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再次强调“完善党内法规，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在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已经形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着力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成为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必然选择。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法规制度权威性，让铁规生威、铁纪发力”。党内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是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依规治党的政治保障作用、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依规治党引领和保障依法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把完善“两个维护”制度作为建章立制的首要任务，并落实到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监督保障法规等各方面，夯实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根基。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能以制度刚性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及时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推动党内法规由“制”转“治”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是将党内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的重要举措。我们党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构建制度执行完整闭环等举措，推动党内法规落地见效，把党内法规蕴含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凝心聚力、正风肃纪、攻坚克难的治理效能，以党内法规高质量建设护航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对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障作用。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重大命题，并将“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作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举措。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将有力推动全党在制度轨道上把严的标准、严的举措、严的氛围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全党自觉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发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互补性作用的必然要求。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二个坚持”，为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挺在国家法律前面，既能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又能引领国家法治建设。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将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互补性作用。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提高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化水平，确保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党员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领社会法治风尚，从而以依规治党引领和保障依法治国。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成就与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依规治党作为管党治党基本方式，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党内法规建设，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显著增强，依规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坚持立规先行，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编制三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在全党范围内组织开展三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系统推进党内法规“立柱架梁”和“添砖加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二是狠抓执规，维护党内法规权威性。我们党将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纳入督促检查、巡视巡察的重点内容，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执纪问责，破除制度“稻草人”“纸老虎”现象，党内法规执行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各地区各部门通过开展党内法规专项督查和实施评估、建立党内法规执行基层观测点等措施，打通党内法规实施“最后一公里”，维护了党内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三是良规善治，彰显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我们党统筹推进制度供给提质与制度执行增效，以良规提升治理成效，以善治释放制度威力，统筹推进“良规善治”。在立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细化配套制度、补齐制度短板、清理滞后规范，确保各项党内法规贴合客观实际、契合治理需求、符合群众期待，为依规治党科学有序开展提供高质量制度供给。在执规过程中，我们党采取严格执规、精准督规、推动守规等举措，将党内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良规立得住、善治行得稳、治理效能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新时代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既取得丰硕制度成果，也积累一系列宝贵经验。一是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根本指引。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必须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确保党内法规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把完善“两个维护”制度机制作为首要任务，从制度上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三是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必须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谋划，将其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以确保党内法规建设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更好发挥党内法规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四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宝贵经验。思想建党侧重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借助党内法规宣传教育培育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的信仰，解决党员干部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问题。制度治党侧重刚性约束，以党的纪律为后盾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遵规守纪，促进党内法规落地见效。五是坚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党内法规制度执行。贯彻执行党内法规制度没有绝招，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必须狠抓党内法规执行工作，坚决纠正随意变通、恶意规避、无视制度等现象，同时保持恒心和韧劲，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着力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六是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核心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既要善于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使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也要注重管“绝大多数”，在管党治党对象上实现全员覆盖、没有例外。通过“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效结合，使全面从严治党任务真正落实到位。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路径与要求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之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不断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应从制度完善、思想培育、责任落实、监督强化、文化涵养五个维度协同发力，以推动依规治党不断走深走实。

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不断完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提高制度质量是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前提。抓好党内法规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章立制，增强党内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确保制定出台的党内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坚持制度上全贯通，使党内法规建设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契合，使制度真正做到密而不繁、有效管用。

增强党内法规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培育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的信仰。《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对“深入宣传党内法规”作出重要部署，将其作为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举措。因此，应将党内法规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必学内容和党员学习培训重点内容，常态化推进尊规学规守规用规，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树立对党内法规的坚定信仰。立足不同岗位、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党员干部的履职风险，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党内法规宣传教育，结合典型违规违纪案例开展以案释规、以案明纪，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晰制度边界、敬畏制度权威。

严格贯彻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努力推动党内法规制度落地见效。推动党内法规落地见效，必须牢牢扭住“执行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相关单位协助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严格监督的执规责任制，构建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将党内法规执行情况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将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以推动党员干部增强执行党内法规的内生动力。

健全权威高效、贯通协同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用监督传递执行党内法规的责任和压力，在日常督察和专项检查中找准党内法规执行的难点堵点，消除党内法规执行不力的思想根源和制度根源。应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一体推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以贯通协同的监督合力及时查处党内法规执行偏差，对执行党内法规打折扣、搞变通、作选择等情形，要依规依纪追究责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党内法规始终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塑造党内法规文化，营造遵规守纪的良好政治生态。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离不开党内法规文化的丰厚滋养。大力弘扬奉公守法、遵规守纪的党内法规文化，常态化开展党内法规学习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牢固树立“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的理念，有效破除特权思想、侥幸心理。将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党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主动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良好氛围，以党内法规文化涵养遵规守纪的党内政治生态，为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提供持久的文化支撑。

（作者系国家一级教授，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的78篇核心著作，完整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孕育、形成到体系化展开的全历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全新境界。《文选》以“两个结合”为核心线索，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是我们党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科学指引。

系统体现“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根本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规律性认识，在《文选》中得到了体系化的完整呈现，集中彰显了新时代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品格。

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文选》系统阐述的党的文化理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原点，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文化实践深度结合，在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立场等根本性问题上，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和理论清醒，绝不在根本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这体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不为杂音噪声所扰、不为错误思潮所惑的坚定立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牢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选》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打破了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认知误区，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沃土壤。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升华，使党的文化理论既具有科学真理性，又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开创性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是《文选》所体现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既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使我们的道路有了更深厚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支撑，又打开了我们自主进行文化创新的全新空间，使我们能够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探索未来的发展路径。这一重大论断，从根本上巩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让我们在文化上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信心。

系统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标定了新的历史高度。《文选》从理论、实践、历史、文化等多个维度展开论述，深刻揭示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理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和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历史跃升。我们党以更加宏阔的视野、更加主动的担当，在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2012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6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我们党创造性地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后续又把文化强国明确纳入现代化强国建设总体布局。这一历史跃升，不仅是理论上的深化，更是实践上的指引，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集中呈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文选》以“两个结合”为主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明确了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地位，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设文化等重大时代课题。

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把文化自信提升到“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战略高度，使之成为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这一重大论断从根本上筑牢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主体性根基，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形成“四个自信”的重大原创性表达，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文化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明确了文化自信对于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意义，从而把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概念、新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不是孤立的词句创新，而是相互支撑、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原创性提出“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明交流互鉴”“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全新核心概念，从文化本质、文化发展动力、文化价值目标、文明交往原则等不同维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深刻回应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也科学回答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共同关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理论标识。

系统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规律。《文选》以大历史观完成了对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原创性理论建构，系统概括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理论层面深刻解释了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的内在机理。这一概括既立足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最新成就，又上升到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文明演进逻辑的垄断性叙事。近年来，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科研项目，中国考古工作者不断取得新突破，不仅通过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还基于中国考古实践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从学理层面打破了西方话语的垄断。我们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经典论述出发，让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真正扎根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中。

系统确立“两创”文化发展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打破了以往对待传统文化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复古的二元对立误区，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科学方向。创造性转化强调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强调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两创”方针的提出，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注入了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发展路径上的深度结合。

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处，超越了西方“文明冲突论”的陈旧逻辑，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当代视野。创造性提出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的全新文明观，强调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任何文明都不应被置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特权地位。这一文明观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理论支撑。

形成体系化的新时代文化建设总布局。系统阐明了文明发展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要求覆盖意识形态工作、文艺创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等领域，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科学行动体系。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文艺创作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从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定位，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部署，再到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战略要求，形成了覆盖文化建设全领域的完整理论体系。

蕴含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底蕴和博大情怀

《文选》的出版发行，本身就是一部承载新时代党的文化理论成果的重要文献汇集，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为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根本思想武器。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文选》深刻阐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它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激荡中始终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既不盲从照搬西方文化模式，也不封闭保守走复古老路，而是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开放的文明胸襟，坚定不移走出一条立足中国大地、彰显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文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通过经济科技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也要通过文化繁荣兴盛提供精神驱动。《文选》所阐明的文化思想，以统一的思想共识、强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合力，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涵养出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它使文化软实力真正成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硬核动力，让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我们在攻坚克难中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注入不竭的精神源泉。

以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宝库。《文选》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把对文化作用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新的文化理论丰碑，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化实践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焕发出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深入学习《文选》，关键是要把“两个结合”的方法论真正转化为文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我们要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两创”方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

当好群众的传达员

1929年秋的一个傍晚，毛泽东在福建上杭苏家坡的圳背岩洞前，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两人一边散步、一边探讨理论和革命问题。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领导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邓子恢虽长期领导闽西革命斗争，但对这个问题缺少深入的理论思考，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说：“据我看来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任务就在于替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传达给党委，党委根据群众意见加以总结分析作出决定，然后再传达到群众中去。”邓子恢听后深受启发，不禁颔首称是。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洞前对”。

“流光一瞬，华表千年。”“洞前对”已过去90多个春秋了，但其中蕴含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却透过历史的沧桑至今仍历久弥新、熠熠生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逐步形成、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的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当前，党的群众工作面临新挑战新任务，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工作环境更加复杂，这些要求我们不断从“洞前对”中汲取历史智慧，努力提高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真正当好群众的传达员。领导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贵在“知”、要在“情”、重在“实”。

“知”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知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密切联系群众是与群众血脉相融的过程，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常到田间地头听需求，多坐百姓炕头知冷暖，对张家长、李家短做到心中有数，真正把“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汇集起来。尤其是在现代信息化条件下，越是交通便利，越要防止疏远群众；越是信息渠道多，越要防止漠视民意；越是通信手段发达，越要防止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要深入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网上群众工作能力，把组织、宣传、引导、服务群众工作向网络空间拓展和延伸，自觉学网、懂网、用网，善于通过互联网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引导民声，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情”就是要对群众有感情，真正把自己当作群众的一员，带着感情做群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领导干部带着感情去做事，群众感受就不一样。领导干部要把“乡亲们是笑还是哭”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注意从群众情感变化的细微处体察群众生活，思考政策效果。不断培养、增进对群众的感情，情理交融与群众沟通，心甘情愿问计于民，感同身受群众的痛点难点问题，将心比心，换取真心，使干群关系真正成为鱼水交融关系。

“实”就是作风要实，举措要实，成效要实。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为民办实事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领导干部要坚持眼睛向下，身子下沉，不摆架子，不打官腔，不图虚名，不务虚功。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组织群众，既听“唱功”，又看“做功”，办实事、求实效，不断提高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的能力。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着眼，以最实的举措通堵点、疏痛点、消盲点，着力解决同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现实问题。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群众工作是党的看家本领。新时代新征程，领导干部必须更加用好群众路线这个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传家宝，坚定人民立场，厚植群众感情，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重要言论

自主培养始终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要遵循人才成长规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源源不断培养基础研究后备力量。统筹实施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注重基础教育阶段早期培养，完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造就更多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分析中国经济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理论

观察和分析中国经济，方法论很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分析模型和研究方法被系统引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经济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支撑。同时也要看到，近年来，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还是国际上新流行的分析框架和前沿研究成果，在解释中国经济时常常出现明显的偏差。这种偏差提醒我们，随着中国经济大踏步发展，以西方理论为主的度量方法并不完全适用。对这一问题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既是完善中国经济治理理论的需要，也是为世界经济提供更多经验的需要。

西方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经济问题

西方经济理论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经验总结，在解释经济现象方面有其独到之处，许多分析工具至今仍然被沿用。但用它来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命题时，如果拘泥于一些固有的范式，就会出现“失灵”现象。

一是关于增长趋势的判断。过去几十年，依据西方主流框架对中国经济增速和增长潜力作出的预判，系统性低于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按照“中等收入陷阱”的流行说法，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往往长期徘徊。然而，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数十年，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增速换挡总体平稳有序，正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有西方学者断言东亚增长“如同苏联模式一样不可持续”，历史并未按此剧本展开。每隔几年卷土重来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经济见顶论”，也一次次被事实证伪。

二是关于转型路径的处方。按照“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的方案，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被认为应当快速、全面、同步推进私有化、自由化和稳定化，认为迟改不如早改、慢改不如快改。中国则坚持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后推广，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实现了较长时期内的持续增长。而按照西式药方抓药的一些转型经济体，却经历了长期的衰退与动荡。这一鲜明对比，是转型经济学无法回避的事实，也促使国际学术界对转型道路多样性进行新的反思。

三是关于宏观运行的推演。按照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消费与投资乏力往往被看作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表征。如果直接照搬这套分析范式，很容易将我国目前内需不足简单归因为内生动力整体性下降。事实上，我国内需不足是多重条件叠加形成的，既包含其他经济体同样会遇到的周期性需求收缩因素，也包括经济转型阶段独有的结构性矛盾，例如投资领域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的现实约束等。这意味着，理解内需及其走势，不能只依赖单一周期框架，还需要充分考量转型经济体特有的结构变量，其内在机理也更为复杂。

四是关于结构调整的分析。一些分析基于静态均衡框架，将结构调整期的要素重新配置等同于资源错配加剧与效率损失。但我国主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序出清落后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产业整体效率与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实现稳步提升。近年来一些所谓“产能过剩论”的观点，采用总量供需平衡的静态标准评判国内部分行业阶段性供给富余，忽略高端领域供给短板与产业持续升级的现实。用“K型复苏”框架简单套用中国经济，也难以把握国内经济结构分化具有阶段性、存在收敛空间的特征，特别是低估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将经济转型期的阶段性压力等同于趋势性衰退，是这类分析普遍存在的偏差。

五是关于政府作用的成见。一些基于西方主流理论的分析认为，政府调控和产业政策会扭曲价格机制、降低效率。而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宏观调控有效平滑了经济波动、对冲了外部冲击，产业政策在高铁、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催生出世界领先的产业集群。以“中国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类比中国经济的观点，既解释不了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而未引发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事实，也没有充分考虑我国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展现的制度动员和协调能力。

为什么西方经济理论在解释中国经济问题时会出现偏差

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经济问题上屡屡“量不准”，并不等于这些理论“全错”，而是有着更深层的根源：这些理论往往诞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一些方面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不一定完全适用。

不少西方主流经济评价框架，倾向将资本回报、短期增速作为核心标尺。中国高质量发展则统筹增长与安全、效率与公平、发展与民生、当前与长远，是一个多元目标平衡体系。以单一标尺衡量多元目标，就容易看不到多元平衡背后的战略考量。目标函数不同，评价标准自然不同，这是分析中国经济时不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部分西方主流模型往往把市场完全出清、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即时调节、信息充分对称作为建模前提。科学抽象本身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把理想化的假设当作现实的起点。中国仍处在市场化改革深化完善的过程中，要素市场、市场规则、产权制度都在动态健全之中，用“完全市场化”的假设推演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结论自然会有偏差。

不少西方理论的经验原型，往往抽象掉城乡区域巨大差异和产业梯度落差，把经济体简化为均质主体。而中国是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门类、14亿多人口、广阔区域纵深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产业的存量优化、增量突破和跨区域梯度转移可以同时展开。一个领域受到冲击，其他领域可以提供缓冲；一个地区增速放缓，新的增长极可以接续补上。这种大国经济特有的纵深和韧性，是主要以中小国家或均质经济体为对象的稳态框架难以衡量的。

西方范式以“市场自发调节、政府被动守夜”为基本治理结构，而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市场高效配置资源、政府进行战略引领和动态纠偏的复合治理机制。五年规划引导长期预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重大攻关、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相互配合，这些核心变量在西方模型普遍缺失。

西方主流宏观周期理论往往以已经完成工业化的成熟经济体为分析对象，重点刻画存量经济下的供需波动，政策指向更多是熨平短期周期、推动经济向均衡水平回归。我国则处于工业化向纵深推进的转型阶段，宏观运行始终交织着周期波动与中长期发展任务，动能接续转换、产业能级提升、经济结构重塑都是贯穿全过程的重要命题。单纯依托周期理论解释结构转型问题，分析工具与研究对象不相匹配，结论容易出现偏差。

需要说明的是，西方理论中的一些分析框架，如增长核算、空间经济学、交易成本与制度变迁理论、市场失灵与信息经济学等，对中国经济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与中国经济不相适应的，并非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是那些脱离具体条件的模型推论。只有厘清这一点，才能既不被西方理论束缚，也不陷入极端排外的逻辑。

推进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推动在开放借鉴与自主创新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构建能够有效阐释、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是坚持开放包容，解决好“输入”问题。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研究，在宏观调控、市场竞争、产业组织、价格机制、风险防控等领域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分析工具和治理经验。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择善而从、择优运用，这个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越是强调自主，越要保持开放。

二是立足中国国情，解决好“转化”问题。理论只有同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有生命力。要深入研究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特征，区分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问题、短期挑战与长期趋势、局部风险与系统性风险，既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正视我国在战略引领、规划引导、组织协调方面的制度能力，在宏观调控中用好用足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广阔区域纵深带来的回旋空间。只有从我国实践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外来的知识才能真正转化为自己的理论养分。

三是提炼真问题，解决好“产出”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本身就是理论创新的富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如何更好结合，五年规划如何引导社会长期预期，新型举国体制如何组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超大规模市场如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共同富裕如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这些都是既有西方理论未曾系统回答也无法系统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满足于在西方理论框架内为中国经验寻找注脚，而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成能够解释中国经验、阐释中国道路的自主知识体系。

四是坚持实践标准，解决好“检验”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的价值在于解释实践、指导实践，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体系，必须接受中国发展实践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同时，要积极推进统计核算和经济监测体系完善，让分析建立在可靠的度量基础之上。增强国际传播和对话能力，把中国经济问题转化为世界经济学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平等交流互鉴中检验、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让新兴消费点燃内需新引擎

今年国庆期间，AI陪伴潮玩、智能乐器、机器狗等强互动产品成为消费热点，从满足情绪需求的“陪伴搭子”，到提高生活便利度的“智能助手”，以人工智能产品为主的新兴消费正在覆盖更加多元的消费场景。某平台数据显示，国庆首日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超50%，AI智能类家电销售占比超七成。新兴消费是基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形成的全新消费需求与消费品类。近年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带动新兴消费需求加快释放，消费场景日益丰富，智能产品加速走进百姓生活。

拉动内需、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发展新兴消费，是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新兴消费市场增长潜力大，能够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弥补传统消费在某些方面的短板，进而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为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

促进供需良性循环的重要抓手。新兴消费催生新需求，倒逼企业开展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服务创新，带动智能制造、智能文旅、智能康养、绿色产业等相关产业发展，推动供给结构优化，从而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基本物质生活，更需要实现情绪价值和情感价值。新兴消费以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引领，覆盖高端品质生活、健康养老、文体休闲等多个领域，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个性化、品质化、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当前，新兴消费呈现个性化、体验化、智能化、绿色化、圈层化等特点。首先，新兴消费呈现个性化与体验化。新兴消费的产生由个体需求驱动，更多是符合消费者喜好的定制化产品，是个人身份构建与情感价值获取的载体。同时，目前消费者的消费重心已经从实物商品转向场景体验，新兴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不再只是满足消费者的基本物质需要，而是更多为消费者提供情绪价值、体验感。其次，新兴消费的人工智能属性突出，绿色健康理念鲜明。新兴消费大多依托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迭代而生，产品更新周期短、迭代速度快，涵盖人工智能手机、智能穿戴、智能家居、宠物智能设备以及AI消费产品等“人工智能+”商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低碳环保、健康属性与功能价值日益成为消费者选购商品的重要考量，推动新兴消费向健康化、低碳化方向演进。在家用健康仪器领域，智能监测、居家理疗、睡眠健康等设备备受青睐。再次，新兴消费市场细分化趋势明显。新兴消费内容多属垂直细分市场，面向特定人群。在AI驱动下，新兴消费需求在兴趣社群中快速扩散，同时各社群的消费对象本身也在加速“智能化”。例如，老年群体关注银发消费与适老化产品，核心需求集中于AI健康监测、智能防摔、语音交互陪伴等场景；AI 情感陪伴潮玩、伴宠机器人、AI轨迹分析与智能穿戴，正成为年轻人消费的标配；女性更关注高端悦己消费，AI个性化护肤定制、智能美容仪等“科技+悦己”产品加速发展。最后，新兴消费融合性强且跨界联动突显。部分新兴消费属于跨界融合，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促使产业之间相互交叉，如“IP+日用品”“文旅+体育+潮玩”“文创+餐饮”等。一个消费场景可以同时满足购物、休闲、娱乐等多重需求。这种融合不仅打破了传统行业边界，还通过资源重组与场景再造，形成“1+1＞2”的协同效应。同时，数字技术进一步放大跨界势能，使线上线下、商品与服务、文化与商业无缝衔接，推动新兴消费从单一功能走向复合体验，成为拉动内需和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

然而，由于供给端创新乏力、大量场景盲目跟风复制、新兴消费领域监管与标准滞后等问题，制约了新兴消费潜能释放。当前，需要以“扩大供给、创新场景、完善标准”等为重点，培育壮大新兴消费，持续释放内需增长新潜力。一是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持续扩大优质供给，壮大重点新兴消费赛道。围绕健康康养、国潮文创、户外体验、银发适老、宠物经济等重点领域，开发个性化、多元化新产品新服务，引导人工智能手机、智能体服务等新兴消费发展。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支持本土新品牌、原创IP培育发展，推动“IP+消费”融合创新。二是创新消费场景，拓展新兴消费空间载体。大力发展首店经济、首发经济、体验经济，升级改造商圈、街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推动商旅文体健深度融合。推动线上种草、线下体验，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让新兴消费可体验、可落地、可持续。三是释放新兴消费需求，多措并举撬动消费潜力。开展主题消费季、新品展销等系列活动，发挥财政、金融政策引导作用，合理释放消费需求。面向青年、家庭、老年等不同群体挖掘细分市场，扩大新兴消费受众群体。四是健全标准监管，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加快完善新兴消费领域产品、服务标准体系，补齐行业规范短板，推进质量分级认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强化市场监管，畅通消费维权渠道。五是强化要素保障，夯实发展支撑基础。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配新兴消费的信贷产品。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作用，推动人工智能等赋能消费品研发、营销、服务全链条，助力新兴消费提质扩容。

（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再次强调“完善党内法规，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在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已经形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着力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成为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必然选择。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法规制度权威性，让铁规生威、铁纪发力”。党内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是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依规治党的政治保障作用、推动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以依规治党引领和保障依法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要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新时代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把完善“两个维护”制度作为建章立制的首要任务，并落实到党的组织法规、领导法规、自身建设法规、监督保障法规等各方面，夯实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根基。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能以制度刚性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及时查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问题，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推动党内法规由“制”转“治”的必然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是将党内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引领“中国之治”的重要举措。我们党通过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构建制度执行完整闭环等举措，推动党内法规落地见效，把党内法规蕴含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凝心聚力、正风肃纪、攻坚克难的治理效能，以党内法规高质量建设护航党和国家事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对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障作用。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重大命题，并将“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作为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重要举措。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将有力推动全党在制度轨道上把严的标准、严的举措、严的氛围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全党自觉同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作斗争，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发挥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互补性作用的必然要求。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关系，是法治中国建设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的“第十二个坚持”，为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挺在国家法律前面，既能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又能引领国家法治建设。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将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互补性作用。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提高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制度化水平，确保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以党员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引领社会法治风尚，从而以依规治党引领和保障依法治国。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成就与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依规治党作为管党治党基本方式，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党内法规建设，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显著增强，依规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坚持立规先行，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中央印发《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先后两次召开全国党内法规工作会议，编制三个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在全党范围内组织开展三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系统推进党内法规“立柱架梁”和“添砖加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二是狠抓执规，维护党内法规权威性。我们党将党内法规执行情况纳入督促检查、巡视巡察的重点内容，对违规违纪行为严肃执纪问责，破除制度“稻草人”“纸老虎”现象，党内法规执行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各地区各部门通过开展党内法规专项督查和实施评估、建立党内法规执行基层观测点等措施，打通党内法规实施“最后一公里”，维护了党内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三是良规善治，彰显党内法规治理效能。我们党统筹推进制度供给提质与制度执行增效，以良规提升治理成效，以善治释放制度威力，统筹推进“良规善治”。在立规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需求导向，细化配套制度、补齐制度短板、清理滞后规范，确保各项党内法规贴合客观实际、契合治理需求、符合群众期待，为依规治党科学有序开展提供高质量制度供给。在执规过程中，我们党采取严格执规、精准督规、推动守规等举措，将党内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良规立得住、善治行得稳、治理效能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新时代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既取得丰硕制度成果，也积累一系列宝贵经验。一是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根本指引。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必须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确保党内法规建设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把完善“两个维护”制度机制作为首要任务，从制度上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三是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必须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来谋划，将其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以确保党内法规建设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更好发挥党内法规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四是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宝贵经验。思想建党侧重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借助党内法规宣传教育培育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的信仰，解决党员干部遵规守纪的思想自觉问题。制度治党侧重刚性约束，以党的纪律为后盾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严格遵规守纪，促进党内法规落地见效。五是坚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党内法规制度执行。贯彻执行党内法规制度没有绝招，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必须狠抓党内法规执行工作，坚决纠正随意变通、恶意规避、无视制度等现象，同时保持恒心和韧劲，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着力管出习惯、抓出成效。六是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核心是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既要善于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使其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也要注重管“绝大多数”，在管党治党对象上实现全员覆盖、没有例外。通过“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效结合，使全面从严治党任务真正落实到位。

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路径与要求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之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不断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应从制度完善、思想培育、责任落实、监督强化、文化涵养五个维度协同发力，以推动依规治党不断走深走实。

提高党内法规制定质量，不断完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体系。提高制度质量是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前提。抓好党内法规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改革，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章立制，增强党内法规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行性，确保制定出台的党内法规立得住、行得通、管得了。坚持制度上全贯通，使党内法规建设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契合，使制度真正做到密而不繁、有效管用。

增强党内法规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培育广大党员干部对党内法规的信仰。《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对“深入宣传党内法规”作出重要部署，将其作为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的重要举措。因此，应将党内法规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必学内容和党员学习培训重点内容，常态化推进尊规学规守规用规，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树立对党内法规的坚定信仰。立足不同岗位、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党员干部的履职风险，开展分层分类、精准靶向的党内法规宣传教育，结合典型违规违纪案例开展以案释规、以案明纪，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明晰制度边界、敬畏制度权威。

严格贯彻落实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努力推动党内法规制度落地见效。推动党内法规落地见效，必须牢牢扭住“执行责任制”这个“牛鼻子”，全面落实《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厅（室）统筹协调、主管部门牵头负责、相关单位协助配合、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严格监督的执规责任制，构建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将党内法规执行情况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指标，将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干部选拔任用挂钩，以推动党员干部增强执行党内法规的内生动力。

健全权威高效、贯通协同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真正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用监督传递执行党内法规的责任和压力，在日常督察和专项检查中找准党内法规执行的难点堵点，消除党内法规执行不力的思想根源和制度根源。应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一体推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以贯通协同的监督合力及时查处党内法规执行偏差，对执行党内法规打折扣、搞变通、作选择等情形，要依规依纪追究责任，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党内法规始终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塑造党内法规文化，营造遵规守纪的良好政治生态。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离不开党内法规文化的丰厚滋养。大力弘扬奉公守法、遵规守纪的党内法规文化，常态化开展党内法规学习教育，引导全体党员牢固树立“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的理念，有效破除特权思想、侥幸心理。将集中性教育和经常性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党形成自觉尊崇制度、主动执行制度、坚决维护制度的良好氛围，以党内法规文化涵养遵规守纪的党内政治生态，为增强党内法规权威性和执行力提供持久的文化支撑。

（作者系国家一级教授，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

精准识别和打击“软暴力”黑恶犯罪

电话短信轮番轰炸、跟踪贴靠、恶意差评、舆情敲诈、“人肉开盒”……不是拳打脚踢，也不是刀棍相向，但利用这些“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以下简称“软暴力”黑恶犯罪），已经成为黑恶犯罪的新形态，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近年来，随着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的持续深入推进，过去依靠明火执仗、物理暴力的传统黑恶势力得到有力遏制。但有的黑恶犯罪并未绝迹，而是出现了变形与升级，呈现出“软暴力化”“网络化”趋势。今年7月，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将利用“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作为依法严厉打击的重点。这是对黑恶犯罪新形势新挑战的精准回应，也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现实需要。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软暴力”作出明确定义，即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法影响，通过滋扰、纠缠、聚众造势等手段，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的违法犯罪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也明确将“为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形成非法影响，有组织地进行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对他人形成心理强制，足以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影响正常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的”，认定为有组织犯罪的手段。“软暴力”黑恶犯罪依托黑恶组织的势力、影响和犯罪能力，以暴力、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为基础，对被害人施加精神压力和心理强制，迫使被害人妥协退让。

黑恶犯罪的手段和形态在变，但违法犯罪的本质没有变，法治的底线不容触碰。“软暴力”黑恶犯罪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严重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安全感。长期的辱骂滋扰、威胁恐吓，不仅折磨被害人本人，还波及其亲属朋友，造成持久精神创伤。如部分网络“套路贷”犯罪瞄准社会阅历浅、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在校学生、青年群体，通过不间断骚扰施压，扰乱被害人正常生活与社交，带来比物理伤害更为持久的心理伤害。其二，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秩序。黑恶势力往往瞄准监管薄弱环节伺机作乱，有的通过有组织“软暴力”手段垄断地方市场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有的打着舆论监督幌子实施舆情敲诈，针对拟上市、融资企业施压勒索，干扰资本运行与市场公平竞争，损害行业整体发展生态。其三，严重挑战法治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软暴力”黑恶犯罪往往善于以“合法”的外壳掩盖非法目的，迷惑性、欺骗性极强。如果不及时予以打击，将严重侵蚀法治根基，损害社会公平正义。

面对此类隐秘变形的黑恶犯罪，必须恪守精准打击、不枉不纵的原则，从制度供给、线索发现、案件攻坚、机制完善、纪法协同、源头治理多维度发力，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

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夯实依法惩治的制度规范基础。“软暴力”黑恶犯罪手段隐蔽、样态多元，与传统黑恶犯罪在行为特征、表现形式、证据构造等方面差异显著，执法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认定尺度不一、法律适用分歧等现实难题。针对实践中单纯依靠“软暴力”实施的有组织行为能否认定黑恶犯罪、“软暴力”黑恶犯罪如何审查判断、“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如何理解等突出争议问题，应当进一步强化法律政策指引，健全跨部门会商沟通机制，配套出台办案指引或实务问答，发布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为一线办案提供清晰参考。

强化线索摸排核查，提升主动发现能力。“软暴力”黑恶犯罪往往隐蔽性强，被害人分散，单一行为的危害不易即时显现，依靠传统被动接报的线索模式难以实现有效覆盖。应进一步拓宽线索来源渠道，统筹用好控告申诉、信访举报、警情研判、行业投诉等各类渠道，全面归集梳理问题线索。结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对在办案件开展关联分析、系统排查，善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技术，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人员开展监测分析与精准摸排，及时发现掌握“软暴力”黑恶犯罪线索。在此基础上，健全线索集中归口管理、分级分类处置机制，完善线索研判、交办督办、复核反馈的闭环运行模式，严防线索流失，实现“软暴力”黑恶犯罪苗头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紧盯重大案件攻坚，保持高压震慑态势。针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案件，可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挂牌督办等机制破除办案障碍，提升案件办理质效。对挂牌督办的重大案件，上级政法机关应当加强跟踪指导，通过阅卷审查、把关定性、修改文书、指导出庭、派员参与等方式，围绕事实认定、证据标准、法律适用等关键环节严格把关，上下联动、协调推进，确保办案质量。对于跨区域、链条化的重大“软暴力”黑恶犯罪案件，要强化各地各部门的协作配合，完善信息共享和线索通报机制，确保全链条打击、一体化治理，防止打击出现盲区。对于侵害老年人、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群体，造成被害人严重精神损害或者其他恶劣后果的案件，司法层面应当依法体现从严惩处导向。

完善办案工作机制，着力提升案件办理质效。“软暴力”黑恶犯罪往往组织严密、跨区域作案，取证难度大，办案阻力大，对办案机制提出更高要求。健全重大复杂敏感案件挂牌督办制度与请示报告制度，以层级把关压实办案责任，保障案件办理质效。严格落实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统一把关、报备等机制，从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层面严格审核，守住案件质量关口。同时，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执法司法协同，常态化开展跨机关案件会商研判，推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有效衔接，统一类案裁判尺度，形成打击合力。此外，在依法办案的基础上，同步做好社会面风险防控与舆论引导工作，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

强化纪法协同，一体推进扫黑除恶与“打伞破网”“打财断血”。黑恶势力之所以能长期作恶，往往不只是因为手段隐蔽，更因为背后有权力庇护、有资金支撑。只打表面、不挖根子，就可能“死灰复燃”。因此，要进一步健全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机关线索快速移送、双向反馈机制，在查办黑恶犯罪的同时，同步深挖背后的腐败问题，坚决查处、绝不姑息。对黑恶势力与腐败深度交织的重点案件强化督办力度，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检察侦查职能，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相关职务犯罪，清除司法队伍内部的害群之马。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把监督防范向前延伸，从源头上压缩权力被黑恶势力腐蚀的空间。在深挖“保护伞”的同时，同步推进“打财断血”，彻底铲除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同时，强化涉案财产的甄别、审查和处置，加强对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刑执行的跟踪监督，推动判决生效后涉案财产依法及时执行到位，确保“黑财”颗粒归仓。

坚持系统观念，健全源头治理长效机制。“软暴力”黑恶犯罪根植于行业乱象、监管短板，必须坚持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实现打击犯罪与行业治理一体推进。应进一步压紧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深化网络空间综合治理，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利益链条。聚焦网络放贷、舆情敲诈、恶意索赔等高发乱象，强化对互联网企业、电信运营商、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督促经营主体完善风险识别、预警处置机制。此外，用好“三书一函”，即监察建议书、司法建议书、检察建议书、公安提示函，健全制发、整改、回访反馈全流程机制，倒逼行业主管部门补齐监管漏洞、完善监管制度，铲除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

更好推进跨境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

随着数字贸易规则的持续完善与跨境物流体系的日益健全，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已从少数人的尝鲜选择，发展成为亿万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2026年上半年，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跨境电商进口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信息不对称、监管链条长、责任主体跨境等难题依旧存在，消费者权益受损时有发生。依法保障跨境电商消费者权益，不仅关乎亿万“海淘”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而且关乎跨境电商业态的健康发展，对于稳定消费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围绕跨境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我国持续推进制度建设，构建起了多层次法律规范体系。2018年11月，商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跨境电商企业要“承担消费者权益保障责任”。2024年3月，我国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明确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今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施行，从制度层面优化了投诉举报处理流程，保障消费者权益；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围绕加强消费者等主体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作出重要制度安排，并新增域外适用条款，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电子商务活动，扰乱境内市场秩序，损害境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等主体合法权益的，依照本法以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为境内消费者向境外经营者主张权利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如何发挥法治支撑作用、推动制度落实见效，需从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处置机制、深化国际协作等方面着手，切实保障跨境电商消费者权益。

跨境电商平台是连接境外经营者和境内消费者的关键节点，理当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义务的重要承担主体。在跨境电商消费中，消费者面对的不是遥远的境外商家，而是首先接触和信任的电商平台；平台掌握着商家准入、商品展示、交易规则和纠纷处理的实际控制力，也最有能力在事前和事中防范风险。实践中，部分平台存在审核不到位、售后推诿扯皮等问题。这些问题，与跨境电商主体责任边界不够清晰、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密切相关，需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一是建立全流程处理机制。今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市场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在联合约谈相关平台企业时明确提出，“畅通消费者咨询、投诉、举报渠道”“加强平台内跨境电商企业审核把关，强化平台内在售商品管理”。平台应当将约谈要求转化为常态化的制度安排，在投诉受理、证据核查、责任认定、处置反馈等环节形成标准化操作规范，避免因流程不清、责任不明导致消费者维权不畅。二是落实跨境电商信息披露义务。明确商品信息、退换货政策、风险告知等关键信息的展示标准与告知方式，把退货限制、发货地、税费承担等关键信息提前明确说明。三是建立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可根据电子商务有关法律的要求设立消费者权益保证金，在境外销售者主体信息不明或失联的情况下，由平台先行向消费者承担赔付责任。明确平台对平台内跨境电商经营者的资质审核、商品质量管理承担的法律责任，建立不合格或缺陷商品召回制度，落实跨境电商企业境内服务商连带责任，使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能够找到明确的追责对象。

跨境电商消费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与司法程序，由于跨境消费纠纷维权涉及语言翻译、法律适用、域外送达等环节，消费者维权成本较高。同时，跨境电商交易信息以电子数据为主，消费者与境外经营者之间的沟通记录、订单信息、支付凭证等关键证据的获取和固定面临较大困难。这些现实难题，决定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以便捷、高效为方向。一方面，探索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搭建跨境消费纠纷境内调解平台，依托全国12315平台，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提升纠纷处理效率，对小额简单纠纷优先适用在线解决方式，有效降低维权门槛。另一方面，完善跨境电商消费投诉受理与处理规则。明确跨境电商消费纠纷的投诉管辖规则和受理标准，推动建立专门针对跨境交易的投诉处理通道，统一投诉受理、转办、反馈等环节的操作规范，使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有清晰、可预期的救济途径。

跨境电商消费的跨境属性，决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还必须依赖国家间在立法与执法层面的协调配合，需从规则互认、协作共享、反制应对等维度协同推进，切实提升跨境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水平。其一，推动跨境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国际互认。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对第七十三条作出完善，提出“参与电子商务国际规则的制定，在电子商务交易、支付、物流、信用、安全等领域，促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国家促进电子签名、电子身份、电子单证等国际互认”。需进一步推动建立覆盖跨境电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多边或双边规则互认机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形成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跨境电商国际规则。其二，加强跨境电商经营者的跨境监管协作。推动与主要跨境电商来源国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在境外经营者资质核验、信用记录互通、不合格商品信息通报等方面加强合作，对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境外经营者实施联合约束，从源头上减少跨境消费风险。其三，强化涉外反制与权益维护能力。对在电子商务领域对我国采取歧视性措施的国家或地区，可依法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形成公平、开放、非歧视的电子商务发展环境。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科学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出的原创性贡献，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以下简称《文选》）系统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的78篇核心著作，完整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从孕育、形成到体系化展开的全历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全新境界。《文选》以“两个结合”为核心线索，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是我们党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科学指引。

系统体现“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根本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这一规律性认识，在《文选》中得到了体系化的完整呈现，集中彰显了新时代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充分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科学品格。

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文选》系统阐述的党的文化理论，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原点，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具体文化实践深度结合，在文化发展方向、文化发展道路、文化发展立场等根本性问题上，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和理论清醒，绝不在根本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这体现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不为杂音噪声所扰、不为错误思潮所惑的坚定立场，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牢牢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深度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文选》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打破了过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传统文化对立起来”的认知误区，深刻揭示了二者之间高度的契合性。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文明的深厚历史底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丰沃土壤。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本土化、民族化升华，使党的文化理论既具有科学真理性，又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开创性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是《文选》所体现的重大理论创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既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使我们的道路有了更深厚的历史纵深和文化支撑，又打开了我们自主进行文化创新的全新空间，使我们能够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探索未来的发展路径。这一重大论断，从根本上巩固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主体性，让我们在文化上有了更强的自主性、创造性和自信心。

系统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标定了新的历史高度。《文选》从理论、实践、历史、文化等多个维度展开论述，深刻揭示出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理论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格局，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标志着我们党的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和精神独立性实现了新的历史跃升。我们党以更加宏阔的视野、更加主动的担当，在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2012年“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6年7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我们党创造性地将文化自信纳入“四个自信”，后续又把文化强国明确纳入现代化强国建设总体布局。这一历史跃升，不仅是理论上的深化，更是实践上的指引，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集中呈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文选》以“两个结合”为主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一系列原创性突破，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明确了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地位，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设文化等重大时代课题。

明确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把文化自信提升到“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战略高度，使之成为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根本性、方向性问题。这一重大论断从根本上筑牢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主体性根基，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华大地上获得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色。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形成“四个自信”的重大原创性表达，明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文化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明确了文化自信对于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意义，从而把文化在民族复兴进程中的战略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概念、新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不是孤立的词句创新，而是相互支撑、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原创性提出“文化主体性”“新的文化生命体”“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文明交流互鉴”“全人类共同价值”等一系列全新核心概念，从文化本质、文化发展动力、文化价值目标、文明交往原则等不同维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深刻回应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也科学回答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共同关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鲜明的理论标识。

系统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规律。《文选》以大历史观完成了对中华文明发展逻辑的原创性理论建构，系统概括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从理论层面深刻解释了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的内在机理。这一概括既立足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最新成就，又上升到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文明演进逻辑的垄断性叙事。近年来，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科研项目，中国考古工作者不断取得新突破，不仅通过良渚古城遗址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还基于中国考古实践提出了符合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从学理层面打破了西方话语的垄断。我们坚持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经典论述出发，让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真正扎根到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中。

系统确立“两创”文化发展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完整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打破了以往对待传统文化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复古的二元对立误区，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科学方向。创造性转化强调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创新性发展强调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两创”方针的提出，让中华文脉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出蓬勃生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注入了鲜明的中华文明特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发展路径上的深度结合。

构建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谐共处，超越了西方“文明冲突论”的陈旧逻辑，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极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当代视野。创造性提出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隔阂的全新文明观，强调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任何文明都不应被置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特权地位。这一文明观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文化理论支撑。

形成体系化的新时代文化建设总布局。系统阐明了文明发展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要求覆盖意识形态工作、文艺创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文明交流互鉴等领域，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科学行动体系。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在文艺创作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从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定位，到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部署，再到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战略要求，形成了覆盖文化建设全领域的完整理论体系。

蕴含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厚底蕴和博大情怀

《文选》的出版发行，本身就是一部承载新时代党的文化理论成果的重要文献汇集，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

为我们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根本思想武器。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文选》深刻阐明，“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它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文化激荡中始终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既不盲从照搬西方文化模式，也不封闭保守走复古老路，而是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开放的文明胸襟，坚定不移走出一条立足中国大地、彰显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大思想文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既要通过经济科技发展夯实物质基础，也要通过文化繁荣兴盛提供精神驱动。《文选》所阐明的文化思想，以统一的思想共识、强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合力，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涵养出昂扬奋发的精神面貌。它使文化软实力真正成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硬核动力，让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我们在攻坚克难中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注入不竭的精神源泉。

以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宝库。《文选》立足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标识性、引领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揭示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殊规律，把对文化作用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新的文化理论丰碑，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也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化实践提供了全新的中国方案，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焕发出的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

深入学习《文选》，关键是要把“两个结合”的方法论真正转化为文化建设的实际行动。我们要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以“两创”方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不断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

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搭建“数智桥梁”

中国移动作为网信领域中央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数智技术优势和网络覆盖优势，努力探索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普及、精准化传播的新方式、新路径，在凝心铸魂中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汇聚起“强国复兴有我”的精神力量。

运用数智技术实现精准化传播，提升理论吸引力

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生命力，在于精准地触达受众、有效地引发共鸣。中国移动坚持分类分众、精准施策，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用户画像等技术方法，聚焦受众群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让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针对性更强、共鸣力更大、质效度更高。

区分不同群体特点，实现分众推送精准化。中国移动依托平台技术能力，运用AI算法推荐，区分管理人员、技术专家、青年员工、一线网格人员等不同群体，精准推送理论内容，实现“千人千面”学习体验，有效提升了理论传播的精准度。针对管理层，重点推送关于提升政治能力、深化国企改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学习内容；针对技术人员，结合“九天大模型”“破风芯片”“5G标准”等创新成果，用科技语言阐释自主自强的道理；针对青年员工，通过网络直播间、新媒体平台等推送短视频、动漫等轻量化内容。同时，依托内容平台，设置丰富的互动化学习形式，用户在学习后可以参与挑战、获得积分，增强了参与感和获得感。

打造AI数智宣讲员，增强宣讲互动亲和力。中国移动依托语音识别、语义理解、智能交互等AI前沿技术，创新推出“新动力量”数智宣讲员“春沐宣”。“春沐宣”集党建知识播报宣讲、智能问答、多模态交互于一体，既能化身“故事达人”，用沉浸式叙事讲述百年党史，又能充当“智能专家”，在党建知识问答中精准解析政策文件。通过匹配动态更新的基层宣讲资源库、基层党务知识库、时政热点数据库，持续强化大语言模型训练，助力“春沐宣”实现数智形象“多彩好看”、宣讲展示“有趣会讲”、智能问答“专业懂行”、能力复用“降本增效”等主要功能，通过“碳基+硅基”的理论宣讲模式，有效提升了年轻群体的参与度和传播度。

开发轻量化产品，嵌入日常学习新场景。中国移动将理论金句、党史故事、榜样事迹制作成短视频，通过咪咕视频、移动云盘等平台推送。策划运营5000余个红色文化主题视频彩铃，用户在通话等待期间即可观看红色故事、理论金句，每次通话都成为一次理论浸润的“微课堂”。依托“咪咕悦看”数字阅读服务平台，汇聚数百部红色经典读物，上架红色有声书200余部，支持在线阅读、听书、批注等功能，使理论学习可以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这些功能将理论传播从“老阵地”拓展到“新场景”，有力提升了传播的便捷性和趣味性。

依托数智平台推动大众化普及，增强思想穿透力

为了推动理论传播更好地深入基层、贴近一线，中国移动发挥网络覆盖广、平台能力强、触达用户多的优势，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宣讲平台，推动理论普及从“一时一地”走向“随时随地”。

打造“新动力量”网上直播间，实现互动性传播。中国移动拥有数十万员工，分布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点多线长面广”是鲜明的组织特点，传统的集中宣讲难以覆盖全员。公司发挥“新动力量”宣讲团作为中宣部“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的示范作用，打造“新动力量”网上直播间，组织“进一线、强信心、促发展”系列直播宣讲，基层员工可实时收看、在线提问、参与互动。截至目前，已开展宣讲3300余场，受众超370万人次。10086国际服务热线宣讲员，围绕“世界一流企业该有怎样的服务”，把多语种服务外籍客户的工作日常搬上直播间，收获点赞评论超22万次。2026年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重大展会宣讲直播累计观看超40万人次。

建设“红色云集”平台，实现全景化呈现。中国移动在全国累计共建1000余个红色文化教育基地，覆盖191个中宣部命名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运用5G、VR、AR等技术，将南湖红船、延安宝塔、井冈山等红色地标进行数字化采集和沉浸式呈现。2020年起，公司启动全国红色基地共建行动；2024年以来，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云集汇聚，依托咪咕视频平台打造“5G点亮红色文化”专区，聚合上线540余家共建红色基地的600余条红色宣讲、VR内容，整合呈现500余部红色影视及纪实作品，构建“红色数字博物馆”，策划“云集长征星火·奔赴奋斗新程”主题宣传活动，专区内容累计播放量超1.47亿次，播放时长超3100万小时。有关数智内容已接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支部工作”平台，“5G点亮红色文化”网络传播活动入选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

开展线上思政大课，丰富沉浸式体验。把握青年学生、青年员工轻量化、强互动的接受习惯，组织策划“同上一堂思政大课”系列线上直播活动，邀请理论专家、榜样人物在线授课。推出《飞夺泸定桥》XR大空间沉浸式思政课堂，运用扩展现实技术还原历史场景，学员佩戴设备即可进入虚拟战场，亲身感受革命先辈的英勇无畏。这种沉浸式教学打破了传统课堂的平面化局限，使宏大叙事转化为可感知、可共鸣的个体体验，受到青年群体广泛欢迎。

发挥数智优势唱响新时代强音，扩大网络影响力

中国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作为网络文明建设的核心工程，整合内容生产、平台分发、技术支撑等能力，搭建起理论网上传播的“数智桥梁”，让正能量在网络空间澎湃“大流量”。

建设理论传播专区，形成持续输出机制。中国移动依托咪咕视听平台，开设“国企足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等40余个理论学习专区，常设“学习时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等专题栏目，形成“天天有更新、月月有主题”的高频红色传播带。各专区结合时事热点和重大主题，及时更新内容，保持高频触达。通过常态化、机制化的内容输出，推动理论传播融入日常。

依托重大活动和文化IP，放大传播声量。中国移动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活动，在全民阅读大会、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等重大活动中开展理论宣讲，累计受众超100万人次，媒体曝光量超千万。开展“AI中国年·国风贺新春”等文化创作传播活动，将文化自信融入春节拜年、国潮创作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主流价值。联合出品多部精品人文纪录片，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智化传播。持权转播冬奥会、亚运会等重大赛事期间，推出《中国榜样》等自制节目，在体育盛宴中融入爱国奋斗、拼搏向上的精神内涵。

强化内外部资源协同，构建传播“能量环”。中国移动与50余家产业链合作伙伴、地方宣传部门、主流媒体建立联合宣讲机制，在各自平台同步推送理论内容，形成矩阵式传播。与海南“自贸港青年宣讲团”、云南“云岭百姓宣讲团”等地方力量联合开展活动，将红色研学路线、数智宣讲能力输出到地方，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通过“朋友圈”的联动，使党的创新理论传播覆盖更广、影响更深。

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大势，中国移动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精准传播、注重基层、务求实效，增强打基础、利长远的宣传工作定力，践行“人民在哪里，阵地就在哪里”的传播理念，在推动“网络强基、全栈创新”战略落实中，持续深化数智赋能党的创新理论网络传播，让党的创新理论从云端到指尖、从屏幕到心间，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凝聚更广泛的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

（中国移动党组宣传部）

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向更高水平迭代升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山东省滨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文化为魂、项目为桥、特色为要、融合为径、服务为本，推动文旅产业发展向更高水平迭代升级，奋力打造特色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坚持“文化为魂”夯实根基。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承载着城市生生不息的生命肌理，更是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本源根基。必须持续唤醒特色文化基因、激活优质文脉资源，推动特色文化全方位嵌入、全链条融入文旅产业发展。深耕挖掘黄河文化、孙子文化、齐文化、红色文化、吕剧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传承弘扬军事家孙武、政治家范仲淹、数学家刘徽等先贤风骨，擦亮叫响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靓丽名片，统筹用好非遗项目、文保单位、A级旅游景区等载体阵地，精心打造更多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文旅，让游客在吃住行游购娱中体悟文脉、感知历史，让厚重独特的文化底蕴成为游客可感知、可触摸、可带走的美好旅途记忆。

坚持“项目为桥”筑牢支撑。推动文旅产业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就要有项目、有载体、有抓手。必须统筹抓好重点文旅项目、基础设施项目、政策资金赋能项目落地见效，这是文旅产业迭代升级的坚实底气，更是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关键支撑。聚力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特色文旅场馆运营，提速推进旅游度假区提质、高等级景区创建，打造一批辨识度高、影响力广、竞争力强的文旅标杆。一体推进交通设施建设与旅游功能开发，推进铁路加快成网、公路加密扩容，完善“快进慢游”旅游交通网络。统筹完善观景平台、休憩营地、智慧配套等公共设施，为游客提供更多便利。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用好专项政策、金融工具、社会资本多方力量，全方位夯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坚持“特色为要”厚植优势。抓好文旅产业，就要保留自己的特色，抓好人无我有的东西。一地的特色优势、资源禀赋、发展模式，是区域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优势所在。必须紧扣“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理念，立足本土化禀赋，深耕差异化赛道，积极打造特色场景、开发特色产品、创新特色模式，持续塑造文旅产业发展新优势。利用“数字赋能”等形式，创新打造特色场景，高标准建设滨州文化数据库，加快推进文旅产业数字化升级。聚焦市场多元需求，加快开发房车露营、线上展播等方面特色产品，精准满足不同客群。积极发展票根经济、假日经济、节会经济等文旅经济特色模式，激活消费乘数效应，提升文旅产业综合效益。创新地域合作模式，持续放大地域文旅品牌势能，让特色成为文旅产业加快发展、突围出圈的核心竞争力。

坚持“融合为径”激活动能。融合发展是文旅产业优化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路径。文旅具有跨界联动、多元赋能、业态共生的产业特质，蕴藏着融合发展的广阔空间。必须深化“文旅+百业”“百业+文旅”，持续激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力。立足滨州产业优势，深化“体育+文旅”融合，开展好“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进景区”系列活动和品牌赛事，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深化“工业+文旅”融合，建设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打造工业旅游融合“样板间”，推动“厂区变景区、产品变商品”。深化“康养+文旅”融合，发展康复医疗、休闲度假、旅居养老等业态，全力打造康养福地。深化“农业+文旅”融合，开展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行动，持续叫响沾化冬枣节、阳信梨花会等乡村旅游品牌，把生态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统筹推动“商业+文旅”“海洋+文旅”“科技+文旅”等业态融合发展，为文旅产业发展拓展多元业态空间。

坚持“服务为本”优化环境。服务是发展的软实力，是产业的金名片。发展高水平文旅产业，要抓硬件，更要抓软件，特别要提高服务质量、推进精细化管理。必须坚持“游客至上、服务至优”理念，着力在提高服务管理质量上下功夫，积极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发展环境。加快完善公共文旅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公共信息服务、公共交通服务、应急救援服务等，推动“吃住行游购娱”全环节服务提升，不断擦亮“滨滨有礼”旅游服务品牌，以优质服务赢得旅客的笑脸和称赞，赢得持久的人气和效益。从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常态化开展行业乱象整治，抓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健全投诉闭环处置机制，用心用情用力化解游客急难愁盼，切实以优质化服务和精细化治理，全力打造让游客安心出游、放心消费、舒心体验的一流文旅发展生态。

（作者系山东省滨州市委书记）

以党建引领筑牢企业发展坚实根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科工）党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在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中展现央企担当。

筑牢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把准公司发展政治方向

华电科工党委始终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确保企业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行稳致远。一是健全完善践行机制。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深入研讨部署，完善督查考核机制，实现“传达学习、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督导推动、跟踪问效”全链条闭环管理。二是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制定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研讨安排，围绕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设置学习专题。用好“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运用案例学习、现场教学等方式，分众化开展各层级政治理论学习。纵深推进基本培训机制，坚持把“反思、倾听、行动、见效”工作法贯穿学习研讨全过程，紧扣企业痛点、堵点、难点形成清单，切实将研讨成果转化为发展实效。三是坚决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科学界定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决策的权责边界，逐一明确174项治理事项责任主体、决策流程；立足所属企业中上市公司、产品制造、生产运营及境外控股等不同类型企业股权属性、业务定位与发展阶段，编制权责清单，进一步提升企业现代化治理能力。

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激活企业发展红色引擎

华电科工党委深入实施“四力四推”高质量党建工程，党的建设质量持续提升，公司党委“四力四推”党建工程实践案例荣获华电集团十大优秀党建实践案例，科工股份党委被评为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一是深耕基层党建实践。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支部建在项目上、党旗飘在工地上”，不断织密建强党的组织体系，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海上作业环境特殊，面临风大、浪高、潮急、雾多等严酷自然条件，通过海上风电项目创新实施“支部建在船上”模式，党员骨干勇挑重担、攻坚克难、成果丰硕，先后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国家和行业级奖项。二是深化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行动。聚焦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推动链上企业信息互通、资源互补、优势互动，组建党员先锋队86支，党组织书记作为领衔项目第一责任人，主动认领攻坚，建立责任清单，推动项目管理、生产保障、质量管控等关键环节落实到位。三是深挖国际化传播体系效能。系统整合工作内容，推动海外宣传、跨文化融合、海外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履责等体系化、集中化发力。华电科工巴厘岛电厂实施“珊瑚礁生态修复计划”，被印尼环境部列为“海洋生态示范工程”；深化区域协同带动“央企品牌”联合出海，加强与印尼主流媒体对接，开展主题开放日活动，与当地高校探索协同育人模式，“中国华电”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

华电科工党委始终坚持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一是以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巩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打造一批国际、国家、企业级创新平台，主动承接国家重大科研任务20余项，2026年上半年新增专利授权166件，其中发明专利82件；3项成果分别荣获中国安装协会2026年度科学技术进步一、二、三等奖，气体扩散层发明专利获第125届巴黎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获CMMI5最高等级认证，2项成果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数智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二是聚力产业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发展制高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占比超过40%。在氢基能源领域，推动“制储输用”全产业链发展，打通碱性（ALK）、质子交换膜（PEM）、阴离子交换膜（AEM）三条主流电解水技术路线，掌握气体扩散层、质子交换膜、复合碱性隔膜三大“卡脖子”核心材料，在青海德令哈、内蒙古达茂旗、辽宁铁岭打造绿氢示范项目，产品入选全国电力行业“大国重器”名录及能源行业十大科技创新成果。三是深化国企改革，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活力。聚焦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开展“一企一策”改革任务专项推进行动，优化授权管理体系、搭建分层考核体系、持续完善内控合规风险一体化管理体系。公司连续3年获评国资委“科改企业”标杆，改革典型经验荣获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实践成果一等奖。

面向“十五五”，华电科工党委将持续深化“四力四推”高质量党建工程，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科技创新、改革发展深度融合，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大作用，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双碳”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华电科工力量。

（中国华电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用光影记录二万五千里征途

1996年，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翟俊杰执导、唐国强等主演的电影《长征》上映，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部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创作的影片，用朴素、写实的镜头，真实还原了红军从被迫突围、深陷绝境到浴火重生、夺取胜利的完整历程，全景式呈现了这条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远征之路。

影片一开始就揭示了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历史背景。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央苏区陷入空前危机。中央红军在湘江流域与国民党军激战，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卫部队为掩护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渡江，展开了惨烈的阻击战。影片把镜头推到了前线战场，经历了长途转战，装备简陋的红军战士坚守阵地，殊死奋战，江面炮火连天、江水被鲜血浸染、江岸尸横遍野，无数战士在冲锋、阻击、渡江的过程中壮烈牺牲，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当地民众为缅怀英烈，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样一句话。湘江战役是整部影片中最悲壮的情节。影片采用纪实化的拍摄手法，直观展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也让观众深切感受到长征背后的沉重代价。遭受惨痛损失的原因，并非红军将士作战不力，而是博古、李德等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机械照搬国外军事理论，造成重大战略失误。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情绪迅速增长，为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与群众基础。

这场战役推动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的召开，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的军事路线。影片以冷静、客观的镜头，还原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上，革命先辈们立足战场实际、总结战败教训，重新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实事求是的作战方针，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大时刻，终结了盲从外部经验的被动局面，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在正确军事原则的指引下，红军采取迂回式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挥毫写下著名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影片采用全景式的线性叙事，完整串联起长征途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战略节点，再现了波澜壮阔、浴血奋战的革命岁月。长征的最终胜利，不是凭空而来的奇迹，而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长征之所以伟大，在于无数平凡革命者在绝境之中坚守信仰的赤诚担当。在这条路上，红军经历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这跨越万里的行军，不是在物资充足、从容不迫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在饥寒交迫、枪林弹雨中完成的。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面对人类意志和体能极限的严酷考验，支撑着红军坚持下来的，是民族解放的目标和“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

为了真实地体验长征路上的艰辛与磨难、饥饿与疲惫，重现环境的严酷，导演翟俊杰要求剧组重走长征路，从江西到甘肃，长途跋涉了八个月，雪山、草地全部实景拍摄。影片捕捉到诸多细微却令人震撼的细节：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终年积雪、寒风凛冽、缺氧严寒，行军途中，战士们搀扶体弱疲惫的战友，伤病员强忍伤痛坚持前行，绝不拖累集体。进入松潘草地，队伍粮草断绝，战士们只能啃食草根、咀嚼树皮充饥。影片中，当官兵们围坐在篝火旁高唱《国际歌》时，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的战友情得到了升华，共同的革命目标和坚定信仰是红军团结奋进的内在支撑。

长征的胜利，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胜利。在革命陷入低谷、前路未知的至暗时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以坚定的信念稳住军心、开辟新局，让这支经历重创的队伍保有顽强生命力；面对敌军重兵围追堵截、物资极度匮乏、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的绝境，红军始终队伍不散、军心不乱。强大的理想信念使红军战胜了苦难、曲折和死亡，突破生存极限、万千险阻，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诗篇，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绝境突围的奇迹。

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真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确立。”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红军从被动溃败到主动突围、从绝境翻盘到走向胜利的根本保障。摆脱教条主义桎梏后，红军彻底摒弃僵化死板的战术打法，从地形、敌情、战局实际出发，随机应变、避实击虚。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依托川黔山地复杂地形，四次迂回穿插、虚实结合、声东击西，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严密包围圈中灵活机动、迷惑敌军，彻底打乱敌方“围剿”部署，从根本上扭转了被动挨打的战局。随后的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制胜，都源于对战局的精准研判、对地形的熟练把握、对作战规律的深入总结。正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让红军在绝对劣势下屡创奇迹，一步步冲出重围、走出绝境。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长征是万众一心的团结力量的胜利。如果说正确思想路线确定的是革命的方向，那么万众一心、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的紧密团结，是红军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战胜绝境的根本依托。影片通过大量战场配合、行军互助、官兵同心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团结制胜的深刻道理，也清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根本特质。

影片中朱德多次发出“朱毛不能分家”的感慨。在每一个关键战略节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体现了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主动担责的担当和协作精神。党的领导人赤诚相待、同心同德、高度团结，是逆转战局的重要条件。影片中，红二十五军将领徐海东在得知中央红军由川西北上的消息后，当即向鄂豫陕省委建议接应党中央，率领前卫团西征甘肃，并率先到达陕北，通过一系列作战行动牵制敌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的北上行动。正是因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凝聚起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没有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大团结，中国革命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在行军途中，我们党始终植根于人民，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毛泽东深刻总结：“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行军途中，红军将士即便饥寒交迫、物资匮乏，也绝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一粒粮食；面对少数民族群众，红军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尊重当地民俗、宣讲革命理念，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播撒了革命的火种，赢得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沿途百姓自发为红军送粮送水、救助伤员，由此汇聚起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强大力量。影片通过一幕幕感人画面深刻揭示了长征不是一支军队的孤军奋战，而是党和人民同心同德、并肩前行的伟大征程。

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长征精神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影片中，面对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面临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面临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毛泽东提出：“脑袋长在自己的脖子上，两条腿长在自己身上，我们为什么不能走一条新路呢？”中国人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在经历了革命的曲折与探索，面对严峻复杂战争环境所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中国革命在全局上开始走适合自己的正确道路。正是因为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逐渐成长、走向成熟，越来越强大！

电影《长征》用光影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光辉一页。这段跨越数万里的壮阔征程，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全新局面，为民族解放事业筑牢了根基，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铸就了中国共产党人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正带领中国人民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我们仍需在重温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战略智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文学创作的门向所有真诚的人敞开

近来在网络上，一些简单朴素的文章，感动了很多读者，被广为传播。这些文章的作者并不是专业作家，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其中有整日辛劳的农民工对去世母亲的深情回忆；也有“搬瓜少年”写给十年未见的母亲的信。这些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复杂的文学技巧，因其感情真挚，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引发了很多读者的共鸣。

为什么这些普通人的写作能够打动人？

首先，他们是生活的在场者和亲历者，他们对真实生活最了解，感受也最深刻。相比于专业作家，他们不需要“深入生活”，也不需要“体验采风”，因为他们就在生活中。这些普通写作者拥有的是扎实的生活积累，长期的行业经验，独一无二的人生故事，可遇而不可求的生动细节。这些是岁月的积淀，是命运的馈赠，是坐在书斋里虚构不出来的。这些真切的生命体验，是专业的文学技巧所无法替代的。

读者之所以被这些文字打动，并不在于它们具有多高的文学技巧，或者这些篇章之于文学史具有怎样的意义，而在于，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是读者所熟悉的生活，这些作品说出了很多人的共同处境，让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这些文字没有高高在上、拒人千里，而是亲切、自然、近距离，其中有迷茫、困顿、悲伤，也有喜悦、进取、豪迈，记录的是无数普通人所经历的共同时刻。正是共同的心路和情感，正是这样的心有戚戚和命运与共，让读者真正共情。在时代生活的大道上，我们都是同路人。

其次，这些普通人的写作，最可贵的，乃是始终保持着一种诚实和真诚，同时心怀敬畏和郑重。他们的写作忠于生活，忠于自己的经验，不矫饰、不卖弄、不雕琢、不浮夸，朴素中甚至带着一丝笨拙，使他们的文字具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这些普通人不自觉的文学创作，常常因为真诚和朴素，在艺术境界上不落俗套，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专业作家。老子讲“大巧若拙”，庄子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周易》云“修辞立其诚”，都是在说，朴素和真诚正是文学打动人心的秘密之一。文学从来不是关乎技巧，而是关于情感和心灵。

这些普通人的创作，恰如一股清风，给专业文学创作带来启发和灵感。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曾说，大众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相比，“未染旧文学的痼疾”，因此“刚健清新”。在文学史上常常可以看到，正是因为吸收了民间文学的滋养，固有的文学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从而催生出新的文学。

当然，朴素不等于粗糙，率真也不等于反对文学技巧。应该看到的是，那些被喜欢的写作者，他们本身就是文学爱好者，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掌握了一定的文学技巧，使得他们可以娴熟使用文字，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对于这些普通写作者而言，要继续文学创作，仍然需要持续学习，学习文学技巧，学习文学经典，学习整个文学史中那些宝贵的艺术经验，这样才可以助力自己的文学表达，使之更准确、更动人、更有感染力，从而走向自由的境界。

在此之前，面对有限的出版资源和较高的写作门槛，文学创作往往集中在专业作家群体，这也形成一种文学生产格局：一少部分人成为更多人的“代笔者”或曰“代言人”。很多时候，这些专业作家需要深入生活和群众，去收集故事、积累素材、获得灵感，然而这样的打捞终究是有限的，更多真正精彩的人物和故事，可能因为没有进入作家的视野，而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沉没、终被遗忘。

从根本上说，文学表达是没有门槛的，最早的文学正是起源于劳动人民的情感交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因此，只要形成了丰沛的情感，便要向外倾诉；只要有情感生活，就会有文学表达。这几乎是一种本能，每一颗真诚的心灵都希望通过文字，跟另外一颗心灵相遇，职业性和专业性从来不能阻挡这种最基本的言说愿望。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文学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

今天高度发展的互联网和传媒技术，让每一个人都具有了文学表达的可能性，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大众不再需要“代笔者”和“代言人”，他们可以利用现代传媒，讲出自己的故事，书写自己的文学。那些动人的文章，会乘着网络的翅膀，抵达遥远的知音，使这些普通写作者收获自己的读者，从而进入文学的公共空间——网络降低了文学表达的门槛，使沉默者被听见，使无名者被看见。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正在于互联网条件下大众获得了表达的权力，更多的普通人通过文学书写来“立言”，来表达自我，并以此确认自身的价值。

正如新大众文艺浪潮所昭示的那样，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是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文学写作转变为散点式的文学创作态势。文学的入口不再狭窄，而是面向所有人敞开。文学的植被由少量树木的一枝独秀，变为满地绿色的郁郁葱葱。这样的文学生态将会更加健康，也更富有生机，能够孕育出文学艺术的多样态，使得文艺创作的百花园枝繁叶茂，万紫千红。

普通人的文学写作较之专业文学创作，有新的特点。首先，他们是非职业化的。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经营着自己的人生，岁月跋涉、有感而发，终于拿起笔来写下那些不得不说的话。其次，他们的写作内容多限于自身的经验，在创作频率上也多是偶发式，而缺少持续性。有的写作者也许会进入持续性的文学创作，更多的写作者在记录下那些不得不说的情感之后，有可能就此搁笔。这些特点使得普通人的文学创作如群星般呈点状分布，发出短暂的光芒，他们也许不会异峰突起，但是这些散落在大地上的点点微光，终会汇聚成滋养整个社会的情感银河。同时，千千万万来自生活的普通写作者，将会构成一个庞大的文学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中所蕴含的故事、素材、细节、情感、能量都是巨大的，在这样坚实的文学实践基础之上，必将产生真正的文学精品，也必然会催生出真正的文学高峰。

需要看到的是，这样的民间写作也要防止走偏。当一种文体受到追捧，在算法的驱动下，类似文体被反复推送，最终使得这些民间文学创作有可能走向同质化、标签化，甚至被这些标签所绑架，开始自我重复、迎合流量、消费苦难。同时也要警惕这些民间的身份变成一种争相抢夺的标签，使得“素人”“底层”，被平台包装成卖点，粗劣模仿，最终伤害的是那些真诚的写作者，以及广大读者。

（作者系《小说选刊》副主编）

“弯弯的月亮”升上了天空

1989年，李海鹰创作了音乐电视片《大地情语》的插曲《弯弯的月亮》，这首歌最早由陈汝佳演唱，后又被巫启贤、吕方翻唱成港台热门歌曲。一首歌曲能做到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份儿上，必有其根因。有人问李海鹰，这首歌创作灵感的源头是什么，李海鹰回答：“要说源头，还得算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创作《弯弯的月亮》，让李海鹰找到了自己的根，那就是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无比深厚的传统文化。无论时代发展到哪个阶段，很多传统的东西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石，有些看似时髦的东西不会是我们民族生存的基础。

虽然在刘欢之前，已有多位歌手演唱了《弯弯的月亮》，但李海鹰觉得，其他歌手的演绎方式虽然各有风采，但是距离他心目中的理想风格还有差异，于是决定亲自前往北京，邀请刘欢来演唱这首歌。刘欢曾表达过：把音乐看得高一点，把自己看得低一点，这种对待音乐的态度让李海鹰深感共鸣。李海鹰和刘欢自1986年相识以来，已有多年的合作基础。刘欢在演唱风格上具有创新精神，他在1987年演唱李海鹰的《吉他夜话》时，采用了爵士风格，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创新，与李海鹰的音乐理念相契合。进一步说，李海鹰执着找刘欢演唱《弯弯的月亮》，是因为他认为刘欢是音乐天才，对音乐的理解和造诣都很高，能够把歌声传到千家万户。刘欢看到这首歌之后很喜欢，还加上了一段高音和一段假声，这是其他歌手没有的独创之处，帮助《弯弯的月亮》成为一首经典曲目。2008年，李海鹰在广州举办音乐会，该音乐会是“广州市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文艺活动”之一。刘欢特意从美国赶回，作为压轴演出，演唱了《弯弯的月亮》，体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原创作者李海鹰的尊重与友情。

算下来，两人合作了大概十几首歌，在录音棚里讨论的时候，刘欢展示出的那种对音乐的真诚和天赋，让李海鹰印象极深。事实上，刘欢的确当得起“音乐天才”的美誉，他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演唱奥运会主题歌，对中国的音乐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歌声几乎横跨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

刘欢去世后，李海鹰回忆起与这位音乐天才的过往，言谈举止中满是怀念。李海鹰评价刘欢，对待音乐和荣誉都非常坦诚。李海鹰还反复提到“真实”这个词，形容刘欢的为人和音乐。李海鹰回忆起刘欢专程从美国飞回广州，压轴演唱《弯弯的月亮》。那场音乐会并不是按照市场价付给刘欢报酬的，因为主办方根本给不起。刘欢的乐于奉献，体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与对朋友的真诚。刘欢的去世让李海鹰深感痛惜。他认为，刘欢是演唱者，而自己是创作者，虽然领域不同，但他们对音乐的追求与仰视态度是完全一致的。《弯弯的月亮》中那段让人心动的歌词：“啊，故乡的月亮，你那弯弯的忧伤，穿透了我的胸膛。”不仅传达出创作者李海鹰和演唱者刘欢对故乡的向往，也让无数中国观众在生活中找到了强烈共鸣。

刘欢版《弯弯的月亮》较之其他歌手的同名歌曲之所以更动人，辄因前者将歌曲中的乡愁情感表达得更为深沉和细腻。刘欢在演唱《弯弯的月亮》时，融合了20世纪80年代末的广东流行歌与北方民间歌谣的元素，编曲上采用了中国传统民乐的元素，如笛音前奏，模拟了儿时村里老人吹奏的童谣，使得歌曲具有独特的听觉美和和谐的共存感。从结构特点上说，第一段的回忆叙事带有传统的温情，第二段的抒情吟唱是流行的柔靡，第三段的上升又有种在当时的时代里回望或者寻根的意味，使得歌曲通俗又雅致、潮流而本土，既有着情感上的婉约，又有着严肃的抒发。

据报道，1990年广州电台播出刘欢版《弯弯的月亮》，电话线都被打爆，歌曲迅速传遍大街小巷，不仅成为广东流行音乐榜的开榜歌曲，还一举夺得该榜季度及年度冠军，并获得北京流行榜年度十大金曲奖。2008年，李海鹰和刘欢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流行金曲勋章。刘欢版《弯弯的月亮》融合情感深度、音乐风格、结构特点以及广泛传播等多方面优势，使之比其他版本的演绎更动人。

自主实验室：加速科学发现的新引擎

深夜的实验室里，没有科研人员的身影，但探索并未停止。一台台机械臂正精准地对刚转运来的试剂称重和配取，为在同一个实验区域一次性铺开上百个温度、试剂用量、反应时长等参数不同的对照实验做准备。这并非来自科幻电影中的情节，而是发生在现实中一家“自主实验室”的真实场景。

自主实验室（Autonomous Laboratory）并非传统意义上科研场景下的“自动化流水线”，而是以大模型和具身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机器人和自动化实验装置等硬件设备面向具体科学场景深度融合的“神兵利器”。传统自动化实验室设备只能“按部就班”执行预设程序，其核心是将固定实验流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通过编程手段转化为可执行的代码。而自主实验室则是同时拥有“大脑”和“手脚”可以自主开展科学实验的智能化平台。

目前在这个智能化平台中，以科学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扮演着“超级大脑”的角色。它首先在数字空间里开展“干实验”，依托海量文献和科学数据进行科学假设提出、计算工具调用、机器学习预测、数值结果分析等一系列深度推理。当“干实验”的结果在虚拟世界中推演成熟后，“大脑”便会进一步开展“湿实验”，将实验方案下达给物理世界的“手脚”。此时的“手脚”不再是只会死板执行代码的传统机械臂或自动化实验装置。具身智能驱动的实验机器人具备敏锐的环境感知能力和灵活的运动控制能力，它们能够根据“大脑”下发的实验方案，结合真实的物理实验场景，自主规划动作路径，精准完成试剂称量、微升级移液、混合加热等复杂的“湿实验”操作。而自动化实验装置可以通过模型上下文协议（MCP）等标准化接口与科学大模型建立高速互通的协同与进化机制。在“湿实验”进行的同时，设备实时采集的海量多模态实验室数据，将会实时回流给“大脑”进行深度分析与评估，并据此迭代优化下一轮的实验设计。由此，自主实验室彻底打通了“干实验”与“湿实验”的壁垒，形成了一个“提出假设—物理验证—数据回流—迭代优化”的完整科研闭环，让机器真正具备了自主探索未知世界的能力。

建设自主实验室，其核心意义在于彻底打破传统科研的效率瓶颈，成为加速科学发现的“新引擎”，更是科研领域培育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一方面，自主实验室能够突破人类生理与精力的极限，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的“黑灯”作业。通过高通量并行处理，它将传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试错式”研发周期大幅压缩，推动科研模式从“人力密集”向“算力与智力密集”跃升，极大降低了创新成本，加速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另一方面，自主实验室能够实现人类难以企及的高精度与极端条件实验。在微观层面，它能完成人类双手无法稳定操作的微升级乃至纳升级精准移液，消除人为操作带来的随机误差；在宏观层面，它可以在高毒性、高放射性或极端温压等危险环境中安全作业，保障科研人员健康；在复杂系统层面，它能同时精准控制成百上千个变量，开展人类难以统筹的超大规模正交试验。这种超越人类物理极限的探索能力，正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边界。

放眼全球，自主实验室已成为科技大国竞相布局的战略高地。在国外，相关探索起步较早。早在大模型技术爆发前的2009年，英国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和剑桥大学研发了机器人科学家“Adam”，通过自动进行酵母生长实验并结合逻辑推理与机器学习，成功定位了酵母中多个孤儿酶对应的编码基因，成果发表于《科学》杂志。2020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研发了可在传统实验室中自由行走、操作仪器的移动机器人化学家。该系统在无人干预下连续工作8天，完成了688次实验，从数千万种候选配方中自动发现了一种高效的光解水制氢催化剂，成果发表于《自然》杂志。2023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推出了面向无机粉体新材料的全链条自主实验室“A-Lab”。A-Lab先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海量文献中提取合成配方并训练预测模型，再让机器人自动完成配料、高温烧结与X射线衍射表征，最后利用AI分析结果并迭代优化。数据显示，A-Lab从58种目标化合物中成功合成了41种全新材料，成功率远超传统方法。同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首次将大模型（GPT-4）作为智能核心并推出了“Coscientist”人工智能系统，成果同样发表于《自然》杂志。Coscientist可自行查阅文档、编写实验代码，并通过自然语言指令控制云实验室设备，在云端成功规划、执行了钯催化交叉偶联反应的全流程自主优化，标志着AI代理真正具备了自主设计并操控实验的能力。

在国内，我国依托强大的人工智能产业基础与完备的制造业体系，正加速追赶并实现局部领跑。2022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发了机器化学家“小来”，全程无人干预，仅用6周自主完成了从陨石分析到催化剂创制的闭环。“小来”先控制激光诱导击穿光谱解析火星陨石的元素组成，再由机器学习模型从376万种可能的配方中智能筛选，最终合成出一种高性能析氧催化剂，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合成》杂志，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迈出关键一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前，上海开展了五天五夜无人干预的自主实验室试验，而日均能进行近400个实验的自主实验室也已在北京投入常态化运行。这些前沿实践表明，自主实验室在科学研究中有不可估量的潜力，正深刻重塑全球科技创新的竞争格局。

自主实验室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宏观政策的顶层设计。当前，我国正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为自主实验室的研发落地提供了丰厚土壤。《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快科学大模型建设应用”和“支持智能化研发工具和平台推广应用”，旨在让自主实验室拥有更加智慧的“大脑”。“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列为需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将进一步助力自主实验室放开“手脚”。在国家宏观政策指引下，地方政府也因地制宜、精准发力。例如，上海市发布《上海市促进科学仪器和科研试剂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5—2027年）》，在推动科学仪器自主研发的同时“支持开发智能化仪器控制系统”，为自主实验室夯实硬件底座；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2028年）》，直接聚焦“加快自主实验室体系建设”，将打造“具备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能力的自主实验室”作为核心工作目标。

尽管前景广阔，但自主实验室的全面普及仍面临诸多亟待跨越的鸿沟。在技术层面，科学大模型的训练仍受制于高质量、标准化科学数据的匮乏，模型在复杂推理中的“幻觉”问题尚未根除；同时，具身智能驱动的实验机器人在应对非标准化实验场景时，其泛化能力与微米级的精细操作精度仍需大幅提升。在现实层面，自主实验室的软硬件建设成本也极其高昂，从高端机械臂、精密传感器到自动化工作站，使得大部分普通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实验室望而却步。此外，当前自主实验室的成功案例多集中在化学合成、材料设计等技术相对成熟的学科，容易实现“锦上添花”，而在生物育种、创新药研发等亟须缩短国内外差距的“深水区”，由于生物系统的极端复杂性和实验流程的高度非标性，自主实验室的落地仍处于起步阶段。以生物育种为例，其涉及海量的表型与基因型数据，传统人工筛选犹如大海捞针，迫切需要自主实验室实现高通量的表型鉴定与基因编辑验证。未来，如何通过技术降本、标准制定以及跨学科融合，让自主实验室从“少数人的奢侈品”变为“广大科研人员的标配”，是下一步需要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克的难题。

（作者系浦江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激发科学捐赠的社会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稳步增加基础研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科学捐赠是指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基于促进科技发展、支持科研活动、普及科学知识等公益或准公益目的，自愿无偿向科研院所、高校、科技类公益组织等科研主体转让财产的行为。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赋予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获得社会捐赠和资助的权利。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科学捐赠的意愿日益增强，但现行政策在激励相容与精准识别方面仍有优化空间，需要进一步完善适应科学研究规律特点的相关制度。

依据现行法律、政策，面向科学的捐赠主要适用两条路径。一是依据公益事业捐赠法、慈善法，用于科学普及、科技教育、科研条件改善等广义科学公益事业的捐赠，可享受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二是依据科学技术进步法关于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的精神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对企业出资给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政府性自然科学基金用于基础研究的支出，实行据实税前扣除并可按100%加计扣除。前者注重普惠激励，后者强调精准导向，但两类政策在落地中部分规则安排仍有待更好适配科研活动的内在规律。

在受赠主体资格认定方面，实践中现行标准存在“一刀切”可能，未能充分适应新型研发机构的特点。《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非营利组织申请免税资格需满足“工作人员平均工资薪金水平不得超过税务登记所在地的地市级（含地市级）以上地区的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等条件，《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将社会组织评估等级3A以上（含3A）作为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前置条件。上述标准在面向市场化薪酬体系的新型研发机构——尤其是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时，存在一定适配难题。这类机构往往成立时间短、尚无评估等级，或为延揽高端人才需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在现行制度下却面临“越需要社会捐赠越无法获得税收优惠”的困境，客观上堵塞了社会资本进入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通道。

在科研支出属性认定方面，现代科学研究常呈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延展的特征，各环节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的公告》，基础研究“不预设某一特定的应用或使用目的”，但当一笔捐赠被投向同时包含理论探索与样机试制的研发机构时，资金用途该如何切割，目前缺少明确的核算规则。税务部门难以认定哪些支出属于可优惠的“基础研究”范畴，受赠方无法向捐赠方提供合规的税务凭证，捐赠方则因担心合规风险而不敢进行大额投入。核算口径的缺失，使得政策善意难以转化为实际激励。

在税收激励力度方面，一般性公益捐赠税前扣除限额为年度利润总额的12%，超额部分仅可向后结转3年，个人捐赠扣除限额为当期应纳税所得额的30%。上述“低比例加短周期”的设计，对于动辄持续5至10年的基础研究项目而言力度不足。单笔大额捐赠往往无法在当年足额抵扣，削弱了企业及高净值人群进行长期、滚动捐赠的积极性。此外，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有效期5年，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有效期3年，两套资格分属不同认定体系，复审周期不一致，在实践中易引发资格断档，进一步增加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针对上述堵点，可以从受赠端口、激励力度、平台搭建和监管机制等方面协同发力，以激发科学捐赠的社会活力。

在受赠端口，构建“主体认定”与“用途管理”并行的双重通道。对于纯公益性的科学捐赠，继续沿用现行主体资格认定程序。对于流向研发机构、具有准公益性质的捐赠，不宜简单绕开法定主体资质要求，可在主体资质为基础的前提下强化“用途穿透”管理。具体而言，允许具备法定资质的科研机构设立独立核算、专款专用的基础研究专项资金账户，捐赠资金定向注入该账户后，在满足主体资格前提下，依规享受相应税收优惠。同时建立分账核算制度，要求受赠单位将基础研究支出与成果转化支出分开核算，确保“发票、账目、用途”三统一，由科技主管部门牵头、税务财政部门协同，建立捐赠协议备案及资金使用联合核查机制，既精准激活社会资本，又有效防范以“基础研究”之名行避税之实。

在主体资格认定方面，建立联合动态评估机制。修订完善《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关于薪酬水平的刚性限制，对经科技部门认定的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新型研发机构，在免税资格审核中引入“核心研发人员薪酬单列核算”规则，不再简单适用“同行业同类组织平均工资水平的两倍”的统一红线。同时，暂缓将3A评估等级作为新设立科研机构获得税前扣除资格的前置条件，可改为“容缺受理、限期达标”机制——新机构在设立后一定期限内暂不要求提供评估等级，到期仍未达标的再暂停其资格。此外，可以由科技、财政、税务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合认定机制并发布动态资格名单，打通数据壁垒，避免因复审周期错配而导致资格真空。

在激励力度方面，针对基础研究长周期特征，适当延长科研捐赠税前结转扣除年限。对于定向用于基础研究且符合专账管理要求的捐赠，建议在现行12%比例基础上，将其超额部分的结转年限进一步延长，使其基本覆盖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产出周期。对于个人大额捐赠，可同步提高扣除比例与结转年限，切实增强税制对长周期基础研究的包容度。

在平台搭建方面，畅通社会捐赠入口。一是设立国家级基础研究专项捐赠基金。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科技部主管的基金会，设立国家基础研究专项捐赠基金及统一社会捐赠专户。同时建立“政府配比资助”机制，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定向大额捐赠可匹配一定比例的财政资金，以增强平台公信力，解决中小科研机构募资能力弱的问题。二是鼓励设立科技类公益信托与专项基金。支持企业、行业协会及高净值人群设立以资助基础研究为目的的公益信托、家族科研基金或企业基金会，明确其在资产过户时依规享受税收优惠，账户内的资产增值收益可循环用于指定基础研究领域且免征所得税；捐赠人依法享有资金使用的知情权与监督权，在不干预科研选题与立项决策的前提下，可就资金使用方向提出合理意见，实现捐赠意愿与战略需求的精准对接。

在监管机制方面，探索从“事前严审批”转向“事后严监管”。享受税收优惠的受赠机构须履行更严格的披露义务，按年度公开捐赠资金收支明细、项目进展及代表性科研成果，自觉接受审计与社会监督。对未按规定披露信息或挪用资金的机构，依法暂停或撤销其税收优惠资格，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长效治理机制，以制度的确定性保障社会力量参与科学捐赠的信心。

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人工智能的四大时代之问。其中“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直击人工智能治理的痛点和隐忧。一边是大语言模型加速迭代，另一边是全球仍有22亿人没有接入互联网——当一部分人正在讨论如何驾驭人工智能时，还有一部分人仍未拿到进入智能世界的门票。人工智能究竟会成为弥合智能鸿沟的灵丹妙药，还是放大智能鸿沟的潘多拉魔盒，取决于各方能否以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帮助特殊群体、中小企业、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各方尤其担忧智能鸿沟被加速扩大。从区域看，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产业、人才和资本优势，占据核心算法、高端算力、关键芯片的主导权，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薄弱、创新能力不足，难以融入智能产业体系。2025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高收入国家占据全球重要模型的87%、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累计风险投资的91%。从群体看，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群体面临用不起、用不上、用不好的智能困境。从产业看，大型科技企业垄断核心技术与数据资源，行业发展分化加剧。一旦算力供给、模型训练和标准制定被垄断，绝大多数群体将只能购买服务、提供原始数据和接受外部规则，智能鸿沟的形成和固化将难以避免。

破解智能鸿沟，首要前提是坚守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发展理念。人工智能不是少数国家、少数企业、少数群体的专属工具，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科技财富。长期以来，部分主体片面追求技术迭代速度和产业经济效益，重效率提升、轻权益保障，已造成一些国家的民众对人工智能的抵触和反感。必须校正技术发展的价值坐标，跳出技术至上、效益优先的单一思维，把普惠性和包容性贯穿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治理全过程，推动人工智能切实惠及民生。这需要我们共同探索人工智能促进各方共享发展红利、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有效路径。

弥合鸿沟需要把人工智能基础能力作为面向未来的公共产品来建设。基础设施是普惠发展的基石，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发展中国家算力网络、能源配套、智能终端设施投入，夯实智能服务落地应用的地基。可持续的研发能力是普惠应用的保障，要破除不公平的技术限制、反对粗暴的长臂管辖和出口管制，也需要开源模型来降低使用门槛、提供多元选择，让基础能力用得上、用得好、用得久。鼓励并支持智能技术在各国各地生根发芽。普惠是让各国的本地机构一同锚定问题，共同在数据建设和模型适配中彼此学习，形成新的智识与技能，而非简单把一套成熟方案复制到不同国家和地区。全球南方国家在医疗、教育、养老、政务、农业、防灾等领域的真实需求，应该优先得到关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将灾害观测和预报预警结合，自2025年发布后已落地7个国家，未来将推动落地30个国家，正是从技术产品转向本地化能力共建的生动写照。

人才赋能与制度保障，是破解智能鸿沟、实现长效普惠的重要支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系统革新教育培训理念将为智能人才生态构建提供更好的土壤。健全全民数字智能素养培育体系，面向不同的特殊群体开展分层分类智能技能培训，让跨国、跨界的智能培训从课程建设开始，统筹师资培养和场景实训相融合的整体规划。完善普惠导向的政策制度体系，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标准规范，降低中小企业、传统行业智能化转型门槛，鼓励企业研发普惠型、民生型、公益型智能产品和服务，遏制技术垄断、资本无序扩张，防止技术优势转化为发展壁垒门槛。长期来看，需要将公平包容、惠民利民作为技术发展、产业布局的重要评价指标，以制度刚性保障普惠发展落地见效。

人工智能普惠发展，从来不是单一国家的独角戏，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应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尚未完善，技术壁垒、产业垄断、治理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制约普惠包容发展。普惠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可以平等参与人工智能治理进程，既不能因为治理能力不足而暴露于风险，也不应因规则由少数国家制定而被挡在创新门外。必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主渠道和各国际组织多边平台，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协同完善，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智能发展环境。

发达国家应主动承担责任，通过技术援助、人才培养、产能合作、经验共享等方式，助力全球南方国家补齐智能发展短板。各国应摒弃技术保护主义、零和博弈思维，共同遏制技术垄断、化解发展失衡，避免人工智能制造新的鸿沟。中国近年来相继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等一系列主张，已形成一批示范性成果，得到全球南方的高度评价。中国案例通过实践经验印证了人工智能治理必须同步推进发展和安全，促进发展不代表忽视安全能力，倡导安全不等于构筑发展壁垒，普惠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形成统筹兼顾的公共产品。

科技向善，普惠致远。普惠的人工智能是为各方提供选择的能力，选择对自己更适合的技术工具、解决方案乃至智能发展路径。弥合智能鸿沟需要关注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地人才和智能时代共同成长的有效路径，促使当地的公共服务切实因人工智能应用而改善。模型参数和算力规模正助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而普惠的能力建设决定着这一技术能否行稳致远。应运而生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未来5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联合国支持的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等一系列平台和机制，将提供重要支撑。各国已经意识到，唯有从工具可及走向能力自主，从少数领跑迈向普惠共进，人工智能才不会制造鸿沟裂隙，真正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共同智慧财富。

（作者系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秘书长）

以科技创新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态文明程度的标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快建立智慧高效现代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更加突出科技数智赋能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科技已不再是辅助手段，而是正在重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底层逻辑，将传统的经验式保护推向精准化治理的新阶段。

取得的成绩

科技正深刻重塑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分子层面，DNA条形码、宏基因组与环境DNA技术使物种鉴定突破形态学局限，无需直接捕获即可从水体、土壤中精准监测珍稀及隐存物种；高通量测序则系统揭示了物种的遗传多样性，为解析种群动态与演化历史提供了分子证据。宏观层面，卫星遥感、无人机、红外相机与被动声学监测实现了多尺度连续观测，人工智能图像识别大幅提升了物种自动分类与识别效率。科技正推动我国生物多样性基础研究向数据驱动、智能分析、开放共享加速转型。

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初步构建。“十四五”以来，生态环境部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地面样地等手段，建设了214个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和1.64万个监测样地，逐步构建起覆盖全国的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为掌握物种分布格局和生态本底奠定了基础。初步建成涵盖2376个县级行政单元的物种分布数据库，实现了对重要生态空间的基本覆盖，基本掌握野生动植物空间分布状况。开展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的卫星遥感监管，建立定期监测机制，及时发现生态破坏问题，反馈并监督相关部门整改，以常态化监管守护生态系统完整性。

监测手段向智能化升级。传统生物多样性监测长期依赖科研人员“用腿跑、用眼看”，不仅效率低下，精度也有限。近年来，无人机巡护、红外相机、声纹监测、环境DNA等技术广泛应用，使生物多样性监测从“点”走向“面”、从“人工”走向“智能”，实现了对物种、种群乃至群落层面的连续观测，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关键技术助力濒危物种保护。科技创新解决了一批濒危物种保护和栖息地修复的核心技术瓶颈。针对大熊猫、普氏野马、朱鹮等旗舰物种，人工繁育与野化放归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建设珍稀濒危动植物种源繁育基地和遗传资源基因库，通过解决迁地保护、就地保护与病害防控等难题，进一步提升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抗风险能力。

面临的挑战

基础研究和技术突破还需加强。受学科分割限制，不同生物类群研究相对独立，对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及演变规律的整体认识不足，对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成因和格局形成等国际前沿科学问题，仍缺乏理论性突破。气候—生物多样性耦合机理认知不足，适应研究的科学基础薄弱，濒危物种致危机制、极小种群恢复等研究不够深入，导致保护决策的科学依据不充分。许多中国本土物种仍缺乏高质量DNA条码数据，种质资源的分子鉴定和优良性状基因挖掘还需加强。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生物多样性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源指标难以融合、多尺度数据协同不足、大尺度模型精度不高等都是需要攻关的技术难题。

监测网络和监测体系不健全。尽管“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已初步建立，但在气候变化敏感区域、部分偏远地区、关键生态廊道以及海洋领域，监测站点数量仍显不足，空间和物种覆盖不均衡，数据代表性不够。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例，人工巡护范围仅覆盖10%，大量偏远地区的国家级重点保护物种长期处于监测盲区。现有手段识别精度不够，难以准确辨识物种特性，局部监测数据碎片化，无法反映种群时空分布规律。监测维度单一，数据时效性差，难以追踪物种的迁徙路径与活动范围，无法满足物种保护需求。

监测标准存在空缺。前沿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蓬勃发展，但相应的技术指南、标准规范、监管制度未同步跟进，法规标准的滞后制约了新技术的应用。生态环境、林业草原、农业农村等部门各自建设了监测体系，监测标准和方法不统一，缺乏数据共享和整合机制，难以支撑跨区域、跨尺度的生态系统综合评估与系统性分析。

智能化水平有待提高。现有监测网络智能化水平较低，缺乏网格化本底调查数据，信息化程度和数据更新频率低。与水、气、土要素的实时监测和自动化分析相比，生物多样性的监测手段仍较为落后，数智化水平有待提升。AI物种识别精度有限，深度学习算法和模型泛化能力弱，无法适配林草复杂野外场景。

科技投入和专业人才不足。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存在渠道相对单一、长期稳定支持不足、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不充分等问题，直接制约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技术创新和装备升级。能够运用新技术、实现学科交叉的青年科技人才和战略科学家极为稀缺，分类学等基础学科面临发展瓶颈，国内相关人才培养出现萎缩。

未来发展方向

强化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攻关。在基础研究领域，针对边境沿线和冰川河谷等研究薄弱区域，加大调查监测力度，填补数据空白。加强濒危物种致危机制、生物多样性下降风险成因、海洋生态退化机理和生态恢复过程机制等核心科学问题的研究。加强气候变化下生物多样性影响和适应研究，围绕气候变化背景下物种进化适应和扩散能力对物种存续的作用、生境破碎化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物种交互关系（如捕食、竞争、共生）的重组规律变化等开展系统性研究。在关键技术领域，应研发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恢复技术，突破入侵物种与灾害生物高效防控技术。

加快构建“天空地海”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监测范围全面化，在珍稀濒危物种分布区、重要栖息地、重点海域建设监测站点，提高监测覆盖度。监测手段立体化，构建天基卫星、空基无人机、地基机器人与水域监测装备协同的全息感知网络，打破传统监测局限。监测维度要多元化，从单一的视觉监测拓展至声音、行为、活动等多维特征捕捉，建立全天候数据。数据分析智能化，借助大数据、深度学习算法、智能体等技术，对现有数据整合加工和系统分析，实现科学精准决策。

建立统一标准体系和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在标准层面，加快制定环境DNA、AI物种识别等新技术的国家标准，统一样本采集、数据比对、精度验证等全流程规范。在机制层面，推动各部门监测体系协同共享，制定统一的数据规范和共享规则。依托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集成生态遥感数据、生物多样性调查、人为活动等多源数据，构建生物多样性监测与评估综合数据库并动态更新。

加速人工智能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度融合。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持续提升野外监测、数据采集、物种识别与动态研判的效率和精度。推动监测智能化，构建“云边端”协同智能监测体系，前端设备内置AI算法自动初筛物种，后台模型实现精准识别；推动监管智能化，推动国家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平台迭代升级，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智能体；推动预警智能化，依托数字孪生等技术构建虚拟映射平台，实现生态风险智能预警。

健全多元化科技投入机制，打造高水平人才队伍。拓宽科技资金投入渠道，引导金融和社会资本参与。鼓励支持生物多样性领域科技研发，聚焦关键技术难题组织联合攻关，研发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技术。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领域学科设置，加强交叉学科人才培养，培育一批既懂生态保护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针对昆虫分类学等面临萎缩的基础学科，应给予专项支持，完善人才梯队培养机制。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

积极探索集体林区片区化组团发展

我国集体林区占全国林地总面积六成以上，覆盖广大县域乡村，具有生态保障、产业承载、民生福祉的多重属性。“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片区化组团发展作为片区化发展的高阶形态，能够搭建跨区域、跨行业协同治理机制，补齐单纯片区化经营治理效能短板。近年来，浙江、福建、河南、四川等地开展了片区化组团发展的尝试，打破了单打独斗的分散局面，实现了“1+1>2”的规模效应，取得阶段性成效。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集体林区片区化组团发展，能够有效破解林业经营分散化、规模不足等难题，有助于统筹生态安全、产业兴旺、农民共富，进一步推动集体林区高质量发展，赋能美丽中国建设。

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

片区化组团发展通过打破行政、业务单元边界，整合地缘相近、资源互补的多个林地单元实现统一运营，是对片区化组团发展理念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探索集体林区片区化组团发展具备以下有利条件。

一是林区连片整合有序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框架红利有待充分释放。全国万亩级经营片区持续拓展，新型集体林场、跨村林业合作社覆盖重点林区；林地托管、入股规模逐年增长，低效闲置林地集中盘活，单位林地产出稳步提升。林票、林地收益权证等改革载体落地，林权流转、价值评估、合同备案全流程规范化程度不断提高。

二是生态保护与林业产业双向赋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长效潜力蓄势待发。片区统一管护实现森林系统综合治理，森林覆盖率、活立木蓄积稳步提升，火情、病虫害、水土流失防控能力显著增强。林下中药材、食用菌、油茶、竹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基地建成，林业碳汇片区全域试点全面铺开，生态补偿、生态产品认购、碳汇质押等市场化机制落地，形成统一管护、生态增值、林农增收的发展格局。

三是富民兴村成效显著，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拓展了发展空间。林业合作社作为片区经营主体，构建村集体、农户、经营主体协同共治格局。林农收入结构彻底摆脱单一林木采伐依赖，叠加土地租金、股份分红、就近务工、碳汇分成多重绿色收益，林业收入占山区农户收入比重稳步提升。

四是配套制度与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片区化组团发展的支撑保障日趋成熟。片区化经营专项扶持政策相继出台，林权抵押、林业保险、碳汇担保等绿色金融产品不断丰富，基层林业站与专业服务组织下沉一线，提供育苗、林地抚育、采伐规划等全流程专业服务，提质增效作用显著。

与此同时，集体林区片区化组团发展仍存在不利因素。如跨区域林权治理政策尚不清晰，林权历史遗留问题制约连片发展；个别地区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流转林地，侵害林农权益、削弱改革公信力；新型经营主体质量不高，专业管理、市场运营、品牌营销、碳汇人才、产业资金短缺；智慧林业监测覆盖不足，绿色技术转化缓慢，产业链偏短、产品附加值低，碳汇、森林康养等高附加值业态及技术应用滞后等。

优化路径与措施

“十五五”时期，围绕乡村全面振兴、绿色低碳转型等要求，从产权整合、产业培育等方面不断探索集体林区片区化组团发展，推动集体林区高质量发展。

一是明确片区化组团发展的战略、目标、路径和保障机制。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将“千万工程”等乡村经营的片区化组团发展经验在集体林区发展中不断深化，让广大乡村在生态治理中实现更大规模、更高效益的“生态美、百姓富”目标。

二是进一步完善治理体系。推广党支部领办林业合作社、镇级共富林场模式，搭建理事会运营、监事会监督、村民议事治理框架，构建“党组织+合作社+经营主体+农户”联动机制，充分保障林农知情、参与、监督各项权益。培育规范林业新型经营主体，落实保底租金、股份分红、务工薪酬、生态收益多元分配长效机制，严格规范工商资本进山准入管理。

三是立足自然资源管护要求，深入推进集体林区跨区域协同治理。破除生态分治壁垒，适配林业长期高质量发展需求，系统化解林权权属历史遗留难题。搭建跨区域林权电子台账，创新确权托管机制，尊重林农自主意愿、维护群众财产权益，杜绝林地强制整合。健全林权流转收储市场化服务体系，规范林地评估、合同备案、股权登记流程，推广森林生态银行、林票、碳汇权证等工具，将零散林权转化为可流转、抵押、分红的标准化资产。统筹差异化林业经营片区，推行国有林场联动村集体共建模式，统筹公益林保护与商品林产业开发。

四是构建全链条绿色林草产业体系，提升片区生态价值转化能力。标准化打造“森林粮库”特色基地，严守林下开发生态保护红线，控制种养规模，守住森林承载底线，规模化发展林业碳汇产业。打造“一域一主导、一片一特色”的差异化产业布局，避免低端同质化竞争。因地制宜发展林下复合经营，推广林药、林菌、林禽、林蜂模式；同步开发森林康养与生态旅游，打造“森林步道+自然教育+康养体验”融合业态，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叶、冬养心”的四季全域森林旅游体系。培育林业碳汇交易产业，创新碳汇金融、碳汇保险模式，构建生态保护、价值增值、收益反哺的可持续循环机制。

五是强化科技赋能，完善片区林业社会化服务网络。加快林业片区数字化改造，实现重点集体林区遥感监测、无人机巡护全覆盖，搭建集资源台账、火情灾害预警、生态扰动、碳汇核算、产业收益核算于一体的片区数字化动态管理平台。建好片区林业社会化服务中心，全面提升林业管护智能化、标准化能力。加快优良林木品种、绿色低碳林业技术落地转化，持续提升林地单位面积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六是统筹配套政策安排，强化长效发展保障。统筹森林抚育、生态修复、林下产业、乡村振兴专项补贴，提高财政资金集约使用效能。完善配套法规，细化实施细则，推动片区化组团发展在法治化轨道上平稳运行。建立片区经营组团单元和群体成效评估体系，将森林质量提升、林农增收、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核心考核指标，为集体林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筑牢生态安全“智防”根基

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屏障。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风险隐患仍较为突出，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存在监测碎片化、研判滞后化、处置分散化等问题，难以适应目前系统性、复合型生态风险防范的要求。因此，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强化生态安全智能监测、研判与防控，筑牢生态安全“智防”根基，是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筑牢国家生态安全防线的紧迫任务和关键举措。

首先，构建分级分类、全域覆盖的立体智能监测网络。这是打通生态安全“智防”体系感知神经的前提，需要从空间尺度、技术手段和布局上进行系统性重构。

一是以国家“三区四带”生态安全屏障的总体布局和约319万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红线为重点对象，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长航时无人机、航空遥感等技术手段，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遥感监测网络。定期（如按季度或月度）对重点区域的植被覆盖度、生态系统类型与质量、地表温度、水土流失状况、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干扰等进行大范围、周期性动态监测，彻底消除偏远地区、深山密林等传统监测手段难以覆盖区域的盲区，实现对国家生态安全本底与变化趋势的宏观掌控。

二是针对黄河、长江等重要江河流域，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城市群，以及高原、草原、近海等典型生态系统，加密布设地面自动监测站、生态观测站、水质水量自动监测站等。特别要在省际和市际交界断面、重要饮用水源地、生态脆弱区及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部署水下传感器、岸基视频监控、走航监测设备等，实现对水文、水质、生物多样性、岸线变迁、入河（湖、海）排污口等多要素的实时、连续、立体监测。特别是针对化工园区、尾矿库、危险废物处置场、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油气输送管线沿线、核设施周边等生态环境高风险点，要部署高密度、智能化的物联网监测终端，对土壤重金属渗漏、有毒有害气体逸散等风险实现分钟级采样预警，将风险控制在萌芽状态。

其次，建立多源融合、智能精准的生态安全风险研判机制。一是打造统一权威的生态安全大数据平台。建立多源数据融合的智能研判机制，是提升“智防”体系风险识别预警精度的核心。强大的数据融合与智能分析能力，依赖于海量监测数据价值的释放。应进一步整合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农业农村、气象、林业草原、应急管理、交通运输等多部门数据资源，打通“数据孤岛”，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大数据平台。

二是研发生态安全风险智能研判模型，健全常态化会商工作制度。根据不同类型的生态风险，依托大数据平台，运用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专业化、智能化的分析研判模型。针对系统性生态风险，构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模型、植被监测评估模型、生物多样性评估模型、资源环境承载模型等，通过关联气象、水文、土地利用、人类活动等多维度数据，对区域生态系统退化、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等趋势性、缓发性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与早期预警。针对新型、未知风险，建立新污染物筛查与溯源模型、外来入侵物种扩散预测模型、基因风险评估模型等，利用人工智能图像识别技术自动辨识外来入侵物种，通过质谱智能分析技术快速筛查新污染物，提升对新型生态环境风险的发现和响应能力。同时，完善“周调度、月研判、季评估”的常态化会商制度，由智能系统辅助编制生态安全风险研判报告，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自动标注风险等级，推送至对应的属地监管部门，从技术层面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的闭环管理。

最后，完善平急联动、高效协同的监测预警响应体系。一是建立“平急联动”生态安全预警系统。监测与研判的最终目的在于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在日常管控场景中，需打通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与生态环境执法系统的数据链路，建立上下贯通、快速响应的联动机制，经合规校验后的预警信息自动触发核查工单并派送至一线执法人员，以移动执法终端实时回传现场核查结果，实现“监测—研判—处置—反馈”的全流程线上闭环。

二是强化基于数字孪生的应急决策支持。针对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或存在重大风险的场景，依托数字孪生技术，快速构建事件发生地及周边区域的高精度三维虚拟模型，将实时监测数据、污染物特性、气象水文条件、应急资源分布（救援队伍、物资库、医院、避难所等）、敏感保护目标（学校、居民区、水源地等）等信息动态接入孪生体。通过模拟推演，直观展示污染扩散态势、影响范围演化、不同处置方案的预期效果，为指挥部门提供可视化的“决策沙盘”，实现应急响应的科学化、精准化、高效化。

三是深化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联动机制。生态安全风险往往具有跨流域、跨区域、跨领域的特性。必须依托“智防”体系提供的统一数据基底和协同平台，进一步健全跨部门、跨区域的应急联动机制。明确气象、水利、自然资源、应急管理、交通运输、公安等部门在生态安全风险防范中的职责与协同流程，建立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区域间的信息共享、联合监测、联动预警、协同处置机制，定期开展跨区域、跨部门的应急演练，检验和完善协同流程，提升联防联控实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