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直接决定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感召力与国际认同度。纵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其中关于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一脉相承、层层递进，构建起逻辑完整、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机思想体系。第一卷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最深厚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地位，揭示中华文化兼具历史与当代、民族与世界的双重属性；第二卷立足建设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使命，深化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科学认识，聚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任务，升华文化软实力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价值。

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积淀了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价值理念与文明智慧，它既是全体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也是全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当前，全球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持续深化，“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思潮不断冲击全球文明对话秩序，世界各国围绕文化话语权、价值感召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此时代背景下，深入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一论断立足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全球文明竞争大格局，从文明存续的连续性、价值实现的内外适配性、文明发展的包容创新性、大国竞争的支撑力四个维度，完整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突出优势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铸就独特文化根基，形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都曾发生过断层，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战乱分裂、多民族交融而始终薪火相传，其根源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套成熟的文明凝聚机制。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从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到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完整自洽的价值体系贯穿千年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共通的精神基因。绵延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汉字、传统节日、礼乐制度、诗词书画、中医茶道、传统工艺，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与精神追求。经过世代传承，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于民族性格，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处理关系、追寻理想的底层逻辑。对比文明脉络断裂、文化资源相对单薄的国家，我们拥有天然厚重、难以复制的文化储备，这正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本源，是他国难以复刻的独特优势。

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中华智慧，蕴含着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文明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化蕴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既能解答中国的发展难题，也能为应对全球各类挑战提供东方智慧。对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重要文化启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指引，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重要助力，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效率与公平提供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有深厚的历史纵深，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文化优势。对外，当今世界面临地缘冲突、发展失衡、生态危机、文明隔阂等困境，西方零和博弈、文明对立思维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中华文化倡导的“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讲信修睦”，主张文明平等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国家间相互尊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思想参考。这些理念超越地域、种族和意识形态，契合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向往，为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筑牢了价值根基。

强大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使中华文化在兼收并蓄中持续发展、永葆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既兼容外来文明又坚守自身主体性，这是中华文化持续对外传播、产生世界影响的关键所在。古丝绸之路既是商贸通道，更是文明交融的廊道，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等中华文明成果西传的同时，华夏文明也主动吸纳中亚、南亚等地区的文化营养，形成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明特质。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发展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一方面，中华文化具有自我革新能力，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适应现代生活；另一方面，中华文化辩证吸收外来优秀成果，有效避免了封闭与狭隘。这种兼容创新的特质，使中华文化能够持续产出契合世界潮流的文化内容，为文化软实力提供了长效的内容供给。

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构成综合国力竞争的深层软实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以价值共鸣的方式对当今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成本低、可持续、认同度高的优势。作为文化软实力重要内容的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文化逻辑，依托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有助于打破西方舆论垄断、有效消解“中国威胁论”，形成经济、军事力量所无法替代的深层竞争力。

以系统施策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能局限于文物展出、文艺演出等表层交流，必须恪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根本，以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核心，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抓手，搭建起内容、话语、渠道、产业、互鉴、保障等多维一体的传播体系。

守正创新深耕内容供给，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内容是文化“走出去”的核心载体，缺少融通中外的优质内容，国际传播就无从落地。这就需要系统挖掘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提炼融通中外的价值内核。围绕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文明标识体系，深挖文化符号背后的当代价值，紧扣全球共同关切、实现价值共鸣。打造国际化精品力作，推动戏曲、国画、非遗、古典文学等融入现代审美，萃取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之适配全球化传播语境。平衡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展现古今贯通的完整中国。国际传播不能只输出古代文化，更要阐释传统文化如何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打通古今叙事链条，回应国际社会关于“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追问，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文明中国。

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破解跨文化传播的壁垒。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跨文化传播的最大障碍，在于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与语境背景的差异，需要打造海外受众易于共情的叙事体系。实施分众化精准传播，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研判不同地区受众的文化偏好和舆论关注点，摒弃同质化传播。面向汉字文化圈要突出文化同源叙事，面向欧美要重点聚焦生态、和平、全球治理等议题，面向发展中国家要阐释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理念，以本土化表达跨越文化隔阂。跳出西方话语框架解读传统文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完善“中庸”“天人合一”等核心术语的标准化译介，消解片面化解读，将传统理念转化为全球通用话语，以“和而不同”来阐释文明多样性，以“天下大同”来解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拓展多元传播渠道，构建线上线下、官方民间协同发力的传播矩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渠道决定传播的覆盖面与触达效率，新时代文化“走出去”需要统筹线上数字平台与线下实体载体，整合多方传播力量。做强数字化国际传播阵地，发展数字文化新业态，依托短视频、VR/AR、虚拟数字人等技术活化文化遗产，搭建自主可控的国际数字平台，扶持国风游戏、网络文学、数字文博出海，推动故宫、敦煌、长城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海外展演；同时坚持技术为内容服务，坚守文化主体性，防范内容娱乐化、文化内涵失真。建强线下国际文化交流载体，运营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举办国际艺术节、文物巡展、传统艺术巡演，依托“一带一路”文化廊道打造丝路文化品牌，深化与沿线国家在非遗保护、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培育长期文化认同，不断拓宽知华友华的朋友圈。

壮大文化产业主体，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华文化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仅仅依靠公益性文化交流，往往难以实现长期、规模化的传播效果，必须依靠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赋能。一方面，要打造完整的传统文化IP产业链，覆盖文创、影视、国风服饰、生活美学等领域，推动文化元素融入海外日常消费，完善扶持政策，培育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本土文化企业；另一方面，要坚持本土化运营，联合海外本土团队共同创作发行，适配当地法规、审美与消费习惯，在文化内核与市场收益之间求得平衡，坚决防止为迎合市场而消解本土文化的行为，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坚持开放包容、文明互鉴，构建平等对话的全球文明交往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对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平等对话，绝不是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坚守文化主体性，完整准确阐释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涵，抵制西方理论对本土文化的曲解；同时尊重各国文明的独特性，理性化解文化偏见，开展平等的交流对话。主动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成果，借鉴国际文创、叙事、品牌运营的先进经验，经过本土化改造后反哺本土文化创新，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循环。以和合共生理念搭建全球文明对话平台，围绕气候变化、减贫、公共卫生等议题开展文明对话，交流治理智慧，以文化认同夯实全球合作的基础。

完善人才、制度、翻译等保障体系，夯实国际传播的基础支撑。长效传播离不开配套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加强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打造兼具传统文化素养、外语能力、跨文化传播和海外运营能力的专业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建设典籍翻译、核心术语标准化的翻译库，切实解决翻译失真、文化意象丢失等问题；还要健全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安全维护等相关法规，有效防范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符号被歪曲的风险，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以文化的全球传播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终要落脚到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际话语权、深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四大核心目标上来。

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是开展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底气。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应当统筹对外传播与对内普及，实现内外文化建设的双向赋能。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系统挖掘、创造性转化本土文化资源，有助于引导人民深化历史自觉、厚植文化自信，持续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身处多元文明交流交融、思想文化激荡碰撞的全球格局，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脉，能够有力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蚀，凝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努力重塑国际舆论格局，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场由西方话语主导，一些境外势力持续炮制和输出扭曲的中国叙事。中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自主而深厚的话语资源。我们要打破西方叙事垄断，持续传播和平共赢、包容共生的东方价值，逐步扭转海外刻板印象，消解“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培育更多知华友华力量，把文化吸引力转化为实际话语权，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丰富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文明的新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世界，西方文明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世界亟须多元文明的解决方案。中国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理念，为全球治理、生态保护、文明交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传播中华文化，本质上是向世界贡献中华文明智慧、丰富世界文明多样性，引导世界各国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树立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文明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持久的文明动能。

培育强大的国际传播力，是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在全球文明交融碰撞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自觉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创新转化，助推精品内容创作，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根基。尤其要依托中华文化的独特优势，持续推进“两创”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补齐我国对外传播的短板，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协同发展，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效传递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文化根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提供文明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做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把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课题。

深刻认识做好新就业群体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的重大意义

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新就业群体工作做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能不能赢得这个群体的心。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执政基础在于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新就业群体以青壮年为主体，数量庞大、增长迅速，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个群体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如何，直接影响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2024年11月，党中央首次召开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这既明确了社会工作的重点任务，也凸显了做好新就业群体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分量。新兴领域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要跟进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要覆盖到哪里。面对这样一个群体，党组织如果不能有效覆盖、有效引领、有效服务，新兴领域的阵地就有丢失的危险。只有把他们的急难愁盼回应好、合法权益维护好、政治引领强化好，才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对新兴领域的领导力、凝聚力、影响力，使党的执政根基在新业态新群体中扎得更深、立得更稳。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就业群体始终深情牵挂，称赞他们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们的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新就业群体风里来、雨里去，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还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做好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正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新就业群体身上的具体行动，既解决思想问题，更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感受到党的温暖、制度的温度，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支撑。新就业群体常年走街串巷、进楼入户，联系千家万户、熟悉社情民意，是基层治理可以依靠的“流动哨兵”“移动探头”。他们既是服务管理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参与治理的力量。把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既能及时化解新兴领域的矛盾风险，又能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动能，形成服务与治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些地方组织快递员、网约配送员担任兼职网格员、食品安全监督员，参与隐患排查、文明劝导、助老配送，已经见到了实效。

准确把握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特征和思想实际

做好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前提是摸清对象、把准脉搏。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新就业群体以互联网平台等新兴技术作为组织生产的主要载体，通过线上接单、网络流量变现等方式获取劳动报酬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方式和用工关系呈现灵活性、多样性、开放性，生产方式数字化、用工方式多样化、从业劳动超负荷特征明显，在就业方式、劳动过程、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一系列新特点，老思路、老办法不能完全照搬。

新就业群体内部构成在不断细化，全国快递员约320万人、网约车司机700余万人，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也各成规模，不同行业的劳动方式、收入水平、利益诉求差异明显。最突出的变化，是“单位人”变成了“平台人”。新就业群体大多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劳动关系灵活多样，跨平台、跨行业、跨地域流动成为常态。过去依托单位、依托户籍地开展工作的组织体系，面对他们常常够不着、覆盖不到，容易出现组织覆盖的空白点、思想工作的薄弱点。与之相伴的，是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深度介入。派单、计价、时限、评价等劳动规则由平台算法主导，劳动者劳动强度大、工作节奏快，对算法不透明、报酬不合理、申诉不畅通等问题反映集中，由此产生的职业焦虑和心理压力不容忽视。同时，由于劳动关系认定难、用工责任主体多元，一些劳动者与平台企业发生纠纷时，还面临维权渠道不畅、举证能力不足的困境。

新就业群体来源渠道广泛，既有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有高校毕业生，还有传统行业的转岗人员，入职门槛相对较低；以青壮年为主体，据相关平台统计，网约车司机平均年龄在38岁左右，网约配送员大多在20多岁；劳动强度普遍较高，一线快递员日均投递200件以上，货车司机每天开车10小时以上的约占一半；从业稳定性偏弱，平均工作周期不超过2年，有的还身兼数职、交叉从业，既送外卖又送快递，白天是网约车司机、晚上是网络主播。劳动强度高、流动变化快，他们常年“浮在云端、跑在路上”，这对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就业群体大多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构成多元、思想活跃、价值取向多样，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参与社会主要在网上，网上的错误思潮和负面情绪也容易对他们产生影响，网上思想引导的针对性实效性亟待增强。他们渴望被尊重被认同，期盼有可靠的职业安全、合理的利益分配、充分的社会保障、有效的社会融入。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还具有一定的临时性、过渡性，一些从业者职业认同感、归属感不够强，更需要通过思想引导和暖心服务增强职业自信、稳定从业预期。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群体的基本面是积极向上的，他们吃苦耐劳、向上向善，在急难险重时刻屡屡挺身而出，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品格。把握这些特点，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一方面，要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网下把组织建起来、服务送上门、权益维护好，网上把阵地占住、把声音传开、把诉求接住；另一方面，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思想引导离开了实际困难的解决就是空洞的，服务凝聚离开了思想引领也难以持久，二者必须一起抓、抓到位。

把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做到新就业群体心坎上

做好这项工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把思想引领、组织建设、服务保障、融入治理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久久为功。

把思想政治引领落到实处。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结合新就业群体特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方式方法要跟上新就业群体“屏对屏”多于“面对面”的实际，把理论课堂搬到网上、把学习内容融入指尖，推广“班前十分钟”“站点微课堂”等灵活管用的学习形式，用他们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的语言和形式讲道理，防止生硬灌输、大水漫灌。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在排忧解难中传递党的关怀，在春风化雨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引导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党的工作。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工作方式和活动范围，发挥属地、行业、企业各自优势，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向平台企业、网点站点、运输线路、网络直播间延伸。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服务，探索流出地流入地相配合、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让每一名党员都纳入组织、不掉队。一些地方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动，依托平台企业数据比对和网点站点摸排，把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党员找出来、管起来，这些做法值得总结推广。有效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党的温暖通过群团组织传递到新就业群体之中，做到党的声音全覆盖、党的工作不断线。

依法维护权益、做细关爱服务。服务是最好的凝聚，保障是最实的引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实现新就业群体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劳动用工逐步规范、从业环境显著改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的目标，并对依法规范用工管理、强化合法权益保障、加强互联网平台算法治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作出部署。要抓好贯彻落实，依法规范劳动用工，推动合理确定劳动报酬、保障休息权益，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健全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稳步推进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让劳动者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统筹用好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阵地，推进社区、商圈、楼宇、园区、交通枢纽等友好场景建设，帮助解决住宿、餐食、停车、通行等现实问题。健全诉求收集和回应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高频诉求和共性问题跨部门、跨地域、政企协同办理，努力做到他们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用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凝聚人心。2025年12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明确提出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社会治理。要加强正面宣传和激励引导，深入挖掘宣传新就业群体中的先进典型，办好职业技能大赛和岗位建功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新就业群体的氛围，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健全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支持他们依法参与行业治理、有序反映合理诉求、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让“城市奔跑者”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同时，鼓励各地探索积分制管理，把参与治理、志愿服务情况与评先评优、技能培训、职业发展挂钩，调动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形成“党凝聚我、我奉献社会”的生动局面。

做好新就业群体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持续推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把工作做到车轮上、站点里、屏幕前，做到每一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心坎上，把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为完成“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

领导干部要始终有如履薄冰的谨慎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体向好，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组织上培养干部不容易，要管理好、监督好，让他们始终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领导干部修身律己、为政用权的基本准则，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权力意味着责任，成就伴随着考验，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领导干部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深怀敬畏、谨小慎微，方能行稳致远，不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领导干部身处关键岗位，手握人民赋予的重要权力，每一项决策都关系千家万户的冷暖，每一次用权都影响事业发展的成败。领导干部承担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责任，承载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如果没有一份如履薄冰的责任心、一颗如临深渊的敬畏心，就容易在掌声中迷失、在顺境中懈怠，最终酿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是事业发展的大敌。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唯有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才能在复杂局面中看清方向，在风险挑战前稳住阵脚。

“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这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修身古训，更是新时代共产党人自我约束的政治操守。领导干部不仅要警惕外部环境的风险，更要严防来自内心的松懈与贪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慎独慎初慎微慎欲，培养和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长期存在，不少落马官员的堕落轨迹，往往是从一顿饭、一条烟、一张卡开始的，在“温水煮青蛙”中放松了警惕，在“小节无碍”的借口下突破了底线。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更要慎之又慎，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与此同时，组织上也要切实履行管理监督责任，对干部经常谈心谈话，既指出缺点不足，又给予鞭策鼓励，让“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自律是内在防线，他律是外部约束，只有二者同向发力，才能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守住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坚持底线思维，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重要原则，也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发展往往与风险共生，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往往也是矛盾凸显、风险叠加的敏感期。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就是要尽可能把各种可能的情况想全想透，把各项措施制定得周详完善，确保安全、顺畅、可靠、稳固。如果缺乏谨慎态度，看不到潜在风险，满足于眼前成绩，就可能在新征程上摔跟头、吃大亏。领导干部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提高见微知著能力，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对存在的隐患有周密部署，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这种谨慎，绝非瞻前顾后、畏葸不前，而是把握客观规律的战略清醒，是在周全准备后依然敢于拍板、善于担责的果敢；不是保守退缩的借口，而是以万全之策守牢底线、以开拓之志勇闯新路的底气，是在复杂变局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的斗争本领。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如履薄冰，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清醒、一种强烈的责任担当、一种深沉的为民情怀，要求领导干部对外善于驾驭复杂局面、防范化解风险，对内严于修身律己、永葆清廉本色。新时代新征程上，领导干部唯有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勤勉履职、扎实干事，才能不负组织培养、不负人民期待、不负时代重托，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优异答卷。

重要言论

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我们讲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要以爱党、忧党、护党、兴党的政治忠诚，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路径

2026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部署下半年工作时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对于经济增长来说，主导产业接续、新旧动能转换始终是最内核的变化。过去一些发达国家没能处理好新旧动能关系，导致经济发展衰退、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对于我国来说，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任务，也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效路径，更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

新旧动能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优化存量和培育增量、调整结构和转变方式，最终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抓住用好科技变量，把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牵引、带动和赋能效应充分激发出来。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高端化突破

高端制造具有技术密集、战略支撑、附加值高等特征，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动能焕新迭代的重要方向。发展中国家产业多以初级加工制造业为主导，高精尖制造业则是制造强国竞争力的主要构成。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高端制造同样是我国产业向上突破跃升、存量经济推陈出新的重中之重。

经过长期发展建设，我国产业形成规模大、门类多、领域全等发展优势，但在结构上仍偏重于中低端产品，高端产品相比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如部分重大技术装备短板突出、依赖进口，一些关键零部件和材料质量性能还有不足，大量时尚消费品在品质上提升空间较大，向高向优发展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

一些产业攻克技术难关、实现高端化突破，既摆脱了成本价格竞争路径，向品质价值竞争跃升，也补齐了产业发展短板，拓展出高附加值增长空间。如碳纤维制造工艺复杂、技术要求高，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领域的碳纤维供应长期被发达国家把持。近年来，国内碳纤维企业通过突破湿法、干喷湿法等工艺路线，产品强度、模量以及耐高温、透波、吸波等性能大幅提升，高性能碳纤维产品与国际顶尖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国产化应用水平持续提高。

作为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之一，船舶工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高端化转型成效显著。过去我国船舶优势集中在散货船制造，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偏低。随着船舶动力、集成制造、国产配套等技术能力不断增强，集装箱船、绿色动力船舶等高技术船舶占比持续提高，而攻克代表全球最高制造水平的大型邮轮、大型液化天然气（LNG）运输船制造等行业“明珠”，表明我国船舶行业发展正在驶入高“含金量”的新成长赛道。

规模化成长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催生新产业新赛道，孕育着高成长性的新发展动能，是做大发展增量的主要支撑。科技突破是创新发展的源头，推动新技术工程化落地，进而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是形成现实生产力的关键。这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

实际发展中，科技创新向生产应用的转化并非一帆风顺。大量新技术“走不出”实验室，或是散落各地、碎片发展，未能打通上下游环节、形成集群发展生态，从而制约了新动能成长壮大。破解这类问题，需要优化产业布局和要素配置，推动形成科产融合、链条协同、耦合闭环的规模化发展格局。规模化发展背后是创新、产业、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产业链上中下游环节实现协同布局。

我国科技创新活跃、产业体系完备，最有条件将科技创新成果推广应用于产业发展，建设国际领先、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集群。“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依托科教资源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地区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只有优化产业布局，引导资源要素有效集中，推进重点产业集群化发展，才能持续做大新兴产业的增量贡献。

目前，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已形成良好的创新发展生态，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发展的耦合链条不断完善，成为新质生产力成长的主阵地。以2019年开始建设的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引领，我国新兴产业集群规模持续扩大、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动能澎湃的经济新增长点。

数智化改造

生产效率提升是经济增长重要的动力来源，存量经济质效提升能够释放出巨大增长动能。高生产效率能够吸引投资、扩大产出，也是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过去一段时期，我国通过发挥劳动力等传统要素优势，积极承接国际资本和技术转移，实现经济快速发展。随着传统要素生产成本上升，产业效率优势逐步减弱，原有增长动能有所下降，对产业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在此形势下，要保持产业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构建适应科技变革的新型生产制造方式，通过机器换人、人机协作等要素组合方式，推动形成新的效率效益提升空间，进而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从实际发展看，扩大数字智能技术应用并置之于生产方式重构的关键位置，能够促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成为产业深度转型发展的主要路径。

目前，新一代智能制造正在向越来越多行业扩散渗透。船舶工业生产工序多、供应链条长、技术要求高，数智化转型对船舶制造企业改进工艺流程、优化管理系统形成有效支撑，船舶建造周期和工时大幅减少，人均产值水平明显提升。一些食品制造企业通过引入智能制造平台，做到了从订单到生产、从设备运行到能耗管理的全流程数字化协同，实现产量提升、质量控制、成本节约、消耗降低等多重收益。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AI在赋能制造转型的同时，还在推动“AI+研发”创新发展，深化创新链产业链全过程协同发展。生物医药领域的一些企业通过建立智能自动化生物实验室，把AI模型嵌入实验开发全过程，实现从虚拟设计到真实验证的完整闭环，部分实验场景的研发周期从6至10个月缩短至6至8周。

融合化发展

产业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为跨领域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能，技术和产业跨领域渗透能够形成联动发展、梯次放大的动能衍生效应。我国产业体系完备，有着推进产业融合发展的最好条件、最大潜能。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技术+新产品”“产品+新功能”“业态+新领域”等方式，把一个点上的创新突破变成线上关联、面上带动的衍生发展格局。

传统技术优势嫁接新产业新赛道能够拓宽产品系列、繁育新增长点。如电机产品应用领域多、技术相通性强，传统的家电用电机制造企业抓住新兴产业发展契机，加快开发汽车、医疗、工控等领域用新型电机，实现技术优势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的转移，即使面对传统领域的增长瓶颈，也能开辟出接续发展的第二增长曲线。

技术创新也促进了具备多元功能的新型产品开发，从而打开新的市场空间。顺应消费升级需要，一些陶瓷企业把陶瓷制造与文化艺术结合起来，开发出更加符合个性化需求的陶瓷艺术品，推动产业发展从陶瓷制造向家装美学方案供应转型。适应健康需求发展，具备健康监测或调节功能的智能穿戴设备、功能食品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不断扩大。

“制造+服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领域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这在高端装备领域比较普遍。如工业压缩机制造企业不再局限于提供硬件设备，已经拓展出能源管理、状态监测、远程诊断、智慧运维等全生命周期增值服务，转变为更具核心竞争力的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探索触发式监管新模式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立适应新业态发展的高效便捷准入机制，探索“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所谓触发式监管，是以风险和信用为基础，通过设置监管阈值和触发条件，对经营主体进行差异化监管的新型监管方式，旨在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确保市场秩序安全可控。触发式监管在实践中的推广应用，来自国家政策引导和地方创新探索的相互促进。早在202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门印发《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就提出探索触发式监管机制。2022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强调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进行差异化监管，以触发式监管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近年来，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江苏南通等地先行开展触发式监管试点，为“无事不扰、触线必查”积累了宝贵经验。

触发式监管的主要特征是“无事不扰、触线必查”。基于行业特点确定风险等级和阈值，设定预警“黄线”和执法“红线”，依托智慧监测和多点预警，进而采取不同强度的分级响应。对大量诚信合规的未触线企业，免予或减频检查；对触碰“黄线”即初次违规且涉及一般风险的企业，发出预警和提出整改，并以提醒、警示、约谈等柔性手段和指导帮助方式，让企业在缓冲期内规避风险；当企业触碰严重违规的安全“红线”或达到特定风险阈值时，立即启动执法程序，依法采取相应“严监管”措施。

触发式监管是新经济组织快速发展与传统监管失灵之间矛盾作用的结果。一是传统监管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随着经营主体数量持续增长，传统“撒网式、高频次”监管，不仅企业负担重，而且监管成本高。为破解“扰企多、效能差”监管痛点，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强化信用监管、探索分级分类监管，一直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二是传统监管模式难以适应新经济组织发展的需要。近年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同时伴随的各种技术风险也更加复杂。既不能因监管过严而抑制创新，也不能因监管缺位而放任风险；既要为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留够空间，同时也要增强监管部门精准发现和动态防控风险的能力。三是数字技术对政府监管能力的赋能。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信用体系以及智慧监管一体化平台等技术手段，为数据实时监测、动态风险画像、量化触发阈值、风险智能预警和及时精准介入，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既扩大了监管覆盖面和穿透性，也增强了监管部门对风险和异常“看得清、摸得准”的能力。

实施触发式监管，需要信用监管、数据治理、触发机制、监管闭环等运行体系。一是信用监管是基础。依托信用风险分类，将监管过程与企业信用深度挂钩，形成“诚信守法无事不扰，失信违法必受惩罚”导向。二是数据治理是支撑。依托大数据和一体化智能监管平台，精准监测和动态感知企业经营状况，形成企业风险画像。三是触发机制是核心。依托在线实时监测、大数据分析、投诉举报、部门移交等多渠道，发现异常达到预设“黄线”或“红线”阈值触发条件后，及时启动监管响应。四是监管闭环是保障。从制定风险等级和触发事项清单，到“黄线”预警提醒、“红线”一触即查，再到提醒整改、重点检查、行政处罚等差异化响应，并将结果反馈至信用体系。

作为一种新型监管方式，触发式监管强调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通过一套精密化风险监测与差异化响应体系，实现精准干预。政府将有限监管资源投放在高风险领域和重点对象，实现监管从撒网式向精准化、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而企业在“红绿灯”信号引导下，形成守信激励、失信惩戒预期，推动诚信合规意识从“被动遵守”向“主动践行”转化。需要指出的是，触发式监管并非适用于所有行业和经营主体，主要或优先适用于一些新兴产业与低风险企业。对于食品、药品、特种设备等直接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高风险领域来说，仍须常态化严格监管。

作为一种仍在不断探索的新型监管方式，触发式监管在实践中仍面临一系列需要完善的问题。一是触发条件设置缺乏统一性。不同地区风险指标和触发阈值存在差异，部分行业细则仍需探索，判定和执行标准不一，则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协同效能。二是触发启动程序规范性不够。无论是智能预警还是人工研判，各地启动操作流程还缺乏统一的规范，容易造成裁量差异，削弱监管公平性，也降低企业对监管规则的预期。三是数据共享和协同监管不足。有效数据自动归集、跨部门数据共享、多部门会商研判、执法协调联动等方面协同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风险识别和整体监管效能。

推动触发式监管更加科学规范，应持续完善相应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一是建立统一标准。结合行业特点、技术成熟度、风险演化特征，分行业构建统一的风险分类、预警阈值、触发指标、响应处置规则以及动态调整机制，规范触发判定标准和启动程序，提升监管尺度统一性。二是强化数据支撑。加强数据自动化归集、丰富企业风险画像、拓展多源数据动态监测与深度融合，完善系统自动聚合分析并生成预警的机制，持续提升风险识别水平与精准监管能力。三是健全协同机制。完善市场监管、税务、金融、公安、应急管理等部门的信息互通、联合执法协同机制，凝聚多方联动监管合力。

触发式监管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工具，应和其他监管创新协同推进。要持续推动监管与服务深度融合，探索触发式监管与“沙盒监管”互补应用，推进法治监管、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协同发力，既能有效防控风险，又能促进企业发展。

何为“注意力经济”

从淄博烧烤到天水麻辣烫，一条短视频可以带火一座城市；直播间里一句“上链接”，能在数秒内撬动千万级交易额。在数字技术与平台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谁能有效捕捉公众的注意力，谁就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数字时代的竞争主动权。注意力正从一种心理认知现象演变为稀缺的经济资源，“注意力经济”也因此成为数字时代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形态之一。

所谓注意力经济，是指将人的注意力作为资源加以经营，通过吸引、集聚、加工和转化注意力来创造商业价值的经济形态。由于视觉是吸引注意力的重要通道，因此注意力经济也被形象地称为“眼球经济”。早在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就指出：“信息的丰富造就了注意力的贫乏。”米切尔·高德哈伯则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注意力是稀缺资源，是网络空间的“硬通货”，注意力经济本质上就是网络经济的重要逻辑。其运行机制是用户在数字终端上的每一次滑动、点击与停留，都构成注意力投入，并生成流量数据；平台据此进行整合分析，绘制用户画像并实现精准推送，再通过广告投放、直播带货、会员付费等方式完成变现。在短视频盛行的当下，这一逻辑已在社交、资讯、电商等领域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99亿人；短视频依然是促进新网民使用互联网的最主要应用，新入网的网民中，44.6%的人第一次上网时使用的是短视频应用；40％的受访者因收看网络视听内容购买了食品饮料、日用百货等产品，31.5％的受访者则购买了服饰箱包、美妆个护等产品。

注意力经济的兴起，是信息环境、技术条件与商业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信息过载与注意力稀缺的矛盾构成其发展前提。数字时代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而人的清醒时间终究有限，注意力资源已被充分开发，激烈的存量竞争倒逼各类平台不断加码争夺用户关注。行业竞争的逻辑，也从“让用户多停留一分钟”转向“在一分钟内实现更多变现”。其次，数字技术是注意力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和推荐算法的广泛应用，尤其是AI大模型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平台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用户行为分析到内容匹配的精准推送，既能“投其所好”，也能悄然引导用户的注意方向。最后，数字消费场景的持续拓展催生了旺盛的市场需求。短视频、直播、微短剧等媒介形式，契合了大众碎片化的休闲习惯，并逐步嵌入通勤、购物、社交等日常生活环节，为注意力的集聚、流转和变现提供了广阔场景，推动注意力经济向常态化、普及化方向发展。

注意力经济对产业发展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在产业层面，它推动了从“产什么卖什么”到“吸引什么赚什么”的转变。例如，地方文旅部门借助短视频引流，打造网红城市，进而带动区域消费和产业增收。同时，算法精准匹配供需，缩短了流通与决策时间：消费者能更快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商家尤其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无需投入高额广告费用即可触达客源，降低了经营成本；数以千万计的主播与内容创作者也构成了新的就业形态。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力经济已延伸至社交、教育、医疗等领域，线上学习、远程问诊、数字文旅等新业态日益普及，推动生活方式加快数字化转型。

当然，注意力经济在带来便利和机遇的同时，伴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和深度思考能力。平台的运行逻辑是尽可能“吸引眼球”并延长用户停留时间，为此不断优化算法、挖掘刺激点、设计“上瘾机制”。长期沉浸在短视频中，可能导致注意力碎片化、浅表化，使人难以进行长时间的深度阅读和系统思考。算法推送还可能形成“信息茧房”，窄化认知视野、固化思维偏见，削弱社会共识的生成基础。算法替代人作出的选择越多，人的主体性就越弱，注意力由此演变为一种隐性的权力机制，实现对主体的无形规训与管控。另一方面，内容生态也面临失衡风险。在流量至上的环境中，部分内容为博取眼球走向娱乐化、低俗化，甚至造谣传谣、煽动对立，挤压了优质内容的传播空间。

为此，应避免注意力经济陷入无序发展的困境。从个体层面，应引导公众树立注意力管理意识，提升数字批判素养，特别是帮助青少年合理使用智能终端，养成深度阅读与理性思考的习惯，做注意力的主人。从制度层面，我国已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文件，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算法治理体系，明确平台的法律责任，保护用户数据权益。同时，应推动平台优化算法的价值导向，为优质内容设置合理的分发权重，使其兼顾商业利益与公共责任。强化主流价值引领，主流媒体应主动适应注意力经济形态，创新话语表达与传播方式，让优质内容在注意力竞争中占据主动。注意力经济是数字时代的经济现象，既要看到其提升效率、激发活力的积极作用，也不能放任自流、任其野蛮生长。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引导和规范，让其真正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长远发展。

精准打击涉网络黑恶犯罪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深度应用，黑恶势力的活动空间正在从“网下”向“网上”快速延伸。涉网络黑恶犯罪，即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日益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近期，党中央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此次专项斗争在依法严厉打击“村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基础上，要求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这要求准确把握涉网络黑恶犯罪的规律特点，在法治轨道上形成更加系统的应对思路。

涉网络黑恶犯罪是司法实务中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有组织犯罪的统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的规定，有组织犯罪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恶势力组织实施的犯罪；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符合上述规定的，应当认定为有组织犯罪。与主要在线下现实生活中实施的传统黑恶犯罪相比，涉网络黑恶犯罪在犯罪组织结构、作案方式、危害后果等方面均有其自身特点。从组织结构来看，呈现出松散化特点，犯罪成员之间短时间内通过信息网络或虚拟身份相互纠集即可形成一定规模的犯罪团伙。从作案方式来看，分工日益精细化，不同环节由不同人员或专业团队负责，犯罪手段更趋隐蔽化。从危害后果来看，涉网络黑恶犯罪突破了传统犯罪的地域时空限制，渗透力更强、波及面更广、被害人更多，危害巨大。此类犯罪的典型形态主要包括网络“套路贷”、裸聊敲诈、恶意索赔、负面舆情敲诈、网络水军滋事、网络暴力传销、软暴力催收等，涉足领域从传统的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等行业向互联网金融、网络自媒体、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渗透，严重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近年来，各有关部门围绕依法惩治涉网络黑恶犯罪，持续完善制度规范、加大工作力度。《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强调“坚决依法严厉惩处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有效维护网络安全和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公安机关持续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综合治理，开展涉网络黑恶犯罪等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和专项行动。审判机关依法审结并严厉惩治一批相关犯罪行为，充分发挥了刑罚的威慑功能和教育功能，有力遏制了涉网络黑恶犯罪的滋生蔓延。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批捕、起诉等职能，对重大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从严惩治涉网络黑恶犯罪。在现有工作基础上，面对涉网络黑恶犯罪呈现出的新特征新变化，需要在发现、打击、惩处犯罪等方面进一步加强。

及时发现涉网络黑恶犯罪线索，掌握打击犯罪的主动权

涉网络黑恶犯罪隐蔽性强、技术化程度高，传统的线索摸排方式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需要从多个层面协同发力，构建多维度的线索发现体系。一是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畅通举报渠道，拓宽线索来源。当前，我国各地政法机关已陆续发布有关通告，面向社会广泛收集涉网络黑恶犯罪线索，为及时发现和精准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二是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和智能化技术发现线索。涉网络黑恶犯罪的行为痕迹大量留存在网络空间，这为通过技术手段发现线索提供了可能。应当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和智能化技术，从资金流向、网络行为中深度挖掘隐蔽线索。通过建立数据研判模型，加强重复警情和投诉举报事项的关联分析，有效锁定隐藏深、伪装强的涉网络黑恶犯罪团伙。三是健全常态化线索排查机制。可建立集中排查、滚动排查、重点排查相结合的工作制度，对群众反复举报的线索开展“回头看”，确保各类黑恶苗头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同时，建立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与联合研判机制，实现信息互通和协同联动，提升对涉网黑恶线索的发现和处置效率。

全链条摧毁涉网络黑恶犯罪生态，遏制犯罪再生能力

涉网络黑恶犯罪的背后往往形成了一套链条化、系统化的运行机制。进入网络空间后，违法活动的组织、引流、实施、获利被拆解到不同环节，单一环节的行为具有较强的伪装性和隐蔽性，看起来可能危害性并不强，但各环节环环相扣，组合起来可能形成持续施压、放大危害的控制网络。有效打击涉网络黑恶犯罪，必须从惩治实施者向摧毁整个犯罪生态深入。一是强化跨区域、跨部门的合作。有关部门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健全完善风险防控、线索核查、案件会商、协同整治等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合力。二是深挖工具链、资金链、利益链。既要依法惩治实施黑恶犯罪的组织和人员，也要深挖为其提供技术支持、账号资源、流量通道、支付结算等服务的黑灰产业链条。特别是着力强化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坚决斩断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软件开发、“养号控评”“吸粉引流”“跑分洗钱”等上下游犯罪不法利益链条。三是深化行业治理。对于案情重大复杂、社会高度关注的涉网络黑恶案件，应当加大责任倒查力度，既依法严惩背后的“保护伞”，又深挖彻查各类“软保护”问题。同时，在个案办理、类案研判中发现黑恶犯罪背后的行业乱象及社会治理难题，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把案件侦办与平台治理、行业整治、源头防范结合起来，防止黑恶犯罪反复滋生。

准确适用法律，严格依法公正办案

涉网络黑恶犯罪与正常社会活动在外观上更容易混杂，更考验办案机关的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能力。在事实认定层面，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五款的规定，重点从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分析上述四个特征相互间的内在联系，根据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中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公民人身、财产、民主权利和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所造成的危害，准确评价，依法予以认定。在证据审查层面，此类犯罪涉及大量电子数据，需要高度重视电子证据的收集、固定和审查运用。电子证据具有易篡改、易灭失的特性，收集和固定应当严格遵循法定程序，确保来源合法、内容完整、保管链条清晰。审查判断时，应当结合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印证关系，对案件事实进行综合认定。对于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的，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和经查证属实的账户交易记录、通讯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依法综合认定相关事实。在法律适用层面，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证据裁判原则，准确区分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积极参加者与一般参加者，根据犯罪事实、情节以及人身危险性、主观恶性、认罪悔罪态度等因素依法分别对待，切实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同时，司法机关应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围绕涉网络黑恶案件证据标准、组织与行为特征认定、电子数据固定等关键问题，进一步统一办案尺度，不断提升涉网络黑恶案件办理质效。

筑牢国防动员的法治根基

8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以下简称《国防动员法》）。这是该法颁布实施16年来的首次修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的关键一环，也是新时代依法开展国防动员工作的现实急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国防动员法》作为规范国家国防动员活动的基本法律，自2010年7月1日施行以来，全面搭建起我国国防动员领域基本法律制度框架，改变了国防动员工作一段时间以来依靠行政指令、政策文件推进的治理模式。该法在明确各级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社会组织及全体公民法定权责，确立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基本工作方针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进入新时代，全球战略格局深刻重塑，网络、电磁、太空、深海、生物等非传统安全领域风险持续增加，各类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我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前所未有的全新考验。与此同时，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全面推开，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后备力量建设体系进一步完善，国防动员工作的组织架构、职能定位、运行模式发生重大调整。人工智能、无人制造、低轨卫星等前沿科技快速发展，国防动员潜力资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修订前的《国防动员法》部分条款在新兴领域动员规范、权益保障、法律责任等方面已无法充分满足现实需求。修订《国防动员法》，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一部法律的修订，映照时代之变，回应实践之需，彰显法治之力。《国防动员法》修订，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为国防动员事业注入法治动能。

强化政治引领，确保工作方向。此次修订，将党领导国防动员工作明确写入总则，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这一修改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国防动员工作的根本政治遵循，旨在确保国防动员各项工作始终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运行，确保国防动员力量始终是党和人民信赖的忠诚力量。立法目的增加了“发展利益”的表述，进一步拓展了国防动员的法律保障范围，体现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内在要求。政治引领更加突出、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使国防动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固化改革成果，进一步理顺体制机制。2019年党中央对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作出决策部署，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国防动员法》部分规定，要求“改革措施成熟后，及时修改完善有关法律”。此次修订明确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履行组织、指导、协调全国国防动员工作的职能；新增实行国防动员工作目标责任制；建立国防动员能力检验评估机制，建立适应国防动员需要的数据服务保障制度，这些制度设计将深化国防动员体制改革的成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这些修改是将改革成果制度化、法治化的重要一步，使国防动员工作的组织领导更加科学、权责边界更加清晰、运行机制更加顺畅。

补齐制度短板，增强法律制度的针对性实效性。随着数字经济、高端制造、前沿科技快速发展，国防动员潜力资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近年来我国修订人民武装警察法、国防法等法律，制定出台海警法、预备役人员法等法律，为国防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法律支撑。《国防动员法》作为国防领域的重要法律，也需要通过修订完善，与相关法律做好衔接，确保法治协调。此次修订精准回应这些现实情况，健全国防动员规划、实施预案编制制度，完善潜力统计调查制度；明确提出提升国防动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国防动员现代化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着力解决现行法与国防动员高质量发展不适应的突出问题，显著增强了法律制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有助于形成系统完备、运行高效的制度体系，推动国防动员向智能化、精准化、全域化方向迈进。

保障公民权益，有效促进军民融合。国防动员的本质是依法调配社会资源、保障国防动员潜力、衔接国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此次修订在强化公民和组织国防义务的同时，高度重视权益保障的制度设计，明确保障参加国防动员活动的组织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对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免予担负国防勤务情形等作出更加具体的规定；新增保密义务条款，涵盖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个人信息。此次修订深刻诠释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法治内涵，国防动员既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也应当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法治实践，让每一位公民在履行国防义务时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温度。

国防动员是联结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桥梁纽带，是打赢未来战争的重要支撑。应以此次修订为契机，进一步运用法治思维抓实国防动员建设，全面提升平战快速转换能力，加强军地战略规划统筹、政策制度衔接、资源要素共享，为巩固国防、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院长）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文化软实力是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直接决定其在全球治理格局中的话语权、感召力与国际认同度。纵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其中关于文化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国际传播的重要论述一脉相承、层层递进，构建起逻辑完整、内涵丰富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机思想体系。第一卷阐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最深厚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地位，揭示中华文化兼具历史与当代、民族与世界的双重属性；第二卷立足建设文化强国、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时代使命，深化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科学认识，聚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核心任务，升华文化软实力在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价值。

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积淀了独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价值理念与文明智慧，它既是全体中国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也是全人类文明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当前，全球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持续深化，“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思潮不断冲击全球文明对话秩序，世界各国围绕文化话语权、价值感召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此时代背景下，深入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使命，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一论断立足数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全球文明竞争大格局，从文明存续的连续性、价值实现的内外适配性、文明发展的包容创新性、大国竞争的支撑力四个维度，完整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突出优势的内在逻辑。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铸就独特文化根基，形成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都曾发生过断层，唯有中华文化历经战乱分裂、多民族交融而始终薪火相传，其根源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套成熟的文明凝聚机制。从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到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从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到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完整自洽的价值体系贯穿千年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共通的精神基因。绵延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汉字、传统节日、礼乐制度、诗词书画、中医茶道、传统工艺，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与精神追求。经过世代传承，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于民族性格，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处理关系、追寻理想的底层逻辑。对比文明脉络断裂、文化资源相对单薄的国家，我们拥有天然厚重、难以复制的文化储备，这正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本源，是他国难以复刻的独特优势。

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中华智慧，蕴含着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文明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化蕴藏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既能解答中国的发展难题，也能为应对全球各类挑战提供东方智慧。对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重要文化启示，天人合一、万物并育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指引，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重要助力，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为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效率与公平提供重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拥有深厚的历史纵深，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文化优势。对外，当今世界面临地缘冲突、发展失衡、生态危机、文明隔阂等困境，西方零和博弈、文明对立思维难以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中华文化倡导的“协和万邦”“和而不同”“讲信修睦”，主张文明平等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倡导国家间相互尊重；“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思想参考。这些理念超越地域、种族和意识形态，契合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向往，为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筑牢了价值根基。

强大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使中华文化在兼收并蓄中持续发展、永葆生机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中华文明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既兼容外来文明又坚守自身主体性，这是中华文化持续对外传播、产生世界影响的关键所在。古丝绸之路既是商贸通道，更是文明交融的廊道，丝绸、瓷器、造纸术、印刷术等中华文明成果西传的同时，华夏文明也主动吸纳中亚、南亚等地区的文化营养，形成了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文明特质。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文化发展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一方面，中华文化具有自我革新能力，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适应现代生活；另一方面，中华文化辩证吸收外来优秀成果，有效避免了封闭与狭隘。这种兼容创新的特质，使中华文化能够持续产出契合世界潮流的文化内容，为文化软实力提供了长效的内容供给。

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伟力，构成综合国力竞争的深层软实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以价值共鸣的方式对当今世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具有成本低、可持续、认同度高的优势。作为文化软实力重要内容的中华文化，承载着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文化逻辑，依托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构建自主话语体系，有助于打破西方舆论垄断、有效消解“中国威胁论”，形成经济、军事力量所无法替代的深层竞争力。

以系统施策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不能局限于文物展出、文艺演出等表层交流，必须恪守“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巩固文化主体性为根本，以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核心，以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为抓手，搭建起内容、话语、渠道、产业、互鉴、保障等多维一体的传播体系。

守正创新深耕内容供给，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内容是文化“走出去”的核心载体，缺少融通中外的优质内容，国际传播就无从落地。这就需要系统挖掘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提炼融通中外的价值内核。围绕天下大同、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文明标识体系，深挖文化符号背后的当代价值，紧扣全球共同关切、实现价值共鸣。打造国际化精品力作，推动戏曲、国画、非遗、古典文学等融入现代审美，萃取跨越时空、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使之适配全球化传播语境。平衡历史叙事与当代叙事，展现古今贯通的完整中国。国际传播不能只输出古代文化，更要阐释传统文化如何滋养中国式现代化，打通古今叙事链条，回应国际社会关于“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追问，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文明中国。

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破解跨文化传播的壁垒。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跨文化传播的最大障碍，在于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与语境背景的差异，需要打造海外受众易于共情的叙事体系。实施分众化精准传播，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研判不同地区受众的文化偏好和舆论关注点，摒弃同质化传播。面向汉字文化圈要突出文化同源叙事，面向欧美要重点聚焦生态、和平、全球治理等议题，面向发展中国家要阐释互利共赢、天下大同理念，以本土化表达跨越文化隔阂。跳出西方话语框架解读传统文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完善“中庸”“天人合一”等核心术语的标准化译介，消解片面化解读，将传统理念转化为全球通用话语，以“和而不同”来阐释文明多样性，以“天下大同”来解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拓展多元传播渠道，构建线上线下、官方民间协同发力的传播矩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渠道决定传播的覆盖面与触达效率，新时代文化“走出去”需要统筹线上数字平台与线下实体载体，整合多方传播力量。做强数字化国际传播阵地，发展数字文化新业态，依托短视频、VR/AR、虚拟数字人等技术活化文化遗产，搭建自主可控的国际数字平台，扶持国风游戏、网络文学、数字文博出海，推动故宫、敦煌、长城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海外展演；同时坚持技术为内容服务，坚守文化主体性，防范内容娱乐化、文化内涵失真。建强线下国际文化交流载体，运营好海外文化中心、孔子学院，举办国际艺术节、文物巡展、传统艺术巡演，依托“一带一路”文化廊道打造丝路文化品牌，深化与沿线国家在非遗保护、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培育长期文化认同，不断拓宽知华友华的朋友圈。

壮大文化产业主体，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华文化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仅仅依靠公益性文化交流，往往难以实现长期、规模化的传播效果，必须依靠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赋能。一方面，要打造完整的传统文化IP产业链，覆盖文创、影视、国风服饰、生活美学等领域，推动文化元素融入海外日常消费，完善扶持政策，培育具有全球运营能力的本土文化企业；另一方面，要坚持本土化运营，联合海外本土团队共同创作发行，适配当地法规、审美与消费习惯，在文化内核与市场收益之间求得平衡，坚决防止为迎合市场而消解本土文化的行为，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坚持开放包容、文明互鉴，构建平等对话的全球文明交往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对外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平等对话，绝不是单向度的文化输出。坚守文化主体性，完整准确阐释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涵，抵制西方理论对本土文化的曲解；同时尊重各国文明的独特性，理性化解文化偏见，开展平等的交流对话。主动吸收外来优秀文明成果，借鉴国际文创、叙事、品牌运营的先进经验，经过本土化改造后反哺本土文化创新，形成“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循环。以和合共生理念搭建全球文明对话平台，围绕气候变化、减贫、公共卫生等议题开展文明对话，交流治理智慧，以文化认同夯实全球合作的基础。

完善人才、制度、翻译等保障体系，夯实国际传播的基础支撑。长效传播离不开配套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加强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打造兼具传统文化素养、外语能力、跨文化传播和海外运营能力的专业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建设典籍翻译、核心术语标准化的翻译库，切实解决翻译失真、文化意象丢失等问题；还要健全海外知识产权保护、文化安全维护等相关法规，有效防范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符号被歪曲的风险，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以文化的全球传播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与中华文化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家文化影响力竞争也日趋激烈。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最终要落脚到坚定文化自信、提升国际话语权、深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四大核心目标上来。

筑牢文化自信根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国家文化软实力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认同是开展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根本底气。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应当统筹对外传播与对内普及，实现内外文化建设的双向赋能。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系统挖掘、创造性转化本土文化资源，有助于引导人民深化历史自觉、厚植文化自信，持续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身处多元文明交流交融、思想文化激荡碰撞的全球格局，绵延不绝、博大精深的中华文脉，能够有力抵御西方文化霸权的侵蚀，凝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精神力量。

努力重塑国际舆论格局，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与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国际舆论场由西方话语主导，一些境外势力持续炮制和输出扭曲的中国叙事。中华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自主而深厚的话语资源。我们要打破西方叙事垄断，持续传播和平共赢、包容共生的东方价值，逐步扭转海外刻板印象，消解“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论调，培育更多知华友华力量，把文化吸引力转化为实际话语权，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丰富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为全球治理提供东方文明的新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今世界，西方文明发展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世界亟须多元文明的解决方案。中国的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和合共生等理念，为全球治理、生态保护、文明交往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传播中华文化，本质上是向世界贡献中华文明智慧、丰富世界文明多样性，引导世界各国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树立交流互鉴、合作共赢的文明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持久的文明动能。

培育强大的国际传播力，是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当前，在全球文明交融碰撞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自觉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创新转化，助推精品内容创作，夯实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根基。尤其要依托中华文化的独特优势，持续推进“两创”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补齐我国对外传播的短板，实现硬实力与软实力协同发展，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有效传递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文化根基，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提供文明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立足央企新使命新定位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航空运输企业

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新征程上国资央企肩负的职责使命，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资央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集团）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重要论述贯通起来，进一步增强加快建设世界一流航空运输企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当好表率。

坚持“两抓一防”，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近年来，南航集团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两抓一防”（抓长远、抓落实、防风险）安全管理总体策略，持续深化安全管理七大体系（安全责任体系、规章手册体系、训练培训体系、过程控制体系、风险管控体系、安全文化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打造可持续、高质量的安全。截至2026年上半年，南航已连续保证了320个月飞行安全和385个月空防安全，安全水平居行业领先地位。下一步，南航集团将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狠抓安全责任落实和关键队伍资质能力建设，从严从实从细管控好各种安全风险，走好数据驱动、科技支撑的安全道路。

牢记“国之大者”，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近年来，南航集团牢记“国之大者”，制定落实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崛起、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五个行动方案，将南航集团发展深度融入国家战略。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累计开通“一带一路”沿线航线153条，通达沿线36个国家、55个航点，是“一带一路”沿线最大的航空承运人。下一步，南航集团将自觉把企业发展放在党和国家大局中谋划，重点聚焦“高质量互联互通”，织密建强“空中丝路”，积极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聚焦主责主业，切实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枢纽建设是全服务航空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近年来，南航集团聚焦航空运输主责主业，以枢纽网络战略为牵引，全力打造广州枢纽，持续完善“五进五出”航班波，4小时中转衔接机会数量在亚太主要枢纽中位列第一，成为中国大陆至大洋洲、东南亚的第一门户枢纽。高质量建设北京大兴枢纽，搭建“四进四出”航班波，2025年南航在北京枢纽国际及地区航班量达到2019年的1.75倍。加快建设乌鲁木齐枢纽，2025年南航在乌鲁木齐枢纽旅客吞吐量市场份额占比达42.7%。下一步，南航集团将全力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建设质量，“做强做大”广州枢纽，“做精做优”北京大兴枢纽，打造“东西成扇、疆内成网、面向中西亚南亚欧洲”的乌鲁木齐西部门户枢纽，服务构建中国民航“3+7+N”国际航空枢纽功能体系。

强化科技创新，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近年来，南航集团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自主研发全球首套可对所有主流机型进行动态监控的飞机健康诊断“天瞳”系统和“天极”飞行计划系统，自主研制的D级多机型全动飞行模拟机入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应用拓展工程”项目。建成全球领先的窄体机发动机维修能力体系，旗下的翔翼公司入选第五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025年南航集团战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总营收比重提升至39%。服务国产民机事业，相关项目入选国务院国资委“百大工程”。加快实施以“四个统一”（统一规划、统一架构标准、统一数据治理、统一网络安全管理）为基础的数字化转型，打造一站式服务移动应用平台“南航e行”。下一步，南航集团将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攻关和成果转化，深入实施“AI+”专项行动，以数智赋能经营管理。坚持“高度相关、前景广阔、风险可控、收益可期”原则，加快打造“2+5+X”产业体系，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要素互补、自主可控、竞争力强、安全可靠的现代民航产业体系。

持续深化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近年来，南航集团深入贯彻落实“两个一以贯之”，扎实开展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着力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不顺、活力动力不足等问题。在国务院国资委指导下，试点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举措，2024年成立的南航科技公司，是应用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独立法人企业。持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全面推行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南航集团第一任期（2021—2023年）二级单位班子正职年薪收入差距达到4.4倍。开展机队、市场、人力资源、产业、资产负债五大结构调整优化，累计退出或处置了7种高成本、低效益机型，人机比由2019年的140.3降至2025年的114.2，南航集团连续5年获评中央企业改革考核A级。下一步，南航集团将牢固树立改革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谋划并实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新一轮五大结构调整优化，持续推进“补短板、提质量、创一流”专项行动等，确保在推动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现代公司治理上取得明显成效。

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好“人民航空为人民”。近年来，南航集团始终秉持“人民航空为人民”理念，不断提高航空运输供给质量，满足旅客对美好出行的需求。明确“亲和精细”品牌定位，打造“五化”（人性化、数字化、精细化、个性化、便捷化）服务，深入推进大运行建设，多项服务指标居国内航空公司前列。在国内创新推出“一刻登机”、国内客票全渠道自助退改、“行李到家”等服务，推出的宠物运输相关服务已覆盖国内35个机场760条航线。南航集团连续9年获CAPSE“最佳航空公司奖”，连续16年保持中国品牌力指数航空服务类第一名。下一步，南航集团将始终把客户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作为改进航空服务的方向，持续构建“亲和精细、体系完善、协同高效、智能精准、价值驱动”的现代化大服务体系。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南航集团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工作中突出政治性、引领性、规范性、融入性、创新性、凝聚性，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以“三单四责”党建责任全周期管理机制压实责任，不断提高党建工作质量。持续完善制度体系、做实做细监督工作，持续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坚决惩治腐败，锲而不舍纠治“四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深入实施科技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出1名大国工匠、2名中央企业顶尖科技人才，连续9年在中央企业党建责任制考核中获评A级，在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工作考核中实现8连“好”。

把党的领导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光荣传统，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也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新能）党委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精准对接国家需求，紧扣上市公司价值管理、绿色高质量发展、能源安全保障等核心职能，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绿电供给、资本运营和科技创新的竞争优势，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以党的全面领导为公司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新能源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政策协同度高、行业变革迭代快、市场关联性强、风险防控要求高，在全球能源供需深刻调整、能源保供和绿色转型统筹难度加大的背景下，越是面对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和艰巨复杂的改革发展任务，越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华电新能党委始终坚守国资国企政治属性，胸怀“国之大者”，自觉将企业发展深度嵌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双碳”目标落地大局。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建立“一季一跟踪、半年一督导、一年一总结”闭环落实机制，做到令行禁止、步调一致、贯通全域。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全链条、各环节，贴合上市公司治理规范，实现公司及区域子公司两层面党建入章程全覆盖，推行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动态修订完善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议事决策权责清单和相应议事规则，厘清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重大投资、经营发展、资本运营、市值管理等全部纳入党委前置研究，形成党委前置把关、董事会科学决策、经理层高效执行的治理格局。以坚强政治领导统筹改革发展全局、防范化解重大发展风险，牢牢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能源绿色转型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以党的创新理论夯实干事创业根基。“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扎实抓好党的思想建设，是国资国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核心抓手，是凝聚干部职工共识、汇聚发展合力、推动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对于新能源发电上市企业而言，行业变革日新月异、市场环境复杂多变、战略任务艰巨繁重，更需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持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坚定的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为企业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价值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

华电新能党委始终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健全常态化、系统化理论武装机制，通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常态化研学制度，持续提升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纠治重规模轻质量、重扩张轻效益、重显绩轻潜绩的短视思维和片面认知，引导全体干部职工始终立足国家战略大局谋划工作、落实政策、推动发展、履职担当。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优化产业布局、攻坚核心技术、提升企业价值、稳定和活跃资本市场、防范化解风险的务实举措，为公司绿色高质量发展、核心价值稳步跃升夯实思想根基。

以坚强战斗堡垒激活发展内生动能。“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而新能源企业具有场站布局分散、业务链条多元、片区及场站人员分布离散、一线作业面广的行业特点，更需依托严密健全的组织体系凝聚人心、贯通工作、赋能发展。

华电新能党委始终坚持“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就体现在哪里”，严格落实“四同步四对接”，推动基层党组织全域覆盖，形成“党委统筹、支部推动、上下联动”工作格局。以“四强”党支部建设为抓手，持续深化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严格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基本制度，推动基层党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赋能”、从“被动落实”向“深度融合”转型提质。立足新能源产业特色和旗舰上市公司定位，开展党建赋能行动，连续6年持续深化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员突击队创建，健全重大项目攻坚专班运行机制，推动党建工作与绿色发展、提质增效、市值管理、资本运营、改革创新、社会责任等中心工作精准对接、互促共进。持续深化党组织联建共建，构建对外协同、区域联动、跨域协作、产业互补的“四级联建”机制，推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互促，以党建联动拓宽产业发展空间、优化产业生态格局、强化产业链协作、提升经营发展质效，构建全域联动、全链赋能、全面提质的新时代党建工作新格局。

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护航企业行稳致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新能源上市企业兼具资金密集、项目众多、交易高频、监管严密的行业特征，廉洁风险、投资风险、经营风险、资本市场合规风险交织叠加，必须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

华电新能党委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的“四责协同”机制，构建层层压实、全域覆盖、贯通到底的管党治党工作格局。紧扣新能源行业风险叠加的突出特点，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统筹整合审计、内控、法务、数字化穿透监管等各类监督资源，将监督管控精准嵌入项目建设、招投标管理、资金拨付、并购重组、信息披露、资本运营等全链条关键环节，实现风险前置防控、全程管控。常态化开展纪律教育、警示教育、廉洁文化建设，深入推进“三清”企业创建，依托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活动，筑牢全体干部职工廉洁防线，靶向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为基层减负松绑、赋能增效。坚持风腐同查同治，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健全制度约束体系、风险防控体系、监督治理体系，以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护航企业规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双创双新”党建提升工程推动能源国企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业的“根”和“魂”。当前传统火电行业正处在绿色转型、结构调整、经营攻坚叠加的关键阶段。不少火电企业不同程度面临党建载体创新不足、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不深、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机制不健全等共性难题。作为华电天津区域骨干发电企业，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党委立足行业转型大势，直面基层党建现实堵点，探索打造“双创双新”党建提升工程，构建“1统领+4支撑+N实践”系统化工作架构，着力塑造一体化统筹、多层次支撑、多场景落地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持续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经营创效实力、绿色转型动力，努力探索一条适配火电转型企业、具备行业借鉴价值的党建赋能发展路径。

锚定政治统领，筑牢思想根基。政治建设是国有企业党建的根本性建设。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首要任务是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企业改革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公司党委坚持把强化理论武装贯穿“双创双新”党建提升工程全过程，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健全理论学习闭环落实机制，不断完善“传达学习、研究部署、贯彻落实、跟踪督办、评估反馈”全流程工作机制，固化“一季一跟踪、半年一督导、一年一总结”常态化督导模式，闭环推动各项议定事项落地落细、见行见效。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支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首要学习内容，常态化开展专题读书班、分层宣讲、红色研学等学习活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全体干部职工始终胸怀“国之大者”，紧扣能源保供首要职责，将保障区域电力稳定供应、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作为检验党建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国资国企改革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构建四维支撑，健全协同运行体系。破解党建业务融合堵点难点，不能依靠零散化、碎片化活动载体，必须搭建系统完备、相互联动的支撑体系。

以组织强基赋能支部建设，筑牢坚强战斗堡垒。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抓实“四强”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健全支部量化考评机制，推动党组织体系与生产体系深度适配。聚焦机组检修、电量营销、煤价管控、节能技改、新能源拓展、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依托党组织联建共建、党员岗区队、书记领衔项目、党员攻坚行动搭建实干载体，引导基层党支部对标创先、深耕特色，推动党建工作从“基础达标”向“争先创优”升级，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以人才培育助推党员教育提质，搭建干事成长平台。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完善“双培养”机制。紧扣火电转型任务，针对人员结构老化、人才梯队断层难题，构建人才培养全链条机制，通过导师带徒、岗位练兵、技能竞赛分层培育管理、技术、技能三支队伍，畅通青年骨干成长通道，搭建党员技术攻关、创新创效平台，激励党员在技术革新、降本增效一线主动担当，推动党员先锋作用发挥。

以全域廉洁护航发展大局，织密风险防控网络。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一体推进“三不腐”。聚焦燃料管理、合同管理、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完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推动廉洁教育常态化、风险排查常态化。依托“四个一、两强化”载体推进“廉洁进检修、进技改”行动。打造“一支部一特色”廉洁品牌，开展廉洁家访、书香廉读、家风育廉等活动，持续压实各级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良好政治生态，为企业稳健经营提供纪律保障。

以文化建设凝聚奋进合力，厚植企业精神底色。把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融入“双创双新”党建提升工程，传承能源国企红色基因，聚焦职工急难愁盼，做实暖心服务，持续增强职工归属感、获得感，凝聚起攻坚克难、转型发展的强大精神合力。

延伸多元实践，推动下沉一线。公司立足“1统领+4支撑”基础框架，紧扣安全生产、提质增效、精益管理、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中心任务，延伸打造N项党建融合实践载体。推动党建阵地建设，党员下沉班组、扎根岗位。广泛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攻关组、党员突击队，围绕机组优化、节能降耗、新能源项目推进等重难点任务开展攻坚实践。坚持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双创双新”党建提升工程就跟进到哪里，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业务双向嵌入、同频共振。

“双创双新”党建提升工程落地以来，党建赋能企业发展成效持续显现。理论武装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党建与中心工作融合更加紧密，安全生产、经营创效、科技创新指标稳步提升；青年人才培育通道持续畅通，全域廉洁防控体系不断健全，企业内生发展活力充分激发。

面向未来，火电企业转型发展任务依然艰巨。公司党委将持续深化“双创双新”党建提升工程内涵拓展，不断完善常态化运行、动态化优化、实效化评估机制，持续丰富党建融合载体，努力把“双创双新”党建提升工程转化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转型、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为能源国企探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基层实践路径。

（作者系天津军粮城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文学让我看懂了生命

得知《绽放：一位军人音乐家的生命课程》（以下简称《绽放》）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主人公俞晓冬从大别山里发来祝贺信息。她说：“感谢作家，文学让我看到了自己，看懂了生命。”这句话让我久久不能平静。一个在生命倒计时中走进大山、一待就是10多年的军人艺术家，通过文字重新看见了自我，这或许就是对这部作品最高的评价。

可我必须诚实地说，写这本书的初衷，不单是为了书写她，也是为了“救助”自己。2023年，我写完纪实文学《望洋惊叹》后，身体突然出了问题，浑身神经剧痛，到医院一查，所有淋巴结全部肿大。医生给了我一个悲观的预判，要求立即住院进一步诊断。住院的3个月里，我每天被生命可能消逝的恐惧笼罩着，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心理问题。50多岁的年龄，正值年富力强，如果死亡提前来召唤，无论如何我是不能接受的。但万一无法逃脱呢？我的余生该做些什么？我怎么评估自己的生命价值？用什么样的姿态为自己的人生收场？我对亲人、对朋友、对社会、对事业，对这个世界，应该作怎样的交代？当后人仰望星空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丝光亮属于浩渺的星辰？就这样，将近100天里，我几乎每天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最终，活检诊断报告证实这场病是“良性”的。我经受了一场巨大的虚惊，康复后反思，病床上那些失眠之夜里，所思所想、所恐惧所渴望、所痛苦所欣慰，这一切，恰恰是这场虚惊的精神馈赠。此前，我可能从来没有以切身之深痛和挚爱，感受过生命，思考过生命。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俞晓冬。

我认识俞晓冬是在2015年的国庆节。那天，我的好友《新华日报》资深记者马健邀请我参加一个画展雅集。在茶歇区，马健向我介绍俞晓冬，说她是原前线文工团的一位古筝艺术家，目前从部队提前病退，常年待在大别山里支教，做了不少好事。大家好奇地围上去，问她为什么要跑到山里吃这个苦。她有些腼腆地笑笑，只说了一句，自己喜欢山里的风景，特别是金寨的“映山红”。再追问，她便不肯细说。马健说话直率，说她是一个不擅长“应酬”的人，甚至有些“反应迟钝”和“无趣”。俞晓冬不争辩，微笑着，用抱歉的眼神看着大家。马健犹豫了片刻，说她是一个“肺癌病人”啊，可不容易了。一屋子人都愣住了。

那天晚上，我和马健执意送她回前线文工团宿舍大院。在车上，她兴致勃勃地描述了第一次看到山里一丛“映山红”的情景。她说那是她支教前第二次去金寨，帮一个山里娃娃安装古筝，孩子的奶奶不欢迎她这个“不速之客”，气呼呼地打了孩子一个耳光。那个耳光其实是打给她看的，打在孩子的脸上，疼在她的心里，把她刚刚萌生的艺术支教理想打得七零八落。然而，就在离开孩子家、走在山坡上时，视线中突然出现了一簇映山红，很小的一簇，热烈地开放在一片绿中，那么鲜亮，简直是耀眼！同时，远处传来古筝的声音，很杂乱，一听就知道是小女孩第一次弹奏。她的希望“腾”一下重新升起来了。就像电影里刻意设计的情境，她对我说，一个巴掌打得她绝望了，可峰回路转，一片映山红和几声琴声，又把她的希望燃起来了。

有了那一次的相识和她讲述的“点滴”，才有了后来我采访她的愿望。但真正促使我拿起笔的，还是自己的那场病。康复后，我想到别人介绍她是一个癌症病人时的淡定，以及描述她病后走进大山的“壮情”时，她的那种从容甚至腼腆。相比之下，生命情感跌宕中的我，似乎脆弱而又平庸无奇。那一刻，俞晓冬的形象迅速在我的意识中站立起来。我觉得我差点错过了一个了不起的朋友，一个知音，一位良师。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联系俞晓冬，表达了要再见一见她的强烈愿望。这年年底，她终于从金寨回南京过春节，可一回来就在医院躺了一个星期。她出院后，我们开启了一段“以文会友”之路。此后一年多时间，我密集与她“约会”，并数次前往金寨，访问她长期生活的山村小学，到留守儿童和老乡们中，听他们讲述“俞妈妈”的故事。不知不觉中，她也成了我的“生命顾问”“心理导师”。她现身说法，解决了我病中产生的诸多困惑。我看到了她的人生价值，她低调地藏着、掖着那些荣耀，却默默地、毫无保留地释放出能量和光辉。我决定把她的精彩写出来。

说到采访，我必须坦言：起初俞晓冬不肯接受。她是一个非常本分、低调的人，除了弹古筝的那一刻容光焕发，日常生活中的她内向，甚至木讷。她说，如果看到连篇累牍写自己的文章，会羞愧，自己得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才配得上这种张扬。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了她。采访历时一年多，录音转化的文字将近300万字。来到这个世界，我从未跟一个人谈心到如此程度！我恪守一点：那些具体而微的东西，只能捕捉，不能编造。她也跟我强调，一个字都不能假，否则她无法面对孩子和乡亲们。我承诺一定如此。

写作中最困难的，是对这个人物的把握。好在，这种困难属于“先难后易”。作品里的俞晓冬，其实就是生活中原汁原味的俞晓冬，但要认识到这种“原汁原味”并精准传达出来，需要深入她的内心和阅历的深处。深谈之外，我还多次去山区实地采访，找准她这10多年的“关联人”，从侧面做调研。

在素材处理上，我采用了“双向并轨”的时间结构：一条线写她病前的人生与事业，一条线写她病后的选择与坚守。视角上交替使用她的口述和我的讲述，通过多重视角塑造人物群像。具体写法上，用了大量的生活细节，诸如冬天给孩子买防冻疮霜、夏天给他们买冰棒，对心高气傲孩子的循循善诱、对失去父母的孩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到艺术学习、人生教育，小到上厕所拿卫生纸的提醒，都是从细处着眼、小处入手。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面对“模范人物”，作者往往难以抑制“拔高”的冲动。《绽放》反其道而行之，保持叙事姿态的自我约束、不事雕琢。那些生动的人物、故事细节如同点点星火，照亮了文本的每一个角落。正是这些细节构筑了真实，从真实中产生了感人的力量。

后来想想，如果没有那场“生命的虚惊”，我对俞晓冬奔赴大山的理解，也许只是停留在事业心、爱心和奉献上，很难抵达“执炬寻路，重启生命”那一步。整个作品的内涵由此得到极大的拓展。这部作品的主体内容是七个部分，假如没有设定“生命课程”这样的主题，也许只会有“接受课”“生活课”“琴课”“激励课”“念课”，不会有“交心课”和“大师课”。缺了后面的两课，俞晓冬身上发生的很多极有价值的事，特别是关于智慧的那部分价值，可能就会被忽略。有许多事，主人公只是在做，自己并没有多想，更不会自己去发掘其价值。如果我看不到，部分素材也许会永远被埋没。所以，报告文学作者对素材认识到什么程度，也影响到采访的涉及面和深度。采访并非一项纯客观的劳动，它需要“主题发现和发挥”，需要积极构想，需要对采访对象进行广度和深度的“激发”。

一场“生命的虚惊”让我对俞晓冬的选择有了更深的理解。当一个人直面“死亡威胁”时，会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我理解她当初为何放弃安逸疗养、选择奔赴大山，那不是一种牺牲，而是一种“转换生命”或“重启生命”的方式。正因如此，我在写作中特别关注她如何从音乐的本原与命运出发，完成生命的成长。

通过这部作品，我想传递的生命观其实很简单。我们首先要能接受“生命不只是自我”。任何生命都不能独立存在，更无法孤立发展。一个人在认识和管理自己的生命时，要把自己放置在生命群体中，要有“命运共同体”意识。西方哲学所言“他人即地狱”只说对了生命性质的一小部分。其实人的苦难和幸福，既是他人，也是自己，只有融入他人，才会得到解救、得到支撑。生命的消极，首先表现在封闭自己，在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之间设置屏障。如果俞晓冬不走进大山，不把生命交付给孩子和乡亲，而是枯坐在城市的一隅，再豪华的疗养条件也拯救不了她的精气神。正因为如此，她认为自己得到的更多、更有价值，因此被“判”只剩下三五年生命，却激发出超乎想象的活力。10多年了，癌症没有消除，却也奈何不了她。

我还想传递给当下人的理念是：人生是一场修行，是一门又一门生命课的叠加。每个人一生都在做功课，如果每门功课都能修好，那就能抵达人生的至境。对于普通人如何在困顿中找到自己的“绽放”，我想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躲避苦难，而在于如何在苦难中完成自我超越。俞晓冬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拯救，通过治愈他人而治愈自己。这种“治愈与被治愈”的双向奔赴，或许就是每个人在困境中可以追寻的方向。

《绽放》出版发布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俞晓冬女士。她依然守在大山里，守在留守儿童和乡亲们身边，守在那一簇簇映山红的生命之光中。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士志于道

“士志于道”出自《论语·里仁》，核心意思是：知识分子（士）应将追求真理、践行仁义（道）作为终极使命，而非谋生工具。如果说在古代，士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更体现了一种文化精神，也就是孔子提倡的“士志于道”，“士”当志存高远，计天下利、求万世名。那么在今天，“士”更当为“众人的事”，甘愿吃亏、甘受委屈、甘于奉献，而非斤斤计较一人一时一事之得失。

显然，“士”不仅是一种身份，也不在于掌握知识和技能，更是一种内涵、一种担当、一种气质。而能被称为大学之“士”，并不仅是获得学位这么简单。它意味着，莘莘学子在求学阶段，历经了上千个日夜的求索，被沉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学底蕴托付，已经被赋能。因此，大学之士是有“气质”的，这就是由所在大学非凡历程凝结而成的“气质”。在担任西南政法大学校长14年期间，每年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我几乎都会讲到西政精神，讲到“西政之士”。西政仅是大学的限定语，关键在士，核心在道。

在法律层面，“士”（特指学士、硕士、博士）是指依据国家学位法律制度，经法定程序授予相应学位的获得者。当然，也没必要把这个概念的使用搞得过于严格。在学校归属的意义上，也包括正在和曾经在学校学习（含参加长短期培训）的学子、在站和已出站的博士后。

在精神层面，之所以能称之为“士”，在于其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士”的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士”，意味着努力做孔子理想中的“君子”，做孟子理想中的“大丈夫”，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孔子教人追求做“君子”，主要强调的是个人修为；孟子所说的“大丈夫”，重在责任担当。

从人才培养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在多数时期都以培养符合儒家理想的治国人才为核心目标。西汉时期，儒家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此后，儒家经典成为官学和私学的核心课程，其课程都以“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为主。儒生所接受的教育，与现代的分学科教育不同，但有的儒生一门心思读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有的儒生闻鸡起舞，胸怀远大，同时极富文化修养。有的追求“当官”甚至把“当官”作为人生唯一目标，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但也有相当多的优秀儒生传承“士”的传统，善养浩然之气，心忧天下，涵养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和无畏品格。现代大学传统，在于造就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生产专业知识、运用专业知识、传播专业知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深层精神上继承了“士”的品格，但并非简单的“翻版”，而是一次深刻的“创造性转化”——剥离了封建桎梏，保留了家国情怀。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更多是建设者，不断生产新知识，创造社会财富。专业之内的“博”，已经不容易，追求专业相关的其他领域的“博”，更不容易。所谓“人生有涯学无涯”，要看各人的才情和兴趣。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奋斗也是“士”之精神。奋斗使自己幸福，奋斗给母校添彩。我理解，母校，是青春的记忆和精神的田园，是归航的港湾和永远的惦念；“校友”，是基于同“校”而结成的浓厚情感，是心神契合的君子之谊，而非难以经远的势利之交。大家应当互相鼓励，以浩然正气为共同追求，以学校精神为牵引纽带，形成责任共同体、使命共同体、奋斗共同体。真正的大学之士，一定自带学校气质，一定能够坚守学校底线。借用法理学家富勒的理论，如果说家国情怀是大格局、大境界，是每一位大学之士“愿望的道德”，那么，学校底线就是基本功、分内事，是每一位大学之士“义务的道德”。社会对母校的赞誉，来自成千上万大学之士的奋斗积累，而社会对母校的“差评”，可能仅仅由于一人一事。

我相信，每一位真正的大学之士，都能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中，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洁身自好、拒绝合污，我心沉静、我心光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校区掠燕湖西侧二味书屋有一副楹联写得好：“静则生明养心有主，温而能断临事无疑”。这里的“养心有主”，不妨解读为一条做人做事的底线，心中“有主”方可每临大事有静气，坚守底线才能不忘初心勇担当！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创造未来。”大学之士要持之以恒地锤炼自己严谨的反思力、精准的判断力、坚定的自信力。浩然正气更需心怀善念。在实践锻造中求真知、认真识、感真情，多读“书外之书”“无字之书”，学会理解、学会包容，不断校准自己的成长目标和奋斗方向，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用清醒的头脑思考人生，用智慧的力量创造未来，努力做有“温度”的人，做通情理、有底气的大学之士。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原校长）

永远的先生

1937年1月30日，陕北延安，天寒地冻，毛泽东在窑洞内伏案疾书，为恩师徐特立60岁生日写下了一封情深意切的贺信。今天，当我们重读这封贺信，依然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涌动的尊师之情、敬贤之意。

贺信开篇，毛泽东以掷地有声的三句话定下全文基调：“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三句“先生”，层层递进，穿越时空。1913年至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在此求学。徐特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艰苦朴素、谦虚勤奋”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徐特立“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读书方法，毛泽东极为推崇，而且终身坚持不懈。20年过去了，毛泽东在老师面前始终以学生自居。这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朴素情感，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认同与敬仰。

更值得深思的是，毛泽东将尊师与革命信仰融为一体。他在贺信中写道：“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毛泽东以鲜明对比的手法，高度概括了徐特立的人格风范：“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这三个“第一”，表达了毛泽东对老师的由衷敬佩。贺信中连用一组“你是……而在有些人……”的排比句式，从学习态度、言行一致、群众关系、纪律意识、担当精神等多个维度，将徐特立的高尚品格与党内不良风气进行对照。这种写法，使贺信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祝寿文字。

毛泽东对徐特立的赞誉，绝非溢美之词，而是建立在长期观察与亲身感受基础上的真实评价。徐特立57岁高龄参加长征，是长征中年纪最长者，他以超人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险，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成为红军队伍中令人振奋与感动的楷模；在延安，党中央创办了自然科学院，这是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开启了党领导和创办新型理工科高等教育的先河，徐特立担任第二任院长期间，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影响深远，为党培养了一大批科技人才。毛泽东说他“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这正是对一位革命教育家最贴切的写照。

毛泽东对徐特立的尊敬，不止于一纸贺信，而是贯穿半个多世纪的实际行动。1937年2月1日，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60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按照湖南风俗，亲自为徐老戴上镶了红边的黑布帽子和红布锁，并宣读贺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抗日救国的紧要关头，这次生日庆祝会，其意义远超仪式本身，不仅表达了对知识、对教育者、对革命前辈的崇高礼敬，而且具有极为丰富的政治含义，旨在向外界宣示红军是打不垮的，共产党人蔑视任何反动势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夺取革命的胜利！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再次“破例”为徐特立隆重举行70岁寿辰，“显示延安军民沉着应战，以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毛泽东特意为他送了一盒寿糕，并在盒子上亲笔题写“坚强的老战士”六字相赠。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政务繁忙，仍不忘师生情谊。他特地派人邀请徐特立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席上专备了两人都爱吃的湘笋和青椒。见老师衣着简朴，毛泽东竟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呢子大衣送给老师，以表学生心意。从60岁到70岁，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以持续的行动诠释了何为尊师之道。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对老师的尊敬，贵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感慨万千！次日，毛泽东专门来到韶山学校，和师生合影。晚上，请长辈、老师和革命烈士家属吃饭。他将自己少年时代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安排在上座，举杯向老师敬酒。老人激动地连忙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师坐下边笑容满面地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师生对话，传为佳话。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尊师重教的光荣传统，让每一位教师都受到应有的尊重，让每一份教育心血都得到应有的珍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忆：“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们的样子，他们教给我知识、教给我做人的道理，让我受益无穷。”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声望，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

何为“元科学”

近期，元科学成为全球科技界关注的热点。这一以科学活动本身为研究对象的领域，将科研制度作为可观察、可实验、可纠偏、可持续改进的对象，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用科学方法管理科学本身？正是这种追问，推动科研治理走向系统化的自我审视。

元科学，简言之，是“关于科学的科学”，根植于将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反思传统，在研究层次进行转换。这一术语自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学术讨论，长期止步于理论思辨，随着科研治理系统化的现实需要重新受到重视。元科学把包括研究过程、评价机制、学术共同体等要素在内的科研活动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审视科学知识提出、资助、生产、验证、传播和认可的过程，并据此提出改进科研实践与制度的依据。元科学与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领域有交集，都认为科技知识生产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侧重略有不同。元科学更聚焦于科技系统内部的运行逻辑和演化规律，而STS更关注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价值选择。二者互补，前者提供因果证据，后者揭示制度背后的社会意义。

元科学的当下功能是诊断，尝试找出科研体系存在摩擦、路径依赖和低效的原因。科技政策中常有一个内在矛盾：要求科研人员尊重证据、接受检验，但科研管理制度本身却常常依赖经验、惯例或主观判断。例如，传统同行评议容易偏向共识性强、风险较低的项目，创新可能不足；项目制资助则有可能导致研究人员陷入不断申请经费的循环，行政事务也挤占了大量科研时间。元科学的价值在于能分析出这些问题是源于执行层面的偏差，还在于资助方式、评价标准或组织结构本身。

元科学还承担着实验功能，即在资助和评审制度中开展可控的政策试验。相关报告显示，机构内的元科学单元应直接向机构负责人汇报，并有权协调业务部门参与试验。例如，可以对比快速资助与传统评审的效果，在部分评审组试用“黄金票”机制支持非共识项目，评估扩大项目经理裁量权的影响，或追踪不同制度对项目创新、成果产出及科研人员发展的长期影响。这些工作远超传统科技政策咨询的范畴。为此，报告还建议为元科学单元配置专项经费，用于支持政策试验的实施。同时也要求资助机构建立动态的“缺口地图”，系统识别尚未解决的科学问题、重复投入、能力短板与潜在突破点，元科学也可借此洞悉学科本身存在的深层挑战。

从科技发展的角度看，元科学的首要价值在于提升科技体制的自我认知能力。它将管理行为本身纳入研究视野，检验其实际效果与非预期后果。在改革层面，元科学有助于将政策调整过程变得更加规范化、标准化、实证化，使科研管理部门能够以科学方法认识和改进自身的工作，增强科技体制学习、演化和自我校正的能力。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前沿成果，也体现在能否及时发现制度问题、开展试验并修正偏差——更高效地优化科研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创新能力。

元科学也有助于优化科研资源配置。不同学科需要不同的制度安排，临床研究、理论探索、交叉应用各有其规律，通用的管理模板往往难以适配全部学科。元科学可以检验不同资助模式在不同学科中的实际效果，减少用单一项目管理模式覆盖所有科研活动所带来的形式主义倾向，推动资源配置从沿袭惯例转向遵循科研规律，使资金更可能流入能够带来知识突破、技术创新或公共价值的领域。

对于我国而言，可探索构建适应自身需求的元科学体系。在国家层面可加强统筹协调，在科研机构内部设立元科学单元，同时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和专业智库作为第三方元科学研究实体的专业功能。运行机制可采用内部研究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内部单元负责检视运行规律、评估政策效果并开展限定范围内的制度试验，使改革措施置于证据检验之下；外部机构则承担第三方评估、理论反思与社会影响分析，防范元科学成为维护既有政策的工具。这样的安排也有助于弥补当前科学技术学与STS研究多独立于科研机构之外、对科技共同体内部运行理解不够深入、易停留在政策评论或材料报送上的不足。

同时，有必要建设一支多元背景的元科学专业队伍。元科学不宜仅由行政人员承担，也不应被单一学科垄断。其人员结构宜涵盖具有一线科研经验的科技工作者、熟悉项目管理流程的科研管理人员，以及精通科学技术学、STS、科技政策、管理学、统计学、法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可探索科技管理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双向交流与轮岗机制，使研究人员理解政策运作、管理者掌握研究方法；同时设立稳定的研究岗位、专项资助和人才培养计划，使元科学成为可长期积累的专业领域。

归根结底，元科学贯彻了一个重要原则：管理科学的制度也应接受科学的检验。它将科学方法反身应用于科研治理，使资助机构像要求研究者那样审视自身判断，推动科技体制改革从经验驱动走向证据驱动，使科研体系获得自我认知、自我校正与持续演化的能力。在制度层面，这有助于释放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在认识论层面，这标志着从“如何研究世界”到“如何研究科技本身”的跃迁。通过这种理性迭代，科技创新的动力有望逐步从制度惯性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更加自主、持续和富有生机。

回答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四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提出，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四问”从人机关系、技术安全、伦理治理与价值导向四个维度，构成了智能时代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题。回答好“四问”，是加快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关键。

人机关系：确立人在智能时代的主体性地位

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在智能时代，人机关系面临三重深刻挑战。一是劳动替代之困，当智能系统能够完成越来越多以往专属人类的工作，人的存在意义与生存来源将面临深刻拷问。二是创造边界之惑，当生成式AI可以产出文学、艺术、科学成果，创新生态和知识产权制度将面临重塑。三是行为自主之危，当算法深度参与个人选择、公共决策甚至主导重要判断，人要避免沦为算法逻辑的被动执行者。

人工智能是增强人类能力的伙伴而非替代人类的竞争者。明确“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关键在于将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技术演进的价值锚点。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向“智能体（Agent）”与“具身智能”演进，大模型能力正从“做题”快速迈向“执行”和“工作”。构建以人的权利保护为核心的法律框架，确立“人类保留事项”清单，明确哪些决策必须由人作出而不可交由算法；建立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在部署前系统评估对人权、就业、社会结构的影响；完善劳动保障制度，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的潜能，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利和尊严，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推动“人工智能+”模式，培育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牵引、以应用为导向、以科研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的创新生态，让机器承担重复性劳动，将人类解放出来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守护“人的独特性”的价值底线，建立人机关系的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始终保持对自身价值的清醒认知与坚定守护。

技术安全：建立全面的人工智能安全保障体系

算法决策的安全风险在不同层面呈现不同特征。在技术层，数据投毒、模型后门、对抗攻击等手段可以系统性扭曲算法行为，大模型的“幻觉”问题更使输出结果难以预判。在人机协同层，当人类过度依赖算法建议而放弃独立判断，可能出现“自动化偏见”——人对算法错误失去警觉，安全防线在信任中被消解。研究表明，人类在面对高准确率算法时，即便明知其可能出错，也会逐渐放松主动校验，这种心理机制的长期后果是人的判断能力的系统性退化。在系统层，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升级迭代对金融、电力、通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构成潜在威胁。三重风险叠加，使得传统“事先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追责”的安全框架捉襟见肘。这些风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应用中相互强化——技术漏洞可通过人机协同放大，系统级威胁又可能因自动化偏见而被低估，形成“风险连锁反应”。

构建“伴随式治理”的安全架构，将治理嵌入技术发展的全生命周期。首先，建立治理架构，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为人工智能大模型加装必要护栏，确保前沿模型的安全部署，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其次，探索分类分级管理的敏捷治理模式。不同领域、不同场景的人工智能应用面临不同的安全风险，需要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对高风险领域实施严格的事前审批和持续监管；对中低风险应用采取备案制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建立快速迭代的规则更新机制，使治理规则能够跟上技术演进的节奏。最后，构建智能体的行为追溯机制。智能体是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的新形态，应当明确决策权限和行为边界，建立行为追溯和风险提示机制，着力提升智能体内生安全能力，化解应用衍生风险。

伦理治理：明确人工智能伦理标准和指引

人工智能的广泛使用带来日益严峻的伦理挑战。生成式AI批量制造高逼真虚假信息，深度伪造降低诈骗和舆论操纵门槛，持续侵蚀社会信任根基；算法嵌入决策流程，人类独立判断能力和批判性思维面临退化风险；情感陪伴智能体诱发过度依赖，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智能体自主执行操作时，责任归属变得模糊不清，尤其在自动驾驶、金融交易、医疗诊断等高敏感领域，人机责任边界亟待清晰界定，亟须明确人工智能伦理标准。

2026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明确了“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确立增进人类福祉、尊重生命权利、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控制风险、保持公开透明、保护隐私安全、确保可控可信、敏捷共治、普惠共享九大原则。这些标准为研发、应用和治理提供了统一的价值框架。要构建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制度，实现源头防控。面向未来，要建立敏捷动态治理机制，适应技术快速迭代，将伦理治理从“事后补救”前置为“事前嵌入”，有效提升治理的主动性。建立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案例库和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定期更新、动态优化，为敏捷治理提供实证支撑。实施风险分类分级防控，对高敏感应用（如医疗、司法）实行严格准入和持续监控，对中低风险应用采取备案与行业自律相结合。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要设立独立运行的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委员会，将伦理审查嵌入需求分析、数据采集、模型训练、部署应用、迭代更新全流程，从研发端即识别和消解风险。践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依托联合国等多边平台，推动各方在伦理原则、风险分类、责任划分等基础问题上凝聚共识，逐步形成互认的伦理标准框架。唯有坚持敏捷治理，在标准上求同存异、在实践中协同共进，才能让伦理治理跟上技术步伐，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向善、安全、公平发展，真正提升全球治理效能。

价值导向：确保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呈现高度不均衡的格局。从算力分布看，训练大模型所需的核心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企业——全球超过70%的AI算力集中在北美和东亚少数经济体。从人才分布看，顶尖人工智能研究者的流动方向与产业聚集高度一致，形成一个“中心—边缘”的全球知识生产结构。从治理话语看，全球南方国家在规则制定中的代表性明显不足。人工智能的核心要素——数据、算法、算力——形成了垄断结构。人工智能技术扩散的“涓滴效应”可能远低于预期，国家间的发展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被采集用于训练服务发达国家的模型，而模型的收益却很少回流到数据来源地，技术流动的单向性掩盖了价值流动的不对称性，免费使用的“开放”往往伴随着无形资产的持续外流。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重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格局，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首先，推动能力建设的普惠化。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其次，推动开源开放的共享化。开源开放是人工智能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应当以负责任的方式鼓励共建开源生态，积极打造开放包容的国际开源社区。中国大模型在算力受限的情况下，通过开源策略和底层架构创新（如DeepSeek-R1），在推理能力上已逼近国际顶尖水平，训练成本大幅降低，这种开放模式让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型科技企业看到了参与的可能。最后，推动治理规则的多边化。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坚持向善普惠原则，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快人工智能发展，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升创新、应用、治理综合能力，追赶科技革命浪潮。

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做好新就业群体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把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做深做细做实，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课题。

深刻认识做好新就业群体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的重大意义

随着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规模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新就业群体工作做得好不好，归根结底要看能不能赢得这个群体的心。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执政基础在于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新就业群体以青壮年为主体，数量庞大、增长迅速，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个群体对党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如何，直接影响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2024年11月，党中央首次召开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这既明确了社会工作的重点任务，也凸显了做好新就业群体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分量。新兴领域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要跟进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要覆盖到哪里。面对这样一个群体，党组织如果不能有效覆盖、有效引领、有效服务，新兴领域的阵地就有丢失的危险。只有把他们的急难愁盼回应好、合法权益维护好、政治引领强化好，才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对新兴领域的领导力、凝聚力、影响力，使党的执政根基在新业态新群体中扎得更深、立得更稳。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就业群体始终深情牵挂，称赞他们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们的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新就业群体风里来、雨里去，劳动强度大、职业风险高，在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障、职业发展等方面还有不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做好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正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新就业群体身上的具体行动，既解决思想问题，更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感受到党的温暖、制度的温度，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支撑。新就业群体常年走街串巷、进楼入户，联系千家万户、熟悉社情民意，是基层治理可以依靠的“流动哨兵”“移动探头”。他们既是服务管理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参与治理的力量。把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从“治理对象”转变为“治理力量”，既能及时化解新兴领域的矛盾风险，又能为基层治理注入新的动能，形成服务与治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一些地方组织快递员、网约配送员担任兼职网格员、食品安全监督员，参与隐患排查、文明劝导、助老配送，已经见到了实效。

准确把握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特征和思想实际

做好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前提是摸清对象、把准脉搏。与传统产业工人相比，新就业群体以互联网平台等新兴技术作为组织生产的主要载体，通过线上接单、网络流量变现等方式获取劳动报酬并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方式和用工关系呈现灵活性、多样性、开放性，生产方式数字化、用工方式多样化、从业劳动超负荷特征明显，在就业方式、劳动过程、思想观念等方面都有一系列新特点，老思路、老办法不能完全照搬。

新就业群体内部构成在不断细化，全国快递员约320万人、网约车司机700余万人，网约配送员、货车司机、网络主播等也各成规模，不同行业的劳动方式、收入水平、利益诉求差异明显。最突出的变化，是“单位人”变成了“平台人”。新就业群体大多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劳动关系灵活多样，跨平台、跨行业、跨地域流动成为常态。过去依托单位、依托户籍地开展工作的组织体系，面对他们常常够不着、覆盖不到，容易出现组织覆盖的空白点、思想工作的薄弱点。与之相伴的，是算法对劳动过程的深度介入。派单、计价、时限、评价等劳动规则由平台算法主导，劳动者劳动强度大、工作节奏快，对算法不透明、报酬不合理、申诉不畅通等问题反映集中，由此产生的职业焦虑和心理压力不容忽视。同时，由于劳动关系认定难、用工责任主体多元，一些劳动者与平台企业发生纠纷时，还面临维权渠道不畅、举证能力不足的困境。

新就业群体来源渠道广泛，既有农村转移劳动力，也有高校毕业生，还有传统行业的转岗人员，入职门槛相对较低；以青壮年为主体，据相关平台统计，网约车司机平均年龄在38岁左右，网约配送员大多在20多岁；劳动强度普遍较高，一线快递员日均投递200件以上，货车司机每天开车10小时以上的约占一半；从业稳定性偏弱，平均工作周期不超过2年，有的还身兼数职、交叉从业，既送外卖又送快递，白天是网约车司机、晚上是网络主播。劳动强度高、流动变化快，他们常年“浮在云端、跑在路上”，这对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就业群体大多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构成多元、思想活跃、价值取向多样，获取信息、表达诉求、参与社会主要在网上，网上的错误思潮和负面情绪也容易对他们产生影响，网上思想引导的针对性实效性亟待增强。他们渴望被尊重被认同，期盼有可靠的职业安全、合理的利益分配、充分的社会保障、有效的社会融入。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还具有一定的临时性、过渡性，一些从业者职业认同感、归属感不够强，更需要通过思想引导和暖心服务增强职业自信、稳定从业预期。同时也要看到，这个群体的基本面是积极向上的，他们吃苦耐劳、向上向善，在急难险重时刻屡屡挺身而出，展现出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品格。把握这些特点，工作才能有的放矢。一方面，要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网下把组织建起来、服务送上门、权益维护好，网上把阵地占住、把声音传开、把诉求接住；另一方面，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思想引导离开了实际困难的解决就是空洞的，服务凝聚离开了思想引领也难以持久，二者必须一起抓、抓到位。

把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做到新就业群体心坎上

做好这项工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把思想引领、组织建设、服务保障、融入治理贯通起来，一体推进、久久为功。

把思想政治引领落到实处。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结合新就业群体特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大力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创造精神、勤俭节约精神。方式方法要跟上新就业群体“屏对屏”多于“面对面”的实际，把理论课堂搬到网上、把学习内容融入指尖，推广“班前十分钟”“站点微课堂”等灵活管用的学习形式，用他们听得进、记得住、用得上的语言和形式讲道理，防止生硬灌输、大水漫灌。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在排忧解难中传递党的关怀，在春风化雨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引导广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哪里有群众，哪里就要有党的工作。针对新就业群体的工作方式和活动范围，发挥属地、行业、企业各自优势，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向平台企业、网点站点、运输线路、网络直播间延伸。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服务，探索流出地流入地相配合、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让每一名党员都纳入组织、不掉队。一些地方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动，依托平台企业数据比对和网点站点摸排，把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的党员找出来、管起来，这些做法值得总结推广。有效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党的温暖通过群团组织传递到新就业群体之中，做到党的声音全覆盖、党的工作不断线。

依法维护权益、做细关爱服务。服务是最好的凝聚，保障是最实的引导。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7年实现新就业群体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面覆盖、劳动用工逐步规范、从业环境显著改善、合法权益有力保障的目标，并对依法规范用工管理、强化合法权益保障、加强互联网平台算法治理、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作出部署。要抓好贯彻落实，依法规范劳动用工，推动合理确定劳动报酬、保障休息权益，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健全符合新就业群体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稳步推进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让劳动者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统筹用好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司机之家等阵地，推进社区、商圈、楼宇、园区、交通枢纽等友好场景建设，帮助解决住宿、餐食、停车、通行等现实问题。健全诉求收集和回应机制，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高频诉求和共性问题跨部门、跨地域、政企协同办理，努力做到他们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理、每一项诉求都依法推进，用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凝聚人心。2025年12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情况，明确提出抓紧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引导新就业群体融入社会治理。要加强正面宣传和激励引导，深入挖掘宣传新就业群体中的先进典型，办好职业技能大赛和岗位建功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新就业群体的氛围，增强他们的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健全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支持他们依法参与行业治理、有序反映合理诉求、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让“城市奔跑者”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贡献者，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同时，鼓励各地探索积分制管理，把参与治理、志愿服务情况与评先评优、技能培训、职业发展挂钩，调动新就业群体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形成“党凝聚我、我奉献社会”的生动局面。

做好新就业群体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坚持、持续推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坚持网上网下相结合，把工作做到车轮上、站点里、屏幕前，做到每一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心坎上，把8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为完成“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

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2026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必须坚持党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本质上是立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与任务，将保障和促进人民健康置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优先位置，统筹谋划、系统推进，以实现健康与经济社会良性协调、互促共进。

当前时期，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意义重大。一是应对复杂健康问题挑战、筑牢安全底线的迫切需要。我国面临多重疾病负担并存的复杂局面，传统传染病威胁持续存在，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且发病呈年轻化趋势。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生态环境与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新型健康风险日益凸显。只有将健康优先发展摆在战略高度，才能系统构筑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健康风险，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底线。二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内需潜力的重要引擎。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不仅能通过提升人口健康水平、延长健康预期寿命来增加有效劳动供给，更能以健康产业为突破口，培育壮大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健康养老、智慧医疗等新增长点，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食品、互联网等产业深度融合。将健康投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性投资，能够实现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的良性循环，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注入新动能。三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区域间仍存在差距，部分群众看病就医的负担依然不轻。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有利于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推动资源下沉、重心下移，缩小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健康服务差距。通过制度性安排保障全体人民公平获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有助于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提升社会整体的凝聚力和幸福感。

近年来，我国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已取得积极成效。第一，坚持制度引领，健康优先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快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明确了阶段性目标与重点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施行，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健康优先发展的法律地位。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加快探索建立，已在部分地区先行试点，为全面推开积累了有益经验。以规划为引领、以法律为保障的健康优先发展制度框架基本成型、日益完善。第二，坚持投入保障，卫生健康财政支撑持续增强。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从2016年的6.2%提升至2024年的6.7%，卫生筹资规模稳步扩大，为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财政投入持续向基层和公共卫生倾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县域医疗卫生机构运行保障不断夯实，群众看病就医的经济负担逐步减轻。第三，坚持人民至上，主要健康指标稳步改善。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等关键指标持续下降，总体水平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同步提升，健康公平性持续改善，健康中国建设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仍需看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与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突出，城乡、区域间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慢性病防控压力持续加大，精神卫生、职业健康等问题需高度关注。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尚未全面落地，健康生活方式仍未普及。为此，须强化规划引领与制度支撑、补齐公共卫生与基层服务短板、推进健康治理现代化，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加快规划制度建设。第一，锚定战略目标，强化规划衔接落实。紧扣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更高水平均等化同质化等目标，将核心指标与重点任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确保健康优先发展与国家宏观战略同向发力、同步推进。第二，转变发展方式，推动健康优先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第三，健全制度体系，固化健康优先长效机制。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五项基本制度；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推动健康相关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统筹衔接，实现从政策推动向制度保障转变。同时建立监测评估机制，将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和责任分工，动态跟踪、及时优化，确保如期建成健康中国。

加快补齐短板弱项。第一，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防融合、医防协同、社会共治，强化重大传染病防控，健全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切实提升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置能力，织密织牢公共卫生防护网。第二，补齐基层服务短板，建设优质高效服务体系。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深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第三，补齐产业发展和人才短板，强化支撑保障。大力发展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支持高端医疗装备、生物医药、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产业高质量发展，以科技创新引领健康产业升级。持续加大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以基层为重点，不断壮大医疗卫生人才队伍，为健康优先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智力支撑。

加快推进健康治理现代化。第一，坚持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领导，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加强行业党建和医德医风建设，深化腐败问题整治。第二，健全投入与协同机制，强化要素保障。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卫生健康投入长效机制，新增财力要优先保障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其支出增幅应明显高于同期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切实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建立健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第三，健全法治监管与督查考核。完善卫生健康法治体系，加强医药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将主要健康指标纳入党委和政府考核指标，建立常态化、经常化督查考核机制，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作者系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党委书记）

打造满足人民群众亲水需求的城市滨水空间

城市滨水空间是城市的重要景观和公共空间，包括河流、湖泊、海洋、运河等水域及其周边的自然和人造环境，不仅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场所，更是承载城市生态安全、传承地域历史文脉、驱动片区经济活力、彰显城市特色气质的载体。《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行动方案（2025—2027年）》提出“顺应公众对美丽河湖的向往，依法依规推进滨水休闲绿道、滨水公园等亲水便民设施建设，满足人民群众亲水需求”。这一部署将生态保护目标与公共服务供给有机统一，积极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城市滨水空间的期盼。

近年来，各地累计建成幸福河湖5500多条（个），为人民群众打造了一大批亲近自然、畅享生活的高品质城市滨水空间。从空间利用看，各地以河道治理带动城市更新，通过拆违腾退、贯通断点、还岸于民，推动城市滨水空间由封闭转向开放，一批“临水难近水”的河湖岸线正转变为可亲可近的公共空间。例如北京亮马河，通过河道治理带动城市更新，岸线与沿线绿地、街区、商圈融为一体，曾被围墙、护栏、停车场占据的水岸，逐步成为市民推窗见绿、出门亲水的休闲去处，亲水而游正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生活图景。从功能融合看，越来越多的城市滨水空间把生态、商业、文化、体育等场景叠加在一起，蓄滞洪区非汛期成为市民休闲的公园绿地，闸坝旁建起慢行步道，水利设施正由单一防洪功能走向复合利用，成为市民愿意去、待得住的公共空间。例如浙江宁波，将姚江、奉化江沿岸的蓄滞洪区与城市公园建设统筹规划，非汛期开放为集生态湿地、休闲步道、儿童游乐、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滨水公园，汛期则恢复其蓄滞洪功能，实现“平时是市民客厅、汛时是城市安全阀”的双重功能。城市滨水空间的开放利用，正在从零散试点走向成片推进，从岸线贯通走向功能复合。从生态提质看，各地统筹水环境治理与水生态修复，河湖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景象在越来越多城市重现，一批城市滨水空间成为市民亲近自然、共享生态红利的绿色客厅。例如四川成都，以锦江流域综合治理为抓手，持续推进截污清淤、生态补水、景观提升，重现“濯锦清江万里流”的千年盛景，沿锦江建成多处湿地公园和亲水栈道，白鹭翩跹、水草丰茂的景象重回市民日常生活，人水和谐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开。

仍需看到，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前期建设重速度轻质量、中期规划缺系统少预留、后期管理缺统筹乏合力，目前城市滨水空间治理仍面临现实挑战。一是管护相对滞后。部分城市滨水空间重建设、轻管护，设施建成移交后缺乏常态化养护，路面破损、设施锈蚀、荒废失管等问题较为普遍，野泳、人车混行、占道经营等乱象时有反弹，个别栈道、亲水平台因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直接影响市民安全与使用体验。本应受市民欢迎的亲水去处，却因管护缺位变成“不敢去、不想去”的卫生与安全死角。二是平急两用功能未充分实现。随着雨带北抬、极端强降雨增多，江河湖库水位快速上涨的频次明显上升，部分城市滨水空间在规划建设时未将平时休闲与应急防洪统筹考虑，功能转换缺乏预案和设施支撑，汛期安全风险防控压力加大。汛期一来“一封了之”，暴雨将至却毫无预警提示，市民的亲水活动频频中断，“亲水”与“安全”本可兼得的愿景难以落地。三是部门协同不够。城市滨水空间管理涉及水利、市政、园林、交通等多个部门，职责边界交叉模糊，标准不统一、信息不互通、行动不协调等问题突出，极易出现“都管又都不管”的治理问题，使问题从发现到处置的周期拉长，小隐患拖成大风险，制约着城市滨水空间治理效能的整体提升。对此，亟须推动城市滨水空间由“建得好”迈向“管得好、用得好”。

构建常态管护体系。第一，推行分段清单管理制度，逐段明确设施巡检、维修、更新的标准、程序和责任人，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做到底数清、责任明、可追溯，并将管护成效纳入河湖长制考核评价范围，压实各级管理责任。第二，推动管护力量向一线下沉，以河湖长与检察长协同联动为抓手，健全多部门联防联控机制，明确各方职责边界，联动城管、水务、社区、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实行网格化日常巡护，构建日常巡护与应急处置有效衔接的监管体系。第三，布设物联网感知终端，对滨水栈道、亲水平台等设施开展结构健康监测，完善监测预警阈值和响应流程，实现安全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防止设施带病运行。同时，健全公众参与机制，畅通线上问题反映和设施报修渠道，建立问题受理、分办、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流程，发挥公众在设施常态监督中的补充作用。

强化平急两用衔接。第一，在国土空间规划和水域保护相关专项规划编制中，对城市滨水空间的应急功能预留和转换条件提出约束性要求，将防洪排涝、生态修复、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等多元目标统筹谋划，强化规划之间的衔接和刚性传导，保持建设管理的连续性，从源头上防止滨水空间建成后因应急功能缺位而需要大规模改造。第二，在新建或改建滨水绿道、亲水平台、滨水公园等公共空间时，将应急条件下的功能转换需求纳入工程设计条件，在场地竖向设计、出入口设置、物资储备点位等方面提前预留弹性空间，明确正常使用与应急状态下的功能转换路径，并将转换条件纳入竣工验收范围，确保平急转换在技术层面可实现。第三，按照洪水风险等级和生态敏感程度对城市滨水空间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在洪水高风险区域配置预警提示、人员撤离通道等安全防范设施，在中低风险区域完善亲水平台、慢行步道等便民服务设施，合理确定亲水活动范围，并根据运行情况动态评估、及时调整，既守住安全底线，又满足人民群众亲水需求。

推进统筹联动。第一，明晰水利、市政、园林、交通等部门的职责边界，建立多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标准统一、信息互通、行动协调。第二，建立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的贯通机制，在城市滨水空间项目竣工验收阶段同步明确运营管护主体、责任边界与经费来源，实现规划、建设、移交、管护各环节有效衔接，防止设施建成后失管。第三，推行行业监管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协同模式，赋予街道、社区一线管护人员协调联动权限，缩短问题从发现到处置的周期。同时，健全社会参与机制，引导沿岸单位、社会组织、市民群众参与日常监督与协同治理，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管理格局，真正让城市滨水空间持续释放民生温度。

激活返乡入乡创业新活力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做好外出务工服务保障和返乡就业创业扶持”。近年来，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格局发生重大转变，返乡入乡创业不断受到关注。各类群体主动选择返乡入乡发展产业、建设乡村，有效盘活乡村闲置土地、人力、产业等优质资源，持续稳固乡村就业基本盘，为实现乡村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全新活力。支持农民工、高校毕业生和退役军人等人员返乡入乡创业，是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举措。

当前，返乡入乡创业在稳定乡村就业、带动农民增收、激活发展动能等方面的综合效应日益显现。一是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队伍持续壮大，创业人才不断集聚。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超过150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投身农业相关领域，有效破解乡村人才流失、农村空心化等突出难题，夯实了乡村稳就业、促发展的人才根基。二是产业业态持续丰富，就业渠道有效拓宽。46%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从事规模化种养业，24.3%专注乡土特色种养业，10.5%投身农产品加工流通行业，6.9%发展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等创意产业。且超八成业态属于三产融合类型，催生大量本地化就近就业岗位，形成“一人创业、带动一片就业”的良性发展格局，有效吸纳农村闲置劳动力就地就业。三是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从业质效稳步提升。随着农业现代化纵深推进，务农群体的身份边界逐渐弱化、职业属性持续增强，乡村就业呈现职业化、专业化、组织化新特征。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等新生力量占高素质农民队伍总量的49.93%，其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从业者占比63.22%，64.06%的从业者持有农民技术人员职称，高素质、专业化从业特征愈发凸显。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经营，推动零散小农就业向规范化职业就业转型，持续优化乡村就业结构、提升乡村就业整体质量。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随着返乡入乡创业规模持续扩大，一些深层次制约因素逐渐显现，就业带动效能尚未充分释放，突出受制于以下方面。其一，保障体系有待完善，风险抵御存在不足。涉农扶持政策存在碎片化、落地慢、配套弱等问题，部分扶持政策落实不到位，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总量不足、针对性不强，农村金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长期存在，难以有效对冲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直接影响乡村就业稳定性。其二，融入乡土难度较大，就业可持续性偏弱。许多新生代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长期在城市生活务工，思维模式、生活习惯与乡土社会存在差异，普遍缺乏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技能，乡土归属感与认同感较弱，难以平衡市场化经营规则与乡村人情秩序，极易出现二次外流、反复流动等问题。其三，主体发展后劲不足，就业带动能力受限。多数返乡入乡创业项目规模偏小、门槛较低、可复制性强，同质化竞争问题突出，市场核心竞争力不足，加之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年龄结构偏老化，创新活力、市场适应能力逐步下降，项目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就业带动效能受到明显制约。

为有效破解返乡入乡创业瓶颈，充分释放乡村就业内生潜力，须立足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大局，持续夯实乡村稳就业促振兴发展根基。

健全制度体系，强化政策兜底。第一，强化政策协同落地。聚焦返乡入乡创业难点，统筹整合发改、财政、金融、土地、税收、人力资源等扶持政策，构建系统化、一体化政策体系，破解政策碎片化、落地难等问题。在创业用地、水电保障、项目审批、补贴发放、养老保险等方面予以倾斜，简化办事流程、明晰扶持标准，切实降低返乡入乡创业综合成本。第二，完善社会化服务供给。加快建设覆盖农业生产全链条的综合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市场对接、政策咨询、风险预警等服务。创新“互联网+农业服务”新模式，适配多元化经营需求，补齐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生产经营、市场运营等能力短板，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第三，优化乡村金融服务。针对农业创业轻资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推出专属创业贷款、贴息贷款等差异化金融产品，简化审批流程、压降融资成本、提高授信额度，全方位强化返乡入乡创业人员风险抵御能力，为乡村产业扩容、就业岗位持续拓展提供坚实资金支撑。

破解融入难题，凝聚乡情共识。一方面，妥善处理市场化经营与乡村人情社会之间的关系。兼顾农业市场化经营规则与乡村人情伦理秩序，依托农忙互助、农事共建、邻里帮扶、乡村文化活动等多元场景，搭建乡村互助协作网络，有效化解产业发展与乡土关系的隔阂。另一方面，拓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融入途径。积极引导优秀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深度参与村民自治、合作社运营、乡村公益建设、乡风文明培育等基层治理工作，充分发挥其视野开阔、思维新颖、擅长经营管理的优势，助力乡村治理提质增效。通过全方位参与乡土建设发展，持续增强返乡入乡人员的乡土归属感、身份认同感与价值获得感，彻底破解身份边缘化困境，坚定其扎根乡村、稳定就业的信心与决心。

聚焦人才培育，激活内生动力。第一，开展农村职业教育培训。紧扣乡村产业发展实际与市场就业需求，聚焦现代农业种植、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文旅运营、农村电商销售等重点领域，定制专业化、实操性培训课程，补齐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现代农业技能、数字化运营能力短板，适配新时代农业发展需求。第二，搭建产学研孵化平台。持续深化校地、研地协同合作，联动高校、科研院所，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技术研发、项目孵化、创新指导、成果转化等全方位帮扶，推动传统农业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第三，强化返乡入乡创业典型示范引领。深入挖掘、广泛宣传返乡入乡创业先进典型，多形式开展政策宣讲与经验交流活动，倡导弘扬敢闯敢创、务实肯干的创业风尚。引导从业者立足本土资源禀赋，打造特色化、差异化农业项目，有效破解同质化竞争难题，持续释放返乡入乡创业带动乡村就业与农户增收的辐射潜力。

技能，让老区“活起来”

八百里瓯江穿山而过，两岸是绵延起伏的浙西南群山。这里是浙江最偏远的山区，自古以来便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过去，守着绿水青山却变不成金山银山，是丽水人心中长久的痛。如今，一场以“技能”为核心的干部队伍重塑与政府职能转变，正悄然改变着这片红土地的命运。

2025年，丽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7年位居全省第一。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活跃着一支支由基层干部组成的“技能团队”——他们用一技之长激活沉睡的乡村资源，蹚出了一条山区共富新路。

一场跨越20年的接力赛

早在2004年，丽水市庆元县就率先开展了“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的探索。20多年来，丽水深入推进“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改革探索，一任接着一任干。2025年，丽水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推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将其上升为全市基层党建“第一品牌”，创新构建“一岗双能两评价”机制，推动干部能力从“单一履职型”向“复合发展型”迭代升级。

“一岗”是基础，即干部担任的具体职务。“双能”是核心，即干部既要具备完成本职工作的“岗位履职基础能力”，又要掌握直接服务产业发展、满足群众需求的“服务发展增值能力”。“两评价”是保障，即建立“基础效能”与“增值实绩”双轨并行的评价体系，让“干了什么事、干成了什么事”成为衡量能力的标尺、检验政绩的准绳。

针对山区干部“懂行政不懂产业、懂业务不懂市场”的能力短板，丽水分类设置56项“增值能力”指导目录：市县机关侧重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基金招商与资本运作、零碳园区建设等关键领域；乡镇（街道）侧重乡村文旅策划、强村公司运营等重点难点工作；村（社区）侧重“土特产”品牌打造、电商直播等实用技能。建立“一人一技”认领机制，推动广大干部结合岗位与特长，自主学习掌握至少一项增值技能，与发展所需、群众所盼紧密对接。

如今，这套机制已覆盖全市9个县（市、区）、173个乡镇（街道）、220余个市县机关部门，6900多名干部按需学技、实战强技、组团用技、一线送技、以绩评技。由技能型干部组成的354支技能服务团队活跃在乡村全面振兴一线，1227名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受聘入库、指导赋能，300多个一线技能工作室扎根田间地头。与此同时，丽水还配套搭建系统化实训平台，建成全国首家乡村干部技能学院，打造“1个市级学院+9个县级培训中心+39个技能实训基地”，针对性开发300多门精品课程，三级技能实训网络贯通市县乡村，为干部成长提供了平台支撑。

小山村“飞出”航天大IP

云和县石塘镇小顺村，曾是抗战时期浙江铁工厂总厂所在地，红色底蕴深厚。然而，守着红色故事和绿水青山，却长期找不到打开市场的钥匙。转机来自一支特殊的团队。石塘镇打开思路，由镇党委书记牵头，吸纳乡镇干部、乡村运营团队等15名核心成员，组建了“航天谷”产业发展规划技能服务团，并特邀云和籍军旅作家王秋燕等作为团队技能导师。

项目启动初期，团队既无航天产业经验，也缺乏乡村运营能力，“边学边干、边干边学”成了唯一的出路。干部们像“寻宝”一样摸排闲置资源，从盘活闲置老屋打造航天科普展厅，到自主设计“航天巷”、航天文化墙，再到构建沉浸式航天漫步空间……所有的设计都是干部自己画图、自己落地。他们立足生态优势与航天文化底蕴，把红色故事、航天文学IP与山水风光串珠成链，谋划推进“小顺·江南航天谷”项目。21米高的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模型直指苍穹，嫦娥五号探测器与“祝融号”火星车按比例复原，模拟驾驶舱带来沉浸式体验……短短几个月，“江南航天谷”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2026年4月，小顺村首届航天科普文化周揭幕，游客络绎不绝。短短3个月时间，项目带动80余人就业，为村集体增收50多万元。研学基地通过引入长三角科普资源、联动文昌航天发射场，推出“1天在小顺、N天在外地”的“固定+流动”研学套餐，构建起“县域基地—省级节点—国家发射场”三级研学体系。一个既无航天院所也无发射场的山区小村，硬是闯出了一条“航天+文学+红色”的融合发展新路。

麻鸭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缙云县新建镇是全国知名的麻鸭养殖基地，但长期以来，产业停留在“养鸭卖鸭、收益微薄”的初级阶段，鸭毛甚至被当作废品处理。

改变从成立“鸭伙计”技能服务团开始。这支团队成员以镇干部为主，并聘请县农业农村局和相关企业负责人为智库专家，依托盛羽来料加工“共富工坊”和缙云麻鸭电商“共富工坊”，通过“按链设岗、因需配人”方式，设立育种、防疫、养殖、加工、羽创、产销等8类“伙计”岗位，实现全链条技术赋能。

“过去搞服务，围着产业转却使不上劲。现在从保种育苗到加工销售，我们都能和专家、农户聊到点子上。”一位干部感慨道。

在育种环节，“育种伙计”牵线搭桥，推动省农科院与欣昌农业合作建立“麻鸭科技小院”，推动麻鸭品种创新与保种育苗，3个优质品系从这里走向全国。在养殖环节，推广旱养、笼养等生态集约模式，高标准建设麻鸭共富园，实现规模化经营与农户增收双赢。与吖鲜滋公司合作研发中药防疫方剂，让麻鸭发病率下降30%以上，“无抗生态”鸭蛋身价翻番。在加工环节，技能团队携手宁波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同推进健康卤味项目建设，先后开发出卤鸭舌、老鸭煲等60余款产品。

在羽毛利用方面，“加工伙计”协同“羽创伙计”化身“原料红娘”，以盛羽羽毛“共富工坊”为核心，将周边村庄的闲置空间改造成6个配套来料加工点，把分拣、剪切羽毛等简单工序“搬”进村庄。引进企业攻克灰白羽毛加工技术，将缙云麻鸭的灰白羽毛制成符合赛事标准的羽毛球，生产成本较传统工艺降低一半。

2025年，缙云麻鸭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2.5万名鸭农年均增收超2万元。缙云麻鸭还取得丽水首份肉制品出口资质，实现产品出海。

从“单村火爆”到“片区共兴”

松阳县四都乡陈家铺村，凭借独特的崖居古村风貌，从一座“空心村”发展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网红打卡地”。然而，随着流量增长，却也很快面临承载力不足、游客停留时间短、周边村庄发展失衡等新难题。

2025年，乡党委牵头打破村域边界，组建“大陈家铺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并特聘县文广旅体局专家及本地民宿主理人担任导师，通过品牌整合、活动策划、资源统筹，将周边村庄联动起来。

团队一改“委托第三方做规划”的惯例，自主测算流量、论证业态、划定功能分区，主导编制《大陈家铺跨村协同发展规划》，确定“一芯赋能、三极互补、廊道串联、全域协同”的跨村协同发展模式。以陈家铺村为流量辐射枢纽，明确下包村“青创活力极”、平田村“艺术赋能极”、四都阳村“康养度假极”等差异化发展定位，形成业态互补、功能衔接、利益共享的发展共同体。

在此基础上，团队创新“片区联营”模式，成立多村入股的公司统一运营，全程参与闲置资产盘活、农特产品统销、增值服务设计。以乡愁为主题，打造“在陈家铺遇见乡愁中国”文旅IP，开发“古村探秘”“云端慢生活”等8条主题旅游线路，串联四村核心节点，形成“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闭环。

技能升级带来发展质变。今年以来，四都乡接待游客达57万人次，同比增长85%。陈家铺村单一爆款的“盆景”，正生长为四村联动的“风景”。

以“技能”为核心的变革逻辑

三个故事，折射出同一场变革的深层逻辑。

这是一场能力重塑。从“一岗双能”到“两评价”，丽水构建了干部能力“定义—培养—评价—激励”的完整闭环。分类制定乡镇干部26项“增值能力”、村干部17项“综合能力”、市县机关干部13项“专业攻坚能力”指导清单。通过建立“技能档案”“实绩账本”，将干部技能提升与职级晋升、荣誉激励挂钩，培育成长型思维，推动干部从被动接受培训向主动谋求成长转变，从“审批员”“事务员”向“服务者”“合伙人”转变。

这是一场组织变革。354支技能服务团队不是常设机构，而是因事而生、随事而变的“使命型组织”。团队以具体项目为牵引，打破部门界限，整合多专业背景干部，形成能打硬仗、快速响应的“任务单元”。每个技能团队都建立了“实体化工作室+专家智库+赋能培训+运行机制+评价标准”的“五个一”支撑体系，共聘请各领域1227名专家为智库成员，推动治理结构优化与服务效能提升，让行政资源与产业需求深度耦合。

这是一场信任升级。干部掌握了乡村文旅策划、品牌运营、无人机飞防等“真本事”，群众自然信得过、跟得上。从“干部干、群众看”到“干部带着群众一起干”，技能成为密切干群关系的“连心桥”。

“培养技能型干部、建设技能型政府”，并非简单的业务培训或机构调整，而是一场以“赋能个体、重塑组织、激活系统”为特征的干部队伍重塑与政府职能转变。2025年，丽水技能服务团队累计实战攻坚651个项目，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万余个，推动茶叶、食用菌等全市13条“土特产”全产业链发展，产值均超过10亿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丽水将持续深化“一岗双能两评价”机制，建强三级技能实训网络，推动干部在实战中锤炼本领、干出实绩，不断激发革命老区共富先行的强大内生动力。

（浙江省丽水市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