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构建以支持家庭发展为核心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生育政策、服务管理制度、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和治理机制综合改革”，“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十五五”规划纲要着眼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明确部署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等重点任务，为推动构建以支持家庭发展为核心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主体。伴随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家庭结构功能发生深刻变迁，加快健全家庭发展支持政策体系、积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也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生育支持政策需要从关注个体向关注家庭转变

家庭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基石。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智能化、市场化进程加快推进，传统家庭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及生产、养育、教育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构建以家庭发展为核心的支持体系日益成为新时代人口工作的迫切要求。

数字智能社会加速演进，正在重塑家庭发展的技术与社会条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新能源等通用技术加快应用，个体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发生深刻转型，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分工、情感支持、照护安排面临重新调整。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经济、灵活就业、远程办公等新型生产方式带来工作与家庭边界的模糊，使青年群体在组建家庭、生育养育、赡养老人等重大事项上面临新的压力，家庭传统的代际互助、情感慰藉功能呈现弱化趋势。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外移。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社会化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家庭的部分功能，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度降低，组建家庭的内在激励相应减弱。同时，社会流动加速、代际分居普遍，传统家庭“代际接力”式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趋于弱化，家庭的代际支持与代内互助能力都需要通过制度化安排予以重塑和加强。

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增加，家庭发展的脆弱性更加凸显。经济周期波动、技术快速迭代、就业形态变化、突发公共事件等多重风险叠加，使家庭面临的外部冲击更为频繁、传导更为复杂。家庭作为“风险共担的小单元”，难以独自应对跨领域、跨周期、跨区域的社会风险，迫切需要以政策化、社会化的方式增强家庭抵御风险、恢复发展的韧性，推动家庭发展支持从“家庭自助”向“社会共济”转型。

总体看，我国正经历着人口结构与家庭形态的双重变迁，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关系离散化、功能专业化趋势叠加，传统的“个体—家庭”二元生育支持框架已难以适应家庭发展的实际需要，迫切需要把支持重心从个体转向家庭，加快构建以家庭发展为核心、以全生命周期为视角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亟须打好“减负”与“激励”组合拳

当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现实短板，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正在快速转变，新型婚育文化重塑尚未完成，积极婚育观仍然有待强化。一是部分地方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认识还不够到位。一些部门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义、对构建家庭友好政策体系的紧迫性缺乏深刻理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财政投入、督查考核等机制有待健全。二是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日益多元化。生育动机多样化，青年更加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平衡更受重视，婚姻、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少生优生成为青年一代的主流观念，一些人选择降低生育孩子数量，采用更加精细化的抚养方式，追求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三是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逐渐强化青年婚育认知的个体化、极端化倾向。当前，形式多样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形塑青年婚育观念的主要场景。算法推荐机制通过影响信息的可见度、重复度和排序方式，可能造成放大恐惧情绪、推高婚恋成本预期、营造虚假社会共识、降低权威信息可见度等认知偏差。

同时也要看到，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潜在变量”，成本约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基础变量”。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生存、生活已高度依赖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婚嫁、住房、教育、托育、赡养等家庭重大事项都主要通过社会化服务与商品化支出实现，婚育成本已构成影响青年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约束。当前，迫切需要降低的婚育成本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婚嫁成本，高额彩礼、婚礼支出等“婚姻门槛”对适婚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及家庭形成明显的经济压力。二是住房成本，购房压力、租房稳定性不足等问题直接影响家庭组建与扩大的意愿。三是养育教育成本，从孕产、托育、幼儿园到基础教育、课外培训的全链条投入快速增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焦虑成为抑制二孩、三孩生育的重要因素。婚育成本高直接影响青年对未来生活的积极预期，进一步弱化结婚意愿与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有效转化，迫切需要打出降低婚育成本的“组合拳”，让“生得起、养得好、教得好”成为可预期的社会现实。

加快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育友好，本质上是对家庭友好的政策表达。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立足家庭发展的宏观背景，精准把握家庭变迁的内在规律，以支持家庭发展为主线，以减轻家庭负担、激发家庭活力、增强家庭韧性为重点，加快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生育支持政策的集成设计与综合减负能力。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文化支持的有机衔接。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的育儿补贴制度，整合孕产补助、生育津贴、入托补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各类现金支持，让“生孩子少花钱、不花钱”成为可及的政策预期。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体有序纳入保障范围，逐步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让“想生而不能生、不敢生”的群体得到有效支持。完善与婴幼儿照护劳动相容的假期制度，明确配偶护理假、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住院护理假等假期的成本分担渠道，推动假期制度从“纸面权利”向“实际福利”转化。

加快健全0—6岁育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着眼儿童早期发展，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建立常态化运营补贴、人才激励、质量监管机制，统筹规划布局学前教育和婴幼儿托育服务资源，加快实现普惠育幼服务逐步免费化。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标杆，公办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和公建民营机构为骨干，以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家庭托育点为支撑的“1+N”托育服务网络，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安全性和家庭认可度。完善托育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强化标准规范、师资资质、安全保障，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加大对农村脱贫地区、流动人口集聚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倾斜，补齐欠发达地区育幼服务的短板。

构建覆盖婚恋—生育—养育—教育—赡养全过程的友好型政策环境。减轻教育负担，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推动基础教育从“补短板”向“提质量”转变。减轻住房负担，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针对新婚家庭、多子女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实施差异化住房支持，让青年家庭、新婚家庭“住得起、住得安”。优化就业环境，全面落实反就业歧视和性别平等政策，纠正就业市场中的生育歧视，增强男性育儿意识，推动父母共担责任，构建性别友好的就业环境。

启动新时代婚育价值认知提升工程。构建全渠道婚育价值传播体系，在主流媒体开设婚育公益专栏，阐释生育支持政策和积极婚育观，在高校、园区、新业态群体等社群搭建公益婚恋平台，在社交媒体投放婚育公益短视频与微短剧，与家庭类博主合作传播“适龄婚育、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理念，引导平台算法向婚育正向内容倾斜，形成“国家倡导、平台运营、算法协同、群众参与”的新型婚育文化传播格局，使育龄人群对婚姻家庭价值形成稳定积极预期。

健全家庭发展支持政策的统筹协调与要素保障机制。加强党对人口工作和家庭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家庭发展支持纳入地方综合考核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健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立家庭发展支出在公共财政中的合理占比，建立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成本转移支付机制，明确政府、单位、家庭、个人之间的成本分担比例。加快建立人口家庭动态监测和统计制度，完善人口服务管理综合信息平台，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前瞻性。健全生育支持政策评估机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家庭政策前置审查制度，确保各类政策与生育友好、家庭友好政策导向保持一致。

需要认识到，“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是“生育支持政策”的简单替代，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制度等多个维度的系统工程。“生育友好”本质上是对“婚”的友好、对“教”的友好、对“业”的友好、对“居”的友好、对“养”的友好、对“老”的友好，其核心是通过政策协同、文化涵育、社会共建，让家庭成为人口再生产的稳定支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要把支持家庭发展作为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的基础性战略，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与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女性友好型社会、老年友好型社会有机衔接、相得益彰，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所有家庭，让亿万家庭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健康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我们党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关系认识越来越深入。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五次全会上对风腐同查同治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相关决策为我们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施路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叠加，给党风政风社风造成严重危害

“风腐”这个词放在一起是有特指的。“风”特指“不正之风”，尤其指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腐”是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腐败问题。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叠加，危害加倍。

不正之风是腐败的温床，是腐败之前的量变，腐败是不正之风的质变。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只要工作努力，取得了成绩，作出了贡献，吃点喝点拿点无关大局，不算什么大事，组织上也不应该拿这些小事小节大做文章。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小事小节折射党性，如果不及时对所谓小事小节的不正之风进行遏制和处理，终究会演变成更严重的腐败行为。从大量违法犯罪领导干部的案例可以看出，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都是从最初的一条烟、一瓶酒、一次违规吃喝、一次变相的旅游安排等人情来往开始的。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最终把领导干部拉下水，推向了违法犯罪的罪恶深渊。

不正之风不加以遏制就会演变成腐败行为，而腐败行为不加消除就会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既违法又乱纪，是和良好的党风政风社风格格不入的。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行径得不到惩治，他们自身就会忘乎所以、肆意妄为，变本加厉地大搞特搞不正之风。对于其他一些想腐败又担心被查处的领导干部来说，如果看到腐败的领导干部没有受到查处，他们就会由观望状态迅速加入腐败的行列。如果群众看到腐败分子没有得到惩治，他们就会丧失信心，对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漠然淡然看待，甚至也会效仿，导致社会正气无法得到彰显和弘扬。腐败行为如果不消除，有些领导干部就会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更加剧和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和扩散。

风腐交织问题叠加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伤。对于政党来说，党风决定着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缠绕败坏了党风，造成实际上的脱离群众，直接后果就是官僚主义盛行，轻则影响决策的科学性，重则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对于国家来说，风腐交织破坏公平正义。搞不正之风的人和严重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往往会结成利益集团，搞团团伙伙、利益交换，使权力运行偏离正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也可能会诱发系统性风险，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对于人民群众来说，风腐交织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增加办事成本，文山会海、督查考核泛滥加重基层负担。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是腐败滋长的温床。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风腐交织问题提供了方法，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找到了路径。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互为表里，指的是有时不正之风是腐败问题的外在表现，腐败问题背后必定有不正之风，这里的不正之风是表，腐败问题是里；有时腐败问题是外在表现，而这些腐败问题又是不正之风转化而来的，这里的腐败问题是表，不正之风是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还有些不正之风也属于腐败范畴，比如，收受礼品、滥发奖金，摊派商品、公费旅游，江湖结义、投桃报李，购物卡、消费券到处发送，等等。在实践中，有些领导干部接受一些宴请、收受一些礼品，安排宴请和送礼品的人可能暂时不会提出什么要求，但是时间一长、次数一多，必然还会出现请托办事、发生权钱交易等行为。

从实践中看，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所区别。比如，从处理方式上来说，不正之风适用于党纪处理的比较多，腐败问题特别是严重的腐败问题适用于法律处理的多。但是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上说，二者却是一致的。从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的通报中可以发现几个高频词，“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等，其实这些就是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深层根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有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说到底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都决定了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风腐交织究其原因是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和滑坡，不能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往往背弃了初心使命，忘记了自己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将来要走向何方。“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党章对党员义务的明确要求，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恰恰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心口不一，欺骗组织、欺骗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执行或者选择性执行，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当前不正之风和腐败交织叠加，增加了惩腐治风的难度。如果不从源头上刹住不正之风，只盯着腐败问题处理，不可能起到彻底干净的效果；如果作风建设的效果不好，对腐败治理形成的压倒性胜利成果就难以持久。持续深化惩腐治风不能“就风论风”“就腐论腐”，必须同查同治、健全机制，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同查同治意味着治理风腐交织问题必须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同查同治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两个不同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两个环节的割裂。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重拳出击腐败现象，使领导干部既不敢腐败，也不敢有不正之风行为。查和治两种方式如果各自单独使用，治理风腐交织问题的效能就会递减。不能把查和治当成两个不同阶段，而要在整个反腐倡廉工作中一体推进。也就是说要统筹谋划查和治的措施，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打虎”“拍蝇”“猎狐”“驱蚊”多管齐下，对于腐败案件有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让反腐利剑高悬，形成长期震慑，对于不正之风也要严格查处，坚决消弭干部的侥幸心态。

同查风腐交织问题要求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同步深挖作风问题，在纠治不正之风时同步排查背后腐败线索，避免“就风查风、就腐查腐”。把“必问必核”落实到调查、审理、处置等环节。在审查调查环节，将被审查调查人的“四风”问题表现、动机及由风及腐的过程列为必谈必问内容，作为后续监督和治理的重要参考。在案件审理环节，将“四风”问题作为审理重点，纠正定性不准、应查未查等情况，确保风腐问题一并查清、一并处理。在线索处置环节，建立任务、责任、问题“三清单”机制，以在查案件为切入口，落实落细必问事项，既查清本人问题，又深挖涉及其他党员干部的“四风”线索。各地逐步对细化“必问必核”工作机制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有的地方实行“全面起底筛线索、部门联动汇线索、监督办案挖线索、深入群众找线索”工作方法；有的地方丰富调查取证手段，“同步问”“同步挖”“同步分析”，为风腐交织同查提供了有益借鉴。

同治风腐交织问题要求针对发现的共性问题，从制度、教育、监督等层面综合施策，铲除风腐滋生土壤。“查”不是最终目的，“治”才是最终的结果。“查”是为了“治”，“治”是为了更好地“查”。要把“治”的要求付诸铲除共性根源上。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对于一个腐败问题的案件，要举一反三，深挖案件背后的利益链条和潜规则，彻查违纪违法人员的思想滑坡、违法犯罪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引申出对行业、系统、单位整体拉网式检查，防止类似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强化警示教育，尤其用身边违纪违法案例强化震慑，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筑牢思想防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领头雁”和“排头兵”，从理想信念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在全社会营造以文化人、以文润德、以文养廉的浓厚氛围，促进廉洁政治建设，形成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同查和同治不能割裂，必须相互贯通、形成合力。责任相贯通。明确党委（党组）风腐同查同治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监委的监督责任；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责任。监督相贯通。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使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作用。信息相贯通。打破信息孤岛和壁垒，公安、审计、统计、财政、督查、巡察等部门获取的信息及时与纪检监察部门沟通、通报，在线索移送、案情通报等方面实现信息共享。

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阻断风腐互相演变势头，遏制危害愈演愈烈，才能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顺利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成果才能不断得到巩固。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

善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

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背后连着民心向背、连着执政根基、连着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重视从讲政治的高度做经济工作，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这一重要论述蕴含了治国理政的辩证法，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从政治上把方向、管大局，让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项决策都经得起政治考量和实践检验。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表现，既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对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列宁强调，“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阐明了经济问题的背后，往往是政治问题，是关于利益关系、价值取向、方向道路的问题。只有从政治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才能真正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在复杂局势中把准方向、掌握主动。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就经济谈经济、陷入事务主义，也不能空谈政治、脱离经济实际，而要在经济与政治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工作主动权。

家事国事天下事，经济社会无小事。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往往都是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曾把“菜篮子”作为第一要务来抓，每天关注菜价变化，并指出“能不能吃上菜就是政治”。这恰恰是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鲜明体现。与之相对，有的地方之所以陷入“唯GDP论英雄”的误区，归根结底，是没有真正领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和根本要求，淡忘了“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领导干部作决策，决不能只算经济账、局部账、眼前账，更要算政治账、全局账、长远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需要政治眼光。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领域新问题层出不穷。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断涌现，既带来了效率革命，也产生了监管空白、数据安全风险、就业结构冲击等新的挑战，其中许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以往实践中没有遇到过、西方经济理论也难以解释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倘若只从经济论经济、业务谈业务，就容易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另一方面，经济领域深层次问题亟待廓清。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既是经济发展中的实践难题，也是理论层面的重大课题。这些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发展方式转变、利益格局调整等诸多方面。如果看不清经济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社会影响和潜在风险，就可能偏离正确发展方向，错失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

用政治眼光驾驭经济社会问题，要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善于洞察经济活动的政治后果，统筹发展和安全。跳出一时一地的局限，防止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公平、国家安全、生态保护等政治要求。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不可逾越的底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确保经济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只有站在政治的高度，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才能领会更透彻，工作起来才能更有预见性和主动性。各级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自觉把经济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去谋划，既算经济账更算政治账，既看眼前更看长远，真抓实干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经济工作各方面，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何以加快融入中国市场

“隐形冠军”企业通常是指在特定细分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公众知名度相对有限的中小企业。据相关统计，全球约有2734家“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德国有1307家，接近总数的一半。近年来，越来越多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正加快融入中国市场，开启中德产业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全新发展格局。

当前，随着中德产业合作持续深化，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向中国市场布局呈现全新图景。一是产业集群连片成型，区域布局持续优化。依托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先进制造业集群，越来越多德国中小科技企业围绕优势产业链开展集聚式布局，形成了以产业园区为载体、以产业链协作为纽带的发展格局。其中，长三角已成为德国企业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太仓、苏州、常州等地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德资企业生态；珠三角依托智能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吸引了一批高端装备企业；青岛中德生态园、天津中德产业园以及北京顺义中德产业园等平台持续提升对德国企业的承载能力，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在中国区域布局日趋完善。二是在华投资持续深化，长期经营预期稳步修复。面对复杂的全球地缘格局与持续波动的海外市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不断优化全球资本布局。中国市场凭借稳定的发展环境、超大市场体量和完整产业链，成为其投资热门地区，企业在中国开拓市场的信心与增资意愿持续回暖。近年来，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持续加大在华投资力度，高端汽车器件供应商劳施保施持续推进在华增资扩产和智能化改造，进一步提升本地化生产能力；德国工程塑料领域“隐形冠军”易格斯启动上海二期工厂建设，进一步扩大在华投资，持续完善本土生产能力和亚太区域布局。三是本土化布局持续深化，创新支点作用日益凸显。德国重要“隐形冠军”企业已突破早期仅在中国投资建厂、代工生产的单一模式，逐步调整实行生产制造、技术研发、供应链配套同步落地的全方位布局。企业立足中国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丰富的应用场景，持续迭代技术、优化产品，将基地打造为其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重要生产与创新支点。如皮尔磁、极马集团先后在中国搭建专业化生产与研发体系；RAPA集团深度融入国内新能源汽车核心供应链。

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加大力度开拓中国市场有以下动因。

一是德国国内经营承压催生对外布局需求。德国国内经营环境持续收紧，企业发展压力不断加大。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劳动力资源短缺、融资成本上涨等因素相互叠加，持续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压缩中小制造企业的盈利空间。“隐形冠军”这类专精细分领域企业对经营成本变动十分敏感，在德国业务拓展和稳定运营的难度持续增加。与此同时，德国国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也进一步限制了企业的发展空间。近年来德国经济整体增长持续低迷，制造业订单恢复缓慢，新增市场容量有限。长期深耕细分领域、国内市场份额已经较高的“隐形冠军”企业，为化解经营压力、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主动将对外布局作为发展选择，中国市场成为其突破发展瓶颈、盘活发展动能的重要选择。

二是中国市场强劲的吸引力。不同于海外多数区域市场体量有限、应用场景单一的现状，中国同时具备规模庞大的工业品市场和终端消费市场，产业需求与民用消费需求双向旺盛，产品和技术更新节奏更快。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可以依托大量市场场景落地新技术、新产品，验证全新工艺方案，有效摊薄长期研发投入成本。与此同时，中国细分行业门类齐全，市场需求层次丰富，不同类型用户持续推动产品迭代升级，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提供了持续的市场反馈和稳定的发展空间。

三是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制度保障夯实合作基础。中德两国具备优质且稳固的合作支撑条件，为德企在中国长期发展保驾护航。中国拥有完备高效的全产业链体系，产业园区配套完善，上下游企业对接便捷高效，能够有效降低德企供应链对接、产品检测、协同研发及量产落地的各项成本，提升经营运转效率。中国科创实力稳步提升，多个新兴产业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为双方技术共创、双向赋能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我国持续优化外资发展环境，落实各类开放举措，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简化涉外办事流程，营造出稳定规范的经营氛围。各类利好条件相互叠加，持续夯实中德企业合作基础，推动双方合作持续深化。

经过数十年发展，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在中国已实现深度布局，发展潜力依然可观，但未来合作也将面临新的竞争与挑战。随着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中德企业将在更多细分领域形成同台竞争。与此同时，德国国内“去风险”政策持续推进，也给部分企业在华经营带来一定顾虑。总体来看，立足中德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基础，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与中国市场双向赋能潜力持续释放，市场空间、创新协同和产业合作仍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首先，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增长空间依然广阔。《2025中德隐形冠军企业开放合作报告》指出，德国及欧洲“隐形冠军”企业在中国市场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超过半数德国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继续扩大对中国投资。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智能装备和工业服务等新兴领域，将成为下一阶段合作的核心增量。企业继续扩大投资表明德企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并正将积极预期逐步转化为投资行动。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全球创新应用场景”，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在中国布局的价值，也将从获取成本优势转向获取市场反馈、产业协同和创新速度。

其次，创新协同不断深化，合作能级持续提升。随着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越来越多德国“隐形冠军”企业将研发、测试、应用验证和客户响应等创新职能延伸至中国，与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开展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前者拥有长期积累的工艺技术、质量控制经验和全球专利布局，后者则具备敏捷的数字化应用能力、快速迭代能力和对本地市场的深刻理解。此种“德国工艺积累”与“中国创新速度”的结合，可能成为中德产业合作的新增长点，也有望在细分领域催生新的全球竞争力。因此，对德国企业而言，中国市场不再仅是其全球销售版图中的一站，而是其参与下一轮产业竞争的重要入口。

最后，合作基础保持稳固，长期发展前景向好。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业链重组加速、欧美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产业链完整性、应用场景密度和政策连续性，越来越成为德国“隐形冠军”企业难以替代的战略资源。德国“隐形冠军”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关系，正由传统的市场进入和生产布局，逐步迈向深度融入与共同创新的新阶段，其合作价值已超越传统经贸合作范畴，将为促进双方产业协同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摩洛哥依托地缘优势实现转型发展

摩洛哥地处欧非交汇、两洋相拥的关键战略地带，拥有北非地区独一无二的复合型地缘优势。近年来，在中东北非多数国家深陷局势动荡、转型受阻的背景下，摩洛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转型发展之路，逐步成长为欧非经贸往来的关键枢纽、阿拉伯国家转型发展的成功范例，以及全球南方合作的重要支点国家。

相较于周边国家，摩洛哥地缘优势显著。第一，连通欧非、贯通两洋的枢纽区位地缘优势。摩洛哥坐落于非洲西北端，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欧洲西班牙隔海相望，最短距离仅14公里，是非洲距离欧洲核心市场最近的国家。其疆域西临广阔大西洋、东接马格里布内陆区域、南连撒哈拉以南非洲腹地，同时扼守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国际航运要道，是全球极少数能够同时贯通地中海与大西洋、欧洲高端市场与非洲大陆市场的战略节点。这一稀缺地缘区位，让摩洛哥天然具备承担欧非物资流转、航运中转、经贸对接与人文互通的桥梁功能，拥有其他北非国家无法比拟的跨区域辐射能力。第二，地缘自然资源禀赋优势。独特的地理疆域赋予摩洛哥极为优质的配套资源条件，构成支撑产业升级的地缘基底。摩洛哥掌控全球超70%的磷酸盐储量，作为新能源电池、精细化工、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刚需原料，为高端制造业、绿色产业布局提供了稀缺资源支撑。同时，摩洛哥地域跨度多元，兼具漫长海岸线、优良港口群、平原腹地与内陆纵深地带，光照充足、风力资源富集，既适配立体化基础设施与临港产业集群布局，也为光伏、风电等清洁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了地缘资源基础。第三，毗邻欧洲地缘历史积淀优势。依托紧邻欧洲的独特地缘关系，摩洛哥长期处于欧非文明与经贸交流的前沿地带。丹吉尔、达尔贝达等天然良港，自古以来就是地中海与大西洋远洋航运的关键中转口岸。同时，凭借地理邻近的天然便利，摩洛哥承接了前殖民时期留存的工业体系、交通路网与规则制度积淀，较早完成了市场规则、产业标准与欧洲体系的对接融合，为当代依托地缘优势打造欧非贸易枢纽、承接欧洲产业转移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地缘基础。

在地缘优势被挖掘释放之前，摩洛哥发展模式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短板。产业结构单一，经济高度依靠磷酸盐、初级农产品等低附加值资源出口；港口区位仅承担基础货物中转，未布局配套临港工业体系；对外开放机制缺失，毗邻欧洲的地理优势难以转化为经贸与产业合作实效。2021年，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主导出台《新发展模式（2021——2035）》顶层规划，正式开启全面激活地缘禀赋的转型进程。立足自身地缘禀赋，摩洛哥多措并举持续放大地缘优势、激活地缘价值，实现从天然区位优势向关键领域竞争优势的深度转化。

一是依托跨洲枢纽地缘优势，构建全域自贸开放体系。充分发挥连接欧非、贯通两洋的枢纽地缘价值，主动对接全球高端市场，成为非洲唯一同时与欧盟、美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依托欧摩自贸协定政策红利，摩洛哥95%以上工业制成品可零关税自由进入欧盟市场；升级后的美摩自贸协定，进一步将工业品免税准入比例提升至97%。通过最大化释放地缘枢纽的通道价值，摩洛哥成功搭建起覆盖欧美高端市场的免税贸易网络，彻底打通了欧非双向经贸流通的地缘通道。

二是依托临港滨海地缘优势，持续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立足沿海良港密集、临港区位优越的地缘特点，摩洛哥以顶层战略规划赋能发展，持续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完善外资权益保护机制。针对依托港口地缘优势布局的出口型高新技术企业，政府推出五年全额免税、后续税率减半、专项土地补贴、基建配套兜底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丹吉尔、达尔贝达等核心临港自贸区企业最低税率仅8.75%，实现港口港区无缝衔接，依托临港地缘极大压缩跨境物流成本与时间成本，将滨海地缘优势转化为马格里布地区最优的营商竞争优势。

三是依托欧非跨界地缘优势，承接全球高端产业转移。凭借“北接欧洲、南连非洲”的双向跨界地缘定位，摩洛哥精准嵌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利用紧邻欧洲的地缘便利，主动承接空客、波音、雷诺、标致等国际巨头的高端产业配套转移；依托辐射非洲大陆的地缘优势，开拓广阔新兴市场。通过充分盘活跨界地缘的双向适配价值，摩洛哥持续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推动产业结构迭代升级，让独特地缘区位成为产业转型牵引力。

通过全方位激活、最大化释放地缘禀赋价值，摩洛哥依托地缘优势实现政治、经济、外交与社会发展的全方位跃升，取得了丰硕的转型发展成果。

其一，依托地缘优势实现产业体系全面升级，彻底摆脱单一资源依赖。借力临港区位与欧美自贸地缘红利，摩洛哥汽车产业实现从低端组装到全产业链升级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国家第一支柱创汇产业，2025年汽车产业出口额突破156亿美元，连续多年超越磷酸盐、农产品等传统资源出口。同时依托风能、太阳能、光热等地缘资源优势壮大绿色清洁能源产业，打造北非绿色能源输出中心；依托跨境枢纽地缘优势，航空航天、临港加工、跨境物流、数字贸易等多元高端产业蓬勃发展，构建起现代化、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

其二，依托地缘优势保障社会大局稳定，实现全域均衡协同发展。凭借居中枢纽的多元地缘定位，摩洛哥推行平衡稳健的多元外交与治理模式，有效规避动荡风险，长期保持政局与社会稳定。依托对外开放的地缘红利积累的发展资源，摩洛哥推进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的普惠社保改革，实现医保、养老、失业保障全民覆盖。同时依托跨境通道地缘优势，补齐南北区域基建短板，带动偏远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筑牢了国家转型的民生根基。

其三，依托地缘优势提升区域话语权，成为全球南方合作重要支点。立足北非核心地缘位置，摩洛哥不断强化非洲发展定位，依托跨区域联通的地缘优势，提出“大西洋倡议”“西非——北非大西洋经济圈”等区域合作构想，旨在打通萨赫勒内陆国家出海通道。凭借港口、基建、产业地缘优势，为非洲国家提供基建帮扶、技术赋能、贸易便利与数字服务，深度参与南南合作，将自身欧非枢纽的地缘区位价值，转化为引领区域发展、赋能全球南方崛起的战略价值。

荷兰餐饮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三个支点

食品安全是全球性的公共卫生议题，直接关系到国民健康、社会稳定和国际贸易。在2022年全球食品安全指数报告评测覆盖的113个国家中，荷兰位居全球第五。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荷兰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形成了企业自检、第三方协助、政府监督的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监管体系，走出一条政府监管、市场赋能、企业尽责的治理路径。

在这套协同监管体系成型之前，荷兰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长期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其一，监管资源供需失衡，监管覆盖存在短板。荷兰餐饮业态繁杂、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中小微餐饮门店占据市场主体地位，但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人力编制有限，仅能采取风险导向式随机抽查模式，无法实现常态化、全覆盖监管，大量普通餐饮门店长期处于监管盲区，风险隐患难以提前排查。其二，经营主体责任虚化，内生自律动力匮乏。以往荷兰食品安全治理高度依赖政府事后处罚威慑，餐饮商户普遍形成被动应付检查的心态，日常自查流于形式，食材储存、环境卫生、台账记录等细节问题长期累积，仅在官方抽检时临时整改，事前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严重不足。其三，监管治理闭环断裂，整改纠错效能不足。传统监管以事后惩戒为核心，发现违规问题后多直接采取罚款、关停等处罚措施，缺乏针对性的专业指导和整改帮扶机制，未能从根源上解决经营不规范问题，导致违规问题反复反弹。为应对上述挑战，荷兰革新监管思路，立足本国市场基础，采取了以下关键举措。

培育专业化第三方服务市场，推行常态化食品安全模拟自查机制。荷兰充分激活市场化专业力量，扶持第三方食品安全服务企业发展，打造高于官方标准的餐饮食品安全“模拟考”自查体系。第三方机构采用不定时突击抽查模式，完整复刻官方全套检查流程，围绕食材储存、操作温度、后厨清洁、分类管理、台账记录、食品采样等全维度开展排查，并出具详细整改报告，同步协助餐饮商户分析问题成因、制定整改方案，区别于政府执法，全程不开具处罚罚单。目前荷兰第三方食品安全服务收费普惠性较强，单次专项模拟抽查费用约200欧元，全年服务费用从数百至数千欧元不等，中小餐饮企业均可轻松承担。除模拟抽查外，第三方机构还延伸开展员工食品安全培训、过敏原管理、数字化台账搭建、食品检测、设备采购等配套服务。数据显示，欧洲食品安全检测、检查和认证领域市场规模已突破600亿美元，且保持6%的年均增速，成熟的市场化服务体系，为荷兰餐饮行业常态化自查自纠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餐饮企业自主建立标准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建立官方资质认证体系，构建信用激励型差异化监管机制。为规范第三方服务市场、保障监管效能，荷兰食品与消费品安全管理局搭建专属“食品安全检查点”资质认证项目，严格筛选专业能力过硬、信誉合规的第三方机构，目前全国共有7家企业获得官方认可资质，纳入政府合规服务名录。该服务实行自愿参与原则，不强制餐饮企业购买，充分尊重市场自主性。制度明确规定，餐饮门店若连续两次通过官方认证机构的专项合规检查，即可纳入政府食品安全监管“白名单”，享受免除常规随机抽查的政策红利。同时，政府始终坚守监管主体责任，每年对持证第三方机构开展常态化资质复核与能力核验，动态排查机构专业能力退化、服务不规范等问题，从源头把控第三方服务质量。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估、信用正向激励、政府差异化监管”的闭环机制，有效调动了餐饮企业主动合规、主动自查的积极性，实现监管资源高效配置。

坚守政府兜底监管底线，搭建多方联动的风险动态治理体系。荷兰在引入市场力量的同时，守住政府监管权责，构建“市场辅助、政府兜底、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政府明确划分权责边界，第三方机构仅承担日常排查、问题整改、技术辅导等辅助职能，不具备任何行政执法权限，针对群众举报、重大食品安全隐患、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等高风险问题，监管部门保留独立、完整的最终执法处置权。同时，政府依托第三方机构的一线排查数据，动态更新食品安全风险点位，摒弃平均化监管模式，将有限的行政资源精准聚焦高风险主体和重点隐患领域。此外，荷兰联动33家行业协会深度参与行业标准制定，依托瓦赫宁根大学等顶尖科研机构承接专项研究，持续优化监管政策，形成政府、科研院校、行业协会、市场服务机构多元联动的现代化治理格局。

通过多重举措，荷兰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多数餐饮商户自主搭建标准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自我约束意识显著增强，在官方抽检中普遍取得较好评价；食品安全风险关口实现前置，大量隐患在自查整改环节化解，减少安全事故发生后再实施惩戒的被动治理模式；政府监管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监管力量向高风险主体倾斜，监管精准度与治理效能持续提升。荷兰第三方参与餐饮安全监管的治理实践，对完善食品安全多元共治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打破政府单一监管惯性，构建权责清晰的公私协同治理新格局。荷兰通过市场化改革，将技术性、常态化的日常排查、整改辅导等工作交由专业第三方机构承接，政府聚焦规则制定、资质监管、兜底执法等核心职能，厘清了政府、市场、经营主体的权责边界，构建起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治理体系。这启示，食品安全治理不能长期依赖传统行政监管路径。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压实餐饮经营主体食品安全第一责任，建立标准化的第三方食品安全服务资质准入、审核和管理制度，将专业市场力量纳入官方监管辅助体系。依托制度规划厘清各方主体职责，搭建政府监管兜底、市场专业赋能、企业自律尽责的立体化治理架构，缓解基层监管力量薄弱、监管覆盖不足的现实困境，持续提升食品安全综合治理能力。

依托市场化激励机制，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从事后惩戒向事前预防转型。荷兰通过“白名单”豁免抽查的激励政策，搭配低成本、专业化的普惠式第三方服务，充分调动了餐饮企业主动自查、主动整改的内生动力，让企业从被动应付监管转变为主动管控风险，从根源上减少食品安全隐患的滋生，彻底破解了“屡查屡犯”的治理难题。这启示，在食品安全治理中应弱化单一惩戒手段，丰富正向激励、差异化监管的治理工具，建立食品安全合规评级与监管频次挂钩的联动机制，对自查规范、合规度高的经营主体降低监管频次，树立合规标杆。同时，积极培育本土第三方食品安全服务市场，扶持普惠化、专业化的食品安全技术服务产业发展，降低中小餐饮企业合规自查成本，引导全行业形成自我约束、主动合规的良好氛围，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全程管控转变。

健全全程监管约束体系，筑牢多元共治的风险防控底线。荷兰在引入第三方市场力量参与治理的过程中，坚持政府监管不缺位、责任不松懈。通过严格的资质准入、年度复核、权责划分、线索直报等制度，防范第三方机构越权履职，防范经营主体与第三方形成利益捆绑，从制度层面规避虚假评估、利益输送等风险，确保市场力量仅作为监管辅助而非责任替代。多元共治不等于政府放权甩责，只是治理力量的优化补充，必须依靠完备的监管制度筑牢兜底保障。这启示，推进食品安全市场化协同治理，需同步搭建完备的监管问责体系。要建立第三方机构准入、动态考核、退出的全流程管理制度，提升行业服务的透明度和规范性；严格界定第三方机构的职能边界，严禁其替代政府执法、违规出具合规认定结论；搭建扁平化的重大风险线索直报渠道，压实第三方机构隐患上报责任，配套完善的问责追责机制，严防虚假检查、利益勾结等乱象，让市场化力量真正成为赋能食品安全治理、守护大众舌尖安全的可靠支撑。

政务智能体开启协同治理新模式

《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打造精准识别需求、主动规划服务、全程智能办理的政务服务新模式”。政务智能体在政务服务领域迅速推进。《政务智能体发展研究报告（2025年）》指出，“智能体在政务行业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其正从概念验证向规模化应用迈进，并在技术、能力、价值、场景和生态等多个维度实现跃迁，展现出重塑政府治理模式、提升服务效能和构建协同生态的变革潜力”。政务智能体因其能跳出“部门各自为政”的旧有框架，成为打通上下、联通政企、联动城乡的全新治理载体，开启了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政务智能体以数据全域互通为核心优势，破解传统治理信息孤岛难题，夯实协同治理数据底座。传统政务治理条块分割，各部门业务系统独立建设、数据标准互不兼容，形成数据壁垒，跨部门联审联办不仅耗费大量人力资源，还会出现办理滞后等问题，从源头上制约协同效率提高。政务智能体依托统一全域数据中台，在严守数据安全、公民隐私底线的前提下，实现跨部门数据无感归集、自动核验、闭环共享，让数据自动流转替代人工跑腿协调。

政务智能体以任务导向重构业务流程，扭转传统部门本位主义弊端，重塑跨部门协同运行逻辑。传统政务体系以部门职能为核心划分业务边界，遵循“各司其职、各管一段”的运行逻辑，面对基层复合型、跨领域治理难题，天然存在职能缝隙与责任盲区，部门之间缺乏主动联动的内生动力，协同大多是被动响应、事后补位，难以形成治理合力。政务智能体彻底打破部门职能壁垒，将治理逻辑从“以部门为中心”转向“以事项为中心”，围绕具体治理任务自动串联全链条业务、统筹全域行政权限，实现治理流程一体贯通、工作指令同步下达，从运行机制上根除推诿扯皮、衔接断层等协同顽疾，让跨部门联动从被动配合变为主动响应。

政务智能体以智能态势感知赋能前置防控，补齐传统经验治理滞后短板，推动协同治理模式根本性转型。传统基层协同治理依赖人工经验研判、线下巡查排查，信息获取碎片化、风险研判片面化，各部门难以同步掌握全域治理动态，只能开展被动联合处置，进行事后补救型治理。治理成本高、处置效果有限。依托大模型算力与全域感知能力，政务智能体可全天候汇聚城市运行、民生诉求、风险隐患全量数据，自主开展态势分析、风险预警，第一时间同步推送至对应职能部门开展前置联动处置。推动协同治理从“事后应急”转向“事前预判、事中管控”，全面提升全域协同治理的前瞻性与精准度。

政务智能体以多元联动拓宽治理参与边界，打破政府单一治理闭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传统政务协同治理资源相对分散、供需匹配不足，难以凝聚全域共治合力。政务智能体打通政府与市场、社会、基层的连接通道，搭建起开放包容的协同治理载体，有效整合多方资源补齐治理短板。如，社区智慧养老，联动地方政府、村两委、高校科研团队、科技企业与志愿者五类主体，聚焦农村独居老人养老痛点开展一体化智能服务，走出了政府单打独斗的治理模式，为基层多元协同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当前，政务智能体建设仍存在数据共享堵点、数字形式主义、配套制度滞后、城乡数字鸿沟等现实挑战。部分地区重平台搭建、轻协同实效，重单点应用、轻全域联动，偏离了数字化赋能协同治理的初衷。对标数字中国一体化协同建设目标，立足正确政绩观要求，必须锚定“全域联动、高效协同、务实为民”核心目标系统施策，全方位打通横向部门联动、纵向层级贯通、内外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全链条。

统筹一体化数字基础设施，从源头消除跨部门协同的数据壁垒。数据是政务智能体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要素。要严格落实数字中国建设顶层规划要求，坚持全域统筹、一体建设，统一区域算力底座、智能体架构、数据接口标准，坚决杜绝各部门分散建设、重复建库带来的新一轮数据割裂。建立权责清晰的分级分类公共数据共享清单，依托联邦学习等安全技术，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安全可流通，推动民生服务、城市监管、应急处置等高频领域数据有序流转，从技术底层扫清跨部门协同的核心阻碍，让数据要素真正成为协同治理的核心支撑。

健全常态化协同配套制度，以刚性规则保障联动长效运行。技术赋能协同离不开制度兜底，搭建全流程闭环协同工作机制，明确智能体事项派发、流转办理、跟踪督办、结果反馈全链条责任划分，杜绝智能派单后无人落实、推诿甩锅的情况。同步完善算法安全审查、数据隐私保护、人工智能伦理监管等配套制度，守住数字化治理安全底线。同时，优化政绩考核体系，弱化平台建设、系统数量等显性指标，强化跨部门协同效率、基层减负成效、群众满意度等实绩指标，以考核指挥棒倒逼各部门主动协同、一体履职。

坚持人机协同普惠导向，补齐城乡协同治理薄弱环节。政务智能体是协同治理的赋能工具而非替代主体，始终坚持以人为主导、智能赋能的工作原则。一方面分层分类开展公职人员数字素养培训，重点提升领导干部依托智能体开展跨部门会商、全域态势研判、联合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实现人工统筹决策与智能高效处置优势互补。另一方面聚焦农村地区、老年群体等数字薄弱群体，补齐数字鸿沟短板，采用一对一上门指导、志愿者陪伴服务模式，线上智能服务与线下兜底服务并行，让数字化协同治理成果覆盖全域全体群众，让高效协同既有科技速度，更有民生温度。

立足本土民生场景落地应用，以务实场景检验协同治理实效。树立重实绩、重实效的正确政绩观，坚决摒弃照搬照抄、一刀切的思维，杜绝华而不实的数字形象工程、盆景式数字化应用。紧扣群众办事、基层治理、城乡服务等高频协同痛点，因地制宜打造小切口、高实效的智能体应用场景，聚焦跨部门联办事项精简流程、压缩环节。始终以解决实际协同难题为出发点，让政务智能体建设贴合基层治理实际、贴合群众真实诉求，避免技术赋能与协同治理脱节。

理性看待人工智能焦虑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已经深度渗透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各领域，技术在赋能大众生活、民生福祉的同时，也衍生出了对技术发展的担忧和焦虑，尤其青年群体不再单纯为人工智能的技术革新欢呼，反而陷入被替代、被淘汰、跟不上时代的自我怀疑中，面对时代洪流下人工智能的技术情绪困境，如何从焦虑、恐惧走向共存、共舞，再走向超越、创新，成为亟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人工智能焦虑并非单一情绪的呈现，而是多层次、具象化的心理表征，主要表现为职业替代焦虑、能力贬值焦虑、伦理失控焦虑、隐私泄露焦虑等多种形式。人工智能焦虑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源上看，人工智能焦虑本质上并不是害怕技术本身，而是面对生产方式快速变革，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对未知的恐惧，对就业竞争力、个人价值、未来发展路径不确定性的恐慌。化解这种负面情绪，不能只是单纯回避技术的发展，应该科学应对人工智能焦虑这一现象，接纳技术变化，重构自身能力、调整良好心态、会用善用工具，只有综合施策，才能在人机协同的背景下推动技术更好为人服务。

科技发展的尽头不是超越人、控制人，而是扩展人的能力、更好地为人服务。纵观人类技术发展史，每一次生产力变革都会引发“人与技术”的深层次思考，而最终被淘汰的从来不是持续学习、善于创新的人，而是固守旧思维、拒绝变革、停滞不前的人。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下，需要进一步厘清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破除认知误区。明确人工智能不是全面代替人类的“全能对手”，而是帮助人类的“效率助手”。人工智能更擅长标准化、重复性、信息整合类工作。比如，检索已有知识、格式排版、基础文案、简单绘图、初级代码编写等。但它同时也存在明显短板。比如，缺少真实场景的深度判断力、原创价值立场、复杂共情能力、跨领域统筹决策、动手落地执行能力，产出内容经常存在事实错误，等等。我们不应恐慌“人工智能会取代我”，更应思考“会用人工智能的人会不会取代不会用人工智能的人”。容易被人工智能替代的是任务，不是岗位；被淘汰的是固守旧技能、拒绝学习的人，不是劳动者本身。

人工智能可以高效完成标准化工作，却无法复刻人类独有的核心价值。它能生成文案却无法孕育深度思想，能整理数据却无法完成逻辑研判，能复刻创意却无法拥有共情能力、审美素养与责任担当。当下，人们的普遍认识误区，正是拿人类的短板去对标人工智能的优势，用重复性、基础性的能力与智能工具比拼效率，最终陷入自我否定。事实上，人机关系的核心不是此消彼长，而是人驾驭人工智能赋能自我。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比人工智能更快，而是比人工智能更有深度、更有创意、更有温度。应主动将人工智能作为解放重复劳动、节约时间成本的助手，把更多精力投入深度思考、创新创作、跨界融合、实践历练之中，着力打磨批判性思维、原创创新、共情沟通、全局研判等人工智能无法替代的核心能力，实现从技术执行者向价值创造者的转变。

面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健康的心态是既不夸大人工智能的威胁、抗拒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也不盲目迷信人工智能、放弃独立思考能力。承认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变革和挑战，也时刻准备迎接变革和挑战。建立多元开放价值判断，个人价值不只体现在完成任务快慢等方面，还体现在思想、品格、阅历、创造力等维度。尤其对于青年群体，通过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和理论阐释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将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与当代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实际相结合，避免因价值根基动摇而产生价值迷失与伦理失控现象。同时，减少碎片化恐慌信息摄入，主动筛选客观理性的技术内容，不被放大焦虑的流量言论带偏节奏，主动构建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科学认知。

社会层面营造理性包容的社会氛围，摒弃贩卖焦虑的片面叙事的舆论环境，客观解读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与发展边界，积极传播技术赋能成长、创造新赛道、催生新机遇的正向价值。进一步完善就业、社会保障体系，降低技术变革带来的风险。优化人才评价体系，着重培养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解决问题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与综合素养，为年轻人提供稳定可期的成长赛道。持续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与行业规则，为技术应用划定边界，规避技术滥用带来的就业乱象与成长风险。完善面向不同群体的人工智能素养培训体系，帮助劳动者建立技能更新体系，适应岗位变革，打通面向未来的成长路径，让每一个个体都能在人工智能时代找到清晰的定位，平稳度过技术变革的时期。此外，大力普及人工智能伦理教育，建立相关规范，引导技术向善，让技术服务于人，而不是单纯追求效率替代人力。

总之，人工智能只是人类创造的工具，技术发展的最终目的始终是增进人类福祉。与其陷入被替代的焦虑内耗，不如主动拥抱变化、借势技术升级，在人机协同的新赛道上重新定位自身价值，用主动成长回应时代变革，最终实现人与技术的双向成就、共同发展。

健全人工智能重大安全风险防控体系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其影响随着大模型及智能体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应用而显著增强。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由数据泄露、算法偏差、内容失真等孤立性风险，向自主决策失误、技术滥用、关键基础设施扰动及跨领域风险耦合等系统性、复合型风险演进。近年来，我国围绕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等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人工智能安全评估、算法备案、内容治理和技术标准建设持续推进，初步形成了以法律法规为基础、以部门规章和技术标准为支撑的治理框架。随着人工智能从内容生成工具加速进入生产制造、金融医疗、公共治理和智能终端等领域，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重点正在由单一环节规范转向全生命周期防控、由一般合规管理转向重大风险治理。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筑牢重大安全风险防控的制度根基

大模型与智能体正加速渗透至金融、电力、通信、交通、医疗及政务等关键领域，当前在重大安全风险界定、跨域风险协同防控、智能体行为责任归属以及安全事件应急处置等方面，仍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

加快构建层级清晰、衔接有序的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体系。立足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迅速、应用场景广泛、风险不确定性高等特征，强化基础性立法的研究与论证，明确人工智能研发、提供、部署及使用环节的基本准则。同时，需做好人工智能相关制度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科技伦理、产品质量及公共安全等既有法律制度的有机衔接，有效规避监管规则交叉、责任重叠或治理空白等现象。针对重要领域的应用场景，行业主管部门应结合具体场景特征制定配套规则与监管指引，逐步形成以基础规则为统领、专项规定为支撑、行业规范为细化、技术标准为配套的制度体系。

健全以风险为导向的分类分级监管机制。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不仅取决于模型自身的技术能力，更与其应用场景、权限范围、服务规模及潜在损害后果密切相关。应综合考量模型的通用性、自主性、工具调用能力、用户覆盖规模、行业重要程度以及风险扩散范围，科学划分一般应用、高风险应用及可能产生重大安全影响的应用类别。基于技术能力演进与风险形态变化，动态调整风险目录、监管标准及合规要求，从而提升制度体系的适应性与前瞻性。

进一步厘清人工智能产业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责任边界。应依据其在模型研发、服务提供、系统集成和场景应用中的功能定位及对风险的实际控制能力，合理配置安全责任。重点压实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督促模型开发者强化模型测试与安全评估，明确部署应用单位在权限配置、运行监测、人工监督及事件报告等方面的职责，并引导使用者依法规范使用人工智能服务，构建多方协同、责任明晰的安全治理格局。

完善技术监测体系，提升重大安全风险动态感知能力

人工智能系统具有内部机理复杂、运行状态动态演化及风险表现隐蔽等特征，部分安全隐患在研发测试阶段往往难以显现，却可能在模型迭代更新、外部工具接入、用户交互深化及规模化应用过程中逐步暴露。因此，需进一步构建覆盖模型状态、能力变化、异常行为和系统依赖的动态风险感知体系。

建立覆盖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的技术监测机制。依据人工智能风险在数据、模型、部署及应用等不同阶段的异质性表现，科学界定监测对象与重点范畴。数据环节重点强化对训练数据来源合法性、数据质量可靠性、敏感信息泄露隐患及数据投毒风险的监测。模型环节着重评估模型运行的可靠性、安全护栏的有效性、危险能力的演变趋势及异常行为倾向。部署环节重点监控系统权限配置、外部工具接入安全、模型更新流程及供应链韧性。应用环节重点关注智能体越权操作、异常高频调用、生成内容传播路径以及对关键业务系统的潜在冲击，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

健全多层次、协同化的安全监测网络。推动人工智能企业与应用主体建立与其模型能力、服务规模及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内部监测机制，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并上报重大模型缺陷与异常运行状况。充分发挥专业测评机构、科研院所及行业组织的职能作用，逐步构建起企业自主监测、第三方独立测评、行业专业监测与政府综合监测相互支撑、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形成监管合力。

加强人工智能安全监测能力建设。依托现有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及算法治理的制度基础与技术积淀，全面提升对人工智能产品漏洞、模型运行异常及安全事件的监测预警能力。严格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标识、算法备案变更管理及日志留存等制度要求，增强风险源头追溯及传播过程的可审计性。在切实保障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政府部门、模型企业、应用单位及专业机构间必要的风险信息通报与共享机制，为风险研判、预警处置及精准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强化风险预警体系，提升重大安全风险研判与处置效能

人工智能系统运行数据规模庞大、异常形态复杂，若缺乏科学的研判机制与分级预警，既可能因预警滞后而错失处置窗口，亦可能因预警泛化而干扰正常的研发与应用进程。因此，需加快构建指标明确、分级科学、机制健全、流转顺畅的人工智能重大安全风险预警体系。

构建人工智能重大安全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与分级标准。应综合考量模型能力、应用场景、影响范围、扩散速率及损害后果等多维因素，科学设定预警指标。推动定性判断与定量指标的深度融合，将复杂的技术风险转化为可识别、可比对、可追踪的预警信号。依据风险发生概率、影响广度、损害程度及可控性，合理划分预警等级并明确启动条件。同时，建立预警等级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模型迭代、应用规模扩张及风险形态演变适时修正阈值，防止因技术发展导致原有标准失效。

完善多部门、多主体协同的风险研判与信息发布机制。人工智能重大安全风险往往涉及网络安全、数据安全、公共安全及行业安全等多个领域，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准确评估其整体影响。应建立由行业主管部门、人工智能企业、应用单位及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会商研判机制，通过整合技术监测数据、行业运行信息、用户反馈及第三方评测结果，对异常信号进行交叉验证。此外，需依据风险的专业属性、敏感程度及影响范围，明确预警信息的发布主体、报送流程、传递对象及公开方式，确保信息传递的规范性与时效性。

实现风险预警与防控措施、应急响应的无缝联动。依据预警等级，预先制定包括加强监测、限制高风险功能、缩减服务范围、暂停模型接口、收回智能体权限及启动人工接管等差异化处置措施。对于风险等级持续攀升、常规手段难以控制或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情形，应及时由风险预警状态转入应急响应状态。在风险解除后，组织开展事后评估，动态调整预警等级或终止预警，并将处置过程中发现的新风险、新情景及新指标纳入预警体系，形成风险识别、预警研判、响应处置与复盘改进的闭环管理。

构建应急响应体系，提升重大安全事件协同处置能力

应急响应是防范人工智能重大安全风险转化为现实损害、遏制风险扩散及降低事故后果的关键防线，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相较于传统网络安全事件，呈现出技术机理复杂、演化速率极快、影响辐射面广以及责任主体多元等显著特征，必须统筹常态监管与应急处突，既要依托日常监管机制及时清除风险隐患，更要针对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安全危机的异常情形，构建起统一协调、分级负责、快速反应且协同高效的应急响应体系，提升风险防控的系统性。

完善人工智能安全事件的分类标准与应急预案体系。研究制定科学严谨的人工智能安全事件认定标准，精准界定模型运行故障、数据安全泄露、算法失控、智能体越权操作、生成内容恶意传播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网络攻击等差异化类型。面向大模型安全护栏失效、智能体异常自主行动、关键行业系统运行中断、大规模深度伪造信息传播等典型高危场景，制定专项应急预案，细化从发现报告、研判决策、响应启动、现场处置到信息发布及响应终止的全流程环节，切实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实操性与闭环管理能力。

健全跨部门、跨行业的应急指挥协调机制。依据事件性质及其影响领域，明确牵头部门、协同部门、属地政府及涉事企业的职责边界，构建统一指挥、专业支撑、行业协同与属地配合的高效响应机制。完善重大安全事件快速报告与信息共享制度，督促模型研发企业、应用单位及关键基础设施运营主体及时报送事件性质、影响范围、处置进展及风险演变态势。在应对跨行业、跨区域重大突发事件时，应及时组织联合会商，统一风险研判与处置行动步调，避免因信息碎片化或指令冲突而贻误最佳处置时机。

完善与风险等级相匹配的分级应急处置措施。基于事件类型、风险程度及影响范围的动态评估，分类实施风险告知、强化监测、功能限制、权限降级、接口暂停、系统隔离、人工接管及服务终止等差异化措施。实施紧急干预措施应严格遵循必要性与适度性原则，在有效阻断风险扩散路径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正常研发创新、应用推广及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冲击，实现安全管控与发展活力的动态平衡。

党的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的创造性探索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之时，正值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之际，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变化。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基于“执政党的地位”的清醒判断，党的八大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相结合等方面，对加强执政党建设作出了初步而富有创造精神的探索。这些成果，对于新时代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强调：“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将“团结”置于大会任务的核心位置，绝非偶然。

在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着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新挑战。革命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严酷外部环境，倒逼党必须高度凝聚团结在一起、形成强大合力，否则便无法取得对敌斗争的优势从而战胜敌人。成为执政党后，“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毛泽东对此有着敏锐的警觉并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过全党。新中国成立后，党通过开展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贪污浪费，积累了执政党建设的初步经验。毛泽东肯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但同时强调“必须认真地纠正在任何工作环节上的任何一种妨害党同人民团结的不良现象”。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建设经验基础上，党的八大首次在党章总纲中写入“党的团结和统一”，明确指出：“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在党内不容许有违反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行为，不容许有分裂党、进行小组织活动、向党闹独立性、把个人放在党的集体之上的行为。”党章还将这一原则转化为每个党员必须履行的具体义务。在党员义务条款中，第二条明确，“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党员如果“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破坏党的统一”，即构成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党的团结和统一，八大党章和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都指出要鼓励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缺点和错误并采取实际措施加以改正。

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是执政党建设的政治前提。八大党章首次以专门条款的形式将“党的团结和统一”确立为“党的生命”，并在党员义务中明确列入“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这一纪律要求，历久弥新、意义重大，为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历史借鉴。

密切联系群众

如果说有一个主题贯穿党的八大党建探索的始终，那便是群众路线。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将“依靠人民群众”视为胜利的根本条件。他指出：“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邓小平也指出：“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两个增加”的判断，并非危言耸听。邓小平全面剖析了执政条件下官僚主义对党群关系的侵蚀：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有的“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他把官僚主义的表现归纳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决策、机械搬运上级指示的懒政、满足于表面成绩的形式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等。在摆出问题后，邓小平从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证了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他回顾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等一系列胜利，并追问：“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这种历史论证具有双重功能：既以成功经验证明群众路线的有效性，又以执政前后的对比凸显脱离群众危险的加剧。刘少奇强调，为了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

在此基础上，大会第一次把“群众路线”这一概念载入八大党章，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邓小平在报告中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一方面，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同时提出了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群众路线的教育、改善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时间深入群众等。这些措施未必尽善尽美，却体现了把群众路线从理论原则转化为可操作性制度的努力。

政党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它是否真正把根扎在人民之中。党的八大强调密切联系群众、贯彻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是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这一优秀特质在执政条件下的一次集中呈现，也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提供了历史启示。

理论联系实际

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强调：“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只有在回答中国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才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1956年上半年，鉴于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和错误，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正是这种“结合”的实践。但也要看到，党内“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毛泽东要求“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将主观主义列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的“三大主义”之首，有很强的针对性。革命战争年代，残酷的斗争环境迫使党必须从实际出发，否则便面临生存危机。执政后在和平环境下，决策者容易陷入“从想象和愿望出发”的陷阱，导致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

为克服主观主义等缺点，必须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为此，刘少奇指出：“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努力来提高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第一，必须认真加强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并且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第二，必须加强对广大新党员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教育，使他们逐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获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党的历史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现状的基本知识，认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危害。第三，必须加强党的理论工作。应当集中必要的党内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工作力量，从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问题和基本经验的研究，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部门的研究，使这一系列研究适合于当前党的实际工作的迫切需要。

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的一切任务能否胜利地完成，归根结底，是决定于党的领导是否正确。也就是说，决定于党的领导能否实事求是，能否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矢志追求真理这一优秀特质的内在要求。党的八大关于党的建设的相关论述把党的这一优秀特质充分展示出来，载之史册、启迪未来，也为新时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提供了历史滋养。

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相结合

党的八大对执政党建设具有的开创性贡献，还在于明确提出了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相结合的双重路径。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缺点，毛泽东提出“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来克服。邓小平指出：“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这表明，当时中央领导层已认识到，单纯依靠思想教育不足以应对执政党面临的特殊挑战。思想教育可以提升觉悟，却难以约束权力；可以激发自觉，却无法防止权力滥用。唯有将思想教育与制度约束结合起来，才能构建有效的管党治党体制机制。

在主张用好思想教育方法的同时，刘少奇对“进一步巩固我们党”也作了深入思考，提出“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的任务。他指出，革命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为此，党的八大选举产生了由董必武任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并规定县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均设立监察委员会。八大党章专门设置“党的监察机关”一章，明确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经常检查和处理党员违反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案件；决定和取消对于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和申诉。”这一纵向到底的体系设计，使党的监察网络覆盖了各级组织。与此同时，八大党章在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如：将“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政治原则维护与否和纪律后果直接挂钩，发展了七大党章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增加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等要求。这些规定后来虽因各种因素的影响未能充分落实，但其制度设计的思路具有深远影响和长久价值，也为新时代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提供了历史借鉴。

中美《上海公报》中的外交智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以下简称《上海公报》）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共同签署，是中美关系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文件。这一独特的外交文献，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与后续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共同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指导性文件。

战略上共同需求是公报达成的重要推动力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深陷侵越战争泥潭，在与苏联全球争霸中处于被动。为改变这一局面，美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中国领导人开始思考战略上调整对美政策，争取外交局面的好转。

从美苏关系看，苏联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事实力，尤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短短几年的时间，苏联的战略核力量就赶上了美国。随着实力的增长，苏联加快了向外扩张的步伐。同时，在欧洲发动外交攻势，大力倡导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改善同西欧的关系，力图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在东南亚，苏联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扩大苏联在东南亚的影响。这使冷战以来美苏争霸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前美攻苏守向苏攻美守方向转变，这些都成为新任的美国总统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直接动因。

从中苏关系看，苏联持续加大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的军事部署，在战略上对华施加压力。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于1969年4月至10月间，每月召开二三次国际形势座谈会，先后向中央递交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篇报告。报告对中、美、苏战略关系的发展态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提出了恢复中美会谈、争取打破中美关系僵持局面的建议。

从中美关系看，两国在战略上都有缓和相互关系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采取孤立遏制政策，1950年到1953年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国扼杀企图。从此中美整整20年间，长期对立、彼此对峙，两国关系的转圜之路因而充满曲折与艰辛。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一文，提出美国应推动中国结束孤立、重返国际社会。这一现实主义宣言为其对华政策奠定了基础。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职，之后他思考将理念转化为行动。

外交“小步舞”解疑增信

为打开中美间坚冰，双方开启了一场精心设计的“小步舞”外交。双方通过多种渠道释放善意，逐步积累互信，推进两国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给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发备忘录，指示起草一份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报告。2月5日，基辛格向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发去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 14），要求他们全面审查对华政策；2月12日，基辛格提交初步建议。为避免国内政治干扰，美方最初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秘密外交渠道向中方传递信息。1969年7—8月，尼克松开启环球外交之旅，期间分别接触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请求他们担任中介，向中国传递美国愿实现关系正常化、不孤立中国、不介入中苏冲突的求和信息。

重启中美大使会谈成为探索对华缓和的重要渠道。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在南斯拉夫时装展上“追逐”中国外交官，传递尼克松希望进行“严肃、具体谈判”的口信。这一外交轶事迅速促成双方接触。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中美在华沙举行第135次和136次大使级会谈。

中方以中国政治哲学中含蓄的方式对美方传递的信息予以回应。1970年10月1日国庆，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并站在身边检阅游行队伍。《人民日报》12月25日头版刊登合影，释放明确的政治信号。但这信号，美方没有捕捉到。1970年10月，尼克松在华盛顿分别会见前来出席联合国成立25周年典礼的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两国领导人，提出派高级特使秘密访华。11月，罗马尼亚官员访华，转达了美国提出的可以派高级特使秘密访华的意愿，周恩来表示“尼克松自己来也可以”。12月9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也作出积极回应，巴基斯坦渠道随后成为中美联络的主要渠道。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与斯诺谈话，明确表示，“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这一谈话经斯诺在《生活》杂志发表。几天后被尼克松关注到，极大增强了美方对中方诚意的信心，从而加速了对华外交节奏。

经过近两年的多层次互动，双方互信逐步增强。1971年4月10日至17日，应中方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世乒赛的美国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1949年以来首批正式进入中国的美国团体，中美“小步舞”外交迎来高潮。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转交亲笔信，正式邀请基辛格秘密或公开访华，讨论尼克松访华事宜。尼克松称此信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这些内外配合的举措，极大缓和了两国氛围，被誉为“小球转动大球”。至此，中美缓和从试探阶段进入实质筹备阶段。

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

1971年7月9—11日，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以“波罗行动”为代号，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秘密访华。尼克松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总统进行预备性会谈。访华期间，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6次会谈，深入讨论国际形势、台湾问题等。此次秘密访问取得了积极且关键的成果。7月16日，中美双方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这一公告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此后，巴黎直接秘密渠道建立，由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负责，落实尼克松访华的具体安排。

同年10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再度访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其间，美方提出双方共同发表一份公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情况，得到毛泽东同意。在草拟公报方面，美方表面上更积极，觉得尼克松来一趟如果没有成果很难交代。中国觉得尼克松能亲自登门已经是中方一个成就，有一个文件也很好，实在谈不成也没关系。因此，双方就要不要谈公报很快达成了一致。

为了突出尼克松访问的成就，基辛格带来了一份由美国政府所有中国问题专家合力草拟的公报初稿。这份初稿竭力掩盖中美之间的分歧，用一系列外交辞令彰显所谓的共同点。周恩来建议可以采取“各说各的”原则，“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根据这一基本精神，中方人员提出了一份别具一格的公报草案。它十分明确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双边及国际一系列问题的观点与立场，然后，留下了几页空白由美国方面阐述他们的观点。显然，这是一份充满着观点分歧和对立的形式独特的联合公报。基辛格也认识到这是一份“前所未有”的公报草案，进而认为这种别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破解双方的难题。阐明分歧会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说明他们的利益受到了保护。如果双方能形成某种共同的立场，那么就显得很突出，表明这是坚持原则的领导人可靠的信念。在基辛格第二次访华期间，中美联合公报的结构和内容大体上都得到了商定，从而为尼克松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实现历史性的握手。但关于公报稿遗留问题的谈判一波三折。主要原因一是公报草案谈判已经过去近半年，内容需要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有所调整；二是基辛格回国后，鉴于美国国内某些势力的压力，美方企图重新修改公报中的一些措辞。就此，基辛格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进行了11轮磋商，其间他还两次单独求见周恩来。历经多轮交涉，1972年2月25日凌晨，双方终于就公报中的核心表述达成一致。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当天，中美在上海共同发表联合公报。

《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史上乃至2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之一。它标志着中美两国结束了长达23年的敌对与隔绝状态，开启了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被誉为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的核心成果。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更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基础，对当代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公报中，美方首次正式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些原则在随后的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和发展，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

随着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我国出现了建交高潮，到1972年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达88个，和1969年底相比，3年内翻了一番。这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回旋空间。公报没有像传统外交联合公报那样，用外交辞令掩饰双方的关系，而是采用“各说各的”模式，充分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因而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的一个创举。

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的要点，收录在《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二卷。这篇重要文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传播工作成效，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这一重大课题，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服务民族复兴、应对时代变局的战略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这一重要论断把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置于“两个大局”的历史方位加以谋划，它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组成部分，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

当前，国际舆论格局“西强我弱”的态势尚未根本改变，我国国际话语权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完全匹配，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全党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正式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国际传播由此成为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任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要求，就是把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国力转化为话语优势，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提炼为中国理论、转化为中国话语，让世界不仅听到中国声音，更能读懂中国道路、认同中国主张。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话语体系解决的是用什么概念和框架表达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强调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到要求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要求一以贯之、步步深入，旨在为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坚实的话语支撑。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根基在学理，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着力构建基础性话语、共通性话语、引领性话语；关键在融通，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让世界听得懂、愿意听；落脚在思想，不止于讲好中国故事，更要充分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归根结底是要让国外民众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叙事体系解决的是讲什么故事、怎样讲才能入脑入心的问题。构建中国叙事体系，基调在谦，要把握好开放自信、谦逊谦和的总基调；目标在信，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载体在文，要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要善于运用各种生动感人的事例，让国际社会透过故事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植根于自主知识体系。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作学理根基，中国话语就缺乏立得住的道理，中国叙事就缺乏讲得清的底气。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撑。

构建系统完备的战略传播体系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并明确要“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五力”构成了完整的战略目标体系：国际传播影响力是总目标，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分别从文化认同、情感距离、理性说服三个方面服务于这一目标，国际舆论引导力则指向复杂国际舆论环境中的主动塑造能力。“五力”相互作用、互为支撑，任何一项短板都会影响整体效能。

构建战略传播体系，意味着国际传播工作不能停留在单个部门、单个环节。围绕如何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构成从内容生产到机制保障的完整链条。

健全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机制。国际传播涉及面广、周期长、外溢效应强，必须依靠统一的战略规划避免分散用力。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把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纳入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要求各级党委（党组）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投入，各级领导干部主动做国际传播工作，主要负责同志“既要亲自抓，也要亲自做”，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全球化表达解决的是共同价值基础问题，区域化表达解决的是区域语境差异问题，分众化表达解决的是群体关切分化问题，三者并提，实质是要求国际传播从“一对多”的模式转向分层分类的精准供给。当前，网络空间和智能技术正在成为国际传播的关键变量，海外受众的信息获取方式深刻变化，传播阵地的重心也应随之转移。

深化人文交流，激发多元主体活力。“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文化传播的特点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其效果不体现在一时的舆论声量上，而体现在长期的认知积累中。“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深入开展各种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动，注重发挥民间力量和青年群体的作用，让更多人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

把握传播基调，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基调问题实质上是姿态问题：既要讲清中国立场，也要展现平等对话的诚意。同时“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做到有理有据、有力有节，主动设置议题、及时回应关切，牢牢掌握国际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建强专门人才队伍，夯实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组织基础。传播能力最终要靠组织和人才来承载。“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创新体制机制，把我们的制度优势、组织优势、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加强高校学科建设和后备人才培养，提升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水平。要把组织保障、人才保障、理论保障和机制保障同步立起来，为新征程上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提供坚实支撑。

大历史观视野下的“天下”情怀

《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韩毓海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今天，我们的学术工作，包括其他各方面工作，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往往就是缺乏所谓大局观。那么，什么是大局观？在这里，我认为首先要把什么是大历史观搞清楚。

“大历史观”这个说法，是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率先提出的。汤因比曾经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参加过1919年、1946年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而他最大的学术贡献，就是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最基本单位，这在历史研究中是开先河的。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制度保障，目的是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而和平是生存的前提，如果没有和平，生存都是问题，谈何发展？因此，汤因比说，政治是对秩序的追求。如果没有秩序，那么就没有世界和平。

汤因比认为，如果把这个所谓的世界秩序放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看，那么，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不过是“小历史”，而现代“民族国家”不过是实现西方利益最大化的政治形式。西方的近代史观是断裂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人似乎不知道，在近代西方兴起之前，人类还有“大历史”。这个大历史，就是以全人类的总体利益为目标的历史；体现这种大历史的政治形式，也并不是只有300年历史的西方现代“民族国家”，而是“世界国家”或者“世界性国家”。

于是，在著名的《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汤因比通过全面回溯总体的人类历史，通过建立大历史观，进而提出了“世界国家”或“世界性国家”这一重要范畴。

什么是“世界性国家”？汤因比指出：世界性国家的共同特点，在于以全人类的利益为目标，而不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都把维护和平作为人类生存的前提；都有包容的气度，承认人类有统一的追求，把延续人类文明作为责任；同时，都有自我更新的能力。

按照大历史观，世界上有三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一个是埃及文明，一个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个是中华文明，这三个文明都有世界视野、天下胸襟，都曾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世界性国家的发展，罗马帝国是世界性国家埃及的继承人，波斯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继承人，而随后的伊拉克、伊朗则都是波斯的继承人。

埃及和波斯这两个世界性国家，都属于广义的地中海文明。但是，同样是以大历史观观之，这两个世界性国家的传统都中断了，它们都没有经受住内部分裂的挑战，特别是西罗马帝国，它被后起的西方文明瓦解了。

和平，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而人类的文明是多元的，如果没有统一、连续的视野，没有包容的胸怀，就没有世界秩序，也就没有和平。因此，世界上唯一的历尽磨难，把统一性、连续性、包容性、和平性作为始终如一追求的世界性国家，就是中国。

汤因比作出这个“大历史判断”的时间，是在1965年，这个从大历史角度看世界的视野，随即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文明的研究者饶宗颐也对这个判断作出过解释。

饶宗颐的理由是：一、中国历来主张以世界的眼光看历史，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春秋公羊传》讲“太平世”，《大学》论“平天下”，铸就了中华文明“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襟怀。二、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立足于“天下”情怀。历史上的“正统论”，固然也曾局限于夷夏，但此于偏安之世则然；若大一统局面下，则地既无疆，天亦无外，“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有涵盖宇宙的气象。“天下”，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汤因比认为，与美国和苏联不同，中国革命的目标是非常现实的，这个目标就是中国的统一与复兴，为此中国脚踏实地，不惜一切代价。“当今的中国并无意建立世界统一。它的近期目标是恢复它的传统地位，该地位已在1840年以来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的侵略过程中失去了。中国正在努力弥补百年以来的种种逆境与羞辱造成的损失；它似乎将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这一目标。然而，它似乎也的确能够实现该目标。”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汤因比的主张是：要使人类在核技术的无政府时代避免终极毁灭，关键是看新中国怎么办。

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大历史”和“世界性国家”的研究，因为这个研究最与中国相关。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制造新的概念、范畴，我们的研究目标，依然是汤因比多年前的那个论断：中国是唯一尚存于世的“世界性国家”。中国向何处去，对全人类最为重要。

政治、制度之共识，依赖于文化的共识，文化的共识是在文化交流与阐释中形成的，尤其依赖于文化的阐释者——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的观点。而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的共识不止于此，文化共识的产生不仅依赖于知识分子，更依赖于社会运动，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动员，文化共识只能局限于社会的上层，而不能转化为有效的制度。正如离开五四运动，就不能理解新文化运动一样，离开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无法理解全部的中国知识活动。

关于中国之命运，关于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人们谈论了很久。什么是“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通过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中国的命运一经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新中国就会像太阳一样出现在世界东方。中国的命运，就是人类前进的方向。这一点，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因此，只有从大历史观去看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奋斗，才能看清中华民族的命运，看清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才能真正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今天，特别是在今天，我们也许比任何历史时代，都能更深刻地感受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两个横幅，乃是如此互为前提：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本文系《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一书序言，略有删节）

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我们党对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的关系认识越来越深入。党的二十大指出，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五次全会上对风腐同查同治作出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的相关决策为我们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实施路径。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叠加，给党风政风社风造成严重危害

“风腐”这个词放在一起是有特指的。“风”特指“不正之风”，尤其指的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腐”是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腐败问题。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叠加，危害加倍。

不正之风是腐败的温床，是腐败之前的量变，腐败是不正之风的质变。有的领导干部认为，只要工作努力，取得了成绩，作出了贡献，吃点喝点拿点无关大局，不算什么大事，组织上也不应该拿这些小事小节大做文章。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的。小事小节折射党性，如果不及时对所谓小事小节的不正之风进行遏制和处理，终究会演变成更严重的腐败行为。从大量违法犯罪领导干部的案例可以看出，领导干部违法犯罪都是从最初的一条烟、一瓶酒、一次违规吃喝、一次变相的旅游安排等人情来往开始的。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围猎，最终把领导干部拉下水，推向了违法犯罪的罪恶深渊。

不正之风不加以遏制就会演变成腐败行为，而腐败行为不加消除就会助长加剧不正之风，甚至催生新的作风问题。贪污受贿、以权谋私、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腐败行为既违法又乱纪，是和良好的党风政风社风格格不入的。某些领导干部的腐败行径得不到惩治，他们自身就会忘乎所以、肆意妄为，变本加厉地大搞特搞不正之风。对于其他一些想腐败又担心被查处的领导干部来说，如果看到腐败的领导干部没有受到查处，他们就会由观望状态迅速加入腐败的行列。如果群众看到腐败分子没有得到惩治，他们就会丧失信心，对腐败行为和不正之风漠然淡然看待，甚至也会效仿，导致社会正气无法得到彰显和弘扬。腐败行为如果不消除，有些领导干部就会深陷泥潭不能自拔，更加剧和助长了不正之风的蔓延和扩散。

风腐交织问题叠加对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伤。对于政党来说，党风决定着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交织缠绕败坏了党风，造成实际上的脱离群众，直接后果就是官僚主义盛行，轻则影响决策的科学性，重则动摇党的执政基础。对于国家来说，风腐交织破坏公平正义。搞不正之风的人和严重违纪违法的腐败分子，往往会结成利益集团，搞团团伙伙、利益交换，使权力运行偏离正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和市场经济秩序，阻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也可能会诱发系统性风险，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对于人民群众来说，风腐交织侵害群众切身利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增加办事成本，文山会海、督查考核泛滥加重基层负担。

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同根同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四风”和腐败问题互为表里，是腐败滋长的温床。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正确认识风腐交织问题提供了方法，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找到了路径。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互为表里，指的是有时不正之风是腐败问题的外在表现，腐败问题背后必定有不正之风，这里的不正之风是表，腐败问题是里；有时腐败问题是外在表现，而这些腐败问题又是不正之风转化而来的，这里的腐败问题是表，不正之风是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还有些不正之风也属于腐败范畴，比如，收受礼品、滥发奖金，摊派商品、公费旅游，江湖结义、投桃报李，购物卡、消费券到处发送，等等。在实践中，有些领导干部接受一些宴请、收受一些礼品，安排宴请和送礼品的人可能暂时不会提出什么要求，但是时间一长、次数一多，必然还会出现请托办事、发生权钱交易等行为。

从实践中看，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有所区别。比如，从处理方式上来说，不正之风适用于党纪处理的比较多，腐败问题特别是严重的腐败问题适用于法律处理的多。但是从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上说，二者却是一致的。从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的通报中可以发现几个高频词，“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等，其实这些就是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深层根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有些领导干部腐化堕落，说到底是丧失了理想信念。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信仰都决定了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风腐交织究其原因是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和滑坡，不能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往往背弃了初心使命，忘记了自己是谁、为了谁、从哪里来、将来要走向何方。“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是党章对党员义务的明确要求，腐化堕落的领导干部恰恰是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心口不一，欺骗组织、欺骗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执行或者选择性执行，这些行为都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

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当前不正之风和腐败交织叠加，增加了惩腐治风的难度。如果不从源头上刹住不正之风，只盯着腐败问题处理，不可能起到彻底干净的效果；如果作风建设的效果不好，对腐败治理形成的压倒性胜利成果就难以持久。持续深化惩腐治风不能“就风论风”“就腐论腐”，必须同查同治、健全机制，彻底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同查同治意味着治理风腐交织问题必须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同查同治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两个不同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两个环节的割裂。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重拳出击腐败现象，使领导干部既不敢腐败，也不敢有不正之风行为。查和治两种方式如果各自单独使用，治理风腐交织问题的效能就会递减。不能把查和治当成两个不同阶段，而要在整个反腐倡廉工作中一体推进。也就是说要统筹谋划查和治的措施，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打虎”“拍蝇”“猎狐”“驱蚊”多管齐下，对于腐败案件有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让反腐利剑高悬，形成长期震慑，对于不正之风也要严格查处，坚决消弭干部的侥幸心态。

同查风腐交织问题要求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同步深挖作风问题，在纠治不正之风时同步排查背后腐败线索，避免“就风查风、就腐查腐”。把“必问必核”落实到调查、审理、处置等环节。在审查调查环节，将被审查调查人的“四风”问题表现、动机及由风及腐的过程列为必谈必问内容，作为后续监督和治理的重要参考。在案件审理环节，将“四风”问题作为审理重点，纠正定性不准、应查未查等情况，确保风腐问题一并查清、一并处理。在线索处置环节，建立任务、责任、问题“三清单”机制，以在查案件为切入口，落实落细必问事项，既查清本人问题，又深挖涉及其他党员干部的“四风”线索。各地逐步对细化“必问必核”工作机制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有的地方实行“全面起底筛线索、部门联动汇线索、监督办案挖线索、深入群众找线索”工作方法；有的地方丰富调查取证手段，“同步问”“同步挖”“同步分析”，为风腐交织同查提供了有益借鉴。

同治风腐交织问题要求针对发现的共性问题，从制度、教育、监督等层面综合施策，铲除风腐滋生土壤。“查”不是最终目的，“治”才是最终的结果。“查”是为了“治”，“治”是为了更好地“查”。要把“治”的要求付诸铲除共性根源上。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对于一个腐败问题的案件，要举一反三，深挖案件背后的利益链条和潜规则，彻查违纪违法人员的思想滑坡、违法犯罪的深层次原因，从而引申出对行业、系统、单位整体拉网式检查，防止类似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强化警示教育，尤其用身边违纪违法案例强化震慑，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筑牢思想防线。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领头雁”和“排头兵”，从理想信念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在全社会营造以文化人、以文润德、以文养廉的浓厚氛围，促进廉洁政治建设，形成廉洁理念、廉洁典型，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同查和同治不能割裂，必须相互贯通、形成合力。责任相贯通。明确党委（党组）风腐同查同治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监委的监督责任；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责任。监督相贯通。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使各类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发挥监督体系的整体作用。信息相贯通。打破信息孤岛和壁垒，公安、审计、统计、财政、督查、巡察等部门获取的信息及时与纪检监察部门沟通、通报，在线索移送、案情通报等方面实现信息共享。

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阻断风腐互相演变势头，遏制危害愈演愈烈，才能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化顺利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成果才能不断得到巩固。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

以高质量学生工作支撑服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工作处于育人第一线，覆盖立德树人各方面、贯穿学生成长成才全过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着须臾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必须紧贴强国强军需要，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军铸才的特殊使命，切实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以高质量的学生工作支撑服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充分认识学生工作的重要意义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对国防军工高校而言，学生工作是关乎办学方向、军工报国、校园稳定的政治工作、战略工作、基础工作，地位特殊、任务特殊、作用特殊。

学生工作事关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学生工作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抓手，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决定着人才培养的政治底色，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必须把牢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始终把铸魂育人摆在首位，持续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厚植家国情怀，教育引导学生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培养出的时代新人政治可靠、立场坚定，听党话、跟党走。

学生工作事关军工报国鲜明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支撑国防事业发展、服务强国强军建设，是国防军工高校最鲜明的办学特色。国防科技的突破、大国重器的锻造，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优秀青年接续奋斗、久久为功。学生工作承担着涵养科学精神、塑造科研品格、校准价值坐标的重要职责。必须始终坚守为军铸才的特殊使命，深化军工使命教育、国防形势教育、岗位奉献教育，引导青年学子弘扬校训校风，树立强军志向、投身国防一线，全力续写总师辈出、英才涌现、报国建功的育人新答卷。

学生工作事关校园安全稳定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效防范化解学校安全风险，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线”。安全是发展的前提，稳定是办学的保障。对于国防军工高校，安全不仅是办学底线，更是政治底线。学生工作贴近学生一线，是识别风险的前沿哨所、防范舆情的坚固屏障、排除隐患的中坚力量。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常态化发现和化解各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有效处置突发事件，坚决守住政治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校园稳定安全，为高校事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

深刻把握学生工作的时代特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不懈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一号工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高校办学治校、育人育才的重要任务。要主动对标教育强国战略部署，从价值引领、安全屏障、育人载体等方面深刻把握学生工作的时代特点，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不断夯实育人根基、提升育人质量。

强化价值引领。多元社会思潮交织碰撞，学生成长环境复杂，学生易出现价值迷茫、信念动摇等问题，亟须通过鲜明的价值引领，筑牢思想根基，坚定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国防军工高校肩负着“为党育英才、为国铸重剑”的特殊使命，所培育的人才必须具备更加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更为深厚的家国情怀，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

筑牢安全屏障。网络环境复杂多变，虚假信息、错误思潮传播扩散渠道更加多元，风险诱因复杂性、隐蔽性显著增强，筑牢意识形态阵地面临严峻挑战；学生面临学业、就业、人际关系等多重压力，网络舆情、电信诈骗、心理危机等校园安全风险隐患交织叠加，亟须织密安全防护网络，守住学生成长成才的安全底线。学生学习科研中可能接触敏感信息和关键核心技术，境外势力渗透、策反和窃密的风险现实存在，亟须教育引导学生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刻绷紧安全保密之弦，始终做到知敬畏、明底线、守规矩。

丰富育人载体。学生成长环境、思想观念和认知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传统课堂说教模式吸引力减弱，网络空间、社会实践场景成为学生获取信息、成长发展的重要场域，单纯依靠课堂主渠道已难以满足学生成长需求，亟须拓展课内课外贯通、线上线下融合的多元育人载体，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吸引力和实效性。国防军工高校培育的是国防科技后备人才，学生既要练就服务强军事业的过硬本领，更要筑牢投身军工战线忠诚可靠的思想根基，特别需要充分挖掘、用足用好军工育人资源，加强针对性的国防军工教育，引导学生厚植军工报国情怀，积极投身国防科技事业。

努力成为学生工作的行家里手

新时代学生工作系统性、综合性特征日益凸显，学生工作干部必须主动转变理念观念，不断创新方式方法，着力在正确处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线下育人和网络育人、强化管理和赋能发展等三对关系上下功夫、见真章。

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并举，推动思政教育从“单向灌输”向“浸润铸魂”转变。显性教育以公开直接、规范系统的方式主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隐性教育依托环境氛围、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等载体潜移默化浸润熏陶，实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显性教育要追求“不说教”的亲和力，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和思想教育，立足学生认知特点和话语习惯，加强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用学生听得懂的语言、记得住的案例、能共鸣的情感，把宏大叙事融入身边故事、把基本原理变成生动道理，让显性教育有高度也有温度、有意义也有意思。隐性教育要强化“有方向”的引领力，把家国情怀、军工使命、为国铸剑的价值追求，系统融入学生活动、日常管理的全场景，深度嵌入校园文化、服务保障的各细节，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坚定理想追求、校准价值坐标，在知行合一中锤炼意志品格、增长能力才干，切实推动铸魂育人落实落细、见行见效。

坚持线下育人和网络育人并举，推动育人场域从“单一场景”向“多域协同”转变。当代大学生作为伴随互联网长大的一代，网络是学生获取信息、交流思想最常用、最主要的渠道，也是各类思潮交锋、风险隐患传导最前沿、最活跃的场域。要丰富完善线下育人，进一步激发辅导员、班主任、任课老师、导师、行业总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各育人主体深入班级课堂、党团活动、学生社区、大院大所等育人场域，常态化与学生开展面对面沟通、心贴心关爱、手把手指导，联动家庭、社会各方力量夯实有深度、有温度的线下育人根基。建强用好网络育人，自觉提高学网用网管网治网的能力，主动掌握学生的网言网语和用网习惯，面对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及时发声，面对思想困惑的关键节点亮明观点，面对杂音噪音的干扰误导敢于引导，同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网络育人的实践路径，打造有立场、有力度的网络育人空间，实现育人无死角、教育全覆盖。

坚持强化管理和赋能发展并举，推动成长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强化管理和赋能发展是服务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内容。强化管理通过明晰的制度约束、严谨的行为规范和富有温度的教育引导，夯实学生教育管理基础；赋能发展通过搭建平台、供给资源、正向激励等方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持续强化管理，校规校纪、运行机制、安全屏障是保障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础，既要让学生知道红线在哪里、底线是什么，又要讲清楚遵规守纪的意义和价值，也要强化制度执行，教育引导学生从被动遵守转向主动认同，让纪律规矩意识真正内化为学生的行为自觉。主动赋能发展，丰富学业提升、科研创新、社会实践、素质锻炼等载体，为学生增长才干提供广阔空间；统筹用好导师指导、项目扶持、实践机会、生涯规划、就业引导等要素，匹配不同学生差异化成长需求；健全完善评价表彰机制，选树先进典型，激发学生成长内生动力，引导学生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君子求诸己

《论语·卫灵公》载：“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作为儒家修身体系的核心命题，这句古训精准界定了君子与小人的价值分野与处世境界。相较于一般处世格言，“君子求诸己”并非简单的道德规劝，而是一套完整、自洽且层层递进的修身逻辑，涵盖心性认知、处世准则、行为范式与人生格局。相较于向外攀援、归咎外物的浅层处世方式，君子所求之“己”，是本心、是德行、是能力、是格局，核心是将人生进退、事业成败、人际得失的根本归因归于自身，以自我修持应对世间万变。

“君子求诸己”的第一层含义是为己之学、向内归心的认知自觉，破除向外归因的思维桎梏。儒家修身之学，本质是“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之学”。孔子创立的修身体系，始终强调修养的内生性、自主性，认为人生的终极成长从来不是取悦他人、依附外物，而是完善自我、充盈本心。所谓“求诸己”，首要便是扭转世人惯有的外求思维。常人在境遇不顺、事功不成、人际不和时，多怨天道不公、环境制约、他人过失，而君子独求诸心、反视诸己。这种认知的核心转变，是境界的根本跃升。孟子承续孔子思想，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精准注解这一内涵，将其确立为君子立身的底层思维。同时，儒家“仁者如射”的譬喻更为直白。“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射箭不中，不归咎风向、场地、对手，而是审视自身姿态、技法、心性的不足。人生处世亦是如此，所有外境的困顿，本质都是自我修为的缺憾，这是“求诸己”最本源、最基础的核心内涵。

第二层含义是躬自厚责、改过迁善的修身自律，彰显严于律己的道德操守。“君子求诸己”绝非抽象的思维理念，而是具象可践的道德准则，集中体现为孔子“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处世要求。这一内涵清晰划分了君子与庸人的行为边界。庸人对人严、对己纵，惯于放纵自我、苛责他人，终日挑剔外界瑕疵，从不审视自身缺憾；君子则对己严、对人宽，以极高的道德标准约束自我，以包容宽厚之心待人处世。求诸己，不在于终身无过，而在于知过能改、有过必省。人无完人，世事纷繁，行事有失、言语有偏、认知有狭，皆是常态。君子的可贵之处，便是不以过失为耻，而以不省、不改过为耻。始终保持慎独慎微、自省自新的状态。无事之时涵养本心、恪守德行，杜绝懈怠放纵；有事之时直面疏漏、主动复盘，省察自身不足。这种主动自律、主动改过的品格，是“求诸己”修身内涵的核心要义，也是儒家千百年来推崇的修身正道。

第三层含义是自立自强、反躬成事的担当精神，塑造主动笃行的人生范式。很多人误读“求诸己”为消极内敛、自我苛责、与世无争，实则恰恰相反。外求者，依赖境遇、依附他人、坐等机遇，最终被外物裹挟、被时势困住，陷入“等靠怨弃”的消极循环；求己者，笃信命运由己、成败在我，不寄希望于侥幸、不依托他人助力，凡事立足自身、主动作为。这是一种极致的人生主动性。机遇不足，则自修本领以待时变；境遇困顿，则自砺心性以破困局；处事受挫，则自补短板以求精进。儒家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修身进阶，正是这一内涵的层层升华。从独善其身的自我精进，到兼济他人的处世担当，所有成长与突破的核心，始终是自我修炼、自我赋能、自我成就。向内求索，从来不是退缩，而是最坚实的成长底气。

第四层含义是容人恕物、豁达通透的人生格局，涵养宽厚谦和的处世境界。“求诸己”的深层价值，不止于修身成事，更在于重塑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成就开阔通透的人生格局。真正做到凡事反求诸己之人，必然跳出狭隘偏执、怨怼计较的认知困境。因为常省自身，故而深知人人皆有短板、事事皆有缺憾，故而能包容他人的不足、谅解世事的不完美。庸人求诸人，终日盯着他人过失、纠结世事不公，最终心态失衡、格局狭隘；君子求诸己，终日打磨自身德行、精进自身本领，无暇苛责外物、计较得失。这种格局，是对“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深度践行：对内时时砥砺、毫不松懈，对外包容谦和、宽厚待人。不攀不比、不怨不嗔，以自我的端正包容世间的参差，以自我的精进接纳人生的起落，这是“君子求诸己”最高阶的精神内涵。

在当下社会，“君子求诸己”的智慧，正是破解内心焦虑、实现自我成长的最优路径。坚守向内归心的自觉、自省自律的操守、自立成事的担当、宽厚谦和的格局，方能以自我革新应对世事变迁、以修身笃行成就人生价值。

让体育运动成为群众的生活方式

贵州“村超”现场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这一重要论述精准锚定了新时代体育事业发展的核心价值与时代使命。体育既是守护人民健康的民生基石，也是勾勒健康中国的鲜明底色，更是建设体育强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民族复兴根基的重要支撑。

回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历程，体育的全民属性、时代属性、民生属性不断凸显，从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挥毫写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持续部署“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我国体育事业完成了从全民体育到竞技体育优先，再到“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转型。随着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群众身边的诸如热闹非凡的“村超”“城超”，以及农民体育赛事等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推动体育运动更好地滋养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夯实体育强国根基的必然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要继续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深耕体育生活化。全民健身作为体育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其普及程度、参与广度、群众认可度，直接决定体育强国建设的成色与质量。体育生活化看似是个体生活习惯的改变，实则是健康中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微观落地，更是体育价值回归民生本源、推动全民健康从“被动医疗”转向“主动健身”的社会转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生活节奏快、社交场景少、慢性病、亚健康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而将体育运动嵌入通勤、休闲、旅游等生活要素则能够有效补齐城市民生服务短板，从源头筑牢全民健康防线的同时，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此，《全民健身计划（2026——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在相关政策引导下，推动生活体育化应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推动群众身边体育运动空间扩容，深入实施群众体育“六个身边”工程，强化全民体育健康科普、广泛宣传全民健身典型案例、推动体育融入日常生活场景，让运动真正融入工作、学习、生活全过程、全场景，进而促进人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

推进健身常态化。健身常态化是体育生活化的核心延伸和落地保障。体育生活化侧重理念重塑、习惯培育、文化浸润，健身常态化则是聚焦机制构建、场景保障、长效落地，彻底告别“阶段性健身”“跟风式运动”的短期行为，从根本上预防慢性病、改善亚健康状态，构建“主动健康”的生活模式。《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为此，全国各地持续推进城市体育空间提质升级，探索出一系列适配城市治理的创新模式，让“体育公园”“口袋运动场”“桥下空间”等“小而美”的运动空间全面融入城市肌理、走进群众身边。各地依托城市更新契机，大力推进“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建设，以社区为核心、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碎片化空间，推动健身空间全覆盖、均等化、便民化，以彻底解决群众“健身远、无场地健身”等空间不足的痛点。与此同时，健全常态化健身活动机制，构建“市级有赛事、区级有活动、社区有日常、小区有互动”的四级全民健身活动体系，实现全民健身全年常态化开展。

落实服务精准化。服务精准化是新时代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重要论述的具体体现。随着全民健康意识持续提升，群众健身需求升级为品质化、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因此，应打破传统体育服务“一刀切、同质化、全覆盖无差别”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聚焦“精准对接、按需供给、靶向服务”。精准摸排不同区域、不同社区的人群结构、健身需求、场地设施等，因地制宜满足不同人群、不同区域、不同场景、不同需求的差异化健身诉求。同时，构建分层分类的健身服务体系，精准匹配资源、精准供给服务、精准破解痛点，实现全民健身服务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逐步完成从“有服务”向“优服务、适服务、暖服务”升级，让体育运动真正适配每一个群体、惠及每一位群众，最大化释放体育的民生价值。

让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是顺应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民生工程，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基础工程，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核心工程，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赋能工程。持续推动“体育+”的深度融合，让体育运动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融入日常点滴、贯穿生命全程，成为全民最普及、最常态、最幸福的生活方式，以全民体育赋能全民健康、以全民健康托举幸福民生、以体育发展助力民族复兴，为全面建设健康中国、体育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健康动力和民生力量。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中秋节，又称仲秋节、八月节、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团圆节、月夕等，是以仲秋月圆之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为标志性时间的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中秋节起源与月亮密切相关。

我国素有重视月亮的传统，先秦时期已形成秋分夕月的国家礼制，汉魏南北朝时期出现望月、玩月的文人活动。至唐代，在源远流长的重月传统基础之上，出现“今夜月明人尽望”以及聚会宴饮的社会风尚，并广泛流传着嫦娥奔月、吴刚伐桂、唐明皇游月宫、嵩岳嫁女等传说和传奇故事，中秋节由此形成，赏月、玩月风尚在宫廷与民间盛行。宋代以后，中秋节持续传承发展，习俗活动日益丰富，主要包括祭月拜月、赏月玩月、阖家团聚、品尝月饼、庆贺丰收等，成为地位仅次于春节的民俗大节。2006年，中秋节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中秋博饼、佛山秋色、泽州中秋习俗、秋夕、大坑舞火龙、朝鲜族秋夕节、吉安中秋烧塔习俗等一批富有地方色彩的习俗活动，也相继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彰显了中秋节习俗的多样性和传播的广泛性。

中秋节并不只在我国流传。伴随着历史上频繁的文化交流与人口迁徙，中秋节不断由我国向海外传播，在东亚、东南亚乃至全球华人社群中传承，并因地制宜地形成丰富多样的节日“过法”。中秋节的海外传播，历史上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其他国家主动借鉴带来的习俗传播，主要发生在东亚文化圈；二是华人迁徙带动的民俗向外扩散，主要发生在东亚文化圈之外。

日本江户时期的思想家熊泽蕃山曾经说：“中华为四海之师国，对日本有大功也。礼乐、书数、宫室、衣服、舟车、农具、武具、医药、针灸、官职、位阶、军法、弓马之道，以至其外百工技艺，无一不从中华而来。”这段话高度概括了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巨大影响。当然这段话并不仅仅适用于日本。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华文化都是东亚地区最先进的文化，为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追慕和效仿，以至“正朔本乎夏时，衣裳同乎汉制”，成为东亚地区的普遍现象。中秋节最早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传出中国的，并与历法的传播密切相关。

历法作为依据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定的时间计量体系，既是记录时间、安排生产生活的标尺，也是节日形成和传承的基础。我国早在《尚书》中已经记载“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的阴阳合历，但根据《晋书》“倭人传”记载，当时的日本仍然处于“不知正岁四节，但计秋收之时，以为年纪”的无历法时代。至迟公元7世纪，我国的历法传入日本，虽然不同历史时期日本采用的历法不同，或用《元嘉历》《麟德历》，或用《大衍历》《五纪历》《宣明历》，但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的阴阳合历，这为我国节日文化深刻影响日本提供了重要前提。

具体到中秋节，其在日本传播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根据文献记载，公元9世纪日本贵族文人已开始在八月十五夜举行赏月宴会赋诗的活动，这可从平安初期贵族岛田忠臣的《田氏家集》中所收“八月十五夜宴月”“八月十五夜惜月”诗中看得非常清楚。而这一年中行事的兴起，明显是唐风影响所致。之后，相似的活动也在宫廷中举办。比如延喜九年（公元909年）八月十五夜，宇多上皇就召集文人到亭子院，以“月影浮秋池”为题，让众人作诗。随着时代的发展，江户时中秋节已经在民间普及开来。根据19世纪成书的喜田川守贞《守贞谩稿》的记载：“八月十五日称为芋名月。江户地方供奉圆形的月见团子；京都、大阪一带使用芋头形状的团子。搭配芒草、芋头、栗子，供献于月。”可见此时中秋节还形成了专门的祭月习俗和相应的节日物品，其中月见团子颇具代表性。有学者认为，十五日夜供团子，是对中国中秋节供月饼的效仿，借以表达对家庭圆满的盼望。有意思的是，除了八月十五日，日本还有一个“九月十三日称作豆名月”，这个日子与八月十五日一样都要赏月，“将二者合观，称为双赏月。只观赏其中一方，叫作‘片见月’”。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自1873年起废止传统阴阳合历，全面采用西历，要求所有传统岁时节日，一律移到西历对应的日期举办，这一历法改革深刻改变了日本中秋节的传承形态。尽管如今日本全民参与中秋节的盛况已很少见，但是月见团子、芒草等文化符号延续至今，部分地区依旧坚持旧历八月十五赏月的习俗，从中可以窥见中秋节对日本持久的历史影响。

在韩国和朝鲜，中秋节名为秋夕、中秋、嘉俳等，为民俗所重。正如金迈淳《洌阳岁时记》所说：“是月也，百物成熟，中秋又称佳节，故民间最重。是日虽穷乡下户，例皆酿稻为酒、杀鸡为馔，肴果之品侈然满盘。……士大夫家以正朝、寒食、中秋、冬至四名日行墓祭，而正至或有不行者，惟寒食中秋为盛，而寒食又不如中秋之盛。”另外，其习俗也深受中华文化影响。《高丽史·睿宗世家》记载：“王以中秋率文臣玩月于重光便殿，御制咏月诗，其末联云：他日吾民跻富寿，好酬佳节燕公卿。命文臣和进。”可见，在高丽王朝时期，赏月、赋诗、宴饮等习俗均在王室和上层文人中流传开来。此外，秋夕的茶礼（祭祖）、扫墓、阖家团圆等习俗，也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当然，朝鲜半岛上的秋夕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松饼是其最重要的节日食品，拔河是其重要的娱乐活动。又有羌羌水月来舞，主要流行在韩国西南部，是一种收获与丰产的季节性仪式。如今，秋夕仍是韩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拥有三天法定假期。节日期间民众返乡团聚，举行“茶礼”祭祖，前往祖坟省墓，制作节令食品松饼，亲友间互赠礼物，活态传承这一源远流长的节日传统。

中秋节在越南的传播与流行也有很长的历史。李仁宗天符睿武二年（1121年）所立《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记载，升龙城内于八月十五举行游船、水傀儡、灯会等活动，证明至迟12世纪，中秋节俗已在李朝都城官方层面展开。潘继炳《越南风俗》显示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间中秋节俗的丰富性：白天做供桌祭祀祖先，晚上摆供桌赏月，供桌上摆放月饼、水果，孩子们则成群结队地玩耍，或手提花灯游行、舞狮等。越南还广泛流传着阿贵月宫榕树传说。相传阿贵栽种一棵神榕树，因妻子不慎以污水浇灌树根，榕树飞天，阿贵紧抓树根一同飞入月中。每逢八月十五，孩童提灯巡游，正是点亮道路，盼望阿贵重返人间，而月亮上的阴影，正是阿贵与神榕树。在今天的越南，中秋是兼具团圆节、望月节、儿童节多重身份的全民节日。届时街市遍布花灯、月饼，儿童提灯游行、舞狮嬉戏，一派热闹景象。

华人的迁徙，是中秋节在东亚文化圈之外广为传播与流行的主要原因。人是文化的载体，当人们移居至新的环境时，往往会自觉地保留并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明清以来，大量华人下南洋，中秋节随之传入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其他亚洲国家。在地华人把中秋作为维系故土记忆、凝聚社群认同的重要载体，一方面延续既有节俗，一方面因地制宜形成新的过法。比如在马来西亚，华人会在家团聚、吃月饼，还在公共场所举行舞龙舞狮、提灯游行、游园会等活动。在泰国，中秋节又被称为“拜月节”，每逢中秋，泰国的华人家庭都会准备月饼、水果、莲藕等供奉月神，祈求家庭美满幸福。柚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食物，寓意团团圆圆、甜甜蜜蜜。月饼也是重要的节令美食，口味多达数十种，除传统的莲蓉、五仁等馅料外，还有颇具泰国特色的榴莲、椰子等口味。在欧美、大洋洲等地区，华人华侨社群同样延续中秋文化，举办中秋雅集、晚会，品鉴月饼等。移民不仅在自身群体内部延续节日传统，也通过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使中秋节逐渐影响周围的非华人群体。这种文化交流不仅拓展了中秋节的传播范围，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让中秋节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与接受。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播与演变，中秋节如今不仅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而且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流行。同源共生的中秋节已经成为诸多国家共享的文化符号，同时又因为本土化和在地化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

福建船政：两岸同胞休戚与共的历史见证

鸦片战争后，列强环伺中国，海疆屡遭侵逼，台湾孤悬海外，防务尤急。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倡洋务、兴船政、建水师渐成时代共识。1866年，左宗棠奏请设局造船，船政在福州马尾设立，开启了中国近代造船工业、海军建设与海洋教育的先河。船政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台海安危、台湾建设深度关联，以海防守疆土、以实业建宝岛、以文脉连两岸，在闽台关系史上写下厚重篇章，成为两岸命运相依、休戚与共的鲜活历史见证。

海防筑基，船政撑起台海安全屏障

晚清国门洞开，西方列强与东邻日本频频染指东南海疆，台湾因其重要战略地位，成为外敌窥伺的焦点。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台湾沿海屡遭侵扰，清政府却因海防薄弱无力抵御。福建船政肩负起自强御侮、守护台海的使命，开启了中国近代海防与造船工业的探索之路。

福建船政从多个维度筑牢台海防御根基。舰船制造上，船政从仿制到自主研发，逐步掌握近代造船核心技术，累计建成40余艘近代船舰。船政轮船舰队的主力舰船几乎全部由其装备，北洋与南洋水师中也有相当大比例的主力舰只出自船政。其中，“扬武”号成为亚洲第一艘自造巡洋舰。航运互通上，船政建造“万年清”“伏波”等兵商两用舰船，开辟福州至基隆定期航线。这些船只往返运送米、盐、煤等物资，承担军队调遣、文报传递与海难救援重任，让海峡从天堑变为通途，以物资流通维系台海经济命脉，筑牢两岸联系纽带。人才培育上，船政学堂开创中国近代海军教育先河，聘请洋员传授造船、航海、轮机等技艺，选派学生赴英法留学，培养出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近代海军军官与工程技术人才。这批精英日后奔赴台海防务一线，成为守护海疆、建设台湾的中坚力量。

1874年，日本以琉球贡船船民在台湾原住民部落遇害一事为借口出兵侵台，日军登陆琅峤，攻占牡丹社、高士佛社等多处部落，企图长久侵占台湾。由于当时台湾原住民地区管控薄弱、陆路交通闭塞，防务存在漏洞，清政府急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船政自建十余艘主力战舰及船政学堂培育的核心骨干跨海赴台。

6月中旬，沈葆桢抵台，一边与日军交涉撤军，一边部署全岛防务：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调派商船运送军械；抽调6500名淮军驻防凤山，陆上防务由台湾镇总兵、台湾兵备道分掌南北两路。海上方面，以“扬武”“飞云”等六舰常驻澎湖，扼守海峡咽喉；“福星”守台北、“万年清”驻厦门、“济安”护福州，多艘船政舰船部署，构建起了严密的防御网。与此同时，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火药等军械弹药，士气为之大振。侵台日军饱受暑热与水土不服等问题困扰，军中疫病蔓延，眼见在军事上难以取胜，最终于12月撤出台湾。

牡丹社事件后，清廷确立了以“御外侮”为核心的台湾防务观，朝野上下对台湾的战略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左宗棠指台湾如“左右手之可护头项脊背”，要“亟为严之防，不可一日弛也”。两江总督李宗羲称台湾“实为中国第一门户”。沈葆桢亦强调“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为统筹闽台防务与海防建设，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沈葆桢联衔上《会筹全台大局疏》，倡议巡抚兼顾闽台两省事务，指出“凡台湾所需，取办于船政者十盖八九”，“若另设一省，恐船政不能连成一气”，凸显福建船政与台湾海防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

由此，闽台海防融为一体，船政舰船常态化巡弋台海，清廷对台湾防务由消极应付转向主动规划建设，一改过往台湾海防薄弱局面。

新政兴台，船政开启宝岛近代化征程

御侮之外，沈葆桢等人深刻洞悉，稳固台湾的根本在建设、在发展、在民心。他力主废除“禁止内地人民渡台”“限制汉人入山”的封禁旧制，以“开山抚番”为核心，开启台湾近代化治理新篇章。此后，丁日昌、刘铭传等船政精英接续发力，从治理、实业、通信三方面全面革新，让台湾从封闭边陲迈向近代化前沿。

行政治理与民生文教同步推进。行政上，台湾府从一府四县拓展为二府八县，建制日趋完善，中央治理效能显著提升；改革台湾营伍，裁汰冗员、严肃军纪，加强防卫能力，整顿班兵制度，实行异地调防。民生上，废除禁垦令，鼓励闽粤民众渡台开垦，加速土地开发与人口集聚；设立抚垦机构，招抚少数民族，妥善安置并帮助解决其生产生活问题；又立示禁碑，申明“买补仓粮应在粟谷处所按照时值，就市公示标购”“现买现交，不准指派累民”，以此整饬基层吏治。文教上，沈葆桢与王凯泰联合监修《训番俚言》，仿《三字经》，用五字韵文编成基础教材，便于番民学童诵读，此后又推行《劝番歌》，以“仁义礼智信”教化民众；同时奏准修建延平郡王祠，崇祀郑成功，强化两岸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沈葆桢奏称，各社送番童“学语言文字，以达其情；习拜跪礼让，以柔其气”，番民“无不俯首帖服”，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由此渐入人心。

实业与通信建设实现历史性突破。丁日昌任福建巡抚兼理船政期间，引进西方技术设备，开发中国首座近代煤矿——基隆煤矿，破解台湾近代工业能源瓶颈，同时开展石油勘探，为资源开发奠定基础。刘铭传主政台湾后，进一步推动近代化建设：建成基隆至台北至新竹的台湾第一条铁路，改善陆上交通；兴办邮政、设立商务局，繁荣两岸商贸。在经济政策带动下，闽台对渡口岸兴盛，商行会馆林立，经济联系空前紧密。在通信领域，丁日昌主持建成旗后至台湾府城电报线，这是中国人自主修建和掌管的第一条电报线；1887年，刘铭传主持建成中国首条自主建设的跨海电缆——福州川石岛至台湾淡水海底电缆。这条电缆全长117海里，以“飞捷”号水线船敷设，船政电报学堂毕业生担任技术骨干，从开工到竣工仅历时两月即告完成。电缆开通后，台湾与大陆之间军情政令瞬息可达，改变了过往“音信不通”的困局。在无卫星、无互联网的年代，这条电缆成为联结两岸的“信息纽带”，将台湾与祖国紧密相连。

从防务巩固到治理革新，从实业兴邦到信息联通，船政引领的近代化建设，让台湾实现全方位蜕变。基隆煤矿、台湾铁路、闽台海底电缆等一系列创举，均以船政的技术、人才、设备为支撑。台湾近代化的每一步，都深深镌刻着船政印记，闽台产业互补、经济互通、发展共生的格局就此形成。

160年风雨兼程。福建船政的物质遗存虽已历经沧桑，但其文化内核却始终是联结闽台的精神纽带。闽台自古山海同源、血脉相连，福建船政的创立，更是将两岸融合提升至了国家海防与发展的战略高度。福建船政的历史，就是一部闽台守望相助、共生共荣的历史。它以海防守护台湾安全，以建设推动台湾发展，以文化凝聚两岸民心，用铁一般的史实印证：闽台一体是历史与现实的必然，两岸同胞始终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构建以支持家庭发展为核心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筹推进生育政策、服务管理制度、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和治理机制综合改革”，“要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十五五”规划纲要着眼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明确部署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健全育幼服务体系、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等重点任务，为推动构建以支持家庭发展为核心的生育友好型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重要主体。伴随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家庭结构功能发生深刻变迁，加快健全家庭发展支持政策体系、积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既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也是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生育支持政策需要从关注个体向关注家庭转变

家庭是连接个体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社会治理的稳定基石。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智能化、市场化进程加快推进，传统家庭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及生产、养育、教育功能发生了深刻变化，构建以家庭发展为核心的支持体系日益成为新时代人口工作的迫切要求。

数字智能社会加速演进，正在重塑家庭发展的技术与社会条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新能源等通用技术加快应用，个体的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社交方式发生深刻转型，传统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分工、情感支持、照护安排面临重新调整。与此同时，数字平台经济、灵活就业、远程办公等新型生产方式带来工作与家庭边界的模糊，使青年群体在组建家庭、生育养育、赡养老人等重大事项上面临新的压力，家庭传统的代际互助、情感慰藉功能呈现弱化趋势。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外移。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社会化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传统家庭的部分功能，个体对家庭的依赖度降低，组建家庭的内在激励相应减弱。同时，社会流动加速、代际分居普遍，传统家庭“代际接力”式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趋于弱化，家庭的代际支持与代内互助能力都需要通过制度化安排予以重塑和加强。

社会风险不确定性增加，家庭发展的脆弱性更加凸显。经济周期波动、技术快速迭代、就业形态变化、突发公共事件等多重风险叠加，使家庭面临的外部冲击更为频繁、传导更为复杂。家庭作为“风险共担的小单元”，难以独自应对跨领域、跨周期、跨区域的社会风险，迫切需要以政策化、社会化的方式增强家庭抵御风险、恢复发展的韧性，推动家庭发展支持从“家庭自助”向“社会共济”转型。

总体看，我国正经历着人口结构与家庭形态的双重变迁，家庭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关系离散化、功能专业化趋势叠加，传统的“个体—家庭”二元生育支持框架已难以适应家庭发展的实际需要，迫切需要把支持重心从个体转向家庭，加快构建以家庭发展为核心、以全生命周期为视角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亟须打好“减负”与“激励”组合拳

当前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一系列现实短板，传统婚姻家庭观念正在快速转变，新型婚育文化重塑尚未完成，积极婚育观仍然有待强化。一是部分地方对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认识还不够到位。一些部门对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战略意义、对构建家庭友好政策体系的紧迫性缺乏深刻理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财政投入、督查考核等机制有待健全。二是育龄人群的生育观念日益多元化。生育动机多样化，青年更加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平衡更受重视，婚姻、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少生优生成为青年一代的主流观念，一些人选择降低生育孩子数量，采用更加精细化的抚养方式，追求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三是社交媒体的算法推荐机制逐渐强化青年婚育认知的个体化、极端化倾向。当前，形式多样的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形塑青年婚育观念的主要场景。算法推荐机制通过影响信息的可见度、重复度和排序方式，可能造成放大恐惧情绪、推高婚恋成本预期、营造虚假社会共识、降低权威信息可见度等认知偏差。

同时也要看到，生育意愿是生育行为的“潜在变量”，成本约束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基础变量”。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社会的生存、生活已高度依赖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婚嫁、住房、教育、托育、赡养等家庭重大事项都主要通过社会化服务与商品化支出实现，婚育成本已构成影响青年家庭生育决策的关键约束。当前，迫切需要降低的婚育成本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婚嫁成本，高额彩礼、婚礼支出等“婚姻门槛”对适婚青年，特别是农村青年及家庭形成明显的经济压力。二是住房成本，购房压力、租房稳定性不足等问题直接影响家庭组建与扩大的意愿。三是养育教育成本，从孕产、托育、幼儿园到基础教育、课外培训的全链条投入快速增长，“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焦虑成为抑制二孩、三孩生育的重要因素。婚育成本高直接影响青年对未来生活的积极预期，进一步弱化结婚意愿与生育意愿向生育行为的有效转化，迫切需要打出降低婚育成本的“组合拳”，让“生得起、养得好、教得好”成为可预期的社会现实。

加快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友好型社会

生育友好，本质上是对家庭友好的政策表达。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立足家庭发展的宏观背景，精准把握家庭变迁的内在规律，以支持家庭发展为主线，以减轻家庭负担、激发家庭活力、增强家庭韧性为重点，加快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生育支持政策的集成设计与综合减负能力。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经济支持、时间支持、服务支持、文化支持的有机衔接。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的育儿补贴制度，整合孕产补助、生育津贴、入托补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各类现金支持，让“生孩子少花钱、不花钱”成为可及的政策预期。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将灵活就业人员、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群体有序纳入保障范围，逐步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让“想生而不能生、不敢生”的群体得到有效支持。完善与婴幼儿照护劳动相容的假期制度，明确配偶护理假、育儿假、独生子女父母住院护理假等假期的成本分担渠道，推动假期制度从“纸面权利”向“实际福利”转化。

加快健全0—6岁育幼一体化服务体系。着眼儿童早期发展，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建立常态化运营补贴、人才激励、质量监管机制，统筹规划布局学前教育和婴幼儿托育服务资源，加快实现普惠育幼服务逐步免费化。构建以托育综合服务中心为标杆，公办托育机构、幼儿园托班和公建民营机构为骨干，以社区嵌入式托育和家庭托育点为支撑的“1+N”托育服务网络，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安全性和家庭认可度。完善托育服务综合监管制度，强化标准规范、师资资质、安全保障，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加大对农村脱贫地区、流动人口集聚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倾斜，补齐欠发达地区育幼服务的短板。

构建覆盖婚恋—生育—养育—教育—赡养全过程的友好型政策环境。减轻教育负担，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建立同人口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供给机制，推动基础教育从“补短板”向“提质量”转变。减轻住房负担，加快完善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针对新婚家庭、多子女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实施差异化住房支持，让青年家庭、新婚家庭“住得起、住得安”。优化就业环境，全面落实反就业歧视和性别平等政策，纠正就业市场中的生育歧视，增强男性育儿意识，推动父母共担责任，构建性别友好的就业环境。

启动新时代婚育价值认知提升工程。构建全渠道婚育价值传播体系，在主流媒体开设婚育公益专栏，阐释生育支持政策和积极婚育观，在高校、园区、新业态群体等社群搭建公益婚恋平台，在社交媒体投放婚育公益短视频与微短剧，与家庭类博主合作传播“适龄婚育、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理念，引导平台算法向婚育正向内容倾斜，形成“国家倡导、平台运营、算法协同、群众参与”的新型婚育文化传播格局，使育龄人群对婚姻家庭价值形成稳定积极预期。

健全家庭发展支持政策的统筹协调与要素保障机制。加强党对人口工作和家庭发展工作的全面领导，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和家庭发展支持纳入地方综合考核体系，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体责任。健全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立家庭发展支出在公共财政中的合理占比，建立人口流入地与流出地的成本转移支付机制，明确政府、单位、家庭、个人之间的成本分担比例。加快建立人口家庭动态监测和统计制度，完善人口服务管理综合信息平台，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前瞻性。健全生育支持政策评估机制，借鉴国际经验建立家庭政策前置审查制度，确保各类政策与生育友好、家庭友好政策导向保持一致。

需要认识到，“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是“生育支持政策”的简单替代，而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制度等多个维度的系统工程。“生育友好”本质上是对“婚”的友好、对“教”的友好、对“业”的友好、对“居”的友好、对“养”的友好、对“老”的友好，其核心是通过政策协同、文化涵育、社会共建，让家庭成为人口再生产的稳定支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源泉。要把支持家庭发展作为积极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的基础性战略，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与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女性友好型社会、老年友好型社会有机衔接、相得益彰，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所有家庭，让亿万家庭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健康和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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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为酉月，《说文解字》有言：“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酎酒。”甲骨文中的“酉”字，本就是尖底酒坛的象形。其本义为酒器，引申为酒，又引申为成熟、收敛。秋风吹熟五谷，中秋恰是粮成待酿的时节。暑气渐消、月轮渐满，杏花村里的汾酒也循着四时节律，沐着明月清辉，把中秋的团圆意韵，早早揉进了每一缸清香佳酿之中。

好酿始于好粮，高粱是汾酒酿造的核心原料。中秋前后，以北纬36度到45度优质种植地理带为基准，从山西长治到松辽平原、科尔沁草原、祁连山下，汾酒布局的各大原粮基地里，专属的酿酒高粱陆续成熟，穗沉粒满，尽收归仓。这些吸足大地温度的谷物，即将在杏花村的水土里，完成从粮食到美酒的蜕变。水为酒之血，《礼记·月令》记载的酿酒“六必”准则中亦有“水泉必香”的说法。汾酒取用杏花村深层地下岩溶水酿造，水质呈天然弱碱性，含有多种有益于发酵的矿物质，造就了汾酒爽净澄澈的本味。一方水土育一方佳酿，杏花村独有的微生物群落与当地气候水土相生相融，造就了难以复制的自然禀赋。固态地缸发酵工艺，更将这份得天独厚的禀赋发挥到了极致。“清”字贯穿汾酒酿造始终，“清蒸二次清，一清到底”，谷物历经28天发酵，最终酿成清亮透明、气味芳郁的美酒，素有入口绵、落口甜、饮后有余香的美誉。

杏花村的酒香，早在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飘起。杏花村东堡遗址发掘出的“小口尖底瓮”酒具，恰能与甲骨文中“酉”字的象形遥遥呼应。可以想见，远古先民在秋收之后，用新收的五谷酿下第一坛酒，来祭祀、聚饮，庆祝一年的丰收。汾酒文化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浸透着五谷生养的厚重底色，从远古孕育至今，绵延从未断绝。

唐宋时期，“乾和酒”已名动天下，唐代诗人杜牧写下“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千古名句。元明之际，蒸馏烧酒技艺成熟，其核心工艺正是汾酒沿用至今的“清蒸二次清”工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烧酒之法脱胎于此。明末清初傅山题“得造花香”、清代袁枚《随园食单》记载“汾酒乃烧酒之至狠者”，都是汾酒品质的历史注脚。明清两代，汾酒的酒香顺着晋商的驼铃走遍大江南北，酿造技艺也随之播撒到全国各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山西高粱汾酒作为中国白酒代表斩获最高奖项——甲等大奖章，在世界舞台印下中国白酒的印记。2006年，“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时至中秋，月照九州，地缸里新醅初酿，杯盏中汾香正浓。举杯相对，饮下的不只是一杯好酒，更是从秋收时节一路传递而来的关于圆满和相聚的祝福。一盏汾酒，盛着四时流转的时序，藏着数千年坚守的匠心，也映着人间岁岁年年的月圆与团圆。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向墨江县捐赠图书

本报讯 9月21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定点帮扶图书捐赠仪式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举行。此次捐赠图书共计6273册，累计价值近30万元，包括党的创新理论、党史党建等理论学习用书，也包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实用图书。各类图书按照类别和用途分配至全县15个乡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定点帮扶村，以及县委党校、县总工会、团县委、县妇联、县供销社等单位。

此次爱心赠书活动，是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深耕文化赋能、心系基层发展、助力边疆县域文化建设的暖心之举，也是进一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智志双扶走深走实，促进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提高基层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能力的重要实践。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定点帮扶墨江县10余年来，始终将智志双扶作为工作重点。近两年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累计投资300余万元建设英语听力口语标准化考试教室、多媒体教室和看台等校园设施，协调捐赠教育物资280余万元，投入近70万元设立助学金，资助困难家庭学生1100余人次，助力墨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将继续帮扶支持墨江县各项事业发展，助力更多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把智志双扶实绩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力量，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墨江篇章。

安徽省委党校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教育培训走深走实

本报讯 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将其作为教学的必修课、常修课和重点课，扎实有效抓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

进一步构建科学班次体系。办好基本培训班次，统筹布局培训对象和学制，在所有主体班次全覆盖开设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课程，确保基本培训对象应训尽训。会同省委组织部及省直相关部门，举办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研讨班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暨2026年党务组工干部综合能力提升”等培训班次，扩大培训覆盖面、受益面，积极服务全省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举办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体备课会和师资专题培训班，引导教师从政治站位、问题导向、理论贡献、实践价值、世界意义等多个维度讲深讲透习近平党建思想，增强教学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学术水平、专业水平。

进一步打造完备内容体系。坚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等列为重点研读书目，及时更新现有教学专题，组织编写案例教材，深化理论武装。对照“十四个坚持”等重点内容，通过共备共用、指定开发、委托开发等多种形式，组织开发相关分论课程，录制系列网络课程，构建“1+14”课程矩阵。组织教师深入基层一线调研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安徽的生动实践，推动将调研成果转化为鲜活讲题内容，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针对课程讲授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发布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项课题，加强科研攻关，助力课程打磨提升。

进一步完善培训方式体系。大力推行研究式教学，综合运用讲授式和互动式教学方法，加大案例教学力度。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的安徽生动实践，聚焦党性教育、基层党建等领域，科学串联现场教学点，精心打造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学思践悟现场教学路线。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持续开展省、市、县三级党校主体班“学思想、重践行”学员攻坚克难工作案例课前分享活动，遴选优秀案例录制微课程供全省党员、干部学习，促进互学互鉴、共同提高。常态化开展学员讲堂、学员论坛、“两带来”问题交流等教学活动，加强学员跨班、对口、跨省交流，促进教学相长、学学相长。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好课共享”“直播课堂”等形式，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同质等效直达市、县党校。

（樊如茵）

江苏省召开设区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座谈会

本报讯 9月4日，江苏省设区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座谈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交流工作、总结经验，更好推进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杨明出席并讲话。

会议指出，全省党校（行政学院）要牢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上来。

会议强调，要在坚持党校姓党上更加坚定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在加强教学培训上更加规范精准，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严格规范开展党性教育，与时俱进做好履职能力培训。要在提升科研水平上更加积极主动，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更好服务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要在推进队伍建设上更加务实有效，坚持引育并举、畅通实践渠道，不断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要在推进从严治校上更加扎实有力，把严的要求、严的标准、严的措施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

13家设区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及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昆山分校（分院）负责同志围绕学习贯彻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结合办学实际作交流发言。

（苏校轩）

湖北省委党校举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提升支点建设服务质效”专题读书班

本报讯 “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北的重要任务和光荣使命。9月1日至10日，湖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提升支点建设服务质效”专题读书班。与会人员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部署，立足党校主责主业谈体会、理思路、查不足、找对策，会场气氛热烈，研讨务实深入，凝聚起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强大合力。

本次专题读书班坚持理论研学与示范引领并举、集中导学与分层研讨结合，自开班以来，通过专题辅导、专家导学、个人自学、支部研讨、成果转化等形式，组织教职工原原本本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和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公报，在逐篇研读中把握精髓要义，在对标检视中校准履职方向，努力找准党校服务支点建设的切入点、发力点，彰显党校政治学校独特价值。

“党校三尺讲台不是喧嚣旁观的看台，而是守牢政治方向的桥头堡。”湖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肖阳在专题读书班主题报告会上谈道，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就是要聚焦全会部署的重点任务，深入挖掘荆楚大地鲜活案例，以匠心精神打磨精品课程，把党校讲台打造成为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宣讲省委全会部署、服务支点建设的前沿阵地。

经济学与经济管理教研部教师们围绕全会部署的“六个创新”展开热烈讨论，教研部主任郝华勇表示，将组织骨干教师集体备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等方向打磨专题课程，深入企业和建设一线挖掘鲜活实践案例，把全省发展的“主战场”变成党校教学的“活课堂”。

教务处负责同志在交流研讨中表示，将组织开展专题辅导，原汁原味解读省委全会精神，讲深讲透“三步走”的总体安排、“六个创新、六个打造”的顶层设计，剖析解读科技创新最前沿、产业发展第一线的鲜活案例，组织学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足迹开展体验式教学，帮助学员把握大局大势、强化支点意识。

信息化管理处（湖北干部网络学院）同志在交流研讨中形成共识：要发挥线上阵地优势，迭代“主课堂+分课堂+云课堂”模式，建强用好湖北干部网络学院，放大省委党校讲堂辐射效能，推动“支点建设干部讲堂”优质课程直达市县党校，补齐基层干部培训资源短板。

下一步，湖北省委党校将把读书班的成果转化为服务支点建设的具体行动，紧扣省委“六个创新、六个打造”战略部署，开设系统课程，办好支点建设干部讲堂，抓实干部履职能力培训；强化有组织科研和决策咨询，聚焦支点建设所需产出高质量对策成果；严格落实从严治校、质量立校要求，持续锻造高素质党校教职工队伍，努力为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贡献党校智慧和力量。

（楚晓轩）

山东省委党校着力打造党校智库品牌

本报讯 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深化有组织科研，多渠道多举措推出高质量咨政成果，着力打造山东党校智库品牌。2023年至2025年，咨政报告获省部级领导签批数量实现三连增。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决策咨询部，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对策性研究，为省委和省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深化有组织科研，着眼组建大团队、解决大问题、作出大贡献，研究出台《关于推动科研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制定《“十五五”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发展规划》《“十五五”学科建设发展规划》，细化科研“登峰”工程与决策咨询“汇智”工程重点任务，优化“平台承接——专家领衔——团队攻关”组织模式，不断提升科研能力和管理水平。邀请相关专家，通过“名师讲堂”、专题辅导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教研人员在政策分析、实地调研、咨政写作等方面的业务培训。优化决策咨询工作流程，完善三级联审机制，建立健全全流程政治把关机制，对所有咨政选题、研究过程、成果报送进行严格审核。

加强需求对接。与20余个省直部门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每季度召开选题联席会，通过定期对接、联合调研、共同策划，紧贴决策需求确定选题。围绕山东省“十五五”规划编制、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采取领导“点题”、部门“荐题”、专家“定题”、学员“论题”等方式梳理形成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的重点选题。通过动态跟踪中央、省委和省政府的最新部署，每月定期发布《热点选题动态》，常态化为教师和学员提供热点选题。

完善攻关模式。推动“开门办智库”，积极探索“党校+部门”“党校+高校”“党校+研究机构”“党校+企业”等协同攻关模式。依托全省党校建立纵向联动机制，搭建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形成“省级引导、市级组织、县级参与”的研究链条和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研究格局，建立年度咨政重点方向清单，组织引导全省党校教研人员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教学重点、科研热点与咨政难点深度融合，鼓励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高层次论文成果转化为咨政建议，推动优质签批成果进课堂、进教材，实现教研咨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充分发挥学员优势，创新推动学员全程参与咨政报告的选题策划、调研、成果评估等工作。

推动转化应用。建立“批示采纳率”“政策转化率”量化指标，产出一批研究“见底”、管用有效的成果。对高质量咨政成果，组织教研人员再深化、再提升，打造一批站位高、研判准、举措实、可操作的精品力作。加强与省直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对有决策价值的研究成果，组织研究团队深入对接、持续跟踪，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举措。2025年，共有3项成果获第二届省政府决策咨询奖。

（常晋 孟宏恩）

黑龙江省委党校召开“强党性守纪律讲规矩”主题教育会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意识形态工作不断走深走实，9月18日，黑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强党性守纪律讲规矩”主题教育会。教育长史彦泽传达有关文件精神，并对2026年秋季学期教学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体教职工务必自觉增强政治意识，严防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加强学员管理和研究生管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出国（境）报备手续，密切关注青年群体思想动态；严肃课堂纪律，强化正面引导，坚决抵制各类错误思潮和有害言论；科学对待人工智能，在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教学活动时，准确把握适用边界，防范各类衍生风险隐患。

会议强调，要加强沟通配合，提升工作质效，全面做好秋季学期课程开发、科研咨政、学员管理等各项工作。严格执行集体备课制度，自觉按时完成备课，保障课程时效性，提升课程质量；综合协调安排，鼓励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到主体班听课，推动教学相长；加强分类指导，提升学员科研咨政积极性，做好中青班决咨报告相关工作；增进师生了解，适时举办导师见面会，实现研究生导师科学精准匹配。

教研部门全体教师，教务处全体党员干部，机关党委、学员处、研究生处、培训处和干部教育研究中心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福建省委党校部署秋季学期学员管理工作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陈辉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学员管理工作意见建议，研究部署秋季学期学员管理工作。

会议指出，学员管理是实现党校（行政学院）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是联结教与学的桥梁，对提升学员理论学习、党性锻炼和履职能力的质效有着重要作用。

会议对学员管理工作提出“四个有”的要求：一是要有“范”。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学员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班主任思想引领、行为示范、学风带动的作用，开展好导学、促学、督学，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二是要有“度”。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把握好管理尺度、服务分寸、工作边界，既体现组织关怀，又维护管理权威，让学员在从严从紧的氛围中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三是要有“方”。深刻把握学员管理内在规律，做好与教学工作的衔接配合，凝聚齐抓共管合力；常态化倾听学员心声，及时梳理意见建议，不断优化完善管理举措。四是要有“矩”。坚持从严治校基本方针，严格培训规定，健全管理制度，做到依规管理、按章办事，切实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

福建省委党校教务处、公务员培训处、学员工作处、干部教师进修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李亮斌）

广东省党校（行政学院）哲学年会召开

本报讯 9月12日，“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讨会暨2026年广东省党校（行政学院）哲学年会在湛江召开，本次会议由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和湛江市委党校（行政学院）联合举办。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院）委委员、教育长周峰，湛江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何路阳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指出，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党校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五路大军”的重要力量，要牢牢把握“两个结合”的根本路径，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从“百千万工程”、绿美广东生态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等鲜活实践中提炼主体性、原创性理论观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学术依赖。

会议强调，全省党校（行政学院）要坚守党校姓党根本原则，把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要更好承担起“为党献策”重要职责，坚持实事求是，深化田野调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为党委政府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要建强哲学学科人才队伍，营造崇实尚新学术生态，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

会上，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朱辉宇教授、华侨大学科研院院长薛秀军教授作主旨报告。朱辉宇教授紧紧围绕“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系统阐释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八对关系；薛秀军教授围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四重意蕴，系统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丰富内涵。两场主旨报告立意高远、视野宏阔，为与会专家学者带来深刻哲学启迪。

在交流研讨环节，来自广东省委党校和东莞、梅州、汕头、河源、湛江等地党校的6名教师代表，结合教学科研实际交流研究成果。与会人员还开展分组研讨、分组汇报，围绕年会主题开展充分学术交流。

来自广东省各地市级党校及海口市委党校的论文作者代表，校（院）科研处负责人、哲学教研部全体教师和哲学专业研究生共80余人参加会议。

陕西省委党校巩固拓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本报讯 近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校（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常务副校长（副院长）范永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领会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上来。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新时代党校使命担当，持续凝聚奋进合力，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校（院）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促进各项工作任务见行见效。

会议强调，校（院）通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强化分层分类理论学习、警示教育筑牢思想根基；深化学用融合，做强教学科研咨政主业，提升管理服务保障水平；从严推进整改整治，健全制度机制，建强师资队伍，抓实宣传阵地建设，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校（院）高质量发展实效。下一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要持续深化理论学习，持续狠抓整改整治，持续从严锤炼作风，持续健全制度体系，持续提升办学质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更好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

会议要求，当前校（院）发展进入“三年强基”的收官阶段，全体教职工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持续深化内涵式建设，努力在基本培训提质增效、科研咨政成果产出、系统联动协同发展、服务保障优化提升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校（院）实现“五年一流”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何璐）

甘肃省委党校调研学员管理工作

本报讯 近日，甘肃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唐斫带队开展学员管理工作调研并主持召开学员管理工作调研座谈会，听取进修部、培训部主要负责同志工作汇报和部门同志交流发言，重点围绕构建亲清师生关系作出安排部署。

会议强调，党校是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管理是实现党校培训目标的重要环节和抓手。要充分认识建立亲清师生关系的基本要求及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准确把握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正确处理师生关系的制度遵循，严格对标党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落细落实校（院）学员管理各项制度规定，依靠制度刚性立住标尺、守牢底线，为校（院）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作风保证。

会议指出，近年来，校（院）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培训纪律持续收紧、学员党性锤炼走深走实、考核评价机制日趋健全，学员管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还存在思想认知有偏差、制度执行有温差、风险意识不牢、担当作为有短板等问题。要深刻汲取反面案例教训，以案明纪、以案促改，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真正把纪律规矩刻印于心、外化于行。

会议要求，构建风清气正、和谐纯粹的新时代党校师生关系，关键在落实好“亲、清、严、实”四字准则。要以“亲”润心，涵养师生情谊，做到亲而有度、亲而有方、亲而有为；要以“清”为界，守牢交往底线，做到处事清正、交往清爽、立身清白；要以“严”立规，筑牢纪律屏障，坚持严以治教、严以治学、严以执纪；要以“实”固本，夯实办学治校根基，做到作风扎实、履职严实、成效务实。学员管理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守育人初心，锤炼专业本领，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守正创新，提升管理效能，注重抓细抓常，当好示范表率，以队伍强保障管理优、风气正，奋力推动校（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质增效。

哈尔滨市委党校举办秋季学期“送课下基层”首场活动

本报讯 为巩固“1+18”全市党校系统发展格局，推进基层党校基本培训工作，持续推动优质教学资源向基层延伸，哈尔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首场送课下基层专场活动于近日在道外区委党校举办。

本次送课紧扣基层干部履职刚需与年度培训重点，精准匹配基层干部能力提升的现实需要。哈尔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和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王宏蕾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为题开展专题辅导。授课牢牢锚定党性教育核心主线，立足时代发展大局，围绕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者”，通过理论阐释、逻辑梳理，系统解读我国粮食安全工作的重大意义、核心要义与实践方向，引导基层党员干部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大局观念，不断增强履职尽责的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本次送课主题突出、内涵丰富、务实深刻。他们将切实把学习所得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工作动力，立足岗位笃行实干。

下一步，哈尔滨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将持续聚焦基层党员干部培训需求，深入推进基层党校的送课活动，深化“教学交流、科研协作、人才共育、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服务融合”工作机制，助力全市基层党校教学水平提质增效。

济南市委党校举办“足迹——荣光鉴初心笃行铸一流”主题活动

本报讯 近日，济南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足迹——荣光鉴初心笃行铸一流”主题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济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陈阳出席并讲话。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扈书乘主持。

陈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牢牢把握党校姓党根本原则；始终坚持为党育才，不断提高教学培训质效；始终坚持为党献策，持续提升科研咨政能力水平；始终坚持人才强校，切实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始终坚持事争一流，全面提升办学治校水平，努力实现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工作新突破。

主题活动设置“明心”“砺心”“凝心”三个篇章，通过主题讲述、成果展示、专题访谈、情景演绎、视频短片等形式，回顾济南市委党校（行政学院）近年来的发展历程，诠释党校工作者的初心底色，礼赞党校教师的耕耘奉献，展现新时代党校人的精神风貌，进一步激励全市党校（行政学院）坚守初心、锚定一流、拉升标杆、接续奋进，以实干笃行推动校（院）事业再上新台阶、实现新跃升。

（贾赛）

以协同联动提升县级党校科研水平

《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指出，科研是党校（行政学院）的基础工作，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工作应当密切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加强理论研究、对策研究。作为培训基层党员干部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县级党校的科研水平直接关系到党校办学质量和干部成长底色。云南省德宏州委党校采取协同联动的方式，有效破解县级党校课题立项率低、科研力量薄弱和成果发表难的问题，助力提升县级党校科研水平。

强化课题协同联动，聚力破解课题“立项难”问题。一是构建结对帮扶机制，提升课题申报质量。建立州委党校骨干教师与县级党校“一对一”结对挂钩机制，围绕选题论证、文本打磨、申报书填写等关键环节，形成全流程帮扶体系，着力解决县级党校课题选题不精准、论证不充分、文本不规范等突出问题。二是开放课题申报渠道，推动资源共建共享。打破层级壁垒，消除信息不对称，实现课题资源向县级党校延伸。2026年，州委党校与州社科联首次探索开展“联合专项课题”，明确支持县级党校申报并给予一定资金配套，有效拓宽了县级党校课题申报渠道，激发了教研人员科研积极性。三是构建梯度化培育体系，夯实课题研究根基。分层分类推进课题打磨与申报，形成“省部级课题——厅局级课题——县处级课题”分级培育格局，以系统化、阶梯式培育夯实研究基础，稳步提升课题申报立项成功率。2026年1月至今，德宏州5个县级党校共获州厅级课题立项7项、县处级课题立项21项，立项率明显提升。

强化教研协同联动，聚力破解“队伍弱”难题。一是动态开展“上派下挂”机制，强化人才双向交流，让州级党校骨干教师下沉一线“手把手”传帮带，让县级党校青年教师上派跟班“接天线”、熟业务。2026年，州委党校选派2名骨干教师赴县级党校挂职副校长，瑞丽、盈江两个县级党校各选派1名青年教师到州委党校跟班锻炼，有效促进了人才双向流动。二是固定化举办年度党校系统师资培训班，聚焦课题申报、论文发表、决策咨询报告撰写等重点业务，设置专题授课、实操演练、案例剖析、互动答疑等教学模块，精准补齐县级党校教师科研咨政业务弱项。三是精准化选派骨干教师赴上级党校学习研修，让选派研修教师对标前沿教研理念，借鉴科研咨政先进经验，提升课题研究能力。2025年以来，州委党校已统筹选派12名县级党校教师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云南省委党校学习研修。

健全成果联动转化机制，聚力破解“发文难”问题。一是搭建刊发平台，破解基层发表难题。州委党校依托学校主办的《德宏论坛》期刊，面向县级党校教师广泛征集科研成果，实行常态化组稿、定期化刊发。2025年至今，《德宏论坛》共刊发文章67篇，其中刊发县级党校教师文章21篇。同时，州委党校还利用与县级党校结对挂钩机制，积极帮助县级党校教师修改和推送论文到相关期刊公开发表。2025年以来，已帮助县级党校推送7篇文章在《云南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二是聚焦现实痛点，提升决策咨询质效。州委党校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州委工作要求，紧盯现实发展中的难点堵点问题，以州县党校联合攻关方式撰写报送决策咨询报告，有力提升县级党校“为党献策”的能力和水平。2025年以来，州委党校已帮助县级党校教师撰写报送决策咨询报告5篇，其中有3篇获得了厅级及以上领导批示，尤其是2026年4月瑞丽市委党校教师为主执笔的1篇决策咨询报告被中央有关方面采用，实现全州范围内县级党校决策咨询报告中央级采用“零的突破”。三是打通转化链条，推动教研咨融合发展。建立“科研促教学、教学反哺科研”的双向转化机制，将优质科研成果融入干部教育培训课程，把最新理论研究、基层调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专题课程，丰富干部培训内容体系，提升教学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系云南省德宏州委党校科研科科长）

铸牢国防意识淬炼担当本领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赋予了全民国防教育更高的使命任务与时代内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具备较高的国防素养，发挥在全民国防教育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北京市朝阳区委党校（行政学院）紧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部署要求，依托“学习强国”国防教育微阵地，整合盘活现有场地资源，打造国防教育教室，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保障机制，探索出一条“阵地筑基、课程铸魂、实践赋能、机制强管”的国防教育新路径。

建强国防教育主阵地，打造“可触可感”的教学空间。坚持高标准建设、高效能利用，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建成集理论教学、器械体验、模拟射击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防教育教室，为领导干部提供坚实的平台支撑。针对传统国防教育“重理论、轻实践”的短板，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充分发挥退役军人教师的专业优势，科学规划、统筹整合、系统推进，2026年3月，正式挂牌“北京市国防动员宣传教育基地”。坚持“功能分区、场景多元、学训结合”的原则，将500余平方米的教室空间划分为三大功能区域，分别为理论教学区、器械体验区以及模拟射击区。实现从课堂到训场、从理论到实践的全链条教学。依托数字化训练系统，打造沉浸式、交互式教学场景。

构建国防教育课程体系，形成“铸魂强能”的育人链条。坚持把课程建设作为国防教育的核心内容，构建“理论筑基、实训强能、体验铸魂”课程体系，让学员在学习中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实战本领、厚植家国情怀。强化思想引领，筑牢政治忠诚；聚焦实战实训，锤炼过硬本领；注重情景体验，厚植家国情怀；深化总结交流，推动成果转化。

健全国防教育教室管理机制，夯实“规范有序”的保障根基。坚持严标准管理、全链条保障、全过程管控，通过规范流程、强化责任，确保国防教育不走过场、落地见效。严格军事化管理，锤炼过硬作风；从严全流程保密，筑牢安全防线；规范化运维管理，保障常态长效。

深化国防教育学思践并重，巩固“信念如磐”的国防意识。朝阳区委党校（行政学院）始终以建设“有特色的一流基层党校”为目标，将国防教育深度嵌入干部教育全流程，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在服务全民国防教育大局中彰显党校价值、展现党校担当，推动全区国防意识由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深化政治整训，筑牢服务区域发展的国防政治根基；锚定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强化服务区域中心工作的国防动员思维；深化数字化战略赋能，推动国防教育成果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

强化整体意识推动党校智库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校发展一定要有整体意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要求“党校（行政学院）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应当面向社会，加强与党委和政府部门、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的合作交流”。广州市委党校努力承担为党献策重要职责，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整体意识，推动形成“党校牵头、多方合作、协同联动、一体发力”的智库建设新格局，有效提升了决策咨询质量。

以协同联动为重点构建智库工作体系。“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谋划、整合资源，不断增强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是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广州市委党校坚持开门办智库，联合中山大学等在穗高校、科研院所、党政部门、主流媒体等10家单位，共同构建“协同联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成果共创”的智库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多层级上下联动、多学科交叉互补、多领域交流合作”的重大主题快速响应机制和联合攻关机制，专业高效赋能决策咨询。在组织架构上，设立联席会作为议事决策机构，秘书处挂靠广州市委党校科研处，明确“联席会定方向、秘书处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厘清各方职责边界。在流程管理上，建立“前期规划引导、中期精准辅导、后期持续聚焦”全流程管理机制，围绕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发布选题意向，协调推进联合调研、学术沙龙等活动项目实施，确保研究始终精准对接决策需求。在响应措施上，构建重大主题快速响应机制，针对即时性重大选题，迅速组建跨单位、跨学科协作团队，让智库声音快速抵达决策视野。在交流平台上，各单位以共享为理念自愿申办或轮流承办有关学术会议，开展专题讲座等交流活动，形成“选题共商、课题共研、成果共享”良性循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旨在推动协同攻关系统集成，促进研究要素顺畅流动，提升智库工作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

以课题攻关为牵引整合决策咨询力量。广州市委党校坚持以系统思维谋划年度智库课题，形成以重大课题为牵引，带动其他课题开展研究的架构体系。制定《广州市委党校（广州行政学院）“夯实科研之基”科研咨政工作行动方案》，在进一步凝练各教研教辅部门的学科定位、研究领域与重点研究方向的同时，联结起校外各科研协作单位的学科专业优势，实现智库研究与学科建设、专业优势的互补，让学科专业滋养智库建设，让智库建设提升学科专业影响力，通过长期学术研究增强政策建议的含金量，形成基础扎实、方向聚焦、重点明确、特色鲜明的科研咨政学术体系。比如，在党史党建研究领域，党校充分发挥学科优势，立足广州在改革开放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将改革开放作为主题，与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合作开展相关研究；联合广州日报社构建“党校+党媒”理论传播模式，开设“党校之声”“红棉策论”等专栏，推动智库成果既进决策视野，又入群众心坎。在城市治理研究领域，加强与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部门的合作，共享政务数据和业务场景，为智库研究提供实证支撑。通过学科共建、项目合作和协同研究等方式，加强与不同类型智库和相关部门的合作，真正实现“研究一个问题、形成一批成果、推动一项工作”，努力把智库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以队伍建设为抓手夯实决策咨询支撑。广州市委党校紧扣党校发展所需系统谋划队伍建设，努力为高水平决策咨询提供人才支撑。科研处组织各教研教辅部门围绕高水平期刊发文、高层次课题立项、高层级咨政报告获批、高端人才项目入选等，对教研人员近5年的科研咨政成果信息进行梳理，全面分析教研人员的科研咨政优势特长和短板不足，通过搭平台、练内功、创生态等“培土性”工作，努力打造结构合理的“学术带头人——科研咨政骨干——青年创新英才”人才梯队。一是开拓育才平台，着力培养学术带头人。充分发挥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基地、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重点基地、广州市党建研究基地等7个科研平台的支撑作用，促进教研人员把优势进一步做优、把特长进一步做强。目前，部分教研人员已经能够连续在“三报一刊”发文、在高层次学术研讨活动中与专家深度交流对话，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逐步成长为学术带头人。二是持续锤炼内功，着力培养科研咨政骨干。把教研人员“练内功”作为一项常规性工作持续抓牢抓实，将科研写作、蹲点调研、读书分享、学理阐释、选题规划等作为“练内功”的主要内容，通过技法交流会、有组织调研、读书分享会、工作复盘会、青蓝工作坊等活动，让教研人员交流心得经验、碰撞思想火花。此外，借助校外科研合作单位平台，选派教研人员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举办的全国高校师资研讨会，与来自全国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交流学习。三是优化科研生态，着力培养青年创新英才。创新科研管理服务，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以有组织科研培育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新的学科融合。积极构建“活力型”研究生态，为新进教研人员适应、熟悉党校科研工作指方向、创条件、给机会，形成全方位多维度发展模式，大力培养青年学术骨干。

（作者系广州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打造党校合作培训特色品牌

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指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之间应当加强在教学、科研、决策咨询、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建立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发挥整体优势。”为充分发挥党校培训资源优势，更好肩负起为党育才神圣职责，山东省日照市委党校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入探索合作办学新途径，积极打造党校合作培训特色品牌。2025年以来，在圆满完成基本培训主体班次任务基础上，承办各类合作培训班次270余期、培训学员2.7万余人，呈现出“基本培训稳步推进、合作培训增量提质”的良好局面。

做强培训品牌。充分发挥党校作为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优势，全力打造具有日照特色的合作培训品牌。一是将现场教学作为重要支撑。坚持重点项目推进到哪里，现场教学就延伸在哪里。精心打造港产城融合发展、阳光海岸绿道等10条现场教学精品线路和日照先进钢铁制造产业集群、五莲山——白鹭湾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莒国古城等50余个现场教学点，形成“铸魂”“深蓝”“绿韵”“共富”“文脉”五大教学矩阵。二是将市外培训作为重要补充。加强与市外相关部门单位的联系合作，持续优化合作培训班次结构。2025年以来，承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省直单位等各类市外班次130余期、培训学员1.14万余人，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办学质量不断提高。三是将服务地方发展作为重要着力点。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合作培训把上级领导机关、兄弟单位迎接到日照家门口，搭建起市直单位与培训单位之间的交流平台，有效推进日照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形成全社会支持党校办好培训的生动局面。

整合培训资源。以办好合作培训为抓手，推动优质干部教育培训资源在更大范围共享。一是扩大培训范围。针对未纳入基本培训范围的企事业单位业务培训，突出“急需紧缺”“实战化”特色，相继承办市直部门单位“点题式”专题培训70余期，共享党校基本培训优质资源，有效提升部门业务培训质效，优化延伸了党校培训业务链条。二是提高教学质量。探索建立基本培训与合作培训课程联动机制，积极推进好课共享、以课带课、借训促训。2025年以来，以举办合作培训为契机，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200余人次来日照授课，在校主体班次学员、党校全体教师同堂听课，开阔了视野、深化了认知，大幅提升了基本培训授课质量和教师讲课水平。三是完善办学管理。组建20余名专兼职人员队伍，统筹服务合作培训班次的课程设计、线路安排、学员管理、教学组织以及交通、食宿、应急等事宜，提高了办班流程规范化、培训管理科学化水平。

拓展培训路径。立足实际，不断优化和完善办班形式、培训模式。一是盘活各类学员资源、组织资源、行业资源。联合市直部门积极争取国家部委、省直单位来日照开展干部培训，动员各方力量组织开展“拓班”行动。党委支持、部门配合，汇聚成推动党校发展的强大力量，2025年举办的合作培训班次数量大幅增加，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影响力持续提升。二是创新“线上推介+线下走访”宣传模式。积极在主流媒体推出典型报道、重头稿件，全方位介绍日照市委党校合作培训的做法特点、优势成效，增强合作培训吸引力。校委会成员带头开展合作培训走访30余次，先后对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甘肃以及省内100多家部门单位，不断拓展开门办学稳定合作关系。三是加强统筹调配。整合市县资源，一体化打造特色课程库和骨干师资库，实现资源全市共享，有效解决人员不足、资源不够的难题，增强了合作培训持续发展能力，形成基本培训与合作培训相互促进、党校事业与日照发展同频共进的良好局面。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委党校）

把深化“三同”实践锻炼作为学员党性教育必修环节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牢牢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把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实践锻炼作为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党性教育的必修环节。坚持严抓学风管理，依托基层实践淬炼党性，组织学员走出机关、深入乡村，扎根基层一线经风雨、砺初心、长才干，推动党性教育实现从“课堂听”到“实地干”的深度延伸，打造理论铸魂、实践砺能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统筹布局夯实基础，规范管理明确标准。校（院）遵循中青年干部成长规律，将“三同”实践锻炼深度融入学员培训全过程，统一标准、全域覆盖、精细筹备，推动实践锻炼落地见效、常态推进。一是规范教学设置，统一管理标准。将“三同”实践锻炼明确为中青班必修教学模块，每期安排两周时间，设置进村入户、劳动体验、民情调研、为民办事四项核心任务。结合各“三同”教学点实际，制定《“三同”实践锻炼工作手册》，细化目标任务、活动内容、纪律要求等事项，做到有方案、有督导、有记录、有总结，以制度化手段保障实践锻炼质量不打折扣。二是拓展教学布局，丰富历练场景。自2008年第一个教学点——吴忠市同心县张家塬村教学点启动以来，“三同”教学点逐步拓展至西吉、隆德、泾源、海原、红寺堡等多个县区乡村，覆盖六盘山区、黄河沿岸、西海固腹地及生态移民新村。教学点涵盖山区、川区、移民安置区等不同类型乡村，有效推动学员全面了解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方面的真实情况，跳出机关视角掌握基层实情。多年来，已累计组织33批1575名中青年干部深入乡村一线，参加“三同”实践锻炼。三是做细行前筹备，明确实践导向。坚持带着问题下沉一线，召开动员部署会，明确实践要求、严肃纪律规矩、划定调研重点。组建调研小组，配备指导教师，提前与“三同”教学点沟通衔接，掌握当地产业现状、治理难点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学员带着任务驻村、带着思考实践，确保实践锻炼贴合基层实际。

深耕实践抓实过程，精细管理提升质效。“三同”实践锻炼的核心是推动学员贴近群众、融入乡村，需要严格的过程管控保障其成效。校（院）以学员管理为抓手，抓实全过程管理，不断充实实践锻炼内涵、做实群众工作，引导学员在深入一线、服务群众中砥砺党性修养、改进工作作风。一是严格驻村管理，促进作风转变。学员统一住进农户家中，不搞特殊待遇，不给基层和群众增添负担。白天与群众共同参与作物种植、青贮收割、环境整治等农活，经受劳动锻炼；晚上与群众拉家常、听诉求，认真记录民情日记，梳理意见建议。全周期严格执行各项制度，杜绝“走读式”“打卡式”锻炼，真正让学员沉下身子、融入群众。二是紧贴群众需求，多办实事好事。在参与农户劳动的基础上，同步组织学员开展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纾困解难、建言献策等活动。引导学员主动对接帮扶农户，力所能及帮助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围绕产业培育、乡村治理、人居环境改善等薄弱环节，主动为当地谋划务实管用的发展思路和举措。三是同步开展调研，提升履职能力。坚持实践锻炼与调查研究同步推进，把田间地头、农家院落作为调研课堂。聚力抓好乡村振兴、特色产业提质等重点任务，组织学员走访老党员、致富带头人和普通群众，摸清发展现状、梳理发展瓶颈和现实难题，提炼基层鲜活经验。近3年，学员累计形成调研报告30余篇，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也让学员在调研中提升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严管理强化监督，健全机制保障长效。校（院）坚持严字当头、全程从严，建立校地联动、全链管理、常态督导的工作机制，确保“三同”实践锻炼取得扎实成效。一是健全校地联动机制。构建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统筹指导、党校具体落实、县乡协同配合、班主任全程跟班的工作格局。班主任全程跟班管理，及时掌握学员思想动态和实践表现。二是严明纪律作风要求。明确“三同”实践锻炼中学员的行为规范，划定擅自离队、搞形式主义等纪律红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每日点名、请销假制度，常态化开展纪律提醒、安全检查、作风检视，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纠偏，督促学员严守规矩、务实履职，树立中青年干部良好形象。三是做实全周期纪实管理。围绕学员驻村表现、劳动参与、民情走访、作风养成等方面，做好各环节跟踪记录。推行“班委家访+片区网格员监督+小组群内报到”三级联动监督服务模式，通过日常观察、定期督导，及时纠正敷衍应付、浮在表面等问题，督促学员扎根基层、踏实锻炼。系统收集民情日记、调研素材、思想感悟等材料，建立实践锻炼档案，既真实记录学员党性锤炼轨迹，也为后续优化学员管理、完善教学体系积累了实践经验。

〔作者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培训部主任〕

“一课三讲”推动现场教学提质增效

现场教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形式，广泛运用于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中。但在目前实践中，现场教学还存在场景利用碎片化、理论阐释浅表化等问题，难以充分满足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要求。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以下简称四明山分校）以“讲什么、谁来讲、怎么讲”为关键切口，创新实施由讲解员、亲历者、教师主导的“一课三讲”现场教学模式，进一步推动现场教学提质增效。

挖掘本地资源，优化教学内容。聚焦“讲什么”，利用四明山分校所在地浙江余姚丰富的本土资源，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教学现场。一是夯实“红色铸魂”现场。依托浙东抗日根据地旧址群、正蒙学堂等红色资源，聚焦循迹溯源、初心使命、群众路线等核心内容，开发“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忠诚之基”“让艰苦奋斗精神永放光芒”等现场教学课程，锤炼党员干部党性修养，不断擦亮政治底色。二是深耕“文化润心”现场。深挖河姆渡（井头山）史前文明、阳明文化、浙东学派等本土人文资源，打造“河姆渡文化基因解码与当代启示”“时代强音与当代回响：黄宗羲民本思想”等现场教学课程，教育引导学员始终坚定文化自信。三是拓展“发展赋能”现场。深度挖掘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的本地生动实践，从中选取典型案例，锚定科技创新、共同富裕、基层社会治理、中国式现代化等时代主题，深入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提高学员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目前，四明山分校已拥有4个省级现场教学示范点和7个市级现场教学示范点。

构建协同机制，规范教学流程。聚焦“谁来讲”，依托现场讲解员、基层亲历者、专职教师三类讲授主体，构建协同推进的教学流程。一是脉络梳理。发挥现场讲解员擅长场景叙事的优势，紧扣现场教学的主题主旨，详细介绍教学现场相关情况，帮助学员形成基本情况认知，为后续的教学开展作好铺垫。二是实践佐证。发挥村社负责人、业务能手、企业技术骨干等基层亲历者熟悉具体实践的优势，由他们对改革攻坚中疏通发展堵点、破解治理难点、应对转型痛点等方面的鲜活经验进行分享，引导学员深入把握和领会教学内容。三是理论升华。发挥党校专职教师理论功底深厚的优势，由教师贯通脉络梳理和实践佐证两个环节，围绕授课主题进行理论阐释，深度解读制度机理、发展规律、方法启示，使学员的思想认识得到进一步提升。从教学评价来看，“一课三讲”授课机制下的现场教学优秀率普遍较高，受到学员欢迎。

打造思维闭环，丰富教学形式。聚焦“怎么讲”，在教学形式上注重通过学员沉浸式参与来推动形成思维闭环，真正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一是推动沉浸式参与。避免“走马观花式参观”单向输出，通过在参观过程中设计提问环节、组织学员重温入党誓词、诵读红色家书等形式，使学员在现场教学全过程中注意力集中、全身心投入。二是组织议题式研讨。在学员由“被动听”向“主动思”的转变上下功夫，结合现场教学点位特质和教学主题，紧扣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等主题，运用小组研讨、案例解析等研究式教学方式，引导学员立足自身岗位实际进行深入思考。三是促进靶向式内化。做实做细现场教学的小结环节，通过10——15分钟对整个现场教学进行系统性复盘，将学员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整合贯通，形成思维认知闭环，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整个现场教学精准聚焦于教学目标。近3年来，四明山分校年均承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宁波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等各级党校委托班次现场教学130多场次，取得较好成效。

（作者单位：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

《八月桂花遍地开》从大别山区唱响

位于金寨县斑竹园镇内的《八月桂花遍地开》纪念雕塑

大别山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实践中，大别山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光辉灿烂的红色历史和革命文化。《八月桂花遍地开》这首经典革命歌曲就是大别山革命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直到今天，依然广为传唱、历久弥新。

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和《金寨红军史》等史料记载，《八月桂花遍地开》的词作者是金寨县斑竹园镇人罗银青。

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大别山区。1924年秋，金寨西部地区（时属河南省商城县，简称商南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农民运动高潮迭起、革命烈火熊熊燃烧。1929年5月开始，金寨境内相继爆发了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第33师，开辟了豫东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的农历八月，金寨西部地区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纷纷建立，人民群众欢欣鼓舞、热烈庆祝。可是在各地召开的庆祝大会上，人们只会唱《国际歌》等少数几首革命歌曲。为了充分表达劳苦大众翻身解放和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喜悦心情，紧密结合当地革命实际，更好地宣传教育群众，中共商城县委领导成员、红32师党委书记李梯云等人开会研究，决定创作一首歌唱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队伍的革命歌曲，准备在斑竹园长岭岗举办的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演唱，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少共县委书记徐乾，最终决定由佛堂坳模范小学（位于今金寨县果子园乡）校长、共产党员罗银青负责创作。

罗银青早年外出，曾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入党，回家乡后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擅长写诗作歌，出口成章，被当地群众称为“商南才子”。接受任务时，他刚刚参加了庆祝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当时正是金秋时节，到处桂花盛开，香气四溢、沁人心脾，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人民群众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的动人情景仍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他触景生情、心潮澎湃、才思涌动，一边哼着当地民歌《八段锦》的曲调，一边创作了《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词：“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新呀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的农友们呀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把歌词送交李梯云审定后，罗银青又以打花棍的形式为这首歌编了舞蹈。

在第一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歌舞表演十分成功。参加这次表演的，有方子翼（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方太森、肖大清等16名学生。他们边歌边舞、热闹非凡，嘹亮的歌声响彻山谷，优美的舞姿令人陶醉；现场掌声雷动、人们欢呼雀跃。李梯云当场对模范小学进行了嘉奖，并把教唱这首歌作为大会的一项内容。罗银青把印好的歌词和曲谱发给参会人员，现场进行教唱。会后，少共商城县委将这首歌印发给各团支部、各乡苏维埃，要求大家学唱。商城县委和红32师党委还将这首歌确定为商城县和红32师党政军民必唱的歌曲。自此，这首新编的革命歌曲便在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广为传唱。

这首歌的歌词共分4个部分：第一部分描写在桂花盛开的金秋时节，土地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广大军民欢天喜地、张灯结彩，唱着《国际歌》庆祝苏维埃的喜庆场面。第二部分歌颂那些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让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而不怕牺牲、冲锋在前的革命同志。第三部分告诉大家，新的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大家庭，教育广大工人、农民团结一心，爱护自己的大家庭。第四部分号召广大工人、农民拥护红军队伍，勇于同反动派作斗争，跟着共产党取得更大的胜利。

歌词中，有叙事、有描写，有比喻、有迭句，有抒情、有感悟，有说理、有教育，激情四射、直抒胸臆、通俗易懂，喜悦之情跃然纸上、革命道理蕴含其中，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号召力。这首歌的曲谱是在《八段锦》的基础上改编的。《八段锦》是大别山区广泛流传的一首民歌，节奏欢快、曲调优美、悦耳动听，很多人都会唱、都爱唱，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罗银青根据歌词内容表达的需要，大胆创新、删繁就简、调整旋律，使其主题更鲜明、旋律更优美、节奏更明快。

旧曲填新词、新枝更著花。这支在当地流传甚广的传统民间歌谣，配上具有很强画面感和节奏感、很强针对性和指导性的革命歌词，立刻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洪学智回忆说，战争年代，这支歌就好像是战斗的动员令。1932年3月，他在红4军第10师第29团任连长，在苏家埠战役打响之前，为了提振连队的战斗士气，他把全连战士带到一个山坳里，比赛唱《八月桂花遍地开》。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他看到自己曾经所在的老部队，战士们仍然在冰天雪地中传唱这首革命歌曲。

由于《八月桂花遍地开》好唱好听、好学好记，所以深受群众和红军战士的喜爱，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人民群众唱着它去参加红军、支援红军，红军战士唱着它去英勇战斗、开创革命根据地。可以说，红军队伍走到哪里，这首歌就唱到哪里；这首歌唱到哪里，革命根据地就建到哪里。1931年，红32师副师长漆德玮等奉命调入中央苏区工作，这首歌就唱到了赣南闽西；红四方面军西去川陕后，这首歌就唱到了巴山蜀水；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这首歌就唱到了西北高原。欢快热烈的《八月桂花遍地开》就是这样伴随着大别山红军的征战步伐，传遍了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川陕苏区和陕甘苏区。

据《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等资料记载，《八月桂花遍地开》创作完成后即被加工改编，有的新剧团和音乐队还将其改编成京剧、乐曲演出。传入中央苏区后，人们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对其歌词进行了改编，加入了“活捉张辉瓒呀，打垮罗卓英呀，粉碎了蒋介石的大围攻”等新内容。

1959年，作曲家李焕之和词作家霍希扬将《八月桂花遍地开》改编成民歌合唱曲，使其拥有了更多的音乐表现形式。5年之后，李焕之再次对其进行改编创作，并被收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二场《星火燎原》中，以女声合唱加舞蹈的方式进行展现，使其更加广为流传，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八月桂花遍地开》不断被新的演绎者赋予新的生命，经过加工完善、推陈出新，不仅保留了原有的音乐风貌，还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在不断传承中保持着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八月桂花遍地开》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一系列以此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影视剧作品、歌舞作品等。这首经典革命歌曲的魅力与影响力越来越大，唱响全国，经久不衰。

《八月桂花遍地开》蕴含着深厚的大别山红色文化和大别山革命精神，它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唱响全中国、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唱到今天，由歌到舞、由近及远，从单一的表现形式到丰富多样的系列表演，早已成为人们缅怀红色历史、发扬革命传统的重要载体。唱起它，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军民英勇斗争的场景就会在眼前浮现；唱起它，军民同心、共创未来的召唤就会在耳边回响；唱起它，精神振奋、干劲倍增的状态就会始终保持；唱起它，强国有我、创新发展的自觉就会永远铭记心间。

唐诗里的秋风

唐代诗人总喜欢借“风”赋诗，把四季吟咏得各具情态。譬如，罗邺“每岁东来助发生，舞空悠飏遍寰瀛”，是吟叹春之舒朗；高骈“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是咏赞夏之热忱；而韩翃“寒风动地气苍茫，横吹先悲出塞长”，则是叙写冬之激昂。

吹入唐诗的“秋风”更不例外，且百般声色，有时清淡忧悴，如杜甫“秋风淅淅吹我衣，东流之外西日微”；有时浓酽明艳，如沈佺期“金风吹绿梢，玉露洗红箨”。

在乡下，只要户牖空敞，一阵阵的秋风，便从房前呼呼传来，坦坦荡荡穿过厅堂，而后从屋后溜溜逃去。这“过堂风”果真名不虚传，刘兼的诗句最为恰切，“素律初回枕簟凉，松风飘泊入华堂”。有时，风儿在院里调皮地打个滚，惊得梧叶簌簌纷飞，恰是应了李中“秋声在梧叶，润气逼书帏”的诗意；有时，临窗夜坐，凝视夜空，股股清凉掠上发髻、掠上心田，那钱起“好风能自至，明月不须期”的禅意，便让心境豁然开朗。

倘若约上三两好友到村边走走，那么秋风吹起的则是另一番声响。杖藜山径，逶迤行进，不乏李白“地远松石古，风扬弦管清”的闲适；踏歌溪畔，放怀畅叙，倒有李群玉“十里暗流声不断，行人头上过潺湲”的酣畅。行行止止，吟吟哦哦，几位老者摇着蒲扇，一会儿迟疑、一会儿沉缓，其情形堪比齐己笔下“病起见秋扇，风前悟感伤”之状。可秋至人间暑气清，摇扇之意或许不在“纳凉”，而是对晚景的“遣闷”吧！

兜风归来，躺椅一把，白茶半壶，足以慰藉劳顿。彼时秋风催人发困，它们趁主人小憩，偷偷栖入梦境，低唱黄巢“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梦里，主人循着阡陌音阶，采撷丛丛霜菊，陶醉于暗香盈袖的秋色里！蓦然一声鸟啼，划破了天高云淡的宁静，留下白居易“西风飘一叶，庭前飒已凉”的秋痕，沁出一滴滴马戴“惊鸟去无际，寒蛩鸣我傍”的秋露。呵，绮梦惊醒，远眺墟落上空几缕风烟，袅袅娜娜，仿若律诗章法，将一秋心事按“起承转合”娓娓道来。

秋风吹遍乡下，也吹遍城里。最为传诵的或许是张籍“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的诗句。城里的秋风踏过酒楼客栈，踏过车马骈阗，踏出杜牧“万物已惊秋”的共鸣。秋风漫过层层坊墙，檐下烟火间便漾起离别的怅然，正如孟郊所写“飒飒秋风生，愁人怨离别”。风掠过街巷庭树，城中游子总比旁人更早感知秋信，刘禹锡“何处秋风至？萧萧送雁群”，写尽庭院间孤客的思乡心境。夕阳斜沉闾巷，晚风漫向城郭郊野，耿湋笔下“古道无人行，秋风动禾黍”，将秋意延出城墙之外。暮色浸上楼台，城头高树残叶飘落、蝉声渐歇，却是刘沧“秋风高柳出危叶，独听蝉声日欲曛”描绘的凄凉景致。

城里的秋风，不似乡野的那般坦荡无拘、肆意穿堂，少了舒展松弛的自在。这风裹着一城人的惦念，悠悠飘荡于街巷，轻轻撩动人们心底蛰伏的秋思。即使行人无暇聆听，但生活的感念，依旧一点一滴地溅落在秋的诗笺上，一点一滴地诠释着唐诗的情思。

秋风诗意，还悄悄吹入不同时段，绵绵密密、起起伏伏。比如秋初，空气中残留着夏末余温，孙逖一句“徂暑迎秋薄，凉风是日飘”，足以窥见节令更迭的殊妙；到了仲秋，清辉如沐，油然而生的秋思是王建笔下的“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此时风声最中正、最饱满，也最易错失；俯仰之间，已是秋末，商风凛冽，悲意浓酾，低吟杜甫“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扼腕长叹，试问多少铅华未洗，多少深情待寄？

秋风起兮！在屋内户外，在乡下城里，也在唐诗行间。

唐诗咏兮！咏得一串平平仄仄，秋风吹过，已非虚度。

一碗水盆羊肉

古装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长安街市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水盆羊肉，把许多观众圈了粉。很多人以为，剧中人物在街边大快朵颐的是羊肉泡馍，其实不然。

前几天，有位外地朋友来西安，兴冲冲地跟我说吃了电视剧里的“同款”，还特地强调为了让馍入味儿，可是掰了好一阵儿，手都掰酸了。我一听，他分明是把水盆羊肉和羊肉泡馍弄混了。这两者虽然都是羊肉、馍、汤的组合，但实质上大不相同：水盆羊肉汤多清亮，配发面月牙饼，随你泡着吃或夹着吃，图的是那一口鲜爽；而羊肉泡馍是死面饦饦馍掰碎回锅煮，馍吸足了肉汤，吃的是那份扎实与浓香。

在陕西，只要一提“水盆”，大家便都知道说的是水盆羊肉，无需多言。但水盆羊肉为什么名为“水盆”，则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为店家把煮好的羊肉汤盛在大盆中，顾客点单时再舀到碗里；也有的说是源于盛汤泡馍的碗大得像盆。烹制水盆羊肉时需下慢功夫，羊骨垫底，大块羊肉层层码入，清水注满，大火滚沸后撇去浮沫，再转小火。接下来的事，就交给时间了。六小时以上的文火慢炖，让肉与水脉脉相通、骨与肉渐渐分离。待到锅盖一掀，汤色已清，肉已酥烂，大碗端上来，白气裹着香气往上蹿。慢炖的等待，化成了舌尖上的一口鲜。

水盆羊肉的肉、馍、汤，自成一套体系。一份水盆通常会带两个月牙状的烧饼，饼的中间空鼓。一个可用来夹入碗中的羊肉，配上小菜，类似肉夹馍的吃法；另一个则可用手掰成块泡入汤中，经羊汤浸润后的饼，散发着别具风味的麦香。这烧饼可不能小视，所谓“万物可夹馍”，空心的饼，可以夹入任何食材，才有了万般滋味。

有意思的是，水盆羊肉还有一个别名叫“六月鲜”，老一辈人尤其爱用这个称呼。这“六月”之名，究竟藏着什么渊源？原来，农历六月正是吃羊肉的好时节。此时关中一带水草丰美，山羊经过一春的滋养，膘肥肉嫩，吃起来紧实却不腻口，可谓一年中最为鲜美的时候。除此之外，六月也正值关中的“三夏”大忙时节。农人们抢收、抢种、抢管，体力消耗巨大。这时，一碗冒着热气的水盆羊肉下肚，便成了他们补充能量的极佳选择，大汗淋漓之后，身心反倒透出一股舒畅。这正是民间“以热解热”养生智慧的生动体现。

在关中平原的东府渭南，蒲城与澄城两地的水盆羊肉最为地道，也最为出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出了一碗汤的一刚一柔。两地的水盆羊肉，先后于2013年和2016年入选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向八方来客诉说着这两座小城各具特色的烟火与乡愁。

蒲城的水盆，我吃过一次就记住了。它以花椒出头，喝一口汤，椒麻的香气直冲天灵盖，辣得我鼻尖冒汗，却越喝越觉得过瘾。那股热辣直率的劲儿，让人不由得想起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两位英豪。一位是坚持“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以死报国的清代军机大臣王鼎；一位是出身贫苦农家、敢把肝胆托社稷的爱国将领杨虎城。一文一武、一相一将，让蒲城有了“将相故里”的美誉。蒲城人骨子里的刚直与硬气，都化在了这一碗椒麻激荡的汤里。

澄城水盆则以小茴香出头。小茴香不但让汤味温和醇厚，还添了一份健胃理气的滋补功效。有一句俗语说：“咥一碗水盆羊肉，道一声澄城老哥。”那一缕淡淡的茴香味道，含蓄内敛，不抢风头，却百喝不厌，正如澄城老哥的朴实憨厚。早前，澄城人主要靠售卖煤炭为生。翻沟过塬去往周边县的路上，他们在车马店里歇脚，舍不得花钱吃饭，就掏出自己带的干馍，跟店掌柜说：“麻烦给弄碗开水，我泡点馍就行。”掌柜的见这些人吃苦耐劳、淳朴厚道，便尊称一声“老哥”。一来二去，“澄城老哥，开水泡馍”就传开了。这个带着煤灰味儿和麦香气的称呼里满是敬重，夸的是澄城人勤劳节俭、敦厚诚信的品性。渐渐地，它成了澄城人共同的名片。

水盆羊肉更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融入了百姓的日常民俗。在渭南地区，有一种独特的礼券叫作“羊肉票”。无论是娶媳妇、嫁姑娘，还是孩子满月、升学等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对于无法到场赴宴的朋友，主家事后总会送上几张羊肉票用作回礼。一张羊肉票，不仅是让宾客随时享用一碗美味水盆的凭证，更是远亲近邻之间的一份心意。

时光的脚步在大地上挪移，水盆羊肉带着满身的黄土情怀，也为奔波在现代都市里的人们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在西安的大街小巷，水盆羊肉也在悄悄“变脸”：有的店在汤里加入了粉丝，让碗中的内容更加丰富；有的店推出了“水盆羊肉+冰峰汽水”的套餐，瞄着年轻人的胃；还有的店把店面装修得新潮明亮，墙上挂着“咥碗水盆，做个快活人”的标语，吸引了一拨拨拍照打卡的食客。我家附近就有一家水盆羊肉店，招牌混在一众奶茶店、快餐店之间，毫不起眼。可每到饭点，穿西装的、穿工服的、穿校服的络绎不绝。人多时便拼桌，大家挤在一张桌上，各捧一个大碗，呼噜呼噜地喝汤吃饼。一碗水盆，让一座城市里不同职业、不同来处的陌生人，结下了同桌吃饭的交情。它一点儿也不端架子，就像黄土地认庄稼一样，认认真真地滋养着每一个端起碗的人。

一碗水盆盛乾坤。它盛的是黄土文化的深厚，盛的是一方水土的脾性，盛的是街巷阡陌的真情。一碗汤喝尽，心里却留下了一份暖。那是这片土地上的人，用光阴熬出来的热乎与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