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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px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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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9-04 ·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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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版:国内大局5 篇

以高质量统计体系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

□ 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战略性、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继续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题。统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体系,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计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十四五”时期,统计部门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加强统计能力建设,全力夯实数据质量根基,完善常态化统计监测机制,全面反映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

经济总量连续跨越,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经济总量实现“四连跳”,2021—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迈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2025年达140.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发展水平稳步跃升,2025年人均GDP达13953美元,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按2020年价格计算)升至18.4万元/人,年均增长6.0%,快于同期经济增速0.6个百分点。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021—2025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强“稳定锚”;202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45万亿元,连续9年居全球首位,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

创新引领蓄势增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创新成果不断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研发经费投入屡创新高,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2.80%;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位列第10位,比2020年上升4位,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列全球第一,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领域创新硕果累累。新型工业化走深走实,2021—2025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8.4%、9.2%,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5%。服务业提质扩容,2021—2025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3.1%、10.7%。网上零售、远程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202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6.7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29.1%。

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内需主动力作用凸显,“十四五”时期,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3.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8.8%,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0个百分点。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2025年货物运输量、周转量分别比上年增长3.2%、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降至13.9%。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有序推进,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89%,比2020年末提高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缩小至2.31。区域经济布局更加优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增长极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节能降碳成效显著,2025年天然气、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30.4%,“十四五”时期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幅超过16%,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绿色生产力加快打造,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比2020年增长10.3倍,产销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充电桩、太阳能电池等绿色产品产量快速增长。生态保护不断加强,“十四五”时期以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87%左右,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升至91.4%,森林覆盖率超25%,贡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

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多元贸易格局加快形成。国际合作网络布局不断拓展,我国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5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我国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自贸试验区总数增至22个,全国开放口岸总数达311个,形成水陆空立体开放格局。贸易门槛与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十四五”时期末我国关税总水平已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2021—2025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超7000亿美元。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社会事业提质发展。就业大局保持稳定,2021—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年末值稳定在5.1%—5.5%,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3.2万元增至2025年的4.3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实际增长5.4%。社会保障扩面提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或超过95%,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比2020年分别提高22.5%、24.6%。教育、卫生、文体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5%以上,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1004万张、1346万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1平方米。

安全发展基础巩固,风险隐患逐步化解。粮食能源安全保障有力,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43万亿斤,连续2年突破1.4万亿斤;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超50亿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提升至84%以上。产供链韧性不断增强,2021—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5.5%,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6年居全球首位,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重点领域债务风险逐步化解,我国政府负债率远低于G20国家平均水平,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取得重大进展,5年来处置不良资产比“十三五”时期增加超40%。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支撑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基本建成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体系是准确反映新发展理念成效、监测高质量发展进程的关键支撑,也是服务国家宏观决策治理的重要基础。新时代以来,统计部门加快推进统计改革创新,持续健全完善统计制度方法,基本建成服务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建成系统规范的统计标准体系。统计标准是对统计调查对象类别及其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地理区域等进行统一分类和划分的规定,是开展统计工作的重要基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由1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1项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1项国家统计调查元数据标准、22项派生产业标准、3项区域标准、7项统计单位标准、3项其他国家标准为主体,部门统计标准为补充的统计标准体系。“十四五”时期以来,国家统计局先后制定修订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现代服务业统计分类》《节能环保清洁产业统计分类》《制造业及相关产业活动参照目录》《统计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区域统计代码编制规则》《民营经济统计分类标准》等多项国家统计标准,审批了《低空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试行)》等部门统计标准,统计标准体系不断完善,为科学规范开展各项统计调查提供更加坚实的标准支撑。

构建丰富适用的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指标是对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数量或性质测度的标准化名目,是统计调查、核算、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统计数据的客观载体。统计指标体系是若干个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系统组成的整体。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了由数千项基础调查指标和综合汇总指标构成的丰富适用的统计指标体系,其中,既包含定量指标也包含定性指标,既包含宏观指标也包含微观指标,既包含总量指标也包含结构指标,全面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经济社会新发展新要求,不断丰富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统计指标,在持续完善反映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统计指标基础上,建立健全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生态保护补偿等专题性统计指标体系,为科学研判经济社会运行、推进高质量发展筑牢统计数据根基。

形成科学规范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统计调查方法是根据统计调查的目的与要求,结合调查对象的特点和调查机构的条件,开展统计资料搜集活动所运用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手段。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社会大数据等资料,适应现代化统计调查需要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有效整合经济普查和投入产出调查,强化经常性抽样调查主体地位,加强重点调查、典型调查等方法的灵活运用,进一步深化大数据和行政记录统计应用,积极推进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空间地理信息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各项统计调查中的有效应用,持续提升统计调查能力、统计生产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和统计数据质量。

构建覆盖全面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统计调查制度是对统计调查的调查目的、调查对象、调查范围、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表式、报送程序和数据处理作出统一规范的法定工作制度,是开展统计调查活动、生产统计数据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家、部门和地方分工明确、互相衔接、共同组成的政府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其中,国家统计调查是反映全国性基本情况、对基本国情国力情况进行统计的统计调查,调查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管理和宏观决策的需要。经过多年发展,国家统计局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党和政府进行国家治理和宏观决策需要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口、农业、经济等3项重大国情国力周期性普查,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投资、人口、劳动力、住户收支、价格等80余项常规统计调查和专项统计调查,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重点领域。“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持续完善现代化产业统计和数字经济统计,加强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统计,健全社会民生和能源资源环境统计,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统计监测,探索建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等统计监测制度,积极推进全口径消费统计、碳排放统计核算和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等重点领域统计改革,统计调查制度体系覆盖更加全面,国家重大战略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得到科学反映,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得到客观评价。

形成成熟完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是按照经济学原理、严格遵循核算原则对全部经济活动进行的系统定量测度,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自1992年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以来,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完备、科学有效、国际可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形成了五大基本核算加扩展核算的核算框架,定期开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宏观资产负债表、派生产业增加值等丰富多样的统计核算,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十四五”时期,为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客观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新变化,国家统计局持续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制度建设,实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方法改革,建立正式季度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深化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全面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衔接,编制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年度全国投入产出表和供给使用表,改进完善资金流量表、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建立数字经济增加值核算制度,初步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制度,国民经济核算领域进一步扩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一步健全。

建立严格规范的国家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为保障统计数据质量而建立的系统性工作制度,是实现统计质量科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的重要遵循。经过多年发展,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起以《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架》为核心,以《统计调查项目、改革方案、发展规划执行情况评估办法》《数据质量审核评估管理办法》等多项配套制度以及各专业、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全流程质量管理办法为支撑的质量管理体系,将数据质量管控贯穿统计数据生产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修订完善了《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架(2021)》《统计业务流程规范(2021)》,以及涉及42个统计专业的国家统计调查全流程质量管理办法,制定出台统计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办法,常态化开展重大统计调查项目执行情况评估和统计调查表可行性测试,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加强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强化信息技术支撑、开展诚信诚实统计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推进数据质量综合治理。国家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日臻完善,严格规范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逐步形成。

构建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赋予政府统计的一项基本职能。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中心,以实施统计督察、统计执法检查、统计监测评价、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为抓手,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权威可靠的统计监督体系。“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组织实施两轮统计督察,依法严肃查处了一批重大统计违法案件,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形成有力震慑,统计执法监督利剑作用不断彰显;不断拓展统计监测领域,加强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统计监督,为党中央准确判断经济形势、优化宏观调控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统计监督成果在推动各地区高质量发展、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协同配合机制,推动统计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审计监督等其他各类监督方式统筹衔接、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统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发挥。

扎实推进“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统计服务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统计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锐意改革,统筹推进统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技术创新,不断提升统计调查、统计监督、统计分析能力,积极构建与数智化转型趋势相适应的统计调查体系,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统计服务。

坚持和加强党对统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统计部门落地见效。健全统计部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把党建成效转化为推进统计改革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持续推进统计重点领域改革。聚焦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扎实推进《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相关派生产业统计分类修订工作,不断丰富完善新经济、新质生产力、社会民生改善、碳排放等领域统计指标。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进一步深化统计核算制度方法改革,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完善宏观资产负债表编制,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统计需求。

进一步提升统计监测评价和宣传服务质效。着力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分析和预判预警,强化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智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跟踪监测,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优化统计数据发布解读与公共服务。

纵深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全面提高统计立法工作质量,加快推进统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进一步健全完善统计法律规范体系。以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为核心任务,持续提升统计督察效能,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建立健全跨部门、跨领域统计监督协同机制,以法治保障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加快统计数智化转型。以数智技术全面推动统计现代化改革,进一步拓展新型数据资源渠道,加强部门行政记录和社会大数据收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统计业务深度融合,探索数据安全共享新模式,以新技术赋能统计生产方式革新。

原文 ↗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自主性开放性

□ 陈辉宗

先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的标志之一就在于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科学完备的党建理论。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着鲜明的理论标识、清晰的思想边界和完整的逻辑结构。这一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彰显科学性、在构建严密逻辑结构中彰显系统性、在提出原创性标识概念中彰显自主性、在永葆理论生命力中彰显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立了根本遵循、提供了行动指南。

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彰显科学性

科学的理论总是对客观规律的深化与总结。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理论渊源深厚、实践基础坚实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就体现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概括凝练,深刻揭示了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基础以及自身建设的内在规律,是理论传承、文化滋养、实践淬炼共同作用的结果。

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契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规律。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到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再到习近平党建思想,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贯穿其中“不变”的是党的最高理想、宗旨和党的性质地位、根本组织原则、纪律等;而“变”的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赋予党的建设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新局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牢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从“民惟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政德修养,从“公生明、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汲取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思想智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修身之道、为政之德,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深刻总结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百年经验。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刹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持续开展,到健全组织体系和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到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和理论升华,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是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党的建设之“的”的生动写照。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中的“变”与“不变”,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把握理论渊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中理解价值根基,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中体悟时代要求,以理论的科学性确保实践的正确性,始终沿着科学指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构建严密逻辑结构中彰显系统性

一个系统的理论都有其内在自洽的逻辑结构和方法,并通过一定的理性形式把这些内容构筑起来。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内在逻辑严密、思维架构完备的系统理论体系,全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从总体上回答了党的领导与党的事业、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形成了环环相扣、内在贯通的完整体系和有机整体。

从整体看,“十四个坚持”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四梁八柱”。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基和灵魂,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和鲜明主题,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融会贯通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前四个“坚持”是举旗定向、统揽全局的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中间九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项重点任务;最后一个“坚持”是有力保障,确保管党治党各项任务一抓到底、落地见效。

从内在看,除“总—分—总”结构外,各个部分之间也相互联系,形成次级逻辑模块。如“第一、第二、第十四个坚持”首尾呼应,都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保障;“第五、第六个坚持”即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布局中统领性和基础性的部分;“第七、第十、第十一个坚持”反映党性党风党纪协同推进,三者之间是“一起抓”而不是“一把抓”的关系;“第七、第九、第十二个坚持”构建了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三位一体”工作布局,其中,锤炼党性是根本性举措,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两个关键性举措。整个思想体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有清晰逻辑起点,又形成完整逻辑闭环,既明确了“过河”的任务方向,又指明了“桥或船”的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科学性。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其科学内涵的系统性,特别是“十四个坚持”的“体”“用”关系,不仅要从整体上把握逻辑架构,更要精准理解各部分间的内在关联与功能定位。唯此,才能做到纲举目张、协调联动,真正把这一思想的实践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切实提升党的建设整体效能,实现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在提出原创性标识概念中彰显自主性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着一系列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创新智慧,是一个富有原创贡献、集成创新概念的自主理论体系,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对构建党的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原创性贡献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性、原创性的概念,特别是“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比如,在党的领导上,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是“顶格”的表述,表明达到超越同类项层次和水平的程度;“最本质的特征”,明确了党的领导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统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自身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价值立场上,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百年之问,等等。这些原创性的理论观点,都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增添了全新内容。

从标识性概念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党的建设创新概念的集大成。比如,广泛使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党的政治建设”“党的自我革命”“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标识性话语和概念。其中,“全面从严治党”以“全面”的标识性表述重塑了管党治党的话语范式,将“从严”要求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制度”和“依规”的核心概念开辟了党的建设制度化的话语路径。“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统领”的功能定位确立了党的建设布局的话语框架,构建起鲜明的区别于西方政党建设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悟其在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中的指导地位,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深刻把握其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所承载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准确把握每个概念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进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学理化阐释,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之路。

在永葆理论生命力中彰显开放性

凡是伟大的理论都孕育于伟大实践,并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理论品格,决定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在回应时代课题中丰富发展自身体系,彰显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从党的创新理论架构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并将随着党的创新理论体系整体的发展而发展。同时,正在丰富和发展的相关领域重要思想、重要论述等,都是以党的坚强领导为根本前提,都要回答好如何加强党对各领域全面领导的问题,而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确保它们得以实现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也将随着这些理论成果的不断丰富而持续深化。

从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身看,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对党的建设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深邃思考和先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与习近平党建思想存在着清晰深刻的内在关联性,构成了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括为“十三个坚持”,2026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概括凝练为“十四个坚持”。从其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始终伴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不断深化拓展,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借鉴世界政党建设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回应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提供思想引领。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开放品格,让习近平党建思想能够时刻保持鲜活的理论生命力和引领力,并将不断引领党的建设开拓新的实践、实现新的发展。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其开放性特质所蕴含的时代逻辑与实践要求,深刻理解其既贯通其他思想体系之中,又引领整个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特殊重要地位,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中守正创新,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拓展理论边界,在总结新鲜经验中提炼规律性认识,不断推动党建理论在回应时代之问、实践之需中实现新突破,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走在时代前列。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原文 ↗

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

□ 陈朋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越是面向未来、面向未知,越需要在原始创新上持续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把握了基础研究的发展规律,为涵养创新生态、激发原始创新活力指明了发展方向。

纵观世界科技史,颠覆性技术的每一次突破,无不源于基础研究的厚积薄发。基础研究不预设特定应用目的,着眼于发现基本原理、规律与新知识,其研究方向与最终成果具有较强不确定性。同时,基础研究往往伴随着研究假设被推翻、技术路线调整,甚至阶段性失败,不同观点的碰撞、不同路径的交叉探索是其取得突破的基本模式。另外,基础研究具有战略性、体系性与协同性,重大创新突破通常离不开多学科协同创新下的长期积累。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不同学科的研究方向,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基础研究没有捷径可走,开放包容是鼓励探索的前提,宽容失败是保护试错的保障,保持耐心是实现从“0”到“1”突破的重要支撑。

基础研究具有自由探索的鲜明特征,研究领域、研究目标和成果形态各不相同。基础研究探索的多样性,必须在评价体系中得到充分尊重。不能以“有用与否”作为唯一评价标准,也不能简单以论文、项目、奖项数量“论英雄”。应加快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根据不同研究类型、创新阶段设置差异化评价标准,破除量化评价“一刀切”。对于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探索性强的基础研究,注重评价其原创性、科学价值及潜在贡献。对于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需要长期持续攻关的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更关注其是否破解关键科学问题、取得原创性突破,合理降低阶段性成果考核权重。同时,完善同行评价和长周期评价机制,减少简单量化、频繁考核的束缚,以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相互成就的态度对待不同研究领域,营造平等对话的科研生态。

有了更加包容的评价导向,还要配套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科研管理机制。诸多案例证明,失败往往是避免重蹈覆辙、校正研究方向、取得更大进展的必经之路。建立更加灵活的项目动态管理机制,对探索性强、风险较高的基础研究,根据研究进展及时开展阶段性评估。对具有科学价值但原定技术路线难以实现的项目,允许及时调整研究内容、技术路径和实施方案。对经实践证明确无继续研究价值的项目,也应允许及时止损、合理退出,避免科研资源无效沉淀。对于符合科研规律、履行必要程序的正常试错,应在项目验收、绩效评价和后续项目申报等方面给予合理“容错”。

让基础研究真正“沉下来”“坐得住”,离不开匹配基础研究的长周期特征稳定的制度确定性。基础研究的价值往往需要经年累月的积淀才能显现,不能以短期投入的“确定性”去消解基础研究长期探索的“不确定性”,更不能因短期未见产出就轻易改变研究方向。建立与基础研究长周期特征相匹配的经费支持和考核机制,对具有明确科学价值和创新潜力、但短期内难以形成显性成果的研究给予持续资助,探索中长期项目“滚动”支持方式。健全项目考核与退出机制,对处于持续积累阶段、研究方向明确且进展正常的项目,适当延长评价周期,避免频繁考核打断科研节奏。对具有长期潜力的科研人员,给予更为稳定的经费保障,减少其对“短平快”成果的依赖。同时,破除“五唯”不良倾向,把更多资源配置到真正具有原创潜力的科研活动中,让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沉下心”做长线研究,以从容心态勇闯“无人区”、“慢工出细活”。

“源深则流远,本固则枝繁。”在整个科研体系中,基础研究是一场“接力长跑”。其成功的奥秘不在于起步有多快、有多早,而在于能否坚持不懈地跑下去。因此,在为基础研究提供“硬”设施的同时,还要从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的角度为其创造必要的“软”环境,以充分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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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言论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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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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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版:当代世界3 篇

全球治理倡议何以促进国际认同

□ 赵骏

全球治理是关乎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各国人民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景。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传统全球治理体系结构性失衡问题凸显。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以下简称倡议),以“五个坚持”为核心理念,立足人类共同利益,兼顾各国发展诉求,构建起促进国际认同的完整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凝聚国际共识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倡议之所以能够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响应与普遍认可,在于其始终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坚持务实行动导向,追求可持续发展,既回应了国际社会对公平正义的现实需求,也能够提供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实践方案,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契合共同价值追求

恪守主权平等基本原则。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基石,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准则,更是凝聚全球治理共识、保障各国有序参与治理的根本前提。倡议始终坚守主权平等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与治理模式,坚决反对以大欺小、强权干涉等霸凌行为,明确各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倡议充分关照发展中国家长期被忽视的发展利益,保障其平等的治理权利,能够消解旧治理体系的不公弊端,让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尊重与实惠,切实筑牢了全球治理国际认同的平等根基。

弘扬并实践真正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应对全球性挑战、凝聚全球治理合力的必然路径,其核心是各国平等参与、协同共治、公平获益,是维系全球治理体系高效运转的重要支撑。倡议直面当前全球治理赤字挑战,坚决抵制阵营对抗与排他性治理模式,着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破除西方主导的片面治理规则。中国以倡议为引领,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法治建设,打破全球治理中的不平等格局,以开放包容、公正普惠的治理姿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与支持。

坚持以人为本价值取向。全球治理的目标是守护人类共同福祉、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聚焦民生改善、保障基本人权,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内核,也是赢得各国民众认同的关键标尺。倡议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聚焦减贫、医疗、教育等基础民生领域,全力维护各国人民的基本尊严与发展权利。针对数字发展失衡等新型治理难题,中国积极推动数字技术普惠发展,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数字基建、弥合数字鸿沟,以务实合作破解民生发展困境。这一实践让全球治理成果惠及更多群体,切实凝聚了广泛的民心认同与社会共识。

恪守国际法治准则

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各国信任和认同全球治理体系的前提。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是全球治理的共识基础。倡议始终坚守国际法治,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决反对一切违背国际法、破坏多边秩序的霸权行径,始终秉持公正的治理立场。这一举措捍卫了多边体制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为广大中小国家、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与规则依托,修复了受损的国际秩序信任体系,从制度层面夯实了全球治理的国际认同根基。

积极回应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需求。与时俱进、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是全球治理有序推进的制度保障,贴合国际力量格局变化、适配各国发展需求的治理规则,是提升全球治理认可度与适配性的关键。倡议把握全球治理变革大势,主张以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国际规则改革,推动治理体系适配新发展格局。比如,针对数字治理规则不足等问题,中国牵头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倡导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种兼顾公平与实效的规则革新实践,破解了旧体系制度弊端,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可。

健全多边协同的全球治理运行体系。全球性治理挑战具有跨界性、联动性、整体性特征,单一机制、单一国家无法独立应对,多边协同、系统联动的治理架构,是提升全球治理效能、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制度保障。倡议立足全局治理视角,构建网络化、包容性的多元治理架构,推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贸组织等核心多边机制各司其职、协同联动。同时主动衔接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发挥治理优势,分享有益实践。这套体系化、协同化的制度安排,有效破解治理碎片化难题,规范各国治理行为、稳定治理预期,进一步筑牢了多边治理的制度认同。

坚持务实行动导向

积极行动应对全球性挑战。务实落地的治理行动、切实可见的治理成效,是检验全球治理价值、凝聚持久国际认同的核心保障,空谈理念无法解决全球性难题,更难以获得各国真正认可。倡议坚持实干为先的治理导向,直面全人类共同危机,主动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气候治理领域,中国践行绿色低碳发展承诺,落实《巴黎协定》,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推进跨国绿色能源合作。网络安全与反恐领域,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严厉打击网络犯罪与恐怖主义,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务实担当破解了全球治理空谈困境,以扎实治理成效彰显多边治理价值,凝聚了广泛国际认同。

互利合作凝聚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国际认同的持久动力,全球治理的本质是各国互利共赢的合作实践,唯有让各国共享治理红利,才能形成可持续、深层次的治理认同。倡议摒弃零和思维,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互利共赢为核心构建全球利益共同体。依托“一带一路”等务实合作平台,深化各国基础设施、贸易投资、民生发展等领域合作,切实改善合作国发展短板,带动区域经济社会提质发展,实现多元效益共赢。各国在深度合作中持续收获发展红利,为全球治理认同筑牢深厚的现实根基。

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提升治理能力。全球治理的包容性与公平性,离不开全球南方国家的深度参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治理能力、激活其主体价值,是凝聚全球治理共识、巩固国际认同的重要纽带。倡议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聚焦各国治理能力短板开展精准赋能,通过技术转让、人才培育、经验共享、平台共建等多元举措,全方位提升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国际议题的综合能力。这种赋能模式充分尊重各国发展主体性,助力全球南方国家从治理旁观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建设者,有效增强其归属感与认同感,持续凝聚全球治理广泛共识。

(作者系浙江大学求是学院常务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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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五国的语言政策改革

□ 江秋丽

语言政策是国家文化主权的重要表征,对塑造民族文化认同、规范社会运行秩序、开展地缘战略博弈意义深远。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多元文明交融的关键地带,也是牵动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枢纽。中亚五国自苏联解体后,将语言政策改革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进行调整,不仅重塑了本国民族文化体系与社会治理格局,更深刻改写了区域语言生态与欧亚地缘互动关系。

30余年来,中亚五国持续进行语言政策改革。独立初期,五国首要任务是破除俄语垄断格局,通过立法确立主体民族语言的法定国语地位,完成语言主权初步建构。土库曼斯坦1990年率先确立本国语言国语地位,1996年完成文字拉丁化整体改制。乌兹别克斯坦1989年确立国语地位,1993年启动西里尔字母向拉丁字母转型。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分别依托1993年宪法、1994年宪法奠定国语法治基础,明确俄语族际交际辅助功能。进入经济建设稳定期,五国立足多民族国情审慎调整激进单语治理思路,多方平衡国语普及与族群语言需求。吉尔吉斯斯坦坚持温和治理模式,长期维系双语兼容格局;塔吉克斯坦持续修订语言法案,完善多元语言治理体系。

近年来,依托地缘格局变动与国家现代化需求,五国密集推出语言新政,改革节奏显著加快,呈现出新特征。一是改革重心转向去俄化深化与国语刚性普及,主权属性愈发凸显。相较于早期仅确立国语法定地位的温和调整,近年来,五国持续收紧俄语应用场景、弱化俄语传统特权,逐步剥离苏联语言文化遗留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彻底取消俄语官方地位,公共领域全面肃清俄语标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微调俄语功能定位,压缩俄语政务使用空间。同时五国以刚性制度强化国语落地,吉尔吉斯斯坦将国语能力纳入公职人员招录考核,乌兹别克斯坦全面推行基础教育拉丁化国语教学,通过制度约束推动主体民族语言成为政务、教育、传媒、公共服务的绝对主流,进一步夯实国家语言主权。二是文字改革进入巩固与规范提质阶段,现代化转型基本落地。中亚五国文字拉丁化改革从单一的字母替换,转向标准化、规范化、场景全覆盖的精细化治理。土库曼斯坦持续巩固全面拉丁化成果,牢牢守住国语在传媒、高等教育的主导优势;哈萨克斯坦在2017年改革基础上持续优化拉丁字母体系,2026年完成教育、公文领域规模化落地,进入改革巩固提升期;乌兹别克斯坦2026年出台新政,明确西里尔文字仅用于历史文献研究,彻底完成文字体系迭代,全面对接国际通用书写标准,破除苏联时期文字体系的长期桎梏。三是语言格局走向主动多元赋能,服务地缘多元化发展。突破以往被动平衡多语关系的治理模式,五国主动布局多语种外语体系,打造适配对外开放的语言生态。在保留俄语基础交际功能的前提下,五国普遍提升英语教学比重,适配全球经贸与科技合作;积极拓展中文、土耳其语等语种教育,深度对接“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与区域人文联动。这种主动布局的多语政策,打破了俄语单一垄断格局,形成了“国语为核心、多语种协同赋能”的全新语言形态,为中亚提升地缘战略自主性、拓展多元外交空间提供了坚实支撑。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改革持续调整与迭代升级,其深层动因可归纳为以下方面。第一,建构民族国家身份、夯实主权文化根基的内在需求。苏联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形成了俄语垄断政治、教育、传媒领域的固化格局,中亚五国本国语言被边缘化,民族文化辨识度弱化、国家身份模糊。独立后,中亚新生主权国家亟须剥离苏联文化烙印、重塑独立民族身份。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与国家文化主权的象征,成为凝聚国民共识、培育国家认同的核心抓手。五国通过强化国语法定地位、革新文字体系、规范本土语言使用,构建专属的民族文化体系,彻底完成从“加盟共和国语言”到“主权国家国语”的身份转型,为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筑牢文化根基。第二,适配多元族群结构、维护社会稳定治理的现实需求。中亚五国均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境内分布大量俄语族群及各类少数民族,语言结构复杂、族群诉求多元。独立初期激进的单语改革,极易引发族群矛盾、撕裂社会共识、威胁社会稳定。五国持续动态调适语言政策,突破单一化发展路径,在坚守主体民族语言核心地位的前提下,保留俄语族际交际功能、保障少数民族语言合法权益,构建兼容并蓄的多语生态,有效化解语言改革带来的族群张力,适配本国社会治理现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第三,摆脱地缘依附困境、提升战略自主与地缘话语权的外在需求。长期以来,俄语是俄罗斯维系在中亚政治、文化、社会影响力的纽带,中亚五国语言格局深度依附俄罗斯,对外发展自主性严重不足。在国际格局深度演变的背景下,中亚五国主动通过语言改革弱化俄语垄断地位,破除单一地缘依附格局。一方面需要依托拉丁化改革对接国际通用体系,拓展国际化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布局英语、中文、土耳其语等多元外语体系,对接全球经贸、科技与人文合作,主动融入多元国际合作体系,提升自身在地缘博弈中的主体性与话语权,实现对外地缘关系的动态平衡。

中亚五国语言政策的系统性调整与持续革新,深刻重塑了中亚与俄罗斯、土耳其及全球外部力量的互动格局。一是重塑与俄传统地缘博弈格局,形成制衡化双边关系。俄罗斯将俄语作为维系中亚传统势力范围、巩固区域影响力的抓手,中亚五国弱化俄语法律地位、推进拉丁化改革,大幅压缩了俄语的传播与生存空间,削弱了俄罗斯延续数十年的人文软实力,引发俄方的战略担忧与舆论博弈。俄罗斯通过新建俄语学校、输送教育资源、强化俄语文化输出等方式维系自身影响力。中亚五国坚持语言改革为本国内政,坚决捍卫语言文化主权,同时出于地缘安全、经贸合作、劳务往来的现实需求,并未彻底摒弃俄语,保留其族际交际功能,形成“主权自主、适度妥协、动态制衡”的新型地缘政治关系,改变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单向依附俄罗斯的地缘格局。二是深化中亚与土耳其的区域人文与经贸联结,拓展南向合作空间。中亚五国全面推进的拉丁化文字改革,与土耳其文字体系高度契合,为双方人文互通、教育合作、文化交融搭建了天然桥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科研实力,中亚五国中的多数国家存在语言规范化技术薄弱、本国教材研发不足、语言改革落地困难等现实短板。土耳其聚焦中亚发展需求,持续提供文字改革技术支撑、教育援助与人才培养支持,以此融入中亚地缘市场,强化突厥语国家文化联结,推动双方经贸、文化、战略合作持续深化。同时中亚五国保持高度战略警惕,严格防范外部势力借语言合作干涉本国内政,坚守国家主权底线。三是构建多元开放的国际化地缘格局,提升中亚整体战略地位。俄语一家独大的传统语言格局被瓦解,推动中亚语言生态向多元化、国际化方向发展。英语的普及助力中亚对接全球经贸体系与前沿科技领域,打破区域发展封闭性;中文教育的落地推广,深度赋能中亚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夯实跨境经贸、人文、基建合作的语言基础;土耳其语教学深化区域同类文明联动协作。多元外语格局的形成,让中亚彻底摆脱单一地缘依附,对外合作渠道更加多元、外交选择更加自主,显著提升了中亚整体区域身份与地缘话语权,有效推动中亚区域一体化与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俄文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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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物技术战略调整威胁区域生物安全

□ 靳冠辉

2026年4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这不仅牵动东亚地缘安全走向,也为日本两用生物技术与相关生物装备的对外扩散打开了制度缺口。当前,新一轮生物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生物技术已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影响大国力量对比的关键领域,生物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权重持续上升。随着日本将前沿生物技术全面嵌入经济安全保障、科技竞争博弈与地缘战略布局,相关政策调整的外溢效应持续显现,给亚太区域生物安全带来了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风险。

近年来,日本生物技术发展进入深度调整期,呈现以下新特征。

第一,生物技术发展的安全化属性愈发凸显。日本生物技术的战略定位不断抬升,安全化已成为其发展布局的核心原则。早在2022年出台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中,日本将生物技术、基因组学划定为尖端技术,明确一旦判定存在安全风险,即刻纳入特定重要技术范畴实施严格管控。2026年,日本政府进一步将合成生物学、生物技术纳入17项重点战略领域,专门设立“合成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工作小组”,统筹推进技术研发、产业培育与国际合作。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生物技术已从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升级为支撑国家经济安全竞争的核心战略资源。

第二,生物技术发展的数智化融合持续深化。当前日本正加快推动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结合,生物科技创新逐步从传统实验驱动,转向数据与智能协同驱动的新模式。国家层面,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AMED)牵头实施国家级产学合作人工智能药物研发项目(DAI-IA),推动药物研发数据、生物医学数据库与人工智能技术协同应用,加快药物研发流程和研发效率。企业层面,日本电气株式会社(NEC)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规模15万人的医疗合成数据,富士通则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预测蛋白质结构变化加速药物发现等,推动生物研发向智能化、自动化、平台化方向发展。

第三,生物技术对外合作的地缘导向日趋加剧。当前日本生物技术对外合作已成为其推行地缘战略的重要工具,深度服务于自身地缘政治目标,呈现出明显的阵营化特征。2025年10月,美日签署《技术与繁荣协定》,将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共同列为核心战略前沿领域,并承诺推动国家实验室、高校与企业深度协作,联手保障生物技术供应链安全。此外,日本还积极依托七国集团、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多边框架,在疫苗产能调配、关键生物元器件供应等领域搭建排他性供应体系,技术合作的阵营化倾向持续凸显。

日本生物技术战略调整的背后有其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一是泛化生物经济安全边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将生物技术全面纳入国家安全治理框架,是日本强化战略管控、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关键抓手。日本通过设立“特定重要技术”制度,将包含生物技术在内的前沿科技纳入国家重点保护与培育范畴,依托政府主导的研发资助与风险评估机制,加大对生物技术的战略性投入与安全性管控力度。在“特定重要物资稳定供给制度”中,将抗菌药物、生物制剂等列入重点保障清单,从供应链维度提升国家对生物安全相关资源的自主可控水平。从而将生物技术融入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强化对关键生物技术与生物资源的战略管控,使其成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

二是抢占生物科技竞争高地,重塑生物技术优势地位。应对全球生物科技格局调整、挽回产业竞争颓势,是日本升级生物技术战略的重要动因。20世纪末,日本曾在生物医药、工业生物技术等领域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依托资本优势与创新生态快速领跑、中国生物制造与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崛起,日本在全球生物科技领域的先发优势逐步收窄,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根据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NISTEP)报告,日本前10%高被引论文全球排名已由2000年前后的第4位下降至第13位,显示包括生命科学在内的高影响力基础研究竞争力总体趋于下降。新冠疫情期间,日本在mRNA疫苗研发、产业化与供应链保障方面对海外的高度依赖,更是集中暴露了其生物产业的短板与产业体系的薄弱环节,促使其加快战略调整。

三是融入大国生物科技博弈,支撑印太战略地缘布局。配合美国主导的大国科技竞争战略布局,是日本生物技术战略转向的关键考量。在政策规制层面,日本紧密跟进美国科技管制动向,通过修订《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大幅收紧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领域的外资安全审查,防范地缘竞争对手获取其敏感生物科技资产与核心数据。在产业布局层面,日本全力推进生物供应链“友岸外包”,将临床试验、研发制造等敏感环节,限定在美日及其阵营内部,试图构筑排除竞争对手的高韧性生物技术产业生态,服务于大国科技竞争的整体战略部署。

日本生物技术发展的战略调整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区域安全隐患。

第一,技术迭代升级加剧生物安全失控隐患。研发效率提升与监管体系滞后的矛盾,使日本生物技术快速迭代潜藏着严重的失控风险。当前日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深度参与生物设计、实验优化与成果迭代环节,虽能够缩短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用的周期,但其在人工智能辅助研发、数字化生物设计等方面,尚未形成成熟的监管规范体系。一旦相关技术被误用、滥用,或是出现实验室泄漏等情况,其影响将突破传统生物安全事件的地域边界,通过人员流动、产业链协作与跨境贸易快速扩散,对区域公共卫生安全、生态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形成连锁冲击。

第二,阵营化合作削弱区域生物安全治理效能。生物技术合作的阵营化、排他化趋势,正在破坏区域生物安全治理的合作基础与整体效能。生物安全风险具有跨境传播、全球扩散的特征,实现有效治理离不开开放合作、信息共享与规则协同。但日本推动的生物技术对外合作明显呈现阵营化、排他化倾向,越来越多借助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等推进关键技术合作与供应链重组,生物科技合作正从开放共享逐步转向由“小圈子”主导。这不仅会造成区域生物治理规则的碎片化与阵营对立,还会抬升跨境疫情联防联控与风险联合处置的协调成本,直接削弱区域生物安全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

第三,两用生物技术扩散抬高生物军备竞赛风险。日本前沿生物技术的军民两用属性与武器出口政策松绑相叠加,显著抬升了区域生物军备竞赛风险。近年来,日本重点布局的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辅助生物设计等前沿技术,均带有鲜明的双重用途属性。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全面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生物技术及相关生物装备的出口不再受限,极易引发周边国家的安全疑虑与战略误判,抬高区域生物军备竞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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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版:党的建设3 篇

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 王金柱

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集中概括的内涵要义之一,是当前加强作风建设的着力重点和深化方向。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必须把作风建设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形成常态、实现长效,并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为制,让清风正气激荡神州大地,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围绕核心问题,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问题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的作风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站稳人民立场,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政绩观,秉持“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守住“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的底线和红线,摒弃利益当先和特权思想,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当好新时代的“人民公仆”。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在本质上是高度统一、完全一致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主动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党群良性互动中赢得民心。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一大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如何确保办成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大事呢?走好群众路线是一条根本途径。党章强调,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贯彻群众路线也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处理党同人民群众关系中的体现。无论作决策还是出政绩,只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才能干出符合群众意愿的政绩,这是党赢得民心的一大关键。绝不能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那样会尽失民心。走好群众路线也是实现党群互动的有效途径,要通过走好群众路线增强党群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人民,要广泛倾听群众的声音,认真对待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着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通过务实有效的群众工作把广大群众带动起来、组织凝聚起来,汇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取得更大成绩。

抓住“关键少数”,发挥好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示范作用,形成“头雁效应”。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凝心聚力、走向成功的关键。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以上率下改进作风,是新时代作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关键所在。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领导干部既要严格自律,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又要认真履职尽责,抓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善抓善管,做到职责范围内有问题能及时发现,发现问题能及时解决;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在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风民风等方面尽好责、带好头。

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要把锤炼党性作为治本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风反映的是形象和素质,体现的是党性,起决定作用的也是党性。”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加强作风建设,不能简单就事论事,而要举一反三,透过作风看党性,在解决作风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好党性问题。铸牢理想信念宗旨这个政治灵魂,强化优良作风养成;加强思想建设和党性教育,不断强化理论武装,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能够正确处理是与非、公与私、得与失的关系,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在弘扬优良作风中锻造坚强党性、锤炼能力素质、砥砺担当品格。

聚焦难点顽疾,用钉钉子精神锲而不舍纠治“四风”

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要聚焦难点顽疾,锚定重点任务,彻底铲除不良作风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打好作风建设持久战攻坚战。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上下纠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四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不正之风存量未尽、增量仍然易发多发,老问题和新表现交织并存。比如,从“文山会海”到“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从“材料政绩”到“数字造假”,从“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到“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办”,从“拍脑袋决策”到“躺平不作为”再到“阳奉阴违乱作为”。再比如,有的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有的用会议落实会议,有的作决策出制度“照猫画虎”,有的通过包装材料“出政绩”,有的“履责”变“推责”,等等。这些问题,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看似个别案例,实则不在少数。这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加强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纠正“四风”绝不能止步松劲,要充分认识“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多样性变异性,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摸清“四风”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具体表现,紧密联系实际,既解决老问题,也查找新问题;既关注显性问题,也不放过隐性问题;既扫除表层问题,也攻克深层难题,抓出习惯,抓出长效。锲而不舍根除形式主义,树立求真务实之风,从深处入手破除党员干部思想深处的主观主义、功利主义,坚决纠治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引导教育党员干部做到言行一致,勇于担当作为,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动真碰硬破除官僚主义,让服务意识深入人心,从深处入手破除“官本位”思想,坚决纠治一些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引导教育党员干部践行初心使命、牢记根本宗旨,以实际行动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党员干部要自觉传承和弘扬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永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本色;高压重拳清除奢靡之风,让清正廉洁成为风尚,奢靡之风既浪费社会财富,又损害党的形象和党群关系,必须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始终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用好这张新时代作风建设的“金色名片”,坚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立足长远根本,把制度建设贯穿作风建设各方面全过程

科学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可靠保障。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着力构建长效机制,把制度建设贯穿全过程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亲和清、勤和廉统一起来,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严抓作风建设落实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法规制度中,把作风建设要求写入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定出台中央八项规定并不断完善实施细则,针对“四风”问题,专门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不断完善作风建设的制度体系,各地各部门狠抓建章立制,细化配套制度规定,为以作风建设制度化促进常态化长效化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不断总结新时代作风建设的成效经验,及时把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和树立新风的实践成果转化为制度规范。进一步健全防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制度机制,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激发党员干部忠诚履职尽责、敢担当善作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全力为基层减负。进一步健全防治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制度机制,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坚决反对讲排场比阔气,对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建立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制度和工作机制,既要由风查腐,防止以风盖腐,深挖不正之风背后的请托办事、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又要由腐纠风,细查腐败背后的享乐奢靡等作风问题,推动新时代作风建设取得实质性成效。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把作风建设抓常抓细抓长。坚持抓常,形成常态;坚持抓细,确保落实;坚持抓长,实现长效,“直至真正化风成俗”。各级党组织要把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常抓不懈,纳入日常工作范畴、常研究常部署常推动,融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形成常态化制度机制,建立完善监督检查和考核机制;重视从细处小处着手,从严从细落实到每个人;坚持反复抓,保持战略定力,在持续强化与动态纠偏中不断改进作风。坚持固本培元、标本兼治,以改革的办法巩固作风建设成果,把制度约束转化为内在认同和行为自觉。把传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与探索创新作风建设方法路径结合起来,把抓党风政风转变与引领民风社风向上向善结合起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作风建设,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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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指尖便利”沦为“摆设”

□ 许玉镇

案例

近年来,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问题凸显。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报道,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场所时,脱离实际需要,盲目追求“高大上”。该单位搭车建设数字液晶屏、全彩屏48块,总面积达105.61平方米,其中3块大屏幕总面积达76.3平方米,耗资227.53万元。这些屏幕主要用于接待来访参观,日常基本处于关闭状态,沦为“摆设”。2023年5月,大连市沙河口区南沙河口街道某社区城管专干孙某,在收到大连智慧化城管平台派发的违规堆放建筑垃圾问题处理单后,未按要求进行实质性的清理处置。为应付考核,孙某在规定办结期限前两日,竟擅自使用修图软件对平台反映的现场图片进行“PS”处理,用伪造的处理后图片作为完成整改的证明向平台反馈。其弄虚作假行为造成不良影响。2023年10月,孙某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从上述典型案例可以看出,部分党员干部、基层公职人员履职中重表面、轻实效,重痕迹、轻落实,脱离工作实际、背离履职初心,具体表现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政绩观错位,热衷打造表面政绩。部分单位党员干部背离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为民服务的初心,片面追求外在形象、参观效果,耗费大量财政资金建设华而不实、利用率极低的硬件设施和信息化系统,将工作重心放在“造亮点、树门面”上,造成公共资源严重浪费。二是脱离实际决策,履职胡乱作为。开展政务项目建设前未开展实地调研、需求摸排和可行性论证,仅凭主观意愿盲目推进项目落地,导致建成的政务系统与实际工作需求脱节,无法投入常态化使用,项目建设完全流于形式。三是工作作风漂浮,履职较为消极。对已落地的政务项目疏于管理,对闲置失效的政务系统置之不理,对上级交办的整改任务敷衍应付,缺乏主动担当、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四是弄虚作假应付,欺上瞒下失真。将线上工作平台异化为应付考核、规避问责的工具,不以实地整改成效为工作标准,反而通过修图造假、虚假报备、不实汇报等方式伪造工作成果、涂改线上痕迹,刻意蒙蔽上级督查考核,严重违背实事求是工作原则。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政绩观错位,违背新发展理念、背离高质量发展要求,给党、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一)热衷于搞舆论造势、浮在表面;(二)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见诸行动;(三)脱离实际,不作深入调查研究,搞随意决策、机械执行;(四)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山会海;(五)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担;(六)工作中其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明确指出,规范政务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管理。

以上这些典型案例深刻揭示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带来的危害。一是贻误基层工作推进。基层干部一味堆砌台账、打造纸面成效,把大量精力耗费在迎检造迹上,真正惠民利民的实事搁置拖延,政策部署停留在文件层面,各项重点工作难以落地见效,阻碍基层事业稳步开展。二是损伤党群干群关系。基层党员干部是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这种只重形式不办实事的履职行为,让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消磨群众获得感,削弱党组织在群众心中的公信力。三是消解党员干部实干风气。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极易形成不良示范,催生“做多错多、不如少做留痕”的消极心态,助长敷衍应付的不良工作风气。

通过以上案例发现,基层履职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其形成原因是多重的。一是政绩观出现偏差。部分党员干部价值导向出现偏差,片面追求看得见、易考核的显性成绩,忽视民生实事与长远发展实效,存在重显绩、轻潜绩的错误认知,官僚思维主导工作谋划。二是履职担当意识弱化。自上而下层层加压的传导机制下,少数党员干部畏难避责、消极应付,缺少为民履职的责任自觉,面对复杂基层事务不愿躬身实干,只求稳妥过关、敷衍完成任务。三是考核机制存在短板。考核评价体系设计不够科学,过度倚重台账报表、量化指标等硬性量化标准,上级脱离基层实际下达刚性任务指标,倒逼基层把精力消耗在造痕留迹上。四是监督问责存在盲区。数字化工作工具带来技术遮蔽效应,各类线上填报、数据台账容易掩盖虚假落实问题,日常督查难以及时甄别表面工作,出现虚假履职行为后处置惩戒力度不足,难以形成刚性约束。

全体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深刻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摒弃重显性台账、轻民生实效的功利思维,坚决扭转“重迎检、轻服务”的履职偏差,把群众满意度、基层真实发展成效作为衡量工作优劣的核心标尺。常态化开展政绩观专题教育与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结合两起典型案例深挖思想病灶,引导党员干部时常自省自查,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自觉跳出“留痕即落实”的认知误区,主动下沉一线化解群众急难愁盼,以实打实的惠民成效替代纸面材料、数据报表,从思想源头斩断形式主义滋生土壤。

全域发力破除深层次官僚主义,自上而下优化压力传导链条,统筹规范上级任务下达标准,杜绝脱离基层现实、层层加码的硬性指标摊派现象。科学重构考核评价体系,降低纸质台账、线上填报、量化数据在考核中的权重,完善差异化、实地化考核机制,弱化数字形式主义带来的技术遮蔽漏洞,让虚假履职、纸面落实行为无处藏身。清晰划分上下级、各层级权责边界,健全基层事项准入清单,杜绝责任无底线向下转嫁,减轻基层不必要的事务负担。

统筹整合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渠道,常态化开展基层履职专项督查,对重表面轻落实、脱离群众的官僚化苗头及时约谈纠偏,对固守官僚作风、搞虚假落实造成治理损耗的人员依规严肃问责。持续完善数字化工作管理规范,清理冗余政务平台、重复填报任务,以制度革新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倒逼各级机关摒弃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官僚作风,构建上下联动、务实高效的基层治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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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 孙海洋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决定党和国家事业成败。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经验,是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助推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保障。

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加强作风建设,形成并坚持发扬了包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保证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坚持立铁规矩、强硬约束,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带头做起,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纠治“四风”开展集中教育和一系列专项整治,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和推进。经过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作风问题绝不是小事。作风问题本身具有顽固性、反复性、隐蔽性,随着形势发展和情况变化,作风问题也不断演变,倘若任其发展,危害巨大。作风问题的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果对作风问题掉以轻心,党群鱼水关系就会异化,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因此,抓作风问题这根弦松不得。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绝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课题。当前,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无论是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都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新征程上,风险越大、挑战越多、任务越重,越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好的作风振奋精神、激发斗志、树立形象、赢得民心。

作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把对作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绩实效。首先,坚持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以“头雁效应”激发“群雁活力”,发挥作风建设的引领作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的走向具有重要影响。只有坚持领导干部带头,身体力行,才能形成以上率下的风气,从而推动全社会崇德向善。其次,坚持纠“四风”与树新风并举、治标与治本结合,突出作风建设的精准性。在严厉惩治不正之风、持续深化惩治腐败的同时,开展时代新风宣传教育,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靶向治理的基础上,还要着力构建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扎紧制度的“篱笆”,补齐监管的短板,以作风建设制度化来促进作风建设常态化。再次,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增强作风建设的实效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作风建设,必须把加强党性锻炼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同时还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绝不越雷池一步。只有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既“由风查腐”,又“由腐纠风”,才能提高党员干部强党性、守纪律、砺作风的自觉性。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新征程上,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打好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使我们的事业永葆朝气、永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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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版:党史国史2 篇

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 朱召师

1934年7月15日,《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根据《红星》报节录,中央档案馆藏)

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报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中央档案馆藏)

中央红军的长征,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极其紧迫的情况下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已极少可能。在严峻的态势面前,中共中央开始决策部署战略转移的计划,并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是红军长征发动的历史见证。

长征前的决策部署

1934年5月初,李德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了5月至7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季度计划,并提出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李德拟定的计划,“无论是政治局还是军事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这时原则上都同意突围”。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通过在上海的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提供了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6日,共产国际在对中央红军的撤离问题进行审议后复电,指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并要求:一是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为将来的撤离做必要的准备,“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二是必须派出一支强有力部队“经福建向东北方向发起战役”,以牵制敌军;三是红军主力必要时“向湖南方向撤离”;四是中央苏区的资源还没有枯竭,红军还可以在中央苏区坚持一段时间,为红军主力撤离苏区赢得准备时间。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收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但博古没有在会上提出讨论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问题,也没有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同意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电报指示。毛泽东在会上建议红军主力应尽速向外突围转移,转移的方向不宜往北,可以往西。博古、李德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发动进攻,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将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界地区撤退,并表示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30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实施战略转移。

战略转移前,舆论宣传承担着统一思想、稳定民心的重要使命。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该文为根据地中层和基层干部了解当前形势提供了依据,在红军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各级政治机关迅速组织学习讨论,广泛传达“转移不是失败,而是为了争取更大胜利”。

可见,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多层次反复商讨研究、逐步完善形成的,既是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被迫无奈之举,又是审时度势、客观判断战争形势、始终保持战略主动的结果。

长征前的扩大红军与物资补充

为做好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在谋划战略转移的同时,也秘密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扩大红军力量是战斗动员的中心工作。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并对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最后决战关头的扩红运动作出具体指示。为此,中央苏区掀起了扩大红军的高潮,多次进行扩红,在突围转移前各军团补充了大批新兵,这在部分红军指战员的日记中均有体现。如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6月30日到的一个团有1200余名新战士,7月11日拨来一个营200余人,7月16日派来新战士300余名。在扩红运动中,福建涌现出上杭才溪,长汀中坊,宁化淮土、禾口等扩红模范区。福建人民将自己的子弟整营、整连、整队地送往红军队伍,为中央红军补充了大批兵员。5月至7月,中央苏区总计扩大红军6.2万余名,比计划的5万名超额了近四分之一,这些新战士,有的在保卫苏区的战斗中牺牲,有的跟随部队走上了长征路。

筹集粮食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长征准备。6月2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指出:由于“红军的猛烈扩大与革命战争的急剧开展,要求我们以更大批的粮食,来供给我们的英勇作战的红军”,决定通过“群众的节省三升米的运动”“没收地主,征发富农的粮食”等途径,保证“动员二十四万担谷子来给与红军”。如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即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在日记中频繁提到筹粮,6月23日在山塘“动员征集粮食”,8月8日在洪田“征集准备粮食”,8月14日在苦竹“筹集粮食”。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号召下,到9月,仅长汀县就完成30594担的筹粮任务,兆征县完成20504担,汀东县完成16259担,大大超过了中央政府下达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战略转移。

为补充武器弹药,红军各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和存留的子弹、子弹壳、铁、铜、锡、土硝等物资,卖给政府。6月至8月,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14.09万发。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万余床、棉花8.6万余斤、军鞋20万双。为保障红军突围转移的医药供应,根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的要求,中央外贸总局要求各外贸分局在两个月内突击采购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

为满足红军突围转移的军费需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国家银行原来在江西的石城县一座靠山的房子内建立了一个秘密金库,保存了一批战争缴获和打土豪筹集的贵重金银等。这些财物在突围转移前夕被全部带走,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经济保障。

长征前的军事掩护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北上。7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旗帜下建立新苏区给红七军团的政治训令》。训令指出:“党中央与军委决定派遣七军团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与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之下,经过福建而到浙皖赣边行动。”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主力红军中一个年轻的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6日,红七军团将士在瑞金叶坪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检阅了队伍,朱德在大会上讲了话,随后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北上,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界前进。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这件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它清晰地记录了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为了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在反击国民党军“围剿”的紧急关头,不辞一切艰苦,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的宣言,同时提出五项抗日主张。

8月1日,红七军团占领福建古田的水口镇后,公开打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号。之后,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于闽中、闽东、闽北、浙西、浙皖边和皖赣边广大地区,长驱数千里,于10月进至闽浙赣苏区,同红十军会合,之后合编组成新的红十军团。由于兵力过小,这支部队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反而以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艰苦奋战的境地。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至此,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失败,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刘英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令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西征。8月上旬,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9700多人奉命撤离根据地西进。经过两个多月,行程5000余里,红六军团于10月24日与红三军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红六军团西征带有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路的性质,沿途不断将行军情形汇报给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前期也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的路线行进的。这一行动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作用。

(作者单位: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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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统计体系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

□ 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康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等重大时代课题,战略性、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继续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题。统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体系,为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计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十四五”时期,统计部门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不断加强统计能力建设,全力夯实数据质量根基,完善常态化统计监测机制,全面反映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效。

经济总量连续跨越,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经济总量实现“四连跳”,2021—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迈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140万亿元的新台阶,2025年达140.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发展水平稳步跃升,2025年人均GDP达13953美元,连续3年超过1.3万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按2020年价格计算)升至18.4万元/人,年均增长6.0%,快于同期经济增速0.6个百分点。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2021—2025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和最强“稳定锚”;2025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突破45万亿元,连续9年居全球首位,服务贸易规模稳居全球第二。

创新引领蓄势增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稳步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创新成果不断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研发经费投入屡创新高,创新能力显著增强,2025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2.80%;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位列第10位,比2020年上升4位,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列全球第一,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领域创新硕果累累。新型工业化走深走实,2021—2025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8.4%、9.2%,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5%。服务业提质扩容,2021—2025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3.1%、10.7%。网上零售、远程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发展,2025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46.7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29.1%。

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发展协调性持续增强。内需主动力作用凸显,“十四五”时期,内需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83.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平均贡献率为58.8%,比“十三五”时期提高10个百分点。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2025年货物运输量、周转量分别比上年增长3.2%、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率降至13.9%。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有序推进,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89%,比2020年末提高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缩小至2.31。区域经济布局更加优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经济增长极引领带动作用不断增强。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节能降碳成效显著,2025年天然气、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30.4%,“十四五”时期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我国单位GDP能耗累计降幅超过16%,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绿色生产力加快打造,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比2020年增长10.3倍,产销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充电桩、太阳能电池等绿色产品产量快速增长。生态保护不断加强,“十四五”时期以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87%左右,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例升至91.4%,森林覆盖率超25%,贡献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新增绿化面积。

高水平对外开放纵深推进,多元贸易格局加快形成。国际合作网络布局不断拓展,我国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与5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投资合作备忘录,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制度型开放稳步扩大,我国对70多个国家实行单方面免签或全面互免签证,自贸试验区总数增至22个,全国开放口岸总数达311个,形成水陆空立体开放格局。贸易门槛与投资门槛进一步降低,“十四五”时期末我国关税总水平已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实现“清零”,2021—2025年我国吸引外资规模超7000亿美元。

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社会事业提质发展。就业大局保持稳定,2021—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年末值稳定在5.1%—5.5%,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0年的3.2万元增至2025年的4.3万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年均实际增长5.4%。社会保障扩面提质,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或超过95%,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比2020年分别提高22.5%、24.6%。教育、卫生、文体等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5%以上,2025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达1004万张、1346万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1平方米。

安全发展基础巩固,风险隐患逐步化解。粮食能源安全保障有力,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43万亿斤,连续2年突破1.4万亿斤;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超50亿吨标准煤,能源自给率提升至84%以上。产供链韧性不断增强,2021—2025年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5.5%,占全球比重接近30%,规模连续16年居全球首位,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重点领域债务风险逐步化解,我国政府负债率远低于G20国家平均水平,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取得重大进展,5年来处置不良资产比“十三五”时期增加超40%。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支撑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基本建成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体系是准确反映新发展理念成效、监测高质量发展进程的关键支撑,也是服务国家宏观决策治理的重要基础。新时代以来,统计部门加快推进统计改革创新,持续健全完善统计制度方法,基本建成服务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建成系统规范的统计标准体系。统计标准是对统计调查对象类别及其从事的经济社会活动、地理区域等进行统一分类和划分的规定,是开展统计工作的重要基础。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由1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1项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1项国家统计调查元数据标准、22项派生产业标准、3项区域标准、7项统计单位标准、3项其他国家标准为主体,部门统计标准为补充的统计标准体系。“十四五”时期以来,国家统计局先后制定修订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现代服务业统计分类》《节能环保清洁产业统计分类》《制造业及相关产业活动参照目录》《统计数据分类分级标准规范》《关于市场主体统计分类的划分规定》《区域统计代码编制规则》《民营经济统计分类标准》等多项国家统计标准,审批了《低空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试行)》等部门统计标准,统计标准体系不断完善,为科学规范开展各项统计调查提供更加坚实的标准支撑。

构建丰富适用的统计指标体系。统计指标是对经济社会现象进行数量或性质测度的标准化名目,是统计调查、核算、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统计数据的客观载体。统计指标体系是若干个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系统组成的整体。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了由数千项基础调查指标和综合汇总指标构成的丰富适用的统计指标体系,其中,既包含定量指标也包含定性指标,既包含宏观指标也包含微观指标,既包含总量指标也包含结构指标,全面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经济社会新发展新要求,不断丰富反映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和新质生产力的统计指标,在持续完善反映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统计指标基础上,建立健全了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城市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生态保护补偿等专题性统计指标体系,为科学研判经济社会运行、推进高质量发展筑牢统计数据根基。

形成科学规范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统计调查方法是根据统计调查的目的与要求,结合调查对象的特点和调查机构的条件,开展统计资料搜集活动所运用的组织方式和技术手段。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综合运用全面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并充分利用行政记录、社会大数据等资料,适应现代化统计调查需要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有效整合经济普查和投入产出调查,强化经常性抽样调查主体地位,加强重点调查、典型调查等方法的灵活运用,进一步深化大数据和行政记录统计应用,积极推进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空间地理信息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各项统计调查中的有效应用,持续提升统计调查能力、统计生产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和统计数据质量。

构建覆盖全面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统计调查制度是对统计调查的调查目的、调查对象、调查范围、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表式、报送程序和数据处理作出统一规范的法定工作制度,是开展统计调查活动、生产统计数据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家、部门和地方分工明确、互相衔接、共同组成的政府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其中,国家统计调查是反映全国性基本情况、对基本国情国力情况进行统计的统计调查,调查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管理和宏观决策的需要。经过多年发展,国家统计局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党和政府进行国家治理和宏观决策需要的统计调查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人口、农业、经济等3项重大国情国力周期性普查,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投资、人口、劳动力、住户收支、价格等80余项常规统计调查和专项统计调查,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和重点领域。“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持续完善现代化产业统计和数字经济统计,加强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统计,健全社会民生和能源资源环境统计,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统计监测,探索建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等统计监测制度,积极推进全口径消费统计、碳排放统计核算和经营主体活动发生地统计等重点领域统计改革,统计调查制度体系覆盖更加全面,国家重大战略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得到科学反映,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得到客观评价。

形成成熟完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民经济核算是按照经济学原理、严格遵循核算原则对全部经济活动进行的系统定量测度,是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自1992年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以来,经过多年改革与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成熟完备、科学有效、国际可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形成了五大基本核算加扩展核算的核算框架,定期开展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宏观资产负债表、派生产业增加值等丰富多样的统计核算,为党和政府制定政策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十四五”时期,为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客观充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新变化,国家统计局持续推进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制度建设,实施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服务核算方法改革,建立正式季度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制度,深化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成果,全面实现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与国内生产总值基本衔接,编制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年度全国投入产出表和供给使用表,改进完善资金流量表、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编制方法,建立数字经济增加值核算制度,初步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制度,国民经济核算领域进一步扩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一步健全。

建立严格规范的国家数据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是为保障统计数据质量而建立的系统性工作制度,是实现统计质量科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的重要遵循。经过多年发展,国家统计局已经建立起以《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架》为核心,以《统计调查项目、改革方案、发展规划执行情况评估办法》《数据质量审核评估管理办法》等多项配套制度以及各专业、各地区、各部门制定的全流程质量管理办法为支撑的质量管理体系,将数据质量管控贯穿统计数据生产全过程。“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修订完善了《国家统计质量保证框架(2021)》《统计业务流程规范(2021)》,以及涉及42个统计专业的国家统计调查全流程质量管理办法,制定出台统计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办法,常态化开展重大统计调查项目执行情况评估和统计调查表可行性测试,夯实统计基层基础、加强源头数据质量核查、强化信息技术支撑、开展诚信诚实统计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推进数据质量综合治理。国家统计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日臻完善,严格规范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逐步形成。

构建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统计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赋予政府统计的一项基本职能。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一套以提高统计数据质量为中心,以实施统计督察、统计执法检查、统计监测评价、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为抓手,系统完整、协同高效、约束有力、权威可靠的统计监督体系。“十四五”时期,国家统计局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组织实施两轮统计督察,依法严肃查处了一批重大统计违法案件,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形成有力震慑,统计执法监督利剑作用不断彰显;不断拓展统计监测领域,加强对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的统计监督,为党中央准确判断经济形势、优化宏观调控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统计监督成果在推动各地区高质量发展、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协同配合机制,推动统计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审计监督等其他各类监督方式统筹衔接、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统计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发挥。

扎实推进“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统计服务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统计部门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信心、锐意改革,统筹推进统计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技术创新,不断提升统计调查、统计监督、统计分析能力,积极构建与数智化转型趋势相适应的统计调查体系,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优质的统计服务。

坚持和加强党对统计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全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统计部门落地见效。健全统计部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把党建成效转化为推进统计改革创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持续推进统计重点领域改革。聚焦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扎实推进《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相关派生产业统计分类修订工作,不断丰富完善新经济、新质生产力、社会民生改善、碳排放等领域统计指标。健全服务业统计监测体系,进一步深化统计核算制度方法改革,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实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国际标准,完善宏观资产负债表编制,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统计需求。

进一步提升统计监测评价和宣传服务质效。着力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测分析和预判预警,强化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新质生产力、智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等重点领域跟踪监测,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优化统计数据发布解读与公共服务。

纵深推进依法统计依法治统。全面提高统计立法工作质量,加快推进统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进一步健全完善统计法律规范体系。以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为核心任务,持续提升统计督察效能,加大统计执法检查力度,建立健全跨部门、跨领域统计监督协同机制,以法治保障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加快统计数智化转型。以数智技术全面推动统计现代化改革,进一步拓展新型数据资源渠道,加强部门行政记录和社会大数据收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统计业务深度融合,探索数据安全共享新模式,以新技术赋能统计生产方式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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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版:读书治学3 篇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

□ 孙强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盐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单独入口咸涩难咽,融入食材之中,方能提味增香、滋养身体。习近平总书记用“盐”比喻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生动阐释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规律:思政的力量不在于高高在上的说教,而在于润物无声、潜移默化。要把思想引领巧妙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精神滋养。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从本质上讲,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通过思想引导、价值教化、精神感召,统一思想、凝聚共识、鼓舞斗志,为事业发展筑牢思想根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事关党的执政根基稳固,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进。但在现实中,少数地方和单位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习惯于单向灌输、坐而论道,把工作局限于开会念文件、课堂讲理论,思想教育与现实生活相互脱节。表面上活动搞得热热闹闹,实际却脱离群众真实诉求,内容生硬刻板,难以引发情感共鸣,更谈不上入脑入心。这种“光吃盐”的弊病警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简单孤立输出理论,必须讲求融入的艺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2025年9月,党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将注重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作为基本方法,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分类施策,把握不同群体的思想特点与现实诉求,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同烹调,各类食材千差万别,放盐多少、口味轻重不能一概而论,思想政治工作亦是如此。面对多元社会群体,不能套用一套模板、一种话语,应坚持因人施策、因势而为。面向青年群体,顺应其思维认知特点,借助新媒体载体,阐释主流价值;面向广大网民,以小切口讲清大道理,用好“网言网语”;面向党员干部,强化党性锤炼,在警示教育、党性锤炼中筑牢思想防线。工作对象不同,方式方法也应有所区别。要精准把握对象差异,精准识别“给谁讲”,精细分类“讲什么”,精确把握“怎么讲”,让思政之“盐”精准适配,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浮于表面,要注重工作成效。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不能简单以开会次数、材料数量作为评判标尺,最终要看人心是否凝聚、群众思想困惑是否得到化解。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既要强化思想层面启发引导,解开群众心中的“疙瘩”,也要紧扣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实事难事。比如,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疏导群众情绪,在解决现实困难中传递党的温度,让群众在切身感受发展红利的过程中体悟制度优势,增强情感共鸣,自觉凝聚思想共识。当思想政治工作像盐一样消融于干事创业的具体实践,发自内心的思想认同就会自然生发,就能汇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合力。

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像盐,善用“盐入味”的工作智慧,才能推动思想引领融入千行百业、浸润万家灯火,于无形的潜移默化之中实现有形的思想教化,不断巩固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深沉持久的精神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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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战是为人民出政绩的伟大实践

——读《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 · □ 黄承伟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该书分上、下册,以口述实录的鲜活形式,全景式还原了新时代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壮阔历程。该书通过亲历者的深情讲述,将宏大的国家战略与具体的民生实践紧密结合,既展现了脱贫攻坚的重大历史性成就,更深刻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执政理念。作为脱贫攻坚战的亲历者、参与者,翻阅这部著作,仿佛回到了脱贫攻坚的火热战场。读后深深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率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人间奇迹,就是“为人民出政绩”的伟大实践。这部著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生动教材。

以人民为中心是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底色

“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在《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中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脱贫攻坚作为新时代最重大的民生工程,从始至终贯穿着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书中详细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扎根扶贫一线的调研历程。从2012年12月河北阜平革命老区的“看真贫、扶真贫”,到2013年11月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理念的首次提出;从兰考县委书记饱含深情的“兰考之问”,到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遍访足迹,习近平总书记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声,始终把贫困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他每到一处,都会摸摸火炕的温度、掀开百姓的锅盖、拉起老人的手,细致了解收成、饮水、上学、看病等民生实事,这种发自内心的人民情怀,为全党树立了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典范。

脱贫攻坚的政绩,最终体现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中。书中通过一组组翔实的数据和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呈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实践成效:2015年至2020年,贫困人口年人均纯收入翻了近两番,解决了饮水安全问题,住上了放心房,教育明显改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河北阜平骆驼湾村从“黄土坡上愁吃穿”到“农家院里忙增收”,云南怒江独龙族从“一步跨千年”到“全面奔小康”,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生动印证了政绩好不好,人民最有发言权的深刻内涵。

脱贫攻坚中,党员干部用实干践行初心,把政绩写在群众心坎上。从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国扎根山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到滇西高原张桂梅用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从新疆退休干部李鹏卖房借债带领村民种植红枣,到年轻干部黄文秀放弃城市生活扎根脱贫一线。他们用汗水和生命诠释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证明了真正的政绩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而是为群众解难题、谋幸福的实际成效,彰显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为人民出政绩”的坚实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通过大量鲜活案例,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脱贫攻坚中的独特优势。制度优势赋能,确保了“为人民出政绩”的目标实现。

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体系,构建了脱贫攻坚的组织保障。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西部22个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脱贫攻坚“军令状”。中央要求贫困县党政“一把手”保持稳定,不脱贫不能调离,各级书记亲自部署、亲自督战,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这种责任压实的制度设计,让脱贫攻坚成为各级党组织的头等大事,凝聚了最广泛的组织力量。在书中,驻村干部韩宇南、黄文秀的亲友同事等口述就集中呈现了这一重要制度安排所发挥的惊人力量。

全国一盘棋的协作机制,打破了区域发展的壁垒。以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同志推动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为代表,“闽宁模式”开创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成功范例。20多年来,闽宁两省区按照“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的原则,一届接着一届抓,让昔日“干沙滩”变成今日“金沙滩”。在全国层面,19个援疆省市、中央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对口支援新疆,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扎根一线,形成了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扶贫合力。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让贫困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员能力。在书中,有关闽宁镇发展、组团式扶贫等口述内容就生动地反映了东西部协作的独特优势。

较真碰硬的考核机制,确保了脱贫攻坚的质量实效。从2016年到2020年,中央每年开展脱贫攻坚成效考核,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多年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审定结果。“真考核、硬约束”倒逼各地真抓实干,有效防止了数字脱贫、虚假脱贫的问题,确保了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在书中,刘永富的口述是从宏观层面对8年脱贫攻坚战进行了概述,其中对考核机制的形成发展、如何执行等有着真实权威的记录。

以科学理论为指引,按规律办事,以实干出政绩

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实践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系统展现了这一科学理论如何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具体实践,为党员干部树立了按规律办事、以实干出政绩的典范。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这一理念抓住了脱贫攻坚的关键矛盾,破解了长期以来扶贫工作“大水漫灌”的难题。精准扶贫核心是做到“六个精准”,实施“五个一批”,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书中关于兰考县和十八洞村脱贫攻坚过程的口述,就详细记录了建档立卡工作的推进过程,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真正需要的群众身上。扶贫小额信贷、易地扶贫搬迁、电商扶贫、光伏扶贫等一系列创新扶贫举措的实施,体现了尊重规律、因地制宜的科学精神,既解决眼前困难又着眼长远发展,这正是科学政绩观的实践要求。

科学的工作方法,确保了脱贫攻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从2016年到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召开专题会议,根据脱贫攻坚不同阶段的特点精准施策。这种“问题导向、分类指导”的工作方法,既有效破解了不同阶段的重点难点问题,又防止了急功近利的“急躁症”和消极懈怠的“拖延病”,确保了脱贫攻坚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正如书中所言,脱贫攻坚“绝不是轻轻松松就打赢的”,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经过8年精准扶贫、5年集中攻坚取得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深刻展现了脱贫攻坚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过程,更是精神力量的凝聚过程。通过政策引导、典型示范、能力提升等多种方式,贫困群众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转变,内生动力充分激发,实现了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的根本性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不仅记录了一场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战役,更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每一组数据、每一位受访者的讲述,都印证着这样一个道理:正确的政绩观,必然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依靠制度优势凝聚合力,始终以科学理论指引实践,始终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部著作提供的宝贵经验启示我们:为人民出政绩,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要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引,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要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群众成为发展的主体。

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要从《习近平总书记率领打赢脱贫攻坚战》一书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以实干担当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作者系农业农村部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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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缺什么就研究什么

——药物化学家沈家祥的治学之道 · □ 李楠

沈家祥(1921—2015年),江苏扬州人,药物化学家,新中国现代医药工业奠基人之一。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5项,2007年在中国药学会成立百年大会上被授予“突出贡献奖”。他毕业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现中国药科大学),1949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东北制药总厂、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中国药科大学、天津大学等单位任职。

沈家祥在中国现代医药工业的创建、药物合成工艺的突破及医药体制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他领导研制成功氯霉素、维生素A、氢化可的松、地塞米松等关键药物,发现阿奇霉素新晶型,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与市场垄断,让中国老百姓吃上了便宜药、放心药。

研究立足“国家需要什么、百姓缺什么”。沈家祥治学从不追求高深莫测,他的研究选题始终立足于“国家需要什么、百姓缺什么”。

1949年,沈家祥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药物化学博士学位后,立即踏上了回国的轮船。彼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内一些疾病流行,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现了生物武器,严重威胁着我军将士的安全。沈家祥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前往大连,专心研制氯霉素合成工艺,最终取得了成功。之后,他调任东北制药总厂,又不断对工艺进行优化,使得氯霉素顺利投产。氯霉素合成工艺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现代医药工业的发展进入了大规模、成批量生产的阶段。1989年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这一成果被评定为“中国医药工业40年以来十大成就”之一。

沈家祥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着国家和百姓的需要。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姓营养不良极为普遍,看到彼时孱弱的国民体质,沈家祥忧心忡忡,决心研究人民必需的营养物质。在认真学习领会了党中央相关精神之后,结合自己的知识积累,沈家祥逐渐将目光集中到维生素A的研究上。他以在英国攻读博士时选择的维生素A类似物的合成研究经验为基础,立足国内的原料,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限的艰难环境下,毅然攻克维生素A人工合成这一学术界公认的难题。

“让中国老百姓吃上便宜药、放心药。”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沈家祥恪守的治学准则。他的每一次选择,都体现了一个科学家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己任的责任与担当。

锲而不舍跨越研究难关。沈家祥在药物研究方面有一个指导原则,就是研制出让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但药物研究周期长、难度大、风险高。对于药品研发而言,每一种疗效好、成本低的药物的出现都会经历漫长曲折的过程。而沈家祥凭借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态度,跨越了一道又一道研究难关。

氢化可的松属于甾体激素类药物,对于一些病症能够起到重要作用。在充分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沈家祥改进了合成方法,把“尖端”品种的化学合成,分割成若干个改造的阶段,进行“各个击破”。最终成功合成了氢化可的松。投产后,该产品在1964年获得国家新产品三等奖,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氢化可的松研制完成后,沈家祥就马不停蹄地继续开始指导针对地塞米松的合成研究。地塞米松号称“激素之王”,在当时是“救命”的特效药,特别是对小孩的百日咳有特殊的治疗效果,很多地方都急需这种药品。由于国内当时还无法生产,只能通过耗费大量外汇进口。他心中暗想,既然这个药药效这么好,对国家和老百姓有那么大的益处,不管面临多少困难,一定要设法把它做出来。

地塞米松的结构复杂、合成路线很长,很难一口气完成合成任务。因此,沈家祥决定采取分步突破的策略,每解决一个功能基的引入方法,都各得到一个产品投产,以便坚持到最后的胜利。这种分解任务目标的方法使多阶段研究进程能高效而有序地进行。地塞米松的起始合成路线有五十步左右的反应,这也预示着如果研究者没有极大的勇气、耐力和智慧,是几乎不可能走通路线得到合格产品的。最后经过8年的艰苦奋斗,团队终于试验成功,用安全的试剂引入16-甲基,完成了地塞米松的合成,并于1966年投入生产。

药物合成研究的过程中常伴随着各种风险,在孕激素研究的过程中,遇到有危险的新反应,沈家祥总是自己先做。在当时,由于接触了超剂量的试剂,沈家祥不幸患上乳腺癌,对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但他却说,要为祖国的医药事业发展全心付出,不惜一切代价。

沈家祥不仅为我国药物研发和医药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还一直关注国药在国际上的发展,为国药正名。青蒿素是我国在世界上首先研制成功的一种抗疟药物,是我国科学家自主研究开发并在国际上注册的新药之一,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治疗恶性疟疾唯一真正有效的药物。但是由于多重原因,中国青蒿素在世界的合法地位始终得不到承认。为了给国药正名,沈家祥被选派为中方代表,撰写大量英文材料阐述其合法性,先后赴瑞士十余次,同国际同行据理力争,使青蒿素的发明属于中国人的事实终于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在沈家祥逝世的两个多月后,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由于在青蒿素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荣获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也是对国药青蒿素最高的认同。可见,沈家祥守护的不仅是一项科研成果,更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尊严。

“让更多人学会做研究”。沈家祥深知“教育兴则国家兴”。他对治学的理解不止于“自己做研究”,更在于“让更多人学会做研究”。

2001年,沈家祥来到天津大学任职,他要把自己对药物的全部所得所悟传授下去。沈家祥对待教学工作严谨认真,即使讲授的仅是一门面向本科新生的选修课,他也仍然没有丝毫马虎地进行备课,提前半年开始查阅大量国内外药学发展的资料,并把自己多年的求学、科研经历也融入教学内容之中,为的就是让学生们从中真正获益。

沈家祥不仅是学生事业上的引路人,更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领航者。沈家祥回忆,在英国求学之际,越是新生、越是入门的基础课,越是大牌教授来授课,这对学生的一生影响都很大。天津大学药学院的学生就曾表达过:“以前觉得院士离我们很远,本科生根本接触不到,没想到刚入学就可以聆听院士的课程。沈先生能把很多科技前沿的知识讲得既浅显又生动。”沈家祥指导的药学院博士生回忆道:“沈老师每天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但工作起来从来不知疲倦,他特别重视培养研究生独立自主的科研能力,他说读博士就要勇于碰难题、冒风险。”沈家祥时刻牵挂着青年的教育。2014年,他和妻子陈燕娜将毕生积蓄的一大部分捐赠给天津大学,希望用这笔钱支持年轻人去从事创新工作。他希望这笔资金可以帮助药学院的师生开展创新性研究,支持更多年轻人去努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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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版:文化教育3 篇

推动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

□ 陈鲲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教育形态,也为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将终身学习纳入民生工程重点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面向“十五五”,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关于“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的战略部署,推动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推动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是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抓手。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加快形成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这不仅意味着技术工具的更新,更指向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和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塑。从社会发展层面看,产业变革加速、职业更替频繁,劳动者终身学习的需求日益迫切。人工智能赋能下的终身教育,能够帮助各类人群随时补充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有效应对技术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就业挑战。从个体成长层面看,人工智能使得大规模因材施教从理想走向现实,通过精准画像、智能推荐,让每个学习者都能获得适合自身发展需求的教育服务。

以平台和数据为支撑,构建智能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首先需要强有力的数字底座。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为终身学习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平台已形成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终身教育四大领域和德智体美劳五大版块的资源布局,汇集中小学资源11万余条,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1.13万余门,高等教育优质在线课程3.1万门,终身学习课程2000余门。面向“十五五”,应进一步推进平台集成化、智能化升级,实现各级平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数据融通。

建好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打通学校、学生、教师全链条管理信息系统,推动教育与国家人口、行业产业等数据互联互通。基于全域数据构建学习者终身学习档案,形成个人数字画像,才能实现学习资源的精准推送和学习路径的智能规划。同时,要加快建设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完善多模态语料库,确保数据和算法的安全性、可靠性。

积极探索终身学习新路径。充分发挥我国新型体制优势,集教育系统合力、聚国内外优质资源,面向学习者终身能力提升需求,探索线上非学历、学历教育学分认证及学历学位授予新机制,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时空限制,为更多社会成员提供灵活、优质的高等教育机会。

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畅通学习成果积累与转换通道。终身教育的生命力,在于学习成果能够得到认可和积累,最终转化为个人发展的实际能力。长期以来,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壁垒森严,学习成果难以互认,成为制约终身学习积极性的关键障碍。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加快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

资历框架是终身学习的“度量衡”。加快出台国家资历框架标准,建立各类学习成果的等级划分和互认标准,促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纵横贯通。在此基础上建设国家学分银行,为每位学习者开设终身学习账户,实现不同时期、不同渠道学习成果的累积和转换。探索建立基于学分制的终身学习学历学位授予机制,让培训成果等实现跨机构、跨区域的累积与转换。

人工智能技术为学习成果认证提供了新可能。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学习过程,确保学习行为不可篡改、可追溯;通过智能测评系统评估学习者真实能力水平,实现从“学时导向”向“能力导向”的转变。这些技术创新为终身学习制度的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

以需求为导向,丰富优质普惠的终身学习资源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是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结构深刻变化、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的关键时期,“一老一小”、新市民、在岗职工等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各具特点。必须坚持需求导向,分层分类丰富教育资源供给。

服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建好国家老年大学,完善老年教育办学网络。面向3亿多银发群体,开发智能生活、健康养生、文化娱乐等适老化数字课程,建立伴学服务体系,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服务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面向农村居民、进城务工人员等群体,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城市生活适应等教育资源,助力其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服务产业升级需求,面向在岗职工开展“人工智能+”技能提升培训,推动劳动者知识结构持续更新。

资源建设要坚持精品化、体系化方向。完善资源开发、评价和退出机制,依托专家评估和用户反馈,确保资源质量。增强资源的交互性和智能性,引入智能学伴、数字导师,探索人机协同教学新模式,提升学习体验和效果。

以能力提升为根本,夯实全民数字素养基石。终身教育是跨越人生全程的教育实践,其核心在于让学习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然而,传统终身教育长期存在学习资源分布不均、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学习成果认定困难等瓶颈。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人工智能时代的终身学习,不仅要用技术赋能教育,更要让学习者具备驾驭技术的能力。数字素养是未来公民的基本生存技能,也是共享数字化红利的基础。深入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将数字素养培育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生活全场景。

建立大中小学衔接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将数字素养纳入综合素质评价。面向中小学生开好信息科技课程,鼓励开设人工智能特色课程,培养计算思维和创新意识。面向高校学生实现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全覆盖。面向在职人员和社会公众,依托开放大学、社区学院等机构,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探索数字素养“测评—学习—应用”一体化。

与此同时,需高度重视伦理安全问题。秉持智能向善理念,制定并完善师生数字素养标准以及人工智能应用指南,强化算法安全评估,以确保正确的价值导向。始终坚守人的主体地位,使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避免人异化为技术的附属。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各方协同发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为教育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以更加坚定、更有力度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全面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终身教育体系的深度融合,通过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支持,让学习成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让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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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把“千年瓷都”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 陈小林

7月25日,在韩国釜山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首个以“瓷”为主题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窑火千年不息、代代相传,百炼成器,千年瓷都再谱新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包括了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蛟潭窑柴燃料产区等五大片区、45处遗产点位,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展示了从泥土到瓷器的手工制瓷全过程,生动反映了10至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古代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的创新发展及其世界贡献。湖田古瓷窑址临近景德镇镇区,位于昌江支流南河的南岸,是宋元时期景德镇瓷业中心窑址,其最早的文化遗存被考古学界划定为五代时期,历时约700年,是景德镇古代窑场中烧瓷历史最长、遗存保存完整性较好的一处大型制瓷基地。这里的陶瓷工匠融合南北方制瓷技术,烧制出备受后世推崇的青白瓷,遗址的窑业堆积和出土瓷片向世人展示了青白瓷烧制发展的完整脉络。青白瓷在蒋祈的《陶记》中有“洁白不疵”和“饶玉”的美称,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誉其为“有素肌玉骨之象焉”,充分说明青白瓷烧制的精巧工艺和艺术价值。青白瓷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和南方原有瓷器“南青北白”的分布格局,将制瓷技术推向高峰,为景德镇成为中国制瓷生产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二元”配方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手工制瓷技术的又一次重大革新。在“二元”配方出现前,景德镇制瓷是以单一的瓷石为原料,但瓷石的耐温性较低,温度过高易造成胎体塌陷、扭曲变形,难以烧成大件瓷器,所以青白瓷尽管名扬天下,但主要以小型的碗、盘、盏等器件为主。随着景德镇成为制瓷重镇,窑业规模扩大,天然优质瓷石原料日益枯竭,一种近白色黏土——高岭土进入制瓷人的视野,他们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经过反复实践探索,发明了“二元”配方技术,这不仅是中国陶瓷史,也是世界陶瓷史上的重大技术创新。高岭土中的氧化铝含量较高、耐火性能好,在瓷石中混入高岭土后,极大地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降低了瓷坯高温烧制时的塌陷、扭曲和变形,可以烧制更加大型和复杂的瓷器,使景德镇制瓷工艺与器物品质实现跨越式升级,支撑景德镇瓷业登顶世界巅峰,这里成为16至18世纪的世界制瓷生产中心。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分别是明清时期著名的高岭土原料生产区和瓷石(及釉果)原料重要生产区,他们生产的原料经“二元”配方,可形成制作硬质高端瓷器的瓷胎。高岭瓷土矿遗址完整反映了高岭土矿的开采、加工、运输等过程,见证了“二元”配方从实践探索到普及推广。“二元”配方不仅影响中国,经由海上丝绸之路和传教士远播欧洲,也对18世纪欧洲制瓷技术产生重要影响,成为欧洲高温硬质瓷器生产的重要借鉴,高岭的发音“ka-olin”成为国际矿物学界首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术语。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古代中国手工制瓷产业的创新发展和全产业链的空间布局。湖田古瓷窑址和镇区瓷业生产中心遗产构成要素见证了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的发展历程。10至13世纪,景德镇制瓷业主要分布在昌江支流南河、小南河流域,紧邻原料产地周边,数量众多,“村村窑火、户户陶埏”,窑业遗址百余座,湖田古窑是当时的中心窑场。随着南河流域优质原料的日渐枯竭,制瓷产业活动沿着南河流域往干流昌江东岸转移,明初景德镇御器厂(清初改名御窑厂)的设立,使瓷业生产加速向镇区集中,镇区瓷业得到快速发展。镇区瓷业生产中心遗产要素由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御窑厂西窑址、民窑窑坊、作坊建筑及遗址、瓷业店铺建筑、瓷业社会组织建筑及遗址和镇区水陆运输系统遗存组成,这些遗产构成要素不仅展示了当时规模宏大的制瓷产业体系和制瓷环节的专业化分工,见证了“官监民烧”“官搭民烧”“官民竞市”瓷业生态的变化,更讲述着景德镇因制瓷产业发展带来的繁荣景象。

制瓷产业向镇区集聚,使陶瓷烧制生产与原料产区、燃料产区相分离,而遗产构成要素中有三条运输系统遗存,呈现了原料、燃料如何到达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瓷器又如何运往各地,形成全产业链闭环。窑柴是古代陶瓷烧制的主要燃料,是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的能源根基,蛟潭窑柴燃料产区是明清时期窑柴山林产运系统的典型代表,包括礼芳村窑柴山林及古建筑群、建溪窑柴水路运输遗存。蛟潭窑柴主要是马尾松,马尾松砍伐后加工为标准的窑柴,窑柴放入建溪漂运到码头装船,经昌江进入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建溪沿途的庆福桥、樟树坞码头、建溪村码头是当时建溪窑柴水路运输遗存。东河是昌江的另一条支流,位于镇区上游,溯东河而上的群山之中,藏着高岭瓷土矿遗址和长岭瓷石矿遗址,东河原料水陆运输遗存向世人展示了开采的高岭土和瓷石从矿场经东河进昌江到达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过程。第三条运输系统遗存是镇区水陆运输系统遗存,包括镇区古街、巷弄、横弄、水运河道、港口码头等,镇区水陆交通体系发达,既承载了原料、燃料由昌江上岸后经古街、巷弄进入各窑场、作坊,也承载了“器成天下走”,将生产的精美瓷器销售运往世界各地。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艺术的创新发展和文明互鉴。从青白瓷、青花瓷到粉彩瓷,不仅是制瓷技术的发展,更是制瓷人的艺术追求,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结下的累累硕果。元代成熟青花瓷的出现,最早是景德镇制瓷人用波斯进口钴料在素烧坯体上勾线、填色进行釉下彩绘再经高温烧制而成,湖田古瓷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和御窑厂窑址出土的青花瓷瓷片和器物的形状、装饰纹样和文字等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和创新发展。17至18世纪粉彩瓷的出现,为陶瓷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以陶瓷作为载体,利用绘画、书法、雕塑艺术,将山川河流、飞鸟走兽、小说人物、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进行叙事创作,形成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景德镇各窑址出土的器物瓷片彩绘装饰,呈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偏好、文化习俗和艺术风格,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重要参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要“把‘千年瓷都’这张靓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景德镇出台系列制度规定,加大对陶瓷非遗传承人的支持保护力度,推动传统手工制瓷技艺活态传承,以瓷为媒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互赏。孙立新,孙公窑第四代传人,青花制瓷技艺传承人,是景德镇推动传统手工制瓷技术活态传承的典型代表,他已免费收徒60人传授青花技艺,节假日就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的孙公窑工作室,为国内外游客宣讲陶瓷知识,致力于陶瓷文化的传播。蔡文娟,是另一位元青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在釜山现场见证“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代表团的唯一女性,她创新传承路径,制作《100个古瓷片的故事》短视频,讲“青花故事”、传青花技法。落户景德镇学院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陶瓷文化:保护与创新”教席,以陶瓷艺术为媒介开展跨国文化展示,组织国际陶艺界知名专家研讨交流,促进陶瓷学术思想和文化理念互学互鉴,组织陶瓷专家赴韩国、俄罗斯、白俄罗斯、马来西亚、泰国、德国进行陶艺展演,传播陶瓷文化,彰显教席在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国际担当。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瓷业文脉代代相传,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凝固的历史,更是活态文明,千年瓷都正日益焕发新的时代光芒。

(作者系景德镇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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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出版质量的“塔基”

□ 陆彩荣

出版事业始终包含数量与质量两个维度。数量是基础,质量是关键。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出版业已稳步迈入出版大国行列,年出版图书超过40万种,其中新书达20余万种,规模与体量蔚为可观。然而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仍有较长道路要走,出版质量提升空间依然广阔。

正如古人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出版若只求数量而不重品质,便难以承载文化传承的使命。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已成为行业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出版社而言,数量是生存与运转的基本盘,质量则是赢得口碑、实现突破的闪光点。若仅有数量而缺乏质量,出版社便只能维持基本生存,难以实现持续发展。质量才是出版工作的灵魂与核心。唯有在保证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将质量提升置于首位,实现量与质的动态平衡,出版工作才能迈上新台阶,走向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当前,中国出版业在协调数量与质量关系上,一个尤为突出的方面在于主题出版。主题出版是我国出版界特有的重要形态,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关键载体,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与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也应看到,部分主题出版物仍存在内容同质、编校粗糙、形式单一、语言乏味等问题。从出版业长远发展与文化建设的使命出发,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主题出版的质量管控,坚持质量第一、宁缺毋滥原则,坚决杜绝粗制滥造,推动主题出版走向学术化、规范化、精品化的发展轨道。

应当认识到,主题出版不仅是出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出版服务现实、呼应时代、贡献社会的重要平台。在推进主题出版过程中,必须遵循出版规律,强化学理支撑与文化积淀,从选题策划、内容编纂到编校印制、宣传推广,每一环节都须贯彻精品意识。只有以科学布局严格把关,坚持质量优先,才能推动主题出版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使其真正成为传播思想、引领价值、积累文化的重要力量。

纵观国际出版史,数量与质量始终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一对关系。文化积累需要一定出版数量的支撑,而文化繁荣则必须依靠出版质量的提升。因此,正确处理二者关系,坚持以质量引领数量,以精品带动规模,是实现出版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出版强国的标志,不仅在于图书品种的丰富,更在于思想的前瞻性、学术的深厚性、文化的包容性以及文本的可读性——只有筑牢质量的“塔基”,才能撑起出版事业的巍巍高塔。

归根结底,衡量出版业发展的核心标尺始终是质量,即图书的内容深度、思想高度、文化厚度与学术广度。我们必须从行业长远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全面加强出版质量建设,尤其要提升主题出版的内容水准与编印品质,推动中国出版整体质量实现跃升。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对出版事业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在文化积累、学术传承与思想创新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基础。在此过程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显得尤为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多次就出版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动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出版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服务于文化繁荣的大局,必须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动力,为提升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与传播力贡献力量。这要求每一位出版人强化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做好每一本书、把好每一道关。如同法国文豪雨果曾提醒:“书籍是改造灵魂的工具。”出版人应当以匠心打造每一部作品,为人民奉献优秀精神食粮,为时代书写生动篇章,为历史留存文化瑰宝——让出版在文化建设与文明互鉴中,持续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者系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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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版:中外历史3 篇

特高课: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屠刀

□ 王美平

特高课,全称特别高等警察课,是191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重要的政治警察机关、思想警察机关以及间谍情报机构,是日本维护法西斯独裁统治、支撑对外侵略战争的重要暴力工具。特高课包括日本内务省特高课、日本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日本占领区特高课三种类型,日本占领区特高课主要包括日据朝鲜与中国台湾、关东州及广大沦陷区设置的日本警务部特高课、宪兵队特高课、使领馆警察署特高课,以及伪政权警务部特务科等。特高课对内实施严密的管控与社会高压,打压进步力量;对外通过镇压迫害亚洲各国爱国抗日活动、搜集情报等方式,为日本对外侵略、维持殖民统治而服务,在历史上尤其是二战期间作恶多端、臭名昭著。

特高课的建立与组织体系。特高课的问世,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畸形发展的产物,是为维护天皇制国体、扫清扩张障碍刻意打造的专政工具。明治维新后,日本逐步确立了对外侵略与扩张的基本国策。20世纪初,社会主义、反战和平思潮传入日本,工人运动、反天皇制运动蓬勃兴起,持续冲击日本统治秩序,成为日本推行对外侵略与扩张的内部阻碍。

为彻底压制进步思潮、瓦解社会反抗力量,1911年,东京警视厅在内务省指导下正式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标志着特高课正式建立。此后,特高课在各道、府、县警察本部开设分支,实行垂直管理,不受地方政府干预,确保法西斯政令直达基层。

20世纪20年代,日本左翼运动的发展使军队开始面对来自社会的反军、反战运动。日本宪兵脱离单纯的军事警察职能,逐步介入社会政治监控与治安镇压业务,承担秘密政治警察的职能。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后,陆军省宪兵队首先在东京、大阪设立特高课,对左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及文化运动进行监控、情报搜集与镇压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日本大肆进行对外侵略,为了监视占领区民众的思想动态、搜集情报、破坏抗日组织,达到严密管控占领区和维护殖民统治的目的,日本占领区特高课也纷纷成立。日本占领区特高课分属日本警务部门、外务省、宪兵队、伪政权警务部门四大系统。1919年,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组建关东厅警务局警务课高等警察队伍,1923年7月独立为高等警察课。日本驻华使领馆内也设有特高课,但称呼不一。20世纪20年代各领事馆警察署设立高等系,20世纪30年代之后上海、天津等城市日本领事馆警察署高等系正式改名特高课、特高班。使领馆特高警察归日本外务省管理,受总领事指挥。日本占领区宪兵队内也设有特高课,如关东宪兵队在1935年设置的警务部第三课。各地伪政权警察部门也设有特务科。如随着1937年12月伪满洲国废除治外法权,在满外务省警察与关东局警察转入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特务科,继续发挥特高警察职能。

对内残酷镇压进步力量与反战民众。特高课对内推行极端法西斯思想专制,以血腥手段镇压日本共产党、左翼进步团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普通反战民众,用白色恐怖将全体日本国民强行捆绑在侵略战车之上。该职责主要由日本内务省特高课、日本陆军省宪兵队特高课来承担。

成立初期的日本共产党主张推翻私有制与天皇制、反对对外殖民侵略,成为特高课的首要镇压目标。为给思想镇压披上合法外衣,1925年日本颁布《治安维持法》,将“变更天皇制国体”“否认私有财产”列为重罪,这成为特高课开展镇压活动的核心法理依据。1928年“三一五事件”中,特高课在全国逮捕日本共产党员等1600人,重创初创的日本共产党组织体系。1929年“四一六事件”中,特高课再度抓捕700余名左翼骨干,让重建后的日本共产党近乎毁灭。数据显示,1928—1931年,因左翼运动被特高课抓捕的人数从3426人飙升至10422人,无数进步人士身陷囹圄。除打击共产主义力量外,特高课大肆打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进步文化力量。1933年著名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课严刑迫害致死,成为日本法西斯思想专制的典型牺牲品。

二战中后期,特高课的管控延伸至全体国民的日常生活,构建起无孔不入的思想监控体系。但凡发表厌战言论、质疑战争正义性、传播战局真相、抱怨战时物资匮乏的普通民众,均会被冠以“扰乱国体”“惑乱军心”等罪名,遭到训诫、抓捕、监禁。为杜绝“战败言论”与战争责任讨论,特高课打压反国体的和平主义团体,彻底扼杀国内所有反战声音,让日本社会陷入全民噤声的恐怖状态。

对外服务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推进,特高课的罪恶职能大幅外溢,从国内思想管控延伸至海外占领区管控和殖民统治,在朝鲜、中国台湾及各沦陷区,设立分支机构,全程配合日本军事侵略,成为巩固殖民统治、镇压抗日力量的重要帮凶,犯下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这部分职责主要由日本占领区特高课来承担。

1927年至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厅高等警察及宪兵队制造破坏大连中国共产党组织、抚顺特支、中国共产党关东县委等事件,共逮捕158人,判处郑高和、杜继会、曲文秀等长期监禁。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疯狂破坏抗日组织、残害爱国志士,是日本特高课最为血腥的罪行。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特设第二课即特高课。1934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在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警务部指挥之下,哈尔滨总领事馆警察署于1934年4—6月在哈尔滨、奉天、新京等地先后4次逮捕中国共产党员44人。1937年关东宪兵队特高课制造“四一五惨案”,在哈尔滨及奉天、大连等地,逮捕中共哈尔滨特委书记韩守魁等700余人,近200人遇害,中共哈尔滨特委及下属多地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1938年关东宪兵队特高课又制造“三一五惨案”,针对北满临时省委在三江省等地区开展大规模搜捕行动,近400名党员和群众等被捕。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及爱国志士必遭严刑拷打、残忍杀害,甚至被送交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可以说特高课是罪行累累、恶贯满盈。

除直接镇压抗日活动外,特高课还依托沦陷区管控网络,搜集地方民情、社会动态与抗日武装活动信息,为日军扫荡提供情报支撑。1934年8月,关东宪兵队在东北97地配置宪兵队与分队,警力遍布伪满洲国。各系统特高人员都会被分配到各地讨伐旅团,在行军战斗与驻军期间,常在前线侦察“敌情”。他们利用密探、叛徒、邮政检查、过路或进村盘查、战场打扫等手段进行情报探查,为指挥官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其搜集情报内容主要包括中共党组织的发展情况、中共党组织向民众开展宣传工作的情况、苏联对中共党组织援助情况、中共军队及政权建设情况、民心动向等。1942年3月至1943年3月,宪兵在北安、齐齐哈尔等地共逮捕抗日共产党人1178人。华北宪兵在抗战后期也与普通军队共组华北特警队,利用其善于侦察共产党的经验,辅助日军与八路军作战。关东宪兵队特高课还利用新京特设宪兵队提供的无线电侦察情报,使我党东北地下情报网遭受重创。比如1943年2月奉天宪兵队特高课制造的“白塔堡电台案”。1941年11月,新京特设宪兵队奉天无线电探查工作班,侦察到奉天存在秘密电台,多次跟踪电台转移,测出白塔堡的发报点位。1943年2月10日,新京特设宪兵队西冈少佐带领确定工作班14人,伙同奉天宪兵队特高课长掛札德夫少佐率领的20余名特高逮捕班成员,突袭白塔堡一处民居。11日凌晨,无线电探查班坂田常穗从火灰中找到无线电机与暗号书,捣毁白塔堡电台,中共地下情报员赵福元被逮捕,后遭日军残忍杀害。

1945年二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解散了日本内务省、陆军省等所属的各类特高机构,废止《治安维持法》。但内务省特高警察仅解除原职,并未普遍追究刑事责任,反而化身为公安警察。在中国参与抓捕、刑讯,制造重大惨案的宪兵特高军官,作为乙、丙级战犯,仅有部分被判处徒刑。受冷战影响,美国调整对日政策,大批负有罪责的特高人员免于起诉,不少人未被彻底清算,成为战后日本军国主义逆流的急先锋。

特高课的罪恶历史充分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独裁、侵略、残暴的本质。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抬头,日本社会政治管控日益加强。2026年7月31日高市内阁成立的国家情报局,既具有监控国民的属性,又有统合各方面情报的职能,其逻辑与战时特高课的思想统制、战争动员都是一路货色,严重威胁东亚和平。回望特高课这段罪恶史,有着重要的现实警示意义。日本只有以史为鉴、深刻反省历史,坚决遏制军国主义逆流,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作者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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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要跳出西方中心主义陷阱

□ 董欣洁

西方中心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扩大版,视西方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心,视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文明为社会发展最高阶段,无视甚至否定亚非拉广大地区的历史。它不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理论基础,从源头上为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服务,而且是西方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的根基,是为西方意识形态钳制全球而服务的最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西方的历史叙事模式,西方中心主义制造西方霸权下的话语陷阱,不仅不利于西方民众开阔真实视野、形成正确历史认知,也对亚非拉国家的历史研究形成严重精神束缚,需要警惕并予以破除。

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研究和叙事中的传统表现和错误观点,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借亚非古国为西方文明开道,把作为文化单位的“西方”上推到古代近东地区。欧洲历史发展缓慢,不存在自古以来的西方文明。13世纪之前,“欧洲”一词主要是描述地理位置。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乔纳森·戴利的判断,1748年,孟德斯鸠才首次将欧洲描述为“一个具备自身历史和自身特质的地理、文化、政治和知识实体”。依赖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和殖民掠夺累积,西欧北美地区到19世纪上半叶才取得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力量优势。以《全球西方:联系与认同》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著作,却把所谓的“古代西方文明”上溯到公元前3000年近东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意图从源头制造以欧洲历史为主体的世界历史。

其次,用“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分期方法,以欧洲历史为标准剪裁世界历史。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历史著述中,古代史重点写希腊罗马,中世纪描绘基督教、封建制、文艺复兴等内容,近代史刻画欧洲的对外扩张,对亚非拉各国历史不做正面书写,只将它们视作西方文明兴起前的陪衬和兴起后的被支配对象,否定亚非拉各国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最后,污蔑“非西方”的亚非拉国家停滞、黑暗、野蛮,鼓吹西方“教化”殖民地的“文明使命”和“白人的负担”。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历史著述,惯于炮制“野蛮的非洲和颓废、专制的东方社会,可以在欧洲的监护下即在欧洲的殖民控制下达到文明水平”的论调,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开脱历史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100多个民族独立国家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新兴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范围内历史研究的新进展,是努力恢复被西方中心主义遮蔽的亚非拉国家历史的应有地位,当代影响最为广泛的全球史思潮由此兴起。西方全球史研究虽然在“放眼世界、展示全球”方面涌现大量成果,但未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依然具有“持久的以西方为中心的结构”。

西方全球史研究把“西方的兴起”等同于现代化的兴起,以此作为历史阐释基点。其核心观点是,鼓吹“西方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主线,西方文明是最具活力的现代文化。西方人按照自身形象使整个世界文明化,错误地认为全球化的世界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还没有明显成为过去。他们把美国视作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最高点与其他现代性较弱的国家之间的距离,被视作美国优越性的表现。

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全球史研究把人类社会复杂交往简单归结为“跨文化互动”。“跨文化互动”研究的问题在于,互动主体和历史过程都被相对化处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被视作互动途径,侵略与被侵略被简单化为相互竞争的互动关系,剥削与被剥削被模糊为相互接触的互动关系。此类研究往往忽视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历史定性,有意无意地遮蔽西方国家殖民侵略亚非拉国家的历史事实和非正义性质,并将互动研究导向权力政治分析。

此外,西方全球史研究长期漠视20世纪以来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新成就。全球南方100多个国家,人口超过60亿,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但其发展历程与巨大成就在历史著述中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西方全球史关于20世纪的叙事主线是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及其终结)与非殖民化,这种历史叙事无法系统呈现20世纪以来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成就及现实问题。

如何跳出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研究方面设置的各种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宏阔的世界视野和深厚的历史思维提供了具有历史穿透力的全新视角。

当今世界,面对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历史研究需要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实践,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最新理念,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维度开拓历史研究的广阔空间,解释并引领世界历史的新发展。

将人类历史视为一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史。十多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人类社会的这个全局性变革,指明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是世界百年变局最显著的变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取得的新进展,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人类社会从分散的各地方走向休戚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历程就是世界史或全球史,构建更加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

从文明交流互鉴视角诠释历史发展、看待未来世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自有文明以来,人群、物种、技术、资源、思想、文化不断交流互动。文明互鉴是历史常态,是历史发展的横向动力。文明交流互鉴与纵向的社会形态演化,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两种基本动力。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深层逻辑和本质要求。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中学西渐,都为人类文明贡献了新成果。文明交流互鉴能够为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桥梁纽带,进而实现共筑安全、共谋发展、共兴文明、共享治理。这是世界结构和形态的根本变化,也是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把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历史的核心价值认同。人类文明是社会化协作的产物,底色是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利于凝聚全球发展共识,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亚非拉国家建设新成就和现代化路径的不断拓展,表明全球人民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正在不断积累和丰富,世界进步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全人类共同价值蕴含于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和实践中。如何坚守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应成为重新解释和展望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和要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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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性系统性自主性开放性

□ 陈辉宗

先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的标志之一就在于拥有一套与时俱进、科学完备的党建理论。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着鲜明的理论标识、清晰的思想边界和完整的逻辑结构。这一思想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是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彰显科学性、在构建严密逻辑结构中彰显系统性、在提出原创性标识概念中彰显自主性、在永葆理论生命力中彰显开放性的理论体系,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立了根本遵循、提供了行动指南。

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中彰显科学性

科学的理论总是对客观规律的深化与总结。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理论渊源深厚、实践基础坚实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就体现在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概括凝练,深刻揭示了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基础以及自身建设的内在规律,是理论传承、文化滋养、实践淬炼共同作用的结果。

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契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发展规律。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到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再到习近平党建思想,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贯穿其中“不变”的是党的最高理想、宗旨和党的性质地位、根本组织原则、纪律等;而“变”的是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断赋予党的建设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新局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牢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从“民惟邦本”到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从“为政以德”到干部政德修养,从“公生明、廉生威”到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汲取中华五千年历史的思想智慧,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治理智慧、修身之道、为政之德,创造性地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制度和实践,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深刻总结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百年经验。从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刹住“四风”蔓延势头,到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从党内集中教育持续开展,到健全组织体系和监督体系;从修订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到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和理论升华,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是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新时代党的建设之“的”的生动写照。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中的“变”与“不变”,从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把握理论渊源,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滋养中理解价值根基,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生动实践中体悟时代要求,以理论的科学性确保实践的正确性,始终沿着科学指引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构建严密逻辑结构中彰显系统性

一个系统的理论都有其内在自洽的逻辑结构和方法,并通过一定的理性形式把这些内容构筑起来。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内在逻辑严密、思维架构完备的系统理论体系,全面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从总体上回答了党的领导与党的事业、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的关系,形成了环环相扣、内在贯通的完整体系和有机整体。

从整体看,“十四个坚持”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四梁八柱”。以“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基和灵魂,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和鲜明主题,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以“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融会贯通党的其他各项建设。前四个“坚持”是举旗定向、统揽全局的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中间九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各项重点任务;最后一个“坚持”是有力保障,确保管党治党各项任务一抓到底、落地见效。

从内在看,除“总—分—总”结构外,各个部分之间也相互联系,形成次级逻辑模块。如“第一、第二、第十四个坚持”首尾呼应,都是落实管党治党责任的重要保障;“第五、第六个坚持”即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布局中统领性和基础性的部分;“第七、第十、第十一个坚持”反映党性党风党纪协同推进,三者之间是“一起抓”而不是“一把抓”的关系;“第七、第九、第十二个坚持”构建了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三位一体”工作布局,其中,锤炼党性是根本性举措,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两个关键性举措。整个思想体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既有清晰逻辑起点,又形成完整逻辑闭环,既明确了“过河”的任务方向,又指明了“桥或船”的实践路径,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科学性。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理解和把握其科学内涵的系统性,特别是“十四个坚持”的“体”“用”关系,不仅要从整体上把握逻辑架构,更要精准理解各部分间的内在关联与功能定位。唯此,才能做到纲举目张、协调联动,真正把这一思想的实践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切实提升党的建设整体效能,实现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同向发力、同频共振。

在提出原创性标识概念中彰显自主性

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着一系列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创新智慧,是一个富有原创贡献、集成创新概念的自主理论体系,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对构建党的建设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原创性贡献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创新性、原创性的概念,特别是“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比如,在党的领导上,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最”是“顶格”的表述,表明达到超越同类项层次和水平的程度;“最本质的特征”,明确了党的领导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统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自身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在价值立场上,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百年之问,等等。这些原创性的理论观点,都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增添了全新内容。

从标识性概念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党的建设创新概念的集大成。比如,广泛使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党的政治建设”“党的自我革命”“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标识性话语和概念。其中,“全面从严治党”以“全面”的标识性表述重塑了管党治党的话语范式,将“从严”要求贯穿党的各项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制度”和“依规”的核心概念开辟了党的建设制度化的话语路径。“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统领”的功能定位确立了党的建设布局的话语框架,构建起鲜明的区别于西方政党建设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要深刻领悟其在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中的指导地位,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深刻把握其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所承载的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准确把握每个概念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进而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学理化阐释,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政党理论建设之路。

在永葆理论生命力中彰显开放性

凡是伟大的理论都孕育于伟大实践,并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开放性理论品格,决定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必将在回应时代课题中丰富发展自身体系,彰显强大的理论生命力。

从党的创新理论架构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共同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并将随着党的创新理论体系整体的发展而发展。同时,正在丰富和发展的相关领域重要思想、重要论述等,都是以党的坚强领导为根本前提,都要回答好如何加强党对各领域全面领导的问题,而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确保它们得以实现的理论支撑,这一理论也将随着这些理论成果的不断丰富而持续深化。

从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身看,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对党的建设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深邃思考和先行探索。这些思考和探索,与习近平党建思想存在着清晰深刻的内在关联性,构成了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括为“十三个坚持”,2026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概括凝练为“十四个坚持”。从其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这一思想始终伴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不断深化拓展,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借鉴世界政党建设经验、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始终站在时代前沿回应党的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提供思想引领。正是这种与时俱进的开放品格,让习近平党建思想能够时刻保持鲜活的理论生命力和引领力,并将不断引领党的建设开拓新的实践、实现新的发展。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深刻把握其开放性特质所蕴含的时代逻辑与实践要求,深刻理解其既贯通其他思想体系之中,又引领整个党的创新理论体系的特殊重要地位,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中守正创新,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拓展理论边界,在总结新鲜经验中提炼规律性认识,不断推动党建理论在回应时代之问、实践之需中实现新突破,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走在时代前列。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福建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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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版:党校(行政学院)通讯4 篇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

蔡奇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日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

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深入学习领悟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深刻理解和把握其重大意义、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自觉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以党章党规党纪为标尺立身立行,勤政务实、奋发有为。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自觉站在全局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能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科学决策、正确履职,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蔡奇强调,要认真领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校学员学习和党校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中把握党性要求、汲取党性滋养,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

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中国浦东、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学员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参加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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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教学安排意见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抓实基本培训,夯实学科根基,落实教学机制,在精心组织教学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和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全面提高主体班教学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学术水平、专业水平。

二、班次设置

(详细班次设置略)

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一)全力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教育培训,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课明确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和重点课,纳入校(院)各主体班次和分校班次教学计划,纳入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基本课程。

(二)通过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支部交流等多种方式推动学员逐篇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引导学员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坚定信仰、坚强党性、使命担当和看家本领。

(三)及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使用)》中增设“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启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教材编写工作,深化对这一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四、优化教学设计,充实课程体系

(一)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动态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专题设计。进一步充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讲授单元教学内容,进一步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解读单元课程设计,进一步深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案例“富矿”。将“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等案例课程全面纳入主体班教学,适时推动“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擘画平安浙江建设的创新实践”等新开发案例课程进入主体班课堂。继续鼓励相关教研部(院)持续开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案例课程,引导既有案例课程对标对表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持续迭代深化。

(二)加大讲题更新力度,完善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巩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质效,在各主体班次持续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课程。对标对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委托和支持相关教研部(院)开发和储备一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等在内的党性教育新课程。在全校(院)选听讲座中增设“中国古代官德”等专题课程。优化党性教育(体验式教学)方案设计,切实推动党性教育触及灵魂、刻骨铭心。

(三)紧扣“十五五”时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形势与任务”报告的内容安排,丰富履职能力课程的教学方式,着力提升案例式课程教学质量,强化模拟式教学主题与班次、学员的适配度。根据教学效果调整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家讲座、“科技前沿”院士讲座有关内容,增设中医文化、人工智能、未来产业等主题课程。充实电影鉴赏课内容,以“光影教科书”彰显主流价值、主流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五、深化集体备课,强化督学作用

(一)推动精细化集体备课,提升课堂讲授的政治站位、学理站位、质量站位。持续推进校(院)层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课程的集体备课,强化政治引领,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强化广大授课教师从政治站位、问题导向、理论贡献、实践价值、世界意义等多个维度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功。继续压实教研部(院)领导班子的集体备课责任,继续坚持由教务部牵头围绕特定教学讲题开展“一对一”备课,切实提高备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推出能讲“大课”的优秀骨干教师。

(二)强化督学评审作用。优化督学评课程序,更加有效地发挥督学评审在课堂准入、新课程开发、师资梯队建设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做实督学前置环节,切实发挥教研部(院)在全程试讲、集体评议过程中的把关作用。持续建强督学专家队伍,做好专家续聘增聘工作,持续提升督学评审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六、推进学科建设,强化教学管理

(一)抓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十五五”学科建设规划(2026—2030年)》的落实,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以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推动“十五五”时期校(院)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将学习新修订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管理规定》纳入入学教育,推动学员严格遵守校规校纪,进一步强化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引导学员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凝心铸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推动学员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锤炼坚强党性。

(三)深化研讨交流。充分运用学员“两带来”问题,增强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和双向交流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支持学员部积极开展跨支部、跨班次的高质量研讨交流活动,加强完成重大任务、处理复杂矛盾、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的交流。推动教研部(院)、教学组和广大教师积极参与上述活动,进一步深化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四)推动学习成果转化。引导学员发挥优势,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等开展对策研究,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为党献策。

(五)强化评估结果运用。优化调整教学评估班次离差值低于-0.2的课程师资;针对相关主体班次教学评估后5名的课程,继续将学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相关教研部(院)和教师本人;对于出现“授课不严肃、不严谨”教学评价的课程,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切实帮助教师提高授课的政治站位、政策站位、质量站位和严谨站位。

(六)继续组织主体班次授课教师及中青年教师赴福建、浙江、上海开展循迹溯源教学培训;围绕提高民族干部培训班和民族地区党校(行政学院)师资班的授课质量,继续组织授课教师赴民族地区开展专题教学调研。

七、加强教材建设,提高讲稿质量

(一)修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使用)》,修订并出版《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完成《提高履职能力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

(二)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系列教材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案例选编”教材的修订完善及出版工作。

(三)加强讲稿规范化管理,严把政治关、内容关、程序关,持续提高讲稿撰写质量。

八、加强对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和分校的业务指导

(一)加强对地方党校(行政学院)的业务指导。持续办好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师资培训班、“党性教育”师资培训班、“提高履职能力”师资培训班及分学科师资培训班、民族地区党校(行政学院)师资培训班。做好向民族地区党校(行政学院)选派师资授课和集体备课指导工作。

(二)及时发布2026年秋季学期地方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次基本课程设置方案,动态更新“网上党校”平台相关基本课程视频资源。

(三)优化分校教学计划,配强授课师资。修订印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校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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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共党史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宣传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8月29日上午,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主办的第六届中共党史高端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主题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出席论坛并致辞。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教师、学生代表参加了论坛。

李文堂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精辟概括和深刻揭示,为我们深化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提出了新课题、打开了新视野、提供了新动力。他指出,要坚持“两个结合”深刻理解党的优秀特质,把它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去理解;要运用历史方法生动阐释党的优秀特质,把它放到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去阐释;要打开比较视野清楚呈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通过与国内近代各政治力量的对比,放眼世界政党谱系开展比较政治研究,讲清楚何以“无可比拟”。

论坛报告阶段,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王均伟研究员提出,要在充分收集有说服力的史料基础上,立足问题意识、比较意识,抓住党的优秀特质重点,结合新时代党的建设实际,以扎实研究的学风,不断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宋月红研究员认为,党从居安思危、思想铸魂、纪律制度、权力监督多维度综合发力,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成功走出标本兼治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宋学勤教授表示,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兼具历史穿透力与时代引领力,特质之间形成三对有机统一逻辑闭环,是解码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引领民族复兴的核心理论密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林绪武教授谈道,党的优秀特质与伟大建党精神一脉相承,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守正创新,二者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会修教授通过梳理建党初期组织建党的历程,分析了党实现从工运建党向组织上建党的转变及其影响和意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齐小林教授认为,党史研究要运用唯物史观,还原党研判社会矛盾、把握时代大势的复杂实践过程。

在研讨环节,与会教师、研究生围绕政党的组织形态比较、党对外来理论的吸收借鉴、党史史料的辨识与运用等议题,向专家学者请教,开展对话交流。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的重要论述,是重要的原创性论断,必须从理论、历史、比较等视角深入研究。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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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委党校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

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由常务副校长(副院长)张元醒主持。

会议指出,在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时刻,召开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正当其时、意义重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在会议上的讲话,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校工作取得的重要成就,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工作作出重点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校工作明晰了实践路径。

会议强调,校(院)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与贯彻落实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结合起来,与奋力建设全国一流党校目标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一要抓好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党校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筹备召开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会议,推动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二要抓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贯彻。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党校教育培训的重点课程,打造精品课程、精品教材、精品案例、精品路线,帮助学员在学思践悟中锤炼坚强党性、锻造过硬作风。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我们党形成“六个始终”优秀特质的底层逻辑,组织教师接受主流媒体采访、刊发系列理论文章,助推全省形成浓厚学习氛围。三要抓细高质量育才献策工作。健全完善基本培训机制,充分发挥教学创新工作小组作用,深化省委党校中青班改革创新,重点抓好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加强有组织科研,建强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等跨学科学术平台,建好“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大数据重点实验室”,推出更多有分量的决策咨询成果。四要抓牢从严治校、质量立校。突出抓好教师和学员两个主体、教与学两个环节,以铁纪律、铁规矩锻造优良作风。深入实施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完善老中青全链条、阶梯式人才培养体系。加强市县党校业务指导,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党校建设,有组织推动省委党校中青年教师到基础薄弱、师资不足的县级党校支教帮扶,助推全省党校办学水平整体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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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版:校院新闻7 篇

黑龙江省委党校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常务副校长(副院长)周英东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是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深化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等重点任务作了全面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校工作明晰了实践路径。

会议强调,全校(院)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学习领会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校姓党,坚守党校初心,全面提升教学、科研、咨政和管理水平,不断推动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持续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努力打造更多精品课程。要突出抓好党性教育,强化政治训练,开展入脑入心入魂的党性教育。要突出抓好履职能力培训,开展与岗位职责相匹配的通识教育培训和能力培训,不断增强干部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要强化理论研究与宣传阐释,组织教研人员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特别是强化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阐释。要紧扣龙江振兴重大现实问题,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提升决策咨询靶向性和成果转化率。

会议要求,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切实把从严治校要求贯彻到校(院)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严格教职工和学员管理,抓好党规党纪教育和警示教育,加强校规校纪执行和监督,持续涵养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

(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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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委党校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本报讯 8月26日下午,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学习教育成果,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工作。全体教职工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校(院)以上率下深化学习、全面查摆深入剖析、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建章立制抓常抓长、开门教育凝智聚力,圆满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全体党员干部经受思想淬炼、党性锻炼、政治历练,干事创业精气神进一步提振,服务大局能力进一步提高,有力推动全省一体化大党校建设,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会议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落实党校姓党、质量立校、从严治校各项要求,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分层分类抓好关键岗位、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教育培训,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正反典型案例,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增强党性相得益彰。要持续抓好整改整治,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回头看”等工作,对已经销号的问题,抓好巩固提高、防止反弹回潮;对未销号、需要持续整改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确保按时按质完成整改任务。要持续推动贯通融合,把学习教育同巡视反馈整改、落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关于党校工作的要求、推进全省一体化大党校建设和湖南“十五五”党校(行政学院)建设发展规划等结合起来,统筹抓好“当下改”与“长久立”,健全完善制度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用人导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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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五”时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 学术交流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举办

本报讯 8月29日,“十五五”时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与维护边疆长治久安学术交流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本次学术交流会由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一区”党校联合主办,内蒙古自治区边疆治理研究中心承办。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振兴的重要论述和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十五五”时期东北全面振兴和边疆治理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交流与研讨。

当天上午,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三省一区”党校和内蒙古边疆治理研究中心的5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东北全面振兴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的战略内涵、要求与价值”“推动蒙东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坚决扛起吉林在维护国家‘五大安全’中的重要使命”“深入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龙江实践”“以系统观念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作主旨报告和主题发言。下午,来自“三省一区”党校、内蒙古自治区内部分高校、内蒙古边疆治理研究中心理事单位等80余名入会论文作者开展分组研讨,分享研究成果,凝聚思想共识。

本次学术交流会,是“三省一区”党校深化科研合作的再一次成功实践。大家一致认为,开展“三省一区”党校科研合作,既是现实需要,更是政治要求,希望不断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涵、完善合作机制,共同写好“为党献策”的“大文章”,为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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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委党校启动选派教师到县级党校驻校帮促工作

本报讯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建设的意见》以及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甘肃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近期选派12名教师分赴兰州市红古区委党校(行政学校)、酒泉市玉门市委党校(行政学校)、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委党校(行政学校)等8家县级党校和省内4家干部学院开展驻校帮促工作,以实际举措帮助县级党校补短板、强基础。

《关于加强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建设的意见》印发实施以来,校(院)结合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措施。为切实解决县级党校师资供给不足的短板,配套制定《赋能强基“双百”行动实施方案》和《“1+1+N”教研部门对口帮促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工作细则》,通过每年组织100名县级党校青年骨干教师到省市两级党校访学提升、选派100名省市两级骨干教师赴县级党校帮教带教,统筹调度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优质师资资源配置,加大对县级党校教师帮促力度,全面提升县级党校育才献策质效。同时,充分发挥校(院)教研部门在帮促工作中的主体作用,聚焦全省各市(州)产业优势和发展特色,安排相关专业领域教研部门与市(州)党校(行政学院)开展“一对一”对口帮促,对辖区内的各县级党校进行全面指导,构建以教研部门为主体、市(州)党校(行政学院)为枢纽、县级党校为目标的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协同共建机制,形成“1+1+N”帮促体系。开展此次驻校帮促工作,正是落实两项制度机制的首批试点,标志着帮促工作全面启动。

甘肃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院)委会始终树牢系统观念,坚持“一盘棋”统筹、“一张网”协作、“一体化”发展,注重加强办学资源协调调度,充分发挥区域强校比较优势,持续加大对薄弱党校精准指导力度,着力推动形成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学科共建、发展共谋、能力共提的协同工作格局。今年6月至7月,校(院)成立7个调研组,分别由校(院)委会委员带队,分14个批次、历时40余天,对全省86家县级党校完成全覆盖实地调研,通过实地察看、查阅资料、座谈交流,对各县级党校办学治校情况进行全面细致调研评估,并依据软硬件办学条件形成初步分类意见,为因地制宜、“一校一策”推动分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通过认真听取各县级党校意见建议和发展诉求,校(院)从库存资产中调剂396台电脑、1650套课桌椅支持白银、天水、甘南、临夏等地26家县级党校,及时解决硬件不足的问题;组织省、市(州)、县三级党校教师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共备一门课”,规范对这一重要思想的学习阐释;及时将11门校(院)优质理论课程上架网络平台,为县级党校教师提供示范教学;制定完善师资双向交流具体举措,务实提升县级党校教师综合素质。

下一步,校(院)将持续教育引导驻校帮促教师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摒弃功利思想和应付心态,真正沉下去、融进去、干实事。加大对县级党校在课程开发、科研咨政、学科建设、师资培育等方面的指导力度,精准发力、靶向施策,以严谨勤勉、务实尽责的作风开展帮促工作,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全省党校(行政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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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委党校召开2026年下半年智库及研究专班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 8月27日上午,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2026年下半年智库及研究专班工作调度会。副校长(副院长)王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科研咨政工作成效。上半年,科研咨政工作亮点纷呈:科研咨政成果产出越来越优,咨政报告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46篇,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立项省部级课题18项;科研咨政和阐释宣传的功底越来越深,在《人民日报》等重要媒体发表理论文章31篇,实现了在《人民日报》理论版、《解放军报》理论版、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零”的突破;智库建设、研究阐释和决策咨询等工作机制越来越活,传帮带、一线调研、联动合作、成果转化等机制逐步建立完善,新设立9个研究专班,进一步夯实“1+6+N”科研咨政体系;科研咨政和智库建设的氛围越来越好,各智库和研究专班干事创业的主动性、积极性显著增强。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扎实推进下半年科研咨政各项任务。一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长期主义,锤炼战略谋划与综合研判核心能力,做大学问、做真学问,力争产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高质量、大影响力的成果。二是增强问题意识、合作意识、转化意识,紧扣中国式现代化重庆建设重大现实问题谋划研究,深化跨领域韧性协作,推动研究成果多元转化,形成更多高水平论文、高质量课程、高层次报告。三是持续深化有组织科研,科研处统筹,各智库和研究专班主动担当,既做参与者也做推动者,从选题规划、数据资料库建设、调研组织工作机制、课题立项辅导、学术动态研判、意识形态把关、成果转化平台、学术交流活动、区县党校业务指导、青年科研能力培育等10个维度细化完善工作链条,形成协同攻坚合力,共同推动科研咨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会上,校(院)6大智库首席专家及9个研究专班负责人逐一汇报了上半年工作成效和相关项目研究进展,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阐释、全面从严治党、市委六届九次全会精神落实等重大专项任务,交流了阶段性研究成果与下一步攻关方向。与会人员进行了互动交流,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

大家一致表示,将迅速调整状态、收心归位,以更加饱满的精神投入下半年工作,立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以高质量研究回答重大命题、以高水平成果服务科学决策,在探索规律、经世致用中彰显党校智库的担当与价值,以优异成绩迎接重庆直辖3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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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长·珠·渤”部分城市党校(行政学院) 推进教学高质量发展合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近日,第四届“长·珠·渤”部分城市党校(行政学院)推进教学高质量发展合作会议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来自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3个区域9个省的30家地市级党校(行政学院)参加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围绕“健全基本培训机制,跨区域协同推动教学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交流研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王懂棋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主旨发言。与会单位通过经验交流、教学观摩、分组研讨、成果分享等形式,分享特色课程开发、教学体系构建、教研队伍建设等实践经验,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办学成果。

“长·珠·渤”合作机制建立以来,合作倡议从共识落地走向常态化实践,实现了从“各自为战”到“协同共进”、从“资源互通”到“模式共建”、从“探索起步”到“常态共赢”的深刻转变。充分挖掘整理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鲜活实践案例,联合开发案例教学、现场教学精品课程,共建共享优质课程资源库。建立教师跨省跟班学习、联合备课等常态化机制,为教师培养搭建广阔平台,切实秉持共谋、共学、共建、共享的工作思路,围绕课程共享、师资互派、班次互承、基地共用等重点任务,持续将区域协作引向纵深,实现资源互通、抱团发展,有效构建区域党校联动办学新格局。

(郭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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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教学安排意见

一、总体思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学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抓实基本培训,夯实学科根基,落实教学机制,在精心组织教学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学科建设和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全面提高主体班教学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学术水平、专业水平。

二、班次设置

(详细班次设置略)

三、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一)全力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教育培训,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课明确为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和重点课,纳入校(院)各主体班次和分校班次教学计划,纳入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基本课程。

(二)通过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支部交流等多种方式推动学员逐篇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引导学员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坚定信仰、坚强党性、使命担当和看家本领。

(三)及时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使用)》中增设“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启动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教材编写工作,深化对这一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四、优化教学设计,充实课程体系

(一)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最新成果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动态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专题设计。进一步充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讲授单元教学内容,进一步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解读单元课程设计,进一步深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案例“富矿”。将“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等案例课程全面纳入主体班教学,适时推动“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擘画平安浙江建设的创新实践”等新开发案例课程进入主体班课堂。继续鼓励相关教研部(院)持续开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案例课程,引导既有案例课程对标对表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持续迭代深化。

(二)加大讲题更新力度,完善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巩固提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质效,在各主体班次持续开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课程。对标对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委托和支持相关教研部(院)开发和储备一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等在内的党性教育新课程。在全校(院)选听讲座中增设“中国古代官德”等专题课程。优化党性教育(体验式教学)方案设计,切实推动党性教育触及灵魂、刻骨铭心。

(三)紧扣“十五五”时期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动态调整优化“形势与任务”报告的内容安排,丰富履职能力课程的教学方式,着力提升案例式课程教学质量,强化模拟式教学主题与班次、学员的适配度。根据教学效果调整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名家讲座、“科技前沿”院士讲座有关内容,增设中医文化、人工智能、未来产业等主题课程。充实电影鉴赏课内容,以“光影教科书”彰显主流价值、主流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染力。

五、深化集体备课,强化督学作用

(一)推动精细化集体备课,提升课堂讲授的政治站位、学理站位、质量站位。持续推进校(院)层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课程的集体备课,强化政治引领,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强化广大授课教师从政治站位、问题导向、理论贡献、实践价值、世界意义等多个维度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功。继续压实教研部(院)领导班子的集体备课责任,继续坚持由教务部牵头围绕特定教学讲题开展“一对一”备课,切实提高备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着力推出能讲“大课”的优秀骨干教师。

(二)强化督学评审作用。优化督学评课程序,更加有效地发挥督学评审在课堂准入、新课程开发、师资梯队建设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做实督学前置环节,切实发挥教研部(院)在全程试讲、集体评议过程中的把关作用。持续建强督学专家队伍,做好专家续聘增聘工作,持续提升督学评审的专业性和权威性。

六、推进学科建设,强化教学管理

(一)抓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十五五”学科建设规划(2026—2030年)》的落实,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基础、以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为关键,推动“十五五”时期校(院)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二)将学习新修订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管理规定》纳入入学教育,推动学员严格遵守校规校纪,进一步强化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引导学员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凝心铸魂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推动学员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锤炼坚强党性。

(三)深化研讨交流。充分运用学员“两带来”问题,增强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和双向交流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支持学员部积极开展跨支部、跨班次的高质量研讨交流活动,加强完成重大任务、处理复杂矛盾、防范化解风险等方面的交流。推动教研部(院)、教学组和广大教师积极参与上述活动,进一步深化教学相长、学学相长。

(四)推动学习成果转化。引导学员发挥优势,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等开展对策研究,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为党献策。

(五)强化评估结果运用。优化调整教学评估班次离差值低于-0.2的课程师资;针对相关主体班次教学评估后5名的课程,继续将学员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给相关教研部(院)和教师本人;对于出现“授课不严肃、不严谨”教学评价的课程,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切实帮助教师提高授课的政治站位、政策站位、质量站位和严谨站位。

(六)继续组织主体班次授课教师及中青年教师赴福建、浙江、上海开展循迹溯源教学培训;围绕提高民族干部培训班和民族地区党校(行政学院)师资班的授课质量,继续组织授课教师赴民族地区开展专题教学调研。

七、加强教材建设,提高讲稿质量

(一)修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党员、干部教育培训使用)》,修订并出版《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中国共产党历史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完成《提高履职能力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的编写工作。

(二)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系列教材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案例选编”教材的修订完善及出版工作。

(三)加强讲稿规范化管理,严把政治关、内容关、程序关,持续提高讲稿撰写质量。

八、加强对地方党校(行政学院)和分校的业务指导

(一)加强对地方党校(行政学院)的业务指导。持续办好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师资培训班、“党性教育”师资培训班、“提高履职能力”师资培训班及分学科师资培训班、民族地区党校(行政学院)师资培训班。做好向民族地区党校(行政学院)选派师资授课和集体备课指导工作。

(二)及时发布2026年秋季学期地方党校(行政学院)主体班次基本课程设置方案,动态更新“网上党校”平台相关基本课程视频资源。

(三)优化分校教学计划,配强授课师资。修订印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校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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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版:教学科研4 篇

把党性教育贯穿学员管理全过程

□ 路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党性教育贯穿学员管理全过程,实施标准化、闭环式、可检验的党性教育“七个一”模式,推动党性教育入脑入心、刻骨铭心,引导学员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抓实一次重温入党誓词。把重温入党誓词作为主体班开学第一天的必修课,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全体党员佩戴党员徽章,面向党旗郑重宣誓,重忆入党经历、重问入党初心,树牢党员意识、净化政治灵魂,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重温入党誓词后,对照“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等要求,组织全体学员开展交流研讨,从思想认识、宗旨意识、政策落实、联系实际等方面,查摆政绩观偏差和错位问题,坚决破除“重显绩轻潜绩、重短期轻长远、重虚名轻实效”的错误政绩观,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努力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开设一个党性教育单元。学制一个月以上班次设置党性教育教学单元,深化拓展党性教育的理论性、系统性、有效性。深入开展理想信念、党的宗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革命传统等教育,把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内容。开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风范”等专题课程20余门,引导学员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深刻认识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坚持理论讲授、案例剖析、专题研讨相结合,发挥学员临时党支部作用,组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员论坛,学员们联系工作实际研讨交流,进一步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校准干事创业的正确方向。

做好一轮红色现场教学。河南有着深厚的革命历史和丰富的红色资源,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是开展党性教育的生动鲜活教材。在兰考,组织学员瞻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凝望“焦桐”,深入学习焦裕禄不求虚名、只求实功的为民情怀,感悟“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红旗渠,学习十万林县人民自力更生、战天斗地的壮阔历史,感悟实干兴邦、务实为民的奋斗精神。在大别山,回望“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体悟不忘初心、忠诚奉献的革命本色,在实地实景中接受精神洗礼。创新运用情景党课、文艺宣讲、跨时空对话等教学形式,将“您好,焦裕禄”“红旗渠精神永在”等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引入党校课堂,让静态的红色资源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教育内容,引导学员坚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强化务实干事的行动自觉。

开展一系列廉洁警示教育。综合运用专题授课、现场教学、案例剖析等教学形式,形成系统化的廉洁警示教育矩阵。开展党章党规党纪研学,引导学员明晰权力边界、履职底线。邀请纪检监察部门领导和专家专题授课,组织观看廉政警示教育片、参观廉政教育基地,让学员直观感受到政绩观偏差、纪律规矩意识淡化的严重危害。实行分类施教,针对县处级干部培训班,重点剖析盲目举债、虚假招商、形象工程、数据注水等问题;针对中青年干部培训班,重点纠治急于求成、浮躁冒进、重考核轻实效等问题。警示教育后,组织学员开展自查反思,做到以案为鉴、以案自省、以案纠偏。

撰写一篇党性分析报告。每名学员撰写一篇党性分析报告,是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常态化查摆问题的有效举措。明确党性分析“必查政绩观偏差、必剖党性根源、必定整改举措”的硬性标准,要求学员立足岗位职责、履职经历、工作实绩,重点查党性修养短板,是否存在理想信念淡化、宗旨意识薄弱、斗争精神不足、担当作为不力等问题;重点查政绩观偏差,是否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面子轻里子,喜欢“做秀”而不是“做事”,热衷于“造势一时”而不是“造福一方”等问题;重点查作风建设弱项,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做“表面功夫,应景文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缓作为、不作为、乱作为、妄作为等问题。党性分析必须结合工作实际,逐条梳理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见人见事见思想,实现以党性自查纠治政绩观偏差、以坚强党性涵养优良作风。

召开一次组织生活会。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查找党性的差距、纠治政绩观偏差。严格规范组织生活会流程,杜绝走过场、流于形式,确保严肃认真、动真碰硬。严格落实“会前自学自查—会上互评互纠—会后立行立改”闭环机制。会前,各党小组开展理论学习,结合前期的重温入党誓词、理论学习、现场教学、警示教育制定问题清单;会上,党小组成员逐一开展自我批评,主动晾晒思想误区、履职盲点,其他成员点对点提出批评意见;会后,汇总梳理批评意见,细化个人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和具体举措。通过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让学员在红脸出汗、排毒治病中端正思想、改进作风。

开展一场党性交流讲评。学员毕业前,以支部为单位集中开展党性交流讲评,全面梳理学员在党校学习期间的党性教育成效、共性问题、个性短板,实现精准点评、巩固提升。党性交流讲评坚持实事求是、精准对标,班主任、指导教师、学员临时党支部书记对各组学员的党性修养、学风作风、担当表现逐一点评,既肯定学员在锤炼党性、务实履职上的进步成效,也精准指出存在的隐性问题、整改弱项,提出针对性提升建议。学员对照讲评意见推进长效整改,把培训期间的党性淬炼成果、政绩观偏差纠治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履职干事的行动自觉,实现党性教育闭环落地、常态见效。建立学员回访机制,跟踪回访学员返回工作岗位后的履职成效,推动党性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实现培训一次、提升一批、带动一片。

党性教育“七个一”模式围绕“坚持锤炼坚强党性”,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求,形成了“宣誓铸魂、理论筑基、实景感悟、警示纠偏、自查剖析、互评提升、闭环固化”的完整体系,实现了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的党性教育实践,引导学员坚守为民初心、强化担当作为,以坚强党性、优良作风、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作者系河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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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训战一体”教学模式提升基层干部培训质量

□ 许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必须全面增强各方面本领,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党校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化问题导向”。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校立足基层单位负责人培训实际,以市县公司干部专题进修班为载体,探索形成以“训战一体”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从问题驱动、情境生成、价值校准、制度保障四个维度发力,破解教育培训与实战脱节难题,取得明显成效。

以问题驱动替代知识灌输。传统培训以知识讲授为主,学员缺乏内在学习动力。“训战一体”教学模式从入口端作出针对性设计:学员入学前围绕本县经营发展中的一项关键难题做好调研准备,做到“训前带题”;培训期间课题研讨贯穿全程,每周安排两次小组研讨或班级交流,中期设置分主题答疑研讨会,结业前进行课题汇报答辩,实现“训中研题”;结业后学员带着经过集体论证的方案回到岗位落地实践,党校通过跟踪辅导、阶段性回访评估持续跟进,确保“训后解题”。

“带题—研题—解题”的教学链条,将学习起点从课堂延伸至工作现场。与此同时,实施“两个带来”机制,要求每位学员提交一份高质量党建案例和一份高质量发展案例,让经验分享嵌入学习全过程。当学员带着本岗位最棘手的真实任务走进教室,学习就从被动接受转化为求解现实问题的内在要求。

在情境中锤炼科学决策力。管理能力的形成依赖具体情境,脱离情境的知识传授难以转化为决策判断能力。“训战一体”教学体系从三个层面展开:以学明方向、以标找差距、以辩凝共识,层层递进,推动学员在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中完成从认知深化到行动自觉的跨越。

在深学细悟中明方向、增本领。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模块课程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主导系统授课;履职能力模块课程由集团业务部门和新兴技术领域负责人讲授。两类模块形成“怎么看”与“怎么办”的教学合力,使学员既有方向感又有方法论。

在对标先进中找差距、明路径。先进市县分公司负责人走上讲台,分享发展经验;学员走进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在现场感知产业变革趋势。跨行业对标教学引导学员跳出本企业看行业,在更宽视野中审视现实问题,寻找发展路径。

在研讨交流中凝共识、促转化。多维度交流机制进一步强化情境化训练效果。“总经理面对面”、跨小组研讨、案例交流、学员论坛等形式,打破区域和层级壁垒,使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管理实践在同一场域中对话。

将政治训练融入训战全过程。“训战一体”教学模式突出政治训练目标,严格落实“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课程的比重不低于每学期总课时的70%”的要求。

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训战一体”教学模式全过程。培训班构建“理论—实践—互促”一体化学习体系,通过专题授课、自主学习、主题研讨、现场教学夯实理论根基,引导学员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

在此基础上,组织学员结合本单位实际撰写实践案例、制作微党课,开展小组及全班交流分享,最终汇编形成专题案例集与系列微党课;设计成长对话,邀请上级单位负责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什么才是经得起检验的政绩”心得体会。推动学员在交流研讨中深刻理解“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根本命题,逐步形成共识:真正的政绩,是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是实实在在的服务能力提升和经营质量改善,而非脱离主业的“形象工程”或短期效益。

从集中学习到岗位转化的制度衔接。培训的终点不是结业,而是学员回到岗位后工作成效的改善。“训战一体”教学模式主要通过实践检验和决策转化两种方式推动训后成果转化。

在个体层面,建立训后跟进与组织使用的闭环机制。学员带着“关键经营任务实施方案”回到岗位,在实际工作中以实践检验培训成果,党校通过阶段性回访评估持续跟踪进展。同时,将能力评鉴机制引入,打通“训”与“用”之间的制度通道。培训期间设置情境化演练环节,将学员在培训中的表现作为干部后续培养使用的重要参考,实现以训识人、以战育人。

在组织层面,推动培训成果从个体赋能向组织献策延伸。培训期间同步开展高质量发展专题研究,学员围绕重点、难点议题深入研讨,形成相关决策咨询成果,以《党校智库参考》形式报送集团领导。这一做法使学员的“解题”成果从岗位实践延伸至企业决策层面,使培训的价值从个体赋能上升到为组织献策的高度。

(作者单位: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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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域文化资源赋能干部教育培训

□ 吴冕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都明确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千年瓷都’这张靓丽的名片擦得更亮”。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作为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的“千年瓷都”,其陶瓷文化中蕴含的工匠精神、创新基因、包容胸怀和生态智慧,是滋养干部成长的宝贵精神财富。长期以来,景德镇市委党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陶瓷文化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培训,走出了一条具有地域辨识度、文化厚度和实践深度的干部教育新路径。

依托本地文化资源,构建干部教育培训课程体系。依托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这一重要文化建设工程,充分挖掘本地红色、绿色、古色文化资源,打造红色革命文化教育、绿色生态文明教育、古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三色课堂”,使学员在熟悉的文化语境中深化对高质量发展、文化自信等重大命题的理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先后开发“陶瓷文化中的工匠精神与干部作风建设”“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助力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景德镇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探索与实践”“赓续千年窑火铸就时代新章”等特色专题课程;依托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高岭文化村、浮梁古县衙等历史文化地标,建立一批干部教育培训实践基地,引导学员传承文化基因、感悟思想伟力、坚定文化自信;高标准打造陶阳里、陶源谷、陶溪川、陶博城、陶科园、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等“五陶一馆”陶瓷文化现场教学精品线路,串联乐平篁坞方志敏旧居、瑶里新四军改编旧址、昌江荷塘精神红色教育基地、珠山平民夜校等县区红色地标,其中5个现场教学点入选全省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示范点,逐步形成了富有本地特色的党校课程体系。

创新融合教学方法,提升干部教育培训感染力。立足干部成长需求,改变传统课堂单向灌输模式,创新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方法,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实施现场教学,组织学员走进陶瓷文化遗产保护现场、先进陶瓷生产现场和文化IP创新现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价值、汲取发展智慧;实施情景式教学,组织学员开展红色文艺汇演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党性教育氛围;实施访谈式教学,组织学员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匠作坊和“景漂”工作室,向老工匠请教,在面对面访谈中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时代风貌;实施案例式教学,邀请申遗办专家、非遗传承人、企业负责人走进课堂,为学员现身说法,让学员在聆听故事、体验技艺、交流互动中感受千年瓷脉不断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转化的匠心与智慧,有效地提升了教学的鲜活度和实效性。

聚焦学用结合实效,实现文化滋养与能力提升。陶瓷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为干部“补钙”的“精神养分”和推动干部创新工作思路的“实践动能”。景德镇市委党校秉承学以致用的教学理念,把陶瓷文化中蕴含的发展理念、治理智慧和精神价值融入干部能力培养,在基本培训班次的日常教学中围绕陶瓷产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城市更新治理等重点领域,设置专题研讨和学员论坛等环节,引导学员主动结合自身岗位职责,思考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提升学员的产业思维和创新意识;通过实地走访、深度调研,系统分析本地知名文旅融合案例的成功经验,增强学员以文化赋能产业升级、以创新引领转型发展的本领素养;积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咨政报告,建立“学研结合、研用相长”的长效机制,组织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围绕本地区本部门文化资源开发、特色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创新等重点工作深入一线开展蹲点调研,形成一批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和实践价值的咨政建议,多篇报告被市委有关部门采纳并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为党委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有力智力支撑。

(作者单位: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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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党校青年教职工理论学习走心走深走实

□ 魏建国

济南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把强化青年教职工理论武装作为办学治校重要任务,深入实施青年理论学习提升工程、“经典铸魂”工程,打造“约读青年”理论学习特色品牌,创新学习载体、健全学习机制,充分激发学习动力,推动青年教职工理论学习活起来、深下去、见实效。

深耕经典研读,筑牢思想理论根基。突出经典原著学习在理论武装中的重要作用,创新圆桌沙龙、理论分享、风采展示等学习形式,推动理论学习与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度融合。举办“思想的力量经典的阐释”“我与经典”等系列读书沙龙,引导青年教职工涵养研读经典、钻研理论的学风。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创作时序,分两年持续开展“青年,一起走近马克思”等系列经典阅读交流会,运用访谈式、互动式、设问式学习方法,引导青年教职工学深悟透经典著作思想内涵,把握历史脉络与理论逻辑,夯实理论功底。充分发挥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主体作用,围绕重点主题常态化开展理论座谈研讨,持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把握,不断提升青年教职工政治素养与理论水平。

搭建联学平台,拓宽互学共进格局。坚持育人者先受教育,构建多层次联学共建机制,推动理论学习内外联动、互促共进。面向市直机关,搭建跨单位青年联学共建平台,共享学习资源、共建实践载体。先后联合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20余家单位开展多场青年理论联学活动,交流机关青年学习思考与实践困惑,促进理论学习对接工作实际。发挥党校在全市机关青年理论学习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对上联动省委党校、省社会主义学院,积极围绕教学、科研、行政业务互学互鉴,建立青年结对研学机制,共享学习成果,拓宽理论视野,赋能青年成长成才。组织全市各区县党校青年教师开展理论知识竞赛、微党课比赛等,联动开展经典阅读、理论研学活动,以横向联动带动全市党校青年教师理论素养整体提升。

坚持学用贯通,推动学习成果转化。注重将理论学习活动打造成党校青年教职工淬炼本领、提升能力、展现自我、共同成长的实践平台,探索形成理论学习成果的打磨、指导及转化机制,以学促练、以练促训、以训促能。坚持理论学习同实践锻炼紧密结合,组织青年教职工深入基层村居开展调研活动,走进红色教育基地、警示教育阵地接受党性淬炼,在实践体悟中深化理论认知,不断增强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着力打通理论学习成果转化链条,把优秀学习成果转化为机关青年读书会、送课下基层宣讲内容,组织青年教师在《山东党校报》《济南日报》刊发理论文章,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教学科研鲜活素材。创新传播载体,将优秀学习成果转化为网络微视频,增强理论学习传播力感染力。多名青年教师在全省党校青年教师微党课竞赛、市直机关“我来讲党课”等赛事中斩获一、二等奖,两名青年教师被评为“济南市青年技术创新能手”,充分展现了党校青年教职工的精神风貌。

〔作者系济南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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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版:副刊3 篇

长征路上的红军标语

□ 褚振江

标语是指文字简练、意义鲜明的宣传鼓动口号。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红军在长征路上充分利用标语广泛传播党的方针政策与红军革命主张,这些镌刻在山河大地间的红色印记,成为党史、军史中熠熠生辉的文化瑰宝。

早在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就非常重视运用标语的形式开展革命宣传,红军“每到一处,壁上写满了口号”。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决议案,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在这一时期,标语已成为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

1934年10月9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红军总政治部即下发《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要求全军:“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

1935年2月27日,红军总政治部再次发布《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各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遍写下列材料十二条,做到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整个宿营地”。接到命令,红军部队从连队指战员到军团高级干部纷纷响应。朱德体恤各族民众疾苦,挥笔写下“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民生标语;红一军团驻扎甘南期间,邓小平亲自巡查督导标语书写工作。

与此同时,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多次刊发评论,督促各级政治机关高度重视标语宣传工作,明确其对于发动群众斗争有极大的影响,着重强调“不要忽视这一工作对于争取群众、瓦解白军的重要意义”。曾在贵州与长征红军接触过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在其回忆录《神灵之手》中记述了红军的宣传盛况:“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简短直白的标语,成为红军播撒革命火种最有力的媒介。

宣传真理主张,点亮民心星火。长征路上,陆定一、谢觉哉、林伯渠等革命前辈牵头标语编撰工作,指导红军战士运用生活中的口语,巧用当地方言、俗谚等,编写生动活泼、好懂易记的标语口号。“红军到,乾(干)人笑,绅粮叫……要使乾(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这些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直击人心的标语,唤醒了沿途万千群众,无数青年深受感召,放下农具,义无反顾投身革命洪流。正如毛泽东所言:“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标语内容仅寥寥数语,便发挥了最生动的革命启蒙、最有力的思想动员作用。

厚植鱼水深情,永结军民同心。长征途经的西南、西北偏远地区经济凋敝、民生困苦,苗、瑶、壮、藏、彝等少数民族同胞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谣言蛊惑,对共产党和红军缺乏了解,心存疑虑、满怀戒备。1935年5月,为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红军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布告内容六字一句、言简意赅、通俗顺口,当地群众有的甚至能够背诵下来。质朴的文字、真诚的行动双向印证,红军助民耕耘、治病济困、严守民俗,彻底打消彝族同胞的顾虑。各族群众主动为红军筹粮引路、鼎力相助,更铸就了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彝汉同心的佳话。这篇布告,也是首次正式提出“红军万里长征”的权威文献,自此,“万里长征”成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专属称谓,载入革命史册。当地百姓传唱着这样的民谣:“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标语指方向。红军走了留哪样?留下话儿暖心肠!”红军标语成为军民同心的温情见证。

砥砺军心士气,坚定必胜信念。红军在面对穷追不舍的强敌、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时,一幅幅标语,凝聚起官兵向死而生、一往无前的必胜信念。强渡乌江前夕,“突破乌江,到遵义去过年”的标语,字字笃定、提振军心,尽显红军乐观昂扬的斗争姿态;四渡赤水时,“拖死中央军,打死滇军,脚踏川军”的豪迈口号,淋漓尽致展现红军将士攻坚克难、所向披靡的战斗豪情。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到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从翻越皑皑雪山、跋涉茫茫草地,到三军胜利会师,标语始终是激励全军奋勇前行的精神旗帜。娄山关战役打响前,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钟赤兵提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占娄山关非好汉”的口号,组织宣传员写于山石断崖上。铿锵有力的标语,激励战士们浴血冲锋、白刃搏杀,最终攻克天险、大捷凯旋。1935年4月,红军挺进贵州贞丰县北盘江白层渡口,在石壁上书写“誓灭倭奴”“敌人追来了,我们快上前”等巨幅标语,既亮明北上抗日的正确主张,更彰显红军攻坚克难、进军云贵的坚定决心。

威慑瓦解敌军,争取革命主动。标语不仅是凝聚民心、激励将士的号角,更是分化敌军、摧毁敌势的战斗武器。四渡赤水关键战局中,红九军团奉命伪装成主力迷惑敌军,在马鬃岭沿途书写大量标语、燃放烟火造势,为主力部队南渡乌江、战略突围赢得宝贵战机。红军渡过金沙江,待敌军追至江岸,只见红军留下的大幅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字里行间尽显红军的从容气魄与战术智慧。在长征沿线村寨街巷,“打倒不去抗日专来屠杀中国工农红军的国民党”“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等宣传标语,一针见血戳穿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清晰传达红军“严惩首恶、起义有功、优待俘虏”的政策主张。“反对白军官长打骂白军士兵兄弟,白军兄弟团结起来杀死狗贪官,与红军联合一同打土豪”“中国快要亡国了,只有抗日反蒋才能救中国”等标语积极感召敌军官兵弃暗投明、投身抗日。国民党政府贵州沿河县邮政局局长在向上司呈报中写道,共产党对于宣传工作尤为注意,标语之多,满街满衢,门窗户壁,书无隙地。人心归附,如水下倾。

烽火岁月中,红军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创新出手写、木刻、石刻三类主要标语形式。在物资极度匮乏之时,红军将士智慧破局:以笋壳、棕片自制毛笔,以石灰、墨汁、木炭做颜料,甚至发明了锅底灰混合桐油的自制“墨水”;在无建筑物和石壁的山林草地间,巧妙制作了顺水传递的“水电报”、刻于树皮的“树标”,让革命真理跨越山河阻隔、到处传播。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标语刻在山石墙柱,更刻进百姓心中,是长征作为“宣传队”“播种机”的鲜活物证。长征路上许多标语能够留存至今,不单单依靠石壁坚固,更源于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封存。一条条跨越时空的红军标语,承载着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赓续着薪火相传的革命传统。

红军标语,永不褪色;长征精神,历久弥新。红军标语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大文化现象,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革命文物资源。90多年时光流转,记忆长存、精神不灭。让我们透过一幅幅鲜活的红军标语,体味革命先辈滚烫的初心与坚定的信仰,汲取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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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与百姓生活相伴相生

□ 韩伟

生活在秦地,也常行走于秦岭内外,但真正听秦腔、听得懂秦腔,还是后来的事。秦腔是西北地区很古老的戏曲艺术形式,浓妆绚丽的扮相,铿锵有力的腔调,还有极具传奇的戏剧故事情节,听众若真正投入进去、沉浸其中,就更能感知其微言大义,得到心灵的共鸣。

作为业余爱好者,我首次被秦腔震撼到,是观看了甘肃民间剧团——安万剧团的演出。安万秦腔剧团巡回到西安演出,没有选择在装饰富丽的剧院大厅,而是在老百姓日常逛街购物的商贸广场,就近搭起舞台。有附近的居民,也有数十里之外赶来的农民,相互挨挤着,或坐或站在台下,热烈的秦腔就开场了。剧团演绎的西汉末年王莽篡夺王位、建立新朝的《兴汉图》,因家庭财产纠纷引发青年男女悲情故事的《三滴血》,都是陕甘百姓比较熟悉的剧目。后者剧中那一声“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庄有家园”,自带悲凉底色的悲泣嘶吼,让观者动心、闻者落泪。这两年,很多秦腔剧团的演出倾心投入、厚道质朴,再借助短视频新媒体平台的传播,让更多的秦腔爱好者看见,也让更多的观众被秦腔的魅力所感染、吸引。

正月里,在延安又看到陕西民众剧团的惠民演出,给人另一种触动。大红的戏报、节目单,《玉堂春》《清风亭》《火焰驹》《赵氏孤儿》《狸猫换太子》等经典剧目,每一场都反响热烈。那天去听戏,唱的正是讲述三女舍身救父的秦腔名剧《生死牌》。底下乌泱泱地坐满了大爷大妈,他们听得如痴如醉,当剧中唱到“贺总兵逞蛮横不容分辩,五更天斩玉环不许迟延”时,间或还能听到他们对剧情的评论:这女子为救父亲不要性命,真是不易;那年代当官的想要执法严明,实在太难。听众们就是这样,一边听戏文,一边谈论感受,乐在其中,直到戏曲终了,久久不愿离去。

秦腔,这个古老的剧种,为什么在千年之后,仍然吸引着人们,引发人们的关注、热议?原因当然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以“苦音”为特色的浓烈唱腔,吼出了心中的憋闷,唱出了胸中的委屈,它始终和老百姓苦乐相伴。秦腔演绎的历史故事中,不乏帝王将相,但更多的是讲述老百姓的生活,无论是婚姻的不幸,还是子女的不孝,抑或是身陷冤狱、家人离散,它们不仅仅是戏剧故事,也映射着人们的情感追求。观众共情着戏剧人物的悲喜,感受着时代的变迁,也体会着情感的畅快释放。

秦腔剧的内容极其丰富,从大众熟知的剧目中不难发现,离奇曲折的情节里,蕴含着对真善美的极致追求。体现遭遇冤屈、不懈抗争主题的秦腔历史剧不少,《胭脂》选段中,吴南岱坐后堂心情惆怅,唱道,“理积案不由人气断肝肠”,深沉的唱腔、沉郁的旋律,表达出人们对正义的渴望;《窦娥冤》中,窦娥悲泣吟唱,“没来由犯王法横遭刑宪,放大声喊冤屈动地惊天。神与鬼却原来不灵不验,日和月又何必昼夜高悬”,悲愤的唱词、哀婉的曲调,展现了善良之人蒙受的冤屈和不公。随着戏剧情节的曲折展开,最终恶人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张。这一幕幕、一声声,鞭挞假丑恶、颂扬忠孝义,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百姓们的价值观。

20世纪40年代,秦腔也经过了革命文化的洗礼。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广大的秦腔艺术家们深切体会到古老的秦腔在服务革命、服务人民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戏剧改革,创作出《血泪仇》等新剧目,通过讲述普通百姓在旧社会遭受的压迫和不公,以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解放区建设,分得土地和粮食,过上新生活的故事,教育群众、鼓舞群众。这些贴近时代的新剧,受到了老百姓热烈欢迎。

秦腔深得百姓喜爱,其表演形式是一个重要因素。秦腔剧团在各地演出,经常出现万人空巷的场景,演员在台上倾情演绎,底下的观众跟着嘶吼,一起欢笑、流泪。起源于陕西、甘肃一带的秦腔,据说最早可追溯到秦代的“秦声”,至明代出现固定的曲牌唱词,逐渐发展成型。无论是早期的“秦声”,还是成熟后、变革后的秦腔,它都是老百姓自己的戏曲,凝聚着先辈们生活中的悲与欢,化入了日常起居。

秦腔的演出,可以在华美的舞台,但更多是在乡间、在广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正式演出中台上台下频繁互动,在公园里,在城墙下,在田野上,在山岭间,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秦腔的“主角”,不需要刻意的矫饰,只有源自生命本真的呐喊。遇到人生喜事,他唱《龙凤呈祥》《花亭相会》《抬花轿》,唱词是“人逢喜事精神爽”。遇到忧愁难事,他唱《貂蝉拜月》《游西湖》《慈母泪》,唱词是“仰面我把苍天望,为何人间苦断肠?”抑或是滚白“我的苍天爷呀……怎不疼烂娘心了!”遇到幸福事,还有《血泪仇》中歌颂解放区新生活的唱词:“不愁吃不愁喝不愁衣穿,共产党为人民寸步打算。”那一声声,唱出了秦岭山下、黄土地上普通人的心声,是饱含着人生阅历的生命咏叹。

秦腔唱的是什么,是悲喜交集的故事;是面对生活的困苦艰辛,老百姓的挣扎、努力、不屈服;是逢上人生的欢喜幸事,老百姓的酣畅、欢庆、不内敛。融入生活的秦腔,鲜明地昭示了中国人独特的生命韧性与豁达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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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 陆维玲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愁。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这首名为《书端州郡斋壁》的五言律诗为北宋名臣包拯所写。诗中以鼠雀、兔狐之喜愁反衬“清心”品质,以秀干、精钢之作为抒发“直道”之志,彰显了包拯的志向与品格。宋人张田编纂的《孝肃包公奏议集》收录了包拯生平的大部分奏议,其内容集中体现了包拯“清心”“直道”的清廉品格和从政主张。

清心为治本。端正思想是吏治的根本。《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在担任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端州知州等职期间,拒受贿赂、断案如神,深受百姓敬仰。他痛恨贪官污吏、嫉恶如仇,表现出清廉从政的坚定立场。他在《求外任》中自述立身之志,“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己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在《乞不用赃吏》中,他鲜明提出,“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包拯一生为官清俭,不置私产、不谋私利,深得百姓之心,因此口碑极高。清代嘉庆《合肥县志》记载“藕出包家河为佳”。相传包拯晚年,宋仁宗将庐州一段护城河赐予他,此河后称“包河”。族人在此植荷,长成孔大节疏的莲藕,包公命家人定规仅可用藕济民。民间相传此藕藕丝极少,取“无丝”谐音“无私”,借以象征包拯铁面无私、清廉自持的为官操守。在合肥包公祠内,有一口古井,清人李国蘅撰文《香花墩井亭记》,感叹“不廉者,饮此头痛欤”,故人们又称这古井为廉泉井。

直道是身谋。刚直的品性是修身的原则。关于包拯的为人处世,在《宋史·包拯传》等史书中都有评价:“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由包拯门生张田编纂的《孝肃包公奏议集》,原收奏议171篇,后经现代学者搜集佚文、校勘整理,共得奏议187篇。这些奏章、陈表字里行间皆可见包拯治国安邦的远见与担当。包拯或针砭吏治,主张严明赏罚、任用贤能;或关注民生疾苦,呼吁轻徭薄赋、赈济灾荒;或忧心边防隐患,献策修饬武备、巩固疆土。包拯在《再请选转运提刑》中提出:“并请选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职,不以资序深浅为限,则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凛畏矣。”包拯担任过监察御史、知谏院,任职台谏期间,他对贪腐之官的弹劾有理有据、公正无私。据现代学者考证,包拯传世奏议中有55篇指责了当朝人物,涉及官员60余人。包拯先后6次上疏弹劾权贵张尧佐,斥其无功受禄、惭羞不知,“真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也”,劝宋仁宗勿徇私恩,应“断以大义,稍割爱情,追寝尧佐过越之恩”。在《弹宋庠》中,包拯指责宰相宋庠,“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他认为这种“太平官”的行为极为可耻,向宋仁宗进言,“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包拯为官始终保持廉洁、正直本色,以正道直行闻名朝野。《宋史·包拯传》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史册有遗训,毋贻来者羞。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不要做使后人蒙羞的事情。包拯不但廉洁自持,而且传下了好的家风。《宋史·包拯传》记载,包拯进士及第后,出知建昌县。因父母年迈,他辞不赴任,朝廷改授其监和州税;父母仍不愿随他赴任,包拯便毅然辞官归里,居家侍亲。父母相继离世后,包拯于墓侧结庐守丧,后经乡里父老劝勉,方才赴调复出为官。包拯辞世后,宋廷赐谥号“孝肃”。合肥、开封、肇庆等地都建有包公祠、包公庙,各地百姓经常去拜祭他。包公祠享堂的墙壁上有一方石刻,上面刻有被后世称为“史上最严家训”的《包拯家训》,载明“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据出土的墓志记载,包拯次子包绶、嗣孙包永年,无论在哪儿任职,都恪守家训、廉勤自守,故包拯家族也被誉为“忠贤将相,道德名家”。欧阳修曾在《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处事方式提出批评,但仍客观评价:“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称包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同僚吴奎称赞他:“竭力于亲,尽瘁于君。”包拯的“孝肃家风”被后世广为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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