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家电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国家电网作为履行国家战略使命的国有重点企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电力骨干企业、服务国计民生的公用事业企业，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高质量党建工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制胜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公司和电网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牢牢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确保公司上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五个一”工作机制，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党组（党委）会议“第一议题”、督察督办“第一任务”、请示报告“第一内容”、监督考核“第一指标”，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国家电网有行动。

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公司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和推动，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完善战略、规划、计划、预算、考核贯通的战略管控体系，确保国家战略有效落地。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坚持政企联动、团结治网，加大余缺互济力度，强化负荷精细管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供电保障。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两个一以贯之”，认真落实新一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妥推进原集体企业改革，持续优化业务布局，加快退出非核心业务，做强支撑性业务，力争“十五五”基本完成过渡期任务。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更好发挥市场配置电力资源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不懈凝心铸魂，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越是任务艰巨，越需要我们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主线，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深化内化转化上见真章，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落实“学思想”首要任务。健全落实“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强化中心组“学、思、研、用”闭环管理，严格执行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制度，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落实基本培训机制，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培训，发挥公司各级党校作用，实现理论培训全覆盖。坚持学以致用，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思路、找方法、找答案，用伟大思想“金钥匙”破解公司改革发展难题。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卓越供电服务体系建设，制定落实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项举措，持续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满足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的需要。坚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着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用好思想政治工作“传家宝”。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广泛覆盖与分类指导“三个相结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党的全部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红色基因、电力传承”特色主题实践，建设国家电网先行文化体系，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着力打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国家电网拥有5万余个党组织、近60万名党员，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最大组织优势。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始终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坚持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每一个党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

建强基层组织体系。紧跟企业改革发展步伐，根据组织结构、经营模式、用工方式等变化，动态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推动应建必建、应换尽换。实施组织建设质量提升行动，持续全面加强原集体企业党的建设，针对性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金融单位等重点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深化党建联建共建。大力弘扬“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聚焦电力保供、电网建设等主战场，推行“项目部+党支部”模式，深化临时党组织建设管理，筑牢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深入实施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项目，推动组织共建、难题共解、资源共享、质量共保、人才共育、廉洁共筑，携手产业链上下游突破“卡脖子”难题，“十五五”期间实现关键技术装备总体自主可控。

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充分发挥电网连接千家万户的天然优势，深化“社网”“村网”“园网”共建，开展“枫桥经验”电力实践，持续夯实基层网格治理基础。推进共产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有呼必应、有难必帮，完善水电气讯等行业基层共治格局，推动供电服务和属地治理协同发展，做好电力先行官，架起党群连心桥。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建设治企兴企的过硬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肩负着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重要使命。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20字”要求，围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需要，选好干部、配强班子、集聚人才，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

建强领导人员队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深化政治素质考察，大力选拔在电力保供、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和关键时刻经受考验、实绩突出的干部。深化“双千工程”，加大年轻干部培养使用力度，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加强对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管理监督，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考评体系，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强化党员作用发挥。健全落实党员管理监督机制，深化“双培养一输送”，实施党员“一带二”，加强对各类用工形式党员、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把每一名党员都纳入有效管理。深化电网先锋党支部和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突击队创建，激励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当先锋、作表率。健全党员应急动员发挥作用机制，组织广大党员在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筑牢光明防线、守护万家灯火。

加强人才支持激励。深入实施科技领军人才、技术技能领军人才“双培育计划”，加大对领军人才支持力度，一体化配置项目、平台、资金，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做到政策“应给尽给、能给尽给”。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用好项目总师和青年总师制，深入实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和青年科技人才专项支持计划，让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常抓不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和“三个更加”重要要求，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持续深化政治监督。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企业、能源电力、党的建设等方面，以及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能源强国建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战略任务，加强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紧盯公司“十五五”规划，围绕能源转型、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等重要任务，强化台账式管理、清单式监督、项目化推进，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全力保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锲而不舍纠治“四风”。坚持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健全经常性发现、解决作风问题机制，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持续精文简会，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持续加强纪律建设。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推动党的纪律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加强纪律教育专题培训，以“关键少数”和重点领域为重点，推进纪律教育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融入组织管理全过程。强化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财会等监督力量贯通协同。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加强重点领域管控，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三个聚焦”，严查群众办电、用电过程中的“蝇贪蚁腐”，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实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让廉洁文化蔚然成风。深化中央巡视整改，与内外部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一体推进，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决履行战略使命，奋力推动国家电网做强做优做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坚守党和国家赋予的初心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电网等重大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座。国家电网将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推进特高压高质量建设、服务能源生产和消费侧绿色转型、支撑新能源并网消纳和新型储能建设等工作中主动作为、挺膺担当。认真贯彻党中央“双碳”工作部署，制定落实助力国家“十五五”碳达峰目标实现若干举措，着力构建服务“双碳”“4+2”工作体系，支撑碳排放双控制度落地实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南瑞集团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直属科研单位和省级电科院党组织建设，组织党员骨干“揭榜挂帅”，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链长企业与装备企业“双牵头”模式，助力电工装备制造企业提升设备性能和质量。支撑战新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积极参与国家级、行业级创新联合体和产业技术联盟建设，协同攻关赋能产业链升级。

加快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坚持长期主义和价值导向，常态长效推进价值创造行动，组织广大党员围绕管理难点、效率瓶颈等加强集中攻关，实现“一利五率”稳中有进、增加值增长与GDP增速相匹配、财务结构保持稳健韧性。持续健全完善战略管控机制、电网管理机制、企业治理机制，推进法治国网建设，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和电网高质量发展提质跃升。

从世界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展现出鲜明而独特的实践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变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面貌，也通过自身发展持续影响世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新的道路探索和文明创造。从更宏大的世界视野和更漫长的历史尺度加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世界发展的意义也会呈现得更加清楚。

开创世界现代化的独特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日益成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立足自身国情、卓越非凡的现代化实践，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展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首要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提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第一个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定的政治立场、面向长远的战略谋划、宽广的世界视野、突出的执政能力以及持续自我革新的政治品格，使我们党这一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够把握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向，并不断提高应对复杂任务和风险挑战的能力。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优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展开了救亡图存、艰苦卓绝的制度探索。各种救国方案在中国大地上相继登台又黯然退场。这昭示人们，不顾本国国情、生搬硬套他国制度模式的做法，在中国注定走不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便在筚路蓝缕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进入全新阶段，党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标志的根植本土、契合实际的国家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主动突破思想藩篱，敢于触动固化利益，坚决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顽疾，推动诸多领域发生系统性、整体性的深层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夯实制度保障。

切实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重要法宝。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既体现为重大任务面前对各方面资源的有效统筹，也体现为不同地区、部门围绕共同目标形成的协同行动。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展现了这一制度优势。各地区各部门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帮扶等机制，将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资源持续导向贫困地区，同时吸纳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现代化对资源基础和组织能力同时提出了较高要求，长期目标能否转化为跨层级、跨区域的持续行动，在重大任务中能否形成有效协调，都会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实践由此呈现出组织能力与发展规模相适应的特点。

对西方现代化困境作出系统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如工业化、城镇化、科技创新、制度建设等，但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或反对，而是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创造性超越，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党的二十大所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征看，每一个特征都对应着西方现代化的深层弊端和困境。

人口规模巨大的显著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惠及人口有限形成了鲜明对比。就人口规模而言，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足30个，合计人口不到10亿。我国14亿多人口规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现实条件，也使这一进程呈现鲜明的规模特征。随着我国整体迈入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力量对比和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有效破除一些西方国家试图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框定的现代化世界版图，并在为全球发展贡献动能和机遇的过程中拓展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为世界现代化提供更强大动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因以资本为中心而导致的严重两极分化形成了对比。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进行，以资本为中心，其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与经济社会的极端不平等，乃至社会撕裂和人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所伴随着的残酷与罪恶。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发展成效更多体现为人民生活改善和发展成果共享，使人民利益始终贯穿现代化建设进程。坚持人民至上、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至上发展逻辑的超越。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崇高追求，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物质主义膨胀导致的精神世界空虚的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核心标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无法兼顾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逐利性导致生产主义、消费主义泛滥，工具理性取代人文价值，形成“物质主义—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膨胀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必然产物，根源在于其历史路径和制度缺陷，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精神空虚。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现代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原点进行道德判断，认为自然界仅具有工具价值，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在创造丰裕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难以愈合的环境创伤。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西方现代化的一些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容忍环境污染，待经济水平提高后再治理环境，使西方现代化付出了高昂代价。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工业文明的同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生态文明建设，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了一条发展与环保“双赢”的新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突出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掠夺殖民地财富、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利益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与对外扩张长期相伴，资本逐利同殖民掠夺相互交织，并形成持续向外获取资源和市场的历史路径，对殖民地社会、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毁灭性摧残，其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文明以进步名义实施掠夺的双重性和伪善性。中国式现代化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以和合共生超越损人利己，开创了不同于西方霸权扩张的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包容超越封闭排他，不搞排他性“小圈子”，而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

上述五大特征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的实践方案。这些特征从不同方面回应了资本主导、发展失衡、生态损耗和对外扩张等传统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重大超越，推动了现代化理论从“单数”走向“复数”。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特征，其差异贯穿发展目标、利益关系、文明结构、生态取向和对外交往方式等多个层面。不同的价值取向、制度安排及其组合方式，也使现代化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实践形态。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的实践形态，也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认识。

打破“单线历史观”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内生现代化，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垄断了“现代化”的话语权，“现代化=西方化”被一些西方中心论者描述为“世界公理”，并将其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模式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模板”，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作为衡量现代化的尺度。按照这种单一叙事，人类社会被理解为沿着单一路径不断演进，资本主义则被置于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然而，西方现代化长期受资本逻辑支配，并伴生两极分化、物质主义扩张和对外掠夺，造成了贫富分化、社会失序、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把西方模式直接移植到后发国家，使外来的制度安排与原有社会结构难以衔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也会受到冲击。

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西方化并非现代化的唯一方向，现代化可以沿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历史路径展开。不同国家完全可以从自身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发展需要出发，探索与本国实际相适应的现代化方式。现代化道路由“单数”走向“复数”，也意味着同样的现代化任务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实现。质言之，工业化、城镇化和科技进步具有一定共通性，但发展次序如何安排、社会关系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如何处理，仍需立足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作出选择。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证明，后发国家不必亦步亦趋跟随西方路径，不必以牺牲主权和独立性为代价换取发展。对于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中国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为全球南方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增强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机遇，将推动各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共进，达到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始终在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的变迁中演进，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文明形态也会随之更新。进入近代以后，现代化逐渐成为贯穿全球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进程，也成为概括社会转型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范畴。在这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发展特点。

现代化道路的差别蕴含着文明基因的差别，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文明的重新定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称为“新”，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协同发展，共同构成文明建设的整体形态。与此同时，这种创造贯穿思想理念、制度体系、发展道路、人文精神和社会实践等不同方面，因而既不同于对既有文明模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传统文明形态的局部修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社会主义文明，而不是别的什么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全部成果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其文化基础则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本体，同时吸收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原则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两极分化的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小康、大同的追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高能耗高污染的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敬畏自然的智慧；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对外殖民、对内压迫的路，因为中华民族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式现代化由此形成新的文明创造，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以西方文明为唯一参照的中心主义叙事，也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启示。它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贯穿文明建设全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不同于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相割裂的发展逻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回应全球性生态环境挑战；弘扬兼济天下、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应对和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提供新的思路。这些理念和实践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华文明。一方面，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明基础；另一方面，也把新的价值内容带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人类在追求文明进步的长期探索中形成了诸多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伟大成果，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对未来文明发展方向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最终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鼓舞和激励着世界上追求美好未来的人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无论世界社会主义处于高潮还是低谷，无论党的事业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赢得了全体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展现了迥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1927年，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队伍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必须储备足够的粮食，红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毛泽东和朱德也加入了挑粮队伍。从井冈山上到山下的宁冈茅坪有一条小路，这条路上的黄洋界哨口有一棵荷树，每次挑粮上山时，大家常常在这棵树下歇脚。有一天，在这里歇脚时，毛泽东问身边的战士：你们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哪里呀？战士们有的说：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说：还可以看到湖南。毛泽东接着大家的话说：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荷树对”。

在井冈山极端艰苦的斗争环境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一时一隅的困难所局限，也没有为自身力量的暂时弱小而气馁。荷树下这次看似寻常的对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坚定信心和胸怀天下的宏阔视野。“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井冈山荷树下的对谈已镌刻进时光的年轮里，今天再次重温这段对话，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面对改革发展遇到的困难，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才能穿越时代的迷雾，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从“荷树对”中感悟胸怀天下的大局意识。谋大事必须观察大势，开新局必须胸怀大局。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对“国之大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从“荷树对”中领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如果没有足够的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就容易出现患得患失、摇摆不定、进退失据的问题，就会错失发展机遇。越是形势复杂多变、任务艰巨繁重，越要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敏锐洞悉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机遇和挑战，以科学的战略预见未来、引领未来。领导干部要有“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战略思维，站在时代前沿观察思考问题，掌握抓住关键、纲举目张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做到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从“荷树对”中学习奋发有为的历史主动。历史主动蕴含着尊重客观历史规律性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辩证统一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依靠顽强斗争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面对改革发展中的重大机遇和风险挑战，领导干部要自觉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深入研究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牢牢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不断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重要言论

学科体系是基础研究的重要基础。面对学科边界不断拓展的新形势，要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学等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关注扶持冷门学科、薄弱学科，培育新兴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指导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新质生产力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标识性概念，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准确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实践指向，有助于深刻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精髓要义，更好地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新质生产力提出的理论渊源与时代条件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回应了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推动生产力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要求。

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提供了学理依据。生产力是人类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生产物质资料的能力，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生产力的发展受自然条件影响，也与劳动者的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的效能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方式等密切相关。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视为影响劳动生产力的重要条件。科学知识被劳动者掌握并运用于生产，能够改进生产工具和工艺，提高劳动效率，推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对生产力变革的作用，承继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认识。

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探索，贯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工业化建设中始终注重发展科学技术，着力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突出了科技进步的动力作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逐步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新质生产力概念立足中国发展实践，从生产要素及其优化组合跃升的层面阐释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机理，形成了关于先进生产力质态的原创性认识。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是新质生产力提出的重要时代背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融入生产过程，推动生产工具和组织方式变革，促进新兴产业形成和传统产业升级。我国工业化积累的产业基础和超大规模市场，为科技成果的应用与产业化提供了支撑。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增强，人民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依靠扩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难以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国际科技竞争加剧，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在瓶颈，进一步凸显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必要性。因此，必须以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新质生产力揭示生产力跃升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将生产要素及其组合的变革与生产体系综合效率和整体质量的提升统一起来，揭示了创新主导下生产力实现质态跃升的基本特征。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体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劳动者通过知识结构更新和专业技能提升，增强驾驭先进技术、开展创造性劳动的能力。劳动资料向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生产工具的功能不断丰富，使生产过程能够实现更精准的控制。科技进步持续拓展劳动对象的范围，各类新材料逐渐进入生产领域，数据成为可供加工、分析和利用的新型劳动对象。要素自身的变化还需同组合关系的结构性调整相结合，使劳动者的能力与先进生产工具相适应，促进生产环节之间形成有效衔接，从而将要素层面的变革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体跃升。

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生产要素的综合使用效率，体现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改善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改进生产工艺，提升设备效能，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损耗。资源配置的改善则促进劳动、资本等要素流向要素使用效率更高的生产环节，减少资源闲置和错配造成的损失。在技术进步与配置方式改进的共同作用下，生产体系能够在投入规模既定的条件下实现更多产出。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革命性技术突破为新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新业态和新模式拓展技术应用场景，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新的增长动能。创新贯穿从知识创造到产业应用的全过程，既体现为生产技术的进步，也体现为产业组织方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的变革。生产实践又为创新提供需求牵引和应用条件，推动技术研发和生产方式变革相互促进。新动能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壮大，使经济发展更加依靠知识创造和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实现质态跃升。

质优是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新质生产力的质量优势体现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统一。高科技为生产活动提供先进的技术基础，通过技术突破和工艺革新拓展生产能力。高效能强调先进技术的有效运用，需要劳动者能力与生产工具相匹配、生产组织方式与技术应用相适应，使技术优势充分转化为实际生产效能。高质量表现为产品和服务更好满足社会需要，要求在生产全过程中严格执行标准、加强质量控制，保障产品性能的可靠性与服务供给的稳定性。

先进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规定。符合新发展理念是新质生产力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意味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应同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相统一。具体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应以创新驱动生产方式变革，促进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将绿色发展要求融入生产过程，通过开放合作推动知识和技术交流应用，使全体人民共享生产力发展的成果。

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需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使技术进步转化为生产效率和供给质量的提升，并促进物质投入与人的能力发展相互支撑，充分释放新质生产力效能。

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是新质生产力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第一，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支撑。国家应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完善鼓励原创探索的机制，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科学支撑。第二，以产业创新整体效能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优势。科技创新需要系统性融入产业升级全过程，推动产业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协同演进，促进产业竞争优势由单一技术或环节优势转向产业体系整体效能和抗风险能力的提升。第三，以深度融合的新机制激发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关系由要素叠加转向机制融合，要求破除制约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应用的制度障碍，形成企业主导、市场驱动、产学研高效协同的创新生态。

产业升级与技术应用的深入推进，要求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国家应优化公共投入结构，在支持生产设备更新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强教育培训与健康保障。企业应将技能培训纳入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计划，使劳动者能够掌握并有效运用先进生产工具，充分发挥物质投入的效能。物质资本积累与人的能力发展相互促进，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基础，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形成良性互动。

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对创新主导下的生产力质态跃升的原创性概括，为推动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提供了理论指引，彰显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创造力和实践引领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生产能力的提升同人的发展相统一，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夯实物质技术基础。

（作者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

以故事化表达提升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效能

善于以故事化表达阐释思想、说明主张、传播理论，是我们党推进理论传播的重要经验。故事化表达能够将抽象理论融入具体人物、鲜活事件和生动场景之中，使理论更易理解、更能共情、更便于传播，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提供了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故事化表达以事实为根基、以形象为载体、以情感为纽带、以道理为旨归的内在逻辑，为做好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遵循。

讲好事实，以鲜活事例增强理论说服力。故事化表达首先要讲好事实，善于通过鲜活事例把事实充分呈现出来。一个人的生活变化、一项改革的推进、一次基层探索的展开，都是新时代实践的具体切面。把这些真实发生、具体可证的事例讲清楚，就是把党的创新理论放回其产生和发展的实践沃土，使抽象的理论观点获得可感知、可理解的现实支撑，让受众从具体事实中看到实践的发展变化、理解理论的现实关切。

讲好事实，不是简单罗列事实，而是要把事实转化为可感可知、能够说明问题的鲜活事例，把事实所承载的实践内涵充分呈现出来。事例之所以“鲜活”，不在于追求情节新奇、形式新颖，而在于以真实、完整、典型的事实呈现实践，为理论提供可信可证的现实依据。首先，真实是前提，重在确保事实可信可证。无论人物、事件、数据还是细节，都应经得起检验，不能为了追求传播效果而虚构夸大、移花接木。其次，完整是要求，重在呈现实践发展的真实脉络。既要呈现实践取得的成效，也要交代事实发生的背景、条件和过程，使受众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最后，典型是关键，重在以个别折射一般、以微观映照宏观。要从丰富多样的新时代实践中选择具有代表性、能够反映一类现象和时代变化的事例，避免以个别代替一般、以局部遮蔽整体，使微观事实与宏观进程相联系、个体经历与时代发展相贯通。由此，鲜活事例既是事实的具体呈现，也是连接微观事实与宏观实践、现实变化与理论阐释的重要载体。

讲好形象，以具象叙事增强理论吸引力。故事化表达的优势，在于能够借助人物、场景、细节等具象叙事方式，将宏大的时代主题、深刻的思想内涵融入具体的人和事之中，避免将理论停留于抽象概念和宏观论断之上，使受众在鲜活形象中感受时代变化、理解理论意蕴。讲好形象，就是通过具象叙事把理论“说出来”的道理转化为“看得见”的图景，使抽象理论更加贴近受众认知、更能引发情感共鸣。

具象叙事不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而是从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发现和塑造能够承载理论内涵、体现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首先，要讲好人物形象。人物是理论价值和精神力量的具体承载，要善于从新时代伟大实践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动者、基层干部、科技工作者等实践主体，通过他们的行动选择、奋斗历程和生活变化，把宏大的时代进程转化为具体可感的人生故事，使受众由一个人物感受一种精神、理解一种价值。其次，要讲好场景形象。场景是理论进入现实生活的重要空间，要将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宏大主题置于具体实践场景之中，通过可观察的生活变化展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发展的现实力量。最后，要讲好细节形象。细节是增强形象感染力的重要支撑，要善于捕捉具有表现力的关键瞬间、典型片段和生活细节，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使抽象理念通过具体画面获得更加鲜明的表达。需要注意的是，形象化表达不是追求表面的生动和形式的新颖，而是要使形象服务于思想表达、形式承载理论内涵，在形与理的统一中进一步增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吸引力。

讲好情感，以共情表达增强理论感染力。党的创新理论所回答的时代课题并非抽象的学术命题，而是千千万万人真实面对的生活境遇和对美好未来的真切期盼。这就要求故事化表达要善于找到理论关切与群众关切的交汇点，使受众在故事中真正感受到理论对自身处境的深切回应，实现从“与我无关”到“切身相关”的转化。实现这种转化的关键路径，就在于共情表达。

共情表达不是简单的情感渲染，而是一种以受众为本位的叙事方式，贯穿故事的切入、组织和呈现全过程。首先，从共同感受中寻找切入口。人与人的生活经历不尽相同，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成长发展的追求以及面对困难时的坚持，都构成了能够相互理解的情感基础。讲故事要善于从这些共同感受切入，使受众能够由“别人的故事”联想到“自己的生活”，在情感共鸣中形成心理上的接近。其次，从受众视角组织故事。理论传播者应主动走进受众的经验世界，站在受众的立场上感受问题、体认需求、回应关切。当受众感受到的不是“有人在给我讲道理”，而是“有人在说我的事、懂我的难、回应我的盼”，理论就获得了超越逻辑说服的情感认同。最后，要把握情感的表达分寸。真正有力量的故事，往往不靠浓烈的情绪渲染取胜，而贵在真挚、自然、克制。讲好情感，应避免刻意拔高人物、过度渲染情绪，更不能把感动作为预设的传播效果。要相信事实本身的力量，给受众留下理解和体会的空间，使情感在真实叙事的自然流淌中抵达人心。

讲好道理，以学理阐释增强理论引领力。故事化表达的最终旨归，不是停留在事实的呈现、形象的塑造和情感的触动上，而是要通过故事把道理讲透彻、讲深刻。把道理讲清楚，关键在于善用学理阐释，在故事的叙事展开中把理论的内在逻辑讲明白、把实践背后的规律讲到位，从而增强理论的引领力。

学理阐释不是在故事之外另起炉灶搞理论说教，而是要做到以理统事、由事入理、循循善诱。首先，以理统事，就是用理论逻辑赋予故事以方向和深度。故事化表达不是随意选取一个事例加以铺陈，而是要以理论的视角审视实践、以理论的框架统摄素材。同样一个基层治理的故事，缺少理论的统摄，呈现的可能只是一段具体的工作经历，而一旦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野中加以审视，个别经验就能折射出普遍规律，具体探索就能映照出深层逻辑。其次，由事入理，就是在故事的自然展开中引出道理。学理阐释不是生硬地在故事结尾贴上一个理论标签，而是要让道理从事实的发展脉络中自然生长出来。最后，循循善诱，就是以渐进的方式引导受众走向深层认同。道理的接受是一个认知递进的过程，不能指望一个故事、一次讲述就让受众完成从了解到认同的全部跨越。要尊重受众的认知节奏，善于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引导受众从理解一个事例出发，逐步体会背后的实践规律，进而认同理论的价值判断和方向指引。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国家电网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国家电网作为履行国家战略使命的国有重点企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电力骨干企业、服务国计民生的公用事业企业，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高质量党建工程，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制胜优势，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公司和电网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牢牢把握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确保公司上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化“五个一”工作机制，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高质量发展“第一动力”、党组（党委）会议“第一议题”、督察督办“第一任务”、请示报告“第一内容”、监督考核“第一指标”，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国家电网有行动。

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公司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去思考、谋划和推动，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完善战略、规划、计划、预算、考核贯通的战略管控体系，确保国家战略有效落地。坚决扛牢电力保供首要责任，坚持政企联动、团结治网，加大余缺互济力度，强化负荷精细管理，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供电保障。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两个一以贯之”，认真落实新一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持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稳妥推进原集体企业改革，持续优化业务布局，加快退出非核心业务，做强支撑性业务，力争“十五五”基本完成过渡期任务。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更好发挥市场配置电力资源作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坚持不懈凝心铸魂，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越是任务艰巨，越需要我们把牢理想信念“总开关”，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突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主线，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深化内化转化上见真章，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落实“学思想”首要任务。健全落实“四个以学”长效机制，强化中心组“学、思、研、用”闭环管理，严格执行党支部“三会一课”等制度，做到入脑入心、融会贯通。落实基本培训机制，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培训，发挥公司各级党校作用，实现理论培训全覆盖。坚持学以致用，自觉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思路、找方法、找答案，用伟大思想“金钥匙”破解公司改革发展难题。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卓越供电服务体系建设，制定落实打造现代化用电营商环境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项举措，持续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满足从“用上电”向“用好电”转变的需要。坚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着力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用好思想政治工作“传家宝”。深入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广泛覆盖与分类指导“三个相结合”，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党的全部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红色基因、电力传承”特色主题实践，建设国家电网先行文化体系，更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着力打造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国家电网拥有5万余个党组织、近60万名党员，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最大组织优势。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始终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坚持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持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每一个党支部都成为党旗高高飘扬的战斗堡垒。

建强基层组织体系。紧跟企业改革发展步伐，根据组织结构、经营模式、用工方式等变化，动态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推动应建必建、应换尽换。实施组织建设质量提升行动，持续全面加强原集体企业党的建设，针对性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金融单位等重点领域党建工作，推动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深化党建联建共建。大力弘扬“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聚焦电力保供、电网建设等主战场，推行“项目部+党支部”模式，深化临时党组织建设管理，筑牢攻坚克难的红色堡垒。深入实施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项目，推动组织共建、难题共解、资源共享、质量共保、人才共育、廉洁共筑，携手产业链上下游突破“卡脖子”难题，“十五五”期间实现关键技术装备总体自主可控。

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充分发挥电网连接千家万户的天然优势，深化“社网”“村网”“园网”共建，开展“枫桥经验”电力实践，持续夯实基层网格治理基础。推进共产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有呼必应、有难必帮，完善水电气讯等行业基层共治格局，推动供电服务和属地治理协同发展，做好电力先行官，架起党群连心桥。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建设治企兴企的过硬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肩负着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重要使命。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20字”要求，围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世界一流企业需要，选好干部、配强班子、集聚人才，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

建强领导人员队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深化政治素质考察，大力选拔在电力保供、抢险救灾等重大任务和关键时刻经受考验、实绩突出的干部。深化“双千工程”，加大年轻干部培养使用力度，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加强对各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管理监督，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考评体系，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

强化党员作用发挥。健全落实党员管理监督机制，深化“双培养一输送”，实施党员“一带二”，加强对各类用工形式党员、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把每一名党员都纳入有效管理。深化电网先锋党支部和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突击队创建，激励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当先锋、作表率。健全党员应急动员发挥作用机制，组织广大党员在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筑牢光明防线、守护万家灯火。

加强人才支持激励。深入实施科技领军人才、技术技能领军人才“双培育计划”，加大对领军人才支持力度，一体化配置项目、平台、资金，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做到政策“应给尽给、能给尽给”。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用好项目总师和青年总师制，深入实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和青年科技人才专项支持计划，让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上常抓不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和“三个更加”重要要求，坚决扛牢主体责任，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持续深化政治监督。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央企业、能源电力、党的建设等方面，以及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领域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能源强国建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等战略任务，加强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推动党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紧盯公司“十五五”规划，围绕能源转型、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等重要任务，强化台账式管理、清单式监督、项目化推进，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全力保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

锲而不舍纠治“四风”。坚持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健全经常性发现、解决作风问题机制，深化风腐同查同治，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持续精文简会，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让基层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

持续加强纪律建设。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推动党的纪律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加强纪律教育专题培训，以“关键少数”和重点领域为重点，推进纪律教育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融入组织管理全过程。强化警示教育，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财会等监督力量贯通协同。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加强重点领域管控，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持“三个聚焦”，严查群众办电、用电过程中的“蝇贪蚁腐”，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促进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实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让廉洁文化蔚然成风。深化中央巡视整改，与内外部巡视、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一体推进，以高质量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决履行战略使命，奋力推动国家电网做强做优做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新征程上，国家电网将坚守党和国家赋予的初心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

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电网等重大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底座。国家电网将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围绕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目标，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推进特高压高质量建设、服务能源生产和消费侧绿色转型、支撑新能源并网消纳和新型储能建设等工作中主动作为、挺膺担当。认真贯彻党中央“双碳”工作部署，制定落实助力国家“十五五”碳达峰目标实现若干举措，着力构建服务“双碳”“4+2”工作体系，支撑碳排放双控制度落地实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南瑞集团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直属科研单位和省级电科院党组织建设，组织党员骨干“揭榜挂帅”，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链长企业与装备企业“双牵头”模式，助力电工装备制造企业提升设备性能和质量。支撑战新产业发展和未来产业培育，积极参与国家级、行业级创新联合体和产业技术联盟建设，协同攻关赋能产业链升级。

加快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坚持长期主义和价值导向，常态长效推进价值创造行动，组织广大党员围绕管理难点、效率瓶颈等加强集中攻关，实现“一利五率”稳中有进、增加值增长与GDP增速相匹配、财务结构保持稳健韧性。持续健全完善战略管控机制、电网管理机制、企业治理机制，推进法治国网建设，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和电网高质量发展提质跃升。

为什么说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

提问：陈志雄 厦门市集美区副区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请问，为什么说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

解读：张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作的高度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实事求是问题进行了深刻论述。他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实践反复证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党的奋斗历程，是党的思想武器和成功秘诀。实事求是的道理是朴素的，但在具体工作中，要时时处处、一以贯之做到实事求是却殊为不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的，在一个时间一个地点做到了实事求是，并不等于在另外的时间另外的地点也能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只是简单的态度问题，而是客观现实、认知能力、利益立场、党性修养、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交织下的复杂实践课题。

客观世界本身的复杂性、运动性、变化性

客观实际永远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标准答案”。实事求是的核心要义，就是从客观存在的“实事”之中，探究事物内在联系即规律性的“是”，再用其指导实践。但客观事物不会把本质和规律直接摆在人们面前，现象与假象交织、局部和整体纠缠、偶然同必然混杂，规律往往隐藏在纷繁表象的背后。很多矛盾不是一次性全部暴露，而是随着实践推进逐步显现，旧的矛盾刚得到化解，新的问题又会产生。以往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适配彼时彼地的客观条件，一旦时间、地点、环境发生转换，就可能不再适用。在特定条件下摸清的实情、总结的规律，都只是阶段性、局部性的认识成果，不是可以照搬套用的永恒公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国内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群众诉求持续变动，“实事”本身的复杂度显著提升，不能指望一次调研、一次决策就认清全部实情、解决各种问题。客观实际的无限发展，要求认识必须持续跟进、持续校准，既不能超越现实、超越阶段、急于求成，也不能落后于实际、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这是坚持实事求是首先要面对的客观难题。客观世界不会自动迎合人的主观愿望，这就从源头上决定了实事求是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求索的过程，而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任务。

人的主观认知存在固有局限

实现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完全统一，要克服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片面思维的重重桎梏。人的认识，总要受知识储备、实践阅历、思维习惯、视野格局的制约，很难天然做到全面、客观、完整地把握事物全貌。陈云曾经用观察茶杯的例子生动说明片面性的来源：两个人看同一个茶杯，一个看到有把手的一面，一个看到有花的一面，如果不互相交换意见，得到的就都是片面的认识，只有交换意见，才能形成完整的认知。这就启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掌握的只是部分事实、局部情况，如果不加辨析，就容易把局部当作全局、把个别当作普遍。在实际工作当中，主要有两种主观主义倾向对实事求是形成干扰。一种是教条主义，也就是“唯书、唯上”，把理论当成标签到处套用，把文件条文、上级指示当成一成不变的万能模板，简单照抄照搬、机械执行，忽视本地区本单位具体实际，不懂得结合现实条件进行转化落地，“上级怎么说就怎么干”，不管实际效果。“不唯上”不是不听上级指示，“不唯书”不是不要学习理论文件，而是反对脱离实际的盲目照搬。上级的部署往往立足全局和普遍，不可能覆盖每一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理论和知识是前人实践的总结，也要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另一种是经验主义，把过去成功的实践经验绝对化，习惯于用老眼光看待新事物、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曾经管用的办法，环境变了条件变了，如果一味沿用，就是刻舟求剑，就会陷入路径依赖。此外，“求是”本身就是一个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的艰苦过程，绝非简单看一看、听一听就能完成。想要穿透纷繁表象抓住本质，离不开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但现实中，不少人进行的调查研究只是浮于表面，搞走马观花、盆景式调研，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依靠二手、三手信息作出判断。浅尝辄止的调研，得到的往往是被加工筛选后的信息，据此形成的认识必然存在偏差。还有的人带着预设结论开展调研，不是为了摸清实情，而是为了给自己固有的想法寻找佐证，先定调子再找例子，这就颠倒了认识和事实的关系。正确认识不是一次达到的，要经过交换意见、多方比较、反复考察，才能不断接近真理。片面性往往来自急于决策而不认真研究实际情况。克服认知上的主观性、片面性，是对实事求是的能力考验。

私心杂念、利益考量的现实考验

实事求是问题不仅是思想方法、认识能力问题，也是党性立场问题，要战胜私心杂念、利益考量的现实考验，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担当。“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是党性问题。”很多时候，不是看不清事实，而是敢不敢直面事实、愿不愿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意味着要敢于直面矛盾、正视短板不足、勇于承认失误，甚至要推翻自己曾经作出的判断和决策，否定既有的工作思路，这必然要承受现实压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要有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以事实为依据、敢于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和正气，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中的失误、工作中的缺点，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人民愿望。”现实工作中，“不愿、不敢、不会”实事求是，很多源于立场和私心。有人政绩观出现偏差，急于出成绩、出亮点，热衷于形象工程、短期效应，不愿沉下心摸实情、打基础，偏爱表面光鲜，回避深层次矛盾；有人受个人得失、人情世故羁绊，遇事首先考虑个人的位子、面子、前途，顾虑得罪人、怕受非议，面对问题做“老好人”，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道实情；有人囿于局部利益、小团体利益，选择性看待问题，对有利自己的情况放大，对暴露问题的信息刻意屏蔽，甚至弄虚作假、美化数据。无私才能无畏，一旦掺杂个人利害的考量，看待问题就带上了主观滤镜，就很难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看待事物。如果满脑子盘算个人得失，就不敢担当，不敢直面现实，更不敢同违背客观规律、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做到“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不怕丢面子，不怕受委屈，一切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荣辱得失出发。当真理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能不能守住真理，考验的就是党性纯度。历史上许多共产党人，正是凭着不计个人得失的党性品格，才能够顶住压力，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也有不少教训警示我们，私心越重，距离实事求是就越远。

需要良好的氛围环境与制度保障

实事求是不是个体孤立的行为，总是在一定的组织环境、制度条件下开展，环境风气对践行实事求是有着重大影响。如果一个地方政治生活不够健康，听不得不同意见，批评和自我批评流于形式，大家不敢讲不同看法，真话实话没有生存空间，那么即便个体主观上想要实事求是，也会受到现实约束。反之，如果能够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良好氛围，大家就敢于敞开心扉反映真实情况。如果缺乏科学的决策程序，重大问题不充分调研、不集体研判，就容易出现拍脑袋决策；如果考核评价体系简单化，只看显性指标，忽视实际成效，就会诱导部分干部重数字轻实效；如果容错纠错机制不健全，探索实践中的失误得不到客观区分，就会让干部产生多做多错的顾虑，遇事求稳怕错，不愿直面真实矛盾。坚持实事求是，不能仅仅依靠党员干部个人觉悟，还需要健全的制度保驾护航。良好氛围和制度保障不会自动生成、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持续维护。完善调查研究制度、民主集中制、决策论证评估机制、容错纠错机制，营造鼓励讲真话的氛围和生态，才能为持续做到实事求是提供坚实支撑。只有从善如流，为担当者担当，让敢于坚持实事求是者得到保护，让弄虚作假、脱离实际的行为受到约束，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实事求是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认清坚持实事求是不是一劳永逸这一道理，不是为了背离客观实际找借口，而是为了找准持续努力的方向。始终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站位，用好“交换、比较、反复”的方法，把调查研究作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坚持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相统一，处理好书本理论与客观实践、局部实际与全局大局的关系。摒弃思想上的惰性，拒绝一劳永逸的幻想，在认识和实践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校正主观与客观的差距，把求真务实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把党的思想路线落实到改革发展每一项具体工作之中。不断锤炼党性修养，摒弃私心杂念，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正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坚持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深入基层一线掌握第一手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对情况反复研判，同时自觉维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从世界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置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展现出鲜明而独特的实践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深刻改变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面貌，也通过自身发展持续影响世界，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新的道路探索和文明创造。从更宏大的世界视野和更漫长的历史尺度加以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世界发展的意义也会呈现得更加清楚。

开创世界现代化的独特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发展探索中逐步形成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日益成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立足自身国情、卓越非凡的现代化实践，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展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大政治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首要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明确提出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第一个就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着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定的政治立场、面向长远的战略谋划、宽广的世界视野、突出的执政能力以及持续自我革新的政治品格，使我们党这一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能够把握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方向，并不断提高应对复杂任务和风险挑战的能力。

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制度优势。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各阶层展开了救亡图存、艰苦卓绝的制度探索。各种救国方案在中国大地上相继登台又黯然退场。这昭示人们，不顾本国国情、生搬硬套他国制度模式的做法，在中国注定走不通。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便在筚路蓝缕的革命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构进入全新阶段，党把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主要标志的根植本土、契合实际的国家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展现出非凡的政治勇气，主动突破思想藩篱，敢于触动固化利益，坚决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顽疾，推动诸多领域发生系统性、整体性的深层变革，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夯实制度保障。

切实用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重要法宝。集中力量办大事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特征，既体现为重大任务面前对各方面资源的有效统筹，也体现为不同地区、部门围绕共同目标形成的协同行动。打赢脱贫攻坚战集中展现了这一制度优势。各地区各部门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帮扶等机制，将人才、资金和技术等资源持续导向贫困地区，同时吸纳社会各方面力量广泛参与。现代化对资源基础和组织能力同时提出了较高要求，长期目标能否转化为跨层级、跨区域的持续行动，在重大任务中能否形成有效协调，都会影响现代化进程的实际推进。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实践由此呈现出组织能力与发展规模相适应的特点。

对西方现代化困境作出系统回应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如工业化、城镇化、科技创新、制度建设等，但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或反对，而是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创造性超越，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党的二十大所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鲜明特征看，每一个特征都对应着西方现代化的深层弊端和困境。

人口规模巨大的显著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惠及人口有限形成了鲜明对比。就人口规模而言，世界上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足30个，合计人口不到10亿。我国14亿多人口规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面对的现实条件，也使这一进程呈现鲜明的规模特征。随着我国整体迈入现代化，世界现代化的力量对比和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有效破除一些西方国家试图以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框定的现代化世界版图，并在为全球发展贡献动能和机遇的过程中拓展世界现代化的发展空间，为世界现代化提供更强大动力。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因以资本为中心而导致的严重两极分化形成了对比。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进行，以资本为中心，其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与经济社会的极端不平等，乃至社会撕裂和人的异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所伴随着的残酷与罪恶。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发展成效更多体现为人民生活改善和发展成果共享，使人民利益始终贯穿现代化建设进程。坚持人民至上、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至上发展逻辑的超越。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崇高追求，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物质主义膨胀导致的精神世界空虚的西方现代化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核心标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无法兼顾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协调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逐利性导致生产主义、消费主义泛滥，工具理性取代人文价值，形成“物质主义—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物质主义膨胀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必然产物，根源在于其历史路径和制度缺陷，其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加剧、精神空虚。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形成鲜明对比。西方现代化的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原点进行道德判断，认为自然界仅具有工具价值，导致人与自然关系异化，在创造丰裕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难以愈合的环境创伤。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西方现代化的一些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初期容忍环境污染，待经济水平提高后再治理环境，使西方现代化付出了高昂代价。中国式现代化在推进工业文明的同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注重生态文明建设，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走出了一条发展与环保“双赢”的新路。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突出特征，使得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掠夺殖民地财富、牺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利益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与对外扩张长期相伴，资本逐利同殖民掠夺相互交织，并形成持续向外获取资源和市场的历史路径，对殖民地社会、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毁灭性摧残，其现代化进程可以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文明以进步名义实施掠夺的双重性和伪善性。中国式现代化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以和合共生超越损人利己，开创了不同于西方霸权扩张的现代化新路。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包容超越封闭排他，不搞排他性“小圈子”，而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

上述五大特征不是抽象的理论概括，而是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的实践方案。这些特征从不同方面回应了资本主导、发展失衡、生态损耗和对外扩张等传统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现实问题，在理论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范式的重大超越，推动了现代化理论从“单数”走向“复数”。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特征，其差异贯穿发展目标、利益关系、文明结构、生态取向和对外交往方式等多个层面。不同的价值取向、制度安排及其组合方式，也使现代化呈现出更加多样的实践形态。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由此拓展了世界现代化的实践形态，也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现代化道路多样性的认识。

打破“单线历史观”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代化道路，实现内生现代化，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垄断了“现代化”的话语权，“现代化=西方化”被一些西方中心论者描述为“世界公理”，并将其所推崇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模式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模板”，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作为衡量现代化的尺度。按照这种单一叙事，人类社会被理解为沿着单一路径不断演进，资本主义则被置于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然而，西方现代化长期受资本逻辑支配，并伴生两极分化、物质主义扩张和对外掠夺，造成了贫富分化、社会失序、生态危机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把西方模式直接移植到后发国家，使外来的制度安排与原有社会结构难以衔接，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也会受到冲击。

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西方化并非现代化的唯一方向，现代化可以沿着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历史路径展开。不同国家完全可以从自身历史传统、现实条件和发展需要出发，探索与本国实际相适应的现代化方式。现代化道路由“单数”走向“复数”，也意味着同样的现代化任务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实现。质言之，工业化、城镇化和科技进步具有一定共通性，但发展次序如何安排、社会关系如何协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如何处理，仍需立足不同国家的具体条件作出选择。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证明，后发国家不必亦步亦趋跟随西方路径，不必以牺牲主权和独立性为代价换取发展。对于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中国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各国深化交流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搭乘中国发展快车、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为全球南方国家突破发展瓶颈、增强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提供了重要机遇，将推动各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共进，达到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始终在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和制度形态的变迁中演进，社会形态发生变化，文明形态也会随之更新。进入近代以后，现代化逐渐成为贯穿全球社会变迁的重要历史进程，也成为概括社会转型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范畴。在这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发展特点。

现代化道路的差别蕴含着文明基因的差别，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文明的重新定义。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称为“新”，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理解。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协同发展，共同构成文明建设的整体形态。与此同时，这种创造贯穿思想理念、制度体系、发展道路、人文精神和社会实践等不同方面，因而既不同于对既有文明模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传统文明形态的局部修补。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首先是社会主义文明，而不是别的什么文明。社会主义文明是建立在人类文明全部成果基础上，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其文化基础则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本体，同时吸收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原则贯穿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两极分化的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小康、大同的追求；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高能耗高污染的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中有敬畏自然的智慧；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会走也走不了对外殖民、对内压迫的路，因为中华民族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式现代化由此形成新的文明创造，进一步拓展了人类文明的内涵。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以西方文明为唯一参照的中心主义叙事，也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提供了新的启示。它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贯穿文明建设全过程，突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不同于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相割裂的发展逻辑；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回应全球性生态环境挑战；弘扬兼济天下、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应对和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提供新的思路。这些理念和实践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华文明。一方面，它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明基础；另一方面，也把新的价值内容带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人类在追求文明进步的长期探索中形成了诸多共同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伟大成果，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境界。马克思在对人类社会基本矛盾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对未来文明发展方向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最终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鼓舞和激励着世界上追求美好未来的人们。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无论世界社会主义处于高潮还是低谷，无论党的事业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理想信念、矢志不渝，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赢得了全体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展现了迥然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统筹推进“六大工程” 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工程公司

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化学工程）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工作要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建立“1366”党建工作体系，统筹推进“六大工程”，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集团公司经营指标连创新高，在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中实现“七连A”。特别是在2025年度中央企业系列考核评价中，经营业绩、深化改革等均获得最高等次的“A”级或“优秀”，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做法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研讨班上作现场经验交流发言，中国化学工业“国家队”、全球化学工程“排头兵”战略定位得到全面发挥和广泛认可，世界一流创新型工程公司建设加快推进。

深入实施领航工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国化学工程党委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政治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制定实施“135”发展战略，提出（1+X）n≥2的“中国化学工程之问”，再造一个更高质量的中国化学工程。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完善公司治理，健全党委（常委）会、董事会、总经理办公会等议事规则，厘清各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全面深化企业改革。接续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坚持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双轮驱动”，创新实施“三张计划表”和系列专项行动，加强一体化管控、穿透式监管。聚焦主责主业，深入实施“T+EPC”“T+产业”模式创新，坚持领航出海，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擦亮“三个重要窗口、一张金名片”。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大保护等国家战略，深度参与石油化工、煤化工等国家级能源基地建设。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深入实施育才工程，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中国化学工程党委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着力构建适应世界一流创新型工程公司建设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持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按照“年轻+专业”思路，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持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推进干部交流常态化，近两年提任的集团公司党委管理干部中，45岁以下的和具有专业背景的分别占比51%、75%；交流任职占比49%，彻底打破了总部与基层、不同板块、不同所属企业之间“交流难”的壁垒。持续推进人才强企战略。围绕“135”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需要，统筹建强管理、科技、技能人才“三支队伍”。大力推进“教练员”网格体系建设，“总教练+主教练+助教+师傅”共计7092人，结对师徒4445对，实现青年员工拜师率100%，让广大员工深切感受到“在中国化学工程工作，为职业生涯加分”。高质量举办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提升培训班、新任领导干部培训班等特色培训，推动人才培养由“单点发力”向“体系赋能”转变。

深入实施强基工程，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中国化学工程党委始终聚焦基层抓党建、建强基层促发展，压茬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示范年、提升年、深化年等主题活动。基层基础持续筑牢。推动党组织应建尽建、建优建强，构建严密组织体系，1100多个党组织覆盖所有项目现场、实业车间、经营机构等，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的有效覆盖。创新“六学六破六提升”模式，深入开展基层党组织基本培训。编制推广“一指引、四手册”，持续加强混改企业、驻外机构党建工作，不断提升党建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水平。融合互促务实有效。深化实施党建领航、书记领跑、党员领先“三领行动”，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突破己二腈、冷氢化法多晶硅、POE弹性体等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开展“两优一先”评选，一体推进星级项目党支部、星级标准化工地创建，聚焦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建设等设立“岗区队”，广泛开展联建共建活动，以党建联建带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深入实施品牌工程，增强中国化学工程知名度影响力。中国化学工程党委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内聚人心、外树形象”使命任务融入企业改革发展生动实践。宣传思想抓手更具创新活力。举办践行“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周年专题报告会，凝聚奋进力量。管好用好一张网、一个号、一块屏“三个一”阵地，构建上下一体传播矩阵。策划制作《跟着化学看世界》《绿色发展让TA告诉你》等系列剧集，营造实干氛围。加强舆情舆论管理和网评员培训实战演练，有效防控意识形态风险。品牌文化形象更加鲜明。总结形成“团结奋斗、实干争先”企业精神、“建设炫彩世界、创造美好生活”企业使命，发布《品牌文化手册》《现场标准化手册》等，举办品牌文化现场会，组织“中国化学故事会”等系列品牌文化建设活动，树牢“同一个中国化学工程”形象共识。2025年度中央企业品牌建设对标排名大幅跃升。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连续5年获评中央单位定点帮扶考核最高等次“好”的评价，涌现出“时代楷模”邱军等全国典型。

深入实施廉洁工程，着力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中国化学工程党委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不断强化政治监督。建设“第一议题”数字化管理系统，健全学习贯彻、研究部署、监督落实、评估问效的闭环工作机制。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精准开展对科技创新、深化改革、生态环保等重大任务的监督检查。一体推进“三不腐”。集团公司党委、纪委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经商办企业等违纪违法问题，重拳惩治工程建设和招投标领域腐败问题。持续健全内控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活动，选取典型案件拍摄警示教育片，做实做细案件查办“后半篇文章”。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监督作用。开展常规巡视、专项巡视和巡视整改“回头看”，圆满完成各届次巡视全覆盖任务。落实“十必审”要求，抓好重点项目、重点领域等审计。建立健全“大监督”机制，持续开展商务管理、境外业务等监督工作。

深入实施聚力工程，凝聚企业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中国化学工程党委始终加强对群团工作的领导，做到“发展为了员工、发展依靠员工、发展成果由员工共享”。引领广大职工建功立业。承办国务院国资委以深化产改助推建筑央企自有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座谈会，以特材焊工等3个工种为关键优先方向，加快培育自有技术工人队伍。联合上级工会、业主单位举办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引领性劳动竞赛，有效促进项目建设。选树典型，一批集体和个人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常态化落实“夏送清凉、冬送温暖”，建立困难职工专项帮扶机制。充分发挥青年主力军作用。举办青年英语风采大赛等活动，高标准推进“青马工程”。搭建青春建功赛道，在重大项目、科研一线、海外工程上发挥青年突击队作用。分层分类举办团干部专题培训，持续提升团组织联系服务青年、凝聚动员青年的能力。

中国化学工程党委将持续巩固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贯彻落实成果，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135”发展战略和“十五五”规划落实落地，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创新型工程公司，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

以实干实绩书写能源央企服务地方发展新答卷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进能源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立足能源革命综合改革的三晋大地，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朔州热电分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朔州热电）牢牢把握传统火电企业转型发展历史方位，统筹能源保供、科技创新、经营创效、党建引领，在火电向基础保障性、系统调节性电源转型实践中探索特色路径，在三晋大地书写能源央企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答卷。

筑牢国有企业“根”和“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行稳致远。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推动企业行稳致远，必须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技术攻关、队伍建设深度融合，把党组织战斗堡垒筑在检修现场、攻坚一线。

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华电朔州热电始终把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持续巩固深化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落实成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深化思想政治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开展“两转三重”作风提升年行动，逐项查摆问题、推动整改落地，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实干导向、锤炼过硬作风。深入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推行清单化管理模式，推动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践行为民服务宗旨，深化“三个一遍”工作机制，连续44年开展“凝心铸魂办实事”活动，累计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近100项，职工获得感、幸福感持续提升。

强化干部人才队伍建设，深化“青年人才池”培养机制，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以技能竞赛、导师带徒、课题攻关等方式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为企业长远发展积蓄人才力量。组织开展实操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在生产、技术、营销各条战线锻造专业化骨干力量。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推进清廉企业建设，健全大监督工作格局，锲而不舍纠治“四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胸怀“国之大者”，在保障能源安全与服务民生中践行央企使命。热电联产企业一头连着电网稳定运行，一头连着群众冷暖民生。面对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带来的电力系统运行格局深刻变化，传统煤电的价值早已不局限于发电量，兜底保供、深度调峰、民生供热的战略功能愈发凸显。

作为区域重要的热电联产企业，华电朔州热电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能源保供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把“时时放心不下”落实到生产运维的每一处细节，不断夯实安全生产与保供能力，机组安全运行天数突破3900天，高标准完成202天超长供暖任务，把源源不断的暖流送到千家万户。系统实施设备提升专项行动，有序推进机组检修、设备换新、缺陷治理等技改攻坚，持续刷新机组长周期安全运行纪录。2号机组获评中电联4A级能效机组，企业保持中电联3A级信用评级，硬件实力与管理水平得到行业认可。

紧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步伐，兼顾顶峰发电与深度调峰双重任务，科学响应电网调度，灵活调整机组运行策略。既当好区域供电供热的“压舱石”，主动承担保供兜底任务；又做好系统调节的“稳定器”，依托机组自身禀赋参与深度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为新能源消纳提供有力支撑。

激活创新第一动力，以技术攻关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核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是传统能源企业破局突围的重要抓手。华电朔州热电立足生产现场抓创新，用硬核攻关和实打实的项目成果，在火电关键技术迭代的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企业聚焦机组高效运行、灵活调峰、节能降耗，破解一批行业现实难题。

聚力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攻坚，扎实推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循环流化床机组灵活调峰关键技术研究，落地实施分离器提效改造、二次风系统优化等多项工程，着力破解宽负荷工况稳定运行的技术堵点。全国首个“20兆瓦时新型填充床储热系统”辅助调峰项目完成调试投运，有效破解传统热电联产“以热定电”约束，在深度调峰、热电联供、日内启停调峰领域形成独有技术竞争力，为机组参与电力市场、拓展收益渠道提供了硬核支撑。一批重点技改项目落地见效，针对性治理设备顽疾，推动设备可靠性、运行经济性同步提升。

创新活力迸发，离不开制度托举和人才支撑。企业落实“宝塔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求，健全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加大对创新成果、技术攻坚骨干的奖励力度。依托课题攻关、导师带徒、技能比武等载体，搭建青年人才历练平台。鼓励一线职工立足岗位开展小革新、小改造，打通“技术攻关—现场应用—效能转化”完整链条，让科技创新真正转化为设备更稳、能耗更低、效益更好的现实生产力。

坚持质量效益优先，以精益管理塑造价值创造的竞争优势。从追求规模速度转向追求质量效益，是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煤炭价格波动、电力市场竞争加剧等外部考验，华电朔州热电坚持向内深挖潜力，把精益管理贯穿生产经营全流程，坚持增收与节支双向发力，不靠粗放扩张，而是依靠管理提升挖掘存量资产价值，走出一条提质增效的实干之路。

健全市场化经营调度机制，建立市场周调度、效益月调度工作模式。强化市场研判，统筹量价协同，动态优化中长期、现货、调频各类交易策略，科学组织机组调停消缺，抢抓效益电量，巩固电价竞争优势，保障容量电费足额兑现。深挖固废资源化利用潜力，建立粉煤灰月度会商销售机制，推动固废变废为宝，把过去的处置负担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收益。

面向“十五五”，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对火电企业提出更高要求。华电朔州热电将坚守主责主业不动摇，牢牢守住能源保供职责，持续强化科技赋能，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在服务能源强国建设、支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新征程上勇毅前行，奋力书写能源企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朔州热电分公司党委）

创新构建“三维融合”大思政育人体系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生命线。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菏泽职业学院紧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立足区域文化资源与办学优势，构建起“三维融合”大思政育人体系，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职业人才必备的道德素养，要充分发挥其文化铸魂育人功能。学校坚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构建闭环育人链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浸润。

加强文化熏陶。以思政课程为载体，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与人文精神，深挖菏泽本土历史文化典故，推动传统文化教育向专业课程延伸。开设“国学讲堂”“经典诵读”等选修课，紧扣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剖析传统工匠精益求精的案例开展精准教学。

突出廉洁文化。以“青春·清菏韵泽”廉洁文化馆为核心阵地，构建“校内实践—校企联动—社会辐射”三级实践体系，让学生在廉洁文化月、志愿讲解、岗位实习和社区宣讲中践行廉洁，实现从“被动参与”到“主动践行”的转变。强化数字赋能。依托VR沙盘、AR交互设备，开发“大国故事”等近200分钟VR体验课程及“清风菏职”智慧系统，通过虚拟场景再现职业廉洁风险点、还原典型案例，实现廉洁教育“随时可学、随地可练”。

在非遗传习中淬炼工匠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工匠精神，与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目标高度契合。菏泽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数量连续多年全省第一。学校将非遗深度融入思政教育和职业教育，实现传承创新与人才培育双向赋能。

打造非遗传承馆，构建展示体验平台。学校立足菏泽非遗资源禀赋，建成集展示、研学、大师工作室、文创产品直播于一体的非遗传承馆，展出各级非遗项目110余项、收藏非遗精品2000余件。探索“大师现场手造+AI智能互动+网络直播”三位一体新模式。坚持“文创+科创”双擎驱动，打造集文化展示、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接待各级视察、团体观摩及对外交流等活动270余场，承办市级以上各类展览、节庆活动200余场，吸引近10万人次参观体验，成为菏泽展示特色文化的重要阵地。

建设非遗“大课堂”，培育传承创新人才。学校实施“大师引育+师徒传承”模式，引入40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创设大师工作室、研学课堂，研发16门精品课程。将“曹州面人”“黄河泥塑”“牡丹工笔画”等8门非遗课程纳入公共选修课体系，每学期吸引千余名学生选修。开展“非遗大师进校园”活动，惠及学生8万余人。紧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联合山东沿黄九市打造非遗研学线路，服务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惠及中小学生8600余名。

搭建非遗“大平台”，带动实训创业就业。依托大学科技园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文创科技产业孵化平台等载体，联合政府、高校、企业成立菏泽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就业联盟，搭建非遗文创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全链条平台。支持学生搭建线上销售渠道，建设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并提供服务指导。2023年，大学科技园获批省级众创空间，一大批非遗文创企业和创业团队入驻园区，带动大学生就业创业，实现非遗传承创新与学生职业发展双赢。

以社会实践锤炼过硬本领。社会实践是检验思政教育成效、培养学生责任担当的关键环节。学校将社会实践作为思政育人重要载体，通过品牌化志愿服务、专业化实习实训、课题化社会调研，让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擦亮志愿服务品牌。学校持续擦亮“菏美”志愿服务品牌，构建“校级统筹、学院联动、班级参与”三级志愿服务体系，组织学生深入社区、乡村、企业，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科技支农、敬老助残、义务维修等服务。“一朵小红花”志愿宣讲团入选全国大学生“两弹一星”精神志愿宣讲项目百强优秀团队，成为学校思政育人与社会服务的亮丽名片。

深化专业实习实践。学校依托校企合作平台，按照“专业对口、岗位匹配”原则，安排学生顶岗实习、跟岗实践。坚持“校企双导师”制度，学校导师负责学业指导与思政教育，企业导师负责岗位技能与职业规范指导，引导学生树立严谨务实态度，实现知识学习、技能训练与品德养成有机统一。

推进课题化社会调研。深入实施“一系一品”实践品牌创建计划，聚焦国家战略、地方发展、社会热点，鼓励学生结合专业特长开展社会调研。2024年以来，2500余名学生参与“百万大学生进社区”活动，开展课题化调研260场次，获2025年山东省大中专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省级奖励17项。

菏泽职业学院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持续推动思政教育跳出单一课堂，实现从知识灌输向文化浸润、从理论教育向实践养成转变。在实践场景中厚植廉洁底色，在非遗传习中淬炼工匠精神，在社会服务中彰显文化担当，构建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的大思政格局，培养更多德技并修、知行合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职教力量。（作者系菏泽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近年来，我国着力促进低空经济发展，明确将其纳入新兴支柱产业加以培育，无论是在顶层设计层面还是地方探索层面均作出系统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提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健康有序发展。围绕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加快构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协同推进的低空经济发展格局

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拓展经济社会发展空间的重要抓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低空经济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打造低空经济等新增长引擎，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推动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安全健康发展，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低空经济划定为新兴支柱产业，其战略定位持续提升、政策指向愈发清晰。当前，低空经济正处于从快速培育迈向体系化推进、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统筹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形成上下联动、央地协同、安全有序、充满活力的发展格局，已成为低空经济行稳致远必须解决好的关键问题。

低空经济发展的战略价值与协同效应。低空经济是以低空飞行活动为核心，以无人驾驶飞行、低空智联网等技术为支撑，带动低空制造、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和飞行保障协同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准确把握低空经济的内涵，需要澄清两种认识偏差，即低空经济不是无人机产业的同义语，无人机只是低空飞行活动的重要载体，而非全部内容；低空经济也不是传统通用航空的简单重复，而是通用航空在电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条件下的产业跃迁形态，其动力系统、运行方式、监管模式和应用边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只有在这一认识基点上谋划政策和配置资源，才能避免把新兴产业做成传统产业的翻版。

从战略价值看，低空经济开辟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立体空间。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依托地面空间展开，低空空域作为尚未充分开发的战略资源，蕴含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潜力。低空经济把人类活动空间从二维地面拓展到三维低空，催生出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是继数字经济之后又一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影响的经济形态。从全球范围看，主要经济体都在加快布局低空领域，围绕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无人机系统和低空运行规则展开激烈竞争。谁能在技术、场景和规则上率先形成体系化优势，谁就能在未来产业竞争中占据主动。发展低空经济，既是培育国内新增长引擎的现实需要，也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综合来看，低空经济呈现出若干鲜明特征。一是战略性。低空经济关系新质生产力培育、产业链供应链升级和国家竞争优势塑造，是大国竞相布局的前沿领域。二是融合性。低空经济横跨制造、服务、交通、农业、文旅、应急救援和城市治理等领域，对千行百业具有显著的赋能带动作用。三是场景性。低空经济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公共服务、生产作业、文体消费、交通运输等具体场景实现，场景是技术、市场和制度的连接枢纽，脱离真实场景的产业繁荣难以持续。四是安全敏感性。低空飞行活动涉及公共安全、空防安全、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必须坚持安全前置，把安全能力作为产业发展的底座。五是区域差异性。不同地区空域条件、产业基础、消费能力和应用需求差异显著，发展路径不能简单复制、同质化推进。

上述特征决定了发展低空经济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协同推进。顶层设计解决的是“往哪里走、按什么规则走、怎样安全走”的问题，重点在定方向、划边界、立规则、建平台，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和统一秩序。基层探索回答的是“先在哪里飞、为谁飞、如何飞得值”的问题，重点在找场景、验技术、育市场、出经验，为制度创新提供一手数据和实践样本。二者不是单向度的命令与执行关系，而是“制度供给—实践反馈”的双向循环：顶层设计为基层探索划出跑道、留足空间，基层探索将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和成熟的经验反馈上去，推动国家层面的规则完善和制度迭代。只有形成这一良性循环，低空经济才能既避免无序发展的风险，又避免管得过死的僵化，在安全与活力的动态平衡中实现健康发展。

低空经济从快速培育迈向体系化推进新阶段。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指引下，低空经济政策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产业运行活跃度持续提升，应用场景梯次拓展，基层探索多点开花，总体呈现蓬勃发展态势。

从制度建设看，低空经济发展的法治基础逐步夯实。《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施行，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进入法治化轨道。《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印发实施，提出到2030年，通用航空装备全面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成为低空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明确优化低空空域资源配置，推动建设民用低空飞行和应用相关监管服务平台，建立健全适应低空经济发展要求的适航审定、飞行管理等制度和标准，标志着低空经济进入法治化推进的新阶段。

从产业运行看，低空经济活动规模快速扩大。据中国民航局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通用航空在册航空器总数3140架，在册管理通用机场513个，通用航空全年共完成飞行121.9万小时；全行业注册无人机328.7万架，比上年底增长51.0%；全年无人机累计飞行4530.29万小时，同比增长69.89%。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实名登记无人机超过380万架，操控员超过43万人。截至5月底，我国大中型无人机制造企业约1200家，无人机运营企业超过4万家，农业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服务耕地4.6亿亩。由此看来，低空经济的主要矛盾正在从“有没有技术”转向“能不能系统运行”，对规则、设施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场景拓展看，低空应用正在从“工具替代”走向“流程再造”，从点状示范走向网络化探索。农业植保、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刚性需求场景率先成熟，物流配送、低空文旅、城市空中交通等新兴场景持续拓展，低空飞行日益融入公共治理和人民生产生活。场景验证产生数据，数据驱动技术迭代，真实需求检验商业模式，监管实践通过场景积累规则经验，应用端、技术端和制度端由此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向循环。

从基层探索看，先行地区已经形成多样化的实践路径。深圳率先以地方立法规范飞行活动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并加快建设覆盖全市的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和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湖南探索低空空域灵活转换、高效使用和全省低空航路网规划建设；安徽等地以场景开放为抓手，依托重点城市开展无人机物流配送、城际低空出行等应用示范，带动制造、运营和服务集聚。2024年底，中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在合肥、杭州、深圳、苏州、成都、重庆6个城市开展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试点，将600米以下低空空域管理权下放地方政府，标志着央地协同推进低空空域“放管服”改革迈出实质步伐。这些探索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国家层面制度完善的实践基础和样本来源。

综合判断，低空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但衡量其发展质量，不能只看飞行器数量和融资热度，更要看是否形成稳定付费的真实需求、可复制的应用场景、可负担的运营成本和可追溯的安全记录。因此，低空经济的评价体系应当从飞行数量转向“价值创造—成本下降—规则成熟”的综合标尺，以安全水平、设施利用率、商业可持续性、场景复制率和跨区域联通度检验发展成色，引导各地把发展的着力点从“铺摊子、上项目”转到“建体系、育生态”上来。

协同推进仍面临深层次制约。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低空经济由试点探索迈向规模化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应用推广不充分、发展路径不清晰、区域协同不顺畅等问题。其背后既受技术成熟度、商业模式等产业发展条件的制约，也反映出政策供给、市场需求与地方实践之间还没有形成顺畅高效的衔接机制。

应用推广仍不充分，规模化发展基础有待夯实。从技术层面看，续航能力、复杂气象适应性、通信覆盖、群体协同和安全可靠性等性能瓶颈，制约应用场景向更广范围、更高频次深化。从成本层面看，一些项目运营成本较高、盈利能力较弱、网络规模效应尚未形成，容易陷入“成本高—规模小—成本更高”的负向循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从配套层面看，起降设施、能源补给、维修保障和飞行服务仍不充分，部分公众对飞行安全、噪声干扰和隐私保护存在担忧，支撑常态化运营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仍需进一步完善。

发展路径仍不清晰，产业边界、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概念层面，有关部门明确了低空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的概念和范畴，但相关产业边界仍有待进一步明晰，统计分类在各地的落地执行和口径衔接仍需加强，一些经营主体仍存在将低空经济简单等同于无人机制造和销售的认识，产业内涵有被窄化的倾向。在技术层面，动力路线、飞行器构型、通信协议、数据接口和充换电标准等仍在探索之中，关键技术路线尚未完全收敛，既要防止过早锁定单一技术路径，也要避免长期分散发展抬高产业协同成本。在商业层面，部分应用场景仍主要依赖政策引导和资本投入，稳定付费主体和可持续盈利模式尚未形成，市场需求对产业发展的牵引作用仍需增强。

区域协同仍不顺畅，跨部门、跨区域统筹机制有待完善。低空经济涉及空域、民航、工信、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部分环节仍存在职责交叉、重复审批和标准不一等问题。地方试点形成的经验缺乏系统总结和制度提炼，一些地区在相近问题上重复探索，增加了改革成本。跨区域空域协调、飞行数据共享、资质互认和平台互联仍不顺畅，制约低空经济跨区域、网络化发展。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存在一哄而上、同质化布局、重建设轻运营、重硬件轻软件等倾向，如果缺乏统筹引导，容易造成资源分散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利于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格局。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体制机制看，低空经济具有跨领域、跨部门、跨区域特征，现有空域资源管理和协同机制对高频次、网络化、多主体低空活动的适应能力仍需提升。一方面，部分制度规则对基层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响应还不够及时，空域使用、适航审定、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制度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仍需进一步适配。另一方面，基层探索形成的成熟经验向更高层级制度转化的机制还不够完善，试点成果在评估、提炼、推广等环节的衔接不够顺畅。从市场机制看，真实需求、商业闭环以及保险金融、风险分担等机制仍在培育，部分领域尚未形成以市场需求持续牵引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的发展机制。从发展阶段看，低空经济正处于由试点示范向规模化、体系化发展迈进的关键时期，技术能力、市场成熟度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阶段性不匹配。破解这些深层次制约，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之间的良性互动，使政策制定更加及时吸收实践经验，让基层创新更加有效获得制度支撑，在“实践—认识—规则”的循环中不断完善低空经济发展机制。

以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推动低空经济行稳致远。强化顶层统筹，完善法治规划和标准体系。低空经济越是蓬勃发展，越需要顶层设计把方向、管大局、保安全。应健全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协同部门和地方的权责边界，形成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治理架构，改变部分领域碎片化管理格局。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施行为契机，细化低空空域分类、飞行活动管理、适航审定、运营准入、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等配套规则，把法律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管理制度。编制低空经济发展专项规划和空域改革路线图，推动低空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标准落地执行，完善统计监测、标准体系和政策评估机制，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连续性，为基层探索提供稳定预期，让制度供给的效应逐步累积和释放。

统筹发展和安全，构建全链条韧性治理体系。安全是低空经济的底线，也是竞争力，安全记录、标准体系、保险机制和公众信任共同决定产业规模的上限。应坚持“管得住才能放得开”，把安全贯穿规划、建设、运行、监管和应急处置全过程。建立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对低风险场景优化流程、便利飞行，对高风险场景严格准入、从严管理，对违规飞行精准治理。构建技术安全、运行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相统一的韧性体系，从被动管控风险转向主动构建韧性，提升单点失效情况下的安全降级和快速恢复能力。同时，应以透明沟通、保险保障、事故调查和科普宣传培育公众信任，把安全能力转化为产业长期竞争力。

深化场景牵引，健全试点示范和经验转化机制。场景是技术、市场和制度的连接枢纽，也是基层探索向上反馈的主要载体。应围绕应急救援、医疗运输、农林作业、能源巡检、物流配送等需求场景，发布国家和地方场景清单，引导资源向真实需求集中。建立“授权试点—监管沙盒—数据评估—经验提炼—复制推广”的闭环机制，在限定区域和时限内，以包容审慎的监管安排允许试错、宽容失败，把基层成熟做法及时转化为标准规范和政策制度，让试点经验走出试验田、成为公共产品。同时，完善容错纠错和试点退出机制，明确试点的期限、边界和评估标准，防止把试点变成长期依赖特殊政策的“盆景工程”。

推进软硬一体建设，形成互联互通的低空基础设施网络。低空经济的基础设施不是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的简单延伸，而是物理网络、数字网络和制度网络的复合体。应统筹航路航线、低空智联网、起降设施、能源补给、检测认证、气象服务和飞行服务站建设，坚持软硬一体、空地协同、“平急结合”，防止重硬轻软、重场轻网导致设施闲置和数据孤岛。统一身份识别、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充换电接口和起降设施等关键标准，推动各级监管服务平台互联互通。推动低空基础设施融入城市更新、综合交通和公共服务体系，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建共享、市场化运营的模式，提高设施利用效率和投资可持续性。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优化区域错位协同发展格局。政府应重点提供法治规则、公共安全、基础平台和初期示范，市场应重点承担技术路线选择、商业模式创新和运营效率提升，二者各就其位、相得益彰。政策重心要从给补贴转向优环境，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完善融资租赁、保险、产业基金等金融工具，发展检测认证、运营培训、咨询评估等专业化服务。引导各地基于比较优势错位布局，形成东部地区强化创新策源和高端应用、中西部地区强化特色作业和广阔场景、重点区域先行示范的分工格局，推进跨区域资质互认、数据共享、航路衔接和联合监管，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加快形成全国统一低空市场。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低空经济既要“热起来”更要“飞得稳”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对培育竞争新优势、打造增长新引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目前，将低空经济纳入“十五五”规划中的地级及以上城市达257座，而“十四五”时期末，这个数字还是23座。低空经济已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5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有望突破3.5万亿元。从23到257，低空经济“热”已是不争的事实。

低空经济“热”从何而来？当前，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5G-A通信网络、智能飞控、高能量密度电池等关键技术日趋成熟，低空经济正是最佳集成应用场景，成为科技创新的自然延伸。而且，低空经济产业链极长，覆盖航空器研发制造、基础设施建设、飞行服务保障，更渗透工业、农业、服务业等诸多领域，物流配送、医疗救护、城市治理、农林植保等新需求新场景不断涌现，适配市场和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正竞相争夺这个新赛道，在这场关乎未来产业话语权的竞争中，我国绝对不能缺席。

然而，热度本身并不意味着产业已经成熟，必须警惕“热过头”“飞不动”等现象。低空经济“热”是事实，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备相应的产业基础，盲目跟风上项目，易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有数据显示，我国高性能航空电机与电控系统等关键环节对外依存度在70%以上，低空飞行器核心部件整体国产化率不足30%，说明我国低空经济产业链韧性不够，尤其在关乎长远竞争力的核心环节上仍有短板。从现实情况看，部分领域能做到产品创新，但还未实现按航空标准稳定生产并长期运行。而且，低空技术应用快速演进，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飞行汽车、超视距飞行等新形态层出不穷，而现有法律法规多以传统民用航空器或特定类型无人机为规制对象，部分新型飞行器在准入审批、运行管理和事故责任认定等方面缺乏明确的法规依据，容易形成监管灰色地带。

因此，发展低空经济应立足实际与实效。当前，低空经济相关制度建设的步伐正在加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将无人机“黑飞”纳入“妨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范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在国家法律层面增加“低空经济”表述，并增设“发展促进”专章及低空经济专项条款。此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司”，中国民用航空局设立“低空安全司”。一个统筹“发展”，一个强调“安全”，折射出清晰的治理逻辑，即管得住，才能放得开；制度稳，产业才能“飞得远”。

此外，将低空经济“热度”转化为健康有序的产业发展动能，还需要“三管齐下”。

在低空经济基本法律框架之上，加快出台配套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空域分类管理、飞行计划审批程序、新型航空器适航标准、驾驶员资质认定、事故责任认定与赔偿机制等方面，形成可操作的规则体系。加快构建通感算一体化低空智能网联基础设施，以数字化手段实现“看得见、叫得应、管得住”。建立评估和预警机制，对产业基础薄弱、盲目上马项目的地区及时予以提示，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低空经济。构建覆盖飞行器设计制造、运行使用、事故处置等全生命周期的风险治理框架，配套建设保险、金融、应急救援等支撑体系。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以规模应用牵引产业成熟，形成产业链自我循环的商业闭环。当前，低空经济需求侧呈现冷热不均态势，G端（公共服务）稳定但市场空间有限，B端（巡检、农林）应用广泛但内卷初现，C端（低空旅游、通勤）前景广阔但消费习惯尚未形成，急需政策设计和场景创新激活多元需求。建议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医疗运输等领域率先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形成稳定的规模化订单，为产业链提供初始市场牵引力。同时，有序开放低空旅游、短途通勤等消费端应用，让普通民众有机会接触和体验低空飞行服务，逐步培育消费认知和市场土壤。

低空经济的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人才，既需要空气动力学、自动控制、航空电子等领域的研发人才，也需要大量持有执照的无人机驾驶员、飞行器维护工程师和空域管理人员。目前，低空经济人才缺口巨大，应加快构建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低空经济产业长远发展储备充足的人力资本，锻造低空经济持久竞争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全球军事装备何以低成本转型

近年来，伴随新军事革命的技术迭代与局部冲突中的消耗需求耦合，全球军工装备领域正经历低成本转型，并逐渐重塑全球军事竞争的底层规则与博弈格局。探究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实现路径以及效费边界，有助于厘清装备低成本转型的基本脉络。

驱动因素

低成本作为当前军事装备建设转型的重要方向，是战争形态演变、军民技术扩散、体系对抗牵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是战争形态演变。装备低成本是主动适应不同战争形态的结果。战争形态每演进一次，装备的成本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耗逻辑就被重构一次。冷兵器时期，冶炼技术普及成为降低武器成本的主要方式；热兵器时期，弹药规模化供应是实现大兵团作战的重要前提；机械化战争时期，标准化流水线生产，装甲卡车等常规装备工艺简化，以低成本火力密度替代大兵团作战；信息化战争时期，装备批量列装，网络中心战改变武器需求特性，牵引产业转型，缓解有限资源与战争消耗的成本难题；智能化战争时期，以“蜂群”战术为代表的不对称消耗战登上历史舞台，低成本装备逐渐成为战术刚需。然而，战争形态演变驱动装备低成本转型的同时，还要取决于技术成熟、柔性产能与模块化设计能否同步跟上供给。

二是军民技术扩散。高精尖装备的技术扩散是自然趋势。如果说战争形态演变提供转型需求，那么技术外溢与扩散则是低成本装备的技术供给。大国博弈加速变革，成熟技术整合、制造工艺优化与军民产能复用，逐渐消解各国装备代差，高端装备的技术溢价优势减弱，并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数字驱动的柔性敏捷采办，推动生产模式创新，打通技术可行到低成本量产的关键环节。其二，先进民用技术向军事领域渗透，推动两用技术产融结合，提高商用现货（COTS）应用比率，以民品规模稀释军品成本。其三，装备系统分布式与模块化设计，形成基于专业化分工的量产规模效应，以产能共享摊薄生产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军民技术扩散需要被作战体系有效吸收，才能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低成本优势。

三是体系对抗牵引。低成本装备的供需匹配，并不自动等于作战优势。真正把低成本装备转化为战略效能的，是体系对抗理念的牵引，单一低成本装备在融入体系后或产生“1+1>2”的杠杆效应。美国第三次“抵消战略”强调重点发展能够“改变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并在短时间内形成非对称军事优势。“梭鱼”系列巡航导弹，被美海空军列为主要采购目标，源于其“具备一定综合能力”，即性能强、生产快、成本低，可形成“以小搏大”的非对称作战效果，并在地缘博弈催化下加速量产。由此，军事装备从被动压缩开支转向主动降本增效，逐渐成为塑造体系化作战优势的重要选择。

降本路径

历史演进揭示的是“为什么”，国别路径回答的是“怎么做”。由于安全威胁、战略目标、工业基础与国防预算迥异，各国探索出商业化、实用化与规模化等道路，并形成不同的制度载体与产业模式。

美国基于“商业创新”的国防采办模式。美国以“商业优先”为原则，借助民用市场成熟技术，扩大供应商竞争、简化采办合规流程，推动装备单位采购成本下降。2025年4月白宫发布行政令，要求国防部在装备采购中优先选用商业成熟方案，优先适用其他交易授权（OTA）、快速能力办公室政策（RCO）与自适应采办框架（AAF），以此削减冗余审批环节，减少重复评审带来的管理成本。2026年1月，美国战争部将国防创新单元（DIU）定义为“外勤机构”（Field Activity），并将其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战略资本办公室（OSC）、战略能力办公室（SCO）、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CDAO）、试验资源管理中心（TRMC）等多部门共同纳入由首席技术官（CTO）领导的创新生态系统。美国充分挖掘本国商业科技优势，依托两用技术供给，以国防采办制度改革打通低成本装备的研发量产链路，走出商业化驱动的低成本转型之路。

俄罗斯基于“堡垒经济”的库存改造模式。库存改造模式正是“堡垒经济”在军事装备领域的具体表现：苏联时期遗留的装备储备被系统性再利用，以远低于新造装备的成本维持前线部队的装备数量，甚至连20世纪60年代的T-54/55和T-62老式坦克被简单翻修后也重新投入使用。俄军装甲力量实质变为一个“循环库存”：受损车辆被拖回后方，拆解、修复后重新返回前线并经历多次循环。不同于美国依靠商业创新开发全新装备，俄罗斯装备低成本路径，更贴合自身国防工业基础与现实安全需求，即依托冷战时期弹药技术基础与装备存量，以改造复用的方式，将库存装备转化为具备实战能力的低成本装备，快速填补战场能力缺口，是俄罗斯国防预算有限下的务实选择。

欧洲基于“集体防御”的联合采购模式。欧洲既难以完全复制美国的“商业创新”模式，也无法简单采取俄罗斯的库存改造模式，只能走介于美俄之间的“中间道路”，以实现欧盟战略自主。长期以来，在“欧洲再工业化”与“重新武装欧洲”、“集体防御”与“防务一体化”、欧洲防务工业计划（EDIP）与“欧洲国防技术与工业基础”（EDTIB）等多组战略交织背景下，欧洲依托集体防御目标，试图通过联合采购、工业一体化与财政工具，克服欧洲国防市场碎片化问题，将分散的成员国国防需求聚合为统一市场与联合采购，以制度型合作摊薄装备成本。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需求聚合和集体融资两条路径推进，将集体防御从政治承诺转化为成本节约机制，以集体行动替代分散决策，将外部性内部化，降低装备采购成本。2024年2月，北约支持和采购局（NSPA）通过弹药支援伙伴关系（ASP）整合三个北约国家的AT4反装甲武器采购需求，节约金额超1150万欧元。欧洲模式说明，集体防务与战略自主并行时，规模采购和统一标准本身也是降本工具。

效费平衡

现代战争中，技术与成本往往对立统一。各国依托自身国情探索差异化降本路径的同时，还需把控“成本－效能”边界，最终在体系对抗中释放低成本装备的实战价值，其本质是追求军工价值链—装备供应链—作战杀伤链“三链合一”下的效费平衡。换句话说，低成本需要经得起价值链、供应链和杀伤链的同时检验。

具体而言，美国的“商业创新”模式以价值链竞争为驱动力，在杀伤链信息化上保持优势，但供应链韧性还面临考验。俄罗斯的“堡垒经济”模式以供应链韧性为支柱，但杀伤链的有效闭环仍存在结构性短板。欧洲的“集体防御”模式以价值链聚合和供应链规模效应为路径，但杀伤链的实战验证尚待完成。三种模式各有侧重，但目前没有一种模式能够同步实现“三链合一”下的效费平衡。

未来军事竞争的关键，不只是拥有高端装备，更在于能否以低成本、可量产、可补充的装备体系，持续支撑消耗战与智能化战争，并在“成本—效能”平衡中形成非对称优势。能够同时经得起“三链检验”的低成本装备，其“低”不在单价，而在于体系，即用价值链迭代升级摊薄研发成本、用供应链韧性吸收风险损耗成本、用杀伤链闭合效率检验全周期成本。对于装备低成本转型而言，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压低某一型号装备的采购单价，而在于构建一个使价值链可持续、供应链有韧性、杀伤链能闭环的制度架构和产业生态。

教练机：蓝天砺剑的飞行人才摇篮

不同于直接投入前线搏杀的战斗机、轰炸机，教练机的核心使命是分级完成飞行学员的筛选、基础驾驶、仪表飞行、战术对抗等全流程训练，以更低成本、更高安全性培育合格飞行员，为空中作战体系持续输送骨干力量。教练机的发展历程，既是航空工程技术不断突破的缩影，也是现代空军人才培养体系持续优化的生动体现。

第一，教练机经历了从简易教学机型到数字化训练平台的百年演进。

一战至二战结束处于初创萌芽期，活塞式教练机奠定飞行教学基础。一战中，军用飞机大规模投入战场，飞行员缺口急剧扩大，专门用于教学的教练机应运而生。早期教练机大多由作战飞机简化改装而来，采用双翼布局、活塞发动机，主要用于基础起降、目视飞行训练，同时完成飞行学员初步筛选。二战爆发后，空战强度陡增，各国开始批量研制专用活塞教练机，训练科目拓展至编队飞行、仪表飞行。

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属于喷气转型期，喷气时代倒逼教练机体系重构。喷气式战斗机大规模列装后，飞行速度、过载、操纵特性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活塞教练机无法衔接高速战机训练。早期喷气教练机多由现役战斗机改造成双座版本，例如美国T-33由F-80战斗机改装，优点是飞行性能贴近作战飞机，但采购、使用成本高昂，且战机本体结构并不适配高频次教学飞行，损耗大、维护烦琐。随着飞行事故与训练成本压力上升，各国开始独立研发专用喷气教练机，捷克斯洛伐克L-29等机型问世，初步建立起“活塞初教+喷气高教”两级训练框架，解决了从低速螺旋桨飞机向高速喷气机过渡的难题。

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属于专业化定型期，分级训练体系走向成熟。第三代战斗机出现后，电传飞控、综合航电、大迎角机动等新技术普及，对飞行员态势感知、多任务处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教练机体系分化为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训练链条，形成完整人才培养链路。这一阶段诞生了一批经典专业教练机，如英国“鹰”式、俄罗斯雅克-130等。高级教练机开始采用两侧进气、大边条气动布局，能够开展复杂气象飞行、编队战术、基础空战训练。

进入21世纪后迎来数字化升级期，虚实融合重构飞行训练模式。五代机列装带来全新挑战：超声速巡航、隐身作战、有源相控阵雷达、网络化协同作战，对飞行员认知能力提出前所未有的考验。传统教练机难以模拟隐身战机的作战环境，且主力战机造价昂贵，若大量用于新飞行员基础训练，会造成宝贵作战装备严重损耗。在此背景下，新一代高级教练机转向数字化、嵌入式训练方向，不再只是一架飞行平台，而是一套综合化空中训练系统。

第二，教练机区别于作战飞机，有三大核心设计原则。

高安全性与高容错性。教练机长期承担高频次起降、反复特技飞行、学员带飞训练等基础科目，飞行工况复杂且不确定性强，飞行员多为技术尚未成熟的学员，操作失误概率远高于现役飞行员。因此，教练机在气动布局、飞控系统、结构强度上预留充足安全余量，优化低速操控特性与失速改出性能，面对学员误操作、轻微机械故障等突发情况可快速修正、平稳处置，最大限度规避飞行事故，为学员试错训练提供安全保障。

低成本可维护性。作为空军使用频次最高的航空器，教练机年累计飞行小时数远超一线主战战机，长期高频服役对装备可靠性、经济性要求极高。在设计研发中，教练机普遍采用成熟通用的零部件与轻量化结构，简化维护流程、降低维修难度，有效压缩采购、燃油、后勤保养全周期成本。在保障常态化教学训练、批量培育飞行人才的同时，大幅减少主战装备的损耗，实现训练效益与经费使用效率的双向提升。

性能适配性。性能跨度不能过大，避免学员出现难以适应的操纵断层，从而实现“平稳过渡”。美国T-7A“红鹰”、意大利M-346等新型高级教练机，搭载全玻璃座舱、可编程数字电传飞控与机载嵌入式训练系统，在空中即可虚拟生成雷达信号、敌方目标、数据链对抗环境，实现虚实结合的空战模拟，大幅压缩训练周期，降低实弹、靶场使用成本。

实战应用方面，教练机并非只局限于航校教学。在低强度冲突、反恐、边境维稳任务中，具备挂载能力的教练攻击机可以执行对地支援、近距空中打击任务。例如巴西“超级巨嘴鸟”教练机在南美反恐作战中大量投入使用，展现教练机的多用途潜力。在和平时期，教练机也承担飞行表演、航空科普等任务，展现航空工业实力。

第三，智能化战争背景下，通过数智赋能，构建虚实一体化训练体系。

没有先进的教练机体系，再先进的战斗机也难以充分发挥作战效能。教练机的发展，本质上是人才培养理念与航空工程技术协同演进的过程。随着五代机、无人作战平台、网络化空战快速发展，现代空中作战转向体系对抗，飞行员训练不再仅仅是学习驾驶飞机，而是培养复杂战场态势感知、多平台协同、快速决策的综合能力。教练机的发展方向，从单一飞行平台转向“飞机+模拟器+地面训练中心”一体化训练体系，呈现数字化、虚实融合、多用途、低成本四大趋势。

嵌入式机载训练系统普及，实现空中虚拟对抗。传统战术训练高度依赖靶场、实弹、外部靶机，组织复杂、经费高昂。嵌入式训练依靠机载计算机，在飞行中虚拟生成雷达回波、空中目标、防空威胁、数据链信息，多架教练机在空中组网，开展自由空战对抗，训练结束自动评估战术效果。该技术突破了靶场环境限制，能够模拟隐身战机、远程导弹等高威胁目标，用较低成本完成高端战术科目训练，大幅减少主力战机的消耗。

可编程飞控技术，实现一机多模模拟。新一代高级教练机的数字电传飞控参数可在线修改，通过软件调整飞行特性，模拟不同型号战斗机的操纵手感，既可以模拟轻型机敏捷特性，也可以模拟重型战机的飞行响应，甚至充当假想敌平台。这项技术大幅降低了专用假想敌战机的采购需求，在同一架飞机上完成多种机型的过渡训练，缩短改装周期，提升训练效益。

虚实结合、地空互联的综合训练生态。现代飞行训练不再局限于空中实飞，而是构建地面模拟器、空中教练机、数字虚拟战机联网的混合训练环境。地面模拟器中的数字战机，可以与空中真实教练机开展对抗演练，实现异地组网、跨平台协同训练。虚实融合训练可以在不升空条件下反复演练高风险战术科目，降低飞行安全风险，同时扩大训练规模，提升训练频次。数字工程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教练机研制，如美军T-7A依托数字化模型快速完成设计与制造，缩短研发周期，提升装配效率。

一机多能拓展，兼顾训练与低强度作战。新一代高级教练机普遍保留武器挂点，可挂载航炮、制导炸弹、空空导弹，在战时转化为轻型攻击机，执行对地支援、近距空中支援、国土巡逻等任务。对于中小国家空军，教练攻击机可以兼顾人才培养与战备执勤，用有限经费维持空中力量规模。同时，教练机平台也可衍生为无人化验证平台，用于测试机载航电、自主协同等前沿航空技术。

长征中创造性运用“运动战”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伟大战略远征，也是人民军队军事思想走向成熟、运动战战术体系完全成型的关键历史时期。面对国民党数十万大军装备精良、堡垒密布的优势，红军彻底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僵化呆板的阵地防御思维，立足敌强我弱、四面被围、无固定后方的极端战场现实，创造性运用灵活机动、虚实相生、进退自如的运动战战法。

第一，运动战是顺势而变、破局求生的必然选择。

长征运动战的全面确立，不是战术选择的偶然，而是极端弱势战场环境倒逼出的必然军事选择。长征之前，红军长期依托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相对固定的防御作战，战线稳定、战场固定、后方稳固，作战模式以阵地防御、区域歼敌为主。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僵化的阵地战弊端彻底暴露。国民党军队推行“堡垒主义”战术，步步推进、层层压缩，与红军打阵地消耗、拼兵力损耗。在教条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红军固守阵地、寸土必争、正面硬拼，最终导致根据地全面失守，红军被迫开启战略大转移。

长征开始后，战场环境发生根本性逆转。红军彻底失去固定根据地、稳固后方、补给基地和预设战场，完全陷入无依托、无补给、无固定战线、四面围追堵截的绝境。当时，国民党调集中央军及湘、桂、黔、川、滇地方军阀共计四十余万兵力，依托公路、铁路、江河天险、城镇堡垒，布设多道封锁线。正是在这样敌我实力极度悬殊、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强敌处处设伏堵截的背景下，僵化的阵地战彻底失去生存空间，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便成为红军唯一可行、唯一能胜、唯一能突围的作战方式。

第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贯穿全程。

这一准则绝非消极避战、畏敌避敌，而是以保存有生力量为根本、以创造战机为核心、以战略胜利为目标的高超军事辩证法，贯穿长征全部转战历程。

所谓打得赢就打，就是择机歼敌、见势出击、积小胜为大胜。红军在绝对劣势下，绝不盲目拼杀、绝不打无把握之仗、绝不打消耗疲惫之仗，始终坚持拣弱敌打、趁虚而打、择机而打，在全局被动中主动创造局部主动、在整体劣势中打造局部优势。娄山关战斗与遵义战役是“打得赢就打”的经典战例。二渡赤水后，红军精准研判战场态势，发现黔军战力薄弱、部署分散、立足未稳，是绝佳歼敌窗口。红军果断集中主力，快速发起进攻，强攻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连续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八个团，俘敌数千，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仗。

所谓打不赢就走，就是避敌锋芒、果断止损、主动机动、保存实力。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不利战局，红军坚决摒弃教条主义“死守硬拼”的错误思维，不恋战、不僵持、不消耗。土城战役完美诠释了“打不赢就走”的大智慧。1935年1月，红军计划在土城地区围歼尾追敌军。初期战局顺利，但战场侦察随即发现敌军兵力远超预判且增援速度极快，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如果继续硬拼，红军主力必将陷入巨大消耗，甚至面临全军被动的风险。危急时刻，红军指挥层当机立断，果断停止进攻、终止战斗，连夜有序撤出战场，四渡赤水快速机动转移。表面上看是“放弃战斗”，实则是最大程度保全主力、避免无谓牺牲、掌握后续主动的高明战术选择。

从长征全程看，红军始终做到打有章法、走有目的、打走结合、进退自如。“打”是为了消灭弱敌、补充战力、扫清障碍；“走”是为了避开强敌、摆脱包围、寻找新战机。打是手段，走也是手段，一切服务于战略转移、保存自己、最终胜利的总目标。

第三，运动战中辩证用兵、兼容并蓄，并不排斥必要的阵地战。

长征运动战以机动歼敌、灵活转战为主体战法，但人民军队的作战思维从不僵化片面，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辩证用兵。红军明确，运动战不是“只跑不打”，机动转战不是“放弃坚守”，在关键节点、关键天险、关键阻击任务面前，运动战必须配合必要、短促、关键的阵地战、攻坚战、阻击战，机动为主、阵地为辅，二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在长征突围进程中，凡是需要快速突破天险渡口、抢占战略要道、阻击追兵掩护主力的关键时刻，红军都会主动由机动状态转入短促阵地攻防状态。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战斗，更是运动机动与阵地攻坚完美结合的典范。红军长途奔袭、昼夜急行，是典型的高速运动机动；抵达战场后，红军突击队直面敌军坚固桥头阵地、密集火力封锁，果断发起正面攻坚、短促阵地突破，以精准勇猛的阵地强攻突破天险封锁。这充分证明，运动战是主体战法，必要阵地战是关键补充，二者缺一不可。

第四，运动战中多元施策，形成了一整套灵活多样的战术战法。

在长达两年的艰苦转战中，红军立足敌强我弱、地形复杂、敌情多变的战场实际，总结形成了一套系统成熟、灵活多变、贴合实战的运动战战术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战法，层层破局、步步突围。

避强打弱、择虚歼敌。红军始终精准区分敌军强弱，避开国民党中央军主力、重兵集群、坚固防线，专打装备落后、战力偏弱、孤立冒进、疲惫松懈的地方军阀部队和杂牌守军。四渡赤水期间，红军绕开蒋介石嫡系重兵，专击黔军、滇军薄弱环节，在全局劣势中持续创造局部胜利。

无后方流动作战、全域机动作战。长征是典型的无固定后方、无补给依托、无根据地支撑的超大规模流动作战。不同于国民党依托城市仓库、兵工厂、交通干线的固定后勤，红军全程边走、边打、边补给，依托沿途群众、深山地形、临时筹措保障持续作战。广大沿途群众主动送粮、带路、传情报、护伤员，形成无形的人民后方，支撑红军数万里不间断运动作战。

连续机动、连续作战、速战速决。红军战法核心是不拖沓、不僵持、不消耗。从巧渡金沙江到翻越夹金山，从乌蒙山回旋转战到川西高原机动，红军始终保持高速行军、快速接敌、短促突击、打完即撤的作战节奏，以连续机动拖垮敌军、以速决作战歼灭弱敌。

围城打援、机动伏击。红军善于通过局部围点调动敌军，在敌军增援途中设伏歼敌，打乱敌军救援体系和“围剿”节奏，多次在运动中成功歼灭增援追兵，有效减轻主力突围压力。

佯动诱敌、虚实造势、声东击西，这是长征运动战破局突围的核心绝招。红军频繁通过佯装行军、佯攻阵地、佯渡江河制造虚假战略意图，彻底迷惑敌军指挥判断。三渡赤水佯装北进渡长江，调动四十万敌军全力向西；随即隐蔽折返、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完全跳出包围圈，以极致佯动战术实现以弱破强、以巧破重。

廉者“三不取”的为政 智慧

廉洁是为政之本，取予之间最见操守。明代薛瑄《从政录》将廉者分为三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此即所谓“三不取”。薛瑄以一“取”字考察为政者的行为，又由行为深入其用心，辨明廉洁由以成立的不同理据与境界。

见理明而不妄取

“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此为廉之上者。“妄”是失其依据、逾越分寸，“不妄取”的关键在于明理，要求人明白立身之理，在具体事务中践行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原则。所明之理须常存于心、见诸行事，这便需要“敬”的功夫。敬是周代政治伦理的重要价值，周人以敬天、敬德为政治生活之要，《尚书》《诗经》多有敬慎之词。《左传》称“敬，德之聚也”，敬使人心有所主，不因外物诱惑而流于放逸。后世又将这种“敬”的意识落实于任事与临民，为政者敬其所居之位，便会认真对待这一职位所负的责任；敬其所任之事，也就会审慎运用职权，避免因一己之私损害公共职分。明理使人知道如何取舍，持敬则使这种认识在面对利益时仍能存而不失。

持敬使理常存，诚则使所明之理真实地成为自身之德。薛瑄在《读书录》中就说，“诚即五常之实理，非五常之外别有诚也”。诚并非仁义礼智信之外另有一种德目，所表明的恰是仁义礼智信真实无妄地存于心、见于行。明白仁义而未能真实践行，所知仍可能受到私欲遮蔽；诚则使人不自欺、不矫饰，让所知与所行真正相应。《中庸》将“诚”提升到“至诚无息”之境。“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以“诚”为“天之道”，又以“诚之”为“人之道”，将人的德性实践置放于天人相贯的宏阔秩序之中。天道真实无妄，人则通过“诚之”的功夫，使义理真实地落实于自身，此即“至诚无息”。《中庸》由“不息”言“久”，由“久”言“悠远”，继而推至“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至诚见于日用而不息，久而积厚，渐至悠远，人的德性实践也由一己之修养见于人事，并通过事业、教化与文化慧命传承绵延开来。人的政治生命和自然生命莫不有终始，德业却可由诚之不息而与天地参。

不妄取，乃是“无所为而然”，正可以从敬与诚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无所为”是说心中没有额外的计较与矫饰，所行只因义理本当如此。《孟子·万章上》论伊尹“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左传·襄公十五年》载子罕“以不贪为宝”，所强调的都是以义理安顿取舍，敬使此心有所主，诚使所明之理真实无妄；理既明于心，面对非分之物，无须借助额外的利害计算，不贪、不取本是自然依理而行的表现。对为政者而言，明理、持敬、存诚贯通于一身，自敬其身、自重其位，公器不可私用、非分不可妄求，便会成为真实持久的德性要求。这种从容不迫、依理而行、无所计较的状态，才是廉者之“上”。

尚名节而不苟取

“尚名节而不苟取者”，重点在一个“苟”字。苟者，轻率随便，见利而忘其所守；不苟取，则是于取予之间持守分寸，不因一时之利损害平生操守。薛瑄所论这一类廉者，近于孔子所言狷者，孔子曰，“狷者有所不为也”。狷者或未臻中行，却能守住志节，明白人生自有不可为之事。名节之“名”，因节而立。一物之得，难以偿一节之亏，所取虽微，却会使平生所守由此受损。

对名节的珍惜，源自羞耻之心的养成。《论语·为政》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刑申明禁戒，使行为有所遵循，德、礼则涵养羞耻之心，使规范获得内在支撑。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常以“刑”“德”概括禁戒与教化两种治道，刑用以申明禁令，德用以涵养人心，薛瑄所论“不苟取”，厚植于刑德的精义之中，体现了德礼教化涵养知耻之心的作用：法律戒惧对应“民免而无耻”的层面，名节自持则通向“有耻且格”的境界。《后汉书》所载杨震“暮夜却金”之事，正可说明这一点。名节能够约束取予，是因其已成为为政者立身的一部分，“不苟取”由此体现为知耻自重的操守。

廉洁之行，或出于畏法守禄的戒惧，或本于珍重名节的自觉。为政者若仅止于畏法，则一旦法网疏漏或禄位无虞，廉德便可能动摇；若能尚名节，则“不取”成为人格自重与价值认同，廉洁方能稳定持久。一个人以公共职分为重，以所任之事为责，便会将以权谋私视为有亏人格、有负职守之举。此种“不取”已非单纯出于畏惧惩戒“不敢”，而是近于道德自觉层面的“不屑”。故而能以“耻”代“惧”，体现为一种道德人格自重和政治身份自觉，进而以超越政治生命甚至个体生命的更加长远的眼光检视言行。“不苟取”的深层意义，在于将廉洁从单向的律令规范，提升为行为约束与德性养成彼此成就的综合过程。敬其位、重其德，方能在一时利害之外，守住清廉的底线。

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

“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所揭示的，是法纪对非分之欲的约束。法纪使人知所趋避，首先在于划清取予的边界。《管子·明法解》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度如规矩准绳，使为政者知道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也使权力的行使有所遵循。边界既明，还须赏罚立威。《商君书·赏刑》说：“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刑罚所求，在于使人因知其必至而不敢犯禁，令行禁止，侥幸之心才无从萌生；执法森严，方能杜绝机会主义行径。“不敢取”之成立，在于违法必被追究、越界必有代价。

刑罚的作用不只在惩治违法之举，更在使人预知后果，不敢轻试。法纪具备这样的威慑，才能把外在禁令转化为临事之际的戒惧。面对非分之利，为政者心中或仍有所欲，只因畏惧法纪、顾惜禄位而强自止却，故薛瑄称其为“勉强而然”。《韩非子》所载公仪休嗜鱼而不受鱼，正可见这种戒惧。公仪休为鲁相，国人争相献鱼，他却一概不受，并解释说：“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受人之鱼，便可能受制于人，继而枉法失位。公仪休并不讳言自己嗜鱼，但他深知一鱼之取可能招致的后果。有所欲而不敢取，以利害后果为依据，却足以节制欲念、约束行为，使人不至逾矩。

法纪之用，正在于使有欲者不敢妄行，使存有侥幸者不敢轻试。法纪把“不取”的要求落实为共同遵守、违者必究的规则，使个人欲念受到限制，避免权力因一时之私而被滥用。

“三不取”，据其背后用心可分出三种境界：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是依靠外在惩戒形成的约束，重在止恶避过；尚名节而不苟取，则已进入对自身声誉与人格的珍重；见理明而不妄取，是对义理的透彻体认，使不取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三者由外而内、由惧而敬、由名而理，构成廉洁行为的多层理据。

《礼记·乐记》所言“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与之相得益彰。礼乐政刑虽各有专司，却同属治道一体；为政者若能因时因势而兼用，则德化不流于空疏，明察不陷于苛细，政令不趋于严酷，三者相济而治理得以通达。由外在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进至廉洁操守的自觉养成，再升至超越一时一世的道德信念，三者共同勾勒出传统政德的完整视野。“三不取”的廉政境界，还可与当代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路相互参照。古人分别从惩戒威慑、名节自持、义理自觉三个维度思考廉洁养成，其重法度、尚德操、明义理的思想，对今天筑牢惩治、制度、思想道德三道防线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莫愁”何处来

在以“山水城林”著称的南京，莫愁湖无疑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今日的莫愁湖地处南京主城西南，是主城区内仅次于玄武湖的第二大水面。湖畔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堤边杨柳依依，风景别致。翻检南京的地方史志可知，至少自明清以来，莫愁湖始终深度参与着城市生活。有明一代，此湖一直属魏国公徐达家族所有，为其私家汤沐之邑。明清鼎革后，湖区对公众开放，成为南京城边质量优良的休憩之所。待到乾隆南巡以后，在南京丁忧的清廷官员李尧栋捐俸修葺湖畔建筑，更作棹歌二十首，引得当时金陵名人如袁枚、姚鼐等纷纷唱和，传为一时盛事，莫愁湖更一举获得“金陵第一名胜”的美誉。及至太平天国以后，莫愁湖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凝聚了地方认同，跃升为南京士人集体心性的载体，成为极具代表意义的城市文化符号。

明代以前的莫愁湖是何种状态？有趣的是，很长时间以来人们竟对此一无所知。明代以前的莫愁湖于史难征，其实早在清代就已被发现——清人金鳌在《金陵待征录》中便曾指出：“莫愁湖，宋元志无言莫愁湖者，言之自《应天志》始。”当然，金鳌所论仅仅是半对半错。对的一半，是宋元方志中确实没有出现“莫愁湖”的踪迹；而错的一半，则是莫愁湖名首次出现在文献中，并非万历年间的《应天志》。检审南京历代方志可知，在正德十五年成书的《正德江宁县志》第二卷“川泽”所附“湖坝”中，才终于出现了“莫愁湖”三个字，并对其进行了简单介绍。除却地方志外，较早提及莫愁湖的文学作品，则有明代南京画家史忠所作之《赏莲》，诗云：孙楚楼寻淮水畔，莫愁湖在石城西。史忠生于正统年间，正德中后期尚在世。可见在明代前期，莫愁湖之名，确实尚未载诸史籍。换言之，莫愁湖名称得到官方认可的时间，不会晚于明朝正德十五年。

莫愁湖何以得名

明代以前的莫愁湖是尚未形成吗？实则不然。明代以前，莫愁湖水体当已形成，只是尚未获得“莫愁湖”之名罢了。以此，解决问题的思路便转向了莫愁湖的“冠名”缘由——南京莫愁湖究竟如何得名，得名时间又在何时？

在晚清甘元焕编纂的《莫愁湖志》中即专设“湖名”一目，罗列了自五代《旧唐书·音乐志》以来直至清人金鳌《金陵待征录》等诸多文献中有关此一问题的诸多看法，只是众说纷纭，颇显芜杂。然有一点可以确定，即莫愁湖的得名与莫愁女传说故事联系密切。但史籍文献中的“莫愁”，多指向作为人物形象的莫愁女，而非自然景观莫愁湖。同时，即使文献中提及莫愁湖，也与南京无关，而指代坐落于汉水流域之湖北钟祥的莫愁湖，且其得名亦本自当地流传的莫愁女传说。

那么汉水流域的莫愁女、莫愁湖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事实上，它们才构成了“莫愁”符号的缘起。先是，汉魏民歌中已出现“莫愁”两字。南朝乐府《莫愁乐》中便有“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的诗句，描绘了一幅少年男女依恋不舍的情爱生活，其中的女主角，就是名唤“莫愁”、颇善歌咏的女子。

因乐府民歌的广为传唱，莫愁女逐步声名远播，李贺、李商隐、刘禹锡等人都曾将其身影援引至自己的创作之中。以此，文士们在调用“莫愁”意象时，往往由乐府诗中的“莫愁石城西”一句生发，将这个本自湖北钟祥汉水流域的莫愁女唤作“石城莫愁”。终于，到了宋代的周邦彦笔下，莫愁女的人物形象愈发饱满，甚或发生了变容。且看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伤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可以看出，是词出典繁多。尤其词中“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一句，是对莫愁女的直接咏叹。相较于从唐诗中所出的大量典故，此句的原典更早一些：它是对“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的改写。然乐府诗《莫愁乐》反映的是中古时代汉水流域的社会风貌，宋人洪迈更在《容斋随笔·容斋三笔》中直接判定“莫愁者，郢州石城人”，那么，汉水边的莫愁女如何与南京产生了关联？

“莫愁”落户金陵的偶然与必然

周邦彦将莫愁女和南京联系到一起的原因简单而直接。乐府诗《莫愁乐》的前两句为“莫愁在何处，莫愁石城西”，而南京的别称，正是来源于石头城的石城。以此，周邦彦在并不明了《莫愁乐》诗歌背景的情况下，仅凭字面意义对乐府诗进行理解，却在一念之间将汉水流域的文化要素隔空嫁接到了南京的文化场域中。甚至可以认为，唐代温庭筠的《西州词》亦对周邦彦的误判起到了推波助澜之效——其中诗文“悠悠复悠悠，昨日下西州。西州风色好，遥见武昌楼……艇子摇两桨，催过石头城”显然本自《莫愁乐》，而“石头城”一词，又确易造成误会了。无论如何，周邦彦之作实可谓阴差阳错的拼合，洪迈即就此明示道，“近世周美成乐府《西河》一阕，专咏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系’之语，岂非误指石头城为石城乎”，王楙亦言，“有两石城，一在金陵，一在竟陵。在金陵者，即左思所谓戎车次于石城者也。在竟陵者，即莫愁所居之城也。而周美成词乃以金陵石城为莫愁事用，无乃误乎！”当然，犯错误的宋人亦不止周邦彦一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亦曾在咏叹南京名胜赏心亭的诗歌中感慨“楫迎桃叶家何处，桨送莫愁人已非”，显然是将莫愁女与六朝南京的另一位佳丽——桃叶进行了对仗。

由此可见，莫愁意象与南京产生关联，甚是巧合：“金陵莫愁”的产生，完全源于周邦彦的一首词，甚至是由周邦彦对文学典故的误读所致。然而若是“将错就错”、细细品味的话，也不难发现，将南京城西的秀丽小湖命名为莫愁湖，确也符合文人们的集体心态与南京城市的文化底蕴。“莫愁”之所以能够作为地景与地域之间联系的纽带，诠释南京的城市性格和地域气质，关键在于历史上屡仆屡起、政治命运充满沧桑之感的南京城，不是没有愁，而是愁太多了。一个没有“愁”的地方，不会对“莫愁”之劝慰如此在意与珍视。换言之，生活在南京这座城市里的人，便自当“有愁但莫愁”“化愁为不愁”，这成为莫愁最终定位在南京的关键。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体察百情，方寸自明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规定各司属官职能的《诸司职掌》颁行天下，其中收录了一份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制定的文件——《敕谕授职到任须知》（简称《到任须知》）。朱元璋将此文定位为“入官之法”，共开列三十一项事务，要求新上任的府州县官在上任前先行阅读领会，在到任之日向前任官员、主要属官以及下属单位主要办事人员逐项咨询，做到“诸物诸事明白件数须知”，并且叮嘱要严格遵行，不能视作一纸虚文。《到任须知》既是明初整饬吏治的一项制度设计，也是一份操作性极强的基层工作指南。明史专家方志远指出，科举出身的官员长于经义而短于吏事，面对基层治理往往“一窍不通”，《到任须知》正是为弥补这一缺失而作，堪称“明朝国家权力行使的重大进步”。

清单思维。《到任须知》最鲜明的特点，是将纷繁复杂的地方治理，化约为一份条目清晰、可逐项落实的清单。三十一项内容大致可归为三类：察事、察物、察人。察事，即熟悉政务运转情况，包括祭祀、救济、司法、土地钱粮、行政文书、下属官员、下属单位等。察物，即掌握资产与物产存有情况，包括仓库库存、牲畜粮储、各类税收、工场矿场、公房公物等。察人，即了解当地各色民情，包括儒士学生、耆宿老人、孝悌典型、本籍官员以及恶霸讼棍、游民术士、犯罪人员等各种类别。朱元璋指出：“若提此纲领，举是大意以推之，诸事无有不知办与不办。”按照《到任须知》所列各项一一办理，并依据其中精神举一反三，可以帮助新任官员快速掌握当地世情物情民情，获得可靠的施政依据。

贯穿三十一项的，是“若干”“各开”两项工作要求。前者要求掌握具体数量，后者要求分门别类、逐一开报。比如第十五项“水产税收”，要求列出境内产鱼湖泊共有几处、每处鱼湖位于何地、每处鱼湖每年收入税收多少，将税收数据与税收产生位置相关联，提高数据的可信度。又如第十九项“公物”，要求列出办公场所、住歇场所、公用器具，需要具体到公厅、厢房、门屋、后堂的具体间数，以及桌椅、褥垫等物什的具体件数。如果有短缺、损坏，需要及时修理；如果有故意毁坏，需要追究责任。此外，在交接时要注意清扫干净、交割明白，在使用时要注意爱护，避免加重民众负担。虽然这些规定有些琐碎，甚至有些“蠡俗”，但富有现实感与操作性，本质上是要求新官到任前先做一次全面的情况调查——不靠道听途说，要靠逐项核实、用数字说话。

安民为本。《到任须知》的排序与内容贯穿着以安民为旨归的治理理念。洪武十年，朱元璋在派出监察御史巡按州县时指出：“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位于前三项的，分别是“祭祀”“救济”和“录囚”。“祭祀国之大事，所以为民祈福”，要求新任官员知晓祭祀日期场地，备齐用具，保持洁净，秉持诚敬的态度按时进行，以达到祈福安民的目的。“救济”，要求掌握养济院这一官方慈善机构的基本情况，知晓收养孤寡老弱具体数量、吃穿用度具体开支，并要求新任官员亲自逐一核对检视、进行慰问，充分彰显国家抚恤救济的本意。因为刑狱事关生死，所以在上报祭祀情况之后就要进行“录囚”，即清点在押囚犯数量、整理案件审理情况，要求详审已决之案、细察未决之囚，务必做到事理通顺、判决公平，避免出现冤案错案、长期不决等情况。

《到任须知》十分重视乡里老人和孝悌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第二十二项“老人”，要求了解本地老人有多少、是否贤德等具体情况，聘请其中“年高有德、谙知土俗、习闻典故”的老人担任耆宿一职，向他们咨询百姓疾苦、施政举措。后来，朱元璋将耆宿制改为里老制，承担处理民事争端等基层事务。第二十三项“孝悌”规定，如果前任官员没有能够明察，那么新任官员在到任当天就要寻访“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进行详细统计。对于还没有受到政府表彰的，要亲自访查核实情况，层层上报申请旌表，以达到移风易俗、激劝善良的效果。

除正面引导外，《到任须知》在除奸去恶方面也毫不含糊。在最后六项依次要求统计把持公私事务、挑起诉讼争端、诈骗欺压良善的“恶霸讼棍”，为非作歹、蛊惑百姓、有酗酒赌博等恶行的“游民术士”，籍贯在本地的犯罪革职官员，本地已被处决的死刑犯，本地有犯罪前科的“警迹人”等，共六类人群。对于上述人等，分类登记，列入簿册，使“恶者知惧不敢为非”。同时，《到任须知》也提醒务必做到详细核查缺人实情，避免反复排查产生扰民的弊端。

上任之要。作为新官上任的指南，管理下属是《到任须知》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察吏”，掌握下属吏员总数，按照内设机构六房一一查明主事吏员和辅助办事的吏员数量，并且对他们的办事能力、工作态度进行考察，“以示惩劝”。新官上任，首先得弄明白谁在什么岗位上、干得怎么样。其次要“治吏”，保持各部门吏员任职稳定，长期从事某项具体事务，使得“知事首尾，容易发落”。禁止频繁调整吏员任职，避免出现业务不熟导致工作不顺、请托调动带来徇私舞弊等问题。再次要控制“诸色衙役”的数量，即统计随行侍从、监狱看守、基层治安等人员数量，避免超额滥设的弊政。最后要重视后备队伍的选拔培养，关注本地的儒士，考察其是否有精通典籍、文章写作、管理百姓、具体办事等方面的才干，既可以向他们咨询请教，也可以举荐任用。

做好前任后任交接工作，是《到任须知》特别着意的一点。第五项“朝廷政策”，要求做好文书交接，整理既往收到的圣旨、制书，以及根据其制定的榜文、告示等文书。对于其中缺损不全的，要想办法寻访抄录，按照规定妥善保存。要通过认真研读领会每一条规定的核心要义，梳理已经实行和尚未施行的上级要求。第八项“处事”，要求做好事务交接，将上级来文布置的工作和本级单位常规工作分为已经完成、已经施行但尚未完成、尚未施行三大类别，要求分类统计、各令开报。对于尚未完成的工作，要求分轻重缓急，先后督促完成；对于尚未施行的工作，要求立即施行，避免“沉匿稽迟”、耽误公事。这是非常明确的新老交接制度——不许“得诏书但挂壁”，不许“新官不理旧账”，前任未完之责，后任必须接续办理。

《到任须知》是明初朱元璋制定的庞大且细密的行政规则中的一角，与《供报须知》《教民榜文》等文书，与里甲、申明、旌善等制度一道，构成了完整的基层治理框架。其中重典治国、官吏分途等富有时代印记的内容早已远去，但其中先知情后施政、清单思维、安民为本、重视队伍建设和前后交接等内容，仍然体现着重要的治理智慧。为政之道，千头万绪，而做好调查研究，至今仍是成事的前提。

用党建链串起产业链致富链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地处乌蒙山区腹地，拥有丰富的筇竹资源，有着“中国筇竹之乡”的美誉。然而长期以来，竹产业经营主体“小散弱”，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守着“宝山”过穷日子的困境一度难以破解。近年来，大关县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深入实施“产业链党建联盟行动”，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聚在产业链上、让群众富在产业链上，构建起“基地培育+加工园区+新型主体+农户+商旅文”的筇竹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走出了一条园村联动、以竹富农的振兴新路。目前，全县筇竹面积达106万亩，2025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31.11亿元，19万人直接受益。

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重塑产业组织形态

产业“小散弱”的根源，在于组织化程度低。大关县从组织体系破题，成立由县委书记、县长任双组长的竹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书记抓竹产业机制，把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县委组织部按“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优势互补”原则，建立12个产业链党支部，覆盖36家龙头企业、78家合作社、210户党员示范户，推行组织共建、资源共享、事务共商、品牌共创机制，靶向解决技术、融资、销售等难题。

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带来的不只是组织覆盖，更是产业组织形态的重塑。细沙村筇竹产业链党支部成立后，将6家合作社、2家加工企业的力量整合到一起，统一采收标准、统一对接市场，笋干价格从每公斤40元提高到60元，2025年全村竹产业产值突破2000万元，户均增收1.2万元。在木杆镇，全镇建成连片筇竹基地102个，引育涉竹企业11家，年产值超2亿元。实践证明，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不仅解决了单个经营主体“办不了、办不好”的难题，更在分散的农户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激活共富动能

大关县推行“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构建租金、薪金、股金多元增收格局。翠华镇兴隆村党总支盘活9550亩天然筇竹林资源，通过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实施科学承包与合作经营，推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突破50万元，村民同步获得租金、薪金、股金“三金”收入。木杆镇旭红专业合作社创新设立“家庭微工厂”模式，将部分竹材初加工环节分散到农户家中，有效吸纳留守妇女等群体灵活就业，一位行动不便的村民通过此模式每月稳定增收5000余元。

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增值效应正在持续释放。一位返乡创业的居民在镇党委支持下创立竹文化科技公司，带领团队研发100余种纯手工竹制品，推广“以竹代塑”新产品，年产值超2000万元，带动15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从卖原竹、卖鲜笋到卖竹制品、卖竹文化，一根竹子的价值链被不断拉长。目前，全县建成23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培育15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10万元，其中50万元以上的村有12个。

加强组织保障增强产业韧性

产业要跑得快，更要跑得稳。大关县把服务嵌入产业链每个环节，做好“护航”工作，让竹农和企业“轻装上阵”。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对筇竹笋实行保护价兜底收购，大关县筇竹笋价格由2018年的每公斤4至6元稳步攀升至每公斤14元。在基层党组织协调下，县内3家银行开发了“筇竹贷”业务，采取“党组织+集体经济+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开展涉竹经营主体混合股份制改革试点，有效解决了资源不均、资本不厚、渠道不畅等问题。

优化技术服务，夯实人才支撑。大关县邀请竹产业专家开展技术讲座200余场次，培训1.9万余人次，成立党员技术帮扶小组，现场指导种植管护。全县产业链集聚180余名党员技术骨干，带动培育500余名“土专家”“田秀才”，党员示范户平均带动15户农户致富。大关县还将产业链党建纳入述职评议考核，选派35名熟悉产业发展的年轻干部任“第一书记”，建立党建联盟和乡土人才工作站“双轮驱动”机制，从产业骨干中培育党员、从党员中培养带头人。2025年以来，产业链新发展党员46名，80%以上为产业骨干。

经过持续努力，大关县的筇竹从一根“烧火棍”摇身一变成为一条“金链条”。大关县深刻认识到，以党建链串起产业链、致富链，关键在于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用组织的力量把分散的资源聚起来、把断裂的链条接起来、把缺失的服务补起来，真正让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秦万军 向德强）

用心用情做好谈心谈话工作

谈心谈话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对国有企业而言，谈心谈话既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也是密切联系职工的桥梁纽带。安徽省宿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宿州市局）用心用情做好谈心谈话工作，经过不懈努力，违规违纪案件数量不断下降，信访问题得到化解，投诉举报持续减少，职工满意度显著提升。

及时了解职工思想动态

思想问题最初往往是细微的、隐性的，如果未能及时发现和疏导，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谈心谈话是解决这些思想问题的重要手段。把谈心谈话做到位，要及时了解干部思想动态，发现苗头性问题。管理者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等职工上门，而要主动走到职工身边去。宿州市局将“治未病”理念引入谈心谈话工作，建立谈心谈话机制，坚持预防为主、抓早抓小，通过经常性的关心问候、常态化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帮助职工化解心结、舒缓压力，让每一位职工感受到温暖。

在回应诉求中补齐管理短板

针对职工谈心谈话中提出的各类诉求，宿州市局在实践中坚持“三解”原则。一是“解决问题”，能解决的问题立即解决，不让问题过夜；二是“解释原因”，做到耐心解释，把道理讲清、政策讲透、关怀送到；三是“解开心结”，倾听职工心声，虚心接受批评，帮助职工释放情绪、解开心结。

谈心谈话工作不能仅停留在解释和说服上，还要在谈心过程中查找管理短板，优化管理服务。通过一次真诚的谈心谈话，发现制度漏洞、管理不足，实现“解决一个问题、完善一项制度”的良性循环。宿州市局搭建“民意荟”意见建议反馈平台，畅通诉求反馈渠道，并深入一线以“四不两直”方式开展调研，广泛听取职工意见建议，让诉求回应有速度、有温度、有质量。

把握关键节点开展谈心谈话

思想问题往往集中发生在关键节点，把握时机介入，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宿州市局重点把握四个“必谈”：岗位调整时必谈，帮助职工厘清职责定位、明确努力方向、防范廉政风险；思想波动时必谈，找出根源、答疑解惑，及时疏导职工情绪；生活困难时必谈，帮助职工纾困解难，主动送去组织关怀；有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时必谈，第一时间提醒纠正。

落实谈心谈话，不能只关注重点岗位、重点群体，而是要覆盖全体职工。基层职工思想活跃，苗头性问题不易发现，需要早谈话、早发现、早纠正，防患于未然。同时，也要减少重复性、无实质内容、非必要的谈话，避免职工产生消极应付情绪。

改进谈心谈话方式方法

谈心谈话不能以频次论高下，关键要看是否真正交心。谈心谈话的目的是掌握职工的真实想法和思想困惑。宿州市局探索建立“调研摸底—内容设计—场景营造—沟通引导—跟踪落实”的完整链条，把功夫下在谈话之前。做实前期调研摸底，提前掌握谈话对象的工作状态、家庭实际，找准沟通切入点。精心设计谈话内容，围绕主题设定话题，避免东拉西扯、漫无目的。选择适合的谈话形式和场所，对于干部任免、警示教育等情形，严肃谈话形式；非正式漫谈则不拘泥于场所，努力创造宽松的谈话环境。注重沟通方法，多听少说、先听后说，态度诚恳、刚柔并济，让每一次谈话都是心灵的沟通。

宿州市局注重加强培训，不断提升党员干部谈心谈话的能力素养，使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谈心谈话的重要性，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掌握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和沟通艺术，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以诚待人，让谈话对象放下顾虑、敞开心扉、坦诚相见。

在谈心谈话中汇聚智慧力量

谈心谈话是向基层问计问策的重要过程。一线职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最了解市场变化、客户真实需求，是企业制定政策、谋划发展、作出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

宿州市局建立了合理化建议反馈机制。对于可以立行立改的意见建议，明确责任部门、落实岗位、完成时限，由办公室跟踪督办，由信息化系统提醒催办，办理过程在信息化交办平台一目了然。对于需要组织研究的重要发展问题，按季度、年度汇总，提交党组会议审议，为下一步发展提供思路和决策参考。

完善谈心谈话长效机制

宿州市局持续完善谈心谈话长效机制，推动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厘清谈什么、怎么谈、何时谈、在哪谈等关键问题，明确各级干部谈心谈话职责，梳理各类谈话场景，实现职工全覆盖。通过及时跟进处理、系统复盘总结，持续优化改进，谈心谈话机制逐渐成熟，成效也比较明显，队伍思想水平得到提高，干部工作作风有效改进，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

宿州市局将坚持以真心换真话、以真情解心结，把思想疏导、政策宣传、人文关怀、监督提醒融为一体，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作者单位：安徽省宿州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以全员创新汇聚高质量发展合力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济南市长清区供电公司，聚焦公司和电网发展中的各类难题，以全员创新汇聚高质量发展合力，获评济南市全员创新企业。建成并启用山东省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动驻地高校和高新技术企业提升创新效率，被中国能源研究会授予“科技成果孵化高价值创新平台”称号。在多年的创新攻坚实践中，先后荣获中国职工技术协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成果”等4个同级别奖项，以及省级管理创新成果等多项奖项，以持续增强的科创动能推动公司和电网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