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
□ 郑功成
疾病是人生难以避免的风险，而医疗保障是解除人民群众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增进国民健康的基本制度安排和重要制度保障。8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以下简称“医疗保障法”），标志着我国医疗保障制度走向成熟定型，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事件。
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是医疗保障法明确的建制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医疗保障的重要性，深刻指出“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这些重要论述揭示了加快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法进一步明确了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宗旨，这为新时代全民医保制度改革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全覆盖”强调法定医保参保“一个都不能少”；“统筹城乡”要求打破城乡分割格局与户籍壁垒；“公平统一”追求制度统一、普惠公平；“安全规范”要做到医保基金安全、制度运行有序；“多层次”强调支持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救助等补充保障措施发展；“可持续”突出统筹需要和可能、确保制度长期稳定发展。
根据医疗保障法的规制以及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我国的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是以政府主导的法定基本医保为主体、医疗救助为兜底，商业健康保险、补充医疗保险、慈善医疗、医疗互助等为补充的制度体系，这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构多层次化规律在医疗保障领域的具体体现。
从理论逻辑来看，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是社会保障公平与效率辩证统一规律的生动实践。社会保障的核心价值是通过依法建立的互助共济机制化解民生风险、促进社会公平，而多层次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平衡普惠公平与多元效率。政府主导的基本医保聚焦全民普惠公平，坚守互助共济的制度本色，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医疗权益，彰显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共品属性与民生温度；市场主导的商业健康保险立足效率导向，满足中高收入群体高品质、个性化医疗保障与健康管理需求；社会力量支撑的慈善医疗坚守公益底色，精准帮扶困难群体化解超额医疗负担。三者各循其道、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既确保全民医保的公平普惠目标得以实现，又兼顾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是当前发展阶段适合现实需求的最优制度组合。
从现实逻辑来看，伴随人口走向深度老龄化、居民健康需求多元化、疾病谱持续转型、城镇化纵深推进，以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步伐明显加快，现行医疗保障体系的结构性短板、机制性矛盾亦逐步凸显，制度成熟度、公平性、可持续性与新时代人民群众要求更加公平、更加可靠、更高水准的疾病医疗保障仍存在差距。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成为破解当前医保发展瓶颈、促进制度公平、实现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能够有效分流基本医保的保障压力，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破解单一制度“保基本乏力、提品质不足、兜底线不牢”的发展困境。现实需求迫切要求尽快贯彻落实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法定目标，以更大的力度、更加精准的举措推动医保制度体系从“全覆盖”向“高质量全覆盖”、从“保基本”向“多层次、精准化、可持续”转型升级。
我国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建设成效与现存短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医保改革坚持循序渐进、统筹推进的原则，先后完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整合，建立城乡居民统一基本医保制度，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培育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与慈善医疗，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全民医保制度框架，包括“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法定兜底保障层、商业健康保险与补充医保的市场提升层、慈善医疗与医疗互助的社会帮扶层三级体系。其中，法定医保制度的统一性、普惠性持续增强；商业健康保险快速发展，各类普惠型商业保险全面铺开，成为基本医保的重要补充；慈善医疗、职工医疗互助正在有序开展。经过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的持续推进，基本医保的统筹层次已经实现市级统筹全覆盖，正在向省级统筹纵深推进，基金互助共济能力不断增强；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持续深化，按病组和病种分值（DRG/DIP）付费全面推行，对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发挥重要作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成运行，异地就医结算、智能监管、便民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多部门联动的反医保欺诈机制日益成熟，医保治理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为多层次医保体系高效运行提供了制度与技术支撑。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实现了全民医保的制度目标，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069.39万人（含职工医保参保者38856.12万人，居民医保参保者94213.27万人），其中由医疗救助基金资助参保人数达7666.47万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80%以上和70%左右，门诊统筹、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全面普及，大病保险对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予以二次报销，医疗救助精准兜底困难群体参保缴费与医疗负担，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性问题，彻底扭转以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高发的局面，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不断改善民生提供了日益坚实的保障。同年，商业健康保险的保费收入首次超过1万亿元，在售医疗保险产品超过1.1万个，保险赔付率约40%。慈善医疗也在发展，各种专业化慈善组织和以水滴筹为代表的网络大病个人救助规模持续扩展，在助力困难大病患者减轻医疗费用负担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
在取得发展成效的同时，还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仍处于“初步成型、尚未定型”的阶段，其结构性矛盾、机制性短板依然突出。
基本医保制度尚未完全成熟，体系主体根基尚未稳固。职工医保与居民医保“两制并行”的格局长期存在，两类制度在筹资标准、待遇水平、保障机制上差距显著，城乡、职业群体保障不均衡问题突出，制度统一性、公平性有待提升。特别是居民医保筹资机制缺乏弹性，个人缴费尚未实现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挂钩，财政补助动态调整机制不够完善，筹资增长与保障需求增长匹配度不足，部分地区居民医保基金收支压力较大，可持续运行面临挑战。同时，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仍然存在，大病保险与基本医保边界模糊、功能重叠，这些均削弱了基本医保的统筹保障效能。
各层级保障功能定位模糊，存在功能错位与失衡问题。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建设中，事实上存在“重基本、轻补充、弱兜底”的结构性失衡。基本医保过度承担差异化、高品质保障职能，“保基本”的定位出现偏移，部分地区过度提高保障待遇、扩大保障范围，加重基金运行压力；而商业健康保险、补充医保的补充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多数商业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保障精准度不足，针对重大疾病、长期护理、高端医疗的特色产品供给不足，普惠型商业保险保障陷入了可持续性不足的局面。同时，慈善医疗、医疗互助规模偏小、覆盖面有限、运行分散，社会帮扶力量难以有效衔接法定医保缺口，各层级制度并未能形成梯度保障、层层互补的良性格局。
各层级制度衔接不畅，体系整体协同效能不足。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核心优势在于协同联动、互补增效，但当前各层级制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衔接壁垒。基本医保、商业保险、慈善医疗之间信息不通、数据不共享、流程不衔接，患者医疗费用报销、救助帮扶存在重复申报、流程烦琐、断点脱节等问题；基本医保与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报销结算衔接不够顺畅，困难群体、大病患者的多重保障叠加效应未能充分释放；商业健康保险理赔与基本医保结算脱节，慈善医疗帮扶缺乏精准对接机制，导致部分群众多重保障无法有效叠加，高额医疗费用负担化解不彻底，多层次体系的整体保障效能被弱化。
治理体系与配套机制不完善，“三医”协同治理的有效性亟待提升。医保基金监管精细化水平不足，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基金监管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过度医疗、虚假就医、基金浪费等问题仍有发生，基金使用效能有待提升；多层次医保协同治理机制缺失，政府、市场、社会各方权责划分还不够清晰，缺乏统一的统筹规划、规范标准和考核机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流动人口等群体的参保覆盖与保障适配性不足，制度包容性有待提升；医保改革与医疗服务、药品耗材、公共卫生等领域改革协同不够，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建设的配套支撑不足，难以适配新时代健康保障高质量发展需求。
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实践路径
优化健全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必须立足以共同富裕为本质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如期全面建成健康中国大局，坚守社会保障本质属性，遵循医保制度发展规律，坚持系统观念、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真正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衔接顺畅、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医保制度体系。
优化基本医保制度安排，夯实法定医保主体根基。一是加强统筹协调，积极推进职工与居民两大基本医保制度整合优化，逐步缩小群体保障差距，实现全民基本医保更高水平的公平统一。二是优化医保筹资与待遇调整机制。特别是要落实量能担责原则，着力推进居民医保个人缴费与其可支配收入挂钩，根治居民缴费负担与收入水平负相关、医保待遇逆向调节的弊病；建立财政补助动态增长机制，结合居民收入水平、医疗费用增长、基金收支情况科学调整筹资标准，强化财政对居民医保、医疗救助的兜底保障责任；改革待遇支付机制，探索推行个人自负费用封顶制度，替代单一的基金支付封顶，切实减轻大病患者高额负担；对婴幼儿、高龄老人、重度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参保缴费减免政策，提升制度包容性与惠民性。三是积极推进基本医保省级统筹，强化基金共济能力。全面落实《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于2029年基本实现基本医保省级统筹的目标，统一基金管理、收支核算，同时建立全国医保基金调剂或专项补贴制度，确保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普享基本医疗服务；规范大病保险制度运行，推动大病保险与基本医保一体化管理、一体化结算，简化报销流程、提升保障精准度，筑牢重大疾病风险防线。四是精准强化医疗救助兜底效能。健全分层分类医疗救助机制，区分特困、低保、低收入、返贫致贫等不同群体，实行差异化救助标准，精准落实参保缴费资助、住院费用兜底救助；完善因病致贫动态监测、精准帮扶机制，实现困难群体医疗保障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坚决守住不发生因病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激活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的活力，补齐多层次体系发展短板。一是规范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做强市场化医疗保障。应当积极引导保险公司优化健康保险产品供给，摒弃同质化低端竞争，聚焦重大疾病、慢性病、长期护理、高端医疗、异地就医等重点领域，开发精准适配、性价比高、保障有力的专属健康保险产品；持续优化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模式，完善产品迭代、风险管控和可持续运营机制，打通基本医保与商业保险的保障衔接通道，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更高水准疾病医疗和健康保障需求。二是规范发展补充医疗保险，提升职业群体保障水平。鼓励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规范开展补充医疗保险，立足单位实际合理确定保障范围和标准，重点弥补职工医保自费负担，推动补充医保规范有序、精准提质。三是积极支持慈善医疗与医疗互助，激活社会帮扶力量。完善慈善医疗帮扶政策体系，畅通社会捐赠渠道，扶持专业慈善医疗机构发展，聚焦罕见病、重症慢性病、特困大病家庭等特殊领域开展专项帮扶；规范职工医疗互助、社区医疗互助运行，扩大互助覆盖范围，弥补法定保障与市场保障的盲区短板。
畅通各层级制度衔接机制，提升体系协同保障效能。一是构建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在依法保护个人隐私的条件下，依托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台，打通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医疗的数据壁垒，实现参保信息、诊疗信息、费用信息、报销信息互联互通，为制度衔接、精准结算、精准帮扶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完善一站式结算衔接机制。全面推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商业保险”一站式结算，简化人民群众办事流程，实现多重保障有效衔接、叠加增效；建立慈善医疗精准对接机制，依托医保大数据筛查识别困难大病患者，主动开展帮扶救助，变患者被动申请为平台主动匹配。三是建立跨层级协同联动机制。明确政府、保险机构、慈善组织、医疗机构的职责分工，建立常态化协同会商、业务对接、问题处置机制，统筹解决不同层级制度衔接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最大化释放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综合保障效能。
完善多层次全民医保体系的综合治理，筑牢制度可持续运行保障。一是深化医保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DRG/DIP付费常态化运行机制，完善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优化医保基金收支结构；强化医保、医疗、医药协同改革，规范医疗服务行为、严控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通过提升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从源头减轻医保基金压力、降低群众就医负担。二是健全医保基金监管长效机制。构建智能监管、综合监管、社会监管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管体系，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医保基金全流程动态监管，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过度医疗等行为，持续提升基金使用精准度与效能。三是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健全全民参保动态监测机制，重点破解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流动人口参保难题，完善灵活参保、异地参保、转移接续政策，实现参保全覆盖、保障无死角；持续优化异地就医结算、线上报销、便民查询等服务，提升医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便捷化水平。四是健全多层次医保统筹推进机制。尽快出台顶层设计方案，明确各层级制度发展定位、推进节奏和考核标准，规范市场主体经营行为、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主体与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现代化医保治理新格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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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能力
□ 秦露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当前，在全球数智技术发生革命性变革、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等因素影响之下，我国舆论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舆情成为社会矛盾的爆点与社会安全高危地带，舆情处置成为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挑战。舆论引导和舆情处置工作不能简单认为只是宣传部门或者媒体的事情，或者仅仅把舆情当作要灭的“火”和需要应付的“麻烦事”，而是应当善于引导舆论，进一步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妥善处置舆情，让舆论成为实际工作的进军号、助推器。
数智技术加速迭代带来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一判断深刻地揭示出新技术给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提出的重大课题与挑战。当前数智技术的加速迭代不仅引入了新的技术发展变量，更是作为新一代基础设施与社会结构的技术基座，演变为重塑社会权力与国家治理逻辑的革命性力量。新技术催生出大量新兴经济形态与文化形态，在大幅度提升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同时，也加速改变传统的舆论引导和传播格局。
人工智能技术正日益成为全球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正在重塑人们的价值观、图片大模型正在重塑审美意识、视频大模型正在重塑叙事框架。从这个角度看，全球大国博弈与技术竞争从根本上讲是在争夺国际话语权。但不同类型的大模型在训练和学习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可能被注入特定的价值立场，从而具有内生性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成为国家治理中重要的不确定因素。
网络平台“中介化”与“黑箱化”并存。互联网商业平台日益成为超过11亿多网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渠道，党和政府的政策与主张往往需要通过商业平台才能更广泛地抵达受众，被人民群众关注和了解。商业平台因此成为党和政府在网络空间中联系群众的重要中介，同时凭借“数据—算法—流量”三位一体机制，掌握着推送信息、设置社会热点议程、影响公众情绪与言论乃至塑造社会观念与行为的重要权力。如何推动平台算法不断完善并实现透明化，成为国家治理中的关键环节。
网络平台与多频道网络机构（MCN）成为热点舆情的重要驱动力。网络平台算法的基本规则是“基于流量分配流量”，而MCN机构则善于通过专业手法炒作热点、吸引眼球、煽动情绪，从而最大限度获取流量。网络平台与MCN的作用与机制相互叠加会在网络空间中迅速形成流量池，导致热点事件或舆情生成。更重要的是，它们同时掌握着触动社会心理与情绪的重要开关，而流量逻辑所诉诸和放大的极端、对立、猎奇、暴力等非理性情绪不利于社会正能量、凝聚力与共识的形成。
正确处理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的关系
数智技术的普及使信息传播具有短时间内跨越地理边界，甚至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流动性，使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相互交织与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互联网舆论场成为不同力量争夺人心的重要阵地，我国网民在国际热点冲突事件中的态度立场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网民之间对国际事务的立场分歧已经成为引发中国舆论场撕裂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西方社交平台上的各种信息也时常被搬运到国内社交平台，形成舆论倒灌。另一方面，各种境外势力也加紧向中国传播和渗透极端思潮，在中国舆论场制造社会对立与撕裂。因此，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泾渭分明的状态早已不复存在，国内舆论场已然成为国际舆论斗争的前沿阵地。在这种形势下，熟悉两个舆论场的形势与特点、具备贯通统筹两个大局的系统思维，成为各级政府舆情处置的重要要求。
虽然新技术、新形势带来了舆论格局的系统性变革，但其核心仍然是要在变局中把握住舆论不变的本质属性，即舆论是人心的“晴雨表”。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之所以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其重要性恰恰在于舆论与民心之间紧密的内在关联。但舆论与民心又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在互联网条件下，所谓民意往往呈现出三个层次：一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整体民意，以舆论的方式呈现，但这种民意未必能够在互联网上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二是网络上能够代表真实民心走向与民意的那部分舆论；三是议题化、泡沫化的网络热点甚至舆情事件，它们占据了大量宝贵的注意力资源，能够广泛鼓动和影响社会情绪，但往往与真正的民心或民意无关。在当前的舆情处置中尤其要警惕“舆情”裹挟着“舆论”来绑架或者伪装成“民心”。新时代的舆论引导要善于辨识民意呈现出的三个层面，同时又需要对这三个层面加以处置。既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真实的想法、解决群众真实的问题；又要及时回应网络上能够反映真实民意的舆论，解疑释惑、排忧解难；还要能以科学的方式化解舆情，避免由于处置不当而使舆情升级，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舆情处置的系统性升级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互嵌
原有的舆情处置方式往往将舆论工作简单纳入政府应急处置体系中，将舆情视为紧急状态，属于非常态的例外事件、孤立事件。这种思路与处置方式忽略了舆论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一项常态化且需要久久为功的长期工作，已经无法适应舆论场出现的复杂、深刻的变革。当前，亟须将“应急式”舆情处置方式予以系统性升级，将其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之中。
舆论工作需要以现实工作为基础，解决好民生大计，实现社会良性治理。解决好“事情”始终是处置好“舆情”的前提。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多做“治未病”的工作，用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12345接诉即办、舆情监测、政务新媒体等多种平台机制。它们既是人民群众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党和政府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的创新途径。各级政府可以通过这些机制常态化关注、收集、回应与解决人民群众关切的现实问题，及时了解社会心理与情绪走向，化解社会潜在矛盾，疏导社会负面情绪，从而前置性地将可能发生的潜在舆情解决在无形之中。
推进“常态化新闻发布—日常舆论引导—舆情应急处置”的一体化舆论综合治理体系。各级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闻发言人制度，通过高质量的常态化新闻发布来不断设置和回应社会关注的议题、解读政策与社会热点，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政府在网络中的正面形象与公信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要推动这一制度实现从“信息发布”到“治理赋能”的功能升级。各级政府应学会以新闻发布作为信息杠杆，撬动社会治理效果最大化。同时应建立在政策制定、发布与实施过程中征集民意、吸纳民意与政策解读的全流程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综合协调机制。在社交媒体时代，经营好政务新媒体矩阵是新闻发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可以有效触达官方信息的目标受众，还可以在日常发布中熟悉和了解公众心理特征与网络传播规律，积累与公众交流互动的经验。这样，一旦发生舆情，政务新媒体矩阵就可以立刻成为官方信息发布的“第一通道”，在宝贵的时间窗口期抢占舆论先机。同时，在日常交流中积累起来的公众信任度、稳定的粉丝群，都可以在关键时刻为政府对事件的线下处置争取更加宽松的时间和有利的条件。这些都是舆情处置所需要的宝贵财富，但这笔财富需要常态化积累与长期经营。只有将这些前置性、日常性工作做好做实，才能为舆情发生后进行科学、有效的处置打下坚实基础。在舆情处置的过程中，同样要紧紧把握舆论的本质属性，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基础、以疏导化解公众情绪为核心、以凝聚民心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为目标。
准确研判是否发声以及何时、何地与何级发声是掌握舆情处置先机的第一要素。各级政府应根据事件的性质、舆情热度以及话题敏感度等相关要素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舆情处置应急预案，一旦各种因素的综合指标符合应急机制的标准，就应当立刻启动处置流程。现实中往往由于缺乏相应机制，或者机制形同虚设，完全靠主要决策者的主观随机判断，结果往往在犹豫纠结中拖延、在相互推诿中扯皮或者在侥幸心理中逃避，最终错失发声的最佳时机，使后续处置陷入被动状态。
在舆情发生后的第一处置中做好“感情+事情”的双重处置是舆情迅速降温的关键。实现依法依规、公正合理地处置好舆情所涉及的事件本身、及时公布事件处置进展与修复公众信心、疏导公众负面情绪的有机配合。在实践中，不少政府部门往往无视舆情爆发初期公众产生的质疑、愤怒、焦虑甚至恐惧等负面情绪，仅仅在信息发布中公布事件真相与政府措施，试图以理性方式说服处于非理性状态的公众，结果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应首先通过共鸣、共情、道歉、表态等方式疏导和安抚公众情绪，使之冷静下来、回归理性并恢复对政府的信任，然后再进行事实真相、相关措施等内容的发布。反之，如果政府在第一处置中通过放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要素来切割责任、为自己辩护或者开脱，那么哪怕辩护的内容属实，也会使公众负面情绪不断升级，甚至衍生出次生舆情。
做好“信息+信心”的双重发布是舆情处置过程中新闻发布的“引擎”。如果政府的信息发布过于简短或含糊其词，其结果反而是给网民留下大量想象、猜测甚至制造和传播谣言的空间，导致信息发布本身成为引爆次生舆情的导火索。衡量信息发布效果的标准是这些信息是否起到了疏导情绪、解疑释惑与增强公众对政府信心的作用。这就需要政府除了根据事件调查与处置进展及时通告事实真相、调查结果、处置方案等“硬信息”之外，还需要发布安抚社会情绪、回应社会质疑、澄清虚假传闻等“软信息”，同时将事件自身的前因后果与处置依据等过程的叙事形成严密完整的逻辑闭环。只有将合情合理、依法依规的处置与严谨清晰的完整叙事结合起来的信息发布，才能取得令人信服、禁得起推敲和时间考验的传播效果。
在日常工作中积累舆情处置的有效经验是舆情发生后高效协同、体系化联动配合的关键。当前各级政府虽然大都制定了舆情处置预案，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预案不好用、脱离本单位实际，或者有预案但是由于未经演练，各部门对此并不熟悉，以至于舆情来了仍然在兵荒马乱中随机应对等问题。面对舆情无有效经验可用、无成熟预案可依、各部门间缺乏高效默契的联动配合，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政府高效处置舆情的重要因素。各级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本单位部门分工与运转的实际情况，通过积累和复盘舆情处置的实战案例，编写案例手册，形成符合本单位实际、便于操作的舆情处置流程预案，并以此作为舆情处置培训中的重要教材。同时，还可以对每年全国或本行业发生的典型舆情案例进行沙盘推演，吸收经验教训、改进自身预案，尤其是通过推演来磨合不同情境下各部门间的分工合作流程。一旦遇到真正的舆情，无论情况如何紧急，都要按照演练过的预案流程来进行处置，以检验预案在实战中的有效性，同时也避免慌乱之下进行仓促的“拍脑袋”决策。处置结束后应及时复盘，对原有预案进行修正与完善。这样，通过预案—演练—实战的不断循环，从而实现完善升级的舆情处置闭环。
通过构建“民生善治—信息发布—舆论引导—舆情处置”的舆论综合治理体系，党和政府的舆论工作就能够从处置非常态的例外与特殊舆情事件，升级扩容为做好民生工作与嵌入国家治理的一整套常态化工作实践。由此，舆论工作成为吸纳民意与民智、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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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严格监督管理防止权力任性
□ 本报评论员 林珊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与权力任性滥用关联度很高，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观与权力运行之间的内在逻辑：政绩观一错位，权力就容易越轨；权力一任性，政绩就必然变形。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权力任性，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
防止权力任性，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举措。如何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确保公权力始终在为公为民的正确轨道上运行，是检验领导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是否坚持正确政绩观的衡量标尺。从反面案例看，有的领导干部权力运用专断随意，为了出政绩突破制度程序，重大决策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干，跳过调研论证、集体研判、群众评议等法定流程，任性上马项目、盲目推进工作，造成资源浪费和发展隐患；有的以集体决策之名行个人拍板之实，在工程招投标中“打招呼”“递条子”，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将执法权审批权异化为个人谋利工具。这充分表明，正确政绩观离不开正确权力观，只有把管理监督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使领导干部清醒认识权力的来源、本质及其使用规则，做到正确用权、规范用权，才能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但有的领导干部任性用权，缺乏对权力的敬畏之心，将权力视作“私有物”，把“权为民所赋”异化为“权为己所用”，使权力运行脱离组织约束，将个人主观偏好凌驾于法律依据和正当程序之上，最终在各种外界诱惑下迷失自我，越“雷池”、闯“红灯”、踩“底线”，坠入违纪违法的深渊。防止任性用权，必须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引导领导干部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自觉摒弃“权为己所用”的错误观念，多做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实事，少做装点门面的虚功，坚决防止为树个人政绩而滥用公权、劳民伤财。
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最先表现为决策程序的失守。防止权力任性，要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在授权上，以权力法定为基础，明确权力行使的主体、范围、权限、程序和责任，尤其要盯住“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这个关键，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防止凭个人好恶拍板、按主观意志决策；在用权上，完善权力决策合法性审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终身责任追究制度，让随意变更规则、盲目上马项目的决策者为后果负责，从制度上铲除“政绩冲动症”的生存土壤；在制权上，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约束，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权力一有“任性”苗头，“紧箍咒”便迅速收紧，消除任性用权的土壤。
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要把增强对公权力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有效性作为着力点，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压缩权力行使的任性空间。从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监管等方面入手，管好关键人、管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着力抓好政治监督、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监督、“三重一大”事项监督以及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的监督，完善及时发现问题的防范机制、精准纠正偏差的矫正机制。尤其要盯住几类高风险情形：换届调整后的政绩冲动期、重大工程和专项资金密集投放期、考核迎检和数据统计的关键节点。同时，加强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审计、财会、统计等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对违规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
如何用权，是每一名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政绩观端正了，权力自然会回归本位；权力守住了边界，政绩才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领导干部只有以“无时不存养，无事不省察”的自觉，经常检视自己政绩观是否端正、用权是否规范，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才能真正做到有权不任性、用权不妄为，保持清白、行稳致远，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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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言论
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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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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