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推进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深度融合

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作出回答。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为研究这些新问题、深化对既有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在人工智能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正经历学科视域、研究范式、工具方法和组织形式等深刻变革，也面临价值立场、结论可靠性、学术伦理和研究主体性等多重挑战。对此，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影响，积极回应智能化变革带来的新问题，通过综合施策，稳妥审慎推进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深度融合，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深度效度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基础研究、知识创造更加呈现跨学科交叉的趋势，衍生出计算社会科学、机器行为学、人工智能心理学、数字人文等新兴的学科增长点，带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全方位变革，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视野、观察视域以及知识生产和传播具有革命性影响。

人工智能推动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更加紧密结合，为哲学社会科学发现问题、建构理论开辟了新路径。传统的理论驱动型研究，通常先依据理论推演和现实观察提出假设，再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加以实证检验。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模拟推演能力，研究者可以降低对预设理论模型和变量关系的依赖，从大规模、高维、多模态数据资料中识别出常规分析不易发现的复杂关联、群体差异和异常模式，为发现既有理论尚未充分解释的问题提供线索，并为后续的理论建构、数据探索和实证检验提供支撑。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分析不仅服务于假设检验，也有望更深入地参与问题发现和理论建构，深化对个体行为和社会运行机制的认识。

人工智能为科研活动提供全流程支撑，减轻事务性工作负担，使研究者将更多精力投入原创性研究。人工智能正在融入文献研究、资料分析、成果呈现等科研环节，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技术辅助。在文献研究中，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开展海量学术资源的检索、归类和综述，帮助研究者梳理相关成果。在资料分析中，人工智能既可辅助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材料编码、主题识别与跨案例比较，也可支持定量研究中的数据清洗、复杂关系建模与结果可视化。在成果呈现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辅助进行文稿撰写和多语言翻译，也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丰富文化遗产的呈现样态。这些应用有助于减少重复性劳动，使研究者更专注于提出问题、建构理论等更加复杂、更具创新性也难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研究活动，推动形成“人工智能处理数据，人类专注创新”的科研模式。

人工智能通过合成数据生成与情景模拟，拓展了现实观察之外的场景空间，为认识复杂社会过程提供了新手段。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通常通过问卷调查、行为实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收集资料，认识个体和群体及其动态演进特征。人工智能在辅助传统研究的同时，可以通过智能体模拟来生成合成样本数据，为在现实观察之外考察和理解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设定适当的情景和条件，智能体可以模拟个体反应与群体互动，考察不同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行为结果，为形成研究假设、推演可能机制和改进研究设计提供辅助。特别是对于自然灾害、网络暴力等难以直接开展实验的研究，智能体模拟可以提供情景推演与辅助分析，有助于拓展研究者对复杂社会过程的认识。

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的丰富实践，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引领国际学术前沿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人工智能不仅改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手段，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人工智能在经济生产、组织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催生了算法歧视、数据主权、算力垄断等治理议题。我国走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前列，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赋能应用和监管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创新实践探索，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在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解释框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机会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领域主动塑造新的学术议程、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形成扎根中国实践、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人工智能对哲学社会科学带来多维度系统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人工智能驱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拓展了研究视野和观察视域，提升知识生产和传播效率，但也在价值立场、知识生产、学术伦理和研究主体性等层面带来挑战。

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隐含偏见与情境理解局限，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价值立场偏差。大模型依赖现实语料进行训练，可能继承训练数据中固化的价值偏见。如果训练数据在性别、种族等关键属性上存在失衡，或者研究者选择特征不当、赋予数据权重不合理，都可能使人工智能在研究过程中复制甚至放大既有社会偏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高度依赖具体、动态的社会语境，其内涵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而人工智能主要依据既往数据进行分析，难以充分把握具体而动态的社会情境，由此生成的研究结论难以充分体现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判断，进而产生价值立场上的偏差。

人工智能模型的“幻觉”现象和“黑箱化”特征，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解释性。大语言模型在内容生成过程中可能出现“幻觉”现象，输出看似语义连贯、逻辑自洽但实则虚假的内容，常表现为编造的历史数据、虚构的专家观点和伪造的引用文献。若研究者缺乏足够甄别能力直接引用，则可能诱发不实结论。如果任由“幻觉”内容广泛传播，可能会消解专业权威、干扰后续研究，甚至误导学科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大模型内部运算机制高度复杂，输出依据不够透明，导致结论形成过程、结论适用条件不清晰。

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知识生产，加大了维护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的难度。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研究，改变了知识生产的分工方式，使研究贡献识别、成果归属和责任认定更加复杂。现行学术署名规范与伦理准则主要针对人类研究者设计，难以直接适用于人机协作成果，相关著作权认定标准目前仍存在较大空白。人工智能在降低知识生产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学术不端的门槛。生成式工具在输出内容时普遍缺乏清晰的来源标注，严重削弱了学术引用的规范性和可追溯性。研究者若未经核查便直接使用，可能造成来源隐匿、引用失范和内容失实，甚至卷入学术不端，危及学术诚信。

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消解研究者的认知主体性，削弱其独立思考与原创探索能力。人工智能的普及，对人类知识生产和获取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也可能弱化研究者的批判性与创新性思维，给人类的认知主体性带来现实威胁。个体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导致其主动获取信息、进行逻辑分析和事实核查的能力被系统性削弱。如果只是被动接收人工智能提供的唾手可得的答案，也极易陷入“认知卸载”的困境。长此以往，不仅可能削弱人作为研究主体的独特创造力，还可能导致学术创新停留于表面整合，影响整体研究质量。

推动人工智能和哲学社会科学双向赋能深度融合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统筹推进科研组织模式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复合型人才培养、学术伦理规则完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国际合作交流拓展，确保人工智能辅助研究可靠、可信、可控，夯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构建人机协同模式，推进科研人员角色调适。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不只是研究工具的更新，更涉及知识生产中分工关系的调整。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围绕重大研究任务，推动专业知识、技术力量和数据资源协同配置，探索研究者主导、人机优势互补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使技术能力的提升与研究组织方式的创新相互促进。一是制定并动态完善人机协同的伦理准则与学术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信息分析与辅助推理中的角色边界，防止其过度替代人类的理论创造与价值判断。同时，引导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技术观、伦理观、价值观，为人机协同模式注入价值理性，确保人工智能研究活动符合人类基本价值。二是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动承担模型偏差识别者、人工智能数据验证者、人机协同优化者等新型科研角色，守住人类知识创造的科学底色和责任底线。这并非要求人工智能永远“不犯错”，而是在人工智能犯错时，确保人类依然具备识别错误、纠正偏差与重建真相的能力。三是巩固知识创造中人的主体角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批判性思维和理论建构，这是人工智能难以替代人类的关键方面，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守护和强化研究人员自身独有的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将研究问题的定义权和研究议题的设置权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

加快建设面向哲学社会科学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整合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资源、算力资源、知识库资源与开源工具链，建设集成“数据—计算—知识—智能”的国家级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基础平台，形成涵盖文献研究、理论构建、数据标注、硅基实验、知识生成、仿真模拟等的全过程科研赋能体系。一是加快建设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数据资源库。汇聚历史档案、文献语料、调查数据、经济数据、社会数据、政务数据和案例资料等多源数据，打造标准统一、开放共享的多模态、高质量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完善数据使用授权、来源追溯和安全共享机制，提高数据资源的可获得性与可复用性。二是建设面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用模型集群。优先发展智能文献分析、知识图谱关联、硅基样本构建、多智能体仿真模拟等科研能力，提升模型的语言理解、生成、推理和预测能力，更好适应多学科场景下的复杂研究任务。针对哲学社会科学语料多源、语义复杂等特点以及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对齐要求，鼓励利用专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对专用模型进行训练、微调和优化。三是打造自主可控、知识集成的学科智能体集群。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任务，支持若干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系统整合国内外学科基础文献、专著教材、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等文献语料，面向科研和教学场景集成研发哲学社会科学智能体集群。将学术规范、公共伦理和核心价值等嵌入智能体建设，探索建立学科智能体研发、使用和管理的规范和指引。

着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一是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工智能素养。将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数字伦理、算法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纳入科研人员培养体系，让每位科研人员既熟练掌握和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又对模型“幻觉”、隐私泄露等风险保持警惕，提升其负责任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科研的能力。二是鼓励高校布局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等交叉学科，推动人工智能与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开设数据科学、数字治理和批判性思维、人工智能伦理等跨学科课程，培养兼具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复合型科研人才。三是推动教学科研深度融合，实施面向在校学生的培养计划，强化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培养数字素养和合规意识，引导学生在科研实践中不断提升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

完善人工智能科研应用的管理监督机制。人工智能科研治理不仅要防范误用和滥用，也要为负责任的学术探索创造条件。完善资源共享和科研协同机制，推动规则适时调整，为新的研究实践提供制度支持。一是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鼓励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使用主体、研究目的、应用场景等实际，制定适合学科特点的人工智能使用披露规范。二是完善人工智能生成或辅助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加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审核的技术供给和赋能，重点突破智能审校、社会偏见校正、不良价值取向排查等关键核心技术。夯实各学术单位的内容审核把关责任，识别并及时处置可能存在的歧视偏见、意识形态问题等风险。三是完善人工智能使用的责任认定和容错机制。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更新迭代快、应用边界不确定等特点，应统筹考虑人机协同程度、模型迭代、训练数据来源、学科特点等因素，建立动态的责任划分机制。明确科研人员在使用披露、结果核验和问题纠正等环节的合理注意义务，区分履行相应义务后仍难以避免的技术性失误与隐瞒使用、疏于核查、故意造假等行为，既为负责任的科研探索提供制度保障，又要防止人工智能被误用和滥用。四是健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工智能科研伦理审查机制。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哲学社会科学伦理审查机构，制定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的人工智能科研伦理指南。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数据治理制度，制定数据分级分类标准，构建敏感数据脱敏处理与可信计算机制，确保数据安全。

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前沿探索，为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基石和底气。一是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机理，研判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及相应的治理机制，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的理论体系。二是围绕人工智能引发的重大社会变革，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社会治理同步开展，研究基础概念和经典理论的新内涵新特征，挖掘提炼新概念新理论，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三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的重大现实需求，调动科研机构和智库力量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研究，在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中发展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争取拿出用得上、能管用的成果，为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行稳致远提供研究支撑。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交流合作。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文化嵌入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合作，既要遵循学术交流的一般规律，也要尊重不同文明的知识传统、数据主权和伦理差异。一是推动构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合作网络，支持国内院校与国外顶尖学术机构围绕共同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加强研究方法交流和科研资源共享。二是推动发起跨境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共享联盟，建设跨境可信哲学社会科学数据空间生态链，在遵守各国数据法规和伦理规范的前提下，为部分社会调查数据、国际比较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流通提供技术保障。三是积极参与知识生产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大模型社会影响评估国际标准，重点评估大模型的社会风险、伦理责任和学术影响。四是积极讲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故事，促进经验分享与文明互鉴，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理论前沿贡献中国智慧，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人工智能推动社会实践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既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也为认识社会、创新理论提供了新的手段。人工智能越发展，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人文滋养、理性思考与价值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拥抱技术变革中保持独立思考，在推进知识创新中坚守价值追求，将历史机遇转化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际成果，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更稳健、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是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加快推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当前，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自然灾害频次明显增加、灾害强度明显加大，自然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严峻复杂。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是突发事件处置的“大脑中枢”，能够实现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应急力量、资源、信息的有机整合，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和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

《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和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作出具体部署。应急指挥部建设是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对于有效开展大范围、高强度的应急组织指挥，提高突发事件应对效率与效能，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损失与影响，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系统性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运行效能。国家应急指挥总部统筹全国应急资源、统筹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指挥重特大突发事件处置，其运行效能直接关系到突发事件处置的最终成效。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运行效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统”的职能主要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等议事协调机构承担，统一领导、统筹指导、综合协调。“分”的职能仍由各成员单位、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承担，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认真履行各领域防汛抗旱、事故灾害防治以及灾害发生后早期的应急处置。应急管理部门要切实承担起上述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职能，统筹协调、综合管理，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共同做好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各项工作。

分层级提升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地方就近指挥、承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主体责任。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具有时间、空间和信息上的优势。《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设立地方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专项指挥机构与现场指挥机构等内容，为提升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提供了依据。切实健全建强地方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由本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负责统一指挥协调本地区的应急管理工作。明确地方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对相关类别突发事件的组织、协调与指挥的职责，健全现场指挥机构统一指挥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职责清单。充实乡镇（街道）等应急管理组织机构、人员，增强村（社区）应急管理组织动员能力。

完善中央、地方分级指挥和队伍专业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模式

我国应急救援力量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专业救援队伍为协同、军队应急力量为突击、社会力量为辅助，在应对处置过程中到场救援力量通常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规定“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实行中央、地方分级指挥和队伍专业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机制”，要求“所有进入现场的应急力量、装备、物资等服从现场指挥机构统一调度，其中相关应急力量按规定的指挥关系和指挥权限实施行动，确保相互衔接、配合顺畅”。《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健全灾害事故救援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和专业指挥制度机制作出部署。这些规定考虑了不同救援力量指挥关系和指挥权限的复杂性，旨在解决应急处置现场多头指挥、各行其是的问题。既注重确保现场分级指挥整体运行效能，又注重专业指挥的自身特点，要求有关力量以完成规定的任务为目标，确保相互衔接、配合顺畅。

完善中央、地方分级指挥和队伍专业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模式，必须规范现场指挥机构和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与协同联动机制。制定各类救援力量参与应急处置的具体标准。由应急管理部门牵头，明确将不同队伍纳入专业指挥的调度规则、条件、程序，提升协同作战的默契度。搭建互联互通的智慧指挥平台，整合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资源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现场终端资源，保证分级指挥的决策端能够直接了解现场具体情况，专业指挥端能够及时接收上级的命令要求，从整体上提升运行效能。加强应急预案和权责清单编制，细化权责衔接规则，针对自身的风险特点和风险类型，明确不同响应级别下分级指挥的牵头主体、决策权限，特别明确专业指挥的启动条件、指挥权责，从制度层面避免不同指挥部权责不清问题。

健全应急指挥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工作机制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必须注重健全相关具体工作机制。

健全“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指挥工作机制。《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了应急指挥工作体系中“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责任主体。“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核心内容包括：初判发生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事件的，原则上由事发地省级党委和政府组织指挥应对工作；初判发生较大、一般突发事件的，原则上分别由市级、县级党委和政府组织指挥应对工作。涉及跨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联合应对或者共同的上一级党委和政府组织指挥应对工作。超出本行政区域应对能力的，由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提供响应支援或者指挥协调应对工作。必要时，由国家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者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新成立国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协调应对工作。

完善应急指挥级别确定机制。建立科学的应急指挥级别评估标准，包括事件的性质、影响范围、潜在风险和社会反应等。在事件性质方面，应明确不同类型事件的基本特征，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分别制定相应的响应级别标准。例如，自然灾害可根据其强度和造成的损失分为不同级别，而公共卫生事件则根据感染人数和传播速度来评估响应指挥级别。这种分级能够提高应急响应的针对性，确保不同类型事件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处理。在影响范围和潜在风险的评估中，可以采用量化指标来衡量。例如，影响人数、经济损失、环境破坏程度等都可以作为重要指标。通过建立模型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评估，为应急响应级别的确定提供数据支持。

优化应急指挥信息共享机制。这一机制应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等多个环节，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的信息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到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和相关决策者。建设涵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多领域的全国性的应急管理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各类应急信息，确保信息的实时更新与共享。信息共享平台应配备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帮助决策者进行快速的风险评估与决策支持。

建立指挥人员分类培训机制。以“练”为抓手，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指挥人才队伍。加强国家应急指挥总部的值班人员、调度人员、决策人员常态化分级分类培训，提升信息接报、态势研判、部门协同、临场快速决策、应急指令精准下达等实战能力。把统一的应急指挥全流程标准规范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接报的要素口径、指令下达的格式规范、处置反馈的时效要求等。

规范应急指挥机构和社会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

应急管理需要社会应急力量广泛参与，包括事前教育培训、应急社区建设、灾害风险识别；事中生命救援、安置转移、心理抚慰、医疗救助；事后家园重建、生计支持等。要完善社会救援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现场协调机制，规范引导有序参与应急救援行动，形成党委和政府与社会的应急高效协同联动。当前，我国社会应急力量初具规模，政策制度逐步建立，应急能力稳步提升，救援救助成效明显，已经成为我国应急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应急指挥机制的重要内容。

从现实看，要完善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协调机制，规范现场指挥机构和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针对社会救援力量，要求完善参与应急救援现场协调机制，规范引导有序参与应急救援行动；针对各类应急队伍，要求健全协作配合机制；针对进入现场的应急力量，要求确保相互衔接、配合顺畅。相关要求有利于在现场真正建立起“一盘棋”机制，相互衔接配合，必要时相互组合和融合，实现协调联动，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并实现应急救援行动目标。强化协同配合，加强与协调联动机制各成员单位沟通联系，建立工作联络、工作会议和应急预案制度，深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规范救援行动，做好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救助的统筹、协调、管理等工作。加强党委和政府与社会应急力量之间日常的沟通协调，确保灾害发生时，形成一种有效匹配的行动机制。

从长远看，要注重社会应急力量应急理论和救援技能培训。政府负责指导社会应急力量的专业化培训工作，设置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培训内容，提升应急志愿者的专业救援能力，提高应急志愿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针对专业应急志愿者建立参与应急救援的专业标准，如风险比较高的山地救援和水域救援，建立专业化培训课程体系，严格规范应急志愿者的搜救救助行动，降低人身伤害风险。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是对整个应急指挥逻辑的系统性重塑。只有真正打破部门之间、层级之间、区域之间的指挥壁垒，才能在面对各类复杂复合型突发事件时，实现全主体、全要素的快速协同响应，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应急处置任务。这不仅是提高应急处突能力的核心要求，更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根本保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

始终保持忧患意识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正值明朝灭亡300周年。历史学家郭沫若以史为鉴，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首发于重庆《新华日报》。文章揭示了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兴起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一举道出“骄傲致败、腐败致亡”的历史规律。身处延安的毛泽东读后深受触动，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告诫全党同志要引为鉴戒。这年11月，他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围绕甲申之变，毛泽东与郭沫若展开的这次书信往来，就是党史上著名的“甲申对”。

一篇史学论著，何以让毛泽东如此看重？这要从当时的时局说起。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一种希望早日胜利、松一口气的情绪，也在部分同志心中悄悄滋长。在这样的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从这篇史论中读出了警示深意，引发了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深思，越是接近胜利，越要戒骄反腐。历经岁月沉淀，这场隔空对谈的价值愈加凸显，“甲申对”所蕴含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精神特质和作风要求，激励着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从历史兴替中汲取经验教训，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做到安不忘危、治不忘乱。

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我们党已成立105年、执政77年，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长期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决不可掉以轻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党员干部要防止在成绩面前迷失方向，在胜利和顺境中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面对鲜花和掌声时要保持清醒和谦逊。越是前景光明、接近胜利，我们越当惕厉自省，警惕未富先奢、未强先傲，防止享乐奢靡、松劲懈怠，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优良作风，继续艰苦奋斗、锐意进取，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始终做到居安思危。事业越前进、越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党员干部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轻易淡忘，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这决定了党员干部要把忧患意识化为自觉、融入实践，把防范化解风险挑战摆在突出位置，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努力化险为夷、转危为机，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始终心系人民群众。精神懈怠则无法凝聚人民力量，能力不足则难以满足人民期待，脱离群众则极易违背人民意愿，消极腐败则势必危害人民利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的忧患意识，不仅来源于对历史规律的敬畏，更饱含着与生俱来的历史自觉，是一种忧党之安危、忧国之兴衰、忧民之苦乐的情怀与担当。对党员干部而言，具备担当作为的能力，是为人民服务的根本保障，是连接群众期盼与现实成效的桥梁。要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带头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解民忧的好事办好、把惠民生的实事办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冲在前、干在先，做好预案、精准管控、快速反应，有效处置各类事态，确保各项工作安全有序运行。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当年党中央从西柏坡动身“进京赶考”，毛泽东再次提起《甲申三百年祭》，认为“这篇文章是要永远读下去的”。新征程上，党员干部要持续涵养一以贯之的忧患意识，不断提高驾驭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水平，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重要言论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

大众学术推动构建知识生产新生态

伴随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一些非专业学术背景的普通民众依托短视频、播客、社交媒体等平台，主动参与学术性话题的讨论、创作，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样态——大众学术。大众学术是在数字媒介环境下，由专业学者、知识型创作者与普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学术知识进行的大众化转译、参与式传播与公共性生产。在这一过程中，专业话语被转化为普通人可理解的表达，数字平台、算法推荐、社交网络构成其传播路径，知识在公共空间被不断补充、修正、再阐释，催生出一种开放、流动、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与传播新生态。

让知识生产成为开放的多元主体参与的过程

每一轮媒介技术变革都会重塑知识传播与生产的结构。尽管技术推动知识以更快、更广、更低门槛触达更多人，但是参与知识生产的始终是少数人，大众只能作为接收端接受经过筛选的知识，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技术第一次改变了生产端的结构。一个平台账号可以让非专业者生产的内容被数百万人看到，算法推荐使细分领域知识能够精准触达兴趣人群，AI工具进一步降低了内容生产的技术门槛，参与知识生产从少数人的特权变为多数人的可能。可以说，大众学术的兴起，技术是必要条件。

真正让大众学术“火”起来的，是技术门槛降低与教育基础、公众需求、商业模式之间的共振。202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0%，规模庞大的“知识大众”是大众学术的人才条件。在终身学习的社会氛围中，人们需要通过知识更新获得职业发展、涵养精神，大众对学术知识的需求持续增长。同时，平台打通了知识性内容转化的商业模式，流量倾斜、创作激励、出版计划等的扶持，为创作者提供了可见的成长路径。技术提供了可能性，教育提供了主体条件，需求提供了持续动力，平台提供了组织化路径，四者共同促进了知识生产权的结构性开放。

从本质上看，大众学术不是“学术的通俗化版本”，而是一种知识生产新生态。其核心特征是，知识生产的参与主体从“建制化的专业研究者”扩展到“拥有数字终端和探索精神的普通人”。这意味着，知识生产由一个少数人从事的相对封闭的专业性活动，转化为一个开放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过程。

大众学术带来的积极效应与风险隐患

大众学术最直接的积极效应，是推动学术成果向公共知识转化，促进知识普惠。专业学术传播长期依赖期刊、会议、专著等渠道，存在周期长、门槛高、覆盖面窄的局限，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难以进入公众视野。大众学术生态中，知识博主将学术话语“转译”为易于理解的多模态内容，公众通过评论、二创等方式参与知识再生产，由知识“消费者”转化为“产消者”。

此外，大众学术还构建了非建制化的公共讨论场域。2025年青海“昆仑石刻”事件中，不同专业学者与广大考古爱好者在互联网上展开跨圈层争鸣，众多网民以转发、评论等方式深度参与，展现出专业学术难以比拟的传播效率和认知多样性。一个小众的考古学议题从专业圈层溢出为现象级公共文化事件，折射出大众学术的开放性与参与性有助于达成更广泛的理性共识。

大众学术的“去建制化”特征，既是其宝贵的活力来源，也为其带来结构性风险。一是质量失控与伪科普泛滥。“去建制化”模式使知识生产失去了专业学术的同行评议、编辑把关等质量保障机制，人人都能成为知识生产者后，“谁来为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成为现实问题。二是算法逻辑与知识价值错位。在大众学术的生态中，算法成为主导中介，其底层逻辑是追求用户停留时长与互动频次的最大化，而非知识价值。三是商业利益扭曲知识传播逻辑。在利益驱动下，惯用科学概念包装的伪科普层出不穷，形成流量变现的灰色产业链，扭曲了知识传播的动机。

积极效应与风险隐患是大众学术这一新现象的一体两面。大众学术的良性发展，就是要在保留其开放性和参与性的前提下，建立与数字传播生态相适应的质量保障机制和公共讨论规范。

在规范与激活中寻找治理的动态平衡

讨论大众学术的治理之道，必须认清大众学术与专业学术的关系。当前，大众学术在知识传播层面已经主流化，但在知识生产层面，专业学术仍有大众学术无法替代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学术的本质在于“求真”，专业学术通过同行评议、可重复性检验、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讨论等不断修正错误，而大众学术缺乏系统性的纠错机制；第二，专业学术通过知识积累，逐渐形成系统知识谱系，而大众学术的知识生产往往是“点状”的、即时的，难以形成学科沉淀；第三，专业学术通过主体身份、研究经费等建制，为长周期深度研究提供了制度保障，而大众学术天然倾向于“短平快”，难以产生基础性研究的重大突破。由是观之，专业学术将继续主导知识的认证与积累，大众学术则主导知识的传播与公共化，知识传播与生产的版图正在从“单中心”走向“双轨制”。

大众学术的治理逻辑不在于“谁替代谁”，而在于促进健康发展，使知识传播与生产更加协调有序。一方面，推动平台强化管理责任，建立健全知识性信息的审核与监督机制，能够对伪科学、反科学信息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向“主动育优”转型，将内容的专业性、原创性、社会价值等参数纳入推荐模型，用算法逻辑的“隐形编辑方针”引导知识生产规范发展。另一方面，引导公众树立作为知识传播和生产主体的责任意识，建立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媒介素养和学术素养，强化观点需要证据支撑、结论应当接受检验、错误应当被承认和修正、学术讨论需要“更好的论据”而非“更大的声音”的认识，推动公众成为良好知识生态的守护者。

归根结底，大众学术的治理要在“规范”与“激活”的张力中寻找动态平衡，形成以公众为主体、以平台为枢纽、以法治为底线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推动大众学术成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生力量。

走知识生产与人民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大众学术的兴起不是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知识生产与人民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在这一优良传统中理解大众学术，包括几个重要维度。

人民性是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从“为人民做学问”到“让学术成果惠及广大人民”，人民性始终是这一传统的价值核心。大众学术正是这一立场在数字时代的规模化展开。

实践性是认识论根基。我们党从来不把知识生产视为书斋里的孤立活动，而是将其锚定于社会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明确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大众学术使科学爱好者、基层工作者、技艺传承者等普通人，得以将其实践经验转化为公共知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植于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之中。

群众路线是方法论路径。知识的来源不应局限于学术组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重要的知识生产方法论。特别是一些地方性知识，如方言、民俗、民间技艺、地方史等容易被专业学术忽视，但在大众学术生态中却能找到积极参与者。此外，在需要大规模观测的数据密集型领域、需要多元认知框架碰撞的交叉创新领域，大众学术的分布式参与和认知多样性都具有独特优势。

开放性是时代要求。知识生产是在与时代、与世界的对话中不断发展的。当前，全球知识竞争激烈，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影响仍在，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如何营造一个开放的知识生态，既保障知识的可靠性与普惠性，又保护大众参与知识生产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让专业学术与大众学术在分工协作中形成合力，这是我们在世界知识竞争与大国博弈中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信息传播学院院长）

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中实现人生价值

时代楷模作为先进模范的杰出代表，是激励全社会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无私奉献的精神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时代楷模张富清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要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他还深刻指出，“我们的事业就是靠英雄模范、先进人物作为生力军和骨干来推进的”，“要充分发挥各方面英模人物的榜样作用，大力激发社会正能量”。这些重要论述为深入理解是什么精神塑造了时代楷模、怎样传承时代楷模精神进而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根本遵循。

时代楷模并非凭空产生，不是简单依靠荣誉表彰塑造出来的精神符号，而是个体价值追求、长期实践坚守与时代发展需求融合的结果。奉献精神是贯穿时代楷模精神品格的核心要素。作为一代代先锋模范坚守初心、服务人民的精神特质，时代楷模群体所展现的奉献精神，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善举，不是短暂的道德表演，而是在长期实践中沉淀、内化为人格自觉的价值选择。这种精神滋养淬炼了品格，校准了价值，锻造了时代楷模。

奉献精神的首要标尺，是回答“为谁奉献”的根本问题。时代楷模的共同特质，就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党和人民的事业置于个人得失之上。黄文秀研究生毕业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主动奔赴条件艰苦的百色担任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她遍访全村贫困户，手绘贫困户地图，摸清每一户群众的困难诉求，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千方百计带动群众增收脱贫。虽在一场山洪中因公殉职，但她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无私的奉献精神。当个人发展机遇与群众的迫切需要发生冲突时，奉献精神指引她跳出个人发展考量，将服务群众作为人生选择，彰显了时代楷模的为民奉献精神。

奉献的考验，更多不在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而在日复一日的琐碎与艰辛之中。钱海军是国网慈溪市供电公司一名普通客户经理，20多年来坚持无偿为孤寡老人、困难群众提供电力志愿服务。他手机常年保持24小时开机，无论寒冬酷暑、深夜凌晨，只要群众有电力维修求助，他都第一时间上门，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志愿服务仅依靠个人力量还不够，钱海军以自身行动感召身边人，组建志愿服务团队，带动上千名志愿者参与惠民服务，把一个人的奉献扩展为一群人的坚守。支撑这种志愿服务的，正是奉献精神所铸就的思想定力。奉献精神消解了“付出就要回报”的功利主义考量，让平凡岗位上的长期坚守成为可能，在点滴坚持中塑造了楷模形象。

奉献常常伴随着牺牲，践行奉献精神，意味着主动迎接风险挑战，在攻坚克难中扛起责任。黄诗燕在地处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炎陵县担任县委书记八年，走遍全县所有村落，深入深山调研，立足本地资源发展黄桃等特色产业，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带领全县人民实现脱贫摘帽。山区脱贫攻坚任务千头万绪，矛盾难题层出不穷，没有迎难而上的担当，就无法完成艰巨任务。奉献精神赋予人直面困难的勇气，让个体能够主动扛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在攻坚克难的实践淬炼中，成长为群众信赖的时代楷模。

奉献精神塑造了时代楷模，时代楷模彰显了无私奉献的人性光辉。发挥时代楷模示范引领作用，目的就是推动奉献精神持续传承、落地践行。传承不是简单的口号宣讲，而是要搭建载体、完善机制，推动楷模精神从个体品格转化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融入基层治理、岗位实践、社会生活之中。

做好榜样叙事的深度阐释，避免典型宣传流于表面化、碎片化。宣传不能仅停留在好人好事的简单罗列，不能缺少对其背后精神价值的阐发。传承奉献精神，要深入挖掘时代楷模事迹背后的初心逻辑，把先进事迹置于时代背景中来解读。解读张桂梅，不能只看她创办女高的结果，更要读懂她“改变山区女孩命运，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执着追求。张桂梅殚精竭虑办学，十几年间帮助上千名山区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这不只是个人善举，更是教育扶贫的典范，需要深入挖掘其深层逻辑，让受众理解奉献精神不是道德苛求，而是立足岗位、践行初心的价值选择，以此增强精神感召力。

立足岗位，推动奉献精神常态化落地。奉献不是少数英雄模范的专利，而是每个普通人都可以在本职岗位践行的价值追求。钱海军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钱海军不仅个人坚持做好志愿服务，而且依托基层党组织搭建平台，把个体奉献转化为组织化、体系化的为民服务机制，形成“六心六型”实践范式，为各行各业常态化践行奉献精神提供了样本。其一，秉持工匠心，锻造卓越型基层党组织。只有精通业务，才能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弘扬奉献精神，就要鼓励以专业能力支撑奉献担当，锻造精益求精、精耕细作、追求卓越的工匠心，全面打造本领过硬、作风优良、实绩突出的卓越型基层党组织。其二，秉持热诚心，锻造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奉献精神最直接的体现，是对群众饱含温情，把群众小事当作大事来办。践行奉献精神，就要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始终心系群众，持续建设全心为民、暖心惠民的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其三，秉持坚韧心，锻造攻坚型基层党组织。民生难题很难一次性彻底解决。践行奉献精神，要常怀不惧琐碎、不畏辛劳、不弃微小、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坚守之心。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要敢于直面基层治理难点、民生服务堵点、改革发展痛点，持续锻造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攻坚型基层党组织。其四，秉持探索心，锻造首创型基层党组织。时代环境在变，群众需求在变，奉献的形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服务方式，提升服务效能。弘扬奉献精神，要有勇于创新、善于突破、先行先试的探索心，不断创新服务载体、优化治理方式、完善工作机制，全力打造敢闯敢试、勇于突破的首创型基层党组织。其五，秉持拼搏心，锻造战斗型基层党组织。新征程上任务艰巨，需要敢打敢拼、敢闯敢干的奋斗姿态。弘扬奉献精神，要发扬苦干实干、奋勇争先、不屈不挠的拼搏心，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斗型基层党组织。其六，秉持奉献心，锻造志愿型基层党组织。楷模精神传承的最高境界，就是实现从“一人奉献”到“人人参与”的转化，让奉献成为社会风尚。弘扬奉献精神，既要有个人率先垂范、无私无我、甘于付出、薪火相传的奉献心，更要持续建设全员参与的志愿型基层党组织，从一人行善带动千人同行，从个体奉献发展团队志愿，形成星火燎原的志愿格局。

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文化生态，夯实奉献精神传播的社会土壤。在社会思潮多元交织的当下，功利主义、精致利己等观念依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奉献精神的感召力。这就需要持续发挥时代楷模的示范作用，通过理论宣讲、事迹展览、故事传播等多种方式，持续讲好楷模故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普通群众见贤思齐，自觉对标时代楷模，把奉献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奉献精神，不是否定合理的个人利益，而是引导人们跳出纯粹利己的思维，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把研究人和研究事结合起来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带上‘望远镜’、‘显微镜’，对干部近距离接触、多角度考察；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部，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干部服气。要把研究人和研究事结合起来，避免从抽象到抽象，凭感觉下结论。”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知事识人、人事合一的科学工作方法，破除了干部评价中主观化、概念化、片面化的弊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基层治理、改革发展、民生保障任务艰巨，干部履职场景更加多元复杂。唯有坚持研究人和研究事深度融合，以事察人、以人观事、人事互证，才能客观公正评价干部德才表现、担当实绩，为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提供坚实保障。

甄别贤能、选用良才，自古以来便是治国理政的大事。《资治通鉴》有言，“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点明识人用人的根本在于求真务实、据实评判。人是干事主体，事是履职载体，干部的品行能力、作风担当，只能在具体实践、为民办实事中真实显现。要防止人事分离，重材料轻实绩、重印象轻口碑、重静态标签轻动态表现等问题，避免造成主观臆断、识人失真。紧扣人事相融原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科学方法、多维视角、务实举措精准识人选人，切实把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实绩起于实干，担当见于躬行。坚持以事察人、凭绩论才，是摒除主观臆断的治本良方。人的综合素养并非一成不变，会在履职干事的历练当中逐步显现。如果只靠抽象印象去评判，就很难看清真实水平，必须立足实践审视研判，让识人评价建立在客观理性的实践之上。“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品评人物不可依托虚浮辞藻，务必以实际成效作为凭据。识才不能囿于机关案牍之间，更不可凭口头汇报仓促定夺。考察的脚步应当奔赴攻坚前沿，扎根基层一线，驻足民生现场。紧盯重点任务推进脉络，静观危难时刻抉择取舍，体察琐碎事务中的坚守。善辨显绩与潜绩，兼顾眼前成效与长远基业，既看见落地见效的现实硕果，亦体察润物无声的奠基之功。于一桩桩实事之中丈量干部格局，以一件件实绩筛选勤勉笃实的实干良才。

人心藏于表里，才干显于境遇。仅凭一隅见闻、片刻接触，难以窥见干部完整面貌，要从近距离、多角度考察。人的外在表现常受环境左右，若仅从单一维度去观察，很容易陷入认知盲区。仅凭碎片化印象下结论，难免夹杂主观偏见。唯有跳出固有视角，多方信息交叉印证，才能降低主观误判，还原事物本貌。既审视其一贯表现，观察其大局襟怀与恒久定力，不以一时得失轻下断语；又聚焦细微之处，留意处置难题、日常处事的点滴细节，甄别潜藏短板与不足。统筹日常考核、专项督查、急难历练等多方信息，兼顾八小时内外言行举止，做到远近互证、表里相察，描摹丰满立体的干部画像。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群众身处治理末梢，对干部作风品行感受最为真切。为民干事成效如何，群众最有发言权。很多工作做得实不实、作风好不好，纸面材料难以完整反映，长期打交道的群众感受最直接。重视群众的评价声音，就是从为民服务的原点看人，避免只看工作表象，真正读懂干事背后的为民初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把群众的真实感受作为衡量履职成效的重要标尺，从群众的真切评价中体察干部本心。干部品行优劣，群众自有公论。要走出机关大院，走进村居街巷，静听坊间乡语。广泛听取基层干部、服务对象的真切心声，体察干部纾解民忧、待人处事的本真状态，检视其清正自持的操守底线。把群众获得感、认同感作为重要评判标尺，于乡谈俚语之中读懂干部为民初心，遴选出心系百姓、扎根乡土的务实公仆。

美玉需经千琢，贤才贵在久察。识人辨才绝非朝夕之功，唯有持之以恒跟踪考察，方能实现识人与育才双向共进。人的成长需要时间沉淀，能力在持续历练中不断增强，心性于反复磨砺中逐渐成熟。短暂考察只能捕捉某个节点的状态，长期跟踪才能看清变化轨迹，准确判断成长潜力，防止仅凭一时表现仓促下定论，做到识才与育才同步推进。“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不经世事磨砺，才干高下便无从分辨。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以长期跟踪观察的方式，持续记录干部履职情况。看一看平常岗位上能不能坚守，繁重任务面前能不能坚持，随着阅历增长取得哪些进步。依靠长期持续的观察，树立踏实干事的用人导向，形成识人、育人、用人的良性循环。

为什么说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

提问：顾伦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请问，为什么说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

解读：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这一重要论断，把市场从经济运行的交易机制和场所空间，提升为国家发展的主动性战略资源，为理解现阶段中国经济政策重心的转变提供了根本遵循。国际上常把中国市场的稀缺性称作“稀缺中的稀缺”。弄清这份稀缺性从何而来，直接关系到当前与未来宏观、微观经济政策的着力方向。经济工作的主要矛盾已经从供给短缺转向有效需求不足与供求结构失衡，经济政策的重心也应当从扩充产能转向壮大市场和调节结构。认清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就是认清这一转变，也就认清了政策发力的方向。

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决定资源稀缺性的排序

稀缺资源的排序，由经济发展的短边规则决定。非均衡经济学揭示，在非均衡市场中，实际交易量取决于供给与需求中较少的一方。谁处在短边，谁就是那个阶段最稀缺、最需要被补上的资源。经济发展阶段一旦跨过某个门槛，这种短边就会从一端移到另一端。

在短缺经济时代，为了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求我们持续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能力和提升供给力度，因此，这个阶段最稀缺的资源必然是与投资、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直接相关的要素，如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技术学习与创新能力等。这个时代的现实经济总量受制于供给水平，用一句简明的等式表达，就是“供给总量等于实际的经济规模”。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必为销路发愁，扩产本身就意味着增长。经济政策的重心相应地落在要素筹措、项目布点与产能建设上，赶超型产业政策正是这个阶段的产物。短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思维惯性，比如重视积累而轻视消费、重视数量而轻视质量、重视产出增长而轻视市场建设，都有这一阶段的现实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就经济领域而言，表现为数量短缺不再是经济运行的常态，结构优化、质量提升和效率提高才是经济政策追求的目标；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也从生产者主导的卖方市场转向消费者主导的买方市场。经济增长的重点也随之从供给端移到了需求一侧，约束经济规模扩张的因素从厂房和生产线转为订单和购买力，经济等式也随之改写为“需求总量等于现实的经济规模”，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经济增长的上限，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决定产业升级的方向。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完成了这一转换，我国供给能力的形成速度越来越快。微观上表现为企业只要拿到订单，绝大多数商品与服务很快就能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供给大于需求的买方经济格局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电商平台等新兴行业，也先后陷入价格战。这说明产能约束已经让位于市场需求的约束。由此产生的经济政策的含义十分清楚，扩大内需需要超越短期调节政策的范畴，作为中长期战略来对待，并以此为主线统筹财政、货币、收入分配和产业政策，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更多承担适配需求结构变化与升级的职能。

市场资源是我国必须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的巨大优势

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经济最具确定性的资源禀赋。14亿多人口、超过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构成了全球成长性最好的消费群体。2025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0.1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其中商品零售额为44.32万亿元，增长3.8%，规模位居世界第二位。这个规模意味着创新发展中出现的新技术、新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应用场景并进行迅速的技术迭代，企业的固定成本也可以在更大的批量上摊薄，更容易达到最小最佳规模。

完整的产业体系与不断增长的居民收入水平，共同支撑着强大国内市场的功能优化。我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的全部工业门类，产业链上下游在国内就能形成完整的配套，中间投入品的采购半径短，交易成本相应降低。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两年超过1.3万美元，我国居民消费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消费持续扩张，需求结构正在向高端化演进。经营主体超过1.8亿户，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它们最贴近多样化的本地需求。这种供给能力与需求潜力规模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则是把潜在市场规模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关键因素。过去我们常说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其实这个市场在很长时间内更多是“潜在的”大，是“加总”意义上的市场规模大，而功能化的强大国内市场尚在形成之中。目前我国总体上的市场规模虽然已经不小，但这个市场总体上还处于行政分割和地方保护的状态，企业难以在其中展开常态化的市场竞争，也难以真正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指向的正是要补齐这一短板。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统一只是手段与工具，规模壮大与功能强化才是市场建设的目的所在。

市场优势是一种可以转化为多重能力的资产。规模上来以后，标准制定权、规则话语权和产业议价权会随之增强，企业在本土市场积累的规模和经验，还会延伸为对外投资的竞争力。

不断巩固和增强我国市场优势，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提供雄厚支撑

巩固和增强市场优势，是新发展格局能否形成的决定性条件。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在于国内大循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主导和牵引国际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物质技术基础，而全国统一大市场既让产业体系的产出能够在内部循环中顺利实现价值，也为双循环提供交易制度支持和空间载体。独立自主、安全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全国统一大市场合在一起，大国经济的内部循环才真正立得起来。壮大市场规模与容量、强大市场功能，因而处于第一性的位置。

从实践意义上看，市场优势的强弱直接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区间。经济周期的波动可以由财政和货币政策来修复，修复的效果却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厚度。市场容量足够大，同样的财政支出能够转化为更多的订单和就业；市场容量偏薄，政策的效果就容易在传导中衰减，甚至出现流动性在金融机构内部空转的现象。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前提是需求端有足够的吸纳能力。这就是要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历史过程的道理所在。市场规模的扩大还会带来一层连带效应，即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也越大。“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深化—生产率提升—市场再扩大”这一循环一旦启动，经济增长就获得了内生的动力。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优势，也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为了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有为政府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同时用力。

第一，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经济周期因素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政策实践表明，单靠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条腿走路，流动性在预期偏弱时期难以进入实体经济和居民消费领域。财政政策的力度需要适当加大，通过政府支出迅速转化为总需求，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向居民和中小企业注入一定的流动性。

第二，深入实施微观经济政策改革，把初次分配领域劳动与资本比率的调整作为基础性制度创新。扩大内需的根本在于提高居民收入，而提高居民收入仅靠再分配领域的税收、信贷、转移支付等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推进改革。初次分配领域中形成的不公平，如果等到再分配环节再由政府强力干预，那么既要耗费财政资源，效率也偏低，还容易滋生腐败。改革的重心在于摆正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劳动者收入、消费、福利和保障放到经济发展政策更为突出的位置，让经济增长成果同步用于提升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

第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供需在结构上的适配性矛盾。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原则，放松市场管制，引导企业根据需求结构升级的信号自主调整产品与服务。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壮大，以新技术主导新产品供给。同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发挥中央主导型产业政策的作用，主动调整优化重点领域的供给结构，坚决抑制新兴支柱产业领域盲目重复建设、非理性恶性竞争，一体化推进政策统一、规则一致、行动协调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大河浩荡，万里入海。黄河，承载着中华民族太多的光荣和梦想。作为千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主持召开三次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把舵领航。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山东省东营市考察，实地了解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情况，就黄河口生态保护治理、盐碱地综合利用、服务保障能源安全、安居富民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东营市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扛牢黄河入海口城市责任担当，以争一流站排头、当先锋作表率的标准要求，奋力书写服务保障“国之大者”的优秀答卷，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流域添彩。

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样板区。黄河入海口是黄河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拥有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保护黄河口湿地作为一项崇高事业，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发扬光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增光增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以高质量创建黄河口国家公园为牵引，优化整合自然保护地，科学划定管理范围，一体推进水、林、田、草、湿地、滩涂、海岸线严格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守护好大河之洲。坚持用生态的办法治理生态，探索形成“陆海统筹、系统修复、综合治理”黄河口湿地修复模式，达到“一次修复、自然演替、长期稳定”良好效果。黄河三角洲是万千生灵的共同家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实现互花米草治理动态清零，加强东方白鹳、黑嘴鸥等关键物种栖息地保护和原生植被、海洋生物资源保育，野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持续增长，黄河口候鸟栖息地入选世界自然遗产，秋冬季“鸟浪”奇观火爆全网。正确处理依法保护和科学利用的关系，坚持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积极拓展“两山”转化路径，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丰富研学游等文旅融合业态，推动河海交汇、新生湿地、野生鸟类、盐地碱蓬等特色生态资源全民共享。

坚持“以种适地”与“以地适种”双向发力，建设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区。黄河流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支撑带，也是我国盐碱地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坚持优种改地相结合、农机农技农艺相融合，全力攻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探索综合利用的路径模式，推动盐碱荒滩变身“大粮仓”，助力端牢粮食饭碗。发挥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引擎作用，建立完善辐射全国的协同创新体系，推进“有组织科研”和“育繁推”一体化，推动重大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改良、生态利用，高标准完成国家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综合利用试点任务，探索形成轻度盐碱耕地粮食作物丰产稳产、中度盐碱耕地油饲棉作物提质增效、重度盐碱地适生植物生态化利用、盐碱荒地工程化改造与设施种养技术模式，为黄河流域乃至全国不同梯度盐碱地治理提供“东营经验”。盐碱地不仅变身稳产高产的“大粮仓”，更是孕育特色产业的“金土地”。深挖盐碱地农产品独特价值和功能特性，实施农业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壮大黄河口大米、滩羊、对虾、大豆、大闸蟹等特色产业，“黄河口农品、盐碱地特产”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坚持传统能源和清洁能源“两条腿走路”，建设新型能源经济示范区。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能源流域”，集中布局了多个国家级能源基地。东营因油而设、因油而建、因油而兴，是胜利油田的主要产区、渤海油田的重要产区，以打造油地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为引领，全力支持保障油田稳产增产及重大项目落地，着力打造国家油气安全战略保障基地。多能互补是推进能源系统从“单兵突进”向“系统集成”迈进的必由之路。一体推进风光储氢地热等新能源发展，加快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一体化基地、渤中海上风电基地、千乡万村驭风行动项目建设，可再生能源装机提升至总装机容量的近七成，新型储能规模居山东省首位，地热供暖面积达到实际供暖面积的三分之一。协同推进新能源产业化和产业新能源化，加快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绿电绿氢重化工园区用能互动示范项目建设，打造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全产业链示范基地，有序开发零碳城市、零碳化工、零碳乡镇、零碳油区等场景，持续优化高比例、大规模绿电消纳生态，努力把绿电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人民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我们始终把为民服务作为根本使命、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既不断做大“蛋糕”、又切实分好“蛋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市人民。坚持民生投入只增不减、民生项目只多不少、民生保障只升不降，每年办好一批小切口、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持续推动社会事业扩面提质，连年提升保障救助标准，不断增强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坚持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探索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村企结对等共富路径，因村制宜建设“益企共富”“共富工坊”等共富平台，推动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产业链上增收。锚定高品质人居空间、高颜值城乡风貌、高品位群众生活，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幸福家园建设，有序推进城市片区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加快建设完整社区、精治小区，推动城市绿道、健身步道贯通，基本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坚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规划连片实施、要素连片整合、产业连片发展、设施连片建管、服务连片优化、治理连片增效，打造沿黄沿海盐碱地特色的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作者系山东省东营市委书记）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是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加快推进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当前，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我国自然灾害频次明显增加、灾害强度明显加大，自然灾害防治面临的形势严峻复杂。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是突发事件处置的“大脑中枢”，能够实现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应急力量、资源、信息的有机整合，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突发事件的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和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

《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和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作出具体部署。应急指挥部建设是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对于有效开展大范围、高强度的应急组织指挥，提高突发事件应对效率与效能，减轻重大突发事件的损失与影响，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系统性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运行效能。国家应急指挥总部统筹全国应急资源、统筹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指挥重特大突发事件处置，其运行效能直接关系到突发事件处置的最终成效。提升国家应急指挥总部运行效能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统”的职能主要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等议事协调机构承担，统一领导、统筹指导、综合协调。“分”的职能仍由各成员单位、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承担，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认真履行各领域防汛抗旱、事故灾害防治以及灾害发生后早期的应急处置。应急管理部门要切实承担起上述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职能，统筹协调、综合管理，充分调动各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共同做好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各项工作。

分层级提升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核心要义就是要求地方就近指挥、承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主体责任。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具有时间、空间和信息上的优势。《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设立地方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专项指挥机构与现场指挥机构等内容，为提升地方各级应急指挥部运行效能提供了依据。切实健全建强地方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由本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负责统一指挥协调本地区的应急管理工作。明确地方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对相关类别突发事件的组织、协调与指挥的职责，健全现场指挥机构统一指挥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的职责清单。充实乡镇（街道）等应急管理组织机构、人员，增强村（社区）应急管理组织动员能力。

完善中央、地方分级指挥和队伍专业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模式

我国应急救援力量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为主力、专业救援队伍为协同、军队应急力量为突击、社会力量为辅助，在应对处置过程中到场救援力量通常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规定“突发事件应急指挥实行中央、地方分级指挥和队伍专业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机制”，要求“所有进入现场的应急力量、装备、物资等服从现场指挥机构统一调度，其中相关应急力量按规定的指挥关系和指挥权限实施行动，确保相互衔接、配合顺畅”。《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健全灾害事故救援现场指挥部统一指挥和专业指挥制度机制作出部署。这些规定考虑了不同救援力量指挥关系和指挥权限的复杂性，旨在解决应急处置现场多头指挥、各行其是的问题。既注重确保现场分级指挥整体运行效能，又注重专业指挥的自身特点，要求有关力量以完成规定的任务为目标，确保相互衔接、配合顺畅。

完善中央、地方分级指挥和队伍专业指挥相结合的指挥模式，必须规范现场指挥机构和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与协同联动机制。制定各类救援力量参与应急处置的具体标准。由应急管理部门牵头，明确将不同队伍纳入专业指挥的调度规则、条件、程序，提升协同作战的默契度。搭建互联互通的智慧指挥平台，整合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资源与专业救援队伍的现场终端资源，保证分级指挥的决策端能够直接了解现场具体情况，专业指挥端能够及时接收上级的命令要求，从整体上提升运行效能。加强应急预案和权责清单编制，细化权责衔接规则，针对自身的风险特点和风险类型，明确不同响应级别下分级指挥的牵头主体、决策权限，特别明确专业指挥的启动条件、指挥权责，从制度层面避免不同指挥部权责不清问题。

健全应急指挥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工作机制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必须注重健全相关具体工作机制。

健全“分级负责、属地管理”指挥工作机制。《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了应急指挥工作体系中“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责任主体。“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的核心内容包括：初判发生特别重大或者重大突发事件的，原则上由事发地省级党委和政府组织指挥应对工作；初判发生较大、一般突发事件的，原则上分别由市级、县级党委和政府组织指挥应对工作。涉及跨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联合应对或者共同的上一级党委和政府组织指挥应对工作。超出本行政区域应对能力的，由上一级党委和政府提供响应支援或者指挥协调应对工作。必要时，由国家相关应急指挥机构或者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新成立国家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协调应对工作。

完善应急指挥级别确定机制。建立科学的应急指挥级别评估标准，包括事件的性质、影响范围、潜在风险和社会反应等。在事件性质方面，应明确不同类型事件的基本特征，如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分别制定相应的响应级别标准。例如，自然灾害可根据其强度和造成的损失分为不同级别，而公共卫生事件则根据感染人数和传播速度来评估响应指挥级别。这种分级能够提高应急响应的针对性，确保不同类型事件得到相应的重视和处理。在影响范围和潜在风险的评估中，可以采用量化指标来衡量。例如，影响人数、经济损失、环境破坏程度等都可以作为重要指标。通过建立模型对这些指标进行综合评估，为应急响应级别的确定提供数据支持。

优化应急指挥信息共享机制。这一机制应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等多个环节，确保各类突发事件的信息能够迅速、准确地传达到各级应急指挥机构和相关决策者。建设涵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多领域的全国性的应急管理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各类应急信息，确保信息的实时更新与共享。信息共享平台应配备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帮助决策者进行快速的风险评估与决策支持。

建立指挥人员分类培训机制。以“练”为抓手，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指挥人才队伍。加强国家应急指挥总部的值班人员、调度人员、决策人员常态化分级分类培训，提升信息接报、态势研判、部门协同、临场快速决策、应急指令精准下达等实战能力。把统一的应急指挥全流程标准规范作为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接报的要素口径、指令下达的格式规范、处置反馈的时效要求等。

规范应急指挥机构和社会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

应急管理需要社会应急力量广泛参与，包括事前教育培训、应急社区建设、灾害风险识别；事中生命救援、安置转移、心理抚慰、医疗救助；事后家园重建、生计支持等。要完善社会救援力量参与应急救援现场协调机制，规范引导有序参与应急救援行动，形成党委和政府与社会的应急高效协同联动。当前，我国社会应急力量初具规模，政策制度逐步建立，应急能力稳步提升，救援救助成效明显，已经成为我国应急力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应急指挥机制的重要内容。

从现实看，要完善社会应急力量现场协调机制，规范现场指挥机构和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针对社会救援力量，要求完善参与应急救援现场协调机制，规范引导有序参与应急救援行动；针对各类应急队伍，要求健全协作配合机制；针对进入现场的应急力量，要求确保相互衔接、配合顺畅。相关要求有利于在现场真正建立起“一盘棋”机制，相互衔接配合，必要时相互组合和融合，实现协调联动，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并实现应急救援行动目标。强化协同配合，加强与协调联动机制各成员单位沟通联系，建立工作联络、工作会议和应急预案制度，深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参与重特大灾害抢险救援行动现场协调机制建设，规范救援行动，做好社会应急力量参与救援救助的统筹、协调、管理等工作。加强党委和政府与社会应急力量之间日常的沟通协调，确保灾害发生时，形成一种有效匹配的行动机制。

从长远看，要注重社会应急力量应急理论和救援技能培训。政府负责指导社会应急力量的专业化培训工作，设置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的培训内容，提升应急志愿者的专业救援能力，提高应急志愿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针对专业应急志愿者建立参与应急救援的专业标准，如风险比较高的山地救援和水域救援，建立专业化培训课程体系，严格规范应急志愿者的搜救救助行动，降低人身伤害风险。

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是对整个应急指挥逻辑的系统性重塑。只有真正打破部门之间、层级之间、区域之间的指挥壁垒，才能在面对各类复杂复合型突发事件时，实现全主体、全要素的快速协同响应，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应急处置任务。这不仅是提高应急处突能力的核心要求，更是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根本保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

传承弘扬长征精神推动新时代国有资本运营高质量发展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资国企奋进新征程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国新）深刻认识到中央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长征精神的传承者、践行者和弘扬者，必须紧紧聚焦使命职责，坚定不移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永远铭记党和红军的丰功伟绩，坚定历史自信

作为一家年轻央企，中国国新红色基因传承脉络清晰。所属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国印刷有限公司，与1931年成立的中央印刷厂的红色根脉一脉相承。

在革命摇篮中诞生。1931年，面对国民党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中央印刷厂在瑞金艰苦创办。全厂设置排字、铅印等生产部门，克服物资匮乏的重重困难，承印《红色中华》和苏维埃票证，把党的声音传遍中央苏区，保障了新生红色政权的有效运转，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初心和历史担当。

在长征险途上坚守。1934年，红军开启战略转移，中央印刷厂几十名同志随军出发，他们不畏饥寒困苦、突破围追堵截，大部队休整时便抓紧刻蜡纸、抢印传单。关键历史时刻，他们承担赶印遵义会议决议的重任。战士们“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让党的声音在二万五千里征途上始终鸣响。

在窑洞灯油下成长。1937年，中央印刷厂在延安清凉山重建。面对缺电、缺纸、缺墨的困境，工人们就地取材，以马兰草造纸、废油渣制墨，以人力摇机，把车间搬进窑洞与防空洞内。即便遭遇敌机轰炸，也全力抢救设备，坚持刊印革命材料，为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作出重要贡献。

在时代变迁中转型。1949年，延安骨干在2个多月里重建北平新华印刷厂。进入新世纪，落实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将生产部分外迁，在原厂址改造“新华1949”文化金融与创新产业园，让红色工业记忆焕发时代活力。201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整体划归中国国新，成为国有资本运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深刻领悟弘扬长征精神的时代要求，汲取奋进力量

回望中央印刷厂的烽火征程，那些在铅与火中负重前行的战士，为伟大长征精神增添了生动注脚，也为我们做好改革发展工作带来了历久弥新的深刻启示。

坚定理想信念，做到信仰如炬。党的印刷事业开创者祝志澄，率印刷骨干随队长征，三过雪山草地、历经九死一生。面对设备被迫掩埋、队伍屡经改编，他坚定如磐，怀着“总有重排铅字的一天”的信念，始终守护印刷事业的火种。这启示我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作为党领导下的中央企业，中国国新一切工作都要站在党和国家大局高度，以实干实绩诠释对党绝对忠诚。

不怕牺牲、不畏艰难，做到艰苦奋斗。长征初始，战士抬着沉重的铅字箱、印刷机随军突围，为了掩护运输小队，许多红军战士献出了生命。到达陕北后，他们迅速重启印刷，为党的宣传事业作出重要功绩。这启示我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共产党人鲜明的底色；中国国新因改革而生，越是改革发展任务艰巨，越需要发扬斗争精神，敢啃硬骨头、敢打攻坚仗。

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勇闯新路。湘江战役后，大量设备被迫丢弃掩埋，印刷队伍一度“无米下锅”。红军没有死守教条，而是因陋就简，提出“用木炭、毛笔，在墙壁上、木板上，每天每人至少写一条”。这种务实精神，让革命宣传突破限制、覆盖到沿途村镇。这启示我们，实事求是是抓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论。国有资本运营业态多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在识变应变求变中不断闯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顾全革命大局，做到执行有力。湘江战役之后，中央决定精简整编部队。这支历经血战的队伍，面对战友分离、设备舍弃，没有讲条件、打折扣，而是闻令即行、使命必达。这启示我们，严密的组织体系需要共同信念的支撑。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国国新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做到顾大体、识大局，闻令而动、听令而行，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

紧紧依靠群众，做到休戚与共。1935年，江西于都县群众冒着巨大风险，秘密掩护保管留下的部分铅印器材，更有群众为此被敌军残忍杀害。此后，群众后代长期看护设备，最终把珍贵文物无偿捐赠地方博物馆。这启示我们，人民的信任是党最深厚的执政根基。中国国新运营的是国有资本，必须把企业发展同国家繁荣、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紧密相连，切实扛牢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牢牢把握走好新长征路的使命担当，创造光辉业绩

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肩负着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职责使命。中国国新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在推进国有资本运营改革中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坚持党的领导，在强根铸魂中夯实发展根基。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两个一以贯之”，以高质量党建点燃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引擎”。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严把政治关、品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确保国有资本流动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胸怀“国之大者”，在服务大局中彰显央企担当。牢牢把握国有资本运营的政治属性，积极服务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好支持国资央企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自觉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构建国有资本优化布局、整合运作、创新孵化的专业平台。近年来，已累计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超3800亿元，其中集成电路领域超500亿元、原创技术策源地项目近700亿元。

发扬斗争精神，在改革攻坚中激发动力活力。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把党的领导融入治理全流程，构建“强总部、大运营、严监管”管控模式，实施差异化授权放权。纵深推进三项制度改革，树立“以业绩论英雄、向市场要答案”导向，深化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完善“强激励、硬约束”考核分配体系。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投资决策机制与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巩固用好风险管理“三道防线”，牢牢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坚守人民立场，在价值创造中体现人民至上。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在优先布局“卡脖子”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加大在财富管理、医疗健康、文化教育等民生相关领域投入。加强资源引导撬动，推动资本向民生保障、绿色低碳、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等集聚。高质量落实援疆援藏、乡村振兴等帮扶任务，更好履行社会责任。

新征程上，中国国新将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十周年为新起点，在服务国家战略、助力科技创新、深化改革攻坚、守护国有资本安全上担当作为，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贡献更大力量。

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这一内涵要义，深化实施中国华电“四力四推”高质量党建工程，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优势，为助力西藏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贡献能源央企力量。

锚定目标任务，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党章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公司党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提升政治领导能力把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第一议题”制度，实现“传达学习—研究部署—落实推动—跟踪督办—报告反馈”的工作闭环；胸怀“国之大者”，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真执行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让广大党员干部经历深刻思想洗礼、锤炼坚强党性。

提升科学决策能力管大局。牢记职责使命，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在西藏四件大事中谋划推进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西藏建设国家清洁能源基地战略机遇，坚持水风光储一体化，加快西藏清洁能源开发建设，成为在藏装机规模最大、新能源装机规模最大的发电企业，年发电量约占西藏全社会用电量的五分之一，能源保供“顶梁柱”作用充分彰显。抓实援藏帮扶工作，依托项目建设解决6500余人次农民工就业，为群众增收2.7亿元，实现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

提升企业治理能力保落实。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修订完善各类治理主体议事规则，动态优化调整“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权责清单，扎实推进董事会建设，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任务总体完成率100%，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健全完善。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培养使用优秀年轻干部，实施“8090”工程，干部人才“硬支撑”不断夯实。创新开展同级监督数字化应用研究，健全大监督格局，增强监督合力，政治生态持续优化。构建以风险防控为导向、合规管理为基础、内部控制为手段的一体化高效协同管理体系，风险防控能力有效提升。

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打造华电雪域先锋党支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公司党委着眼强化本部职能作用发挥、抓实能源安全保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以打造“华电雪域先锋党支部”为抓手，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鲜红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

聚焦示范引领，建设“四强”党支部。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也是机关党建的基础所在。公司党委在本部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落实责任为关键、以严管严治为基调、以推进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着力建设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的“四强”党支部。本部党支部用活用好“五度创建法”，持续提升本部党的建设质量，先后获中国华电示范党支部、公司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在推动公司系统党支部建设方面发挥了走在前、作表率的示范引领作用。

聚焦能源保供，锻造项目攻坚党支部。严格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把优化基层组织设置作为创新组织架构、严密组织体系的重要环节。在援建尼玛县光伏电站时，成立华电4588党支部，仅用100天时间就向当地群众提前一年兑现了光明暖冬的承诺；在风光电项目建设现场成立新能源项目联合党支部，构建“站网带”协同机制，攻坚推动世界海拔最高（5370米）的琼结风电项目高质量建成投产；在西藏最大内需电源项目DG水电站建设现场成立党支部，探索实施多级多维度党组织联建共建机制，凝聚参建各方力量，攻坚实现“一年四投、当年全投”，项目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聚焦乡村振兴，打造华电驻村党支部。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累计选派108人次党员干部参与驻村帮扶工作，帮助建强组织、发展产业。在昌都市江达县驻村一线成立华电驻村党支部，深入挖掘非遗文化资源，通过构建“党建+村集体经济”模式，把各方力量调动起来、资源整合起来，带动群众累计增收超2500万元，长期解决200余人就业。华电驻村党支部获评“中央企业基层示范党支部”，党建帮扶经验做法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带领所帮扶村从国家级贫困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建强堪当重任的先锋队伍。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公司党委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全链条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健全落实发展党员机制、党员管理监督机制、党员作用发挥机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锻造先锋队伍、凝聚先锋力量。

严格政治把关，提高发展党员质量。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政治吸纳，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立场、思想觉悟、价值取向。把发展党员工作融入中心工作，通过建立“双培养”机制，持续增强党员队伍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突出务实有效，加强党员日常管理。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制度，抓实基本培训，规范组织生活和民主评议党员，定期开展红色教育，持续强化党员党性锤炼。建立党员应急动员作用发挥机制，组织党员挺进金沙江堰塞湖抢险救灾核心区，为精准抢险救灾提供宝贵的第一手信息；高质量完成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灾后过渡性安置住房建设任务。加强党员网络空间言行管理，发挥党员在网络空间作用，推动正能量形成大流量。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引导党员争当先锋。扎实开展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行动，围绕重要生产经营任务和重大工程建设等，设立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和党员突击队，做实党组织联建共建，做优党组织书记领衔项目，组织党员开展“揭榜挂帅”、承诺践诺等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在党建赋能生产经营、促进乡村振兴中勇挑重担。制定党员先进典型专项培育方案，强化各类先进典型的培育选树，激励广大党员比学赶超，党员队伍中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作者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赋能企业减负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健全规范涉企执法长效机制，防止和纠正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涉企行政检查工作，将推进“综合查一次”改革列入省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和省政府重点工作。“综合查一次”改革，核心就是将分散在各行政部门的行政检查事项整合成“一件事”，让企业从疲于应付中解脱出来。安徽省自2025年6月在芜湖市试点、8月份在全省推开以来，企业负担明显减轻、检查效率显著提高，“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监管格局正在形成。截至2026年8月底，全省行政检查事项整合率71.59%，实施联合检查2.19万次，减少入企检查2.82万户次，涉企行政检查总量同比下降44.66%，问题发现率提升至29.67%。

制定检查事项一张清单。省市县乡四级4544家检查主体、24773项事项全面确权，共整合成9202个联查事项。对投诉举报等确需单独检查的，必须备案、全程留痕。下一步，重点让联合检查真正“串联”起来。一是司法行政部门会同省数据资源、市场监管部门推动从“按对象管”向“按行业管”转变，分行业类别建立企业数据库，进一步整合联查事项清单，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融入“综合查一次”改革，动态印发“综合查一次”暨双随机部门联合抽查工作计划。二是固化全省改革成效，推动省级层面立法，指导各市借鉴芜湖、阜阳等市经验，推动各地制定出台统一的制度文件，摸排本级检查事项，分批制定联查事项清单，压实牵头、参与部门职责。三是指导各市建好用好非联查企业库，印发典型案例，开展“一表通查”。入企前共享企业风险画像、历史检查及整改数据，制定统一联查方案，杜绝现场重复问询等问题。

执法检查“一码”通办。建成覆盖省市县乡四级的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入企检查先备案、后赋码，企业扫码即可知“谁来查、查什么”。检查结果实时上传，部门互认、不再重复。改革以来，全省亮码检查6.3万余次，涉企投诉同比下降35%，违规率不足0.1%。下一步，让检查标准真正“统一”起来。一是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出台涉企行政检查清单编制指引，构建“省级标准+市级补充”两级清单目录，事项名称、依据、范围、层级全面标准化。二是借鉴全国先进省份经验，各级行政执法部门梳理形成简单事项可委托检查清单，集中签订委托协议，实现委托检查有据可依。三是鼓励各级行政执法部门跨部门、跨领域联合发布统一标准，发布检查事项“一表通查”清单，明确填录责任主体。

联合检查只登“一次门”。推行“牵头统筹+专业执行”模式，跨部门联查率从13.6%提升至20.53%。非现场监管加速落地，生态环境非现场检查比例达35%、市场监管32%、应急管理28%。企业迎检时间从平均4小时/次压到2小时以内，成本降低约六成，问题发现率从17.91%提升至39.08%。下一步，着力让系统数据真正“贯通”起来。一是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开展系统对接专项工作，实现省级监管系统与省直部门业务系统、地市政务云平台全面贯通，让执法人员只进一个系统、只录一次数据。二是由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场监管、信访等部门，打通监管、信用、投诉举报等多维数据共享通道，健全分级分类的监管评价体系。三是由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各行政执法部门在省级层面先行制定非必要现场检查清单，建立“无感检查”程序、规则和标准，能在线的不到场、能远程的不上门。

提升基层行政执法质效。据统计，91.38%的受访企业认为检查频次适中，89.7%认为检查规范性提升，91.2%对改革总体满意。下一步，努力让基层力量真正“强”起来。一是结合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省委编制部门会同司法行政部门统筹优化人员编制配置，确保基层执法力量和执法监督力量与监管任务相匹配。探索跨区域调配，动态补强重点领域。二是推进各级行政执法协调监督机构实体化运行，推行行政执法监督员制度。三是制发全省行政检查管理系统应用指南、“行政检查码”操作指引、联合检查工作手册、行政执法文书模板等，指导规范开展联合检查。推行“同堂”培训，提升基层执法人员能力素质。专业性强的检查，可引入检验检测机构、科研院所提供技术支撑。四是组织开展年度联合检查效能评估，将整合率、联查率和企业减负成效、群众满意度等核心内容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建立基层执法干部容错纠错机制，制定容错清单，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

（作者单位：安徽省司法厅）

打造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围绕做好基础研究，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环境和生态

加强基础研究，形成强大原始创新能力，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基础研究快速发展，整体实力显著增强，进入全面提升、重点突破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顶层设计、投入保障、队伍建设和科研生态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良好环境，推动基础研究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原始创新能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一是顶层设计日益强化。2022年1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正式施行，“基础研究”独立成章。《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规划、方案文件，从法律和制度层面确立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源头和底座的战略地位，对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作出系统部署，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形成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的良好环境。二是多元化经费投入格局初步形成。中央财政稳步增长机制的建立，推动基础研究经费在规模、占比两个方面实现了双提升。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由2012年的499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年均增速超14%，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提升至7.08%，经费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企业投入不断增强，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超过1000亿元，社会捐赠也开始成为补充力量。国家基础研究资助体系逐步优化，实现目标导向与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的资助模式。三是基地平台布局日趋完善。建设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能级科研基地，以之作为攀登科学高峰的基础支撑，系统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同时，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重组优化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国家生物种质与实验材料资源库。建成散裂中子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等4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四是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我国基础研究人才规模已居世界第一位。2024年，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达59.7万人年，约为2012年的3倍，实现大幅增长。而且，约80%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45岁以下的青年人才承担，其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担当。顶尖人才持续增加，我国全球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从2014年的134人增至2025年的1406人次，全球占比达20%，位居世界第二。后备人才支撑有力，博士生招生、在校规模稳居世界首位。五是深入推进科技评价改革，坚决破除“四唯”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长周期评价等。持续落实科研放权减负、经费包干制等政策，科技部等部门先后实施三轮科研人员减负专项行动。健全科研诚信与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常态化整治学术不端、论文造假、评审打招呼等问题。

这一系列举措，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跨越式提升。基础学科发展取得标志性成就，凯勒几何两大核心猜想被成功证明，青年数学家荣获菲尔兹奖。前沿领域持续产出一批世界级原创成果，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量子计算机算力全球领先。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有力赋能产业升级，支撑以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为代表的“新三样”持续领跑，助力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产业迭代壮大。区域创新集群实力全球领先，2026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我国占据25席，多个核心创新集群稳居全球前列。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创新版图深度重构，国际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对标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我国基础研究创新环境仍存在结构性短板，“短周期、强考核”的资源配置逻辑尚不适应基础研究“长周期、高风险”的本质特征，原创性、颠覆性成果供给不足。一是投入结构失衡。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比重仍远低于科技强国15%以上的水平。更关键的是经费来源单一，如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不足10%，而美国约35%、日本约45%。而且，竞争性短期项目占比过高，稳定支持偏低，不利于长周期研究。二是顶尖人才匮乏，“有高原、少高峰”问题突出。全球前2%的顶尖科学家中，排名前100的中国内地仅3人。能开辟新方向的战略科学家稀缺，青年人才则因短聘期、频考核被迫转向“短平快”研究。三是评价与评审机制有待突破。分类评价落实不到位，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共用“同一标尺”。“打招呼”、小同行排斥等现象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另外，“帽子”与资源过度绑定，挤压了无称号科研人员的发展空间。四是科研生态与文化还在培育过程中。科研人员倾向追热点而非啃硬骨头，“圈子文化”与学术依附问题尚未根除。五是国际话语权不足。个别国家遏制交流，阻滞创新要素流动。我国主导的高水平国际合作项目偏少，在国际学术组织核心席位占比低，关键规则制定中发声渠道有限。因此，加强基础研究，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培育完善创新生态和环境，坚决破除科研生态中的顽瘴痼疾，加快形成有利于原始创新的土壤和文化氛围，让基础研究创新活力充分涌流。

强化原创导向。我国虽然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科研队伍和论文产出，但在“从0到1”的源头创新上还需要更多突破。一是资助布局强化原创导向。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合理统筹需求导向和自由探索类项目的资助比重。设置面向新奇科学设想的资助渠道，对暂时看不到明确应用前景但具备潜在科学突破价值的研究给予包容支持。兼顾主流前沿方向与冷门薄弱学科，为科研人员探索科研无人区留出资源空间，可探索在基金评审中设立少量“冷门领域保护性资助”。二是构建有利于原创突破的科研组织模式。对于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原创探索，可借鉴“揭榜挂帅”制科研资助经验，探索基础研究“里程碑式”弹性资助机制，在关键节点进行评估后决定是否延续支持。赋予领衔科学家更大的技术路线决定权和资源调配权，减少过程性检查，确保研究团队能够根据研究进展自主调整方向。三是评价体系充分体现原创价值。落实以成果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原则，降低论文数量、期刊档次在评价中的权重，重点评价研究是否提出新问题、形成新理论、发明新方法。针对开展高风险原创探索的个人或团队，合理拉长评价周期，客观看待研究过程中的失败，形成鼓励大胆探索的制度环境。

推动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从现实情况来看，基础研究重大突破越来越依靠多主体、多学科协同攻关。充分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合力，是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效能的现实路径。一是以国家重大科学目标牵引协同攻关。围绕事关长远发展的基础科学问题，统筹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创新力量，结合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点实验室等平台载体，建立常态化选题会商机制，组建跨机构研究团队，设置需要多主体联合攻关的任务模块，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协同效果。二是健全协同攻关的考核与分配规则。在项目评价中，充分考量多单位协同产出的科学价值，理顺知识产权归属、成果收益分配等相关机制。建立规范的跨机构人才流动、互聘兼职渠道，促进科研人员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合理流动。三是保障创新资源合理共享。完善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夯实战略科技力量协同的资源基础。推动重大科研仪器、科学数据库、实验样本等资源面向全国基础研究主体合理开放，明确共享使用成本补偿机制，减少重复购置建设。

重点支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重大创新的思想萌芽往往产生在青年阶段。一是注重对职业早期青年人才的支持。进一步扩大国家和地方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覆盖面，完善面向职业早期科研人才的基础研究项目资助机制，探索普惠性青年基金资助方式，如向入职5年内的青年基础研究人才提供一次小额、非竞争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为尚未积累足够成果的青年人才创造更多独立主持课题的机会。二是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长期培养。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稳定支持力度，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承担关键研究任务，持续扩大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覆盖范围和资助比例。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应急科技攻关中，大胆使用优秀青年人才。对于取得重大进展、有重大突破潜力的青年人才，给予接续性支持。处理好人才短期激励和长期培养的关系。搭建学术交流平台，鼓励青年开展跨单位、跨学科学术交流，营造平等探讨学术问题的良好氛围。三是减轻青年科技人才的非科研负担。统筹解决青年科技人才岗位编制、薪酬待遇、子女入学等现实关切，减轻生活压力。减少非科研类事务负担，使青年科技人才心无旁骛投入基础研究工作，让青年科技人才拥有相对充足、看似“没有产出”的思考时间，为未来的科研突破留出蓄力的时间和机会。

建立稳定和竞争相结合的资助机制。基础研究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强等特征，需构建稳定支持和竞争相结合的机制，在投入结构、支持方式和评价逻辑上作出系统性调整。一是建立基础研究稳定支持机制。提高财政经费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优化财政基础研究投入结构，合理扩大稳定支持规模。对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开展持续性基础研究以及具有重大科学突破潜力的人员和团队，给予适度稳定性经费保障，减少频繁申报项目带来的负担。配套建立周期性绩效评估机制，以科学产出、队伍建设、平台运行实效等作为主要依据，评估结果和后续资源配置适当挂钩，防止资源固化。二是提高竞争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效率。根据国家战略发展需求，提高对竞争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的精准性。有效发挥竞争性项目择优筛选作用，聚焦前沿新生科学问题、自由探索创新想法等，通过公开竞争遴选优秀项目。统筹稳定性项目和竞争性项目经费投入比例，对于周期长、需要持续积累的学科适当提高稳定支持比重，对于迭代快、新方向不断涌现的学科强化竞争择优。三是健全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稳步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加强支持力度。鼓励引导企业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相关财税激励政策，继续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持续加大国家和地方自然科学基金与企业设立联合基金的力度。鼓励科技企业结合产业技术瓶颈布局基础研究项目，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基础研究平台。鼓励社会力量通过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四是夯实基础研究支持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基础研究平台基地建设，提升人工智能算力平台对基础研究的支撑，深入推进科学数据库和种质资源库建设，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持续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研发，进一步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高端科研仪器的开放共享，提高科技基础条件的自主保障能力。

深化基础研究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尊重科研规律和基础研究特点，充分释放科研主体的创新活力，提升经费使用效能。一是优化基础研究项目形成机制。科技管理部门、战略科技力量等多方联动研判前沿方向与国家战略需求，注重制约产业发展的基础科学问题，拓宽重大科学问题征集渠道，提升项目指南编制的开放性。优化项目遴选评审方式，完善专家推荐、主动发现等立项路径，弱化短期成果导向，鼓励敢于突破现有理论的研究，为潜在颠覆性创新提供立项支持。进一步简化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研究项目申请程序，促进项目指南“瘦身减负”，减少对具体研究方向的过多限定，同步简化申报流程中的非必要形式要求。二是完善项目评价与过程管理。基础研究项目要突出原创性，重点关注项目的科学价值。对于探索性强的项目，允许研究方案根据实际进展合理调整。注重基础研究项目成果的持续性影响，对基础研究项目给予更长的评价窗口期。简化基础研究项目过程检查。三是持续完善经费使用管理。进一步扩大科研单位经费使用自主权，简化各类报销流程。优化间接经费管理，充分补偿科研机构管理成本，保障科研人员人力相关合理支出。强化依托单位主体责任，把管理重心从事前审批转向事后绩效监督。在基础研究项目中推行经费“包干制”。

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促进基础研究发展，必须持续涵养崇尚真理、潜心报国的学术文化，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纠治科研领域不良风气，构建风清气正、开放包容、有利创新的科研环境和氛围。一是大力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引导广大基础研究人才胸怀家国，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科学探索。倡导追求真理、淡泊名利的价值追求，引导科研人员摒弃急功近利心态，甘于坐冷板凳，鼓励勇于质疑，倡导理性争鸣，包容探索中的合理失败。二是推动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在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环节持续降低“帽子”的影响，切断其与科研资源、薪酬待遇、职称晋升的直接联系。引导科技界降低对“帽子”的追逐，将时间精力聚焦到追求原始创新上，让潜心研究的氛围为基础研究发展保驾护航。三是持续加强学风建设与科研诚信建设。将科研诚信管理贯穿科研活动全流程，实行更加主动的监管措施，严肃查处科研违规失信行为。压实科研单位主体责任，完善内部学风教育、监督警示机制，常态化开展科研诚信教育。在科研单位创建行政为科研服务、为创新保驾护航的组织文化。规范学术评审工作，整治评审中的人情干扰，对学术不端行为零容忍，严肃各类违规行为处理，发挥警示震慑作用。破除“圈子”文化，加强学术共同体自律自净功能，规范学术道德，坚决遏制急功近利、浮躁、浮夸、弄虚作假、垄断资源等不良学术风气。

（作者分别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让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深刻指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靠高水平人才”。人才称号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对科研人员阶段性学术成就的认可与激励。然而，一个时期以来，人才称号的作用有偏离初衷的倾向，由荣誉异化为等级标签，与资源分配深度捆绑，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科研环境。因此，发展基础研究，迫切需要让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使荣誉归荣誉、资源归资源。

让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是激发基础研究创新活力的前提。人才评价是引领人才发展的“指挥棒”，其导向是否正确，直接影响基础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基础研究具有长期性、不确定性特点，需要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潜心钻研。当称号与薪酬待遇、科研经费、职务晋升深度绑定，科研人员便被裹挟进争“帽子”的漩涡，被迫接受“得帽子者得一切”的现实逻辑。推动人才“帽子”、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才能使科研人员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真正的科学问题研究之中。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提升基础研究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推动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政策层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对人才评价机制改革提出明确要求，推动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取得重要进展。实践层面，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也逐步探索了一些好做法、好经验。2025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将“杰青”项目更名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将“优青”项目更名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B类），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更名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 类），彻底取消“杰青”“优青”说法，既表明了淡化“帽子”的鲜明态度，也为学术界提供了有益示范和引导。在落实层面，陕西省西安市出台《西安市高层次人才评价确认实施办法》，突出以实际贡献为导向的市场化人才评价，破除唯“帽子”倾向。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人才称号在使用中仍存在部分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部分科研单位仍将人才称号与薪酬待遇、资源配置等过度挂钩，唯“帽子”倾向尚未根本扭转。那些潜心基础研究但尚未获得人才称号的科研人员，常因缺少“帽子”而缺乏相应资源配置，创新潜力难以获得充分支持。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让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使每一位有志于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都能凭借真才实学获得支持、凭借实际贡献赢得尊重，基础研究的源头活水才能充分涌流。

人才称号是对某一阶段工作的肯定，不应自动转化为终身享有的待遇和特权，要推动称号“能上能下”、动态调整，避免以静态评价结果给人才贴上永久标签，让科研人员把注意力从保“帽子”转向做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项目评审、岗位聘任应以实际研究能力和创新潜力为标准，不应将高层次人才等同于人才称号获得者，更不应把人才称号作为配置学术资源的唯一依据。各类评审中应避免向“帽子”人才过度倾斜，推动称号与资源脱钩，切断刚性绑定、破除终身属性，破除“帽子”等于学术特权的不良倾向。同时，以信任为基础改进用人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评审评价、论坛仪式和事务性干扰，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涵养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让科研人员不再为“帽子”所困。

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健全分类评价、突出原创导向和长周期支持，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对基础研究人才的考核，应着重评价其提出和解决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能力、成果的科学价值与学术影响，适当延长基础研究人才评价考核周期，突出中长期目标导向，支持其甘于坐冷板凳、开展长周期研究。对从事新兴交叉学科研究、非共识研究的人才，加大评价探索力度，建立低频次、个性化、实效性强的考核评价体系，给予其充分的时间积累和试错空间，可探索滚动支持、宽容失败等机制。坚持分类评价，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同时，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选择权，减少行政化干扰，强化科研诚信，营造潜心研究、风清气正的良好生态。

让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本质，还需要切切实实地加大对青年人才和“无帽”人才的支持力度。青年人才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敢闯敢试，处于创新创造的黄金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要破除“出身论”的狭隘观念，在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学科领域为青年人才搭建平台，让他们有机会挑大梁、当主角。探索对潜心研究但尚未获得称号的科研人员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和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减少频繁申报和竞争性考核，让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员“英雄有用武之地”。同时，优化青年人才和“无帽”人才的成长环境，减少不必要的评审评价和事务负担，赋予其相应的研究自主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让每一位有志于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都能心无旁骛深耕科研一线。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

把握无人机集群作战的运用机理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FPV等类型无人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成本优势和作战效果，成为现代战争中的战场利器，也将是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当前无人机集群作战模式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进一步探索其内在运用机理，为充分发挥无人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寻觅合适的方法路径。

不同作战场域中兵器集群化运用方式存在显著差别

战争实践表明不同的作战环境将极大地影响兵器使用的效果，导致在不同作战场域中形成不同的兵器集群化运用的主导样式。下面以机械化战争顶峰时代陆、海、空作战为例。

陆域作战经常实施大集群纵深式突击。在现代战争实践中，陆战场因机动条件便捷、后勤保障强大、作战平面化等特点更适合采取兵器大规模集中化使用，比如坦克运用就代表了典型的陆域大集群纵深式突击模式。二战早期，由于英法两军固守传统防御为先的作战思想，并未充分认识到坦克集群进攻的作战效果，主要对坦克采取支援步兵方式进行分散化部署使用，因而未能发挥出坦克的最大效用。而德军得益于先进作战思想创新，大力发展以装甲师为主的突击群，充分利用坦克数量优势，形成了集群进攻的作战效果。在与德军的较量中，苏军进一步丰富了以大纵深作战理论为指导的坦克运用方法，最大化利用坦克集群机动优势，达到了机械化时代集群进攻的顶峰。

海域作战广泛采取小集群分布式进攻。在现代海战中，因海战场环境气候多变、保障困难、机动有限等原因，使得海上作战更多采取小编队、小集群作战方式。比如理想的潜艇狼群战术，是小集群分布式进攻模式的代表，要义是“线式配置、协同攻击”，即多艘潜艇按照一定的间隔配置在一条直线或弧线上，当其中一艘潜艇发现敌舰编队时，为提高战斗效率，先不实施攻击，而是潜行尾随跟踪，侦察上报位置信息，晚上再集中尽可能多的潜艇进行袭击。1945年春，美军在太平洋战区为切断日本海上通道，决定实施“骗子作战”的破袭战，共有9艘潜艇，编为3个小组，每组3艘。9艘潜艇组成的“狼群”在日本海游猎10天，共击沉28艘舰艇和1艘潜艇，达到极好的作战效果。

空域作战较多进行分散协同式打击。空战场作战范围广、机动速度快、对抗实时性大，使得兵器运用必须有效解决集中和分散的矛盾问题。而已有研究发现，空战中突防飞机的生存概率是突防飞机不被敌方防空器击毁和不会相撞的概率的乘积。所以在空战中，既不能以三至五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同时向敌发起攻击，又不能实行四面或六面包围不使敌机漏网的战术，只能在一定数量兵力的前提下，以编成战斗队形式实施广泛机动分段连续截击（攻击），才能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兵器集群化运用须遵从集中优势兵力原则

兵器集群化运用样式既有域的不同造成的差异，也受战争形态发展变化的影响，但在最底层离不开集中优势兵力原则的制约。为此，必须充分理解集中优势兵力的要义，才能更好地指导现代战争中兵器运用样式。

兵器集群化运用须以提高作战效果为目标。不论是冷兵器时代注重体力集中，热兵器时代注重火力集中，还是信息化时代注重信息力集中，其作战目的都是聚焦于获得歼敌的非对称优势。因此，集中优势兵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终目标是获得相对敌最大的作战效果，这就造成在不同域下兵器集中样式存在显著差异，是集中优势兵力原则在各种战场环境中直接投射的结果。同样数量、火力和能量的兵力，布势不同、使用方法不同，效果迥然不同。现代战争中为使作战子系统行动效果趋于最大，从而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原则，就需要对影响作战行动的各因素进行科学分析，合理分配作战资源，才能达到既减少消耗，又能速决、全歼或顺利达成进攻目的。

兵器集群化运用须因敌制变、量敌用兵。集中优势兵力实质是根据作战全局的需要，通过兵力集中以获取对敌之局部优势和主动，因此集中兵力就不能简单视为数量的多寡。实际上根据兰开斯特方程计算，一旦对战场环境、双方杀伤力进行限定，兵力投入与兵力损耗就会在超过一定阈值以后变得矛盾，即兵力投入越多，损耗越大。这一机理被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迪普伊运用定量评估模型所证实，他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战场93个战例进行考察后发现，当达到既定战斗力比值后，继续增加兵力比其他方式所产生的效果要差，进而提出收益递减规律。近期几场局部战争实践进一步表明，投入战场的兵力越大、越密集，就越容易遭到伤亡，不利于保存自己。因此，集中兵力必须适度，因敌制变、量敌用兵，这也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

兵器集群化运用须不断动态迭进模式手段。从兵器运用战术发展历史的纵向来看，任何形式的集群样式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技术发展必然需要新的集中优势兵力方式，呈现出大集群数量扩充与小集群结构质量优化交替推动的局面，围绕调高作战效能目标不断演化。当大集群数量扩充达到边际效益值零点时，数量增加将不再增进作战效能，这时候就应转向内部进行结构优化调整，实现质量提升。因为组成要素相同时，系统的结构不同，其功能也会有很大差异。组成系统的要素联系愈紧密、行为愈一致，系统就愈有序、功能就愈强。如果没有结构，只有数量的叠加，就无法形成一个系统。从步兵战术发展来看，热兵器时代步兵方阵变浅，改为横队战术，后来又进一步发展到散兵战术，在散兵战术下又出现“三三制”等步兵编组结构优化。正是这种从重数量到重质量，然后再重数量的脉动式变化，形成战术发展的一个螺旋递进。

无人机进攻作战应灵活采用集群模式

无人机是现代低空作战的利器，其运用要结合空域作战特点，在集中优势兵力原则指导下，实现非对称制敌的作战效果。

综合研判无人机集群规模效果。当前，按照无人机作战数量的多寡，可分为单机定点清除、多机协同进攻、集群整体进攻以及“蜂群”自主进攻四类典型作战样式。从作战效果来说，单机定点清除以及多机协同进攻战法两类样式由于无人机数量少，无人平台个体载荷小、功能简单，破坏力有限，使得无人机整体效能未能充分显现，较多运用在定点打击场景中。集群整体进攻以及“蜂群”作战模式虽然更加聚焦无人机数量优势形成的饱和攻击效果，但存在指控庞杂易出故障、持续作战能力不足、作战效益比偏低等问题。因此，无人机集群运用需结合任务特点，区分场景类别，创新运用模式，实现打击效果最大化。

注重编组化群路式打击设计。在无人机作战运用中，为适配空域兵器运用特点，更好实现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效果，可多采用“小群多路”这种形散神聚的分布式一体化运用模式进行设计，这既能显著提高无人机集群的攻击效能，也满足了根据战斗需要因地制宜分散配置的要求。编组的数量和规模要视攻击目标和无人机类型而定，比如可采取同类机型的“三三式”编组，亦可采取大型无人机搭配小型无人机的“高低式”编组方式。在进攻阶段，无人机应以多群叠加方式保证打击的连续性和规模化。每群规模要适宜，群与群之间既可以按照时间进行协同，也可以按任务协同。虽然是多群叠进，但要区分主攻与助攻方向，且主攻与助攻方向中又有主路与次路之分。在无人机力量分配上，应尽量优先保障主攻方向及各个方向上的主路。

动态调适技术发展与运用样式关系。兵器运用样式与技术发展紧密相关，这决定了无人机集群运用设计必须紧跟新技术发展迭代更新。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无人机技术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一些新的作战样式很可能伴随技术井喷出现跨越式发展。因而，对无人机集群就要不断创新运用样式，从重数量到重质量进行转变，不断探索运用新模式。无人机迭代发展与运用样式深度耦合、双向赋能，动态调试是无人机性能优化与场景适配的关键。在无人机集群运用探索阶段，须注重梳理不同场景下的无人机运用短板，将需求转化为调试技术优化指标，通过作战实验、虚拟仿真等反馈问题，始终朝向无人机集群作战效果最大化方向迈进。

认知雷达：会思考的“电磁哨兵”

假设一个作战场景：一架预警机正在值班，雷达屏幕上突然雪花一片，肯定是敌方电子战飞机施放了强干扰。传统雷达的操作员只能手忙脚乱地切换几个预设的抗干扰模式，期望其中一个管用。等好不容易找到对策，敌方又换了干扰样式，雷达再次被致盲。这就是传统雷达的死穴：它的工作参数是出厂时“焊死”的，战场应变能力有限，而认知雷达就是为打破这种被动局面而生的。

工作过程是循环的“智能闭环”

认知雷达的核心，是模仿人的认知过程，形成“感知—学习—决策—行动”的闭环。

感知是基础。在感知阶段，认知雷达不只接收目标回波，还主动感知整个电磁环境，摸清干扰底细，比如哪些频段正在被干扰、噪声基底有多高、目标可能藏在哪个方位，相当于哨兵上岗前先观察四周天色、地形，听周围动静，标记重点方向。学习是灵魂，这是认知雷达区别于普通“自适应雷达”的关键。

在学习阶段，认知雷达把每次交锋的经验存入知识库，比如某种干扰对应什么反制波形、哪个频段何时最干净、什么回波特征可疑。与对手交锋次数越多，它的经验越丰富。

在决策阶段，认知雷达基于学到的经验，实时研判威胁，制定最优工作方案：下一步用什么波形、扫哪个空域、把能量优先分给谁，就像指挥员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根据以往经验和当前情报适时分配兵力。

在行动阶段，认知雷达按照决策调整发射参数：跳频段、变波形、调功率、改扫描节奏。敌方干扰机刚开机，它已经换到干净频段，还可能用新波形反将一军。最后，行动结果又反馈回感知端，开启新一轮循环。认知雷达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出招—看效果—再出招”中持续进化。

化被动挨打为主动博弈

认知雷达的优势，本质上是将雷达从“被动挨打的靶子”变成“主动博弈的拳手”，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抗干扰——敌变我变。电子战是猫鼠博弈。电子干扰是雷达的头号死敌，传统雷达抗干扰的手段非常有限，认知雷达则能自动识别干扰特征、毫秒级切换对抗策略，最大限度降低干扰影响。传统雷达好比一个只会喊口令的哨兵，敌人一旦摸清它的规律，就能轻松骗过它。认知雷达则像一个会说多种方言、随机应变的情报员，它不仅会跳频，还会换波形、换编码方式。更妙的是，它还能“示弱”，故意降低功率、伪装成民用信号，让敌人以为它没开机。

二是与隐身目标斗智斗勇。隐身目标的设计理念是，“尽可能反射更少的雷达回波，从而实现对敌方雷达的隐身”。由于隐身效果会随频段、角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认知雷达的对策是采用多角度、多频段、多波形轮番试探：米波段看不清就换微波段，正面没回波就让波束从侧面“扫”过去，通过长时间积累微弱信号使其变强，一旦发现某种波形下回波异常，立即咬住不放，让隐身目标破功。这就像找一只躲在暗处的猫，不是用一盏大灯猛照，而是通过不断变换位置、变换光线，总能抓到它的影子。

三是功率分配更加灵活。传统相控阵雷达虽然能快速扫描，但大部分时间是在“看”没有目标的空域，浪费功率。认知雷达会根据目标运动预测模型，把注意力集中在目标最可能出现的位置，波束“盯得住、跟得紧”。当面对海量无人机蜂群时，认知雷达可以像老练指挥员那样动态分配资源，威胁大的优先跟踪，杂波区减速细查，而不是平均用力。

四是体系作战协同更加紧密。一部雷达踩过的“坑”，可通过数据链让整个体系的平台“长记性”，实现认知成果共享。哪怕某一部雷达只截获到一次微弱的目标信号，整个作战网络内的所有认知雷达都能立刻更新目标识别特征库，后续再遇到该目标时就能直接锁定，避免重复摸索，大幅缩短发现和处置目标的反应时间。

四个技术难点

认知雷达的技术难点，不在于让雷达“变聪明”，而在于让认知雷达到了战场上靠得住、骗不倒、信得过。具体要解决以下4个问题。

一是实时性。战场上电光石火，干扰来了必须在毫秒甚至微秒内完成应对。深度学习算法往往计算量大，这对处理芯片的要求极为苛刻，相当于要求一个人在枪响的同时完成听声、辨向、拔枪、瞄准、击发。

二是抗欺骗。敌人会想方设法污染雷达的“经验”，比如投放假目标、伪造回波特征，诱导它“学错东西”。认知雷达必须能识别和抵御这类数据欺骗，否则越学越糊涂，聪明反被聪明误。

三是知识库。战场环境千变万化，如何构建准确、可泛化的知识库？战场数据稀缺且敏感，“经验库”从哪里来？靠数字孪生仿真预训练和小样本学习远远不够，没有真材实料喂出来的“大脑”，上了战场就是花架子。

四是可靠性。军事装备容不得“玄学”。AI决策可解释性差，一旦误判代价极高。机器提供建议、人工最终裁决，建立人机协同的信任链条，同样任重道远。

随着人工智能、MIMO体制、软件化雷达的成熟，自适应波形、智能抗干扰已在新一代雷达上初露锋芒。未来战场上，作战单元将从单装认知走向体系认知，雷达、电子战、通信、光电设备共享“知识”，构成会学习的网络。从更深一层看，未来，电磁对抗拼的不再只是谁的功率大、谁的频段宽，而是谁的“脑子”转得快、变得广、骗不倒。认知雷达这条路，才刚刚开始，但它的每一步进化，都在改写未来战争的胜负公式。

一件毛衣，一首诗，见证长征离别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专题展馆，陈列着一个特殊的历史场景：何叔衡与林伯渠就着一张小方桌促膝交谈，墙上赫然用光幕印刻着林伯渠的诗作《别梅坑》。这首诗记录了他与老战友何叔衡在长征前夕，于瑞金梅坑握手道别的动人往事。

何叔衡与林伯渠既是同乡，也是相交多年的老战友。1928年，二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0年何叔衡先行回国，1931年抵达中央苏区；1932年林伯渠回国，1933年来到瑞金。阔别3年的战友在苏区重逢，彼此关心激励，常常促膝谈心，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1933年至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0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将士虽浴血顽强抵抗，但整体节节失利，已经很难在根据地内部打破敌人的“围剿”困局，被迫作出撤离中央苏区的现实选择。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部队出发前夜，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何叔衡，在梅坑为即将远行的老战友林伯渠饯行。两人把酒对饮，畅谈革命衷肠，诉说心中牵挂。临别之时，何叔衡脱下身上的毛衣赠予林伯渠，让它抵御长征路上的风霜。这件毛衣是何叔衡的女儿亲手一针一线织的，饱含着女儿对父亲的牵挂与敬爱。

接过这份带着体温的礼物，林伯渠百感交集，挥笔写下《别梅坑》：

共同事业尚艰辛，清酒盈樽喜对倾。

敢为叶坪弄政法，欣然沙坝搞财经。

去留心绪都嫌重，风雨荒鸡盼早鸣。

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

未想，这一别，竟成永别。1935年2月，何叔衡在福建长汀遭遇敌军包围。为不拖累战友，年近花甲的他毅然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1961年2月，这件毛衣由林伯渠夫人朱明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一件毛衣，见证了志同道合的战友情深；一首诗作，蕴含着追光逐梦的家国大义。《别梅坑》，是中央红军告别瑞金、出发远征的历史缩影。当年，无数革命先辈舍小家、为国家，毅然决然告别妻女、告别亲友、告别家乡、告别故土，坚定勇敢地踏上了生死未卜的远征。

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出自《荀子·天论》，大意为各种事物必须具备适宜的条件才能生长，必须具备合适的“养料”方能形成。这体现了荀子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也蕴含了物物相依、并育不悖的发展理念。

天地合而万物生

古人以天地为万物化育的载体。荀子言：“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贾谊《鵩鸟赋》进一步喻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二者皆以阴阳为天地化育的核心动力。《黄帝内经·素问》则称阴阳为“万物之纲纪”“生杀之本始”。

仅以阴阳解释化生，尚不足以尽其妙。董仲舒《春秋繁露》言：“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他将天地化育视为天道仁德的显现，赋予自然之天以道德人格属性；此处的“仁”，既是天地生生不息的意志，也是万物生长所依托的正向条件与动能。古人进而认为，化育之功源于“中和”。《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是万物的本然根基，“和”是万物的运行法则；“致中和”即守其本、顺其道，使万物各得其宜、秩序协调。

人亦天地所生，又在万物中独具灵秀，为天地之心。《列子·天瑞》谓：“天生万物，惟人为贵。”这是中国哲学对人之地位的经典定位。董仲舒亦言：“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二者皆强调人禀天地精气，独具灵秀。《黄帝内经·素问》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既明人之尊贵，亦言人受自然塑造、当顺时序而动。王阳明《传习录》提出：“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又谓天地万物“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意为人心承载天地的灵知，人与万物同属一体、气息相通，正是天地之“仁”的落脚处。

山泽时禁鱼鳖长

古人视山川为天地一体的组成部分。《周易·坎卦·彖传》云：“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认为天地山川气脉贯通。文天祥《正气歌》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为护持天地和气、效法天地之仁，保障万物生息，古人对山川湖泽施行“禁发有时”的规制，多载于历代典章。

《逸周书·大聚解》载周公所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相传大禹之时已有禁令：春季禁伐山林，夏季禁捕川泽，为动植物留足生长周期。《礼记·月令》按月设禁，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保护初春幼弱生灵。《唐六典》规定渔猎依时序而行：“冬春之交，水虫孕育，捕鱼之器，不施川泽。”又载：“凡五岳及名山能蕴灵产异，兴云致雨，有利于人者，皆禁其樵采，时祷祭焉。”凸显山川涵养生态、孕育珍稀物种的功能。《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等历代法典，均有类似条款。

中国历代亦多有官员推行山林湖泽封禁的措施。东汉合浦郡滥采珠贝，珠蚌迁徙、资源枯竭；孟尝任太守，严令禁捕，未及一年珠蚌复还、生态修复。明万历年间，崂山林木遭私伐，即墨知县许铤刻石立禁，严惩擅伐，交由华楼宫道士与地方保长管护。清道光年间，梵净山林木遭私卖烧炭，铜仁知府敬文立碑护林，《梵净山禁树碑记》云：“草木者，山川之精华。山川者，一郡之气脉……勒诸石，永以为禁。”左宗棠督办西北军务时，见安定县百姓烧荒，告谕知县：太平之世无需以此御敌，“况冬令严寒，虫类蜷伏，任意焚烧，生机尽矣，是岂仁人君子所宜为？”随即通令陇东南、宁夏一体严禁。这些举措出发点虽有不同，但核心皆含生态保护之意，已深刻认识到自然环境是万物与人类存续的根本依托。

众类并育不相害

万物得和以生、得养以成的突出体现为物种间相依相存、协同共生，相关实践多见于古代农桑生产的记录中。如唐末刘恂《岭表录异》记载：新州和泷州的人买来鲩鱼（草鱼）苗放入新开垦的稻田。一两年后鲩鱼长大，吃光水中杂草。通过这一方法不仅收获了大量的鲩鱼，还由于鱼的活动把荒地变成了熟田，种稻也没有稗草的干扰。由此形成鲩鱼、水稻、水田三者互生共利的生态链条。两宋之际陈旉所著的《农书·地势之宜篇》亦载：在雨水容易汇聚的地方掘为陂塘，堤上种植桑柘之树来系牛，“牛得凉阴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而沃美，旱得泆水以灌溉，潦即不至于㳽漫而害稼。”牛、堤、桑、稻互为支撑，兼顾防洪、灌溉与种植、养殖效益。

中国南方桑基鱼塘模式，“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至明代已日趋成熟。在这一体系内，资源循环利用高效且集约。江苏常熟一带亦有类似的生产方法：在低洼的地方挖掘围有高埂的鱼池，池上用木梁架上笼子养鸡和猪，粪可以养鱼。“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汙泽则种菰、茨、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凡鸟凫、昆虫之属，悉罗列而售之。”其品类之繁、系统之完备，更甚于桑基鱼塘。清中叶，杨屾在《知本提纲》中总结北方农田用肥之法：“即如稻田宜用骨蛤蹄角粪、皮毛粪；麦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菜蓏宜用人粪、油渣之粪是也。”强调需依据作物特性选配合宜肥料，经长期实践匹配养分、提升产量，正是“各得其养以成”的生动例证。

唯有顺天时、因地宜，遵循万物生长的客观规律，方能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

海外典藏和传播中华文献的重镇

哈佛燕京图书馆以收藏、研究和传播东亚文献著称，是美国哈佛大学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图书馆之一，也是全球最重要的中华文献收藏中心之一。作为海外保存和传播中华文献的重镇，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跨越国界的往来中见证中华文脉的恒久传承。

一脉相承的燕京学社与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28年，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推动下，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依托美国实业家查尔斯·马丁·霍尔的遗产基金，共同创立“哈佛燕京学社”，旨在促进中西学术对话、培养国际中国学研究人才。学社的设立，推动了海外现代汉学研究的制度化发展，成为20世纪东西方学术合作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1年，哈佛燕京学社的汉和图书馆迁入哈佛大学校园独立运营，实现独立建制。学社在北平燕京大学设立购书办事处，就近采购典籍。同年，美籍华裔学者裘开明被聘请为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首任馆长。图书馆初期以收藏中文、日文典籍为主，逐步拓展至东亚文献领域。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北平藏书面临散佚损毁之虞，部分藏书历经辗转运至哈佛大学。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哈佛大学持续加大对中国研究的投入，馆藏规模与学科门类快速拓展，汉和图书馆逐步成长为北美高校中规模最大、学术影响力突出的东亚文献图书馆之一。1965年，汉和图书馆更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舍、馆藏体系与学术使命一脉相承，裘开明乃是该馆的实际奠基人。汉和图书馆时期建立起的系统汉籍编目体系、馆际学术交流网络，为这一时期北美东亚文献整理与汉学研究筑牢根基。时至今日，哈佛燕京图书馆依旧坚守其学术使命，在海外薪传中华典籍文脉。

体量宏富的中华文献典藏体系。哈佛燕京图书馆以馆藏丰富、典籍完备著称。馆藏总量约150万册，其中中文文献超过80万册，包含善本古籍、地方志、近代手稿等珍贵典藏，每年新增藏书3万至4万册，馆藏规模仍在不断扩展。

在馆藏中，中文古籍约15万册、13300余部，其中善本约4000部，多为乾隆六十年以前之旧椠，涵盖宋元刻本、明清稿本抄本、套印本、活字本等各类版本。具体而言，宋元刻本存30余种，明刻本1400余部，清初刻本2000余部，稿本、钞本1000余部；版本形态上，既有彩色套印之书，亦有明代铜字活字本及清代木活字本，可谓琳琅满目。丛书收藏尤称宏富，有1400余部，仅《中国丛书综录》所收者，半数即可在此获见。此外，毛氏汲古阁抄本、《永乐大典》残存两册等亦具有极高文物与文献价值。

除传统古籍外，地方志收藏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另一特色。据第二任馆长吴文津著《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存藏现况》统计，以当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的存世方志总量为参照，该馆所藏方志种数约占46%，卷数约占59%。时间跨度自明清以至民国，内容涉及地方行政、社会风俗、经济变迁诸端，为区域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系统而翔实的史料支撑。与此同时，科举文献、碑刻拓片、族谱档案亦在馆藏中占有相当比重。

哈佛燕京图书馆对近现代出版物的收藏亦用力甚深。从20世纪初的《东方杂志》《新青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日报》《红旗》，再到当代学术期刊与电子数据库，几乎完整覆盖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段。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图书馆珍藏大量与中国抗日战争相关的原始史料。其中《费吴生夫妇档案》内容丰富，所留第一手资料真实记录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造成的深重灾难、中国抗战国际宣传的艰辛历程以及战时中美关系的演变脉络，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此外，馆内还保存着一批埃德加·斯诺访问陕甘宁地区时收集的红军文件、印刷品、期刊等，这些资料铭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反抗外来侵略的不屈斗争。

学术对话中的数字化典藏新篇章。哈佛燕京图书馆是海外中国学与国内学界深度联结的学术桥梁。近百年来，无数中外学者在此治学研读，留下了跨国交流的深刻印记。从费正清到杜赞奇，从孔飞力到包弼德，一代代蜚声国际的汉学大家在此展开系统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他们的代表性成果不仅推动了海外中国学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学界对中国的整体认知。

哈佛燕京图书馆长期与中国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合作。近年来，这种合作更趋多元，数字化文献建设、数据库互通等方面成果丰硕。以中文善本特藏的系统整理为纽带，哈佛燕京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浙江大学图书馆开展多方协作，构建起跨越国界的文献合作网络，共享内容涵盖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经史子集四部善本、民国时期文献、中文拓片等丰富门类。2025年2月，哈佛燕京图书馆向中国国家图书馆捐赠中文善本、方志、丛书等古籍数字资源；2026年初，首批资源正式在国家图书馆平台发布，纳入中华古籍资源库和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全球读者均可免费访问。

进入数智时代，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布局主要围绕大规模馆藏数字化、开放获取与全球协作、主动引领数字人文研究三个层面展开。大量原本需亲赴美国方能查阅的珍稀典籍，如今已通过高精度扫描和电子数据库形式向全球开放，极大地方便了中国学研究的开展。仅就中文善本特藏而言，馆藏4200部、计53000卷的数字化工程已全部完成，整个项目耗时10年。2025年底，哈佛燕京图书馆捐赠的古籍数字化资源在“识典古籍”平台开放利用，人们得以一睹宋刻《十诵律》、元刻《隋书》、明抄《永乐大典》、清抄《杜诗》等稀世典籍的高清书影，还能检索到齐思和、顾颉刚、容庚等古籍校勘与文史研究者留下的校勘痕迹与研究路径。

对一代代中国学人而言，哈佛燕京图书馆为其涵泳典籍、启沃新知。学者们在此探研经典、对话域外，使中国学术的声音在国际舞台愈发彰明。

推进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深度融合

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当前，人工智能正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深入研究、作出回答。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也为研究这些新问题、深化对既有问题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在人工智能浪潮的推动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正经历学科视域、研究范式、工具方法和组织形式等深刻变革，也面临价值立场、结论可靠性、学术伦理和研究主体性等多重挑战。对此，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影响，积极回应智能化变革带来的新问题，通过综合施策，稳妥审慎推进人工智能与哲学社会科学深度融合，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深度效度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质的飞跃，基础研究、知识创造更加呈现跨学科交叉的趋势，衍生出计算社会科学、机器行为学、人工智能心理学、数字人文等新兴的学科增长点，带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全方位变革，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视野、观察视域以及知识生产和传播具有革命性影响。

人工智能推动理论驱动与数据驱动更加紧密结合，为哲学社会科学发现问题、建构理论开辟了新路径。传统的理论驱动型研究，通常先依据理论推演和现实观察提出假设，再收集数据、建立模型加以实证检验。借助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处理、模式识别和模拟推演能力，研究者可以降低对预设理论模型和变量关系的依赖，从大规模、高维、多模态数据资料中识别出常规分析不易发现的复杂关联、群体差异和异常模式，为发现既有理论尚未充分解释的问题提供线索，并为后续的理论建构、数据探索和实证检验提供支撑。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分析不仅服务于假设检验，也有望更深入地参与问题发现和理论建构，深化对个体行为和社会运行机制的认识。

人工智能为科研活动提供全流程支撑，减轻事务性工作负担，使研究者将更多精力投入原创性研究。人工智能正在融入文献研究、资料分析、成果呈现等科研环节，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技术辅助。在文献研究中，人工智能可以辅助开展海量学术资源的检索、归类和综述，帮助研究者梳理相关成果。在资料分析中，人工智能既可辅助定性研究中的访谈材料编码、主题识别与跨案例比较，也可支持定量研究中的数据清洗、复杂关系建模与结果可视化。在成果呈现方面，人工智能可以辅助进行文稿撰写和多语言翻译，也可以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丰富文化遗产的呈现样态。这些应用有助于减少重复性劳动，使研究者更专注于提出问题、建构理论等更加复杂、更具创新性也难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研究活动，推动形成“人工智能处理数据，人类专注创新”的科研模式。

人工智能通过合成数据生成与情景模拟，拓展了现实观察之外的场景空间，为认识复杂社会过程提供了新手段。传统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通常通过问卷调查、行为实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式收集资料，认识个体和群体及其动态演进特征。人工智能在辅助传统研究的同时，可以通过智能体模拟来生成合成样本数据，为在现实观察之外考察和理解研究问题提供了新的手段。通过设定适当的情景和条件，智能体可以模拟个体反应与群体互动，考察不同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行为结果，为形成研究假设、推演可能机制和改进研究设计提供辅助。特别是对于自然灾害、网络暴力等难以直接开展实验的研究，智能体模拟可以提供情景推演与辅助分析，有助于拓展研究者对复杂社会过程的认识。

我国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的丰富实践，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引领国际学术前沿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人工智能不仅改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手段，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人工智能在经济生产、组织管理和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导致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催生了算法歧视、数据主权、算力垄断等治理议题。我国走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前列，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赋能应用和监管治理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创新实践探索，为理论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在新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解释框架逐步形成的过程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有机会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领域主动塑造新的学术议程、提出新的概念和命题，形成扎根中国实践、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原创性理论成果。

人工智能对哲学社会科学带来多维度系统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也带来前所未遇风险挑战”。人工智能驱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变革，拓展了研究视野和观察视域，提升知识生产和传播效率，但也在价值立场、知识生产、学术伦理和研究主体性等层面带来挑战。

人工智能训练数据的隐含偏见与情境理解局限，可能导致研究结论出现价值立场偏差。大模型依赖现实语料进行训练，可能继承训练数据中固化的价值偏见。如果训练数据在性别、种族等关键属性上存在失衡，或者研究者选择特征不当、赋予数据权重不合理，都可能使人工智能在研究过程中复制甚至放大既有社会偏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高度依赖具体、动态的社会语境，其内涵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而人工智能主要依据既往数据进行分析，难以充分把握具体而动态的社会情境，由此生成的研究结论难以充分体现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判断，进而产生价值立场上的偏差。

人工智能模型的“幻觉”现象和“黑箱化”特征，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和可解释性。大语言模型在内容生成过程中可能出现“幻觉”现象，输出看似语义连贯、逻辑自洽但实则虚假的内容，常表现为编造的历史数据、虚构的专家观点和伪造的引用文献。若研究者缺乏足够甄别能力直接引用，则可能诱发不实结论。如果任由“幻觉”内容广泛传播，可能会消解专业权威、干扰后续研究，甚至误导学科发展方向。人工智能大模型内部运算机制高度复杂，输出依据不够透明，导致结论形成过程、结论适用条件不清晰。

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知识生产，加大了维护学术规范和学术诚信的难度。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研究，改变了知识生产的分工方式，使研究贡献识别、成果归属和责任认定更加复杂。现行学术署名规范与伦理准则主要针对人类研究者设计，难以直接适用于人机协作成果，相关著作权认定标准目前仍存在较大空白。人工智能在降低知识生产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学术不端的门槛。生成式工具在输出内容时普遍缺乏清晰的来源标注，严重削弱了学术引用的规范性和可追溯性。研究者若未经核查便直接使用，可能造成来源隐匿、引用失范和内容失实，甚至卷入学术不端，危及学术诚信。

对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可能消解研究者的认知主体性，削弱其独立思考与原创探索能力。人工智能的普及，对人类知识生产和获取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但也可能弱化研究者的批判性与创新性思维，给人类的认知主体性带来现实威胁。个体过度依赖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导致其主动获取信息、进行逻辑分析和事实核查的能力被系统性削弱。如果只是被动接收人工智能提供的唾手可得的答案，也极易陷入“认知卸载”的困境。长此以往，不仅可能削弱人作为研究主体的独特创造力，还可能导致学术创新停留于表面整合，影响整体研究质量。

推动人工智能和哲学社会科学双向赋能深度融合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准确把握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规律，统筹推进科研组织模式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复合型人才培养、学术伦理规则完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国际合作交流拓展，确保人工智能辅助研究可靠、可信、可控，夯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构建人机协同模式，推进科研人员角色调适。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不只是研究工具的更新，更涉及知识生产中分工关系的调整。高校和科研机构应围绕重大研究任务，推动专业知识、技术力量和数据资源协同配置，探索研究者主导、人机优势互补的新型科研组织模式，使技术能力的提升与研究组织方式的创新相互促进。一是制定并动态完善人机协同的伦理准则与学术指引，明确人工智能在数据处理、信息分析与辅助推理中的角色边界，防止其过度替代人类的理论创造与价值判断。同时，引导科研人员树立正确的技术观、伦理观、价值观，为人机协同模式注入价值理性，确保人工智能研究活动符合人类基本价值。二是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动承担模型偏差识别者、人工智能数据验证者、人机协同优化者等新型科研角色，守住人类知识创造的科学底色和责任底线。这并非要求人工智能永远“不犯错”，而是在人工智能犯错时，确保人类依然具备识别错误、纠正偏差与重建真相的能力。三是巩固知识创造中人的主体角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在于批判性思维和理论建构，这是人工智能难以替代人类的关键方面，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守护和强化研究人员自身独有的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将研究问题的定义权和研究议题的设置权牢牢掌握在人类手中。

加快建设面向哲学社会科学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整合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数据资源、算力资源、知识库资源与开源工具链，建设集成“数据—计算—知识—智能”的国家级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基础平台，形成涵盖文献研究、理论构建、数据标注、硅基实验、知识生成、仿真模拟等的全过程科研赋能体系。一是加快建设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数据资源库。汇聚历史档案、文献语料、调查数据、经济数据、社会数据、政务数据和案例资料等多源数据，打造标准统一、开放共享的多模态、高质量公共数据资源体系。完善数据使用授权、来源追溯和安全共享机制，提高数据资源的可获得性与可复用性。二是建设面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专用模型集群。优先发展智能文献分析、知识图谱关联、硅基样本构建、多智能体仿真模拟等科研能力，提升模型的语言理解、生成、推理和预测能力，更好适应多学科场景下的复杂研究任务。针对哲学社会科学语料多源、语义复杂等特点以及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对齐要求，鼓励利用专业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对专用模型进行训练、微调和优化。三是打造自主可控、知识集成的学科智能体集群。围绕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任务，支持若干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攻关，系统整合国内外学科基础文献、专著教材、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等文献语料，面向科研和教学场景集成研发哲学社会科学智能体集群。将学术规范、公共伦理和核心价值等嵌入智能体建设，探索建立学科智能体研发、使用和管理的规范和指引。

着力打造高素质复合型人才队伍。一是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人工智能素养。将人工智能基础知识、数字伦理、算法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纳入科研人员培养体系，让每位科研人员既熟练掌握和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又对模型“幻觉”、隐私泄露等风险保持警惕，提升其负责任利用人工智能辅助科研的能力。二是鼓励高校布局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人文等交叉学科，推动人工智能与人文、艺术、社会科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开设数据科学、数字治理和批判性思维、人工智能伦理等跨学科课程，培养兼具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的复合型科研人才。三是推动教学科研深度融合，实施面向在校学生的培养计划，强化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培养数字素养和合规意识，引导学生在科研实践中不断提升驾驭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

完善人工智能科研应用的管理监督机制。人工智能科研治理不仅要防范误用和滥用，也要为负责任的学术探索创造条件。完善资源共享和科研协同机制，推动规则适时调整，为新的研究实践提供制度支持。一是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鼓励各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使用主体、研究目的、应用场景等实际，制定适合学科特点的人工智能使用披露规范。二是完善人工智能生成或辅助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加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审核的技术供给和赋能，重点突破智能审校、社会偏见校正、不良价值取向排查等关键核心技术。夯实各学术单位的内容审核把关责任，识别并及时处置可能存在的歧视偏见、意识形态问题等风险。三是完善人工智能使用的责任认定和容错机制。人工智能技术具有更新迭代快、应用边界不确定等特点，应统筹考虑人机协同程度、模型迭代、训练数据来源、学科特点等因素，建立动态的责任划分机制。明确科研人员在使用披露、结果核验和问题纠正等环节的合理注意义务，区分履行相应义务后仍难以避免的技术性失误与隐瞒使用、疏于核查、故意造假等行为，既为负责任的科研探索提供制度保障，又要防止人工智能被误用和滥用。四是健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工智能科研伦理审查机制。建议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的哲学社会科学伦理审查机构，制定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特点的人工智能科研伦理指南。完善哲学社会科学数据治理制度，制定数据分级分类标准，构建敏感数据脱敏处理与可信计算机制，确保数据安全。

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丰富实践和前沿探索，为构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基石和底气。一是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机理，研判人工智能应用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及相应的治理机制，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的理论体系。二是围绕人工智能引发的重大社会变革，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场景应用、社会治理同步开展，研究基础概念和经典理论的新内涵新特征，挖掘提炼新概念新理论，提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命题。三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中的重大现实需求，调动科研机构和智库力量开展前瞻性针对性研究，在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中发展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争取拿出用得上、能管用的成果，为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行稳致远提供研究支撑。

深化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交流合作。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文化嵌入性。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合作，既要遵循学术交流的一般规律，也要尊重不同文明的知识传统、数据主权和伦理差异。一是推动构建全球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合作网络，支持国内院校与国外顶尖学术机构围绕共同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加强研究方法交流和科研资源共享。二是推动发起跨境哲学社会科学数据共享联盟，建设跨境可信哲学社会科学数据空间生态链，在遵守各国数据法规和伦理规范的前提下，为部分社会调查数据、国际比较数据在全球范围内的共享流通提供技术保障。三是积极参与知识生产规则制定，推动建立大模型社会影响评估国际标准，重点评估大模型的社会风险、伦理责任和学术影响。四是积极讲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故事，促进经验分享与文明互鉴，为拓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理论前沿贡献中国智慧，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人工智能推动社会实践和知识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既提出了新的理论课题，也为认识社会、创新理论提供了新的手段。人工智能越发展，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提供人文滋养、理性思考与价值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拥抱技术变革中保持独立思考，在推进知识创新中坚守价值追求，将历史机遇转化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际成果，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实现更稳健、更高质量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