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自觉履行管党治党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呈现出鲜明的理论品格。“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内涵的集中概括，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内在规律，形成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完备理论体系。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员干部要在前期学习贯彻取得阶段性成效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习领悟，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原原本本学。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仅靠听几场辅导报告、熟悉“十四个坚持”是不够的，还必须沉心静气、老老实实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党员干部要认真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从一篇篇讲话、一段段论述中深刻领悟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理解和把握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要求，深刻认识和领会一系列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

抓住根本学。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抓住根本。比如，紧扣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深入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比如，紧扣党的性质和宗旨，准确把握我们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自觉拥护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强大定力。比如，紧扣党的政治立场，领悟党的初心使命，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牢记我们党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不能成为利益集团或权势团体的代理人。比如，紧扣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搞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我们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三权分立。把这些根本的东西抓住了，才能纲举目张，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联系实际学。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联系这一历程来学习领会，搞清楚一些重大思想观点的来龙去脉和战略考量，才能真正学深悟透。比如，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果断决策，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从严查“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到深入治理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隐形变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再到风腐同查同治、着力铲除不正之风滋生的土壤条件，以点带面、步步深入，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结合这一历程和变化来学习，就能更加透彻地理解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条重要经验，深化对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认识。比如，联系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到3次修订《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再到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党的纪律规矩不断完善、从严执纪取得显著成效，就能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等重要论述，增强遵规守纪的自觉性和从严执纪的责任感。比如，结合这些年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全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强力反腐的生动实践，就能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等重要论述，增强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决心和信心。比如，结合党中央出台实施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抓好中管干部涉外行为常态化规范和管理等制度举措，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领导干部抓起严起、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等重要要求。比如，联系党中央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一体解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存在的“中梗阻”问题，着力增强各级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有效实践，就能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等重要论述，按照上下贯通、执行有力要求体系化推进党的各级组织建设。比如，结合党中央坚决扭转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就能更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牢牢抓住管党治党责任的‘牛鼻子’”“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等重要论述，更加自觉地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

持续跟进学。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拓宽理论视野，坚定理论自信，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中，持之以恒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的开放思想体系，必须把跟进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炼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优秀特质，系统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党员干部必须及时跟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最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跟进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重要决策部署，在不断对标对表中校准方向，切实做到常学常新、常悟常进。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党员干部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将其体现到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加强党性修养、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

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持之以恒抓下去。要深刻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推进落实。特别要扎实抓好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和保障激励作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重点工作，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大气候”。党建工作重在务实、真抓实抓，不能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不能堆盆景搞包装、抓点不抓面，不能同中心工作脱节。

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蕴含着深厚的真理力量，也闪耀着光辉的人格力量，集中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和精神风范。党员干部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转化为加强自我改造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忠于党的信仰、忠于党的组织、忠于党的事业为根本，铸牢对党忠诚；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标尺立身立行，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以增强事业心、责任感、履职本领，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为着力点，做到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勤政务实、奋发有为，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

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今年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纠治政绩观偏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铭刻在心，经常对标对表查改自身问题，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当前，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正在陆续换届，领导干部应自觉服从组织、服从安排，正确对待进退留转，确保思想不松懈、工作不松劲、责任不落空。要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自觉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科学决策、担当作为，防止和克服盲目大干快上的政绩冲动，不搞推倒重来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持续抓好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新担当。党校（行政学院）作为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科研的主题主线和中心内容，努力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帮助学员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把握党性要求、汲取党性滋养。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让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蔚然成风，真正把党校打造成领导干部掌握看家本领、提高党性修养、弘扬优良作风、增强履职本领的重要基地。

纠治政绩观偏差是一项长期任务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已基本结束，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这既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殷切告诫，也是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指明了前进方向。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贯穿各级领导干部履职全过程的终身课题。党员领导干部在不同成长阶段、不同岗位职级、不同发展环境中，对政绩的理解把握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从决策部署到执行落实、从开局谋划到离任交接，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一旦思想认识的“总开关”出了问题，履职过程的每一个节点都可能出现偏差。守正与纠偏，如同一体两面，没有正确政绩观的持续涵养，偏差纠治就失去了坐标方向；没有对偏差问题的持续纠治，正确政绩观也难以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就决定了纠偏治理不仅是攻坚战，更是持久战，必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同步推进、持续发力，贯穿干部成长成才和履职尽责全过程。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但学习教育不是终点，必须对政绩观偏差的差异复杂性、顽固隐蔽性、系统传导性等有清醒认识。从差异复杂性看，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群体因思想认识、能力水平、成长阶段各异，政绩观偏差呈现鲜明的个体差异性，并随职务变动和环境变化动态演变。从顽固隐蔽性看，显性问题被纠治后，“数字形式主义”“运动式治理”等新变种反弹回潮、改头换面，反复性极强。从系统传导性看，个体政绩观偏差若不及时纠治，容易从个体行为传导至群体，扩散污染政治生态。这些特征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加剧了精准识别和分类施治难度，决定了政绩观偏差的纠治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常抓不懈，防止“教育一阵风、雨过地皮湿”。

纠治政绩观偏差，必须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把党内集中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有效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推动教育引导、查改整治、考核激励、监督约束一体发力，形成覆盖干部队伍建设各领域、贯穿权力运行全链条、推进常态纠治各方面、抓实精准施策各环节的治理体系。抓教育，重在培根铸魂、入脑入心。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教，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引导干部见贤思齐、引以为戒。抓查改，重在动真碰硬、跟踪问效。对需要长期整改的突出问题一抓到底。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完善前任后任责任交接清单，以历史担当破解历史遗留问题。增强系统观念，加强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的贯通协调、党内监督体系各方面的有机贯通、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手段的统筹衔接，精准发现新动向新表现，增强查改的针对性和穿透力。抓考核，重在考准考实、奖优罚劣。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优化考核指标、强化分类考核。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政治过硬、群众公认、实绩突出的干部受重用，让立场摇摆、脱离群众、弄虚作假的干部受惩戒，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抓监督，重在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定期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立其远者可以成其久。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纠治政绩观偏差，砥砺的是政治定力，检验的是为民情怀，锤炼的是科学思维，衡量的是实干能力。党员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到，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没有捷径可走，没有终点可言，唯有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把正确政绩观扎根于心、践之于行，才能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书写新的荣光。

重要言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以大历史观引领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马克思主义大历史观是我们党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历史大势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大历史观以深远的历史眼光、宏阔的时空视野和系统的辩证思维，为新征程上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引。以大历史观引领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从历史背景的大周期、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和全球风云的大变局中分析把握其发展脉络、历史方位、演变规律等，把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起来，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在把握历史发展脉络中巩固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主体性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华文化主体性植根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对本来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对外来文化的清醒认知，始终站稳主体立场，在统摄、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我升华、自我超越，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展现出中华文明独具魅力的精神特质，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是在书斋中凭空建构的，而是在深刻把握历史规律、回应时代挑战、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高扬的。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类社会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形态表达。立足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传承史和同期西方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审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百余年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历史过程正是中华文化主体性从式微走向复归、从被动转向主动的生动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从2016年鲜明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破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依赖，到2026年明确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主体性从“历史觉醒”走向“时代高扬”，实现从追问“能不能自主”走向聚焦“如何自成体系”。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持续推进“两个结合”的深入实践，扎根5000年中华文明的厚重沃土，置身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场景，集中力量有组织地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四梁八柱”的整体性建构，让文化主体性贯穿知识生产的各领域全过程。

在把握时代发展大势中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把握时代发展大势，客观上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增强历史主动、坚定理论自信、实现学术自觉，主动回答好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置身百余年的历史纵深考察中国式现代化，其历史必然性和本质要求决定了它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深刻改变着中国，也深刻影响着世界，这一时代发展大势天然具有历史、实践和理论的逻辑规定性。

历史表明，一切知识生产的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其服务时代、服务人民的深度与广度。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来求索复兴的奋斗史，反复印证着一个道理：知识的创造不在于自我欣赏，而在于经世致用。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这一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使命和学术责任。从2016年提出的“五个面对、五个迫切需要”，到2026年明确要求“更好回答四个之问”，标志着我们从“敢于回答”进入了“善于回答”的新阶段。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经过10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两个结合”，围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开创性的显著成就。实践表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有能力主动回应新征程上出现的新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以“中国”为方法，坚持问题导向，锚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形成理论研究的基本命题与标识性概念群，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改革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产出有数据支撑、可落地操作的决策咨询成果与政策方案，使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科学决策和治理效能提升，更好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在把握全球风云变局中更好回应人类共同关切

大历史观强调全球视野与世界历史眼光，是我们观察全球风云变幻、在世界格局演进中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望远镜。人类文明从诞生起就呈现多样性特征，世界历史从本质上讲是各个文明共同演进的历史。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局势动荡与矛盾冲突叠加交织，面对人类社会在和平、发展、安全、治理等方面的多重复杂挑战，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考题，我们要树牢大历史观，立足长时段、跨文明、整体性的历史视野，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与趋势，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寻求更具包容性和协同性的治理新路径。

百年变局之下，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团结合作，国际社会必须摒弃零和思维、超越隔阂冲突，以大胸襟大情怀回应人类共同关切。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历史和人类发展的全局高度深刻指出：“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给出了系统的实践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四大全球倡议一体贯通、相辅相成，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纵观历史与现实，中国的发展深度融入全球体系，全球共同繁荣同样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二者休戚与共、密不可分。当人类再次行进至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肩负起为人类进步事业贡献思想力量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着眼人类共同利益、回应人类共同关切，以平等包容、海纳百川的态度胸襟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主动构建融通中外、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叙事，以更加开放多元的样态重述中华文明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独特贡献、展现中国在解决人类发展共同难题中的重大贡献，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国理念与中国智慧，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牢固树立大历史观，置身历史长河和全球格局，深入推进“两个结合”，在把握演变机理中提出因应策略，在探究历史规律中增强系统预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战略主动，奋力开拓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气象，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党委副书记）

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青年是民族复兴的生力军，做好青年理论宣讲，是落实青年工作战略性部署的核心抓手。青年群体思想活跃、认知多元，圈层特征凸显，理论宣讲必须紧扣青年成长规律，从夯实思想根基、打通沟通渠道、实现认同根基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与青年思想、成长、奋斗同频共振，真正实现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以精准阐释夯实思想根基。青年身处多元思潮交织的网络环境，碎片化信息容易造成认知偏差，理论宣讲首要任务是守住理论本源、严把政治导向，以扎实学理供给廓清思想迷雾，夯实青年与理论同向同行的价值根基。精准的宣讲植根于扎实的理论功底。理论宣讲绝非政策条文的简单复述，而是贯通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真理传播。这就要求宣讲者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道理讲明白，帮助青年从理论根源上坚定信仰、增进认同。严把政治关口是精准宣讲的重要前提。宣讲内容必须严把政治关、内容关、导向关，避免片面解读、断章取义以及娱乐化表达，确保每一处阐释都符合理论本意和政策要求。面对青年群体中出现的思想困惑与模糊认识，应当主动辨析、正面引导，依靠真理力量廓清思想迷雾，凝聚价值共识，帮助青年在理论学习中明确方向、守住底线、增强定力。同时，理论宣讲要始终紧扣中心大局，紧扣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心任务，引导青年深刻把握时代使命和自身责任，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新征程中找准定位、勇挑重担、主动作为。建强宣讲队伍是精准宣讲的根本支撑。打造政治可靠、理论扎实、贴近青年的专业化宣讲队伍，不能仅依靠专家学者，更要激活青年主体力量。积极吸纳高校学子、产业青年工匠、新业态从业者、乡村振兴青年骨干组建分层分类宣讲团，推行“老带新”师徒培育模式，兼顾专家深度阐释与同龄人的共情表达，以青年视角解读理论、以青春故事传递道理，让青年从被动听众转变为理论传播者，夯实宣讲与青年同频的队伍根基。建立“专家领学+骨干研学+青年试讲”培育机制，常态化开展集体备课、学习研讨、交流互鉴，提升宣讲人员学理阐释、政策解读、思想引导能力。

以青年化表达打通沟通渠道。新时代青年思维活跃、视野开阔，崇尚平等交流、务实沟通，对单向度说教式宣讲接受度不高。增强青年理论宣讲实效，需要推动话语方式、传播场景和表达形式的整体转型，同时顺应青年网络化、圈层化、互动化特征，以数字赋能、场景创新等形式，增强青年参与度，让宣讲更具亲和力、感染力、传播力。使用“青言青语”，让理论宣讲更鲜活。摒弃刻板说教与官方套话，主动采用青年熟悉的青春语态与日常话语，以小切口诠释大主题，把宏大叙事转化为青年身边的生活与成长故事，多用身边人、身边事、身边理，以小故事讲清大政策，以小视角展现大发展。多用朴实直白、贴近生活的语言，找准理论与青年利益、情感、价值的交汇点，让宣讲充满烟火气与青春质感，真正做到青年听得懂、愿意听、有共鸣。拓展线上线下阵地，让理论宣讲更广泛。走出封闭会场的固定模式，把宣讲延伸到高校课堂、企业车间、社区广场、田间地头，让理论学习自然融入青年日常学习工作生活中，让理论宣讲从“台上讲”变成“身边聊”。依托线上研讨、虚拟场景等数字化手段打造线上宣讲课堂，推动宣讲阵地紧跟青年活动轨迹，实现青年在哪里，理论宣讲就跟进到哪里。巧用融媒体，让理论宣讲更灵动。立足青年网络行为特点，统筹青年聚集的网络平台，打造短小精悍、易于传播的宣讲内容。尊重青年圈层文化差异，针对不同兴趣社群实施分众化传播，用青年圈层认同的话语阐释理论，推动理论在青年圈层中破壁出圈。激活青年主体作用，变“单向听讲”为“双向互动”，邀请青年骨干参与宣讲策划、内容创作，鼓励青年用创意形式传播理论，在互动共创中让理论宣讲“活”起来、“动”起来、“潮”起来，更符合青年接受习惯。

以实践导向汇聚奋进力量。理论宣讲的生命力在于回应问题、解决困惑。青年理论宣讲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把宣讲同青年所思所想、急难愁盼紧密结合起来。健全长效调研、精准供给、实践转化机制，让青年听得进、用得上、有收获。精准把握青年需求是提升宣讲针对性的前提。建立需求摸排、内容迭代、效果评估的闭环机制，深入高校、企业、社区和新兴青年群体开展调研，依托大数据精准把握不同领域青年的思想动态、认知特点与现实关切，针对大学生、青年职工、新业态青年、乡村振兴青年骨干等群体差异化开展备课与精准化阐释，推动理论宣讲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直面青年关切是增强宣讲说服力的关键。紧扣青年关心的学业发展、就业创业、社会融入、权益保障等现实问题开展宣讲，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分析形势、解读政策、指明方向，讲清基本观点、深层逻辑和实践路径，以透彻说理和务实态度赢得青年信任，让青年真切感受到理论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引领青年知行合一是彰显宣讲实效性的落脚点。坚持学用结合、以讲促行，引导青年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宣讲中融入青年榜样、基层先锋的奋斗故事，阐释新时代青年的使命责任，激励青年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岗位建功等实践中展现青春作为。搭建宣讲实践转化平台，将理论学习与青年志愿服务、社会实践、岗位练兵相结合，建立常态化实践引导机制，让青年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中深化理论认同。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做好新时代青年理论宣讲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坚持面向青年、贴近青年、服务青年，不断提升宣讲的政治引领力、学理说服力、情感感染力和现实穿透力，才能让党的创新理论更好走进青年、浸润青年、引领青年，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作者系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广西医科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小病早治才能防止大患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思想作风问题时，曾引用古训指出，“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正所谓‘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以此提醒党员干部，小病早治才能防止大患。“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这句古训，出自《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是东汉名臣丁鸿向汉和帝提出的谏言，意思是在问题刚露出萌芽时就去处理它轻而易举，等到养痈成患再去挽救，往往非常困难，要付出数倍的代价。对党员干部而言，无论是守住纪律底线，还是做好实际工作，都要算明白“早”与“晚”这笔关键账，在“微”处下功夫，在“早”上见真章，才能避免小问题演变成大错误、小疏漏拖成大麻烦。

识“微”于未萌。“禁微”的前提，是要看得见“微”，有识“微”的眼力。司马相如有言：“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危于无形。”祸患在萌芽时最易处置，之所以拖成“救末”的悲剧，往往不是问题藏得深，而是人们在思想上对“微”麻木了。现实中，这种“麻木症”并不少见。一些党员干部对自以为的“小毛病”不以为意：一顿盛情难却的饭局觉得“无伤大雅”，一个推托不过的“小意思”当作“人之常情”，一次拉不下脸来的“破例”安慰自己“下不为例”。许多党员干部栽跟头，往往不是从大是大非上开始的，而是在小节上一步步失守——从“第一次”的忐忑到习以为常的坦然，从小恩小惠的试探到来者不拒的麻木，“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最终小错酿成大错，小恙熬成沉疴。毛泽东指出：“必须随时掌握工作进程，交流经验，纠正错误，不要等数月、半年以至一年后，才开总结会，算总账，总的纠正。这样损失太大，而随时纠正，损失较少。”问题不能攒，毛病不能拖，等“算总账”的时候，代价往往已经难以挽回。当然，“禁微”不是让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中束手束脚、瞻前顾后，而是要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和自持。眼中有问题、心中有敬畏，看得见小问题背后的大隐患，时刻警觉自身思想上的小波动、作风上的小失守，不做“睁眼瞎”，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行有所止、业有所成。

治“微”于未发。如果说识“微”考验的是眼力，那么治“微”考验的就是担当。看出问题不算难，难的是敢直言、敢点破、敢出手。微邪不禁，大邪将起。问题从小到大总有个过程，若是看到了当没看到、明知不对却少说为佳，小缝隙就会裂成大窟窿。《论语·子路》讲“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之间尚且要互相规劝，同志之间更当如此。面对问题矛盾，不能当作壁上观的“旁观者”，更不能做圆滑世故的“老好人”，必须敢于较真碰硬、敢于得罪人。一些党员干部把“明哲保身”奉为圭臬，对上级的偏差一味附和、不提意见，对同级的毛病心知肚明、闭口不言，对下级的过错轻描淡写、隔靴搔痒，看似“维护团结”，实则耽误同志、贻误事业。古人讲“姑息养奸”，无原则的迁就，就是对错误的默许和纵容。“禁微则易”的“易”，说的是处理问题见事早、行动快，就会成本低、效果好，但这份“易”，从来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必须以不计个人得失的担当来托底。“禁微”，就要敢当“黑脸人”，同志之间要的是真帮真管。什么是真帮真管？首先要早帮早管。“早”是时机，要在“早”字上见真心，是不是真心帮同志，就看在刚冒头时及不及时拉一把。其次是要常帮常管。“常”是常态，不是一时一事地帮，而是经常提醒、“咬耳扯袖”，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习惯。最后是要“善帮善管”。“善”是手段，既要有帮的心意，还要有帮的艺术。同志之间要帮得准确，一语中的、点到要害，不能大而化之、不着边际；也要帮得真诚，出于公心、与人为善，让对方听出爱护而不是指责，才算是真帮、善帮。

防“微”于未然。“禁微”的最高境界，不是天天盯着人挑毛病，而是让小问题没有滋生的土壤。如果说“识微”考验的是眼力，“治微”考验的是担当，那么“防微”考验的就是政治自觉。党员干部主动防范还未成气候的问题，靠的不仅仅是组织要求、纪律约束，更是发自内心地认识到——防微杜渐、维护政治生态，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白居易说：“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未病先防，最根本的还是要治病求本、正本清源，在“治本”上下功夫。“禁微”与“救末”，看似只是处置事端的早与晚，实际反映出的是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的强与弱。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始终保持自我净化的政治勇气。如果一个单位的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同志之间清清爽爽，让互相提醒、互相监督成为习惯，很多小毛病在萌芽状态就被消弭于无形，根本不会发展到“救末”的地步。“救末”救的是已经酿成的祸，付出的是较大的代价，而“防微”防的是尚未坐大的苗头，守护的是风清气正的生态。要做好政治生态定期研判，定期分析本单位生态状况，哪些干部有反映、哪些岗位风险高，做到心中有数。整合信访举报、巡视巡察、审计监督、日常考核、民主生活会等各方面信息，定期梳理、综合研判，从个别中发现一般、从一般中找准规律。领导干部不仅要自己慎微、主动管微，更要带风气、立规矩。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禁微”与“救末”之间，差的不仅是时机，更是担当；旁观者与参与者之间，隔的不仅是态度，更是党性。最好的“救末”，是让“末”无从发生，与其事后扼腕叹息，不如事前较真碰硬。每个党员干部都把“禁微”落在实处，就是对自身最好的保护、对同志最真的帮助、对事业最大的负责。

警惕技术变革中的“恩格斯停顿”

提问：朱红军 安徽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也对就业和收入分配带来深刻影响，包括一些负面影响，需要有效应对和解决。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通过亲身考察描述了工业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与工人贫困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被经济史学者称为“恩格斯停顿”。请问，如何认识和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社会公平问题？

解读：周文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回望工业文明发展史，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时发现的特殊社会现象，为我们审视技术进步与社会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经典理论范式。工业革命初期，蒸汽机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跨越式提升、社会总财富快速积累，但普通劳动者的实际收入、生活质量长期停滞不前，技术红利高度向资本集中，劳动群体沦为技术进步的被动承压者。2009年，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将这一现象定义为“恩格斯停顿”。本质而言，“恩格斯停顿”是技术突进与制度适配滞后、生产力变革与生产关系调适错位的必然产物，核心表征是技术增长与民生改善、社会公平的阶段性脱节，是技术异化在社会分配、阶层结构、劳动关系中的集中显现。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迭代的速度、渗透的广度、变革的深度远超历次工业革命，传统的“恩格斯停顿”并未退场，反而以数字化、智能化的全新形态迭代重构，呈现出更隐蔽、更复杂、更具长效性的风险特征。当前，人工智能产业高速扩张、技术能力持续突破，但技术红利普惠不足、就业结构失衡加剧、技术主权博弈加剧、伦理风险隐患凸显等问题逐步显现出来，可能形成人工智能发展的“恩格斯停顿”。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时代“恩格斯停顿”的生成逻辑、现实表征与风险机理，立足技术主权守护、技术陷阱规避，探索兼顾创新发展与风险防控、效率提升与公平普惠的化解路径，是推动人工智能安全、有序、可持续发展，实现技术向善、利民惠民的重大时代课题。

技术变革中的“恩格斯停顿”与人工智能发展的新特征

技术本是人类改造自然、解放自我的工具，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向力量，技术发展的终极价值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但在资本逻辑主导、制度约束缺位、价值引导缺失的场景下，技术会脱离人的掌控，异化为支配劳动者、加剧社会分化、反噬社会秩序的异己力量，这便是技术异化的核心要义。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精准刻画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异化图景：机器大生产取代手工劳动后，生产力大幅跃升，资本家凭借技术垄断、生产资料占有实现财富快速积累，而普通工人被固化在流水线单一岗位，劳动强度提升、劳动自主性丧失，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生存环境持续恶化。技术进步带来的全部红利，几乎被资本所有者独享，广大劳动者无法共享技术发展成果，形成“生产力增长、民生福祉停滞”的发展断层，这就是“恩格斯停顿”的原始形态。

技术变革中的“恩格斯停顿”，并非技术本身的缺陷，而是技术发展速度超越社会制度、分配体系、治理体系适配速度，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创新与社会公平的结构性失衡。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机器大生产迅速拉大了资本与劳动的分配鸿沟，劳动者收入增长严重滞后于社会财富的积累，不平等程度急剧恶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技术知识、组织管理等无形资产的投资回报不断上升，技能在收入分配中的权重越来越重，贫富差距并未因生产效率的提升而自然收窄。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催生了就业极化与工资不平等的“U型”分化，高技能劳动者收入与就业机会快速增长，低技能劳动者勉强维持，而中等技能群体薪资增长停滞、就业机会持续萎缩。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在提升生产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就业结构改变等挑战，正在给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带来深层次变革，存在技术增长红利主要向资本集中的现实风险。

相较于传统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彻底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构成，算力、算法、数据取代土地、劳动力、传统资本，成为最核心的生产资源，技术壁垒、数据垄断、算法霸权由此成为新的权力象征。过去，财富差距主要源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多寡；今天，发展差距更多取决于技术主权的掌控能力、数据资源的分配方式、算法规则的主导权力。正是这种变化，催生了人工智能时代“恩格斯停顿”的新形态：技术生产力呈指数级增长，社会整体效率持续提升，但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权益、发展空间和收益份额却在不断收缩，特殊群体面临数字排斥与智能淘汰，国家层面则遭遇技术“卡脖子”、主权失守等系统性风险。发展停顿与失衡，正在个体、社会、国家多个层面同时显现。

人工智能时代“恩格斯停顿”的生成逻辑

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变革可能带来的“恩格斯停顿”，并非单一因素导致的偶然现象，而是技术属性、资本逻辑、制度短板、治理滞后、全球格局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

技术迭代的自主性与人类管控的被动性矛盾。不同于传统技术的工具属性，人工智能具备深度学习、自主迭代、自适应演化的能力，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大幅提升。传统技术的运行逻辑完全由人类设定、全程可控，而人工智能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海量数据训练突破初始设定，形成自主决策、自主优化的运行体系，人类难以完全预判、精准管控其演化方向。这种技术自主性的提升，打破了“人主导技术、技术服务人”的传统范式，使得技术异化的风险大幅增加，各类技术陷阱呈现隐蔽化、突发性、扩散化特征，治理难度远超传统技术领域。

资本逐利的扩张性与技术向善的价值性矛盾。资本的天然属性是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附加值、高成长性，使其成为资本逐利的核心赛道。当前，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中，资本主导技术研发、落地、分配的逻辑愈发凸显，一些企业以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目标，忽视技术的公共属性、普惠属性与安全属性。资本为降低成本、提升收益，持续推进“机器换人”，压缩劳动就业空间。通过垄断核心技术、数据资源，攫取超额利润，加剧分配失衡。为抢占市场份额，过度推进技术落地，忽视伦理风险与安全隐患。资本逻辑的过度膨胀，扭曲了人工智能服务社会、普惠民生的终极价值，成为催生“恩格斯停顿”、滋生技术陷阱的核心动因。

核心技术的依附性与技术主权的自主性矛盾。技术主权的核心是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没有底层技术自主，就没有产业发展自主，更没有国家技术安全自主。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格局呈现头部垄断、强弱分化的特征，发达国家依托底层算法、高端芯片、核心算力的技术优势，构建起技术垄断体系，掌握全球智能产业的规则制定权、标准话语权。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在应用层、场景层优势显著，但基础层、核心层技术存在短板，关键领域存在技术依赖情况，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不足。这种技术格局导致我国智能产业发展处于被动跟随状态，技术创新受制于外部约束，产业红利被外部垄断资本稀释，难以彻底摆脱技术依附、利益外流的困境，持续固化“应用繁荣、内核薄弱”的发展停顿。

制度治理的滞后性与技术发展的超前性矛盾。制度治理体系的适配速度，直接决定技术红利的普惠程度与技术风险的防控力度。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场景拓展速度远超传统技术，而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法规、伦理规范、监管体系、分配制度、人才培养体系仍处于完善阶段，制度供给存在明显滞后。现有法律体系难以覆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深度伪造治理、算法责任界定等新型问题。监管模式仍以事后监管、被动监管为主，难以适配技术事前预防、全过程防控的风险治理需求。分配制度未能有效调节智能产业的利润分配格局，劳动权益保障、数字红利共享的制度机制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跟不上技术迭代速度，劳动力转型适配能力不足。制度适配的滞后，导致技术发展处于“无规可依、无矩可束”的状态，风险持续累积、失衡不断加剧。

资源分配的垄断性与普惠发展的公平性矛盾。数据、算力、算法作为智能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本应具备公共属性、普惠属性，服务全社会发展需求。但当前，核心智能资源高度集中于头部科技企业、发达城市与高端产业，资源分配呈现明显的垄断化、集中化特征。数据资源被企业垄断，数据孤岛、数据壁垒普遍存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不足；高端算力资源集中于少数区域与企业，中小企业、基层领域算力供给不足；优质算法技术被头部机构掌控，普通企业难以获取低成本、普惠化的智能技术服务。核心生产要素的分配失衡，直接导致技术红利分配失衡，进一步拉大区域、行业、群体差距，加剧人工智能时代的社会分化与发展停顿。

人工智能时代“恩格斯停顿”的纾解途径

正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恩格斯停顿”，并非否定人工智能的发展价值，而是摒弃技术万能论、技术放任论的片面认知，坚持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在鼓励创新、赋能发展的同时，筑牢风险防线、补齐公平短板、守护技术主权，推动人工智能实现创新发展、安全可控、普惠公平、向善有序的高质量发展。

坚持自立自强，筑牢技术主权根基。技术主权是破解外部技术垄断、摆脱发展被动局面的根本支撑，是化解人工智能系统性风险的核心前提。立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目标，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高端芯片、底层算法、核心算力、基础框架等“卡脖子”核心领域，加大基础研究与原始创新投入，突破底层技术瓶颈，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人工智能核心技术体系，彻底扭转底层技术依附格局。统筹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布局，平衡应用层创新与基础层创新、场景落地与技术攻坚的关系，避免走入重应用、轻基础，重规模、轻核心的发展误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内核升级转型。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鼓励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参与核心技术攻关，构建多元协同、开放创新的产业生态，牢牢掌控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动权、话语权，从根源上化解技术主权陷阱。

完善制度体系，构建精准治理格局。适配人工智能高速发展态势，必须加快补齐制度短板，构建“创新激励、风险防控、权责清晰、全程可控”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技术创新与制度治理同频同步。加快人工智能法治体系建设，聚焦算法歧视、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版权侵权、隐私泄露等突出问题，完善专项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明确各类主体的权责边界、行为底线与追责机制，让人工智能发展有规可依、有矩可循。创新监管模式，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追责的全链条监管体系，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现“以技治技”，提升监管的精准性、时效性与智能化水平。健全行业自律机制，引导科技企业、科研机构树立智能向善发展理念，强化主体责任，自觉规范技术研发、产品落地、算法应用行为，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业自治的多元共治格局，有效防范化解各类技术风险与伦理陷阱。

优化分配机制，推动红利普惠共享。针对智能时代“资本获益、劳动受损”的分配悖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分配格局，让技术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健全劳动、数据、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合理提高劳动要素分配比重，规范资本收益分配秩序，遏制头部资本的超额垄断利润，平衡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关系。完善智能产业收益调节机制，通过税收调节、产业基金、公益赋能等方式，引导智能产业红利向基层、向特殊群体、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针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结构变革，完善失业保障、职业培训、就业帮扶机制，搭建劳动者转型赋能平台，开展常态化、精准化数字技能、智能技术培训，帮助传统劳动者适配产业转型需求，缓解结构性失业压力，守住民生就业底线。

强化伦理规制，坚守智能向善底线。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核心价值导向，将伦理规制贯穿人工智能研发、设计、落地、迭代全过程，从源头遏制技术异化。构建中国特色人工智能伦理体系，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准则、价值导向与禁区边界，杜绝算法歧视、价值偏差、技术滥用等问题。建立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机制，对重大智能技术研发、重点智能产品落地开展前置伦理审查，从源头规避伦理风险、社会风险。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合成等新技术应用，严厉打击虚假信息、侵权抄袭、恶意伪造等违规行为，维护网络空间秩序、文化创作秩序与社会公共秩序。始终坚守“技术为人服务”的终极价值，杜绝技术凌驾于人、资本支配技术的异化格局，让人工智能始终沿着利民、惠民、向善、有序的方向发展。

坚持“三个跟进”提升海洋综合治理效能

海洋综合治理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强调突出抓好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两个重点，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21世纪初，基于福建海上治理形成的“经济发展到哪里，保障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治安热点在哪里，管理工作就跟进到哪里；人民需要在哪里，服务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理念，蕴含着基层实践的治理智慧，是坚持系统观念、突出问题导向和厚植民生情怀的生动实践。近年来，福建持续推动将“三个跟进”作为新时代海洋综合治理系统方略，探索中国特色海洋治理效能提升路径，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和高品质民生有机统一。

保障跟进发展，夯实海洋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海洋是支撑未来发展的资源宝库和战略空间。海洋治理的根本目的是保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治理与保障价值共生、功能互促，关键在于树牢现代海洋经济大局意识，坚持创新引领、陆海统筹、绿色低碳、高效协同、安全可控等治理理念，推动服务保障与海洋经济发展同频共振，为海洋经济发展注入稳定预期。坚持以新质生产力驱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主动适应海洋经济发展新趋势，注重推动海洋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引导海洋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前瞻系统思维，打造“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新型海上平台，开放拓展星海互联、无人船艇、海洋低空经济、深远海智慧养殖等示范应用场景，建设“一场多区”海洋新能源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探索推进“算力入海”，在抢占海洋产业新赛道上彰显治理效能。坚持以重大项目带动治理效能转化。加强保障战略性、引领性、标志性海洋重大项目实施，推动将治理效能转化为项目发展质效，深度嵌入重大项目生成、落地、投产全过程。构建陆海产业链联动融合发展模式，以海洋高新产业集聚区为载体，在两岸海洋综合调查、新一轮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海域海岛海湾一体化开发等重点领域，推进建设海洋新能源、海洋新基建、海底观测网等示范项目。坚持以政策协同强化治理功能保障。在政策导向、资源利用层面深刻认识海洋治理功能，着力破解海洋经济发展制度性障碍和外部性风险，从规划引导、要素统配、审批协调到建设护航全流程，建立高效协同保障体系。完善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机制，创新“法规+政策+机制”一体化支撑体系，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包容审慎监管。建设“强企惠渔”海洋经济重点项目监测平台，实现政策全量聚合、“免申即享”、精准滴灌。

治理跟进热点，筑牢海上安全稳定的防线。治理韧性要求突破惯性思维，建立动态响应接口，构建前瞻预判、动态适配、双向同步的现代治理体系。将海洋治理融入海洋开发利用保护全过程，提升海洋治理预见性、整体性与协同性，在发展中化解矛盾、在服务中优化治理。坚持重心下移，精准回应海上治理难点。面对海洋风险的不确定性，推动有限资源力量精准投向海上治理热点难点和风险隐患。开创性构建“海上一支队伍管执法”机制，统筹履行海域海岛资源开发、渔业安全生产监管、海洋生态保护等监管执法职能。深化海上船舶安全整治，创新跟进海上风电、海洋观光、无人岛旅游、渔排餐饮等新业态监管。深化“每船必检”机制，强化船载北斗定位终端“离线即警情”意识，筑牢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韧性屏障。坚持改革先行，以数智赋能治理现代化。推动治理思维全方位革新，构建新型敏捷治理逻辑。突出数智全面赋能，破除“数据烟囱”“信息孤岛”，高标准建设一体化大融合“海上福建”总平台，集成全域感知、数字孪生、智能分析等应用功能，构建精准化海洋灾害预警、生态模拟与安全风险感知网络。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实施“百站千员万船”安全智慧提升工程，探索“闽海飞燕”无人机应急救援等高科技应用，建设标准统一、弹性扩展、安全可靠的海洋数字底座，推动海洋治理向智能化、精细化跃升。坚持机制创新，构建多元共治新格局。加强治理机制优化迭代，建立多元赋能监管模式。综合应用市场、法治、科技等手段，引导多部门协同、多元主体参与，推动从部门分割向协同共治演进。健全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机制，推进海洋执法队伍标准化、规范化、专业化、正规化建设，实现政策、资源与行动集成协同。创新“五海一边”跨部门执法协作机制，与公安、海警等建设重点渔区海上执法联勤服务站，构建安全生产监管和服务融合新模式。以制度创新固化治理成果，维护海上安全生产秩序。

服务跟进需求，践行人海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海洋治理根本立场是实现人海和谐、永续发展。坚持治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立足海上福建建设，建立需求牵引政务服务多元化供给导向，以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衡量标尺。紧扣民生福祉，用心办好渔民群众身边事。民生服务兼具公共性、普惠性、兜底性特征，坚持把渔民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聚焦渔民生计、安全保障、技能提升等核心需求，将服务跟进到渔民需要的每一个角落，补齐海岛、偏远渔村服务短板。创新“府院联动”共建法治海洋协同机制，多元疏导化解基层涉海纠纷，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构建高效协同海上应急指挥体系，深化海洋气象融合发展，发展普惠性渔业保险，织牢织密渔业安全生产保障网。加快绿色转型，让碧海银滩成为金山银山。海洋生态彰显民生公平属性，加快将海洋生态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红利。建设“福海粮仓”海上牧场，发展环境友好型深远海渔场，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质水产蛋白质需求。实施海上养殖设施生态化改造，为近岸腾出更多生态空间。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有力措施保护海洋生态，实施海洋伏季休渔，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发展碳汇渔业，强化蓝碳司法保护与生态治理，打通碧海银滩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加快建设全域海岸线美丽渔村，促进渔业增效、渔区振兴、渔民共富。促进开放共融，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增强国际化视野，严格落实全球海洋生态保护要求，强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协定》）履约及海洋治理地方责任。助力推动《BBNJ协定》秘书处落户厦门，积极参与全球海洋事务。立足海峡、辐射海丝、面向全球，打造海洋科技产业交流对接国际枢纽，建设更加普惠优质的海洋公共服务，打造高品质亲海空间，构建人海和谐新秩序。

（作者系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

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强调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全力遏制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让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改观；要更加注重人海和谐，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形成人海良性互动的新格局。围绕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坚持陆海统筹促进海洋生态系统健康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是拓展发展新空间、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海洋，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后作出“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等系列重要论述，为经略海洋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陆海统筹，持续提升经略海洋能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拓展经济发展纵深的有力支撑，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依托。陆海统筹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更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国家战略。

陆海统筹的本质是摒弃陆海分割的传统思维，将海岸带区域视为陆域与海域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完整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表象在海，根子在陆”，海洋是地球上所有水系的最终归宿，据统计，我国近岸海域约80%的污染来自陆源输入。治海必先治河、治河必须联动治陆，建立陆海统筹机制，推动从流域到海湾的全链条、一体化治理，是切断污染根源、恢复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必然选择，也是支撑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准确把握陆海统筹的系统要求，必须将海洋视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流域、河口、海湾、近海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内在联系，任何孤立地看待陆地或海洋的思维，都可能导致顾此失彼、治理失效。因此，必须坚持系统观念，走陆海协同治理之路。

陆海统筹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日趋完善。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整合到生态环境部门，强化了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能的统筹协调。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让陆海统筹的科学内涵更加具象化，也揭示了陆海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内在发展规律，为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坚持陆海统筹，提高经略海洋能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陆海统筹”确立为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理念，将海洋纳入生命共同体的整体保护框架，为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明确且坚实的法治保障。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更加注重高效协同”，为新时期推进陆海统筹指明了方向。新形势下，陆海统筹逐渐从战略思考向具体实践迈进，充分体现当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已经从海域末端整治向陆海统筹系统治理、从单一流域治理向全流域联防联控机制转变。

“十四五”以来，围绕入海河流管控、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海洋垃圾治理等重点领域，一系列精准化、系统化的陆海统筹治理措施相继实施，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显著成效。2025年，全国230个国控河流入海断面总氮平均浓度为3.34mg/L，较2020年下降0.3个百分点，总体保持基本稳定，全国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84.9%，较2020年提高7.5个百分点。重点监控的24个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连续5年消除“不健康”状态。重点海湾岸滩垃圾平均盖度下降约60%。

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仍存在深层次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引领下，陆海统筹在制度框架搭建、污染防治和海湾综合整治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然而，阶段性突破尚未转化为系统性变革，陆海统筹的协同治理仍面临深层次矛盾与瓶颈。

陆海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有待深度融合。我国流域保护治理基于流域—控制区—控制单元的流域分区管理体系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了“国家、省、市、海湾”分级治理体系，在陆海统筹治理中，行政边界常与自然地理单元（流域、海湾等）不一致，与以空间为基础的陆海目标责任体系衔接不足。同时，陆海生态环境质量标准衔接不够，当前地表水环境功能分类和保护目标中，总氮仅作为湖库的基本项目参与湖库营养状态评价，未对入海河流总氮提出管控要求，导致当前近岸海域无机氮超标问题依然突出。除山东、广东、浙江等省份部分河流外，全国流域层面尚未提出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总氮管控要求。

入海河流上游地区治理责任不明确。据测算，大江大河入海总氮入海通量约占全国入海河流总氮入海通量的73.5%，受总氮治理复杂性制约，“十四五”期间对近岸海域水质影响突出的大江大河总氮治理仅提出原则性要求，纳入治理的入海河流范围有待拓展。特别是以跨省界大江大河为代表，非沿海省份对近岸海域污染贡献不清、入海河流上游治理边界不明，大江大河等入海河流治理向上游延伸困难，上游地区的治理责任未能充分落实，参与海洋治理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强。

跨区域跨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存在较为明显的条块分割，在陆源入海污染源头减排、入海河流生态水量保障、河海生态保护联动等领域，尚未实现部门间、上下游区域协调联动治理。在部门协同方面，以农业面源治理为例，仍存在“种地不管水、治水不懂田”的部门壁垒；在区域联动方面，以九龙江流域联席会议和河北—天津会商为主的跨区域协调机制仍有不足。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污染治理上利益诉求不同，跨区域—流域—海域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尚未有效建立，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海岸带保护成本、滨海生态修复损益未全面纳入补偿核算体系，海洋生态保护贡献与生态损害成本未能充分体现。

加快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美丽中国建设任务依然艰巨。面对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复杂的国际环境变化和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形势，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步入瓶颈期，海洋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着流域性面源污染治理等深层次矛盾问题。对标美丽中国战略目标，亟待从空间统筹、要素统筹、制度统筹等方面进一步统筹陆地和海洋，全力支撑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与全域管控，筑牢陆海统筹的制度基底。坚持陆海统筹与国家发展战略深度融合，依托“一带一路”建设拓展海洋经济对外开放通道。探索制定“陆海一张图”，将海域和陆域统一规划、统一管控，实现空间开发保护的全域协同。充分考虑陆海一体生态禀赋与开发保护统筹需求，健全完善海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建立基于生态保护红线的动态调整与刚性约束机制，强化海洋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制度的全链条衔接，形成全域覆盖、陆海联动的空间管控合力。

加强陆海统筹的制度机制创新，推动治理责任向流域上游延伸。选取典型流域—海湾系统，因地制宜开展陆海统筹保护治理的目标责任链条、监测监管体系和实施保障机制等改革试点，建立海湾—入海河流—流域控制单元—行政辖区的空间对应关系，系统推进流域海域一体化水质目标管理。同时，将大江大河中下游部分省份（地市）纳入陆海统筹治理区域，明确上游对下游及近岸海域污染防治责任，推动海洋保护治理责任向流域上游延伸。完善目标责任制和考核问责制，将入海河流总氮控制、近岸海域水质改善、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健康等核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建立流域上下游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探索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压实陆海同治的主体责任。

筑牢陆海一体安全屏障，维护生态系统完整性。践行生态优先理念，以陆海生态系统完整性为目标，统筹推进河口、重要海湾、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关键生态节点的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性修复，切实增强其生态功能和碳汇能力。同时，构建陆海联动的环境风险预警与应急处置能力，健全海上溢油、危化品泄漏等突发环境事件的陆海协同应急响应机制，统筹推进海岸带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切实维护陆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通性。

强化科技赋能与一体化监测监管，提升陆海统筹治理现代化水平。统筹布局陆海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加强跨境入海河流与近岸海域联动监测，健全重点流域上下游联动、陆海统筹、多部门协同的覆盖流域—河口—海湾—近海的立体监测网络。加快布局智能感知、遥感遥测、无人船编队、水下机器人等新型技术装备，构建天空地海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实现国家监测网络体系化和数智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突破近岸海域污染物溯源、通量监测等关键技术，建立陆海一体化污染溯源与预警预报模型。建设海洋生态环境数智治理综合平台，实现监测评价、预警预报、执法监管的全链条数智化闭环管理。

推动陆海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加快推进运输、造船、化工、油气、捕捞、养殖等传统涉海产业转型升级，对照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实施节能低碳改造，推动海洋传统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发展。积极培育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洋生态牧场等绿色产业，持续推进海上风电、光伏与深远海养殖等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与示范推广，统筹推进海上浮动核电小堆、氢能等前沿领域创新发展，加大在海洋监测、物流运输、海上作业等典型场景的应用推广力度，构建陆海一体、绿色低碳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作者系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

处理好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海洋蕴藏着丰富资源，是我国战略资源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资源需求不断上升，海洋资源开发规模持续扩大。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已突破11万亿元，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产量分别为968万吨和2659万吨；海洋石油产量约6800万吨，同比增长约250万吨，约占全国石油增产量的80%；海上风电发电量约1093亿千瓦时，再创历史新高；海水淡化工程日产规模超290万吨，成为沿海地区淡水资源供给的重要来源。未来，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对资源需求的增加，以及海洋工程技术能力的不断增强，海洋将在我国战略资源供给体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资源开发规模的扩大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潜在的风险。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对海洋资源开发活动进行规范和引导，确保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兼顾。但受经济利益驱动、监管能力不足、环保意识淡薄等因素影响，我国近海渔业、海上工程、油气矿产开发等海洋资源开发活动损害海洋生态环境的事件仍屡有发生，具体包括水体污染、湿地破坏、生物多样性降低等。例如，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中发现，某地多家海水养殖场违规排放养殖尾水，总氮、总磷浓度分别超出地方排放标准3.2倍、3倍以上，部分排污甚至涉及省级自然保护区，威胁渔业种质资源与红树林湿地生态安全。总体来看，近海开发强度过大、开发方式粗放、生态管控滞后，是海洋资源开发影响海洋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处理好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原则，尊重海洋自然生态规律，从严管控、促转型、健机制三方面协同发力。

严管控，即严格落实海洋资源开发的国土空间功能管控。传统的海洋功能区划以开发利用为导向，侧重用途划定，缺乏精细化生态管制规则和对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扰动、排污、底栖破坏等隐性生态损害管控，容易导致开发强度超出海域生态承载力。对此，需树立海洋国土空间规划理念，严格依据海洋主体功能区划实施差别化管理。在功能分区方面，清晰界定各海域主导功能、兼容功能，对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河口海湾等生态敏感区域落实最严格的保护管控措施。在审批管理方面，严格落实海域使用权审批、规划许可、环评准入全流程制度，深化“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精简优化用海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与监管效能。在空间利用模式方面，打破传统平面管理局限，推行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推动海洋资源开发从平面利用向立体化、集约化、精细化利用转型。

促转型，即激活海洋资源开发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传统的粗放型海洋资源开发模式易引发海域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损耗等问题，已无法适应新时代海洋高质量发展要求。海洋资源开发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理念，全方位推进绿色转型。一是强化生态底线思维，规范海洋渔业发展，严格执行休渔期、渔具准入制度，推广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强制落实养殖尾水达标排放要求；优化海上风电、海上油气、深海矿产等产业布局，项目选址主动避让生态敏感区，施工全过程落实生态隔离、生物保护、无污染作业等防护措施。二是推动绿色技术变革，普及无扰动钻井、闭环泥浆回收等海上油气开采技术；研发环保型深海矿产采集系统，降低开发作业对海底生态的扰动；深耕海水梯级利用、海洋固废资源化利用等技术，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水平。三是深化数智化赋能，依托大数据、海洋环境模拟系统等数字化手段，构建事前预判、事中管控、事后复盘的全链条监管体系，精准研判资源开发对海域生态的影响，科学优化开采布局与作业时序，精准防控生态风险。

健机制，即健全海洋资源开发的生态损害赔偿机制。长期以来，相关治理机制存在价值核算无标准、损害评估不量化、赔付追责不精准、修复落实无抓手等短板，导致生态损害补偿修复责任落实不到位，失信惩戒力度不足，难以有效约束违规开发行为。完善海洋生态治理体系，必须健全生态损害赔偿与追责机制，压实各类开发主体责任。一方面，统一规范治理标准，结合海洋资源开发活动特性，建立标准化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生态损害评估技术体系，精准量化水质净化、碳汇、生物多样性保护、防灾减灾等海洋生态服务价值。依托常态化生态本底监测数据，实现生态补偿有据可依、损害赔付精准量化、修复成效可查可验。另一方面，严格落实追责惩戒制度，全面覆盖各类海洋资源开发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行为，依法向违规企业及个人追偿生态修复费用、生态功能损失费用。同时，建立失信约束机制，将拒不履行生态补偿、生态修复义务的经营主体纳入失信名单，联动多部门开展联合惩戒，以刚性制度约束倒逼海洋资源开发行为规范化、绿色化。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在现代化进程中更加重视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海洋是自然资源的宝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生态环境关乎地球生态平衡和资源合理利用，关乎人类文明永续发展，关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强调更加注重人海和谐，统筹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形成人海良性互动的新格局。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生态优先、陆海统筹，坚持科技引领、多元共治，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海和谐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等重要部署，凸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在国家现代化布局中的重要地位。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任务。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高水平海洋生态保护是蓝色经济提质增效的题中应有之义。海洋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二者辩证统一、双向赋能。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是海洋渔业、海洋旅游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沿海滩涂种植业等海洋产业的发展基础和依托，同时，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也能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但是，目前我国仍存在一些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较为粗放、近岸浅滩开发过度、深远海开发不足等问题，资源开发利用层次和效率不高。一些传统海洋产业长期依赖粗放型和资源型发展模式，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生态环境的恶化。盗采海砂、人工岸线及其他工程性活动导致近海资源环境承载力降低，长期高强度的捕捞开发和近海污染导致传统渔场经济鱼类资源量下降。因此，在充分释放海洋资源禀赋的同时，更要坚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底线。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碧海银滩是美丽中国最直观的生态名片。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持续提供优美海洋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是建设美丽中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十四五”期间，我国协同推进“一湾一策”，已累计建成70多个美丽海湾，“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画卷逐步从蓝图变为现实。近岸海域水质持续改善，陆源污染源头管控见效。但也要认识到，当前海洋环境治理仍存在不少短板。部分海域河口污染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大，海域水质改善成效易出现反弹，部分近岸海域劣四类水质面积比例有所上升，近海新型污染物累积风险持续增加。中小海湾存在重末端治污、轻源头修复的倾向，流域管控与海域治理衔接不畅。锚定美丽中国建设总体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压实陆海协同治污责任，接续实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推进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

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任务。海洋是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区域，海洋生态安全与海洋环境质量、岸线防护、沿海防灾减灾能力息息相关。我国是海洋大国，拥有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1.4万多千米的海岛岸线，以及约300万平方千米的主张管辖海域，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沿海地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必然选择。海洋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防灾减灾功能，红树林、盐沼、海草床可消减70%以上风暴潮冲击力，完整红树林岸段海岸侵蚀速率较退化滩涂降低60%以上，能够有效降低风暴潮、海水倒灌和海岸侵蚀造成的损失。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加剧、海平面上升、海洋灾害频发，以及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给我国海洋生态安全带来较大压力。监测数据显示，我国近40年来沿海海平面呈加速上升趋势，沿海地区面临较大海平面上升影响与风险。我国近期赤潮发现次数和累计面积有所下降，但浒苔绿潮和海洋低氧等问题依然存在。面向“十五五”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目标，必须坚持源头管控与系统修复双向发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筑牢海洋生态安全屏障。

（作者系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海洋政策与管理研究室主任）

如何在透明战场赢得制胜主动

现代战争正加速迈入全域感知、全程可视、全网可控的智能化新阶段。天基侦察俯瞰全域、无人机持续巡侦、传感器密织组网、网电监测疏而不漏，曾经遮蔽战场的夜色、气象、地形等天然屏障持续弱化，传统战场迷雾逐步消散。战场的日趋透明，彻底改变了隐蔽待机、突然袭击、机动穿插等传统战法的适用场景，作战行动呈现“发现即摧毁”的特点，透明战场已成为未来作战的主流形态。

第一，更新作战思维认知，是驾驭透明战场、掌握制胜主动的前提根基。

依托战场隐蔽性制造信息差、凭借战术突然性抢占作战先机，是实战积淀的宝贵经验。但如今智能科技的深度赋能，彻底改写了现代战场的对抗规则，多维立体、全域覆盖的侦察监视体系日趋完善，陆、海、空、天、网、电多域感知力量无缝衔接，构建起全天候、全时段、全维度的立体监控网络。部队阵地构设、兵力部署、保障链路、机动路线等作战要素，几乎无处遁形，极易被对手精准侦察与快速反击，曾经的作战优势正逐步变成战场短板。

透明战场并非绝对“无雾无尘”。随着人工智能、深度伪造、算法操控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化信息欺骗、数据篡改、认知干扰手段层出不穷，催生了真假交织、虚实难辨的新型战场迷雾。相较于传统战场迷雾，这种认知对抗迷雾更为隐蔽和精准，极具迷惑性，显著加剧了战场博弈的复杂态势。对此需突破固有作战思维桎梏，革新传统作战理念，牢固确立信息主导、体系支撑、智能对抗、虚实博弈的全新作战思维，以思维革新适配战场变局，以理念升级引领备战转型。

第二，建强全域体系支撑，是适应透明战场、实现克敌制胜的核心关键。

现代战争早已告别单一兵种作战、单件装备比拼的对抗模式，进入体系与体系、全域与全域、智能与智能的综合对抗阶段。战场制胜的关键，越来越取决于体系融合的深度、信息流转的速度、态势共享的精度以及智能研判的准度。透明战场的攻防较量，表面是装备性能和战术战法的比拼，实质是信息优势和体系能力的较量。谁能够先敌感知战场态势、精准研判敌情动向、高效调配作战资源，谁就能抢占战场主动、锁定制胜优势。

适配透明战场作战需求，必须持续推进作战体系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转型升级。要坚持全局统筹、多维发力，整合陆、海、空、天、网、电多维侦察预警力量，统筹各类感知终端、侦察平台、情报系统，彻底打通各军兵种、作战单元、战术链路的信息壁垒，破除信息孤岛、补齐协同盲区，构建起全域覆盖、精准高效、实时联动的一体化作战体系。通过统一数据标准、优化传输链路、升级智能算法、完善研判模型，实现战场信息自动采集、智能甄别、快速分发、精准推送。全方位打通作战链路，切实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将体系优势转化为作战优势、将智能优势转化为胜战优势，锻造形成先敌发现、先敌研判、先敌决策、先敌打击、先敌制胜的体系作战能力，为打赢智能化战争筑牢坚实根基。

第三，重构实战练兵范式，是适配透明战场、锤炼生存能力的关键抓手。

战场环境怎么演变，练兵备战就怎么转型。实战化训练是对接战场、锤炼本领的根本途径，战场形态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练兵模式、组训方法、训练内容全方位迭代升级。传统隐蔽突袭、夜间穿插、阵地固守等经典战法，在透明的战场环境中，实战效能大幅衰减。粗放式、套路化、形式化的传统组训模式，已经难以适配未来智能化的作战需求。

面对透明战场极限对抗的严峻考验，需要改进传统的组训思维和脱离实战的训练模式，重构实战化训练体系、优化训练内容、创新组训模式。把反侦察、抗干扰、反欺骗、隐态势作为日常练兵的核心课目，常态化构设强电磁压制、全域侦察监视、虚假态势干扰、复杂舆情误导等实战环境，让官兵在逼真严酷的战场环境中淬炼实战本领、锤炼打赢硬功。

聚焦透明战场隐蔽生存难题，将传统遮蔽和伪装的手段与光电隐身、电磁屏蔽、热源消除、动态伪装等新型战法结合，全方位提升部队的隐蔽突防和伪装能力。常态化开展快速机动、分布式部署、模块化编组、动态化攻防训练，有效规避兵力集中暴露、目标定点锁定的战场风险。强化临机处置、认知对抗、精准反击演练，打破固有思维定式与作战套路，锤炼在全程被监视、全域被感知、全程被干扰的极端条件下保存自己、隐蔽待机、精准制敌的过硬实战能力，真正实现于透明环境中隐蔽生存、于激烈博弈中破局制胜。

第四，善用虚实博弈谋略，是重塑战场态势、实现出奇制胜的重要路径。

透明战场的对抗逻辑，不是被动适应、消极规避暴露风险，而是主动塑造态势、主动创造战机，在动态博弈中制造对手认知盲区，牢牢掌控战场主导权。战场透明虽为双向的技术趋势，但依托主动谋略和精准布势，完全可以打破双方透明的对称态势，达成非对称作战优势，实现战场单向透明压制。

在透明战场上，只有攻守并举、虚实并用，才能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占据博弈有利地位。一方面，依托完备的全域侦察、智能研判与高效打击作战体系，紧盯敌方兵力部署、作战体系及机动行进存在的薄弱环节，实施精准打击，持续压缩对手作战空间、消解对手战场优势。另一方面，要精研智能化认知对抗与虚实博弈战法，灵活运用信息欺骗、数据伪装、态势误导等手段，主动制造新型战场迷雾。以此干扰对手感知，迟滞其行动、扰乱其决策、诱导其误判，通过构建单向透明的非对称优势，摆脱被动防御、被动应对的困局，实现以智取胜、以谋破局。

科技重塑战场形态，思维决定战争胜势。透明战场是军事技术迭代的必然产物，更是智能化时代练兵备战的实战考题。从“看清”到“看透”、从“感知”到“认知”、从“适应”到“驾驭”，战争制胜的逻辑正经历深层重构。唯有以思维之变引领转型、以体系之强筑牢根基、以训练之实淬炼硬功、以谋略之活破解迷局，主动适应透明战场变局，才能将“双刃剑”化为“杀手锏”，为实现打赢目标提供坚实支撑。立足全新作战格局，练兵备战必须主动适应透明战场制胜机理变化，破除传统作战思维定式，在识变、应变、求变中开拓新局，牢牢掌握未来战争制胜的主动权。

侦察机：全域作战的情报前哨

侦察机是专门承担空中侦察、情报搜集、目标监视的特种军用航空器，核心职能是跨越地形阻隔，远距离获取敌方兵力部署、阵地工事、交通枢纽、防空设施等关键情报，为指挥决策、火力打击、作战评估提供一手信息支撑。从机械化战争到智能化联合作战，侦察机不断拓展侦察边界，是衡量一支军队全域态势感知、远程预判作战能力的标志性装备。

从简易拍照到战略侦察

战斗机以制空作战为目标、轰炸机专注纵深毁伤，唯有侦察机不直接参与交火，依靠光电、雷达、电子侦收等探测设备，充当整个作战体系的“空中耳目”。空中侦察的发展过程，本质上就是战争“看得越来越清、看得越来越远、看得越来越全天候”的升级过程。在飞机刚投入战场的早期，并没有专门的侦察机，人们发现飞机最直观的用处就是“登高望远”，能看清地面视线盲区里的敌军动向。那时的飞行员全靠肉眼观察、人工记忆，最多携带简易胶片相机拍照，情报获取简单粗放，而且必须回到地面冲洗照片才能研判，信息严重滞后，只能在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浅近战场使用。

二战到冷战时期，战场对抗烈度大幅提升，作战范围向大纵深拓展，各国开始打造真正意义上的专用侦察机。这一阶段的战机不再是简单改装，而是专门优化了高空飞行性能，规避地面常规防空火力；同时搭载专业航空相机、基础雷达和电子信号接收设备，既能拍下清晰的地面影像，也能被动捕捉敌方雷达、通信的电磁信号，实现“看得见、听得着”的双重侦察。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所有数据、影像都需要落地处理，无法实时回传，情报时效性依然存在明显短板，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侦察稳定性也不足。

进入信息化时代后，数字成像、卫星通信、智能传感技术的全面突破，彻底重塑了侦察机的作战形态，让它从单一的“空中拍照工具”升级为全域情报中枢。传统胶片设备全面淘汰，光电红外、合成孔径雷达成为标配，不惧黑夜、云雾、烟尘，实现全天候全天时侦察；高速数据链和卫星通信技术，让侦察画面、目标数据可以实时加密回传，无需落地研判。更重要的是，新一代侦察机彻底摆脱了单机作战模式，能够和无人机、地面作战单元、火力打击平台组网联动，打通“侦察—定位—打击—评估”的完整作战闭环，适配现代智能化联合作战的核心需求。

侦察机分为战略型和战术型。战略侦察机是大型专用远程平台，机身尺寸大、载油量大，具备高空、长航时、跨区域飞行能力，可深入敌方大后方执行全域侦察任务。单次出动可覆盖上万平方公里区域，能够定位指挥中心、大型军工设施、远程防空阵地、交通干线等战略核心目标。战术侦察机大多由教练机、轻型战机改装而来，部分为专用小型平台。主要侦察前沿阵地、装甲集群、炮兵阵地、道路桥梁等浅纵深目标，可伴随地面部队、攻击机同步行动。

空中情报感知枢纽

100多年来，侦察机从简易胶片观测飞机，发展为集图像、电磁、通信感知于一体的空中情报枢纽。凭借探测范围广、情报维度全、信息传输快的独特优势，构建起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远程感知能力，串联起侦察、指挥、打击、评估完整的作战链条。

全域立体感知，突破地形环境限制。依托空中飞行优势，不受山脉、河流、工事遮挡，高空雷达可穿透云雾、植被，红外设备不受昼夜限制，能全天候、大范围扫描地面、海面目标，覆盖范围、探测效率远超地面侦察力量。

多维度情报同步搜集，信息类型丰富。一套平台可同时完成图像拍照、雷达信号截获、无线电通信监听，既能看清目标外形位置，又能掌握敌方雷达、电台的工作频率、部署点位，形成“图像+电磁”的完整情报，支撑多层次作战决策。

远程实时传输，情报时效性大幅提升。新一代机型搭载高速卫星通信、战术数据链，探测到的图像、坐标、电磁数据无需落地，加密后可同步推送至各级指挥所、炮兵、空中打击单元，快速引导远程火力实施精准打击，大幅压缩作战反应时间。

任务适配灵活，兼顾侦察与毁伤评估。平时可执行边境常态化巡逻、海域态势监控；战时前出探查敌方布防，打击结束后重返目标区域拍摄损毁画面，自主完成毁伤评估；大型战略机型还可兼顾气象、测绘等非作战民用任务，“平战两用”价值突出。

如何适应智能化时代

侦察机无主战武器，缺乏主动对抗能力，遭遇敌方战斗机拦截时仅能依靠干扰弹、机动规避自保；机载精密光电、电子侦察设备造价高昂，维护流程复杂，对后勤保障配套要求高。随着防空体系智能化、无人作战规模化，传统的侦察机需要朝着有人—无人组网、多域一体化、低成本分布式等方向迭代升级。

有人侦察机与无人侦察平台协同组网。大型有人战略侦察机作为空中情报指挥中枢，可调度多款高低空、远近程无人侦察机分区域探测；无人机前出突防高危防空区执行抵近侦察，有人机在安全空域汇总、融合多方情报，规避飞行员深入敌方腹地的风险，实现大范围无死角持续监视。

全平台隐身化改造，强化隐蔽突防能力。新一代战术、战略机型普遍采用隐身气动布局、复合材料机身、红外抑制尾喷口，大幅降低雷达、光学、红外信号特征；重点升级无源静默侦察模式，全程不对外辐射探测信号，在敌方完整防空体系下仍可隐蔽搜集情报。

机载人工智能赋能自主情报处理。机上搭载边缘计算单元，内置AI目标识别算法，自动区分坦克、雷达站、指挥建筑、民用设施，过滤无效画面，自动标注、分类、存储关键目标坐标；可自主对比前后航次图像，快速识别阵地新增工事、机动兵力调动，减少后方人工研判工作量。

分布式低成本侦察体系互补发展。高端大型战略侦察机负责全局战略普查，搭配大量小型低成本战术侦察平台、巡飞侦察弹填补前沿感知空白；同步简化机载设备结构，降低制造与维护成本，实现常态化、不间断全域巡逻，解决大型侦察机出动频次有限的短板。

遵义战役：红军长征途中最大的一次胜利

遵义战役，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确立正确军事路线之后，主动寻求变革的重要战役。1935年2月9日，毛泽东在扎西中央负责人会议上明确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指明了红军下一步的进军方向。1935年2月24日至3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取得了遵义战役的重大胜利，扭转了红军长征初期被动挨打的局面。

前瞻的战略谋划

军事战略科学正确，就是最大的胜算。扎西会议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从全局高度谋划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遵义战役之前，中革军委在战略战术、行军部署、部队编成等方面进行了精心安排，准确研判敌人的力量和意图，灵活部署战斗部队，为重占遵义做足了充分准备。

一是挥戈东进，突出重围。一渡赤水后，国民党军队主力被吸引到川滇边境而黔北兵力空虚，中革军委果断决策，迅速东渡赤水河，出其不意跳出包围圈，把敌军甩在后面并向敌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进攻。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为部队进军遵义赢得了宝贵机遇和时间窗口。二是发扬运动战特长，集中兵力歼敌。面对强敌“围剿”，中央指出，在战略上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强调坚持游击战争，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为我军开展军事斗争提供了科学指导。三是精简机构，充实战斗连队，轻装行军。为了适应高山密林新的作战环境，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为此，中革军委对部队进行整编整顿，全军除干部团，共编为16个团。红一军团缩编为2个师6个团。其他各军团取消师一级机构，红三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这些重大改革举措，为部队急行军和机动作战提供了重要力量支撑。

高超的战役指挥

正确的战役部署是胜利的先导。中央红军突然回师东进，准备在敌人弱处开刀，敌人顿时乱了阵脚。黔军王家烈部急忙调集遵义及其附近部队向娄山关、桐梓增援，薛岳部也急令部队向遵义开进，妄图阻止并围歼我军。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乘追击之敌大部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向遵义挺进。在战役指挥上，以红一军团攻占桐梓县城、红三军团占领娄山关及以南地区，然后合力占领遵义，以取得主动；同时以红五军团担任总后卫，阻击南下的川军追击。

急进桐梓。桐梓是黔北门户，也是红军南下遵义的必经之地。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分南北两路夹击桐梓县城，在开进途中，红军先后击溃黔军4个团的堵截。2月24日晚，杨得志率领先头部队抵达桐梓北郊，在侦知城内只剩2个连等待接防时，随即乘虚攻城。激战不到2小时，黔军弃城逃跑。当晚10时，军团首长向军委报告：已进占桐梓城，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进军遵义的关键通道。娄山关位于遵义、桐梓交界处，关口四周群峰耸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南距遵义40公里，北距桐梓15公里，是遵义城的北大门。增援的黔军3个多团闻桐梓失守后，退守娄山关，企图凭险阻止红军南下。中革军委下达“坚决消灭娄山关之敌，乘胜夺取遵义城”命令后，25日，红军决定集中主力进攻娄山关及其以南黔军，在外围以红五、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地区阻滞川军，本次作战由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25日晚，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在粉碎敌人向娄山关多次反扑之后，红军以部分兵力从正面反击进攻娄山关之敌，同时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1个团从娄山关东、西两侧向敌后方的板桥地区迂回展开攻击。经过激烈战斗，娄山关战斗重创了黔军，残敌余部逃向遵义。

再占遵义城。遵义分为老城和新城，一条湘江河穿行而过。为了迟滞红军，王家烈部将黔军第八团和第一团2个营以及杜肇华残部第六团配置在城北，将第五团配置在城南，遵义城内仅留第一团1个营。26日晚，红军获悉遵义城内守敌只有1个营，而敌军吴奇伟部正渡乌江北援。于是，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命令红一、红三军团“应乘溃敌喘息未定跟追直下遵义”。27日下午，红一、红三军团击溃城北董公寺一线的黔军，27日晚，红三军团向遵义老城发起总攻，红十一团进攻东门，红十二团进攻北门，红十三团进攻西门，形成强大的钳形攻势，终于在28日凌晨占领了遵义老城。在攻占老城的同时，红一军团也占领了遵义新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鸦山一线高地。在外围，红五、红九军团遵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在北线同敌军巧妙周旋，出色完成了阻滞川军的任务，确保了遵义战役的顺利实施。3月1日，军委纵队到达遵义城，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善斗的作战艺术

一是作战上灵活机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急进桐梓期间，红军巧妙地在敌重兵缝隙中灵活穿梭，打乱了敌人的“追剿”部署，直扑敌人薄弱部分。进占遵义期间，红军采取疲敝、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主动寻求时机歼敌。譬如，红一、红三军团发觉援敌吴奇伟部2个师孤军冒进时，各派1个团主动迎敌，待把敌人引到遵义城外时，立即构筑工事，把敌人拖住，以我主力从左右两翼突击将其歼灭。

二是提高杀敌勇气、坚定胜战信心。毛泽东强调，敌人就像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要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把它割掉，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士气。激战娄山关期间，担任突击任务的红一营第三连，冒着密集的弹雨沿着陡峭的山崖绝壁一点点地向山顶顽强攀登。到达山顶后，战士们与敌人展开残酷的肉搏战，打退了黔军整连整营的多次反扑，展现出英勇无畏的杀敌气魄。

三是依靠人民战胜敌人。人民是胜利之本。川滇黔各地群众的积极支持是战胜敌人的强大后盾。黔北军阀王家烈的苛捐杂税，使得老百姓生活非常困苦。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深入开展政治工作争取人民支持作战，并发布《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没收一切绅粮的田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为被难的同志们复仇，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向黔北进军途中，群众争相为红军带路、挑担，还给战士们端茶、送鸡蛋，帮助掩护照顾战斗中的伤病员，动员青年参加革命斗争。攻占遵义期间，城里老百姓踊跃帮助红军，当红军先头部队抵达遵义新城北门时，群众主动出来搬开敌军堵塞城门洞的石块，让红军大部队进城。

从2月24日到3月1日，短短5天之内，中央红军抓住敌人重兵西调，趁势挥戈黔北，连续作战再占遵义城。遵义战役，共击溃、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缴获枪支2000余条，获得了物资补充，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嚣张气焰，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国之大事”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最重要、最根本、最核心的事情。《左传・成公十三年》有对“国之大事”的经典表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意为，当时治国理政最重要的事情，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以礼，征伐致戎。“祀与戎”结合的最早历史叙事，源于商汤征诸侯。史家把商汤革命和君国子民联系起来，正合《大学》中“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逻辑，正所谓“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视民知治不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有“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的论述，将民情状况作为衡量国家治理好坏的标准。商汤革命之际，夏朝葛国的国君葛伯不祭祖神、冤杀儿童，商汤以此为由征讨葛伯，伐灭葛国，开始灭夏战争。商汤说：“我曾讲过，照一照水面便能看出自己的样貌，看一看民众就可知道国家治理得如何。”伊尹说：“英明啊！善言听得进去，才能不断明白治国之道。治理国家，抚育万民，凡是有美德行善事的人都要任用为朝廷之官。努力吧，努力吧！”后世常把百姓比为载舟之水、树木之根，以喻其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对国家政权的决定意义，视人民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国家存续的根本。《孟子·滕文公下》也记述，“葛伯放而不祀”，“汤始征，自葛载”，“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其实《管子·牧民》所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已经道出了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君国子民”基于厚德载物。商汤重视以德服人，把武力作为后盾，用德行和实力的结合，使周边列国主动归附。为稳固新生政权，商汤亦非常重视祭祀，并以此作为提升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手段。葛伯的“不祀”，当然会受到兵戎征伐。商汤征诸侯，正是祭祀与征伐相结合的历史叙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语，是对历史实践的经典凝练。后世“敬天保民”的思想与此一脉相承。

《荀子·礼论》中也记载：“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礼之三本”就是礼制的核心框架：上事天，宣示君主“天命所归”的合法性；下事地，强调社稷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尊先祖，明确血缘纽带的宗法制度，隆君师，即用礼制树立国家权威。所谓“君师者，治之本也”，表明确立了制度和规矩，治国理政就有了根本。政治制度的根本，是国家治理必须遵循的规范。《孙子兵法》亦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所谓“存亡之道”，根本在于百姓和君王之间的关系。从“国之大事”角度来看，战争不是纯粹的兵家博弈，师出有名意味着“祀与戎”相辅相成。战争胜负的因素涉及“道”“天”“地”“将”“法”五者。对五事都运筹帷幄，才能“庙算”胜负。在对这些方面情况的运筹分析和总体研判中，才能决胜千里。

威仪之道在礼

从“祀与戎”的关系上看，《左传》显然把祭祀排在了战争的前面。这并非简单的词序问题，而是要表达“国之大事”的内在逻辑。中国古代国家政权以“礼”为制度化机制塑造政治权威，礼制又通过政治权威来调节政治关系、规范政治秩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对“国之大事”的早期表达，也是围绕“礼”展开的，反映了周朝的社会政治关系结构。襄公三十一年初正月，鲁国穆叔会盟归来，君臣曾议军国事，纵论政治关系演变。会盟之事即公元前543年秋，晋国、宋国、卫国、郑国、曹国、莒国、邾国、滕国、薛国、杞国、小邾国等国大夫在澶渊会见，讨论宋国政治危机。次年正月，穆叔从澶渊回来，见了鲁国大夫孟孝伯，直言晋国赵孟“其语偷，不似民主”，说他毫无远虑，不像百姓的主人。《左传》还记述了“卫侯在楚”的故事，文中专门讨论“威仪之道”，认为国君应有国君的威仪，方能赢得臣子的敬畏爱戴，并以其为准则而仿效，故能保有国家、誉满四方、泽被后世；臣子有臣子的威仪，才可以得到下属的敬畏和爱护，所以能保住官阶职位，家安而和睦。以此类推，上下关系协调且稳固。可见，威仪之道就是国家政治关系和政治秩序的制度机制。

“祀”代表了“礼”的制度机制。《左传·成公二年》记载了孔子的主张：“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器”指礼器，“名”即名分。“器与名”，代表了祭祀礼仪。孔子把祀礼当作国家治理的关键和国家兴衰的基础。《礼记》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之礼作为先秦时代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礼”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功能体现为经国序民。《左传》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荀子专门论及“立国”与“君臣”，称：“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开宗明义，也阐述了同样的道理。社会地位的高低、社会关系的远近、各种事物的次序、日常事务的规范，凡此种种秩序，皆靠礼制规范调节。

经国之大业

“国之大事”不仅见于祭祀、兵戎、礼制刑政，亦见于经世立言之文。中国传统治道思想向来重视经国序民之大事。王夫之《读通鉴论》总结道：“治道之极致，上稽尚书”，“旨深哉！司马氏之名是编也。”他心怀“国之大事”，寻找得失之原，以通治之所资：“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王夫之不仅强调“鉴”和“通”，还重视叙论，提出“引而伸之”，“浚而求之”，“博而证之”，“协而一之”，“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他专门指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有大公至正之是非焉。”

叙论经国序民，曹丕的观点颇具典型意义。在《典论・ 论文》一文中，他认为文章关乎治国理政伟业，是流芳百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比起文章千古事，人的寿命有岁月尽头，荣华欢乐也只能终于一身，二者归根结底都是个常数，却不能像文章那样经世长存。继曹丕之后，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探讨为文之用心，讲究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般气象，被清代章学诚誉为“体大而虑周”。刘勰开篇就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为德之文就要“经国之大业”，展现天地玄黄、日月垂象、山川焕绮，能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对“国之大事”了然于胸。

深思古人所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纵览中国治道源流，“国之大事”的传承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从“祀与戎”到文治武功，自威仪之道及礼法之治，缘以民为镜，接民惟邦本，作为“经国之大业”的文脉不断萃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彰显了“体大”“德昭”“虑周”，充满了对“国之大事”的担当。

昭文德于千古，树风声于万邦

《文馆词林》是唐高宗时期由中书令许敬宗等人奉敕编纂的大型通代文章总集，是初唐官修规模最宏大的文学典籍之一。唐显庆三年（658年），中书令许敬宗向唐高宗李治上奏，其奉诏编修的《文馆词林》业已完成，可供御览。在该书中，自汉魏、历六朝、迄于唐初，各体诗文均被精心采择、尽力囊括，最终勒成千卷，蔚为大观。汉唐间文章之修撰，于斯为盛。但《文馆词林》的价值并不单单止于文献章句的拾遗校补，其中还蕴含着理解中古中国与东亚世界图景的丰富线索。

荟萃千年文脉

起自先秦，爰至唐初，华夏文脉的发展演进已逾千年，积累深厚、体量浩繁，诗赋、诏令、奏议、书论、碑铭等诸多文体异彩纷呈、蔚为大观。《文馆词林》对此文脉的传承接续，首先便是体裁的囊括。罗国威先生曾统计指出，仅该书残卷所见，便涵盖诏、敕、令、教、表、笺、启、书、檄、碑、铭、颂、赞、哀策、吊文、祭文等诸多文体，内容完备、规模宏阔。

就体例而言，《文馆词林》借鉴了类书的编纂方式，先按文体区分为大类，再于每一文体之下细分诸部，部中又分诸目，层层递进、条分缕析。如现存残卷“诗”体之下，可见“人”部、“礼”部，其下又有“赠答”“释奠”诸目。这种精密的分类体系，实际上是完成了一次对汉魏六朝文学系统性的“知识考古”，使后人得以窥见中古文学相对完整的面貌。

更值得关注的，是《文馆词林》所具有的“通代”视野。以现存残卷而言，书中所录文章上溯汉魏，下迄唐初，跨越近千年。翻开“碑”类，可以一路读到汉代浑朴之作、曹魏峻整之体、两晋之骈俪渐开、六朝之南北异调。一种文体在近千年间萌生、演变的完整脉络，由此一目了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馆词林》不仅是汉魏六朝文学的保存者，更是这一文学传统得以被后世认知、理解和研究的基础性文本。

“文脉”接续的最后也是最深的一层，是对汉魏以来文学自觉精神的继承。《文馆词林》之所以用千卷之巨编选文章，正是基于对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的精神认同。对于数百年乱世累积的前代文学遗产，唐王朝并未因政治、军事上的最终胜利加以轻视，而是给予充分尊重、完整接纳、系统整理。实际上，从初唐四杰到燕许大手笔，从李杜诗篇到韩柳古文，唐代文学的诸多成就，无不建立在对华夏文脉的接续之上。《文馆词林》作为文脉传承的关键枢纽，将汉魏以来文学自觉的精神火种，汇聚为唐文明的深厚底蕴。

熔铸南北文风

如果说“传承文脉”是《文馆词林》面向过去的历史使命，那么“南北统合”便是其回应时代的现实关怀。

唐初承魏晋南北朝数百年分裂之后，政治上的统一虽已成定局，但文化上的南北隔阂，却并未随之消弭。具体到辞章撰作，南朝文风绮靡，重辞藻而轻质实；北朝文风质朴，尚实用而略华采。两种文学传统自成一体，并行发展，其间不仅有审美趣味的差异，更隐含着地域认同与政治正统的深层张力。如何在文化上实现真正的“南北统合”，作为唐初君臣面临的重要课题，正是《文馆词林》编纂的现实意义所在。

这种“南北统合”，首先体现为作者群体的兼容并包。翻检残卷可知，书中所收南北文士作品，既有南朝名家诸如谢灵运、沈约、江淹、徐陵，也有北朝文士高允、邢邵、魏收、温子昇等。这种南北融汇的选录标准，本身就是一种清晰表态——唐代国家的文化视野，已超越南北朝各自的叙事，将分裂时期的一切文学遗产，都视为华夏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文体分类的编排，则是“南北统合”的另一维度。《文馆词林》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便是北朝所重的诏、敕、令、教等应用文体占据了相当体量，这与《文选》等南朝总集偏爱诗赋的倾向形成了鲜明对比。如前贤所言，这种对应用文体的重视，反映出北朝文学传统在唐初的延续与正统化。而与此同时，南朝擅长的颂、赞等文体，也同样被纳入其中，且分类更为细密。换言之，《文馆词林》的收录编排，本身就是南北文学传统的一次对话与融汇。当南北作品并列收录于同一文体之下，便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差异性的比较视野。对这种差异的认知、比较与反思，又进一步成为双方深度融合的前提。

如将《文馆词林》编修置于唐初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这种“南北统合”意义便愈发清晰。自贞观年间开始，唐王朝便系统性地推进了一系列旨在重构大一统认同的国家文化工程。在儒家经典层面，有孔颖达奉敕编纂的《五经正义》，经学的注疏标准由此统一，令天下士人有所依归；在历史叙述层面，则是《晋书》《北齐书》《周书》等官修正史的相继修撰，为分裂时期的各政权提供了统一的历史定位与正统评判；而在文学编纂层面，《文馆词林》便为最具代表性的成果。经学定其思想、史学正其源流、文学集其文章，三者相互支撑、齐头并进，依托权威官修典籍塑造了超越地域、弥合南北的文化认同，共同构建起唐初文化大一统工程的壮阔图景。

远播盛唐风华

公元7世纪的唐朝，疆域东极于海，西逾葱岭，北越大漠，南抵交趾，政治影响力更横跨欧亚大陆、广为辐射。以多元开放的精神，“缔造了全新的世界秩序”。长安城内，丝绸路上，突厥侍卫、粟特商人、新罗使节、日本的遣唐使、留学僧络绎不绝，往来穿梭。唐高宗治下的李唐政权，无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世界主义）的王朝”。

《文馆词林》的文化影响力，也就不止于唐朝疆界之内。华夏文脉的千年累积，在唐朝的国力加持下，更成为整个东亚汉文化圈所推崇、仰望的辞章典范。史载，唐垂拱二年（686年），新罗王遣使长安，“请《礼》并杂文章”，朝廷下令有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故《文馆词林》不仅是新罗国家的文学范本，更承载着文化传播与政治教化的双重功能，而唐朝在这场文化输出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亦由此清晰可见。至此，《文馆词林》也完成了从“华夏典籍”到“东亚典范”的身份转化，成为中华文明在东亚世界传播与辐射的具象所在。

1300余年后的今天，回望这部昭文德于千古，树风声于万邦的皇皇巨著，其跌宕起伏的命运，无疑令人感慨系之。它以千卷之巨备份华夏文章，文脉得以绵亘千古；以一编之宏统合南北文风，塑造了兼容并蓄的文化根柢；又跨越疆域，化作东亚共仰的辞章典范。《文馆词林》于华夏、东亚世界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正在此处。（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一座“倒置”的知识殿堂

在拉丁美洲现代建筑谱系中，阿根廷的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以极具颠覆性的空间表现形式独树一帜，是20世纪粗野主义建筑的经典代表作，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具辨识度的城市文化地标。这座1992年落成的国家级建筑，彻底打破了传统图书馆的固有设计逻辑，以反向空间布局与树形悬浮式结构形态，构筑起一座“倒置”的知识殿堂。其建筑形制不仅是现代工程技术的突破，更深刻隐喻着战后阿根廷的国家发展理念与文化精神。

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摒弃了传统公共建筑精致繁复的欧式复古装饰，以清水混凝土原生肌理、简洁的建筑结构、巨型雕塑化体量为核心特征，彰显出纯粹质朴的现代建筑美学。建筑采用独特的四足承重设计，依托4组巨型竖向核心筒，如同粗壮的树干托起上方重达7800吨的阅览主体空间，整体底层完全架空、无围墙封闭，形成通透开放的公共场域。面向解放者大道的巨型悬挑平台构筑出了专属的“城市阳台”，塑造出独一无二的建筑第5立面，打破了建筑与城市、自然的边界壁垒。大面积的通高玻璃窗贯通阅览空间，将城市风貌与河流景观引入室内，让粗粝厚重的建筑材质与通透灵动的自然视野形成巧妙对比，刚柔并济。

与常规图书馆阅览区居中、藏书区沿墙排布的模式截然不同，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颠覆了传统的图书馆功能布局，将全部藏书库房设于3层地下空间，集中收纳、妥善保存海量文献典籍。与此相对，将核心阅览和研讨的公共空间设置于建筑上层，使知识学习、思想探索的活动能与开放化的空间相得益彰。这种空间分离的设计蕴含着双重隐喻：一方面，将静态的文献储存与动态的知识思考剥离，以空间反差诠释积淀历史、启迪未来的文化逻辑；另一方面，底层完全开放贯通，绿地、公园与建筑广场无缝衔接，免费向全民开放，极致诠释公共文化建筑普惠大众、消解阶层壁垒的核心宗旨。这座颠覆式的建筑也是阿根廷时代发展的生动缩影。该馆的建筑方案由克洛林多·特斯塔、弗朗西斯科·布尔里奇、艾丽西亚·卡扎尼加联合设计，1961年中标定稿，1971年正式动工，建筑筹备与建造周期跨越30余年，历经阿根廷社会跌宕变迁，完整留存了阿根廷国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在建筑风格上，其原生粗犷的建筑风格，挣脱了欧洲古典主义的束缚，是阿根廷探寻本土现代建筑语言、塑造民族文化符号的主动探索；而超前的开放化、普惠化的空间设计，则呼应了战后阿根廷推进公共文化均等化、以文化赋能社会发展的时代诉求。

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的发展轨迹还与其文化使命同频共振，从独立革命的思想阵地，逐步成长为支撑国家文化发展、引领拉丁美洲文化建设的核心中枢。其历史可溯源至1810年阿根廷独立运动时期。为破除西班牙殖民文化桎梏、塑造国民独立意识，当时的第一执政委员会颁布法令，创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公共图书馆（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法学家、思想家马里亚诺·莫雷诺是核心推动者与奠基人，也由此奠定了图书馆服务国家和民众的初心。建馆之初，馆藏基本源自没收的教会藏书、贵族与革命将领的捐赠等途径，但全部图书均面向普通市民免费开放，以书籍传播、思想启蒙、话语建构为核心使命，助力阿根廷培育本土公共话语体系，构建独立的国民身份认知。2013年，阿根廷政府颁布法案，以法律的形式将图书馆的名称确定为“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此举亦完成了对革命先驱的历史追认。

新馆落成后，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迈入了多元包容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公共文化普惠与区域行业引领成为重要使命。在霍拉西奥·冈萨雷斯等历任馆长的推动下，图书馆完成多重革新。建成了图书与语言博物馆，将静态馆藏转化为大众化公共文化展览资源；持续完善国家书目体系，打破阶层、地域、语言带来的信息壁垒，全力实现全民文化普惠，逐步成长为拉美地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标杆。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坚持全民开放、公益服务的理念，免费提供线下阅览、线上文献查询等基础服务；依托常设展厅、博尔赫斯礼堂、图书与语言博物馆，常态化开展主题展览、学术讲座、读书会、文化普及活动，系统梳理阿根廷语言文字、阅读文化与民族发展历程，让学术资源全面惠及普通民众，实现文化资源的全民共享。

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自19世纪60年代就设立了独立出版部门，持续出版发行馆藏复刻本、文史研究专著、文学经典、少儿读物、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学术期刊等，整合国内学者成果，不断填补小众学术出版物空白。此外，通过长期自主组织文学、美洲史、文献保护专项研究项目，搭建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依托海量馆藏支撑阿根廷人文社科领域基础研究。马里亚诺·莫雷诺国家图书馆现已成为集国家文献典藏、行业标准制定、图书管理教育、公共文化传播、出版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复合型国家级文化机构，不仅记录了阿根廷200多年的独立与发展，还完整诠释了现代国家级图书馆超越藏书功能的深层文化价值。

大地之下，沉淀着阿根廷200多年的独立记忆、殖民反思和民族文脉，是国家文明的厚重根基；城市之上，承载着启迪民智、传播文化的时代使命，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象征。这种独特的空间隐喻和文化使命，完美诠释了一个国家铭记历史、面向未来的文化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