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

习主席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把握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战斗力永远是生命力的本质特征，赋予战斗力标准新的时代内涵，标定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所在，把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我们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深远战略考量，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我军各项工作和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把握胜战之本，深刻领悟战斗力这个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的重大意义

强军兴军，核心是能打胜仗；强军之“强”，说到底是战斗力强。习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实现党和人民赋予军队的使命任务，把战斗力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根本立场。战斗力标准的确立，不仅有着深厚的军事实践基础，还源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科学揭示的建军治军基本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军事观看，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有强大实力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完成肩负的政治使命；其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提高武装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和作战能力，为应对战争和武装冲突做好必要准备。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看，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是军事实力的比拼，人民战争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有一支正规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从马克思主义军事实践论看，战斗力生成提高是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军队建设成效最根本的要看能否经受住未来战争的考验，能否在实战中克敌制胜。这启示我们，任何脱离战斗力标准的现代化建设，都是违背内在规律、偏离本质要求的无效建设、低质建设，军队全部建设活动都必须聚焦战斗力、服务战斗力、催生战斗力。

人民军队百年建设发展的历史铁律。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革命战争年代，军队边打仗边建设，依靠“小米加步枪”，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淬炼出强大战斗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为总目标，逐步完成由单一兵种向多军兵种合成的历史性转变，迅速形成慑战止战实力。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全面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牢牢抓住政治建军这个立军之本，锚定高质量发展，以新理念引领新变革，以新方针牵引新布局，以新体制激发新动能，锻造慑敌制敌的战略利器，打造合成多能的精兵劲旅，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这启示我们，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只要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把战斗力标准牢固立起来、落下去，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综合国力竞争深刻复杂演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安全态势日趋严峻。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大国竞争全方位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失序、局部动荡、局部战乱成为常态。危机冲突易发多发。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美以伊战事不仅牵动着地区安全，也对全球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局部战争风险上升。西方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围堵、打压、遏制，个别国家在台海、南海、东海滋扰搅事，“台独”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冒险挑衅，外部安全压力加大。这启示我们，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虽然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必须把军事这一手搞过硬，把战斗力建设搞上去。

推进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强军胜战能力之“强”，依托于建设质量之“高”。不能为能打仗、打胜仗作贡献，一切建设发展都是白搭，更谈不上高质量发展。在指导理念上，把“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放在“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的第一位，明确了军队建设的基点和牵引。我军如果不牢固确立打仗理念，不长期不懈狠抓备战，就可能越发展就离实战越远。在基本任务上，无论是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还是军事治理现代化，都是适应现代战争对军事力量建设的内在要求，把锻造强大军事能力作为目标指向。在发展路径上，着眼推动我军建设转型升级，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通过融合并进、体系突破，实现作战能力迭代跃升。这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之高，关键是高在战斗力水平上，各项建设只有贯穿胜战导向、胜战标准，才能不散光、不偏移，不断提高质量效益。

聚焦胜战之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指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调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系统阐明战斗力建设的目标指向、建设重点、生成途径和发展方式，深刻揭示新时代战斗力建设的内在规律，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把战斗力建设牢固确立在打赢作战对手上。打赢作战对手是练兵备战和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靶标，也是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有力牵引。习主席发出胜战之问、价值之问、本领拷问，要求全军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关于目标靶向，强调紧盯对手之变，紧贴作战对手，把军事斗争准备抓得又紧又实。关于能力指向，强调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关于实践取向，强调坚决把全军工作重心归正到备战打仗上来，坚决破除和平积弊，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做备战打仗带头人。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战斗力标准在地位上的独一无二性、在遵循上的根源性基础性，确立起新时代战斗力建设的基准线。我们要牢固确立对手意识，以对手为镜检验现代化水平，以对手为师磨砺打赢本领，把研究对手、对标对手、战胜对手贯穿备战打仗全过程，真正做到平时有备、遇敌能战，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坚持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先进战斗力代表着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也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制高点。习主席因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创造性提出“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充分体现了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深刻把握和前瞻布局。揭示了发展动因，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智能、无人等新技术新手段广泛用于实战，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演变。指明了发展重点，提出壮大战略威慑力量，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和手段升级改造，推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明确了发展路径，要求强化创新驱动，加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畅通先进科技成果向战斗力转化链路，提高科技创新对战斗力的贡献率。“先进战斗力”这一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拓展了战斗力构成要素和基本形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斗力的理论学说。我们要聚焦先进战斗力建设思变革、抓建设、做准备，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健全先进战斗力生成、检验、评估机制，积极谋取军事斗争新优势。

坚持用好军事训练这个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是提高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对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牵引性作用。当前，我军军事训练进入了全方位变革、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习主席要求全军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在指导原则上，要求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在工作重心上，强调大力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推动形成有利于加强练兵备战的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舆论导向。在转型发展上，提出强化战训一致，强化联合训练，强化训练管理，强化科技练兵，强化训练保障，强化人才支撑；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深化联合训练、对抗训练、科技练兵，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在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和锻炼部队。习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明确了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方向、任务和要求，引领我军训练在紧贴实战、服务实战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效支撑了备战打仗能力提升和各项重大任务完成。我们要把实战化训练这根弦绷得紧一些、再紧一些，改进训练指导和工作方式，推动各项建设和工作进一步向真打实备聚焦用力。

坚持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新质生产力是新质战斗力发展的源头供给，新质战斗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和需求牵引，二者技术同源、要素相通、产业同根。习主席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突出战略重点，明确聚焦海洋、太空、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提升经略海洋能力，优化航天布局，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加强智能科技重大项目统筹实施，加大先进成果应用力度。部署战略举措，强调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对新兴领域的经略，往往要在转化为军事实力后腰杆才硬、说话才算数。我们要抓住国家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机遇，勇于挺进无人区、开辟新赛道，充分运用全社会一切优质资源和先进成果，全面提升新兴领域一体化战略能力。

扭住胜战之道，在新征程上充分解放和发展战斗力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对“十五五”时期战斗力建设作出战略擘画。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衔接转进的关键当口，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习主席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落点，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让一切战斗力的要素竞相迸发，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淬炼“战”的政治底色。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有了政治上的坚不可摧，才有军事上的所向披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以政治底色保证战斗力成色。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全程。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要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制度机制，加强各级党组织领战抓建能力，把我党我军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制胜优势。把政治锻造熔铸贯穿全程。军队越坚强、越纯洁，越有战斗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部队，持续开展思想整风，常态化推进政治整训，狠抓战斗力治虚打假，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全程。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精神的比拼。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大力培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重大斗争中磨炼血性胆气，在急难险重中锻造铁骨意志，在生死考验中砥砺英勇无畏，不断锤炼敢打必胜的钢铁劲旅。

加快“战”的智能转型。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智能科技迅猛发展，引发军事领域链式突破，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紧提升智能化作战能力，积极抢占新军事变革制高点。以理念革新引领转型。勇于突破传统战争思维束缚，在观念上向新突围、在素养上向智迈进，不断增强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构建与智能化战争相适应的认知体系，实现由人脑经验主导向智能体系支撑下的人机融合决策转变。以重点突破带动转型。扭住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建设，集中优势资源攻关，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加快智能化作战理论和战法创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指挥链、杀伤链、保障链，在智能领域先机造势、先手制敌。以机制重塑支撑转型。针对无人智能技术更新快、装备升级快、进入实战快等特点，创新组织形态、管理方式、运用模式，探索走开“研试训用”一体化路子，释放更加强大和高效作战能力。

强化“战”的体系集成。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必须把体系建、体系训、体系用的要求落实到各项建设工作中，着力提高体系作战能力。建强单元能力是基础。立足一体化联合作战需求，把每个作战单元、作战要素练强练硬，锻造能独立遂行任务的可靠战斗模块，以单元能力的过硬汇聚成体系整体优势。统一互联标准是关键。以高水平的网络信息体系为依托，确定高效简洁的链接标准，打破不同领域、不同平台间的信息壁垒，打通情报、指挥、火力、保障链路，实现作战要素全域贯通、不同系统无缝链接。实现融合升级是紧要。基于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推动机械化平台和信息化智能化平台、有人作战力量和无人作战力量、新质战斗力和传统战斗力高效融合，促进各要素功能互补、效能叠加，实现作战体系能力跃升。

做实“战”的人才支撑。人是战斗力核心要素，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因素。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看似是“钢片”“硅片”的较量，本质上是人与战争关系的重构，说到底还是军事人才的比拼。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转变片面依赖物质技术推动战斗力发展的倾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摆到优先位置，重视抓好培养人、塑造人、激励人的制度和条件建设，实现人才队伍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良性循环。把“四类人才”培养突出出来。按照重点人才优先发展的思路，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培养，抓好重点方向重点领域人才准备，推动人才队伍向打赢聚焦、向战场发力。把军事人员动力活力激发出来。持续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大力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环境，激发军事人员投身强军兴军事业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风险上升，我国面对国际环境越来越明显的不确定性，必须同时处理好内循环和外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双重要求。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对外开放越有质量，越能通过竞争、合作和知识流动激发国内市场潜力。

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从依靠规模优势向形成体系优势的转变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做强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从过去更多依靠外部市场机会的“客场竞争”，转向以自身市场、产业和创新体系为依托的“主场建设”。我国把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自身力量和内部市场，做强国内大循环，并不是把发展重心转向封闭的内向循环，而是通过增强经济体系的内生动力、创新能力、结构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提高我国在外部开放中的议价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处置能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和战略主动，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从依靠规模优势向形成体系优势的转变，在开放中实现发展和安全的高水平良性互动。

有效扩大内需，形成更加富有成长性的市场预期。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基础。提振消费的关键，是要通过稳就业、增收入和优化公共服务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按照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重点是顺应人口结构和消费方式变化，扩大数智消费、绿色消费、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推动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的中高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应更加改善结构和提高效率，重点是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投资于物要把资金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民生保障和安全能力建设，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方无序竞争；投资于人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生产力，以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改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产业升级和长期消费提供劳动力和收入支撑。

提升供给体系与有效需求的适配性。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匹配，低端同质化供给相对过剩，高品质、多样化和服务型供给不足，部分消费需求或者外流，或者潜在需求被抑制，不能释放为现实有效需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坚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推动企业提升产品设计、质量控制和品牌运营能力，使供给更加敏锐地响应各类消费需求。从我国的收入结构水平和实际消费升级状况看，服务业潜在需求远远大于当前的供给水平和质量。要把服务业作为供需适配的重点领域，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和旅游等领域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充分释放和激发市场活力，激励社会和市场提供多层次服务，扩大有效供给和高质量服务商品，让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互促进。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要素市场体系的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制度基础。市场规则统一、产权保护有效、监管执法一致，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经营主体的长期投资和创新意愿。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内大循环的骨架，当前地方标准差异明显、跨区域执法协同严重不足、隐性市场壁垒和要素流动面临较多障碍，正常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使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既导致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出现产能利用不足，又使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的“内卷”问题日益凸显。要按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加快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增强监管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尽快建立起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另一项基础制度，其中建立高效的劳动力人才市场需同步深化户籍、社保和公共服务改革，降低人才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成本；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点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引导资本流向创新企业和关键领域；在新兴的数据交易市场领域，应加快建立产权、流通、交易和安全规则，推动数据要素依法有序流动。只要各类要素配置效率越高，国内大循环就会随之越顺畅，对外开放合作所能依托的国内市场深度、产业厚度会更为广阔和深厚。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提升扩大对外开放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减少同世界的联系，更不意味着以封闭求安全，而是会促进一国在参与国际循环时，拥有稳定的市场腹地、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创新的能力以及参与规则塑造的话语权，能够主动选择开放领域、合作对象和制度安排，不被短期外部冲击或少数关键环节的依赖所牵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用超大规模市场增强资源配置能力。人口规模巨大、消费层次丰富、产业应用场景广阔，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超大规模市场不仅能够摊薄研发成本、加快创新迭代，也能够增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当国内企业能够依托本土市场形成技术、品牌和标准能力时，对外开放就不再只是适应既有国际分工，而能在合作中提供新的产品、方案和市场空间。市场规模越大、成长性越稳定，我国在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开展产业链合作时就越有回旋余地，并能把市场吸引力转化为国际经贸谈判中的筹码，使国内需求从“数量优势”转变为“结构优势”。产业链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开放优势，产业链的安全稳定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多元合作中降低单一依赖，在开放竞争中提高整体效率，需要把补链强链与开放合作结合起来，既守住本土制造和关键环节，又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拓展合作空间。

以科技自立自强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与市场竞争信心。科技实力是决定开放自主性的关键变量，如果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容易在技术引进、设备采购、标准制定和市场准入等环节形成被动约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形成自主可控、开放合作的创新体系，使我国在技术路线选择、国际合作组织和产业升级方向上拥有更大主动权。从开放角度看，自主创新能力越强，越有条件开展平等合作和高质量引进来，国内创新需求可为全球研发资源提供应用场景，国际科技合作又能提升国内创新效率，由此形成的正向循环，有助于把开放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把外部竞争转化为产业升级和制度完善的契机。我国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是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开放主动性的重要基础，完整的产业体系使我国既能承接全球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也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装备、技术和产业合作方案，形成多元、稳定的国际分工网络，帮助后发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步伐。

促进区域协调，发挥我国多层次开放格局的优势。国内大循环是全国范围的市场联通和产业协同，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开放平台、创新资源和产业配套优势，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增强产业承接能力，接续东部地区先进或成熟产业，通过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既可以减少同质竞争，也能够形成面向不同市场和地域的多元开放布局，增强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韧性。随着国内产业升级，部分成熟产能、中间产品、高端装备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衔接，深化同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产业链合作，形成优势互补、阶段衔接的合作关系。中西部沿边地区可依托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自贸区和各类跨境通道，持续优化沿边口岸通关流程，深化同毗邻国家的投资与经贸合作；利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物流网络，推动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形成各具特色的内陆开放高地，逐步把内陆地区由开放后方转变为开放前沿。这种合作是共同构建更加稳定的区域价值链，通过技术、标准、人才和服务协同，拓展我国产业升级后的市场空间，增强合作国家的产业能力，降低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

加快完善内外市场的制度衔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衔接。我国吸引高质量外资，关键在于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和市场环境，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已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应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契机，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开展压力测试，在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政府采购、数据跨境流动、环境和劳工标准等领域主动对接高标准规则。全面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标准制定和市场竞争，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研发创新和绿色低碳等领域。以国际市场为纽带深化同贸易伙伴的利益联系，内外贸一体化能够降低企业同时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时的制度性成本，推动内外贸产品在质量、标准、认证和监管等方面衔接，提升物流、结算和供应链协同效率。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可率先开展规则衔接和监管创新，通过先行先试，形成既符合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又适应国内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使内外循环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联通，实现进口与出口、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配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

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实际以国内循环之“稳和强”赢得对外开放之“通和高”。面向未来，做强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科技自立自强增强产业链韧性，以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多元合作拓展国际循环空间，使我国在复杂易变的全球经济中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形成自主与开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做好科技管理的“加法”与“减法”

科技工作是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科技活动的一部分，好的科技管理能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明确要求，“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基础研究激励机制，改革科研管理方式”，“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一重要论述，为深化科技管理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当前，我国正处于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急需加强基础前沿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把握好科技管理的“加法”与“减法”，是基于对科研规律的深刻认识，考验的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该加的加到位，该减的减彻底，让基础研究真正回归探索未知的本原，既不急功近利，也不消极无为。这不只是科研工作思路问题，更是大局观、政绩观问题。

科技管理改革做“加法”，目的是给科研人员“赋能”。要拿出更大勇气推动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把尊重科研规律的管理、服务和激励措施加到位，真正激发创新活力。做加法，不是简单地把资源堆上去，而是把资源放到正确的位置、用正确的方式配置。赋予自主权，给予科研单位和科学家更大的研究自主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让科研人员能够按照科研规律自主选题、自主组织研究，做到“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强化服务保障，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应按照“抓战略、抓改革、抓规划、抓服务”的定位进行政策引导，把工作重心从审批转向布局，从直接管理转向专业服务，让科研人员遇到政策问题时“找得到门、问得清事、解得了难”。完善激励机制，提高科研项目经费中用于“人”的比例，加大激励力度，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完善代表作评价、长周期评价、国际同行评价、团队评价等机制，让科研人员有更多成就感和获得感。加强监管与诚信建设，放权不等于放任，必须在监管手段、服务保障、政策宣贯上同步做“加法”，确保放而不乱、活而有序。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科研项目管理、资金管理有关制度，探索建立容错免责机制等，既规范了科研秩序，也为创新留足了试错空间。

科研管理做“减法”，就是减掉那些不该管、管不好的微观事务，切实为基础研究人员松绑减负。最大限度减少分钱、分物、定项目等直接干预，减少对具体研究的越俎代庖。减少干预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是要改革科研管理方式，把管理重心从“管过程、管细节”转向“管信用、管绩效”，把科研人员的精力从“迎合考核”转向“追求真理”上来。减少过多、过频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奖项级别等量化考核，破解“帽子”与资源分配的过度捆绑，纠正“以刊代评”“以帽取人”等导向偏差。从制度设计、实操层面、技术方法进行系统优化，减少重复的报表、过度的留痕和不必要的审批环节，减少束缚创新的繁文缛节，把时间还给实验室，把自主权还给科研人员，把精力还给科学研究本身。近年来，我国在科研经费管理程序上简化，在人才评价上持续清理“四唯”，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下放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这些改革举措切中了科研管理的痛点，有效释放了创新创造力。

科技创新是国运所系，科技管理改革是激发创新潜能的关键一招。只有把陈旧僵化、束缚手脚的体制机制障碍“减”下去，把科学合理、尊重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加”上来，创新活力才能充分涌流、厚积薄发。深化科技管理改革，既要做好战略引领和服务保障的“加法”，又要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心无旁骛、轻装上阵，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需要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企业既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也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创新成果实现产业化和市场化的关键载体。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把握以企业创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质态”通常是指事物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及其表现形态。“先进生产力质态”体现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以科技创新驱动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组合跃迁变化的生产力的本质属性及其表现形态。然而，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应用，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需要以科技创新驱动为内在支撑的“质态”，还需要以产业发展为外在承载的“业态”，二者统一构成了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也说明，发展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创新，不仅包括科技层面的创新，也包括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乃至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

企业既是科技创新的主体，也是产业创新发展的主体，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质态”和产业创新发展的“业态”统一到企业这个创新主体上。在众多企业中，由于企业的使命定位、规模大小、资源禀赋、组织能力和创新模式等方面的异质性，不同企业所形成的创新活动在原创性、突破性和扩散性等方面也呈现出较大差异。也就是说，在以企业创新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类型和特性的企业发挥的功能作用和呈现的主体地位不同，而把握这些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探索企业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是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依据规模、行业、成立年限、成长速度等维度，企业相应有不同的分类，进而也会对应不同的创新模式，其创新活动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产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作用。有研究表明，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类型存在显著差异：大型企业更倾向于开展平滑、累积的渐进式创新，这更有利于推进传统产业部门的转型升级；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初创企业则更可能从事具有探索性和突破性的创新活动。后者通常具有较强的技术原创性和非连续性，能够突破既有技术路径约束，实现技术范式的跃迁，这更有利于推进未来产业部门涌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部门的快速成长。

从新质生产力的业态创新或者产业承载看，基于技术成熟度和产业生命周期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体现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业态创新发展中。具体而言，未来产业由前沿科技和原创性突破驱动，处于产业孕育和萌芽阶段，具有战略引领性、技术前瞻性、创新颠覆性和发展不确定性等特点，一般以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等为代表的高成长、高科技中小企业对未来产业发展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这类高科技中小企业主要承担技术探索和试错任务，其创新表现为以知识创造和技术突破为核心的原始颠覆性创新，具有“创造式破坏”的特性，这正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则处于技术突破向产业化扩散的关键阶段，其核心技术路径已逐渐明确，并通过规模化应用和产业生态构建实现快速成长，呈现出战略性、成长性和带动性特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以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型大中企业发挥了重要的创新支撑作用，这些企业承担了创新成果产业化和规模化扩散职能，其创新表现为连接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的渐进扩散式创新，具有“创造式积累”特性。传统产业以成熟技术体系为基础，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具有技术稳定、规模化生产、产业基础性强等特征，在整个经济中具有重要的“稳大盘”作用，传统产业中多是大型传统制造企业和与之配套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创新呈现出“新技术赋能”的渐进升级式创新特性，主要是依托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技术对现有技术和工艺持续改进，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企业创新生态

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关键是形成有利于企业创新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企业要处于能便利获取创新要素和资源的“创新生态位”。同时，不同企业之间、企业与其他主体之间要形成创新要素高效协作、创新成果有效传递的“创新生态网”。

从强化企业有效的“创新生态位”角度看，要提高企业在整个国家创新系统、经济发展体系自主创新的地位，建立健全促进资金、项目、平台、数据、人才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的体制机制。在新型举国体制中要加强企业创新的主导地位，推动完善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组建创新联合体的体制机制，赋予企业在技术路线制定、攻关任务推进、参与单位选择、经费使用分配和创新人员激励等方面更大自主权。针对不同企业的特质，赋予其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合适的生态位，有针对性地发挥企业创新特长。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支持更多中央企业所属科研机构在行业共性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关键核心技术方面攻关，以技术创新支撑中央企业产业链主地位。在布局未来产业中要培育和催生大量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造更加包容、鼓励试错的体制机制和社会氛围，形成无数颠覆性创新的“试错主体”。

一个好的创新生态网络，能够有效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推动创新资源、知识能力和技术成果在不同主体之间持续扩散、吸收、重组与再创新，实现创新质态向产业业态的持续演进。一方面，应鼓励大型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开放供应链体系、技术平台与研发资源，增强创新网络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另一方面，支持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开展专业化创新，并通过产业链协同实现技术成果的规模化应用。推动建设产业创新联盟、共性技术平台和知识共享平台，促进创新资源在企业、部门和产业链之间高效流动，加快形成以“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为核心的协同创新生态。

完善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政策体系

一方面，加强普惠性政策供给，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了一系列支持企业创新的政策措施，包括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力度，建立科技保险政策体系，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统筹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公共数据开放和授权运营，全方位推进数智技术赋能，等等。“十五五”期间，要公平、公正、务实地把这些政策落到实处，逐步完善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

另一方面，坚持统筹推进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分类施策、因时制宜引导企业创新行为。根据不同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特性，以及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产业生命周期阶段特征，有针对性实施和退出产业政策，协同完善竞争政策，建立有效的激励创新机制，实现新动能产业和传统动能产业协调发展。当前，我国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快速发展，以传统基建和传统制造业为主要内容的旧动能深度调整，表明以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基本业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还不够。但要注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避免地方政府采用过强的产业政策一哄而上，尤其是要明确以未来技术、新兴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只有传统产业实现深度转型升级才能真正实现新旧动能转换。依靠大量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进行试错探索的未来产业，政府要强化竞争政策，鼓励创新活力，政府基金只能作为引导基金，而非大规模直接投入。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不仅要把握通过产业政策支持企业规模化，同时避免政策性原因导致的过度竞争和内卷行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技术标准引领作用突出，产业政策应聚焦标准引领及配套鼓励智能化、绿色化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政策推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以“投资于人”理念激发人口发展红利

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为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遵循。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要素。马克思指出，要使劳动力获得专门技能和技巧，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这一论断揭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意义。从时代逻辑看，“投资于人”是应对人口变局的关键抉择。传统“投资于物”聚焦土地、设备等有形资产，依赖要素扩张驱动增长；“投资于人”指向知识、技能、健康等无形资产，转向创新驱动的可持续逻辑，在供给侧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突破资本报酬递减约束，在需求侧通过增强居民收入能力释放有效消费潜力，形成供需良性互促的内生增长动力。当人口结构深刻变化、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日益显现，“投资于人”成为推动增长动力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从全球视野看，“投资于人”已成为各国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普遍共识。世界银行报告指出，健康、教育与在岗技能培养赤字将导致中低收入国家损失其未来劳动收入的51%。国际研究显示，教育年限与个人收入呈显著正相关，但回报率因国家与方法而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对佩里学前项目的分析表明，早期教育投资年回报率可达7%——10%。谁能率先将战略重心转向“投资于人”，谁就能一定程度上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从现实基础看，“投资于人”兼具紧迫性与可行性。传统数量型人口红利正逐步消退。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3.2亿人，“十五五”期间将跃升至3.9亿人左右，“缴费人口减少、待遇人口增加”的矛盾使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结构性压力，“求职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5亿人，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14年，技能劳动者总量超2.2亿人。人口红利并未消失，而是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加速转变。关键在于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才资源优势，“投资于人”正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关键环节。

“投资于人”应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按照进入劳动力市场前、进入劳动力市场、退出劳动力市场三个阶段，“十五五”时期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系统推进，将人口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

以生育支持为重点，筑牢人力资本积累根基。赫克曼曲线表明，人力资本投资越早，回报越高。应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家庭养育成本，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探索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有学者指出，降低“三育”成本不是简单控制价格，而是要将其逐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由政府承担主要支出责任，既稳定消费预期、释放内需潜力，也增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能力。

以教育优先为支撑，锻造面向产业升级的人才优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浪潮对技能需求的深刻重塑，必须加快教育现代化步伐，推动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深化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改革，动态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提升人力资本对产业升级的适配度。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建立个人学习账户制度，推动学习成果互认转换，重点支持农民工、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等群体的继续教育和转岗培训。

以就业创业为牵引，畅通人力资本价值实现机制。就业是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桥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体系，将稳定和扩大就业作为经济运行的底线目标。破解“求职难”与“招工难”结构性矛盾，根源在于供给与需求的错位。健全就业与产业联动机制，围绕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打通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劳动者议价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完善青年创新创业服务，发展新就业形态，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权益。

以全生命周期为主线，优化人力资本存量保障机制。“投资于人”应覆盖从出生到老年的全过程。在养老方面，加快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大力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在健康方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发展智慧医疗，推进医养结合，构建预防、治疗、照护三位一体的健康服务体系。同时，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实现人力资本空间优化配置。

以制度创新为保障，构建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打破“重物轻人”的路径依赖，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投入格局。建立与人口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投入机制，将人力资本投资纳入中长期财政规划。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发力，二者并非此消彼长，应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产业投资中同步评估人力资本需求，实现双向赋能。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将劳动生产率、就业质量、居民收入等核心指标纳入评估。在全球人才竞争加剧背景下，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提升我国在国际人才竞争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以开放姿态汇聚全球智慧。

严防虚假化债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财政部今年发布的《关于202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提出，加快化解存量隐性债务，严防虚假化债、违规化债。当前，各地扎实推进存量债务化解、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债务风险整体缓释、管控效能持续提升。但个别地区仍有心存侥幸、变通规避心态，存在“虚假化债”“账面化债”风险，违背了国家化债政策的初衷。

虚假化债，具体来说就是虚假化解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为完成隐性债务化债考核指标、规避问责，未通过真实增收节支、盘活资产、压降负担等合规方式清偿债务，而是通过账务调整、资金空转、项目包装、债务平移等变通手段，制造债务压降、风险化解的账面假象，债务责任未消除、财政负担未真正减轻的各类违规行为。

结合一些监管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当前虚假化债主要表现为四类突出问题。一是台账造假虚减债务，通过擅自调整债务台账、删除债务合同、变更债务属性等方式，凭空压降隐性债务规模，账面数据大幅优化，但真实债务风险丝毫未减。二是债务平移变相留存，将政府隐性债务违规划转至国企、平台公司，把政府债务包装为企业经营性债务，实现政府账面“脱债”，实质是风险转嫁、隐患留存。三是空转置换虚增成效，通过新老债务空转、无实质现金流支撑的债务置换、循环拆借等方式，制造化债假象，未形成真实偿债资金闭环。四是拖延隐匿规避管控，对到期债务采取展期、挂账、拖欠等方式拖延偿债，刻意隐瞒债务逾期风险，规避监管核查与考核问责。

虚假化债看似是“数字问题”“报表问题”，实则隐患极大、危害深远。一是虚假化债严重违背实事求是原则，滋生不良工作作风。虚假化债不仅不利于规范地方政府融资行为，更重要的是政绩观偏差、担当精神缺失的表现。二是虚假化债隐匿财政支出责任，加大地方债务治理难度。虚假化债只做账面减法，将当期债务风险向后递延，看似短期完成考核任务，实则不断累积存量风险、放大财政未来风险。三是虚假化债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破坏区域金融生态。债务风险与金融风险高度关联、相互传导。虚假化债通过违规腾挪、债务平移、空转置换等方式运作，本质是变相违规融资、规避债务管控，极易造成金融机构风险错判、定价失真、投放失准。四是虚假化债严重违反财经纪律，触碰监管红线底线。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明确严禁虚假化债、化债不实、新增隐性债务等违规行为。虚假化债突破财经纪律红线、违背债务管控铁规，属于明知故犯、顶风违规行为。

虚假化债存在的原因，既有部分地方党政干部存在主观方面的政绩观错位和功利主义作祟因素，把化债工作简单等同于“数字达标”，忽视风险实质化解，也存在当地财政资源紧张，缺乏增收节支、资产盘活等因素，在“必须化债、无力真化”的双重压力下，企图通过虚假化债，打政策“擦边球”，搞变通规避监管。

根治虚假化债乱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系统施治，推动债务风险实质性化解。

一是筑牢思想根基，端正政绩导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原则，深刻认识债务管控的严肃性、重要性，摒弃侥幸心理、应付心态，彻底扭转“重账面、轻实质”的错误认知。把实质减负、风险出清、长效机制构建作为核心目标，确保化债工作经得起检验。

二是坚持实质化债，多元化债、合规化债。合规开展高息债务置换、债务展期重组，持续压降融资成本、缓解短期偿债压力。全面梳理闲置国有资产、低效资产、闲置资源，通过资产处置、市场化运营等方式，形成真实稳定的偿债现金流。与此同时，努力增收节支，在兜牢“三保”等刚性支出的同时，严控一般性支出，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集中财力保障化债需求，实现存量债务有序稳妥化解。

三是强化监督问责，筑牢纪律红线。严格落实财会监督、审计监督、金融监管协同机制，加大对化债工作的穿透式核查力度，聚焦台账造假、债务平移、空转化债、隐匿风险等突出问题，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严格落实监管问责机制，对查实的虚假化债问题，坚持零容忍态度，严肃追责问责、公开通报曝光，强化警示震慑，彻底破除侥幸心理。

四是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化债的根本出路在发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破解债务难题，聚焦实体经济培育、产业提质增效、财源扩容增收，提升财政能力。用好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把握好“以时间换空间”的节奏，筑牢债务风险防控的根基，实现化债减负与高质量发展良性循环。

五是适度调整和创新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的宏观政策。从2018年开启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来，我国根据地方化债进程的实际情况，稳中有进地不断优化相关政策（如建制县化债试点、全域无隐性债务试点、“6+4+2”政策等），有效推动了化债工作。目前，地方政府化债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要动态跟踪各地政府化解隐性债务的实际情况，针对化债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在坚持化债防险底线要求的基础上，视情况需要，适度优化创新地方政府债务化解的宏观政策，为各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化债创造更为适宜的环境。

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

推动法治精神在人民群众中落地生根，需要一支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法治宣传队伍。“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是新时代推进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的一项制度安排，是引导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举措。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以下简称“九五”普法规划）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稳步实现有条件的村（社区）至少有5名‘法律明白人’，探索在行业领域培养‘法律明白人’，发挥其社情民意信息员、法律政策宣传员、矛盾纠纷化解员、法治实践引导员作用。”这一部署为“九五”普法时期深入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提供了明确指引。

“法律明白人”是指具备较好法治素养和一定法律知识，积极参与法治实践，能够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的基层干部群众。2007年，中央宣传部、司法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民学法用法工作的意见》，提出“每个农民家庭培养一名法律明白人”。《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明确提出“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教育培训，发挥他们在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化解矛盾中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等文件都对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作出了明确要求。2021年《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试行）》构建起全国统一的制度框架，推动“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持续走深走实。202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在基层群众中培养具有较好法治素养和基层工作经验，能发挥示范作用的人员，指导、支持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带头参与法治实践。”随着该法的贯彻施行和“九五”普法规划的部署实施，“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

与专业化、职业化的法律工作者不同，“法律明白人”扎根乡土、贴近群众，既熟悉民情民意，又通晓乡土人情，是法治资源与基层群众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他们立足乡村市井、田间地头，精准对接群众生产生活中的法律需求，把土地流转、婚姻家庭、反诈防骗等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法规政策，结合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进行宣传解读。串门走访、集市宣讲、茶馆座谈，都可以成为法治宣传场景，有效推动普法工作从“灌输式”向“融入式”转变，使法律知识真正走进群众日常生活。与此同时，“法律明白人”引导群众依法参与村民自治、依法表达利益诉求、依法履行义务，在集体资产处置、惠民政策落地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重要力量。

司法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0月，全国已累计培养“法律明白人”超过420万名，基本实现行政村全覆盖。“法律明白人”队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如何提升培养质量、健全制度保障、拓展作用发挥空间，成为下一步工作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健全管理机制，推动“法律明白人”队伍规范运行。《乡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规范（试行）》对遴选、培训、使用、管理、考核等各环节作出了总体规定，“九五”普法规划对“法律明白人”队伍的功能定位作出进一步安排。作为一支群众身边的法治队伍，“法律明白人”来源广泛、身份多样，其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科学系统的制度安排，应着力构建涵盖遴选聘任、培训教育、管理使用、考核激励、工作保障各环节的全流程工作体系。其一，在遴选环节，应拓宽选拔渠道，选出群众威信高、责任心强、熟悉民情的优秀人才，同时注重吸纳具有法律专业背景或较高法律素养的人员加入队伍，鼓励退休法律工作者、法律专业毕业生等积极参与。坚持群众推荐、组织审核、备案建档的规范程序，建立动态人才信息库。其二，在考核与退出环节，应建立科学评价机制，将考核标准量化细化，对履职不认真、存在违法违纪行为或考核不达标的及时清退，做到“能进能出、优进劣出”，以制度刚性保障队伍活力。在正向激励方面，应对实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的“法律明白人”在政策倾斜、评先评优等方面予以体现，强化身份认同与职业荣誉，激发“培养一个、带动一片”的辐射效应。

完善培训体系，着力提升履职本领。“九五”普法规划对推进精准普法提质增效、强化需求研判等作出部署安排。“法律明白人”长期活跃在基层一线，面对的是群众生产生活中具体而复杂的法律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这些法律需求，取决于他们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素养和群众工作能力。对“法律明白人”的培养要立足实际，着力提升精准性和有效性。在培训内容上，应突出法治思维养成、群众工作方法、沟通调解技巧、法律文书运用、典型案例研习和基层治理实务等内容，帮助“法律明白人”提升依法分析问题、回应诉求、化解矛盾的能力。在培训方式上，依托“法律明白人”网校等平台，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培训体系。积极运用数字化手段，依托普法云平台等工具为“法律明白人”提供法律检索、案例参考与在线学习支持。在实践载体上，各地应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例如，一些地方以非遗剪纸文化为载体，创新培育“非遗法律明白人”队伍，将传统技艺与法治精神深度融合，推动法治文化与地方特色文化相融合。此外，还应注重强化专业力量支撑，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部署开展的“1名村（居）法律顾问+N名法律明白人”行动，旨在把村（居）法律顾问的专业优势和“法律明白人”的乡土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推动基层依法治理的整体合力。通过这一机制，使“法律明白人”在遇到复杂法律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的专业指导。

拓展覆盖范围，延伸服务触角与领域。“九五”普法规划明确要求探索在行业领域培养“法律明白人”。当前，我国城镇化率持续提升，城市社区人口密集、利益多元、诉求多样，新兴领域的法治需求也不断涌现。这要求“法律明白人”培养工作应主动适应基层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进一步延伸服务触角与领域。城市社区应结合自身特点，聚焦社区党员、业委会成员、楼栋长、退休法律相关从业者、志愿者骨干等群体，围绕物业治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高空抛物、养老诈骗等突出问题开展普法与矛盾前端预防。同时，积极推动“法律明白人”培养向学校、产业园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领域延伸，不断扩大覆盖面、增强渗透力，努力实现群众在哪里，法治服务就跟进到哪里，满足城乡基层日益增长的多元化法治需求。此外，还应完善部门协同、区域协作和资源共享机制，推动“法律明白人”与网格员、人民调解员、村（居）法律顾问等力量联动，做到需求及时发现、服务精准供给、结果跟踪反馈，让法治服务更加可及、均衡。

依法整治“心机商标”

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承载企业信誉的标识，诚实信用原则是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心机商标”的现象，即少数商标申请人通过文字组合、语义设计等方式设置认知陷阱，刻意引导消费者对指定使用商品的来源、品质、功能等产生误解，从而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和商业利益。例如，有的经营者将描述产品工艺、品质、规格、产地的词汇注册为商标，在包装上通过字号、排版等方式突出使用，刻意混淆商标与产品真实属性的界限；有的借助文字拆分、语义拼接等手段，有意制造消费者的认知偏差。这些行为将商标异化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也扰乱了商标管理秩序。

“心机商标”通过文字暗示进行误导，隐蔽性较强。在注册审查环节，审查机关依法围绕显著特征、在先权利冲突、是否属于禁用标志等进行综合判断。但不少“心机商标”的欺骗性不在标志本身，而在其与商品类别、使用场景相结合后产生的误导效果，有时在注册环节难以仅凭标志的字面含义作出准确判断。在违法成本方面，依靠误导性商标带来的销量增长和产品溢价，经营者往往能够获取较大数额的不当利益，而原有制度对商标获准注册之后、在实际使用环节发生的误导公众行为，缺乏直接而充分的规制依据。近年来，我国商标领域法治建设持续推进。在立法层面，今年6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从审查注册、投诉举报、违法责任等环节，针对“心机商标”等现象作出了系统的制度安排。在执法层面，知识产权执法部门将商标与商品名、宣传语搭配使用的误导行为作为重点整治对象，处置了一批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在司法层面，人民法院通过案件裁判释明司法立场，明确“心机商标”使用在核定商品上具有欺骗性、易使公众产生误认的，应当宣告无效。上述举措为强化商标的规范性注册和使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对“心机商标”的依法整治，需从如下方面着手。

进一步把严注册审查关口。商标注册是商标获得法律确权的第一道程序，也是从源头上防范问题商标流入市场的重要环节。如果具有误导性的商标在审查环节未能被识别而获准注册，后续的执法和司法环节将面临较大的纠错压力。根据新修订的《商标法》第十五条，“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在具体审查中，对于某一标志是否具有欺骗性，往往需要结合商标文字、指定商品类别以及通常使用方式综合判断。在《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审查标准，创新审查规则，从一般消费者认知出发，审查其使用在相关商品和服务上是否具有足够明显的误导风险，尤其关注食品药品等民生领域商标存在的有关问题，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与此同时，商标代理机构在商标注册申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部分代理机构明知委托人申请的是具有误导性或属于囤积性质的商标，仍然承接业务，客观上助长了“心机商标”的蔓延。对此，应当严格落实机构与从业人员备案制度，对违规代理行为依法追责，防止代理机构成为“心机商标”的助推者。

加大违法行为的惩戒力度。新修订的《商标法》对“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该规定通过区分违法情节轻重，设置差异化处置手段，兼顾惩戒威慑与容错纠错，体现了审慎监管、精准执法的理念。在执法实践中，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准确适用法律，并对经营额的计算口径、罚款幅度的具体裁量、“逾期不改正”的判断标准等进一步细化。在司法层面，对于主观恶意明显、影响范围较广的案件，应当综合考量企业的误导获利、商品流通范围、消费者受损规模等因素，依法确定民事赔偿数额，形成有力震慑，使打着商标的幌子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人依法受到严厉处罚。

完善投诉举报机制。商标的使用涉及广大消费者利益，“心机商标”的欺骗性往往要在市场流通中才能充分暴露。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是个体维权的手段，也是启动行政监管程序、推动市场净化的重要力量。新修订的《商标法》新增规定，对于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管理工作的部门投诉、举报。今年上半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在中国商标网上线“心机商标”治理版块，持续发布被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情况，并面向社会征集利用注册商标欺骗误导公众的问题线索。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进一步完善投诉举报的快速核查和反馈机制，对查证属实的线索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与此同时，商标无效宣告等事后纠错程序应当与投诉举报机制有效衔接，防止问题商标长期存续、持续损害消费者权益，形成及时发现、快速核查、依法处置的工作链条。

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

习主席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把握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战斗力永远是生命力的本质特征，赋予战斗力标准新的时代内涵，标定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的价值所在，把我们党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高度。我们要深刻领悟蕴含其中的深远战略考量，坚持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我军各项工作和建设的出发点落脚点，确保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把握胜战之本，深刻领悟战斗力这个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的重大意义

强军兴军，核心是能打胜仗；强军之“强”，说到底是战斗力强。习主席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实现党和人民赋予军队的使命任务，把战斗力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根本立场。战斗力标准的确立，不仅有着深厚的军事实践基础，还源于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科学揭示的建军治军基本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军事观看，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有强大实力捍卫本阶级的利益、完成肩负的政治使命；其建设的基本任务是提高武装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和作战能力，为应对战争和武装冲突做好必要准备。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看，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是军事实力的比拼，人民战争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有一支正规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从马克思主义军事实践论看，战斗力生成提高是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军队建设成效最根本的要看能否经受住未来战争的考验，能否在实战中克敌制胜。这启示我们，任何脱离战斗力标准的现代化建设，都是违背内在规律、偏离本质要求的无效建设、低质建设，军队全部建设活动都必须聚焦战斗力、服务战斗力、催生战斗力。

人民军队百年建设发展的历史铁律。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革命战争年代，军队边打仗边建设，依靠“小米加步枪”，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淬炼出强大战斗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为总目标，逐步完成由单一兵种向多军兵种合成的历史性转变，迅速形成慑战止战实力。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全面提高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进入新时代，人民军队牢牢抓住政治建军这个立军之本，锚定高质量发展，以新理念引领新变革，以新方针牵引新布局，以新体制激发新动能，锻造慑敌制敌的战略利器，打造合成多能的精兵劲旅，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这启示我们，仗怎么打、军队就怎么建，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只要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行动和战斗，把战斗力标准牢固立起来、落下去，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的迫切需要。当前，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综合国力竞争深刻复杂演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安全态势日趋严峻。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大国竞争全方位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有所上升，局部失序、局部动荡、局部战乱成为常态。危机冲突易发多发。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美以伊战事不仅牵动着地区安全，也对全球和平与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局部战争风险上升。西方反华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围堵、打压、遏制，个别国家在台海、南海、东海滋扰搅事，“台独”势力顽固坚持分裂立场、冒险挑衅，外部安全压力加大。这启示我们，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虽然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手段，必须把军事这一手搞过硬，把战斗力建设搞上去。

推进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强军胜战能力之“强”，依托于建设质量之“高”。不能为能打仗、打胜仗作贡献，一切建设发展都是白搭，更谈不上高质量发展。在指导理念上，把“更加注重聚焦实战”放在“五个更加注重”战略指导的第一位，明确了军队建设的基点和牵引。我军如果不牢固确立打仗理念，不长期不懈狠抓备战，就可能越发展就离实战越远。在基本任务上，无论是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还是军事治理现代化，都是适应现代战争对军事力量建设的内在要求，把锻造强大军事能力作为目标指向。在发展路径上，着眼推动我军建设转型升级，坚持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通过融合并进、体系突破，实现作战能力迭代跃升。这启示我们，高质量发展之高，关键是高在战斗力水平上，各项建设只有贯穿胜战导向、胜战标准，才能不散光、不偏移，不断提高质量效益。

聚焦胜战之要，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指出“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调战斗力的极端重要性，系统阐明战斗力建设的目标指向、建设重点、生成途径和发展方式，深刻揭示新时代战斗力建设的内在规律，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把战斗力建设牢固确立在打赢作战对手上。打赢作战对手是练兵备战和战斗力建设的现实靶标，也是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有力牵引。习主席发出胜战之问、价值之问、本领拷问，要求全军始终坚持用打得赢的标准搞建设。关于目标靶向，强调紧盯对手之变，紧贴作战对手，把军事斗争准备抓得又紧又实。关于能力指向，强调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关于实践取向，强调坚决把全军工作重心归正到备战打仗上来，坚决破除和平积弊，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做备战打仗带头人。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战斗力标准在地位上的独一无二性、在遵循上的根源性基础性，确立起新时代战斗力建设的基准线。我们要牢固确立对手意识，以对手为镜检验现代化水平，以对手为师磨砺打赢本领，把研究对手、对标对手、战胜对手贯穿备战打仗全过程，真正做到平时有备、遇敌能战，确保关键时候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坚持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先进战斗力代表着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也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制高点。习主席因应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创造性提出“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充分体现了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的深刻把握和前瞻布局。揭示了发展动因，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智能、无人等新技术新手段广泛用于实战，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演变。指明了发展重点，提出壮大战略威慑力量，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和手段升级改造，推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明确了发展路径，要求强化创新驱动，加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畅通先进科技成果向战斗力转化链路，提高科技创新对战斗力的贡献率。“先进战斗力”这一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拓展了战斗力构成要素和基本形态，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斗力的理论学说。我们要聚焦先进战斗力建设思变革、抓建设、做准备，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健全先进战斗力生成、检验、评估机制，积极谋取军事斗争新优势。

坚持用好军事训练这个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基本途径。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是提高实战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对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牵引性作用。当前，我军军事训练进入了全方位变革、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习主席要求全军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在指导原则上，要求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深入推进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在工作重心上，强调大力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坚持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推动形成有利于加强练兵备战的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舆论导向。在转型发展上，提出强化战训一致，强化联合训练，强化训练管理，强化科技练兵，强化训练保障，强化人才支撑；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练体系，深化联合训练、对抗训练、科技练兵，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在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和锻炼部队。习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明确了实战化军事训练的方向、任务和要求，引领我军训练在紧贴实战、服务实战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效支撑了备战打仗能力提升和各项重大任务完成。我们要把实战化训练这根弦绷得紧一些、再紧一些，改进训练指导和工作方式，推动各项建设和工作进一步向真打实备聚焦用力。

坚持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新质生产力是新质战斗力发展的源头供给，新质战斗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安全保障和需求牵引，二者技术同源、要素相通、产业同根。习主席统筹发展和安全，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统筹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作战力量发展。明确战略定位，新兴领域战略能力是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主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意义。突出战略重点，明确聚焦海洋、太空、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提升经略海洋能力，优化航天布局，构建网络空间防御体系，加强智能科技重大项目统筹实施，加大先进成果应用力度。部署战略举措，强调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健全先进技术敏捷响应和快速转化机制，构建自主自强、开放融合、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实践表明，一个国家对新兴领域的经略，往往要在转化为军事实力后腰杆才硬、说话才算数。我们要抓住国家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机遇，勇于挺进无人区、开辟新赛道，充分运用全社会一切优质资源和先进成果，全面提升新兴领域一体化战略能力。

扭住胜战之道，在新征程上充分解放和发展战斗力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对“十五五”时期战斗力建设作出战略擘画。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衔接转进的关键当口，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习主席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根本落点，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让一切战斗力的要素竞相迸发，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淬炼“战”的政治底色。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有了政治上的坚不可摧，才有军事上的所向披靡。这就要求我们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以政治底色保证战斗力成色。把党的绝对领导贯穿全程。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要健全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制度机制，加强各级党组织领战抓建能力，把我党我军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制胜优势。把政治锻造熔铸贯穿全程。军队越坚强、越纯洁，越有战斗力。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部队，持续开展思想整风，常态化推进政治整训，狠抓战斗力治虚打假，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把战斗精神培育贯穿全程。战争是物质的较量，也是精神的比拼。要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大力培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在重大斗争中磨炼血性胆气，在急难险重中锻造铁骨意志，在生死考验中砥砺英勇无畏，不断锤炼敢打必胜的钢铁劲旅。

加快“战”的智能转型。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主体的智能科技迅猛发展，引发军事领域链式突破，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紧提升智能化作战能力，积极抢占新军事变革制高点。以理念革新引领转型。勇于突破传统战争思维束缚，在观念上向新突围、在素养上向智迈进，不断增强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构建与智能化战争相适应的认知体系，实现由人脑经验主导向智能体系支撑下的人机融合决策转变。以重点突破带动转型。扭住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建设，集中优势资源攻关，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加快智能化作战理论和战法创新，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指挥链、杀伤链、保障链，在智能领域先机造势、先手制敌。以机制重塑支撑转型。针对无人智能技术更新快、装备升级快、进入实战快等特点，创新组织形态、管理方式、运用模式，探索走开“研试训用”一体化路子，释放更加强大和高效作战能力。

强化“战”的体系集成。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系统与系统的较量，必须把体系建、体系训、体系用的要求落实到各项建设工作中，着力提高体系作战能力。建强单元能力是基础。立足一体化联合作战需求，把每个作战单元、作战要素练强练硬，锻造能独立遂行任务的可靠战斗模块，以单元能力的过硬汇聚成体系整体优势。统一互联标准是关键。以高水平的网络信息体系为依托，确定高效简洁的链接标准，打破不同领域、不同平台间的信息壁垒，打通情报、指挥、火力、保障链路，实现作战要素全域贯通、不同系统无缝链接。实现融合升级是紧要。基于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推动机械化平台和信息化智能化平台、有人作战力量和无人作战力量、新质战斗力和传统战斗力高效融合，促进各要素功能互补、效能叠加，实现作战体系能力跃升。

做实“战”的人才支撑。人是战斗力核心要素，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因素。今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看似是“钢片”“硅片”的较量，本质上是人与战争关系的重构，说到底还是军事人才的比拼。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转变片面依赖物质技术推动战斗力发展的倾向，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摆到优先位置，重视抓好培养人、塑造人、激励人的制度和条件建设，实现人才队伍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良性循环。把“四类人才”培养突出出来。按照重点人才优先发展的思路，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培养，抓好重点方向重点领域人才准备，推动人才队伍向打赢聚焦、向战场发力。把军事人员动力活力激发出来。持续深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改革，大力营造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环境，激发军事人员投身强军兴军事业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2026年2月，党中央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价值坐标、砥砺实干担当提供重要指引。目前集中学习教育已告一段落，学习贯彻落实正在持续深化。作为肩负为军服务特殊使命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融通集团）在服务国家战略、支撑强军兴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中肩负重大政治责任。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集团党组坚持把职责使命摆进去，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断深化理论认知、校正实践航向，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学铸魂，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政绩观出现错位偏差，根源在于党性修养出现松动、私心杂念作祟。对国有企业党员干部而言，党性不是抽象的道德口号，而是具体体现在守护国有资产的政治立场、服务强军兴军的使命担当、心系职工群众的价值追求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树立正确政绩观，首要就是强化理论武装、淬炼党性修养，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

中国融通集团党组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构建以上率下领学、分层分类研学、专题党课辅导学、反面典型警示学、线上线下助学“五位一体”学习体系，充分发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领学促学作用。把正确政绩观纳入各级党组织“第一议题”、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围绕“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如何为”深学细悟、笃信笃行。全体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把对标检视作为校准政绩观偏差的重要抓手，坚持正面引领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构建立体化、全覆盖学习矩阵，推动学习教育从“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延伸，对照正确政绩观要求深入查摆检视，围绕重点领域梳理风险短板，建立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引导党员干部在学查改一体推进中厚植“国家使命、军队情怀、军人作风、英雄情结”的价值取向，全集团上下思想同心、目标同向、行动同步、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持续巩固。坚持把躬身践行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最终落脚点，发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落实基层联系点制度，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为军服务一线、基层一线调查研究，把课堂设在项目现场、服务站点，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强军兴军、推动企业改革发展的实际行动，各级领导班子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的政治穿透力、工作执行力显著增强。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学习教育告一段落不是思想改造的终点，而是常态化淬炼提升的新起点，必须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成效，把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推动实现常态长效。关键要把集中性教育同经常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统筹起来，将政绩观教育嵌入党性教育全过程，持续检视纠治政绩观方面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确保企业改革发展方向不偏、行稳致远。

坚持使命牵引，锚定为民造福的根本目的

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政绩好不好，最终要看人民满不满意、群众得没得实惠。对国资央企来讲，践行为民造福，既要履行服务社会民生的普遍责任，更要立足自身职能找准使命落点。中国融通集团与生俱来肩负为军服务的政治使命，践行为民造福，最根本、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高质量做好为军服务，这是由企业政治属性决定的。评判企业政绩，要把为军服务的贡献度、官兵满意度和服务保障力提升作为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把宗旨意识落实到一次次保障、一项项服务、一件件实事之中。

中国融通集团党组牢牢把握为民造福这一价值标尺，坚持为军与为民有机统一，重点从两个维度发力。一方面，坚守为军职责，做实做细为军服务。坚持系统观念、强化体系建设，推动为军服务由分散保障向体系保障、由被动响应向主动供给转变，召开为军服务质效工作推进会、举办专题研讨班，出台为军服务质效提升及惠军服务专项举措，实施提质扩能行动，健全多层级常态化军企对接机制，靠前对接部队保障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压缩响应周期。统筹酒店、住房、出行、医疗等资源，构建覆盖官兵食住行医的惠军服务体系，升级专属服务产品，累计提供为军医疗服务110余万人次、接待军人军属280余万人次，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保障效能。另一方面，立足资源禀赋，用心用情为民造福。推动多元业态对接国家战略和群众现实需求，盘活存量闲置房产资源转化为租赁住房，助力新市民、青年人住有所居；以现代农业、良种繁育服务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面向基层群众拓展普惠医疗服务缓解就医难问题；通过创新商旅场景激活消费市场优化人力资源服务拓宽就业渠道、做强传媒出版业态丰富文化供给，积极开展助学帮扶行动、做实公益惠民，央企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持续彰显。

践行人民立场贵在久久为功。中国融通集团将立足集团资源优势，把高标准严要求贯穿服务全链条，持续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系统总结成熟经验做法，擦亮融通服务品牌，努力让“有事找融通、服务可信赖”成为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普遍共识，把为民造福的政绩实实在在体现在服务对象的获得感上。

坚持实干导向，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

正确政绩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脚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存量盘活与增量拓展、显绩与潜绩的辩证关系，既要抓好当期经营，更要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既要守牢各类风险底线，又要勇于改革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求真务实作风推动资产保值增值。

中国融通集团党组坚持稳中求进、系统施策，重点从三个维度发力。一是以求真务实激活高质量发展总引擎。坚持以盘活存量带动增量、以优化增量提升质量，统筹推进存量资产分类处置、提质运营，聚焦产品升级增强有效供给、精细运营扩大保障能力，围绕不动产经营、农业种植、酒店服务、医疗服务、军事文创等重点业务，突出“优质、安全、可信赖”的品牌理念，聚力建强“中国融通·融e租”“融田”“融旅饭店”“军人服务社”等品牌，资产价值潜能持续释放，内涵式、集约型、可持续发展成色更加鲜明。二是以改革创新厚植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持续深化体制机制重塑，抓实业务整合、机构改革、管理提升，企业整体治理效能与核心竞争能力稳步提升。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大力培育智绿空间、智绿农场、智专服务、智廉制造等重点产业，以市场需求牵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体谋划贯通技术体系、产品谱系和产业布局，实施集团“人工智能+”行动方案，立足央企产业创新场景优势加强产学研用深度合作，推动科技赋能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和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数智驱动、创新赋能的产业升级体系逐步构建。三是以勇于担当夯实高质量发展硬底座。坚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深入推进资产投资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常态化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全链条整改整治、全领域穿透监管，健全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紧盯投资决策、资产处置、招标采购等风险点位，持续完善内控机制。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历史遗留堵点难点，综合运用法律、市场等多种手段攻坚化解，稳固经营发展基本盘，风险闭环防控、隐患系统整治、历史难题攻坚化解的安全治理格局逐步成型。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完善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面向“十五五”，中国融通集团将以编制实施发展规划为牵引，对标国有资本“三个集中”优化业务布局，深化投资赋能、市场拓展、资产管理、数字化转型等重点领域改革，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优化考核“指挥棒”，提高为军服务、科技创新、风险防控等打基础利长远工作权重，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企业治理制度效能，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贡献融通力量。

锻造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新引擎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是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十四五”以来，杭州立足全国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制度创新、场景牵引、生态构建协同发力，持续盘活数字经济存量、激活人工智能增量，建成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全链条产业体系，落地多个国家级创新载体，实现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全域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

产业集群集聚有序推进，梯度格局基本成型。杭州各科创平台、产业园区差异化布局AI细分领域，算力研发、开源算法、智能硬件、智能制造等板块精准落地，人形机器人、通用人工智能产业集聚优势凸显，与本地先进制造业建立联动发展渠道。依托地方立法优势，设立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沙盒监管”试点，优化知识产权快速确权机制，提高侵权赔偿标准，健全地方行业标准体系。

整合浙江大学、西湖大学等科创力量，组建产业技术攻关联合体，布局大模型底层框架、类脑算法等长线科研项目。推行“揭榜挂帅”攻关机制，分阶段推进伺服电机、感知传感器、高能效推理芯片国产化替代。搭建前沿科研、中试熟化、行业专用模型三级创新平台，壮大本土开源生态，完善公共数据集，破解通用模型同质化难题。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算力券等普惠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开放核心资源。坚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并行，主动对接全球开源社群，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梯度格局基本成型，持续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

科研攻关持续突破，特色赛道优势凸显。之江、西湖、良渚三大省级实验室精准对接未来产业赛道开展定向攻坚，分别深耕智能计算、类脑智能、合成生物等核心领域。杭州大力培育本土开源创新生态，落地AI治理试点，出台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建成规模化液冷算力集群，科研攻关持续突破，有效缓解“算法强、硬件弱”的发展失衡问题。

升级杭州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AI板块，积极推动城西科创大走廊、滨江、钱塘等区域差异化布局，优化城西液冷算力集群布局，打通长三角算力调度专网，明确各先导区细分赛道，建立跨区县“产业飞地”利益共享机制。出台专项激励政策，推动龙头企业共享算力、数据、场景资源，保障初创硬科技企业研发需求，畅通中试与产业化对接渠道，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牵头构建长三角错位分工体系，形成上海基础科研、杭州开源商业化、南京合肥硬件配套的协同格局。统一区域算力、数据、人才互认标准，推动创新券跨域通用，搭建一体化算力调度平台，常态化开放智能制造、低空物流、智慧医疗、人形机器人、脑机康复五大实景场景，破除跨区域合作制度壁垒，特色赛道优势凸显。

政策要素保障持续夯实，人才支撑体系逐步完善。依托数字浙江建设成果，杭州积累海量合规数据与实景应用场景，为AI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2024年7月，杭州出台《支持人工智能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杭政办函〔2024〕40号），每年统筹2.5亿元算力券补贴，最高补贴比例达30%，叠加创新券政策持续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政策体系覆盖全产业流程，依托数据交易所、场景创新中心，构建形成“研发——验证——落地——迭代”的产业转化闭环。

实施分层分类人才培育工程，构建政策、载体、资本、人才四位一体支撑体系，适配硬科技产业发展需求。面向全球精准引进前沿领域顶尖人才，提供科研经费、安居住房、子女入学一站式保障，简化外籍人才居留审批流程。推动本地高校增设AI交叉学科，联合龙头企业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定向培育复合型工程人才。坚决破除“四唯”，加大青年科研项目扶持力度，扩容产业人才公寓，完善创业孵化、投融资配套服务。优化市级科创基金布局，设立AI专项子基金，延长硬科技投资周期，落实早期投资容错机制，引导社会资本深耕前沿科创领域。杭州科创扶持基金连年递增，全球顶尖战略科学家、AI与多产业融合的复合型工程人才持续集聚，长效留才机制逐步发展完善。

杭州锚定培育新质生产力、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使命，将全面对标和积极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自主与开放，持续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全域创新生态，全力创建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为全国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贡献可复制、可推广的杭州实践和杭州方案。

（作者系浙江省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1＋1”模式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机关党建工作才能找准定位。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铁）直属党委坚持抓党建从业务出发、抓业务从党建入手，探索构建“1＋1”（即“管理体系＋操作清单”）党建与业务融合模式，引领总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中国中铁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引领高质量发展第一梯队、展示企业品牌形象第一窗口的示范带动作用。

系统构建体系，筑牢融合基础。立足央企总部功能定位，从价值导向、主要目标、融合维度、操作路径、保障措施5个层面搭建党建与业务“一体融合”管理体系：紧扣“创造质量品牌”企业价值观，明确“共融共生、互促互进”工作导向，以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职工群众满意的模范总部”为目标，聚焦“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三大维度，形成包含10项重点任务、3项保障措施的“一体落实”操作清单。在围绕中心维度将“第一议题”制度嵌入决策落实全流程，保障总部“第一方阵”定位；在建设队伍维度聚焦党员干部思想淬炼、政治历练、专业训练、实践锻炼，增强“第一梯队”战力；在服务群众维度突出服务、支持、赋能基层群众，擦亮“第一窗口”形象，通过“融合维度——操作路径——实践效果”层层递进，实现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紧扣中心大局，把准融合方向。胸怀“国之大者”，构建研究部署、狠抓落实、督促检查、及时报告、跟踪问效全链条机制，推动党中央要求在企业“最初一公里”落地。深研政策抢抓机遇，围绕党中央部署推动学用结合，编发《政策解读》28期，广泛开展先锋讲堂、党员讲堂、青年讲堂活动，引导党员干部从中央政策中找准奋进方向、布局机遇、业务切口。党建联动攻坚重难点，围绕业务重点谋划党建任务，发布9期《落实重点工作提醒》统一思想步调，通过组团攻坚、“揭榜挂帅”等机制引导党员主攻深化改革、风险防控、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搭建“我为企业献良策”平台汇聚发展合力。党群联建放大势能，推动支部开展理论联学、工作联动、问题联解、成果联出的“四联”党群联建活动，内部联建打破“部门墙”，跨部门协同效率明显提升，外部联建扩大“同心圆”，实现业务优势互补、同向聚合。

建强干部队伍，夯实融合支撑。厚植文化内核，传承“开路先锋”文化，构建柱石、学研、执行、效益、创新、合规、廉洁、和合“八个文化”体系，落实30项模范总部创建举措，强化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标杆意识。打造品牌矩阵，锚定总品牌，深化“一支部一品牌”建设，制定《品牌建设工作指引》，培育20余个特色子品牌，推动品牌内涵嵌入业务流程、行为规范，转化为党员履职实效。提升综合能力，制定能力作风建设意见，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过“政治生日”等强化党性锻炼，倡导人人作报告、人人讲党课，提升组织生活质效，组织3期学理论、提能力、强作风培训班，举办形势教育、政策解读、AI技术应用主题“卓越讲坛”，推动党员干部提升综合能力。锤炼过硬作风，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严明“七讲七强”员工行为规范，严防“十三个日常易发违规违纪风险点”，建立常态化教育、常态化提醒、常态化监督、常态化督促、问题从严查处的“四常一严”正风肃纪机制，紧盯节日节点开展“四不两直”监督检查18次，通过编印《纪律教育读本》、开展廉洁文化宣传周和警示教育周等活动，筑牢廉洁防线。

聚焦服务群众，提升融合实效。做实思政工作聚人心，创新“四讲五访六谈”思想政治工作法，开展急难愁盼问卷调研，落实员工职业生涯全过程关爱“十项措施”，通过开办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开展心理咨询等实招，把关怀落到职工心坎上。赋能基层发展减负担，持之以恒整治形式主义，精简总部文件会议，紧扣正确政绩观健全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倾心服务解难题，落实“四下基层”制度，推行批复事项“一站式”服务，实行“首问负责、一次告知、限时办结制”，基层对总部满意度显著提升。

完善保障机制，压实融合责任。压实党建工作主体责任，针对总部、党校、区域总部等不同主体分类指导，构建明责履责督责闭环；制定《党支部晋位升级考评细则》，把“以高促高、以上率下”要求融入政治引领、组织建设、教育培训、党风廉政、群团工作、创先争优六大模块，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智慧党建提效，上线直属党委智慧党建平台，嵌入支部考核体系，实现系统管理线上化、基础信息数字化、理论学习随时化、工作动态可视化、日常监管穿透化、考核评价精准化“六化”管理，做到问题早发现、早纠偏。典型示范带动，推广党建与业务融合经验，发挥“培育一个、带动一片”的辐射效应。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党委）

新时代如何传承鲁迅精神

2026年是鲁迅逝世90周年，诞辰145周年。进入初秋，关于鲁迅的活动日益增多，形成一股不小的文化热潮。8月下旬，在鲁迅生命最后9年生活的城市上海，举办了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颁奖活动，鲁迅文学周也同时开启。在整个虹口区，到处可以看到与鲁迅、与文学相关的标识和活动预告。鲁迅之于一座城市文化上的重要性，一座城市的市民对鲁迅的热爱之情，上海可谓最富感染力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在公园里，公园的名字叫鲁迅公园；鲁迅墓位于纪念馆旁边，离它最近的是上海久负盛名的虹口体育场。这里每年10月19日，鲁迅长孙周令飞领衔的鲁迅文化基金会，都会举办一次公祭活动，缅怀先贤，传承鲁迅精神。站在比邻体育场的鲁迅墓前，总会想起鲁迅的那句话：“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理解这句话，对于理解鲁迅精神也具有很形象的“注解”作用。

网络时代，广大青年热爱鲁迅之情得到极大程度的彰显，越是此时，越让人想到鲁迅研究界的责任。需要将研究成果社会化，需要以研究和阐释让鲁迅形象更生动、更饱满。鲁迅在世时，始终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这体现在他不但在创作上、学业上热心帮助青年，在报刊编辑、图书出版上给予专业上的指导甚至经费上的资助，更以宽厚之心对待宽宥青年们无恶意的失范之举，原谅他们即使刻意但不失改正品质的错误之举。鲁迅能做到的，即使放到今天，也一样让人感佩。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

百年之后的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时代，在国际范围文化交流交锋日益频繁的背景之下，在综合国力的提升与文化发展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形势要求下，如何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以当代眼光和视角分析、判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成色及短长，就显得十分迫切而且重要。在此情形下，如何理解鲁迅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如何将鲁迅思想和精神放置到更加广阔的时空视野中去研究，并影响社会大众的认知，这是鲁迅研究界应当给予特别重视的课题。

进入9月，我参加了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举办的一场座谈会，主题是在新时代如何传承弘扬鲁迅精神。在网络时代，鲁迅的热度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还呈增长之势。从古至今的文人里，有两个大“网红”，一个是苏东坡，一个是鲁迅。无论他们离开我们有千年之远，还是百年之距，人们借助网络将他们激活的热情格外高涨，话题不断翻新。在这样的情形下，如何传承鲁迅精神，就特别需要讨论。我们既需要鲜活、生动、富有亲和力的鲁迅，更需要真正理解鲁迅思想，欣赏鲁迅作品，感知鲁迅为人。

当代青年拥有学习、了解鲁迅的热情，鲁迅研究界有责任为传承鲁迅精神，理解鲁迅艺术，并将其社会化尽最大努力。

在新时代传承鲁迅精神，应着眼于新形势新变革。比如如何理解把握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鲁迅这一生中，引起别人误解，或与论敌针锋相对，以致留下无尽议论、言说，原因各不相同。但若大概统计一下，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元素、内核的理解不同，从而引发笔战，造成个人间隔阂，占比非常之大。这一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另外，我们要理解鲁迅的实践意义和当代价值，理解他思想实践的坚定性和复杂性。这种坚定又复杂，有时甚至会体现为一种矛盾，这种矛盾在鲁迅在世时，就引起过很多讨论甚至争议。他的确对青年说过“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但另一方面，他本人又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在学术研究和典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一方面强调拿来主义，同时在创作上又更强调中国作风，他对自己的小说《孔乙己》的独爱，就是因为不但篇幅精短，而且艺术上没有外国小说的痕迹。他在青年时欣赏摩罗诗人，但另一方面，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先贤身上看到民族、国家的希望。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新时代传承鲁迅精神，就要学习他为了革命而不计名利的品格。为了斗争，他可以专写杂文，不在乎人们有恶意无恶意的放弃了“小说家”头衔的可惜声。同时又极其尊重艺术规律，特别强调文学首先是文学。他强调，创作者本身应该是革命者，同时还要记住，自己从事的是艺术创作。

在新时代传承鲁迅精神，就要密切关注网络对鲁迅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同时应该加强引导，要从人间烟火中找寻与鲁迅思想、精神以及艺术的必然联系。鲁迅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生活过得多么丰富多彩，不在于他有多少奇闻逸事，而在于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同时也是革命文艺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一个都不宽恕的批判精神，毫不留情的自我解剖精神，深邃的思想，高尚的人品文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传承、弘扬。

鲁迅强调人之为人必然、必须，必定具有的多样形态与气息。当我们讨论传承鲁迅精神时，也需要有这样的辩证法和归纳法。既不要把鲁迅塑造成冷傲的形象，也不可碎片化、八卦化理解鲁迅。只有他的琐碎与他的伟大相联系时，生活中的充满烟火气的鲁迅才能跃然纸上，令人感动。网络中的鲁迅是生动鲜活的，对鲁迅的各种讨论甚至也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新的话题和新的启发。但鲁迅的伟大最终体现在他的作品里，流溢在他的文字中。要倡导阅读鲁迅，最好的阅读方式是系统阅读、整体阅读，由碎片式阅读、热烈的讨论引发对鲁迅的兴趣和热爱，而走进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精神世界，从中获得前行的力量，这要通过潜心阅读、深刻体悟、切身感受，我们才能真正获得。

关于鲁迅，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关于鲁迅与青年，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深入讨论的话题。从鲁迅那里获得思想启迪、精神感召、艺术享受，是一件幸福的事。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铸器以载道

在这个火热的夏末，以展现我国当代法治进程的现实主义剧集《重器》，在央视及网络平台持续热播并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该剧以陈一众、夏英杰、张丽慧、余高远、陆则铭五个政法院校毕业生的职业轨迹为切入点，通过11个改编自不同年代真实卷宗典型案件的审理与法律人群像的塑造，描绘了1979年至1997年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恢复重建、司法制度逐步健全、法律实践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

从一个个“为什么”开始。故事从1979年前后陈一众的一次人生震动开篇。少年时代的他，因为亲历案件，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法律并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条文，而可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一个家庭的命运。当案件中的疑点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他心底的疑问是，如果事实没有查清，法律究竟应该怎样作出判断？此时的中国，正经历历史的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法制建设恢复重建。电视剧没有用宏大的历史旁白去告诉观众“时代发生了什么”，而是让一个年轻人从对一桩案件的困惑出发，慢慢走进法律。这种处理反而让历史有了温度，是从一个个“为什么”开始。

走进基层司法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初，五个年轻人进入政法大学。那时候，他们对法律的认识大多来自课本、案例和课堂讨论。直到走进基层实习，他们才真正接触到法律在现实中的样子。基层法院的条件并不好，司法秩序也还在逐步建立。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件，到了现场，往往比课堂上的案例复杂得多。案件背后可能是一个家庭，也可能牵扯多年积累的矛盾，还会受到当地人情关系的影响。刘二林案件等一系列基层案件，让他们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法律写进条文只是第一步，真正办案时，面对的始终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情。老审判长张恩成的坚守、年轻人面对案件时的困惑，都在提醒他们：法律的价值不只是把条文写得完整，更重要的是到了具体案件中，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这一时期“依法办事”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开始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也进入他们每天面对的案件之中。

如何真正用好法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五个年轻人毕业后走上了不同的法律岗位。离开课堂，他们很快发现，书本上的法条虽然清楚，真正用起来却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时候，办案不能只看一条规定，还要看证据、看事实，也要面对现实中的各种压力。陈一众在办案中犯过错，也经历过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碰撞。一个个具体的案件让他意识到，检察官首先要面对的是证据，而不是先有结论，再去寻找能够支持结论的理由。夏英杰遇到证据不足的案件时，也曾承受不小的压力，但他坚持不能因为外界压力或者个人判断，就给一个人定罪。这些经历让他越来越清楚，审判最终还是要回到事实和证据上来。张丽慧进入监狱检察工作岗位后，接触到大量具体的监督事项。她逐渐发现，法律监督并不只是看看程序有没有走完，更重要的是从工作的细节里发现问题，并推动问题得到解决。余高远进入司法管理领域后，面对的是另一种复杂。他需要在制度要求、司法运行和现实压力之间不断寻找平衡，也因此更直接地感受到，一项制度真正运转起来，并不像纸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陆则铭选择了律师这条路。他面对的是刑事辩护中更加直接的压力，也逐渐认识到，辩护权如果只是写在法律条文里，意义仍然有限。只有在具体案件中，有律师愿意坚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这项权利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五个人走的是不同的路，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但他们都开始反复面对同一个问题：有了法律之后，究竟怎样才能把它真正用好？

法律本身也需要不断完善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五个人的工作逐渐不再局限于具体案件，他们开始从更大的范围参与法律实践。陈一众重新进入法律研究和修法工作。曾经在办案中反复追问“这个案件应该怎么处理”的年轻人，开始进一步思考：如果现实中不断出现类似的问题，法律本身是不是也需要作出改变？张丽慧与郭达杰等人长期追查案件，在寻找新证据、重新梳理事实的过程中，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法律监督并不只是对已经作出的结论进行检查。陆则铭继续从事刑事辩护。他所做的事情看起来仍然是一件件具体的辩护工作，但随着司法实践不断发展，为当事人提供辩护，也越来越成为刑事诉讼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余高远进入司法管理领域后，开始从制度运行的角度观察司法工作。他看到的不再只是某一个案件，而是司法机关怎样运转、制度怎样落实，以及制度设计和实际工作之间仍然存在的距离。夏英杰则继续在审判一线工作。对他来说，公平正义并不是一个宏大的概念，而是要落实到手上的每一个案件里。这时候，他们关注的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过去更多是在问“有没有法律”，现在则开始追问：法律本身是否合理，程序是否完善，权利能不能得到保障，监督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

法律人共同推动法律制度进步。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1997年刑法修订。五个人此前在不同岗位上的经历，也在这一时期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制度的完善产生了联系。一些案件中的纠错，也逐渐有了更具体的程序和依据。原本散落在一个个案件、一次次选择中的经验，最终开始沉淀为制度上的变化，并进入法律文本。回头看，这种变化其实很有意义。法律的进步，最后呈现在一部部法律和一项项制度中，但这些变化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很多时候，推动制度向前走的，正是法律工作者在一个个具体案件中的坚持。陈一众的追问、夏英杰的坚持、张丽慧的执着、余高远的权衡、陆则铭的辩护，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故事。他们做的，更多是自己岗位上的事情：认真办一个案件，坚持一个判断，指出一个问题，或者为一个当事人多说一句该说的话。这些选择单独看或许很小，甚至很难在当时看出它们会带来什么改变。但当许多法律人在不同岗位上作出类似的选择，这些微小的坚持就可能慢慢汇聚起来，影响司法实践，也推动法律制度不断向前。

《重器》最值得回味的，也正在这里。它没有把这段司法进步的历程写成一条笔直、光洁、没有曲折的道路，而是让观众看见，这件“重器”是在一次次碰撞中成形的。五个人从同一间教室走向不同的人生，他们像五种不同的器物，形制不同、用途不同，却共同承载着一个时代对于公平、秩序与正义的期待。所谓“重器”，既是不断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是无数法律人用青春、理想和实践一点点铸成的法治信念。如果说立法是铸器的炉火，司法便是反复敲打器物的铁锤，而那些普通案件、普通当事人和普通法律人的坚守，则是一遍遍淬炼这件“重器”的冷水。法律最终要落到人的生活里，法治最终也要由人来守护。

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脱钩断链”风险上升，我国面对国际环境越来越明显的不确定性，必须同时处理好内循环和外循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的双重要求。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对外开放越有质量，越能通过竞争、合作和知识流动激发国内市场潜力。

做强国内大循环，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从依靠规模优势向形成体系优势的转变

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分工体系，做强国内大循环，本质上是从过去更多依靠外部市场机会的“客场竞争”，转向以自身市场、产业和创新体系为依托的“主场建设”。我国把发展的战略基点放在自身力量和内部市场，做强国内大循环，并不是把发展重心转向封闭的内向循环，而是通过增强经济体系的内生动力、创新能力、结构韧性和风险抵御能力，提高我国在外部开放中的议价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和风险处置能力，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基础和战略主动，实现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从依靠规模优势向形成体系优势的转变，在开放中实现发展和安全的高水平良性互动。

有效扩大内需，形成更加富有成长性的市场预期。消费是最终需求，也是国内大循环稳定运行的基础。提振消费的关键，是要通过稳就业、增收入和优化公共服务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按照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的部署，重点是顺应人口结构和消费方式变化，扩大数智消费、绿色消费、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推动消费市场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的中高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应更加改善结构和提高效率，重点是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投资于物要把资金更多投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民生保障和安全能力建设，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地方无序竞争；投资于人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生产力，以更高质量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改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为产业升级和长期消费提供劳动力和收入支撑。

提升供给体系与有效需求的适配性。国内大循环的堵点，主要表现为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匹配，低端同质化供给相对过剩，高品质、多样化和服务型供给不足，部分消费需求或者外流，或者潜在需求被抑制，不能释放为现实有效需求。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坚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推动企业提升产品设计、质量控制和品牌运营能力，使供给更加敏锐地响应各类消费需求。从我国的收入结构水平和实际消费升级状况看，服务业潜在需求远远大于当前的供给水平和质量。要把服务业作为供需适配的重点领域，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下，在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体育和旅游等领域有序放宽市场准入，充分释放和激发市场活力，激励社会和市场提供多层次服务，扩大有效供给和高质量服务商品，让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相互促进。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完善要素市场体系的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整体效率。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制度基础。市场规则统一、产权保护有效、监管执法一致，能够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经营主体的长期投资和创新意愿。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国内大循环的骨架，当前地方标准差异明显、跨区域执法协同严重不足、隐性市场壁垒和要素流动面临较多障碍，正常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使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较高，既导致传统行业和新兴行业出现产能利用不足，又使规模经济效应不显著的“内卷”问题日益凸显。要按照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要求，加快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清理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增强监管的一致性和可预期性，尽快建立起统一市场的基础制度。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另一项基础制度，其中建立高效的劳动力人才市场需同步深化户籍、社保和公共服务改革，降低人才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成本；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点是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引导资本流向创新企业和关键领域；在新兴的数据交易市场领域，应加快建立产权、流通、交易和安全规则，推动数据要素依法有序流动。只要各类要素配置效率越高，国内大循环就会随之越顺畅，对外开放合作所能依托的国内市场深度、产业厚度会更为广阔和深厚。

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提升扩大对外开放自主性并不意味着减少同世界的联系，更不意味着以封闭求安全，而是会促进一国在参与国际循环时，拥有稳定的市场腹地、完整的产业体系、持续创新的能力以及参与规则塑造的话语权，能够主动选择开放领域、合作对象和制度安排，不被短期外部冲击或少数关键环节的依赖所牵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

用超大规模市场增强资源配置能力。人口规模巨大、消费层次丰富、产业应用场景广阔，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超大规模市场不仅能够摊薄研发成本、加快创新迭代，也能够增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长期预期，当国内企业能够依托本土市场形成技术、品牌和标准能力时，对外开放就不再只是适应既有国际分工，而能在合作中提供新的产品、方案和市场空间。市场规模越大、成长性越稳定，我国在引进技术、吸引外资、开展产业链合作时就越有回旋余地，并能把市场吸引力转化为国际经贸谈判中的筹码，使国内需求从“数量优势”转变为“结构优势”。产业链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开放优势，产业链的安全稳定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在多元合作中降低单一依赖，在开放竞争中提高整体效率，需要把补链强链与开放合作结合起来，既守住本土制造和关键环节，又通过区域贸易协定、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拓展合作空间。

以科技自立自强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势与市场竞争信心。科技实力是决定开放自主性的关键变量，如果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容易在技术引进、设备采购、标准制定和市场准入等环节形成被动约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通过强化基础研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形成自主可控、开放合作的创新体系，使我国在技术路线选择、国际合作组织和产业升级方向上拥有更大主动权。从开放角度看，自主创新能力越强，越有条件开展平等合作和高质量引进来，国内创新需求可为全球研发资源提供应用场景，国际科技合作又能提升国内创新效率，由此形成的正向循环，有助于把开放压力转化为创新动力，把外部竞争转化为产业升级和制度完善的契机。我国产业体系完备、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是抵御外部冲击、保持开放主动性的重要基础，完整的产业体系使我国既能承接全球高端制造和研发环节，也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装备、技术和产业合作方案，形成多元、稳定的国际分工网络，帮助后发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步伐。

促进区域协调，发挥我国多层次开放格局的优势。国内大循环是全国范围的市场联通和产业协同，东部地区应继续发挥开放平台、创新资源和产业配套优势，中西部地区要大力增强产业承接能力，接续东部地区先进或成熟产业，通过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既可以减少同质竞争，也能够形成面向不同市场和地域的多元开放布局，增强我国对外开放的整体韧性。随着国内产业升级，部分成熟产能、中间产品、高端装备和数字化解决方案可以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衔接，深化同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产业链合作，形成优势互补、阶段衔接的合作关系。中西部沿边地区可依托口岸、边境经济合作区、自贸区和各类跨境通道，持续优化沿边口岸通关流程，深化同毗邻国家的投资与经贸合作；利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物流网络，推动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互联互通，形成各具特色的内陆开放高地，逐步把内陆地区由开放后方转变为开放前沿。这种合作是共同构建更加稳定的区域价值链，通过技术、标准、人才和服务协同，拓展我国产业升级后的市场空间，增强合作国家的产业能力，降低全球供应链的系统性风险。

加快完善内外市场的制度衔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顺畅衔接。我国吸引高质量外资，关键在于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和市场环境，高水平对外开放，重点已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应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契机，以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平台开展压力测试，在知识产权保护、公平竞争、政府采购、数据跨境流动、环境和劳工标准等领域主动对接高标准规则。全面落实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标准制定和市场竞争，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研发创新和绿色低碳等领域。以国际市场为纽带深化同贸易伙伴的利益联系，内外贸一体化能够降低企业同时面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时的制度性成本，推动内外贸产品在质量、标准、认证和监管等方面衔接，提升物流、结算和供应链协同效率。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和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平台，可率先开展规则衔接和监管创新，通过先行先试，形成既符合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又适应国内发展需要的制度安排，使内外循环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联通，实现进口与出口、引进来与走出去相互配合，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

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实际以国内循环之“稳和强”赢得对外开放之“通和高”。面向未来，做强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科技自立自强增强产业链韧性，以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多元合作拓展国际循环空间，使我国在复杂易变的全球经济中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形成自主与开放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

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的交叉融合

当前，AI（人工智能）与生命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正从两个方向改写科学与技术的认知疆域。一方面，从AlphaFold破解蛋白质折叠这一世纪难题，到扩散模型设计出自然界从未存在过的功能蛋白，再到自主提出假设、设计实验的“AI科学家”——AI正在重新定义“何为生命”“如何理解生命”“谁能设计生命”。另一方面，生命系统惊人的复杂性，也在对AI以统计关联见长却难以触及因果机制的底层逻辑提出深层挑战。当技术突破的速度领先于治理框架的更新节奏，一道紧迫的时代命题已然浮现：面对这场范式革命，我们如何驾驭它，而不被它所驾驭？

答案首先取决于对当前全球竞速态势的清醒判断。AI与生命科学的融合正处于从实验室突破向产业能力迈进的关键阶段。竞赛的本质已非算法在学术排行榜上的性能比拼，而是“基础模型能力——算力与数据基础设施——治理规则主导权”构成的系统性较量。谁率先在这一体系的各关键环节占据优势，谁就将在下一代生命科学与生物制造的技术版图中掌握核心主动权。技术路线加速走向收敛，从分散的任务特定模型向通用型生物学大模型演进。扩散模型与流匹配已成为蛋白质设计的重要主导范式之一；基础模型通过跨多种数据类型的统一预训练，推动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等多维生物数据趋向统一框架；AI科学家与自驱动实验室走向现实，形成“提出假说——实验验证——分析反馈——迭代模型”的全流程闭环，对传统生物学研究范式形成根本性重塑。技术收敛意味着先发者可凭借数据与模型的正向循环快速建立结构性优势或技术壁垒，后发者的追赶成本将以指数级速度攀升。

大国战略竞争已加快展开。有关国家与地区已将AI与生命科学的交叉融合提升至战略竞争的核心位置。美国以“创世纪计划”和相关立法为牵引，整合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机与独特数据资产，构建从顶层设计、政策保障到基础设施的系统化部署。欧盟发布《应用AI战略》与《科学中AI战略》，以技术主权为旗帜、以“AI+生命科学”为突破口的战略体系迅速成型。英国以《生命科学AI采用计划》突出务实精准，主攻“监管沙盒”创新友好环境等。相较之下，我国布局呈现“单点突破、体系追赶”的特征：在蛋白质结构预测、基因组分析等领域已接近国际前沿，但底层的生物数据治理仍受困于“数据孤岛”现象，自主可控的生物学基础大模型尚未确立行业标准和生态主导力，这些仍是制约整体能级的结构性短板。

在技术竞赛和地缘博弈同步展开的同时，生成式AI使“设计生命”成为现实，也打开了难以预测的安全和伦理潘多拉魔盒。2025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密集推出治理框架与政策指南，试图为这场技术变革划定规则边界。然而，就在全球部分顶尖AI科学家以更紧迫的语气警告AI生物安全风险正在加速积聚之际，美国将AI政策基调从风险管控显著转向“放松监管、优先发展”。“繁荣”与“安全”之间的叙事张力，折射出大国在治理优先序上的深层分歧，正将这场技术融合治理推向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

深层困境体现为三重结构性矛盾。一是数据断层：传统科学研究“手工作坊”与AI时代科研“工业流水线”的冲突。数据是AI与生命科学深度融合的基石，但传统生物数据的生产模式围绕特定科学假说展开，呈现小样本、强设计、高异质特征，且存在严重的“阳性偏好”——阴性数据很少报告。这与AI所需的规模化、标准化、低噪声数据之间形成根本性冲突。更棘手的是，数据散落于各机构之间，权责不清、标准不一，缺乏跨越项目周期的长期维护与可持续供给机制；合成数据的大量生成，更模糊了真实数据与虚拟数据的认知边界。数据生产、采集、存储、流通、使用等环节问题层层传导，构成这场融合中最基础的制约瓶颈。二是组织滞后：“小科学”与“大工程”的错位。AI与生命科学的深度融合，需要同时驾驭大模型训练的海量计算、高通量实验的规模化操作、跨模态数据的系统性治理，以及从算法到临床的多环节验证，小而散的科研组织已普遍难以为继。大规模数据集的持续维护、基础模型的迭代更新、自动化实验平台的稳定运行，均具有系统布局属性，与以短期项目为单元的科技资源配置逻辑存在深层矛盾。在科研评价层面，精心治理的数据集、高质量的开源模型、被广泛采用的算法工具包，这些推动领域进步的贡献，在现行评价体系中往往难以获得应有的认可。三是范式脱节：AI统计关联与因果推理之间的鸿沟。当前AI基于统计关联，依赖“封闭世界假设”，以“黑箱预测”见长；而生命科学追求因果推断规律，面对开放动态系统，要求知识可解释。二者之间的脱节并非局部技术不足，而是范式层面的系统性冲突。若AI只能输出预测而无法揭示机制，它就始终是游离于科学知识体系之外的黑箱，难以融入生命科学理论的积累与演化。这并不意味着AI在生命科学中“无用”，而是意味着它无法仅凭现有范式走得更远。生命科学不仅是AI的应用场景，更是AI自我进化的“淬炼场”——倒逼AI从关联走向真正的因果推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黑箱走向透明。

战略抉择要求在机遇与约束之间寻找动态均衡。AI与生命科学的双向奔赴，既是一场技术革命，也是一场科研体系的组织革命，是对国家战略能力的一次系统性考验。把握这一机遇，既要增强抢抓战略窗口期的紧迫感，也要保持驭势而强的战略清醒。

加快构筑自主可控的数据与算力底座。建立国家级生物数据治理框架，完善贯穿数据全生命周期的权利界定、元数据标准与质量溯源机制，推进“生物数据安全港”试点，实现数据合规汇聚与受控流动；建设生命科学专用智算平台，规避通用算力在生物数据上的效率折损；打造AI与实验闭环的自主科研系统，铸就生命科学领域新型国之重器。

聚焦关键科技领域实现差异化突破。攻关蛋白质设计、单细胞分析、虚拟细胞、数字器官等关键领域的基础模型；充分发挥我国在人口多样性与海量临床数据、丰富物种资源、完备工业制造业体系等方面的独特禀赋，在“AI+生物医药”“AI+生物制造”等特色赛道形成差异化优势，避免在通用大模型上与优势国家“拼参数”。

改革科研组织与评价体系。建立集算力、数据、自动化实验于一体的交叉融合创新平台，以持续稳定的支持替代短期项目制投入；在评价层面，承认基准数据集、开源模型、算法工具包的学术价值，对从事数据治理、平台运维等支撑性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建立以服务效能和实际贡献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在技术审评层面，尽快出台AI辅助药物研发的技术审评指导原则。

发展敏捷治理与风险防控体系。做好AI安全监管与生物技术应用监管的制度衔接，建立“分级分类、动态调整、多元共治”的治理框架——低风险层级适用常规科研伦理管理，中风险层级实行备案与定期安全评估，对涉及病原体改造等高风险研究实施前置审批与全过程监控；建立AI生物安全监测预警平台，制定AI生成生物序列的备案追溯技术标准；发展安全对齐与伦理嵌入技术，确保AI模型行为与人类伦理价值保持一致；深度参与“AI+生物安全”治理，提升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人工智能四大时代之问。其中，“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直击人工智能深度介入现实决策链条后的安全痛点。今天的算法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信息处理工具，已经深度嵌入政务办理、金融风控、临床医疗、司法辅助、自动驾驶、公共资源配置等诸多领域。运用得当，算法能够显著提升治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一旦安全防线失守，则可能造成公平失衡、个体权益受损，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如何充分释放算法带来的技术红利，同时有效防范各类风险隐患，做到趋利避害、安全可控，是我们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

技术创新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算法参与决策所带来的安全风险，是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形成的。首先来自算法本身固有的技术局限。算法依靠数据和模型开展运算，天然带有“黑箱属性”，决策推理过程难以直观溯源、清晰解释，一旦输出结果出现偏差，定位问题根源往往十分困难。训练数据中潜藏的偏见与瑕疵，还会被模型继承并放大，最终转化为现实场景中的决策不公。现实世界复杂多变，训练数据只是有限采样，模型在训练覆盖的场景内表现稳定，可面对长尾场景、突发状况、数据分布漂移时，就容易出现判断失准。其次是人的客观认知局限。风险识别，建立在能力大体对等的基础之上。当算法在部分专业判断上的表现超过人类，使用者往往很难对算法输出开展实质性检验，看不懂就难以质疑，核验不了就无从把关，这不是主观态度问题，而是能力差距带来的客观困境。再次是安全技术供给相对滞后。人工智能模型能力快速扩张，但安全研究整体处于追赶位置，坐等安全技术自然成熟，无异于放任风险裸露。最后是规则与责任边界模糊。算法介入决策之后，哪些判断属于人的裁量、哪些来自模型运算，边界容易混淆；发生权益损害时责任主体难以厘清，追责机制缺位，就会出现安全悬空。这正是算法决策安全风险的核心症结。由此我们必须明确，算法只能输出参考结论，绝不能替代人的价值判断和最终裁量。

价值取向是算法安全的根本标尺。首要就是秉持以人为本理念、智能向善的宗旨，牢牢守住人类决策主体地位和终审权限。算法研发、训练、落地应用全过程，都应当把人的权益、社会公平、公共安全放在优先位置，摒弃“技术至上”的片面思维。发展和安全不是对立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坚持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思路：对于普通应用场景，鼓励技术创新，简化准入要求；对于涉及人身权益、重大财产、公共利益的高风险场景，必须抬高准入门槛，把“损害后果能否通过事后救济恢复原状”作为重要标尺，守住不发生不可逆损害的安全底线。这条底线不看事件发生概率、不看受影响人数，哪怕少数个体因为算法决策遭受生命、自由层面的侵害，同样不可接受。

保障算法决策安全，要夯实可信技术底座，做到算法运行机理可解释、行为边界可控制、决策过程可追溯、损害后果可救济。可解释重在让推理链条能够被理解、被追踪；可控制要求对算法越界行为能够及时干预叫停；可追溯就是出事之后可以定位环节、锁定主体；可救济就是切实保障受算法决策影响个体的知情权、异议权、人工复核申请权、申诉救济权。要持续攻关算法可解释性、风险溯源、偏差修正、安全防护等关键技术，完善算法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应急处置体系，落实高风险决策全程留痕，从技术层面压缩漏洞，减少决策偏差。同时也要破除技术万能的迷思，仅靠技术无法化解全部安全难题。面向长远，未来超级智能的出现，还会带来超出人类现有认知边界的全新挑战，这也是安全层面需要提前加以思考研判的命题。

技术之外，更须厘清权责。算法参与决策，本质是对技术系统进行部分权力让渡，有权力就要有约束，有决策就要有责任。算法全链条涉及开发、部署使用、一线应用、监管等多方主体，绝不能出现“算法做的决定，谁都不用负责”的现象。开发方要扛起源头责任，做实模型安全测评，不能拿“算法中立”当作免责借口；部署使用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结合业务场景做好适配评估，把人工把关落到实处；一线工作人员要坚持“使用即负责”，特别是医疗、司法等高敏感领域不能简单照搬算法输出直接作为决策依据。模型迭代更新必须开展复评，杜绝一次认证、终身有效。监管部门完善标准规则，落实高风险算法备案、评估、抽查制度。争议处置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由掌握系统运行信息一方承担说明举证义务，贯通事前预防、事中监控、事后救济全链条，坚决杜绝以“算法如此”回避人的责任担当。

防范算法风险，同样离不开社会层面的协同。大众要注重提升自身科技素养，增进对算法运行逻辑的认知，学会识别算法带来的风险，增强维权意识与能力，构筑起防范算法风险的社会基础。

算法风险没有国界，安全保障也需要全球协同共治。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单一国家再完备的防护，也难以阻挡风险跨境流动。我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相关国际决议与行动计划不断凝聚全球共识。推动规则互鉴、标准互通、风险共警，弥合数智鸿沟，是筑牢全球算法安全的应有之义。

回到开篇的时代之问：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答案不在算法，而在人。算法可信不能止于口号，关键依靠研发尽责、应用把关、制度兜底、社会参与、全球协同的合力。要守住可撤回、可复核、可追责的制度闸门，让技术参与的节奏适配人类管控的能力。坚持安全前置、趋利避害，才能让人工智能的技术红利在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充分释放。

词元安全治理不容忽视

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对人工智能与千行百业的深度融合作出系统部署，指引大模型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各类智能应用大量涌现。在这一进程中，一个看似微观、实则关键的技术要素日益受到关注，这就是词元（Token）。作为大模型运行的基本单元，词元既是人工智能处理语言的最小单位，也日益成为人工智能服务计量、流转与定价的基础载体。然而，词元“中转站”陆续暴露出一些乱象，词元的安全治理，正成为推动“人工智能+”行稳致远的必答题。

为何如此重要

词元的内涵发生转变。过去，词元主要是一个技术概念，多在模型研发和后台运行中被使用，外界关注不多。随着“模型即服务”模式的兴起，按词元用量计费已成为人工智能服务的主流商业模式，用户每一次与模型的交互、每一项智能应用的调用，背后都对应着实实在在的词元消耗。词元由此从单纯的技术计量单位，转变为承载价值、连接供需的经济单位。

词元的地位明显上升。在“人工智能+”行动的牵引下，无论是智能客服、代码生成，还是文档处理、辅助决策，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应用的运行，都建立在持续不断的词元调用之上。词元处在人工智能价值链条的底层，源自模型供给，支撑千行百业的应用需求。据国家数据局公布的数据，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两年间增长逾千倍。可以说，词元已经成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根基。

词元的风险错综复杂。在旺盛需求的带动下，词元中转、词元分销等中间服务大量出现，它们在降低使用门槛、活跃市场供给的同时，也使词元的流转链条变得更长、更复杂、更不透明，一旦词元供给出现质量问题或安全漏洞，影响往往不限于单个应用，而会沿着链条传导扩散，进而影响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整体成效。

现实挑战

庞大的需求催生出层层分工，词元中转应运而生。词元中转往往依托第三方平台，其从上游购入不同大模型的词元额度，再转售给下游的开发者和企业，以此降低在一个平台使用不同模型的门槛，还能获得一定价格优惠。但这一环节处在供需之间、链条较长又缺乏规范，各类乱象集中出现。总的来看，风险可概括为以下四类。

一是计价不透明风险。词元服务属于新生事物，看不见、摸不着，计数规则较为复杂且由服务方单方定义，输入输出如何切分、缓存命中与失败重试是否计费等关键口径往往披露不足，用户对自身实际消耗与计费依据难以核验。计费环节的模糊空间由此被利用，虚报用量、随意调价、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招揽用户再在计费环节找补等现象时有发生。这些行为看似只损及个别用户，实则不断侵蚀着词元服务市场的信任根基。

二是服务可用性风险。中转平台背后的服务主体技术与运维能力参差不齐，上游的供给稳定性不足，已经出现服务中断、限流降速、接口失效甚至“卷款跑路”的事件，其支撑的下游应用也随之受阻，严重时导致整条业务链路停摆。随着词元服务嵌入办公、研发、客服、生产调度等场景，能否稳定供给已不只是单一企业的运维问题，而是关系智能应用连续运行和数字经济安全韧性的基础性问题。

三是模型真实性风险。词元服务具有较强的技术隐蔽性，用户通常只能看到平台标注的模型名称，难以核验实际调用的模型及版本。一些平台可能以高性能模型名义提供服务，实际接入能力较弱的模型，或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更换模型版本、调整路由策略，导致输出质量和能力缩水。模型“以次充好”，不仅直接损害用户权益，也会影响下游业务判断，侵蚀词元服务市场的信任基础。

四是数据安全风险。词元服务的链条，同时也是数据流经的链条。用户调用模型时输入的内容，往往涉及商业秘密、个人信息乃至敏感数据，须经中转平台方能抵达上游模型，链条每延展一环，数据失控的风险便累积一分，个别平台甚至留存、分析倒卖用户数据。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国内用户使用境外模型多经中转接入，数据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流出境外。这已超出商业失范的范畴，触及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词元经济规模越大，数据合规流转、安全可控的分量就越重。

构建多元协同的安全治理体系

面对词元服务暴露出的种种风险，单一手段难以奏效。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多方参与、协同发力，构建完备的安全治理体系。

推动监管补位，将新业态纳入治理视野。词元中转、分销，是伴随词元经济兴起的新生事物，目前大多游走于既有监管框架的边缘。应顺应技术与产业发展，及时填补监管空白，研究将中转服务等纳入增值电信业务，完善服务主体、接入方式和服务内容等信息登记，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扭转主体隐匿、责任难追的局面。与此同时，推动建立词元调用的可追溯、可审计机制，使服务质量、计费依据、数据流向等关键环节有迹可循、有据可查，为事中监测与事后追责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底线思维，筑牢内容与数据安全屏障。内容与数据安全，是词元安全治理中不可逾越的两条红线。在内容安全方面，应严格落实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法规，确保经由各类渠道提供的模型服务，其内容安全责任均落到实处，坚决遏制借助中转通道传播违法有害信息的行为。在数据安全方面，应严格遵循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规范数据跨境流动，对擅自留存、倒卖用户数据以及违规致使数据出境等行为依法严惩，切实维护数据安全与国家安全。

强化标准引领，以专业支撑促进行业自律。治理既要靠刚性约束，也要靠专业引导和行业自律。中国信通院已依托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发起《词元（Token）服务安全承诺》，组织首批企业签署承诺，推动行业形成规范经营、安全服务的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应加快完善词元服务安全标准和评测体系，推动承诺要求转化为可执行、可验证的行业规范，探索建立可信名录，促进政府监管、专业支撑与行业自律有效衔接。

词元安全治理非一方之责，有赖产学研用各方协同推进。应鼓励科研机构与骨干企业在词元安全、可信调度等关键技术上联合攻关，以技术进步压缩黑灰产的生存空间。更具根本意义的是大力发展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国产大模型，加快构建立足自身的安全算力与模型供给体系。自主供给的根基日益牢固，词元服务才能实现自主可控，源头上的安全风险才能从根本上得到防范。应充分发挥骨干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形成各方协同、规范有序的产业生态，让词元经济行稳致远，真正成为“人工智能+”坚实可靠的发展底座。

（作者系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全治理部主任）

提高超大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大量人口涌入、住房需求激增和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等原因，部分大城市在新建区域形成了超大社区等新空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超大社区等特殊区域治理”。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解决这类超大社区治理难题，提高精细化治理水平意义重大。

超大社区主要有三方面特征。一是人口体量庞大、流动性强、人员结构复杂。很多超大社区建设初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解决社会住房需求，建设的民生安居工程。居住规模在万人乃至10余万人，外来人口比例偏高，人口流动性强。社区居民在年龄、职业、收入及文化背景上差异显著。二是空间范围广阔、居住密度很高、治理单元体量偏大。这类超大型住宅小区多为早期集中开发模式，整体占地广、片区连片，容积率与人口居住密度普遍偏高，物理空间跨度大、管辖范围广，基层治理的服务半径远大于普通社区。三是利益主体多样、产权形态复杂、治理单元类型混杂。超大社区涵盖多种房屋产权属性与社区类型，其中既有动迁安置、公共租赁、商品房小区，也包含原有单位社区、产业园区、高档小区等不同片区，各片区权属属性、日常管理主体各不相同，形成了多主体、多类型、多权属交织的复合型社区形态。

超大社区治理面临相较于普通社区治理更为突出的结构性难题。第一，治理服务体量持续增大，基层工作力量配置适配性不足。从基层治理运行实践来看，超大社区人口基数庞大、日常治理事务繁杂，但基层工作力量配置标准未能同步匹配人口与治理体量的增长。当前，人口规模在3万人左右的超大社区，通常仅设置1——2个居委会；甚至部分超大社区涵盖5400余户、常住人口近2万人，仅配备约20位社区工作者。每名社区工作者需常态化对接服务近千名居民，同时承接各条线下沉的工作任务，日常工作负荷较重、事务压力较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区精细化、常态化、全覆盖服务的落地成效。第二，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存在短板，民生服务供需适配度有待提升。受早期开发建设标准、整体规划时序等客观因素影响，不少超大社区在交通路网、轨道交通、教育医疗、文体资源、“一老一小”配套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上相对滞后，一度存在职住失衡、通勤不畅等问题，形成典型的“堵城”等发展特征。近年来，各地持续加大投入、补齐配套短板，但以政府为主导的单一服务供给模式，难以充分适配居民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的民生需求，服务供给与群众期盼仍存在一定差距。第三，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尚不健全，基层治理整体效能有待提升。超大社区民生诉求类型多、覆盖面广，老旧小区改造、停车秩序管理、医养托育服务等治理事项，大多涉及多层级、多部门联动，部分还存在历史遗留因素，仅依靠基层街道社区力量难以有效统筹解决。当前，各类治理主体的权责划分、联动机制、议事渠道仍需完善，部分领域存在协同衔接不够顺畅、工作合力不足的情况，导致部分民生治理问题推进缓慢、长效化解机制不够稳固。应抓住城市更新、提质升级的窗口期，系统施策，精准修补超大社区功能短板，用绣花功夫提升社区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完善党建引领的超大社区治理体系，强化资源下沉的组织机制。应对超大社区人口密集、诉求多元、主体复杂的治理格局，须以党建引领整合各方资源，构建上下贯通、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第一，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锚定共建共治共享治理目标，统筹居民、物业、商户、职能部门等多方力量，把党组织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破解复杂治理难题的效能。第二，健全层级化组织治理架构。全面推广功能型片区党委建设模式，打通层级壁垒，实现治理指令贯通、资源统筹高效。第三，推动治理资源精准下沉落地。依托片区党委统筹辖区各类治理资源，推动管理重心、服务事项、执法力量全方位下沉基层，精准匹配超大社区治理需求，破解基层权责不对等、资源不匹配、治理力量薄弱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基层共治效能。

优化超大社区的空间结构，增强网格化管理的颗粒度。针对超大社区人口集聚度高、管理体量偏大、服务半径过长的治理短板，需从空间重构与网格细化双向发力，夯实精细化治理空间基础。第一，科学优化基层治理单元边界。结合街镇行政区划优化调整工作，依据辖区空间布局、人口规模、服务承载力等实际情况，合理划定社区管辖范围，破解超大社区管辖幅度过大、管理覆盖不足的难题。第二，借鉴先进经验推进单元拆分优化。对体量超标、治理负荷过重的超大社区有序拆分，打造规模适度、服务便捷、管理高效的中小型治理单元，适配精细化服务需求。第三，细化微网格治理精准落地。对万人级超大社区全面开展治理短板排查，将公共服务补短板、公共空间微改造等工作精准落地至微网格单元，聚焦交通微循环优化、教育医疗资源扩容、停车秩序规范、应急能力提升等民生痛点，系统补齐长期积累的设施与治理历史欠账。

以群众诉求为牵引，推动政策机制创新。超大社区治理要素多元、矛盾交织、问题复杂，需坚持民生导向、聚焦群众诉求，以机制创新破解治理难点。第一，坚持民生导向精准施策。立足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大局，重点聚焦诉求集中、基础薄弱的超大社区，摒弃粗放式治理模式，针对跨领域、跨层级的复合型治理难题，建立系统化处置思维。第二，搭建多元协同议事平台。借鉴北京“吹哨报到”“接诉即办”改革经验，依托城市更新政策窗口期，搭建复杂治理问题专项议事协调平台，畅通基层诉求上报、跨部门协商、市级赋能督导的闭环渠道。第三，推行小切口机制化创新。围绕群众高频关切的民生“关键小事”，开展精准治理创新，加大超大社区治理资源投入，持续梳理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推动超大社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治理、精细治理转变，打造城市基层有机更新治理样板。

拓展数智化应用场景，切实增强社区精准治理与精细服务效能。立足超大社区治理体量大、服务范围广、管控难度高的特点，以数字赋能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基层减负松绑。第一，搭建一体化数智治理基础平台。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搭建专属社区数智治理平台，整合人口、房屋、公共设施等核心数据，建立标准化共享数据库，开通民情诉求征集端口，实现全域态势可视化、民情诉求精准化。第二，创新智能化基层治理方式。对接城市大脑智能体系，运用远程巡检、数据预警、智能派单、模型推演等数字化手段，替代传统人工填报、逐户排查模式，有效减少基层重复性、机械性工作，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第三，构建数字化便民服务体系。依托数智平台整合社区商超、医养康养、托育托管等便民资源，打造线上便民服务综合体，以精准化数字服务赋能基层治理，实现科技助治、数字惠民，全方位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接诉即办研究部副主任）

推动特种设备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

特种设备是指对人身和财产安全有较大危险性的锅炉、压力容器（含燃气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等设备。截至2025年，我国特种设备总量已达2441.69万台，其中电梯突破1231万台、燃气气瓶达3.15亿只。《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明确指出：“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应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节能环保、综合治理的原则。”《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当前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推动特种设备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我国特种设备安全治理体系持续完善、治理能力稳步升级，在设备总量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实现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治理成效十分显著。一是安全管控成效持续夯实，安全底线牢牢守住。随着特种设备保有量持续扩容，安全监管压力不断攀升，但通过常态化从严监管、精准防控风险，安全治理质效持续提升。行业整体未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频次与人员死亡情况同步下降，在设备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实现安全指标稳步改善，充分印证特种设备安全治理工作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二是制度体系日趋健全，治理根基不断夯实。依托特种设备安全法治建设持续深化，行业规范化治理水平全面提升。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全域落地，“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常态化工作制度全面推行，彻底扭转了以往粗放式、被动式监管局面。同时，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层层压实，从主要负责人到一线操作人员的责任链条持续绷紧，企业主动抓安全、防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构建起权责清晰、闭环管控的安全责任体系。三是专项整治纵深推进，隐患治理成效凸显。聚焦电梯、燃气气瓶、压力管道等重点高风险领域，全国扎实开展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等系列专项工作，靶向攻坚行业顽疾、排查清零重大隐患，一批长期存在的系统性、顽固性安全隐患得到有效治理。系列实践充分证明，主动前移防控关口、抓实全过程管控，特种设备安全风险完全可防、可控、可治。

在特种设备安全治理成效持续显现的同时，仍需看到，当前特种设备安全治理体系仍不够完善，突出体现在事前预防环节薄弱、前置防控不足，整体治理仍未彻底摆脱被动应对的运行状态。一是事前预防治理理念存在偏差，治理惯性尚未根除。特种设备长期处于高温、高压、高速运行工况，固有风险高、隐患隐蔽性强、事故突发性强，但部分监管主体和经营主体事前风险思维不足，长期延续事后整改、事后追责的传统治理模式。一些企业以被动合规替代主动预防，重隐患整改、轻风险预判，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对潜在性、苗头性风险研判不深、防控不足，导致安全治理关口难以真正前移。二是事前风险防控能力存在短板，源头治理精度不足。从2025年特种设备事故统计情况分析，全年78.19%的事故由使用不规范、操作不当等人为因素引发，暴露出从业人员岗前培训、日常管控、规范操作等前置预防工作落实不到位。同时，一定比例的事故与设备本质安全不达标、维保质量参差不齐、外部运行环境复杂相关，反映出设备全生命周期事前精细化管控存在漏洞，设备源头预防、过程预控能力仍有欠缺。三是事前预防责任落实存在一定虚化，闭环治理尚未成型。部分属地和行业部门事前监管主动性不强，侧重事后问责处置，常态化前置排查、风险研判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存在重发展、轻安全的倾向，安全投入、人员培训、日常排查、常态化维保等事前基础性工作流于形式，隐患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理的闭环体系未能有效落地，事前预防治理效能未能充分释放。面对上述挑战，亟须推动特种设备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树牢事前预防治理理念，扭转被动治理惯性。第一，树立风险前置治理思维。立足特种设备高风险、全覆盖、长周期运行特点，把治理重心从事故处置、隐患整改前移至风险辨识、源头管控，将所有潜在风险纳入常态化治理视野，从根本上改变重事后、轻事前的治理心态。第二，纠治片面化治理认知。摒弃绝对化归责和消极化避责两种错误倾向，既不简单对复杂风险事故进行线性倒推追责，也不以风险客观存在为由放松管控标准，以客观、系统、审慎的治理认知支撑风险前置管理。第三，强化全员预防治理意识。面向企业从业人员、基层监管人员、属地管理人员开展常态化安全治理教育，压实各岗位事前防控责任，推动安全治理由行政推动为主转向主动预防为主，从思想层面筑牢特种设备事前治理体系根基。

健全事前预防制度体系，构建源头治理长效机制。一是完善源头风险管控制度。严格落实特种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依托双重预防机制，对设备使用、维保、改造、停用等关键环节开展系统性风险研判，建立分级分类风险清单，实现风险动态管控、提前干预。二是固化常态化排查治理制度。全面落地“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把隐患排查治理由阶段性整治转为常态化前置治理，推动企业建立自查、自改、闭环的事前防控流程，从制度层面杜绝隐患积累、风险放大。三是完善事前督导考核制度。将事前预防落实情况纳入安全考核和巡查重点，弱化事后事故结果问责、强化前置治理履职评价，通过制度约束倒逼各方主动防范、主动治理，形成风险早发现、隐患早治理、问题早清零的制度化治理模式。

压实事前预防责任落实链条，提升系统协同治理效能。其一，压实企业主体事前治理责任。依托特种设备主体责任管理规定，细化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一线岗位的前置防控职责，健全内部隐患预警、排查、上报机制，鼓励一线人员主动识别前置风险，从生产使用源头减少隐患增量。其二，落实监管事前治理职责。推动监管模式由事后追责向事前指导、事前服务、事前管控转型，建立尽职免责、失职追责的科学履职机制，通过常态化上门帮扶、风险指导、隐患提示，精准防范各类苗头性、倾向性安全问题。其三，强化属地事前统筹治理。属地需将特种设备安全纳入基层治理总体布局，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健全多部门协同前置研判、联合排查、风险会商机制，打通事前治理监管壁垒，全方位补齐基层前置防控短板，构建全覆盖、前置化、系统化的特种设备安全治理新格局。

积极探索体卫融合新路径

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关于推动运动促进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凝聚思想共识，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体育和卫健、教育、文旅、民政等部门高度协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这一部署有效打通体育健身与医疗卫生服务链条、整合双向资源优势，破除了行业分割、领域脱节的发展壁垒，为体卫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推进提供了行动遵循。立足健康中国建设大局，推进体卫融合落地见效，是探索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的关键举措，也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实践。

积极探索体卫融合新路径是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夯实中国式现代化民生根基的重要抓手，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健全健康治理体系、推动健康关口前移的制度创新。面对人口老龄化加剧、慢性病高发的公共卫生挑战，传统医疗主导的后置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体卫融合打通体育与卫健领域壁垒，整合科学运动主动干预与医疗卫生专业保障优势，将体质监测、风险评估、运动干预、康复指导融入健康管理全流程，推动健康治理从被动诊疗向主动预防转型，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健康治理格局。二是补齐基层服务短板、提升公共健康服务质效的务实路径。科学运动是普惠高效、可持续的健康干预方式。通过体卫融合机制，运动处方、慢性病健身干预、科学健身指导等专业资源下沉基层，有效弥补基层公共卫生重治疗、轻预防的服务短板，持续优化群众身体机能、提升慢性病防控与康复养护成效，让优质均等的健康服务直达社区、惠及千家万户。三是培育全民健康风尚、积蓄现代化建设民生动能的重要工程。体卫融合助力群众树立“运动是良医”的科学理念，引导群众掌握自主健康管理方法，推动健康生活方式常态化。全民健康素养与体质水平的整体提升，能够持续激活社会发展活力，筑牢国民健康根基，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民生保障。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战略，体卫融合也随之稳步迈入新阶段。在硬件设施方面，全国健身服务载体实现全域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体育场地达500.37万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3.11平方米，城乡健身设施布局持续优化，有效破解基层健身资源短缺、健康服务落地难等问题，为体质监测、慢性病运动干预、康复养护等体卫融合特色服务下沉基层搭建了坚实平台，实现体育资源与公共健康服务精准对接。在人才建设方面，基层服务专业能力持续跃升。全国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约400万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38.52%，国民体质合格及以上人数比例达84.9%。全民健身氛围愈发浓厚，群众科学运动需求持续攀升，有力推动体卫融合服务迭代升级，逐步构建起集筛查评估、运动处方、慢性病干预、康复指导于一体的全链条专业服务体系，大幅提升基层公共健康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在试点创新方面，融合发展服务模式日趋成熟。依托试点布局，全国22家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持续服务基层群众。各地立足基层治理和民生健康需求，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场景、完善运行机制，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体卫融合服务范式，为全国层面全域推进体卫融合、深化运动促进健康实践积累了宝贵实战经验。

仍需看到，当前体卫融合发展还面临一些难点。如部门协同衔接不够顺畅，跨界联动机制尚未完全健全，资源统筹合力不足；基层专业支撑薄弱，从业人员复合型能力不足，运动处方落地跟进、长效指导存在断层；服务规范体系不完善，运营保障机制缺位，体质健康数据价值未能充分挖掘运用。立足当前形势，亟须优化治理思路、补齐发展短板，将阶段性探索成果转化为全域覆盖、全程赋能的长效公共服务体系。

健全协同机制，提升资源统筹效能。地方政府可将体卫融合纳入全民健身、基本公共卫生和年度民生工作，明确牵头部门及各方责任。体育部门应发挥场地资源、体质监测和健身指导优势，卫生健康部门做好医学评估、风险筛查与转诊保障，教育和民政等部门结合服务对象推动项目落地。部门联动进入日常运行，通过定期会商统筹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在依法合规前提下促进必要信息衔接，并依据群众体质改善情况评价工作成效。街道社区可建立需求收集和资源调度机制，把服务送到重点人群身边。财政投入应更加关注持续运营，支持社区卫生机构、医疗团队和体育社会组织共同提供慢性病干预、训练陪伴与跟踪评估，使基层服务拥有稳定来源和长效支撑。

夯实专业支撑，增强基层服务能力。运动促进健康需要从业人员同时具备医学风险意识和科学训练能力。医学院校、体育院校与职业院校可加强合作，将运动医学、健康体适能和慢性病管理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提升学生理解不同知识体系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面向在岗医护人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应完善交叉培训与共同实训安排，依据《指导意见》细化岗位能力要求和继续教育内容，使培训结果与岗位使用相衔接。基层可依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康复科和公共体育场馆组建协作团队，由专业人员共同完成风险筛查和方案制定，并在训练过程中持续评估。高校、医院和社区还可共建教学研究基地，围绕常见慢性病开发适用课程，让人才培养与基层需求相互促进，使专业知识更顺畅地进入社区和家庭。

完善技术规范，提高运动干预质量。运动处方产生实际作用，依赖清晰指引、专业解释和持续调整。应围绕不同年龄、体质状况和疾病风险，逐步完善权威且可更新的运动处方库，对运动强度、时长和调整条件作出明确规定，同时标明适用范围与风险提示。社区运动健康中心、科学健身门诊等载体需要形成基本建设和服务规范，使人员配置、工作流程与安全责任有据可循。国民体质监测信息可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有序衔接，在统一指标口径的基础上提高数据利用效率，并严格保护个人信息。每一份处方都应配套通俗说明、现场指导和定期复评，根据身体变化及时修正。只有让测评结果进入方案制定，让训练反馈推动方案优化，科学运动才能持续改善群众体质，体卫融合也会在一项项具体服务中扎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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