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特别是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的新成就和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探索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和认真回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就业工作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蕴含着鲜明的人民立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深厚的道理学理哲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刻阐释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即在宏观层面“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积极主动解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等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新定位、新使命”标定就业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就业规律认识的深化，为我们认识就业、理解就业确立了全新的理论坐标。

劳动主体与客体相互塑造、共同升华的辩证升华。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就业，表现为劳动者与岗位的结合，本质上是劳动主体与客体在劳动实践中双向对象化的辩证运动。就业作为劳动的社会实现形式，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主体与客体相互塑造、共同升华的实践领域。就业的起点是满足生存需要，但不会停留在谋生层面，而是逐步体现在需求层次的自觉跃迁之中。当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稳定收入之后，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便驱动其追求更高目标，包括技能精进、职业晋升、社会认可，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就业中的客体升华，是劳动对象和就业载体的岗位、职业、产业乃至就业形态，在劳动者实践推动下不断实现功能拓展、价值提升和形态演进。传统岗位本质上是固定的岗位职责单元，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岗位不再是静态的，而成为支持劳动者持续成长的生态基础，劳动者不仅完成工作任务，还能获得培训机会、成长通道和创新空间。随着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岗位包含创造性、知识性、技术性含量，劳动内容的创造性显著增强，实现了由重复到创造的升华，既推动生产力发展，也为主体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主体升华与客体升华不是彼此孤立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主客体在同一就业实践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高质量”指向主体维度，使劳动者在就业中获得体面收入、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充分”指向客体维度，创造足够岗位，使每一个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人都能获得就业机会。就业优先战略为主客体升华提供制度保障，将就业优先置于宏观政策的核心位置，意味着在顶层设计中自觉遵循主客体双向升华规律。

宏观政策目标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相互融合。习近平总书记从宏观、总体、全局和战略高度阐述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刻内涵，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构成完整的体系。就业机会充分，是由我国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发展为了人民，首先要让劳动者有事干、有业就。就业环境公平，是让全体劳动者都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凭能力竞争、靠奋斗出彩，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就业结构优化，意味着劳动者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有序转移，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应有之义。人岗匹配高效，要求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企业招工更易满足、劳动者求职时间更短。劳动关系和谐，是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工资收入、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特别强调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这体现了深厚的为民情怀，深刻揭示了就业的人民性本质。就业的最终评价标准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切身感受。

就业质量、就业数量和就业效率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是一个集“充分就业”“高质就业”“高效就业”于一体的整体性目标，体现了“量”“质”“效”三者的融合统一。“充分就业”并非指失业率为零，而是指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在我国当前宏观政策目标中，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的宏观调控目标，可以视为自然失业率水平。“高质就业”超越了传统的“就业率”单一指标，强调就业涵盖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劳动关系、职业发展等多方面条件。“高效就业”强调就业与产业协同、人岗高效匹配、就业服务高效，目标是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目标是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适应的新目标，也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认识的新高度。

把握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的新成就和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四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6242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大局始终保持稳定。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城镇就业规模从2012年的3.7亿人增长到2025年的4.75亿人，3亿农民工通过就业实现增收，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就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就业质量稳步提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劳动者工资收入持续增长，劳动权益保障步入法治化轨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最大来源，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技能劳动者超过2.2亿人。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着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人口结构变化、就业形态灵活、产业技术变革等构成了三大挑战。

人口结构变化重塑劳动力供给新格局。人口是就业的基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庞大，但劳动力总量开始进入减量发展阶段。“十五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但由于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就业人口进入高峰期，每年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依然保持在高位，加上近千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总量压力始终存在。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结构矛盾不断深化。表现为结构“大龄化”与“青年高峰平台”的并存，青年就业总量压力长期存在。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大龄劳动者增多，面临技能单一、适应性弱、再就业困难等问题，对就业政策“适老化改造”的需求迫切。劳动力供需结构性错配表现将更加突出。市场对年轻、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但年轻劳动力补充速度减慢，特别是技能要求升级，将进一步加剧“有人没活干”与“有活没人干”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全球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表现为老龄化加速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但我国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同时叠加了“未富先老”的挑战，“总量减、结构优”的人力资本转型压力，以及“大龄化”与“青年高压”并存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共同构成了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劳动力供给背景。

数字化发展使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不断增加。数据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序列，数字化平台通过其先进信息系统与智能算法，大大压缩传统雇佣关系中高昂的劳动力搜寻、谈判、监督、执行四类交易成本，重构劳动分工与就业新形态。企业将完整的“工作岗位”解构为可独立交易的“微任务”，推动了就业市场从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向高效率的“工作任务市场”演变，劳动者得以近乎“零门槛”地接入全球劳动分工网络，这是灵活就业大规模兴起的根本经济动因。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标志着分工的核心从“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升级为“技能与数据化任务的匹配”，它推动了就业市场从相对稳定的“岗位结构”向动态流动的“技能生态”转变。随着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就业整体也呈现灵活化、多元化、非标准化的状况，就业组织方式、用工关系、收入结算均发生显著变化，以新就业形态为核心的数字化灵活就业，已从劳动力市场的“补充角色”演变为“重要支柱”，灵活就业人员超2亿人，构成了庞大的就业基本盘。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劳动力市场格局，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替代效应、创造效应、变革效应三种效应的叠加。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使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就业替代效应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直接接管人类工作，特别是重复性、程序性、标准化工作，如数据录入、基础客服、部分脑力劳动，导致出现任务替代、技能贬值、流程重组等冲击原有就业岗位的情况，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失业产生，阶段性冲击集中体现在青年、白领、大龄低技能劳动者等群体技能错配更加突出。同时，AI创造的就业岗位与替代出来的劳动者出现技能不匹配和匹配滞后现象，加之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教育和培训体系更新速度，导致高层次研发人员、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严重短缺，低技能劳动者面临被挤出市场风险，结构性就业矛盾进一步凸显。两种效应导致的就业风险，表现为高技能人才薪酬水涨船高，初级技能岗位被替代。变革效应使就业形态更加多元。未来，工作模式将转向“人机协同”，工作价值链从基础执行层向人机协同层、高阶认知层和情感交互层迁移。这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人机协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劳动者可以不再受制于某一部门或固定岗位，可以在AI加持下随时随地接受“云任务”，为不同雇主完成工作。与此同时，部分新生代劳动者在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下，更加追求稳定、体面和发展前景明确的工作，对传统高强度、低技能岗位意愿偏低，找工作出现“求稳”和“慢就业”心态，与市场岗位供给形成严重错位。因此，如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切实纳入“高质量充分就业”范畴，是亟待解决的治理挑战。

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业在宏观经济循环中居于枢纽地位，是连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关键环节。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是要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深度融入宏观政策制定、产业规划和人力资本开发全过程，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坚持就业优先，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把高质量充分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到发展目标优先、宏观调控优先、政策协同优先，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制定产业政策时优先考虑就业带动效应，优先支持先进制造、消费热点、重大工程、民生保障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领域，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动能。尤其要树立“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的大就业观，强化就业影响评估，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时，同步开展岗位创造和失业风险评估。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要鼓励企业开发和使用增强人类能力、与劳动者互补的人机协同技术，使技术成为赋能劳动者的工具而非简单的替代者。同时，健全失业预警和规模性失业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的底线。

坚持投资于人，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破解这一矛盾，治本之策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紧紧牵住技能人才培养这个“牛鼻子”，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统筹教育、培训和就业，加快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及时编制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动态优化调整各类院校专业结构，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相协同、与岗位需求相适应。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聚焦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联动模式。同时强化技能导向的薪酬激励，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增强技能就业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坚持人民至上，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升就业质量。高质量充分就业最终要落到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要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劳动者。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这一突出短板，加快推动相关立法，健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制度，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用人主体广惠及，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和“15分钟”就业服务圈，实施“人工智能+就业”，提高人岗匹配效率。提升劳动关系治理能力，使劳动关系更和谐、权益保障更到位、就业环境更公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

面对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十五五”时期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方向和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些重大论断和重要部署，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发展理念和投资方向从“物本优先”向“物人协同”转变，对于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深远意义。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内在逻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立性体现为资源分配的竞争性和收益周期的差异性；统一性体现为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双向赋能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物”是手段，“人”是目的，二者协同的价值旨归，在于使经济运行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社会化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支撑、相互赋能，产生价值倍增效应。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揭示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异化现象，其根源正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被割裂乃至对立。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我们从制度层面克服这一对立，使物质资本的积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此外，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其积累不仅提升个体生产率，还通过知识溢出、技能扩散和协作网络优化，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与创新转化率。投资于物是投资于人的物质基础，投资于人是投资于物的效能保障，两者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教民”“利用厚生”的治理智慧，早已蕴含物质基础与人的发展程度相统一的朴素认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揭示的正是物质丰裕与道德教化、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儒家“先富后教”的治理理念，也体现了先解决物质生计再提升人的素质的施政逻辑。这些传统治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相结合，为新时代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滋养。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体系构建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随着发展阶段转换，传统增长方式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产能过剩与成本压力有所显现。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新驱动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引擎。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这从根本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跃升。人作为最具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要素，是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管理优化的源泉。只有将物质资本的“硬投资”和人力资本的“软建设”紧密结合，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实现基础

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既具备坚实的基础条件，也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重视投资于人，绝不是弱化或放弃投资于物，而是在继续发挥投资于物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实现二者更高水平的协同。

投资于物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过数十年持续投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和潜力。在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等领域，仍需持续加大有效投资，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效能释放提供广阔的实践载体。“十四五”时期，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领域的财政投入持续增长，投资“见物又见人”的发展导向日益鲜明。

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投资于人并非泛指一般性民生支出，而是指向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增值过程，涵盖教育质量提升、职业技能开发、健康资本积累、创新素养培育等具有生产性回报的领域。投入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态附着于人本身，在使用中不仅不损耗，反而通过实践积累持续增值，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跨期正外部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亟须加大力度投资于人，形成人力资本红利。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保持在40%以上，单位产出所需资本投入显著增加，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报酬呈现递减趋势，投资于物的综合效益有所下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仍处于上升通道。当前，人工智能、高端制造、集成电路等前沿技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需求急剧上升，缺乏人力资本配套的物质投资更加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特别是，我国投资于人的财政支出占比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社会资本在教育和健康领域的参与度偏低，职业技能培训的供需匹配精度不足，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仍有缺口，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条件依然薄弱，投资于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发展潜力。

物质资本的深厚积累为投资于人提供了坚实支撑。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体量大、基础牢，已经具备在继续推进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物质条件。同时，人力资本的规模优势为二者协同提供了丰沛资源。我国人口总量超14亿，劳动年龄人口超8.5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尽管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缓慢下降，但呈现的“量减质升”特征，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联动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条件。劳动者素质的持续提升，使得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二者之间的互补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实践路径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在统筹兼顾中实现二者双向赋能、相互促进。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财政政策既要发挥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又要发挥杠杆效应，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在保持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领域合理投资规模的同时，持续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投资比重，将民生支出从传统的福利消耗重新界定为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性投资。全面推行零基预算改革，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考核维度从资金投入量转向教育质量提升、健康水平改善、就业质量提高等产出指标，以绩效导向推动财政资源向投资于人倾斜。在投资于物的方向上，更加注重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在方向上相互匹配、在效能上相互增强。另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补贴、产业基金等工具撬动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等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拓展知识产权、平台经济、算电协同等新投资领域，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工具，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投入格局。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激励和转移支付机制，增强地方政府持续开展教育等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在投资于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软建设”，将人才培养、技术积累、管理提升等无形投入和厂房、设备、基础设施等有形投入统筹考虑，使“硬投资”和“软建设”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与考核导向。当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发展改革、教育、科技等部门之间在规划、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衔接不够，导致实物投资与人力投资在规模、政策、区域上协同性不强。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将投资于物的项目布局和投资于人的资源配置纳入统一规划框架，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创新平台等建设中同步规划人才引育和科研团队建设，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时，将人力资本积累目标和物质资本投资目标同步论证、同步部署，在重大项目审批中将人力资本形成周期纳入可行性评估的前置考量，确保项目布局与人才供给、技能培训、科研团队建设等同步推进，使物的服务效能提升和人的发展需求深度契合。同时，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衔接当期投入与长期回报的跨任期评价体系，将普惠托育养老供给、高技能人才保有量、居民人均人力资本积累等长效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确保投资于人取得实效。

将“见物更见人”的意识深植于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活力。投资于人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改变对短期回报的偏好，将人的全面发展指数、民生改善成效等长期回报项目纳入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分配体系中充分显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深化户籍、社保、职称等制度改革，破除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壁垒，完善知识产权激励、股权分红等机制，形成投资于人效益不断提升的正向循环。通过投资于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释放发展型消费潜能，以消费升级牵引投资方向、以人力资本提升增强创新动能，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院长）

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认识的高度往往决定实践创新的程度。要想在实践上取得新进展，首先需要在认识上获得新提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这一重要论述启示我们，推动思想认识新飞跃，归根结底要回答好新时代提出的新课题，以思想认识之新引领工作局面之变。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现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各项事业面临的环境、任务和工作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老观念、老办法、老套路捉襟见肘。现实中很多地方工作局面打不开，看似是方法和能力问题，深层看却是思想和认识问题。有的习惯于路径依赖，凡事翻翻老皇历、找找旧模板，遇到新问题先照搬既有经验；有的满足于舒适区，对新生事物缺乏敏锐感知，对新理念新战略理解不深、把握不准、落实不力；还有的把守正等同于守旧，思想僵化、故步自封。凡此种种，究其根本，都是想用旧地图去找新大陆，用老钥匙去开新锁，结果必然是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甚至贻误战机，陷入被动。推动思想认识实现新飞跃，不是可有可无的“软任务”，而是关乎发展全局、决定事业成败的“硬要求”；不是一般的方法更新，而是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思想变革。思想认识新飞跃是打开工作新局面的先手棋，认识上实现新突破，才能打破思维定势、摆脱路径依赖，才能直面问题、主动作为，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做好各项工作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党员干部要因时而变、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跳出条条框框限制，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一要深化理论学习。科学思想方法是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善于掌握和运用科学思想方法，认识问题才站得高，分析问题才看得深，开展工作才把得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从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深入把握这一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无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还是防范化解风险、保障和改善民生，都要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找方向、找思路、找办法，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思想上的坚定。二要强化问题意识。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把问题抓准，认识才能深入、办法才能落实、局面才能打开。思想认识的新飞跃，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要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三要优化思维方式。推动思想认识新飞跃，最终要体现为思维方式的转变。各级党员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不断提高创新思维能力，打破迷信经验、迷信本本、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展示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在理论认知更新与实践创新推进的良性互动中不断推动事业向前发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实践发展永不停息，思想解放也永无止境。党员干部唯有破除条条框框、思维定势的束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以理论创新指导实践创新，才能把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践伟力，才能以思想认识的持续飞跃引领工作局面的更大突破。

重要言论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将大安全理念融入国家安全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要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遵循，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成果标志着我们党第一次形成了系统完整的国家安全理论，使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全局中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深刻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战略指导和基本遵循，具有多重创新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在百余年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探索形成适合中国特点的国家安全发展道路，积累了维护国家安全的丰富实践经验。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凝结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国家安全思想的精华，系统总结了新时代推进国家安全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经验，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推动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开辟全新境界。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战略统领。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我们党深刻阐述国家安全现实并指导国家安全实践的全新理论成果，创造性回答了国家安全的战略地位、根本保证、道路选择、根本立场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安全保障，具有重要战略统领和顶层指引作用。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行动纲领。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平安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总体国家安全观把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作为核心要义，把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作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重要特征，为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牢记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把平安作为最基本发展环境、极重要民生实践来定位，以更优质的平安“供给”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提升守护人民群众平安、保障人民群众权益的层次和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行动纲领。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解决安全问题需要总体性认识、系统性观念、整体性思维，需要有双赢、共赢、多赢的战略格局和全局视野。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关键在“总体”，注重运用系统思维、体系方法，突出“大安全”理念，走出一条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统合国家安全本身所有要素、统筹国家安全领域重要关系、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的基础支撑，是中国对世界安全的重要理论贡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安全理念支撑，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在国家安全工作创新发展中展现强大创新活力

从思想内涵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一个总体”加“十个坚持”的科学理论体系。“一个总体”，强调“大安全”理念，涵盖多个领域安全，强调系统思维和统筹方法，注重国家安全工作的贯穿性、全域性和全程性，以全社会全政府全体系全手段打好总体战。“十个坚持”，即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明确了国家安全工作的指导原则、科学思路和策略方法，具有系统性、全面性、持续性等理论特征。

从国家治理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党的十九大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治国理政基本方略，写入党章，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行专章部署，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作出科学安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总体国家安全观进行专门部署，特别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之一，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之一，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上升为我们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原则，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治国理政中的战略地位、战略功能更加凸显。

从实践伟力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国家新安全格局不断提质升级。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程度、艰巨程度明显加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统筹全局，坚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坚强有力，系列重大斗争取得重要成果，国家安全法治更加健全完善，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综合能力不断增强，成功走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极大增强了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我国成为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国家安全工作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

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坚持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国实现长期稳定、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最大优势。牢牢把握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更加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在严格落实责任、发挥组织功能中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

端正政绩导向。落实“十五五”时期国家安全各项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防范重发展轻安全的政绩观冲动，又要防止重短期轻长效的政绩观偏差。强化“大安全”理念，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体系集成的工作方法，注重把国家安全工作成效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以坚强党性、务实作风夯实国家安全工作基础。

突出能力建设。随着国内外安全环境的演进，国家安全的内涵要义、时空领域、内外因素都在深刻变化，国家安全阵地从物理域、信息域、社会域不断向心理域、认知域等新领域拓展。要紧紧围绕实战实用的能力导向，推进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手段方式变革，更加注重协同高效、法治思维、科技赋能、认知防护、基层基础，提升应急能力、抗压能力和安全韧性，为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提供坚强能力支撑。

强固人民防线。人民是国家安全的根基所在。一方面，满足人民对国家安全的更高期待，创新国家安全供给方式和途径，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深入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拓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安全治理的有效途径，发展壮大新时代群防群治力量，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最坚实的人民力量保障。

（作者系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特别是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把握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的新成就和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探索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和认真回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强化就业优先导向”，“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就业工作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蕴含着鲜明的人民立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深厚的道理学理哲理。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刻阐释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内涵，即在宏观层面“主要包括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等”，在微观层面“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要“积极主动解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等课题。习近平总书记以“新定位、新使命”标定就业工作，体现了我们党对就业规律认识的深化，为我们认识就业、理解就业确立了全新的理论坐标。

劳动主体与客体相互塑造、共同升华的辩证升华。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身。就业，表现为劳动者与岗位的结合，本质上是劳动主体与客体在劳动实践中双向对象化的辩证运动。就业作为劳动的社会实现形式，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主体与客体相互塑造、共同升华的实践领域。就业的起点是满足生存需要，但不会停留在谋生层面，而是逐步体现在需求层次的自觉跃迁之中。当劳动者通过就业获得稳定收入之后，职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便驱动其追求更高目标，包括技能精进、职业晋升、社会认可，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就业中的客体升华，是劳动对象和就业载体的岗位、职业、产业乃至就业形态，在劳动者实践推动下不断实现功能拓展、价值提升和形态演进。传统岗位本质上是固定的岗位职责单元，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岗位不再是静态的，而成为支持劳动者持续成长的生态基础，劳动者不仅完成工作任务，还能获得培训机会、成长通道和创新空间。随着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岗位包含创造性、知识性、技术性含量，劳动内容的创造性显著增强，实现了由重复到创造的升华，既推动生产力发展，也为主体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主体升华与客体升华不是彼此孤立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主客体在同一就业实践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体。“高质量”指向主体维度，使劳动者在就业中获得体面收入、良好环境和发展空间。“充分”指向客体维度，创造足够岗位，使每一个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人都能获得就业机会。就业优先战略为主客体升华提供制度保障，将就业优先置于宏观政策的核心位置，意味着在顶层设计中自觉遵循主客体双向升华规律。

宏观政策目标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相互融合。习近平总书记从宏观、总体、全局和战略高度阐述了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深刻内涵，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构成完整的体系。就业机会充分，是由我国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发展为了人民，首先要让劳动者有事干、有业就。就业环境公平，是让全体劳动者都能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凭能力竞争、靠奋斗出彩，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就业结构优化，意味着劳动者从低生产效率部门向高生产效率部门有序转移，这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应有之义。人岗匹配高效，要求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企业招工更易满足、劳动者求职时间更短。劳动关系和谐，是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工资收入、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权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特别强调高质量充分就业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等。这体现了深厚的为民情怀，深刻揭示了就业的人民性本质。就业的最终评价标准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切身感受。

就业质量、就业数量和就业效率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论述，是一个集“充分就业”“高质就业”“高效就业”于一体的整体性目标，体现了“量”“质”“效”三者的融合统一。“充分就业”并非指失业率为零，而是指失业率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在我国当前宏观政策目标中，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的宏观调控目标，可以视为自然失业率水平。“高质就业”超越了传统的“就业率”单一指标，强调就业涵盖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劳动关系、职业发展等多方面条件。“高效就业”强调就业与产业协同、人岗高效匹配、就业服务高效，目标是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一目标是与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适应的新目标，也是我们党对新时代就业工作规律认识的新高度。

把握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的新成就和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就业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四五”期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6242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大局始终保持稳定。就业总量持续增长，城镇就业规模从2012年的3.7亿人增长到2025年的4.75亿人，3亿农民工通过就业实现增收，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就业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中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就业质量稳步提升，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劳动者工资收入持续增长，劳动权益保障步入法治化轨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日益健全。就业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成为吸纳就业的最大来源，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11.3年，技能劳动者超过2.2亿人。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就业领域面临着多重挑战交织叠加的复杂局面，人口结构变化、就业形态灵活、产业技术变革等构成了三大挑战。

人口结构变化重塑劳动力供给新格局。人口是就业的基础。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根本性影响。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仍然庞大，但劳动力总量开始进入减量发展阶段。“十五五”期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进一步缩减。尽管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但由于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就业人口进入高峰期，每年在城镇就业的新成长劳动力依然保持在高位，加上近千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总量压力始终存在。与此同时，劳动力供给结构矛盾不断深化。表现为结构“大龄化”与“青年高峰平台”的并存，青年就业总量压力长期存在。随着老龄化进程加速，大龄劳动者增多，面临技能单一、适应性弱、再就业困难等问题，对就业政策“适老化改造”的需求迫切。劳动力供需结构性错配表现将更加突出。市场对年轻、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依然强劲，但年轻劳动力补充速度减慢，特别是技能要求升级，将进一步加剧“有人没活干”与“有活没人干”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与全球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表现为老龄化加速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但我国的特殊性还在于，它同时叠加了“未富先老”的挑战，“总量减、结构优”的人力资本转型压力，以及“大龄化”与“青年高压”并存的劳动力结构性矛盾，共同构成了影响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劳动力供给背景。

数字化发展使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不断增加。数据被正式纳入生产要素序列，数字化平台通过其先进信息系统与智能算法，大大压缩传统雇佣关系中高昂的劳动力搜寻、谈判、监督、执行四类交易成本，重构劳动分工与就业新形态。企业将完整的“工作岗位”解构为可独立交易的“微任务”，推动了就业市场从传统的“劳动力市场”向高效率的“工作任务市场”演变，劳动者得以近乎“零门槛”地接入全球劳动分工网络，这是灵活就业大规模兴起的根本经济动因。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标志着分工的核心从“劳动力与岗位的匹配”升级为“技能与数据化任务的匹配”，它推动了就业市场从相对稳定的“岗位结构”向动态流动的“技能生态”转变。随着数字经济特别是平台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就业整体也呈现灵活化、多元化、非标准化的状况，就业组织方式、用工关系、收入结算均发生显著变化，以新就业形态为核心的数字化灵活就业，已从劳动力市场的“补充角色”演变为“重要支柱”，灵活就业人员超2亿人，构成了庞大的就业基本盘。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深刻影响劳动力市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重塑劳动力市场格局，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替代效应、创造效应、变革效应三种效应的叠加。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使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就业替代效应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直接接管人类工作，特别是重复性、程序性、标准化工作，如数据录入、基础客服、部分脑力劳动，导致出现任务替代、技能贬值、流程重组等冲击原有就业岗位的情况，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失业产生，阶段性冲击集中体现在青年、白领、大龄低技能劳动者等群体技能错配更加突出。同时，AI创造的就业岗位与替代出来的劳动者出现技能不匹配和匹配滞后现象，加之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教育和培训体系更新速度，导致高层次研发人员、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严重短缺，低技能劳动者面临被挤出市场风险，结构性就业矛盾进一步凸显。两种效应导致的就业风险，表现为高技能人才薪酬水涨船高，初级技能岗位被替代。变革效应使就业形态更加多元。未来，工作模式将转向“人机协同”，工作价值链从基础执行层向人机协同层、高阶认知层和情感交互层迁移。这对劳动者的数字素养、人机协作能力、终身学习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加持下，劳动者可以不再受制于某一部门或固定岗位，可以在AI加持下随时随地接受“云任务”，为不同雇主完成工作。与此同时，部分新生代劳动者在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下，更加追求稳定、体面和发展前景明确的工作，对传统高强度、低技能岗位意愿偏低，找工作出现“求稳”和“慢就业”心态，与市场岗位供给形成严重错位。因此，如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切实纳入“高质量充分就业”范畴，是亟待解决的治理挑战。

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业在宏观经济循环中居于枢纽地位，是连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关键环节。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是要把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深度融入宏观政策制定、产业规划和人力资本开发全过程，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

坚持就业优先，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把高质量充分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做到发展目标优先、宏观调控优先、政策协同优先，推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产业、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制定产业政策时优先考虑就业带动效应，优先支持先进制造、消费热点、重大工程、民生保障等吸纳就业能力强的领域，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等就业新动能。尤其要树立“管产业就要管就业、促消费就要促就业、上项目就要扩就业”的大就业观，强化就业影响评估，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时，同步开展岗位创造和失业风险评估。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要鼓励企业开发和使用增强人类能力、与劳动者互补的人机协同技术，使技术成为赋能劳动者的工具而非简单的替代者。同时，健全失业预警和规模性失业风险应急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失业的底线。

坚持投资于人，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结构性就业矛盾是当前就业领域的主要矛盾，破解这一矛盾，治本之策在于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紧紧牵住技能人才培养这个“牛鼻子”，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统筹教育、培训和就业，加快建立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机制，及时编制发布急需紧缺职业目录，动态优化调整各类院校专业结构，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发展相协同、与岗位需求相适应。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聚焦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推行“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联动模式。同时强化技能导向的薪酬激励，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增强技能就业的含金量和吸引力，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坚持人民至上，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提升就业质量。高质量充分就业最终要落到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上。要健全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劳动者。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这一突出短板，加快推动相关立法，健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制度，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推动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用人主体广惠及，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和“15分钟”就业服务圈，实施“人工智能+就业”，提高人岗匹配效率。提升劳动关系治理能力，使劳动关系更和谐、权益保障更到位、就业环境更公平。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智库首席专家）

把政治家办报原则贯彻到新闻舆论工作

1957年6月，毛泽东提出“政治家办报”。近70年过去，媒介形态历经“铅与火”“光与电”走到“数与网”，有人不免会产生疑问：这一诞生于传统媒体年代的要求，是否已经时过境迁？答案恰恰相反。全媒体时代，舆论生成机制、媒体格局与传播逻辑都已发生深刻变化，越是传播主体多元、渠道多样、节奏多变，越需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今年8月，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宣传部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把“坚持政治家办报”作为领导人员任职条件，并延伸要求到办刊、办台、办新媒体，正是这一时代要求的制度化表达。把握全媒体时代的政治家办报原则，可以从理论、时代、实践三个维度着力。

政治家办报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命题。1957年6月，毛泽东在同即将到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的同志谈话时提出，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并把这一要求概括为“政治家办报”。两年后，他又强调，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而且要“多谋善断”。可见，这一要求从提出之日起就不是泛泛的政治号召，而是着眼于新闻工作特殊性确立的核心标准。其内涵可以从三个层面把握。其一，讲政治是第一位的。新闻舆论工作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从来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它关系旗帜和道路，关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必须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摆在首位。其二，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政治家办报，办的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既要体现党的意志，也要反映人民心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其三，政治家的头脑和专门家的本领相统一。政治家办报从来不是只讲政治、不讲业务，而是要求既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处理问题，又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

作为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政治家办报原则随党的新闻事业实践不断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这一要求。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把“政治家办报”的要求延伸到办刊物、办电台电视台、办新闻网站；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办报、办刊、办台、办网都要坚持这一原则。在这两次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以48个字凝练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使命，用“五个事关”阐明其在党的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从“办新闻网站”到“办新媒体”，再到写入行业专门办法的任职条件，变的是阵地外延，不变的是坚持把正确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要求。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和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政治家办报原则所处时代场域的深刻变化。

一是阵地之变。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已然转移到网络空间，这里既是主战场，也是最前沿。传统的版面、电波尚有“把门人”，算法分发、智能生成、私域社群却往往去中心化。一条短视频可以在数小时内传遍全网，一个算法推荐机制足以重塑亿万用户的信息食谱。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智能生成、深度伪造使信息真伪的甄别难度空前加大，舆论引导的复杂性进一步上升。阵地转移了，考验只会更复杂。

二是形势之变。全媒体条件下，新闻传播呈现人人传播、多向传播、海量传播的特征，舆论斗争实质上是人心之争。错误思潮借助网络传播，更易隐蔽生长、悄然蔓延。舆论与人心向背、政权安危密不可分，如果守不好新闻舆论阵地，思想上的防线就可能被攻破，就可能犯颠覆性错误。

三是能力之变。“本领恐慌”问题在全媒体时代更加凸显：不熟悉网络规律，做不好网上群众工作，守不住网络阵地，甚至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如果只熟悉版面语言而不懂流量逻辑，只习惯“文来文往”而不善“键对键”沟通，就可能在无声处丢失阵地而不自知。

政治家办报原则最终要落到人身上、落到队伍上，落实到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实践中。

把牢政治方向。把讲政治作为第一位的要求，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立场鲜明，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亮剑、敢于交锋。无论什么形式的媒体，无论网上还是网下，无论大屏还是小屏，都没有法外之地，必须确保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

提升全媒体素养。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懂得算法为何推送、网言网语为何动人、青年网民何以共鸣，善于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让党的声音成为网络空间最强音。

强化制度保障。新修订的《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把政治标准和全媒体素养统一于任职条件，贯穿政治素质考察、考核评价、监督约束全链条，把“重流量轻质量、重收入轻导向”等问题纳入监督重点，以能上能下倒逼责任落实，使“第一位的要求”转化为可考察、可监督、可问责的制度安排。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害在于把政治上信得过、业务上过得硬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治史以推本得失之原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年）晚年史论的代表作，是他研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写下的历史沉思录。全书60余万字，按朝代分为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等部分，评论自秦始皇至五代大约1180年的史事，卷末附《叙论》四篇（功能相当于序跋）。每卷之下不立篇题，随事触发，一事一议或数事共议，体例上属于传统史评著作。王夫之身处明清易代“天崩地坼”的变局，他读史不是单纯怀古，也不只是借古发泄亡国之悲，目标是“推本得失之原”。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王夫之出生于一个世代仕宦的书香门第。崇祯十五年（1642年），王夫之在湖广乡试考中举人，原本要赴北京参加次年的会试（进士考试）。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席卷华中，北上道路断绝，会试无法成行。明代进士的平均年龄约32岁，王夫之20余岁便中举。若科考顺遂，他本有机会在适龄之年考取进士，仕途可期。这自然令王夫之对明朝的前途抱有期许。但其科举仕进的道路很快被农民大起义和清军入关的洪流冲断。明清易代之际，王夫之曾在衡山举兵抗清，兵败后赴广东肇庆，投身南明永历政权，任行人司行人。永历小朝廷内部党争纷纭、腐败不堪，王夫之因弹劾权奸而几遭不测，最终失望归隐。此后30余年，他“屏迹幽居”于湘西草堂，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著书立说，直至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辞世，始终未剃发易服，以明朝遗民终老。

“推本得失之原”的治史宗旨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晚年最成熟的思考成果。《读通鉴论》始撰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初稿二十卷成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四月，定稿三十卷则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前后。《读通鉴论》三十卷定稿本则无此类题识，其定稿时间系由其次子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及刘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谱》推定。此时他已72岁高龄，咳喘多病，听力渐衰，次年即与世长辞。可以说，这部书凝聚了他一生历经丧乱、沉潜反思之后的最终思想结晶。王夫之何以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倾注如此巨大的精力来评论《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这需要从他的切身遭际和思想追求两个层面来理解。

就切身遭际而言，明亡清兴的历史巨变是理解一切的起点。王夫之不仅是明朝的臣民，而且是有着大好前途的年轻士人，他不仅为国仇家恨积极投身抗清斗争，还是经历了南明政权覆亡的遗民。对于他来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而是刻骨铭心的切肤之痛。康熙时期，已入暮年的王夫之阅读了多次《资治通鉴》，并陷入深思：一个曾经“财足自亿、兵足自强、智足自名”的大明王朝，何以会轰然倒塌？

但王夫之思考的不是明亡的道理，而是家国兴衰的道理，因此，如果把《读通鉴论》理解为借古讽今、发泄亡国之愤的著作，便大大低估了它的思想价值。王夫之在《叙论》中对自己的写作目的有明确的自我剖析：“编中所论，推本得失之原。”又说：“鉴岂能为功于我哉！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炤之者也。”这段话极为关键。在王夫之看来，历史不是一面被动悬挂的镜子，只供人照见形貌；读史者必须主动深入历史事件的内部，追问成败得失的根本原因，并且进一步思考：如果换一种做法，是否同样可以成功？如果已经出现了偏差，又当如何补救？只有经过这样层层推进的思辨，历史才能真正成为“力行求治之资”。

《读通鉴论》的价值旨归，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是现实的、经世的层面，即通过对历代治乱兴衰的系统反思，探索明朝灭亡的内在原因，总结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鉴戒；其二是哲学的、超越的层面，即试图从具体史事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规律，建立一套系统的历史哲学，为后世提供“力行求治之资”。

这两个层面在书中是交融在一起的。每一条具体的史论，既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分析评判，又承载着他对历史演变之“势”与“理”的整体思考。

正如王夫之所言：“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这种以史经世、以史明道的追求，正是《读通鉴论》一切议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突破传统史学范式的思想创获

王夫之史论最具光彩的思想成果，是他在对历史演变的长期反思中提炼出的“理势合一”历史观。所谓“势”，指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时势；所谓“理”，指历史演变中蕴含的规律、道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开篇即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也就是说，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就是合理的；在历史的客观趋势之中，本身就蕴含着运行的规律。他在论及从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转变时，用“势相激而理随以易”来概括这一变化的必然性。这种“理因乎势”“理势合一”的思想，突破了传统史学以天命、道德来解释历史的框架，试图从历史自身的演变中发现其内在逻辑，具有朴素的历史进化意识。

正是在这一历史观的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在他看来，所谓“统”，是“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即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它是靠武力统一还是所谓“篡弑”而来，只要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它就是正统，就是合理的。这一观点打破了以王朝血统和道德褒贬来判定正统的传统标准，代之以是否实现并维护了国家统一这一更为客观的历史尺度。

《读通鉴论》从读秦史写起，所以开篇即讨论封建制与郡县制的优劣。在王夫之看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已经实行了2000年而不可更改，这本身就是“势之所趋”的明证，是历史规律的体现。

王夫之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以道德标准来评判这一历史巨变。他指出，秦始皇废除分封、推行郡县，其主观动机是“私天下之心”，是为了把天下大权集于皇帝一身，使秦王朝的统治万世一系。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看，郡县制打破了贵族世袭垄断政权的局面，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以尽其才”，让有才能的人都有机会参与国家治理，这恰恰体现了“天下之公”。因此他发出了那段著名的感慨：“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这种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张力中把握历史辩证法的论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是极为罕见的，显示出王夫之深邃的历史洞察力。

同时，王夫之也没有因为肯定郡县制的历史进步性而无视其弊端。他清醒地看到，郡县制下“国祚所以不长”，即王朝寿命往往不如封建时代长久，而且郡县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但他的判断标准是“为天下计”而非“为一姓计”：“若夫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只要对天下生民有利，即使一姓的国祚不长，也是值得肯定的。这种以天下生民的福祉而非一家一姓的存亡为评判标准的立场，是《读通鉴论》中一以贯之的精神。

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有《读通鉴论》中蕴含的“生民天下”思想。王夫之始终将是否纾解“生民之困”“生民之祸”作为评判政权是非优劣的根本标准。在论及周代封建制时，王夫之描绘了远古时代“万其国者万其心”的多头权力秩序：上古之时，人人各自立国为君。方圆百里之外，便如同异国。政令、教化、刑法各不相同；赋税轻重由君主自定，百姓生死听凭君主处置。交好便彼此亲近，交恶就互相攻伐。“万其国者万其心，而生民之困极矣。”在这种格局下，生民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周初大封同姓，虽然有“家天下”的私意，但客观上“渐有合一之势”，促进了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使“风教日趋于画一，而生民之困亦以少衰”。到了郡县制时代，天下统一于一王，生民之祸进一步减轻。这样，王夫之就把封建、郡县之辨放在一个从多头权力秩序向政治统一体演进的大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其终极判准始终是天下生民的福祉。

在具体的政治评论中，王夫之也展现出超越传统道德褒贬的制度分析眼光。例如，他论唐代刘晏理财，不同意一般儒士大夫将刘晏贬为“小人”的成见，认为其“庀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称其“于财赋，君子之用心也”。明确肯定了理财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他论汉武帝开疆拓土，也不是简单地以“穷兵黩武”来否定，而是将其放在从大禹到宋代的国家统合大进程中，从区域族群、历史传统和共同体安全的多重角度来分析其历史意义。这些评论都体现出他注重从制度运作和实际效果出发分析问题的特点，而非仅仅诉诸抽象的道德原则。

（作者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欲速则不达

“欲速则不达”出自《论语・子路》。其原典为：“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子夏将赴莒父宰任前，向孔子请教治邑之道时孔子的答语。其中“欲速则不达”，意为急于求成往往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孔子以极简练的语言告诫弟子，为政与行事都须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与节奏，否则便难以行稳致远。

在孔子看来，“速”不是“达”的前提，反而可能成为“达”的阻碍。实现施政通达、功业有成的预期目标，不在于追求快速见效，而在于立足实际、稳健推进。“稳健”不是消极懈怠、不思进取，而是尊重规律、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孔子并不否定合理的推进效率，他所反对的，是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与盲目冒进的行为。应该摒弃一味求快的浮躁，遵循客观规律、谋求长远发展。反之，若一味追求速度，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纵能取得一时之效，终究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欲速不达”的思想理念被后世继承与发展。孟子主张凡事不可躁进，《孟子・尽心章句上》提出“其进锐者，其退速”，谓势头过猛者往往败退亦速；《孟子・公孙丑上》又以“揠苗助长”为喻，阐明违背生长规律、强求速成反而有害于物的道理。事物发展自有其节奏与规律，禾苗生长需待时日，人的成长需积学累功，事业成就需谋定后动；若妄图跳过必要过程直达目的，看似省时，实则违背规律，终将付出更大代价。荀子亦主张为政须顺应节律、长虑远图，提出“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强调治国理政当尊重万物生长的规律，不因眼前功利竭泽而渔，要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成就长治久安的基业。

秦汉以降，儒者多从此意反复申明。《汉书・李寻传》载古语“治国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则不达”，强调治道不可焦灼急躁，当从容有序、渐次推进。北宋司马光在《与王乐道书》中讲：“夫欲速则不达，半岁之病岂一朝可愈？”以治病为喻，说明世事皆有其进程，不可强求速效。南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注解：“欲事之速成，则急遽无序，而反不达。”点明急于求成会导致行事混乱失序，反而无法达成目标。故“盖政以能达为贵，然必有渐而后可以达也。若欲速，则求治太急而无次第，欲其通达，反不能达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以上诸家之说都深刻阐明了急于求成、违背规律的弊端，将“欲速则不达”的思想不断深化，融入历代治国与修身的智慧之中。

中华民族尊重客观规律、胸怀长远的品格，不仅见诸先哲论述，更见于历代实践者的功业。东汉班超本为兰台令史，胸怀投笔从戎的大志，从士卒做起，不急于求成，而是因势施策、恩威并施，历经三十余年经营，终使五十余国归附，平定西域，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千古佳话。南朝祖冲之推算圆周率，废寝忘食、潜心研究，历经数十年推演测算，不贪一时之名、不求旦夕之功，终将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比西方早了近千年，成为世界数学史上的传奇。南宋朱熹治《四书》，不尚速成，反复斟酌修订，《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自谓“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其一生于《大学》用力最深，直至临终前三日仍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前后琢磨数十年，终成《四书章句集注》这部理学里程碑之作。

这种循序渐进、行稳致远的智慧，不仅体现在个人成长与学术事业上，也深刻体现在国家治理中。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面对长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局面，采纳萧何、曹参的建议，推行“休养生息”政策，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循序渐进恢复生产与社会秩序。自汉高祖至文景诸帝，几代人稳步施治，最终成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任用贤才、虚心纳谏，摒弃隋朝大兴土木与对外征伐的急功近利做法，注重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偃武修文、轻徭薄赋，循序渐进推进国家发展，开创了“贞观之治”，成为历史上贤明治国的典范。

历史是一面镜子，更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反复证明，违反规律、急于求成者，不仅难以成就大事，而且会走向失败的结局。三国时期的马谡，自恃才高，急于在军中树立威望、建立功绩，不顾用兵的基本规律与战场实际，贸然舍弃水源、上山扎营，最终丢失街亭，不仅葬送了自身性命，也打乱了蜀汉北伐的整体部署。北宋王安石变法，意在富国强兵、革除积弊，其初衷无可厚非。然推行过急、条例频出，诸多措施未经充分试点便铺向全国，基层执行又多有走样，兼之用人失察，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民怨渐起，变法最终未收全功。这些例子都表明，无论做任何事情，一旦陷入“求速”的误区，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节奏，必将偏离正轨、得不偿失，乃至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欲速则不达”所揭示的，并不是否定事物发展的速度，而是要尊重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切实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摒弃一味求快的冒进行为，树立长远的战略格局与战略思维，真正做到胸怀大局、谋于长远。成事之要，不在疾行而在稳进，不在朝夕之功而在久久为功。一言以蔽之，做事要遵循规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不可急于求成；做人要目光长远、沉心笃行，不可贪快躁进。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院长）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

面对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十五五”时期扩大国内需求、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方向和战略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些重大论断和重要部署，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科学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发展理念和投资方向从“物本优先”向“物人协同”转变，对于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深远意义。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内在逻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之间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对立性体现为资源分配的竞争性和收益周期的差异性；统一性体现为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双向赋能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物”是手段，“人”是目的，二者协同的价值旨归，在于使经济运行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社会化生产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支撑、相互赋能，产生价值倍增效应。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揭示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异化现象，其根源正在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物的积累和人的发展被割裂乃至对立。社会主义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我们从制度层面克服这一对立，使物质资本的积累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此外，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其积累不仅提升个体生产率，还通过知识溢出、技能扩散和协作网络优化，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与创新转化率。投资于物是投资于人的物质基础，投资于人是投资于物的效能保障，两者统一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民教民”“利用厚生”的治理智慧，早已蕴含物质基础与人的发展程度相统一的朴素认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揭示的正是物质丰裕与道德教化、人的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儒家“先富后教”的治理理念，也体现了先解决物质生计再提升人的素质的施政逻辑。这些传统治理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相结合，为新时代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思想滋养。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规模物质资本投入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体系构建等领域取得显著成就。但随着发展阶段转换，传统增长方式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资本回报率趋于下降，产能过剩与成本压力有所显现。与此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创新驱动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引擎。高质量发展要求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而这从根本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跃升。人作为最具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要素，是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管理优化的源泉。只有将物质资本的“硬投资”和人力资本的“软建设”紧密结合，才能推动经济发展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实现基础

在“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既具备坚实的基础条件，也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重视投资于人，绝不是弱化或放弃投资于物，而是在继续发挥投资于物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实现二者更高水平的协同。

投资于物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过数十年持续投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规模位居世界前列，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投资于物仍有很大空间和潜力。在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等领域，仍需持续加大有效投资，为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效能释放提供广阔的实践载体。“十四五”时期，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以上，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等领域的财政投入持续增长，投资“见物又见人”的发展导向日益鲜明。

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投资于人并非泛指一般性民生支出，而是指向人力资本的形成与增值过程，涵盖教育质量提升、职业技能开发、健康资本积累、创新素养培育等具有生产性回报的领域。投入所形成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状态附着于人本身，在使用中不仅不损耗，反而通过实践积累持续增值，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跨期正外部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亟须加大力度投资于人，形成人力资本红利。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保持在40%以上，单位产出所需资本投入显著增加，物质资本投资的边际报酬呈现递减趋势，投资于物的综合效益有所下滑。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仍处于上升通道。当前，人工智能、高端制造、集成电路等前沿技术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性需求急剧上升，缺乏人力资本配套的物质投资更加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特别是，我国投资于人的财政支出占比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仍有差距，社会资本在教育和健康领域的参与度偏低，职业技能培训的供需匹配精度不足，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仍有缺口，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条件依然薄弱，投资于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充足的发展潜力。

物质资本的深厚积累为投资于人提供了坚实支撑。我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体量大、基础牢，已经具备在继续推进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将更多资源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物质条件。同时，人力资本的规模优势为二者协同提供了丰沛资源。我国人口总量超14亿，劳动年龄人口超8.5亿，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尽管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缓慢下降，但呈现的“量减质升”特征，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联动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条件。劳动者素质的持续提升，使得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二者之间的互补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的实践路径

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有效协同从理念转化为实践，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层次的系统工程，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在统筹兼顾中实现二者双向赋能、相互促进。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财政政策既要发挥基础性和引导性作用，又要发挥杠杆效应，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一方面，在保持基础设施和产业升级领域合理投资规模的同时，持续提高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民生领域投资比重，将民生支出从传统的福利消耗重新界定为回报率更高的生产性投资。全面推行零基预算改革，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将考核维度从资金投入量转向教育质量提升、健康水平改善、就业质量提高等产出指标，以绩效导向推动财政资源向投资于人倾斜。在投资于物的方向上，更加注重新型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平台、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使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在方向上相互匹配、在效能上相互增强。另一方面，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补贴、产业基金等工具撬动社会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养老等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拓展知识产权、平台经济、算电协同等新投资领域，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工具，形成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元投入格局。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财政激励和转移支付机制，增强地方政府持续开展教育等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在投资于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软建设”，将人才培养、技术积累、管理提升等无形投入和厂房、设备、基础设施等有形投入统筹考虑，使“硬投资”和“软建设”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与考核导向。当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发展改革、教育、科技等部门之间在规划、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衔接不够，导致实物投资与人力投资在规模、政策、区域上协同性不强。要建立健全跨部门、跨领域的统筹协调机制，将投资于物的项目布局和投资于人的资源配置纳入统一规划框架，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创新平台等建设中同步规划人才引育和科研团队建设，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在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时，将人力资本积累目标和物质资本投资目标同步论证、同步部署，在重大项目审批中将人力资本形成周期纳入可行性评估的前置考量，确保项目布局与人才供给、技能培训、科研团队建设等同步推进，使物的服务效能提升和人的发展需求深度契合。同时，改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衔接当期投入与长期回报的跨任期评价体系，将普惠托育养老供给、高技能人才保有量、居民人均人力资本积累等长效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确保投资于人取得实效。

将“见物更见人”的意识深植于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活力。投资于人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发展机会和生活品质的提升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改变对短期回报的偏好，将人的全面发展指数、民生改善成效等长期回报项目纳入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分配体系中充分显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有效投资，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深化户籍、社保、职称等制度改革，破除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壁垒，完善知识产权激励、股权分红等机制，形成投资于人效益不断提升的正向循环。通过投资于人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释放发展型消费潜能，以消费升级牵引投资方向、以人力资本提升增强创新动能，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