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粮食安全念兹在兹，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要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作出重要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心怀“国之大者”，强化系统思维，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不断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科学把握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积极践行新粮食安全观，扎实推进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从粮食产量看，自2015年起，我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首次超过7亿吨，2025年达到7.1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粮食库存看，全社会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17%—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从收储调控看，近年来年均粮食收购量在4亿吨以上，粮食储备吞吐调节作用有效发挥，粮食价格总体保持稳定。我国粮食生产稳、市场稳，端牢了14亿多人的饭碗，也为全球粮食市场稳定、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政策制度更加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储备规模结构布局持续优化，地方政府储备规模有序落实，再加上最低收购价粮等政策性粮食，各级政府可用的调控资源更加充足。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在政府储备粮食仓储和质量管理、粮食企业信用监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管理措施不断完善，长效机制逐步形成。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共同保面积、保产量，各有关部门单位密切配合、协同发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合力进一步增强。

粮食流通效能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从设施条件看，粮食仓储物流项目建设深入推进，我国粮食仓储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超过2.5亿吨，占比超过1/3，气调储粮仓容达到6700万吨，占比达到9.2%。从产业发展看，优质粮食工程、粮食流通提质增效项目、粮油加工设备更新项目等深入实施，有力促进了粮食产业升级，粮食这个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纳入统计范围的各类粮食加工企业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万亿元以上，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千亿元，呈现加工能力足、覆盖范围广、保障能力强的特点。从节粮减损看，粮食节约行动扎实开展，粮食产后节约减损取得了明显成效。据调查测算，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

粮食流通法治建设迈出重要步伐，进入了全面依法治理和信息化监管的新阶段。粮食法律制度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施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实施，配套制定修订4部部门规章、25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粮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规规章陆续出台，粮食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粮食监管执法持续加强，组织开展了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等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严肃查处涉粮违法案件，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监管新模式加快建立，建成粮食购销监管信息化平台，实现了对中央政府储备粮、最低收购价粮等中央事权粮食承储库点的全覆盖，对收购入库、储存作业、质量检验、销售出库等关键环节数据的全覆盖，依靠人防与技防有机结合守住管好“大国粮仓”。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从国际看，虽然粮食供给保持总体宽松，但受极端气候、地缘冲突、资本炒作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市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比如，今年以来，受地区冲突延宕、海运航线受阻、国际能源和化肥供应剧烈波动、厄尔尼诺现象增强等影响，全球粮食减产预期抬升，多家国际机构就国际粮食市场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发出预警。面对国际粮食形势变化，要冷静观察、辩证看待，既要看到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可靠保障的，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又要正视国际市场的传导影响，科学评估、积极应对。从国内看，虽然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带来粮食消费变化，但是粮食增产的资源环境约束持续、边际成本增加，粮食供求中长期紧平衡的格局没有改变。必须始终牢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不能松，要不断强化底线思维，毫不放松重农抓粮，坚持不懈强基固本，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坚定不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统揽世情国情粮情，科学把握大国粮食安全规律，充分彰显了以我为主的战略主动、立足国内的战略依托、确保产能的战略基石、适度进口的战略平衡、科技支撑的战略支点，既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粮食安全成就的制胜法宝，又是新征程上粮食安全事业行稳致远的行动指南。“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十五五”时期，深入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做到数量安全。数量安全是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首先要保障粮食供给总量充足。我国人口众多，年粮食消费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虽然随着居民膳食结构变化，粮食消费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人们的主食消费减少，但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带动饲料粮需求，加上工业原料用粮、种子用粮，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将持续保持高位。粮食连年丰收、供给充裕，松劲情绪容易滋长。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常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确保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做到质量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质量安全是粮食安全的生命线，让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在保障数量安全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食品质量安全。粮食是重要的食品原料，粮食质量安全涉及的环节多、链条长，要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坚决守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此基础上，积极践行大食物观，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丰富粮食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做到储备安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建成包括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在内的粮食储备体系，政府储备又分为中央政府储备和地方政府储备。中央政府储备是应大灾、守底线、稳预期的“压舱石”，地方政府储备是区域内稳市场、保应急、保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储备粮是保百姓饭碗的粮食，必须稳如泰山、坚如磐石。要持续优化政府储备规模结构布局，加强粮食储备监管，提高储备管理效能，切实发挥储备调节作用。

做到供应链安全。粮食供应链涵盖生产、收储、加工、运输、销售等各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波及整个链条。我国幅员辽阔，粮食跨区域流通规模大，保障国内粮食供应链高效顺畅运转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供应链安全对于粮食体系韧性的重要作用，提高仓储物流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效率、低成本的供应链体系，促进产需紧密衔接、动态平衡。同时，积极参与粮食国际合作，增强粮源组织能力，保持粮食物流畅通，切实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多措并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涉及领域广、覆盖环节多，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在更高水平上保障粮食安全。

提高能力，保证产量。粮食生产具有周期性，减下来容易恢复难，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聚焦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集中发力，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落到实处。

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从居民消费升级趋势看，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提升。要坚持因地制宜，注重点面结合，“面”上总体稳定，“点”上精准施策，进一步优化粮食品种种植结构和区域布局，稳定稻谷、小麦生产，提升玉米、大豆产能，多渠道扩大食用油供给，促进粮食产需衔接适配。要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增加优质品种、短缺品种供给，更好满足消费需求，更好实现优质优价。这样，既可稳定粮食产量，又可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壮大产业，增加效益。粮食产业基础性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既是一个传统产业，也是一个朝阳产业，发展潜力很大。要顺应居民粮油消费升级趋势，支持产粮大县加快发展粮食产业，推动“粮食资源—产业优势—经济动能”转化，实现发展模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跃升。立足粮食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全链条布局，重点抓好粮食加工企业、粮食品牌建设、粮食科技支撑、粮食产后服务，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粮食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让更多增值收益留在产粮大县、惠及种粮农民。

搞活流通，强化支撑。粮食流通贯穿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是实现从田间到餐桌有效供给、稳定粮食市场运行的重要保障。要着眼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发挥各层次机制作用，促进产销合作。认真落实粮食收购政策，鼓励各类经营主体积极入市收购，保证农民售粮顺畅。持续推进粮食仓储设施改造升级，加强高标准粮仓建设，提升仓储设施基础功能、储粮工艺、智能化水平。把握国家推进物流网建设机遇，以“北粮南运”等通道建设为重点，完善“通道+节点+枢纽”的粮食物流骨干网络，推广应用多元化运输装备，增强物流中转设施功能，提升多式联运效率，降低粮食物流成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维护市场秩序，营造粮食流通良好环境。

管好储备，保供稳价。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要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持续优化政府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巩固拓展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成果，健全粮食监管新模式，深入推进“人防+技防”相结合，创新监管手段，确保各类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强化储备调节功能，合理把握政府储备收储轮换时机、节奏与力度，强化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协同运作，精准落实调控措施，努力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粮食应急管理体制，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

加强统筹，增强韧性。保障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协同发力、凝聚合力。要全链条推进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把粮食生产、消费、收储和贸易各环节更加紧密衔接起来，不断增强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有效性。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深入推进粮食节约减损，耕好“无形粮田”。扎实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项目、粮食领域“两新”政策落地见效，盘活各类载体抓手，用好各类项目资金。加强粮食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关注形势变化，完善对策举措，汇聚各方合力，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共同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业者护航。

提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综合功效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集中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对腐败发生机理、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深邃思考。福建地处改革开放和对台工作最前沿，党的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时关于“不断提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功效”的重要嘱托，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定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

深刻领悟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战略考量

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作出的战略部署，蕴含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必须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学细悟、笃信笃行。

从历史逻辑看，一体推进“三不腐”是管党治党重要经验的科学总结。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斗争。回顾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不同、工作重点不同，但标本兼治始终是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早在福建工作时，就积极开展标本兼治的地方探索，一手坚决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一手坚持源头反腐重要理念，组织制定廉政建设“十七条规定”“五条纪律”，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提出“约法六章”，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六种教育”。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强调“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和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达到了新境界新水平。

从理论逻辑看，一体推进“三不腐”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重大创新。腐败的产生既有思想滑坡、私欲作祟等主观因素，也有制度漏洞、监管缺位等外在原因，还有政治生态、社会风气和历史文化的影响，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措施的多样性，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治。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创造性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刻揭示了治标与治本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其中，“不敢腐”是前提，重在惩治和震慑，解决腐败成本问题；“不能腐”是关键，重在制约和监督，解决腐败机会问题；“不想腐”是根本，重在教育和引导，解决腐败动机问题；“一体推进”是方法，重在统筹和联动，避免因任何一方面滞后，影响反腐败整体进程和综合效果。这一理论创新，将“全周期管理”理念和方式贯穿反腐败工作全过程，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西方政党理论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根本指导作用。

从实践逻辑看，一体推进“三不腐”是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过去隐藏较深的一些腐败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警醒我们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从查办案件情况看，一些地方政治生态还需持续净化，错误思想观念仍有市场，制度规范尚不完善，有的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不到位。如果这些土壤和条件不铲除，腐败将会陷入查不胜查的境地，就无法从根本上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新征程上，必须沿着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笃定前行，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上下更大功夫，切实割除腐败毒瘤、铲除腐败温床、掐除腐败苗头，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向着根本解决腐败问题的目标不断前进。

用好用活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方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重在“一体”，也难在“一体”。要强化系统观念，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

以统筹查办案件“前后半篇文章”为抓手，做到同时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同时发力，就是要破除“先办案、后整改、再教育”的惯性思维，做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协同推进。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不能软，要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同时，要把促改促治促建工作贯穿案件查办全过程，立案之初即系统谋划“三不腐”贯通融合的着力点，同步研究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着力破解以民间借贷、投资理财等名义谋私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取证定性难题，丰富手段、科技赋能，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使不敢腐的震慑充分彰显；同步深挖案件背后的成因症结，让“剧中人”剖析“剧中事”，针对暴露出的体制机制漏洞，推动案发单位深化改革、堵塞漏洞、完善治理，使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同步引导审查对象剖析自身心路历程、蜕变过程、反思归程，复盘风腐交织轨迹，把握心理变化规律，分专题拍摄警示教育片，推行“缺席者说”同步式警示教育，使不想腐的自觉显著增强，不让查办案件的代价白付。

以贯通责任为牵引，做到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根本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压实各方责任、打通工作壁垒，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同向发力，就是要抓好“三不腐”的统筹实施，推动各责任主体在互联互通中乘势借力、在整合力量中推进落实，防止各行其是、各自为战，增强腐败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紧压实党委（党组）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中的主体责任，细化具体措施和抓手，把党组织日常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审计、信访、舆论等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实现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沟通、线索移送、工作衔接等机制，实现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

以系统施治为路径，做到综合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综合发力，就是要从源头着力、向治本深化，打通“三不腐”内在联系，实现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释放“1+1+1＞3”的叠加效应。分地域剖析政治生态，对连续发生腐败案件的地区，加强类案分析，找准腐败问题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剖析地域文化、社会风气、政商关系、宗亲观念等深层根源，对症下药、固本培元，推动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分领域整治行业乱象，以个案突破带动系统治理，深入查找制度建设薄弱点、权力运行风险点、监督管理空白点，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促进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整治、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规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系统整治、全域治理提升转变。分类别做实教育引导，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理论和实践“富矿”，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谷文昌、廖俊波先进事迹等资源，深入实施思想崇廉、文化养廉、教育促廉、阵地育廉、融合倡廉“五廉工程”，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

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衡量治理腐败综合效能的重要标尺。必须锚定这一目标，体现到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在纠偏正向中涵养政治清明生态。腐败问题说到底是政治上变质，是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彻底背弃。一体推进“三不腐”，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深刻把握腐败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持续紧盯“七个有之”问题，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对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决不手软，严惩结交政治掮客、政治骗子行为，坚决清除政治隐患。坚持激浊和扬清并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

在制度治权中夯实政府清廉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强调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近年来，一些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一体推进“三不腐”，必须紧盯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推动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牛栏关猫”“纸笼禁虎”。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权力“上线”、行权“在轨”、越权“预警”，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在严管厚爱中淬炼干部清正本色。清正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既需要组织的他律，也依靠个人的自律。一体推进“三不腐”，必须前移监督关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紧盯“一把手”等“关键少数”，加强苗头性问题预警、经常性谈话提醒，使干部少犯或者不犯错误。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用党的政策教育人、转化人、挽救人，帮助犯错误干部认错悔错、回归正道。健全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长效机制，探索廉洁宣传教育“精准滴灌”实践路径，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腐之念，将外在监督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自律。

在移风易俗中净化社会清朗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人早就提出，管理国家，“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当前，一些地方遇事习惯拉关系、走后门，以“潜规则”代替“明规矩”，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一体推进“三不腐”，就是要通过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的综合治理、协同净化，既坚决遏制贪腐之风向社会传导蔓延，又大力推动移风易俗，治理陈规陋习，破除封建腐朽文化和庸俗人情关系，减少权力寻租的社会诱因和土壤条件，以清新社风民风反哺滋养党风政风，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作者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

从基层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找出路找办法

人民群众身处实践最前沿，对实践变化感知最敏感、感受最深切，也最聪慧，只要走到人民群众中去，很多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能找到答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善于从基层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找出路、找办法，加大体制机制创新，以实际行动增强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核心路径，告诉我们问题的答案在基层一线，破题的办法在人民群众心中。

从基层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找出路、找办法，是我们党长期奋斗积淀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与优良工作作风。毛泽东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发起大包干，催生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农村改革大幕。浙江“千万工程”从农民最关心的农村环境问题抓起，20余年久久为功。进入新时代，“接诉即办”“一网通办”等改革模式诞生于基层回应群众诉求的实践探索，如今已成为全国政务服务的标配。实践反复证明：人民群众的不懈探索与无穷智慧，是我们党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力量源泉。

基层是政策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矛盾问题的发源地和汇聚地，群众对生活中的堵点难点痛点感受最直接、体会最深刻，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往往就蕴藏在基层的实践探索和群众的朴素智慧之中。现实中，一些地方政策与群众感受存在“温差”，比如，老旧小区改造重“面子”轻“里子”，排水管网不改造、停车问题不解决，群众不买账、不叫好；有的惠民政策流程繁琐，好事变成群众的烦心事，其症结就在于没有真正从基层和群众的需求出发，习惯于“自上而下”定方案，忽略了“自下而上”找办法，仅靠坐在办公室里苦思冥想很难找到破局方向；真正迈开步子到基层走一走、听群众说一说，往往就能豁然开朗，找到破解难题的突破口。

群众的实践是最丰富最生动的，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智慧和力量。解决困难的好措施、好办法从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要解决矛盾和问题，就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拜群众为师。群众很多好的想法和办法，往往不是在那些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讲出来的，而是要跟他们身挨身坐、心贴心聊才能听得到。有的领导干部习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作决策，下去调研也是“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听不到真话、摸不到实情，到头来拿出的办法要么“水土不服”，要么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想要真正找到好办法，就要多沉下身子、走近群众，在群众面前甘当小学生。不仅要听群众顺耳的好话，更要听群众逆耳的真言；不仅要看“盆景示范”，更要看“后院角落”，多以“四不两直”方式开展调研，让党员干部去官气、接地气，把群众的呼声收集上来，把群众的诉求梳理清楚，把群众的创造挖掘出来，才能拿出真正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鼓励探索、包容试错，呵护基层创新的活力。基层情况千差万别，问题的解决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乡村振兴中，产业发展路子怎么走、人才怎么引回来、闲置资源怎么盘活，都需要基层“摸着石头过河”；城市治理中，流动摊贩管理、共享单车停放、邻里矛盾调解，也没有标准答案。这就必须给基层留出探索空间，不能用条条框框捆住基层的手脚。对基层从群众需求出发探索出的创新性做法，要多支持、多引导，及时把经过实践检验、群众认可的好经验好做法提炼出来，上升为政策制度，形成“群众提、基层探、面上推”的良性循环，让改革发展的每一步，都回应群众期盼，都植根于基层实践。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当下，改革发展已步入深水区，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的情况并不少见，而破解困局的钥匙，就藏在基层、藏在群众当中。只要我们始终扎根基层沃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从基层和群众关心的问题上找出路、找办法，就一定能不断破解发展中的难题，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重要言论

“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联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为构建更加美好世界提供价值导向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深刻揭示当今世界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最大价值公约数，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凝聚价值共识，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提供精神动力。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深刻的价值理念创新

价值观是一个思想文化体系的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也是一个国家共同的精神坐标。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各国越来越成为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与此同时，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全球性挑战，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发展鸿沟不断拉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需要站在全人类战略高度的思想引领，推动形成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共同价值，这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世界共同繁荣具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抱持“文明优越论”，极力标榜自己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热衷于对外搞价值观输出扩张，推行所谓“普世价值”，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作为维护霸权、推进地缘战略的工具。冷战结束后，所谓“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即是这种傲慢心理的体现。今天，个别西方大国刻意渲染所谓“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也是这种价值观霸权的新变种。某些国家动辄以价值观划线、拉帮结派，人为制造文明隔阂与阵营对立，已经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威胁，在国际上越来越不得人心。

习近平主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思想史上一次深刻的价值理念创新，打破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几个世纪以来的话语垄断，摒弃了在价值观问题上搞自我中心和二元对立的错误做法，它既体现了对不同文明价值内涵的理解，对不同国家探索价值实现路径的尊重，对不同国家人民追求幸福生活平等权利的支持，又通过对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的普遍价值追求进行最高抽象和概括，勾画出超越差异分歧的价值“同心圆”，为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奠定了共同价值基础，为全人类的普遍交往确立了基本价值规范，为纷乱的国际社会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提供了共同价值纽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普遍遵循。

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更加美好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

全人类共同价值贯通了个人、国家、世界三个层面，既反映了人作为个体对生存、发展、平等、自由的共同追求，也浓缩了世界各国处理彼此关系时的普遍共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要素，相互联系、层层递进，构成完整的价值体系，为人类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

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是人类追求一切其他价值目标的基础所在，是增进人民福祉、实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保障。战火纷飞之处，秩序崩塌、民生凋敝，发展便无从谈起；缺少稳定持续的发展，民生困顿、贫富分化加剧，和平根基也难以稳固。千百年来，战争带来流离失所，冲突吞噬发展成果，远离战乱、安居乐业始终是各国人民最朴素的愿望。守护和平、推动发展，顺应时代潮流、契合人民心声，是全人类最根本、最迫切的诉求。没有和平与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便失去赖以存续的基础。

公平正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反映在一国内部以及国家间建立良性合理秩序的规范性要求。国际社会不应该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更不能是少数国家垄断话语权的“专属领地”。要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要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切实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国际规则应该是世界各国共同认可的规则，而不应由少数人来制定；要确保国际法平等统一适用，不能搞双重标准，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公平正义是维系国际社会健康有序、长治久安的核心价值准则，是人类共同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是共同权利而非某些人的专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政治道具，更不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评判一个国家民主制度是否成功、是否有效，关键看它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本国人民是否满意。自由从来不是无原则的放任，而是要以责任为边界，以共同福祉为依归。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各异，实现民主与自由的道路必然各具特色，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也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自由”，把本国价值观强加于人只能增加动荡之源，按意识形态划线极易造成冲突之祸。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共同的精神财富，也是破解当今时代难题的钥匙。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

守护和平安宁。当今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全球安全问题凸显并呈泛化趋势。要加强国家间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化解矛盾，管控分歧，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积极探索国家间合作，扩大安全利益汇合点，构建兼顾各方诉求、包容各方利益的国际和区域安全格局。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煽动对抗分裂，反对搞拉帮结派的“小圈子”。积极落实全球安全倡议，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和平方式化解国家间分歧争端，推动构建更加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共同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促进共同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南北鸿沟持续加大，要更加聚焦发展主题，积极改善民生，缩小贫富差距，消除发展鸿沟，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坚决反对脱钩、断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突出位置，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

捍卫公平正义。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治理赤字持续扩大与治理体系失能失效之间的矛盾空前上升。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发挥应有作用，深入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领域国际议程。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倡导交流互鉴。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只有在交流中才能融合，在融合中才能进步。要摒弃冷战思维，反对意识形态偏见，坚决抵制“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才能推动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绘就人类历史的宏伟画卷。积极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中国始终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愿同各方一道，坚定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

（作者系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综合研究室主任）

用数智技术为基层理论宣讲赋能

基层理论宣讲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重要桥梁。在数智化浪潮奔涌的今天，基层理论宣讲不仅要深刻把握理论精髓，还要善于运用数据资源和数智技术，主动拥抱时代变革，使党的创新理论在基层更好地落地生根。

用数智技术摸清群众想听什么。宣讲要打动人，首先要对胃口。群众关心什么、困惑什么、期待什么，宣讲就应聚焦什么。数智技术为感知群众需求装上了“千里眼”“顺风耳”，基层理论宣讲要善借其力，把群众的所思所盼摸清楚、搞准确。把需求摸准摸透，在征集、研判、转化上下功夫。在征集环节，敞开大门听民意。既依托主流学习平台和基层宣传阵地开展“云端点单”服务，让群众在线勾选感兴趣的宣讲主题、留言反馈急难愁盼，充分表达困惑疑问；运用数字化采集、智能归集手段，把走村入户、进圈入群过程中收集到的田间地头唠嗑、街头巷尾议论等民情诉求，通过移动端填报、社群智能抓取等方式汇入后台数据库，推动线上民情征集与线下实地走访数据双向互通，将分散的诉求高效聚合归类。在研判环节，精准画像明方向。借助数据汇聚与智能分析，自动聚合偏好信息，既看“点单”的热度，也看留言的温度，弄清楚青年群体爱听什么、老年群体关注什么，分众分类勾勒出清晰的“理论需求画像”。在转化环节，把群众关切变成宣讲选题。借助数智技术，对点单和留言进行智能汇总和分类排序，将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宣讲的“主题清单”，把党的创新理论与就业增收、子女教育、看病养老等高频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优先排上宣讲日程，打破以往自上而下定主题的传统模式，推动宣讲选题从“我想讲什么”向“群众想听什么”转变。借助数智技术推动宣讲供需精准匹配、靶向发力，真正做到有的放矢，让理论传播直抵人心。

用数据资源增强宣讲内容的支撑力。内容是宣讲的灵魂。空洞的说教和泛泛之谈难以打动听众，有事实依据、有数据支撑的观点更易于被接受。数据既是最有力的论据，也是最生动的素材。基层理论宣讲要善于将优质的数据资源转化为宣讲的底气，用数据支撑事实、诠释道理。把数据资源转化为宣讲的力量，需要在采集、筛选、解读三个环节上下功夫。在收集数据时，把好源头关。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宣讲者应从权威机构和正规渠道采集数据，同时深挖本地本行业的鲜活数据，让“真实事”和“身边事”成为诠释理论的有力注脚。在筛选数据时，贴近群众关切，使听众在可感可知中产生共鸣。围绕就业增收、社会保障、人居环境等主题，选取直观易懂的数据，避免使用过于专业和晦涩的指标。在解读数据时，善于挖掘背后的故事。数据本身不会说话，只有深入解读才能释放深层价值。宣讲者不仅要讲清“数据是多少”，更要讲透“数据意味着什么”，通过可视化动态图表、跨数据库关联调用与分析等手段，更好地实现纵向观察和横向对比，更清晰地发现变迁规律、找出定位与差距，将抽象的数字转化为生动的叙事。做到小数据承载大主题，使党的创新理论可亲可信。

用数智技术让理论宣讲鲜活可感。好的内容，需要好的表达来承载。在信息奔涌、注意力稀缺的今天，单向灌输式的宣讲很难留住受众，数智技术则为拓展宣讲样态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内容犹如宣讲的“1”，技术则是后面的“0”，运用得当，便能产生乘数效应，显著提升宣讲效果。把数智表达用好用活，需要在内容呈现、传播推送两端协同发力。在场景化内容呈现上，活用数智载体，借助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抽象的理论变得可感可知。例如，通过VR技术还原历史场景，让人在“时空穿越”中感悟红色精神；利用全息投影“复活”历史人物，以跨时空对话的形式阐释理论内涵；把理论要点做成微动漫、微视频，让大道理轻松“住进”小屏幕。在融合化传播推送上，搭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宣讲矩阵。现场宣讲同步线上直播，融入实时投票、弹幕互动、连麦交流等手段，使不能到场的群众能够同步参与宣讲活动。借助实时交互，捕捉受众反馈，推动宣讲由单向内容输出转向双向思想共鸣。宣讲结束后，可利用数智工具对现场优质片段剪辑加工，生成短视频产品，投放到新媒体平台，方便群众切片化回看、自主转发分享，延伸宣讲传播链条，使理论声音持续触达更广泛的基层受众。只有不断提升数智表达的感染力和实效性，理论宣讲才能在虚实融合、即时互动中，更有生气、更接地气、更聚人气。

提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综合功效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集中概括为“十四个坚持”，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和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对腐败发生机理、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深邃思考。福建地处改革开放和对台工作最前沿，党的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福建时关于“不断提高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功效”的重要嘱托，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一体推进“三不腐”，坚定护航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

深刻领悟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战略考量

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作出的战略部署，蕴含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必须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学细悟、笃信笃行。

从历史逻辑看，一体推进“三不腐”是管党治党重要经验的科学总结。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斗争。回顾我们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历程，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形势任务不同、工作重点不同，但标本兼治始终是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早在福建工作时，就积极开展标本兼治的地方探索，一手坚决查处腐败大案要案，一手坚持源头反腐重要理念，组织制定廉政建设“十七条规定”“五条纪律”，对搞好反腐倡廉工作提出“约法六章”，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六种教育”。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反腐败斗争历史经验，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强调“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和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把握和运用达到了新境界新水平。

从理论逻辑看，一体推进“三不腐”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重大创新。腐败的产生既有思想滑坡、私欲作祟等主观因素，也有制度漏洞、监管缺位等外在原因，还有政治生态、社会风气和历史文化的影响，成因的复杂性决定了治理措施的多样性，必须多管齐下、综合施治。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创造性提出一体推进“三不腐”，深刻揭示了治标与治本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其中，“不敢腐”是前提，重在惩治和震慑，解决腐败成本问题；“不能腐”是关键，重在制约和监督，解决腐败机会问题；“不想腐”是根本，重在教育和引导，解决腐败动机问题；“一体推进”是方法，重在统筹和联动，避免因任何一方面滞后，影响反腐败整体进程和综合效果。这一理论创新，将“全周期管理”理念和方式贯穿反腐败工作全过程，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西方政党理论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根本指导作用。

从实践逻辑看，一体推进“三不腐”是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度广度不断拓展，过去隐藏较深的一些腐败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警醒我们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从查办案件情况看，一些地方政治生态还需持续净化，错误思想观念仍有市场，制度规范尚不完善，有的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履行不到位。如果这些土壤和条件不铲除，腐败将会陷入查不胜查的境地，就无法从根本上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新征程上，必须沿着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笃定前行，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上下更大功夫，切实割除腐败毒瘤、铲除腐败温床、掐除腐败苗头，让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让新出现的问题难以蔓延，向着根本解决腐败问题的目标不断前进。

用好用活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方法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重在“一体”，也难在“一体”。要强化系统观念，从严惩、精准治、有效防、一体抓，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

以统筹查办案件“前后半篇文章”为抓手，做到同时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同时发力，就是要破除“先办案、后整改、再教育”的惯性思维，做到监督、办案、整改、治理协同推进。惩治这一手任何时候都不能松不能软，要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同时，要把促改促治促建工作贯穿案件查办全过程，立案之初即系统谋划“三不腐”贯通融合的着力点，同步研究腐败的新动向新特点，着力破解以民间借贷、投资理财等名义谋私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取证定性难题，丰富手段、科技赋能，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使不敢腐的震慑充分彰显；同步深挖案件背后的成因症结，让“剧中人”剖析“剧中事”，针对暴露出的体制机制漏洞，推动案发单位深化改革、堵塞漏洞、完善治理，使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同步引导审查对象剖析自身心路历程、蜕变过程、反思归程，复盘风腐交织轨迹，把握心理变化规律，分专题拍摄警示教育片，推行“缺席者说”同步式警示教育，使不想腐的自觉显著增强，不让查办案件的代价白付。

以贯通责任为牵引，做到同向发力。一体推进“三不腐”是全党的共同责任，根本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压实各方责任、打通工作壁垒，以全链条协作促进一体化治理。同向发力，就是要抓好“三不腐”的统筹实施，推动各责任主体在互联互通中乘势借力、在整合力量中推进落实，防止各行其是、各自为战，增强腐败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压紧压实党委（党组）在一体推进“三不腐”中的主体责任，细化具体措施和抓手，把党组织日常监督、纪检监察监督和巡视、审计、信访、舆论等各方面监督贯通起来，实现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充分发挥反腐败协调小组作用，完善定期会商、信息沟通、线索移送、工作衔接等机制，实现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

以系统施治为路径，做到综合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标本兼治，关键在治，治是根本。综合发力，就是要从源头着力、向治本深化，打通“三不腐”内在联系，实现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释放“1+1+1＞3”的叠加效应。分地域剖析政治生态，对连续发生腐败案件的地区，加强类案分析，找准腐败问题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剖析地域文化、社会风气、政商关系、宗亲观念等深层根源，对症下药、固本培元，推动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分领域整治行业乱象，以个案突破带动系统治理，深入查找制度建设薄弱点、权力运行风险点、监督管理空白点，精准提出整改建议，促进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整治、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规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系统整治、全域治理提升转变。分类别做实教育引导，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理论和实践“富矿”，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谷文昌、廖俊波先进事迹等资源，深入实施思想崇廉、文化养廉、教育促廉、阵地育廉、融合倡廉“五廉工程”，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

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党中央多次强调要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衡量治理腐败综合效能的重要标尺。必须锚定这一目标，体现到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全过程各方面，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在纠偏正向中涵养政治清明生态。腐败问题说到底是政治上变质，是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彻底背弃。一体推进“三不腐”，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深刻把握腐败问题的政治本质和政治危害，聚焦“两个维护”强化政治监督，持续紧盯“七个有之”问题，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对在党内搞政治团伙、小圈子、利益集团的人决不手软，严惩结交政治掮客、政治骗子行为，坚决清除政治隐患。坚持激浊和扬清并举，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严格防止把商品交换原则带到党内，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

在制度治权中夯实政府清廉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强调要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近年来，一些重点领域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都与权力配置不科学、使用不规范、监督不到位有关。一体推进“三不腐”，必须紧盯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推动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防止“牛栏关猫”“纸笼禁虎”。推进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权力“上线”、行权“在轨”、越权“预警”，压减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在严管厚爱中淬炼干部清正本色。清正是党员干部的立身之本，既需要组织的他律，也依靠个人的自律。一体推进“三不腐”，必须前移监督关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紧盯“一把手”等“关键少数”，加强苗头性问题预警、经常性谈话提醒，使干部少犯或者不犯错误。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用党的政策教育人、转化人、挽救人，帮助犯错误干部认错悔错、回归正道。健全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长效机制，探索廉洁宣传教育“精准滴灌”实践路径，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从思想源头上消除贪腐之念，将外在监督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自律。

在移风易俗中净化社会清朗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古人早就提出，管理国家，“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当前，一些地方遇事习惯拉关系、走后门，以“潜规则”代替“明规矩”，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一体推进“三不腐”，就是要通过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的综合治理、协同净化，既坚决遏制贪腐之风向社会传导蔓延，又大力推动移风易俗，治理陈规陋习，破除封建腐朽文化和庸俗人情关系，减少权力寻租的社会诱因和土壤条件，以清新社风民风反哺滋养党风政风，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作者系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代理主任）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

提问：付剑伟 新疆供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让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有更好用武之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请问，怎样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

解读：马丽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能上不能下，是长期制约干部工作的难点问题。建设一支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发干部队伍整体活力，必须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激活干部队伍“一池春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让那些想干事、肯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有更好用武之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调整不胜任现职干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是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重大课题，重在久久为功，贵在常态长效，需要拿出更加务实管用的举措持续深化。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是增强干部队伍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高度重视干部队伍的新陈代谢、迭代更新，在不同历史时期持续探索完善相关制度机制，为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和制度基础。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执政党的干部问题》讲话中，就深刻剖析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系统性的制度探索和实践突破，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步推进。1982年2月，党中央印发《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正式建立干部退休制度，打破了领导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随着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的全面落实，各级领导班子充实了不少年轻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优化了干部队伍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同时，也出现了部分干部履职能力不足、专业不对口、人岗不适等新问题。1986年11月，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几个问题的通知》，提出对确属不胜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应及时调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在2000年党中央印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推进各级领导干部能上能下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此后，干部试用期制、任期制、辞职制、问责制等一系列制度陆续出台，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调整力度持续加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进入到加速推进阶段。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立足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要求，党中央持续补齐干部管理短板，着力构建能上能下的干部工作新格局。2014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要下功夫把干部的问责、惩处制度抓好，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机制。2015年7月，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干部能上能下作出系统规定。2022年9月，中央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聚焦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这一重点，细化完善具体情形、调整程序、调整方式等，显著提升了制度的精准性和实操性。当前，面对我国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要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的落地见效仍需持续发力。持续加大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常态化调整力度，真正破除“只能上、不能下”的惯性思维和固化格局，以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支撑新时代党的各方面事业高质量发展。

精准识别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让干部“下”有依据、“下”有标尺

精准识别、准确认定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是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最关键、最核心的环节，直接决定制度落地成效。中央组织部2011年相关调研数据显示，63.5%的受访人员认为标准不明确、内容不具体是阻碍干部能上能下工作开展的最主要问题。只有打通精准识别堵点，让干部“下”有依据、“下”有标尺，才能真正破解干部队伍能上难下难题。

构建清晰具象的识别标尺。2022年，新修订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最显著的制度创新之一，就是构建起了体系完整的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识别体系，从政治表现、理想信念、斗争精神、政绩观、执行组织纪律、担当作为、能力素质、工作作风、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了不适宜担任现职的15种具体情形。在此基础上，要避免地方和基层实际操作中仍有弹性空间、不敢判、不会判等问题，就需要各地区各部门立足自身实际，因地制宜细化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评判标准，持续提升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识别认定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持续改进干部考核工作。精准识别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需要考准考实干部真实表现，唯有评价客观、结果公允，才能让调整下来的干部心服口服、让广大干部群众认可信服。年度考核结果是推进干部能上能下的重要依据。在实践中，干部年度考核还存在一定的重形式、轻实效问题，部分地区和部门甚至存在平均主义、轮流照顾等不良现象，难以真实反映干部日常履职状态和综合素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必须持续改进干部年度考核工作，纠治形式主义弊端，杜绝考核形式化、结果平均化。应转变“不到年底不考核”的干部考核理念，优化考核方式，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把考核融在日常，通过常态化开展日常调研、岗位纪实等，动态掌握干部一贯表现。同时，应充分发挥专项考核针对性强的优势，聚焦重点工作、重大任务开展专项考评，精准捕捉干部在关键时刻的政治担当、履职能力和作风状态，全方位、多角度掌握干部真实情况。

健全定期综合研判机制。干部履职表现具有综合性、动态性特征，除了考核工作外，还需要综合用好各种信息，定期综合分析研判，破解“信息单一、研判片面”问题。干部的履职情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地体现在各项工作、各类监督之中，干部考核考察、巡视巡察、审计、统计、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民主评议、信访等各类渠道，都是掌握干部真实情况的重要载体。多维度信息相互补充、相互印证，能够有效弥补单次考核可能存在的片面性，为判定干部履职情况提供坚实依据。在此基础上，要健全常态化、制度化的分析研判机制，把临时研判变为定期研判，定期梳理考核考察、巡视巡察、审计、统计等情况，动态掌握干部队伍发展变化，精准锁定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

完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的制度体系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既要做好精准识别、准确认定的“上篇文章”，也要做好程序规范、配套完善的“下篇文章”，坚持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打通制度落地的全过程链条，真正实现干部队伍新陈代谢、良性循环。

干部的“上”与“下”辩证统一、有机贯通，是选人用人机制的一体两面，不宜一分为二、割裂看待。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也不是孤立的单项工作，而是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的系统工程，绝非简单启动专门程序、机械完成干部“下”的调整就算完成任务。打破专项化、阶段性的工作思维，改变突击式推进的片面做法，树立全周期选人用人理念，加强工作统筹、职数统筹，把推进能上能下与日常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与队伍优化、班子建设、事业发展同频同步，让能上能下成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常规工作。

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既要动真碰硬，也要把握政策界限，精准施策，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应注意区分问题性质、主客观原因、情节轻重、危害程度等，结合干部一贯表现、认识态度、改正情况等，科学合理作出岗位调整，保护好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健全完善复核申诉机制，为保障被调整干部合法权益、畅通干部诉求表达渠道，允许干部本人对调整决定申请复核或者提出申诉，明确复核、申诉的流程和时限，依规妥善处置干部合理诉求，有效防范利用干部调整进行打击、报复问题的发生，让每一次干部调整都经得起实践检验。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不是简单惩戒干部、为了“下”而“下”，更不是“一下了之”“一下定终身”，而是要治病救人、激励担当、提振作风。强化后续跟踪教育管理，不贴负面标签，不放任失管失教，通过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管理工作，帮助调整下来的干部卸下思想包袱，正确看待进退留转，补齐履职短板。对深刻吸取教训、主动担当作为、履职成效突出的干部，应当依规给予其进一步使用、晋升职级或者提拔职务的机会。比如，呼和浩特市对调整下来的干部建立了专门的台账，指定专人与“下”的干部结对子，帮助其主动适应新的岗位和环境。2021年以来，全市共有49名“下”的干部因表现突出被重新任职、提拔使用或晋升职级。实践表明，只有抓实“下”后的动态管理，才能更好地营造出鼓励担当、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制度落地的重要保障在于压实责任，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必须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制度的刚性约束。严格执行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纪实报备制度，同时将《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执行情况纳入党委（党组）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选人用人“一报告两评议”、巡视巡察、选人用人专项检查等内容，纳入党委（党组）书记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层层压实责任，切实推动干部能上能下各项制度规定落地生根、常态长效。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产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并指出“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绿色产业作为承载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实践载体，蕴含着以产业迭代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以生态资源优势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内在逻辑。对于县域而言，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条件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发展路径必然各不相同，找准符合发展实际的绿色产业，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成为各地在新一轮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关键一招。

在塑造发展优势中实现产业强县。新时代产业发展应当从资源依赖转向路径创造，跳出依靠既有资源发展产业的思维惯性，将新的要素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开辟全新的绿色产业空间。敏锐捕捉机遇，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先机。“双碳”目标的提出、循环经济政策的密集出台、绿色金融支持体系的逐步完善，共同构成了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基础，谁能率先理解政策导向，谁就能占据先发优势。主动把握国家大力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机遇，依托区位优势，叠加物流便利，编制产业发展规划，同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产业基金创建等重点工作，切实将政策机遇转化为推动产业落地的具体行动。选准细分赛道，以差异化定位培育竞争优势。中小城市发展绿色产业拼不了规模体量，只有立足自身优势，专注细分赛道、增强竞争优势，才能以差异化定位打开发展的局面。有的县域选择区别于传统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绿色工业方向，深耕资源循环利用、清洁生产等核心技术，从源头规避传统生产环节的高污染、高能耗问题，走出一条差异化竞争的绿色工业路径。强化龙头牵引，通过延链补链打造产业集群。企业链式生长、聚链成群是发展绿色产业的应有之义。必须持之以恒盯链主抓龙头，发挥龙头企业引领集聚作用，梳理构建产业图谱，通过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等方式，精准招引关键配套企业集聚，深化“四链”融合发展，辐射带动降低全产业链综合成本，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绿色产业集群。

在畅通价值转化中实现产业富民。绿水青山不会自动变成金山银山，需要科学的价值转化机制。“有中创优”就是立足县域已有的生态资源和产业基础，打通资源转化通道，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分享增值收益，实现产业富民。深耕品质内核，夯实绿色发展根基。以工业化思维、市场化理念，对本地最富足、最具特色的“土”资源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开发。比如，将千年制茶工艺与新发展理念相结合，高标准推进全域绿色有机茶和出口茶叶大基地建设，建立覆盖种植采摘、生产加工等全链条品质管控体系，实现从散茶原料向精制加工茶转变。擦亮特色品牌，提升产品溢价空间。产品绿色属性需要依靠品牌价值外化显现。纵深推进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县建设，加快特色资源品牌化，分批次推进农特产品进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将国家认证资质转化为品牌资产、生态绿色标签转化为产业价值，推动特色农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逐级跃升。开辟市场蓝海，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市场空间决定产业增值的上限，与其在存量市场中争夺份额，不如主动走出去开辟增量空间。跳出茶叶销售传统路径，另辟蹊径瞄准海外蓝海市场，大力支持茶企深耕海外市场，针对非洲市场消费偏好开发适销产品，系统构建海外仓和营销点，构建完善的海外品牌矩阵和销售网络，进一步拉动上游茶青收购需求，辐射带动茶农实现稳定增收。

在优化发展生态中实现产业长青。绿色产业技术门槛高、回报周期长，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开放合作，将分散的产业资源整合为协同的发展生态，带动县域整体能级提升。厚植营商沃土。绿色产业在发展起步阶段，离不开适宜的制度环境和合理的政府引导。将优质营商环境作为发展绿色产业的前提，持续深化营商环境增值化改革，建立新型轻纺、茶产业等主导产业“一类事”服务事项清单，推广“办事不出园区”和“办不成事窗口”模式，对企业用地用工、融资服务等诉求实行清单化管理，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向“解决一类事”转变升级。坚持借梯登高。县域的“小”不应成为视野的“窄”，必须积极对接高校院所等创新高地，通过共建产业研究院、中试基地等平台，将自身产业场景与外部科研优势深度融合。健全校地企常态化对接机制，通过设立专项科研经费，吸收科技、人才等高端资源，内化提升本地产业创新能力。保持战略定力。做强绿色产业靠的是深耕细作、久久为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将绿色产业纳入县域中长期发展规划，确立实施产业倍增计划等目标任务，逐步形成支柱引领、多点支撑的现代化绿色产业发展格局。

（作者系福建省松溪县委书记）

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粮食安全念兹在兹，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要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7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夺取全年粮食丰收作出重要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要心怀“国之大者”，强化系统思维，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不断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科学把握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积极践行新粮食安全观，扎实推进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粮食供给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从粮食产量看，自2015年起，我国粮食年产量稳定在6.5亿吨以上，2024年首次超过7亿吨，2025年达到7.15亿吨，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从粮食库存看，全社会粮食库存消费比远高于17%—18%的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从收储调控看，近年来年均粮食收购量在4亿吨以上，粮食储备吞吐调节作用有效发挥，粮食价格总体保持稳定。我国粮食生产稳、市场稳，端牢了14亿多人的饭碗，也为全球粮食市场稳定、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积极贡献。

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政策制度更加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央政府储备规模结构布局持续优化，地方政府储备规模有序落实，再加上最低收购价粮等政策性粮食，各级政府可用的调控资源更加充足。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在政府储备粮食仓储和质量管理、粮食企业信用监管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规定，管理措施不断完善，长效机制逐步形成。坚持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共同保面积、保产量，各有关部门单位密切配合、协同发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合力进一步增强。

粮食流通效能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从设施条件看，粮食仓储物流项目建设深入推进，我国粮食仓储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低温准低温储粮仓容超过2.5亿吨，占比超过1/3，气调储粮仓容达到6700万吨，占比达到9.2%。从产业发展看，优质粮食工程、粮食流通提质增效项目、粮油加工设备更新项目等深入实施，有力促进了粮食产业升级，粮食这个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纳入统计范围的各类粮食加工企业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4万亿元以上，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千亿元，呈现加工能力足、覆盖范围广、保障能力强的特点。从节粮减损看，粮食节约行动扎实开展，粮食产后节约减损取得了明显成效。据调查测算，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

粮食流通法治建设迈出重要步伐，进入了全面依法治理和信息化监管的新阶段。粮食法律制度建设取得重大突破，粮食安全保障法正式施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实施，配套制定修订4部部门规章、25件行政规范性文件，粮食安全保障地方性法规规章陆续出台，粮食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不断健全。粮食监管执法持续加强，组织开展了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等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严肃查处涉粮违法案件，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监管新模式加快建立，建成粮食购销监管信息化平台，实现了对中央政府储备粮、最低收购价粮等中央事权粮食承储库点的全覆盖，对收购入库、储存作业、质量检验、销售出库等关键环节数据的全覆盖，依靠人防与技防有机结合守住管好“大国粮仓”。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要充分认识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从国际看，虽然粮食供给保持总体宽松，但受极端气候、地缘冲突、资本炒作等因素影响，全球粮食市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比如，今年以来，受地区冲突延宕、海运航线受阻、国际能源和化肥供应剧烈波动、厄尔尼诺现象增强等影响，全球粮食减产预期抬升，多家国际机构就国际粮食市场乃至全球粮食安全发出预警。面对国际粮食形势变化，要冷静观察、辩证看待，既要看到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可靠保障的，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又要正视国际市场的传导影响，科学评估、积极应对。从国内看，虽然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化带来粮食消费变化，但是粮食增产的资源环境约束持续、边际成本增加，粮食供求中长期紧平衡的格局没有改变。必须始终牢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不能松，要不断强化底线思维，毫不放松重农抓粮，坚持不懈强基固本，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坚定不移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统揽世情国情粮情，科学把握大国粮食安全规律，充分彰显了以我为主的战略主动、立足国内的战略依托、确保产能的战略基石、适度进口的战略平衡、科技支撑的战略支点，既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粮食安全成就的制胜法宝，又是新征程上粮食安全事业行稳致远的行动指南。“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十五五”时期，深入落实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做到数量安全。数量安全是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首先要保障粮食供给总量充足。我国人口众多，年粮食消费总量居世界各国之首。虽然随着居民膳食结构变化，粮食消费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人们的主食消费减少，但肉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带动饲料粮需求，加上工业原料用粮、种子用粮，我国粮食消费总量将持续保持高位。粮食连年丰收、供给充裕，松劲情绪容易滋长。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要常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确保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做到质量安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质量安全是粮食安全的生命线，让群众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在保障数量安全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食品质量安全。粮食是重要的食品原料，粮食质量安全涉及的环节多、链条长，要按照“四个最严”要求，加强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坚决守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在此基础上，积极践行大食物观，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丰富粮食产品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做到储备安全。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建成包括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在内的粮食储备体系，政府储备又分为中央政府储备和地方政府储备。中央政府储备是应大灾、守底线、稳预期的“压舱石”，地方政府储备是区域内稳市场、保应急、保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储备粮是保百姓饭碗的粮食，必须稳如泰山、坚如磐石。要持续优化政府储备规模结构布局，加强粮食储备监管，提高储备管理效能，切实发挥储备调节作用。

做到供应链安全。粮食供应链涵盖生产、收储、加工、运输、销售等各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波及整个链条。我国幅员辽阔，粮食跨区域流通规模大，保障国内粮食供应链高效顺畅运转至关重要。要充分认识供应链安全对于粮食体系韧性的重要作用，提高仓储物流现代化水平，构建高效率、低成本的供应链体系，促进产需紧密衔接、动态平衡。同时，积极参与粮食国际合作，增强粮源组织能力，保持粮食物流畅通，切实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多措并举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涉及领域广、覆盖环节多，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在更高水平上保障粮食安全。

提高能力，保证产量。粮食生产具有周期性，减下来容易恢复难，提升粮食产能仍然是首要任务。要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聚焦耕地和种子两个关键集中发力，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推进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把“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落到实处。

优化结构，提升质量。从居民消费升级趋势看，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进一步优化提升。要坚持因地制宜，注重点面结合，“面”上总体稳定，“点”上精准施策，进一步优化粮食品种种植结构和区域布局，稳定稻谷、小麦生产，提升玉米、大豆产能，多渠道扩大食用油供给，促进粮食产需衔接适配。要推动粮食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增加优质品种、短缺品种供给，更好满足消费需求，更好实现优质优价。这样，既可稳定粮食产量，又可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壮大产业，增加效益。粮食产业基础性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既是一个传统产业，也是一个朝阳产业，发展潜力很大。要顺应居民粮油消费升级趋势，支持产粮大县加快发展粮食产业，推动“粮食资源—产业优势—经济动能”转化，实现发展模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跃升。立足粮食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实施全链条布局，重点抓好粮食加工企业、粮食品牌建设、粮食科技支撑、粮食产后服务，延伸粮食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供应链，不断提高粮食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让更多增值收益留在产粮大县、惠及种粮农民。

搞活流通，强化支撑。粮食流通贯穿收购、储存、加工、销售等环节，是实现从田间到餐桌有效供给、稳定粮食市场运行的重要保障。要着眼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断完善粮食市场体系，发挥各层次机制作用，促进产销合作。认真落实粮食收购政策，鼓励各类经营主体积极入市收购，保证农民售粮顺畅。持续推进粮食仓储设施改造升级，加强高标准粮仓建设，提升仓储设施基础功能、储粮工艺、智能化水平。把握国家推进物流网建设机遇，以“北粮南运”等通道建设为重点，完善“通道+节点+枢纽”的粮食物流骨干网络，推广应用多元化运输装备，增强物流中转设施功能，提升多式联运效率，降低粮食物流成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维护市场秩序，营造粮食流通良好环境。

管好储备，保供稳价。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要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持续优化政府储备品种结构和区域布局。巩固拓展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成果，健全粮食监管新模式，深入推进“人防+技防”相结合，创新监管手段，确保各类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储存安全。强化储备调节功能，合理把握政府储备收储轮换时机、节奏与力度，强化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协同运作，精准落实调控措施，努力保持粮食市场平稳运行。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粮食应急管理体制，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

加强统筹，增强韧性。保障粮食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协同发力、凝聚合力。要全链条推进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把粮食生产、消费、收储和贸易各环节更加紧密衔接起来，不断增强政策取向的一致性、有效性。坚持开源与节流并重，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深入推进粮食节约减损，耕好“无形粮田”。扎实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项目、粮食领域“两新”政策落地见效，盘活各类载体抓手，用好各类项目资金。加强粮食安全重大问题研究，关注形势变化，完善对策举措，汇聚各方合力，及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共同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为业者护航。

坚持以党建引领企业服务美丽中国建设

2026年是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十周年。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以节能环保为主业的中央企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着力建强干部人才队伍，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企业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持续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央企力量。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准央企发展航向。中国节能党委牢牢把握“两个一以贯之”要求，严格落实党建入章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制度，推动党的领导深度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细化完善“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严格执行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前置研究讨论程序，厘清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保障企业经营决策始终对标服务美丽中国建设全局。

积极服务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作为长江经济带污染治理主体平台，聚焦长江经济带固废、污水等痛点难点问题，探索形成多个可复制推广的长江大保护系统治理范式。实施的嘉鱼县滨江生态提升示范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治理；打造的“长江云”夯实流域智慧治理底座，为长江大保护由单点治理向流域协同治理转变提供数字支撑。截至目前，中国节能在长江流域生态治理、污水处理等主业投资超过500亿元。深度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雄安新区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落地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可复制推广的生态环保标杆项目。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率先成立“双碳”事业部和研究院，构建“诊断咨询—方案落地—运维优化—资产管理”全周期闭环碳管理，打造国内领先的“双碳”服务机构。自主研发的“零碳云”平台，探索绿色数据市场价值转化路径。深度参与地方涉碳政策研究，完成1000余家单位能耗和碳排放数据审核，累计盘查碳排放量超3000万吨。积极参与地方零碳园区建设与运营，协助江西宜春、广西北海园区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

深化改革激活绿色发展治理效能。全面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任务，以有力改革举措破除企业治理机制堵点难点。系统重塑总部职能架构，统筹推进“ERP+业财一体化”“合规内控风控一体化”两大基础工程建设。在高质量党建引领下，中国节能主业不断发展壮大，截至目前，绿色电力装机规模达到2758万千瓦；清洁供能面积达到5131万平方米；制水及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508万吨/日；固体废弃物处置能力突破10万吨/日。攻克一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十四五”期间新增授权专利4253项。

建强干部人才队伍，锻造治企兴企铁军。中国节能党委始终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着力打造适配节能环保事业的生态铁军。

坚持德才兼备，选优配强企业领导人员。精准选贤任能，坚持从生态治理、清洁能源等业务一线发掘储备干部人才，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基层的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完善选人用人制度体系，规范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轮岗交流等工作流程。组织开展优秀年轻干部调研，大胆起用一批年轻干部，有效优化干部队伍年龄和专业结构。

聚焦主业发展，培育专业化人才队伍。科学引才育才，统筹推进科技、经营管理、技能三支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人才梯队培养体系，强化教育培训和一线历练、专业锻炼，锻造适配节能环保事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大胆用才励才，重塑科技创新、市场开发等重点领域工作体系，成立青年科技基金，鼓励青年科研人才勇于革故鼎新、实干争先。健全容错纠错工作机制，搭建干事创业广阔舞台。

突出担当作为，健全激励约束长效机制。系统修订总部部门、二级子公司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办法，构建以业绩贡献为导向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持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细化完善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认定情形、调整程序、处置方式，推动二、三级子企业全面建立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从严加大末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执行力度，干部队伍干事创业活力有效激发，选人用人工作满意度持续提升。

夯实企业党建根基，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中国节能党委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淬炼敢打必胜、冲锋在前的先锋队伍，汇聚同心共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织密组织体系。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推进“七抓”工程，深化“三基”建设，严格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全系统33个党委、31个党总支、499个党支部“应建尽建”，8348名党员纳入有效管理。选优配强各级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干部，加强对混合所有制企业、驻外机构的管理，健全32项党群类制度，以高素质人才队伍和规范化制度赋能基层治理。深入实施“功能跃升·赋能攻坚”专项行动和“达标创优·建强堡垒”专项工作，推动基层组织生活从“规范开展”向“提质增效”转变。根据基层大区、项目一线等不同特点，灵活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确保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无盲区。

强化先锋示范。坚持党建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深化“党建+”模式，深入开展“岗区队”建设，将党建工作贯穿改革攻坚、科技创新全过程。高标准组织开展学习教育，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连续开展“凝心聚力、坚定信心、开好新局”等主题党日活动，结合正反典型案例开展“政绩观大讨论”，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攻坚绿色发展的实际行动。

凝聚发展合力。发挥统战工作优势，建立党外代表人士建言献策工作室，引导党外人士为企业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广泛开展劳动竞赛、技能比武和“五小”创新活动，21个集体、33名个人荣获省部级以上荣誉，2022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坚持党建带团建，深化“美丽中国·青春行动”战略合作，开展2届“十大杰出青年”评选，举办“中国节能青年说”系列活动，引导青年在绿色发展一线担当作为。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国节能党委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反腐，持续塑造风清气正的良好发展环境。

主动担当履职，扛牢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中国节能党委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书记坚决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领导班子成员带头履行“一岗双责”。党委每年召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同各二级子公司党组织书记签订党风廉政责任书，层层压实责任。中国节能纪委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监督责任，全过程参与选人用人监督管理，紧盯落实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情况等重点工作开展政治监督。

做实监督执纪，织密权力运行约束纪律防线。加快构建各类监督力量贯通协调的“大监督”工作格局，常态化开展“一把手”监督谈话，建立健全谈话反馈问题整改跟踪督导工作机制，持续提升政治监督实效。高质量推进党委巡视全覆盖，狠抓问题整改，有力彰显“利剑”作用。创新搭建“两系统一平台”、“清风节能”数智巡视工作平台和纪检系统，以数字化手段推动监督工作精准化、穿透化、全覆盖。深入开展“制度治权”专项工作，梳理制度漏洞和廉洁风险点近800个，提出防控举措1500余项，推动制度“废改立”80余项。始终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腐败问题，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持续强化警示教育，制作警示案例集、警示教育片，创新使用原创短视频解读《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案为鉴、警钟长鸣。

坚持久久为功，锤炼求真务实过硬工作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党委班子发挥“头雁效应”，出台《党委常委班子作风建设“十条规定”》，带头严明纪律规矩、弘扬优良作风。部署开展“克难攻坚”专项行动，集团领导班子成员主动认领任务、“挂帅出征”，广大干部职工聚焦绿色发展、项目攻坚、改革创新等重点任务勇挑重担、真抓实干，以优良作风凝聚强大发展合力。

产业链党建激活县域经济发展动力

产业链党建作为新时代基层党建与经济工作深度融合的创新载体，核心在于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统领作用贯穿产业发展全周期，推动党组织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同频共振，持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福建省龙岩市作为著名革命老区，兼具山区县域发展短板与红色资源禀赋，将产业链党建作为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县域经济内生动力的关键抓手，系统构建党委统筹、考核激励、飞地协同、专才赋能、合伙引才五项长效机制，走出一条党建与产业双向赋能的特色实践路径。2025年，全市县域重点产业链产值同比增长6.4%，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增速5.4个百分点，“十四五”期间人均GDP在全国20个革命老区重点城市中居首位。上杭县、武平县入选全省县域重点产业链试点县，入选数量为福建省最多。

健全县级党委一线指挥机制。县级党委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关键枢纽。针对以往部门各自为战、要素分散配置、产业推进合力不足等问题，龙岩市坚持把产业链建设纳入党委“一把手”工程，推动市县两级党委班子下沉一线、靠前指挥。市委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带动7个县（市、区）委扛起“一线指挥部”职责，通过科学论证确立9个首位产业，量身定制差异化扶持政策，绘制产业链图谱。各县（市、区）统一组建产业链专项工作专班，统筹整合土地、资金、能耗、惠企政策等核心发展要素，形成“全县一盘棋”的产业推进格局。

全市搭建“市委统筹、县委主抓、园区党委攻坚”三级联动组织架构，全域推广产业链党建“135”工作机制，即1个县域重点产业链党建联席会议统筹，会议召集人、党建指导员、特聘专家团3支队伍协作，建立红色堡垒、产业会商、人才共享、干部历练、风险防控5大平台支撑，推行“企业点单、链主报单、联席会议派单、部门接单”联动模式，打通政企、企企、产学研对接堵点。2025年以来，累计解决供应链协同、技术创新等问题196个，推动延链补链项目落地。实施“十百千”红色领航工程，培育18家红色链主企业，引导企业攻克高端机械装备减振降噪等技术难题64个，筑牢产业链“红色堡垒”。

完善产业链发展考核激励机制。产业培育周期长、技术投入大、见效慢，通过科学精准的考核导向，引导干部摒弃急功近利的片面思维。龙岩市紧扣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要求，围绕产业链产值提升、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科技成果转化、优质经营主体培育、绿色低碳转型等核心维度，建立分层分类、量化可测的产业链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与干部评优表彰、职级晋升、选拔任用直接挂钩，引导干部统筹当前经济增长与长远产业布局。近2年来通过正向引领提拔晋升188人，有效激励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同时，坚持基层减负原则，将产业链党建纳入年度绩效考评并单独设置专项分值，严控台账材料、杜绝过度留痕，让链上党组织成为企业稳经营预期、聚发展合力、抗市场风险的坚实“红色压舱石”。

创新协同发展模式。全市创新推行“飞地项目”发展模式，突破乡镇、村居行政边界限制，集中连片规划建设标准化产业园区，各县区聚力建设超10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建立“产值分计、税收分成、招商奖励、收益反哺”一体化利益联结机制，实行企业税收县乡五五分成并按比例返予村居，构建上下游协同、县镇村联动的招商新格局。

同步探索“人才飞地”异地研发机制，支持企业在创新资源富集城市设立研发中心，全市在全国布局40家“人才飞地”，推出13条“政策漫游”措施，近2年来共转化技术成果160多项，新增销售收入超210亿元。

建立干部专才专用培育机制。龙岩市坚持实践实干实效，推动优质干部资源全面向产业一线倾斜。面向职能部门、园区企业、产业协会等用人主体收集需求事项210多条，梳理紧缺专业人才需求岗位183个，建立“产业链干部信息库”，实现人才需求与干部配置精准匹配。在干部招录环节突出产业经济、工程技术、招商引资等专业导向，靶向引进396名专业干部，首次将21名新招录硕士选调生全部安排在县直专业对口部门。建立“编制周转池”，调整120名专业干部到县域重点产业链所在园区或相关部门任职。系统实施产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工程，组织10期共455名干部赴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开展专题培训，组建企业管家、“我来跑”等“一跟到底式”服务队伍260支，选派720多名年轻干部参与产业实战锻炼，持续锻造一支懂产业、善招商、精创新、敢担当的产业骨干队伍。

推行创业合伙人引育制度。创新推出创业合伙人制度，构建“柔性引才+本土培育”双轮驱动人才集聚体系。引才层面，全市成立9个县域重点产业链特聘专家团，吸引91名省内外院士及知名专家跨域服务，探索项目合伙人模式并联合成立合伙公司，累计解决关键技术需求56个，服务企业超过200家。推行“拨改投”、技术入股等多元激励模式，吸引高层次专家、科研团队带技术、带项目、带资金落地转化。育才层面实施卓越工程师联合培养、银发人才返聘反哺计划，留才层面升级人才全周期服务保障体系，推动跨区域人才资质互认、补贴“免申即享”，全力营造近悦远来、安心安业的一流人才生态。

龙岩市立足老区、山区独特市情探索产业链党建的生动实践充分印证，产业链党建是革命老区、欠发达山区激活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密码”。奋进新征程，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各级党组织为统筹枢纽，以人才科创为发展双翼，以专业化干部队伍为坚实保障，推动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持续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治理效能，构建“党建强、产业兴、群众富”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让闽西革命老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持续焕发全新光彩。

（福建省龙岩市委组织部）

将传统教育智慧转化为现代课堂形态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神墨教育自1998年创办以来，始终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在28年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以珠算文化国际传播、“新六艺养心堂”心智教育、大书院教育为三大支柱的教育实践体系。

2023年10月，神墨“全球珠算文化传播及珠心算教育推广”项目获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2024年12月，在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全球形象高峰论坛上，神墨教育入选“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类专项案例”，并作为唯一一家民办教育企业入选中国企业国际形象建设十大优秀案例。这些荣誉的背后，正是神墨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之以恒的传承与创新实践。

开展珠心算教育，传播珠算文化。珠算拥有1800余年历史，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神墨教育自创办起便将珠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视为重要使命，持续推动珠心算教育走向世界。2013年珠算成功“申遗”之际，神墨教育启动了“全球珠算博物馆”建设计划，目前已在北京、临沂等地建成数十所规模不等的神墨珠算文化博物馆。

在海外办学方面，以东南亚为起点，逐步将珠心算课程推广至全球。如今，神墨教育已经在全球100余个国家开展珠心算课程，在50余个国家实现落地办学，海外珠心算学校800余所、学员10万余人。在非洲，与来华留学生群体紧密联动，支持其回国自主创业传播珠算文化，目前已在36个非洲国家开展办学。在东南亚地区，缅甸神墨学校已于29个城市建立42所学校，学员逾万人。马来西亚神墨学校与当地教育部建立合作，其主办的“神墨杯”珠心算大赛，成为官方认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特色赛事活动。

在文化交流方面，神墨教育逐步构建起国际珠心算大赛与文化交流体系。自2012年缅甸举办首届“神墨杯”国际珠心算大赛以来，各国神墨学校已组织赛事与文化交流活动百余场。2017年第五届“神墨杯”国际争霸赛吸引18个国家学员参与，2023年首届非洲“神墨杯”联合大赛汇聚30余国珠心算选手，2025年首届欧洲“神墨杯”大赛活动在荷兰圆满举行……这些国际性赛事活动已成为促进珠算文化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在珠心算教育方面，神墨在对珠算文化内涵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时代孩子身心成长需求，对珠心算教育理念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升级迭代。珠心算训练能够有效培养学习者的“静心力、内算力、行动力”——通过长期专注训练使内心安定沉静，通过脑中算盘影像构建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通过系统练习塑造高效的行动力模式。

创新设立“新六艺”课程体系。神墨教育传承“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传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智慧与当代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相结合，与时俱进推出“新六艺养心堂”，构建起涵盖珠心算、书法、绘画、口才、围棋、少年立德、说文解字、注意力训练等课程在内的“新六艺”课程体系。各地神墨学校依托该课程体系，帮助孩子培养专注、耐心等优良品质，让孩子在专注力、表达能力、审美能力、创新能力、逻辑思维和文化认同等方面获得综合提升。

“新六艺养心堂”自推出以来，依托神墨教育在全国的办学网络，逐步在各地落地实践，形成课程实施、活动开展、家校协同等多维度的推进方式。各地神墨学校将“新六艺”课程带入学校和社区，通过公益课堂、合作课程等形式，让更多孩子从中受益，课程覆盖面持续扩大。由神墨教育参与承办的“非遗育未来·强国梦飞扬”全国少年儿童多元才艺风采展活动，2026年上半年已在全国28个省份成功举办。

传承书院文脉，大书院教育赋能家校社协同育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需要在文化内容层面深耕细作，更需要在组织载体与运行机制层面实现突破。神墨教育深耕心智教育多年，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起神墨大书院教育体系。神墨洲书院作为该体系中最贴近千家万户的组成部分，聚焦家庭教育赋能，搭建起家长共学共进的公益成长平台。

神墨洲书院积极探索“书院+社区+家庭”的协同模式，融入家校社协同育人战略，以社会力量参与“教联体”建设。国家政策强调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推动多方资源联动、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神墨洲书院恰好以其完整生态，承担起连接学校、服务家庭、赋能社区的重要角色。在实践中，神墨教育的协同模式体现为三大机制：一是家校同频机制，二是校社联动机制，三是师生共长机制。这种模式让教育不再局限于一间教室、一堂课，而是真正成为家庭、校园、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

截至2026年8月，神墨教育已在全国各地神墨学校创设近300家神墨洲书院。各地书院持续开展家长沙龙、读书分享、专题讲座等体验式活动，为家长群体营造了一个可以彼此倾听、共同探讨、相互启发的成长空间。目前，神墨洲书院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家长志愿者为骨干的共建共营模式，许多受益于书院的家长主动加入服务队伍，从活动的参与者转变为组织的共建者。

珠算文化的国际传播、“新六艺养心堂”的课程创新、大书院教育的平台构建，三者并非各自独立运行的平行轨道，而是彼此深度关联、相互赋能，共同构成神墨教育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

在这一生态体系中，大书院教育发挥着载体与枢纽的作用——通过培养教育人才、开展理论研究、赋能家长群体，为珠算文化传播和“新六艺养心堂”的落地提供支持保障和推广平台。珠算文化传播既承载神墨人的文化使命，也与大书院教育和“新六艺”课程联动发展，增强了神墨教育的品牌影响力。“新六艺养心堂”则是课程层面的核心抓手，它将传统教育智慧转化为可操作、可普及的现代课堂形态，通过大书院的网络触达孩子和家庭。

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

“十五五”规划纲要在部署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时提出，要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这是中央文件首次以“积极”界定文化经济政策。围绕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从“完善”到“积极”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此前，“积极”的政策定性主要用于宏观经济领域，此次是首次系统性延伸至文化经济领域。一词之变，绝非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对文化与经济关系的一次重新定位：文化经济政策由文化建设的配套安排，升格为国家宏观政策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稳增长、扩内需、育动能的重要工具，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展现更开放更宽松的制度发展新态势。读懂这一变化从何而来、意欲何为、如何落地，是把握“十五五”时期文化发展主动权的前提。

文化经济政策的演进脉络。一般来说，文化经济政策是指国家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用地、价格、贸易等经济手段，调节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以实现文化发展目标的政策总和。它处在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交汇点上，一端连着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社会效益，一端连着文化的商品属性和经济效益，是国家治理在文化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工具。

文化经济政策进入我国政策文件已逾30年。1991年，国务院批转原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对文化事业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政策上加以引导，资金上予以支持，文化经济政策由此进入国家政策文本；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文化事业的有关经济政策”；1994年起，中央和省级财政建立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对机关报刊、大中小学课本等出版物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199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的若干规定》，2000年又出台《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政策框架沿用至今。30多年来，这套政策长期承担补偿性、保障性功能：文化单位转企改制的税收过渡、宣传文化领域的专项资金、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兜底，政策关键词始终是“制定”和“完善”。直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表述仍然是“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2025年，“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同一条目中并列部署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培育优秀文化企业和品牌、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与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

从“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到“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至少包含三层递进。其一，关键词之变。“完善”重在制度层面的查漏补缺，“实施”重在行动层面全面展开，政策由制度设计期进入落地施工期。其二，定性之变。“积极”意味着政策力度与政策预期的整体转换，这意味着文化产业将从单纯的“政策扶持”转变为“市场驱动+政策引导”，致力于让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其三，能级之变。将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落实为财政、税收、投资、金融、消费等方面的政策协同和创新，要求加大政策激励和保障力度。而且，这意味着并非进行一般性的产业扶持或市场调节，而是通过自觉、系统的制度安排，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实现文化与经济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互促。综合来看，文化经济政策正在完成从部门政策、行业政策向国家宏观治理工具的转变，传递出深入推动文化经济发展的鲜明信号。

政策语言的跃迁，根源在于发展实践的深刻变化。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遵循着宏观经济、产业变革与战略目标的三重逻辑。

首先，宏观经济逻辑是其现实基础。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文化恰恰是居民消费升级最确定的方向之一。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首次突破2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8.8%，其中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12.8%，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提高到59.1%。拉长时段看，2024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9.14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37.7%，已成为重要的增长引擎。更关键的是发展阶段的判断，“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从国际发展经验看，这个阶段正是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窗口期。恩格尔系数持续下行，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上行，情绪价值、体验价值成为新的消费理由，文化消费的收入弹性远高于一般商品消费。正因如此，党中央明确提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并着力培育文化旅游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支柱产业有量化门槛，从实际情况看，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却在收窄，说明仅靠增长惯性还不够，必须依靠政策加力，使文化产业增速在整个“十五五”时期持续快于经济总量增速。而且，文化产业以中小微企业为主体，以内容和创意为核心资产，对财政、税收、金融政策的敏感度高于重资产行业，同样的政策投入在这一领域能够产生更大的边际效应。这正是政策取向必须“积极”的量化依据。支柱产业的成长，客观上要求一套与其体量和潜力相称的积极政策供给。

其次，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着重构建新发展格局。创新性成为文化产业跃迁、变革，真正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了新型文化业态，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增长的主引擎。新业态普遍具有轻资产、高研发、长周期、快迭代的特征，与传统政策工具存在明显错配：无形资产难以抵押，跨界业务难以归类，爆发式成长与既有审批节奏难以合拍。生产力的跃迁必然要求政策体系进行相应调整，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正是对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制度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在同一条目中强调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把“积极”与“规范”置于同一框架，体现的是赋能而不放任、松绑而不松手的政策理性。

最后，战略目标是其根本指向。距离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只剩下不到10年时间。“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文化在现代化全局中的权重整体上升。放眼全球，文化贸易和数字内容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文化出海已经形成先发优势。2025年，我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204.55亿美元，规模连续6年超过千亿元人民币；海外微短剧应用双端内购收入达20.3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倍；网络文学出海正由作品授权、平台出海迈向叙事出海与文化共创的新阶段。把这些单点突破转化为整体优势，同样需要完善文化贸易政策、强化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外部竞争越激烈，政策供给越要积极主动，这是大国文化竞争的基本经验。

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的科学内涵。政策取向的转换并非从零开始，实践中早有先手布局。2025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两份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长点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措施》《关于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前者从丰富消费惠民举措、培育消费场景、创新产业政策等6个方面提出18项具体措施，明确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和旅游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后者则从财政支持、税收优惠、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用地保障、收入分配、支持转制企业等方面作出系统安排。这两份文件与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前后呼应，已经勾勒出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的基本轮廓。

综合政策文本与实践探索，“积极”的取向至少体现为四个转变。一是从分散支持转变为系统集成，财政、税收、投资、金融、消费各类工具协同创新、同向发力，促进文化产业政策与经济政策衔接配套，避免政出多门、力量相互抵消。二是从供给端单向投入转变为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既抓精品创作、重大项目，也抓消费场景、消费能力，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真需求牵引好供给。三是从“给优惠”转变为“给机制”，即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时，要坚持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积极”的内核。当然，还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多用专项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制度化、市场化工具，少用一次性、碎片化补贴，让政策红利可预期、可持续。四是从重前置审批转变为重全程治理，创新数字时代文化市场监管政策，对新技术新模式包容审慎，给足试错空间，同时守牢底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积极”绝不等于放任，如果只讲赋能而不问价值导向，可能导致文化发展的失序与异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须臾不可离开的前提，也是区别于一般产业刺激政策的根本所在。在更加开放和宽松的制度指引下推动文化产业深度开掘，对于各级实际执行者、操作者——无论各级政府还是文创界各类人员——都要提高自身的创新性理解和创造性实践，把好政策用好用足。

着力应对实施过程中的难题挑战。把政策写进文件容易，把“积极”落到实处不易。从政策文本到发展实效，中间隔着体制、资金、市场等的多重约束。看清难题的具体形态，政策落地才有现实抓手。

政策协同短板亟待补齐。文化经济政策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用地等多种工具，横跨多个部门、纵贯多个层级。现实中，文化部门熟悉行业但手中缺少经济工具，经济部门掌握工具但未必全面了解文化行业的特殊性，一项政策出台后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分别制定细则，时间差、口径差层层消耗政策效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但从历次列举的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领域看，文化经济政策如何纳入评估、由谁牵头，仍待明确安排。协同短板不补，“积极”的政策供给与偏紧的部门执行并行，往往会影响市场运行中对政策取向一致性的预期。

资金来源与使用效益双重受限。多省份预算报告显示，财政收支处于紧平衡状态，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的刚性需求持续增加，文化支出在与民生、科技等刚性支出的排序中难以靠前。政策给出的经济工具也有现实门槛，专项债券要求项目收益对本息形成足额覆盖，而文旅项目普遍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周期长，负面清单又严禁资金投向主题公园、城市景观提升、文化庆典等，地方真正合规、可持续的项目储备不足，容易形成有额度、缺项目的局面。金融端同样如此，文化企业的核心资产是版权和创意，评估难、风控难、处置难始终困扰商业银行开展相关贷款业务。目前，国家已在部分省市启动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明确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但风险补偿机制仍有待健全，从试点探索到常态化供给还有相当距离。

优质供给与有效需求的相互牵制。需求端潜力与约束并存，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955元，比2020年增长67.8%，增速快于同期人均消费支出，但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仅为3.4%，文化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的分量仍然偏轻，对价格和收入预期的变化高度敏感。供给端的问题更值得警惕，一些盲目上马的大型文旅项目，对本地历史文脉缺乏深入挖掘，呈现方式流于表面符号的堆砌或对成功案例的模仿，建成即闲置，被业内称为“速生速朽”；微短剧领域，平台算法偏好经过市场验证的套路模板，投资方倾向复制爆款框架以降低试错风险，同质化剧情由此泛滥。这提示我们，政策资源如果最终流向同质化产能，扩内需的投入就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积极政策能够改善供给的外部条件，却无法代替供给侧自身的创新能力。

基层激励与能力欠缺导致执行难。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最终要靠地市、区县一级具体执行，这里存在两重不对称。一是问责与容错不对称。文化领域内容安全的责任是硬性的，发展成效的考核是弹性的，两相权衡，基层往往倾向从紧从严。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不仅消解政策应有的效果，也影响经营主体的发展预期。问责压力越大，基层干部的避责倾向越明显，包容审慎的要求便容易停在文件上。二是要求与能力不对称。用好专项债、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质押融资这些工具，要求干部既懂文化又懂财政金融，这样的复合能力在基层相当稀缺。加之文化产业增加值核算滞后一年，新业态统计口径持续调整，政策效果缺乏及时反馈，“积极”到什么程度、往哪个方向校准，一线操作时常常心中无数。

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落地见效必须找准着力点。上述4个难题并非孤立存在，具体来说，协同不足会放大执行偏差，投入受限会加剧供给同质化，供给乏力又反过来削弱政策效力。因此，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放活与导向三对关系，构建可操作、可持续、可评估的实施体系，把“积极”的政策取向转化为可落地、可持续的实际供给。

健全财政投入和投资带动机制。建立健全与文化强国建设、国家财力相适应的财政投入机制，保障文化领域重点规划和项目支出。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为抓手，把有限财政资金投向牵引性强的重大项目和公共性强的基础环节，防止撒胡椒面。用好专项债券和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工具，探索旅游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入市交易试点，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带动社会资本的接续投入。

增强税收金融政策的适配性。落实宣传文化增值税、转制文化企业税收等优惠政策，同时针对新业态收入形态多元、成本结构特殊的实际，研究更具针对性的税收安排，不让新业态在旧税制的缝隙里空转。金融方面，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和服务水平，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培育投早、投小、投长期的耐心资本，破解文化企业轻资产、缺抵押、融资难的老问题。

做旺文化消费这个最大的内需场景。全面落实培育文化和旅游消费新增长点的各项措施，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错峰休假，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总结推广票根经济等跨业态联动做法，今年春节档已有影院以电影票根为纽带，联动餐饮、娱乐等多领域商户，实现相互引流，应当尽快促进并推广一次消费延展成一条消费链的探索。积极发展首发经济，激发夜间消费活力，推广跟着演出、影视、体育赛事、非遗去旅行，让优质供给不断创造有效需求。

强化科技支撑和要素保障。落实文化领域科技创新政策，建设文化领域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支持文化领域大模型建设，让技术进步直接转化为内容生产力。依法依规保障文化企业合理用地需求，完善数据要素供给和确权交易机制。加快培养既懂内容又懂技术、既懂文化又懂经营的复合型人才，用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等收入分配政策，把人的创造性劳动放在一切要素保障的首位。

完善文化贸易政策，支持文化成建制出海。巩固游戏、网络文学、微短剧等优势品类的先发地位，支持企业从产品出口走向平台出海、标准输出，健全出海合规服务和风险提示体系，推动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文化出海不仅赚取真金白银，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一举两得的战略投资。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从“完善”到“积极”，一词之变的背后，是文化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分量的上升，也体现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对经济发展逻辑的自觉遵循。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把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实施好、运用好，让政策的确定性转化为市场的信心、创作的活力和消费的热情，文化强国建设就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以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政策的积极性，体现为投入和优惠的力度，更体现为对文化创新规律的主动适应。文化创意难以预先设计，市场热点也难以靠行政力量制造。对千千万万创作者和经营主体来说，政策的积极性落到实处，主要在于创新门槛降下来、投入预期稳得住、市场渠道走得通、文化资源用得上。

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培育创新生态。过去，文化政策较多采取项目制、评审制，集中力量推出精品力作，有其必要性。如今，文化生产呈现主体大众化、组织小型化、协作网络化的特点。网络文学常起步于个人连载，微短剧可能诞生于十几个人的团队，数字文化产品也常由小微企业完成早期开发。政策若主要围绕成熟机构和大型项目配置资源，容易覆盖头部、遗漏长尾。这样的生产格局，决定了普惠性、基础性制度供给的分量，必须以普惠供给培育创新生态。对个人创作者和小微团队而言，便捷的创作工具、可负担的算力和场地、清晰高效的版权服务、适配轻资产特点的金融产品、公平进入市场和平台的机会，往往比一笔奖补更为迫切。重大项目的牵引作用不可替代，创意孵化和创新全过程的支持同样不可缺位，扶优扶强与育小育新协同发力，新的创作主体才能不断涌现。

文化创作周期长、风险高，必须以稳定规则支持长期创新。一部动画可能制作数年，一款游戏需要持续研发，一个文学IP从连载到改编、衍生，也要经历较长的培育过程。若规则缺乏稳定性，创作者和企业容易转向短平快、追热点和低成本复制；而只有规则稳定、边界清晰，更多主体才愿意将时间、资金和精力投入原创。近年来，游戏版号常态化发放、微短剧分类分层管理、网络版权全链条保护等探索，持续释放稳定的治理信号。各类主体对准入条件、管理要求、权利边界和责任规范有稳定判断，才敢把几年时间投在一个创意上。底线同样是预期的一部分，只有未成年人保护、内容安全、数据使用、知识产权和从业者权益的边界划得清楚、守得稳定，为创新留出的空间才踏实。

政策实施所激发出来的旺盛而多样的需求，为创新持续提供回报。文化产品的价值，最终在阅读、观看、体验、传播和再创造中实现。从网络文学IP开发、文创衍生品消费，到演出、赛事、影视带动城市消费，文化需求正由单一购买走向场景体验，由一次消费延伸为多业态联动。有效需求的激发，对创新形成积极有益的回报，形成需求与供给的良性循环。消费端政策的着力点，正在于降低消费成本、丰富消费场景，让市场的反应及时传回创作生产环节。一张电影票、演出票、赛事票可以联动餐饮、住宿、旅游、文创零售，一个受欢迎的文化形象可以在文学、动漫、游戏、影视和衍生品之间持续开发。价值实现的通道顺畅，原创者获得合理回报，创作、消费、收益、再创作的循环就能自己转起来。

公共文化资源的开放共享，本身就是一种要素供给，分量不亚于资金支持，促进各类文化资源开放才能不断拓展创造空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题材、形象、技艺和思想资源。当前，资源分散、数字化程度不高、授权流程复杂、权利边界不清等问题，仍制约着创作者的使用。对许多小团队而言，一套可合法使用的高清图像、一批经过整理的古籍数据、一个标准明确的授权接口，往往具有直接而持久的帮助。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的数字资源分类开放、授权使用和收益分享机制健全起来，创作端可用的素材就会持续丰厚。资源开放须以确保安全、尊重版权为前提；规则清晰了，文化资源可发现、可获取、可使用、可追溯，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就有更多可能。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政策成效也有衡量标准，资金安排、项目数量和产业收入是直观的尺度，原创能力、版权收益、从业者获得感和长期创作机制是更慢也更实的尺度；头部企业的表现显而易见，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作者的成长同样重要；大城市的资源集聚优势容易显现，中小城市凭独特文化和优秀创意获得发展机会，更能说明政策惠及面的宽窄。文化创新创造最深厚的力量来自人民，最活跃的场域在市场，最重要的保障在制度。想创作的人进得来，愿意长期投入的人稳得住，好创意顺畅找到受众，原创者得到合理回报，公共文化资源得到充分激活，政策的积极取向就通过这样的多元主体活力得到了检验，从而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生生不息的创新创造活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

智能化战争战略威慑机理的演变

战略威慑是国家保障自身安全利益所采取的战略性军事手段，其机理演变始终与战争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以人工智能为重要驱动力加速发展，智能化战争形态正向更高更复杂层级演进，深刻改变了战略威慑的运行逻辑和作用方式。

第一，战略威慑的核心制权由制信息权向制智权演进。

制权的更替是战略威慑发生演变的重要标志。制权是对战争某一领域的控制权，是某一作战关键要素发挥主导压制作用的态势，体现出对一个时代作战优势领域的技术控制。在智能化战争时代，制智权以新的战争制权形式加快形成，成为战略威慑争夺的新战场。

制智权成为形成战略威慑的重要支撑。所谓制智权，就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之内对人工智能资源获取、控制和使用的主导权，其关键在于在认知、决策等方面一直保持居高临下的优势。就像机械化战争中的制空权，制智权成为决定智能化战争胜负的战略制高点。掌握制智权的一方在敌我博弈中能先于对手发现，先判断、先决策、先行动，从而形成强大的战略压力，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达到战略目的。

算法优势成了新的战略威慑筹码。传统的战略威慑依靠的是核武器、常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等有形的硬实力，智能化时代的战略威慑则越来越依赖算法、算力、数据这些无形的软实力。谁拥有更先进的军事智能算法、更强大的战场计算能力、更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谁就掌握战略威慑新的制高点。以前比拼的是钢铁产量，现在也较量算力水平；以前争夺的是资源要地，现在也抢占数据高地。看不见的算法之争正在深刻影响着看得见的战略格局。

人机协同成为制智权争夺的核心形态。制智权争夺说到底就是“人的智慧”与“机器智能”的融合水平之争。虽然算法、算力、数据构成了制智权的技术支撑，但控制这些技术要素的人才是制胜关键所在。在智能化战争中，仅靠人的经验判断，无法处理海量信息并作出快速决策，而完全依赖机器算法运作，很可能产生价值失范、伦理失守的风险。破解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是发展出“在能力层面实现人机协同，在作战方向上由人掌控”的智能作战模式。也就是用机器的计算和分析来补充人的能力短板，用人的政治判断、战略定力、价值引领把控目标方向。谁能率先构建起这样的作战模式，谁就能在制智权争夺中占据主动，从而大大增强战略威慑效能。

第二，战略威慑的时空形态由线性有限向瞬时全域拓展。

决策周期的极致压缩重塑威慑运行节奏。时空是战争的基本维度，也是战略威慑效能生成的关键变量。智能化战争进入“毫秒级”瞬时对抗、全域交织的新阶段，战略威慑的时间尺度与空间形态发生了显著改变。人工智能在军事作战筹划各个环节中的运用，使战场感知、态势判断、方案制定和力量调用实现自动并行运作，从而大幅缩短传统作战时间。极致的时间压缩提高了战略威慑的响应速度和反制能力，使以快制快成了战略威慑效能产生的新支点。

作战空间多域拓展加大威慑范围。智能化战争促使作战空间从陆海空天等物理领域向电磁、网络、深海、极地、太空、认知等多领域延伸，各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协同更加密切。高超声速武器可以实现全球抵达、网络攻防跨越地理阻隔、太空态势感知覆盖全球战场、无人平台深入敏感区域——威慑力量在更广阔的领域精准投放、灵活使用，使战略威慑的空间纵深得到极大扩展，形成了跨域联动、全球可达的新型威慑空间格局。

分布式常态布势形成时空一体的威慑态势。智能技术加持的分布式作战正在改变力量部署的方式——大量的小型化、无人化、智能化平台在广阔的战场空间里分散部署、常态巡弋，依靠智能算法和网络联通来实现物理分散、效能聚合、随时激活。这样的“分散布势、一体联动”力量运用方式，一方面使得传统的斩首式反威慑手段失效，威慑对象从几个核心节点扩展到整个作战体系；另一方面也使得威慑力量从危机时才抵达变为常态化在场，空间上无缝覆盖、时间上不间断投送，威慑弹性和抗毁韧性得到质的提高，形成了全时全域的新型威慑形态。

第三，战略威慑的作用方式从物理毁伤发展到认知塑造。

认知域成为战略威慑新的主战场。战略威慑的本质就是通过实力展示、意图传递来影响对手的决策判断和行为选择。智能化战争条件下，威慑作用机理正由以物理毁伤为主导向以认知塑造为核心演进。人的认知是一切战略决策的最终枢纽，而智能化技术为直接作用于对手的认知系统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形象地说，认知域博弈比拼的是谁塑造谁的判断、谁引导谁的选择。以智胜力、以心制势、以谋止战，是智能化时代战略威慑的重要特征。

软威慑成为战略博弈的重要选择。智能化的非致命性作战手段快速发展，在信息化战争时代非致命性作战手段基础上，催生认知干预、深度伪造、算法舆论引导、智能行为诱导等独特的柔性威慑方式，可在不引发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宣示战略决心、施加战略压力、达成战略目的。这种“慑而不战、制而不破”的软威慑有效填补了和平与战争之间广阔的灰色地带，使战略博弈由刚性冲突转为弹性可控、梯度施压、精准制衡，为化解战略危机、管控战略风险赋予新的选择手段。

体系支撑下的认知塑造成为威慑效能生成的关键路径。智能化战争条件下，战略威慑的效能生成，越来越取决于能否构建起感知一体、决策贯通、行动协同、效果可控的威慑体系。单一平台、单一手段、单一域内的威慑行动，无论多么先进，都难以形成对高水平对手的持续压制。只有把陆海空天电网等各域力量、软硬多种手段、有人无人多种平台融为一体、协同运用，才能在对手的认知域中形成持续在场、精确施压、随时可升级的威慑态势。

第四，战略威慑的构成要素由以核为主向“核常智一体”演进。

战略威慑力量构成直接影响战略威慑效能。智能化战争条件下传统的以核力量为主导的战略威慑格局正在深化拓展，“核常智一体”的新型战略威慑力量体系加速形成。

核威慑作为战略威慑的基石地位不会动摇。核力量依然是各国进行战略威慑的最终保底工具。智能化战争条件下局部传统战争的风险加大，新的威慑手段的有效性存在不确定性，这更加凸显核武器作为最后安全屏障的作用。智能化技术对核力量的主要影响在于增强其自我保护能力、指挥控制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确保核威慑更为安全可靠并具有可控性。

常规威慑力量的战略作用持续上升。智能化技术赋予传统军事力量新的生命力，使高超声速武器、中远程精确打击、多域协同及智能指挥控制系统等新型常规作战力量在射程、精度、穿透性及反应时间等方面的能力明显提升，某些常规攻击方式甚至可以实现战略武器级别的效果。常规威慑对于避免发生常规性战争、防范多种类型的安全挑战、遏制危机升级趋势等都具有其他形式威慑不可取代的功能。相比核威慑的“绝对红线”以及智能化威慑的“灵活边界”，常规威慑具有广阔的战略选项空间，从“轻度压力”“中度威慑”至“重度遏制”，构成完整的威慑链条。

智能化新质力量跃升为战略威慑的新兴支柱。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因具备成本低、可损耗、高度自主智能等特点，正由辅助性战术力量向战略性新质作战力量转变。无人蜂群作战、全域联合智能作战、认知空间智能对抗等作战方式日趋成熟，为智能型作战部队独立承担战略威慑任务创造了条件。智能化力量不仅能够独立发挥威慑作用，更能通过为核力量提供升级的指挥控制支持、为常规力量提供精确的打击引导、为整个作战体系提供决策信息优势等方式，从整体上倍增整个威慑体系的综合效能，成为战略威慑力量架构中最具发展活力的新质力量。

低轨星座加速走向战场

“星链”等低轨星座终端采用相控阵天线技术，是“朝天看”过境卫星的通信几何结构。在高带宽、动中通、无地理限制、低时延和终端小型化技术，以及数万颗数量的加持下，低轨星座加速走向战场，攻防技术迅速迭代升级，标志着太空战首次从战略威慑层面下降为战术打击层面，太空战加速来临。

在局部战场大显身手

承担战术协同与实时侦察角色。在实战中，交战一方通过“星链”建立不受地面基站限制的指挥链路，能从大后方指挥中心远程指挥控制前线作战力量。依托低延迟的“星链”实时侦察，得以精准绕开对手重兵设防区域，直接快速穿插打击对手的后方关键目标，这种“闪电战”取得不俗战果。

有的局部战争中，交战区的光纤、移动基站等地面通信系统被摧毁殆尽，“星链”成为守军战术应急通信保障，后来逐步发展为作战体系神经中枢和杀伤链核心，使其无人系统能精准打击对手的纵深目标。在围城作战中，“星链”更是成为守军唯一与外界通信的工具，展现了较强的应急保障能力。“星链”深度融入作战指挥体系，成为“订单式打击”的核心支柱，重创对手的后勤保障系统。具备“动中通”能力的“星链”终端集成到无人平台后，可以实施不对称打击。例如，将“星链”终端集成至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能从数千米高度对目标纵深实施精确打击，可以摧毁众多高价值目标，使对手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

为低成本无人机远程精确打击提供“天基指挥链”。在“星链”支撑下，低成本的LUCAS无人机实现了跨海远程奔袭与实时画面传输，打破了传统低成本无人机受限于地面中继或昂贵军用卫星的局面，让后方操作员能实时操控一线无人机，极大压缩杀伤链闭环时间，也使得低成本无人机从战术工具升级为影响纵深安全的战略力量。此外，通过走私入境的“星链”，打击方可以绕过对手的国内网络管控，帮助定位其敏感军事设施和重要人物，为军事打击提供准确情报信息。

重塑未来战争形态

提供稳定韧性的通信和指控。低轨空间是黄金轨位，可容纳数万航天器，发射和制造成本小，技术门槛较低，具有极强抗毁性和全球无死角覆盖能力。数万颗低轨卫星组成的分布式通信指挥网络，可使前线有人无人系统直接嵌入战役指挥网络，通过其所构成的全球实时不受限制的监控网络，使得任何地面大规模军事调动无处遁形。此外，相比较传统“树状”通信指挥控制方式层级繁多、链路脆弱和抗干扰性差而言，低轨星座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保障与韧性极强的全域指挥控制体系，各单元能实时通信和传输数据与指令，打通情报链与指挥控制链，并形成战场单向透明。

支撑“订单式打击”的关键技术。低轨星座数十毫秒信号时延和0.5米以下高分辨率，能突破地理限制，具备动中通、高抗干扰性和终端小型化技术，已深度融入作战指挥系统，直接构建并极大压缩“侦察—打击”的闭环杀伤链，显著增强打击灵活性。拥有低轨星座的一方，在实时战术成像、宽带战场通信和数字化敏捷组网上已经断代式领先对手，成为无人系统精准打击纵深目标的利剑，实现“订单式打击”。

成为杀伤链的核心枢纽。低轨星座更适合高烈度战场一线有人无人系统瞬间实时数据交互和指控需要，是分布式协同作战和无人远程精确打击的核心技术支撑。“星链”直接链接战术指挥系统，让守军具备分钟级锁定、打击和二次评估能力。近期国外实战表明，搭载低轨“星链”终端的远程无人机攻击范围大为提升，彻底打破纵深“绝对安全”的态势。此外，无人系统集群作战需要无地理限制、动中通、超低延时、超高带宽的通信网络作为“蜂群神经中枢”，这正是低轨星座能提供的独特能力，使得无人系统能实施集群作战和纵深精确打击。

未来发展趋势

第一，多国竞相发展低轨星座。低轨空间资源有限，卫星部署上限为10万颗，遵循“先占先得”原则。全球部署已超过1.2万颗低轨卫星，年增长数千颗。鉴于低轨卫星出色表现，多国加快布局低轨星座。美国低轨星座已占据数千个频段和轨道配额，计划部署5.4万颗，SpaceX申请部署10万颗。欧洲OneWeb低轨星座已有600多颗，欧盟还计划发射270多颗低轨卫星。俄已有32颗低轨卫星投入实战，并建立基于卫星的作战无人机控制系统，计划部署900多颗。印度、日本和韩国纷纷打造军用和民用低轨星座，以色列和土耳其等国也积极推动低轨星座部署。

第二，低轨星座攻防技术迭代升级。为压制低轨星座，军事强国采取地面终端压制、网络渗透、综合电子系统压制和专用电子系统直接压制“星链”卫星等方式，取得一定效果。有的电子战系统专门电磁压制“星链”过境卫星，可撑开半径约2.5公里、面积近20平方公里区域上空半球形“电磁保护伞”，显著降低该区域的无人机活动。美俄等国还积极发展各式软硬杀伤技术，如动能杀伤、激光、天基干扰、俘获卫星等技术。美国发射的任务机器人可通过机械臂维修、补给和抓取卫星。美国还加速迭代“星链”系统抗干扰、智能跳频、在轨机动等核心技术，针对性研发电磁干扰反制装备。日本、印度、欧盟等将全面加强低轨星座的电磁防护能力。

此外，智能技术将在低轨星座中大显身手。未来，太空战主动权将取决于AI模型算力、训练数据和迭代速度。“星链”预置“自适应零陷”技术，通过算法在干扰方向形成接收盲区。搭载“星链”终端的无人机依靠智能识别技术实施攻击。在攻击“星链”方面，俄从静态阻塞转向算法驱动干扰，融入人工智能优化信号识别。在低轨星座电磁对抗方面，将从“预先存档比对”升级为“实时自主学习”，依托超强算力实时完成电磁信号捕捉、特征分析、威胁研判，实时生成精准干扰策略，并具备持续迭代能力，实现压制闭环。

第三，商业低轨星座承受战时摧毁的风险急剧提升。从局部冲突来看，商业低轨星座军事运用公开化，与军事应用边界彻底消融。商业低轨星座存在致命短板，看似规模庞大、组网分散的星座，存在上行链路脆弱、工作频段固定、在轨定位透明等诸多缺陷，战时生存能力大幅受限。俄方聚焦电磁压制“星链”卫星传递清晰底线：一旦商业航天系统深度介入战争，就必须承担对应的战争级反制后果。全球所有依托商业低轨星座构建的军事指挥信息体系，都将重新评估自身抗风险能力，所有商业低轨星座都将面临战时被针对性打击的战略风险考验。

第四，全球太空治理和军控规则也将迎来重构压力。现行《外层空间条约》等国际公约，已经无法适应低轨星座对抗的全新场景，新一轮低轨太空军控谈判或将被提上国际议事日程。近期，联合国专门围绕低轨星座召开会议，核心是聚焦低轨星座无序扩张引发太空安全，有的国家代表指出低轨星座被直接接入武装冲突，要求相关国家承担低轨商业航天活动责任。但各国战略利益分歧巨大，短期内难以形成具备约束力的全新规则。

一座祠堂见证红军长征的决策和出发

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从瑞金沙洲坝搬迁到云石山乡。当时，第五次反“围剿”形势非常严峻，为安全起见，各中央机关分散在云石山乡的各个村庄。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扎在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中革军委驻扎在梅坑，中央政府则驻扎在云山古寺中。

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现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中共中央讨论、决定、颁发了一系列军事和政治命令，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艰难决策、秘密部署、伟大出发和浴血留守。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这里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随即，在这里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守部队掩护主力突围转移，由此拉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序幕。因此，丰垅村被誉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村”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策源地”。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及李德脱离实际的军事指挥，红军抛弃了历次反“围剿”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战术，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打阵地战、堡垒战，以血肉之躯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导致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党和红军面临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

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将士虽浴血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革命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几乎没有可能。

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外一个战场”的决定，并将方案上报共产国际。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同时指出“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将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界地区撤退，并表示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9月30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至此，经中央多次研究讨论，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正式确定。可见，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层次反复商讨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既是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被迫无奈之举，又是审时度势、客观判断战争形势、在政治上实施战略主动的结果。

10月9日、10日，中革军委先后在瑞金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和《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对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计划作了具体安排。其中，《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具有红军长征的“总命令”，《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是执行这一命令的具体命令。为便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两个纵队，与红军主力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8.6万余人，共同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

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下辖四个梯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鉴于中央红军各部队正分散驻扎在中央苏区各地，从10月7日开始，中革军委陆续向红军第1、第3、第9、第8军团和中革军委直属机关部队下达撤离战场、集结补充的命令。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11月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象鼻子湾对军委直属部队说：“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

“惧以终始，其要无咎”，出自《周易·系辞传》。大意为，自始至终都应保持警惕和敬畏，核心要旨是避免过错。后人将这种精神总结为忧患意识，这亦是《周易》所倡导的处世之道。

殷周鼎革催生忧患之思

一般认为，《周易》成书于殷周之际。殷商后期，西方的周一天天强大起来。到了周文王时，由于他经营得力，且公正有德行，掌控的疆域越来越大，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商纣王残酷暴虐，天下人心归周，而周文王仍然小心翼翼侍奉商，这是对秩序变动的谨慎，以及对天命的畏惧。周文王去世后，周武王继位，虽然力量不断充实，却也曾在孟津渡口有所犹豫。周文王、周武王一直犹豫自己作为“小邦周”是否能够悍然取代“大邑商”去承接天命。

在宗教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周文王、周武王去体会天命，必然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当时的人们大多认为殷商占据天命，是永恒的王朝。商纣王在节节败退的时候，还相信天会保佑自己。但周武王通过翦商的事业证明，号称天命所在的殷商，可以被“小邦周”打败。政治的剧烈变革带来的往往是思想上的解放，人们逐渐认识到天命是更替的，可以“革命”。相信永恒的天命，与相信变动的天命，带来两种全然不同的时间意识。周人比商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变化”。天命靡常，历史也在不断地变易。每个人、每个王朝，都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暂存性环节。周人通过变易性的革命学说和时空观，获得了自己代商的合法性。如果将这种合法性看作一种肯定性，那么这种肯定性因其暂存性而同时包含否定性在自身之中。换句话说，当周代殷通过“革命”获得其合法性时，周的创始者同时意识到自己也只是王朝中的一环，稍有不慎，自己的王朝也可能会失去天命的眷顾。天命不是由什么永恒的超越存在所规定，而是来自民心。失去民心，便会失去天命。周人的忧患精神由此而来，《周易》一书是这一精神脉络或忧患体悟的直接展现。魏晋的阮籍说《周易》是“往古之变经”，很有见地。

变易之中的生命践履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面对这变动不居的世界，人们对待生死有不同态度。子路曾向孔子询问，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这一回答展现出非凡的定力。与关心死后有没有终极审判、死后归向何处不同，孔子认为人首先应该关心活着的时候有没有将自己充分展开。孔子也有忧患，但他从未忧患过死亡，而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面对这个变易的世界，《论语》曾记载孔子的一段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很多人将此理解为孔子因见到流水而哀叹时光的流逝，其实不然。孔子的确在不舍昼夜的流水中感受到了世界的变易、时间的不停。但这岂是对生命短暂的哀叹呢？《尚书》记载周文王勤政，过了中午还没来得及吃饭；周公为接待贤人，“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在洗发、吃饭的时候多次中断。这种在有限的生命中要充分立德立功的紧迫感，才是孔子看到流水时的感慨之所系。这种精神，就是刚健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孟子特别能体会到孔子的这种精神，他就把孔子的流水之喻作如下理解：有源头的泉水滚滚涌出，白天黑夜都不停歇，先注满坑洼再继续向前流淌，最终奔入大海。昼夜不停的流水，成为自强不息、刚健进取、踏实有为的象征。

功成之际常怀忧患之心

忧患意识所要求的，不是患得患失，亦不是对个人或群体利益的斤斤计较。忧患是在面对完满性时，自己反思不足而产生的持续上进，对于当下状态的不断超越。某个阶段的目标即便达成了，未来还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目标。《周易》的既济卦和未济卦就讲了这样的道理。六十四卦的每一卦由六个爻组成，有阳爻和阴爻两种形式。每卦六个位置，安排六个爻，形成易卦。位置也有阴阳，从下往上数，第一、三、五位是阳位，第二、四、六位是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称作“当位”。从符号逻辑来看，既济卦的第一、三、五位都是阳爻，第二、四、六位都是阴爻。既济卦是六爻都当位的卦，它在《周易》中为第六十三卦，是倒数第二卦。因为六爻都当位，意味着目标的达成，或者说一种各得其所的完满。《周易》重视这个象，才将之安排在终结，其卦名“既济”也是“已经渡过大河”的意思。然而我们需注意，既济卦虽然在后面，却不是最末尾。《周易》最后是未济卦——一个六爻都不当位的卦，完全与既济卦相反。这说明，一个阶段的任务完成了，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又要开启新一轮的征程。人们在“既济”的状态下尤其不能洋洋得意、骄傲自满，以为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既济卦的卦辞写“初吉终乱”，其《象传》告诫“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种对当下状态的不断超越、对完满的追求，呈现为对公共事业的责任。正如伊尹的追求：若有一位老百姓颠沛流离，自己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鞭笞一样。对人民的忧患，产生了“公天下”的进取精神。

忧患之中的生生不息

忧患意识所要求的，更不是畏葸不前或懦弱怠惰。相反，它恰恰与刚健自强的精神高度一致。《周易》乾卦的九三爻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该爻辞描述了君子的一种精神状态：一直努力工作，到了晚上还非常警醒，这样就不会犯错。“终日乾乾”，成为古代君子奋发努力的一种理想精神状态。这种精神要求人们面对危险的时候勇于担当，以正大昂扬的态度去扶危救困。东晋史官干宝解释这段话时举例子：“故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尧舜等古人兢兢业业、自强不息，恰恰来自其忧患。王夫之谈到大禹治水时的情况说：“天下固有此洚洞浩瀚之流行之地中，中国自足以胜之。”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危险，面对忧患从未畏惧，反而更激发了“赞天地之化育”的智慧和“制天命而用之”的气魄。尧舜时的大水，“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禹能够观察九州地理，因势利导、随山刊木，最终重新使水在地中行，并且借由治水而重新界画九州，疏导贡赋交通网络，使古代中国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中华民族这种忧患而生刚健的精神，一直传承到近现代的仁人志士这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激发出来的是“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刚健自强。这种精神，正与3000年前“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危机意识遥相呼应。那句古老的爻辞告诫人们：想到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这样才能像系结在丛生的桑树根上一样坚固不拔。将危亡时刻挂在心头，反而能激发出最强生存意志和历史创造力的辩证法，是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的奥秘所在。

诚如《诗经》所言：“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唯忧患故进取，唯进取故生生不息。

（作者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以平平之言，达治平之世

《平平言》是清光绪年间编撰刊印的经典官箴书。作者方大湜（1821—1886年）为湖南巴陵人，历任湖北广济、襄阳知县，襄阳、宜昌、武昌知府，荆宜施、安襄郧荆兵备道，直隶按察使、布政使，山西布政使。故其不仅有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且政绩卓著，被载入《清史稿·循吏传》。《平平言》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刊刻，此后多次重刊，广为流传。

以平心行平政

《平平言》辑录了方大湜为政20余年的经验之谈，涵盖州县牧令日常工作的方方面面，均是切身体会与实用之道。根据“凡例”的解释，书名意指“但求其可行，故所言平平，无甚高论”。虽是谦辞，却与刘衡的《庸吏庸言》异曲同工，不仅彰显了文字平实、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更蕴藏着中国传统政治智慧与哲学。

其一，两个“平”字与《尚书》中的“王道平平”相呼应，令人联想到治理国家公正无私、通达有序的理想境界。书中多次提到“平允”的价值追求，无论审理案件还是办理公事，都应平正公允、不偏不倚，达到孟子所谓的“君子平其政”。“平其政”的前提则是“平其心”，张栻有“为政先须平心”之语。因此，“当官处事不可预存成见”，有了成见便会畸轻畸重，失了公平。其二，对“平”的推崇，也是对中国政治传统中安不扰民理念的向往。书中反复提醒基层官员不要“搅扰”百姓，严防差役棍蠹“扰累”百姓，并引明代名臣杨一清言，“为政之务，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变法，在安静不在纷扰，在宽简不在烦苛”。“省事”之外，方大湜还主张“随时随事，为百姓省钱”，把为民众减轻负担放在心上，落实在具体公务中。其三，治理对象并非洪水猛兽，而是“平人”，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普通百姓。书中看似“平平”的方法，正是基于对平常人的理解和尊重。正如序文所言，“治民之道不在奇能异术也，如齐家然”，治国安民和管好一个家是同样的道理；跋文也说，孔子门下讨论政治，记在《论语》里的都是平平常常的道理，就像慈父慈母操持家计一样，哪有什么惊世骇俗之举？其四，理念的落实在于身体力行，“能于平庸者实力行之”，居官为政没有什么秘籍，唯有通过“平平”的日常实践，积累出太平盛世。

立法先求其可行

传统中国的政书多强调“法贵必行”，意指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一经制定颁布就必须切实执行。方大湜则进一步提出“立法先求其可行”，即制定法律或政策，首先得看它能不能真正落地执行。如果不顾实际情况硬推，要么“格于成例”，与固有规则相抵触；要么“限于才力”，超出执行者的能力范围；要么“拂乎人情”，百姓打心里反感；要么“戾乎土俗”，不符合当地风俗习惯。如此一来，不仅法令成为一纸空文，还白白折腾一番，造成治理成本的虚耗。《平平言》用朴实的文字，道出了今天依然值得关注的立法可行性问题，以及影响政策和法律落地的四项因素：“成例”即制度惯性，“才力”即执行能力，“人情”即接受心理，“土俗”即社会规范和文化环境。立法并非简单的逻辑推演，而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审慎考虑和检验其是否会引发体制性矛盾，实施成本能否被社会所承受，可否获得大众的心理和情感认同，以及是否符合社会生活的基本状况。王安石诗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表达其推行新法的决心。方大湜评论说，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出现危害百姓的弊端，正在于其仅效仿商鞅的强制推行，却忽略了事先考虑法令可行与否。

欲求其可行，须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审慎论证，进而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对此，书中提示了三条途径。一是“咨访风俗”，通过实地调研“博访周咨”，因势顺导，避免政策号令与实际情况“格格不入”；二是“看本邑志书”，从地方文献资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因地制宜；三是“读有用之书”，“以拓心胸，以增识见”，方能“不惑于邪说”。在方大湜看来，州县牧令必须有干劲、有头脑、有学问、有阅历，但后两者比前两者更为重要。“无血性不能干事，有血性无学问则血性亦有时偾事；无聪明不能干事，有聪明无阅历则聪明亦有时误事。”特别是新官上任，涉及“大利大弊”的问题必须“访察明确，徐徐兴革”，若仅凭一腔热情或为追求政绩，轻率鲁莽推行新政，可能招致后患。

得民在听讼

“求民情”是三代以来重要的社会治理传统。这一信息沟通与民意反馈机制具有双向维度：官员通过采风观俗，自上而下主动访察民情；民众以诉讼的方式，将社会矛盾自下而上诉诸官府。在传统农业社会，诉讼是百姓与官府打交道的最直接和最常规的渠道，听讼也就成为连接官与民的重要纽带。在这一意义上，听讼具有多种功能，既疏通了基层矛盾，纾解了社会压力；又收集了民情民意，消弭官民之间的信息差和隔膜。合情合理地解决纠纷，也是官方建立权力正当性和认同性的政治表达机制。因此，《平平言》指出“欲得民心，全在听讼”，将纠纷解决从日常公务上升到了政治之本。

方大湜特别强调听讼效率，主张“随到随审，可结便结”。若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来回奔波，必然会耗时误工、劳民伤财，还可能被差役借机敲诈勒索。尽快解决纠纷，就能让百姓少受损失，迅速回归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此为“养民”。“早结一日之案，即早释一日之累；早释一日之累，即少花一日之费”。这种提高司法效率、减少当事人诉累的理念，在当下依然有启示意义。

追求效率并不意味着牺牲公正。对违法行为不姑息、不纵容，不仅是个案正义的实现，也是社会规范的公开宣示，可以起到惩一儆百的效果，此为“教民”。如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刑以弼教”思想便具体落实在了基层官员的日常实践中。州县牧令异地任职，审理词讼须说官话，否则官员说得有情有理，百姓听得茫然不解；同时也要知晓方言，否则百姓说了半天，官员一头雾水，下情如何上达，是非如何剖断？又如普通百姓初到公堂，往往心惊胆战，“词色失措，耳目不灵”。虽然这些表现都符合传统“五听”之法描述的心虚指标，但他们可能只是畏惧官威而已，切不可仅凭生理反应冤枉了老实人。这些看似“平平”的提醒，正如跋文所言，“视民事如家事”，“为民谋虑，至纤至悉”。

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专业图书馆

作为主要研究资源如何配置以满足人类需求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研究需要大量、系统、连续的文献资料及统计数据，经济史的研究更需要挖掘珍本典籍以还原理论进展脉络。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学专业图书馆——德国国家经济学图书馆，主要保存纸质特藏、数字资源等资料，总资源400余万册，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全面的研究材料。

初创时期构建多维经济学馆藏体系。德国国家经济学图书馆的馆藏以经济学为中心，同时也收录支撑经济学研究的交叉文献。其历史可追溯至1908年基尔大学国家科学研讨会的图书室，经过百余年发展，逐渐吸纳了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与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的历史藏品。

1914年，基尔大学皇家海运与世界经济研究所成立，主要进行全球贸易、海洋航运、世界市场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所下设配套图书馆辅助研究，除国家科学研讨会图书室的文献基础外，还持续搜集世界各国经济报告、统计资料、贸易条约等。研究所首任所长伯恩哈德·哈姆斯认为研究世界经济的运行，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学著作，还需要相邻学科资料。诚然，经济问题不能孤立地进行考察，要结合民族、法律、历史、地理等因素综合分析。据此，图书馆不应仅收藏经济学专门著作“成品”，也应收藏与之相关的“辅助资料”。例如，文学作品《织工》就收藏在列，是研究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哈姆斯的理念引领下，馆藏资料迅速增加。

“以经济学为中心”藏书理念的接续传承，离不开第三任馆长威廉·居利希的努力。1919年，图书馆独立建制，更名为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居利希更重视文献的稀缺性及时效性，提出优先采集“灰色文献”核心策略，即主动采购在公共行政、政治决策以及游说活动中形成的未公开发表的文献，这些资料对于开展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比较研究大有裨益。此外，居利希通过争取多方基金会资助相继收购多家私人图书馆，包括巴恩赖特图书馆、安东图书馆等，补充了经济学领域的稀缺资料。例如，巴恩赖特个人收藏了自1620年起几乎无缺的奥地利法律与条约汇编、1848年以后出版的奥匈帝国官方公报、1880年起奥匈帝国议会的所有会议记录等，这些资料都入册在馆。

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于2007年并入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该馆的加入，为德国国家经济学图书馆补充了大量稀有微观经济档案。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侧重于国民经济等宏观层面文献，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侧重于收藏微观经济档案，包括企业经济管理、贸易实务等资料，与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互补。汉堡世界经济档案馆特藏有四：一是主题档案库，涵盖各国经济研究、经济政策等内容；二是公司档案库，包括多家公司的新闻报道、年度报告等；三是商品档案，包括各类产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以及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与贸易；四是人物档案库，收录商界、政界、学界等社会各界重要人物的新闻简报。这些稀有档案是经济史学研究的生命之源。至此，德国国家经济学图书馆构建了一套立足于经济学研究，涵盖各相关研究领域的正式出版资料、各类“灰色文献”及珍稀特藏档案的馆藏体系。

动荡岁月艰难保存珍本典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据估计，德国全国图书馆由于战火轰炸、大规模转移而遗失损毁的图书约有2500万册，大量孤本、善本丢失。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在战争中的文献保全工作，却成为了图书馆史上极少的成功案例。基尔作为德国重要海军港口，面临大规模空袭风险。时任馆长居利希预判研究所主楼极有可能遭到轰炸，从1942年起便主导实施规模浩大的馆藏迁移工程，约40万册馆藏分多批次借助火车、卡车等交通工具，转运至安全地点。馆藏的主体安置于拉策堡大教堂，另有部分图书分存于德吕特、莫尔恩等地的临时存放点。在战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工作人员在教堂内搭建书架，整理、维护典籍，同时艰难往返于基尔、拉策堡及各存放点之间以维持业务正常运转。研究所主楼在1944年被炸毁，图书馆的珍本典籍却因提前转移得以在战火中保存下来。全馆仅有316册文献因来不及迁出而损毁，损失微乎其微。

虽历经战火，但图书馆却保存下来一批弥足珍贵的特藏资源。其中就包括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初版及其勘误本，大量重农学派、古典政治经济学早期刊本。同时，纳粹时期被限制阅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相关印刷著作，也都得以完整保存，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一手资料。

数字时代拓展资源服务平台。在数字化时代，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如何被研究者精准获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德国国家经济学图书馆着力打造面向全球研究者的经济学信息平台，实现了从纸质文献向数字文献的转型。目前，已建成两大数字检索平台，其一是EconBiz经济学元数据检索平台，其中包括6000余个标准化的经济学主题词汇及2万余个附加条目，以确保检索结果的精准匹配；其二是EconStor经济学全文获取平台，该平台全文可获取文献数量现已达到30万份。同时，该平台还接收机构与作者投稿，从而实现文献的长期归档和传播。德国国家经济学图书馆的数字服务面向全球开放，服务世界各地的经济学研究者、高校师生，现已成为国际经济学领域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

德国国家经济学图书馆既是历史文献的“守护者”，也是经济学研究的“赋能者”。从建馆之初就锚定经济学研究需求构建馆藏体系，在战火硝烟中坚定守护珍贵典籍，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如今，顺应数字浪潮搭建开放共享的信息平台，赋予纸质文献数字生命并向全球开放，让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真正服务于学术创新，发挥专业文献宝库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