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方愿同美国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双方可以增加直航航班，让双方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便捷。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4月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超大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重点在利益平衡、关系协调、矛盾风险防控等。超大城市人口与建设规模在数量级上的跃升，既创造了无限发展机遇，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治理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重大理论课题，也是紧迫现实任务。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治理摆在治国理政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理念原则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强调“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在价值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要求“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实现路径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工作导向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城市治理上倡导下‘绣花功夫’”，“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为谁治理、怎样治理、靠什么治理”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

我国社会治理历经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构成了理解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坐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历经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的重大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社会稳定，主要通过“单位制”“户籍制”等进行全面管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党日益重视社会矛盾化解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经过70多年探索，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发展。从“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变，是党的执政理念在社会领域的一次全面提升，彰显着治理逻辑、治理思维、治理范式的全方位变革，集中体现了从行政管控向多元共治、从条块分治向系统治理、从末端应对向源头治理的深刻转型，构成了理解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坐标。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没有高水平的社会治理，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稳定、环境质量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只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才能更好回应群众关切、增进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现代化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现实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只有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国家治理根基，才能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深层的力量源泉，也是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必须始终坚守的根本价值取向。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难挑战

超大城市是人口、要素、功能高度集聚的复杂系统，其治理面临的挑战源于自身独特的城市特质。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城区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达到10座。准确把握这些城市特质所衍生的现实挑战，是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

人口变化新趋势带来的治理负荷挑战。人口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关键变量。当前，城市人口呈现出规模巨大、高频流动和老龄化、少子化的特点。超大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规模的量级跃升。常住人口过千万、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往往更多，人口来源覆盖全国，年龄结构、职业结构、文化背景差异显著。高度流动性使人户分离成为常态，传统以户籍为基础的属地化管理模式难以精准覆盖实际人口分布。与此同时，人口结构正经历深刻转型，超大城市普遍面临“一老一小”双重压力。上海、重庆已形成“9073”养老格局（即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但优质医疗资源和养老服务在中心城区高度集聚，郊区基层服务能力薄弱，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明显，公共服务供给面临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对人口管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提出了新要求，意味着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必须从人口数量管理转向人口结构优化与人口质量提升并重，从户籍人口管理转向常住人口服务。

诉求多元带来的治理协调挑战。超大城市经济体量庞大，汇聚了全国最丰富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群体，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关系复杂、利益诉求多样。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资源分配涉及面广、敏感度高，极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涉及多方利益调整，补偿安置、环境评估、社区改造等问题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空间的意见表达进一步放大了利益诉求的聚合效应和传导速度，线下问题线上化、个体问题群体化、局部问题全局化的风险始终存在。从治理规律看，利益主体越多元，越需要找到最大公约数；诉求越多样，越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如何在多类主体中凝聚最大共识、在多元利益中实现有效平衡、在多样诉求中协调和谐关系，对超大城市的利益整合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

空间形态复杂带来的治理边界挑战。超大城市辖区往往涵盖中心城区、新城区、郊区、县域等多层次空间形态，以往城市的快速扩张使行政区划、功能分区、管理边界与人口实际分布脱节，职住分离、跨区通勤成为普遍现象，基层治理单元的物理边界与社会边界不一致。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区域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短缺、管理主体模糊，成为治理盲区。加之近年来人口区域分化加剧，乡镇甚至一些县城、欠发达地区人口持续流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带来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错配。这种空间形态的复杂性，要求治理体系具备跨层级、跨地域、跨领域的协同能力，而现有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难以适应这种复合空间的治理需求。“十五五”时期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意味着超大特大城市的空间治理不能再依赖外延式扩张，而要在现有空间格局中通过治理手段实现存量优化，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型的城市空间治理新路。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治理适配挑战。超大城市是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高度集中在超大城市。平台经济催生的灵活就业、虚拟场景、松散组织，使传统用工管理、权益保障、组织覆盖方式面临适配困难，传统的居委会、单位、行业管理很难有效触达。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在加速推进，但数字平台之间存在数据壁垒、标准不一、互通不足等问题。更为深层的是，算法治理、数据伦理、隐私保护等新课题，对治理理念、制度规则、执行能力都提出了全新要求。

风险高度集聚带来的治理韧性挑战。超大城市风险的集聚性和耦合性是其区别于一般城市的最突出特征。交通、能源、供水、排水、通信、燃气等城市生命线系统高度集中且相互依赖，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轨道交通、商圈景区、大型活动等公共安全风险常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物资保障、秩序维护、舆情引导等社会治理压力骤增。更为复杂的是，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网络风险在超大城市相互交织、彼此传导，单一风险可能触发复合危机。基层治理力量有限、社会动员基础薄弱、平急转换机制不畅，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与风险跨界传导的现实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使超大城市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面临现实考验。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科学把握规律，勇于探索创新，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坚持党建统领，完善统揽协调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的领导是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多方联动、上下协同的治理体制，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党组织向基层延伸、向新兴领域拓展。总结推广“支部建在小区”的成功经验，整合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力量，探索区域化党建、行业党建、功能型党组织等新型设置形式，覆盖楼宇、商圈、园区、平台企业及新就业群体，实现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相统一，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近年来，重庆把社会治理全面融入市委党建统领“885”工作机制（即8张报表、8张问题清单、5项机制），实现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为超大城市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探索。

坚持人民至上，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强调“善于从推进社会治理中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针对超大城市利益主体多元、诉求复杂、矛盾易发的问题，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资源均衡布局，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外来人口合法权益，让新市民在城市稳得住、能发展、可融入。拓宽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让群众在治理中发声、在参与中受益。重庆在城乡大力推进15分钟、30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创新打造“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推动协商重心下沉，大力推广“老马带小马”矛盾调解经验，建立3000余个“老马工作室”“小马工作站”，使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巴渝大地落地生根。

坚持强基固本，筑牢重心下移的治理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破解超大城市空间治理边界难题的关键所在。针对超大城市辖区广阔、空间层次复杂的问题，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力量下沉，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有人，着力破解“权责倒挂”等困境。近年来，重庆以“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为抓手，建强镇街指挥中心，优化设置职能板块，完善网格体系，实现力量在网格聚合、问题在网格解决、矛盾在网格化解，切实筑牢了社会治理的基层根基，有效破解了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边界难题。

坚持科技赋能，提升数字时代的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顺应数智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从技术治理理论来看，数字技术不仅是治理工具的革命，更是治理范式的深层变革。要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打通数据壁垒，加快基础数据归集共享，实现治理数据一图汇聚、一屏统览。构建“人工智能+”社会治理新模式，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转变。坚持技术向善，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关注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需求，让数字治理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但技术嵌入治理也面临“技术悬浮”风险，技术系统与制度体系脱节，导致“数据很好看、问题依然在”。同时，技术赋能必须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重庆深化“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市级大脑—区县枢纽—镇街末端”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迭代升级，为科技赋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

坚持统筹兼顾，增强除险固安的治理韧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超大城市的风险治理不能仅靠“刚性防控”，更要注重“韧性建设”，提升抗风险能力和快速恢复能力。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防+技防”两大防线，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生动局面，完善风险识别、预警、处置、恢复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建立灾害应对处置叫应、熔断和前置机制，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出台《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赋予乡镇（街道）临机处置权，通过制度授权把应急决断权下沉至险情一线，破解层层上报、贻误处置时机的现实难题，实行主动避让、预防避让、紧急避让，做到应转必转、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明确强调，“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时，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有明确规矩，不能各行其是”。这些重要论述直指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症结，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供了基本遵循。“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制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地方政府开展经济促进工作，一头连着有为政府作用发挥，一头关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唯有以统一标尺校准行为边界，以强化正向引导和刚性约束破除分割壁垒，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才能把地方发展活力汇聚为高质量发展整体效能。

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内在要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科学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尤为关键。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不是弱化地方推动发展的主动性，而是把地方行为置于法治轨道之上，推动地方政府摆脱以邻为壑的政策比拼，转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承担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竞争秩序的职能。现实中少数地方把经济促进简单等同于政策让利、行政干预，过度依靠财政补贴、定向优待介入企业经营，既挤压公平竞争空间，也扭曲要素配置信号。统一行为尺度，就是划清行政干预合理边界，推动地方把重心放在完善公共服务、健全基础设施、搭建公共技术平台上，把经营选择权交还经营主体，形成经营主体自主经营、政府依法履职的良性局面。

克服地方本位主义的发展要求。行政区划客观上形成属地利益考量，但若缺少制度约束，局部诉求极易演变为地方保护和内卷竞争。有的地区依靠政策洼地争夺项目，设置隐性门槛阻隔要素流通，通过定制化名录库、差别化补贴变相排斥外地经营主体，短期来看拉动了一地经济增长，长期而言却带来重复建设、资源耗散，损害全国市场配置效率。坚持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就是引导地方跳出局部思维，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谋划区域定位，摒弃以邻为壑的竞争模式，推动区域从同质竞争转向功能互补、协同共进。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政府履职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经济调控、产业扶持、招商引资是地方政府履职的核心领域，也是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地方经济施策自由裁量权较大，不仅引发区域内卷竞争，也暴露出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标准化短板。统一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尺度，本质是以制度刚性约束行政权力、以统一标准规范履职行为，倒逼地方政府转变治理理念、优化治理方式，全方位提升精准施策、服务赋能的治理能力。

多重治理张力叠加是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失范的深层诱因

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出现偏差，并非简单的主观认知问题，而是增长压力、考核机制、央地权责等多重张力交织叠加催生的现实结果。

增长竞争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地方承担稳增长保就业的属地责任，在区域间同质发展竞争中，当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完备，部分地方倾向于运用政策工具放大本地短期优势。尤其面对产业项目争夺，个别地方陷入“内卷式”竞争，以违规财政奖补、土地优惠换取项目落地。属地发展诉求一旦脱离制度约束，便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产生摩擦，变相抬高准入门槛，阻滞商品要素跨区域流动，造成局部利益与全局效率相互冲突。

政绩考核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制度性张力。考核是地方履职的指挥棒。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增长指标权重偏高，容易引导地方把短期产出、项目数量作为优先追求，对政策是否符合公平竞争、是否契合全国统一规则考量不足。部分失范的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根源不在于地方政府发展的主观意愿，相当程度在于考核导向没有充分兼顾局部发展与全局秩序，进而诱发重短期、轻长远的政绩偏差。

地方自主与全国统一之间的协调性张力。我国央地协同治理格局中，地方拥有推动一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需要结合其资源禀赋探索特色发展路径。但地方自主不等于各行其是。现实中，部分地方对统一制度规则理解把握不到位，在产业扶持、招商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立足本地实际，对全国层面的制度统一性考量不足，政策设计与上位规则衔接不畅，形成“上有制度、下有变通”的协调难题，导致统一市场规则难以落实落地。

从立规矩到建制度是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的实践进路

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不能停留在运动式纠偏，应当坚持破立并举，从规则标准、清单指引、考核监督、落地实施全链条构建闭环制度体系，从“立规矩”向“建制度”跃升。

以统一规则体系划定行为边界，确立制度框架。制度统一是行为统一的前提。对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夯实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等基础性制度，把公平竞争要求嵌入地方产业扶持、招商引资全流程。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凡是出台涉及经营主体的经济促进政策，必须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防止出台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倾向的政策文件。推进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建设，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在守住全国制度统一性底线基础上，保留地方因地制宜的政策空间，实现全国规则一致与地方实践创新有机兼容。

以“两张清单”明晰行为导向，细化制度规范。用好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制度成果，同步对接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鼓励事项清单明确有为政府发力方向，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公共服务、搭建共性技术平台等可作为领域，强化正向引导。禁止事项清单和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共同划清行为红线，明令禁止违规财政返还、歧视性准入、将本地投资作为经营前置条件等人为限制要素流动的行为，强化刚性约束。依靠清单化管理厘清可为与不可为，压缩政策自由裁量空间，提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透明度与可预期性。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纠治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典型问题。

以考核评价与监督问责保障制度运行，完善制度闭环。用好考核“指挥棒”，优化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体系，将公平竞争审查落实、破除地方保护、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情况纳入考核内容，校正地方政绩导向，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综合开展政策文件抽查、典型案例核查，对违规出台经济促进政策的行为及时纠偏。完善问责链条，区分无意偏差与主观故意，对屡改屡犯、造成市场分割不良后果的严肃追责，形成“政策制定——监督检查——纠错问责”的完整闭环。

以破除壁垒统一尺度检验运行实效，推动制度落地生根。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把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作为检验标尺，持续清理妨碍市场统一的各类“土政策”“潜规则”，稳妥处置存量违规招商政策与项目，强化招商引资信息公开披露，压缩暗箱操作空间。推进监管规则、标准、执法尺度统一，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避免地区之间执法宽严失衡。鼓励地方在制度框架内开展改革试点，及时总结可复制的基层经验并上升为制度成果，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在全国范围享有平等发展机遇。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党员干部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

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也是立身从政、履职尽责的根基。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强不强，直接关系党员干部信什么、靠什么、干什么，决定其能否在干事创业、从政为民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自觉做到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组织”。这一重要论述，既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的试金石，也是引领干部健康成长的标尺。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正是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明的组织纪律，才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章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明确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四个服从”既是最基本的组织纪律，也是全党团结统一的制度保证。对组织的服从，从来不是可有可无的“软约束”，而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每名党员要时刻想到自己是党的人，是组织的一员，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而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一旦淡薄，心中没有组织、眼里没有纪律，什么荒唐事都可能干得出来。可以说，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是干部人生的压舱石，丢掉了它，从政之路就会偏离航向。

应当清醒看到，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淡薄的问题仍然存在。有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重，目无组织纪律，跟组织讨价还价，不服从组织安排；有的把进步完全归于个人本事，讲成绩头头是道，讲组织只字不提；有的把组织安排当作个人进退的筹码，稍不如意便心生怨怼、消极应付；有的对组织遮遮掩掩，重大事项不请示不报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这深刻揭示了干部成长的规律，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个人的成长进步归根结底是组织培养、人民信任的结果。个人只有在组织的引领和约束下，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履职担当。党员干部能力再强，离开组织就失去了施展的舞台；职务再高，背离组织就会迷失前行的方向。只有不断强化组织观念，自觉把个人置于组织之中，把组织的引领和约束转化为干事创业的自觉行动，成长的每一步才能走稳走实。

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最终要落到行动上，落到一件件具体事情上。一要在思想上认同组织。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决不做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两面人。二要在政治上依靠组织。主动向组织交心交底、敞亮思想，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告的必须报告，不搞个人主义、不搞自行其是，不做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特殊党员”。三要在工作上服从组织。坚决服从组织安排、严格执行组织决定，是每名党员应尽的义务，组织需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个人意愿服从组织需要，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不挑肥拣瘦、不打折扣、不讨价还价。四要在感情上信赖组织，始终心怀感恩、赤诚对待组织，正确看待个人得失与进退留转，不贪功、不诿过、不攀比。归结起来，就是心里装着组织、行动紧跟组织、荣辱系于组织，踏踏实实做组织的人、干组织的事。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名干部就是一份担当。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一辈子的必修课。新征程上，无论岗位、职务怎么变，对组织的忠诚不能变，依靠组织的定力不能变，服从组织的自觉不能变。广大党员干部要始终摆正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把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好干部。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文化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对坚定文化自信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高度重视，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文化主体性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中重要的标识性概念，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把握文化主体性的内涵，能让我们更加透彻地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

文化主体性提出的问题意识与历史条件

对文化的重视，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关切，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一以贯之的深厚情怀。对文化的重视，建立在对于文化功能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之上。这一深刻认识一方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文化实践的时代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重视，反映了丰富的时代内涵，具有鲜明的时代品格，展现出原创性的理论内涵，是在新的时代高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丰富和历史性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领导的文化实践的进一步推进和扩充。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和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根源所在。文化既是我们历代先民共同创造的结晶，更是塑造和陶冶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自己的文化，就如同丢掉了自己的灵魂。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需要有强大的文化自我作支撑。

只有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提出，深刻呼应了时代的需要，从根本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自信，是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而文化自卑反映了一种文化主体性危机。

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结果，是在文化自觉中建立的自信。文化自觉就是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文化自觉首先需要对自身以往的历史和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与敬意的生发来自于与历史文化必然附随的内在一体感。这种内在一体感，建立在文化生命体的自觉之上。这种温情与敬意是对文化生命体古今一体感的自知自觉，在温情与敬意中产生的对于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自知，正是立足于文化生命体的文化主体性生成过程。

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文化主体性是在自知中获得的自主性，是对生存、发展和创新创造自主权的自觉。文化自觉的过程就是文化主体性生成的过程。文化自信的本质，不仅是对文化自我的觉知，更是在文化自我的自觉中获得的生存发展和创新创造自主能力的信心，是对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主体性的信心。

文化自信是有自我、有灵魂的自觉表现，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因此，可以说，提出文化自信，抓住了时代问题的根本症结，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体现了立足文明历史的深沉历史感，展现了对时代问题的深刻理论洞察。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关系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核心。

建立和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途径、方法和结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了文化主体性建立的途径和方法。首先，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这表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扎根于中国大地之上，立足于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结晶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奋斗牺牲、赓续文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找到了中国道路，从根本上克服了文化主体性危机。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最为深刻的体现，也是中华文明这个文化生命体内在生命力最为生动的表现。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最直接的担纲者。

其次，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表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建立的，是建立在不断创新发展从而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基础之上的，是对中华文明具有的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的时代体现。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也建立在中华民族深厚强大的文化主体性之上。中华民族既是中华文明陶冶塑造的结果，也是创造发展中华文明的根本力量。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相互塑造、相互成就，是中华文明历史的主题。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以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为根基，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载体的。

最后，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一论断表明，“两个结合”是建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生成了实践的文化主体性。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原则，作为“第一个结合”，不仅解放出了认识的主体，更重要的是解放出了实践的文化主体性。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对象与方法之间相互生成的原则，对象与方法的相互生成，生成的是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生成的是在实践或历史辩证法中创造出的现实的主体及其现实的世界。因此，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也具有了主体性生成的原理性意义，它在中国共产党的百余年实践中生成了革命的主体、建设的主体和改革开放的主体，创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时代主体性。

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生成了文明的主体和不断进行文化创造的主体。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严格说来不是“结合”对象的转换，而是“结合”的深化。实事求是创生出的实践主体，是在实践中创生的主体，实践主体既是实践的前提，同时也是实践的结果。前提与结果的实践辩证法，正是主体性化或主体性的生成原理。作为结果的主体是在对作为前提的主体的自觉中创造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具体实际的国情，是古老中华文明历史实践的结果，它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实情，同时更是中华文明继续创生的前提。因此，实事求是所创生的能动的主体，作为实践的主体必然同时是对这一文明主体的创造性自觉，实践主体必然会在实践中进行着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然会在实践中自觉确立起文明的主体性，确立起在既定前提下不断进行文化创造的主体性。

“两个结合”完整地揭示了主体生成或主体性化的原理，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主体性关联，充分阐明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是由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理论，激活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实践。在“结合”的实践中，不仅创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也让中华文明成为现代的，让马克思主义彻底地具有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创造出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性生成，深刻展现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也充分代表了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党的创新理论何以凝心铸魂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根本性的“立心”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我们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所在。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能够凝心铸魂，根本原因在于它以贯通历史与现实的宏阔视野，依托科学真理的指引、坚定信仰的感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以及鲜活实践的转化，不断廓清思想迷雾、淬炼政治品格、激活根脉力量，激发行动自觉。党的创新理论系统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何以凝心、何以铸魂、何以固本、何以聚力的重大命题，蕴含着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的深刻洞察。

廓清思想迷雾，以科学真理凝心。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党的创新理论以回答时代课题凝聚方向共识。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引导全党在复杂局势中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正确方向。

以严密逻辑体系凝聚理论共识。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是否彻底，关键在于逻辑是否严密、学理是否透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这样一个逻辑严密、系统全面的完整科学体系，“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六个必须坚持”相互贯通、有机统一。这种理论的“彻底性”，使全党从“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从而破除认知困惑，实现真学真信真用。

以批判错误思潮凝聚价值共识。凝心，不仅要“明”真理，还要“破”谬误。置身于意识形态领域各类错误思潮不断扰动的现实环境之下，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方法，揭露各种错误思潮的理论实质与现实危害，在澄清谬误中彰显真理，在批驳辨析中筑牢信仰根基。

淬炼政治品格，以坚定信仰铸魂。“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的创新理论不以凝聚思想为限，而以筑牢信仰信念为根本指向。铸魂，就是依托党的创新理论所蕴含的理想信念，将学理层面的认同升华为信仰层面的坚守，使科学理论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更好地锤炼党员党性修养，强化政党自觉。

依托理论蕴含的信仰信念，淬炼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这种信仰信念植根于党的创新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运用以及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党的创新理论深刻阐释了共产党人为谁奋斗、为何出发的根本问题，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表象把握历史发展大势，自觉摒弃浮躁心态、抵制错误思潮，在纷繁复杂的时代环境中坚守本心、笃定前行，永葆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政治本色。

依托理论蕴含的政治内核，厚植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必备的政治品格。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定力源自思想立场和思想定力。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严明的政治原则，揭示了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正是经由持续不断的思想洗礼，全党才得以不断砥砺党性修养，在思想层面实现高度统一，把对党忠诚熔铸为内在的政治品格。

激活根脉力量，以文化滋养固本。坚守好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党的创新理论依托“两个结合”，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根脉，充分汲取中华文明丰厚养分，在文脉赓续与守正创新中构筑文化主体性，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凝心铸魂。

坚持魂脉与根脉相契合，以文脉同源筑牢理论认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一古今贯通的理论特质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升华，从根源上消除人民的思想隔阂，让群众从心底认可党的创新理论、拥护党的领导。依托红色文化载体与大众化传播形式，党的创新理论将抽象的话语转化为可感可知的现实叙事，“飞入寻常百姓家”，在具象呈现中厚植情感认同、汇聚人心力量。

坚持传承与创新相贯通，以文化主体性夯实思想认同。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自强的根本依托，既涵养全社会积极向上、理性平和的精神状态，又让中华文明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碰撞中，始终坚守自身独立品格、保有鲜明中国特质。

激发行动自觉，以鲜活实践聚力。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凝心铸魂成效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党的创新理论既回答了“为谁干、为什么干”的根本立场与价值追求，又提供了“怎么看、怎么办”的实践方法，为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提供行动指引，将党心民心凝聚成团结奋斗的强大合力。

实践检验理论，以巨大成效深化思想情感认同。理论的说服力植根于回答时代课题、破解发展难题的实践伟力。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能够凝心铸魂，关键在于以生动实践彰显强大真理力量。从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到就学、就医、养老等急难愁盼问题的持续解决，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使科学真理切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党员干部在扎根基层中站稳人民立场，人民群众在切身生活变迁中感悟真理伟力，党群同心以理论清醒深化情感认同，推动初心使命与美好生活向往转化为坚定的行动自觉。

实践凝聚合力，在同向实干中巩固团结奋斗根基。党的创新理论指引奋进方向，脚踏实地的实践磨砺锤炼行动自觉，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协同攻坚中不断巩固深化思想共识。在基层治理的网格片区、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各展所长、紧密配合，将个人担当与拼搏奋斗主动融入共同奋斗目标。面对困难同担重任，面对任务协同攻关，面对成果共同分享。这种在实干中建立起的紧密协作，便是将思想认同转化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实际行动，汇聚起立足本职、踏实前行的持久干劲。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新路子

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4月在重庆考察时指出，“重庆是我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在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超大城市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社会治理是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人，重点在利益平衡、关系协调、矛盾风险防控等。超大城市人口与建设规模在数量级上的跃升，既创造了无限发展机遇，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治理挑战。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既是重大理论课题，也是紧迫现实任务。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社会治理摆在治国理政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取得重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为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在理念原则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强调“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在价值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创新社会治理，要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要求“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在实现路径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在工作导向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城市治理上倡导下‘绣花功夫’”，“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为谁治理、怎样治理、靠什么治理”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引。

我国社会治理历经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构成了理解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坐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探索实践中，历经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的重大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为维护社会稳定，主要通过“单位制”“户籍制”等进行全面管控。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党日益重视社会矛盾化解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强调“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经过70多年探索，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不断推进发展。从“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变，是党的执政理念在社会领域的一次全面提升，彰显着治理逻辑、治理思维、治理范式的全方位变革，集中体现了从行政管控向多元共治、从条块分治向系统治理、从末端应对向源头治理的深刻转型，构成了理解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历史坐标。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同时也是社会文明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没有高水平的社会治理，就不可能有高水平的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安全稳定、环境质量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只有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才能更好回应群众关切、增进民生福祉。社会治理现代化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现实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只有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国家治理根基，才能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实保障。这是社会治理现代化最深层的力量源泉，也是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必须始终坚守的根本价值取向。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难挑战

超大城市是人口、要素、功能高度集聚的复杂系统，其治理面临的挑战源于自身独特的城市特质。2024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67%，城区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达到10座。准确把握这些城市特质所衍生的现实挑战，是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

人口变化新趋势带来的治理负荷挑战。人口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关键变量。当前，城市人口呈现出规模巨大、高频流动和老龄化、少子化的特点。超大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规模的量级跃升。常住人口过千万、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往往更多，人口来源覆盖全国，年龄结构、职业结构、文化背景差异显著。高度流动性使人户分离成为常态，传统以户籍为基础的属地化管理模式难以精准覆盖实际人口分布。与此同时，人口结构正经历深刻转型，超大城市普遍面临“一老一小”双重压力。上海、重庆已形成“9073”养老格局（即90%居家养老，7%社区养老，3%机构养老），但优质医疗资源和养老服务在中心城区高度集聚，郊区基层服务能力薄弱，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明显，公共服务供给面临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以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对人口管理、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等提出了新要求，意味着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必须从人口数量管理转向人口结构优化与人口质量提升并重，从户籍人口管理转向常住人口服务。

诉求多元带来的治理协调挑战。超大城市经济体量庞大，汇聚了全国最丰富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群体，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关系复杂、利益诉求多样。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领域资源分配涉及面广、敏感度高，极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城市更新、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大项目涉及多方利益调整，补偿安置、环境评估、社区改造等问题处理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空间的意见表达进一步放大了利益诉求的聚合效应和传导速度，线下问题线上化、个体问题群体化、局部问题全局化的风险始终存在。从治理规律看，利益主体越多元，越需要找到最大公约数；诉求越多样，越需要凝聚社会共识。如何在多类主体中凝聚最大共识、在多元利益中实现有效平衡、在多样诉求中协调和谐关系，对超大城市的利益整合能力提出了严峻考验。

空间形态复杂带来的治理边界挑战。超大城市辖区往往涵盖中心城区、新城区、郊区、县域等多层次空间形态，以往城市的快速扩张使行政区划、功能分区、管理边界与人口实际分布脱节，职住分离、跨区通勤成为普遍现象，基层治理单元的物理边界与社会边界不一致。城乡接合部、城中村等区域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短缺、管理主体模糊，成为治理盲区。加之近年来人口区域分化加剧，乡镇甚至一些县城、欠发达地区人口持续流向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带来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资源错配。这种空间形态的复杂性，要求治理体系具备跨层级、跨地域、跨领域的协同能力，而现有的条块分割管理体制难以适应这种复合空间的治理需求。“十五五”时期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意味着超大特大城市的空间治理不能再依赖外延式扩张，而要在现有空间格局中通过治理手段实现存量优化，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型的城市空间治理新路。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治理适配挑战。超大城市是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也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群体高度集中在超大城市。平台经济催生的灵活就业、虚拟场景、松散组织，使传统用工管理、权益保障、组织覆盖方式面临适配困难，传统的居委会、单位、行业管理很难有效触达。城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也在加速推进，但数字平台之间存在数据壁垒、标准不一、互通不足等问题。更为深层的是，算法治理、数据伦理、隐私保护等新课题，对治理理念、制度规则、执行能力都提出了全新要求。

风险高度集聚带来的治理韧性挑战。超大城市风险的集聚性和耦合性是其区别于一般城市的最突出特征。交通、能源、供水、排水、通信、燃气等城市生命线系统高度集中且相互依赖，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轨道交通、商圈景区、大型活动等公共安全风险常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一旦发生，物资保障、秩序维护、舆情引导等社会治理压力骤增。更为复杂的是，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安全风险、网络风险在超大城市相互交织、彼此传导，单一风险可能触发复合危机。基层治理力量有限、社会动员基础薄弱、平急转换机制不畅，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与风险跨界传导的现实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使超大城市在面对系统性风险时的抵御能力和恢复能力面临现实考验。

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推进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人民城市理念，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科学把握规律，勇于探索创新，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

坚持党建统领，完善统揽协调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的领导是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证。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多方联动、上下协同的治理体制，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推动党组织向基层延伸、向新兴领域拓展。总结推广“支部建在小区”的成功经验，整合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多方力量，探索区域化党建、行业党建、功能型党组织等新型设置形式，覆盖楼宇、商圈、园区、平台企业及新就业群体，实现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相统一，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近年来，重庆把社会治理全面融入市委党建统领“885”工作机制（即8张报表、8张问题清单、5项机制），实现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为超大城市党建统领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探索。

坚持人民至上，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强调“善于从推进社会治理中总结新形势下党的群众工作规律”。针对超大城市利益主体多元、诉求复杂、矛盾易发的问题，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资源均衡布局，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外来人口合法权益，让新市民在城市稳得住、能发展、可融入。拓宽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让群众在治理中发声、在参与中受益。重庆在城乡大力推进15分钟、30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创新打造“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推动协商重心下沉，大力推广“老马带小马”矛盾调解经验，建立3000余个“老马工作室”“小马工作站”，使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巴渝大地落地生根。

坚持强基固本，筑牢重心下移的治理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破解超大城市空间治理边界难题的关键所在。针对超大城市辖区广阔、空间层次复杂的问题，要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力量下沉，使基层有职有权有物有人，着力破解“权责倒挂”等困境。近年来，重庆以“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智治体系为抓手，建强镇街指挥中心，优化设置职能板块，完善网格体系，实现力量在网格聚合、问题在网格解决、矛盾在网格化解，切实筑牢了社会治理的基层根基，有效破解了超大城市空间治理的边界难题。

坚持科技赋能，提升数字时代的治理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顺应数智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智慧化精细化水平”。从技术治理理论来看，数字技术不仅是治理工具的革命，更是治理范式的深层变革。要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打通数据壁垒，加快基础数据归集共享，实现治理数据一图汇聚、一屏统览。构建“人工智能+”社会治理新模式，推动治理模式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防控转变。坚持技术向善，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关注老年人等特殊群体需求，让数字治理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但技术嵌入治理也面临“技术悬浮”风险，技术系统与制度体系脱节，导致“数据很好看、问题依然在”。同时，技术赋能必须与制度创新同步推进。重庆深化“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与“市级大脑—区县枢纽—镇街末端”三级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推动社会治理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迭代升级，为科技赋能超大城市社会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

坚持统筹兼顾，增强除险固安的治理韧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超大城市的风险治理不能仅靠“刚性防控”，更要注重“韧性建设”，提升抗风险能力和快速恢复能力。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人防+技防”两大防线，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生动局面，完善风险识别、预警、处置、恢复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建立灾害应对处置叫应、熔断和前置机制，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出台《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赋予乡镇（街道）临机处置权，通过制度授权把应急决断权下沉至险情一线，破解层层上报、贻误处置时机的现实难题，实行主动避让、预防避让、紧急避让，做到应转必转、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

提问：柴锋 中国钢研人工智能（工程）事业部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请问，如何理解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

解读：陈建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突破性进展，人工智能加速迭代升级，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术范畴，而是承载价值取向、传播文明理念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不应该侵蚀和损害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独特性。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人工智能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海量数据训练、大模型设计及智能辅助决策或多或少地内嵌着价值判断。人类偏见与利益冲突会投射至人工智能，算法偏见、智能鸿沟及技术滥用可能促使价值失范，对价值选择和治理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在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下增进各国人民跨文化理解、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人工智能价值观呈现加速孕育发展趋势

人类借助数据、算法、模型进行训练迭代，会把自身价值体系向智能空间投射，促使人工智能在内容生成、辅助决策过程中呈现出特定价值立场，影响人类的认知判断，对社会运行和国际文明交往产生影响。人工智能价值观不仅仅是人类价值的简单复制，也是世界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突破性进展，构成人工智能价值观加速孕育发展的历史逻辑。20世纪50年代世界就开始重视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衍生的价值观的影响并未释放，深层次原因在于当时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实现突破，缺乏影响价值判断或者形成价值议题的能力。近年来，机器会说话了，机器会思考了，共同催生了人工智能价值观的重大变革，语言交流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取得突破是人工智能价值观加速孕育发展的重要支撑。聊天机器人的出现，促使机器具备交流沟通的能力，不仅能描述具体事务，还能探讨正义及自由等价值范畴的抽象议题。同时，人工智能逻辑思维实现从简单推理到深度学习的迭代提升，强化学习与符号推理的融合，能基于训练数据生成条理清晰的推理过程，让人工智能具备介入复杂价值问题分析的能力，为人工智能实现价值辨析、价值融合提供可能。人工智能正向更高级的逻辑推理和问题求解迈进，人工智能价值观进入加速孕育的发展阶段。

人工智能拥有超越人类认知的潜能，构成人工智能价值观形成强大影响力的理论逻辑。人类寿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价值认知的边界，“盲人摸象”生动揭示了人类价值认知的困境。人类社会拥有漫长的历史，茫茫宇宙彰显地域的广阔，但受身体条件、生存环境及知识约束，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基本上是局部的、片面的。相比之下，人工智能拥有近乎无限的存储空间，超强的记忆体系和处理能力，促使人工智能可以快速吸纳人类漫长历史中的知识、文化与价值理念。人工智能依托海量多元的数据进行分析，挖掘数据中隐藏的关联，在横向广度上与纵向深度上提出更客观、更具科学性的规律，揭示超越人类局限的真相，形成不同于人类传统认知的价值判断。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多元价值体系在人工智能运行场域交织碰撞，催生新的价值表达，人工智能价值观由此释放强大的影响力。

科学技术与价值内嵌属性构成人工智能价值观孕育的实践逻辑。社会通常认为技术具有价值中立性，科技仅仅是解决事务问题的工具。但现实生活表明，不管是人工智能的数据收集，还是大模型的设计、训练及决策应用，每个环节都无法回避人的价值注入。在人工智能数据采集过程中，怎么采集数据、采集哪些数据、哪些数据是好的健康的数据，这些都会有价值导向和立场观点。在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算法、如何设计架构方案，这些都可能诱导输出结果出现偏见与歧视问题。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商业资本的逐利性会使人工智能呈现强烈的逐利行为，生成带有诱导性的内容反馈，放大社会特定议题或事件，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处于加速演进阶段，正逐步形成影响人类价值体系的强大力量。

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塑造需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

人工智能价值观加速孕育发展，打破了价值中立的科技特性。人工智能不再仅仅是人类的辅助工具，而是具有逻辑推理、价值判断的重要载体。人工智能价值观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既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世界发展的广度和深度，也面临着价值失序、伦理道德缺失及文明冲突等挑战。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为核心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在世界文明多样性基础上寻求价值共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工智能价值观建构，成为推动科技治理、守护人类共同福祉的时代诉求。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应对人工智能价值对齐难题提供根本遵循。价值对齐是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内容，核心目标是使人工智能价值观与人类价值追求相契合。人工智能概念问世以来，国际社会便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价值对齐问题。但迄今为止，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近年来，伴随人工智能快速迭代发展，价值对齐的现实挑战愈发凸显。OpenAI于2023年7月宣布成立“超级对齐”团队，但该团队存续不到一年便宣告解散，凸显了人工智能价值对齐实践的艰巨性、复杂性。人工智能价值对齐既要回答“如何实现对齐”的问题，也要解决“向何种价值对齐”的立场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工智能价值对齐提供价值参照。和平与发展锚定人工智能服务人类共同事业的根本方向，公平与正义确立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同理想，民主与自由彰显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共同追求。

人工智能价值观塑造呈现失衡态势，亟须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共识。从理论层面看，在塑造人工智能价值观过程中，不同国家采用本土数据样本，采取特定的模型算法架构设计，通过各具特色的训练手段，能够生成与各自国家相适应的人工智能价值观。但从现实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并不局限于特定国家范畴，既包括官方与民间的各类信息，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素材。算法模型研发同样具有跨国特征，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人工智能的价值输出呈现复杂多元的特征，难以纯粹体现各自国家的价值理念，甚至会同本土既有价值体系产生矛盾冲突。与此同时，有些国家凭借技术及数据等优势，在人工智能价值观塑造方面拥有较高话语权，通过人工智能输出自身的意识形态，促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具备超越国别局限、化解文明冲突的特性，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塑造人工智能价值观，有助于凝聚国际社会价值共识，为解决人工智能价值塑造失衡难题提供可行路径。

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实践重点

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价值观，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迫切任务。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人工智能价值观塑造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层面，必须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协同发力，坚持各国探索与国际协作双向推进，积极解决人工智能价值对齐问题，将全人类共同价值贯穿人工智能研发、训练、部署、应用的全生命周期。

加强全球多边合作，凝聚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全球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国际共识。人工智能价值观塑造不能单打独斗，必须坚持多边主义，积极践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推动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价值观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治理平台，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对话协作，倡导世界各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引领，推动人工智能价值观塑造的国际合作。加强发展中国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人工智能价值观塑造参与度，增强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实践基础。跨境人工智能服务必须充分尊重东道国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反对通过人工智能输出意识形态。推动各国共享人工智能价值风险信息，探索构建跨境人工智能风险协同处置机制。

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六大维度转化为人工智能的价值准则，推动人工智能价值对齐取得实质性进展。科学把握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要义，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转化为人工智能的价值准则。立足和平维度，筑牢人工智能的安全屏障。坚决抵制人工智能煽动对立、散播种族仇恨和极端主义等价值输出，防范技术被用于制造冲突、激化对抗，维护世界和平大局。立足发展维度，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弥合全球智能鸿沟，让人工智能成果普惠共享。立足公平维度，恪守人工智能非歧视原则。杜绝算法设计及模型训练等领域的价值偏见，消除技术造成的不公。立足正义维度，坚守人工智能向善的价值导向。严防技术滥用风险，防止利用人工智能造假及侵权等行为。立足民主维度，坚持人工智能发展的公共属性。人工智能要充分反映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诉求，不能被少数主体垄断控制，推动技术服务公共意志。立足自由维度，保障人工智能环境下个体的合法自由权利。人工智能不应限制个体行为，更不能侵犯个体权利，促进人工智能赋能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同向发力。

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协同发力，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度嵌入人工智能各领域全过程。技术创新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动力，制度规范是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保障，两者协同推进，才能避免人工智能突破底线红线。推动科技创新持续发展，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价值观提供可落地可实施的载体。强化问题导向，全面检视人工智能全链条运作机制，化解人工智能生成极端言论、制造群体对立、加剧数字鸿沟等风险，助力应对人类发展与文明进步面临的多重挑战，为人工智能向善筑牢技术底座。要以制度规范确立人工智能发展边界，健全人工智能伦理准则、监管体系和规范标准，构建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价值观的治理体系。推动制度约束覆盖技术研发、场景应用、风险研判及追责处置全链条。优化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生态，破除技术垄断和壁垒，促进创新要素向人工智能集聚，以制度刚性守护人工智能价值观的内核。

年轻干部做人要追求“三个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年轻干部“必须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年轻干部努力做到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首要任务就是修好我们共产党人的“心学”，在持之以恒的正心、润心、净心中练好内功、提升修养。

以理想信念正心，做到一心为公。年轻干部要深刻认识到，只有理想远大、信念如磐，才能行稳致远；只有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才能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在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中坚定理想信念。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着党的初心使命和奋斗愿景，是“粮食、武器和方向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和常修课，深刻领会其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刻领悟“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在持之以恒的学习中细细品味甜甜的真理味道，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中坚定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无数革命先烈将革命理想深深地融入血脉，把生死置之度外，用生命铸就一座座不朽丰碑。我们追寻革命先烈的足迹，要让心灵与革命先烈对话，多问问自己：“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如果是我，会作出什么样的抉择？”思想上的灰尘便为之一扫，理想信念的根基就会扎得更深。在向楷模对标看齐中坚定理想信念。向焦裕禄、孔繁森、谷文昌等楷模学习，学习他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学习他们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学习他们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与此同时，在学习中思考，他们“无我”奋斗的核心动力是什么？这个核心动力就是心中的信仰、心中的信念。

以道德修养润心，做到一身正气。年轻干部要牢牢树立“人无德不立”的意识，从中华传统美德中汲取精神滋养，在见贤思齐中升华人生境界，用一点一滴的行动引领社会风尚。做到心中有爱。爱是美德的种子，是力量的源泉。心中有爱的人，眼中才会有光，行动才会有力量。把“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牢记心间，以百姓之幸福为幸福，以百姓之快乐为快乐。积极投身文明实践，带头参加志愿服务，热情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用爱温暖他人的同时，也温暖我们自己。甘做老黄牛，像老黄牛那样去耕耘、去奉献，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美丽、更加出彩。不用扬鞭自奋蹄，发扬螺丝钉精神，把分内的工作做深、做透、做精。遇事不抱怨、不埋怨，保持阳光心态，乐观面对困难和挫折。同时，要坚决摒弃私心杂念。存私心，不能谋公事。有了私心，心就会妄动，行事就会乱为。无私心，心如止水，行事就坦坦荡荡。正确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拔掉心头上长的“私心”这根杂草，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切记不是自己的东西“莫伸手”。当把物质利益看淡了，把精神追求的底盘抬高了，“私心”之芽也就没有了萌发的土壤。

以党纪明镜净心，做到一尘不染。年轻干部要强化纪律意识，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纪律是确保我们干事创业、行稳致远的“护身符”，也是我们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把学习党章作为终身必修课。党章是我们党的总章程、总规矩。遵守党的纪律，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遵守党章。而遵守的前提，就是要通过学习内化于心。拿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原原本本学、反反复复悟，学出忠诚、干净与担当，学出清澈与纯粹。把党的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行而不逾矩，前提是要知“矩”。日用而不觉，前提是要知纪、明纪。常态化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主动查找自身在知纪、明纪方面的盲点，在守纪方面的“松动点”，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把反面典型当成一面镜子。镜子可以正衣冠、照美丑。反面典型这面镜子，可以照见我们的心灵上是否有灰尘。一个个反面典型案例给我们带来警示的同时，也时时刻刻给我们敲警钟、拉警报，不论是顺境之时，还是逆境之际，都不能犯“糊涂病”、不能蒙蔽双眼，否则自己就会成为反面典型，遗憾终身、追悔莫及。

（作者系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

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明确强调，“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地方在推动经济发展特别是招商引资时，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有明确规矩，不能各行其是”。这些重要论述直指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症结，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供了基本遵循。“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制定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加强招商引资信息披露。”地方政府开展经济促进工作，一头连着有为政府作用发挥，一头关乎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唯有以统一标尺校准行为边界，以强化正向引导和刚性约束破除分割壁垒，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才能把地方发展活力汇聚为高质量发展整体效能。

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的内在要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键在于科学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尤为关键。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不是弱化地方推动发展的主动性，而是把地方行为置于法治轨道之上，推动地方政府摆脱以邻为壑的政策比拼，转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承担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竞争秩序的职能。现实中少数地方把经济促进简单等同于政策让利、行政干预，过度依靠财政补贴、定向优待介入企业经营，既挤压公平竞争空间，也扭曲要素配置信号。统一行为尺度，就是划清行政干预合理边界，推动地方把重心放在完善公共服务、健全基础设施、搭建公共技术平台上，把经营选择权交还经营主体，形成经营主体自主经营、政府依法履职的良性局面。

克服地方本位主义的发展要求。行政区划客观上形成属地利益考量，但若缺少制度约束，局部诉求极易演变为地方保护和内卷竞争。有的地区依靠政策洼地争夺项目，设置隐性门槛阻隔要素流通，通过定制化名录库、差别化补贴变相排斥外地经营主体，短期来看拉动了一地经济增长，长期而言却带来重复建设、资源耗散，损害全国市场配置效率。坚持统一政府行为尺度，就是引导地方跳出局部思维，在全国发展大局中谋划区域定位，摒弃以邻为壑的竞争模式，推动区域从同质竞争转向功能互补、协同共进。

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政府履职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经济调控、产业扶持、招商引资是地方政府履职的核心领域，也是治理能力最直观的体现。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地方经济施策自由裁量权较大，不仅引发区域内卷竞争，也暴露出了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标准化短板。统一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尺度，本质是以制度刚性约束行政权力、以统一标准规范履职行为，倒逼地方政府转变治理理念、优化治理方式，全方位提升精准施策、服务赋能的治理能力。

多重治理张力叠加是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失范的深层诱因

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出现偏差，并非简单的主观认知问题，而是增长压力、考核机制、央地权责等多重张力交织叠加催生的现实结果。

增长竞争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地方承担稳增长保就业的属地责任，在区域间同质发展竞争中，当激励约束机制不够完备，部分地方倾向于运用政策工具放大本地短期优势。尤其面对产业项目争夺，个别地方陷入“内卷式”竞争，以违规财政奖补、土地优惠换取项目落地。属地发展诉求一旦脱离制度约束，便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目标产生摩擦，变相抬高准入门槛，阻滞商品要素跨区域流动，造成局部利益与全局效率相互冲突。

政绩考核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制度性张力。考核是地方履职的指挥棒。过去一段时期，经济增长指标权重偏高，容易引导地方把短期产出、项目数量作为优先追求，对政策是否符合公平竞争、是否契合全国统一规则考量不足。部分失范的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根源不在于地方政府发展的主观意愿，相当程度在于考核导向没有充分兼顾局部发展与全局秩序，进而诱发重短期、轻长远的政绩偏差。

地方自主与全国统一之间的协调性张力。我国央地协同治理格局中，地方拥有推动一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权，需要结合其资源禀赋探索特色发展路径。但地方自主不等于各行其是。现实中，部分地方对统一制度规则理解把握不到位，在产业扶持、招商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多立足本地实际，对全国层面的制度统一性考量不足，政策设计与上位规则衔接不畅，形成“上有制度、下有变通”的协调难题，导致统一市场规则难以落实落地。

从立规矩到建制度是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的实践进路

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不能停留在运动式纠偏，应当坚持破立并举，从规则标准、清单指引、考核监督、落地实施全链条构建闭环制度体系，从“立规矩”向“建制度”跃升。

以统一规则体系划定行为边界，确立制度框架。制度统一是行为统一的前提。对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夯实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等基础性制度，把公平竞争要求嵌入地方产业扶持、招商引资全流程。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凡是出台涉及经营主体的经济促进政策，必须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从源头防止出台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倾向的政策文件。推进产权保护、市场准入、信息披露、社会信用、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制度建设，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财税、考核制度。在守住全国制度统一性底线基础上，保留地方因地制宜的政策空间，实现全国规则一致与地方实践创新有机兼容。

以“两张清单”明晰行为导向，细化制度规范。用好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制度成果，同步对接全国统一的地方财政补贴负面清单管理机制。鼓励事项清单明确有为政府发力方向，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公共服务、搭建共性技术平台等可作为领域，强化正向引导。禁止事项清单和财政补贴负面清单共同划清行为红线，明令禁止违规财政返还、歧视性准入、将本地投资作为经营前置条件等人为限制要素流动的行为，强化刚性约束。依靠清单化管理厘清可为与不可为，压缩政策自由裁量空间，提升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透明度与可预期性。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纠治妨碍企业公平准入与自主经营、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实施信用评价设置招投标隐性壁垒等典型问题。

以考核评价与监督问责保障制度运行，完善制度闭环。用好考核“指挥棒”，优化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体系，将公平竞争审查落实、破除地方保护、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情况纳入考核内容，校正地方政绩导向，引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常态化监督机制，综合开展政策文件抽查、典型案例核查，对违规出台经济促进政策的行为及时纠偏。完善问责链条，区分无意偏差与主观故意，对屡改屡犯、造成市场分割不良后果的严肃追责，形成“政策制定——监督检查——纠错问责”的完整闭环。

以破除壁垒统一尺度检验运行实效，推动制度落地生根。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把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作为检验标尺，持续清理妨碍市场统一的各类“土政策”“潜规则”，稳妥处置存量违规招商政策与项目，强化招商引资信息公开披露，压缩暗箱操作空间。推进监管规则、标准、执法尺度统一，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避免地区之间执法宽严失衡。鼓励地方在制度框架内开展改革试点，及时总结可复制的基层经验并上升为制度成果，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在全国范围享有平等发展机遇。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

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势能

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是我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阿阿胶）党委立足国家级非遗传承企业禀赋，打造“初心岐黄淬炼胶香”特色党建品牌，持续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行稳致远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东阿阿胶坚守“央企姓党”的政治底色，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治理全过程，主动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把党建优势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

一是铸牢政治忠诚，把稳发展航向。只有旗帜鲜明讲政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才能确保国有企业发展始终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沿着正确方向前行。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通过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线上依托“润学堂”、线下走进红色教育基地，构建一体化学习矩阵。自觉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聚焦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落实落地“1238”战略，统筹三大增长曲线布局，确保企业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稳步前行。

二是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全局。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国有企业战略布局、项目投资、供应链保障、生产运营环环相扣，必须摒弃碎片化思维，统筹当前和长远、规模和效益、发展和安全。东阿阿胶以系统观念实施价值重塑、业务重塑、组织重塑、精神重塑“四大重塑”，推动生产经营和党建工作取得新成绩、迈上新台阶。进一步统筹三产融合布局：第一产业方面，夯实道地原料基地，保障供给安全；第二产业方面，做强药品与健康消费品制造；第三产业方面，打造“中药+文旅+康养”生态圈，搭建包含中国阿胶博物馆、阿胶世界体验工厂、东阿阿胶城在内的“三园两馆”工业旅游体系，积极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同步构建“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体系”，对重大投资实施全周期管控，在稳经营、促转型、强链条、防风险上精准发力。

三是厚植为民情怀，树牢正确政绩观。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国有企业应全面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多算长远账、产业账、民生账，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东阿阿胶秉持“寿人济世”初心，践行“五立宣言”，不唯短期利润论英雄，把守护人民健康、传承中医药文化、带动全产业链发展作为核心价值追求。以实际行动践行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与辽宁省西丰县、吉林省东丰县合作开发梅花鹿产业，在新疆和田、伊犁布局枣类种植、毛驴养殖等产业，与内蒙古阿拉善盟合作开发肉苁蓉产业，努力创建“东阿阿胶全国现代生态沙产业示范基地”。面向“十五五”，东阿阿胶将系统实施全产业链升级工程，扎实落地百亿健康消费品产业园等重大项目，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促进群众就业增收。

以党建引领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作为国有企业，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东阿阿胶始终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系统推进党建工作，深刻把握守正与创新、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势能。

一是把握“领”与“谋”的统一。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规范前置研究重大经营事项，厘清党委、经理层权责边界，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修订党委会议事规则、“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和《权责运行手册》，完善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评价办法。锚定药品和健康消费品战略目标，党委牵头谋划“十五五”时期研发布局，围绕三大增长曲线，推进品类跃升、科研攻坚、产业并购，确保战略方向不偏离、经营执行有力。

二是把握“稳”与“进”的统一。坚持底线思维，辩证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东阿阿胶以党建链引领产业链，一方面，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党员科研骨干组建攻坚专班，搭建“一中心三高地+N联合”创新平台，落地“双院士”工作站。另一方面，筑牢安全底线，构建供应链风险防控、投资全周期督导机制，在原料采购等关键环节推进基地共建，提升产业链韧性。

三是把握“严”与“实”的统一。国有企业廉政与经营风险交织，必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有效推动各类监督方式贯通协同，严格落实“一岗双责”，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东阿阿胶构建“1+1+N”特色大监督体系，推进“合规、风险、内控一体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清廉季”等廉政教育活动，打造“胶香廉韵”廉洁宣教平台。紧盯投资、采购、营销等关键岗位，抓早抓小，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考核，持续营造崇廉尚实的干事生态。

将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势能

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勇担社会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东阿阿胶着力构建完善党建工作体系，不断增强党组织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使党组织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党建活力转化为发展活力。

一是夯实长远发展底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将顶层战略分解为攻坚任务，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战略落地见效，夯实企业长远发展根基。持续深化“初心岐黄淬炼胶香”党建品牌建设，确立“增长·创新”2026年度主题，部署十大攻坚任务，围绕科研创新突破、5A级旅游景区创建等攻坚任务，设置党员突击队、党员示范岗，发挥党员骨干攻坚作用，打通协同堵点，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提升。强化战略思维、深化产业思维、突出科技思维、筑牢底线思维，开启从文化叙事、品牌叙事到科技叙事的价值跃迁之路。

二是激活发展新动能。坚持党建引领科技创新，把党组织建在科研攻关一线，完善人才“引育留用”激励机制，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东阿阿胶在研发一线成立党支部，组建党员科研攻坚专班，攻坚道地阿胶作用机理等基础研究，多项研究成果登上国际权威期刊。实施分层人才培育计划，推出“春弦计划”“链星计划”“启路计划”，健全干部能上能下机制，储备研发、营销、管理后备人才。

三是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党建工作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构建安全可控、价值共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东阿阿胶持续深化“党建+产业链”模式，上游联动地方党组织共建标准化原料基地，保障道地原料品质稳定；在生产一线设立党员责任区，聚焦保供提质、降本增效等重点任务，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下游深化产业链党建共建，协同渠道伙伴维护终端市场。推进中医药国际化传播，持续拓展海外市场，打造韧性强劲的中医药全产业链。

四是凝聚实干奋进合力。东阿阿胶党委推动党建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纠治形式主义，凝聚全员实干合力。常态化推进作风建设和能力建设，组织党支部书记开展“砺剑先锋”专题培训，系统提升干部综合能力。抓实精益管理、风险防控，依托“胶心坊”职工阵地、青年“胶小星”志愿服务队，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凝聚全员实干争先的奋进合力，保障年度重点任务落地见效。

东阿阿胶党委将持续深化“初心岐黄淬炼胶香”党建品牌建设，以坚定的政治担当、务实的工作举措抓实生产经营各项工作，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做强做优老字号企业，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冯东）

建设智造赋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柱。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正在向越来越多行业扩散渗透。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深圳市宝安区作为全国工业百强区、赛迪创新百强区和深圳产业大区，拥有覆盖31个制造业大类的完整产业体系，在建设智造赋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方面肩负重要使命。

把握时代机遇，锚定智造赋能方向

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宝安抢抓产业变革机遇，推动智能技术与新兴产业双向渗透、互促共进，激活增长动能，着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难题。

深圳提出“20+8”产业集群战略，将智能制造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20+8”各产业集群提质升级。2025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6.67%，一批高端制造载体与创新应用场景加速落地。目前，宝安在深圳“20+8”产业集群重点布局有“17+5”个，是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承载地。

宝安以智造赋能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变：一方面加快模具、金属、印刷、注塑等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化改造；另一方面前瞻布局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空天技术等未来产业新赛道，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立足产业基础，探索实践路径

宝安在建设智造赋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宝安制造业底子厚实，全区拥有56万余家经营主体，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约5600家，覆盖制造业31个大类，已形成智能终端、超高清视频显示等5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过去5年新增软件与信息服务、半导体与集成电路、网络与通信3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高端装备与仪器产业集群规模为全市第一。创新主体集聚，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超7400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达600家，覆盖基础支撑、人工智能终端、人形机器人、解决方案四大核心领域。智造生态优化，2025年，深圳法雷奥获评“灯塔工厂”，实现宝安“灯塔工厂”零的突破。

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引擎，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技术体系。聚焦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先进材料、智能传感器等领域，实施重大科技专项，突破“卡脖子”技术。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协同攻关。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瞄准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空天技术等前沿领域，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

以场景应用为重要牵引，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场景是技术落地的“催化剂”，也是产业发展的“试金石”。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智能制造），面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打造新赛道场景。总结推广法雷奥“灯塔工厂”经验，实施智能制造示范工程，努力培育一批标杆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推动设备联网、数据上云、算法赋能。针对模具、金属、印刷、注塑等传统产业，推广智能装备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实现“老树发新芽”。

以企业培育为关键抓手，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梯队。构建“参天大树+灌木幼苗”的雨林式企业梯次培育体系。支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战略合作等方式整合资源，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大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打造掌握独门绝技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提供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全方位服务。2026年初，宝安42家企业入选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强化要素保障，绘就发展新画卷

以空间整合为基础载体，优化产业集聚区布局。创新产业空间供给模式，通过城市更新、土地整备释放更多产业空间，保障重大项目落地。围绕智能终端、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等重点产业，规划建设特色专业园区，推动产业集聚发展。统筹产业空间与城市功能布局，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完善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配套设施，打造宜居宜业的产业生态环境。

以制度创新为根本保障，积极营造一流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投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智能制造领域。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完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激励机制，加大智能制造领域高端人才和技能人才引进培养力度，解决人才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环境。

智造赋能的浪潮奔涌向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未来无限广阔。建设智造赋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是一项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长期任务。宝安将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从“规模体量优势”向“体系竞争优势”跃升，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造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谢宁）

深化全域协同监督筑牢合规发展屏障

近年来，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卷烟厂（以下简称工厂）聚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立足生产经营实际，创新搭建大规范全域监管运行体系，着力构建系统完备、运转高效的一体化规范监督新格局，有效破解监督主体分散、衔接不畅、效能偏弱和治理碎片化等结构性问题，实现监督治理从“短期治标”向“长效治本”转变，为工厂合规稳健运营、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筑牢坚实的监督风控防线。

搭建系统集成监督架构

工厂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监督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推动监督架构整合重构，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监督工作格局。

建强监督矩阵，拧紧责任链条。搭建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十字形”监督矩阵。横向坚持“规范、财审、内管、人事、纪检”五线并行发力，纵向健全“党委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职能部门专业监督、基层岗位日常监督”四级监督体系。构建层级清晰的全链条责任体系，分类细化监督责任清单，推动各级监督主体知责明责、履责尽责。

坚持系统施治，规范运行体系。工厂整合现有监督制度与流程规范，梳理完善数十项大规范配套管理制度，建立涵盖联席会议、联合检查、信息共享、问题整改、力量统筹、释疑指导、公开公示、专题培训、案例警示、闭环问责的十项规范化工作机制，将抽象监督职责转化为清单化、具体化、可落地的工作举措。

聚焦全链管控，构建监督闭环。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推动各项工作深度融合、落地见效。紧扣生产经营全链条、管理运行全领域及岗位履职全流程，形成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整改的全生命周期监督模式，完善“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溯源治本——制度完善——治理提升”全链条治理体系，构建职责清晰、协同高效、全域覆盖、防治一体的闭环监督格局。

完善协同联动监督机制

工厂全面整合监督资源，推动监督工作从“单点发力”向“全域联动”迭代升级，实现各类监督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健全会商机制，精准防控重大风险。建立重大事项联席会商机制，聚焦制度建设、经营决策、线索处置、专项督查等重点领域，通过定期会商研判、联合督导检查、专项复盘分析等方式，精准排查风险隐患、科学部署管控举措，形成监督合力，持续提升重大决策科学性、风险处置精准性，守牢风险防控底线。

深化联动机制，放大监督综合效能。统筹整合日常监督、专项监督等各类监督职能，建立健全信息互通、线索互移、问题互商、成果互享、整改互促的“五维”联动工作模式。进一步优化监督全链条联动机制，推动专项检查与常规检查统筹衔接、同步实施。各监督主体可依规共享检查报告、整改清单、问题台账等核心监督成果，从源头避免重复检查与多头督查，切实降低监督运行成本，精准识别并前置防控各类风险隐患，最终实现“一次检查、多维赋能、整体提质”的监督效能。

优化教育机制，凝聚全员监督合力。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岗位，分层分类开展教育培训。聚焦干部队伍能力建设，通过岗位轮换、业务交叉锻炼等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精准补齐干部能力短板。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多元载体，常态化开展党规党纪、法律法规培训，引导全员树牢底线思维和规范意识，主动参与监督、自觉接受监督，着力营造“人人懂规范、人人讲规范、人人守规范”的浓厚氛围，凝聚全员共抓监督、齐抓合规的强大合力。

打造精准高效监督模式

工厂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抓严的工作理念，统筹常态化监管、靶向化整治与数字化监督，以高质量监督推动企业管理效能全面提升。

抓实常态排查，筑牢风控基础防线。紧盯生产经营全流程、各环节，聚焦重点岗位、关键人员以及供应链生态，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动态更新风险管控台账。做好警示教育，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日常风险排查与年度内控自评、岗位廉洁风险排查深度融合，分层分级划定风险等级、压实防控责任、细化防控举措，把监督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

聚焦专项整治，破解重点难点问题。紧盯采购管理、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开展靶向专项监督整治，精准堵塞管理漏洞、化解经营风险。严格落实专项整治工作部署，统筹调配跨条线监督力量，开展全链条核查整改，构建“常态监督固本、专项监督补短”的工作格局，全面提升监督检查整体质效。

依托数字赋能，搭建智慧监督载体。紧扣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趋势，以数字化手段推动监督工作提质增效。依托行业统一电子采购平台开展招投标全量数据分析，精准甄别异常交易行为、实时预警潜在风险，持续提升监管精准度；搭建合规性风险管理数字化平台，构建可追溯、可预警、可分析、可管控的智慧监督治理模型，有效消除监督盲区。

下一步，工厂将持续优化大规范全域监管运行体系，切实把监督治理成果转化为发展动能，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作者系四川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厂党委书记）

顺应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和流动趋势，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人口变化趋势，尤其是人口流动趋势，导致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与流出地公共服务资源闲置并存。围绕人口变化趋势下公共服务资源布局优化与结构调整，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破解人口流动新趋势下公共服务资源供需错配矛盾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基础、最具活力的变量。当前，我国人口总体上进入减量发展阶段，呈现出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等趋势性特征。在整体的人口变化趋势中，人口流动是最活跃的因素，一个地区的人口变化，通常是由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共同决定的，甚至在一些地区，机械增长已经超过自然增长，成为人口变化的主导因素。

近年来，我国人口流动格局持续演变，呈现出人口流动规模趋稳、双向流动、省内为主、跨省缩减等特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健全与常住人口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标志着“公共服务随人走”从理念倡导进入制度实施阶段。如何顺应人口流动新趋势，破解公共服务资源供需错配的深层矛盾，让公共服务真正“随人走”，是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必须回答好的重大命题，也是新形势下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实践课题。

人口流动呈现新特征新趋势。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全面渗透和产业布局梯度转移，我国人口流动的规模、方向、结构和驱动逻辑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随产业走、人才向优域聚”的规律进一步强化，同时又有了新特征。

从规模看，人口流动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达3.76亿人，10年间增长了约70%。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流动人口为3.58亿人。这表明尽管我国人口流动规模仍然很大，但人口流动强度在下降。同时，在人口减量发展背景下，“人户分离”特征显著，流动人口已成为影响区域人口分化格局的重要因素。如此规模的人口在空间上持续流动，对传统按户籍配置公共资源的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

从方向看，人口流动正从单向集聚转向多元分流。以往，我国人口主要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近年来逐步转变为农村到城市、城市到城市的双向流动并存格局。一是东部集聚效应依然显著。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城市群仍然是人口主要流入地。2025年，全国人口净流入前五个省份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重庆和上海，分别净流入50万、38.9万、22.7万、11.5万和10.85万人。二是中西部省份人口回流趋势持续强化。近年来，返乡创业群体持续壮大，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中西部地区省会与产业城市的人口吸引力提升，就业与创业本地化进一步夯实了中西部人口的留存基础。三是省内就近流动逐步取代远距离跨省流动。2025年，外出农民工中省内流动占比升至62.4%，比2020年提高了约4个百分点，就近就业与就近城镇化加速推进。这种多元分流的新格局，要求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必须具备更强的动态响应能力。

从逻辑看，人口流动正从就业单轮驱动转向就业与生活双轮驱动。一是产业与就业机会仍是核心牵引，人才向高能级产业城市集聚的特征更加明显。先进制造业成为人口吸附主阵地。据有关机构发布的2025年我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受益于其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安徽合肥和四川成都在增长潜力的榜单中首次跻身前三。二是数字赋能催生“生活优先”流动新趋势，生活品质与成本对流动决策的影响上升。远程办公与数字平台的发展，使劳动者可以在保持一线城市收入水平的同时，迁往生活成本更低、环境更宜居的地区。当“用脚投票”的逻辑从“哪里能挣钱”扩展到“哪里好生活”，公共服务便不再是人口流动的被动结果，而日益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主动变量。

从流动群体看，灵活就业者和数字游民加速涌现。一是新就业形态群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流动人口中的新生力量。新就业形态主要有两大类，即基于位置的就业和基于云端的就业。基于位置的就业群体呈现“全国覆盖、东密西疏、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区域分布特征。知识服务、直播电商等云端就业方式则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流动自由度大幅提升。二是数字游民加速反向流动，推动人才与消费向中小城市及乡村下沉。依托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办公的数字游民群体，形成“生活优先、按需流动”的全新迁移模式，成为流动人口的新增长极。

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面临三大难题。从现实情况看，人口流动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但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机制尚未完全跟上。《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明确“逐步消除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素，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但在人口流动新格局下，政策落地面临三大结构性难题。

流入地“接不住”与流出地“空得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存在空间错位。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与流出地公共服务资源闲置并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传统上基于户籍制度的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难以适应人口流动新格局的需要。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89%，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约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有超过2.5亿人长期在城镇生活但未落户。以教育为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生规模庞大，但现行教育经费配置以静态基数核定、按行政区划固化分配为主，尚未建立与学龄人口流动相衔接的动态调整机制，难以满足人口流入地实际需求。人口流入地的学校、医院等设施严重不足，而人口流出地大量校舍、医疗设施闲置，这种空间错配是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面临的最直观的困境。

财政转移支付“人走钱不走”，资金配置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仍主要依据户籍人口和历史基数分配，未能充分反映人口动态流动情况，导致“人走钱不走”的错配困境。2025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再次突破10万亿元，达到10.18万亿元，获得转移支付规模最大的两个省份为四川（6820亿元）和河南（5944亿元），但两省份2025年常住人口分别较上年减少46万人和41万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25年广东和浙江两省份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79万人和31万人，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分别约为2661亿元、1451亿元。这种“人口向高增长地区流动，资金向人口减少地区倾斜”的逆向错配，导致流入地公共服务责任与财力支撑不匹配。这是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政策落地最核心的瓶颈。

“人户分离”下的信息孤岛，服务触达存在治理盲区。大量未落户的常住人口处于“人户分离”状态，导致信息碎片化，服务可及性较弱。一方面，人口底数不清与系统孤岛并存，精准识别的难度加大。公安、人社、教育等系统缺乏互联互通，大量未落户人口难以被精准识别，服务触达面临“找不到人”和“人找不到服务”的双重困境。另一方面，社保与居住权益跨区域接续不畅，“流动即重置”的痛点较为突出。大量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未被现行社保体系有效覆盖，居住证年限、社保缴费记录等跨域累计规则尚未统一，流动后原有权益难以平移，形成事实上的“权益损耗”。此外，公共服务资源供给成本与财政事权存在错配，流入地供给动力受限；区域协同探索尚处于局部试点阶段，尚未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全国性制度框架。

技术发展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赋能。破解上述三重难题，既需要制度层面的深化改革，也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有力支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从人口监测预测、服务供给、跨区域衔接等多个维度，为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赋能人口流动监测预测。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渗透，海量高频率、高精度、广覆盖的人口活动数据持续生成。这些数据具有四大优势。一是时效性强。手机信令数据可实现小时级甚至分钟级的更新频率，能够近乎实时地捕捉人口空间分布变化。二是空间精度高。可将人口位置信息精确到百米乃至十米级别，满足区县、街道甚至社区层级的精细化分析需求。三是覆盖范围广。截至2025年末，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27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突破16亿户，高频位置数据能够覆盖绝大多数常住人口。四是多维度关联。高频数据可关联位置、通信行为、消费支付、交通出行、社交网络等多个维度，为人口流动的动因分析和趋势预测提供了丰富的交叉验证信息。构建基于多源高频数据的人口流动监测体系，精准测算教育、医疗、保障房、养老设施等资源缺口，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前置布局、精准补位，是从源头化解人口流动与资源错配问题的关键路径。

数智化正在重塑公共服务供给流程。数智化技术的应用将服务发起端从用户侧迁移至治理侧，实现精准定位与主动触达。截至2025年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联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46个国务院部门政务服务平台，接入1391项国务院部门及520多万项地方政务服务事项。全国已实现140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更多政务场景落地，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可实现需求智能感知与精准推送。这一范式转型正是破解“人找不到服务”困境的关键路径。

区块链与数字化打通跨区域服务衔接。区块链与跨域数据协同以“数据随人走、权益随身带”为核心，逐步消除社保、医保等公共权益转移的制度和时空障碍，精准破解“人走钱不走”与“权益不可接续”等难题。在医保领域，2025年底，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65.58万家；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1582.3万人次，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2.92亿人次。电子社保卡已在全国全域覆盖，电子居住证已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城市试点互通互认。长三角地区依托数据共享体系，已实现3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这些实践为财政转移支付与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人口流动提供了可行路径。

以制度创新释放技术红利。技术提供了工具和可能，但将技术红利转化为制度效能，还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创新。

构建基于多源高频数据的人口流动监测体系，破解公共服务资源配置错位难题。立足国家数字治理和人口动态监测改革要求，依托现有政务数据共享体系，构建国家级多维度人口流动监测体系。一是建立高频数据汇聚机制。由统计、公安、人社、卫健等部门牵头，合规整合脱敏电信信令、交通出行、居住证登记、社保参保异动等动态数据，构建全国统一、实时更新、多维关联的人口流动数据库。二是搭建人口流动智能化监测预警平台。平台嵌入人口趋势研判、空间匹配分析功能，精准测算教育、医疗、保障房、养老设施等资源缺口。三是深化监测数据成果应用。将常住人口动态数据对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测算体系，常态化校准民生领域资金分配额度，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前置布局和精准补位。

构建“钱随人走”的动态调资机制，破解资金人口配置错位难题。紧扣常住地公共服务供给改革导向，优化财政民生资金分配规则，建立适配人口动态流动的资金保障体系。一是优化转移支付核算权重。在教育、医疗等人口高关联民生领域，试点提高常住人口核算权重、下调户籍人口和历史基数权重。二是建立常态化动态校准机制。依托国家级人口流动监测平台，按季度、半年度动态调整专项转移支付额度，打通预算中期调整通道，实现财政资金精准随人口流动流转。三是健全存量资源跨域盘活机制。全面摸排人口流出地闲置校舍、医疗设施等公共资产底数，通过划转、置换、市场化运营等方式盘活存量，统筹用于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务设施增量建设，形成“增量资金随人走、存量资源随人调”的配置格局。借鉴生态补偿和粮食主产区横向补偿经验，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人口流入区域率先试点。

构建数智化的服务接续体系，破解“人户分离”下的权益接续断层难题。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造智能化、可接续、无壁垒的常住地服务保障体系。一是全面深化电子居住证数字化赋能。打通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数据共享通道，拓展“凭证即享”服务场景。推动都市圈、省域内居住年限、社保记录互认累计，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跨区域权益自动核验、无缝接续。二是建立灵活就业群体去“挂靠化”参保机制。以居住证加平台收入流水为有效参保依据，打通医保异地结算与公租房申请的“最后一公里”。持续拓展教育、医疗、社保、住房、救助等高频事项“跨省通办”范围，打通异地服务办理堵点。

构建分区分类精准施策机制，夯实人口流动公共服务资源适配保障。立足我国人口梯度流动、区域承载能力差异化特征，建立分区分类、梯度推进、精准适配的保障落地机制。一是优化超大特大城市梯度供给模式。落实国家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政策要求，严禁设置学历、职称、纳税等隐性准入门槛，循序渐进投放公共服务资源，科学防范短期资源挤兑风险。二是压实中心城市集聚保障主体责任。推动二线省会、重点中心城市全面实现常住地公共服务全覆盖，重点保障随迁子女全学段教育、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公积金参保需求。三是差异化夯实县域与产业节点城市保障能力。县域重点盘活闲置公共服务资源，兜底留守群体服务，保障返乡创业人员基本权益；重点产业节点城市前瞻布局教育、医疗、保障房配套，严格落实建设用地指标与常住人口增量挂钩机制，实现产业落地、人口集聚、服务提质同步推进。

（作者分别系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人口监测预测与发展政策研究室主任）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要打破扩张式思维惯性

随着人口转向减量发展、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公共服务设施“建得越多越好”的传统思维已不合时宜，粗放扩张、上规模铺摊子的习惯做法有待扭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必须顺应人口变化新形势，打破扩张式思维惯性，以思维变革带动供给变革，把重心转向提效能、惠民生。

扩张式思维惯性源于人口持续增长、城镇化快速推进时期的路径依赖。过去数十年，各地以大建设、大投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建起覆盖城乡的教育、医疗、养老、文体服务体系，筑牢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民生根基。在总量短缺阶段，扩张式配置方式非常有必要。面对民生需求缺口，最直接的解法便是上项目、建场馆、扩规模，既能补齐区域配套，又可带动土地开发与片区激活，成为各地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惯常做法。

然而，扩张式思维惯性并未随阶段转换而消退，其弊端在新的发展条件下日益显现，典型表现集中在人口口径与配置取向两个层面。在人口口径上，未以现实常住人口为基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一些人口持续流出的地区，往往依据过于乐观的增长预期测算学位、床位、编制需求，后期易陷入低效闲置状态，盘活利用难度大、周期长；一些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面对不断增加的流入人口与有限的财政承受能力，习惯按户籍人口而非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供需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新市民、灵活就业人员常被挡在服务覆盖之外。在配置取向上，不少地方陷于规模扩张，热衷拉框架、铺摊子，追求设施大而全、新而美。结果新建项目硬件起来了，软件却跟不上，对存量设施的效能提升和服务投入也用力不足，难以转化为群众真实可感的获得感。以医疗服务资源投入为例，充实并配强社区医院全科医生，往往比再建一所新医院更能解决多数人的日常就医问题。这种重规模轻效能、重硬件轻软件的惯性，使许多公共服务设施建得起却用不好、难持续，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

惯性之所以难破，根源在于它曾长期有效。人口增量发展、城市边界可以无限外延，这是扩张式配置长期默认的前提。如今，这一前提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从人口趋势看，2021年全国人口达峰后连续4年负增长，城镇化增速放缓；老龄化、少子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加剧，人口持续向城市群和都市圈集聚，部分中小城市与县域面临持续流出压力。从城市空间治理看，城镇开发边界管控趋严，新城新区开发放缓，集约高效导向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设施增量布局受限。两方面变化叠加，意味着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能再以“未来会有这么多人”为出发点，而要立足眼下常住人口的规模、结构与真实需求，完善设施布局，提升利用效能。

打破扩张式思维惯性，是公共服务领域亟待完成的转变，可以从两方面发力。一方面，让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跟着常住人口走、跟着需求变化调。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基本公共服务随常住人口分布与流向动态配置。人口总量稳定或流出的地区，重心是整合运营好已有公共服务资源，让存量发挥应有作用；人口流入的城市和县城，重心是按常住人口实际需求精准补位，将公共服务延伸覆盖新市民群体。财政转移支付、用地保障、人员编制等制度安排应与常住人口规模、结构及流动趋势动态衔接，支撑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依据人口变化优化布局——教育资源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统筹配置，医疗卫生资源综合人口特征与健康需求合理配置，养老托育设施回应“一老一小”照护需求。

另一方面，推动公共服务设施从重建设转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补上治理与运营的短板。统筹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全过程，把治理投入、运营保障、专业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盘活存量往往比再批一块地、再盖一栋楼更迫切。比如，可以通过整合撤并、共享混合利用、错峰使用、引入社会力量合作运营等方式，让存量设施用得更充分；可将闲置的小学、幼儿园改作养老服务站点、老年食堂等，将医院等医疗设施转向康复养老用途，通过功能转换对接群众需求；通过编制统筹、人员轮岗、机制优化等，提升低效网点的服务能力；利用桥下、路边、废弃仓储等城市“金角银边”拓展运动场地。分类建立设施运营效能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把资源使用率、群众满意度等作为后续投入和布局的重要依据。确需新增的供给，也需先研判人口基本面、长期趋势与真实刚需，按需投放、精准布局。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关键在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转向以人为本。打破重建设轻治理、重增量轻存量、重体量轻实效等扩张式思维惯性，把工作重心转到适配人口变化、深耕精细治理上来，才能持续优化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布局、结构质量与供给效能，提升其普惠性、均衡性、可及性，使之服务于人、惠及于民。

（作者系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部高级工程师）

制胜机理：谋求胜战的底层逻辑

古今中外战争，既有陆战、空战，也有海战；既有“以大打小、以强击弱”的战例，也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虽然战争的外在表现形态、制胜路径随时代在变，但蕴藏在背后的制胜机理不会因为国家、军队规模大小、组织形态的变化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科技的日新月异、武器装备的更新迭代而改变。

透过战争形态演进看制胜之道

战争与人类相伴而生，进攻方的目的无外乎运用暴力手段消灭或征服对手实现政权更迭、疆域吞并等政治目的。探寻战争制胜机理应从认识战争开始，不同的战争爆发的时机、形态多样，达成的目的和性质各异，但均通过不同路径快速或渐近击败对手而取得胜利。

远古时代，部落、族群是战场上的主角，以石头、棍棒等冷兵器为主要武器，进行相互搏击、厮杀，由于人力、马匹、船只的机动速度慢、参战人员的认知局限，作战节奏、作战进程相对较慢。国家出现后，军队作为暴力工具随之产生，军事和政治逐步结合并趋于紧密，兵法、兵书先后问世，建军治军用军便有章可循，“人+冷兵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角，攻防双方手持弓箭、长矛等武器近距离厮杀。火药发明后，“人+热兵器”成为战场上的主角，武器装备成为战斗力的要素之一，战场持续扩大，也导致战争烈度和破坏毁伤程度、人员伤亡数量成倍增加。

随着坦克、军舰、飞机的发明和投入实战，战场由平面向立体拓展，战争形态因此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现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运用到军事领域，远程武器、机载舰载武器、精确制导武器、无人作战装备走向战场，“智能+”武器成为战场主角，发现即摧毁和“瞬时秒杀”成为现实，作战人员逐步“退居”幕后操控无人装备作战，战争再一次颠覆人们的认知，战争形态又一次改变。未来，大国竞争将向海洋、网络、太空、核和极地等领域主导权或控制权争夺延展。战争的制胜观已经从制生存权向制发展权，从制人向制智、制脑转变。

把握制胜机理的本质内涵

制胜机理，是指在战争中影响和决定胜利的核心原理、关键因素和内在规律，是蕴藏在底层的理性认知。综合起来看，包括大胜小、多胜少、强胜弱、高胜低、快胜慢、智胜愚、巧胜拙等。机理与物、智等软硬两方面相关。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数量规模大、体系完备、综合作战能力强，训练有素、科技水平高、战备程度高，反应、机动速度快，善用智慧、谋略和战法的军队，可战胜对手。这些机理从不同侧面或维度反映制胜规律，同时作用于作战行动，仅某一机理起主导作用，但在特定条件下不同机理可变换主次关系。善于把握和运用机理，抓住制胜的关键，灵活驾驭战场局面，有效控制战场态势，就能赢得战争。

从表面上看，战争是敌对双方运用军事力量进行全方位全领域的综合较量，战争态势和走向是各机理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制胜通过特定路径实现，路径的选择与己方军事实力、对手强弱、战场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战争需要动用人力、物力等特质基础，还需要各级发挥智慧，灵活具体组织参战力量实施作战行动。通常情况下，大国、强国的军队建设水平高，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将最新科技成果运用到武器开发、作战活动等领域；提出新的作战理论，如“空地一体战”“空海一体战”“分布式作战”“马赛克战”“全域控制战”等；多次发动或参与局部战争，实战经验丰富，优势更加明显。

毋庸置疑，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军队永远是战争的主体力量。如果片面或教条地认为具备某些硬性条件、遵循某些机理就可以稳操胜券，违背或忽视其他机理，盲目自信，就有可能被对手抢占先机，军事实力再强也未必能打赢战争。当然，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一方，与强大对手直接交手难有胜算，需要另辟蹊径、谋高一筹，如寻求类似“田忌赛马”的策略。先谋存，设法挡住强手的攻势；再谋胜，避开强手的优势领域、优势兵力，精心谋划、施之以谋，集中优势兵力击其一点、一域或一部，再由点至面、由少至多，持续不断地积累胜势，从局部扩大到全局。

把握决胜未来战争之道

未来战争，智能化与机械化、信息化将长期并存共生。在网络、信息、电磁技术等因素作用和驱动下，登陆作战、空袭作战、城市作战、特种作战等传统样式与网络战、太空战、经济战、金融战、科技战、舆论战、法律战等叠加衍生出“混合战争”或“未来战争”“模糊战争”“高端战争”等新的战争形态。参战一方发挥优势，通过量的持续累积，直至压倒对手抵抗和寻求生存的“最后一根稻草”，从而赢得胜利。战争已经不再局限于纯军事领域内的对抗，而是举一国之力，甚至还可能以多国对一国实施联盟、联军作战，发挥多域对一域、多维对一维的火力、体系、速度和混合等优势克敌制胜。

火力制胜。战争的目的是运用火力等经过数次交战，消灭敌人，摧毁敌人存亡之地取得胜利。灭敌是人们对战争的传统认知，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冷兵器、热兵器以及机械化战争时期，大都是运用各式武器消灭敌人达成目的，此法几乎占据了整个人类战争史，敌对双方进行长时间、多回合的交战，甚至还会出现反复、拉锯，资源极度消耗，消灭对手取得最后胜利。这种传统制胜途径过去适用，现在和未来同样可以达成目的。

速决制胜。速决是在强有力的手段、体系支撑下采取迅速和高效行动并取得胜利。从构建“OO-DA”杀伤链来看，敌对双方在武器代差不大的情况下，发挥己方速度优势，先敌发现、先敌决策、先敌行动，实现以快制慢，陷对手于忙乱和疲于应对之中。现代战争，仍遵循“大吃小、快吃慢、强吃弱”基本法则，优势一方发挥体系和武器性能优势力压对手、主导战场，极大削弱和消耗对方，达成制胜目的。

体系制胜。基于体系和工程化思维，由侦察、情报、通信、指挥、火力、保障等形成体系，构建起闭环杀伤链整体联动、形成优势、联合制胜。不同规模、不同样式的行动对所需和支撑体系大小、规模各异。超视距远程、防区外打击高度依赖“侦、控、打、评、保”等要素，如果没有体系作支撑，即使火力再强也难以高效达成目的。比如，导弹没有先期侦察、目标引导和飞行控制，就好比“盲人摸象、大海捞针”，不仅很难命中目标，还可能被拦截。近距离作战同样离不开体系支撑，区别在于所需的外围支撑的多与少、大与小和体系复杂程度。

混合制胜。赢得战争不再仅依赖军事力量和热战，还可以运用政治、经济、外交、科技、金融和网络等一切非军事手段遏制、打压、反制、削弱对手，直至敌人无力反击从而认输屈服。有的国家提出的“混合战争”“混合博弈”和“灰色地带行动”等就是基于这一思想，精心谋划、系统设计、长线布局，时机成熟，制造类似“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不费一兵一卒即可达成政治目的。

阻力伞与拦阻网：战机起降安全的体系化保障

固定翼飞行器的起降阶段，是全任务剖面中对场地条件、保障体系要求最严苛的环节，直接决定航空兵的出动效率与持续作战能力。阻力伞与拦阻网是航空兵地面保障体系的核心构成，也是当前应用范围最广、技术成熟度最高的两类起降减速防护装备。二者各司其职、互为支撑：前者承担常态着陆减速职能，后者负责极端特情下的安全兜底，依托不同的制动力学原理形成效能互补，共同构筑起分层设防的起降安全防线，是保障飞行安全、支撑战斗力生成不可或缺的基础性保障要素。

分层防护体系

阻力伞全称气动减速伞系统，是依靠空气阻力抵消战机着陆动能的机载减速装备，整套系统由引导伞、连接吊带、伞衣套、主伞衣与脱离锁机构组成，平时收纳于机身尾部伞舱内。战机主轮触地进入稳定滑跑阶段后，飞行员触发释放机构，伞舱门锁止解除，内置弹簧骨架的引导伞先行弹出，在迎面气流作用下拽出伞衣套与主伞衣；主伞经分级充气过程后完全展开，通过持续产生气动阻力，从而达到快速消耗战机滑行时的动能，并且阻力伞制动时具有滑行速度越高制动效果越强的特点，因此和机轮刹车、减速板减速等能很好地配合，共同实现飞机制动、减速的功能。

从工程设计角度看，阻力伞的核心优势在于适配性强、维护成本低。伞体采用高强度合成纤维织物织造，耐高低温、抗侵蚀性能良好，经回收、折叠、封包后可重复使用数十次。机务保障人员可在起降间隙快速完成全套回收重装流程，保障效率与经济性兼备，是当前战术飞机最主流的减速方案。

拦阻网全称网式飞机拦阻系统，属于地面部署的应急拦阻装备，整套系统由网体组件、支撑立柱、能量吸收装置与固定基座构成，通常设置于跑道末端的停止道区域。当战机出现刹车失效、阻力伞故障、液压系统损毁等无法正常减速的特情时，高速滑行的机身冲入网体，网体通过牵引吊带带动两侧的能量吸收装置，将飞行动能通过摩擦阻尼或水涡轮做功转化为热能平稳耗散，在可控过载范围内实现战机制动。

与阻力伞相比，拦阻网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完全独立于机载系统，不受机载设备故障状态影响，是起降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现代拦阻系统普遍采用可调阻尼设计，通过调整吸能装置参数，即可适配不同吨位机型，无需更换整套设备。从体系防护逻辑看，阻力伞覆盖绝大多数正常着陆场景，是提升跑道周转效率、降低日常保障成本的主力装备；拦阻网针对低概率极端特情，承担安全兜底职能。二者组合构建起“常态减速—应急兜底”的分层防护体系，既兼顾了日常运行效率，又守住了飞行安全底线。

实战价值突出

依托差异化的技术性能，阻力伞与拦阻网覆盖航空兵训练、作战、应急处置等多类场景，贯穿战机全任务周期的起降安全需求。

在飞行训练中，阻力伞是提升跑道运行效率的关键支撑。在进行高密度起落训练时，单架次滑跑距离过长会直接压缩跑道周转能力，阻力伞的稳定减速效果可大幅缩短单机占用跑道时长，保障多批次战机连续升空、着陆。拦阻网则作为固定安全设施永久设置于每条跑道末端，日常处于待命状态，应对训练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刹车失灵、伞舱故障、操作偏差等突发状况，规避战机冲出跑道、撞击场外障碍物等安全事故，为常态化训练托底安全边界。

在战时前置机场与起降点，两类装备的机动适配优势尤为突出。战时前沿地域通常缺少标准化长跑道，临时平整场地、公路改造起降点的可用滑跑长度十分有限。阻力伞可随保障分队同步前送，无需地面配套即可快速配发作战战机，在短距场地实现有效减速，满足前线持续起降需求。

机动式拦阻网可依托运输车辆快速机动部署，无需预埋永久基座，单班组即可在短时间内完成搭设，在公路起降段、山地简易机场快速构建应急拦阻能力，应对战机战损迫降、制动系统受损等前线极端工况。

在飞行特情应急处置场景中，拦阻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兜底作用。飞行途中液压管路破损、刹车系统损毁、起落架卡滞等故障，会导致战机完全丧失常规减速能力，此时阻力伞存在投放失效的风险，而地面拦阻系统独立于机载设备之外，可提供可靠的第二制动通道。

技术演进方向

随着航空装备性能迭代、作战场景持续拓展，起降保障装备正向轻量化、智能化、通用化、体系化方向演进，从单一减速功能到全链条体系防护，不断适配未来更复杂的航空作业需求。

一是新材料工艺驱动装备性能升级。材料技术是两类装备性能提升的核心基础。阻力伞领域，高强高模聚乙烯纤维、芳纶纤维正逐步替代传统尼龙织物，同等阻力面积下伞体自重进一步降低，耐磨损、抗老化性能显著提升，使用寿命有效延长；同时通过功能涂层改良，强化防冰、防盐雾、抗沙尘能力，进一步拓展高原、荒漠、寒区、海洋等极端地域的适用范围。拦阻网领域，超高强度复合纤维编织网体在提升抗冲击载荷的同时降低整体重量；缓冲装置向集成化、小型化发展，阻尼介质配方持续优化，吸能效率更高、设备体积更小，更便于机动转运与快速部署。材料耐久度的提升也同步降低了装备全生命周期运维成本，适配高频次起降保障需求。

二是智能感知赋能全生命周期运维。传统保障模式下，装备状态依靠人工巡检，故障发现存在滞后性。当前，正向状态智能感知与健康管理日趋成熟。通过在阻力伞释放机构加装微型传感单元，实时采集锁扣状态、吊带磨损度、伞体收纳完整性等数据，同步传输至地面保障指挥终端，预判投放失效风险，实现故障前置处置。拦阻网系统配套智能监测基站，实时采集阻尼压力、网体张力、基座稳固度等参数，自动识别部件破损、介质泄漏等隐患并推送维修预警。

三是深度体系融合搭建全链条安全防护网络。未来，起降安全保障不再是两类装备独立运行，而是融入全域起降保障体系，实现多系统数据互通与协同联动。战机着陆阶段，机载飞控系统可结合跑道状态、飞机重量自动优化阻力伞投放时机，控制伞体充气时序，实现最优平稳减速曲线；一旦机载制动系统发出故障告警，地面拦阻系统可同步接收信号，提前完成参数预调与待命准备，缩短应急反应时间。同时，装备数据与消防、救援、机务抢修调度平台打通，战机触发拦阻制动后可自动推送位置、机型、载荷等信息，调度处置力量快速抵达，形成“减速制动—应急拦阻—救援处置”的无缝衔接流程，全面筑牢起降安全的体系化防线。

九陇山的土炮：湘赣边游击战的“钢铁绝笔”

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一门土炮静静地放置在展厅中。它是由一根132厘米长、口径6.8厘米的炮管和一支插杆组成，炮管上有11道铁箍，第十一道铁箍的上部有一个引火孔。这门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土炮，是湘赣边三年游击战的“钢铁绝笔”。在敌人重重围困的孤岛中，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绝境里，它的每一次轰鸣，都是对革命必胜信念最铿锵的宣誓。它冰冷的炮身，凝聚着热血的温度，铭刻着革命者于绝境中求生存、于黑暗中卫尊严的不朽意志。

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后，留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5个红军独立团共5000余人在江西、湖南两省边界的安源、莲花、永新、萍乡、宜春、分宜、茶陵、醴陵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面对严峻形势，中共湘赣省委决定创建武功山根据地，并成立莲安萍中心县委加强领导。同年秋，省委机关及独立三、五团等部队成功转移至安福泰山会合，开启了湘赣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1月，江西保安四团偷袭袁家村，湘赣独立三、五团反击毙伤敌80余人，但致省委机关暴露，遂转移至安福长源头、芦台村。12月，国民党第五十三师联合地方保安队进犯，独立团寡不敌众，随省委越过武功山主峰，转移至观音形、桑园坪一带。

1935年初，国民党军第七十七师对湘赣边区实施“清剿”，任命胡良玉为指挥官，限期肃清红军游击队。面临严峻形势，湘赣省委仍错误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方针，命令独立三、五团出击莲花，导致部队陷入困境。2月初，在莲花虎头岭遭敌伏击，虽经反击击退敌军并缴获部分枪支，但红军实力暴露、伤亡严重，湘赣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不幸牺牲，游击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虎头岭战斗后，湘赣独立三、五团在武功山一带活动。2月9日，省委机关在观音形休整时，因叛徒告密遭敌偷袭，唯一电台被毁，从此与中央及红六军团失去联系。随后，敌人加紧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企图困死红军。严峻形势使湘赣省委认识到集中硬拼的危害。4月，省委常委会决定精简机关，分兵行动，完成部署后，省委、省苏机关向太平山转移。在湘赣省委转战武功山期间，湘赣红军各部在国民党军重兵“清剿”下损失极为惨重，兵力锐减。

湘赣边区斗争面临严峻考验时，省委书记陈洪时等人叛变革命，导致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同志被害。陈洪时叛变后，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于莲花棋盘山主持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统一了思想，制定了“保存力量，稳步发展”的新战略，实现了斗争策略的根本转变，成为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由衰转盛的关键转折点。

棋盘山会议后，国民党误判形势撤走正规军。面对随后由地方武装组成的新“清剿”部队，湘赣临时省委在谭余保领导下，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成功扭转局势。通过建立萍宜安中心县委、转移部队开辟七都山根据地、摧毁碉堡、发展党组织等一系列措施，不仅恢复了九陇山游击区，还开辟了明月山新游击区，使湘赣边区的游击战争从被动转为主动。

这门土炮，就是当年谭余保在湘赣边界领导游击战时用过的。1937年，游击队员曾照富为护其免遭敌军搜缴，藏于肖胜先家，曾照富后不幸牺牲。新中国成立后，肖胜先将其取出，于1962年上交文物部门收藏。

汉语用字史上“唐宋变革”的中介

中古史语境下的“唐宋变革”，多聚焦于制度、思想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汉字书写系统的转型，同样是这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维度。开成石经作为唐代官方儒经石刻的集大成者，它的意义不止于保存儒经文本，还在于将官方字样书的正字规范落实于文本，后借五代、两宋监本雕版体系广泛传播，促成经典用字向社会日常用字的转化。

刻石以正经籍文字

自唐代初肇，国家就很重视儒家经典的文本准确性和文字规范性。唐太宗因“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颜师古考定五经，编成定本，并“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颜师古在考定五经的同时，还撰写了《字样》，作为用字的规范。由于当时经籍以写本形式流传，即便有定本和字样，在辗转传抄过程中，文本失真、文字失范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就曾讲到他在天宝年间“与博士诸生共论经籍失正”。面对这种情况，封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请立大唐石经”；比他稍早的李阳冰也表示“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由此看来，将经文上石，刻成石经，成为“不刊之典”，才能有效地树立标准、避免讹谬，这已是唐代士人的共识。

由于“经典不正”以致“取舍难准”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了大历十年（775年），唐代宗命国子司业张参与众儒官详定经文。张参钩考校勘经本，发现颇多异文，就用朱笔把这些“惑体”写在经文边上，嗣后命颜传经把这些“疑文互体”收集起来，最终撰成《五经文字》。张参将校定好的经文与《五经文字》一同写在太学讲论堂东西厢的墙壁上，一时“观写如市，传于海隅”“学者或就取正”。然而塗壁易圮，日久剥坏，人们重新抄写于木板，但坚木也会腐朽，同样难以持久。后来，唐文宗接受郑覃的建议，令诸儒校正经籍讹谬。唐玄度在《五经文字》基础上补撰《新加九经字样》，覆定字体（“字体”就是用字体式、用字规范），最终在开成二年（837年）刻成“石壁九经”，也就是开成石经。

确定经籍用字标准和监本系统

开成石经非常重视经籍用字的规范性，安排专人负责其事，既有“覆定字体官”，又有“覆定石经字体官”。即便如此，开成石经刻成后仍被讥为“乖师法”，以致“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但是张参当年写在屋壁上的经文（“壁本”）和后人重抄于木板的经文（“木本”）早已湮灭，将张参认定的字样真正运用、实施于文本且产生持续性影响的仍是开成石经。《五经文字》和开成石经受皇帝诏令而作，体现国家意志，“永代作则”，即使名儒不窥，在普通儒生学子眼中仍然具有崇高的地位，其用字属于国家标准，自然具有权威性，随天下士人研习经典而被遵循与使用。

开成石经刻成后最初置于长安国子监，限于当时条件，能看到并利用的人应该不会太多。直到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以开成石经为准来刊刻九经，它才以一种特殊方式化身千百而广为流布。《旧五代史·冯道传》：“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版，流布天下，后进赖之。”《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勅：‘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由此可见，五代监本（经文）就是开成石经由“石”到“木”的化身。北宋国子监继承了五代监本的书版，宋初仍在刷印颁布。到景德至天禧年间，国子监依照五代监本陆续重刻十二经，这就是北宋监本。后来南宋国子监再次重刻，又有诸州郡县官府、官学刻本，这些都属于石经—监本系统。

实现用字风气的转变

刻本的稳定性、流通性与恒久性均比写本要好得多，又有“敕本”“监本”身份的“加持”，加上经籍作为科举考试的核心读物，那么上承石经的监本经籍用字作为一种标准与规则，自此被固定下来并在社会上扩散开来，并广为人所接受，从而成为日常用字，是可以想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成石经将《五经文字》认定的字样从字书投射到了文本，把字书规定用字和文本实际用字联系起来，在沟通字样书与日常社会用字上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试以“壻”“願”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说文解字·士部》：“壻，夫也。从士，胥声。”表示夫婿、女婿的“壻”，虽然已见于《说文解字》，但在唐代以前的文献里未曾有过用例，这也意味着“壻”在唐以前仅贮存于字书而未进入文本（唐以前使用“增咠”字）。唐代以后，“壻”开始有了文献用例，但数量极少，而且大都见于墓志。无论频次还是分布，“壻”相较于“增咠”都处于弱势。然而，到了宋代，局势发生了逆转——“壻”的用例急剧增加，全面进入各类文献，成为当时社会的日常用字，“增咠”的使用频次则呈断崖式下跌，可见已被淘汰。现在看来，由开成石经定型的儒家经典用字可能是重要动因之一。

虽然唐代社会的日常用字为“增咠”，但《五经文字》把它判作“讹”字，把“壻”当作正字：“壻，作增咠讹。”由此，开成石经遵照《五经文字》规定的字样一律使用“壻”——十二经中共40例“壻”，逐一对照拓本（依据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整拓本，无割配补字），全部用“壻”，无一例用“增咠”。由于五代、北宋监本今无存世者，抽检《天禄琳琅丛书》影印本《尔雅》（此本为南宋翻刻五代或北宋国子监本）、淳熙四年抚州公使库刻本《礼记》和兴国军学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情况和开成石经完全一致。借助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和广泛习读，“壻”迅速被大众接受和使用，从而传播开来，实现对“增咠”的替换。至此，“壻”彻底完成了从字书贮存状态到文献（社会）使用状态的转变，而开成石经可以说是促发这种转变的媒介。

另外，表示希望、意愿义的“願”没有本字，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願”本指“大头”。汉代人借用本义指“颠顶”的字来表示。人们开始使用“願”，是很晚的事。目前所知的最早文献用例，出现于8世纪30年代，但整个8世纪都很罕见，说明它还没有被广泛认可与接受。但自《五经文字》将“願”规定为正字、开成石经一律用“願”以后，“願”的用例数量大幅提高，以晚唐懿宗、僖宗、昭宗三朝石刻文献为统计样本，54例“願”中有37例用“願”，占比约为69%，数量远超其他用字。上述宋刻本《尔雅》《礼记》和《春秋经传集解》同样全部用“願”。《五经文字》规定字样、开成石经实际使用、石经—监本借助其权威性持续发挥影响力，是“願”成为规范用字的重要推动力，其中开成石经将“願”确定为正字并运用于文本，发挥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可见，在汉语用字由写本讹杂走向刻本定型的历程中，开成石经扮演着承唐启宋的中介角色。

（作者系浙江大学文学院副院长）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的世纪流转

美国国会图书馆坐落于华盛顿国会山，因美国政府1800年迁都之需而生，拥有超过1.8亿件的馆藏文献。在浩如烟海的馆藏中，有一批远渡重洋的中华典籍尤为引人注目。19世纪中叶，这些典籍开始了漂洋过海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漫长历程。

中文馆藏的发轫与早期积累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1844—1845年美国首任驻华公使凯莱布·顾盛来华期间的藏书。1845年，顾盛携带了237种、2547卷中文古籍返回美国。这批藏书辗转存放于马萨诸塞州等地，直至1879年正式转入美国国会图书馆。

同治皇帝的赠书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首次通过官方外交渠道获得的中文典籍，是其中文馆藏发展史上的标志性节点。1867年，美国授权史密森学会开展国际出版物交换，交换所得文献交于国会图书馆收藏。次年，美国向清政府赠送了一批官方出版物，开启了两国政府间正式的出版物交换。1869年，同治皇帝回赠了钤有“中国皇帝赠美国政府”英文字样印章的933卷中文古籍（一说905卷），其中包括《本草纲目》《佩文韵府》《农政全书》等中国传统典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中美文化交流的逐渐深化，中文文献进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渠道日趋多元。如柔克义、卫三畏、丁韪良等一批在华美国外交官、传教士或汉学家，持续通过捐赠、交换和代购等方式充实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到1900年前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已逾万册。

系统馆藏的形成与专业化转型

1904年，清政府参加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除丝绸、瓷器和茶叶，还携带了190余种中文图书，涵盖湖北官书局、崇文书局刊本、湖北翻译学塾译书和一批珍贵舆图。博览会落幕后，清政府将参展图书作为官方赠礼赠与美国。4年后，清政府遣特使唐绍仪访美，并赠送一部《古今图书集成》。罗斯福总统后将其交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这部大型类书的入藏，大幅提升了该馆中文馆藏的学术分量，也成为20世纪初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同一时期，长期研究柑橘等经济植物的美国植物学家施永格，大力宣传中国文化，极力倡导收藏中文书籍。1915年至1926年间，施永格在商务印书馆张元济等人的协助下，为国会图书馆采购类书、丛书、地方志等文献共6.8万余册，其中地方志达1500部，且不少版本已成为当今中国大陆罕见版本。

随着馆内中文馆藏日益增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在1928年正式设立中文部，中文馆藏建设自此进入了专业化发展的新阶段。首任负责人是著名汉学家恒慕义，他曾长期在山西汾州从事传教和教育，深谙中国文献和传统文化。恒慕义主事期间，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的中文藏书从约10万册增至29万余册。

战乱中的典籍迁徙与文脉赓续

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商务印书馆在日军轰炸中化为废墟，江南藏书楼纷纷告急，原本存放于上海租界的甲库善本也岌岌可危。为保存重要典籍，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钱存训等人以及美国驻华大使的协助下，开展了一场隐秘的文化抢救行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百余箱精心挑选的古籍善本分批经由商船运送，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地。

1939—1947年，著名目录学家王重民应恒慕义之邀，专程赴美国国会图书馆鉴定和整理馆藏中文古籍。他以传统四部分类法，为每一部漂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华典籍撰写提要。从版式行款到撰著者、收藏印记、序跋题记，乃至版本源流，巨细无遗。1700余篇提要，篇篇心血。后经袁同礼整理，1957年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之名，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华盛顿影印出版。厚厚两卷，成为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为其他海外中文古籍书目提要撰写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没收了日本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的大量文献书刊，其中部分中文文献由美国政府陆续转交国会图书馆保存。这批海外中文文献，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馆藏的又一次大规模扩充。

数字化时代的传承与开放

20世纪后半叶，随着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1972年，时任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副主任王冀访问中国大陆。此行他与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展开接触，开始推动两国国家图书馆恢复出版物的交换。2000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启动了为期3年的中文馆藏开发强化项目，旨在显著改善图书馆的当代中国文献收藏。2004年，中文馆藏由30万册跃升至百万余册，美国国会图书馆成为海外中文文献收藏领域当之无愧的巨擘。

2005年，时任馆长毕灵顿提出建设世界数字图书馆的构想。由美国国会图书馆牵头，多方合作建设的世界数字图书馆最终在2009年正式上线，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合作机构提供了大量古籍、地图、碑帖拓片和甲骨等文献资料。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图书馆自2005年起逐步推进自身中文善本馆藏的数字化建设。至2019年，中文善本数字馆藏正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官网上线，5300余种善本中，已有近2000种向全球读者免费开放，使中文善本突破实体馆舍和地域的限制。2023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宣布完成对馆藏41册《永乐大典》的数字化并向公众开放。这部明代巨著的散藏卷册，自此从书库中的珍稀文物转变为可供全球云端利用的文化宝藏。

近年来，美国国会图书馆日益重视对中文馆藏的深度开发与组织。202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通过初级研习项目修订了13册海南地方志馆藏的旧有书目记录，并对其版本源流、物理样貌等悉数补入。2026年，新开放的24个初级研习项目中就有2个与中文馆藏相关，涉及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中的20世纪中国期刊和山东地方志的编目与索引工作。从19世纪到21世纪，中文馆藏跨海而栖、由散而聚、由藏而传。它们不只是异国书架上沉默的文献，更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重要见证。

诚其意者，毋自欺

蔡悉（1536—1615年），字士备，号肖谦，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明代政治家、理学家。蔡悉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中进士，历世宗、穆宗、神宗三朝，为官50余载，官至南京尚宝司卿，署南京国子监。蔡悉深受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影响，曾向王阳明再传弟子、王门学派代表人物胡直执弟子礼，并随胡直赴武昌讲学，又与泰州学派代表人物罗汝芳相交论学，其理学思想融修身、齐家、治学、理政于一体，呈现出“崇儒不泥儒”的鲜明特色。

蔡悉对《大学》的研习极为精深，著有《古本大学解》《程子大学定本》等书，其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集中体现为《大学》中的“毋自欺”三字。“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是《大学》诚意章的开篇要义。从先秦儒家到宋明理学，“诚意”始终是由格物致知转入正心修身的重要环节，而“毋自欺”则揭示了诚意功夫最内在、最根本的要求：一个人真正的道德修养，不仅表现为外在行为合乎规范，更在于内心是否真实无妄，是否在无人知晓之处仍能保持好善恶恶的真实。蔡悉一生对“毋自欺”极为推崇，认为“‘毋自欺’一念即天地之心，即生民之命，即往圣之学，即万世所以太平者，不可他求”。他把“毋自欺”提炼为整部《大学》的总抓手，“毋自欺”不再只是一个解释心性的概念，而成为贯通内在修养与外在实践的一条功夫路径。

“不欺于心”

“毋自欺”首先指向人的内心。蔡悉认为修身之本在于诚意，诚意之要在于慎独，将慎独作为个人修身的根本出发点。众人面前守规矩易，独处无人之时克制私欲难。“小人闲居，不慎而纵恶，见君子厌然，亦晚矣，而犹掩恶著善乎！”正是自欺的典型；君子独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内心善恶分毫不能隐匿，向内直面本心，不纵容一念私欲，便是慎独之功。慎独于无人之处，坚守于困顿之时，坦荡于是非之间，便是最真切的悟道、最纯粹的修身。这种“以诚为本”的修身理念，摒弃了心性之学的玄虚，回归儒学修身的质朴本义，为后世士人修身立德提供了清晰范式。蔡悉一生清俭自持、淡泊名利，“处躬清约，食不兼味，虽二千石，登堂未尝张彩设乐”“家堵萧然，比于寒士”，离世时“衣敛形，棺敛衾而已”，一生言行表里如一。其中所言的诚意，最终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权位、利禄和自身欲望上。只有不因外界评价而改变内在尺度，不因一时得失而迁就自己的私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诚”。

“不欺于事”

蔡悉将“毋自欺”落实为最朴素的底线，把诚意落实于具体事务，使“心之诚”最终表现为“行之实”。他认为“‘毋自欺’三字，须从‘不扯谎’三字做起”“畏圣人之言则德进，守朝廷之法则身安”。心中自许为民，却对民生疾苦视而不见，是自欺；口头崇尚义理，却在现实利害面前改变原则，同样是自欺。蔡悉的仕宦生涯，处处体现出“毋自欺”理念的实践品格，将“仁政爱民”的儒学要义落到实处。在常德，他体察民情，兴利除弊，储粮备荒，疏浚沟渠，修筑堤坝，“清风直道，吏畏民怀”；在汝州，他不惧风险，单骑巡察，惩治毁田挖矿、扰民害民的矿贼，“四野宴然”；在泉州，他革除官场陋习、废止苛捐杂税，百姓争相称颂。朝堂之上，他心怀家国、刚直敢言。面对矿监税使侵扰庐州、凤阳百姓，他不惧权贵，上疏力止苛政；国本之争关乎社稷安危，群臣畏祸缄口，蔡悉屡次上疏，恳请早立太子、安定国本，置个人仕途安危于度外。凡此种种，皆源于内心良知不欺，不因权势更改本心，不因祸福掩饰立场，心中所思、笔下所书、脚下所行始终一致，是为政者“毋自欺”的典范，时人赞其“包老复出”。

“不欺于行”

蔡悉理学思想的最鲜明特色，在于力戒空泛说理，将“毋自欺”阐发为可操作、可坚守的日常规范。蔡悉分居身、居家两层立训，作《居身十训》《居家十训》，附于《大学注》后。在家训中，蔡悉告诫子弟要诚信守礼、淡泊名利、严于律己、轻财重义，如“每事只见得自己不是，便日日有些长进”“大丈夫浩然之气，不知被‘利’之一字馁了多少”“士君子立身制行，不可使己有一毫躲闪处，不可使人无一毫躲闪处”“父何必贻金？须贻训；子何必从令？须从善”，等等。这些规范看似琐细，却恰恰体现了其思想的实践取向，让“毋自欺”不再是书斋里的义理，而是衣食起居、待人处事的行为标尺。万历二十九年（一说万历二十一年），蔡悉致仕归里，自此“以著书讲学为事，作‘大学堂’，揭‘毋自欺’三字为大学宗旨，海内从游者甚众”。一座大学堂，一方讲学地，成为晚明江淮之间理学传播的重要阵地。蔡悉在此讲学，不尚空谈、唯重实修，以“毋自欺”三字立教，促使地方文风崇实黜虚，一扫虚浮空谈的流弊。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毋自欺”呈现出其最具实学意味的一面：大道并不离开日用，修身并不等待非常之时。

蔡悉并非只是反复申说《大学》中的一个概念，而是试图以此贯通内在心性与外在实践。大道至简，贵在践行。蔡悉以“毋自欺”三字立道，把《大学》千年诚意之道转化为人人可践行的修身功夫。他留下的不仅是一套理学理论，更是一种向内自省、向外笃行的生命姿态。

（作者系合肥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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