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调适“保护”与“惩治”的政策平衡
□ 高维俭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严重暴力犯罪的案件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是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机制的直接法律依据，旨在尽力调适未成年人保护与严重暴力犯罪惩治之间的政策平衡。
今年6月23日公布的《中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体现了“恶性犯罪必须惩治”的态度和决心。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该制度实施中的一些问题作了细化。在此基础上，需准确把握制度定位，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有关机制。
从制度定位看，核准追诉制度的功能在于预先审查涉案低龄未成年人的罪错情况、身心健康状况及成长环境，在此基础上决定案件应进入正式的刑事追诉程序还是转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保护处分程序。核准追诉仅能决定案件能否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其既不溯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行为的效力，也不预设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若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核准决定，案件进入正式的刑事追诉程序；反之，则由公安机关撤销案件，依法转入专门矫治教育等非刑罚处遇渠道。该制度通过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层层审慎把关，力求只有在确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下才启动正式的刑事追诉程序。
低龄未成年人承担刑事责任须同时具备犯罪行为、危害结果和“情节恶劣”三个要件。其中，“情节恶劣”要件的认定非常关键，也极为复杂，不能仅凭犯罪后果或社会舆论，而应建立在对行为人整体情况的科学评估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通过社会调查所获取的关于低龄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状况、社区表现、心理特征、犯罪原因等系统性信息，是评估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矫治可能性的重要经验基础。如果证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主要由外部社会责任因素诱发，如长期遭受严重霸凌后的反击，且行为人具备良好矫治条件时，不宜认定“情节恶劣”；反之，若调查显示行为人具有显著的人身危险性且矫治可能性极低，则核准追诉的必要性相应增强。
行为要件方面，“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应当理解为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犯罪行为，包括行为人在抢劫、强奸、绑架等牵连或竞合的犯罪行为过程中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的，也应纳入追诉范围，而非限于特定的罪名范围。同时，在行为要件范围的合理把握中，应当严格审查主观故意内容，以直接故意为认定基础。在结果要件方面，除故意杀人致人死亡、以特别残忍手段故意伤害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外，以特别残忍手段故意杀人致人严重残疾、以特别残忍手段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情形，根据法律精神也应当纳入考量范围，以保持法律适用上的合理一致。通过对上述法定实体要件的合理解释和规范适用，使核准追诉的范围边界更加清晰，避免因理解分歧影响制度统一正确实施。
在准确把握上述要件的基础上，当前应重点健全逐级实质审查和社会调查报告的配套机制。一方面，在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核准追诉的案件后，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展开实质性的审查活动，包括相关法定要件的实体性审查、相关指控事实的证据性审查以及相关侦查活动的程序性审查等。继而，相关案卷材料及审查报告应当逐级呈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并逐级予以实质审查，层层审慎把关。同时，鉴于案件的重大性，各级人民检察院的相应决定应当经由检察委员会的集体讨论而作出。另一方面，社会调查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追诉结果的准确性和公正性。一是统一调查的主体、流程和内容标准。可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和审查阶段依法启动，必要时委托专业机构或社会组织参与，引入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评估方法，提升调查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二是明确作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础事实材料的证据属性。调查材料和评估意见应当纳入案卷材料，依法随案移送，保障办案机关全面审查和各方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确保程序正当、认定有据。三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判断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重要依据，使相关要件的认定建立在充分、客观的事实基础之上。四是依托社会调查建立个案社会责任问题清单。通过深入分析案件背后暴露出的监护缺位、教育疏漏、社会支持不足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检察建议，推动家庭、学校、社区及相关方面履行责任、改进工作，将“治标”与“治本”有机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还应当重视对类案社会调查报告的积累与分析。通过对一定数量案件的综合研判，可以发现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存在的儿童福利、家庭教育、专门教育等方面的共性问题，从而为完善相关社会政策和法律规定提供实证依据，推动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这既是核准追诉机制本身不断完善的应有之义，也是这一制度在更广范围内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体现。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司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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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务实管用的新就业群体协商平台
□ 陈洁琼
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既是城市运行的重要力量，也是基层民主参与的鲜活主体。当前，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民主参与、权益保障、城市融入等诉求不断增长，但传统基层议事模式往往以地域和户籍为依托，难以适配其高流动、碎片化、线上化的从业特征。破解这一矛盾，要求搭建更为务实管用的协商平台，把分散性高、流动性强的新就业群体纳入制度化议事渠道，推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在新业态领域落地见效。这既是保障劳动者民主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也是完善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现实路径。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涉新就业群体权益重要事项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协商结果通过适当形式向新就业群体公开”，“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村（社区）牵头的多方协商机制，加强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服务和尊重支持”。20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印发的《共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工作指引》进一步提出，“联合推动平台企业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常态化协商，健全劳动者权益协商协调机制”。上述政策文件从不同层面对新就业群体开展协商作出了要求。将这些制度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治理实践，必然要求搭建多层次、常态化的基层民主协商平台，为协商机制的运行提供有效的载体和渠道。
分类构建协商平台，精准回应群体诉求。新就业群体的诉求涉及不同层面。涉及行业政策、劳动标准等共性问题的事项，通常需要政府部门、平台企业、劳动者代表、行业组织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适宜在行业层面或区域层面开展协商。涉及工作条件、日常服务等具体事项的，参与主体相对集中，适宜通过更贴近工作生活场景的方式加以处理。因此，需要按照分级分类、精准适配的思路，构建多层级联动、跨部门协同的协商平台架构，使不同性质的事项都能找到适宜的协商渠道。具体而言，针对政策性、行业性等重大复杂事项，可建立专门的协商机制，着力破解社保参保、劳动定额、权益兜底、行业标准制定等政策和行业规范问题。比如，2025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多地政府积极为平台企业、政府部门、劳动者、商家、消费者等相关利益者搭建协商平台，围绕订单价格、抽成比例、时间预估、规划路线等规则展开“算法协商”，使各方逐步有序参与到平台算法规则的调整、优化过程，推动算法从暗箱模糊走向公开透明。针对日常工作和生活条件等具体事项的协商，可搭建“家门口”的协商阵地，打造一批可及化的协商平台。依托骑手驿站、快递网点、网约车司机之家、直播产业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新就业劳动者聚集地，打造微型协商点，围绕休息场所、饮水充电、纠纷调解、诉求反馈等问题开展即时协商。近年来，浙江杭州等地探索形成了“小哥圆桌会”“骑手议事厅”等一批基层协商平台，由骑手代表牵头，汇聚街道、社区、物业等多方主体，畅通了新就业群体与街道、社区、物业等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对话渠道，有效化解了大量日常矛盾纠纷。
推动协商平台常态化运行，着力提升协商实效。协商平台作为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其功能的充分发挥有赖于持续稳定的运行状态。平台的常态化运行，意味着协商活动有相对固定的安排、参与人员有相对稳定的构成、协商成果有持续跟踪的机制。一方面，建立相对固定的协商安排。新就业群体流动频繁，协商参与代表完全固定既不现实，也未必能够充分反映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如果每次协商都重新指定代表，同样难以保证协商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应当在参与代表的产生上形成相对稳定的程序，使参与协商的人员既有能力持续跟进相关议题，又能根据群体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确保协商平台能够持续反映群体诉求。同时，协商活动应当有相对固定的节奏，对涉及群体权益的共性问题定期开展协商，使参与各方对协商活动形成可预期的安排，也使协商成果的落实情况能够在后续协商中得到持续关注和检验。另一方面，落实协商平台的运行保障。平台的常态化运行需要必要的资源支撑，包括协商场地的提供、日常联络的人员、信息收集的渠道等。相关保障应当纳入基层治理的常规工作安排，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和人员配置，避免因资源不继导致平台运转中断。同时，还应当注重协商实践中有效做法的积累和运用，使各次协商中形成的成熟经验能够在同类事项中参照适用，逐步形成与本行业、本区域实际相适应的运行规范。
运用数字化手段拓展协商渠道，有效扩大民主参与覆盖面。新就业群体的劳动生产、服务供给主要依托互联网平台，他们普遍熟悉数字化终端工具，往往具备良好的数字素养与线上参与能力。协商渠道的建设应当与这一群体特征相适应，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提高协商的便捷性。一方面，持续优化线上协商平台。利用现有政务应用程序或开发简便的专用模块，支持文字、语音等多种表达方式，使新就业群体能够在配送间隙、等待接单等碎片化时间参与议题讨论、表达意见建议。例如，有的地方建设了线上协商平台，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了公平对话的数字窗口，实现了民意诉求实时收集、协商活动线上开展、协商过程全程公开、协商结果及时反馈；有的快递企业运用数字化工具，通过线上投票推选代表、云端征集议题、实时反馈进展，有效提升了参与的广泛性。另一方面，注重线上线下协商的相互配合。数字化手段的优势在于便捷和高效，但面对面的深入沟通在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时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线上协商适合议题征集、意见收集、进度查询等环节，线下协商适合需要充分讨论的复杂事项。二者各有侧重，应当根据协商事项的性质灵活选择、相互补充。同时，还应当关注部分劳动者不熟悉智能设备的实际情况，为其保留必要的线下参与渠道，确保协商平台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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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 张立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指明了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发展先进制造业、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认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战略意义，多措并举推动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
把握时代逻辑，充分认识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战略意义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演进，大国竞争的重心越来越向科技和产业领域集中。立足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交汇的时代背景，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对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先进制造业是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引擎。工业革命经历了机械化、电气化，正在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持续突破，技术迭代速度、产业渗透广度、业态创新深度持续提升，社会生产力将再次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飞跃。先进制造业具备技术密集度高、创新迭代快、价值创造力强、应用场景多元丰富等突出优势，是赋能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引擎。相较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我国在本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具备坚实的产业基础，拥有引领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充足底气。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能够抢抓发展机遇，持续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推动生产模式、产业结构、供给体系全方位革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先进制造业是维护国家产业安全、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战略支撑。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博弈日趋激烈，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加速重构，关键核心领域“脱钩断链”风险持续攀升，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显著增加。先进制造业是一国产业硬实力的集中体现，更是筑牢国家经济安全的关键屏障。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自主可控、强大完备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国家经济安全将缺乏坚实支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能够精准破解关键领域技术瓶颈、补齐产业基础短板，有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抗风险、抗冲击能力，牢牢守住产业安全基本盘。与此同时，全球产业竞争早已超越单一产品性价比的比拼，升级为技术范式、行业标准、产业生态的全方位、深层次较量。依托先进制造业的牵引作用，能够全面塑造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竞争新优势，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先进制造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厚植发展底气的坚实骨干。回望全球工业发展历程，制造业实力决定国家经济硬实力，美、德、日等发达国家均依托发展先进制造业确立制造强国地位。先进制造业向上带动零部件、材料、工业软件等产业基础领域加速突破，向下赋能装备、消费品等终端产业发展，横向带动农业、服务业等其他行业提质升级，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生态，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处于骨干枢纽地位。对我国而言，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离不开先进制造业筑牢物质经济根基。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能够有效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夯实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精准适配市场升级需求，持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回望奋进历程，系统总结先进制造业重要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要成就，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规模优势更加稳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增加值从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34.7万亿元，在世界制造业格局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2025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1.8%提升到17.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31.8%提升到36.8%。新兴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形成完整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条，实现产业换道超车。光伏、锂电池等绿色新能源产业形成全球竞争优势，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加快推进，不断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服务型制造新模式蓬勃兴起，工业设计、总集成总承包、远程运维等新业态不断壮大。
创新动能持续迸发。先进制造领域一大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现突破，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部分领域领跑的跨越。这些技术不只是实验室单点突破，更呈现出“点上突破、链式转化”的良好态势。国家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原创技术策源地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布局，“揭榜挂帅”“赛马制”等科研攻关机制不断完善，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产业化落地的堵点。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形成全球领先优势。CR450高速动车组完成整车试验，国产大型邮轮实现批量交付，大型水电、核电装备走向海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迭代加速，产业化落地成效凸显。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四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百亿次。
产业集群加速崛起。我国大力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根据《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有24个集群进入世界百强，连续3年数量全球第一。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力，离不开产业集群的支撑，也离不开充满活力的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发挥产业链整合牵引作用，在技术研发、全球布局、品牌建设上实现长足进步。一大批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聚焦关键零部件、专用材料等，攻克细分领域技术难题，已经成为先进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大中小企业协同配套，上下游融通发展，形成极具活力的产业生态，共同构成我国先进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硬核支撑。
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短板弱项。关键核心技术仍存在短板，部分底层基础技术、工业软件、高端材料受制于外部供给；部分产业大而不强，质量效益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有待加强，局部存在同质化竞争现象；重点产业链部分环节外迁风险不容忽视，产业治理能力、产业生态建设仍有提升空间。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把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关键任务，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聚力攻坚突破，奋力推动先进制造业提质跃升
发展先进制造业既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也是我们赢得未来竞争的战略抉择。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立足我国产业现实，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施策，全面提升先进制造业竞争力。
强化创新引领，夯实先进制造业技术根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企业主导、产学研用深度协同的创新体系，聚焦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关键材料等领域，推动更多前沿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持续补齐底层技术短板，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源头动力。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转化通道，高水平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面向中试服务需求，搭建应用场景和试验环境，提升全链条服务能力，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筑牢安全防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水平。推动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系统梳理各产业链短板弱项，支持整零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加快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持续攻坚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等共性基础环节。鼓励下游龙头企业提供试用、首用机会，促进短板环节加快验证、完善和迭代升级。持续锻造现有长板优势，明晰关键竞争环节，开展前瞻性布局、基础科学突破，巩固领先地位。
优化产业结构，统筹存量升级与增量培育。做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这篇大文章，引导传统产业改进工艺技术、优化产品结构，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做强新兴产业，大力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牵引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创新，培育一批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鼓励多技术路线探索，不断拓展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前沿。充分发挥国内大市场的场景牵引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区域同质化竞争，培育更多产业新增长极。
发展先进制造，协同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双向赋能，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双轮驱动制造业整体跃升。抢抓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机遇，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制造”，突破工业大模型、智能体等关键技术产品，分类有序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完善新型基础设施。锚定工业碳达峰目标，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推广先进绿色制造工艺与循环生产模式，提升绿色低碳产品和节能环保装备供给能力。
激发企业活力，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企业支撑的良好产业生态。发挥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带动作用，提升全球竞争力与话语权，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扶持力度，引导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提升专业化能力。营造公平有序的产业发展环境，完善标准体系、政策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推动要素资源高效配置，营造公平有序、活力充沛的产业生态。
（作者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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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
□ 张晓萌
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团结带领全党把党治理好、建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坚持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
全面从严治党是一场全方位、深层次的自我革命。管党治党涉及主体多元、治理内容众多、覆盖层级广泛，唯有各主体各领域各环节相互协调、一体推进，才能聚力成势。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系统工程。要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规范运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就必须切实做到党和国家事业拓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覆盖到哪里。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要从内容、对象、责任、制度四个方面入手，实现管党治党各要素与各环节的顺畅衔接，真正做到管全党、治全党。
坚持内容全涵盖。推进管党治党，涵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以及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多方面内容，只有彼此之间相互配合、协调连贯，才能实现紧密周延、聚合成力。新时代党的建设，应更加注重管党治党的系统性整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形成全面从严治党合力。实践证明，坚持以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实现了党的领导全面加强、理想信念根基全面巩固、各级党组织全面过硬、纪律约束全面从严、制度建设全面推进、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全局性、稳定性保障。
坚持对象全覆盖。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在对象上要覆盖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不留任何死角和空白。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是管党治党的责任主体，其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效应。广大党员作为“绝大多数”，构成了党的肌体，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要靠每一位党员来体现。管好“绝大多数”，才能真正实现管党治党对象上的全覆盖。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要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抓“关键少数”与管“绝大多数”相统一，既对广大党员提出普遍性要求，又对“关键少数”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提出更高更严的标准，通过抓“关键少数”发挥引领示范作用，通过管“绝大多数”实现全面从严，增强管党治党的系统效能。
坚持责任全链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各级党委（党组）是管党治党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担负着主体责任。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的职责，对管党治党负有监督责任。党委（党组）书记作为主要领导干部，是落实责任的关键，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当好第一责任人。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担负着重要领导责任，必须按照“一岗双责”要求，结合职责任务分工，领导、检查、督促分管部门和单位的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要求分层分类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形成齐抓共管的责任落实机制。
坚持制度全贯通。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明确规定，无论是加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还是开展反腐败斗争，都要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做到党的各方面建设都通过制度来规范、通过制度来推进、通过制度来巩固、通过制度来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党内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大力推动建章立制，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党的组织法规、党的领导法规、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为框架的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必须把制度建设要求体现到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各方面、各层级，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上全贯通，真正实现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从党和国家全局高度作出管党治党的系统谋划。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运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把全的要求、严的基调、治的理念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构建之中，不断提升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必须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拦路虎”“中梗阻”“断头路”问题，以统一的意志和行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积极适应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严格落实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责任，做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推进到哪里、管党治党就跟进到哪里。
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掌握科学理论、夯实思想根基，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坚实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理论学习为主线，接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有效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有力促进了全党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不断创新理论武装的方式方法，做到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武装与实践运用相结合、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转化为自觉行动。
健全精准发力、标本兼治的监管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在真管真严，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科学方法，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周期从严治理。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治病强身相结合，改进党员管理机制，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机制，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淬炼坚强党性、砥砺优良作风、知纪明纪守纪。持续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确保权力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发挥好党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完善一体推进“三不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健全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全面从严治党政治性、原则性强，必须有一套科学完备的制度来规范。制度建设应遵循系统思维、科学方法，做到与管党治党需要相适应、与党的各项建设相配套，贯穿党的建设全周期、各环节。持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做好顶层设计、查漏补缺、提质增效文章，避免出现相互割裂、相互掣肘以及碎片化等现象，用制度促进全面从严治党贯通、联动。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统筹运用纪法“两把尺子”，促进执纪执法贯通，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
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系统思维、科学方法，建立健全管党治党责任体系，以明确责任、压实责任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知责、担责、履责。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推动各级党委（党组）书记扛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切实担负“一岗双责”，建立层层传导、环环相扣的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必须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以爱党、忧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全面落实到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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