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哥资料站 📰 湖北日报 🛑 人民日报 🔆 光明日报 📺 新闻联播 📜 湖北政策 📚 政策杂志 📕 求是杂志 🗂️ 省委书记 📗 学习时报 📖 学习活页文选 ⭐ 重要文章 ⏱️ 静心教室 🏠 总入口

学习时报

18 px往期
学习时报
2026-10-16 · 星期五
电子版 · 全版合订
本期收录 12 个版面 · 39 篇文章 · 约 94,104 字
每期全版全收(仅剔除纯广告版)
内容来源:学习时报数字报(paper.studytimes.cn)
生成时间:2026-11-09 08:48
01版:国内大局3 篇

把好事实事办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 李常官

困难群众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多次进村入户看望困难群众,访贫问苦的足迹遍布全国,就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求“建立健全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为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弱有所扶”取得重大成就。但也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受就业收入、自然灾害、疾病残疾等影响,仍然存在一些低收入群体和需要政府保障的特殊群体,还有一些群众存在突发性、临时性困难。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持精准帮扶,完善兜底式保障作出系列重要部署。《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等作出具体安排。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施策、综合治理,积极主动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聚焦重点人群,确保“兜住底”

锚定特定人群特殊困难,以“看得见、看不得”百姓疾苦的责任感、使命感,科学认定救助帮扶对象,有针对性地落实救助措施,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是确保“兜住底”的重要基础。

做好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救助帮扶。特困人员是最困难、最脆弱的群体,城乡低保对象是依靠自身条件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人群,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也是社会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他们是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的重点对象。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特困人员保障体系,健全了城乡低保制度,形成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服务体系。“十四五”时期,年均保障特困人员488万人、城乡低保对象3936万人。但一些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因达不到低保条件,享受的救助帮扶政策有限。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中,仍会有一些面临基本生活困难。新颁布实施的社会救助法,将救助帮扶政策向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拓展,对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救助帮扶作出规定,对做好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救助提出要求,必须加快健全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依法保障他们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

做好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帮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2025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3.23亿,其中一些高龄老年人处于空巢、独居、留守状态,特别是一些农村失能老年人面临照护困难。近年来,各地通过纳入特困供养、城乡低保等,保障了1900万老年人基本生活;通过建立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不断提升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的服务覆盖范围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水平。但总的看,对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的探访关爱还需扩面提质,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服务供给,特别是对其家庭照护的专业支持还有不足,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

做好困境儿童救助保障和关爱保护。让所有孩子有一个幸福美好童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近年来,我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5年底,57万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救助保障标准稳步提升。但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和人口流动,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的关爱服务仍有待加强,一些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受的服务还不够,一些农村留守儿童的有效监护还需提升。对此,要积极适应儿童福利和关爱对象新变化,把所有需要救助帮扶的困境儿童纳入服务保障范围。

做好困难残疾人救助帮扶。让残疾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基本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我国有持证残疾人3800多万,其中一些精神残疾人的社区康复服务还有不足,一些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需求尚未有效满足,“老年父母+残疾子女”、一户多残等家庭照护能力薄弱,需要多方支持,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

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兜准底”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做好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是最底线的民生保障任务,必须坚持对象精准、标准精准、措施精准的原则要求,完善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快速响应、因需帮扶等制度机制。

完善动态监测、主动发现机制。动态监测、主动发现是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的首要环节。“十四五”时期,各地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完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推动救助帮扶工作“人找政策”和“政策找人”相结合。加强数据比对、动态复核,依托探访关爱机制,增强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的识别能力。完善困境儿童主动发现机制,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但从工作实际看,漏保、错保等问题仍有发生,一些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的精神慰藉、社会融入、专业照护等需求的及时响应还有不足,个别困境儿童发现不够及时。针对性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大数据比对+铁脚板摸排”“键对键和面对面”相结合,进一步打通部门数据共享通道,加强信息交叉比对、智能预警。完善动态摸排、常态走访、街面巡查等机制,进村入户及时发现困难情况。畅通政务热线、信访渠道,鼓励困难群众和城乡居民、社工机构、志愿者等及时反映各类困难信息,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

科学精准确定救助标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既要顺应群众期待,又要符合客观实际。“十四五”时期,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提升各类救助保障水平。但个别地区仍存在标准制定不科学不合理、相关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有待优化等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各类救助标准科学确定与动态调整机制。充分考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物价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科学调整低保、特困供养标准,建立相关保障标准备案制度。加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低保标准的统筹衔接,结合残疾人基本生活和长期照护支出成本,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科学设定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及补助标准。

健全闭环运行精准落地机制。推进救助帮扶一贯到底、落地落实,才能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惠民政策。近年来,各地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发现、识别、帮扶、反馈、退出工作链条,压实各部门各方面救助帮扶责任,救助帮扶质效明显提高。同时,仍然存在部门协同不够、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堵点卡点。今后一段时期,要强化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领域相关工作机制的统筹、协调、指导、督促职责,完善统一认定、信息分层管理,动态监测、因需推送,部门合力救助、结果反馈闭环。健全社会参与体系,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实现政策制定、落实、优化有机统一,让困难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推进公平公正实施。确保救助帮扶公开、公平、公正,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经过持续开展综合治理,有力遏制了兜底保障、救助帮扶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群众认可度明显提升。但也要看到,优亲厚友等现象尚未禁绝,挤占、挪用救助资金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仍然存在。必须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怀着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感情,以深入细致的作风,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坚持公平公正,推进各领域救助帮扶政策、程序、对象、资金使用公开透明。既要把握各项政策的刚性,也要重视方式方法的灵活性,通过耐心解释、说服教育、链接资源等方式,回应好群众诉求。聚焦解决群众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发挥考核牵引作用,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及时完善政策措施。

提升救助帮扶质效,确保“兜好底”

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要坚守底线而不固守底线,既要保障好基本生活,也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按照更加注重“投资于人”的要求,推动救助帮扶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满足发展性需求。目前我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但一些发展性需求还需要更好满足,部分困难群众的康复护理、心理关爱、社会融入等需求存在服务供给缺口。必须分类施策,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物质+服务”救助帮扶格局。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通过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加强心理慰藉、开展技能培训、链接就业资源,解决好社会融入、增收赋能问题。对特殊困难老年群体,通过推进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开展老年人健康素养、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解决好健康养老、智能适应、社会参与问题。对困境儿童和残疾人,重点提升学习、心理调适和社会交往等能力。同时,聚焦困难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扩大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促进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困难群众身边延伸。

加强政策衔接。破解各自为战、业务壁垒,加强政策衔接,是提升困难群众救助帮扶质效的内在要求。今后一段时期,要着力推进社会救助和“老、残、儿”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政策衔接。针对一些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可参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统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老年人护理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残疾老年人可择高申领一类护理补贴。统筹残疾人两项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高龄津贴等,更好保障残疾老年人权益。加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衔接,提高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支付能力。重视发挥慈善力量补充作用,建立健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衔接机制,推进救助需求与慈善供给匹配对接,为困难群众提供多样化救助帮扶。

健全服务网络。健全完善的服务网络是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的基础支撑。近年来,各地基本建立了以乡镇(街道)“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窗口为申请主渠道,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市县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和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点、各级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协同推进的综合服务网络。但也存在一些服务薄弱环节,必须补齐短板弱项。社会救助方面,用好遍布城乡的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加大对社会救助协理员等基层力量的培训、关爱力度。养老服务方面,健全完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强化协同联动、作用发挥,做实探访关爱,加大对生活困难的失能老年人照护支持。残疾人方面,完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补齐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短板。儿童福利方面,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扩面增效”,满足社会困境儿童救助帮扶需求。针对一些边远地区困难群众居住分散等情况,发展巡回流动、网络远程服务,实现服务有效覆盖。

提升便利性可及性。救助帮扶办理过程是否方便可及,直接影响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年来,各地抓住数智化发展大势,推动救助帮扶事项网上办、“指尖办”,取得明显成效。今后一段时期,人口流动还将持续,数智化将更加深刻嵌入人类生活。面对新形势,要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实现常住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部署,聚焦民政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化,稳妥推进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持续深化残疾人两项补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等事项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深化困难群众帮扶“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优化申请审批流程,推行“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确保及时救助。

坚持系统施策,强化引领保障

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必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健全政策制度、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救助帮扶更好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

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的根本保障。近年来,各地围绕“党建+社会救助”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做法。下一步,要在总结地方探索基础上,推进党建引领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制度化发展。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实用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困境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等相关工作机制,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将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纳入基层网格化治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将救助帮扶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强化“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思想观念,引导困难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树立摆脱困境、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决心。

强化法治保障。坚持“大块头”和“小快灵”相结合,聚焦群众期盼、发展急需,完善救助帮扶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出台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文件,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制定修订养老服务法、儿童福利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重要法律,更好保障救助帮扶工作发展。落实民法典有关规定,研究制定老年人意定监护、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成年残疾人监护等实施举措,保障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重心在基层,要想方设法、创新方式,强化基层基础。会同相关部门优化民政领域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完善福彩公益金管理使用制度,推动各类资金、项目、资源向基层倾斜。通过建强用好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设立农村助老员等公益性岗位,发展民政社工,配齐配强社会救助协理员、村(居)儿童主任,组织动员志愿服务力量等多种方式,确保基层有人干事。加大培训力度,用好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为基层赋能增效。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服务群众。

营造良好氛围。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闪耀着人性光辉,彰显着社会良心。迈上新征程,要以良好环境氛围办好这件关系民生、连着民心的好事实事。大力弘扬尊老爱幼、扶弱济困、守望相助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关心、帮助困难群众的良好氛围,鼓励困难群众自强自立。通过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融合,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政策宣传,推动直达基层。总结各地创新做法、典型案例、感人事迹,发挥示范效应。鼓励社会参与,培育发展专业社会组织,支持在精神抚慰、能力提升、社会融入、资源链接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与困难群众牵手结对,汇聚救助帮扶合力。

原文 ↗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 盛朝迅

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核心功能与发展路径,精准锚定了新时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为建设制造强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充分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意义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多产业协同联动、供需动态平衡、安全韧性兼备的有机系统。先进制造业代表产业升级方向,在生产方式、产品供给、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等方面具有先进性,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要求、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体现现代化生产规律的新型制造业形态,必须立足实体经济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创新引领、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体经济的重要根基。历史和实践都表明,没有强大实体经济作为支撑,所谓的繁荣就是看似华丽的泡沫、建在沙滩的高楼。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以技术密集、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绿色低碳、附加值高为主要特征,涵盖高端装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既能通过技术创新提供绿色高质量的产品、推动生产方式革新,也能推动生产组织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过程可感知可调控、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可持续,实现柔性生产、精益生产、绿色生产,更能创造高质量就业、提升产品附加值,依靠技术、工艺、专利等形成核心竞争力,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实体经济根基。

科技创新的主阵地。科技创新不是单纯的理论突破,必须落脚于产业应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先进制造业集聚了优质的创新资源,研发投入强度高、技术知识密集特征明显,承载着大量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能够创造新的技术创新范式,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最佳载体,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化,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无论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还是应用技术集成创新、工程化产业化创新,都要通过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地见效,实现从科技突破到产业突破、从技术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跨越。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稳定器。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大国产业博弈、技术壁垒、供应链分割加剧,全球竞争已经从产品竞争、市场竞争转向底层技术、工业基础、产业规则、供应链韧性的系统性竞争。先进制造业涵盖工业基础、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等底层基础领域,是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科技安全、经济安全的重要屏障,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能够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塑造新优势,守牢产业安全基本盘。

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强大实体经济支撑。先进制造业持续迭代升级,能够创造新产品、新功能、新场景,以高质量新供给催生有效新需求,满足产业升级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能够持续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型消费需求、带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结构高级化,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数字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也能承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安全、民生保障、生态永续、共同富裕等多维现代化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多重战略功能。

准确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大发展方向,精准揭示了新时代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推动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以智能化重塑生产范式。智能化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驱动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力量。传统制造业依赖人力、设备、经验的生产模式,存在效率偏低、精度不足、柔性不够、管控滞后等短板。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集群、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推动劳动资料从传统机械装备迭代为算力、算法、工业软件、智能产线,实现从延伸体力到替代脑力的质变,劳动对象从传统矿产、原材料拓展为工业数据、模型参数、仿真场景、新型功能材料,劳动者从技能型工人升级为数字技能型、创新复合型人才,实现生产、管理、研发、质控、物流、服务全流程智能变革。一是生产端智能升级,推广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普及柔性制造、精益制造、智能制造模式,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产品精度与产能适配能力。二是全链条智能赋能,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上下游数据壁垒,实现产业链协同设计、协同生产、协同配送,提升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三是新动能智能提升,通过培育智能制造、智能装备、工业软件等新增长点,让先进制造业从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向效率提升型增长,持续抬升全要素生产率。

以绿色化构建可持续生产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循环利用的可持续产业体系。绿色化是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底色。“十五五”时期是绿色技术变革、规则博弈、碳达峰攻坚的关键时期,推进制造业绿色化转型,需要一体推进绿色改造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源头、过程、末端全方位推动产业绿色变革。在源头端,大力推广绿色设计、低碳材料、节能装备,持续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制造业能耗结构、产品结构。在生产端,全面推行节能降碳改造、清洁生产改造、循环化改造,推广余热余压利用、固废资源化、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降低单位产出能耗物耗与碳排放。在产业端,培育新能源装备、绿色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储能产业等绿色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绿色供应链、绿色产业园、绿色产业生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同统一。

以融合化拓展发展边界。融合化是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迭代升级的重要路径,能够打破产业边界、重构产业形态、培育新增长点。当前产业发展已告别单一产业独立发展的传统模式,数字与实体、制造与服务等各类产业跨界融合成为主流趋势,需要把握产业发展大势,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培育全流程解决方案提供商,推动现代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改造实体经济,催生智能装备、工业软件、产业数字化服务等新赛道,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赋能。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运维、智能物流、品牌运营、产业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全流程,实现“制造+服务”一体化发展,推动价值链从中低端向高端跃升。

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发展先进制造业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坚持系统观念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不忽视和轻视农业、传统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等产业的作用,反而需要发挥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和关联引领作用,承接科技创新、提供现代化生产资料、牵引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为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空间。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传统和新兴、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关键靠创新,走好创新这步先手棋,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依托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央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业、新型研发机构,构建多层次、全链条创新体系。坚持企业主体,聚焦高端装备、核心芯片、工业软件、关键材料、精密仪器等“卡脖子”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基础研究前瞻布局,补齐工业基础短板。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转化、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不能简单一关了之,要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释放产业发展新活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正处于从培育到壮大的关键阶段,必须从技术攻关、主体培育、产业生态、要素保障、制度改革等多维度系统发力,补短板、延链条、提能级,打造产业增长新引擎。未来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增量,必须抢抓产业发展新机遇,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核心问题,也是先进制造业由大到强过程中必须回答好的问题。实践告诉我们,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但市场自身也会失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培育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又要完善产业治理,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内卷式恶性竞争,完善标准、产能预警、落后产能出清机制,实现放活与管好相统一。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发展和安全犹如硬币的两面,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高度融合,必须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监测、风险预警、应急保供机制,针对重点产业链建立风险清单、短板清单、攻关清单,分类施策破解断链风险。推动关键核心产品、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构建多元韧性供应链体系。纵深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补齐短板弱项,提升产业链抗冲击、抗风险、稳供给能力,牢牢守住产业安全底线。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文 ↗

实事求是才能少犯错

——“枣园对”的启示 · □ 本报评论员 李曼青

延安枣园有一处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绿树环绕、古朴静谧。1943年,陈云因疲劳过度患了心脏病,毛泽东让他迁至此处休养。养病的近一年里,陈云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呢?他先后3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的回答都是相似的:犯错误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枣园对”。

循着这一点拨,陈云反复研读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延安时期撰写的著作和文电,感悟到贯穿其中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并把这一思想方法转化为可操作的工作准则,概括出践行的“十五字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回望党的奋斗历程,正是因为“靠实事求是吃饭”,做“实事求是派”,我们党不断探索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写就辉煌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从“十五字诀”到这一重要论断,一以贯之的,正是对“怎么看、怎么干、怎么带”三个层面问题的系统回答。

从思想方法上看,实事求是要求始终把“实事”作为认识的起点。毛泽东曾以最平实的语言作过阐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一阐释把认识的过程讲得很清楚:先有“实事”,才有“求是”;离开了“实事”,所谓“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条主义本本至上,经验主义因循守旧,形式主义只看“留痕”不看实效,究其根源,都是主观脱离客观、认识偏离实际。只有想问题、作决策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本本教条出发,主观才能符合客观,认识才能接近真理。

从工作方法上看,实事求是要求决策和行动建立在深入实际的基础之上。认识清楚了,要从“实事”抵达“是”,必经“交换、比较、反复”三关。交换,就是相互交换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权衡利弊、甄别优劣;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这提醒我们,决策的科学性不仅取决于掌握多少情况,更取决于了解情况的渠道是否畅通、态度是否诚恳。能不能沉下身、听真话、察真情、研究真问题,仍是“求是”不可替代的基本功。只有让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决策的必经程序,让不同的意见有地方说、说了有人听,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拍脑袋”决策,让政策举措更接地气、更聚民智、更得民心。

从领导方法上看,实事求是最终要由领导干部来示范、来践行。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是急功近利、追求表面光鲜,还是尊重规律、甘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是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造福人民,还是当作个人进步的筹码;是把事业看得重,还是把个人得失看得重——这些问题不解决,实事求是就难以真正成为自觉。领导干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敢于亮底牌、报实情、讲真话,基层就不必造“盆景”、树“样板”。唯有“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实事求是才能从思想自觉转化为工作常态,成为干事创业的鲜明底色。

80多年过去了,“枣园对”的道理历久弥新。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要防止用老思路旧经验解决实际问题。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到防止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再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回到那个朴素而根本的起点: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握住这把思想的钥匙,就没有攻不下的山头、渡不过的险滩,必能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

原文 ↗
02版:当代世界2 篇

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相向而行

□ 傅小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格局加速调整,科技革命迭代演进,各类全球性挑战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其中中美关系更是超越双边范畴,成为攸关世界前途命运,牵动和平、稳定、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最关键变量。从5月北京会晤到9月华盛顿会晤,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航程,具有里程碑意义。中美两国元首共同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并拓展其内涵,其本质就是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这既是中美两国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顶层共识更加巩固

纵观历史,战略误判往往是大国冲突对抗的重要诱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纽扣”。两国元首形成的彼此尊重、真诚相待的相处模式,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也是校准战略方向、化解重大误判、管控分歧矛盾最具权威性的制度安排,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2026年5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和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完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战略共识的双向确认,形成一套逻辑完整、内涵清晰的大国相处新框架: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践行尊重、公平、对等原则,推动中美走向“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新常态。

2026年两轮中美元首会晤,从顶层推动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再校准,有力破除了长期困扰双边关系的认知问题、锚定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正确方向。此次最高层级政治承诺,根本摒弃了“非友即敌”的错误二元叙事,在承认中美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不同的基础上,鲜明确立了“差异不等于威胁、竞争不等于对抗”的核心要义,精准解答了“中美究竟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一根本的也是管总的问题,有效廓清了笼罩双边关系多年的定位迷雾。这一重大战略校准,精准回应了美国国内长期存在的对华认知偏差。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对华战略认知始终分裂对立、博弈拉扯:一派势力深陷冷战思维桎梏,将中国片面界定为“头号对手”甚至“战略敌手”,固化“非友即敌”极端叙事,持续鼓吹大国对抗与阵营对立;另一派务实力量则立足中美交往广泛全面、利益深度交融的客观现实,认识到冲突对抗的巨大代价,主张管控分歧风险、推动务实合作。两股力量的持续博弈,使得美国对华政策缺乏稳定性,也令中美关系几度起伏。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少观察人士以大国权力转移往往诱发重大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论,悲观推演中美必然走向对抗。但是中美今年两次成功的元首会晤,则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架起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桥梁,以行动证明人类历史从来不是简单的宿命循环,文明的进步恰恰体现为人类能够以理性克制冲突、以智慧寻求双赢。两次元首会晤向世界表明,中美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

回望中美关系正常化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两国曾隔绝对立,也曾携手合作,近年来则经历经贸摩擦、科技博弈、地缘分歧等重重考验。在9月会晤中,两国元首则以更加宏阔的视野忆及中美作为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这充分证明,中美关系一路走来具有历史的独特性,决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也不存在“宿命论”。两次元首会晤凝练出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清晰完整逻辑链条:相互尊重是根本前提,不冲突不对抗是底线红线,合作共赢是共同目标。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中美完全可以不回避竞争,不放大分歧,不走向对抗;在维护各自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扩大共同利益,管控风险矛盾,稳定双边关系,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

四大条件逐步具备

从中美元首两次会晤的落地成果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已初步形成四方面的共识基础。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动荡变革期,中美关系已具备稳下来向前看的有利条件。

一是实现中美关系战略再定位,重塑双边认知基础。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力量习惯于把大国对抗旧脚本套用到中美互动中。两次元首会晤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讳言双方有竞争的基本事实,但强调竞争应是良性的、有边界的;正视双方存在分歧,但拒绝让分歧主导双边大局。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一认知基础的再明确、再巩固,使得中美关系企稳发展有了更加坚实的战略依托。

二是重建多层级常态化沟通机制,筑牢稳控关系护栏。大国相处的关键风险,往往不是利益分歧本身,而是危机时刻沟通渠道中断,事态发酵之后缺少缓冲空间,局部意外摩擦升级为全局性对抗。历史上不少大国冲突,很多并非源于不可调和根本矛盾的直接爆发,而在于缺乏有效管控导致的危机螺旋上升。两次元首会晤就此作出系统性安排:保持元首会晤、通话、信函渠道持续畅通;在经贸、军事、人工智能等领域完善专门沟通机制,防止误解误判。这些机制安排的战略价值,就在于前置风险预防,建立冲突“熔断机制”,避免单一事件绑架整体关系,防止局部摩擦意外滑向不可控局面。中美国情不同,存在分歧很正常,有些分歧还很尖锐,不少矛盾也很复杂。但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和矛盾,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三是达成一批实质性、有分量的务实合作成果,进一步加强共同利益纽带。大国之间的务实合作,是维系双边关系持续发展的重要纽带。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两国达成一系列重要合作成果:经贸领域,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前沿治理领域,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机制,建立人工智能突发事件沟通渠道。安全和执法领域,禁毒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联合破获多起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两军签署危机沟通与预防谅解备忘录,推进美军在华失踪人员遗骸搜寻合作。多边层面,双方确认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美此番达成的系列务实合作,从传统经贸领域,延伸到数字科技、公共安全、全球治理前沿,不断拓展利益交汇面,既惠及两国民众和世界各国,也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加固了利益纽带。

四是坚定宣示原则立场,标定正确相处的底线红线。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重要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石。对中方而言,台湾问题、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不容挑战的底线红线。习近平主席在访美期间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主席的坚定宣示,展现了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也把“尊重”这一处理双边关系的首要原则向美方作了清晰传递,有助于美方进一步理解中方的底线所在,以审慎态度处理敏感复杂问题,提升双边关系的稳定性。

综上可见,中美元首会晤已凝聚四点关键的战略共识。其一,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经济深度嵌套交织,全球性挑战纷繁复杂,没有任何一国能够独立破解,对抗结局只会损害两国人民福祉,扰乱全球秩序。其二,竞争是客观的,但须有边界。大国之间在某些领域存在竞争属于正常现象,但竞争不能泛化为全方位对抗,不能突破主权安全的根本红线,应当追求良性竞争。其三,分歧长期存在,但分歧完全可以管控。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差异不可能一夜消解,关键在于管控分歧矛盾的烈度,防止个案争议上升为全面对抗。其四,中美均肩负重要的大国责任。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本身就是重要全球公共产品,世界各国都期待中美发挥稳定器作用,而不是制造新对立。

相向而行向前看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在落地、要在力行。元首外交擘画的顶层共识,最终需要转化为系统完备、切实可行的具体举措,从边界界定、底线坚守、利益交融到民心相通,层层夯实双边关系的现实根基。推进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需聚焦四大重点方向协同发力,以清晰边界定分寸、以底线思维防风险、以务实合作增动力、以民间互信蓄后劲,推动两国关系在正确轨道上行稳致远。

第一,要明确国家安全边界,筑牢相互尊重的相处基准。相互尊重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首要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对中美而言,相互尊重的落地,尤需依靠更加明确的国家安全划界。长期以来,困扰中美关系的诸多摩擦纷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安全边界模糊不清,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愈演愈烈,既干扰双边互利往来,也加剧战略猜忌。一方面,对直接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核心敏感领域,应确立清晰的原则红线,坚决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边界清晰不是隔绝对立,而是明确“不可为”的领域,以明晰的规则感、边界感减少误判,为正确相处划定基本分寸。另一方面,在非敏感、产业依存度高、互利深厚的领域,应持续推进去政治化、去安全化,剥离安全叙事与政治操弄;扩大双边互利贸易范畴,稳定双边贸易政策预期,让经贸往来持续成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

第二,恪守不冲突不对抗底线,守住大国相处的根本原则。大国之间存在竞争是客观现实,但竞争不等于对抗,良性竞争激发发展活力,恶性对抗只会两败俱伤。夯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必须坚守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把竞争严格限定在良性、可控的轨道之内。保持战略沟通常态化是基础。畅通多领域沟通渠道,保持各层级定期对话机制持续运转,通过常态化沟通清晰传递各自战略意图,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从根源上减少战略误判的可能。用好用实两军热线、海空相遇行为规则、军事安全磋商等现有机制,进一步细化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接沟通流程与响应预案,建立摩擦发生后的快速降温机制,防止局部意外事件发酵升级为全局性对抗。制度化的危机管控,是大国关系不可或缺的“安全阀”。相关管控机制还应延伸至网络、太空等国际规则供给不足、安全对抗态势加剧的新兴安全领域。中美同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大国,有责任共同推动新兴领域规则构建,协同防控安全风险,推动新兴领域成为合作共赢的“新蓝海”,而非零和博弈的“角斗场”。

第三,拓展务实互利合作,做大双边共同利益的基本盘。中美关系的韧性,根植于广泛深厚的共同利益。夯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既要在分歧上做好“减法”,更要在共同利益上做好“加法”。做大经贸合作增量,稳固核心纽带。依托两国经济互补优势,在贸易、农业、金融、能源等传统领域挖掘新的利益交汇点,充分发挥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等新机制作用,降低市场准入壁垒与政策不确定性,稳固工商界作为稳定双边关系的中坚力量,让经贸合作持续惠及两国民生福祉。在禁毒、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继续推进合作,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持续积累双边互信。探索前沿治理合作,共迎全新挑战。围绕人工智能风险评估、突发事件沟通、技术滥用防控以及安全标准制定等议题加强交流,探索机制化、具体化的合作路径治理难题。加强全球性问题协调,共担大国责任。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以及地区热点等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共同向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彰显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第四,培育民间善意互信,厚植双边关系的社会根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夯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必须深耕民间交流,为两国长期互信厚植社会土壤,让双边关系拥有更深厚的民意支撑。着眼青年群体,夯实未来根基。把握美国青年群体对华认知正面转向的积极趋势,扩大青年群体往来交流的规模、广度和深度,让青年一代在高质量交流中增进理解、消除偏见,成为中美友好的传承者与推动者。着眼地方交往,激活基层活力。依托两国友城关系与对口省州合作网络,推动农业、教育、文化等“小而实”的项目落地见效,以地方层面的务实合作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关系支撑网络。着眼民间互动,增进民生福祉。拓宽两国直航航线、文化旅游、学术交流等多元互动渠道,让更多普通民众成为中美交往的参与者与受益者,以人文交流的温度,为双边关系注入持久的韧性与活力。

中华文明数千年外交智慧,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大国相处哲学。大国应当保持谦下包容的姿态,而非恃强凌弱、谋求独霸。“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国家交往以信义为本、以包容为要,中华传统思想并不否认矛盾与竞争的存在,反对的是将竞争异化为你死我活的对抗。两次中美元首会晤所确立的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彰显了两国元首的历史勇气和担当,超越了近代以来大国博弈的旧范式,是对如何跨过“修昔底德陷阱”的有力解答。而推进这一进程,需要双方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摒弃零和思维,以实际行动不断把元首共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合作成果,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也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原文 ↗

法国博物馆的“文化阐释”

□ 代建鹏

当前,全球文化竞争与文明对话日益频繁,博物馆凭借对文明遗存的叙事解读能力,成为各国争夺文化阐释话语权、赋能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关注重点。依托卢浮宫、吉美博物馆、凯布朗利博物馆等著名文博场馆,法国构建起辐射全球的文博传播体系。据统计,卢浮宫2025年接待参观者达900万人次,73%为境外观众,且与全球75个国家的文博机构保持深度合作。在此过程中,法国通过持续优化文化阐释逻辑、创新叙事传播方式,实现文化影响力与国家软实力的稳步跃升。

近代海外探险与殖民扩张,为法国各大博物馆积攒了数量可观的异域文明藏品,为行使文化阐释权打下物质基础。早期法国博物馆将外来文物当作奇珍异宝进行陈列,侧重于器物的收藏展示,缺少系统的文化阐释与价值解读。进入20世纪,人类学、艺术史学科蓬勃发展,专业学者深度介入策展工作,法国博物馆着手搭建完整的文化阐释逻辑框架。二战结束以后,法国将博物馆纳入国家文化外交整体布局,策展实践超越馆内陈列本身,主动服务本国国际形象塑造,阐释权的外交价值逐步显现。步入21世纪,面对全球化下多元文明对话格局,法国进一步明晰文化阐释权的实践路径,整合馆藏藏品、学术研究力量与跨国合作网络,实现从文物收藏保管者向文化阐释者的身份转型,主要有以下关键举措。

构建学科化阐释体系,植入法国价值观内核。法国依托本国成熟的艺术史、人类学与考古学体系,建立系统化的文化阐释范式,突破文物基础信息的简单陈列模式。法国学界以严谨的学术体系为支撑,对藏品进行专业化、体系化解读,搭建起包容互通的全球文明叙事框架。通过标准化的展陈逻辑、学术注解与公共导览,有序传递法国崇尚人文、尊重艺术、崇尚文明交流的价值理念,以权威学术话语确立自身在全球文化解读中的重要地位,形成稳定的文化阐释优势。吉美博物馆挖掘南亚文化研究,以法印文明交流互鉴为叙事主线,系统展示印度古代雕塑、石窟艺术与传统工艺。场馆依托法国的东方学研究积淀,从艺术审美、人文意蕴、文明传承解读南亚艺术价值,充分展现法国对异域文明的深度研究、尊重与吸纳能力,彰显法国兼容并蓄的国际文化格局。

依托跨国文博合作,输出法式文明叙事范式。法国以顶级国立博物馆为重要载体,搭建覆盖全球的文博交流网络,通过跨国联合办展、联合研究、藏品互借等形式,深度参与全球文化规则塑造。在国际合作展陈中,法国凭借成熟的策展体系与艺术叙事逻辑,主导展览主题与解读视角构建,传播法式艺术审美与文明对话理念。以柔性文化输出方式,统一规范展示与阐释范式,持续扩大自身国际文化影响力与话语辐射力。卢浮宫与西班牙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欧洲古典艺术对话特展,由法国主导策展框架与叙事体系。展览以欧洲文明共生发展为核心,整合西班牙古典艺术藏品与法国艺术研究成果,依托法国叙事体系梳理欧洲艺术演进脉络,向全球观众传递法国推动欧洲文明交融、传承古典艺术的积极形象。

纳入国家外交战略,打造官方文化传播载体。法国将博物馆体系纳入国家整体文化外交战略布局,将文博传播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抓手。国家通过顶层规划、资源统筹与政策扶持,推动国立博物馆成为文化交流窗口。依托丰富的全球文明馆藏资源,官方打造系列高品质国际文化大展,以平等交流、文明互鉴为叙事导向,塑造法国开放、包容、崇尚多元文明对话的国际文化身份。凯布朗利博物馆聚焦非洲大洋洲原住民文明与美洲民间艺术,依托国家文化外交规划推出多元文明共生主题常设展。展览以文化保护、文化传承、跨文明对话为核心叙事,展示法国对全球小众文明、异域特色文化的收藏、研究与传播成果,彰显法国助力全球多元文明存续发展的积极作用。

经过多年实践,法国通过挖掘博物馆文化阐释权,有效实现国家软实力的系统性提升。在国际层面,依托成熟的阐释模式主导叙事,稳固法国在全球文化领域的话语优势与影响力;在文化传播层面,借助标准化、学术化的法式阐释逻辑,输出本国人文价值与文化理念,塑造包容开放的大国文化形象;在国家认同层面,以权威的阐释能力凝聚本国文化自信,为各国借助文博载体赋能国家软实力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依托人文社科积淀塑造叙事能力,筑牢文化阐释的底层支撑。法国长期推动艺术史、人类学、东方学等学科与博物馆策展深度融合,持续打磨一套可落地的展陈叙事体系。学界全程参与展览文本撰写、主题设计与公众导览内容构建,把馆藏文物嵌入连贯的文明演进叙事之中,借助学术研究的公信力,让价值理念自然融入观展体验。依靠持续的学科建设,法国把静态文物资源转化成可对外传播的文化话语,用专业研究成果持续维系博物馆在跨文明解读场景中的影响力,避免文化传播停留在简单展品展示层面。这启示,人文领域的研究积累能够持续赋能文博传播。文化对外传播需重视人文研究力量的前置介入,推动学术成果向公共叙事转化。文博机构可以联动研究力量共同打磨阐释框架,丰富文物背后的解读维度,依托严谨的研究基础增强叙事说服力,让文化传播拥有持续生长的内容根基,提升跨文化场景下叙事的接受度,为文化影响力的长效拓展提供支撑。

借助跨国文博协作向外推广叙事框架,延伸文化阐释的辐射范围。法国充分利用博物馆的全球合作网络,把联合办展、藏品互借、联合学术研讨作为向外传递文化叙事的渠道。在跨国展览项目推进过程中,法国将成熟的策展思路带入海外合作场景,在尊重合作方基础上主导展览叙事脉络,在跨文明艺术对话的主题之下,传递自身的艺术审美与文明交流理念。巡展不只是文物的异地搬运,而是叙事框架的跨地域迁移,在全球多地的观展场景中持续传递法国对于多元文明的理解,不断拓展文化阐释的影响边界。这启示,跨文化交流可以依托文博合作这类载体向外拓展文化叙事。国际文化交流不必局限于单向宣传,可依托藏品交流、联合策展等合作项目,在共建展览的过程中传递成熟的解读思路。借助跨国合作带来的多元受众场景,持续检验并优化叙事表达,在文明对话的氛围中潜移默化传递文化视角,持续扩大文化叙事在全球范围内的触达人群,放大文化阐释带来的外部影响。

将博物馆传播纳入整体外交布局,统筹资源放大阐释的综合效能。法国把国立博物馆体系视作文化外交的组成部分,依托国家层面的统筹调配,整合馆藏资源、学术团队与国际合作渠道,引导博物馆策展服务文明对话与国家形象塑造。依托顶层规划,各类博物馆能够协同开展主题大展、国际学术论坛与数字化传播项目,共同参与全球多元文明交流。在统一的战略导向下,不同博物馆形成传播合力,充分释放馆藏资源的文化价值,将分散的文博力量汇聚为塑造国际文化形象的持续动力。这启示,文化影响力提升需跨主体资源协同推进。文博资源的传播潜力,需要系统性的顶层统筹才能充分释放。通过政策与资源协调,打通研究机构、博物馆、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之间的联动渠道,将文博叙事和跨文明交流活动统筹设计,使分散的文化载体形成协同效应。依托一体化布局,能够最大化发挥文化阐释的传播价值,持续塑造稳定、连贯的国际文化形象,推动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对外感召力。

原文 ↗
03版:党的建设3 篇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 张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牵住的“牛鼻子”。“十四个坚持”以党的领导打头,以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收尾,体现了权力和责任的高度统一,揭示了党的建设实践运行的内在机理。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重大意义。

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党的全面领导既包括领导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也包括领导党的建设。历史和实践证明,党如果不领导自身建设,不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出现管党治党的“宽松软”,影响党的战斗力,最终也会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把党的建设、监督等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其中。

这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职责所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党的建设根本方针,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职责。党章总纲明确提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第三条第四项规定党员必须“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第三十九条规定“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这些规定向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明确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要求,提供了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根本依据。但是,有的党员干部只重视业务工作,党建意识、党员意识不足,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落实党章的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把党的建设作为主责主业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全体党员要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这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要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内涵讲,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里的“治”,就是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它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处于“要害”地位,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包括健全组织体系、教育体系、监管体系、制度体系、责任体系五个方面的要求。在这个体系中,健全责任体系就是通过科学划分责任、严格落实责任、严肃追究责任,解决“谁来管”“怎么治”的问题,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责任制,以责任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任务要求落到实处。

管党治党责任是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管党治党的责任主体及其各自的定位和作用,明确了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的要求。

党委(党组)担负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主体责任在管党治党责任链条中处于主导地位,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管党治党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对主体责任有明确的论述:“党委的主体责任是什么?主要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可见,主体责任是管党治党的全面责任,涵盖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管党治党的责任就要跟进到哪里。实践中,不能把管党治党责任简单等同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不能把全面从严治党仅仅局限于正风、肃纪、反腐,党的各项建设都要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纪委担负监督责任。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主要职责是监督执纪问责。根据党章的规定,各级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这实际上就是纪委承担的监督责任的主要内容。纪委要按照职责定位,注意把握和处理好与主体责任的关系,聚焦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的主责主业开展工作,既不能职能缺位,也不能职能越位。

党委(党组)书记担负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党组)书记位置重要,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能否当好管党治党的第一责任人,事关党的全面领导,事关一个地方和单位的政治生态和风气。党委(党组)书记要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对党负责,对本地区本单位的政治生态负责,对干部健康成长负责。不但自己担责,还要把责任压实给班子成员,形成上下联动的局面。在责任落实上,党委(党组)书记既要挂帅又要出征,对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以上率下,推动层层落实责任。

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一岗双责”。领导班子成员担负着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的重要职责。每位班子成员都要结合职责任务分工,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对分管部门和单位党员干部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切实承担起“一岗双责”要求。

党员干部担负具体责任。管党治党是全党共同的责任,党员干部人人有责。要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把责任落细落实。

各个责任主体之间具有很强的联动性,要分工明确、统筹推进、协同联动,形成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责任格局。当前,有的党委(党组)存在抓经济发展和抓党的建设“两张皮”的问题,有的班子成员“重业务、轻监管”,有的党员干部自我要求不严,等等。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能畸轻畸重,不能紧一环松一环,要分层分类建立健全责任体系,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做到知责明责、守土尽责,推动各个主体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以精准科学的问责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

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问责是推动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的关键。如果没有问责作为保障,管党治党的很多措施就容易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责任落实就会陷入敷衍和表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制定《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严密的制度推动问责常态化,以严肃的问责推动责任刚性化,树立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鲜明导向,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曾经一段时期,抓管党治党问责少,成为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对问责主体、对象、情形、程序、方式等作出了明确规定,是开展问责工作的根本制度遵循。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严格执行条例规定,完善配套措施,对管党治党过程中出现的不担当、不负责、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行严肃问责,对相关责任者该通报就通报,该诫勉就诫勉,该惩处就惩处。要健全问责机制,把问责与明责督责评责结合起来,通过明确责任,抓好督促检查,优化考核评价方法,加强和改进党建考核工作,构建“明责——督责——评责——问责”一体贯通的运行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最终实现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精准科学问责。问责的最终目的,是要督促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强化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而不是束缚干部手脚。实践中,既要防止因问责不力导致责任不落实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又要防止因问责泛化简单化挫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的行为专门作出规范,引导形成精准问责。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进一步细化责任划分,丰富完善问责情形,健全和完善问责程序,为规范问责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要坚持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原则,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一步提高问责的政治性、精准性、实效性,做到精准科学问责。

原文 ↗

以制度规范筑牢基层战斗堡垒

□ 王冰

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注重把支部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规范,持续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作为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党支部工作的基础主干法规,《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系统总结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抓支部建设的实践经验,明确了新时代支部建设的基本规范,为全面加强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作用提供了基本遵循和制度保障。

党对支部工作制度化的探索由来已久。从一大党纲至二十大党章,党始终以党的根本大法为制度依据,不断健全和完善支部组织设置、职责任务和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早在1922年,二大党章就提出“凡有党员三人至五人均得成立一组”“隶属地方支部”。1925年,四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第一次把党的基本组织正式称为党支部,同时明确了支部的具体工作范围与领导方式。1927年,五大党章首次将“党的支部”单列一章,强调“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把支部建设推进到新的阶段。1945年,七大党章设立“党的基础组织”专章,明确“党的基础组织,是党的支部”,并对支部的地位和任务作出系统概括。1977年,十一大党章提出“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并具体规定了党的基层组织的6项基本任务,为此后历次党章明确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定位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1992年,十四大党章对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分类定责,明确规定“街道、乡、镇党的基层委员会和村党支部,领导本地区的工作”,确立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各类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理顺了党组织与其他基层组织的关系。2017年,十九大党章增写党支部职责条款,明确党支部“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把党支部的功能定位和职责任务在党章层面完整确立下来。

党章作为党的根本大法,在党的制度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位阶,能够为党的各项工作提供原则性、方向性规范。但就支部工作而言,虽有党章的原则规定和相关条例的规范,却始终缺少一部管总的、基础主干的专门法规,实践中产生了支部设置不够规范、运行不够统一、作用发挥不均衡等问题。2018年,党中央把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成功经验固化为制度成果,制定出台了《条例》。《条例》在党支部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不仅是对党重视党支部建设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从制度上对党支部工作作出的全面规范,标志着党支部建设进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新阶段。

《条例》以总则为统领,明确了党支部的功能定位和工作原则,又依次规范组织设置、基本任务、工作机制、组织生活、党支部委员会建设,最后落脚于领导和保障,形成环环相扣的制度链条。从内在逻辑看,组织设置解决“建在哪里”的问题,旨在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基本任务解决“干什么”的问题,明确了党支部的8项基本任务和10个不同领域党支部的重点任务;工作机制和组织生活解决“怎么运行”的问题,规范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的职权和议事决策方式,以及“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党支部委员会建设解决“谁来带头”的问题,把选优配强支部书记、按期换届、培训考核等落到实处;领导和保障解决“谁来抓”的问题,压实各级党委(党组)抓支部建设的主体责任。这一制度设计,把支部建设的各个环节贯通起来,既明任务压担子,又立规矩定标准,使党支部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制度的价值在于实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以制度规范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既要立规明矩,更要推动制度落地见效。

强化制度认同,以尊崇制度夯实思想根基。制度只有被发自内心地认同,才能从“文本规定”转化为“行动遵循”,从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条例》凝结着我们党长期以来加强支部建设的历史经验,凝结着新时代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实践成果。要把尊崇制度、执行制度作为党员特别是党支部书记的基本素养,切实增强贯彻执行《条例》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自觉维护制度权威,为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奠定坚实思想基础。

严格制度执行,以刚性约束防止制度空转。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之间往往存在“落差”,制度一旦得不到严格执行,就会沦为“稻草人”,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公信力。要坚决维护《条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坚决防止选择性执行、变通执行、打折执行。对贯彻落实《条例》不力、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要依规依纪严肃处理,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以制度的刚性约束保障党支部工作始终在规范化轨道上运行。

发挥制度功能,以组织运行释放实践效能。党支部是党的组织体系的基本单元,把《条例》确立的职责定位和运行规则转化为支部的实际行动,是制度效能发挥的根本途径。通过制度的有效运行,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传导到基层“末梢”,把党员组织起来、把群众凝聚起来,使党支部在贯彻落实党的主张、联系服务群众、推动基层治理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制度规范的力量转化为巩固党长期执政组织基础的实际成效。

优化制度生态,以衔接配套增强整体合力。任何一部党内法规作用的发挥,都离不开制度体系的支撑与协同。制度的整体效能取决于各制度之间的衔接配套、同向发力。《条例》与党章及相关党内法规相互衔接、彼此呼应,共同构成党支部建设的制度体系。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推动《条例》与相关党内法规有机衔接、协同发力,及时将实践中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在实践中检验制度、完善制度,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整体效能,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原文 ↗

牢牢扭住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

□ 张加华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治。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知责是前提,明责是基础,履责是关键,三者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共同构成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的核心支撑。

知责,首在知“责”之所在、之所属、之所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进一步增强全党对管党治党责任的深层认知。知责于心,要深刻认识到管党治党责任绝非“软任务”或“副业”,而是关乎党的执政根基的最根本的政治担当。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党净化政治生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环节。要深刻认识到管党治党责任重大,没有哪个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可以置身事外。各责任主体都要知责、担责、履责,不能当“好好先生”,为了所谓个人形象,任由党的形象和人民利益受损害。要深刻认识到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增强“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具体检验,从政治上认清“为谁负责、负什么责”,彻底摒弃“管党治党是纪委一家之事”的狭隘认知,从根本上解决“意识缺位”问题。

明责,是把政治责任转化为可界定、可操作、可考量的制度图谱。责任若停留在原则表述,必陷于“人人有责、无人负责”的真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明责于细,重在分层分类定边界。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从党中央到基层支部,从“一把手”到普通党员,责任内容、履职方式、工作标准都应条目化清单化,做到“谁主管、谁负责,管业务必须管党建”。只有边界清、任务清、标准清,责任才不会在传导中衰减,不会在协作中推诿,真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环环相扣的闭环体系。

履责,是知责明责的落脚点。责任再清晰,若悬空不落,管党治党仍是一纸空文。履责于行,要求各级党组织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要求动真碰硬,敢于斗争亮剑。管党治党干的往往是“得罪人”的活,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纠风治乱,无一不需要斗争精神。对“四风”顽疾露头就打,对腐败问题深挖彻查,对苗头倾向抓早抓小,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求健全制度,强化刚性约束。紧紧咬住“责任”二字,抓住“问责”这个要害,做到权责对等、失责必问。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考核其他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也要加大这方面的权重。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知责方能定向,明责方能聚力,履责方能成事。新征程上,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长期存在,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艰巨繁重的任务,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只能加强、不能放松。每一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把知责的清醒、明责的精细、履责的果敢融为一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当责任链条每一环都紧绷有力,我们党必能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原文 ↗
04版:党史国史2 篇

深刻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贡献

□ 李君如

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常常会思考一个问题,长征凭什么能够胜利?英勇的红军战士在长征中,用脚板跨越了15个省份,走过了人迹罕至的草地,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4路红军总里程约为6.5万里。正如毛泽东感叹的:“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长征之所以能够胜利,离不开红军指战员身上闪耀的伟大长征精神。

而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结出胜利的果实,是因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扭转了中央红军被动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因此,我们常常说,是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已经成为研究长征史、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大课题,而且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有必要对遵义会议进行再研究。

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对遵义会议的评价是,“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这三次评价的共同点,一是强调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二是强调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三是强调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四是强调遵义会议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当然,这三个历史决议三次评价,每一次评价的表述都有细微的不同。但是第三次评价有一个重要的结论不能看作是细微的不同。这个结论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

毛泽东的“核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按照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所陈述的,遵义会议通过的决定,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遵义会议后在对常委分工时,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于当时党的领导主要是领导军事斗争,毛泽东由此进入中央领导集体并承担起军事指挥的领导任务。遵义会议后,军事上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泽东带领大家作出的,不久就扭转了中央红军被动的局面,最终赢得了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邓小平在1989年五六月间提出并反复强调的。当然,这不是说之前我们完全没有使用过“核心”这个概念。比如在1962年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特别强调树立核心;后来,核心大体上树立了,就特别强调如何当好‘班长’。这就是说,一定要树立核心。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这个党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应该讲,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核心”,指的是党委的“班长”,和他后来强调的“党中央的核心”不完全一样,但又有联系,因为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有一个“班长”这样的“核心”。

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形成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开始形成”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也是一个过程

众所周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泽东。但是,这一核心地位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过程。毛泽东同志的核心地位“开始形成”于遵义会议;1938年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政治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经过延安整风,1943年3月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过程中正式确认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党的六届七中全会进一步以历史决议形式,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是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确立和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标志。

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此来定性遵义会议的最大贡献,我们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开始形成”是一个过程,由此决定了遵义会议同样是一个过程。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结束“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根本原因在于党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这和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同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坦诚交流沟通有关,和红军前线指战员的强烈呼声有关,但最重要的是与在危急关头党中央领导人先后举行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三场会议有直接的关系。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解决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赞同,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渡过乌江后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不仅作出决定,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新根据地,而且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因此,遵义会议召开前的这三次会议和遵义会议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是遵义会议的准备阶段。

遵义会议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决战阶段,同时也是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开始形成”的决定性阶段。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为期3天的遵义会议,经过党内高层充分的民主讨论,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与会绝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同时,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进行适当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意味着他第一次进入了党的最高决策层。

遵义会议后的一系列会议,从扎西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毛泽东开始成为党中央的核心的后续阶段。1935年1月28日在土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西渡赤水,以保存中央红军实力。2月初举行的扎西会议,正式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同时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扎西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建议,二渡赤水,回师遵义。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但是在后来举行的苟坝会议上,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人都主张攻打黔军占据的打鼓新场,于是就发生了毛泽东半夜提着马灯去说服周恩来的故事。后来证明毛泽东是对的,于是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接着,就是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变被动为主动,踏上了胜利之途。因此,从遵义会议到苟坝会议,是我们讲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最后阶段。

“开始形成”毛泽东同志核心地位的遵义会议,有狭义的遵义会议和广义的遵义会议之别

综上所述,我们常说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一个由遵义会议前的“准备阶段”、遵义会议的“决定性阶段”和遵义会议后的“后续阶段”构成的完整过程。再进一步考察,我们可以注意到,遵义会议前的“准备阶段”虽然对遵义会议有重大意义,但还不等于遵义会议。但遵义会议的“后续阶段”则不同,这一阶段应该是遵义会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是因为,当时处于战争激烈进行的状态之中,遵义会议的全部议程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部完成。事实上,当时有的领导人没有开完会就赶回前线去指挥作战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也只能在遵义会议后的扎西会议上通过。成立“新三人团”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完全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只能在苟坝会议完成。也就是说,在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一历史过程中,包括了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等重要会议。由此可见,遵义会议有狭义的遵义会议和广义的遵义会议之别。狭义的遵义会议,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为期3天的遵义会议;广义的遵义会议,还包括扎西会议和苟坝会议。

以史鉴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同样告诉我们,从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提出“带头维护中央权威”,到2015年提出必须有很强的看齐意识,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直至形成“四个意识”“两个维护”“两个确立”,这一认知形成过程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承继。

如同长征中红军战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崇高精神,由于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其力挽狂澜的正确领导,这些奋斗、这些牺牲才换来长征胜利的果实一样,今天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并把亿万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转化为造福亿万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也要靠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才能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创造出新时代的新奇迹。

我们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对遵义会议进行深入的再研究,不仅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邓小平关于“关键在领导核心”这一重要思想的现实意义,而且可以更加自觉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难,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

原文 ↗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实践

□ 祝彦

早在1939年的战争年代,刘少奇就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最好”在哪里?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其他优势,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管党治党、从严治党,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品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管党治党的积极探索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视党的纪律为“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文明蒙尘、淤泥遍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下,如何“出淤泥而不染”,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现实残酷地考验着共产党人的修养和品质。

把纪律挺在前面,是探索管党治党的一个重要举措。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就特别强调纪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作出了严厉的纪律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受此纪律约束,许多革命先驱放弃本来拥有的体面、高薪俸的工作,成为职业革命者。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党对纪律的强调更为严格,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就专门单列了“纪律”一章(即第四章),一共列了9条纪律要求,提出无故连续二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泄露本党秘密等给予开除处分。在管党治党的严苛纪律面前,一些意志薄弱者离开了组织甚至投靠反动集团,突出的反面例子就是陈公博和周佛海,由于违反党的纪律被开除党籍。正如五大党章所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

积极探索管党治党的另一重要途径和举措是开始注重反腐败斗争,并建立党的纪检机构。1926年至1927年初,随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党员人数出现了剧增的势头。社会上的投机分子,甚至反动政客“也来敲CP(即中共)的门”,“同志中之一部分,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中共中央于1926年8月4日发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污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同时,党的五大成立了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由于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白色恐怖,反腐败斗争没有来得及在实践层面普遍开展,但是管党治党的探索为此后党的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带出“苏区干部好作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革命的燎原之势,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党员和红军队伍的来源自然以农民为主,正如毛泽东分析指出,“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由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根据地党政军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具体表现为不要党的领导、抵触思想政治工作、不愿意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无组织无纪律、喜欢走州过府等。如何塑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人进行了不懈努力。

管党治党从源头抓起,严格入党条件。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为管党治党治军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还指出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规定新分子入党必须做到:(一)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二)忠实。(三)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四)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五)不吃鸦片,不赌博。

通过建立机构、完善制度,为管党治党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中央苏区先后成立中央党务委员会及中央苏区省县监察委员会、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等机构,并要求“维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正确的执行铁的纪律……检查违反党的总路线的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官僚主义及腐化现象等,并与之作无情的斗争”。与此同时,先后建立了财务预决算和收支使用制度、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建立专项审计制度等。

制定反腐败文件,并依法严惩腐败分子。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根据这个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严肃查处腐败案件,深得民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管党治党效果显著,带出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形成“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最长的时期,考验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水平、能力和修养、作风。这是因为:第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成分复杂,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旧的封建残余势力与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思想相较量。特别是国民党内的贪污腐败以及国民党对共产党员进行拉拢、腐蚀,使我们党面临着被腐蚀和官僚化的严重危险。第二,新民主主义政策在经济上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给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侵袭党的肌体提供了可能。第三,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好坏,直接影响人心向背。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的探索实践非常成功,交出了合格的答卷。“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口碑,就是对共产党执政的高度肯定。

基于面临形势的清醒认识,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建设廉洁政府的政治纲领,使管党治党建设更加纲领化、制度化、法规化。1937年8月,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首届参议会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1941年5月1日,由中共边区中央局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这些施政纲领的颁布,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立场。

为了建设廉洁政府,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并开展轰轰烈烈的反贪斗争。1939年至1940年,边区政府先后查处乡级干部贪污分子150名,区级以上27名,逐个驱逐出政权机关,将罪大恶极者绳之以法。1941年底,肖玉璧因贪污公款3050元,被执行死刑。《解放日报》发表时评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实现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局部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在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之际,在“天翻地覆慨而慷”大背景下,如何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前夕面临的一道艰难的坎。党领导人民武装开始从农村进入城市,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面临新课题。

这一时期管党治党突出体现在加强纪律意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因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克服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为此,党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报告制度的决定》《关于严格执行报告制度的指示》《关于组织部门业务与报告请示制度的通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一系列规范党内生活的根本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对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统一党的意志和纪律,活跃党内民主生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起了重大作用,为党夺取和掌握全国政权作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开展整党整军运动。自抗战胜利以来,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到1948年党员已发展到300万。为了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各解放区基层党组织从1947年冬天开始,结合土地改革开展了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基本内容的整党运动。经过整党,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

制定惩治贪污条例,打击贪污行为。东北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淮海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相继颁布了《东北解放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条例》《修正淮海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苏北区奖励节约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依据条例,有力打击贪污行为,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巩固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通过管党治党、从严治党,让解放区的群众看到共产党的品质和作风,发自内心地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探索,成功地将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一支队伍,凤凰涅槃式地锻造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组织,深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其经验至今仍有重要启示。

原文 ↗
05版:读书治学3 篇

筑牢国有企业的“根”和“魂”

——读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 · □ 连轶源

2016年10月10日,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的要点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为题,收录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深刻回答了事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国有企业如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出全面部署,为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是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文献。

国有企业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对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对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等问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在这篇重要文献中强调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深刻揭示了国有企业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党的执政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揭示了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必然和政治逻辑,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提升到关系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方向的高度,明确了新时代国有企业的政治本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强调“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这一重要论述阐明了公司治理基本规律和国有企业特殊属性有机统一的根本原则,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对国有企业领导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要求“明确党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深刻阐明党组织的地位作用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的基本途径。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这篇重要文献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总的要求”,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思想性、针对性,是加强新形势下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十年来,这篇重要文献提出的原则要求得到全面贯彻,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得到系统性重塑,企业党的建设发生历史性变化,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得到根本扭转。一方面,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建设完成从原则要求到系统规范的跃升。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国有企业党委(党组)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党内法规和新修订的公司法明确了企业党组织的法定地位,企业层面全面实现“党建入章”,普遍制定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清单,“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全面落实,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加快形成。另一方面,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瞩目成就。截至2025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突破95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6.9%,国有经济战略支撑作用充分彰显,为党执政兴国夯实物质基础。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突出问题,是这篇重要文献的突出特征。对照这篇重要文献确立的原则标尺,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有的是决策把关存在形式化倾向,前置研究讨论“走过场”、清单“上下一般粗”、“议”与“决”边界不清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部署“提高前置研究讨论的质量和效率”,靶向就在于此。有的是组织建设存在覆盖短板,企业组织形态平台化、用工方式多元化趋势下,组织覆盖如何向混合所有制企业、境外机构、新设单元跟进,流动党员管理如何抓实,组织功能如何避免“有形无效”,亟待回答。有的是思想引领存在适配不足,面对职工代际更替、信息接收碎片化等情况,照本宣科、大水漫灌的工作方式,难以实现入耳入脑入心。有的是面临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挑战,“影子股东”“期权腐败”等问题不时出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四次全会上先后要求“强化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快速处置”“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问题,有的是“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的残留,有的则是在企业形态、用工方式、市场环境深刻变化下的新表现,这表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继续按照这篇重要文献中提出的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提升决策质量。贯彻“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要求,优化前置研究讨论事项清单,明晰边界、提高质效,推动决策把关从“程序审查”走向“战略定向”;以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锻造班子决策能力,引导领导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末位表态、决策后评估制度,使重大决策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进一步强化组织支撑。按照“全面从严治党要在国有企业落实落地,必须从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制度严起”的要求,坚持党组织设置跟着项目、产业链、创新链走,推动党组织在混合所有制企业、境外机构、新设单元的覆盖;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对照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标准,在急难险重任务中识别干部、使用骨干;推动组织功能从“开展活动”转向“破解难题”,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优势、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进一步凝聚精神力量。践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力,推动理论武装从“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延伸,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大力弘扬国企先进精神,用好红色资源和工业遗产,让红色基因从历史记忆转化为产业报国动力;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深度融合,汇聚改革发展磅礴力量。

进一步涵养政治生态。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对享乐奢靡歪风露头就打,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靶向纠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紧盯“关键少数”,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健全党内监督与企业内部监督贯通协同的大监督格局,让干部在廉洁前提下干事创业,以政治生态的“绿水青山”护航企业发展的“金山银山”。

原文 ↗

“学问要接着做,不能照着做”

——饶宗颐的治学之道 · □ 赵建永

饶宗颐(1917——2018年),号选堂,广东潮州人,当代享誉中外的国学大家,历任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社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外籍院士等职。饶宗颐与钱钟书、季羡林并称“南饶北钱”“南饶北季”。融修身治学与经世致用为一体,饶宗颐在守正与开新之间走出一条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学术道路。

“正以立身,奇以治学”。饶宗颐治学以学域广博、融会贯通为鲜明特质。他研究范围广,早年由乡邦之学扩大到全国文史,中年放眼中外关系及人类文明史,晚年转向中华精神内核的求索。在方法论上,他以“求是、求真、求正”为基石,提炼出“正以立身,奇以治学”的辩证准则,使修身与治学相辅相成。他认为,做人当弘扬正气、秉持正直、坚持正义,筑牢明德弘道的立身之本;做学问则要以奇破局,敢于钻研前人未涉之域,跳出固有思维藩篱,大胆开拓创新。

据统计,饶宗颐的开创性学术成果多达50项,如首次辑《全明词》、首部以版本学等方法研究词学的《词籍考》,率先系统阐发“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内涵等。凭借深厚学养和敏锐眼光,他每接触一则材料,便贯通学理脉络、触类旁通,常能化寻常史料为全新创见。

在实证方法上,他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发展出“五重证据法”,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物、田野考古、民族学史料、异邦古史相互参证。每逢重大考古发现公布,他必第一时间跟进研究,从零散文物梳理出扎实论据补正史籍。他为搜集流失甲骨远赴日欧,撰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获得国际汉学最高荣誉“儒莲奖”;系统整理敦煌文书,首次刊布珍贵写本《文心雕龙》,主编《敦煌书法丛刊》,著成《敦煌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曲》等著作,填补一系列研究空白,获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别贡献奖。

他突破“经史子集”的分类壁垒,贯通文、史、哲、艺,深耕甲骨学、敦煌学、考古学、目录学、诗词学、音韵学、金石书画等十余门专业。他精通英、法、德、日及梵文、楔形文字等语种与古文字,打通中外文献隔阂,成为跨文化、跨学科研究标杆。他治学不拘门户,融会诸家菁华。季羡林曾总结过他治学的四大特色:涉猎广博、征引宏富、善用考古材料、原创成果丰硕。

以新经学助推中国文化复兴。饶宗颐主张,“学问要接着做,不能照着做”。洞察20世纪学术转型趋势,饶宗颐早在1997年便作出前瞻性判断:21世纪将迎来中华文化复兴。他还强调复兴不是复古,而是依托新考古成果,激活国学经典的当代价值,推动东方智慧走向世界。

为此,他首倡“新经学”建设,接续经学传统,却不盲从旧有模式,以新材料、新视角赋予经书全新时代意义。在他看来,经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思维范式与生命智慧,蕴含历久弥新的“常道”。20世纪大量简帛出土还原经典本貌,为重构经学创造了历史契机。饶宗颐倡导的新经学融合传世文献、出土简帛、域外汉籍等多重资源,打造适配当代的经典阐释体系,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例如,依托新经学研究,饶宗颐基于“天人合一”理念,借鉴《周易·益卦》,提出“天人互益”新论。该思想扬弃旧有天人关系单向顺应自然的局限,主张人与自然互济共生、协同演进,高扬人的主体作用。这一观点源于通经致用的古典智慧,又呼应绿色发展的理论创获,正是新经学现实生命力的展现。

为推动新经学落地,饶宗颐全力支持《儒藏》工程并受聘顾问,将儒家典籍整理视作重建新经学、推动文化复兴的关键抓手。他撰文系统阐释《儒藏》的时代价值及其与新经学的关系,被汤一介用于指引编纂《儒藏》。饶宗颐特意题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以申共勉。他指出,佛道两家均有完备典藏,儒家作为中华文脉主干亟须完善典藏体系,《儒藏》恰好补足此空白。

德学兼修,知行并进。饶宗颐坚持修身为本、德学并进,视心性涵养为治学根基。他主张治学必先静心修身,戒除功利浮躁,以平常心看淡名利得失,依靠持续自省锤炼治学定力。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治学须下足两项功夫:“没有‘安忍’,便不能精进;没有‘澄心’,便不能凝神向学。”做学问贵在张弛有度、持之以恒、学思践悟、协同推进、内外兼修。

直至暮年,饶宗颐仍每日伏案十余小时。九旬高龄,他还在锐意创新荷花画法,笔下“饶荷”独树一帜,既喻高洁品格,更寓意传承文化的承荷担当;年近百岁坦言“我已练习书法九十多年,到现在仍觉得需要老师”;期颐之年依然思维清晰、新作不断。这份旺盛创作活力,正是终身修身自持、劳逸相宜换来的。其学术成就许多都在退休后完成,充分印证潜心积淀、久久为功,方能行稳致远。

饶宗颐始终保持强烈的好奇心与探索欲,经常在各地访学,将书斋研读与实地游历有机结合。每到一处必核验书中记载,并以实地见闻启发新知。他说:“行游天下最大的乐趣,就是我从书本上得知的东西,在所到的那个地方做了亲自的验证……可能因为我的求知欲太强了,经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读、忘我地追寻……”游历对他来说是沉浸式学术考察,既开阔视野、打破书斋局限,又锻炼体魄、陶冶心性,催生创新思维。

会通东西的视野背后,是饶宗颐一以贯之的家国情怀和文化担当。作为当代“东学西渐”的代表人物,面对外国学者曲解中华古籍,他以精审考据正本清源,澄清学术谬误,维护中华文化的国际学术话语权,树立文化自信和自觉。他借港澳联通中外的地利,担起桥梁之任:频繁往返内地参与文物古籍整理与学术研讨,引进海外研究资源。同时,长期在欧美名校讲授国学,牵头创办《华学》等刊,搭建起常态化汉学交流平台。他积极推动中华学问走向世界,又以世界眼光反观本土文化。他还将学术影响力转化为社会责任,常年义卖书画、捐赠藏品,支持国内救灾与文教事业。

饶宗颐诗句“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高度凝练出其治学宗旨与人生境界。“自在”的底气来自“不磨”锚定的价值坐标,故能在风浪激荡中稳心神、持正道、立风骨。

原文 ↗

把好事实事办到困难群众心坎上

□ 民政部党组书记、部长 李常官

困难群众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多次进村入户看望困难群众,访贫问苦的足迹遍布全国,就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指出“对困难群众,我们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求“建立健全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为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弱有所扶”取得重大成就。但也要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但受就业收入、自然灾害、疾病残疾等影响,仍然存在一些低收入群体和需要政府保障的特殊群体,还有一些群众存在突发性、临时性困难。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坚持精准帮扶,完善兜底式保障作出系列重要部署。《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等作出具体安排。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施策、综合治理,积极主动为困难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聚焦重点人群,确保“兜住底”

锚定特定人群特殊困难,以“看得见、看不得”百姓疾苦的责任感、使命感,科学认定救助帮扶对象,有针对性地落实救助措施,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是确保“兜住底”的重要基础。

做好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等救助帮扶。特困人员是最困难、最脆弱的群体,城乡低保对象是依靠自身条件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人群,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也是社会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他们是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的重点对象。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特困人员保障体系,健全了城乡低保制度,形成了生活无着流散人员救助管理服务体系。“十四五”时期,年均保障特困人员488万人、城乡低保对象3936万人。但一些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因达不到低保条件,享受的救助帮扶政策有限。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中,仍会有一些面临基本生活困难。新颁布实施的社会救助法,将救助帮扶政策向更多需要帮助的群体拓展,对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急救助人员救助帮扶作出规定,对做好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救助提出要求,必须加快健全覆盖全面、分层分类、综合高效的社会救助格局,依法保障他们获得物质帮助和救助服务的权利。

做好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帮扶。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2025年底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3.23亿,其中一些高龄老年人处于空巢、独居、留守状态,特别是一些农村失能老年人面临照护困难。近年来,各地通过纳入特困供养、城乡低保等,保障了1900万老年人基本生活;通过建立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完善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制度,不断提升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的服务覆盖范围和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水平。但总的看,对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的探访关爱还需扩面提质,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服务供给,特别是对其家庭照护的专业支持还有不足,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解决。

做好困境儿童救助保障和关爱保护。让所有孩子有一个幸福美好童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近年来,我国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5年底,57万名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救助保障范围,救助保障标准稳步提升。但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和人口流动,对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的关爱服务仍有待加强,一些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受的服务还不够,一些农村留守儿童的有效监护还需提升。对此,要积极适应儿童福利和关爱对象新变化,把所有需要救助帮扶的困境儿童纳入服务保障范围。

做好困难残疾人救助帮扶。让残疾人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基本民生保障的重要内容。我国有持证残疾人3800多万,其中一些精神残疾人的社区康复服务还有不足,一些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等需求尚未有效满足,“老年父母+残疾子女”、一户多残等家庭照护能力薄弱,需要多方支持,切实减轻家庭照护负担。

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兜准底”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做好对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是最底线的民生保障任务,必须坚持对象精准、标准精准、措施精准的原则要求,完善主动发现、精准识别、快速响应、因需帮扶等制度机制。

完善动态监测、主动发现机制。动态监测、主动发现是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的首要环节。“十四五”时期,各地建立健全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平台,完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信息系统,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推动救助帮扶工作“人找政策”和“政策找人”相结合。加强数据比对、动态复核,依托探访关爱机制,增强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的识别能力。完善困境儿童主动发现机制,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但从工作实际看,漏保、错保等问题仍有发生,一些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的精神慰藉、社会融入、专业照护等需求的及时响应还有不足,个别困境儿童发现不够及时。针对性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坚持“大数据比对+铁脚板摸排”“键对键和面对面”相结合,进一步打通部门数据共享通道,加强信息交叉比对、智能预警。完善动态摸排、常态走访、街面巡查等机制,进村入户及时发现困难情况。畅通政务热线、信访渠道,鼓励困难群众和城乡居民、社工机构、志愿者等及时反映各类困难信息,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救助。

科学精准确定救助标准。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是水涨船高的关系,既要顺应群众期待,又要符合客观实际。“十四五”时期,我们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稳步提升各类救助保障水平。但个别地区仍存在标准制定不科学不合理、相关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有待优化等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必须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各类救助标准科学确定与动态调整机制。充分考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物价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等多方面因素,科学调整低保、特困供养标准,建立相关保障标准备案制度。加强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与低保标准的统筹衔接,结合残疾人基本生活和长期照护支出成本,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科学设定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及补助标准。

健全闭环运行精准落地机制。推进救助帮扶一贯到底、落地落实,才能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惠民政策。近年来,各地完善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发现、识别、帮扶、反馈、退出工作链条,压实各部门各方面救助帮扶责任,救助帮扶质效明显提高。同时,仍然存在部门协同不够、基层服务能力薄弱等堵点卡点。今后一段时期,要强化社会救助、社会福利领域相关工作机制的统筹、协调、指导、督促职责,完善统一认定、信息分层管理,动态监测、因需推送,部门合力救助、结果反馈闭环。健全社会参与体系,充实基层工作力量,实现政策制定、落实、优化有机统一,让困难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推进公平公正实施。确保救助帮扶公开、公平、公正,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经过持续开展综合治理,有力遏制了兜底保障、救助帮扶工作中的违纪违规行为,群众认可度明显提升。但也要看到,优亲厚友等现象尚未禁绝,挤占、挪用救助资金等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仍然存在。必须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怀着对困难群众的深厚感情,以深入细致的作风,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坚持公平公正,推进各领域救助帮扶政策、程序、对象、资金使用公开透明。既要把握各项政策的刚性,也要重视方式方法的灵活性,通过耐心解释、说服教育、链接资源等方式,回应好群众诉求。聚焦解决群众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发挥考核牵引作用,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及时完善政策措施。

提升救助帮扶质效,确保“兜好底”

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要坚守底线而不固守底线,既要保障好基本生活,也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按照更加注重“投资于人”的要求,推动救助帮扶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

满足发展性需求。目前我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较好保障,但一些发展性需求还需要更好满足,部分困难群众的康复护理、心理关爱、社会融入等需求存在服务供给缺口。必须分类施策,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物质+服务”救助帮扶格局。对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通过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加强心理慰藉、开展技能培训、链接就业资源,解决好社会融入、增收赋能问题。对特殊困难老年群体,通过推进老年友好社会建设,开展老年人健康素养、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解决好健康养老、智能适应、社会参与问题。对困境儿童和残疾人,重点提升学习、心理调适和社会交往等能力。同时,聚焦困难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扩大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促进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困难群众身边延伸。

加强政策衔接。破解各自为战、业务壁垒,加强政策衔接,是提升困难群众救助帮扶质效的内在要求。今后一段时期,要着力推进社会救助和“老、残、儿”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政策衔接。针对一些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重病、重残儿童,可参照单人户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统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老年人护理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残疾老年人可择高申领一类护理补贴。统筹残疾人两项补贴、养老服务补贴和高龄津贴等,更好保障残疾老年人权益。加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与长期护理保险政策衔接,提高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支付能力。重视发挥慈善力量补充作用,建立健全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衔接机制,推进救助需求与慈善供给匹配对接,为困难群众提供多样化救助帮扶。

健全服务网络。健全完善的服务网络是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的基础支撑。近年来,各地基本建立了以乡镇(街道)“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窗口为申请主渠道,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市县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和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站点、各级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协同推进的综合服务网络。但也存在一些服务薄弱环节,必须补齐短板弱项。社会救助方面,用好遍布城乡的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加大对社会救助协理员等基层力量的培训、关爱力度。养老服务方面,健全完善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强化协同联动、作用发挥,做实探访关爱,加大对生活困难的失能老年人照护支持。残疾人方面,完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补齐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建设短板。儿童福利方面,推进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扩面增效”,满足社会困境儿童救助帮扶需求。针对一些边远地区困难群众居住分散等情况,发展巡回流动、网络远程服务,实现服务有效覆盖。

提升便利性可及性。救助帮扶办理过程是否方便可及,直接影响困难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年来,各地抓住数智化发展大势,推动救助帮扶事项网上办、“指尖办”,取得明显成效。今后一段时期,人口流动还将持续,数智化将更加深刻嵌入人类生活。面对新形势,要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加快实现常住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等部署,聚焦民政领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化,稳妥推进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社会救助、扶残助残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持续深化残疾人两项补贴、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等事项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深化困难群众帮扶“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优化申请审批流程,推行“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确保及时救助。

坚持系统施策,强化引领保障

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必须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党的领导、健全政策制度、夯实基层基础,推动救助帮扶更好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

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做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的根本保障。近年来,各地围绕“党建+社会救助”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做法。下一步,要在总结地方探索基础上,推进党建引领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制度化发展。对标对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实用好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困境儿童、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等相关工作机制,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发挥党的领导优势,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政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推动将困难群众救助帮扶纳入基层网格化治理。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将救助帮扶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强化“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思想观念,引导困难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树立摆脱困境、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决心。

强化法治保障。坚持“大块头”和“小快灵”相结合,聚焦群众期盼、发展急需,完善救助帮扶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出台社会救助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文件,完善顶层设计。推动制定修订养老服务法、儿童福利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等重要法律,更好保障救助帮扶工作发展。落实民法典有关规定,研究制定老年人意定监护、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成年残疾人监护等实施举措,保障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重心在基层,要想方设法、创新方式,强化基层基础。会同相关部门优化民政领域转移支付分配机制,完善福彩公益金管理使用制度,推动各类资金、项目、资源向基层倾斜。通过建强用好乡镇(街道)民政服务站,设立农村助老员等公益性岗位,发展民政社工,配齐配强社会救助协理员、村(居)儿童主任,组织动员志愿服务力量等多种方式,确保基层有人干事。加大培训力度,用好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为基层赋能增效。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服务群众。

营造良好氛围。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工作闪耀着人性光辉,彰显着社会良心。迈上新征程,要以良好环境氛围办好这件关系民生、连着民心的好事实事。大力弘扬尊老爱幼、扶弱济困、守望相助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营造关心、帮助困难群众的良好氛围,鼓励困难群众自强自立。通过传统媒体和现代媒体融合,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帮扶政策宣传,推动直达基层。总结各地创新做法、典型案例、感人事迹,发挥示范效应。鼓励社会参与,培育发展专业社会组织,支持在精神抚慰、能力提升、社会融入、资源链接等方面提供专业服务,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爱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与困难群众牵手结对,汇聚救助帮扶合力。

原文 ↗
06版:文化教育3 篇

地方应用型高校如何培育服务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人才

□ 吴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统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持续提速,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路径。不同类型高校承载差异化使命,其中,“双一流”高校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攻基础前沿、培育基础研究拔尖人才,地方应用型高校则要统筹抓好应用研究、区域发展服务、应用型人才培养,推动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与人才培养一体联动,这是地方应用型高校必须回应的时代命题。

立足产业应用研究,校准科研服务战略方位

在国家创新体系多元协同格局下,各类创新主体各司其职。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与国家级科研院所侧重基础前沿探索、产出原始创新知识,承担基础研究主力任务,产业一线大量技术改良、管理优化、商业模式迭代、系统集成等现实问题,则属于应用研究范畴,是地方应用型高校服务区域发展的重要场域。区域产业链的持续升级,不只是设备更新和技术引入,更是持续解决大量非标准化现场技术问题的过程。这类问题往往不具备基础研究的理论突破性,却直接决定企业生产效率、产品稳定性和市场竞争力,客观上需要扎根地方、贴近企业的科研力量持续跟进。

从现实看,不少地方应用型高校尚未建立与应用研究相适配的科研运行体系。一些学校仍不自觉沿用基础研究的评价标尺,选题多从既有文献与学术脉络出发,而非源于企业真实痛点;科研组织相对分散,跨学科协同攻关不足,难以应对产业链中的复杂系统性问题,由此导致科研产出与产业需求错位,部分成果停留在论文层面,不能很好转化为可供产业落地的解决方案,科教融汇也缺少实质性载体。

地方应用型高校开展应用研究不只在于横向课题数量的扩张,而是要让科研组织方式、选题机制、评价标准真正适配产业问题的解决逻辑,面向产业一线凝练任务,以企业技术需求牵引研究方向,依托产学研协同平台、工程技术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开展有组织科研,把产业攻关过程转化为人才培养的真实场景,把技术落地成效和产业实际贡献作为评价科研的重要标尺,实现科研赋能产业、反哺人才培养的双向贯通。

对接区域创新体系,构建双向赋能共生格局

地方应用型高校与区域发展不是简单的单向服务关系,而是深度融入区域创新体系的共生关系。区域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决定地方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布局和服务方向。地方应用型高校输出的人才、技术和智力成果,能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既需要科技领军企业发挥市场需求牵引作用,依托科研机构提供前沿创新供给,也需要地方应用型高校面向广大市场主体提供稳定、持续的知识服务和人才支撑。

现阶段,校地合作仍存在由浅层协同向深度融合升级的空间。一些合作停留在项目签约、短期培训和阶段性成果交付层面,尚未形成贯穿产业发展全过程的长效机制。究其根源,在于校地资源对接机制仍显碎片化。高校较多按照学科体系产出成果,地方与企业围绕阶段性任务提出需求,合作多依托单次项目,缺少长期协同的制度框架与稳定载体,难以形成持续性联动。

校地协同的重点不是简单扩大合作项目数量,而是推动地方应用型高校更深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围绕区域重点产业链搭建常态化对接渠道,面向市场主体开展技术协同攻关与智力服务,依托产业需求推进人才培养与能力提升,把高校学科优势、科研能力与人才储备持续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区域内高校要加强科教资源共建共享,依托资源重组释放集群办学效能,汇聚区域科教资源共同支撑产业发展,形成高校发展依托区域沃土、区域发展得益于高校智力支撑的双向赋能格局。

紧扣产业人才需求,筑牢区域人才培养根基

高等教育体系的分类定位,决定了不同类型高校在区域人才供给中的分工边界。“双一流”高校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重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培养能够开展基础创新和前沿探索的拔尖人才。区域产业体系需要大量能够扎根地方产业链、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工程实践、解决现场复杂问题的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具有鲜明的区域适配性、岗位针对性、实践应用性特征,很难单纯依靠区域外高校远距离输送,客观上要求地方应用型高校承担起区域人才自主培养的主体责任。

当前,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能力结构提出了系统性重构要求。智能制造、数字化转型、绿色发展等变革,倒逼人才能力需求从单一技能升级为跨领域整合能力、工程化落地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但在一些地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仍较多沿袭传统学科逻辑,专业设置与产业链需求衔接不够紧密,课程体系偏重理论传授,实践环节与真实产业场景结合不足。这种供需错配客观上造成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落差,一方面学生实践能力培育不足,另一方面企业难以找到适配岗位要求的应用型人才。即便是微专业这类面向产业需求的新探索,也存在企业参与度不足、内涵建设薄弱等共性问题,企业难以深度介入人才培养全流程,产业资源向教学资源转化存在堵点。

应用型人才培养不能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教学改进,而需要从育人范式上进行系统调整。专业集群、现代产业学院、跨学科模块化课程、项目式教学等改革,本质上都是对产业人才需求变化的实践回应。地方应用型高校应把真实产业场景作为育人的重要课堂,依托产业需求布局微专业,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培养方案设计、课程开发和实践教学,聘请产业导师参与课程教学与考核评价,把产业项目、技术攻关和岗位需求转化为教学资源,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形成跨学科思维、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紧跟产业迭代趋势,动态完善培养方案、优化课程体系,持续缩小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鸿沟,筑牢区域人才自主培养根基。

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格局中,地方应用型高校拥有适配自身类型的发展赛道,要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产业生态。以应用研究打通产业技术堵点,以校地融合激活区域创新要素,以应用型人才培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闭环联动、互促共生。扎根区域、深耕地方,持续将办学优势转化为区域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走出特色鲜明的应用型高质量发展道路,在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践行地方高校的时代使命。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党委书记)

原文 ↗

以绿色技能人才培养赋能能源绿色转型

□ 毕乐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25年可再生能源并网运行情况显示,2025年末,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23.4亿千瓦,在全国电力总装机中的比重约为六成。在能源结构加速调整的背景下,设备安装、运行维护、能效管理和安全管理等岗位任务随之更新,绿色技能需求日益突出。能源领域的技术变革与结构重塑,深刻改变了岗位形态与技能标准。职业教育是技能人才供给的主渠道,必须主动对接国家能源转型战略,系统性优化绿色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破解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以高质量技能人才供给夯实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人才根基。

立足产业变革趋势,构建精准化人才需求适配体系。新一轮能源革命推动产业岗位体系全方位升级,绿色化、数字化、复合型已经成为新时代技能岗位的核心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收录134个绿色职业,其中23个同步纳入数字职业范畴,充分说明单一技能结构已难以适配现代能源产业发展需求,兼具绿色素养、数字能力、实操本领的复合型技能人才成为市场紧缺资源。当前,我国风光发电、抽水蓄能、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等新业态蓬勃发展,传统能源生产、加工、利用全链条加快绿色升级,岗位技术标准、操作规范、安全体系持续更新,职业教育专业布局滞后、人才培养适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愈发凸显。

化解能源领域人才供需错配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动态迭代、多方协同的人才需求响应机制。按照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部署,依托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搭建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人才研判平台,整合重大能源项目布局、企业技术改造、市场岗位需求、技能等级评价、毕业生就业流向等多源数据,精准识别新兴绿色职业、紧缺技能工种以及传统岗位的绿色升级任务,细化各层级岗位的技能标准、设备规范、安全要求。健全发改、工信、能源、人社、教育多部门常态化会商机制,动态发布职业专业调整指导目录,精准划定紧缺扶持、改造升级、限制撤销的专业类型,推动职业教育专业布局、人才规模、培养结构与能源产业转型节奏精准匹配,实现产业发展、技术迭代与人才培育同向同步。

聚焦育人供给提质,搭建分层化技能培育支撑体系。现代职业教育分层分类的办学体系,能够精准适配能源产业梯度化岗位需求,是支撑能源全产业链绿色转型的重要载体。2025年,教育部集中发布758项新修(制)订的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其中中职223项、高职专科471项、职业本科64项,为专业建设提供国家基准。立足能源产业岗位层级差异,必须构建定位清晰、衔接有序、各有侧重的培养体系,杜绝课程同质化、培养浅层化、能力重叠化等问题,实现不同学段人才精准赋能产业不同岗位链条。

分层培育要紧扣岗位核心能力需求,逐级提升育人标准。中职教育聚焦基础实操与规范落地,重点培养能源设备基础操作、日常运维、安全管控等基础能力,筑牢产业一线实操人才队伍根基;高职专科聚焦综合作业与故障处置,着力强化设备调试、系统运维、能效优化、隐患排查等专业能力,适配产业中端技术岗位需求;职业本科聚焦工艺创新与系统优化,重点培育复杂工况处置、技术迭代升级、绿色工艺改良等创新能力,服务能源产业高端突破与转型升级。

依托分层育人定位,系统重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推动全国能源类、装备制造类、资源环境类专业全面融入绿色低碳、智能转型核心内容,传统能源专业增设智能巡检、能耗管控、绿色开采、碳资产管理等课程模块,新能源专业完善设备安装调试、功率预测、储能安全、场站智能运维等核心教学内容。以真实岗位工作任务为载体,细化教学实施流程、工具规范、质量标准与安全要求,推动课堂教学与产业实操无缝衔接。依托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立校企联合教研机制,动态迭代课程教材、教学案例与实训项目,紧跟能源产业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从根本上解决教学内容滞后于产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深化产教协同赋能,构筑全链条闭环育人生态。绿色技能兼具极强的实践性、场景性与迭代性,单纯校园课堂教学难以满足产业实操需求,必须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抓手,构建全过程、常态化、闭环式的协同育人体系。立足全国能源产业整体布局,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推动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流程,实现产业技术、实训场景、师资力量、研发资源共建共享,打通人才培养、实训实战、就业上岗的贯通式链条。

统筹虚实场景建设,夯实实操育人载体。针对能源行业高危作业、场景受限、实操难度大的特点,对井下智能开采、新能源场站高压运维等高风险场景,全面推广虚拟仿真教学,实现安全高效实训;对设备检修、数据监测、能效调试等常规岗位任务,全面开放企业生产现场,推行岗课融合、现场教学、项目实操,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锤炼绿色实操技能。完善共同体运行管理制度,明确校企双方设备共享、数据开放、安全管控、成果共用的权责边界,规范协同育人流程,保障合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

建强双向互通师资队伍,夯实育人核心支撑。严格落实“双师型”教师认定、培养与考核制度,推动职业院校教师常态化进驻能源企业,参与技术改造、项目研发、工艺优化,积累一线实操经验,将产业真实案例、前沿技术转化为课堂教学资源。健全行业工匠、技能大师、企业技术骨干入校任教机制,充实兼职师资队伍,精准开展实操指导,讲解岗位操作边界、质量控制标准与风险处置规范。依托全国职教协同资源,共建共享绿色技能案例库、实训项目库,动态更新教学资源,确保人才培养持续适配能源产业转型最新需求。

人才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支撑,技能人才队伍质量直接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成效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水平。立足“双碳”战略全局,职业教育必须坚持产业导向、需求牵引,以精准化需求研判定方向、以分层化培育体系提质量、以全链条产教融合强实效,持续优化专业布局、完善培养标准、革新教学模式、健全育人生态,形成需求预测、分层培养、场景实训、评价反馈的闭环育人机制,源源不断培育高素质绿色技能人才,为我国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与智力支撑。

原文 ↗

城市C位该留给谁

□ 刘妍

国庆前后,全国多地掀起一场温暖而庄重的城市新风尚。多个城市商圈、交通枢纽、核心街区的黄金广告位焕然一新。往日轮番播放商业宣传、明星代言的城市大屏、户外灯箱、商超屏显,让位给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南仁东等功勋科学家。这一举措最早始于山东菏泽、淄博,随后逐步推广至上海、大连、杭州、呼伦贝尔等众多城市。巨幅肖像、励志箴言、科研事迹展示在城市最醒目、人流量最大的公共空间,吸引往来市民驻足凝望、拍照打卡。

城市黄金广告位,是市场经济下价值高、传播广的公共传播载体,是流量与目光的聚集地。将最珍贵的城市公共传播资源,从商业流量转向家国功臣、从娱乐热点转向民族脊梁,看似是一次简单的场景转换、画面更替,实则是一场深刻的价值重塑、精神传递与风气革新。

将城市C位留给国之栋梁,是思政教育载体的拓展创新,有利于推动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的《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资源”,“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这一要求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思政教育必须走出封闭空间、融入广阔社会实践的发展方向。用好社会大课堂,就是要打破课堂与社会的壁垒,打通校园、社会、家庭育人链条,让思政教育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融入烟火日常,走进大众生活的每时每刻。闹市中的户外大屏,便是一座流动的社会课堂,是城市公共空间里最直观、最生动的价值传播载体。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在日常出行途中抬头可见榜样形象,随时感受初心力量。这种日复一日的视觉浸润与情感共鸣,能够帮助他们不断深化对家国担当、初心使命与坚守奉献等精神内涵的理解,使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榜样引领。这种将思政场景延伸到城市公共空间的做法,不仅丰富了思政教育的表达形态,拓展了育人阵地,而且弥合了校内课堂与社会教育的边界,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有机贯通与协同联动。城市公共空间成为思政教育的校外延伸,课堂内外育人力量在真实场景中交汇融合,有力推动价值引领从阶段性课堂学习拓展至常态化熏陶,从知识传授转化为行为自觉,让思政教育在春风化雨中实现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把城市C位留给国之栋梁,是引领社会风尚的务实之举,有利于弘扬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当前,流量时代的信息传播格局深刻改变着公众的注意力分配,公共视野时常被各类娱乐热点所占据,大众注意力易受短平快的娱乐话题裹挟,呈现出碎片化、浅表化、即时化的特征。因而城市大屏、户外灯箱、商超屏显等公共传播资源,在商业利益驱动下,更多向文娱热点及流量明星倾斜,追求短期的关注度与传播效应。相比之下,科研报国、潜心育人这类厚重、低调的故事,往往缺少曝光机会,难以在喧嚣的传播环境中获得充分展示。潜心攻关的科学家、深耕讲台的教育家等群体,虽长期默默奉献、为社会发展筑牢根基,却较少进入大众视野,其精神价值与现实贡献未能得到与之相称的社会关注。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传播空间的价值引领功能有所弱化。将城市C位让给国之栋梁,就是向社会传递鲜明价值导向:真正值得仰望的不是浮华的明星光环,而是脚踏实地的实干与奉献。这既是对默默耕耘者的郑重致敬,也是对社会价值坐标的有力校正。当市井烟火中充满对崇高的敬意,社会价值追求也会在潜移默化间发生转变,进而培育起崇尚科学、尊重实干、礼赞奉献的良好社会风尚。

把城市C位留给国之栋梁,是厚植家国情怀的生动实践,有利于凝聚实干报国、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底色,这种情怀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民族血脉,贯穿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矢志报国的强大内生动力。运用城市最优质的传播资源展示功勋科学家的事迹与风采,致敬最值得尊崇的时代榜样,是新时代对家国情怀的有力弘扬,更是对民族精神根脉的自觉传承与时代升华。当前,我国正处于科技自立自强、教育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更加需要凝聚全民共识、提振民族精神、汇聚奋进力量,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认同应对风险挑战、开创发展新局。当这些国之栋梁的身影点亮城市,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便悄然播撒——钱学森“为国铸重器”的赤诚、袁隆平“禾下乘凉梦”的坚守、黄旭华“隐姓埋名护海疆”的奉献、屠呦呦“潜心钻研济苍生”的执着、南仁东“仰望苍穹探深空”的笃行。他们如一座座精神灯塔照亮人们的心灵,成为凝聚力量、奋勇前行的精神纽带,激励人们在传承与弘扬中不断厚植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城市黄金广告位作为城市核心公共空间中的注意力资源,其价值不应局限于获取商业流量与经济效益,更应主动承担传递主流价值、涵养社会风气、弘扬时代精神的重要社会责任。此次让出城市C位、致敬大国脊梁的行动,是一堂协同育人的思政课,是一次深入人心的价值传递,也是一场润物无声的精神洗礼。期待这场城市致敬新风持续扩散,让大国脊梁的精神光芒融入生活、浸润人心,让尊崇科研、敬重奉献、崇尚实干、心怀家国蔚然成风,引导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潜心实干、奋勇争先,以昂扬奋进的时代姿态,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原文 ↗
07版:综合·党建2 篇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建新功

□ 杨慧 李晓明

深圳市宝安区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是穗深港发展轴黄金走廊的重要节点,也是连接粤港的桥梁、辐射内地的通道,海空铁立体交通与基础设施体系完备。特殊的市场环境和产业实际,对行业治理与党风廉政建设提出更高要求。深圳市宝安区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宝安区局(公司)〕始终牢记国有企业使命担当,自觉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坚持一手抓主责主业工作,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把全面从严治党融入市场监管、生产经营、企业治理等全领域、各环节,在实践中落地构建“清风护航”廉洁风险防控体系,不断完善企业监督治理机制,切实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动高质量发展建新功。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锚定从严治党“定盘星”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清醒才能政治坚定。建设“清风护航”廉洁风险防控体系,首要在于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推动党员干部、纪检监察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坚持深学细悟铸魂,在原汁原味学习中夯实思想根基。宝安区局(公司)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形成“党组领学、纪检促学、支部研学、党员自学”的四层体系,开展“奋进春光学两会,实干笃行正政绩”“以案警心守初心,端正政绩筑根基”系列特色主题活动。纪检监察干部始终保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深刻把握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的职责定位,用党的创新理论校准监督理念、厘清履职边界,不断推动学习成效转化为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思想自觉。

坚持学用结合促行,在学查改贯通中提升实践效能。理论学习的最终落脚点在于实践,在今年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宝安区局(公司)对照政绩观偏差突出表现,综合运用座谈调研、意见征集、谈心谈话等方式,从班子、科室、党员干部多个层级梳理形成问题清单、逐项销号落实。纪检监察机构立足监督专责,主动靠前参与问题检视研判,紧盯政绩观偏差背后潜藏的廉洁风险,把监督视角贯穿问题查摆、整改销号全流程,督促整改不走过场、不打折扣。目前,整改成效已成功嵌入专卖监管、客户服务、“我为群众办实事”等重点工作中,有力解决基层员工、零售客户急难愁盼,生动践行了人民至上的理念。

以靶向监督为抓手,织密管党治党“责任网”

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要跟进到哪里。国有企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紧盯权力集中、风险较高的“关键少数”和重点领域,健全制度机制、创新监督模式,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紧盯“关键少数”,压紧压实管党治党监督责任。宝安区局(公司)牢牢抓住权力运行的核心环节,做实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政治监督,印发《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实施方案》《加强政治监督实施方案》,督促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强化政治担当,确保“三重一大”决策全过程监督,人事任免、大额资金使用、项目审批等关键环节决策合规。同时,用好谈心谈话、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等监督抓手,压实“一岗双责”,健全主要负责人与班子成员、党组纪检组与班子成员的双向谈心谈话机制,针对分管领域作风隐患、廉洁风险开展点对点预警提醒,每年面向全体干部员工公示公开班子成员的述职述责述廉报告,主动接受监督,推动党风廉政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层层传导、落地落细。

紧盯重点业务,构建“全链条+嵌入式”廉洁风险防控体系。聚焦监管环节多、市场主体数量大、廉洁风险点集中的特点,宝安区局(公司)坚持风险前置治理,构建起“点——线——面——网”四维防控格局:适时更新监管领域廉洁风险点防控清单,精准锁定廉洁风险隐患,持续排查“廉洁风险点”;执法人员通过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专题部署、纪法培训等方式,立下“不拿企业一瓶水”“不离开记录仪镜头”的刚性纪律,持续拉紧“纪律警戒线”;依托区政府主导、区局牵头、23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产业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凝聚跨部门廉洁共治合力,持续扩大“综合治理面”;组织相关企业全覆盖签署《廉洁共建协议书》,并在关键时间节点通过企业管理服务平台逐一推送廉洁提醒海报和清风倡议书,持续织密“外部监督网”。在生产企业许可证换证关键窗口期,专门制定换证廉洁风险防控工作方案,成立专项监督领导小组,同步设置监督举报邮箱,开展实地核查监督与企业问卷调研,实现“前、中、后”全周期监督,以“风险早识别、过程可管控、效果能评估”推动产业法治化、规范化发展。

以系统协同为路径,下好贯通治理“一盘棋”

全面从严治党是系统工程,单靠纪检监察机构“单打独斗”难以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推动内部监督贯通、外部监督联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不断拓展“清风护航”体系治理效能。

打通内部监督链路,完善科室联动协同“内网”。宝安区局(公司)持续健全“党组统筹、纪检牵头、科室联动”的内部贯通协同监督体系,深入落实“四责协同”机制,印发《加强日常监督的实施办法》,充分发挥特约纪检监察员前沿探头作用,有效破解过往监督力量分散、条块壁垒分割的治理难题,提高内部监督整体效能。纪检监察机构精准锚定“再监督”职能定位,常态化围绕样品管理、大额资金存放、人员出入境管理等重点风险领域,联动业务部门靶向开展专项监督核查,借助各类内部监督资源深度整合,构建起上下贯通、一体发力的内部监督格局。

打通外部协作渠道,健全“内・地”联动协作“外网”。主动加强与属地公安机关、纪委监委的沟通对接、交流座谈,重点围绕职务犯罪防范、非职务违纪违法行为处置、监管廉洁风险防控开展业务研讨,形成“信息共享、预警联动、线索移送”三位一体协作联动机制,不断强化对干部员工“八小时之外”社交圈、生活圈的纪法监督。借助属地纪委监委平台,选派青年骨干参与联合办案实战,在线索核查、证据固定、文书撰写中磨砺纪法本领,为纪检工作储备专业力量。同时,积极拓展智库、媒体共建渠道,联合深圳报业集团、中国人民大学深圳研究院围绕监管廉洁体系建设开展专题工作交流,探索党建廉洁联学共建“三共三促”机制,把外部智力资源引入廉洁风险研判、制度完善工作当中,放大多元共治效能。

以铁军建设为保障,锻造善于斗争“主力军”

制度的落地见效,关键在人。构建廉洁风险防控体系,必须统筹抓好队伍能力建设与廉洁文化培育,以敢斗善斗的纪检骨干队伍、守正创新的清廉文化土壤,持续涵养企业良好政治生态。

建强纪检监察铁军,锻造履职尽责“硬骨干”。宝安区局(公司)以“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为契机,对标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标准,借助“清风课堂”、业务培训班、跨单位纪法交流等方式,组织纪检监察干部系统学习办案安全、监督执纪等制度规范,持续加强队伍建设。同时,坚持刀刃向内、强化自我约束,严格执行打听案情登记、办案安全责任制度,督促纪检监察干部严防“灯下黑”、不做“害群马”,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监督,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

建强廉洁文化品牌,拧紧正风肃纪“安全阀”。拓展“清风护航”文化内涵,组织开展廉洁主题漫画评比,编排监管廉洁教育小品《“贵客”临门》,以文艺演绎推动警示教育走实走活、廉洁理念入脑入心。聚焦年轻干部群体开展专题廉洁教育,通过典型案例通报、集体廉政谈话等方式,帮助年轻干部扣好廉洁从业“第一粒扣子”,营造知廉、守廉、崇廉的浓厚氛围,持续厚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新时代新征程,国有企业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宝安区局(公司)将以纪检监察机构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防控、深化监督贯通协同,一体推进“三不腐”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监督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分别系深圳市宝安区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经理;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

原文 ↗

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数智化转型

□ 陈庆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紧扣三大战略任务,将数智化视为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变量,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技术驱动与管理变革相促进,系统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具有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实践路径。

坚持战略引领,构建数智转型顶层设计新格局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公司党组深刻把握行业从规模速度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升级的重要转变,升级拓展企业“三大战略”任务,为企业数智化发展赋予了全新的使命任务。

在战略定位上,聚焦“三大战略”精准发力。围绕“强化高端引领,推动结构提升”,以数智化驱动研发创新、工艺升级、产品提质、制造提效,助力高端品牌价值塑造,推动产品结构和品牌影响力向价值链更高位势攀升;发挥数智化对特色品类的赋能作用,通过数字溯源、工艺数字化管控,守护中式品质特质,让中式品牌文化内涵与品质价值可感知、可验证、可传播;围绕“努力进位争先,提升竞争能级”,深化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打造“智造”核心竞争力;将全域数智要素转化为发展动能,驱动公司各领域业务在“二次创业”新征程上实现竞争能级的持续跃升。

在顶层设计上,以行业网信工作部署为指导,构建公司“十五五”“1134”网信蓝图。确立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体系、数据资源体系为两大底座,搭建智慧化战略管控、数智化业务运营、数字化综合管理三大协同应用平台,配套AI创新驱动、网络安全防护、网信治理保障、组织人才培育四大支撑体系。针对智能制造、网络安全两大重点工作,分别配套专项子规划,形成自上而下的“1+2”整体规划体系,确保数智化有章可循、有序推进。

在推进机制上,强化全公司“一盘棋”统筹。坚持统一规划、分类施策、梯度进阶、整体跃升,既鼓励所属工厂立足资源禀赋开展特色探索,又坚决防止分散建设、重复投入。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和标准化推广模式,推动成熟经验快速复用,形成上下联动、左右协同、整体推进的良好局面,确保数智化转型始终锚定服务战略核心目标。

坚持智造筑基,打造智能工厂梯度培育新优势

智能制造是新型工业化的主攻方向。公司坚持“标杆引领、梯次进阶、整体跃升”,以智能工厂建设为载体,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树立标杆,打造示范样板。什邡厂深耕全场景智能化,落地50余个智能场景和9项特色应用,建成行业首家CMMM四级工厂和首批先进级智能工厂,入选工信部5G工厂名录,能耗指标达到国家一级标准,树立了企业智能工厂建设标杆。成都厂深化CPS融合应用,打造数智化“国宝专线”,获评行业先进级智能工厂和成都市智能工厂,通过CMMM三级认证,并对标进位更高成熟度等级,实现智造核心能力的持续升级。

复制推广,形成集群效应。依托行业工业互联网统一技术体系,推动什邡、成都两厂的成熟经验在全公司范围内快速复制。长城雪茄厂借鉴数字化车间建设经验,结合手工产品特色,推进5G+数字车间建设,自主研发智能选色和全质量检测装备,实现传统工艺数字化升级,获评四川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并入选工信部5G工厂名录。绵阳、西昌等工厂通过复用成熟场景方案,加快设备联网、数据采集和智能应用落地,补齐基础能力短板。目前,全公司已形成标杆领跑、多点跟进、梯度进阶的智能制造发展格局,整体制造能级不断提升。

坚持数据赋能,激活全链条价值创造新动能

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是新的生产工具。公司打通数据采集、治理、应用全链路,推动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转化,以AI和数据双轮驱动,重塑生产经营全流程。

夯实数据底座,打破信息孤岛。依托行业CPS智能工厂和工业互联网体系试点,开展体系化数据治理,完成10余万个数据点位采集,建立数百项数据模型和规则,实现数出一源、口径统一。搭建“云+中台+工业互联网”新数基架构,构建“云——边——端”协同算力体系,实现算力资源的统一调度和弹性扩展,有效满足公司和工厂两级多场景算力需求。数字中台归集数据资产超1800亿条,工业互联网平台沉淀可复用数字资产近百项,为业务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深化场景应用,提升运营效率。聚焦生产痛点,开展融合式场景创新。在生产排程环节,智能排产模型实现秒级生产排程,效率提升5倍;在制丝环节,基于深度学习的水分控制模型投入应用,批次CPK提升80%,水分标准偏差下降40%,关键工序非稳态时间压缩50%;在卷包质检环节,FMEA库等应用推动质量管控由事后整改转向事前预防,相关案例入选工信部2025年“数字三品”典型案例;在设备运维环节,健康度模型推动定期运维模式向工况驱动的精准运维转变;在质量管理环节,率先落地行业首个基于标识解析体系的质量追溯应用,主力品规实现单包扫码溯源,“一键穿透”原辅材料全要素、生产和物流全链条,质量问题响应时长由数小时压缩至30分钟。自主研发国内首台手工雪茄智能选色装备和外观质量全检装备,检测效率较传统人工方式提升5倍以上,核心检测人员由10人减少至2人,并有效提升检测一致性与产品均质化水平。

挖掘数据价值,驱动科学决策。建成智慧决策运营中心,构建多维数据分析体系,支撑智能测算与自动报告,推动管理决策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型。落地产品原料“六个精准”管控模型,有效优化了供应链协同。面向业务一线,依托低代码平台培育300余名业务“民间开发者”,累计开发微应用2000余个,覆盖上百个场景,降本增效超1200万元。同时,积极探索AI大模型在教育培训、标准查询等场景的应用,形成全员创新、双向互动的良好生态。

坚持生态护航,构筑持续进位发展新保障

数智化转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技术、管理、人才、安全等多维支撑。公司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各方资源,构建完整的转型生态,为数智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

强化人才支撑,积蓄内生动力。实施数智化“五支队伍”人才培育计划,搭建两级数据创新工作室和产学研用平台,组建100余人、涵盖青年骨干与资深专家的专业梯队。常态化举办数智大讲堂,持续提升全员数字素养;开展项目与课题研讨、实战演练和创新竞赛,以赛代练、以赛促创,营造全员参与、全员创新的良好氛围。

强化规范治理,提升投入质效。推动网信管控模式由“统分结合”向“统筹谋划、协同推进”转变,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形成“规划、实施、评估、优化”闭环。打造IT运营管控和IT智能运维两大核心平台,实现网信计划、项目、资金、人才、档案、运维等核心业务全流程数字化。编制30余项网信领域标准规范,推动网信工作标准化运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强化安全防护,守牢发展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化开展网络安全知识技能的宣传和培训,提升全员网络安全意识和能力;构建“管理一条线、技术一张图、运营一中心”的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努力确保“业务不中断、数据不丢失”,为企业数智化转型筑牢安全屏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关口,公司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行业发展要求,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举措,持续深化数智化转型,以数智之变赋能战略落地,以进位争先姿态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在行业数智化赛道上走在前列,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系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主任)

原文 ↗
08版:中外历史3 篇

“开拓团”:日本妄图永久吞并中国东北的侵略工具

□ 孟月明

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一场蓄谋已久、步步为营的全面侵略战争,不只直接表现为战场上的军事占领,还有一套长期、系统、隐蔽的殖民同化方案。由日本国家层面推动的满蒙“开拓团”移民政策,是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永久吞并中国东北进而全面侵华的战略组成,是其实施人口置换、掠夺土地和战略资源的重要侵略工具。为此,日本政府开启了庞大的移民计划,历经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三个阶段,持续40年之久。所谓“开拓”,并非单纯的人口迁徙与农业垦荒开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分阶段实施的殖民侵略行为,给中华民族尤其是东北地区带来了沉重灾难。

蓄谋已久的日本移民侵略计划。近代以来,由于领土狭小和人口不断增长,日本一直急于解决其农村“过剩人口”和“土地饥饿”的矛盾,对中国东北广袤肥沃的黑土地觊觎已久,将其作为殖民移民的首要目标。1904年日本发动日俄战争,攫取沙俄在大连、旅顺的殖民权益,建立关东州,并控制了南满铁路。当时的首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便提出:“能否使日本始终处于不败的优势地位,必须以移民为要务。”1913年,“满铁”开始从铁路沿线守备队中,选拔有农业经验的日本退役士兵进行移民试验,即“除队兵”移民。1915年3月,关东州都督福岛安正在大连金州创建第一个移民试点村——“爱川村”。1928年4月,“满铁”组织大连农事株式会社进行试点移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为日本大规模移民殖民扫清了政治与军事障碍。在关东军主导下,日本统治集团达成共识:单纯依靠军队占领难以长久维持统治,只有大规模移民定居,改变中国东北人口结构、土地权属与基层社会形态,才能实现永久统治、彻底吞并东北的目标。1932年,关东军统治部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人移民案要纲》《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日本拓务省也形成了《满洲移民计划案》。这些方案的基本精神,是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内,分别向中国东北移入“屯田兵制移民”1万人和“国防移民”10万户。

1936年广田弘毅出任首相,建立了以军部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把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列为七大“基本国策”之一,出台《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提出在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的庞大移民侵略计划。此项计划之战略目的为掠夺东北优质土地与战略物资,支撑日本本土发展与对外战争;通过人口置换,改变当地民族构成,推行“日满一体”的殖民同化;在边境地带构建殖民防线,应对苏联,巩固占领区,为持续侵华和亚太扩张建立稳固后方。

步步蚕食中国东北。1932年至1935年为日本“武装移民”试验阶段。移民招募对象以日本“在乡军人”为主并按军队形式编组,配发武器,实行寓兵于农、屯垦驻防模式。1932年10月,首批492名武装移民抵达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次年春天进驻永丰镇,后更名为“弥荣村”。1932年至1936年间,日本陆续进行了五次“武装移民”,向桦川、依兰、绥棱、密山等地迁入2785户日本移民。移民配备枪械,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平日从事农业生产,战时配合日军清剿抗日武装,是日本武装殖民的初步试点。

1936年至1941年为日本“国策移民”大肆扩张阶段。依托“百万户移民国策”,日本推行集团移民、“分村分乡”、青少年义勇队移民三类模式。“分村移民”主要是通过诱骗、强制等手段将日本“过剩农家”送往中国东北的移民计划。同时大量招募15岁至19岁青年组建义勇队,经过短期军事训练派驻中国东北,作为殖民后备力量。1939年12月,随着移民规模的扩大,为掩盖其侵略战争的本质,缓解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同时也为了欺骗日本人民积极参与移民侵略,日本颁布《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把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全部改称“开拓”。至1941年,东北境内已经建成数百个“开拓团”,分布在黑吉辽主要农耕区和边境要道。

1942年至1945年,日本向东北移民进入战时收缩但仍强行推进的阶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国力消耗严重,原定百万户移民目标无法完成,但土地掠夺政策并未停止。关东军制定“战时紧急开拓”方针政策,日本当局继续强征底层民众与未成年少年补充移民,持续抢占土地,扩张殖民据点。从1932年10月到1945年5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共设立860余个移民团,移民总数达到10.6万户32.3万人,殖民据点遍布东北核心产粮区与战略通道。

戕害东北民众和服务侵略战争的双重罪责。日本“开拓团”落地生根,完全建立在掠夺土地、驱逐当地农民、残害百姓的基础之上,给东北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留下大量血泪史实。日伪当局以“土地整理”“荒地回收”为名,强行征购东北农民世代耕种的熟地,却只给出极低的补偿价格。后期甚至采用武装力量直接夺占,打着“维持治安”的旗号,没收农民土地,或以“危险区”为名,将原居农民驱逐。这些措施破坏了东北农业经济良好的发展模式,使农村生产力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截至194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共掠夺移民用地达2600余万公顷。

为安置“开拓团”,日军推行“归屯并户”,焚毁原有村落,制造大片无人区。1934年12月3日,伪满洲国民政部发布了《关于集团部落建设之件》的第969号训令,强令伪满洲国境内的各省普遍推行“归屯并户”,强迫住在偏远山区的农民离开自己曾经世代居住的家园,迁往指定的“集团部落”。为安置日本“开拓团”,黑龙江省方正县伊汉通乡的两千余户当地居民,被强制驱赶迁往高寒贫瘠山区。寒冬时节,民众无房御寒、缺粮少柴,只能栖身地窨子,疫病、饥荒蔓延,部分村落人口死亡率过半,成为“开拓团”掠夺土地罪行的历史见证。

日本的“开拓团”从来就没有进行过所谓的“开拓”土地的活动,实际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10余年间,超过500万东北农民失去土地家园,一部分沦为“开拓团”佃农,承受高额地租盘剥,一部分流离失所,丧失基本生存依托。在殖民压迫之下,东北民众的基本权利遭到践踏和剥夺。伪满政权配合“开拓团”实施民族歧视政策,规定中国人食用大米即构成所谓“经济犯罪”,粮食优先供给“开拓团”与日本关东军。中国人却只能食用粗粮糠菜,稍有反抗便遭到抓捕、酷刑与监禁。

“开拓团”并非普通农业移民群体,而是日本侵华战争体系的基层支撑力量,深度嵌入战争机器,承担军事、物资、治安多重功能。约半数“开拓团”部署在“开拓第一线地带”,直接面对苏联边境。从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及大小兴安岭内侧至松辽平原外缘一线,称作“开拓第二线地带”,这里的移民超过总数的40%。网格化布局的殖民村落,分割、孤立抗日根据地,切断民众与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压制东北抗日运动,维护伪满殖民统治秩序,成为巩固占领成果、持续推进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开拓团”成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主要兵力来源,青少年义勇军更是日本重要的预备兵源,持续向前线输送人力。到1945年日本战败前,共有8.6万余名15——18岁的“日本青少年义勇队”队员,被安置在中苏边境地区。在物资掠夺层面,“开拓团”占据东北肥沃黑土地,规模化生产粮食,产出优先供给关东军、军需储备并大量调往日本本土,实现以农养战,持续为侵华战争输送物资。

1945年8月,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以“开拓团”为主要载体实施的百万户移民计划,最终沦为泡影。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永久占领东北的殖民幻想,彻底破灭。当时,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传达“可以放弃满洲全土”的命令,只优先将日本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和家属送回日本。“开拓团”仅剩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被遗弃,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弃子和对外侵略的牺牲品。4000余名“日本遗孤”被遗弃在中国东北,后来由善良的中国父母抚养长大成人。

从黑土地上这段沉重的殖民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开拓团”本质是殖民扩张团,其侵略属性与历史罪行不容美化、篡改与淡化。它同时也警示世人:日本侵华战争从来不只是战场上的枪林弹雨,在抢占土地基础上的人口置换和社会同化,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更为隐蔽、更具长期性的卑劣手段。唯有始终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深刻认清军国主义的全面扩张本性,守护好民族集体记忆,才能筑牢思想防线,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让历史悲剧永不重演。

(作者系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原文 ↗

以跨文化视角讲述长征故事

□ 张德明

魏华德(Harold Weldon),澳大利亚汉学家、出版家,长期致力于中澳文化交流。他在1985年、2011年两次重走长征路,以跨文化视角讲述长征故事,以长征主题影像出版为核心载体,用海外受众易于接受的视觉叙事,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国历史与当代发展。2017年,魏华德荣获第十一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一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正是对他数十年深耕中国故事传播、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认可。

初征:感悟长征这段东方传奇。1985年,19岁的魏华德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开启了重走长征路的旅程。他从江西瑞金出发,途经遵义、皎平渡、大渡河、夹金山,最终抵达陕西吴起镇,魏华德与中外摄影师团队历时数月,用脚步、车轮与镜头记录沿途的山川地貌、人文风情。这段旅程让他刻骨铭心:在皎平渡,他中暑晕厥,是当地村民用清水与西瓜救了他;在藏区草原,牧民们用牦牛奶与热饭招待陌生的西方来客;在偏远村落,淳朴的百姓即便生活清贫,也愿意拿出最好的食物分享。魏华德回顾一路走来的历程说道:“虽然长征是关于红军的故事,但我们发现,它能向整个世界展示美丽的中国。中国不仅有稻田,还有连绵的山脉、特色的民族、优美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文化。”

魏华德发现,红军一路走来始终善待民众、守护百姓,用真诚换来了群众的支持,这种“以民为本”的信念,正是长征穿越艰难险阻的核心密码。而沿途百姓的善良与坚韧,更让他打破了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读懂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结与友善。他谈道:“长征是战胜逆境、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的伟大历程。重走长征路教会了我无所畏惧,永远以坚定不移的决心面对挑战,以及良好的适应能力——接受新的策略,探索未知的路线,接受新的想法,接受陌生人的好意。”

这次旅程后,魏华德在1986年主导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长征》,以中、英、法、德、日、意、西7种语言在全球五六十个国家售出15万册,取得巨大成功。这本画册没有刻意渲染宏大叙事,而是用真实的影像、细腻的文字,展现长征路上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与普通人的生活,让西方读者第一次看到,长征不仅是军事征程,更是一段充满人性温度、文明魅力的东方传奇。魏华德说:“这本书不只是讲历史,更是借长征路线,展示中国广袤国土、多元民族、壮丽山河,让海外读者看见教科书之外完整的中国。”

再征:见证长征沿途的沧桑巨变。2011年,在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之际,魏华德决定组织中外摄影师第二次重走长征路,重新观察沿线的变化,并计划再次制作主题画册。魏华德这样解释创作构思:“单纯讲述八十多年前的战争历史,海外年轻读者会产生距离感;把长征历史和今天百姓的美好生活放在同一本书里,读者才能读懂——当年红军为之奋斗的理想,正在这片土地上变成现实。”对于第二次重走长征路,他认为核心意义就在于重访他们上次所走过的那些历史地点,记录这些地方社会和经济方面发生的变革,并记录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两次跋涉,岁月流转,长征沿线的巨变让他惊叹,百姓生活日新月异。但让他更为动容的是,变的是时代风貌,不变的是长征精神与人间温情。当年帮助过他的村民,如今依旧热情好客;长征沿途的红色遗址,成为传承精神的重要载体;中国人面对困难永不言弃、团结奋进的品质,始终未曾改变。第二次重走长征路,魏华德切身体会到了许多变化:当时基础设施已然更新,沿着长征路线经过大渡河时,那里新建了许多水坝。1985年,四川西部地区很难买到水果和蔬菜,但故地重游的他发现,漂亮的市场和商店里满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农产品。另一个重大变化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惊人发展。高速公路、火车站、高铁和机场相互连接、纵横交错,让人惊叹。

魏华德将第二次长征之行后出版的画册命名为《中国——新长征》,画册以中、英、德、法、西、俄、日等多语种出版,于2012年面向全世界发行。画册以长征为主线,记录和报道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新长征”,用图文、纪录片、数字网络出版等多种形式,向全世界重点介绍改革开放以来长征沿途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画册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被海外出版社誉为“了解中国西部社会形态和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窗口”。

长征是读懂当代中国的纽带。深耕中国研究四十载,魏华德始终致力于“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打破跨文化传播的壁垒。他深知,西方受众对宏大叙事的接受度有限,而真实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共情的情感,才是跨越文化隔阂的关键。红军长征的故事无疑是读懂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载体。

在世界中国学大会、北京文化论坛等国际交流平台,他以亲身经历分享长征感悟,呼吁国际社会摒弃意识形态偏见,以客观、理性的视角看待中国,通过长征这样的经典故事,探寻中国发展的精神密码,理解中国选择的道路与价值。同时,他也鼓励中国文化传播者,坚持用跨文化的视角打磨故事,让更多中国故事像长征一样,走进西方读者的心中。

在魏华德看来,长征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乐见向世界讲述长征这一体现人类毅力、领导力与战略智慧的史诗故事。对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他表示:“今天的中国对自身现代化发展的道路充满自信。西方需要理解,这种自信来自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长征’,并非一蹴而就。我相信,一个自信的国家既会拥抱自身身份和价值观,同时又会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两次重走长征路,魏华德用双脚丈量中国土地,用心灵感受中国温度。他出版的画册,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他搭建的文化桥梁,让中澳两国人民的心贴得更近。在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浪潮中,魏华德如同一位执着的行者,以长征故事为纽带,让世界看见中国的精神与力量,让中国的声音传遍全球。

原文 ↗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 盛朝迅

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核心功能与发展路径,精准锚定了新时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为建设制造强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充分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意义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是以实体经济为支撑、多产业协同联动、供需动态平衡、安全韧性兼备的有机系统。先进制造业代表产业升级方向,在生产方式、产品供给、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等方面具有先进性,是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要求、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体现现代化生产规律的新型制造业形态,必须立足实体经济根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创新引领、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体经济的重要根基。历史和实践都表明,没有强大实体经济作为支撑,所谓的繁荣就是看似华丽的泡沫、建在沙滩的高楼。不同于传统制造业,先进制造业以技术密集、创新驱动、集约高效、绿色低碳、附加值高为主要特征,涵盖高端装备、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既能通过技术创新提供绿色高质量的产品、推动生产方式革新,也能推动生产组织数字化智能化、生产过程可感知可调控、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低碳可持续,实现柔性生产、精益生产、绿色生产,更能创造高质量就业、提升产品附加值,依靠技术、工艺、专利等形成核心竞争力,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实体经济根基。

科技创新的主阵地。科技创新不是单纯的理论突破,必须落脚于产业应用、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先进制造业集聚了优质的创新资源,研发投入强度高、技术知识密集特征明显,承载着大量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能够创造新的技术创新范式,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最佳载体,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工程化、产业化,把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无论是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还是应用技术集成创新、工程化产业化创新,都要通过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地见效,实现从科技突破到产业突破、从技术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跨越。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稳定器。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大国产业博弈、技术壁垒、供应链分割加剧,全球竞争已经从产品竞争、市场竞争转向底层技术、工业基础、产业规则、供应链韧性的系统性竞争。先进制造业涵盖工业基础、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等底层基础领域,是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科技安全、经济安全的重要屏障,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能够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不断塑造新优势,守牢产业安全基本盘。

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依靠强大实体经济支撑。先进制造业持续迭代升级,能够创造新产品、新功能、新场景,以高质量新供给催生有效新需求,满足产业升级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能够持续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优化供给结构、创造新型消费需求、带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产业体系现代化、经济结构高级化,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数字中国、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也能承载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安全、民生保障、生态永续、共同富裕等多维现代化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多重战略功能。

准确把握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大发展方向,精准揭示了新时代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规律,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三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共同推动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以智能化重塑生产范式。智能化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驱动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力量。传统制造业依赖人力、设备、经验的生产模式,存在效率偏低、精度不足、柔性不够、管控滞后等短板。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集群、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推动劳动资料从传统机械装备迭代为算力、算法、工业软件、智能产线,实现从延伸体力到替代脑力的质变,劳动对象从传统矿产、原材料拓展为工业数据、模型参数、仿真场景、新型功能材料,劳动者从技能型工人升级为数字技能型、创新复合型人才,实现生产、管理、研发、质控、物流、服务全流程智能变革。一是生产端智能升级,推广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普及柔性制造、精益制造、智能制造模式,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产品精度与产能适配能力。二是全链条智能赋能,依托工业互联网打通上下游数据壁垒,实现产业链协同设计、协同生产、协同配送,提升产业链整体运行效率。三是新动能智能提升,通过培育智能制造、智能装备、工业软件等新增长点,让先进制造业从要素投入型增长转向效率提升型增长,持续抬升全要素生产率。

以绿色化构建可持续生产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绿色低碳、集约高效、循环利用的可持续产业体系。绿色化是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底色。“十五五”时期是绿色技术变革、规则博弈、碳达峰攻坚的关键时期,推进制造业绿色化转型,需要一体推进绿色改造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从源头、过程、末端全方位推动产业绿色变革。在源头端,大力推广绿色设计、低碳材料、节能装备,持续淘汰落后产能,优化制造业能耗结构、产品结构。在生产端,全面推行节能降碳改造、清洁生产改造、循环化改造,推广余热余压利用、固废资源化、水资源循环利用模式,降低单位产出能耗物耗与碳排放。在产业端,培育新能源装备、绿色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储能产业等绿色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绿色供应链、绿色产业园、绿色产业生态,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协同统一。

以融合化拓展发展边界。融合化是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迭代升级的重要路径,能够打破产业边界、重构产业形态、培育新增长点。当前产业发展已告别单一产业独立发展的传统模式,数字与实体、制造与服务等各类产业跨界融合成为主流趋势,需要把握产业发展大势,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培育全流程解决方案提供商,推动现代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积极运用数字技术改造实体经济,催生智能装备、工业软件、产业数字化服务等新赛道,实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双向赋能。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运维、智能物流、品牌运营、产业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全流程,实现“制造+服务”一体化发展,推动价值链从中低端向高端跃升。

坚持系统观念扎实推进发展先进制造业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坚持系统观念是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不忽视和轻视农业、传统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等产业的作用,反而需要发挥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和关联引领作用,承接科技创新、提供现代化生产资料、牵引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为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拓展空间。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传统和新兴、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先进制造业发展关键靠创新,走好创新这步先手棋,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依托国家实验室、重点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中央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业、新型研发机构,构建多层次、全链条创新体系。坚持企业主体,聚焦高端装备、核心芯片、工业软件、关键材料、精密仪器等“卡脖子”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基础研究前瞻布局,补齐工业基础短板。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试转化、产业化落地全链条,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传统产业不是落后产业,不能简单一关了之,要通过智能化、绿色化技术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释放产业发展新活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正处于从培育到壮大的关键阶段,必须从技术攻关、主体培育、产业生态、要素保障、制度改革等多维度系统发力,补短板、延链条、提能级,打造产业增长新引擎。未来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增量,必须抢抓产业发展新机遇,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核心问题,也是先进制造业由大到强过程中必须回答好的问题。实践告诉我们,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形式,但市场自身也会失灵。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要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培育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单项冠军,又要完善产业治理,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内卷式恶性竞争,完善标准、产能预警、落后产能出清机制,实现放活与管好相统一。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发展和安全犹如硬币的两面,相互支持、相互促进、高度融合,必须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监测、风险预警、应急保供机制,针对重点产业链建立风险清单、短板清单、攻关清单,分类施策破解断链风险。推动关键核心产品、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构建多元韧性供应链体系。纵深推进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补齐短板弱项,提升产业链抗冲击、抗风险、稳供给能力,牢牢守住产业安全底线。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原文 ↗
09版:党校(行政学院)通讯6 篇

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理论研讨会在海南省委党校举办

本报讯 10月10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理论研讨会在海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海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纳云德,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王伟光,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吴玉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关于海南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分为主旨演讲、平行论坛等环节,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基层党建、风险防控、新质生产力等领域展开研讨,旨在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路径、提供理论支持。

主旨演讲环节,与会专家重点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海南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如何抓实党建、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海南思想文化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等议题,开展多维度、深层次研讨。

平行论坛环节,与会嘉宾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自贸港建设行稳致远、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汇聚自贸港建设磅礴奋进力量、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夯实自贸港建设组织根基和人才支撑、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推动自贸港高质量发展和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宣传阐释助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等6个主题,结合实际情况剖析问题,深化理论思考。

会议一致认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海南自贸港建设全过程,聚焦自贸港党建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课题,充分发挥专家学者作用,深入研讨、多提真知灼见,为海南党建工作答疑解惑,助力破解实践难题;要立足学术前沿、发挥理论优势,深度挖掘、系统提炼海南自贸港党建创新实践,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党建经验和理论成果,为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贡献来自海南对外开放一线的鲜活实践样本。

本次研讨会由海南省委组织部、海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海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海南省党的建设研究会主办,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海南研究基地、海南省旅琼哲学社会科学家联合会、海南省党建引领自贸港建设研究基地、海南省哲学政治学学科协同创新中心承办。来自省内外高校、研究院所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省委党校全体教师、省委党校分校及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教师代表等共计150余人参加会议。

(林诗昊)

原文 ↗

江苏省委党校举办青年教师经典研读工程中期分享会

本报讯 近日,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第29期“一起研习”理论工作坊暨青年教师经典研读工程中期分享会。副校长(副院长)李立峰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实施青年教师经典研读工程,是校(院)着眼夯实青年教师理论功底,助推科研咨政强基础、攀高峰作出的重要工作安排。广大青年教师要在强化理论研究基础上下功夫,全面、系统、深入学习研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著作和文献,筑牢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学理支撑;要强化学术研究基础,立足党校学科建设重点方向明确自身科研主攻领域,紧紧围绕党校科研重点任务开展研究;要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深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开展调研,为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打牢基础。

会议强调,开展经典研读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系统性工程,应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青年教师要以研读经典为牵引,加强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开展分领域分专题研究,聚焦标识性重大概念深化研究,加强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研究,形成一批标志性成果;要加强对策研究,紧扣江苏“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江苏党的建设重大现实问题,形成立得住、叫得响的研究成果;要突出成果转化,切实打通经典研读到教学、科研、决策咨询的各个环节,推动教研咨协同发展。

会上,8位青年教师代表结合各自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分享了研读收获与体会。大家一致表示,在接下来的研读中要进一步突出问题导向,真正做到学思用结合,把研读成果转化为教学实效、科研成果和咨政建议。

各教研部门负责同志、40周岁以下青年教师,科研处、研究生处、决策咨询部负责同志及工作人员等120余人参加会议。

(苏校轩)

原文 ↗

重庆市委党校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教学工作会

本报讯 9月24日,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教学工作会,常务副校长(副院长)刘晓吾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姓党,坚守党校初心,增强做好党校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敬畏感,树牢“一切围着培训干、一切围着学员转”的鲜明导向,聚焦主责主业、聚力提质增效,以高质量育才服务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刘晓吾指出,春季学期校(院)坚持为大局服务、为干部赋能,统筹推进基本培训、名课建设、教学品牌打造、教学体系重塑、教研咨协同发展等重点任务,干部教育培训实效性和学员满意度持续增强。做好秋季学期教学工作,一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做到时时学、事事学、人人学,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思想共识、工作抓手、行动遵循。二要深入实施名课开发行动。严格落实“天天更新、周周打磨、月月备课、季度审核”工作机制,加快开发急需、紧缺、经典、前沿课程,加大案例教学,全力攻坚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申报推荐。三要加速推进特色教材投用。统筹抓好系列特色教材编写,坚持教材编写与课程开发一体谋划、同步推进,推动成果及时进课堂。四要持续做优求实大课堂品牌。紧扣中心大局优化主题策划、加强沟通对接,统筹做好课程调度与资源共享,打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教学品牌。五要加快打造党性教育阵地。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庆实践”主题教室和重庆市基层治理研究中心(民主村)主题教室建设,同步建强讲解队伍、开发配套专题课程。六要迭代升级精品教学线路。优化完善“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精品线路,接续打造特色教学点位,提升全市现场教学规范化水平。七要从严从实抓好学员管理。健全十大管理工作体系,严格落实封闭式管理,深化研究式教学,贯通“三带来、三带走”培养链条,积极回应学员关切。

刘晓吾强调,要强化有组织的教学,充分发挥校(院)委领导把关作用,压紧压实教务处统筹责任、教研部门主体责任和各职能部门保障责任,系统构建高质量育才工作格局。全体教师要涵养师德师风,敬畏学员、敬畏课堂、敬畏理论,提升站位、把握方位、找准定位,把讲台当舞台、把职业当事业。

校(院)领导,各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近年来新进教师参加会议。

(刘将洋)

原文 ↗

京沪两地党校局级主体班举办联学互鉴活动

本报讯 9月15日,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第31期局级研修班与到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开展异地教学的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第153期局级进修班举办联学互鉴座谈,京沪两地54名学员围绕两地改革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研讨交流。

座谈以“互鉴两地实践、共研改革难题”为主线,两地学员代表分别立足各自城市的生动实践,从新质生产力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发展与规划、区域协同与产业融合、法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等4个方面分享经验,开展深入交流互动。北京学员重点介绍了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及统筹数据安全的有关举措,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分享了以“企业出题、院校答题”打通产学研通道机制,依托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滨海和雄安布局分中心的系列行动计划。上海学员主要介绍了科技服务业“市级统筹、各区落地”的市区协同机制,分享了长三角地区通过联合攻关计划、创新联合体推动人才、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跨区域流动,在资质互认、社保“一卡通”、医疗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等方面实现民生共享的经验。

座谈会氛围十分热烈,学员一致表示,京沪两地同为超大城市,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使命相近、课题相通。党校开展联学互鉴座谈,为两地学员搭建了跨地域、跨领域的学习交流平台,有助于两地干部拓宽视野、启迪思路、提升本领。学员们还有多个问题相约会后交流,表示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把研讨收获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思路举措,切实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能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履职能力。

(殷明义 陈思诺)

原文 ↗

山东省委党校创新推动宣传工作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积极顺应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的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思想引领、宣传宣介作用,聚力创新提升宣传工作质效,助力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校姓党,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融入宣传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把深入宣传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组织专家重点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第一时间做好党的重大会议精神和决策部署的解读。聚焦校(院)委会关于办学治校的工作格局、思路、理念,有计划、全方位、立体式开展宣传引导,推动山东省党校(行政学院)“十五五”发展规划、创新型校园建设等成为共识,为推进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一体化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汇聚合力。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持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学标准、管理标准,出台《关于加强对教职工教育管理监督的办法》《师德师风负面清单》30条等,守牢意识形态、学术等底线原则。宣传内容审核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制度,强化责任落实、人员管理、阵地管控,定期举办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信息宣传工作人员培训班,加强网络舆情监管,做好舆论引导,提升舆情应对的能力和水平。

强化平台建设,推出高水平宣传阐释成果。建好用好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等6个省级重点研究基地、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6个省级学会以及省市研究中心等平台。聚焦主责主业,明晰校(院)报刊差异化发展方向,《理论学刊》注重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史党建政治学新成果,《山东行政学院学报》注重宣传行政学、管理学新成果,《沂蒙干部学院学报》注重宣传弘扬沂蒙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新成果,《山东党校报》注重做好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工作经验做法和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对校园官网进行改版设计,着力提升传播力、影响力和受众使用便捷度。通过优化栏目设置,精简同质化宣传内容,增加个性化、特色化栏目。采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图文海报、短视频等表现形式和语言表达方式,提升公众号影响力,推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强省大课堂”“党校好课程”“党校声音”“党校书圃”等栏目,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微信公众号关注用户规模已达7万余人,获评山东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成绩突出账号”。

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承办“沂蒙精神代代传”研讨会,与山东数字文化集团等联合制作网络音频节目“故事里的沂蒙”,全网播放量过千万,入选山东省网络视听精品工程,精选优质节目内容结集出版,作为学员学习教材。积极参与山东大型“山东文脉”工程《齐鲁文库·红色文献编》的编纂出版工作,出版《沂蒙精神革命文献丛书》《山东红色文献丛编(初编)》《馆藏红色文献精品图录》《红色记忆》等。深挖沂蒙精神的齐鲁文化基因,聚焦落实文化“两创”要求,策划出版《齐鲁文化与治国安邦》丛书。着力推进廉洁文化建设,选取24则先贤廉政故事,编刻《廉风古范》。

加强交流合作,构建宣传工作新格局。加强与主流媒体的联络,组织专家学者发表理论文章、接受媒体采访。2023年至今,组织专家教授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大众日报》、CSSCI来源期刊发表理论文章580余篇,接受新华社、山东卫视等主流媒体采访500余次。加强与学习强国、大众日报客户端、闪电新闻、齐鲁壹点等新媒体的沟通联系,做好宣传素材的多渠道分发,放大宣传效应。探索构建全省党校“宣传融媒联动”模式,围绕村(社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地市党校教师教学成果展示等方面开展联合策划、内容统筹和同步推送,打造立体化融媒体矩阵。

(鲁晓轩)

原文 ↗

云南省委党校以人工智能赋能课程建设

近年来,云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致力于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教学和管理数字化水平,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以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课程建设为突破口,探索“数据支撑、精准施教”的教学改革新路,推动党校课堂在数字时代转型升级。

在科学与专业化的内容指引下,校(院)创新开展“导学+法理+AI分析”的教学模式,将课堂讲授与AI分析的模式相结合,教学范围从春季学期150人到秋季学期四个主体班次,课程适用范围更为广泛。

课程设计以27道题为索引,学员在课堂上要在AI实训问卷上进行三重选择,即自己认为正确的方案、现实中实际采用的方案以及造成落差的主要原因,通过不同选项分析学员的法治能力。学员完成问卷后,数据即时汇入由教学团队自主开发的仅本地运行的AI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分析系统。系统对每一位学员的“实务操作”“应然选择”与“归因选择”进行三维交叉分析,自动识别其在不同法治维度上的认知偏差类型与成因结构,并形成个人分析报告。教师可以通过系统生成班级整体诊断图谱,有针对性地调整后续教学重点,针对不同维度需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传统课程模式下参与热情参差不齐,课后反馈多停留在笼统评价,课堂所学难以落实到工作中;引入AI实训教学后,课中互动频率明显提升,课后反馈更加具体深入,主体班次评分达99分以上。问卷版本从研究生班两轮实训,到春季学期根据学员反馈重新优化,再到秋季学期根据学员反馈完善问卷、调整分析结论,问卷内容越来越“懂”学员,课程内容直接回应学员困惑和短板,“针对性强”“案例贴近实际”成为课后反馈高频词,学员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理解运用更加扎实,这一迭代过程本身正折射出党校对人工智能赋能课程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

校(院)以问卷为切入点,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支撑,以课程建设为抓手,初步探索出一条“需求精准识别、内容精准供给、效果精准评估”的新路径。同时,AI实训课程积累的大量情景化数据,指出了不同层级干部履职需求的差异化,也为长期开展云南干部履职能力培训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向。

下一步,校(院)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问卷体系与课程设计联动机制,探索更多智能化教学场景,努力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为党校系统课程建设提供“云南样本”,为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朱虹丽 王婧)

原文 ↗
10版:校院新闻5 篇

广东省委党校召开“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打造海上新广东”研讨会

本报讯 9月29日,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加强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打造海上新广东”研讨会在珠海召开。校(院)委委员、教育长周峰,珠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罗红出席研讨会并致辞。本次会议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办,珠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承办。

会议指出,要深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述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立足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加快海洋强国建设贡献党校力量。要以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为蓝图,持续做大做强做优海洋特色产业,深耕现代化海洋牧场、海上风电、海工装备等优势领域,在打造海上新广东上取得新突破。要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在干部培训上提质增效,在咨政建言上贡献智慧,在体系协作上形成合力,为加快打造海上新广东注入强劲动能。

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王满传,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郇庆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李宏伟,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主任魏春雷,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海洋局)海洋规划与经济处处长杨德倩,分别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发展”“‘十五五’美丽海洋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以海洋生态守护之力铺展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广东海洋强省建设实践”等作主旨发言。

来自天津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湖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粤规院湾区(广州)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珠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的6位专家学者交流了研究成果。

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心、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局)、部分党校(行政学院)以及参与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实践一线的部门和企业负责同志近80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原文 ↗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

本报讯 10月9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西藏的实践与理论创新”理论研讨会。常务副校长(副院长)崔禄春,自治区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一级巡视员李学锋分别致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军出席。校(院)领导、各部门负责人,以及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西藏大学、全区党校专家学者共80余人参加。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事关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事关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党校要立足西藏区情,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初心,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和理论研究全过程,加强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和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历史性成就的学理阐释,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要坚持守正固本,立足历史方位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西藏故事;坚持法治赋能,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夯实共同体建设制度支撑;坚持研用结合,聚焦现实课题推动理论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自治区民委将发挥政策法规、理论研究职能优势,做好服务保障,与党校和各位专家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和实践研究,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贡献理论力量。

主旨发言和专家交流中,与会专家和党校教师代表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逻辑、本土理论创新路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民族工作干部能力建设等交流研讨,通过分享成果、剖析短板、提出对策,深化了对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内在规律的认识。

与会代表认为,本次研讨会既系统总结西藏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经验,也协同攻关本土理论研究。大家表示,将以研讨会为新起点,发挥党校干部培训、理论研究、决策咨询优势,依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平台,深化田野调研、案例剖析和理论阐释,推动教研咨一体化发展,把研讨成果转化为教学专题、调研报告和决策建议,为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贡献力量。

原文 ↗

长春市委党校召开名师工作室联席座谈会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名师培养工作,充分发挥名师工作室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9月29日,长春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名师工作室联席座谈会。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段玉才出席会议,副校长(副院长)崔冬初主持,校(院)委成员、校(院)名师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名师工作室负责人系统汇报了一年来的运行情况、主要成绩及未来发展目标。一年来,工作室围绕“两个结合”和党的自我革命开展研究,以“红熔智享”系列学术活动为载体,聚焦高端科研咨政成果目标,在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团队建设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高端成果实现目标过半,以老带新、以研促教、以战代练的递进式培养模式初步形成,团队整体科研咨政能力和教学水平显著提升。

自由交流环节,与会人员围绕“进一步推进名师工作室建设”主题,聚焦校(院)高质量发展展开热烈讨论。大家普遍认为,名师工作室递进式培养模式、经典文献阅读常态化机制、集体打磨机制等经验做法具有重要推广价值,值得各教研部广泛借鉴。大家还就联合攻关、动态管理、导师培养带队等方面提出建议:对内打破部门壁垒、学科限制,对外联通党校与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等资源,围绕同一主题联合攻关,形成组合式成果;建立动态准入准出机制,定期评估、优进劣汰,确保团队始终保持活力和战斗力;建立导师培养带队机制,发挥名师传帮带作用,助力青年教师尽快成长成才。

段玉才在讲话中指出,此次座谈会旨在总结首个名师工作室的经验做法,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推动名师工作室建设走深走实。他强调,名师工作室要集中优势攻坚突破,切实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作用。他表示,校(院)是各位教师的坚强后盾,将积极营造凝聚力量、团结协作的良好氛围,只要有利于名师工作室建设与发展、有利于教师成长、有利于实现“四高一流”目标,校(院)都会在政策、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他指出,各部门之间要加强沟通,密切协作,形成合力,真正把名师工作室建设成为出成果、出人才的重要平台。

下一步,校(院)将持续深化名师培养工程,按照成熟一批、组建一批原则,挖掘成立新的名师工作室,打造梯次衔接、优势互补的名师团队,达到以点带面效应,逐步形成名师示范群,为师资队伍建设和党校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黄思玉)

原文 ↗

守牢党校人工智能应用的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 薛华寅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要求党校(行政学院)应当做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提高教学、科研、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当前,人工智能应用正加速进入各级党校的备课、授课、科研、咨政各环节。技术赋能的同时,价值渗透、语料污染、幻觉误导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也随之而来。算法偏见、主体性弱化同样可能侵蚀教职工和学员的理论思维能力。党校(行政学院)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让人工智能应用更好服务党校教学科研,不仅要关注其“能不能用、好不好用”,更要关注其“用谁的模型、训什么语料、对齐谁的价值观”,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一是把牢政治方向,关注“用谁的模型”。破除“大模型价值中立”的认知误区。大模型看似客观,实则其语料选取、算法设计、参数调整,无不凝结着特定的价值判断。谁掌握语料的采集权、标注权和权重设置权,谁就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何为事实”“何为正确”的界定权。在人工智能应用的选型上,坚持自主可控为主、审慎分类管理。依托国产自主可控模型底座进行专业对齐与领域微调,涉及政治方向、意识形态和敏感数据的一律使用通过安全评估的国产模型,防止境外模型的价值底色通过市场传导渗入干部教育。管理上,建立正面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三张清单”,明确“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敏感不训练、训练不敏感”,凡涉及政治方向、理论阐释、历史评价的核心环节,坚持人的主导与终审,让技术当“助手”而非“主管”。迭代上,针对模型版本更新快的特点,建立“定期复测、问题熔断、及时退出”的闭环机制,一旦出现价值偏差、口径失守、数据泄露,即行退出、更换底座,形成准入、使用、审核、评估、退出的全链条管理。

二是把严内容关口,关注“训什么语料”。风险不止于模型,更藏于语料。人工智能存在“幻觉”问题,在生成相关理论内容时,可能出现概念阐释偏差、虚构引文出处等情形;若不经严格审核直接用于备课授课,就可能把错误带入课堂、带进文稿。一方面,从源头校正价值分布。系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的权威文献高质量数字化,建设覆盖党的创新理论、党史党章党规的权威语料库,为模型提供正确的“知识底座”,做到权威语料进得去、管得住、用得好。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得直接进入课堂和文稿,须经人工审核后方可使用。另一方面,协同共建、多元共治。与网信、保密、数据管理等部门建立备案评估、风险监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引导平台企业坚守数据不出域、定制化对齐、第三方安全审计的底线;联合科研机构攻关价值对齐、事实核查、可追溯标注等关键技术,形成以党校为主责、各方协同的治理格局。

三是把住主体根本,关注“对齐谁的价值观”。要以党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标尺,以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基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底色,确保模型输出在政治方向、理论阐释、历史评价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技术对齐必须服从政治对齐,这是党校数智化建设的根本原则。需要看到,对齐价值观,表层是技术层面的价值对齐,深层是人的文化主体性的培育;前者靠算法纠偏解决“机器说得对不对”,后者靠人的修养解决“人还能不能独立地思考”。人工智能的深层风险,在于拟人化交互侵蚀干部的文化主体性,遇事习惯先问机器,把“对不对”“是什么”“怎么说”交给机器,久而久之,理论思维能力难免退化。守牢意识形态安全,根本在人。

在教学中,可探索“人机对比阅读”法:先由学员独立研读经典原著、形成自己的理解,再以大模型的解读作对照。引导学员逐段比对、辨析差异,看机器在哪些地方抓住了要点,又在哪些地方简化了逻辑、回避了立场、稀释了锋芒,在对照中直观感受机器话语的边界,既会用工具,又不盲从工具。可设置“机器说得对不对”“差异出在哪里”的研讨环节,由教师带着学员逐条辨析,把差异本身转化为教学资源。同时,把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纳入主体班次教学布局,讲清大模型的能力边界与风险机理。

在科研咨政中,同样不可松懈。近年来已有多起高校师生因误信人工智能检索结果、对生成内容缺乏应有警惕而被认定学术不端的案例,教训深刻。为此,应建立全流程规范:备课环节,建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审核单,对涉及政治性结论的内容实行双人复核;授课环节,禁止人工智能直接生成政治性结论,教师对课堂内容承担第一责任;科研环节,标注人工智能使用情况,确保学术诚信;咨政环节,坚持人机协同、专家论证、人工终审,确保咨政报告的政治方向和理论准确性。

〔作者系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信息技术中心副主任〕

原文 ↗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嘉兴市委党校着力构建长三角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协同机制

□ 彭林军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嘉兴市委党校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立足主责主业,以区域联训、调研协同、资源集成为抓手,着力构建跨区域干部教育培训协同机制,有力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近3年,组织长三角区域干部交流培训331期1.9万人次,与长三角区域50余家部门单位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推动形成教学培训、科研咨政、人才队伍等方面共建成果40余项。

突出区域联训,助力干部提能增智。立足长三角协同发展人才支撑需求,探索联合组团培训,引导广大干部打破属地局限、破除本位思维,着力提升跨域统筹、协同履职的综合能力。推行多层次区域联训模式,与沪苏皖地市党校开展常态化合作办学,连续12年与江苏省南通市委党校开展中青班等班次联合办学,通过混合编班、同堂共学、联合实训等形式,推动长三角干部学习交流互鉴。指导嘉善县与上海市青浦区、苏州市吴江区构建三地示范区干部教育培训共同体,推动平湖市与上海市金山区毗邻乡镇开展长三角“田园五镇”定期联训,进一步锻造适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充分挖掘嘉兴联动上海、苏州共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鲜活实践,将相关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推动干部在真实场景中提升宏观战略思维与统筹谋划能力。

突出调研协同,赋能区域联动发展。注重开放聚智、协同攻关,主动对接长三角地区党校、干部学院和高校智库资源,开展课题共研,着力破解区域研究单兵作战、研用脱节等问题。依托环太湖发展研究中心等平台,广泛征集跨区域协同发展难题,形成选题清单、确定研究方向,定期举办学术论坛、成果交流,推动重大问题共研、对策方案共商。紧扣跨省域产业互补协同、教科人跨域一体发展等重点课题,组织长三角地区党校教研骨干、一线干部学员开展联合调研,推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系列研究报告。强化“对标提质”式调研,完善“理论授课筑基、本地调研找差、先进地区取经、对标施策转化”全链条模式,组织学员赴上海、苏州、合肥等地调研,与对标地业务骨干、基层干部深入交流,并邀请对标地智库专家参与指导,有效推动先进经验本土转化。近3年,牵头报送相关咨政报告、学员简报57篇,发表理论文章20余篇,编写著作2部。

突出资源集成,推动要素整合共享。坚持以合作打破地域壁垒、共享优质资源,进一步夯实长三角地区干部教育培训协同保障基础。牵头构建沪苏浙皖“1+10”党性教育干部学院合作共建机制,实现长三角优质要素资源共建共用、互通互补。深化跨区域“同备一堂课”机制,常态化与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浙江省委党校等开展协同备课,共同开发“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使命与路径选择”等一批专题课程,其中1门获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1门获中组部干部教育局优秀课程。系统梳理整合长三角特色实践资源,联动开发集专题介绍、企业连线、文化交流、体验教学于一体的现场考察线路,讲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故事,对外展示好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实践成果。该考察线路在国际政党考察团和港澳团组以及委托类班次中运用,得到广泛好评。持续深化师资“走出去、引进来”双向交流,推动培训质量整体提升。近3年,院校教师受邀赴沪苏皖等地部门(单位)讲课120余次;同时,精准对接优质外部师资,邀请长三角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为院校学员授课200余次。

(作者系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嘉兴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原文 ↗
11版:教学科研4 篇

以“引育管用励”赋能党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

□ 刘庆华

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把加强青年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抓紧抓实,持续健全引进、培育、管理、使用、激励全链条工作体系,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专业化青年教师队伍。目前,校(院)40周岁以下青年教师占教师总数的63.2%,全部拥有博士学位,高学历年轻化人才梯队基本成型,逐步成长为建设高水平现代化红色学府示范党校的重要生力军。

广纳贤才大力“引”,持续优化师资队伍结构。立足校(院)高质量发展需要和学科建设整体布局,坚持聚焦主业主课,严格准入审核、优化保障体系,将政治素质考察贯穿人才引进全过程,从严把好青年教师引进入口关。5年来,校(院)累计引进优秀青年博士百余名。一是完善引才政策。以队伍建设规划为牵引,修订出台专职教师引进工作规定,分层细化准入条件、考核标准与配套待遇,落实全方位政治表现考察要求;创新设置业绩导向的待遇补差机制,对在规定周期内取得更高层级成果的青年教师,落实待遇提档激励制度,构建“准入有标准、成长有支撑、进阶有激励”的闭环引才机制。二是创新引进方式。积极争取上级主管单位支持,实施“一次申报、动态面试、常态入职”弹性引进,有效缩短招聘入职周期。围绕“马”字号、“党”字号紧缺学科需求,赴知名院校开展专项宣介,精准遴选高层次人才。三是搭建引才平台。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共建博士后工作站,打造高层次人才科研创新、成长发展的重要载体,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协同开展人才培养和课题攻关,持续壮大高层次人才蓄水池,现已累计入站21人。2026年7月,校(院)成功获批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均衡梯次全面“育”,厚植青年教师能力素养根基。树牢全员全程全方位培育理念,构建“整体方案统筹、专项行动赋能、个体计划精准”的青年教师培养模式。一是系统化谋划。出台加强青年教职工培养制度,搭建“入职培优、骨干腾飞、名师引领”三阶培养体系,落实“一人一计划”个性化培养机制,推动全体青年教师制定5年个人发展计划,实现共性培育与个性赋能有机统一。二是专业化赋能。分层分类分段开展新进教师培训、专项能力培训及访学进修,实施青年教师经典文献研读工程;深化“教中研、研中教”培养方式,将新进青年教师全部纳入党的创新理论青年博士宣讲团,形成以学促讲、以讲代训、以训带研、以研强宣的闭环培养链条。近3年,年均选派100余人次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知名院校开展访学、参加培训。三是实战化磨砺。健全“干中学、学中干”能力提升和常态化实践锻炼机制,靶向破解青年教师“先天不足”“能力倒挂”问题。统筹安排青年教师到校内综合部门顶岗锻炼、担任主体班次第二组织员等,用好向上“接天线”拓宽政策视野、下沉基层“接地气”厚植实践认知等多元渠道。近3年,年均选派90余人次赴中央和国家机关、省直单位、基层单位等跟岗实践、挂职锻炼。

常态长效从严“管”,涵养青年教师清风正气。遵循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学标准、管理标准,为青年教师划清行为底线、筑牢纪律红线。一是突出常抓常管。出台青年干部教育管理等制度,健全定期政治生态分析研判机制和“周月季年”经常性教育,落实“5个覆盖、6个必谈、4个必访”谈心谈话制度,持续强化思想淬炼、党性锤炼,引导青年教师扣好入职从教“第一粒扣子”。二是紧盯关键环节。聚焦意识形态安全、师德师风建设、外出讲课报备等风险重点,常态化组织专项督导检查;针对内部控制关键岗位开展嵌入式监督,推动青年教师签订廉洁自律承诺书、保密责任书;抓住重要时间节点,依托警示教育基地和典型案例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做实以案为鉴、以案明纪。三是加强考核约束。落实定岗级、定工作量、定考核周期等制度,深化全员竞聘上岗机制,创新建立新入职青年教师首聘期考核制度。贯通平时考核、年度考核、聘期考核评价链条,强化考核结果刚性运用,对评定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人员依规开展批评教育、降低岗级等,充分发挥考核评价纠偏约束功能。

鲜明导向大胆“用”,激发青年教师干事创业内生动能。深入践行干部选任“三看”“三破”“三到”要求,打通身份、资历壁垒,切实营造担当作为、实干争先的政治生态。一是综合研判择优选任。定期开展青年教师发展状况分析,统筹推进参公、事业岗位双向交流,有序提拔素质好、有潜力的优秀青年教师充实到教研部门、综合部门管理岗位。二是立足重大考验历练识才。围绕“八八战略”实施年度评估、教研中心建设、精品课程打磨、国家级课题申报等重点改革、重大项目,把重大任务作为识才辨才的赛马场,推动青年教师挑大梁、当主力,在赛马比拼实践中检验担当、考察实绩。校(院)2024年获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6门,其中青年教师主讲3门;2025年立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4个,其中青年教师主持22个。三是丰富平台载体赋能善用。优化调整校(院)16个学术研究团队,推动青年教师扛起建设责任,半数以上团队负责人由青年教师担任;建强用好新青年促进会等特色平台,实行青年教师领衔主导、组织管理;积极推荐青年教师牵头组建省级创新团队、申报参评省级以上人才项目,支持在省级以上学术组织担任相关职务,全方位提升青年教师学术水平和影响力。

优化机制倾心“励”,营造关心支持青年教师浓厚氛围。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通过制度保障、精准关怀等各类抓手,切实提升青年教师获得感、幸福感。一是抓好凝心聚神。大力弘扬“忠诚敬业、学养丰厚、知行合一、大气包容”的党校人共同价值观,迭代实施“争当六干先锋、争建模范机关”暨能力作风提升行动,引导青年教师坚持党校姓党,凝聚奋进实干力量。二是用足内外激励政策。统筹用好职务、职称、职级、岗级等资源,每年开展岗级竞聘,打通青年教师岗级晋升渠道;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对新入职青年教师实施长周期考核,摒弃简单化短期评价;在年度评优推先及教学、科研优秀成果评选上给予青年教师一定名额。积极对接各级人才主管部门,抢抓人才政策红利,每年增加省级以上青年人才项目推荐指标、落实高层次人才同城待遇等,有效激励青年教师深耕主业、潜心治学。三是落细暖心服务。通过校(院)领导专题座谈、实地走访等方式,常态化倾听青年教师思想动态与现实诉求;搭建跨单位交流平台,定期联合省直机关、高校等开展联谊活动;主动对接教育、卫健等部门,协调解决青年教师生活中的困难问题,以有温度的组织关怀解除其后顾之忧。

〔作者系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

原文 ↗

构建全链条党性教育工作机制更好发挥党性锻炼“大熔炉”作用

□ 李运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研究党性教育内在规律,探索全周期全链条教育模式。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始终把党性教育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深耕革命老区红色沃土,用活黄河和京杭大运河“两河”文化特色资源,深挖孔繁森精神这座精神富矿,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以七个维度为支撑,构建起全链条贯通、全环节衔接、全周期管理的党性教育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党性锻炼“大熔炉”作用,推动党性教育更加生动深刻、有血有肉。

深化规律性认识,把准全链条教育方向盘。校(院)委会深化对党性教育内在规律的研究,探索“理论武装、现场教学、实践砥砺、榜样引领、镜鉴警示、文化浸润、全程管控”七个维度协同推进的顶层设计路径,构建覆盖“学、思、践、悟、管”全环节的工作体系。根据教学实践和需要,切实加强教学组织管理,将教学计划、课程设计、师资选配、教学评估等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建立健全讲题生成、教师培养、教学组织、教学评估、教学反馈等工作机制。深化教研室内部试讲磨课、教学专家组指导点评、校(院)领导严格把关的三级试讲备课机制,所有新课和重点专题通过三级打磨后方可走上讲台,并以此为抓手,推出一批叫得响、立得住、传得开的精品课。

坚持精品化打造,筑牢理论铸魂压舱石。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主线,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基固本。围绕党性教育构建课程体系,重点涵盖理想信念、党的宗旨、革命传统、党风廉政教育,加强政治训练,筑牢理论根基。同时,结合中国式现代化聊城实践,配套开发本土特色案例课程,将东昌府区“小葫芦”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茌平区耿店村人才回引等鲜活案例纳入教学,形成“理论课程+案例课程”相互支撑的教学资源体系,引导学员在学懂弄通做实中增强党性观念、提高党性修养、筑牢信仰根基。

强化沉浸式体验,激活情感共鸣强磁场。深度开发红色教育资源,统筹全市现场教学资源,构建“铸魂”“承脉”“正心”“沃土”“安澜”“善治”六大教学线路,形成线路覆盖广泛、模块逻辑清晰、相互纵横支撑的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矩阵。在此基础上,围绕红色革命资源、孔繁森精神、“两河”文化三大系列,配套开发专题课、微党课、车载党课等多样化课程,形成“现场教学点+系列课程”相互支撑的教学资源体系。围绕红色革命资源,开发研讨式教学课程“平原绝境与血肉长城——冀鲁豫边区的抗战与启示(1941——1943)”“从‘旧军官’到‘吾党战士’——马本斋信仰确立的历程及启示”;微党课“平原长城”“烈火中永生的六十二烈士精神”;车载党课“信仰的力量”等系列课程。围绕孔繁森精神,精心打造沉浸式党课“爱的最高境界——走近孔繁森提升境界感”、音乐党课“英模精神‘声’入人心——在歌声中感悟孔繁森同志的家国情怀”、情景党课“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中”、红色舞台剧《楷模的力量》、车载党课“孔繁森的境界感”等系列课程;围绕“两河”文化,开发专题课程“聊城‘两河’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启示”“中国大运河文化的精神特质及时代传承”、微党课“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新时代政德教育”、车载党课“运河上的璀璨明珠——临清”等系列课程。通过“现场教学点+系列课程”协同发力,构建内容贯通、形式多样、情感递进的党性教育教学资源体系,让学员在行走中感悟、在体验中触动、在共鸣中升华,切实增强党性教育的穿透力和实效性。

坚持正反相贯通,用好正本清源“净化器”。深入挖掘本地先进典型资源,邀请部分驻聊全国人大代表、先进模范等走进课堂,与学员面对面交流访谈,以榜样力量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会同组织部门办好“实干争先大讲堂”“履职尽责实务讲堂”,让懂政策的人讲政策、有经验的人谈经验、会方法的人教方法,引导学员见贤思齐、对标先进、担当作为。同时,结合本地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案中人”“身边事”等鲜活教材,通过上廉政党课、看警示教育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方式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学员在对照反思中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增强纪律规矩意识,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通过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协同发力,形成“榜样激励+警示约束”相互贯通的教育格局,推动学员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把纪律规矩转化为崇廉尚洁、风清气正的内在自觉。

推行贯通式管理,拧紧作风建设“安全阀”。秉持“宁严勿松、宁紧勿纵”原则,将从严治学贯穿学员管理始终,把党性锻炼融入日常管理细节。完善学员管理制度体系,推行“入学教育明规矩、首次班会凝共识、日常管理严纪律”三段递进模式,将党性教育作为入学首课,从思想源头筑牢防线。充分发挥学员临时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学员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严格落实“六个一”管理机制,推动学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构建纪委——组织部——党校联合督查、学工处日常巡查、学员党支部自我检查相结合的立体监督体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学风纪律监督格局。建立作风纪实档案,实现全时段、全方位动态管控,完善量化考核与评优机制,以刚性制度明晰行为边界,以从严管理倒逼学员党性提升,真正实现从严治学与党性锻炼同频共振,推动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在校园落地生根。

〔作者系山东省聊城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原文 ↗

创新一体化办学模式 提升县级党校办学质量

□ 贺殷

近年来,湖南省衡阳市积极探索城区党校办学新模式,聚焦破题解难、要素赋能、机制建设三个维度,构建统筹联动、共建共享、规范高效的一体化办学体系,有效破解城区干部教育痛点难点,推动全市党校办学质效整体跃升。

聚焦破题解难,探索统筹联动,激活一体化建设新动能。衡阳市下辖五个城区,除南岳区委党校保持独立运行外,雁峰、石鼓、珠晖、蒸湘四区党校自2009年撤销后,长期存在办学阵地缺失、教学资源薄弱、培训覆盖不全等问题。衡阳市委对党校事业发展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高度重视,严格对标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工作要求,构建起市委组织部牵头抓总、市委党校业务主导、市委编办政策支撑、各城区协同落实的联动工作格局,努力解决制约党校事业长远发展的突出问题。坚持“不新增编制、不新建阵地、不重复投入”的集约高效原则,创新打造“市级统筹、挂牌实体、资源共享、联合办学”的一体化办学模式,于2026年3月实现四个城区党校全部挂牌成立并运行,为提高基层干部教育培训质量打下了坚实基础。

聚焦要素赋能,推动共建共享,夯实同质效教学新支撑。坚持破立并举、共建共享,系统性搭建班次、师资、课程、场地“四位一体”全域共享体系,推动市、区党校办学标准同质、教学质量等效、发展步伐同步。

统筹班次调训,实现全员覆盖。各城区区委组织部精准摸排城区干部队伍底数与培训需求,市委组织部统一建立培训台账,明确培训任务。创新实行城区“轮流牵头、配合管理”的方式联合办班,由市委党校指导制定调训计划及教学计划,统筹把控培训节奏,杜绝培训空档、防止资源闲置,确保城区干部“应训尽训、全员覆盖”。

统筹师资共建,建强授课队伍。秉持“不增编、提质量”理念,整合全市优质教研力量,搭建市级共享师资库,择优吸纳全市党校骨干教研人员、高校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干部、一线先进典型组建复合型师资队伍,实现优质师资全域流动、按需调配。

统筹课程共享,贴合基层实战。市委党校坚持靶向施教、精准赋能,严格课程审核把关,构建“线上+线下”立体化课程体系。线上依托“网上党校”“共享课堂”等平台推送优质教学资源,打破时空限制;线下由市委党校牵头围绕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党建引领等重点领域,开发贴合基层实际、适配岗位需求的特色课程,建成市级课程资源库供城区党校共享,避免重复建设。

统筹阵地共用,提升办学效能。推行“市级阵地、多校共用、一体运行”模式,城区党校依托市委党校挂牌办学,共享优质硬件设施、教学资源和办学平台,实现资源集约利用、高效配置,走出了一条低成本、高质量、可持续的基层党校办学新路子。

聚焦机制建设,强化规范高效,构建全方位办学新格局。健全市委党校、城区区委、城区党校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压实各方主体责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高效、规范有序的办学管理格局。一是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城区区委坚决扛起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主体责任,始终坚守党校姓党根本原则,强化干部培训政治引领,配齐配强工作力量,完善各项保障机制,确保干部教育培训政治方向不偏、标准力度不减。二是全面强化市级赋能。市委党校全程跟进、全面兜底,在业务指导、师资选派、教学统筹、日常管理等方面全方位赋能。严格落实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要求,城区党校首期培训班开班时即召开从严治校工作专题会议,培训期间召开学员代表座谈会,推动城区党校快速规范运行、稳步提质升级。三是健全协同管理机制。各城区党校建立“牵头轮值、协同配合、责任共担”学员管理机制,牵头党校负责联合班次日常管理,其余城区党校全程协同履职,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持续规范培训秩序、提升培训实效。

〔作者系湖南省衡阳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原文 ↗

坚持合作办学汇智聚力 全面提升党性教育质效

□ 贾关青

新修订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应当加强交流合作,通过联合办学等方式,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近年来,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立足焦裕禄精神这一独特精神富矿,从师资共建、课程共研、宣讲共享等方面系统发力,着力构建内外联动、双向赋能的合作办学新格局,全面提升党性教育质效。

师资共建,夯实合作办学人才支撑。坚持“内育外引、双向聚力”,对内激活内生潜力,对外汇聚八方智力,探索专兼融合的师资建设路径。一是在抓实高层次人才引进、落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基础上,创新市场化用人机制,累计集聚各类人才210余人。二是畅通教师成长通道,通过开展岗位双向选择、拓宽职称评审渠道、完善课时薪酬激励等措施,鼓励青年教师搞科研、上讲台,并常态化组织以赛代训活动,先后有400余人次在各类教学评比中获奖。三是主动对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选聘600余名兼职教授,组建13个专家工作室,邀请相关领域专家深度参与课题攻关、课程打磨、教学点评,推动外部智力资源转化为办学实力,着力锻造一支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复合型教师队伍,有效破解地方党性教育机构高层次师资短缺的现实瓶颈。

课程共研,实现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坚持以开放思维推进课程研发,面向全社会集聚教研力量,推动教学资源开发利用。一方面,创新开展“揭榜挂帅”课程招标活动,面向全国发布课题清单,设置梯度化课题经费,汇聚教研力量协同攻关,精心打磨推出“您好焦裕禄”“学焦裕禄学干相融树正确政绩观做四有实干先锋”等一大批特色精品课程,其中4门课程被中组部评为“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2门课程被中宣部评为“优秀理论宣讲报告”。起草发布《干部教育培训沉浸式教学服务规范》《干部教育培训结构化系统教学服务规范》两项国家团体标准,为党性教育教学规范化开展提供可参照的行业范式。另一方面,布局建设黄河现场教学中心、开封现场教学中心、新疆教学研究中心、长三角教学研究中心,协助打磨现场教学点位,优化培训研学线路,梳理完善课程体系,规范办学运行流程,联合打造现场教学点170余个、共同开设各类课程2100余门,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协同发展。

宣讲共享,放大党性教育辐射效应。着力构建“送课上门+异地教学+云端传播”立体化宣讲体系,实现阵地内外同频、线上线下联动。一是常态化开展“缅怀焦裕禄讴歌新时代——全民思政全国‘理论宣讲’”活动,组织教师赴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省区市开展异地教学200余场次,线上线下受众达650余万人次。二是创新开展体系化“送课上门”培训,先后赴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校和新疆哈密、浙江杭州等地组织为期一周的党性教育专题学习培训,线上线下受众达8万余人次。三是精心打造“澄碧大讲堂”等党性教育宣讲品牌,先后邀请商务部、中国科学院、军事科学院、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20余名专家学者做客讲堂直播授课,受众超200万人次,持续扩大办学影响。

(作者单位: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

原文 ↗
12版:副刊3 篇

从大别山到宝塔山: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先锋之路

□ 胡珺

1935年9月15日,陕北延川县永坪镇迎来了一支衣衫虽旧却精神饱满的队伍。历经十个月转战,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终于抵达目的地,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甘苏区的红军队伍。毛泽东称赞红二十五军为“中央红军之向导”。

这支队伍的故事,要从大别山深处说起。

大别山烽火铸军魂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地区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此后,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相继爆发。三支起义武装的星火,在连绵起伏的大别山中汇聚。1931年10月25日,根据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会决定,以三大起义的一部分工农武装为基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皖西六安麻埠(今属金寨县)正式成立。首任军长旷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11月,红四方面军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红二十五军随即编入其战斗序列。

在安徽的岁月里,这支年轻的队伍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1932年3月,苏家埠战役打响,红二十五军在陡拔河一带顽强阻击敌军,为战役取得空前大捷发挥了重要作用。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撤川陕,奉命留守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了下来。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在鄂东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此后两年,这支队伍在数倍于己的敌军反复“清剿”中浴血奋战,保住了大别山的革命火种。

1934年4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师,合编为新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这次合编为即将开始的远征做好了组织准备。

安徽不仅是这支军队的诞生地,更是其最坚实的后盾。皖西民众节衣缩食,将粮食、衣物源源不断送往前线。“父子兵”“兄弟兵”比比皆是,无数皖西青年怀揣革命理想投身行伍,构成了这支队伍最质朴的兵源基础。大别山“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深深融入了红二十五军的血脉。

万里征途写传奇

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指示,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实行战略转移。部队再次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

会后,部队西移至罗山县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撤销了师一级建制,全军直辖4个团。11月16日,2980余名指战员从何家冲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出发当日,部队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11月17日,部队秘密由信阳城南穿越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由于敌重兵围追堵截,难以立足,鄂豫皖省委认为该地区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遂决定继续向伏牛山区前进。

最危险的时刻出现在11月26日。部队行至方城县独树镇时,不足3000人的红二十五军突然遭到国民党步兵、骑兵近万人的猛烈攻击。当日寒流骤降、雨雪交加,战士们的双手冻僵,拉不开枪栓。军政委吴焕先冲到最前面,他从交通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红二十五军与敌展开白刃激战,血战至黄昏,突出重围。徐海东后来回忆,此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红二十五军突出重围后,进入伏牛山区。这里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地主围寨林立,群众深受反动统治控制,红军难以接触和发动群众,加之敌军尾追不舍,部队无法在此立足。省委和军领导研判后决定西去陕南。

12月8日,部队在豫陕交界铁锁关击溃守关民团,胜利进入陕南。至此,红二十五军转战千余里,终于冲破数倍于己敌人的围追堵截。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入陕之后。1934年12月9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宿营。这里地处杨虎城势力范围,而杨虎城正忙于对付陕北红军和川陕边的红四方面军,一时无力顾及陕东南。红二十五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议,决定不在流动作战中耗尽力量,而是就地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此后半年多时间,红二十五军先后在鄂豫陕边区建立了4块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5月,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下辖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2个县、13个区、48个乡、314个村的苏维埃政权,苏区人口近50万。

指挥和完成这一系列创举的,是一群年轻人。长征出发时,军长程子华29岁,政委吴焕先27岁,副军长徐海东34岁。营团干部多为20岁出头,连排干部和战士中十三四岁的“红小鬼”随处可见。1936年的《共产国际》杂志刊载过一篇《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远征》的文章,文中这样叙述道:中国红军第二十五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被四表;从前的鄂豫皖苏区里,遭受异常残酷的白色恐怖,那些在战斗中牺牲者的遗孤,那些在1932年随红四方面军远征到四川的红军战斗员的子弟,便在这种恐怖条件之下建立起游击队,从游击队变为现在以“儿童军”著名的红二十五军;他们还是幼弱儿童就如大人一样懂事,他们亲眼见过白色恐怖的一切惨状,他们在幼年童稚时代就领略了一切政治常识……这一军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在13岁到18岁之间。就是这样一支以青少年为主的队伍,在战火中淬炼成钢,后来走出了97位开国将军,被誉为“百将之师”。

孤军北上建奇功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直逼西安。部队从缴获的报纸中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消息。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次日,部队再次踏上征途。

西征途中,红二十五军攻占天水北关,切断西兰公路长达数日,直接威胁国民党后方。国民党当局被迫从前线抽调兵力回防,这支部队将大批敌军牢牢牵制在陇东,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

8月,部队进入甘肃省静宁县兴隆镇回民聚居区。出发前,吴焕先专门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赢得了回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后来中央红军经过此地时同样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得知情况后称赞红二十五军政策水平很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很好。

8月21日,红二十五军行至甘肃省泾川县四坡村,突遭敌军袭击,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部队经过苦战全歼敌军。

9月7日,鄂豫陕省委在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次日,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已是深秋,部队缺衣少食,给养极度匮乏。毛泽东写信向徐海东借款2500块大洋。红十五军团仅有7000块大洋,徐海东毫不犹豫拿出5000块大洋送给中央,坚定表示“是送不是借”,同时还选送了大量缴获的武器弹药和棉衣。这5000块大洋被中央红军称为“雪里送炭”。毛泽东后来称赞徐海东对革命有大功。

红二十五军主力部队到达陕北时3400余人,在鄂豫陕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还有2000余人,合计人数比出发时增加近一倍,创造了人数不减反增的奇迹。

从大别山的初创维艰到宝塔山的坚定从容,红二十五军完成了一次青春的远征。这支“儿童军”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铸就了不朽的先锋丰碑。他们的故事,从未走远。

原文 ↗

大地秋语

□ 王建江

秋日的阿克苏,薄雾轻轻笼罩着整片原野。天色微亮,天地间笼着一层薄薄的轻纱,万物尚且蛰伏在清晨的慵懒里,广袤的田野已然挣脱夜色,悄然苏醒。漫步田埂,脚下的泥土温润松软,裹挟着秋雨浸润后的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青绿的稻叶尖上,缀满了晶莹剔透的露珠,一粒粒凝在梢头,微风一过便轻轻颤动,簌簌坠入泥土,悄无声息。

秋风徐徐掠过阡陌原野,裹挟着层层叠叠的芬芳。新稻的清冽醇香、核桃的温润木香、苹果的清甜蜜香,几种味道交织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站在这片辽阔的田野上,内心满是安宁与踏实。

眼前的稻田,是秋日最壮阔的风景。朝阳穿透薄雾,缓缓洒落田间,连绵的稻浪,翻涌着金色波光,一望无际,熠熠生辉。田间的联合收割机轰鸣前行,稳稳穿梭在金色稻海之中。我驻足观望,机器驶过之处,稻秆整齐倒伏,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涌入储粮舱,沙沙的收割声连绵不绝、此起彼伏,汇成秋日最热闹、最动人的丰收乐章。

驾驶收割机的伊明江大哥,神情从容又专注。朝阳落在他黝黑的脸庞上,勾勒出质朴的轮廓。常年风吹日晒的肤色,是庄稼人最朴实的勋章。劳作之余,他抬头望向整片成熟的稻田,眉眼间藏不住笑意。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心底的笃定与欢喜,春种秋收,辛苦大半年,终于等来满田丰收,这份踏实,是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顺着田埂前行,穿过一片挺拔苍翠的杨树林,郁郁葱葱的核桃林便豁然映入眼帘。浓密的墨绿树冠,撑起连片绿荫,枝头缀满饱满的青核桃,沉甸甸压弯了枝条。改装后的拖拉机拖着振动架,缓缓穿行林间,低沉的引擎声响起,成熟的核桃纷纷脱落,噼啪声响此起彼伏,如细碎疾雨砸向地面,热闹鲜活,治愈人心。小伙子和姑娘们拎着桶,穿行在核桃林下,忙碌地捡拾着落地的核桃,清脆的笑声回荡在田野之间。

走出核桃林,抬眼望去,连片的苹果园热烈明媚,红彤彤的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们挎着竹篮穿梭林间,采摘、分拣、装箱,动作娴熟利落、从容有序。年轻姑娘阿孜古丽踮起脚尖,轻巧摘取枝头的红苹果,指尖轻柔翻转间,圆润饱满的果子,稳稳落入藤编果篮。叶隙洒落的暖阳,映亮她绣着石榴花的彩色裙摆,也为鲜红的苹果镀上一层温润的金辉。

继续往果园深处走,我遇见了阿克苏独有的特色水果——杏李,当地人亲切地称作“恐龙蛋”。杏李兼具杏子的绵软细腻与李子的脆爽清甜,风味独特,唇齿留香。阳光下,一颗颗杏李圆润饱满,果皮细腻的纹理折射出细碎光斑,温润喜人。果农们有条不紊地完成采摘、套袋、装筐每一道工序,用心呵护着每一份收成。孩子们围着果树嬉笑奔跑,捧着新鲜的果子欢呼雀跃。

午后的阳光褪去燥热,变得温柔和煦,为整片大地覆上一层暖融融的橘色柔光。村口的晾晒场上,铺展开一幅质朴动人的秋日烟火画卷。火红的辣椒串成条条红绸,热烈明艳;金黄的玉米整齐铺展,璀璨夺目;暗红的大枣连片铺开,如绯云霞彩铺满场院,五彩斑斓,烟火氤氲,尽显秋收的丰盈。

头戴鲜艳头巾的各族妇女,蹲在晒场上,细心翻晒着各类作物,动作轻柔又熟练。她们认真打理着每一份收成,像呵护珍宝一般,温柔又专注。场边的小桌上,铜壶煮着醇厚的砖茶,袅袅热气伴着瓜果的清香,缓缓升腾,温柔又治愈。暮色将至,劳作一天的乡亲们,驾乘电动车缓缓返程,清脆的鸣笛声,划破乡野静谧,喧嚣过后的平和安宁,最是抚慰人心。

夕阳缓缓西沉,漫天晚霞浸染天际,温柔暮色笼罩四野。白日里热闹繁忙的田野,渐渐归于宁静。我独自站在田埂上,听风吹过收割后的稻茬地沙沙作响。远处牛羊归圈的铃铛声,悠悠传来,清脆悦耳。

暮色渐浓,村落灯火次第亮起,柔和的光散落街巷。袅袅炊烟缓缓升腾,裹挟着美食的醇厚香气,漫遍乡野阡陌。家家户户的餐桌之上,摆满了秋日最新鲜的食材:热气腾腾的羊肉抓饭、奶香四溢的核桃仁、蜜心透亮的冰糖心苹果、清甜温润的杏李,一桌烟火,满目丰盈。乡亲们围坐灯火之下,闲话一年收成,畅谈来年期许,欢声笑语温柔绵长。人间最安稳的幸福,往往不是在繁华喧嚣里,而是藏在春耕秋收的烟火日常里。岁岁年年,耕耘不辍,烟火绵长,便是世间最好的光景。

夜深人静,星河璀璨。晚风轻拂中,我站在空旷的晒谷场上,仰望漫天星河。身处这片安静的大地之上,更能清晰地感受到土地鲜活的脉搏:它在泥土中,默默积蓄生机;在草木枝干间,沉淀四季力量;在每一位边疆劳动者的手中,传递着生生不息的希望……一代代阿克苏儿女,扎根这片沃土,以汗水浇灌岁月,以耕耘守护家园,让这片边疆热土岁岁丰盈、年年繁盛。

阿克苏的秋天,从来无关萧瑟落寞,只写土地的慷慨赤诚,礼赞劳作的热辣滚烫。行走在金秋旷野,我终于读懂了最动人的大地秋语。这藏在山河烟火里的秋日收获,印证着大自然最朴素的哲理,是劳动创造幸福最鲜活的时代注脚,更是边疆大地各族儿女相守相依、共生共荣的深情告白。四时轮转,风雨更迭,所有春风夏雨、秋霜冬雪,最终都将沉淀为满仓粮、满枝果、万家灯火,滋养边疆这片热土,温暖一方人间。大地无言,它将最纯粹的热爱,尽数回馈勤恳守护它的每一个人。这朴实丰盈的秋日盛景,是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是脚踏实地的劳动礼赞,更是乡土中国最温暖、最坚定、最有力量的希望之光。

原文 ↗

明代学者丘濬的经济主张

□ 王艳

明代中叶的政坛上,丘濬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以笃学之志修身、以济世之心为政、以务实之学立论,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留下了别开生面的一笔。丘濬为官四十载,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户部尚书,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明史》称其“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丘濬所撰《大学衍义补》,涵盖经济治理、市场流通、货币财政、赋税民生等诸多领域,集中体现其经济主张,具有重要价值。

肯定劳动的价值。丘濬在《大学衍义补》中明确提到“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世间万物虽生于天地,但必须经过人的劳作,才能成就其实际功用。在此基础上,丘濬进一步提出,“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这里的“功力”亦指劳动,意思是说,万物的形态不同,耗费的劳动不同,价值也不同。提出劳动决定商品(世间之物)价值的观点,体现了丘濬在经济方面的超前意识。

反对“禁榷”制度。面对明代僵化的“禁榷”制度,丘濬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态度。丘濬认为,“市者,商贾之事”,商品买卖,是商人在交易中形成的,“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如果“官与民为市”,则“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他还进一步指出,“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丘濬反对官府对工商业的控制,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完全由商贾来决定市场的弊端。他认为,官府应履行疏导监管的职责。针对明朝长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丘濬认为这是徒劳的,因为“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他建议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进行海外贸易,官府抽分征税。既不需要向国内百姓加赋,又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丘濬这种包容开放的治理见解,在当时尤为难得。

注重货币的作用。明代中期,宝钞(纸币)贬值、铜钱杂劣、白银私行,“三币并行”导致市场混乱。丘濬直言“钞之弊在于多”,宝钞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朝廷无限制地发行,导致宝钞与实际财富之间严重脱节。基于这一认识,丘濬提出了“三币方案”: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白银作为价值基准发挥“权轻重”的作用,银一分相当于钱十文或钞一贯,这样的比值关系“一定而永不易”;以铜钱和宝钞作为朝廷与民间日常交易通用的货币。丘濬还提出,朝廷应当根据市场流通的实际需要,调节货币的投放与回笼,“钱多则出钞以收钱,钞多则出钱以收钞”,力求做到“物与币两相当值”。

主张轻徭薄赋。在赋税征收问题上,丘濬继承了儒家“轻徭薄赋”的传统,但又赋予其新的见解。他认为“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苟得民心,吾虽不得其财,而其所得者,乃万倍于财焉”。这种理念构成了丘濬赋税主张的价值基础。他认为国家课税应遵循恰当的准则,“治国者,不能不取于民,亦不可过取于民”,并将取税于民比作“取鱼于泽”,认为绝不可太过,不能竭泽而渔,必须“薄取”“轻敛”。轻徭薄赋可以使民乐其生,居者安心于田亩、流散者汇聚而来,生产发展则财政收入自然增加。在税制设计上,丘濬认为“土地万世而不变,丁口有时而盛衰。定税以丁,稽考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主张实行以土地为课税对象的制度,反对把户、丁作为课税对象。针对明代中期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乱象,他提出“配丁田法”,以特定年度为起点实行限田,从这一年度开始,“一丁惟许占田一顷”,超过一顷者,没收入官,由官方售给没有田地的农民。买田地者也只能买一顷,不能多买。限制皇亲国戚、利益集团多占田地。

纵观丘濬的经济主张,虽然囿于时代限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他执念于金属货币观念,认为纸币是“以无用之物易有用之物”,未能充分认识到信用货币作为价值符号的本质。但总体上说,他的经济主张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既有立足时代的现实性,又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为后世的经济治理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