现实困境，规范扶持陪护新业态，建立服务标准、收费规范、监管机制，为空巢老人提供专业化、常态化的陪伴帮扶，填补子女缺位造成的服务空白。三是搭建空巢老人专属社交参与平台。针对性破解空巢老人封闭独处、社交缺失的问题，依托社区养老阵地开设专属交流活动、兴趣课堂、邻里联谊，帮助该群体走出独居空间、融入社群生活，持续提升空巢老人的获得感、尊严感与幸福感，真正实现安心、体面、有温度的居家养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高级讲席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提升基层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始终不能放松。”“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为筑牢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基层根基、守护农业生产安全底线提供了根本遵循。基层直面农田地块与分散经营主体，是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举措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建强这一前沿阵地，对守住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底线意义重大。

经过多年持续建设，我国基层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稳步提升。一是监测预警体系持续完善，风险前置防控支撑更加坚实。我国持续推动农业灾害立体化监测网络向基层下沉，把气象、水文、农作物病虫害监测站点延伸至乡镇村组，不断扩大基层风险监测覆盖范围。同步构建广播、乡村大喇叭、移动端推送等多渠道预警发布体系，持续提高农业灾害趋势研判、短时预判精准度，推动短临预警服务深度嵌入耕、种、管、收全生产链条，为农事调度、田间避险、农户转移留出充足前置窗口期，不断提高灾前源头防控能力。二是防灾减灾救灾工程体系不断完善，农田抗灾硬件根基持续筑牢。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中型灌区改造、田间抗旱排涝设施升级等重点工程，系统优化区域农田灌排配套体系，有效破解传统农田排水不畅、抗旱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全面增强农田防洪、抗旱、排涝、降渍综合防御能力，可有效应对常规气象灾害侵袭，大幅降低农作物大面积受灾减产风险，为农业稳产保供筑牢坚实硬件支撑。三是协同应急体系逐步成型，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处置效能稳步提升。各地持续健全跨部门应急联动机制，畅通县、乡、村三级应急响应链条，加快构建基层救灾物资储备调配网络，持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丰富保障品类。积极培育社会化救灾力量，引导农机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参与抢险救灾、抢收抢种、灾后复产等工作，逐步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全方位强化基层农业应急处置与灾后保障能力。

还应看到，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多发突发，叠加农业生产模式、农村人口结构深度转型，基层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与新形势新风险新要求仍存在以下不适配的短板。一是风险预警适配水平有待提升。现有监测体系以通用气象监测为主，监测站点多布局于集镇和主干道，偏远山地、零散农田监测覆盖相对有限，贴合农作物生长节律、关键农时的专属预警服务仍需完善。同时预警信息落地实效有待增强，末端传导闭环机制不够健全，预警成效向农户避险行动转化不足，局部区域精细化防灾防控水平仍有提升空间。二是防灾工程综合管护质效有待提升。基层农业防灾基础设施覆盖面持续拓展，但日常运维管护工作相对滞后，部分灌排、抗旱排涝设施存在管护责任不够清晰、运维保障不够稳定等问题，设施服役效能逐步弱化。现有工程设防标准多适配常规灾害场景，应对极端天气等超常灾害的承载能力仍可进一步增强。三是协同联动整体效能有待激活。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细化落地举措不足，部门间权责衔接、资源统筹、协同处置的制度化水平仍需提升。社会力量、市场化服务的参与渠道较为零散，新型经营主体尚未深度融入常态化防灾工作，基层实操人才储备相对薄弱，应对复合型、链式灾害的协同防控合力仍需持续凝聚。面对上述存在的短板，需持续提升治理能力。

聚焦末端预警提质，健全全域落地的风险防控体系。第一，优化基层监测布局，补齐风险感知短板。聚焦偏远山区、丘陵地块、零散农田等监测薄弱区域，科学加密农业专属监测站点和微型感知设备，补齐局地小尺度灾害监测盲区，强化短时强降雨、冰雹、霜冻、田间积涝等农业高频灾害的动态捕捉能力，夯实精准预警硬件基础。第二，定制农业场景预警产品，提升预警适配精度。立足不同作物品类、农时节点、种植模式，差异化开发专业化农业预警服务产品，改变通用气象预警与农业生产脱节的问题，针对春耕、秋收等关键农时开展专项预警服务，实现灾害预警贴合田间生产实际。第三，压实末端预警落实责任，打通落地闭环。健全预警“叫应、传导、落实、回访”工作机制，明确村级灾害信息员岗位职责，建立新型经营主体、留守农户、老弱群体重点预警台账，压实预警到户到人刚性责任，推动预警信息从“有效送达”向“有效避险”转变，切实筑牢农业灾前防控第一道防线。

聚焦工程管护增效，构建长效稳固的防灾支撑体系。一是明晰分级管护主体责任，破解管护缺位难题。建立乡镇统筹、村社落实、经营主体参与的分级管护机制，细化高标准农田、灌排渠道、抗旱排涝设施的管护权责清单，将设施运维、隐患排查、日常养护责任细化到岗、落实到人，杜绝管护责任空转。二是健全常态化经费保障机制，巩固运维保障基础。整合涉农专项、农田管护、应急保障等各类资金，建立稳定长效的管护经费保障制度，针对性解决基层管护经费短缺、运维无力等问题，同时规范经费使用监管，确保资金全部用于设施养护、维修、改造提质。三是推进设施提质升级与常态运维，提升工程抗灾韧性。建立农田防灾设施常态化巡检、维修、更新制度，动态排查整治老化失修、功能弱化的薄弱设施，适度提升重点区域农田工程设防标准，持续增强农业基础设施防灾抗灾、稳产保供综合承载能力。

聚焦协同聚力提效，完善全域联动的防灾保障体系。一是健全制度化联动机制，压实部门协同责任。建立农业、应急、气象、水利等多部门常态化联合会商、数据共享、联动处置工作机制，扭转临时协调、被动应对的工作局面。细化各部门防灾履职清单，打通信息壁垒与协作堵点，实现风险研判、隐患排查、应急处置闭环衔接，有效破解防灾治理碎片化难题，提升整体联动处置效能。二是建强基层一线防灾队伍，提升实操处置能力。常态化开展防灾减灾救灾专项培训和应急实操演练，重点提升村级灾害信息员、基层工作人员应对多灾种叠加、链式灾害的综合处置能力。健全基层防灾岗位激励保障机制，补齐专业人才短板，筑牢基层防灾一线作战力量。三是激活社会市场防灾动能，延伸防灾防控链条。推动农业保险、农业社会化服务由灾后补偿向灾前风险减量转型，强化常态化隐患排查、风险防控服务。畅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机服务组织参与渠道，将社会力量全面融入日常防控、应急抢险、灾后复产各环节，凝聚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强大合力。

系统防范化解人工智能衍生舆情风险

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正成为网络舆情治理的关键变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这一重要论断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数智化时代舆情治理指明了方向。主动用好人工智能赋能网络舆情治理，既是防范化解人工智能衍生舆情风险、守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网络舆情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抉择。

当前，人工智能不断重塑网络舆论生成传播逻辑，已成为舆情滋生蔓延、风险放大扩散的新型肇因。一是虚假内容生产智能化，源头风险呈批量扩散态势。依托大模型与深度伪造技术，网络虚假信息彻底摆脱人工编辑局限，实现低成本、批量化、流水线式生产，“AI换脸”、合成音视频、改写文本变体等新型虚假内容迭代速度快、伪装程度高、辨识难度大。各类情绪化、对立化叙事可通过开源模型批量生成，催生专业化、产业化的“AI水军灌水”，使零散虚假言论升级为有组织、有规模的舆论造势，源头舆情风险呈现爆发式增长。二是舆情传播智能化放大，演化态势更趋复杂多变。智能算法具备强大的热点衍生、话题再造、情绪助推能力，可围绕单一舆情不断翻新叙事角度、衍生全新话术、制造次生话题，打破传统舆情“短时爆发、快速消退”的规律。加之人工智能账号集群批量分发、圈层渗透、控评造势，人为制造虚假舆论热度，营造虚假民意氛围，推动负面情绪跨圈层蔓延、跨平台共振，造成舆情反复反弹、周期拉长、持续发酵。三是风险攻防博弈智能化，隐蔽对抗强度持续升级。网络舆论攻防全面进入人工智能博弈阶段，治理端依托智能系统强化监测管控，违规主体同步利用智能改文、图像篡改、隐含词义、内容变体等技术绕过监管，形成持续迭代的攻防闭环。智能化舆情风险变异速度快、隐蔽程度高、规避手段多，传统治理识别、筛查、研判模式严重滞后，模型污染、算法偏见、数据简化研判等问题交织叠加，极易诱发治理偏差、衍生新型舆情隐患。

人工智能催生的新型舆情形态，对传统网络舆情治理体系构成深层次冲击，原有处置框架在识别、研判、溯源等关键环节面临新挑战。一是真伪甄别难度持续加大。人工智能生成多模态虚假内容仿真度高、变体迭代快，传统关键词筛查难以有效识别伪装改写的谣言文本、合成音视频，真假信息混杂于舆论场，大幅抬升事实核查成本，极易发生漏判误判，难以及时锁定虚假内容源头。二是态势研判容易出现失准。人工智能蜂群账号能够批量制造虚假热度，营造脱离现实的伪民意。算法量化指标仅能抓取表层传播数据，难以洞悉流量表象背后的真实社会情绪，若简单依托数据分值判定风险等级，极易误判舆情演化走向，造成处置策略失准。三是责任溯源认定更为复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生产分发链条趋于碎片化，模型开发者、调用使用者、传播平台多方主体相互交织，一旦爆发人工智能衍生舆情，难以快速厘清责任边界。加之违规主体持续依托智能技术规避监管，处置响应节奏滞后于风险扩散速度，拉长舆情处置周期，次生舆情防控压力显著上升。

面对上述挑战，须主动顺应人工智能舆情生态变革大势，正视当前治理短板、补齐制度弱项、优化治理模式，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与舆情治理深度融合，坚持驭技为善，用好人工智能赋能治理的技术优势，管住智能舆情的衍生风险，以系统性、前瞻性治理举措牢牢守住网络舆论安全底线。

筑牢源头规制防线，压缩人工智能衍生舆情生成空间。源头管控是遏制人工智能衍生舆情的首要环节，重在从模型开发、内容产出、合法应用全链条设置刚性约束，阻断智能化虚假信息的规模化生成。第一，健全大模型分级备案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具备深度伪造、批量文本生成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展上线前安全测评，将风险评估嵌入模型训练、微调、发布全生命周期，对高风险模型划定使用边界，防范模型被定向投毒、被恶意调用生产对立叙事，从底座减少模型污染带来的舆情隐患。第二，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强制标识与溯源留痕制度。推动平台在人工智能生成图文、合成音视频中嵌入数字水印与溯源标记，做到人工智能伪造内容可识别、可追溯；完善多模态内容鉴伪基础设施，开放鉴别能力，降低平台、核查机构识别人工智能造假内容的成本，破解真假信息混杂难以甄别难题。第三，持续打击人工智能舆情黑灰产链条。聚焦定制化插件、GEO“投毒”、批量深度伪造、规模化“水军”地毯式推送谣言、舆情敲诈、发布煽动性“黑稿”进行流量分成等违法行径，实施技术支撑、舆情生产操控、精准分发与多元变现全产业链惩戒，厘清模型开发者、调用使用者、传播平台各方责任，填补法律定性盲区并提高违法成本，破解人工智能舆情责任碎片化、追责困难的治理堵点。

搭建人机协同研判机制，规避人工智能衍生舆情研判失真风险。应对“AI蜂群”制造虚假热度、量化指标误导研判的难题，应坚持人为主导，构建人机分工、相互校验的研判处置模式，防止算法指标替代价值判断。第一，明确人机权责边界。人工智能承担多模态内容抓取、传播路径追踪、热度量化、账号异常识别等数据支撑工作，负责提供完整证据链条；治理人员承担价值判断、矛盾剖析、风险裁定、最终决策职能，杜绝将复杂社会议题简化为情绪分值、热度数值，避免单纯依靠算法结论判断舆情走向。第二，建立算法常态化评估与纠错机制。定期开展算法偏见、过度敏感、漏判误判专项评估，动态校正识别模型，针对违规方持续迭代的语义规避、内容变体手段，迭代升级识别特征库，破解红皇后式攻防博弈困境，减少研判失真。第三，搭建联动式事实核查体系。整合宣传、网信、主流媒体、专业核查力量，建立人工智能虚假信息快速核验通道，一旦监测到智能生成虚假叙事，第一时间作出标记、澄清事实，生成权威辟谣素材，防控人工智能衍生次生谣言，防止虚假民意持续发酵误导治理决策。

构建全链路闭环防御体系，阻断人工智能衍生舆情扩散传播链条。人工智能衍生舆情传播速度快、变体多、易反复反弹，需打通监测、干预、复盘、科普各环节，形成动态可持续的治理闭环。第一，升级多模态全域智能监测预警能力。打通跨部门、跨平台数据壁垒，建设融合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的一体化监测引擎，持续沉淀“AI水军”账号特征、虚假叙事模式，对批量同质内容、集群账号异常互动提前预警，实现人工智能衍生舆情苗头早捕捉、早识别。第二，实施差异化传播干预。区分普通网民表达、算法流量助推、“AI蜂群”造势三类主体传播，不搞“一刀切”管控；当算法持续推荐激化对立的人工智能虚假内容时，及时调整推荐权重，阻断虚假叙事跨圈层扩散，压缩次生舆情反复发酵的传播空间。第三，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信息甄别能力。面向公众普及深度伪造、人工智能谣言识别常识，剖析人工智能制造舆论造势的典型案例，破除公众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盲目信任。同步加强治理队伍能力建设，培养懂人工智能边界、能够校验模型输出的复合型人才，提升治理主体应对智能化舆情风险的专业能力，构建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网络生态。

〔作者系重庆市委网信办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