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审判：清算日军在菲律宾战争罪行
□ 储欣予
二战后，盟国在亚太各地建立军事法庭，对实施屠杀、虐俘等战争暴行的乙丙级战犯进行审判。其中，1945年10月至1947年4月，美国在菲律宾马尼拉实施的审判因涉及“巴丹死亡行军”、马尼拉大屠杀等重大惨案而为人所知，史称马尼拉审判。日军在菲律宾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因此成为战后首位因“指挥官责任”被处死的日军高级将领。
日军主要罪行：对美军战俘和菲律宾平民的暴行。菲律宾自1898年美西战争后长期处于美国殖民统治之下。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随即对菲律宾展开进攻，1942年5月占领菲律宾全境。日军的占领统治破坏了菲律宾原有的经济秩序，激起强烈的反日情绪，当地民众与美军残余部队利用地理优势联合开展抗日游击活动。日军为清剿抗日武装大肆屠杀平民，实施报复性镇压，由此造成大量针对平民的战争暴行。1945年2月马尼拉战役期间，日军更是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对平民实施系统性的屠杀、强奸和纵火，蓄意破坏医院、学校、宗教场所等民用设施，严重违反战争法规与国际人道法。据战后调查，共超过10万名菲律宾平民在屠杀中遇难。
美军早在莱特岛登陆战期间，便开始就菲律宾地区日军对美国人和菲律宾当地民众的战争暴行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以战争犯罪搜查班搜查官报告的形式提交至总司令部。日军投降后，美军在各地开展对战犯的抓捕行动，14万余名受降日军在战俘营接受当地民众的指认，被指定为战犯嫌疑人的官兵被集中至吕宋岛第一战俘营接受审讯。
根据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制定的《战犯审判条例》，马尼拉审判由美国陆军第六军司令官沃尔特・克鲁格召集军事委员会构成，被告有权自行选任辩护律师或由军事委员会任命。军事法庭无再审环节，司令官根据法务官所作事后审查书判断判决结果是否合适，量刑过重者予以适当减刑，死刑则需要得到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本人同意方能执行。
审判自1945年10月开始至1947年4月结束，共审理案件87起，起诉战犯237人，罪行内容大致可分为对美军战俘的暴行和对菲律宾当地平民的暴行两类，其中对当地平民的暴行占70%。此类指控往往不止停留在施暴虐待层面，被告大多涉嫌参与或指使部下杀害多人，受害者人数动辄数十甚至上百，一旦罪名成立大多量刑较重。因此，从整体判决结果上来看，马尼拉审判与横滨、上海等地的美国审判相比，有死刑率高和死刑减免率低两点突出特征。237名被告中有罪判决195人，其中91人死刑，执刑69人。
审判山下奉文与本间雅晴：“指挥官责任”原则的适用。1945年10月8日，美军在菲律宾马尼拉设立军事法庭，对原日本陆军第十四方面军司令官山下奉文提起公诉，这也是战后同盟国针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第一场公开审判。检方指控山下奉文在1944年至1945年菲律宾战役期间，身为方面军司令官未能有效约束所属部队，致使日军在马尼拉及菲律宾其他地区大规模屠杀平民、虐待战俘，实施抢掠和破坏等严重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面对大量人证物证，山下奉文辩称在战局崩溃、通信中断的情况下自己无法实际指挥各部队，对其部下所犯罪行毫不知情，亦未下达命令。法庭驳回辩方异议，最终认定山下奉文作为菲律宾地区陆军最高指挥官负有防止及制止部队实施战争犯罪的义务，即使未直接参与犯罪，也应对部队实施的暴行承担刑事责任。1945年12月7日，法庭判处山下奉文绞刑。
1946年2月，就山下奉文案的种种分歧意见，盟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表态称“本案诉讼程序严格遵照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找不到任何可以减刑的事实”，批准军事委员会的审理结果和死刑判决。此后山下奉文的辩护律师又向白宫提出赦免请求，但被美国总统杜鲁门驳回。1946年2月23日凌晨，山下奉文在马尼拉以南30公里的洛斯巴尼奥斯监狱被执行绞刑。
马尼拉军事法庭审判的另外一名日军高级将领是原日本陆军第十四军司令官本间雅晴，法庭指控其任职期间麾下部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1942年4月，巴丹半岛的美菲联军近8万名官兵向日军投降后，被迫徒步约120公里前往吕宋岛中部的奥唐奈战俘营，途中因饥饿、疾病、殴打、枪杀和酷暑等原因造成约1万人死亡，“巴丹死亡行军”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严重的战俘虐待事件之一。本间雅晴在庭审中辩称押送战俘的具体事务由下级部队负责，其本人既未下达虐待命令，也未预见押送过程中会发生如此严重的伤亡。然而，大量证据表明本间雅晴明知暴行发生却未加阻止，例如有证人称运输被虐待致死的战俘尸体时曾目击其在现场与日本军官交谈。检方认为，本间雅晴作为司令官对战俘的收容、运输和管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部下实施暴行，已构成严重失职。1946年2月11日，法庭判处本间雅晴死刑，同年4月3日在菲律宾洛斯巴尼奥斯执行枪决。
“上级命令不免责”：对日军下级将士的追责。“上级命令不免责”指不能以所犯罪行系奉上级命令为由免除被告的罪责，该原则在马尼拉审判中的意义尤为重大。马尼拉军事法庭审理的案件中半数以上是日军对当地平民的虐杀，但由于二战后期日军战事失利，且菲律宾地区抗日游击活动激烈，许多担任现场指挥官的中上级将校在战斗中死亡，导致战后站上法庭受审的多为步兵部队的下级将校和下士官。这些被告为了逃脱罪责以“服从上级命令”为理由提出抗辩，把责任全推给已经战死的上级军官。倘若这些罪行得不到严正的惩处，或仅仅因为狡辩和伪证就得以从轻发落，那么战犯审判的意义也将大打折扣。法庭在《战犯审判条例》中援用了“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大量中尉以下将校及下士官因为实际参与对平民的虐杀或协助施暴，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至死刑不等，重刑率不亚于因指挥官责任被问罪的中上级将校。
在平民虐杀案的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普遍以“服从上级命令”为抗辩的重点。如导致近500名菲律宾平民惨死的“荻野案”，日军第十四军所属藤重兵团下辖的市村大队在吕宋岛内湖省以讨伐抗日游击队为由大肆屠杀当地居民，战后共有9名相关人员被马尼拉军事法庭起诉，主犯荻野顺平陆军少尉被判处死刑。法庭上，被告与辩护律师妄图编造一个去向不明的“现场指挥者”武本队长，暗示一切行动皆系该队长指挥，荻野等人只是服从上级命令。针对被告的辩护策略，检方的应对方式是把询问重点从“谁是现场指挥者”转移至“荻野实际上做了什么”，通过烦琐的询问表明即便被告不是命令下达者，但在整个屠杀行动中表现积极，实际参与并推动暴行实施，且在过程中丝毫没有道德上的挣扎。此举检证了被告在平民虐杀案中的个人作用及对暴行的态度，否定了能因“服从上级命令”酌情减刑的条件，最终促使法庭作出严厉且不失公正的判决。
马尼拉审判的深远影响。与惩处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相比，马尼拉审判长期以来受到的关注相对有限，通常仅因著名的山下奉文审判而为人所知，但其在国际刑法发展历史以及战后国际秩序重塑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推动了“指挥官责任”原则的成型。山下奉文审判不仅揭开了战后同盟国乙丙级战犯审判的序幕，更是现代国际司法实践中适用“指挥官责任”原则的重要先例，即高级军事指挥官因未能有效监督、控制所属部队而应对部下暴行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后来被《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以及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广泛继承与发展，成为现代国际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在平民屠杀暴行中的适用。在命令权责关系不明的屠杀案件中，被告往往以“执行上级命令”为借口，试图将个人行为置于军事组织体系之中，以此减轻或免除自身责任。而检方则跳出命令者和服从者的二极思维定式，把被告作为单独的犯罪主体，检证其在平民虐杀事件中的行为及作用。该原则与“指挥官责任”原则相辅相成，既实现了对各级指挥官的追责，也明确了暴行直接实施者的个人刑事责任。
其三，惩处了大量日军对菲律宾当地平民的战争暴行。战后许多盟国审判更侧重日军对欧美战俘的暴行，部分殖民宗主国主导的审判呈现出浓厚的本位主义倾向，优先为本国受害者伸张正义，忽略了殖民地本土平民的苦难与牺牲。而马尼拉审判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全面追诉日军对包括华侨华人在内的菲律宾当地居民的战争暴行，体现了战后盟国严惩法西斯罪行、维护国际人道原则以及人类共同和平的精神。
原文 ↗
以整体史观为西方解读“华夏世界”
□ 田语
谢和耐被中国著名学者耿昇称为“法国当代最著名的汉学家”，曾任巴黎第七大学汉学教授、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在欧美汉学界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谢和耐的研究涉及中国历史、中西文化比较、敦煌学等领域。通过融新入旧的汉学研究方法、体大思深的中国通史写作，以及文化比较带来的真知灼见，谢和耐提倡的整体史观及研究，为历史悠久的法国汉学带来新气象，也为西方客观了解中华文明打开了一扇窗户。
融通法国汉学传统与年鉴学派学风。谢和耐的学术起点深深扎根于法国汉学的沃土。他的导师戴密微是当时的法国汉学领袖，以精研敦煌文献著称于世。从导师那里，谢和耐继承了法国汉学重视原始文献、重视文本细读和名物考证的真功夫。
如果说戴密微教会谢和耐细致入微的文献学功夫，那么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则教会了他如何理解宏观的历史。布罗代尔倡导一种长时段、宏观性、整体性的史学研究，鼓励打破政治史的局限，从囊括经济、生活、风俗、气候、地理等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整体史”来呈现历史的全貌。谢和耐与布罗代尔私交甚笃，深受其影响。
1959年，谢和耐出版专著《南宋社会生活史》。该书依据《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代文献开展扎实文本考证，同时将南宋临安的城市格局、娱乐百态、衣食住行等纳入全景考察的视野中。展阅该书，读者仿佛穿越时空，窥见西湖边的酒肆茶坊、元宵灯市的摩肩接踵、勾栏瓦舍中的说书艺人。这部作品在国内外学界有着较大知名度，被誉为“一部关于中国宋代社会史的开创性、高水准的普及作”，也体现出谢和耐融通法国汉学传统与年鉴学派学风的日渐纯熟。
写就西方汉学界“中国通史的扛鼎之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布罗代尔向谢和耐约稿，希望他为法国读者写一部中国通史。当时，西方世界对中国充满了偏见与隔膜，谢和耐深感有责任为这个被误解的文明古国正名。1972年，被汉学家戴密微誉为“目前以所有语言写就的中国通史中最好的那一部”的巨著——《中国社会史》问世。
在750多页的篇幅里，谢和耐的笔触由文明蒙昧之初一直讲到新中国成立，在长时段的考察中将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技术、生活、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关系等领域的问题熔为一炉。从这种整体史观出发，他摒弃了中国通史惯常的以王朝更迭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将中国史分为“上古时代”“军人帝国时代”“官僚帝国”“近代”“当代”五个阶段，突出文明形态的深层转型。在探讨中华文明的发展动力时，谢和耐强调技术对“改变历史”发挥着重要作用，称中华文明首先是一种“技术文明”，它拥有高超的缫丝、制陶、冶铁、制漆、农业灌溉等先进技艺，这些技艺的创造与革新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演进。另外，谢和耐并不孤立地看中国，而是将其置于欧亚大陆的整体视野里，关注中国与其他文明在贸易、军事、文化等层面的互动与影响，展现出宏阔的世界史眼光。
《中国社会史》因其丰富的内容、独创的观念与流畅可读的文风荣获法国顶级学术奖项——圣杜尔奖，而中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韩文等多国语言译本展现了该书在国际学术界的流行，彰显了其西方汉学经典的地位。汉学家安田朴认为，《中国社会史》的问世证明了谢和耐是一名可以与伯希和、马伯乐等汉学泰斗并肩的学者，他是“一位不仅能就他专攻的研究领域，更几乎能就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所有方面，以权威和博学发表见解的学者”。
批判西方学界对华认知偏见。有一条主线贯穿谢和耐《中国社会史》《中国人的智慧》《格物致知：王夫之哲学论集》等作品，这就是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求索中华文明的特质，并批判西方学界的对华认知偏见。
谢和耐从最根本的语言入手，指出汉语不同于强调复杂词形变化的印欧语言，它依赖语序和虚词来传情达意。这种语言特性塑造了中国人重视关系、过程与语境的思维模式，与西方强调主客二分、逻辑分析的思维形成鲜明对比。
在世界观层面，中国人眼中的宇宙是一个自生自化的有机整体，其变化源于阴阳力量的相互作用，而非西方传统中由造物主创造、按线性目标演进的世界。在社会伦理方面，和西方的个人伦理不同，中国以家族为核心形成宗法伦理体系，强调责任、义务与集体利益。通过一系列研究，谢和耐认为中华文明具有独立于西方的发展逻辑和内生动力。
基于这种文化认知，谢和耐对西方学界的中国偏见进行了专门批判。针对“中国停滞论”，他以宋代经济革命、明清商品经济发展为例，证明中国历史始终处于动态变革之中；针对“中国孤立论”，他通过梳理丝绸之路、四大发明西传、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证实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的联系从未中断；针对“西方文化优越论”，他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在所有领域都博大精深、瑰丽多彩”，具有与西方平等的价值。它“激发过广大人类，它给人类带来文字、技术、世界观、宗教制度与政治制度……西方并不了解从中国获得的益处，倘无此借鉴，西方就不会有目前的局面”。归根结底，“人类在整个发展中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看法显示出谢和耐对西方优越论的突破，以及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视。
终其一生，谢和耐始终确信“中国所走的路都是中国化的”，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强大生命力。他以整体史观和扎实的文献研究为路径，为西方世界还原了一个底蕴深厚、灿烂多彩而又潜力无限的“华夏世界”。他以平等之心看待中西文明的学术遗产，在今天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依旧散发着持久的光芒。
原文 ↗
从三个视角认识世界发展大势
□ 高祖贵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面对风云激荡的国际局势，只有善于观大势、明大势，才能在复杂局势中拨云见日，看清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他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强调，“世界历史由各国人民共同书写，世界多极化、发展道路自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间正道”。这一重要论断指明了奔流不息的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文明进步定向导航。
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协调合作为基石的全球治理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
世界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人类社会走向进步的现实选择，也是历史进步的方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开始寻求独立自主，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应运而生，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宣告两极格局的瓦解，随着国际力量的消长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愈加清晰。美国经历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重大冲击，在国内矛盾持续加剧和国际信用明显受损的双重作用下，已经从冷战后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逐渐滑落成为多极格局中最强的一支力量，战略弱点多处显露，战略布局从中东、欧洲、亚太收缩，聚焦打造“西半球堡垒”，并在与盟国不断加深的龃龉、与伊朗持续的军事博弈等多重消耗中进一步走弱。同时，冷战结束以来，一批发展中国家抓住历史机遇，实现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等多方力量不断增强，成为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东盟等区域合作组织不断兴起和发展，在国际舞台上影响力快速提升，推动了多极化的进程。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声势壮大。全球南方国家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强劲力量。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希望通过自身发展，在国际格局中拥有一席之地，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国际社会多数成员都主张世界应多极化，都不赞同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都认为不能重走阵营对抗、零和博弈的老路。
中国不仅是世界多极化趋势中的重要一极，而且一直主动适应、准确把握、积极推动这一重要趋势向前发展。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党的十六大报告郑重宣示，“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顺应和倡导世界多极化逐步成为我国外交战略的鲜明标识；也正是由于我国的大力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演进才变得越来越强劲。新时代以来，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世界主要大国越来越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各国越来越多的民众对华好感度不断上升，百年变局的“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中国作为推动世界进步和维护国际战略稳定的负责任大国，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强调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推动多极化大势不断向前演进。
发展道路自主化愈加凸显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是由该国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民的选择等因素决定的，各国的发展道路抉择势必是多种多样的，各国独立自主选择自身发展道路的趋势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从制度角度总体看，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格局，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不断增多、社会主义的影响持续增大，这是历史性的重大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寡头政治和民主衰退加重、贫富分化加剧和中产阶级萎缩、移民问题和族群矛盾上升、民族主义抬头和民粹主义泛滥等一系列深层问题凸显，不仅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造成政治挑战、经济安全风险等，而且影响中东欧一些正在转型的国家的政治生态和内外政策调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解决各种难题而寻求“再工业化”，甚至要搞“新型资本主义”，以调节社会矛盾，增强经济韧性和安全韧性。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解决自身弊端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借鉴社会主义的因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迸发勃勃生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与此同时，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年轻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性认知尤其是正面认识明显增多。诸多表现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社会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强大生命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从现代化道路选择角度看，现代化作为近代以来形成并不断演进增强的世界大趋势和进程，就是以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产业发展和变革为推动力，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并引起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促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主动或被动地实现现代化。从总体上看，欧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致从15、16世纪开始，至今经历了500多年的演化，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中逐步滋长起来的内生型的现代化。欧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则是在本地内在变革动力尚不足以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条件下，经受西方侵略扩张的强烈冲击，在被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为了抵抗或应对外部侵略扩张而发起的反传统的思想革命、商业革命、工业革命、社会革命。这些变革或革命在相当程度上是从外部传导进入的外源型的，通常伴随着同本地传统和外部世界双重的剧烈冲突，呈现多种不同特点。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全球创新版图的重构和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将带动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政治运行、社会结构、国家治理等各个领域从理论到实践发生深刻变化，探寻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欧美发达国家正普遍不同程度地面临产业空心化、政治极化、社会民粹化等多方面问题，“再现代化”的紧迫性和压力变得越来越大，其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深层积弊日益显露。全球南方国家在全面崛起过程中更加独立自主地探求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日益深刻地认识到现代化道路和模式越切合自身实际越可能成功。
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现代化的大历史进程中开启和演进的。我们在学习和适应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的同时，积极探索和揭示自身的特殊规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吸收借鉴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启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创新突破，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系统概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蕴含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充分表明，广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寻找而且也能够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中国尊重并坚定支持这样的努力，推动世界发展道路自主化大势奔涌向前。
国际关系民主化无法阻挡
当今世界形成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构成的国际体系。其中，联合国会员国有193个，每个国家都享有独立平等的主权，都应该受到尊重。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按照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彼此分歧，共同商量着办世界上的事情，这就推动形成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伴随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自主化浪潮，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不断发展。
在政治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强调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反对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反对少数国家主导国际事务，反对一国独霸、几方共治、集团政治。主张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和重振联合国权威和活力，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反对退群毁约和另起炉灶，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促进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更加协同高效。在经济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期待互利共赢、普惠包容，强调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反对保护主义、脱钩断链、滥施关税，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在安全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明确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领土完整，强调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寻求标本兼治之道。
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顺应世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流大势，率先提出并积极支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主张世界历史由各国人民共同书写，世界上的事应该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要由各国共同制定，各国都应遵守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和合理化，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使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更好地适应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并率先积极落实，发挥战略引领作用。中国提出并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引领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强调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坚定支持和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主张各国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实现双赢、多赢、共赢，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在文明间关系上，中国提出奉行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强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模式加强对话，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和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为人类文明演进注入正本清源、激浊扬清的强大正能量。中国向世界郑重宣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坚持知行合一，这些重要思想理念和坚定举措实践，已经并将引领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滚滚向前。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院长〕
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