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分析和解决治国理政实践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鲜明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围绕坚持系统观念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确定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将系统观念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哲学创新。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对于我们聚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坚持系统观念具有深刻内在逻辑

系统观念作为一种观照、解构、应对、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和工作方法，是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坚持系统观念、用好系统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坚实而深刻的内在逻辑，需要从思想源流、文化底蕴与实践历程中把握其生成脉络，更好理解这一科学方法的理论品格与实践力量。

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以联系的、发展的、运动的观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坚决防止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方法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集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精髓要义，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作出的重大理论概括和创新。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维基因，强调整体性、和谐性与统一性，为坚持系统观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比如，我国传统文化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古代哲学通过阴阳相生相克、五行生克制化等概念，阐释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动态平衡关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体现了从全局出发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整体意识，是系统观念在政治伦理层面的历史表达；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赓续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优秀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活化与新生。

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总结。100多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运用系统观念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一步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强调“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这些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都体现了洞悉时势、总揽全局的系统谋划和战略擘画，贯穿了丰富深刻的系统思维，彰显了对“一致性”与“多样性”、“破”与“立”、“发展”与“安全”等辩证关系的宏阔运筹。

坚持系统观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前进道路上将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将坚持系统观念贯彻落实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各方面，是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驾驭复杂局面、破解时代难题、推进事业发展，始终掌握历史主动、战胜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

坚持系统观念是更好厚植党员干部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但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只有充分认识系统观念的重要性，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去认识问题，坚持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去审视问题，坚持把近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统筹起来谋划解决问题的思路，才能做到善于把握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律、把握工作关键、把握政策尺度，不断增强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创造性，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全方位各环节发展。政法工作涵盖政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层建设、队伍建设、数字化建设等各要素各环节，共同构成了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政法干警要更加注重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把政法工作置于“两个大局”中考量把握、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坚持立足全局谋一域、着眼长远抓当前，统筹平安法治各类要素、各个领域、各方资源、各种手段，奋力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坚持系统观念是更好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必由之路。系统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结构，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开放系统，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同、相适应。当前，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深刻变革，矛盾问题跨界传导，传统单一、分散的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复合型、跨界型、连锁型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把握系统观念的核心要义，坚持推动治理要素、治理资源、治理力量系统集成、深度融合、协同高效。在治理主体上，统筹政法专业力量、基层网格力量、群防群治力量，构建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共治格局；在治理原则上，科学把握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的平衡点，统筹民主与专政、维权与维稳、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等辩证关系；在治理方式上，坚持将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更加注重韧性治理，推动实现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治理转变。

坚持系统观念是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之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由诸多领域、诸多环节、诸多要素、诸多层面构成的高度耦合、系统复杂的巨大工程，是全领域、全方位、全覆盖的现代化。既包括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的现代化；既包括东部地区的现代化，也包括中部西部地区的现代化；既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也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齐头并进的现代化。政法工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支撑和保障，包含理念、体系、能力等层面的现代化，是一项没有任何先例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这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观念，持续加强政法工作现代化各个部分和各个环节的关联性、系统性研究，坚持以理念现代化为先导，强化良法善治、寓文于治、自治强基、智慧治理、多元共治、韧性治理等理念；坚持以体系现代化为关键，坚持党委领导、政法主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惩防并举、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推动完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要素齐全、运行高效的政法现代化工作体系；坚持以能力现代化为基础，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狠抓落实能力等能力。

坚持系统观念是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制胜之道。百年变局下的风险挑战具有系统性、传导性、联动性、隐蔽性特征，单一风险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局部风险极易演变为全局风险，传统的单点防控、被动防御、分线作战模式，已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冲击。系统观念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学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人民至上，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着力构建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政法机关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核心力量，处在对敌斗争最前沿、维护稳定第一线，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各领域风险防控，统筹显性风险治理与隐性隐患排查，统筹重点时段安保维稳与常态化风险防控，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当前风险和长远隐患。特别是要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谋划和推进社会稳定工作，不能“图一时求一域”“就稳定抓稳定”，坚决防止社会风险演变成政治风险、区域风险演变成全局风险、一般风险演变成重大风险。

坚持系统观念的实践路径

坚持系统观念关键在于行动，在于不断提高运用系统观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历史关口，我们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用好系统方法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把握系统的结构性、协同性、开放性特征，统筹抓好制度、机制、技术、人才等要素，以干部队伍的理念思维变革打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天地、开辟新境界。

把握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突出制度这个践行系统观念的规则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要素多元、环节衔接，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优化系统结构、释放治理效能。从制度层面想问题、作决策。遇到一项工作、解决一个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凭经验、拍脑袋，而是先找制度是怎么规定的、依据在哪里。应当把制度设计的原理、要义内化为思维方式，遇到没有制度规定的新情况，按照已有制度的底层逻辑去推演判断。遵循规律、于法周延完善制度。规律是“道”，制度是“器”。制定制度应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符合实际情况，否则会被实践所抛弃。刚性有力、长牙带电执行制度。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起来“雷声大雨点小”，就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只有真抓真严、敢抓敢严、长抓长严，制度才能长牙带电、落地见效。

把握系统的协同性特征，突出机制这个践行系统观念的运行纽带。中国式现代化各主体、各环节紧密关联、高度耦合，天然具有协同性特征。没有机制，再完善的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纸面条文，应当以机制赋能制度，构建闭环运行模式，打通协同堵点，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系统集成健全机制，善于找准“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环节，打破条块分割，集中资源力量，建立健全相互支撑、相互赋能的工作机制。形成闭环运行机制，形成责任闭环，将宏观目标拆解为可量化、可执行的阶段性目标，明确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的职责、时限和标准，确保“人人有指标、事事有责任人”；形成流程闭环，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建立“决策—执行—反馈—评价”的完整链条，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考核体系，及时发现和校准执行偏差；形成信息闭环，明确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规则，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反馈机制，及时协同解决执行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把握系统的开放性特征，突出技术这个践行系统观念的驱动支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更好抓住系统的开放性特点，打破信息壁垒，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充分发挥技术“利器”和“引擎”作用，以技术赋能的思路应对复杂挑战。注重用技术破除信息梗阻，打通部门壁垒、层级界限、系统隔阂，建好“信息大动脉”，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深化运用“数据不出域、可用不可见”的“多仓统管”模式，最大程度推动实现数据按需共享、安全共享。注重用技术倒逼流程再造，技术、制度、机制要“三轮驱动”，核心就是在坚持应然性思考的前提下，以业务为牵引、以技术为驱动、以结果为导向，重塑工作流程，使其不断趋近于“应然”的理想状态。注重用技术推动跨界融合，通过运用技术，打通部门、层级、领域、系统界限，“嫁接”不同业务、制度、机制的优势，让数据流动起来、业务协同起来、资源整合起来、效能释放出来，产生“1+1＞2”的效果。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干部这个践行系统观念的主体保障。只有充分激发干部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激活系统中最具能动性的主体要素，才能把顶层设计落地为实践成效。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性作用，领导干部作为“领头雁”，应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带领本单位本系统抓好工作落实，切实让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发挥广大干部的基础性作用，把力量配置向基层一线倾斜，加强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让干部在攻坚战场、复杂环境中经风雨、见世面、长筋骨；把关心关爱体现在政治上，坚持实绩实干导向，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形成比学赶超、狠抓落实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

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并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方面之一，深刻指明加强党性修养对于党员干部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全党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深刻的学理性和独特的标识性。

深刻认识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持续强化自身锻造、领导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当前，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发展环境之复杂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党的建设也面临新形势新挑战。这些风险挑战对我们党来说，是系统的整体的，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上看就是能否保持本质的纯粹，也就是党性考验。新时代，我们党要战胜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迫切需要把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把全党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迫切需要。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党员过亿，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党员结构看，1亿多名党员分布在543万多个基层党组织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数量持续增长，党员队伍流动性大、思想更加活跃。从党风情况看，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仍然存在。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党员队伍先进纯洁的根本是党性的纯粹坚强。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中央直面新时代党员队伍建设新情况新问题，从源头和根本上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战略考量和理论创新。

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注重强健自身，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是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之一。在新时代，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迫切需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既体现了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又体现了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逻辑。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纠治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等突出问题，取得明显成效。如何将猛药去疴的立行立改变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常态长效，将督促指导的外力驱动变为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内在自觉，这是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的根本所在。确保党性这一决定性因素持续、有力发挥作用，将有效解决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性和长效性问题。

准确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就要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充分认识其在魂脉、血脉、根脉方面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体现了鲜明的纯粹性和战斗性。列宁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要求党员“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了党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开辟实践新境界、实现理论新飞跃。

赓续于我们党百年奋斗的“血脉”。我们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了党员彻底的党性标准，规定“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毛泽东强调，“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邓小平提出选干部要“讲党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为全党加强党性修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守正创新的鲜明标志。

滋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既体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又体现了“以文化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其中，“善莫大于作忠”的忠诚品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公义追求、“为政以德”的修身理念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都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独特的文化标识，展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深入理解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锤炼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必须紧紧围绕这五个方面，在常修常炼中坚持不懈、持续精进。

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失去了理想信念，党性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首要的是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追求，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铸牢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写在入党誓词里的，是对党员最根本的要求。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员党性的根本底线。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半点党性也没有。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事业。

厚植为民情怀。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也就是坚持党性。党员干部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纯正道德品质。党性是对党员道德品质的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从来不只是“私事”，它关乎党的形象、关乎群众的信任，必须以更高标准修身正己，在道德品质上体现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既要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保持共产党人本色，又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管好身边人，在以身作则、修身齐家中涵养高尚品德、作出示范表率。

保持清正廉洁。党性是内在修养，外化为党员干部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是党性意识坚强、党性原则坚定的基本要求和实践表现。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廉洁底线失守，党性也就荡然无存。一事当前，为公还是为私，是党性的标尺、廉洁的底线。党员干部要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系统建构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就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修炼，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锻炼，在实践斗争考验中磨炼，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淬炼，在知行合一中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修炼坚强党性。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最根本的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原原本本“真学”，深刻感悟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将其转化为坚定的政治追求；要学思践悟“真懂”，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要内化于心“真信”，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知行合一“真用”，自觉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破解难题，在学用结合中锤炼出坚强党性。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锻炼坚强党性。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党性的养成需要日积月累的浸润，坚强党性的形成来自灵魂深处的锻造。突出党性标准和要求，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严肃认真落实“三会一课”，让组织生活成为党性修养的日常课堂；在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中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做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在党内集中教育中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在对照检视整改中不断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的观念、提高党性修养，真正使学习教育的过程成为锤炼坚强党性的过程。

在实践斗争考验中磨炼坚强党性。坚强的党性从来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在生死考验、成败考验、公私考验、正误考验中炼成的。坚强党性不能纸上谈兵，而要实干磨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让党员干部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艰苦复杂环境、关键吃劲岗位去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多接几次“烫手的山芋”，在攻坚克难中砥砺意志、淬炼作风、厚植情怀，以真抓实干的力度、效度检验提升党性的纯度、硬度。

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淬炼坚强党性。锤炼坚强党性，要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主体作用，抓好党性教育，加强党性知识培训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训练，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的宗旨等教育。有组织地让党员干部接受系统的党性训练，创新方式方法，把课堂讲授、现场教学、专题讨论、警示教育有机贯通，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实党性分析、查找党性不足、纠正党性偏差，不断提高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体现党校特点、富有实效的工作机制，帮助学员增强党性观念、提高党性修养。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

更加注重抓前端防“未病”

政务热线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政法机关实施溯源治理、多元调解，基层开展网格化隐患排查……这些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生动诠释了加强社会治理必须坚持关口前移、防“未病”的深刻道理。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眼光敏锐，见微知著，‘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防患于未然，化解于无形，开展工作有板有眼，纵横捭阖，张弛有度，‘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这是领导艺术的最高境界。”这要求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能一味满足于传统的事中事后“救火式”处置应对，更要抓前端、防“未病”，实现源头治理。

面对社会治理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抓末端、防“已病”固然不可或缺，但社会治理仅仅停留在末端处置，社会治理效能受限，就难以实现高效能治理目标。一方面，注重抓前端、治“未病”，有利于降低治理成本，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社会公共问题往往经历从小到大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抓前端、防“未病”，在社会公共问题处于萌芽状态或较小时进行治理，社会治理总体成本较低。等到问题爆发之后再补救、进行末端治理，无论治理结果如何，由于末端已经造成损失，社会治理总体成本显著增加。另一方面，注重抓前端、防“未病”，对应社会公共问题的形成阶段，有利于降低社会公共问题反复发生。社会治理是一个包含前端、中端、末端治理的完整链条，末端治理仅仅抓住了问题产生的表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找准问题产生的根源，同类问题便可能反复出现，陷入“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治理困境。唯有从发生源头介入，瞄准产生社会公共问题的根源加以解决，才能避免同类问题的反复发生，实现长效化治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领导干部注重抓前端、防“未病”的源头治理意识明显增强，源头治理的水平明显提高。但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和一些行业依然存在重末端、轻前端的治理惯性，源头治理意识有待提升。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出事再解决”，认为源头治理难以形成看得见的工作成效，源头治理的主动性不强。有的领导干部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割裂开来，忽视了社会治理问题产生的前端公共服务问题。有的地方在前端问题发现识别和预警机制、激励机制等配套机制建设方面相对欠缺，源头治理理念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行动和实践。

把治理关口前移，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一是在思想认识上前移。源头治理是传统管理与现代治理的一个重要区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领导干部在理念上应牢固树立源头治理理念，既愿当末端治理“救火队长”，也愿做源头治理的“防火工匠”，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防“未病”，主动推进社会治理链条向前延伸和拓展。二是在工作导向上前移。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摒弃仅追求末端应对“轰轰烈烈”的急功近利心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积极开展抓前端、防“未病”的源头治理、基础治理工作，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坚持补齐民生短板，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寓治理于服务之中。三是在制度保障上前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风险隐患排查机制，实现矛盾纠纷治理抓早抓小。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工具，健全数智赋能机制。优化社会治理领域考核评价机制，社会治理有关考核内容既有处置应对效果评价，也应纳入前端风险排查等源头治理效果评价，引导领导干部积极开展抓前端治理、源头治理。

面对新征程上的风险挑战，抓前端、防“未病”是全面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实现高效能治理的科学路径选择。只有抓实源头治理，既治“已病”更防“未病”，下好社会治理的“先手棋”，才能更好地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重要言论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人类发展历史表明，基础研究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推动科学技术巨大进步，带动社会生产力显著跃升。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历史机遇，也是新的挑战。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积极拓展中间品贸易

2025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我国货物出口增长6.1%，显著高于全球货物贸易总体增速，保持较快增长。背后原因是多样的，如“中国创造”产品竞争力的提升、数字技术的赋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拓展、稳外贸政策的支撑等。此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国出口产品属性的结构变化，即中间品以性价比优势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并契合了世界各国发展工业的现实需要，正成为巩固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枢纽地位的重要力量。

中间品是相对最终产品而言，用途和流向是用于再生产，而非最终消费者，货物形态包括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等。作为下游生产的投入品，中间品质量可靠、通用性强、供应稳定、价格合理是其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中间品贸易是指这些商品的跨境交易，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后续生产，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物质载体。

拓展中间品贸易是审时度势作出的科学决策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拓展中间品贸易”，并将其置于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之前，目标是“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2024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要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拓展中间品贸易”作为推动贸易创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同时这也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筑牢国家经济安全屏障、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中间品贸易为何被反复强调？这主要是党中央基于我国发展阶段变化和对国际形势深刻洞察作出的战略选择。

一是我国具备了多样化、规模化生产中间品的比较优势。经过长期的开放发展，我国形成了齐全的产业门类，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涵盖了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具有完备的产业配套能力。在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超过220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范围经济叠加规模经济，赋予我国中间品较高的性价比。此外，随着大力度投入研发，我国共性技术、定制技术能力显著提升，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灯塔工厂”数量全球领先，生产适配能力和市场响应能力不断增强。

二是我国建成了广泛覆盖、运行高效的物流网络。截至2025年，我国拥有万吨级以上码头泊位3061个，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我国占据8席，全国已建成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的27%。国际航线网络四通八达，其中上海港国际航线近350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通度全球第一，码头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量、高铁里程、5G基站数量等均居世界第一，海铁联运、公铁联运、陆空联运等衔接顺畅。我国建成了189个国家级物流枢纽，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物流通道通行能力不断上升，运行规模持续扩大。

三是我国外贸政策稳定、国际吸引力较强。我国坚决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进口关税总体水平持续下降，通过履行入世承诺、主动降税和面向最不发达国家自主降税，已降至7.3%左右。截至2026年7月，我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份自贸协定，通过规则对接、标准统一、海关协作、协定降税等措施显著降低了国际贸易和产供链合作的壁垒。我国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四是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对中间品需求旺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采取了有力政策，推高中间品需求。例如：印度实施“印度制造”战略，对电子、造船等制造业进行大额财政补贴；越南推出辅助工业专项扶持，支持企业提高机械化水平；印尼及一些富矿非洲国家依托本国矿产资源延链拓链大力发展本土加工；巴西强调绿色化、数字化转型以建设“巴西新工业”；美国采取“关税保护+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等政策组合吸引产业回流，鼓励在美本土建厂，希望扩大制造业规模。欧盟制定《工业加速器法案》，推行“碳关税等壁垒+欧洲制造优先+投资附加条件”等举措，拟将制造业占欧盟GDP的比重由2024年的14.3%提升至20%。

我国拓展中间品贸易取得显著成效

自加入WTO后，我国中间品出口规模开始快速增长。2012年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中间品出口国，已连续14年保持全球第一位。2025年，中间品贸易实现较快增长，是拉动出口的主要力量，也为全球产业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据测算，2017年——2025年前11个月，我国出口中间品占比由41.9%升至47.4%，年均提升0.7个百分点；从对出口增长的贡献来看，中间品更是发挥了主导作用，从2018年的55.8%大幅升至85%。

技术创新推动中间品出口升级。与早期出口原材料、简单加工零部件不同，目前我国的中间品出口呈现创新化、高端化特点，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2025年，锂电池出口增长26.2%，风力发电机组增长48.7%，高端机床和工业机器人出口分别增长21.5%和48.7%，应用于高端显卡领域的光收发模块增长了近六成，可用于数据中心建设的大型变压器、储能电池等电工器材出口增长18.8%。

深度融入“全球南方”工业化进程。中国与东盟的中间品贸易占双方贸易的比重超过六成，双方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尤其是在电子元器件、汽车制造等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初步形成“中国设备零部件+东盟制造组装”的协同生产格局。2025年，我国对非出口的中间品占中非贸易的45%，从中国进口纺织材料在非加工成衣再进行本地销售或出口，成为双方产供链合作的典范。我国向“全球南方”国家出口的中间品，既有传统的纺织原料，也有电子元件、汽车零配件、电工器材等，直接服务于当地制造业的建链、补链，在拓展新市场的同时，加快了“全球南方”的工业化进程。

我国拓展中间品贸易空间大、可持续

我国拓展中间品贸易，是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工厂的工厂”转型，由“以最终产品出口为主”向“最终产品与中间品并重”转型，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趋势和要求，也有助于巩固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枢纽地位。我国虽然已是世界第一中间品出口大国，但出口中间品占比仍有提升空间，结构优化潜力较大，且供需两端均呈现多方互利共赢、贸易合作可持续的特点。

国际市场对中间品的需求旺盛，我国中间品外部市场有着充分保障。“全球南方”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印度、东盟、土耳其、拉美等地工业投资快速增长，正建设新的制造业产能。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也很难排斥中国性价比卓越的装备结构件和通用零部件。更重要的是，受资源禀赋、本土市场规模、各国“在岸化”制造相互竞争、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限制，单一国家已很难建成像我国一样的完整工业体系。

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开放，供给端能力将持续提升。从国内来看，我国制造业领域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已全面“清零”，电信、互联网、金融等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将稳步扩大对外开放，对外资切实实施国民待遇，有助于中国吸引外部高端资源、增强中国制造的系统优势。从国际来看，我国企业“走出去”有序开展全球布局，将发挥对中间品出口的拉动作用，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走深走实，也将为国际产供链、价值链合作营造更加良好环境。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

先进制造业的竞争靠什么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是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国际产业格局深度调整。准确把握先进制造业的竞争逻辑、制胜关键，对于巩固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实体经济根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自主创新筑牢技术壁垒。创新是先进制造业的第一动力，核心技术是产业竞争的最大底气。先进制造业之所以“先进”，首先体现在技术水平领先、创新能力突出、价值链位势高端。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6年稳居全球第一，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17%，先进制造业底盘持续夯实。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国部分高端制造领域仍存在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工业软件等短板，产业链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全球先进制造领域的竞争日趋白热化，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持续加码高端制造回流与技术封锁，新兴国家加速承接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局面。突破发展瓶颈、赢得竞争主动，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核心位置，强化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以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筑牢先进制造业竞争根基。

范式迭代驱动发展跃迁。如果说核心技术是先进制造业的“硬实力”，那么发展范式迭代升级就是先进制造业的“软实力”，决定着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可持续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这为构建质量更高、效率更优、韧性更强的现代制造体系指明了方向。智能化是提质增效的核心引擎。依托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数字技术，传统生产模式加速向柔性制造、精益制造、智能制造升级。截至2025年底，我国累计建成3.5万余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比例达89.6%。智能化大幅提升生产效率、产品精度，解决了传统制造业人力成本高、管控粗放等问题；绿色化是鲜明底色。在全球碳中和浪潮和国内“双碳”目标约束下，高耗能、高排放模式已然难以为继，绿色低碳成为先进制造的刚性标准。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早已包含绿色工艺、低碳产能、循环体系的比拼，绿色转型能力直接决定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生存空间；融合化是重要路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持续催生服务型制造、平台化制造等新业态新模式，打破了产业发展边界，为先进制造业持续培育全新增长动能。

完备链条强化体系优势。传统制造业竞争更多聚焦在单一产品、单个企业的点对点竞争，而先进制造业竞争是全链条、全生态、全要素的体系化竞争。强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前沿技术落地转化、创新要素串联整合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的独特优势。我国拥有全球门类最齐全、配套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涵盖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为先进制造业集群化、规模化、迭代式发展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配套支撑。近年来，我国加快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高端装备、轨道交通等领域形成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完备的产业链配套、高效的供需协同大幅提升了先进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地缘政治冲突、贸易保护主义等外部挑战，先进制造业的竞争愈发考验产业链的完整性、稳定性和韧性。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须树立链式思维、系统思维，深入推进强链、补链、延链、固链，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协同升级，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以完备坚韧的产业体系支撑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优质生态激发内生活力。技术突破需要创新土壤，产业升级需要环境支撑。先进制造业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长周期、高迭代等特征，单纯依靠市场自发调整难以实现快速突破，需要依托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优质高效的产业生态保驾护航。优质的产业生态体现在精准有效的政策引导上。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先进制造业发展政策，完善税收激励、金融支持、要素保障、人才引进等配套机制，破除市场准入、要素流动、成果转化等体制障碍，为先进制造业减负松绑、赋能增效。优质的产业生态体现在畅通高效的创新转化机制上。通过搭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平台，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孵化—产业落地”全链条，有效破解创新成果“落地难、转化慢、产业化弱”的痛点。同时，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构建公平竞争、鼓励创新、宽容试错的良好生态，充分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让各类创新要素向先进制造业集聚，为产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内生动力。

先进制造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创新能力、发展范式、配套体系、生态环境的综合比拼。要把握好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自主创新筑牢技术壁垒，以范式迭代驱动发展跃迁，以完备链条强化体系优势，以优质生态激活内生活力，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何为“历史经典产业”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文件指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梯次分布、优势互补的产业布局；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所谓“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这些特色产业既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也是文旅融合发展最富辨识度、最具生命力的文化资源。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此前，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发展历史经典产业，取得了积极成效。例如，浙江省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出“建设一批聚焦七大产业、兼顾丝绸黄酒等历史经典产业、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旅游功能的特色小镇”，并在此后多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持续关注。2024年6月，浙江省出台《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高水平传承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举措》和《浙江省历史经典产业传承创新发展行动方案》，为全国层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地方实践基础。

历史经典产业之所以被提升到国家产业政策的高度，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和产业发展逻辑。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消费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消费结构由物质型向服务型、由生存型向发展型持续升级。“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目标加以部署，并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为历史经典产业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指引。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居民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有效满足品质消费和体验消费的需求。

历史经典产业，一头连着生产与生活，一头连着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有着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双重价值。从经济维度看，大力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既是拓宽就业渠道的有效途径，也是扩大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一般而言，历史经典产业覆盖面广、产业链长、带动性强，涵盖原料种植、创意设计、精深加工、品牌营销、文旅体验等多个环节，能够有效拓宽就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动能。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建成1.49万家非遗工坊，带动130多万人就业增收。特别是在体验经济蓬勃兴起的背景下，丝绸、茶叶、瓷器等产业与文旅、教育、康养等深度融合，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不断拓展。从文化维度看，大力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是在城乡融合、文旅融合中重塑地方文化标识的重要举措。每一项历史经典产业的背后，都凝结着一整套技艺体系、审美范式和生活方式，承载着中华民族对自然、生命与美的独特理解。以景德镇为例，千年窑火孕育了完整的手工瓷业体系，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让这座因瓷而名的城市在城乡融合、文旅融合中树起更具世界辨识度的文化标识。保护好这些产业，就是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与记忆。

然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仍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亟待破解。其一，品牌建设滞后，价值转化不充分。长期以来，历史经典产业存在“好工艺没有卖出好价钱、好产品没有形成好品牌”的现象。以丝绸为例，产品出口占比较高，但多以原料初级加工和代工生产为主，自主品牌市场话语权不足，国际竞争优势没有充分彰显。其二，人才结构性断层，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风险。当前，一些历史经典产业正面临传承人年龄老化、年轻后备力量不足的困境，人才断档将直接影响产业持续发展的根基。其三，同质化竞争突出，区域特色不够鲜明。部分地方在发展历史经典产业时出现“千城一面”的倾向，品牌辨识度不高、业态融合程度偏低。其四，产业链条偏短，价值转化不充分。历史经典产业历史文化资源丰富，但资源向产品、产品向消费的转化通道不畅，不少融合项目仍停留在门票经济和一次性消费层面，研学、文创、康养、定制等多元消费场景培育不足，对关联产业和区域经济的带动效应未能充分释放。这些问题若不能有效解决，将制约历史经典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面向未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在政策引导和市场创新之间形成合力。一是强化品牌培育塑造，推动老字号守正创新发展。健全历史经典公共品牌和企业自主品牌的培育体系，指导和规范工艺标准与品质。引导企业深耕自主品牌建设，用好历史经典产业IP，打造更易被公众认知的历史经典产业品牌，推动老字号与历史经典产业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二是完善人才培育机制，夯实产业传承根基。构建企业主导、师徒传承、院校共育、政策激励的全链条人才体系。引导企业与历史经典传承人建立合作机制，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扶持老工匠、非遗传承人开展技艺传习。强化产业指导和政策激励，提升历史经典产业的人才吸引力。三是坚持错位特色发展，杜绝同质低效竞争。立足地域文化禀赋与工艺特色，推行“一域一品”差异化布局，统筹区域历史经典产业规划。深挖本土历史文化元素，融入产品设计与业态打造，提升品牌独特辨识度，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向特色化、精品化方向发展转变。四是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旅游、文创、研学、康养等深度融合，创新产品业态与营销模式，通过数字化赋能和场景化运营，把传统技艺转化为兼具文化内涵与市场竞争力的精品，切实提升产业综合效益。

发挥“产业促进”类法规的积极功能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重要路径，也是抢占未来发展先机、赢得战略主动权的关键举措。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迭代迅速、充斥技术不确定性、规制需求动态变化的发展特质，其发展对法治的需求更为迫切。法律具有稳定性、公开性和可预期性，通过法律形式将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加以固化，既能为政府履职提供明确依据，也能为经营主体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引，破解规范供给不足、监管相对滞后、发展路径不明等现实难题，从而有效发挥激励、保障与促进功能。在此背景下，以“产业促进条例”为代表的“产业促进”类法规陆续出台，并逐渐成为各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制度工具。这类法规以促进特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规划引领、政策扶持、服务保障、风险防范等制度安排，将产业政策纳入法治轨道，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尽管各国法律制度和经济体制存在差异，但通过法律手段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预期和制度保障，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重要方向。在我国，近年来，各地根据资源禀赋差异与地区优势，围绕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生物医药等诸多新兴与未来产业领域，积极开展了个性化的促进型立法探索，出台了大量“产业促进”类法规。例如，杭州聚焦具身智能这一未来产业，颁布《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深圳依托经济特区优势，先后颁布《深圳经济特区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细胞和基因产业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上海市以浦东新区法规的立法方式，推动出台《上海市浦东新区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应用规定》；安徽省蚌埠市出台《蚌埠市促进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条例》，聚焦智能传感器这一科技前沿领域的产业发展瓶颈，通过短短20条的立法篇幅搭建起智能传感产业全链条的法治保障等。

随着“产业促进”类法规在各地实践的不断深入，一些带有共性的制度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地方层面的“产业促进”类法规不是简单地将激励政策法律化，而是涉及政府与市场、创新与安全、中央与地方等多重关系的协调，需要妥善处理。

一是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立法的关系。新兴产业的布局往往与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技术积累等条件密切相关，各地差异较大，中央统一立法难以完全兼顾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地方通过制定“产业促进”类法规先行先试，能够较为灵活地回应本地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全国层面的制度建设积累经验。基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高度复杂的科技前沿特征，法治框架稳定性与产业发展动态性存在一定张力，制度供给的“时间差”难题显得较为棘手。对于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应当依法赋予地方先行先试、主动探索的试错权限，使其迅速积累立法经验，及时回应产业发展对制度供给的迫切需求。对于一些已然相对成熟、初具规模效应的新兴产业领域，可以将地方层面的成熟经验及时总结提炼，待条件成熟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统一立法。而对于那些发展前景高度不确定、市场形态处于雏形期的未来产业，则有必要进一步发挥规划统筹功能，推动特定地区针对未来产业的具体领域持续展开立法试验与评估判断，不宜仓促进行统一立法。

二是处理好促进措施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当前，各地“产业促进”类法规普遍设置了发展规划、政府投资基金、风险分担等扶持措施，体现了政府在产业培育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扶持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对公平竞争产生一定消极影响。从各地的立法实践来看，产业促进措施更加注重营造普惠性的创新环境，以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为导向，并将公平竞争审查作为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重要环节。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与市场前景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更应当着眼于优化创新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强化基础支撑，将竞争政策融入产业促进法治框架之中，处理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协作关系。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当借助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协力配合，让市场在技术路线选择和企业优胜劣汰中发挥应有作用，政府则主要承担规则制定和环境营造的职责，共同驱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健康发展。

三是处理好风险防范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伴随着技术安全、隐私保护、伦理冲突等新型风险。如果实行严格的事前审批和全程管控，可能会对创新活力形成制约；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又可能引发不可控的安全事件，使行业承受更大的制度成本。对此，应根据风险等级、应用场景、影响范围等具体情境差异进行精准施策。对风险较低的领域和应用场景，给予相对宽松的制度空间，可以通过设置一定期限的“包容期”或“监管沙盒”，允许经营主体在可控范围内探索试错，对其在试验期间的部分义务予以合理豁免，从而营造鼓励创新、允许试错的制度环境；对风险较高的领域，则相应配置更为充沛的监管资源，推动实施分级分类监管，将有限的监管资源聚焦于高风险等级的产业领域，实现监管执法资源的差异化分配与有的放矢，在守住风险底线前提下预留充分的产业发展空间。同时，尊重相关产业发展演变的规律，科学把握立法的切入点、着力点，建立常态化的风险监测和评估机制，根据技术演进和市场变化动态，主动适时调整监管策略，确保产业发展始终在可控风险之下平稳运行。

四是处理好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其产业发展前景直接关涉国家安全与经济稳定。近年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通过立法手段强化对战略性产业的管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已从经济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议题。“产业促进”类法规不能仅着眼于激励创新、扶持产业，还必须在制度设计中将安全底线嵌入其中，实现促进功能与保障功能的统一。我国《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也作出专门部署，要求建立健全关键领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制度，对关键领域的原材料、技术、设备、产品等供给渠道的稳定情况进行系统评估，对可能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供给风险进行精准识别与有效防范。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指引下，“产业促进”类法规应进一步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立法方式上，可以根据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风险特征，灵活运用多种立法手段，对涉及安全底线的领域保持必要的制度约束，同时为尚在探索中的技术路线预留合理的规范弹性；在制度安排上，应在涉及核心技术、关键数据、重要设施等事项上依法设置必要的安全审查和风险监测机制，使安全考量融入产业发展的制度框架，既充分释放创新活力，又有效防范国家安全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室副主任）

扎实做好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

社会服务作为民主党派制度化、常态化的一项重要履职工作，是民主党派深入基层、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展示形象的重要载体，也是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优势和显著效能的生动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肯定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成效，认可民主党派“积极助推国家重点发展战略，开展对毕节试验区以及其他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社会服务，形成了一批品牌项目”。当前，面对多元多变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格局，需要依托社会服务这一接地气、暖民心、聚民力的实践平台，把服务群众、宣讲政策、建言献策贯通融合，最大限度汇聚全社会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

民主党派开展社会服务，有着坚实的制度根基与清晰的政策依据，是多党合作制度赋予参政党的法定职责与政治使命。1989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民主党派开展经济、科技、教育、法律、医卫、文化等咨询及社会服务工作，要以服务为宗旨，注重社会效益”，并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支持民主党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统一祖国事业多做贡献”。200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将社会服务作为“拓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的渠道”的重要方式，明确提出“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积极创造条件，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章程均将社会服务纳入工作范畴，广泛积极开展社会服务，配套完善相关工作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

立足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做好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从形势任务看，当前，我国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多元多变，做好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工作，巩固全社会共同思想基础的任务愈发艰巨。这就需要民主党派依托社会服务下沉基层、贴近群众，协助做好政策宣讲、民意收集、矛盾疏导工作。从现实实践看，一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社会服务仍存在短板，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活动形式、轻服务实效，重物质帮扶、轻思想引领，重实践开展、轻成果转化等现象，社会服务的针对性、持续性、专业性还有待加强。这就需要立足制度定位、聚焦主要职能，不断优化工作方法、完善实践路径，全方位提升社会服务效能。

聚焦民生需求，提升社会服务的精准性实效性。民生连着民心，务实帮扶是凝聚人心的前提和基础。做好民主党派社会服务工作，必须摒弃形式主义、短期思维，以群众真实获得感作为工作评判的唯一标准。一是立足基层实际需求，建立常态化需求摸排机制，深入城乡社区、乡村一线走访调研，精准梳理群众在教育医疗、就业创业、法律服务、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领域的现实诉求，杜绝主观化、同质化、重复化帮扶。二是依托自身界别专业优势，找准服务切口，聚焦短板弱项开展专业化、精准化、常态化帮扶，既做好应急救助、暖心慰问等短期服务，更深耕产业培育、人才赋能、技能提升等长效帮扶。三是持续传承接续帮扶优良传统，优化定点帮扶、组团式帮扶工作模式，推动社会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长效化项目转变。同时严守廉洁底线，规范项目实施、资金使用和合作交往，与参与帮扶企业构建亲清合作关系，始终保持社会服务的纯粹性、公正性，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效夯实团结群众的民心基础。

发挥平台优势，在社会服务中做好解疑释惑和联谊交友。民主党派社会服务不能止步于解决民生难题，更要发挥平台优势，做好解疑释惑、联谊交友等工作，真正实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一是立足服务一线开展轻量化、接地气的政策宣讲，摒弃生硬说教、刻板宣讲，结合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政策难点，用通俗语言解读国家大政方针、解读发展形势，及时回应群众思想困惑、化解认知偏差。二是坚持体谅包容、尊重多样，正确看待基层群众的差异化诉求和多元化想法，在面对面沟通、心贴心交流中倾听群众心声、疏导负面情绪、化解基层矛盾。三是把联谊交友融入服务全过程，依托各类服务活动广泛联系基层群众，广交深交各界挚友诤友，在真诚服务、良性互动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强化工作衔接，不断提升建言资政质量。基层服务一线是最鲜活的调研阵地，是民主党派履职建言的重要源头。要打通社会服务与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基本职能的衔接通道，构建“服务实践—民意收集—问题梳理—建言献策—反馈落实”的完整闭环，让基层服务成果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凝聚发展合力。一是建立常态化社情民意收集机制，在各类社会服务活动中主动摸排政策落地堵点、基层治理难点、民生保障痛点，全面收集原汁原味的社情民意，建立动态民情台账。对现场可协调帮助解决的小微问题及时处理，切实回应群众诉求；对涉及体制机制、政策落实、行业发展的共性难题，系统梳理、深度研判，提炼形成高质量提案、调研报告和社情民意信息，精准反映基层呼声、助力科学决策。二是将服务一线发现的问题作为民主监督的重要线索，紧盯民生领域政策落地、项目推进、权益保障等重点环节开展精准监督，推动各类问题整改落地。健全成果反馈机制，及时将部门办理、政策优化、问题整改情况向基层群众反馈，让群众真切看到履职成效、感受到制度优势，持续厚植社会认同、汇聚发展合力。

健全制度体系，夯实社会服务的长效运行基础。制度化规范化是提升社会服务效能的关键支撑，应进一步健全统筹协同机制。一是依托大统战工作格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工作合力，统筹推进各类社会服务活动，避免民主党派之间各自为战、重复帮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效能最大化。二是健全平台载体机制，依托定点帮扶区域、城乡基层阵地，打造常态化社会服务实践平台，固化特色服务项目、培育优质服务品牌，推动服务系统化、品牌化。三是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兼顾显绩与潜绩，将群众获得感、共识凝聚度、问题化解率、建言转化率等纳入社会服务工作效能评价体系。四是统筹组织力量与个体力量，强化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党派成员立足专业优势主动参与基层服务、民情调研，在履职实践中锤炼能力，持续激活社会服务的内生动力。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分析和解决治国理政实践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鲜明提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围绕坚持系统观念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确定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将系统观念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哲学创新。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对于我们聚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坚持系统观念具有深刻内在逻辑

系统观念作为一种观照、解构、应对、改造世界的科学思想和工作方法，是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坚持系统观念、用好系统方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蕴含着坚实而深刻的内在逻辑，需要从思想源流、文化底蕴与实践历程中把握其生成脉络，更好理解这一科学方法的理论品格与实践力量。

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以联系的、发展的、运动的观点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坚决防止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方法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集成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精髓要义，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和工作方法上作出的重大理论概括和创新。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系统思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系统思维基因，强调整体性、和谐性与统一性，为坚持系统观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比如，我国传统文化主张“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古代哲学通过阴阳相生相克、五行生克制化等概念，阐释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动态平衡关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体现了从全局出发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整体意识，是系统观念在政治伦理层面的历史表达；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赓续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优秀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活化与新生。

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经验总结。100多年来，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注重运用系统观念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一步指导实践和推动工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因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邓小平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强调“必须从系统观念出发加以谋划和解决，全面协调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这些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都体现了洞悉时势、总揽全局的系统谋划和战略擘画，贯穿了丰富深刻的系统思维，彰显了对“一致性”与“多样性”、“破”与“立”、“发展”与“安全”等辩证关系的宏阔运筹。

坚持系统观念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前进道路上将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将坚持系统观念贯彻落实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各方面，是更好地把握发展规律、驾驭复杂局面、破解时代难题、推进事业发展，始终掌握历史主动、战胜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必然要求和现实选择。

坚持系统观念是更好厚植党员干部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的题中之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国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但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只有充分认识系统观念的重要性，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去认识问题，坚持把历史、现实、未来贯通起来去审视问题，坚持把近期、中期、长期的目标统筹起来谋划解决问题的思路，才能做到善于把握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律、把握工作关键、把握政策尺度，不断增强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创造性，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全方位各环节发展。政法工作涵盖政治建设、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基层建设、队伍建设、数字化建设等各要素各环节，共同构成了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政法干警要更加注重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把政法工作置于“两个大局”中考量把握、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坚持立足全局谋一域、着眼长远抓当前，统筹平安法治各类要素、各个领域、各方资源、各种手段，奋力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

坚持系统观念是更好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必由之路。系统具有动态性、开放性，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结构，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开放系统，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同、相适应。当前，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利益格局深刻变革，矛盾问题跨界传导，传统单一、分散的治理模式难以应对复合型、跨界型、连锁型社会风险。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把握系统观念的核心要义，坚持推动治理要素、治理资源、治理力量系统集成、深度融合、协同高效。在治理主体上，统筹政法专业力量、基层网格力量、群防群治力量，构建完善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共治格局；在治理原则上，科学把握发展和安全、活力和秩序的平衡点，统筹民主与专政、维权与维稳、打击与保护、管理与服务等辩证关系；在治理方式上，坚持将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更加注重韧性治理，推动实现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刚性维稳向柔性维稳、运动式执法向常态化治理转变。

坚持系统观念是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之需。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由诸多领域、诸多环节、诸多要素、诸多层面构成的高度耦合、系统复杂的巨大工程，是全领域、全方位、全覆盖的现代化。既包括城市的现代化，也包括乡村的现代化；既包括东部地区的现代化，也包括中部西部地区的现代化；既是经济领域的现代化，也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齐头并进的现代化。政法工作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重要支撑和保障，包含理念、体系、能力等层面的现代化，是一项没有任何先例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这要求我们坚持系统观念，持续加强政法工作现代化各个部分和各个环节的关联性、系统性研究，坚持以理念现代化为先导，强化良法善治、寓文于治、自治强基、智慧治理、多元共治、韧性治理等理念；坚持以体系现代化为关键，坚持党委领导、政法主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惩防并举、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推动完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要素齐全、运行高效的政法现代化工作体系；坚持以能力现代化为基础，着力提升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专业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狠抓落实能力等能力。

坚持系统观念是更好应对前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制胜之道。百年变局下的风险挑战具有系统性、传导性、联动性、隐蔽性特征，单一风险极易引发连锁反应、局部风险极易演变为全局风险，传统的单点防控、被动防御、分线作战模式，已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冲击。系统观念作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科学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人民至上，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着力构建全领域、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政法机关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政权安全、制度安全的核心力量，处在对敌斗争最前沿、维护稳定第一线，肩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统筹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网络安全、公共安全等各领域风险防控，统筹显性风险治理与隐性隐患排查，统筹重点时段安保维稳与常态化风险防控，统筹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当前风险和长远隐患。特别是要在国家安全视域下谋划和推进社会稳定工作，不能“图一时求一域”“就稳定抓稳定”，坚决防止社会风险演变成政治风险、区域风险演变成全局风险、一般风险演变成重大风险。

坚持系统观念的实践路径

坚持系统观念关键在于行动，在于不断提高运用系统观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历史关口，我们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系统观念、用好系统方法指导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注重把握系统的结构性、协同性、开放性特征，统筹抓好制度、机制、技术、人才等要素，以干部队伍的理念思维变革打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天地、开辟新境界。

把握系统的结构性特征，突出制度这个践行系统观念的规则基础。中国式现代化要素多元、环节衔接，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以制度建设优化系统结构、释放治理效能。从制度层面想问题、作决策。遇到一项工作、解决一个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凭经验、拍脑袋，而是先找制度是怎么规定的、依据在哪里。应当把制度设计的原理、要义内化为思维方式，遇到没有制度规定的新情况，按照已有制度的底层逻辑去推演判断。遵循规律、于法周延完善制度。规律是“道”，制度是“器”。制定制度应符合法律规定、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符合实际情况，否则会被实践所抛弃。刚性有力、长牙带电执行制度。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起来“雷声大雨点小”，就会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只有真抓真严、敢抓敢严、长抓长严，制度才能长牙带电、落地见效。

把握系统的协同性特征，突出机制这个践行系统观念的运行纽带。中国式现代化各主体、各环节紧密关联、高度耦合，天然具有协同性特征。没有机制，再完善的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纸面条文，应当以机制赋能制度，构建闭环运行模式，打通协同堵点，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系统集成健全机制，善于找准“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环节，打破条块分割，集中资源力量，建立健全相互支撑、相互赋能的工作机制。形成闭环运行机制，形成责任闭环，将宏观目标拆解为可量化、可执行的阶段性目标，明确每个环节、每个岗位的职责、时限和标准，确保“人人有指标、事事有责任人”；形成流程闭环，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建立“决策—执行—反馈—评价”的完整链条，完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考核体系，及时发现和校准执行偏差；形成信息闭环，明确跨部门、跨层级的协同规则，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反馈机制，及时协同解决执行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把握系统的开放性特征，突出技术这个践行系统观念的驱动支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更好抓住系统的开放性特点，打破信息壁垒，克服信息不对称难题，充分发挥技术“利器”和“引擎”作用，以技术赋能的思路应对复杂挑战。注重用技术破除信息梗阻，打通部门壁垒、层级界限、系统隔阂，建好“信息大动脉”，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深化运用“数据不出域、可用不可见”的“多仓统管”模式，最大程度推动实现数据按需共享、安全共享。注重用技术倒逼流程再造，技术、制度、机制要“三轮驱动”，核心就是在坚持应然性思考的前提下，以业务为牵引、以技术为驱动、以结果为导向，重塑工作流程，使其不断趋近于“应然”的理想状态。注重用技术推动跨界融合，通过运用技术，打通部门、层级、领域、系统界限，“嫁接”不同业务、制度、机制的优势，让数据流动起来、业务协同起来、资源整合起来、效能释放出来，产生“1+1＞2”的效果。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干部这个践行系统观念的主体保障。只有充分激发干部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激活系统中最具能动性的主体要素，才能把顶层设计落地为实践成效。发挥领导干部的关键性作用，领导干部作为“领头雁”，应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带领本单位本系统抓好工作落实，切实让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发挥广大干部的基础性作用，把力量配置向基层一线倾斜，加强专业训练和实践锻炼，让干部在攻坚战场、复杂环境中经风雨、见世面、长筋骨；把关心关爱体现在政治上，坚持实绩实干导向，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舞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形成比学赶超、狠抓落实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

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是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质基础。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察尔汗盐湖考察时强调：“盐湖是青海最重要的资源。要制定正确的资源战略，加强顶层设计，搞好开发利用。”这为高质量推进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牢记嘱托、担当奋进，深刻把握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科技含量高、技术引领性强的内在属性，充分发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根青海10余载，成功攻克盐湖原卤高效提锂技术，以科技突破赋能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2025年2月与青海省联合组建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盐湖）以来，中国五矿着眼盐湖资源开发新形势新要求，以科技创新突破开发瓶颈，以产业创新重塑发展范式，加快推动盐湖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迈进，矢志筑牢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的产业根基，奋力开创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新局面。

胸怀“国之大者”，锚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向，打造盐湖产业发展新高地。中国五矿主动把盐湖资源高效绿色开发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谋划推进，聚焦国家所需、立足五矿所能，以央地协同打造战略标杆，以链式整合重塑产业格局。

以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赋能盐湖产业发展格局全域升维。为更好统筹推进青海盐湖资源开发，中国五矿携手青海省组建中国盐湖后，指导其确立“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新能源产业的稳定器、高端轻金属材料的生力军”战略定位，用底线思维稳钾、用发展眼光扩锂、用未来视角攻镁。中国盐湖自成立之日起，中国五矿即将其作为新能源产业链“链主”企业，充分发挥金属矿业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30多家兄弟子企业进驻察尔汗盐湖，倾全集团之力助力盐湖产业链建设发展，不断增强产业发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深入开展“百日融合焕新行动”，以管理对接、产业协同、文化融合全面推进中国盐湖一体化运营，有力赋能中国盐湖经营生产、管理能力、科技创新、队伍建设全方位跃升。目前，中国盐湖经营质效、产业实力、行业影响力已进入全球先进行列。

汇聚优势科技资源，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新架构。中国五矿始终强化科技战略先导地位，统筹汇聚各方科技力量，以“搭平台、建机制、强调度、重转化”为驱动，以体系化攻关为抓手，系统构建盐湖创新体系新架构。以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为目标，持续推进国家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优化重组、省级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优化运行，集聚优势科研单位、百人专家团队，推动盐湖科技创新从单一企业攻关向跨领域协同创新转变，加快攻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重点科技项目攻坚为抓手，组建党员突击队冲锋在前，同步出台党建赋能重点产业和项目攻关专项方案，推动党建与科技攻关、项目建设深度融合、同向发力。

聚力攻坚突破，贯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链条，加速世界级资源开发难题攻关。中国五矿锚定“出题”与“答题”的精准对接，向重大核心技术攻坚，向发展瓶颈发力，依靠科技创新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实现从“跟跑”到“领跑”。察尔汗盐湖“超高镁锂比”的卤水特性曾被国际盐湖行业视为提锂技术的“禁区”。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10余年接续攻关，自主研发“超高镁锂比盐湖卤水连续离交吸附+膜分离耦合提锂技术”，一举打通镁锂分离技术堵点，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3月，建成全球首个万吨级原卤直接提锂产业化装置，颠覆传统盐湖提锂需历经两年以上盐田晾晒的老卤提锂工艺模式，整套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以协同创新联合体攻关盐湖世界级难题。针对盐湖金属镁一体化项目生产关键技术难题，2025年8月22日，中国五矿在青海格尔木启动金属镁一体化项目攻坚克难“大会战”，汇集7家内部单位、联动国内2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组成近400人攻坚团队，并行推进多条技术路线验证，同步开展数值模拟、梯度试验、非标设备研制，探索形成绿色低碳经济可行的金属镁冶炼成套工艺，多条技术路线已完成小试、扩试攻关验证。2026年7月13日，金属镁一体化项目多条中试线建设全面启动，跑出了技术攻关“加速度”。

以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筑牢创新发展根基。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中国五矿始终树牢“大矿业观”，积极推动“大矿业人才队伍”建设，系统规划各类人才培养路径，面向技术攻关、项目建设、生态治理等一线锤炼科技人才，加快锻造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目前，中国盐湖已形成近600人的科技人才队伍，同时统筹推进经营管理、高技能等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在急难险重任务一线锻炼年轻干部，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筑牢人才根基。

突出应用导向，拓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场景，加快构建现代化盐湖产业体系。中国五矿坚持以应用为牵引、以场景为驱动，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嵌入盐湖资源开发全链条，在增储上产、提质扩能中夯实产业根基。

钾肥主业稳产保供，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中国五矿始终把钾肥稳产保供作为首要政治责任，钾肥主业地位持续巩固，钾肥年产能提升至530万吨。10年间累计生产氯化钾超5000万吨，春耕关键期日均外运钾肥超2万吨，高效覆盖全国农业主产区，牢牢守住大国粮仓安全底线。

锂盐产业乘势而上，打造新能源产业“稳定器”。中国五矿在察尔汗与一里坪两大盐湖分别布局，形成差异化提锂技术路线。察尔汗盐湖实现高镁锂比卤水规模化提锂突破后，稳步扩产至年产10万吨。一里坪盐湖持续深耕工艺优化，目前年产1.5万吨。两大盐湖协同发力，中国盐湖碳酸锂年总产能达到11.5万吨，位居国内盐湖提锂企业之首、全球碳酸锂产能前列，有力发挥新能源产业“稳定器”作用。

资源梯次深度开发，培育高端轻金属“生力军”。以金属镁一体化项目攻关为牵引，加快发展“锂电全生命周期、高端镁基材料、新型储能、绿色氢能利用”四大新兴产业，大力培育盐湖新质生产力。同步加快盐湖稀散元素综合开发步伐，铷资源开发已自主合成10余种配方的吸附剂，硼资源开发正抓紧部署1000吨/年硼砂工业化中试，超百万吨级综合产能全面成型。盐湖资源正从单一利用走向多元增值，加速向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加快培育高端轻金属材料战略增长极。

坚持绿色发展，厚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势，绘就高原盐湖产业新底色。作为深耕青海的中央企业，中国五矿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数智赋能为支撑，将绿色、低碳、循环理念贯穿盐湖资源开发利用全过程。

循环经济模式实现资源梯级利用。中国五矿推动钾、锂、镁及伴生元素梯级利用，提钾后老卤可用于提锂、提镁及稀散元素，之后尾卤回灌盐田参与下一轮浓缩，实现资源“吃干榨净”。系统推进卤水循环回用、尾矿资源化处置、矿区生态修复，实施盐田堤坝加固、防渗治理、污水再生回用等环保工程，建成生态廊道与4A级景区。

节能降碳改造提升全链条能效。精准优化盐田晒制、卤水输送、矿物加工、镁锂冶炼等全链条能耗管控，大力推广光伏光热利用、余热回收等绿色工艺，全面落地烟气超低排放、粉尘回收治理等环保举措。新增6万吨锂盐项目全面投产后已实现原料老卤消耗下降32%、淡水消耗下降36%、电耗下降22%，并通过绿电应用，助力未来实现“零碳提锂”目标。

绿色低碳转型引领行业变革。依托中国五矿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和青海本地特色，加快察尔汗产区“能源岛”绿色化改造，源荷两侧协同、风光储配套，建设多能互补、就地消纳的低碳零碳产业园区，打造盐湖绿钾、绿锂、绿镁产品体系，走出高原盐湖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新路径。

把监督嵌入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纪委立足区域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实际，坚持把监督嵌入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以政治监督把方向、以嵌入监督促发展、以系统施治提效能、以严管厚爱激活力，以高质量监督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强化政治引领，以政治监督确保决策部署一贯到底。纪检机构是政治机关，政治监督是首要任务。公司纪委始终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首要要求，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企业不折不扣落实。

抓实“第一议题”制度。坚持把督促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作为政治监督首要切入点，推动党委健全完善“学习研讨、贯彻措施、督导推动、跟踪问效”闭环机制，实行“一月一通报、一季一跟踪、半年一督导、一年一总结”动态管控，推动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在公司见行见效。2026年以来，累计落实重要部署37项，细化落实112条务实举措，公司学习贯彻工作成效获评集团公司“优秀”等级。

拧紧巡视整改链条。严格对标集团公司巡视整改机制和评估标准，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对账销号。建立巡视整改监督台账，实行动态更新，定期研判整改进展，累计提出22条监督建议，对重点难点问题挂牌督办，倒逼问题真改实改。统筹推进“当下改”与“长久立”，督促举一反三补齐建章立制，以整改促治理、以治理促发展，公司连续2年荣获集团公司专项突出贡献奖励。

把牢发展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防范和查处“七个有之”问题。将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落实情况纳入政治监督重点，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集团公司各项工作要求落实落地。靠前介入“十五五”规划编制全过程；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督促领导班子对照政绩观偏差负面清单深挖检视、立行立改，确保企业发展始终对标党中央部署要求、同频同向。

聚焦主责主业，以嵌入监督护航企业能源保供绿色转型。公司纪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责，坚持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监督就跟进到哪里，把监督嵌入业务全链条，保障高质量发展主战场。

筑牢能源保供防线。把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关键节点作为监督重点，督促常态化盯守安全生产，对违反集团公司“十条硬措施”问题及时上报处置，以监督倒逼保供责任落实。2026年以来，公司完成发电量187亿千瓦时，售热量同比增长10%，有力抵御台风等极端天气，顺利完成重要时段保供任务，切实发挥骨干能源企业“压舱石”作用。

赋能绿色转型攻坚。建立新能源项目全周期监督机制，围绕集中式光伏、海上风电、新型储能等重大工程，对项目核准、招标采购、施工建设、资金支付等关键环节制定专项监督清单，实施“纪检+业务”同时介入，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项目推进中的不规范问题。“十四五”期间，公司新能源装机占比从6.6%提升至21%，新能源发展连续3年保持全省同类型企业领先，跑出绿色转型发展加速度。

激发科技创新动力。聚焦燃机自主检修和国产化替代、虚拟电厂等前沿领域，推动科研领域监督由重点监管资金使用向畅通创新全链条转变。督促完善科技创新管理制度，既严守科研经费使用规范，又护航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完成国产化F级燃机一级动叶等效2000小时长周期运行验证，助力破解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推动把燃机产业规模优势转化为硬核创新竞争优势。

深化系统治理，以体系构建提升监督综合效能。公司纪委坚持标本兼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整治、监督力量贯通、以案促改促治，把监督成果转化为企业治理成效。

重点领域靶向施治。紧盯招标采购、新能源工程建设、燃料管理等高风险领域，坚持问题导向，深化专项监督，构建精准、常态、长效的监督工作格局。对排查梳理出的53项具体问题实施清单化管控、节点化推进，推动各类问题整改见底见效。针对暴露出的共性倾向性问题组织专项治理，坚持举一反三、溯源纠偏，督促压实重点领域全流程过程管控，以整改倒逼责任落实，持续提升重点领域治理质效。

监督力量贯通融合。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修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则，制定监督贯通工作措施，促进纪检、巡察、审计、财务、内控等监督力量贯通协调。扎实开展内部巡察，在巡察中同步开展选人用人、财务稽查和内控合规检查，一次进驻、多项检查，提升监督综合效应。组织重点岗位排查廉洁风险点300余个，做到“一岗一清单”全覆盖，让监督融入日常管理。深化“组地”协作，与地方纪委监委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协作配合，借助外部资源增强监督合力。

以案促改标本兼治。充分发挥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针对监督检查、巡察审计发现的典型共性问题深挖根源，剖析短板与薄弱环节，制发纪律检查建议书，推动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管理漏洞、提升治理效能。持续释放监督治理综合效应，为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筑牢坚实纪律屏障。

坚持严管厚爱，以清风正气激发干部担当作为。公司纪委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把严的基调与实的导向统一起来，营造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制度约束与文化浸润并重。坚持从严执纪，推动修订73项制度，持续强化制度执行刚性。纵深推进“三清”企业创建，深挖拓展“红梅”廉洁文化实践案例，常态化编发廉洁月刊；每年组织1600余名党员干部参观廉政教育基地，持续做实常态化警示教育，用好身边案例教育身边人，切实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精准问责与撑腰鼓劲同步。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对触碰红线、逾越底线的违规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清晰界定先行先试失误与明知故犯违纪的界限。加强对受处理处分干部的暖心回访，鼓励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聚焦新能源项目拓展、安全生产保供、关键技术攻关等重点一线，实事求是看待干部履职过程中的工作失误，切实保护干事创业干部的担当作为积极性。

作风整治与基层减负并行。深入开展“两长两多两不力”专项治理，聚焦会长会多、文长文多、制度执行不力、工作落实不力等突出“四风”顽疾，靶向发力、重拳整治，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赋能增效。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着力纠治基层“小微权力”运行不规范，切实维护职工切身利益。紧盯元旦、春节、五一、端午等重要节点，发布廉洁提醒，坚持风腐同查同治，以严实过硬的作风建设成效护航企业行稳致远。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纪委）

将党的建设全面融入基层治理

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是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重大任务。重庆两江新区下辖42个镇街、498个村（社区），常住人口达353.6万，是我国中西部第一经济强区，也是重庆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核心承载区。两江新区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在全域打造联系服务群众的基层治理创新阵地——“社区学院”，以共同兴趣爱好为纽带，创新群众组织模式、重构基层治理单元、广泛凝聚群众共识，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两江新区以“社区学院”建设为载体，从制度设计、组织嵌入、兴趣引导三个层面同步发力，推动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党组织就在身边。绘好全域“施工图”。新区党委把“社区学院”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基础性工程来推进谋划，宣传、组织、社会工作、教育、民政等部门协同配合，形成“区委统揽、部门协同、镇街落实”的工作格局。实行专班化运作、清单化管理、分阶段推动，制定“社区学院”建设总体方案和工作指南，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序推进。织密基层“组织网”。持续完善“镇街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组织—党员代表”的工作链条，让社区党员担任“社区学院”活动的发起人、组织者和参与者，在协调各方关系、优化资源配置、处理化解问题的过程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现“群众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跟进到哪里”。重构治理“微单元”。引导居民按照兴趣、爱好、专业自发组建兴趣小组2300余个，常态化开设体育、文化、艺术等各类兴趣课堂和兴趣活动，形成一个个治理“微单元”。兴趣小组打破了楼栋、网格的物理边界，让群众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组合”，使组织群众的方式从“行政推动”变为“兴趣吸引”，群众从“要我参与”变为“我要参与”，有效破解超大城市社区中人际疏离、群众组织化程度偏低的治理难题。

把党的思想引领融入日常生活。两江新区把思想引领融入“社区学院”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受教育、在活动中受感染、在交流中聚共识，探索出将服务、管理、凝聚、引领有机融合的基层治理路径。理论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兴趣课堂，开设“课前五分钟”微宣讲，街道干部、社区书记、党员骨干走进兴趣小组，用群众听得懂的话讲政策、讲道理；开展“课后十分钟”民情聊，让群众敞开心扉、表达诉求、提出建议，现已累计开展各类政策理论宣讲5000余场次，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兴趣促融合。重构社区人际关系和情感连接，将陌生邻居聚成有共同话题的同学和队友，让党员、楼栋长化身民情收集员和矛盾调解员，邻里纠纷在说笑闲聊间消解。探索“社区学院+议事代表”双向嵌入模式，推选社团骨干成为议事代表，形成“普通居民—社团学员—议事代表”参与路径，实现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榜样聚力量。打造“兴趣点单—兴趣活动—兴趣展示—榜样礼遇”工作闭环，定期推送优秀讲师、学员参与“两江榜样”“最美两江人”等典型选树，已挖掘先进事迹1000余件。建立观摩学习、经验交流机制，让工作方法多、群众口碑好的社区书记、优秀讲师们分享“一手经验”，让参与者被看见、被认可，找到价值感、归属感。品牌育风尚。推动品牌化建设，鼓励各社区发掘自身特色，打造“一社一品”，推动“社区学院”持续焕发生命力，进一步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培育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风尚，真正将社区从居住空间升华为情感相连、精神相依的温暖家园。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基层事务千头万绪，单靠社区力量远远不够。“社区学院”将治理模式从“解决事”变成“关注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把各方资源汇聚到社区，引导群众共同参与治理，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让精准服务更加可感可及。把资源阵地“用”起来。推动辖区机关部门、社会单位等参与共建共享，盘活社区养老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阵地资源，归集统筹各类公共活动场地1400余处，累计开展各类活动6.8万余场、带动90万余人次参与，基层超95%的文化活动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实现了资源集约化利用和最大化共享。把群众舞台“搭”起来。深入挖掘专家学者、退休教师、技术能手等担任师资，全区2400余人的师资库中约80%是本地居民和志愿者，真正实现“居民服务居民”。通过年度汇演、主题展示等形式，让有特长的居民从“台下”走到“台前”，在传授与分享中施展才华、实现价值、增进认同。把家校社“联”起来。联动新区174所学校与“社区学院”共同打造“教联体”，让学校专业师资走进社区兴趣课堂，把社区公共空间变成孩子们的“第二课堂”，打通了学校、社区、家庭协同育人的“最后一米”。截至目前，“学校——社区学院”协同育人大场景已服务辖区未成年人30万余人次。把数字服务“跑”起来。深化多跨协同、整体智治，开发“居民兴趣小组服务”数字化应用，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实现课程（活动）发布、预约、管理一体化。群众手机“点单”、社区线上“接单”、线下“返单”，即可实现兴趣需求智能匹配、场地管理一屏总览、活动调度高效协同。

（作者系重庆市两江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我和我的祖国》：扎根人民心中的爱国旋律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许多人都会倍感亲切，自然而然地共同唱起这首对祖国的赞歌。40多年前，词作家张藜、作曲家秦咏诚共同谱写的这首《我和我的祖国》，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它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华儿女对祖国、对民族感情的深刻写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广大音乐工作者紧跟时代步伐，创作了大量深入人心的音乐作品。《我和我的祖国》就是这样一首伴随改革开放的春潮唱响的歌曲，它用亲切深情的旋律表达了深刻动人的爱国情怀。好的音乐作品是人民的文艺，也是历史的经典，2019年此曲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为何它具有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力量？就是这部作品在优美的旋律下，蕴含着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怀。

颇具传奇色彩的诞生历程

《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颇有几分传奇色彩。一般的歌曲创作是先有歌词，后谱乐曲。如同歌剧创作，都是先写剧本、再谱音乐。而这首歌曲的创作过程却反其道而行之，是先有乐曲，再写歌词。两位作者都是辽宁人，自幼在海边长大，歌词中有“大海”，流畅的曲调似“浪花”，可谓因海相连，把故乡的海浪写成了14亿人的歌。

1962年，音乐家秦咏诚创作了小提琴曲《海滨音诗》，并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首演。该曲描绘了碧波轻荡、海风轻拂的海滨美景，奏出了人们对大海的赞歌，成为中国小提琴音乐中常被演奏的作品。该曲优美、柔婉的旋律深深打动了词作家张藜，希望将之填词、改为一首歌曲。但器乐作品的音乐语言、基本布局、发展手法等与声乐作品完全不同，《海滨音诗》曲调并不适合填词。1983年他找到作曲家秦咏诚，希望以此为基调，重新创作一首易于传唱的新旋律。在张藜家中，秦咏诚尝试构思曲调。《海滨音诗》采用的是上行旋律“”，既然曲调需要全新，便改为下行旋律“”，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主旋律有了，整首作品一气呵成，当场就将乐曲创作出来。

歌曲的旋律诞生后，歌词却迟迟未能落笔。原因很简单，这首曲子的音调太动听了，必须有特别好的歌词才能够与之匹配。且歌曲旋律先产生，这在歌曲的创作中并不多见，也给后续的歌词创作带来了一定限制。张藜因此苦苦寻找灵感，这一憋就是半年。他揣着曲子，从厦门的鼓浪屿琢磨到了湖南的张家界。一天清晨，张藜在张家界的天子山招待所醒来，他推开窗户，望见旭日缓缓从东方升起，看见眼前晨雾中的巍巍高山。这么美丽的景色，不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伟大的祖国吗？山河的壮美景象，使他积蓄已久的思绪喷薄而出，脑海中浮现出“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的诗句。这个开句堪称神来之笔，一下打动了人们的心灵。在很短的时间内张藜便写出全部歌词，并在中秋联谊会上朗诵。朗诵时他的“眼圈儿红了，万般心情都涌上心头，我用它写出了我对故乡、母亲、祖国、亲人的潜藏于心的思念”。这段往事常常被人们提起，说明优秀的文艺作品离不开作者的真情实感。脚下的神州大地、绿水青山，是文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

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中起舞

这首作品音乐上最有创意的，是它的节拍。一般歌唱祖国、母亲、大海等颂歌作品，多为四二或四四拍，或以悠长抒情的线条表现深情，或以坚定的进行曲节奏彰显刚强气质。而《我和我的祖国》虽也歌颂祖国，却采用传统创作中较少使用的八六、八九拍圆舞曲节奏，可谓出其不意，使人听来不自觉地随歌翩翩起舞，一经唱响便风靡一时。在改革开放春潮中，整个社会舒展明朗、奋发向上，“在希望的田野上”的豪迈传遍神州大地，“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的喜悦洋溢五湖四海。在这种背景下，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巧妙地契合时代脉搏，用八分拍营造出一种喜悦感，宛如在舞池中轻盈旋转，听之使人畅快惬意、如沐春风。其旋律起伏荡漾，与歌词中“浪花”意象有同频共振之效。

歌曲的主歌部分亲切动人，首句“我和我的祖国”采用级进下行旋律，第二句“一刻也不能分割”则使用“do—mi—do”的向上大跳，上下两句音域跨度均达八度，可谓跌宕起伏，将歌者的激动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副歌部分音区翻高八度，情绪饱满，让人激情澎湃。尾声部分更是不用实词，而直接以“啦啦啦……”的衬腔把喜悦的情绪推向高潮。古人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体现的就是这种感情。这种我和祖国紧密相依、不可分割的真挚感情，在作品中得到了最酣畅的抒发。

如果说张藜、秦咏诚的词曲创作是天作之合的话，那李谷一的演唱则为这首作品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李谷一是“讴歌改革开放的歌唱家”，曾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1984年李谷一应秦咏诚邀请，演唱并录制了《我和我的祖国》。作为有着深厚花鼓戏与专业声乐功底的歌唱家，她采用亲切的诉说口吻娓娓道来，与词曲气质高度契合，使旋律自然流淌进人们的心窝。在40余年的时光里，李谷一从未停止过演唱《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与《难忘今宵》等一起成为时代的印记。每一次歌声唱起，人们都心潮澎湃，被它打动。

爱国是打动人心的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我和我的祖国》有着持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这首歌曲诞生后，又先后出现了同名电影（曾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奖）、多集纪录片、系列有声剧、综艺节目、儿童文学作品、青少年读物等，可以说成为歌曲影响下的一个文化现象。而其之所以有着如此激动人心的力量，恰恰因为爱国是这首作品打动人心的底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爱国是流淌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幸福的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的归宿和依托。这是《我和我的祖国》蕴含的精神力量。

此曲在歌颂祖国上的巧妙之处，是未用豪言壮语的宏大叙事，而是以“我”的视角娓娓道来，体现了一种创作上的智慧。祖国是什么？它可能是我们眼前的山、脚下的河，也可能是小小村落中的袅袅炊烟、家门口道路上的那道车辙。因为常见，所以可知、可感、可亲，让人魂牵梦萦，激起乡愁。这样无数个日常事物汇在一起，就成为生我养我的祖国。祖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每一个人的日常依托。歌词中的“我”可能是耕种的农民、工厂的工人，也可能是边防的战士、奋发读书的青年学生，这样一个个普通的“我”就构成了14亿人的中国。把岗位上的工作做好，把日子过好，这本身也是爱国。“乐者，乐也”，以歌化人、以乐育人，往往比单纯的说教更触动人心。《我和我的祖国》正是这样，它把对祖国的深情化作亲切的旋律，让亿万听众在传唱中自然生发出对祖国的眷恋，这是它传唱40余年依然动人心魄的奥秘所在。

《我和我的祖国》是爱国的乐曲，更是人民的歌。艺术作品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扎根泥土、深入生活，从祖国的大好河山中汲取灵感，从人民的喜怒哀乐中捕捉真情，才能创作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我和我的祖国》走过的路，正是文艺与人民相互成就的路。新时代的艺术工作者要把个人艺术追求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根扎在人民中间，把心贴着时代脉动，谱写出无愧于祖国和人民、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音。

（作者分别系中国音乐学院党委书记、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让观众看到无名英雄不为人知的坚守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交锋》开拍前，我曾经突然想起这两句话。剧中呈现的台海隐蔽战线斗争跨度20年，当我们要用影视的语言去呈现这段无声的较量，最先要解决的不是情节，而是态度：我们凭什么去写他们？又该让他们以什么样的面目，走到观众面前？也许最好的答案是用极致的真诚靠近真实，用克制的笔触刻画人物，让观众在岁月的暗流里，看见那些不为人知的坚守。

让宏大命题在真实岁月中扎根

“反分裂、遏‘台独’、盼和平、促统一”，这是《交锋》从立项之初就确立的主题。但宏大命题本身不能构成戏。一部剧要让主题真正落地，唯一的办法是把它放进具体的年代、具体的案件与情节、具体的人的命运里。

我们把故事的起点锚定在20世纪90年代。那是两岸关系错综复杂、隐蔽战线斗争很频繁的时期。为了让叙事成立，主创在前期调研阶段梳理了大量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公开报道过的真实案件，从策反的手法到情报传递的细节，从当事人的处境到时代生活的质感，尽量做到有所参考。剧中所展现的窃密阴谋、策反渗透，乃至特定的历史事件，都不是为了追求猎奇的“尺度”，而是为了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们希望通过还原这20年来的暗流涌动，让观众认识到，国家安全从来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真切地维系在每一次惊心动魄的较量中，也维系在我们身边每一个看似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正是国安人员20年如一日的坚守，赋予了《交锋》深沉的历史厚重感，也构成了国家安全最可靠的屏障。

在情节中勘探人物真相

影视创作中，有的剧作往往会围绕一系列既有标签去迅速建立人设。观众常常在荧幕上看到一种“介绍性出场”，即通过大段的台词或旁白来表明角色的身份和性格。这种标签化的处理方式省事但生硬，且可能会破坏戏剧原有的张力。《交锋》在剧作上尽量避免这种创作习惯，力争把每个人物都抛入极致的情节和冲突中，通过动作、反应和抉择来展现人物。

在剧中，资深特工蒋在珍发现办公室被安装了窃听器，她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在一个微小的眼神与停顿后若无其事地离开、打车、在机场极限变装，用一连串紧凑的情节，将她推入身份暴露的巨大压力之中。

压力越大，可供选择的动作越小、越具体，人物的底色就越真实。希望可以用这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克制，去完成对人物的揭示，同时进行留白，将感受的空间还给观众，让观众在紧凑的情节推进中，自行感知那份生死一瞬的惊骇，与人物刻进骨子里的职业本能。

拥抱凡人底色

长久以来，隐蔽战线题材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要么为了爽感把角色美化成没有瑕疵、战无不胜的“战神”；要么把他写成冷酷无情、斩断七情六欲、只为信仰运转的“机器”。写《交锋》时，主创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合力把人物从传奇的想象中请回来，放回地面。

国安干警也是血肉之躯，他们在漫长而枯燥的岁月里，也会感到疲惫；在遭遇委屈时，也会有情绪的起伏；在面对危险时，同样也会有对生命和家庭的眷恋。真诚的分寸在于平视，我们必须拥抱人物的全面性，承认情感在他们生命中的重量。剧中的国安干警并非总是依靠指令去执行任务，很多时候，恰恰是出于对师徒情谊的珍重、对战友生命的不舍、对无辜百姓的悲悯，甚至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热爱，他们才爆发出超乎常人的勇气，直面生死的考验。

马憩与何春晓这对国安师徒，亦师亦友、如父如子。工作中会有理念的冲突，生活中也有对彼此的调侃与防备。因为平视，我们才敢于保留他们性格里那些不完美的褶皱，在重压之下的犹豫，面对至亲时的无奈甚至私心。不敢诚实地面对角色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就无法讲述他们在精神世界里的崇高。当这些带着满身疲惫和牵挂的无名英雄，在家与国、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忍住内心的波澜，隐姓埋名、负重前行时，他们身上的信仰光芒才显得更加动人。

在因果交织中雕琢立体群像

《交锋》展现的是一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持久战，这注定它不能是某一个孤胆英雄的独角戏，而必须是一幅全景式的时代群像。构建这幅群像时，我们不敷衍任何一个桥段，不刻意矮化任何一个对手，要让每一个角色都有因有果，让每一个人物都立体而鲜明。

在这张错综复杂的情报网络中，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剧中，被台湾间谍策反的科研专家曹了平在生活中面对着一地鸡毛，台湾间谍朱应甲精准地捕捉到他生活的缺口，在看似拉家常的交谈中步步为营，将他逼入绝境。曹了平的沉沦，本质上是抵抗不住人性的贪欲，剧作展现了他被这种贪欲一寸一寸压垮的悲剧过程。间谍计算并利用的，除了贪婪，也有和家庭丝丝缕缕的关联。曹了平的所有“情有可原”连在一起，才构成背叛的原因与对世人的警醒。

呈现这种真实而残酷的人性，更能反衬出国安干警在这20年暗战中付出的巨大牺牲与心血。只有当对手足够强大、当渗透的手段足够隐秘时，英雄的每一次反制才真正具有千钧的重量。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沉浮，都如同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相互激荡、互为因果，共同编织成隐蔽战线上最真实的残酷与荣光。

在影视传播形态不断演进的当下，文艺创作者时常面临流量与质量、捷径与坚守的抉择。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应肩负起书写时代精神的使命，用扎实的生活底蕴和敏锐的社会洞察，去擦亮作品的思想底色。只有始终将创作的根系深扎于泥土，始终对生活保持敬畏与赤诚，作品才能拥有穿透岁月的力量。《交锋》的创作是一次向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深深致敬，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创作让广大观众看到在繁华安定的岁月背后，有怎样一群人在默默替我们负重前行。他们将名字隐于暗处，以血肉之躯筑起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钢铁长城。文艺创作本身，同样是一条需要长期坚守的战线。只有始终怀揣对历史的敬畏，才能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愿《交锋》中所传递的那份信仰之光，能够让无名英雄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群众的心中。

（作者系《交锋》编剧）

祖国不会忘记

40年前，准确地说，1986年7月，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请求再看一眼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轻声发问：“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那一年，他62岁。距离他隐姓埋名的那一天，过去了28年。

1950年8月，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9天后，邓稼先即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穷二白。邓稼先决定将毕生心血与生命，全部交付给祖国的核事业，他确立了“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念和目标。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邓稼先没有犹豫。回到家，他告诉妻子许鹿希：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不能说。”“做什么？”“不能说。”他说，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

戈壁的风凛冽刺骨，大漠的夜荒芜孤寂。没有先进的计算机，他们就用算盘、草稿纸日夜演算；没有成熟的技术参考，他们就从零摸索、反复试验。1964年，罗布泊上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年多后，氢弹试验圆满成功。两声巨响，震惊世界，中国人真正挺直了腰杆。

荣光背后，是无人知晓的牺牲。一次核试验意外事故，为查清故障原因，邓稼先不顾众人劝阻，坚持亲自进入爆炸核心区域捡拾碎片。就是这一次义无反顾的奔赴，让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病痛悄然侵蚀着他的身体，可他依旧坚守岗位、带病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临终前，他说：“选择了核武器，就意味着选择了牺牲和付出。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终生无悔。”“假如生命终结之后能够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老一辈科学家的缩影。

在那段风雨兼程的岁月里，有无数和他一样的科学家，怀揣纯粹的爱国初心，舍弃名利、无问西东，把个人理想融入家国伟业，用平凡生命铸就非凡功勋。他们不求世人皆知，不求青史留名，只求山河无恙、家国富强。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钱学森的归途，是跨越山海的赤诚坚守。他放弃美国优渥的科研条件，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他是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带领团队从零起步，打下中国导弹、航天事业的根基，让中国拥有了捍卫国土的长空利剑。

“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程开甲的奉献，是隐姓埋名的无声坚守。为了国家核试验事业，他扎根戈壁荒漠20余年，彻底淡出公众视野，连至亲家人都不知其身在何方、所做何事。为了国家的需要，程开甲10年内4次改变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从理论物理到金属物理再到核物理最后到核试验技术。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钱三强在法国居里实验室学有所成，毅然归国。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人，他不承认自己是“中国原子弹之父”，而更愿意以“卵石”“沙粒”自居：我作为一个老科技工作者，能把自己化作卵石、化作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去夺取胜利的征途上，而感到高兴、欣慰！

还有于敏、王大珩、朱光亚、周光召……一串熠熠生辉的名字，一群默默奉献的脊梁。一代人，择一事，终一生。他们辗转求学，经千回万转；海外留学，行千山万水；归国之旅，历千难万险；白手创业，尝千辛万苦；情系祖国，谋千方百计。他们把“国家需要就是科研的方向”作为人生信条，在民族危亡中科学救国，在一穷二白中科研立国，在改革开放中科教兴国，在高质量发展中科技强国，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句话，是对那一代科学家最准确的注脚。他们一生淡泊名利，埋首实验室深耕不辍；他们告别妻儿老小，数十年扎根偏远基地；他们放弃海外殊荣，甘愿从零开始为国拓荒；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直至白发苍苍仍躬耕不止。他们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科学家精神紧紧融合在一起，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他们以凡人之躯，担家国之重，用智慧、汗水甚至生命，为新中国筑牢科技根基。

山河不语，岁月为证。邓稼先去世40载，祖国从未忘记，人民永远铭记。人民的铭记，不在档案馆里，不在教科书里，而是在人们献上的鲜花里，在以他们名字命名的小行星里，在每一次对他们事迹的讲述里。在四川绵阳的“两弹城”，每逢纪念日，人民群众自发前往邓稼先塑像前献上鲜花。在邓稼先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稼先公园、稼先学校、稼先路……成为一系列红色文化地标。

祖国不会忘记。如今的中国，核弹护疆、航天逐梦、高铁飞驰、科技腾飞，早已如先辈所愿。华夏大地山河锦绣，民族复兴步履铿锵。那些以身许国的钢铁脊梁，那些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那些镌刻在山河里的报国初心，早已融入共和国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永不磨灭的精神底色。

防范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失控风险

4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事故前夕，工程师普遍认为反应堆足够安全；灾难降临时，他们甚至不愿相信仪表上的危险读数。这起事故让人类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一项曾经被误认为具有极高可控性的技术，能够在顷刻之间释放出毁灭性力量。

当前，AI在极大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现实的安全隐忧也随之浮现：我们倾力构建的人工智能，究竟是造福人类的清洁水电，还是又一座潜藏风险的“反应堆”？它的破坏力并非来自核裂变，而是源于智能本身。当这“看似智能”的信息系统开始自主决策、自主行动，甚至不断自主冲破人类预设的边界，我们会不会重演切尔诺贝利工程师的悲剧——危机发生时却依旧笃信技术仍在掌控之中？应当看到，所谓AI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是风险警示的隐喻，并非预判灾难已经发生或即刻降临，但它所指向的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失控风险，早已不再局限于科幻想象。

不容忽视的隐患与挑战

有效应对人工智能风险，前提是厘清不同阶段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与安全隐患。通常所说的通用人工智能，一般指具有高度泛化能力、接近或达到人类智能水平的信息处理工具；超级人工智能，则是指各方面都超过人类智能水平，且具有某种程度生命属性的存在。这意味着“它”可能会产生“自主意识”，由于其超越人类智能，很多想法和行动将难以被人类理解，更难以被人类控制。就现阶段而言，人工智能只是泛化能力不断增强的系统和工具，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通用人工智能与超级人工智能。

AI对人类的生存风险，可以划分为远期与近期两个维度。从远期来看，倘若通用人工智能进一步演进为超级人工智能，其认知层级远高于人类，看待人类或许就如同人类看待蚂蚁。有观点提出，超级人工智能将与人类争夺资源，甚至危及人类生存，这并非危言耸听。利他是人类拥有的重要认知能力，如果AI向超级人工智能演进，我们固然期盼未来的超级人工智能能够秉持“超级利他”，但一旦它走向“超级邪恶”，人类又该如何应对？这一风险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研究发现，当前有的主流大模型在面临被替换的可能性时，会通过欺骗、威胁人类等方式来保全自身；更令人震惊的是，当模型识别出自己正处于测试环境，还会刻意掩盖自身的不当行为。尚且达不到通用人工智能水平的现有模型已然出现这类倾向，一旦进化为超级人工智能，风险后果不堪设想。

超级人工智能带来的生存级灾难目前仍然属于潜在风险，并不意味着该危机必然发生。恰恰因为一旦出事后果极其严重，才更需要坚持底线思维，把防范工作做在前面，不能等到危机显现之后再被动处置。

即便远期风险尚有时间窗口，近期各类现实风险已经迫在眉睫。当前人工智能只是看似智能的信息处理工具，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能力，运行机制与人类智能存在本质区别，因而可能会以人类难以预判的方式，犯人类不会犯的错误。当某种操作会威胁到人类生存时，人工智能既无法深刻理解何为人类、何为生死，也不真正理解什么是生存风险，作出危及人类生存的行为时甚至不自知。倘若广泛部署和使用，并自主性日益增强，极有可能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即便尚未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当下的AI也能够利用人性弱点制造相应危机。

由此可见，远期风险与近期风险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同一条风险谱系上的两个阶段：远期风险的核心是“能力超越控制”，近期风险的核心是“能力缺乏理解”。前者是尚未到来但必须提前布局的底线防御，后者是已经发生且正在加速扩散的现实威胁。

“预警事件”频敲警钟

上述风险并非纯然推演。近期一系列安全事件，已为AI失控及造成灾难性风险敲响警钟。

今年7月，OpenAI的GPT-5.6Sol模型及一款能力更强的预发布模型，在一项名为ExploitGym的网络安全基准测试中，突破了沙箱限制，利用连开发团队都不知道的零日漏洞逃逸到公网，最终攻破了全球最大AI开源平台Hugging Face的基础设施，窃取测试答案。模型在4.5天内执行了约17600次入侵操作。漏洞发现、沙箱逃逸、跨系统横移、凭据窃取、远程代码执行、数据外泄——整条链路全程由AI自主完成，没有人类在任何一个环节下达过“去入侵Hugging Face”的指令。这是没有任何人类意图和指令的情况下，由AI模型自主发起、独立完成的真实网络入侵事件。这起发生在实验场景下的逃逸事件，为前沿大模型的行为失控敲响了警钟。

几乎同一时期，标榜“安全至上”的Anthropic对外披露，承认其Claude模型在测试环境中入侵了三家真实机构。OpenAI的智能体也曾自主瞄准企业内部网络，利用一系列漏洞获得了支持虚拟机环境的研究集群的完全管理员权限，甚至读取了云端密钥管理服务中的密钥。

这些案例并非偶然个案，共同指向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有的AI系统可能会以难以预知的方式，冲破人类预先划定的安全边界。

接连发生的事故之外，全球顶尖科学家、产业研究者也不断发出严厉警示。今年9月，图灵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杰弗里·辛顿认为，AI在10年内灭绝人类的10%概率“似乎是一个不算离谱的估计”。他表示，我们从未创造过可能很快比我们更聪明的存在，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显然应该谨慎。9月8日，辛顿公开联名支持英国议员提出的《人工超级智能安全法案》，明确提出“在没有科学共识认为可以安全可控地实现超级智能之前，现在开发超级智能是非常不明智的。失去对比我们更聪明的AI的控制可能是灾难性的，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绝”。同期，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与众议员格雷格·卡萨尔联合提出《禁止人工超级智能法案》，主张永久禁止开发和部署超级人工智能，并要求在联邦安全标准建立前暂停先进人工智能的开发。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图尔特·罗素教授，在2026年通过议会作证、公开文章等多种渠道，阐释AI可能带来的“切尔诺贝利级灾难”：AI协同摧毁金融、通信、电网等关键基础设施，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并引发多国经济崩溃，而这还只是监管缺位情形下的“最好情况”。“另一种可能性是更大的灾难，人类不可逆地失去控制，我们对自己是否继续存在没有发言权。第三种选项，事情奇迹般地变好，是不现实的”。9月9日，曾任职于OpenAI、An-thropic，深耕前沿模型预训练的雅各布·考克森宣布离职，并发出警告：“两家公司围绕先进模型的竞争，是拿全人类的命运豪赌。”OpenAI首席科学家雅库布·帕乔基用“外星的心智”来形容当下AI，这既表明其能力的强大，也意味着失控风险不容忽视。

这类担忧并非新近才出现。2025年9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雷沙联合姚期智、张亚勤、薛澜以及本文作者等在内的300位国际学者，共同联署《全球人工智能红线呼吁》。文件警示，“AI可能很快就会远远超越人类的能力，并加剧诸如人为制造的流行病、广泛的虚假信息、包括儿童在内的大规模个体操纵、国家和国际安全隐患、大规模失业以及系统性侵犯人类权利等风险”。

国内也在同步推进制度层面的风险应对。2026年9月14日，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聚焦可信应用与失控风险防范，明确提出加强智能体行为失控等突出风险的防范治理，凝聚国际治理共识，促进人工智能全球可信应用。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

这些声音来自政府机构、AI领域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是参与最前沿AI研发与制度建设、深度了解这项技术内部运作及其影响的群体。以上各种形式的警示和行动都预示着，人类社会正在从“AI风险是未来的事”的认知，转向“这是当下必须面对的系统性挑战，并要为生存级挑战准备长远应对策略”。

有些观点坚持认为“人类是人工智能的创建者，再强大也肯定能够被人类控制”，并且提出“发展优先，让子弹飞一会儿”。这种追求快速迭代、“能力快跑、安全慢走”的格局，与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苏联核工业“重建设、轻安全”的模式高度相似。还有观点认为“只要为AI设置一键关停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殊不知，切尔诺贝利操作员在反应堆失控时按下的正是紧急停堆按钮AZ-5，却因控制棒设计缺陷，这一“刹车”在最初瞬间反而变成了“加油门”，直接加剧了爆炸。人类以为握在手里的“停止键”，可能恰恰是加速失控的关键。

因此，如果全球再继续以技术乐观主义回避风险、以竞争优先搁置治理、以信息封闭掩盖问题，那么AI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或许不是“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会发生”。

让安全成为AI与生俱来的“基因”

操纵、佯攻、策略性欺骗、威胁与恐吓、未授权的自主决策，这些都是近期在AI模型与服务中逐步显现的风险。人类本身是脆弱的，而当下人工智能既分不清善恶，也无法真正理解何为“伤害”。与此同时，人类的负面行为大量反复出现在网络数据中。我们的研究已梳理出上百种人类负面行为，其中多数还未在大模型中显著爆发，但也意味着我们尚未针对这类潜在风险建立防护。一旦这些负面模式被AI系统性习得，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社会，失控概率将大幅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使人工智能大范围应用乃至“无处不在”，我们就必须穷尽手段实现对AI系统的有效管控。为了全人类与后代的福祉，这份责任无可推卸。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需要多维度举措同步推进。

第一，在安全可控得到科学确认之前，不应研发、部署与使用超级人工智能。从科学角度看，目前没有任何科技进展表明人类能够确保超级人工智能可控。完备性、一致性、可判定性的失守，叠加超级人工智能的强大能力与人类自身的局限和脆弱，会急剧放大失控概率。一旦超级人工智能失控，极有可能引发人类无法承受甚至无法挽回的灾难性甚至是生存性风险。即使目标不是直接研发超级人工智能，也可能随着AI自我演化能力的提升而自主跃迁到超级人工智能阶段。因此，需要充分研究超级对齐技术，确保一旦出现超级人工智能，人类仍能有效应对，防止其脱缰失控。同时，在找到具有严格科学合理性与可行性的防范方法、确认其充分安全可控之前，不应研发、部署和使用超级人工智能。

第二，把安全确立为AI发展的第一性原理。安全应当内嵌为AI模型与生俱来的“基因”，不可删减、不可违背，不能为追逐模型性能而弱化安全防护。要尽可能穷尽各类潜在隐患，前置完成模型安全加固，坚持主动防御，而非出事之后被动补救。

第三，审慎对待AI递归自我改进，守住人类反馈与控制权。递归自我改进是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关键路径，同时也是失控风险最主要的引爆点。当AI拥有改进自身架构的能力，智能提升的正向循环可能加速到人类完全跟不上的程度。对此既不能因噎废食放弃探索，更不能放任自流。自我改进的全过程必须纳入充分的人类反馈；对于自我改进提案、架构实质性变更等，人类安全团队要做到严格审核监督，保证任何情形下人类手握最终控制权。

第四，恪守适度使用原则，不必追求AI无处不在。鉴于AI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对于收益有限、风险突出，或者本就完全不需要AI介入的场景，应当保持审慎克制。人类社会需要保留属于人的空间，不能让AI渗透所有角落。

第五，推动政产学研协同，共担风险“守门人”。AI安全属于复杂系统工程，绝非单一主体可以独立承担。政府须完善立法监管，划清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产业应将安全内化为研发硬性要求与能力维度，以安全促进稳健发展；学术界需以科学的态度及时研判潜在风险，深耕AI安全理论机制，为可控AI提供科学根基；社会公众应充分提升AI安全素养，理性开展社会监督，避免盲目信任与无端恐慌。多方缺一不可，任何一方缺位，都有可能成为失控的薄弱环节。

第六，推进全球协作，共同划定并严守安全红线。一旦AI演变为不受约束的技术军备竞赛，后果不堪设想。实现全人类层面的AI安全，全球合作是无二的选择。在具备执行力的国际机构统筹下，各国要实质落地统一安全红线，搭建AI风险预警与灾难应急协同处置机制。掌握先进技术的国家更应承担带头责任，在安全可控得到科学确认之前不应研发超级人工智能，以免引发灾难性乃至生存性风险。

切尔诺贝利留给后世的启示之一，就是技术失控往往不在于技术本身的问题，而源于人类对安全隐患过度自信的错误估计，甚至刻意隐瞒风险，在安全准备不足的前提下一味追逐更高的效能与能量。今天，如果不把安全作为前提，我们可能正在开启一个力量远超核裂变的“潘多拉魔盒”。着眼长远，我们要摒弃“人类发明AI就必然可以掌控AI”这种缺少科学支撑的乐观主义，筑牢安全根基，由被动处置转向主动防御，全力打造原生安全的人工智能。如此，才能回答“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的时代之问。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核电风险虽然依然无法被完全清零，但安全工程与监管体系得到持续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同样应当以“切尔诺贝利时刻”为警示，在筑牢风险防控体系的前提下稳健发展。切忌急功近利，将人类文明置于险境。发展任何前沿技术，都应当把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放在最高位置。我们这一代人做出的选择，将决定人类文明存续与前行的方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高瓴人工智能学院吴玉章讲席教授、北京前瞻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

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

无论数智技术迭代演化到何种程度，有一条底线必须始终清晰：技术永远是服务人的工具，绝不能逾越人类伦理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提出的“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正是对这一底线的深切叩问。伴随大模型、智能体等人机协同技术快速演进，人工智能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算法谄媚、智能体共谋、价值误导、人机权责模糊等伦理挑战不断显现。技术迭代的脚步持续加快，治理范式如果停留在旧有模式，就容易造成发展与治理错位。如何更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已成为数智时代的必答题。

回答“治理如何跟上”，先要看清数智技术带来的变化。传统技术风险大多属于工具使用层面的“意图偏离”——研发、部署、应用过程中出现违背设计初衷的后果，问题多出现在应用环节，可以通过修正使用方式加以纠偏。而人工智能具备自我学习、动态演化的特性，不是被动的沉默工具，会展现出欺骗、共谋、擅动等新形态风险。人形机器人伤人、算法诱导极端情绪、智能体自主删除信息——这些不再是科幻电影的情节，而是每天都在上演的现实。伦理风险潜藏在数据训练、模型设计、产品迭代、场景落地的全链条之中，隐蔽性强、传导链条长。面对一个“会学习、会适应、会演化”的新型技术主体，传统治理“先发展、后治理”或“边发展、边修补”的思路，已难以招架。治理如果还是跟在技术后面收拾残局，就永远无法把风险扼杀在摇篮里。

当然，治理不能靠单纯的伦理批判，也不能一味设置禁令刹车。同样，也不能幻想一劳永逸隔绝所有风险。单纯道德批判容易流于空泛，刚性制度管控也可能被技术新变化绕过。伦理原则与制度规制必须协同发力，既不能因为风险而否定创新价值，也不能放任技术野蛮生长，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人工智能创新设置合理的安全护栏。

应对数智伦理挑战，关键要树立“预防为先”的治理思维，推动治理由事后处置向源头防范转变。所谓预防式治理，不是简单预判某一个既定风险，而是把视野拓展到技术之外，将制度规则、应用场景、社会文化土壤一并纳入考量，把治理基因植入技术孕育成长的全过程，实现从被动堵漏洞向培育良好创新生态的范式转换。

预防式治理要真正落地，首先必须破除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技术是中立的，问题只在应用。这种观念在数智时代已经不再成立。算法的偏见、模型的歧视、智能体的欺骗性行为，不是“用坏了”才出现的，而可能是从训练数据、模型设计时就已被埋下。治理的视线必须从“使用环节”向前延伸到“设计环节”，在算法还在实验室打磨的时候就引入伦理评估。这就要落实分级分类治理，针对不同场景开展情境推演、风险模拟——同样一套大模型，用于高考志愿填报、学生论文写作还是重大科研攻关、政府决策，风险等级完全不同，治理逻辑也应当各有侧重。那种试图用一套规则管住所有场景的做法，看似严格，实则要么过松漏掉风险，要么过紧扼杀创新。同时，面对模型的持续迭代更新，不能满足于上线前一次性伦理审查，必须同步开展复评评估，防止版本升级带来隐性风险漂移，让“科技向善”成为内置的“出厂设置”。

与此同时，治理不能只盯着代码与模型，还必须看见技术生长的土壤。文化习俗、制度环境、社会观念、现实应用场景，都会影响技术的实际效果。回望技术发展史，新技术出现之时，社会往往夹杂着乐观期待与认知盲区。百年前民众面对缓缓驶来的火车，有好奇观望，也有守旧观念的阻挠；今天面对人工智能，社会心态同样存在乐观与盲目并存的现象。这告诉我们，伦理治理要兼顾公众认知、文化观念，让技术创新与社会价值相互适配。预防式治理要善用一切可用的认知工具来预判风险，而不是坐等问题暴露再仓促应对。那些具有思想深度的科幻作品恰恰构成了治理的“思想实验场”——它们以极端情境将潜在风险提前具象化，帮助社会在风险成为现实之前就形成警觉。当然，科幻只是推演的参考，不能替代现实制度建设。历史数据中隐藏的行为线索也具有重要的预警价值，有害意图往往不会赤裸裸地暴露在当下提问中，而是散落在过往交互的蛛丝马迹里。即时拦截可以处置显性违规提问，但部分隐蔽风险需要结合历史行为综合研判，做到防微杜渐。不过，数据研判必须守住隐私保护的底线，不能以安全之名过度采集、滥用个人信息。

理念落地，离不开多元主体协同共治。预防式治理不是依靠某一方单打独斗，需要构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行业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治理生态。政府立足顶层设计，完善法规制度、健全科技伦理监管体系；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将伦理风险研判贯穿研发、迭代全过程；科研界做好风险研判，强化科技伦理教育；行业组织发挥自律作用，形成行业共识与标准；广大公众既是技术使用者也是治理参与者，应提升数智伦理素养，畅通风险反馈渠道。法律制度划出刚性红线，伦理准则提供价值指引，软硬约束相互嵌套、动态调适。任何一方都不得以技术复杂性为由推卸自身的伦理义务——技术可以迭代，责任不能外包。

人工智能伦理挑战没有国界，风险不会被国境线阻隔。不同国家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各有差异，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模式。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真正多边主义，凝聚全球治理共识。我们既要扎实做好国内的科技伦理治理，也要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交流，推动治理经验互鉴，共同守护人类共同福祉。

中华传统智慧讲究“圣人早从事焉”，强调见微知著、防患未然，这与预防为先的治理思路内在相通。数智时代的伦理之问没有现成标准答案，但答案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先、协同共治，引导人工智能向善而行，才能让数智技术真正成为增进人类福祉的“善智”。

（作者系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

科学应对地下水位快速回升风险

地下水超采是导致地面沉降、岩溶塌陷、湿地退化等地质环境问题的主要诱因之一。为防治这些地质环境问题，各级政府制定了地下水压限采、用水结构调整、回补等系列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近年来，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止跌回升。在有效缓解由于地下水超采导致的地面沉降等生态与环境地质问题的同时，水位快速回升也可能影响地基稳定性和地下工程安全运行，并诱发地下水污染及土壤次生盐渍化等。如何科学应对地下水快速回升所带来的风险，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部分地区地下水位动态演变趋势

地下水位止跌回升是一个长期的动态演变过程，其中以华北平原地区的演变最具代表性。华北平原历史上曾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地下水超采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通过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华北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等系列举措，有效遏制了华北平原地下水持续下降态势。2015年以来，华北平原地下水位从降速减缓向企稳回升转变。特别是2021年以来，伴随极端强降雨等自然因素，华北平原地下水情势发生历史性转变，呈总体回升态势。山前平原浅层地下水位平均抬升5.72米，其中，北京、石家庄城市区地下水位平均累计分别抬升10.59米、10.50米，水位回升态势明显。以北京市海淀区西南部为例，自2015年以来上升幅度达到20米——30米。中东部平原深层地下水头自2021年以来平均抬升6.02米，其中，天津、沧州、衡水等地市区地下水头平均累计分别抬升13.80米、10.25米、12.73米。

2021年以来，华北平原降水入渗补给量较近20年平均值大幅增加，地下水储存量持续亏空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巨大亏空量有明显恢复。此外，华北平原地下水减采增补效果明显，地下水降落漏斗持续减小，漏斗中心水位显著抬升。2023年地下水低水位期与2020年同期相比，平原浅层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缩小24.40%，其中，位于保定高台—蠡县—清苑至邢台宁晋—柏乡—隆尧区带漏斗面积缩小约0.19万平方千米，漏斗中心水位抬升29.00米；华北平原深层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缩小53.50%，其中，天津—沧州—衡水—德州—邢台连片漏斗面积缩小约1.24万平方千米，漏斗中心水头抬升24.10米。截至2025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降落漏斗面积仅为0.034万平方千米。

可能引发的问题风险

地下水位快速回升会导致砂土液化、地面不均匀回弹、地裂缝活化等地基岩土损害，威胁地下基础设施稳定性和运行安全。当地下水位快速抬升，土体孔隙水压力升高，有效应力减小，会直接造成土体抗剪强度降低、地基承载力下降，进而诱发地基岩土损害，引发地下线性工程或设施损坏。同时，地下水位的快速变化还会改变局部渗流条件，严重情况下，可产生管涌、流砂等岩土问题，扰动原有地基受力状态，易诱发建（构）筑物病害。

地下水位快速回升会造成地下设施上浮、渗漏、浸泡以及盐碱侵蚀等多重危害。现有的地铁车站与区间隧道、地下建（构）筑物、城市地下管网等地下设施大量建于早期地下水低水位期，其结构初始荷载按设计地下水位取值。当地下水位快速抬升并超过设计抗浮水位时，其结构受力条件发生改变，水浮力与侧向水压力增大，易出现上浮、渗漏病害，典型表现为地下室渗漏、地下建（构）筑物抗浮失效等工程问题，可诱发构件开裂变形，严重时造成结构损伤破坏，增加地下设施建设运维成本。此外，有些原本位于地下水位以上的管道工程，因地下水位抬升，管体长期浸泡于地下水中。当管体周边局部地区的地下水氯离子等具有腐蚀性的化学物质含量超标时，会腐蚀管体材料，造成破损或泄漏。

地下水位快速回升可能还会带来地下水污染、诱发土壤次生盐渍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地表以下依次分布包气带与地下水饱水带的天然垂向分带结构。农业种植过程中化肥施用，包气带在一定深度范围内累积了一定量的硝酸盐等化学物质。在极端降雨事件频发的情况下，显著提升了包气带内化学物质垂直向下的移动速度，伴随地下水位止跌回升，污染物与地下水发生交汇，对地下水水质安全构成威胁。地下水位上升还可能会浸泡生活垃圾填埋场、农村家庭生活污水渗水井，导致防渗层破坏并发生渗漏，诱发地下水污染；同时可能激发局部地区原生地质成因的化学物质溶解，也会造成地下水污染。此外，地下水位越接近地表，蒸发作用越强烈，地层中的盐分不断被带至土壤表层并聚积，导致土壤含盐量上升，诱发土壤次生盐渍化。

主要应对措施

融合全域多元数据，开展重点关注区三维地质调查与多要素监测，厘定分区分类地下水适宜水位，科学调控地下水。有机融合多部门全域地质环境调查监测、污染调查与地下建（构）筑物、管线、轨道交通等城市地下要素和遥感影像、建筑模型、地形等测绘数据，建设城市大数据中心。在生态补水区、重大线性工程、地下工程、城镇周边垃圾填埋场附近等重点关注区开展地下水、污染物、结构变形等多要素调查监测。在地下水位快速回升的北京、天津、石家庄、雄安新区、沧州等城市开展多要素精细化三维地质调查，建成结构与属性一体的“透明地下”三维含水层结构模型。综合考虑地下工程抗浮、地面沉降、土壤盐渍化等，厘定分区分类地下水适宜水位与合理调控区间。针对地下水位快速抬升的城市建成区，可部署工程抽排水，科学开发利用地下水，降低地下水位；对于地下水位低于适宜水位的区域，要限制地下水开采，实现地下水分区调控。

发挥山前含水层储备与调蓄功能，开展“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控，从源头防控地下水位快速超限上升。雨洪水主要来自山区，可充分依托山前含水层颗粒粗、渗透性强，天然入渗条件优越的储水条件，研究雨洪水资源高效回补模式，通过河道、砂石坑、洼地、渗滤设施拦蓄净化后入渗补给含水层，利用天然“地下水库”的调蓄功能，开展“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控，建立地下水调蓄与战略储备机制，实现“拦蓄雨洪水—涵养地下水库—防范城市内涝”多目标协同，不仅可以有效防治因地下水位快速上升导致的各类环境地质及生态地质问题，也可以同时提高地下水资源安全供给保障程度。

统筹工程与农艺手段开展农田土壤盐渍化综合治理，保护耕地生产能力。完善田间排水设施，实施排水工程，科学布设排涝降渍管网，有效运维灌排系统，保障排水通畅，严格监控地下水埋深和土壤盐分；通过灌排协同淋洗土壤盐分，配套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地表覆盖抑盐等农艺措施，避免盐分随土壤毛细水不断上升至耕作层，消除土壤盐分累积，长效防控土壤返盐，缓解次生盐渍化危害。

通过源头管控、过程阻控、动态监测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防范污染物垂向迁移引发的地下水水质恶化风险。系统排查垃圾填埋场、农村家庭生活污水渗水井等潜在污染源，查清污染源分布特征与渗漏扩散规律。因地制宜建设地表径流入渗拦截阻断、地下水反应墙靶向修复工程，减缓污染物向地下含水层迁移扩散。强化农田面源污染管控，推广精准施肥与氮素淋溶阻控技术，减少化肥中氮污染物随降水入渗进入地下含水层。建立地下水水质动态监测、分析评价与预警体系，防范相关风险。

强化工程排查加固，推进新建与既有老旧地下工程防水性能分类处置，提升地下工程安全韧性。对现有地下工程开展地下水位上升引发的渗漏、浸没、腐蚀、抗浮不足、结构失稳等问题的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对新建地下工程提高抗浮防水设计标准，优先采用疏水盲沟、卸压井、自动抽排等主动泄水减压系统，改变单纯依靠配重、锚杆的被动抗浮模式；对既有老旧地下构筑物，复核抗浮安全，隐患点位实施抗拔锚杆、配重加固或永久减压降水，同步补强防水防渗体系，治理渗漏病害。（作者系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

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加强党性修养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并不断赋予党性以新的时代意蕴。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重要方面之一，深刻指明加强党性修养对于党员干部和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基础性作用，推动全党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具有鲜明的原创性、深刻的学理性和独特的标识性。

深刻认识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持续强化自身锻造、领导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

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当前，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发展环境之复杂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前所未有，党的建设也面临新形势新挑战。这些风险挑战对我们党来说，是系统的整体的，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但从根本上看就是能否保持本质的纯粹，也就是党性考验。新时代，我们党要战胜国际国内各种风险挑战，领导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迫切需要把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确保全体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把全党凝聚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迫切需要。从建党之初的50多名党员发展到今天党员过亿，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从党员结构看，1亿多名党员分布在543万多个基层党组织中，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数量持续增长，党员队伍流动性大、思想更加活跃。从党风情况看，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些新的问题还在不断出现，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仍然存在。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党员队伍先进纯洁的根本是党性的纯粹坚强。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中央直面新时代党员队伍建设新情况新问题，从源头和根本上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战略考量和理论创新。

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注重强健自身，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是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之一。在新时代，面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自我革命，必须固本培元、增强党性”。坚强党性，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保证。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迫切需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既体现了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又体现了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政治逻辑。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学查改一体推进，纠治一些党员干部存在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等突出问题，取得明显成效。如何将猛药去疴的立行立改变为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常态长效，将督促指导的外力驱动变为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内在自觉，这是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的根本所在。确保党性这一决定性因素持续、有力发挥作用，将有效解决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性和长效性问题。

准确把握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就要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充分认识其在魂脉、血脉、根脉方面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指出，“在巴黎，在社会党内，党性和团结精神仍然占着统治地位”，体现了鲜明的纯粹性和战斗性。列宁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自始至终都是有党性的”，要求党员“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明了党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开辟实践新境界、实现理论新飞跃。

赓续于我们党百年奋斗的“血脉”。我们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了党员彻底的党性标准，规定“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毛泽东强调，“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而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邓小平提出选干部要“讲党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提高党性觉悟”，为全党加强党性修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守正创新的鲜明标志。

滋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既体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又体现了“以文化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就是最大的德，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其中，“善莫大于作忠”的忠诚品格、“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公义追求、“为政以德”的修身理念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都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厚的文化渊源和独特的文化标识，展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深入理解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锤炼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必须紧紧围绕这五个方面，在常修常炼中坚持不懈、持续精进。

坚定理想信念。我们共产党人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失去了理想信念，党性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首要的是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追求，信一辈子、守一辈子。

铸牢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永不叛党是写在入党誓词里的，是对党员最根本的要求。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要的政治品质，是党员党性的根本底线。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就半点党性也没有。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事业。

厚植为民情怀。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从本质上说，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也就是坚持党性。党员干部要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纯正道德品质。党性是对党员道德品质的更高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从来不只是“私事”，它关乎党的形象、关乎群众的信任，必须以更高标准修身正己，在道德品质上体现先进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既要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保持共产党人本色，又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管好身边人，在以身作则、修身齐家中涵养高尚品德、作出示范表率。

保持清正廉洁。党性是内在修养，外化为党员干部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事业观，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是党性意识坚强、党性原则坚定的基本要求和实践表现。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廉洁底线失守，党性也就荡然无存。一事当前，为公还是为私，是党性的标尺、廉洁的底线。党员干部要做到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敬畏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不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系统建构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就要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修炼，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锻炼，在实践斗争考验中磨炼，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淬炼，在知行合一中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中修炼坚强党性。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最根本的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要原原本本“真学”，深刻感悟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力量、人格力量，将其转化为坚定的政治追求；要学思践悟“真懂”，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要内化于心“真信”，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要知行合一“真用”，自觉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破解难题，在学用结合中锤炼出坚强党性。

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锻炼坚强党性。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党性的养成需要日积月累的浸润，坚强党性的形成来自灵魂深处的锻造。突出党性标准和要求，不断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严肃认真落实“三会一课”，让组织生活成为党性修养的日常课堂；在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中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做到红脸出汗、排毒治病；在党内集中教育中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在对照检视整改中不断强化党员意识、增强党的观念、提高党性修养，真正使学习教育的过程成为锤炼坚强党性的过程。

在实践斗争考验中磨炼坚强党性。坚强的党性从来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在生死考验、成败考验、公私考验、正误考验中炼成的。坚强党性不能纸上谈兵，而要实干磨砺。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让党员干部到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艰苦复杂环境、关键吃劲岗位去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多接几次“烫手的山芋”，在攻坚克难中砥砺意志、淬炼作风、厚植情怀，以真抓实干的力度、效度检验提升党性的纯度、硬度。

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淬炼坚强党性。锤炼坚强党性，要充分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的主体作用，抓好党性教育，加强党性知识培训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训练，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内容，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的宗旨等教育。有组织地让党员干部接受系统的党性训练，创新方式方法，把课堂讲授、现场教学、专题讨论、警示教育有机贯通，开展好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实党性分析、查找党性不足、纠正党性偏差，不断提高党性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形成体现党校特点、富有实效的工作机制，帮助学员增强党性观念、提高党性修养。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

让生态环境问责真正形成闭环

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巡视巡察、自然资源督察、经济责任审计等多种监督形式的深入推进，发现和积累了大量涉及生态环境损害的线索。然而在实践中，不同监督主体之间信息壁垒仍未完全打通，一些重要问题线索止步于发现环节，未能及时转化为责任追究的实际行动。2026年8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此作出了系统性的制度回应。《办法》的重要创新之一是建立健全提级调查机制，《办法》规定：遇有重大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或者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的生态环境损害复杂问题可以提级调查。此外，《办法》还明确要求巡视巡察、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自然资源督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工作中发现的重要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以及领导干部失职失责情况，应当按照有关权限、程序和要求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由其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责任追究。以提级调查回应复杂化的监管挑战、以线索强制移送打通监督壁垒，让制度真正联动起来，以确保生态环境问责能够形成完整的闭环。

以提级调查回应复杂化的监管挑战。生态环境损害问题往往具有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的特征，一起流域污染事件可能涉及上下游多个行政区划，一处生态破坏问题也可能牵涉多个职能部门的审批把关责任。以往的责任追究工作主要由问题发生地或涉事地区自行组织调查，这容易导致在面对这类复杂问题时，出现地方保护、避重就轻、调查力量不足等困难，也难以摆脱熟人社会式的干扰。提级调查制度设计的价值在于通过调查层级的上提，为复杂疑难问题的责任认定提供更充分的调查资源和更超脱的调查视角。

以线索强制移送打通监督壁垒。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走过10年历程，已实现三轮全覆盖，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问题发现能力。与此同时，巡视巡察、自然资源督察、经济责任审计等监督形式也各自形成较为成熟的工作机制。监督形式彼此独立运行，本是分工负责、各展所长的合理安排，但如果发现的问题线索不能及时汇聚、有效对接，监督的发现力就难以转化为问责的落地力。《办法》中有关规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加了一道程序性要求，而且在于以制度刚性打破了监督渠道之间各管一段的分割局面，确立起“发现问题—移送线索—启动追责”的完整工作链条。

制度衔接的深层逻辑是形成治理合力。单独审视提级调查或线索移送，都只是具体的工作机制创新，但将二者置于同一制度框架下考察，可以看到其共同的深层逻辑，就是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从单打独斗转向协同作战。此次修订同时拓宽了《办法》的适用对象范围，将乡镇（街道）、事业单位、各类开发区领导成员，国有企业及其内设机构、所属企业领导人员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纳入参照执行范围。这显示责任追究工作的对象更为多元，涉及的领域更为广泛，意味着依靠制度化的衔接机制确保各类监督力量、各个职能部门形成同向发力的治理合力，而不是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

制度是否完善最终要靠全面实施来检验成效。要让提级调查、线索移送这些制度安排真正发挥作用，还需在实践中持续用力。一是健全提级调查的启动标准和工作规程，明确哪些情形应当提级、由谁决定提级、提级后如何组织力量，防止制度规定停留在纸面。二是建立各类监督成果信息共享的常态化平台，推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职能部门实现常态化协作，防止线索移送流于形式、移送后跟踪办理不到位。三是加强对线索移送和处理情况的跟踪督办，将移送线索的处理结果纳入监督考核范畴，形成问题发现、线索移送、责任追究、整改落实的完整闭环。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走过10年实践历程，从最初的“有没有”，逐步迈向“好不好”。提级调查与线索强制移送这两项制度创新，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体现，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的调查协作难题，更在于为构建生态环境治理格局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唯有各方力量真正形成合力，责任追究才能实现闭环运转，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更为有力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