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我国约有8500万残疾人，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特性突出、困难较多的特殊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做好残疾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残疾人、怎样发展残疾人事业以及怎么做好残疾人工作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作出专节部署，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谋划。面向新征程，必须坚持一手抓保障、一手抓发展，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兜牢民生底线

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弱、抗风险能力偏低，一部分重度残疾人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必须把做好兜底保障摆在突出位置，在“十五五”时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兜住兜准兜牢残疾人民生底线。在加强社会救助方面，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及时将困难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范围，强化对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一户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在拓展社会福利方面，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深入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规范实施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稳步提高补贴标准、拓宽覆盖范围。在扩大社会保险方面，推动将更多残疾人最基本、最急需的医疗康复项目等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特别要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及时按标准和条件将农村残疾人纳入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范围，全面落实精准帮扶措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帮助残疾人增收共富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残疾人改善生活状况的关键路径。残疾人就业有许多新特点，也负载有更多特殊价值，除了可以增加收入之外，还可以让残疾人更有尊严感，增强生活自信，有利于身心康复、更好地融入社会。“十四五”时期，实现了每年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40万人以上，就业率提升近5个百分点。当前，部分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未实现就业，有残疾人自身就业能力偏弱的原因，有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还有就业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要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依法推进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大力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扶持“美丽工坊”等残疾人就业品牌，推进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努力帮助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有质量的就业；另一方面，大力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全面提升残疾人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鼓励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残疾人就业服务，坚决破除就业壁垒，纠治各类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营造公平、包容的就业环境。信息化、数智化的发展，既为残疾人就业带来挑战，也创造了新的机会，许多残疾人过去出门不方便、就业困难，而现在可以居家就业。这就要求充分关注新技术带来的影响，更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残疾人在新业态就业的帮扶支持力度。

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解决了残疾人公共服务有没有的问题；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进一步解决全不全、优不优的问题。“十五五”时期，必须持续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准度。残疾人在公共服务方面有许多特殊的需求，需要在类别化、差异化方面下更大功夫。康复服务是残疾人迫切的民生需求，需要持续完善康复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康复资源扩容下沉，统筹推进康复医院、综合医院康复科室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能力建设，发展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努力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教育是残疾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目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已制定出台，要巩固提升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促进残疾学生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贯通，让更多残疾青少年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有一技之长。托养照护是重度残疾人及其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托养一个人往往能够解脱一个家，要扩大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供给，加快建立完善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为专业支撑的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特别是深化养老助残融合发展，落实“老年父母+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扶持政策，破解特殊困难家庭的照护难题。突出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孤独症儿童等的关爱服务，聚焦康复教育、就业帮扶、日常照护、回归社会、托付安置等核心需求，提供覆盖面更广、更专业化的帮扶和服务。

推进助残科技研发应用，以新科技赋能残疾人

科技是助力残疾人跨越身心障碍、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为残疾人带来新的康复机会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希望，残疾人的需求场景正成为新科技的重要应用场域。比如，语音大模型顺畅实现文字与声音的转换，解决了聋人、盲人在交流方面的障碍；脑机接口技术开辟了残疾人神经康复新途径，人工耳蜗技术重建了听障人士的听觉功能；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探索进入养老助残领域，多种技术路径的智能导盲设备也在试验中；等等。科技助残正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领域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力点，前景广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科技助残作出重点部署，中国残联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科技助残的指导意见》。面向残疾人强烈的科技需求，要进一步将科技助残纳入科技强国建设总体部署和重大科技研发计划，增加助残科技成果源头供给，加快助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针对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加强助残场景培育和开放，加大对科技型助残产品的消费支持力度，促进形成规模化应用。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精神力量

残疾人的美好生活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在稳定解决温饱之后，残疾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强。“十五五”时期，在文化建设方面，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广泛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残疾人身边延伸，推进文化服务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残疾人当中有很多文化艺术人才，要支持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创作，发展特殊艺术，扶持非遗技艺，培育文化产业，为残疾人施展才华、展现风采提供广阔舞台。体育对残疾人康复健身、激发自强不息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支持残疾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实施残疾人乐享体育健身行动，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系列活动，备战残奥会和冬残奥会、亚残运会、全国残特奥会等重大赛事，激励残疾人勇敢超越、为国争光。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社会融入

平等参与和融入社会，是残疾人共建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从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入手，适应新的变化和需要，总结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就业等法律法规制度，同时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援助服务，坚决打击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拓展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渠道和途径，健全涉残疾人矛盾纠纷多元解纷机制，深入推进残疾人信访法治化，引导残疾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有序有效表达愿望和诉求。着眼于消除残疾人融入社会面临的有形无形障碍，全面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统筹推进设施无障碍、信息无障碍、服务无障碍，“十五五”时期继续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弱济困、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将扶残助残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残疾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事业。要把“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必须继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残疾人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穿残疾人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残疾人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充分发挥各级残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党的建设和自身改革，切实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带着深厚感情密切联系、热忱服务残疾人，推动落实各项惠残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残疾人身边，团结引领广大残疾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以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新时代西藏组织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指引，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抓好干部、组织、编制、援藏、党员、人才6项重点工作，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构建“1+6+1”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组织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组织部门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提高政治能力，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建立“理论武装+党性锻炼+履职能力”的教育培训体系，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五观”“两论”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创新开展“支部书记讲坛”互学互鉴，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坚定，在各族群众中凝聚起“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的共识。大力纠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问题，创新开展贯彻落实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专题调研，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立足自身存在的特殊矛盾和面临的“五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将政治建设的成效体现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坚决行动上，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督促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在反分裂反渗透反蚕食斗争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锻造堪当治藏稳藏兴藏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作为选人用人的根本标尺，确保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修复政治生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十届自治区党委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的干部都是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在全区上下营造了心齐气顺、劲足干事的良好局面。坚持以考促干、以考选人，分领域、差异化制定地市、区直、高校、国企、寺管会5个综合考核办法，区分不同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基础水平及各单位主责主业，动态调整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优秀干部调研与年度综合考核深度融合，变五年一调研为一年一调研，形成了“干得好、考得好、用得好”的评价机制。着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明确乡镇党委副书记分管政法维稳工作，在680个乡镇统一配备统战委员，加强基层民族、宗教工作力量，首次对县（市、区）换届人事方案进行提级审核，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统筹全区干部资源选优配强市、县党政正职，实现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的目标。

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织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五项要求”，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并重、传统和新兴两个领域一起抓，着力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统筹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一抓两促”，健全五级组织链条，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推动镇改街道、村改社区、网格优化，加强寺管会、新兴领域、居民小区党建和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精神，每年选派2万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保稳定、促发展、惠民生，实施“村主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和区外轮训“两项工程”，建好用好红色教育基地和红色美丽村庄，办好小厨房、小澡堂等“小而美”民生实事，因地制宜发展“联村党委”，推广“金穗惠农通”普惠性金融服务，培育一批年产值千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龙头企业，助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眼“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以需求为导向，创新开展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固”结对共建，军地双方共学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建基层组织固一线堡垒、共促民生改善固脱贫攻坚成果、共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固边境安宁，联建基层党组织1450个，联办特色产业项目1000余个，联合开展维稳控边行动3万余次，走出了一条军民融合发展、合力强边固防的边境基层党建新路子。

优化编制资源配置，形成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机构编制是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坚持“瘦身”与“健身”相结合，向深化改革要编制，向科学管理要效能，破除部门壁垒和区域藩篱，盘活用好机构编制资源，服务保障治藏稳藏兴藏全局。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全面深化党政机构改革，把工作职能细化落实到部门、单位，调整优化区直党政机构、整合优化市级党政机构、综合设置县级党政群机构，全面推行大处（科）室制，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深化公安机关机构编制改革，彻底解决长期存在的“低管高、小管大”问题。统筹减负和赋能，精心编制发布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明确权责边界、划分条块事权、理顺职责关系，着力解决“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扎实做好事业单位改革前期工作，完善事业单位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优化结构布局、完善用人和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益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发挥对口援藏独特优势，提升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口援藏是党中央着眼西藏工作大局作出的战略决策。以对口援藏30周年为契机，大力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充分展示广大援藏干部人才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穿透时空、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展现党的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住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创新开展援藏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双招双引”，2022年以来，招引项目到位资金700多亿元，带动2.46万名区内群众就近就便就业。着力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坚持援藏资金80%以上投到县及县以下基层、80%以上投到民生领域，巩固拓展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成果，推广“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加强以院包科、以省包校和“传帮带”，“1+7+13”受援医院诊疗能力和21所受援学校教学研水平大幅提升。大力弘扬援藏精神，制定加强援藏干部人才管理服务的工作措施，设立中央单位援藏干部人才临时党委，建设区直单位援藏干部人才公寓，用心用情解决援藏干部人才的后顾之忧。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打造靠得住、顶得上、过得硬的先锋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切实把好党员入口关，全面推行入党志愿书编号管理，建立政治审查联审制度，严格发展党员程序和步骤，全区党员总数达到48.4万余名，党员性别、民族、学历、年龄结构得到优化，党员队伍分布更加合理，覆盖更加广泛。制定贯彻落实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的具体措施，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开展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教育，针对农村、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新兴领域等不同党员群体特点，优化课程设置、提高培训质量，提升党员能力素质。推广成都流动党员西藏党委“两地四方”管理经验，推动流动党员“双向共管”，推进异地安置退休干部职工党员属地化管理。健全党员网上和网下、平时和应急的作用发挥机制，开展在职党员到社区“双报到”，组织广大党员在定日抗震救灾、吉隆泥石流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

实施“育引用留”四大工程，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引才难、留才难”问题，把引才聚才作为推动地区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举，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汇聚智慧和力量。完善制度设计，制定人才工作“19条”，实施“珠峰英才”计划，每年遴选和支持一批战略人才、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和科技创新团队，提供生活补助和最高可达1000万元的项目经费支持。变“被动上门”为“主动引才”，2022年以来，先后到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和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举办17场“英才汇聚·志向高原”招才引智推介活动，引进高层次人才594名。实施民营企业“引才强企”行动，参照自治区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给予一次性安家费补贴和项目经费补助，加快推进产才融合、协同创新。加强本土人才培养，推动西藏大学优化学科设置，理工类招生占比突破68%，推动24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全区新建院士工作站4个，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平台增加到113家，是2021年的3倍，其中重点实验室49家，增加一倍多，搭建人才干事创业的舞台。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严实标准建设模范机关、过硬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把各级组织部门建设成为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模范部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引领组工干部以绝对可靠、绝对忠诚体现“讲政治”，以公心公信、公平公正体现“重公道”，以精心谋事、精细做事体现“业务精”，以谦和低调、务实担当体现“作风好”，用坚强党性、高尚品行和人格魅力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支持。坚持把科学的思维方法与实践中探索总结的工作经验有效结合，坚持守正创新、统筹兼顾，把握“定位—地位—作用”的逻辑关系，着眼“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次，用好“立标—对标—达标”的工作方法，坚持“问题—结构—对策”的系统思维，使组织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2021年以来，围绕选干部配班子、抓基层打基础、建队伍聚人才、管机构用编制，制定、修订各类制度和规范性文件87件，不断完善组织工作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西藏组织部门一定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十四个坚持”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不断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牢牢把握基础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地位

基础教育既是万千少年成长成才的人生起点，也是建设教育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必须把握好定位，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从多方面采取措施，努力把我国基础教育越办越好。”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础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只有把基础教育筑牢，善于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审视方位、谋划推进，才能实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与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辩证统一。

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是国家长远发展的竞争力所在，事关全局、事关长远。从政治属性看，基础教育是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脱离政治大局，就会动摇育人的根本方向。从人民属性看，基础教育是最具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石，缺乏全局视野，就会背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战略属性看，基础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起点，是国家人才培养体系的“第一公里”，如果困囿于“就教育论教育”的狭隘视野，就难以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大格局。从现实方位看，我国基础教育正处于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纵深推进的关键转型期，面临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育人方式系统性变革等一系列深层次挑战，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口政策、家庭结构深度交织，单靠教育部门难以破解。只有跳出一时一事的局限、一地一校的视野，始终把基础教育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去定位、谋划、推进，才能确保基础教育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牢牢把握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基础教育阶段是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抓好铸魂育人，事关红色血脉传承，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看待基础教育，不能功利化、短视化地只看升学率。要立足全局看，分数只是表象，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才是我们教育的根本目标。推进“双减”改革、强化科学教育、落实五育并举等，不是做教育内部的加减法，而是着眼国家未来人才素质的战略调整。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基础教育全过程，既夯实学生知识根基，又涵养健全人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统筹兼顾国家战略需求与人民群众期盼，把握公平与质量的辩证关系。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基础教育必须守住普惠底线，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补齐农村、边远地区教育短板。大局意识，体现为不能顾此失彼：既不能片面追逐少数尖子而弱化普惠公平，也不能以“削峰填谷”式的平均主义而压抑学生禀赋潜能。要在保障全体学生基本发展权利的前提下，为不同禀赋的学生提供适切教育，让每个孩子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实现服务国家战略与回应民生期盼双向贯通。

以系统观念推动多元主体协同发力。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涉及经济社会诸多领域。从外部条件看，人口结构变化、城镇化进程、家庭养育观念、社会舆论环境，都深刻影响基础教育生态。从内部体系看，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环环相扣，又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前后贯通。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在规划编制、资源配置、经费保障上谋长远、算大账。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统筹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广大教育工作者既要深耕课堂教学，又要主动对接国家发展需要，自觉抵制功利化倾向，共同维护健康向上的基础教育生态。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基础教育的育人质量，决定人才培养的“底色”和“后劲”。我们要把基础教育工作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谋划推进，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守牢教育公平底线，持续推进扩优提质，夯实教育根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人才基石。

重要言论

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世界历史由各国人民共同书写，世界多极化、发展道路自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迷思遮蔽了人们对文明多样性的认知。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打破了这一认识误区。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在传承中华文明中实现生命更新、在超越资本逻辑中确立人民主体、在整体推进中形成系统文明、在更新认知中贡献中国理论。这四个维度相互支撑、彼此贯通，共同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完整逻辑。

历史根基：在文明传承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从不意味着与传统决裂。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涵养了深厚的治理智慧、伦理观念和人文精神，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现实的发展理念与治理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归根到底植根于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积淀。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避免传统与现代断裂的困境，关键在于“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古老文明在当代实践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中华文明中“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转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求；“协和万邦”的交往智慧，转化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选择；“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则与共同富裕的目标内在相通。这些转化是中华文明深层基因在当代条件下的激活与再造。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在这一双向赋能的文明传承中，实现中华文明从“文明蒙尘”到“文明更新”的历史性跨越。

深厚的历史根基，使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形态展现出鲜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形态是从中华文明深处生长出来、在现代化实践中不断转化发展的文明新形态，它既承续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内在品格，又具备了现代文明的进步精神，成为古老文明与现代性深度融合的典范。这种文明形态的独特性表明，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一种模式，文明的演进也不以割裂传统为代价，古老文明完全可以在自身的文化脉络中走出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价值取向：在超越资本逻辑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对现代化“以何为本”的价值追问的回答，决定了文明的发展性质与演进方向。西方现代文明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兴起，从一开始就被资本逻辑所主导。资本的增殖本能虽极大释放了生产力潜能，却也使整个社会逐步臣服于“物”的统治。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西方现代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却始终无法摆脱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物的增殖与人的异化的根本性矛盾，人最终沦为资本实现自我扩张的附属工具。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取向上找到了突破口，它不再沿着“以资本为中心”的老路前行，而是开启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全新文明取向。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价值主体从“资本主体性”到“人民主体性”的根本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从“资本”到“人民”，不只是发展重心的调整，而是文明内核的置换，是整个价值坐标系的重新锚定。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人民不是现代化的旁观者，而是创造主体、实践主体和享有主体。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一价值逻辑在实践中的具体展开。“发展为了人民”意味着现代化的目的不是财富的无限累积，而是人的生存境遇的改善与发展能力的提升，一切经济活动、技术变革、制度安排最终都要回到人的尺度上来衡量。“发展依靠人民”表明人民群众不仅是现代化的受益对象，也是现代化的创造主体，离开了亿万群众的参与和实践，现代化就失去了最深厚的动力源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进一步回答了归属问题，现代化的成果不能为少数人独占，而必须惠及每一个人。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在根本上克服两极分化、物质主义、对外扩张掠夺等西方现代化弊端。

中国式现代化完成了价值主体性的重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人不再是现代化的工具，而是现代化本身的目的，其价值指向与马克思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高度一致。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取向上的深刻转向，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演进道路，不仅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也是对现代性本身的重构，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价值根基。

实践路径：在系统推进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现代化究竟应当沿着怎样的路径展开，直接关系到文明形态的面貌。西方现代化自工业革命以来，将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单向度推进。这种路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虽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带来了精神贫困、社会撕裂、生态危机等一系列现代性危机，物质繁荣的背后是人的片面发展和自然的大规模破坏。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路径上走出了注重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维度协调发展，使五个维度构成有机统一的实践系统。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这一系统性实践路径的具体体现。人口规模巨大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必须立足自身国情走自己的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决定了不能接受两极分化，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文明的内在要求贯穿发展全过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决定了不能陷入物质主义膨胀的单向度逻辑，必须在物质富足的同时追求精神富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决定了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必须把生态建设纳入发展的前置条件；走和平发展道路决定了不能靠殖民掠夺积累财富，必须以内生动力支撑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这五个特色相互贯通、彼此支撑，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实践体系。以系统推进为基本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践层面展现出的文明图景，即物质富足、政治清明、精神充盈、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整体面貌，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展开。

中国式现代化以系统性思维取代单向度推进。这一系统推进的实践逻辑使中国式现代化得以避免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实践道路。

理论创新：在打破现代化迷思中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世界现代化进程始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西方现代化长期被塑造为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板。“西方优越论”“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一度甚嚣尘上，似乎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西方文明就是现代文明，而非西方国家只能在模仿西方中寻求出路。这种理论迷思实质上是将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地域性经验，拔高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遮蔽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可能，也压抑了非西方国家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勇气和实践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从破解这一迷思入手，完成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话语的根本性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理论迷思的突破，是以自身实践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和价值边界。它证明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从来不是单选题，人类文明的演进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元的、复线的。中国式现代化内蕴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及其伟大实践，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框架的局部补充或简单修正，而是对现代文明认知范式的一次系统性刷新。它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现代文明”“如何走向现代文明”等基本理论问题，推动现代化理论从“单数”走向“复数”，从封闭走向开放。同时，它也用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的实践表明，非西方文明完全可以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和制度特色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而不必在“西化”与“落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和路径参照。

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使现代化理论从西方垄断的知识霸权中得以解放。这一理论创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从根本上动摇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根基，使人类文明“终结于西方模式”的论调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它为人类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治小者不可以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出自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意思是处理具体细微的事务不能松懈疏忽，否则容易因怠而废。这里的“治小”，说的是事务具体、环节细微，并非地位作用无足轻重；“不怠”，不只是勤勉不懒，还包含责任不松、标准不降、落实不断。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语，把古人治事之理运用于基层工作，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基层工作越具体、越日常，越要认真负责、精耕细作、常抓不懈。

为什么“治小者”不可懈怠？基层工作直接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具体的事、一个个具体环节，看起来多是寻常小事，却具有基础性、连续性和累积性。政策落实慢一步，群众感受就可能差一分；矛盾化解迟一步，风险就可能增一分；工作标准松一点，治理链条就可能出现薄弱点。“夫祸患常积于忽微。”基层治理中的许多问题，往往不是骤然而至，而是在一次次“差不多”、一件件“不要紧”中积累形成。正因为如此，“怠”绝非简单的作风松散，它会通过日常工作的传导和累积，影响政策执行、公共服务和群众信任，最终使应当做成的事因失之于细、失之于常而“废”。“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基层小事连着民生冷暖，也连着民心向背。群众认识党和政府，不仅看宏观政策，也从身边一件件具体事情中形成真实感受。社区治理是否顺心、公共服务是否便利、困难诉求能否及时回应，看似细微，却最能检验工作成色。对这些事情稍有懈怠，就可能让政策温度在落实中递减，让为民情怀停留在口号上。因此，“治小者不可以怠”，是由基层工作的性质和规律决定的，也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

基层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具体，具体就不能大而化之，不能以原则代替办法、以部署代替落实，必须耐心细致。社区停车、养老托育、物业服务、困难救助等问题，都有具体情境、具体对象和具体诉求，靠笼统要求解决不了。越是具体的事，越需要把情况摸准、把症结找实、把办法做细。精细的前提是真实。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表明，正确认识来源于实践，又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基层党员干部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既听顺耳话，也听逆耳言；既看“点”上的情况，也察“面”上的变化；既善于“解剖麻雀”，从个案中把握共性问题，也善于见微知著，从苗头性现象中预判风险。只有把真实情况掌握得更充分，把群众需求分析得更准确，才能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使具体问题得到具体解决。

基层工作大量存在于日常运行之中，许多事情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持之以恒。制度建立了，要有人执行；问题解决了，要防止反弹；服务推出了，要跟踪效果。今天认真、明天松劲，遇到检查抓得紧、检查过后放一放，都难以形成稳定有效的治理秩序。“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治理效能正是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积累起来的。常抓不懈并非简单重复，而是要在反复实践中不断完善。真正的治理能力，既体现为及时解决一个问题，也体现为从一个问题中发现一类问题、补上一处短板、完善一项机制。既要有“马上办”的责任感，也要有“长久立”的制度意识。防止把“留痕”当落实、把材料厚度当工作力度，要把更多精力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把普通工作做扎实，把重复工作做精细，把长期工作坚持下去，日积月累，才能使“不怠”成为稳定的工作状态，使基层治理由解决一事向治理一类、由一时见效向长效常治深化。

基层工作归根到底是群众工作，群众既是服务对象，也是治理力量，必须坚持为民之心。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群众的急难愁盼往往就在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之间。基层党员干部要把群众身边的具体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问题上用心用情用力。办成一件实事，就增添一分信任；解决一个难题，就凝聚一分力量。为群众办事，还要依靠群众办事。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分散意见集中起来，把基层创造提炼出来，再转化为完善治理的办法和制度，使群众由治理的受益者成为参与者、建设者。这样，“治小”就不再只是干部单方面处理具体事务，而成为党组织领导下群众共同参与的治理实践。

“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小事见责任，日常见作风，长久见功力。把每一项政策落实好，把每一个具体问题解决好，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好，在细微处用功、在经常处着力、在群众中扎根，才能使基层工作因“不怠”而不废、因常治而善治，让党的执政根基在一件件具体而持久的工作中更加坚实。

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以一系列重大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总遵循、总依据、总指引。西藏是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承担着拱卫祖国西南边陲、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神圣使命。新时代西藏组织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指引，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抓好干部、组织、编制、援藏、党员、人才6项重点工作，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构建“1+6+1”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以高质量组织工作服务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牢牢把握组织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组织部门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提高政治能力，着力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建立“理论武装+党性锻炼+履职能力”的教育培训体系，扎实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五观”“两论”教育、新旧西藏对比教育，创新开展“支部书记讲坛”互学互鉴，引导党员干部以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坚定，在各族群众中凝聚起“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的共识。大力纠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问题，创新开展贯彻落实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党组工作条例、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决策制度专题调研，进一步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立足自身存在的特殊矛盾和面临的“五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将政治建设的成效体现在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坚决行动上，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督促党员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头脑清醒、立场坚定，在反分裂反渗透反蚕食斗争中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树立鲜明用人导向，锻造堪当治藏稳藏兴藏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把“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作为选人用人的根本标尺，确保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绩论英雄，修复政治生态、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导向，十届自治区党委提拔和进一步使用的干部都是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在全区上下营造了心齐气顺、劲足干事的良好局面。坚持以考促干、以考选人，分领域、差异化制定地市、区直、高校、国企、寺管会5个综合考核办法，区分不同功能定位、资源禀赋、基础水平及各单位主责主业，动态调整优化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优秀干部调研与年度综合考核深度融合，变五年一调研为一年一调研，形成了“干得好、考得好、用得好”的评价机制。着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明确乡镇党委副书记分管政法维稳工作，在680个乡镇统一配备统战委员，加强基层民族、宗教工作力量，首次对县（市、区）换届人事方案进行提级审核，优化班子结构、增强整体功能，统筹全区干部资源选优配强市、县党政正职，实现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的目标。

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织密建强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五项要求”，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并重、传统和新兴两个领域一起抓，着力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带领群众致富、维护社会稳定、守卫边疆领土、开展反分裂斗争”的坚强战斗堡垒。统筹推进抓党建促基层治理、促乡村振兴“一抓两促”，健全五级组织链条，建立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推动镇改街道、村改社区、网格优化，加强寺管会、新兴领域、居民小区党建和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林芝嘎拉村全体村民重要回信精神，每年选派2万余名干部进驻全区所有村（社区）保稳定、促发展、惠民生，实施“村主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培训和区外轮训“两项工程”，建好用好红色教育基地和红色美丽村庄，办好小厨房、小澡堂等“小而美”民生实事，因地制宜发展“联村党委”，推广“金穗惠农通”普惠性金融服务，培育一批年产值千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龙头企业，助力高原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眼“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以需求为导向，创新开展军地基层党组织“五共五固”结对共建，军地双方共学党的理论固信仰信念、共建基层组织固一线堡垒、共促民生改善固脱贫攻坚成果、共树文明新风固民族团结、共守神圣国土固边境安宁，联建基层党组织1450个，联办特色产业项目1000余个，联合开展维稳控边行动3万余次，走出了一条军民融合发展、合力强边固防的边境基层党建新路子。

优化编制资源配置，形成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机构编制是重要政治资源、执政资源，机构编制工作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和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坚持“瘦身”与“健身”相结合，向深化改革要编制，向科学管理要效能，破除部门壁垒和区域藩篱，盘活用好机构编制资源，服务保障治藏稳藏兴藏全局。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全面深化党政机构改革，把工作职能细化落实到部门、单位，调整优化区直党政机构、整合优化市级党政机构、综合设置县级党政群机构，全面推行大处（科）室制，开展人口小县机构改革，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深化公安机关机构编制改革，彻底解决长期存在的“低管高、小管大”问题。统筹减负和赋能，精心编制发布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明确权责边界、划分条块事权、理顺职责关系，着力解决“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扎实做好事业单位改革前期工作，完善事业单位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优化结构布局、完善用人和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公益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发挥对口援藏独特优势，提升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口援藏是党中央着眼西藏工作大局作出的战略决策。以对口援藏30周年为契机，大力宣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西藏人民的亲切关怀，充分展示广大援藏干部人才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穿透时空、跨越山海的深情厚谊，展现党的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取得的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住就业这个最大的民生，创新开展援藏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双招双引”，2022年以来，招引项目到位资金700多亿元，带动2.46万名区内群众就近就便就业。着力改善民生、凝聚人心，坚持援藏资金80%以上投到县及县以下基层、80%以上投到民生领域，巩固拓展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成果，推广“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加强以院包科、以省包校和“传帮带”，“1+7+13”受援医院诊疗能力和21所受援学校教学研水平大幅提升。大力弘扬援藏精神，制定加强援藏干部人才管理服务的工作措施，设立中央单位援藏干部人才临时党委，建设区直单位援藏干部人才公寓，用心用情解决援藏干部人才的后顾之忧。

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打造靠得住、顶得上、过得硬的先锋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党员队伍必须过硬”。切实把好党员入口关，全面推行入党志愿书编号管理，建立政治审查联审制度，严格发展党员程序和步骤，全区党员总数达到48.4万余名，党员性别、民族、学历、年龄结构得到优化，党员队伍分布更加合理，覆盖更加广泛。制定贯彻落实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的具体措施，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和党性教育，开展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教育，针对农村、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新兴领域等不同党员群体特点，优化课程设置、提高培训质量，提升党员能力素质。推广成都流动党员西藏党委“两地四方”管理经验，推动流动党员“双向共管”，推进异地安置退休干部职工党员属地化管理。健全党员网上和网下、平时和应急的作用发挥机制，开展在职党员到社区“双报到”，组织广大党员在定日抗震救灾、吉隆泥石流抢险救灾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挺膺担当，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

实施“育引用留”四大工程，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引才难、留才难”问题，把引才聚才作为推动地区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举，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汇聚智慧和力量。完善制度设计，制定人才工作“19条”，实施“珠峰英才”计划，每年遴选和支持一批战略人才、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和科技创新团队，提供生活补助和最高可达1000万元的项目经费支持。变“被动上门”为“主动引才”，2022年以来，先后到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和北大、清华等知名高校举办17场“英才汇聚·志向高原”招才引智推介活动，引进高层次人才594名。实施民营企业“引才强企”行动，参照自治区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给予一次性安家费补贴和项目经费补助，加快推进产才融合、协同创新。加强本土人才培养，推动西藏大学优化学科设置，理工类招生占比突破68%，推动24人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全区新建院士工作站4个，自治区级科技创新平台增加到113家，是2021年的3倍，其中重点实验室49家，增加一倍多，搭建人才干事创业的舞台。

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严实标准建设模范机关、过硬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把各级组织部门建设成为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模范部门”。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引领组工干部以绝对可靠、绝对忠诚体现“讲政治”，以公心公信、公平公正体现“重公道”，以精心谋事、精细做事体现“业务精”，以谦和低调、务实担当体现“作风好”，用坚强党性、高尚品行和人格魅力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支持。坚持把科学的思维方法与实践中探索总结的工作经验有效结合，坚持守正创新、统筹兼顾，把握“定位—地位—作用”的逻辑关系，着眼“宏观—中观—微观”的不同层次，用好“立标—对标—达标”的工作方法，坚持“问题—结构—对策”的系统思维，使组织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2021年以来，围绕选干部配班子、抓基层打基础、建队伍聚人才、管机构用编制，制定、修订各类制度和规范性文件87件，不断完善组织工作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西藏组织部门一定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十四个坚持”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在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不断作出新贡献。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要有三种境界

提问：刘军伟 许昌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著名学者王国维论述治学有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请问，如何理解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三种境界？

解读：王学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理论修养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借用著名学者王国维论述治学有三种境界的说法，强调领导干部要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首先，理论学习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其次，理论学习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三种境界。

志存高远，在立心铸魂中夯实理论根基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学习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这深刻揭示了一个根本问题：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学习理论？答案在于，理论修养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看家本领掌握得越牢靠，政治站位就越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就越强，观察时势、谋划发展、防范化解风险就越主动。回顾党的百余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

志存高远，首先是站位要高、视野要宽、目标要远。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不能满足于获取零散的知识碎片，也不能局限于解决眼前的具体问题，而要从“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出发，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出发，站在时代高处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唯有在高处望向远处，才能看清大势、看准方向、看透本质，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中保持战略定力，在错综交织的风险挑战中把握历史主动。有了这样的志向和站位，才能真正懂得“为何学”，也才能内生“怎么学”的动力与自觉。

志存高远，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当前，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深厚的理论素养作支撑，就难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就难以在复杂局面中明辨是非、驾驭全局。

志存高远，还要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当今时代信息爆炸、众声喧哗，浮躁之风盛行。有的领导干部把理论学习当作“包装”“镀金”，热衷于快餐式学习、碎片化阅读，满足于“知道了”“了解了”，缺乏真正沉下心来研读经典的定力和静气。理论学习如果耐不住清冷、忍不了寂寞，就只能在浅层徘徊，无法进入理论的堂奥。而这一切的落脚点，就在于“静下心来通读苦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卷帙浩繁、思想深邃，唯有静得下心、沉得住气、舍得下功夫，才能真正读进去、学进去，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看家本领学到手、掌握好。

刻苦钻研，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如果说第一种境界解决的是“学不学”的态度问题，那么第二种境界解决的就是“怎么学”的过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学习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这一主要要求极具现实针对性。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学习上存在“花架子”现象：笔记记了不少，心得写了不少，但不过是囫囵吞枣、蜻蜓点水，理论观点记了一肚子，却未能入脑入心。理论学习没有捷径可走，更没有什么“终南捷径”，唯一的正途就是下苦功、用笨劲，以“衣带渐宽”的付出换取理论上的“渐入佳境”。

所谓“真功夫”，是对学习态度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不是零散的知识拼盘，浅尝辄止、浮光掠影永远摸不到门道，必须以虔诚的态度、执着的精神真学真读。所谓“苦功夫”，是对学习强度的刚性要求。领导干部学习理论，同样需要有这种“衣带渐宽人憔悴”的吃苦精神，舍得花时间、舍得耗心血。所谓“细功夫”，是对学习方法的精细要求，要对重要概念反复琢磨，对关键论断深入辨析，对理论体系系统把握，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衣带渐宽终不悔”的“不悔”，体现了学习理论应有的坚韧品格。理论学习的过程充满了艰辛，经典著作往往思想深邃、逻辑严密，初读时难免感到艰涩难懂，许多理论命题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关联也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但正是经过这番“辗转反侧、苦苦凝思”，才得以“晓纸上理、悟书后意、明眼前路、筑心中基”，进而实现从真学到真懂、从真懂到真信的深化。真懂，就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真正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基本观点，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真信，就要深刻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独立思考，在学用结合、学有所悟中实现知行合一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的第三种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与前两种境界侧重于“学进去”不同，第三种境界要完成从“学进去”到“用得好”的关键一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这一重要论述涵盖了理论学习的四个核心维度：独立思考是前提，没有独立思考，学习就只能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学用结合是路径，理论学习不能脱离实践，实践也不能缺少理论指引；学有所悟是关键，悟，是从知识到素养、从外感到内化的质变节点；用有所得是归宿，学习成效最终要体现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四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论链条。而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切实把党的政治理想、政治路线、政治主张内化为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陶冶道德情操的自觉行动。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探寻、反复追问，经过长期的独立思考和实践积累，最终，领悟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立场观点方法。

理论学习最忌人云亦云、亦步亦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是在书斋中闭门造车，而是在回应时代课题中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领导干部不能满足于当“传声筒”和“复读机”，而要在学习和实践中反复求索。只有经过独立求索的艰辛，才能在某一时刻豁然贯通，发现真理原来就在“灯火阑珊处”。缺乏独立思考，就只能在别人划定的框架内打转。坚持独立思考，就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化对中国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科学途径。

“悟”，是从“学”到“用”的枢纽。悟，意味着经过深入思考，实现了对理论的融会贯通，从书本文字变成自己头脑中的思想武器。理论学习还要联系改造主观世界的实际，解决好理想信念、党性修养问题。有的党员干部蜕化变质，根本原因就在于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动摇了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我们所学理论，贯穿着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作风操守的要求。悟的过程，就是用理论观照自我、提升自我的过程。

理论学习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指导实践。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学用两张皮”，讲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茫然无措，根子上就是在“独立思考”和“学有所悟”上出了问题。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把学习同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等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同时，要注重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真心拜人民为师，诚心向人民学习，虚心向人民求教，广泛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自觉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解决好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突出问题，同时从人民群众的真知灼见中获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灵感，将新鲜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炼出新的理论成果，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亿万人民心中，成为接地气、聚民智、顺民意、得民心的理论。

从浙西南革命斗争中汲取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丽水（浙西南）建立第一个地方组织即中共遂昌支部，开启了浙西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伟大征程。浙西南革命环境之险恶、形势之严酷、斗争之艰难、敌我力量对比之悬殊，在浙江革命史上绝无仅有，在中国革命史上也不多见，表现出极端的残酷性、极大的风险性、极强的创造性和严密的纪律性，在党史军史上留下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也留下难得而珍贵的经验启示。

坚定信念、忠诚使命是力量之源。浙西南地处国民党统治腹地，反动势力历来最为顽固，革命斗争最为艰难。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红军挺进师临危受命、不惧牺牲，誓死挺进浙西南，开展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使浙西南成为党在南方革命布局中的一个新的战略支点，在彼时全国革命陷入一片低潮时期，在浙西南掀起革命的局部高潮。1935年冬，浙西南革命根据地遭敌人血洗时，失散幸存的红军，凭着坚定的信念，艰难转移到龙（泉）浦（城）边境，坚持丛林游击战。他们与饥饿战斗，与严寒战斗，更要与敌人战斗。在23年的革命斗争中，1500多位革命先辈付出了宝贵生命，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浙西南四任特委书记宗孟平、黄富武、许信焜、张麒麟全部壮烈牺牲，以忠诚使命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赤心献革命、决然无反顾”的铮铮誓言。在他们身上，始终保持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始终做到历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百炼成钢，勇于压倒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压倒，战胜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战胜，从而换来了浙西南革命的伟大胜利。革命的实践启示我们，今天，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党员干部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时刻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血与火的考验，但对党忠诚、使命必达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是激励我们矢志奋斗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敢于斗争、求是挺进是特质基因。敢于斗争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和百年淬炼的鲜明品格。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决定了共产党人必须以实际行动改变世界。浙西南革命的斗争过程，不仅是敢于斗争、赢得胜利、完成使命的过程，更是立足实际、勇于创新、探求真理的过程。红军挺进师在自身处境异常艰难的危急关头，毅然决然以向死而生的大无畏精神，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腹地，沉重打击和牵制了敌人，在浙西南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气壮山河的挺进之歌。特别是在与上级失去联系、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独立自主，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积极正确地适应斗争形势和斗争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取得胜利为目标，摒弃空洞的教条主义，克服狭隘的本位主义，防止僵化的经验主义。充分利用浙西南山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客观有利的地形条件，创造性地提出和运用“敌进我进”的游击战术，既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计划，在强敌环伺情势下跳出危局，又能转战到敌人背后开辟新的战场，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革命的实践启示我们，当年红军挺进师能够战胜百倍于己的强大敌人，最根本的是始终保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品格，无论形势环境多么险恶复杂困难，都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向着既定目标奋勇前进；最重要的就在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工作都立足实际，一切决策都从实际出发，一切目标的实现，都是为了更好地取得实效并作为最终落脚点。必须发扬斗争品格，知责负责、知重负重，决胜主战场、奋战第一线，展现担当；必须强化求是意识，在求是中求实，以求实得求真，以求真促求变，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奋力走好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特色路。

军民合力、植根人民是深厚基石。一部浙西南革命史，就是一部军民合力、植根人民的奋斗史。我们党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其来自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做群众工作，既当战斗员又当宣传员，把争取群众、动员群众作为头等大事。他们每到一地，都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竭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使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对党对革命表现出空前未有的拥护和同情”。正是有了这样坚实的基础，我们党和人民军队才“团聚了成千成万成百万的群众”，打出一片红彤彤的艳阳天。浙西南的斗争实践告诉并启示我们，群众才是革命成功的决定性力量。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无往而不胜，无坚而不摧。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任务，必须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认真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让干部所想所念与老百姓所急所盼同频共振；必须把老百姓的心上事当作自己的上心事，抓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办好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受益的事，让更多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图景；必须提升服务群众的本领，大力弘扬“六干”作风，深化“奋斗实干、担当争先”作风效能建设，锤炼干部过硬的能力本领，合力奏响全民总动员的进行曲，共同发出勠力同心的最强音。

听党指挥、纪律严明是制胜法宝。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纪律严明是共产党人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更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1934年6月，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面临失败被迫实施战略转移的危急关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作为一支敢死队、抛向敌人的“诱饵”，奉命扛起抗日大旗，孤军深入敌后，置生死于度外，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揭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1935年2月，红军挺进师誓死挺进国民党统治腹心，建立浙西南根据地并掀起革命高潮，吸引、调动国民党军，肩负起战略策应长征的伟大使命。无论环境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如何危急，他们始终听党指挥、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革命事业牺牲一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到庆元、龙泉，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占领庆元县城，在邮局门口写下“保留邮局”字样，使邮局“安然无恙”；使用苏维埃币向群众购买商品时，为避免群众受损，专门派员挑着银元，向群众换回苏维埃币，一元换一元，不打折扣，被群众誉为“仁义之师”。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并启示我们，听党指挥、纪律严明是浙西南革命薪火相传、红旗不倒的制胜法宝。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必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记“富一方百姓是政绩，保一方平安、养一方山水也是一种政绩”，增强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始终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面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历史是文明基因的载体，更是启迪当下的精神光源。浙西南革命史是浙西南人民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谱。当我们翻开泛黄的典籍，触摸斑驳的文物，那些凝固在时空的故事便化作滋养当下的养分——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指引我们认清来路；更是最好的营养剂，赋予我们破局的力量。让信仰之火熊熊不息，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作者系浙江省丽水市委书记）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我国约有8500万残疾人，这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特性突出、困难较多的特殊群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做好残疾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怎样认识残疾人、怎样发展残疾人事业以及怎么做好残疾人工作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作出专节部署，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谋划。面向新征程，必须坚持一手抓保障、一手抓发展，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创造残疾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兜牢民生底线

残疾人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弱、抗风险能力偏低，一部分重度残疾人完全失去劳动能力，必须把做好兜底保障摆在突出位置，在“十五五”时期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兜住兜准兜牢残疾人民生底线。在加强社会救助方面，完善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机制，及时将困难残疾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范围，强化对重度残疾、多重残疾、一户多残等群体兜底保障。在拓展社会福利方面，完善残疾人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深入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规范实施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稳步提高补贴标准、拓宽覆盖范围。在扩大社会保险方面，推动将更多残疾人最基本、最急需的医疗康复项目等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纳入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围。特别要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及时按标准和条件将农村残疾人纳入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范围，全面落实精准帮扶措施，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

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帮助残疾人增收共富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残疾人改善生活状况的关键路径。残疾人就业有许多新特点，也负载有更多特殊价值，除了可以增加收入之外，还可以让残疾人更有尊严感，增强生活自信，有利于身心康复、更好地融入社会。“十四五”时期，实现了每年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40万人以上，就业率提升近5个百分点。当前，部分就业年龄段残疾人未实现就业，有残疾人自身就业能力偏弱的原因，有经济和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还有就业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方面，要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依法推进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大力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鼓励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扶持“美丽工坊”等残疾人就业品牌，推进公益性岗位优先安排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就业，努力帮助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有质量的就业；另一方面，大力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全面提升残疾人职业素养和就业竞争力，鼓励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残疾人就业服务，坚决破除就业壁垒，纠治各类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营造公平、包容的就业环境。信息化、数智化的发展，既为残疾人就业带来挑战，也创造了新的机会，许多残疾人过去出门不方便、就业困难，而现在可以居家就业。这就要求充分关注新技术带来的影响，更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残疾人在新业态就业的帮扶支持力度。

健全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解决了残疾人公共服务有没有的问题；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进一步解决全不全、优不优的问题。“十五五”时期，必须持续扩大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准度。残疾人在公共服务方面有许多特殊的需求，需要在类别化、差异化方面下更大功夫。康复服务是残疾人迫切的民生需求，需要持续完善康复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康复资源扩容下沉，统筹推进康复医院、综合医院康复科室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康复能力建设，发展自助互助康复服务，努力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教育是残疾人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目前《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已制定出台，要巩固提升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分类推进残疾青少年高中阶段教育，促进残疾学生中高等职业教育衔接贯通，让更多残疾青少年有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学有一技之长。托养照护是重度残疾人及其家庭的急难愁盼问题，托养一个人往往能够解脱一个家，要扩大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供给，加快建立完善以居家照护为基础、日间照料为依托、集中托养照护为专业支撑的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特别是深化养老助残融合发展，落实“老年父母+残疾子女”家庭共同入住养老机构扶持政策，破解特殊困难家庭的照护难题。突出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孤独症儿童等的关爱服务，聚焦康复教育、就业帮扶、日常照护、回归社会、托付安置等核心需求，提供覆盖面更广、更专业化的帮扶和服务。

推进助残科技研发应用，以新科技赋能残疾人

科技是助力残疾人跨越身心障碍、实现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为残疾人带来新的康复机会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新希望，残疾人的需求场景正成为新科技的重要应用场域。比如，语音大模型顺畅实现文字与声音的转换，解决了聋人、盲人在交流方面的障碍；脑机接口技术开辟了残疾人神经康复新途径，人工耳蜗技术重建了听障人士的听觉功能；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探索进入养老助残领域，多种技术路径的智能导盲设备也在试验中；等等。科技助残正成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领域和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发力点，前景广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对科技助残作出重点部署，中国残联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科技助残的指导意见》。面向残疾人强烈的科技需求，要进一步将科技助残纳入科技强国建设总体部署和重大科技研发计划，增加助残科技成果源头供给，加快助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针对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加强助残场景培育和开放，加大对科技型助残产品的消费支持力度，促进形成规模化应用。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精神力量

残疾人的美好生活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在稳定解决温饱之后，残疾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增强。“十五五”时期，在文化建设方面，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广泛开展残疾人群众性文化活动，推动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向基层下沉、向残疾人身边延伸，推进文化服务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残疾人当中有很多文化艺术人才，要支持残疾人参与文化艺术创作，发展特殊艺术，扶持非遗技艺，培育文化产业，为残疾人施展才华、展现风采提供广阔舞台。体育对残疾人康复健身、激发自强不息精神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支持残疾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实施残疾人乐享体育健身行动，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残疾人冰雪运动季等系列活动，备战残奥会和冬残奥会、亚残运会、全国残特奥会等重大赛事，激励残疾人勇敢超越、为国争光。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社会融入

平等参与和融入社会，是残疾人共建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从完善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入手，适应新的变化和需要，总结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推动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研究完善残疾人教育、就业等法律法规制度，同时加强残疾人司法保护和法律援助服务，坚决打击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拓展残疾人和残疾人组织参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渠道和途径，健全涉残疾人矛盾纠纷多元解纷机制，深入推进残疾人信访法治化，引导残疾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有序有效表达愿望和诉求。着眼于消除残疾人融入社会面临的有形无形障碍，全面落实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统筹推进设施无障碍、信息无障碍、服务无障碍，“十五五”时期继续实施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弱济困、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将扶残助残纳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环境。

残疾人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事业。要把“十五五”时期残疾人事业发展蓝图变为现实，必须继续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参与、残疾人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穿残疾人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残疾人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充分发挥各级残联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党的建设和自身改革，切实履行“代表、服务、管理”职能，带着深厚感情密切联系、热忱服务残疾人，推动落实各项惠残政策，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残疾人身边，团结引领广大残疾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在回答“四个之问”中书写哲学社会科学新答卷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既是历史演进中递到我们手中的问卷，也是实践探索中必须写就的答卷。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联系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坚决扛起责任担当，奋力答好时代答卷，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广西智慧。

在扎根八桂大地中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广西地处祖国南疆，一湾相挽十一国，既是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这片土地上，通江达海的平陆运河与古韵悠长的灵渠遥相呼应，向海经济的蓝色浪潮与边疆稳固的坚强屏障互促共进，12个世居民族的和谐共处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同频共振。这些独特的实践场景，正是回答中国之问的鲜活素材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丰厚土壤。

为什么广西能够成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答案藏在那些泛黄的典籍里，藏在那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更藏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实践中。广西社科联依托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开发“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指标”，建成舆情监测系统、人工智能学术助手、东盟语言版本操作系统，定期发布监测报告，用数据说话、用事实作答，努力把经验上升为理论。

回答中国之问，不能做书斋里的学问，必须做田野里的研究。广西社科联组织专家学者深入百色、河池、柳州等民族地区，坐在田埂上、走进车间里，开展“双语”宣讲，把党的民族政策送到村村寨寨。农民朋友说，以前觉得社科高深莫测，现在发现与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深知，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在面向东盟开放中贡献智慧力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独特的区位优势决定了广西回答世界之问的站位。近年来，广西社科联持续举办中国—东盟大讲坛，2025年举办2场大型活动、30场涉东盟学术交流，参会专家学者来自10多个国家。这些活动，不是简单的会议，而是搭建一个平台，让不同文明背景下的学者，用彼此听得懂的话语，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

广西社科联注重学术话语的“东盟化”，结合东盟国家的法律文化，研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框架下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提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概念体系。组织编撰《东南亚参考》25期，报送涉东盟内参、咨政报告80多篇。这些成果，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走出去”和“请进来”的结晶——广西社科联组织专家学者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国调研，同时邀请东盟国家的智库学者来广西访问，在双向交流中深化理解、在平等对话中凝聚共识。

广西社科联积极开设海外社交媒体账号，用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广西故事，让东盟国家的年轻人在滑动屏幕间感受中国发展的脉搏。这种传播，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双向的共鸣；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自然的浸润。既立足中国大地，又放眼全球格局；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在扎根群众实践中厚植人民底色

随着时代和实践的不断发展，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不断有新需要新要求，这给党的理论创新、治国理政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广西社科联统筹全区社科力量，积极开展“社科普及广场建设行动”，利用现有公园、社区活动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挂牌“社科普及角”，配备数字屏、科普读物、互动问答设备；培育“社科飞燕”志愿宣讲队，让本地退休教师、大学生村官、致富能手成为讲解员，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

在2026年5月举办的广西社科普及活动周期间，广西社科联推动开展了1900多场科普活动，覆盖160万人次。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场景：一位老农在数字屏前学会了识别假种子，一位外出务工青年在短视频里看懂了劳动合同的条款，一位瑶族阿妹在“双语”宣讲中明白了医保报销的流程。

广西社科联始终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制作了《读懂AI-100问》《身边的经济学》等系列短视频，其中“平陆运河”主题短视频播放量突破32.7亿次。

在拥抱技术变革中引领创新方向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尤其是重大时代课题。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广西社科联联合清华大学开发了“AI螺蛳眼”社会科学智能应用平台，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该平台具备智能文献分析、数据挖掘、报告辅助生成、多语种翻译等功能。广西社科联还建成“东盟智观”决策支持系统，制定“AI赋能社科工作应用场景100+”计划，已经在课题评审、科普创作、舆情分析、国际传播等23个场景落地。

技术赋能只是起点，理论创新才是归宿。2026年5月，广西社科联发表理论文章《从“喂养”到“涵育”，让人工智能发展更有温度》，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三阶段演进框架：第一阶段是“喂养”——技术能力建设，追求“效度”；第二阶段是“规训”——法律底线划定，明确“不能做什么”；第三阶段是“涵育”——价值文明浸润，回答“应该成为什么”。这一论断不是凭空而来，而是立足实践的升华。当人工智能开始渗透内容生产与社会决策时，单靠技术优化无法回答“该不该做”的价值之问。技术不仅能“做错事”，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消解内容的真实力量与人文温度。这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场”——揭示技术盲点、建构治理规则、嵌入主流价值。广西社科联既拥抱技术变革的机遇，又坚守人文精神的底线；既追求工具理性的效率，又彰显价值理性的光芒。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算法设计与模型训练，推动“AI螺蛳眼”社会科学智能应用平台2.0版研发，打造面向RCEP的哲学社会科学大型语言模型，让技术生长在文明的土壤中，让算法拥有温暖的人文底色。

我们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把答卷写在“平陆运河”主题短视频32.7亿次的播放数据中，写在中国—东盟大讲坛的30场学术交流里，写在1900多场科普活动、160万人次参与的火热实践中。每一项成果都是一次认识与实践的升华。

潮起八桂，奋楫争先。面向未来，广西社科联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以“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的劲头，把“八大行动”一项一项抓出成效。我们深知，社科工作不是百米冲刺，而是马拉松；不是闭门答题，而是“开门纳谏”。只要方向对、步子实，就一定能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更大力量。

（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理论学习中心组）

维护我国海外资产安全与发展利益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强我国公民、法人海外合法利益保护，建立诉求响应和保护救济制度，健全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当前，海外资产保护已深度融入国家资源与供应链安全，成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维护海外资产利益，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加快构建国家海外资产安全预防与保护体系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思潮抬头，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在此背景下，规模庞大、分布广泛的海外资产，既是我国综合实力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日益成为各类外部风险的重要暴露面。海外资产一旦遭受损失，不仅冲击相关经营主体，更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整体海外利益。如何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系统完备、运转高效、协同有力的国家海外资产安全预防与保护体系，已成为新形势下必须解决好的紧迫问题。

我国海外资产的主要构成与特征。从总量看，我国海外资产规模已跃居世界前列。截至2025年末，我国对外金融资产约11.79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约4.07万亿美元，长期稳居世界主要债权国行列。如此庞大的资产存量，是数十年改革开放和“走出去”战略持续推进的结果，也构成了我国重要的国家财富。

从结构看，我国海外资产主要由四大板块构成。以2025年9月末数据观察，储备资产、对外直接投资资产、其他投资资产和证券投资资产分别约占对外金融资产的32%、30%、21%和17%。其中，储备资产约3.69万亿美元，主要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央银行统一持有和运营，包括外汇储备、货币黄金、特别提款权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是国家对外支付能力和金融安全的“压舱石”。

对外直接投资资产是海外资产中最具实体属性也最易“看得见、够得着”的部分。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资产存量达3.14万亿美元，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前三；中国境内投资者已在全球19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约5.2万家，境外企业员工总数达502.1万人，其中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约1.9万家。证券投资资产和其他投资资产则以金融资产形态存在，前者为股票、债券等组合投资，后者涵盖存贷款、贸易信贷、货币与存款等，流动性相对较强，但同样受制于东道国政策与国际金融环境。

综合来看，我国海外资产呈现出若干鲜明特征。一是规模巨大且持续增长，占全球对外投资的份额稳步提升。二是主体高度多元，既有官方持有的储备资产，也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机构乃至自然人持有的各类资产，不同主体的风险承受能力和保护诉求差异明显。三是资产类型多样，既包括流动性较强的金融资产，也包括矿山、油田、港口、铁路、产业园等实物性、经营性资产。四是地域分布分散但相对集中，既向离岸金融中心和发达经济体延伸，也大量投向“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五是实体化、属地化程度不断加深，海外资产与海外机构、海外人员深度绑定，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高度交织，保护难度显著上升。

海外资产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地缘政治博弈与“脱钩断链”风险突出。大国竞争加剧背景下，个别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构建针对中国的技术、市场、资金全链条封锁体系，持续升级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9月，已有3000多家中国企业及机构被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部分高端制造项目因关键设备、技术受限导致产能利用率明显下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压力加大。

东道国政治与政策风险易发多发。海外资产尤其是长周期基础设施和资源类项目，深受东道国政局稳定性影响。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武装冲突，以及政策突变、单方面毁约、资源国有化、许可证吊销等，都可能使既有投资蒙受重大损失。相较于成熟发达市场，“一带一路”沿线部分新兴市场营商环境更为复杂，法治水平参差不齐，政策连续性与可预期性不足，投资安全面临更大不确定性。

金融与货币风险呈现“武器化”趋势。汇率剧烈波动、东道国主权债务违约，会直接侵蚀海外资产价值。更值得警惕的是，储备资产和金融资产正面临被冻结、被扣押乃至“武器化”的风险。美元及美元清算体系一旦被用作制裁工具，将对我国海外金融资产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此外，个别国家法院还支持所谓“滥诉”，作出高额赔偿裁决并威胁扣押包括我国国有企业在内的在美资产，对此类混淆不同主体利益、突破法律边界的做法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实体安全与人员安全风险不容忽视。当前，中资企业海外安全风险呈现区域集中化、目标精准化、动机复杂化、手段多样化的新特征，且与资源竞争、大国博弈、地区冲突深度交织。矿区营地、偏远基建项目、运输车队等高价值、低防护设施，往往成为恐怖袭击、绑架和武装抢劫的首选目标，一旦发生战乱或重大突发事件，还面临紧急撤离人员、保全资产的巨大压力。

法律合规与“长臂管辖”风险持续上升。近年来，欧美外资安全审查机制不断泛化，反垄断、制裁合规、数据与隐私监管日趋严格，“长臂管辖”和二级制裁被频繁使用，企业合规成本和法律风险显著增加。与此同时，我国海外资产即便诉诸法律途径维权，也常面临司法程序漫长、维权成本高昂、专业涉外法律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

保护体系仍存在短板。经过多年建设，我国已初步形成“外交领事—经贸协定—军事行动”相结合的海外利益保护格局，但从整体看，现有保护机制仍存在系统性、协同性不足的问题：涉及部门和主体众多，但协调联动尚不顺畅，保护力量相对分散；制度体系建设有待完善，风险预警的“关口前移”不够，仍偏重于事后应急处置，事前防范和全过程管理能力尚需加强。

维护海外资产安全要做到预防在先、保护有力、协同高效。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覆盖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处置全链条，贯通政府、市场、社会等多主体的海外资产安全预防与保护体系。

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完善法律与外交保护体系。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对海外资产安全工作的统一领导，明确牵头部门和协同机制，整合分散在外交、商务、财政、金融、国资、安全等系统的职能，改变目前存在的碎片化格局。同时，进一步厘清责任边界，组织或个人是其海外利益的第一责任人，国家要依法提供保护，形成主体尽责、国家护航、权责清晰的制度安排，并将海外资产安全切实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统筹推进。应用好领事保护与外交保护两种机制，前者是前置的、常态化的保护，后者是损害发生、用尽当地救济后的最终救济手段，二者各有边界、相互衔接。同时，应持续完善双边投资协定网络，用足用好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加快建设反制裁、反“长臂管辖”、反干涉的涉外法律工具箱，壮大专业化涉外法律服务力量，切实降低企业和个人的海外维权成本。

健全风险预警与评估体系，提升应急响应与安保保障能力。建议由相关部门定期发布国别风险评级年报，细化政治稳定性、政策连续性、汇率波动、主权信用等指标。行业协会牵头建立海外工程承包与投资风险数据库。推动大型企业设立首席风险官并接入统一预警平台，形成“政府—行业—企业”三位一体的风险预警机制，实现风险早识别、早提示、早处置。完善人员撤离、资产保全等应急处置预案和标准化流程，强化驻外使领馆在紧急情况下的协调处置职能，规范企业与专业安保机构的合作。亚丁湾护航以及利比亚、也门、苏丹等地的撤侨行动表明，持续提升远洋护航、海外投送和综合安全保障能力，是守护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的重要支撑。

压实主体责任并培育专业化服务网络。企业作为海外资产的直接持有者和第一责任人，应强化合规经营意识，主动融入当地法律法规体系、履行社会责任，从源头上降低摩擦与冲突风险。与此同时，加快培育涵盖涉外法律、国际经贸、产业咨询的专业化服务联合体和智库网络，为海外资产安全提供高质量的智力和服务支撑。

保护海外资产、维护海外利益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唯有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构建预防在先、保护有力、协同高效的国家海外资产安全预防与保护体系，才能为企业和公民行稳致远“走出去”保驾护航，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保障，切实把中国人民的海外财富和国家的海外商业开拓守护好、发展好。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海外资产保护重在掌握主动权

确保海外资产安全，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从全球经济发展史来看，依托本国跨国企业在全球进行生产要素配置，一度只是个别发达国家的“专利”。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跃升，近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提速。根据我国商务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25年，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2455.8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7.4%，投资区域和主体涉及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1048家境外企业。在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中国企业出海也从过去的产品出口，逐步开始向海外建厂全产业链延伸，收购能源、关键矿产和枢纽港口等战略性资产也愈发普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全球经贸格局深度重塑的大背景下，这些海外资产很容易成为地缘博弈的重点针对对象。

作为全球化的“后起之秀”，针对以往我国企业出海中保护机制碎片化、维权手段不足、涉外法治体系供给不足及中小出海主体保障缺位等现实矛盾问题，近年来，我国在海外资产保护方面不断加强体系化的制度安排，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规定》，补齐了海外资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短板。2026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正式生效，4月8日，国务院国资委挂牌设立境外国资工作局，7月1日开始实施《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明确了风险预警、领事保护、争端化解和跨境执法协作机制，我国海外资产保护开始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和体系化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提升海外资产保护能力仍然具有紧迫性。截至2025年末，我国经营主体在境外设立的企业超过了5万家，对外资产存量超8万亿美元，海外资产已逐渐成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但是，面对我国全球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小院高墙”“友岸外包”“国家安全”等排他性规则，构建联盟式围堵体系及滥用“长臂管辖”措施，对我国海外资产进行定向打压。此外，随着全球进入一个新的变乱交织期，局部武装冲突、突发事件、资源国的民族主义、汇率剧烈波动和东道国政策反复等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呈现出多发趋势。而且，现有双边投资协定保护力度不足、国际仲裁成本较高、中资企业维权成本上升等短板仍未补齐，我国海外资产面临的安全形势更为严峻。

海外资产保护要尽快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塑规转型。一方面，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对于随意变更政策、非法征收、滥用国家安全、出台或配合“长臂管辖”对我国海外资产带来损失的国家，可进行关税调整和出台投资准入等震慑措施。切实区分战乱、变相征收、经济制裁和“长臂管辖”等不同场景的处置流程，完善风险处置机制并建立对等反制的工具箱。另一方面，强化领事保护与东道国外交交涉，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和共建“一带一路”，建立发展中国家友好型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弱化西方发达国家单边规则的影响力。将海外资产安全纳入双边高层会谈常态化议题，推动与重点投资国签署双边安全、执法合作备忘录，建立资产纠纷双边调解通道。

从企业角度来讲，要着力提升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合规能力，这需要加强对东道国的研究、做好投资前尽调及关注当地相关舆论动态。从现实案例反馈来看，部分中资企业由于对东道国选举周期、外资政策演变和地缘倾向的判断不足，没有对东道国贸易、投资、环保、税收、劳工和出口管制措施及汇率走势进行足够的了解和预判，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陷入“优惠引资+后期收紧”的负向螺旋。同时，还需加快建设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合规体系。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海外资产保护的重要抓手，应主动对标国际通行规则，清理修订国内不相容法规，在产权保护、产业政策、环境标准、劳动保护等方面与国际通行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相衔接，提升我国企业对不同国家规则体系的熟悉程度。

建立健全海外投资公共服务体系也十分重要。从全球化发展水平较高国家的经验来看，为本国海外组织提供国别尽调、法务咨询、知识产权信息、危机与警报分析等事前预防类公共服务，在本国海外资产保护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结合我国实际，除了持续强化当前的海外合规免费公益培训公共服务外，还需要建设一个一站式的诉求响应与公共法律服务保障体系。比如，在驻外使领馆设立海外资产保护专员，负责搭建政府间的双边斡旋机制，降低企业的维权成本。同时，探索成立海外投资维权法律援助专项财政基金，对中小企业的仲裁费或律师费给予适当补贴。

海外资产保护是一场需要政企双向奔赴的长期工程。放眼“十五五”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我国海外资产保护的任务依然艰巨。应努力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断优化信息提供、法律援助、应急处置、政策性保险等公共服务，补齐制度保障短板。各类出海主体也需压实自身风控主体责任，前置做好国别尽调、制定风险防控方案，提升危机应对能力。唯有如此，才能持续夯实我国海外资产安全防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海外资产安全的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交织叠加

海外资产安全是国家核心利益在境外的关键延伸，是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底线保障，更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基石。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博弈日趋复杂激烈，传统地缘政治风险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交织叠加，我国海外资产与核心权益已成为外部力量重点关注的领域。深刻把握两类风险交织叠加的演进机理与外延边界，是稳妥推进跨境产业布局、保障关键战略要素供给、筑牢统筹发展和安全海外利益屏障的战略前提。

显性“硬钉子”制约常态化安全。传统海外资产风险根植于国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理的固有矛盾，具有基础性、反复性和长期性等特征，持续考验我国海外投资布局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政治安全风险是比较常见的传统风险。受部分东道国政权非正常更迭、派系博弈及地缘武装冲突等因素影响，海外投资面临政策连续性挑战，政府单方面毁约或废止存量合作项目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资源民族主义有所抬头，部分东道国通过频繁调整外资准入政策等方式，加强对核心资源的掌控，对我国在矿产、能源、基建等领域的海外资产权益产生一定影响。此外，受大国地缘博弈因素驱动，部分国家对外合作策略处于动态调整之中，给我国海外资产安全带来不确定性。宏观经济风险表现为东道国主权信用评级下调和外汇储备短缺，易引发汇率波动与资产价格调整。叠加通胀压力、本币贬值及大宗商品价格周期性波动等因素，我国企业海外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可能对投资本金、利润汇回及项目资金链产生一定压力。法律合规风险表现为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运用制裁及“长臂管辖”等手段，对我国海外投资形成制约。东道国严苛的执法标准与属地规则差异，使我国企业易遭受高额罚款、停工整改或资质吊销等处罚。同时，国际经贸规则加速演变，出口管制、投资安全审查等制度安排日趋严格，我国企业海外资产运营的合规压力有所增大。

隐性“软陷阱”构成新型挑战。新兴风险依托数字技术渗透、国际规则重构和非物理接触方式实施隐形施压，具有隐蔽性强、全域渗透、传导速度快等特征，成为当前最难预判、最难处置的安全变量。网络安全风险表现为境外主体依托数字技术手段，通过入侵信息系统等方式获取核心数据，对我国海外实体资产的安全稳定运营构成实际影响。近些年，随着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境外势力通过网络入侵、供应链漏洞植入、远程操控等方式，干扰我国海外项目核心技术数据与资产运维信息。特别是针对能源、矿产、交通等海外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活动，会影响我国实体资产的安全稳定运行。该风险突破国别地域限制，具有攻击手段隐蔽、发现难度较大、处置技术门槛较高等特点，需要予以持续关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合规风险体现为东道国通过设置较为严格的准入标准，提高海外投资合规门槛，使我国企业跨境经营的成本持续上升。当前，海外ESG审查日趋严格，欧美及多数东道国已将ESG指标纳入外资准入与存续审核全流程。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环保披露、劳工治理、社会责任等方面，面临与国际通行规则及东道国要求相衔接的客观压力。数字治理风险表现为部分国家实施差异化的跨境数据管制规则，构筑数字壁垒，限制跨境数据有序流动，对我国海外数字资产的正常运营形成制约。近些年，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出台数据本地化、数字安全审查等规制，跨境数字治理壁垒有所增加，给我国企业海外数字资产与商业数据的正常运营带来制约。该风险属于制度层面的约束性因素，规则刚性较强，回旋余地有限，需要积极应对。

当前，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不再孤立显现，而是相互渗透、同频共振，形成多维交织的复杂挑战格局。尤其是两类风险在时间上同频显现、在空间上同域聚集、在机制上交互传导，可能引发单一风险系统化、短期风险长期化、局部风险全域化、跨界风险交织化，需要从全局层面加以统筹应对。应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境外投资风险监测、防控、处置机制，推动企业提升风险防控和合规经营能力，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深化国际执法安全合作，着力提升海外利益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智能体战争：智能化战争演进的新趋向

战争形态的演进，从来都是技术突破与军事需求交汇碰撞的结果。当人工智能从数据算法、生成模型向具备感知、记忆、决策、交互、执行能力的智能体系统跃迁，战争智能化的重心便从“技术赋能作战环节”转向“智能体重塑作战行动”。智能体不是普通算法工具，也不是一般无人平台，而是能够在人的意图授权和规则约束下持续推动任务运行的行动型智能系统。当智能体从“会算”走向“能干”，从“辅助”走向“主导”，智能体战争便不再是遥远概念，而是正在形成的现实，成为智能化战争的高阶形态。

一是重塑作战主体，从“受控平台”到“智能代理”。

传统作战单元多是人在前台操控平台，或人在后台遥控无人系统，平台本质上仍是人的工具延伸，处于被动受控状态。智能体则能够在人的意图授权下理解任务、感知环境、规划步骤、调用资源、执行行动并反馈结果，成为介于人和装备之间的新型行动主体。这标志着战争参与者从“人—装备”二元结构，向“人—智能体—装备系统”三元结构的历史性跨越。智能体突破了传统人工智能“输入—计算—输出”的单点模式，形成了“感知—理解—规划—执行—反馈”的完整行动闭环。它不需要等待每一步指令，而是围绕任务目标自主运行；不是执行预设程序，而是根据环境变化动态调整策略；不仅处理数据，更能在开放场景中持续学习进化。

未来战场，胜败将取决于智能体的自主决策水平与集群协同默契程度，当大模型驱动的数据、算法、算力指数级发展，智能体突破复杂战场决策的自主临界阈值后，其态势感知、目标识别、临机决策、协同配合能力呈阶跃式跃升。加速作战主体转型，需要聚力攻克高可靠自主决策芯片、强鲁棒环境感知算法、可解释行为决策模型等核心技术，实现智能体从预设程序执行向复杂战场自主响应的能力跃升；构建深度人机共生关系，研发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明确人机功能动态分配与责任边界，强化指挥员对智能体的态势理解、意图预测与信任校准能力。

二是重塑指挥控制，从“指令控制”到“意图驱动”。

传统指挥控制重在命令传递、过程控制和动作执行，形成自上而下的指令链。智能体战争中，指挥员不可能也不需要对每个智能体、每个动作进行全程细控，而是要将作战意图、任务目标、行动约束、风险边界和评价标准转化为智能体能够理解的任务语义，实现从指令控制到意图驱动的根本转变。这是指挥控制范式的一次深刻变革。这一转变的机理在于，智能体具备任务语义理解能力，能够将宏观作战意图分解为具体行动步骤、资源调用方案、协同配合时序和结果反馈机制。指挥员把控目标方向、规则边界和价值标准，智能体自主完成方案生成、路径调整和行动协同。

推进指挥控制意图化，需要建立智能体任务语义转化标准，将作战目标、约束条件和评价指标编码为智能体可识别的任务框架；发展人机协同决策接口，使指挥员能够实时掌握智能体的行动逻辑、风险判断和方案依据；完善智能体分层授权机制，明确不同任务阶段、不同风险等级下的自主权限，确保机器行动始终处于人的控制边界之内，形成人类定方向、智能体抓落实的新型指挥关系。

三是重塑能力生成，从“平台能力”到“任务编排”。

传统作战能力建设，往往聚焦装备平台性能指标，追求的是平台越强、能力越大的线性逻辑。智能体战争中，平台性能仍然重要，但它不再是能力生成的全部。智能体能够将多源情报、模型推理、仿真评估、无人平台、通信节点和保障资源纳入统一任务链条，形成数据支撑、模型研判、方案生成、资源调用、行动反馈的任务集成能力。这是能力生成方式的一次范式转换。它的核心机理在于，智能体具备工具资源调用能力，其能力不是封闭在自身内部，而是体现在对多类资源的动态组织能力上。

未来优势不只是装备强，还要看智能体任务集成转得快不快、接得准不准、控得稳不稳。没有智能体的任务集成“工作流”，再先进的平台也只是孤立的节点。加速能力生成任务集成化，需要打通数据壁垒，构建覆盖全域战场、多粒度时空的军事数据资源池，为智能体提供高质量数据供给；发展智能体任务编排技术，支持其根据任务需求动态调用传感器、通信链路、仿真推演和保障资源；建立智能体能力评估标准，设计任务系统响应时效、资源调用成功率、多源信息融合质量等指标体系，确保能力生成可量化、可验证、可迭代，实现从平台中心到任务中心的能力范式转换。

四是重塑力量组织，从“预设编成”到“弹性重组”。

传统作战力量编组多依赖预先设定的建制关系、任务配系和指挥链路，讲究的是先编组、后行动的固定模式。智能体战争中，大量异构智能体可以根据任务阶段、能力状态、地理位置、资源余量、链路质量和风险变化，动态形成临时任务编组，实现先行动、后编组甚至边行动、边编组的弹性重组。这是力量组织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多智能体不是简单联网，而是围绕任务形成自组织协同。感知、判断、中继、执行、评估、补位、约束校验等角色随态势变化实时调整——任务突变时重新分配角色，链路受扰时选择替代通道，节点受损时自动补位接替，资源下降时调整任务优先级，协同失衡时重构行动关系。

构建弹性重组的力量体系，需要发展开放式模块化指控系统，支持多源异构智能体节点即插即用与动态服务编排，实现魔方式快速重构；研发分布式智能网络协议与抗毁韧通技术，保障强对抗环境下指挥链路自愈合与任务自适应迁移；基于节点冗余度、连接可变性、信息流时效性构建动态评估模型，通过数字孪生战场实时推演优化体系鲁棒性，使作战力量具备带伤作战、边打边修的进化韧性。

五是重塑制胜优势，从“即时聚优”到“迭代制胜”。

传统作战追求的是在关键时点集聚优势、一击制胜，讲究的是毕其功于一役的即时聚优。智能体战争则不同，其优势不是一次性生成一个最优方案，而是在持续对抗中不断把行动结果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规则，把规则再反向塑造下一轮行动，形成行动、反馈、修正、再行动的迭代闭环。这是制胜机理的一次深层变革。这一转变的机理在于智能体的反馈学习能力。个体行动产生局部经验，多智能体协同产生结构反馈，体系层提炼任务规律，规则再下行塑造下一轮行动。由此，智能体既是任务执行末端，也是经验生成源头；战场不只是能力释放场，也是规则进化场。这意味着战争胜负不再只看初始能力谁更强，而是看谁能在对抗中更快学习、更准纠偏、更稳迭代。

构建迭代制胜优势，需要建立智能体战场经验沉淀机制，将每次行动的数据、决策路径、效果评估和偏差分析自动归档，形成可复用的知识资产；发展对抗性训练环境，通过高保真仿真和虚实结合演练，让智能体在近似实战条件下持续学习、快速试错、迭代优化；完善智能体规则更新流程，建立从战场反馈到规则修正再到体系验证的快速通道；强化体系韧性建设，通过分布式部署、冗余设计和自愈机制，保障进化过程不因单点故障而中断，最终实现边行动、边反馈、边修正、边进化的持续胜势。

舰射型巡航导弹未来发展方向

在水面舰艇“武器库”中，有一种导弹格外“抢眼”，它打击精度高、射程远、突防威力强，是主要军事强国“由海向陆”实施第一轮打击的首选武器，它就是舰射型巡航导弹（以下简称巡航导弹）。随着海战规则的变化，其未来发展开始出现新的特点。

第一，由“单发点穴制导火力”向“多弹协同智能节点”转换。

从21世纪几场局部战争来看，作为由海对陆打击的“开路先锋”，巡航导弹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面对“合适的敌人”具有出色的“单发点穴”“一招制敌”的打击能力，对战争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也应该看到，随着导弹拦截技术的不断升级及防空战术的调整，部分巡航导弹的打击精度和毁伤效果开始有些力不从心，面对更加复杂的战场环境，现有的巡航导弹在动态识别、抗扰突防、自主决策等能力方面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实战表明，仅靠过去“外部指引”的“单发点穴”打击已经很难取得应有的战役效果。

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未来战争将呈现智能化特点，作战样式由传统的平台对抗转向体系化博弈，每个前沿作战单元的角色和定位也由过去独立的战场存在向协同的体系节点转变，制胜关键由物理摧毁升级为“先敌认知、决策压制与跨域体系破击”。在智能化强势推动下，巡航导弹正在加快智能化升级改造步伐，顺势纳入多平台构成的作战体系，重塑未来战场角色，由过去的“引导”型“单发点穴制导火力”向具备多源感知、自主决策、集群破击能力的“多弹协同智能节点”转换，进一步增强在未来复杂战场环境中的适应性、协同性和毁伤力。

巡航导弹的智能化升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抗干扰能力。通过AI视觉匹配、地形轮廓识别及多源融合算法，在GPS/卫星信号被切断或受干扰时仍能自主修正航迹，算法能自主锁定高价值目标，精度达到亚米级，实现了从“盲打”到“精认”的跨越。二是“辨假识真自适应”能力。末端利用成像导引头与深度学习算法，自动剔除诱饵/虚假目标，从群目标中识别高价值对象并锁定薄弱部位打击。飞行中实时感知威胁（如防空雷达、拦截导弹），毫秒级自主调整飞行路线进行规避，无需人工干预即可实现“发射后不管”。三是体系协同能力。多枚导弹间还可通过数据链组成“导弹群”，并与其他作战平台实现体系贯通，共享态势，自主分配目标、协调攻击时机与角度，形成分布式“多弹”协同杀伤网。也可作为“指挥节点”，引导多枚低成本弹药对敌目标实施蜂群式饱和攻击。

第二，由高危昂贵的“有生平台”向安全低廉的“无人发射”拓展。

按照发射平台划分，巡航导弹的发射方式通常有空射型、海射型和陆射型，其中，海射型又分为舰射型和潜射型。相对于其他发射方式，舰射型核心优势在于高载弹量、全向快速反应与海上机动部署，劣势为平台暴露在海面，其航行轨迹及发射阵位易受探测和攻击，生存力低于其他发射方式。从近期几场地区性军事冲突来看，未来海战将呈现高强度、高费时、高消耗的特点，拼韧性、拼成本、拼战术将成为未来战争新常态，“海空打击”与“地面就范”之间的联系越来越不紧密。这种战争结构性的变化对当事国的军事潜能和可持续战斗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注入更多低成本、深隐蔽、广部署的海上力量，而无人作战装备是最佳选项。

当前，无人化作战装备正呈“井喷”式发展，近几年的局部战争也验证了无人作战装备的优势，它将重构杀伤链、成本逻辑与战略威慑体系，改写海战规则，并对巡航导弹的发展和运用产生重大影响。突出表现在无人发射平台的运用开始向巡航导弹普及，并成为全球海军装备发展的重要趋势。无人化发射平台的核心优势在于安全性与经济性。传统有人舰艇在高强度对抗中面临人员伤亡风险，且受限于生命维持系统，自持力有限。无人平台则可长时间在前沿海域执行任务，即便战损也不会造成人员伤亡，且造价通常远低于大型有人战舰。

此外，巡航导弹无人化发射具有更深隐蔽性和广域部署的灵活性，能降低敌方预警反应时间，增加攻击的突然性。同时，可与其他平台进行多方向协同发射，组成蜂群或分布式火力网，对敌方施加多方向、多批次、多样式打击压力，增强可持续性远程精确打击效果，最大限度地缩短战争进程。当前主要发展路径包括改装现有舰艇、研制专用无人武库舰以及构建混合有人/无人作战体系等。有些国家对外推出了具有导弹发射能力的无人水面艇，有的国家正在加快“打击型”无人作战平台的实战化步伐，大力研发便于无人艇等搭载的低成本集装箱式发射模块，部分“打击型”无人装备已投入实战。

第三，由飞行“亚音速”向突防“高超声速”跃升。

“更快、更准、更狠”历来是海上突防火力的核心追求。其中，“快”是核心中的核心。武术界中有“唯快不破”之说，它的内涵是，只有速度快，才不易被攻破。速度越快，胜算越高，这一攻击理念也适用于巡航导弹等海上突防兵器的发展。随着材料科学、空气动力学及推进技术的进步，巡航导弹正从亚音速、超音速向高超声速全面演进。高超声速化（通常指速度超过5马赫）带来的核心优势在于突防能力与毁伤效能。高超声速导弹是当前重塑现代打击模式的核心武器，核心特征是飞行速度突破五倍音速，且可在大气层内持续受控飞行、中途调整航向，兼具极速与机动性，大幅压缩防御方的决策窗口，难以被追踪、预判与拦截，对传统导弹作战模式与现有防空体系形成颠覆性挑战。

目前，高超声速导弹动力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火箭助推滑翔型（固体/液体火箭助推器+无动力滑翔），另一种是吸气式巡航型（以超燃冲压发动机为主，常需火箭助推启动）。展望高超声速导弹动力的发展趋势，将围绕单一火箭/冲压向宽速域组合循环、爆震推进及可复用低成本化三大核心方向，以突破单一动力速度/射程瓶颈并实现实战化部署。高超声速研发的重点正从“能否点火”转向“能否持久稳定工作”及“宽速域无缝切换”。同时，研发新型陶瓷基等耐高温复合材料及主动冷却技术，保障结构完整性与电子设备稳定；突破高速飞行等离子体鞘套（黑障）下的信号穿透与目标锁定技术，解决末端反舰等移动目标打击难题。

巡航导弹是水面舰艇远程精确毁伤的“撒手锏”，在智能化、无人化、高超声速化的强势推动下，巡航导弹的攻防战法、运用模式、制胜机理等都将产生新的变化，并将对未来的战争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陈家港战斗：沿海盐区的攻坚歼灭战

陈家港战斗是1944年苏北抗日局部反攻阶段，新四军第三师在灌河入海口发起的经典攻坚歼灭战。我军依托滨海盐滩地貌，先扫外围孤点、再雨夜合围攻坚，一举拔除日伪军盘踞5年的沿海核心据点，歼灭守敌大部、掌控淮北重要盐场，成为盐阜抗日根据地转入战略反攻的标志性胜仗。这场胜利打破日伪对淮盐资源的垄断封锁，切实解救盐工百姓，为苏北、鲁南抗日根据地打通海上联络筑牢根基。

扫清外围，割裂敌军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迎来转折，盘踞苏北的日伪兵力大幅收缩，被迫从四处主动“扫荡”转入据点固守。日军自1939年抢占陈家港后，依托灌河海港与连片盐场构建防线，在这里囤积大量淮盐、修筑碉堡工事。驻留日伪军共计800余人，分守镇区、发电厂、各大盐场据点，靠着海上舰船补给、陆路响水口援兵，牢牢把控淮北盐业命脉，常年掠夺盐产、盘剥当地盐民，盐阜群众苦不堪言。为有力打击日伪军，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靠前指挥，敲定拔除陈家港据点的作战计划。

开战之前，张爱萍没有仓促强攻，而是分头安排侦察员潜入集镇与盐圩，实地摸清敌人布防、潮汐规律、周边通行路线，同时对接滨海、涟东地方党组织，依靠本地盐民探明据点暗堡、粮草存放位置。1944年4月上旬，八旅二十四团率先行动，连续拔除陈家港西侧辛湾、马家沟两处前沿哨所。两处据点失守后，陈家港守敌彻底失去外线策应，陆路求援通道被切断，困守孤城，只能寄望于海上舰船增援。接连丢掉外围哨卡，据点内伪军人心浮动。部分守敌曾小股外出试探巡逻，但屡次被我地方游击分队袭扰退回。敌人依旧自恃海港地利，认定新四军缺少攻坚重武器，无力跨滩涉水发起大规模进攻，防备重心偏向近海海面，西侧盐滩方向戒备逐步松懈，给我军隐蔽集结创造了难得条件。

依托地势，细化部署

张爱萍实地踏勘陈家港全域地形。这片区域东临灌河入海口，近海遍布盐碱荒滩与连片盐廪，镇外散落数十处盐圩、壕沟，大大小小盐堆高高隆起，既能隐蔽部队运动，又可充当临时作战掩体；西侧是直通响水口的平原通路，是敌方援兵必经要道；东南、东北连片盐场分割敌军驻防点位，天然形成分割歼敌的有利环境。

结合地形与敌情，指挥层敲定分层布兵、分区歼敌的整套方案。二十二团配合旅特务营作为攻坚主力，从东南、西北双向压缩镇区守敌；二十四团挺进庆日新盐场，七旅十九团奔赴大源盐场，分头割裂各盐圩守敌，让各处伪军无法相互驰援；涟东、阜宁两个地方独立团隐蔽在陈家港以西要道，专职拦截响水口陆路援敌；滨海本地总队就地待命，随时配合攻坚部队开展战场勤务与伤员转运。所有参战队伍提前隐蔽在周边荒滩盐垛后方，静待总攻时机。

5月2日，苏北突降大雨，泥泞滩涂大幅削弱敌方炮火观测视野。张爱萍抓住恶劣天气窗口期，连夜组织各部冒雨渡河。战士们踩着积水盐碱地、蹚过冰冷废黄河，在午夜时分全部悄然抵达预设阵地，工兵同步切断陈家港通往外界的电话线，全镇守敌彻底陷入信息隔绝的包围圈内。

雨夜总攻，克敌制胜

5月3日凌晨一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雨夜长空，陈家港总攻正式打响。二十二团率先从西北、东北两面突进镇区，躲在盐垛后的战士借着雨夜掩护快速突破外围壕沟。猝不及防的伪军仓促据守民房、炮楼胡乱射击，原本分散驻防的敌军被分割成数股，只能蜷缩在各处工事被动防御。一部分日军眼见防线崩盘，无心死守，趁夜色搭乘近海汽艇慌忙逃往连云港，丢下大批伪军负隅顽抗。

镇区攻坚进入胶着阶段，东南侧七排头圩炮楼的伪大队长依仗坚固碉堡死守不降，强攻势必增添无谓伤亡。张爱萍登上高耸盐廪观察战况，当即调整打法，一边组织火力封锁碉堡出入口，一边起草劝降文书开展政治攻势，讲明民族大义，规劝伪军弃暗投明。在军事围困与思想感召双重作用下，困守炮楼的伪军丧失抵抗意志，缴械投降。剩余六座盐圩据点守军见状，陆续放下武器走出工事。外线战场同样捷报频传，二十四团、七旅十九团顺利攻克庆日新、大源两处核心盐场；西侧打援部队先后击退连云港30余艘增援汽艇、响水口来犯援兵，彻底断绝敌军外援可能。鏖战8个多小时，至当天上午10点，陈家港全境顺利收复。

此战共毙伤多名顽抗伪军，生擒伪第四、第七大队大队长及以下400多人，缴获迫击炮3门、掷弹筒4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400余支、子弹近4万发、电台两部，缴获淮盐近50万担、伪币百万余元。此战我军伤亡轻微，以小代价换取了大胜利。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出自《礼记·哀公问》。文中鲁哀公问于孔子：“敢问人道谁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对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无辞而对。人道政为大。”哀公继而追问为政之要，孔子遂明其本：“古之为政，爱人为大。”这段对话集中凝练了孔子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确立了为政以“爱人”为本的根本立场。

“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八字，看似简单，实则是对政治本质的追问。哀公之问聚焦“人道之本”，孔子先言“人道政为大”，明确政治是人伦社会最核心的公共事务，再以“爱人为大”界定政治的内核。随后进一步论证：“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这一推论打破了“爱人”是外在道德施舍的浅层认知，将其上升为人的立身之本。究其要义，不能推己及人、关爱他人，便无法涵养自身德行、安守本心；德行不立、本心不安，便无法安于乡土、融入社群；脱离社群、无所安居，便难以顺应自然天道、契合人伦正道；背离天道人伦，终究无法成就完满的人格德行。由此可见，为政以“爱人”为根本，并非统治者笼络民心的权术手段，而是贴合人的存在本质、契合社会运行规律的必然选择，是政治之所以为“正”的前提。

孔子以“古之为政”发端立论，措辞极具深意。此处的“古”绝非单纯的时间指代，更是承载儒家理想的价值范式，特指上古圣王王道政治的理想形态。在孔子的认知体系中，上古圣王之所以能实现天下大治、成就王道，核心便在于坚守“爱人为大”的为政准则。这既是对理想政治的追慕，也是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为政寡德的现实批判，更是对后世为官从政者的价值期许。

孔子并未将“爱人”局限于抽象的道德理念。《礼记·哀公问》接续前文记载：“所以治爱人，礼为大；所以治礼，敬为大；敬之至矣，大婚为大……爱与敬，其政之本与。”这一论述阐明了“爱人”是为政价值内核，“礼”是“爱人”的制度载体，“敬”是礼制的精神根基，三者相辅相成，让抽象的仁政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实践。

其一，“所以治爱人，礼为大”。“爱人”若仅停留于道德倡议层面，终究空洞无力，唯有依托“礼”的制度体系才能落地生根。儒家之“礼”，并非繁文缛节的形式，而是一套规范人伦关系、界定权责边界、协调社会秩序、均衡资源分配的完整治理体系。礼制既定，则君臣、父子、夫妇、百姓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人与人相处有准则、社会运行有秩序，普惠万民的“爱人”初心才能落到实处。无礼之爱，无序无度，终究流于私恩姑息；有礼之爱，公正有序，方能成就天下公义。

其二，“所以治礼，敬为大”。礼制能够发挥作用，根源在于“敬”的内在精神支撑。“敬”是发自本心的庄重自持、审慎自律，是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对人伦秩序的恪守、对公共规则的敬畏。外在的礼制条文是治理之“形”，内在的敬畏之心是治理之“魂”。若无“敬”的精神内核，礼制便会沦为僵化虚伪的形式，徒有其表、毫无实效；唯有心怀敬畏、躬身践行，礼制才能真正规范言行、维系秩序、滋养人心。

其三，“爱与敬，其政之本与”。孔子最终将为政的核心凝练为“爱”与“敬”两个部分，二者一体两面、缺一不可。“爱”是政治的价值灵魂，确立了政治服务万民、造福百姓的终极宗旨，划定了为政的温度底色；“敬”是政治的实践准则，要求为政者慎守职责、敬畏规则、尊重民众，筑牢了为政的秩序根基。有爱无敬，则仁政失度、流于散漫；有敬无爱，则礼制严苛、失之冰冷。唯有爱敬兼备、情理相融，政治才能回归本质。

孔子的另一名言“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与“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形成内在统一，集中体现了孔子的为政之道。所谓“政”，本质即“正”，端正秩序、端正人心、端正世道，是政治的核心使命。而“正”的核心要义，并非空洞的道德苛求，而是有明确的实践路径。结合《礼记·哀公问》上下文，孔子提出：“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家庭人伦、社会关系、政治秩序的三重端正，是天下安定、万事有序的前提。“爱人为大”是为政的价值宗旨，“政者正也”是为政的实践准则；爱人是“正”的内在依据，正是以爱民为本，为政者才需修身正己、立制正世；守正是“爱人”的外在保障，唯有君正、制正、民正，万民之安、百姓之福才能真正落地。

孔子将“大婚”（国君婚礼）推为“敬之至”，看似突兀，实则蕴含深刻的政治智慧。国君大婚绝非帝王私家事，而是“合二姓之好，继先圣之统，承社稷之重”的公共之事，关乎家族传承、人伦教化、社稷安定。国君以庄重敬畏之心对待婚礼，便是将“敬”的修养从个人私德延伸至公共治理、从家庭人伦延伸至天下秩序，为为官从政者修身立德、施政惠民提供了具象范本。

可见，孔子所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既是对上古圣王王道政治的回望追慕，也是对古今为政之道的永恒警示。政治的力量，从不源于权力的威势，而源于对每一个普通人的真诚守护；政治的智慧，从不源于制度的繁复，而源于以敬立制、以爱惠民的治理本心。当政治真正以“爱人”为大、以“敬”为基、以“正”为追求，便能在纷繁复杂的世事变迁中，成就“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美好公共生活。

天禄琳琅：清代宫廷善本特藏

中国典籍之藏，代有其盛，而以皇家内府之储为最。汉有天禄、石渠，唐有弘文、集贤，宋有崇文、秘阁，至清乾嘉之际，内府藏书之富、校勘之精、装潢之美，臻于极境。有清一代，清高宗（乾隆）命儒臣甄择宫中宋、元、明三代精善之本，专贮昭仁殿，御题匾额曰“天禄琳琅”，琅函缥缃，珠玉毕集，堪称宫廷藏书的巅峰之作。然百余年间，这批珍籍历经火劫、盗散、兵燹，聚散浮沉，命途多舛，其兴衰流变，既是一部典籍传承的沧桑史，亦是近代中国荣辱兴衰的缩影。

皇家善本特藏的设立与编目

清朝入主中原后，接收明朝皇宫中遗存的图书旧籍，康熙、乾隆二帝又多次下诏广征天下遗书，使得海内藏书，咸集秘府，其收藏之富，超越以前各朝，是中国封建时代宫廷藏书的高峰时期。乾隆九年（1744年），皇家藏书愈发丰富，规模可观，清高宗谕令内廷翰林检阅内府善本，采择其中的宋、元、明之精善者，单独在昭仁殿设架庋藏，并御笔亲题匾额，命名为“天禄琳琅”。“天禄”取汉代宫中藏书天禄阁之故事，“琳琅”寓意内府藏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昭仁殿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侧，是一座面阔三间、有独立院落的“工”字形殿宇。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的寝宫，乾隆帝称“皇祖在御时，常寝兴于此，予不敢居，因以贮天禄琳琅诸善本”，以此怀念先祖，继承遗志。不仅如此，昭仁殿南向正对着皇子皇孙读书之所——上书房，皇子们的诵读声每达于此，乾隆帝在此御览图籍，也体现出效仿汉代天禄阁藏书稽古、研览典籍的用意。自此直到清末，昭仁殿便成为清宫的善本专藏书库。

乾隆四十年（1775年），昭仁殿珍籍益富，于敏中、彭元瑞、王杰等10位大臣奉敕为昭仁殿藏书编纂书目，编成《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共收书429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其著录于史部目录类。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二十一日黄昏，乾清宫失火，殃及昭仁、弘德两座配殿，前编书尽被焚毁。此时已是太上皇的乾隆帝谕旨重建宫殿，再辑宫中珍藏，恢复天禄琳琅旧观，并敕令参加过前编书目编纂的大学士彭元瑞领衔，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选书、编目仅用7个月时间完成，编成20卷书目，著录图书664部。

书上钤印及装帧风格

清朝御府典藏既丰，在将宫廷典藏汇编成目的同时，加钤宫中鉴赏宝玺，施以清宫特制装帧，亦成定式。天禄琳琅书有两个明显的外部特征，以区别于其他内府藏书。一是玺印钤盖划一。前编书虽已不存，但据考证可知，是每册书首末页都钤盖“乾隆御览之宝”和“天禄琳琅”二方宝玺。后编书形成固定钤印规制，每册首尾共钤六方宝玺，含“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亦作“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亦作“八征耄念”）、“太上皇帝之宝”（亦作“太上皇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天禄琳琅”，世称“天禄六玺”。天禄后编著录书因此又被称作“天禄继鉴书”。两编书共计1000余种，所钤都是乾隆皇帝的宝玺，说明天禄琳琅书始终被视作乾隆皇帝的藏书。二是装帧、书签题写划一。前编书“宋金版及影宋抄皆函以锦，元版以蓝色绨，明版以褐色绨，用示差等”，存世的后编书或经同治、光绪间送出宫外改装，或经后来藏家重装，外观上大多已看不出原有雍容华贵的宫廷风格。因此，那些钤盖划一的皇宫印记表明了天禄琳琅书作为乾嘉时期宫廷善本特藏的特殊身份，也是后世鉴别其真伪的首要依据。

藏书价值及特色

乾隆时期内府藏书既富且美，“掇其菁华，重加整比”而成的天禄琳琅，所收皆一流善本，琅嬛秘籍，缥缃精品，素有“内府所贮图书，具于天禄琳琅”之誉。不但各书刻印精良、书品上佳，足以代表中国历代版刻印刷的高超技巧，更可体现宋、元、明各代以及各地区刻书事业嬗递变化的情形；而且流传有序、装帧考究，显示出历代公私藏家的无比珍护。

天禄琳琅书珠玉毕集，许多在当时已被诧为人间珍秘，其中明人王世贞以一田庄换一书的宋版《汉书》、乾隆两次御题的宋广东漕司本《九家集注杜诗》，更是书林佳话。宋版书自来最为人珍视者有三，一《两汉书》，一《文选》，一《杜诗》，被明人董其昌称为“鼎足海内者也”，其中《两汉书》与《六臣注文选》皆在天禄琳琅前编书中。在2008年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就有51部宋、元、明版书曾经清宫天禄琳琅旧藏。此外，这批书中宋、元版比例高，并多有世间孤本，许多书是现存各版本的初刻祖本，文献价值极高，为国之重宝。

近代以来的流散与存藏分布

天禄琳琅书贵为清代内府善本专储，自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多年的坎坷磨难，历尽炙、盗、兵、蠹诸劫，佚损泰半，所存者绝大多数再入公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传承流播的艰难历程。《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著录书尽毁于嘉庆二年宫火，《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书一直安然无恙地保存至清末。

同治年间，清廷将宫中修缮不及的藏书送到宫外书肆装潢修补，或经办事人之手，或被宫人监守自盗，内府藏书开始散失出宫。民国时，末代皇帝溥仪虽然逊位，仍留住紫禁城达13年之久。这期间他采用赏赐、偷携的方式，将宫中收藏字画和天禄琳琅善本中最珍贵的部分运出宫外。1925年2月，被逐出紫禁城的溥仪暂居天津，这批宝物秘密运到逊帝所在的静园，其中盛装200余部宋、元版书的箱子便有31个。1932年3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于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寄存在天津的善本书与其他珍玩、字画又随之运往长春，储于伪皇宫同德殿后的“小白楼”中。日本投降前夕，溥仪等人匆忙逃离长春，伪皇宫藏书未及带走。此后4个月长春处于无政府状态，楼中的书画、善本先是被偷拿，后来转为明抢，遭受很大破坏，流散四方。而留在故宫中的天禄琳琅书随文物南迁辗转上海、南京、贵州、四川等地，最终运往台湾省，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抗战胜利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不惜重金，先后收购了不少流失国宝和宫廷秘籍，其中天禄琳琅善本205部于1959年春拨交北京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天禄琳琅书流出皇宫、流入民间，几经聚散，664部书中已有30余部不知所终。据调查，收藏天禄琳琅书最多者依次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和辽宁省图书馆，其他零星散藏于海内外数十个公私藏家。天禄琳琅书作为清朝皇家的善本专藏，曾创造了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代辉煌。同时，其起伏跌宕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荣辱兴衰的缩影。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天禄琳琅书，每一部、每一册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如今，分藏海内外的天禄琳琅书，均为各公藏机构的镇馆之宝，备受学界珍视。

天禄琳琅是清代乾嘉时期皇家善本特藏，为其编纂的《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系中国古代规范的官修善本目录。它沿袭汉代以来书目解题传统，在编纂体例方面多有创见，于清代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气影响深远，深刻推动了清代版本鉴定与善本著录风气的形成，对近代版本目录学的兴起影响深远，引领了此后善本解题书志的编纂潮流。至今海内外中文善本古籍目录、书志的编纂仍深受其影响。所幸者，后编书十存其九，这一组藏书与目录，可互为对应，是研究清代乾嘉时期版本学、目录学成就的重要材料。作为清代首个皇室内廷善本专藏和配套修成的解题书目，天禄琳琅书及其《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对于中国古典目录学、古籍版本学、古代藏书学等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其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古籍整理和保护工作也有着切实的学术价值。

（作者系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遵生八笺》中的养生之道

《遵生八笺》是明代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养生著作，作者高濂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主要生活在嘉靖、万历年间，常年研习医理、深耕养生之道，积累了丰富的养生实践与文献考据经验。晚年隐居西湖潜心著述，专注总结历代养生精髓、梳理自身养生心得，终成《遵生八笺》。“遵生”即遵从、尊重生命，核心是秉持“顺生、重生”的人本养生观，摒弃刻意强求、过度耗损生命的行为，倡导顺应自然、调养身心的养生理念。全书共十九卷，从八个方面阐述了通过修身养性、日常调摄、功法修炼、饮食调养、情志涵养等方式来预防疾病、延年益寿，因此称作“八笺”。

合五行之制化

传统中医学理论将人体五脏之肝、心、脾、肺、肾分别与五行之木、火、土、金、水相对应，五脏借经络相互联系，津液、气血灌注其中，相生相克、循环往复，其中任一脏器发生病变，就可能影响其他。《遵生八笺》重视五脏精气对于保养正气、抵御邪气的重要性，指出五脏精气的顺逆关系着身体的健康，顺而不逆，一身之气和顺畅达，才能保持体健，否则“气之逆行也，故死”。《延年却病笺》中详细辑录了六字气诀养生功法，六字与脏腑一一对应：嘘气调肝、呵气调心、呼气调脾、呬气调肺、吹气调肾、嘻气调三焦，通过不同口型吐纳调整对应脏腑的气机偏盛偏衰。如“嘘肝气诀”专治肝热目赤、眼涩多泪等肝胆气机不畅之症。此外，完整留存的六字气诀配套的功法要领、呼吸节奏与修习禁忌，为后世研习提供了文献依据。

顺四时之变化

养生需遵循四时月令的变化，才能做到“苛疾不起”，违之则“灾害生”。《遵生八笺》中的四时养生以月令为总纲，重视四时与五脏的配属，强调季节气候变化与人体脏腑的养生关系。《四时调摄笺》提出“天下之事未有外时以成者也，故圣人与四时合其序”，主张养生活动当顺应四时月令的变化。这一笺分春、夏、秋、冬四卷详述了顺应四时气候特点以安养五脏之神、保养五脏之精，并分列对应四时的养生方法，如列有肝脏春旺论、心脏夏旺论、脾脏四季旺论、肺脏秋旺论、肾脏冬旺论等专篇，阐述养五脏应顺应四时，后附修养之术。如春生则春旺于肝，故需疏肝达郁；夏长则心旺于夏、脾旺于长夏，则需养心健脾；秋收则肺旺于秋，故应养肺敛金；冬藏则肾旺于冬，养生应注重藏精固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导引功法，如肝脏导引法宜正、二、三月行之，胆腑导引法适于春季修习，心脏导引法行于初夏，脾脏导引法在六月修习，肺脏导引法适宜七、八、九月，肾脏导引法宜于冬三月行之等。以肾脏为例，“冬之三月，乾坤气闭，万物伏藏，君子戒谨，节嗜欲，止声色，以待阴阳之定，无竞阴阳，以全其生，合乎太清”。

节饮食之调摄

中医养生素来重视脾胃为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负责运化水谷精微、滋养五脏六腑、周身经络，脾胃功能强健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脾胃虚弱则生化无源、正气亏虚、诸病丛生。《遵生八笺》尤为重视脾胃调养，将饮食有节、滋味清淡作为养生基础，形成了系统的饮食调摄养生思想。《饮馔服食笺》提出，“脾能母养四脏，养生家谓之黄婆”“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脾胃运化水谷滋养全身，“故修身之法，不可以不美其食”。主张节制饮食，淡薄滋味以养脾胃，切勿令脾胃受损，补养过度反而损伤脾胃。《延年却病笺》也说，“饮食所以养生，而贪嚼无忌，则生我亦能害我。况无补于生，而欲贪异味以悦吾口者，往往隐祸不小”。饮食过量、五味偏嗜、肥甘厚味、三餐不节、盲目进补等行为，均会加重脾胃运化负担，导致脾胃气机阻滞、运化失常，进而气血生化不足、脏腑失养，引发全身气机失调、脏腑功能紊乱，滋生各类慢性疾患，充分印证脾胃调养、饮食有节是养生防病的根本前提。

闲情志之养心

《燕闲清赏笺》中强调“清闲”是调摄情志的重要前提，心神安宁、情志舒畅是五脏调和、延年益寿的关键，情志失调是内生疾病的重要根源。“心无驰猎之劳，身无牵臂之役，避俗逃名，顺时安处，世称曰闲”。“闲”可以养性，可以悦心，可以怡生安寿。如何达到“清闲”的状态呢？即归心于生活，留心于日常的琴、棋、书、画、花、鸟、竹、玉等，此皆为上佳的安神养心之法。此外，笺中还详细阐述了关于诗词鼓琴、文房四宝、字画碑帖、古瓷铜器、窑玉、熏香、花卉以及盆景修竹的鉴赏，论述了古玩真假鉴别、佳品判断、花卉种植、竹子培养等经验。

除以室内雅玩来涵养心神，《起居安乐笺》中还强调居处环境对情志的影响，主张居室宜窗明几净、疏朗通透，庭前点缀花木竹石，使日常所处皆清雅之境，自然收摄心神、摒除杂念。“明净可爽心神，宏敞则伤目力。窗外四壁，薜萝满墙，中列松桧盆景，或建兰一二，绕砌种以翠云草令遍，茂则青葱郁然。”屋旁置洗砚池、盆池，近窗蓄金鲫以观天机活泼等，皆所以“清心冶志”也。这些闲时活动是五脏养生，尤其是保养心神的重要方法。“五志过极”（指喜、怒、忧、思、恐五种情志过度引发的病理状态）最易损伤脏腑精气，使脏腑气机失调，从而产生内在疾病，且不易治愈。故无论是户外采风、古玩鉴赏，还是室内研磨品茶、吟咏辞章，都是为了让精神安闲、心神有所寄托，从而调养精神情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