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将文物工作纳入数字中国建设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指明了前进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国家文物局牢牢把握新的形势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抓住数字技术迭代升级历史机遇，不断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制定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章阐述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出台发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推动数字化赋能文物事业向新向优发展。

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当前，数字技术日益融入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利用各领域全过程，规模庞大、类型多样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成为驱动文物事业数智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从时代使命看，在“两个大局”交织叠加背景下，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蕴含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物保护在于真实完整保存和系统深刻阐释物质遗存的丰富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可感可知可传播的信息，发挥以文化人的文化作用。今天，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日新月异，深刻改变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文物保护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将有利于推动文物领域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带来的文物保护范式、价值认知方式、媒介传播形态变革，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呈现蓬勃生机，驱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从实践导向看，经过长期努力，数字化赋能文物事业取得显著成果——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稳步推进，文博单位数字化建设加速发展，数字化管理新格局有效构建；卫星遥感执法监测实现我国40余处世界文化遗产、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覆盖，古代壁画、贝叶经等一批珍贵脆弱文物信息得以永久保存，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中华文明探源、考古研究等价值阐释范式迎来革新，“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创新示范应用不断涌现，中华文明理念借由数字力量更好走向全球、影响世界，文物价值传播边界持续拓展，等等。同时要看到，我国文物资源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超过90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约1.08亿件/套，面对时间侵蚀、自然侵害、人为破坏等因素，文物保护管理特别是基层保护力量承压。运用好数字技术、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将有利于解决这一矛盾、弥合突出短板，推进文物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数字时代文物保护效能。

从发展趋势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资源的深度挖掘，为我们应对复杂环境、预判潜在风险、分析疑难问题、实现科学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更加凸显，引领驱动文物事业加快迈向数智化转型新阶段。古人说：“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更好适应发展趋势，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将有利于推动“生产数据”向“高质数据”转型、“信息孤岛”向“全域互通”转型、“单一阐释”向“多元呈现”转型，进一步解决数据多头采集、质量参差不齐、格式不统一、术语不互通等问题，以文物事业数智化新格局，推动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2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时指出，“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一殷殷嘱托深刻回答了文物事业“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为我们做好文物领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使文物保护数字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文物资源属于人民，要以数字化方式守护好人民共有文化瑰宝。历史由人民创造，文化遗产为人民共有。文物是蕴含丰富价值的物质遗产，又是历经沧桑、极其脆弱、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守护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数智化是重要方式。我们要始终秉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站稳根本立场、坚守价值取向贯穿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在保证文物本体安全的前提下，完整留存文物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

文物工作依靠人民，要拓展群众参与文物数据治理的有效途径。做好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必须深深扎根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首创精神，发动全社会广泛参与，把人民群众对文物保护的热情转化为制度化参与渠道、常态化保护实践。比如，“北京中轴线数字打更人活动”发动公众志愿者用数字化方式巡检记录遗产点情况。随着数字化条件下群众参与文物事业方式的深刻改变，要进一步健全社会参与机制，畅通公众参与通道、沟通渠道，让群众在文物数字档案、社会监督、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共建共治主体作用，进一步凝聚群众文物保护共识，使其自觉主动支持数字化采集利用等各项工作，推动提升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水平。

文物保护造福人民，要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数字文化产品。当今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过往单一的文化遗产呈现方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要着力解决优质数据服务供给不足、分布不均、可及性不够等问题，大力发展数字内容新业态，积极搭建文物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打造更多数字传播精品。“十四五”时期，全国博物馆推出近4万项线上展览，深厚的文物资源积淀借由数字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下一步，要立足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健全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开放利用、普惠共享机制，盘活数据资源，加大高品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让更多文物资源依托数据形式突破时空藩篱，走出展馆、走出田野、触达人民大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以制度之力推进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走深走实

近年来，国有文物资源数据体量持续增长、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文物保护数字化重心已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作为文物领域首个数据管理专项文件，2026年7月出台的《办法》进一步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提供系统明晰的制度保障，大力推动让文物活起来。

明确权益主体和责任主体。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为实现文物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而投入国家资源组织生产的成果。《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是谁的、谁来管”这一核心问题，为后续的有序利用奠定了基石。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的责任主体，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责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在文物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即不仅是管理文物的机构，也是管理文物数据的主体。

实施全生命周期科学管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既具有高价值、珍稀性的特质，也具有易复制、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普遍特点，这就决定了必须对其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数据采集方面，坚持文物安全第一，可采取自主采集和委托采集方式，原则上不得重复采集。数据加工方面，坚持闭环管理，按照文物数字化加工标准执行，加工数据不得私自留存。数据存储方面，实施安全存储并在国家或区域存储中心备份，要建立完整的安全存储硬件设施和制度体系，保障数据完整、不可篡改。数据传输方面，优先采用依托国家认证的安全传输平台进行线上传输，确保数据完整、全流程可追溯。数据登记方面，应在官方平台统一登记，将数据登记作为数据管理的核心抓手。数据服务方面，在做好数据采集、加工、存储安全的基础上，有序实现数据的对外开放。

释放文物资源数据多重价值。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一个重要目的是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展示利用水平。一是激活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多维信息协同分析、多模态文物知识检索等技术，革新学术研究范式，提升知识生产质量和效率。二是彰显公共文化价值，打破传统文物展陈传播方式，深入开发研学课程、科普教育等内容，推动发挥文物在广泛凝聚文化认同、代际传递文明记忆中的重要作用。三是释放创新活化价值，挖掘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蕴含的文化精髓、艺术审美等元素，推动“数据素材”向“文化IP”升级，静态文物资源向动态文化产品、优质文旅资源转化，为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以敦煌研究院为例，30多年来，研究院致力于“数字敦煌”实践，目前已完成323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6处大遗址三维重建，227个洞窟的全景漫游制作，形成超过600TB的文物数字资源。通过有效转化利用、充分释放价值，“华戎所交一都会”的万千气象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数字中呈现，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油然而生。

满足社会各界需求和期盼。当前，社会大众希望更加便捷地了解文物、走近历史，科研和教育机构希望获得更加系统可靠的数据支撑，公共文化机构以及文化创意、数字展示、新技术应用等领域，期待形成规范稳定的使用渠道。同时，近年来现象级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比如，热播历史剧《太平年》依托吴越国出土文物、馆藏史料开展器物、场景复原，剧集热播带动吴越文化传播；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文物造型、建筑形制等作为美术创作蓝本，打造兼具东方美学的数字内容。这些优质文化内容、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实践充分说明，来源权威、内容准确、开放规范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文物领域创新创造的真实源泉。为满足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日益强烈的需求和期盼，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办法》提出“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即原始数据留存在文物管理机构或存储中心的安全域内，不直接对外流转；经过标准化处理形成的质量可靠、非涉敏、非涉密、权益归属清晰的加工后数据，则通过分级服务机制面向社会开放使用。一是面向公益性利用场景，如公众浏览、查询文物资源信息等，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通过官方网站或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等，有计划、有步骤地主动公开相应的加工后数据，免费向公众开放；二是面向非营利性利用场景，如学术研究、展览、宣传等场景，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按照非营利原则明确无偿使用范围或者确定合理的服务费用标准，并向社会公布，通过授权方式提供相应数据；三是面向营利性利用场景，如文创开发、影视动漫、游戏、商业展览等场景，应由使用方提出申请，国有文物管理机构与使用方通过协商确定授权使用范围和服务费用，提供相应数据。

文脉绵延不绝，数字赋能未来。站在文物事业数智化转型发展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久久为功推进文物数据治理，以明晰规则提升数据质量，以畅通渠道推动数据流通，以优化服务赋能数据利用，以规范管理保障数据安全，不断提高文物事业服务社会、惠及人民、赋能发展的综合效能，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数字支撑。

理论强党是我们党不断创造新辉煌的成功之道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历史。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

从“主义的结合”起步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中国，山河破碎、思潮激荡。“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实用主义”等数百种思潮竞相登场。毛泽东曾言，“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中，要确定一种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绝非易事。

中国先进分子并非一开始就笃信马克思主义。他们辗转于各种思想中，不断拿各种主义来“实验”。某种方案行不通，便会自我清理，转而检验下一种可能，每一次失败，都让这些探索者离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经过长期比较、甄别与实践检验，结合对国际国内大势的深入思考，这些先进分子终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主张的彻底性，不约而同地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周恩来明确，“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蔡和森“猛看猛译”各种思想后，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的良方，写信向毛泽东表达这一坚定认同。毛泽东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这种从无数次“比较与实验”中淬炼出的理论定力，更为坚定，更加持久。

重视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列宁进一步强调，“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当这些原则经由共产国际传入中国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便有了清晰的源头。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基于共同信仰和科学理论而组成的“先锋队”。因对主义的坚定信仰而产生的强大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优胜于近代中国其他政治力量的特别之处，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都能奋起的精神支撑。

在实践中回答如何对待理论

有了理论，接着要回答：如何对待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因为缺乏革命经验，一度照抄照搬苏俄革命模式，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词句，陷入教条主义误区。毛泽东后来总结道：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

血的教训使全党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死记硬背的教条，而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的行动指南。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经验教训，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是党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在这种理论自觉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带领人民从抗战胜利走向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全国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的重大任务，要求“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理论成果。然而，受历史条件与时代认知的局限，此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未能完全打破观念束缚，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经历曲折。

邓小平对此反思：“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渐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桎梏，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科学发展观围绕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展开了系统性回答。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党的理论创新得到不断深化。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课题。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保持定力、开创新局？答案凝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这一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重大的理论突破，关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论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根基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延伸至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精神力量的贯通融合。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其一，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固定与静止的理论不能适应发展着的现实；其二，理论的说服力最终来自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三，每一次理论进步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这种坚持实事求是与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回答时代问题，引领事业发展。

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改造现实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理论强党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机制，将科学理论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相统一。思想建党解决党员信什么，即用科学世界观改造主观世界，使党员从思想上认同党的纲领和宗旨；理论强党解决用什么指导行动，即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客观世界的改造。二者互相支撑，思想建党是理论强党的前提，理论强党是思想建党的深化，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的关键。1929年古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毛泽东明确思想建党原则，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单纯是打仗的队伍。

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通过学习，才能真正领会到理论的魅力，进而在实际中主动自觉实践理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思想敏锐、理论先进的基本遵循。如何学习？党内既有“春风化雨”般的常态化学习，也有大规模的集中学习教育。每逢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都以集中学习教育来统一思想、校准方向。延安整风可谓全党集中学习的典范。整风期间，党中央编印《整风文献》，要求“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亲历者回忆，当时延安学习氛围极为浓厚，马夫、炊事员都在学习，夜晚的窑洞里常常传出读书声。经此思想洗礼，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空前团结。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延续这一学习传统，到新时代更加常态化、机制化。每一次全党大学习，都是对思想的一次“大检修”“大武装”，让全党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始终保持思想统一、意志坚定、步调一致，从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依托组织实现理论落地。以组织促学习，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传统，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强调组织建设，经过百余年的实践，成功构建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为做好党的各项活动提供了重要保证。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使党的理论教育能够直达军队最基层的作战单元。此后，通过支部会议、党课学习等制度化安排，广大党员在组织生活中接受理论教育和思想改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正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层层传递、深入基层，走出了书斋、走向了工农大众，成为动员群众、凝聚力量的思想武器。这一传统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基层“三会一课”，组织化的学习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正是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党的创新理论才能在最短时间内从党中央传递到基层的神经末梢，化为全党的思想自觉，进而在实践中开花结果。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科学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正因为依靠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坚持理论创新与武装，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风雨征程中始终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在复杂局势下始终保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自信与底气。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感情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不带着感情去做接地气的动作，就是‘作秀’了。有感情的同志下基层做工作，看得见、摸得着、体会得到，那是一种温度”，“我们要把工作沉到基层，一定要接地气，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所盼，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做我们的工作”。对领导干部而言，接地气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一个关乎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事业成败的根本问题。

既要身入实际，还要心贴群众。接地气首先要接情感之气，不是脚步到了基层就算接地气，而是心要与群众贴在一起。身入，解决的是“在场”问题；而心贴，解决的才是“感情”的问题。作秀与做事，是冷是暖，群众一辨即明。感情从何而来？只能从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体验中来。当前，有的领导干部学历高、视野广，但缺乏与群众“同坐一条板凳”的经历。有的把基层当镀金跳板，抱持临时心态；有的习惯了文来文往，却说不了“土话”、听不进“牢骚”；有的习惯于通过“键盘”了解民情，用数据替代感受，把群众工作变成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这种情感上的隔膜，正是接地气首先要破解的难题。领导干部接地气，首先要把自己也当成老百姓，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增进了解，在解决柴米油盐等琐事中培养感情，在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中体悟群众冷暖，才能满载百姓期盼、基层经验、群众智慧而归。

领导干部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接地气本质上是对权力观的校正，认清权力从哪里来、为谁而用。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从来都是一致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既接天线又接地气，才能让党心民意同频共振。共产党人对群众的感情，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只有把立场真正扎在群众这一边，才能让“国之大者”与“民之关切”同频共振。在每一次决策、每一项工作中检验自己的立场是否真正站在群众一边。

“地气”，本质上就是基层的实情、实数、实难。接不到这些实的东西，接地气就成了空转。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盆景式”调研、“打卡式”走访，有的调研安排集中扎堆，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更有甚者，下基层只去交通便利的示范村、基础扎实的先进点，而对矛盾尖锐的“困难村”、问题成堆的“薄弱点”绕道而行。这些做法不仅背离了调查研究的初衷，更让惠民政策悬在空中。而接好实践之气必须从调查研究中接，从基层一线中接，从真抓实干中接。领导干部要有“蹲下去才能看清蚂蚁”的务实精神，多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多到情况复杂、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

接地气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群众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在那些很正式的场合、当着很多人的面讲出来的，而是要同他们身挨身坐、心贴心聊才能听得到。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善于和群众交朋友，学会用群众听得懂、愿意听、听得进的语言交流互动，善于在“闲聊天”中发现问题，善于在“拉家常”中寻找办法。领导干部接地气需要做到“三个转化”：把“书卷气”转化为“泥土味”，把“文件语言”转化为“群众语言”，把“被动下沉”转化为“主动融入”。只有带着感情真正融入群众，才能精准感知群众的急难愁盼，让群众工作真正入脑入心、见行见效。

重要言论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加力扩大内需的基本逻辑和着力点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为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今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要科学认识扩大内需的基本逻辑，抓住主要矛盾，促进有效投资和扩大消费协调配合，实现储蓄有效转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加力扩大内需的基本逻辑

内需即国内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大部分构成。二者在经济循环和增长中的作用并不相同。有效扩大内需，需要理解其基本逻辑。

其一，科学认识投资与消费的地位和作用。消费需求又称为最终消费，投资需求最终转化为资本形成。除了出口，一国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要么用于最终消费，要么用于资本形成和扩大再生产。虽然二者都属于总需求的组成部分、体现在支出法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核算中，但这只具有统计核算意义，二者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同。投资决定消费、消费影响投资，二者密切关联、相互促进。投资及其资本形成，是经济循环的主要动力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创新和技术进步最终依赖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消费不构成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逻辑起点，但影响经济循环的质量。投资决定了未来的发展、生产能力和供给水平，形成消费的物质基础和收入基础。消费能力的提升和消费需求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资本积累的扩大，是投资的结果。

其二，合理看待消费占比（消费占GDP的比重）和增速。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仅从居民消费占比，简单进行国际比较，存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反映我国的真实消费水平。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被低估，主要由于虚拟租金、实物消费和服务类消费统计遗漏及差异、价格等因素造成；另一方面，总消费水平被低估。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在统计时被计入投资，但具有公共消费的属性，其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实际上构成总消费的一部分，起到提升居民福利水平、减少居民支出的效应。因此，比较窄口径的居民消费占比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消费增速更能反映消费水平的提升。观察长期国别数据发现，消费占比与消费增速及GDP增速之间均存在强负相关性，即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消费增速反而越慢，进而生活水平提升也随之放缓。其底层逻辑在于，消费决定于收入，收入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决定于资本积累，而消费与投资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其三，通过有效投资，将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最终反映。如果仅从消费本身着手，政策效果有限，无法真正解决消费问题。一次性补贴或“发钱”“发券”，虽能短期促进部分商品销售、暂时产生消费，但改变不了长期的居民消费行为及其消费函数和常量参数，无法形成持续总量扩张，带动不了长期循环和增长。扩大消费，应着眼于提升消费能力、改善消费预期和消费环境，形成“经济增长—就业和收入增加—消费能力提升”“收入分配优化—社保制度完善—消费预期改善和能力提升”的逻辑链条。在既定消费倾向和合意消费水平下，只有通过有效投资，将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才能增加就业空间，提升居民收入，扩大消费。

加力扩大内需应把握好三个着力点

在方向上，坚持以有效投资促进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从现实来看，总需求不足、增长不充分是导致当前经济困难挑战的主要原因，其根源不在于消费占比过低，而在于有效投资相对不足、储蓄转化为资本形成不顺畅。总需求不足，尤其是投资不足是导致“K型”经济分化，以及宏观数据和微观感受之间“温差”的主要因素。为此，需要扩大有效投资，补足投资短板，以政府投资作为调节器，优化投资比例关系，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产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储蓄有效转化为资本形成。

在力度上，确定宏观政策合理的力度。足额的有效投资是“储蓄—投资（资本形成）—消费”良性循环的关键点。若投资量级不够，则无法顺畅转化。无论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是促进产业发展，我国都有广阔的投资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投资量，以及广义财政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政策力度，做好短期和中长期投融资规划。综合判断，如能实现使每年广义财政支持的基建投资规模保持在一定规模的增速，则会大大缓解甚至解决需求不足、就业压力、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

在速度上，依据预期管理和行为主体特征，加快政策落地速度。如果需求不足、增长不充分这一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其负面效应会越来越大，将给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困难和阻力。从政策本身而言，其效果通常与从酝酿到落地的时间成正比。只有依据经济形势变化，快速采取相应措施，做好组织实施和部门配合，形成落地闭环，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以投资与消费的良性动态循环，系统性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要摒弃“单纯投资拉动或消费拉动”的观点，树立系统观念，将有效投资与扩大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协调配合，促进经济增长，扩大消费场景、形态和需求边界。

其一，以住房、汽车、家电家居等大件消费为重点，加强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和配合，稳定并逐步扩大消费基本盘。一是统筹城市更新力度，稳住房地产投资，形成多元化的供给方式，推进多层次租赁住房和保障住房供应体系建设，优化“好房子”建设标准，支持AI赋能，做好智慧配套建设，释放不同层次的住房消费需求及相应的家电家居消费需求，进而带动上下游产业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二是引导产业投资，通过提升新能源汽车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增加续航能力和电池安全性能，满足不同群体的汽车消费需要。优化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相关配套设施，消除汽车消费堵点。

其二，分类施策，优化结构，以有效供给扩大消费的场景、形态和需求边界，形成消费增量。一是将广义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相结合，增加新科技投入，以人工智能赋能各行业，催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产生消费扩大的倍增效应。广义基础设施投资要围绕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等，适度超前、加码发力、提速扩量。算力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都是孕育未来消费新形态的基础。通过政府引导、市场竞争，催生消费新形态新热点。二是将传统基础设施硬件的改造，与通信、电力、算力、人工智能的提质相结合，推进基础设施迭代升级，形成高质量的市场网络，扩展消费空间。三是立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做好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增加中央投资和政府债务占比，动态地降低地方占比。四是弥补社会民生领域投资短板，增加医疗卫生、教育、养老托育等领域投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其三，投资与分配相结合，大力实施广义的社会分配措施，从根本上消除消费不足的底层诱因。一是在“量”和项目规划上做文章，加大以工代赈力度，扩大劳动用工规模，发挥基础设施投资在广义社会分配中的作用，实现扩内需、强基础、增就业和惠民生有机结合。二是将国有资本积累和收入分配相结合，优化国有资本和资源收益的全民共享方式。动态优化财政收支体系，使价值创造、收益分配与收入汲取形式更加匹配，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向社会保障倾斜，将更大比例的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三是促进资本公平有序竞争，形成不同所有制主体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充分释放“云制造”效应

“云制造”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云计算、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而催生的新型制造模式。在云制造模式中，生产制造全链条各环节所需要的资源能力、功能模块以及相关的实体设备接口等被整合集聚在虚拟空间内，形成由云服务平台统筹管理调度的“制造服务池”，制造企业可以按需调取使用“云”上的各类资源。相较于传统的工业生产组织方式，云制造模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是物理资源虚拟化。这是云制造区别于传统制造模式最突出的技术特征。传统制造模式下，机床、产线、检验检测仪器、中试设备等实体生产资源受到园区、工厂、车间等物理空间的约束，经常会出现一些区域工业设备闲置、另一些中小企业却无设备可用的供需错配结构性矛盾。云制造模式依托传感器、工业互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将分散在不同区域、园区、企业的硬件生产资源进行数字化建模、封装处理和上云联网，转化为可在线调用的数字孪生虚拟资源。同时，与工业设备等硬件相适配的工业操作系统、仿真软件等“软”资源也被一并纳入云端管理。企业无需占有工业设备的产权，通过网络端口即可远程调度异地资源，下达加工制造等操作指令。

二是发展模式服务化。这是云制造在市场化条件下实现商业闭环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特点。传统制造模式中，企业以销售产品为盈利来源，生产、研发、检测、运维等环节在企业内部完成，不参与市场交易。云制造将企业全生命周期的制造能力拆解为标准化的云端服务，形成了按需付费的服务化商业模式。具体而言，云服务平台对外提供集成的协同设计、零部件加工、仿真验证、远程设备运维、产品检测、产能共享等模块化服务；用户企业依据自身订单规模变化和生产周期，通过云服务平台灵活采购对应服务并支付费用，节约一次性购置整套设备及软件的支出；提供生产设备的企业依托云服务平台，对外灵活开放制造能力和研发能力，拓展生产制造以外的服务性收入。云制造充分契合当前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等产业发展趋势，有利于一些具备较强生产制造能力的大企业挖掘闲置资源，拓展众包设计、分布式代工、共享工厂等新业态，不断延伸价值链、形成业务新增长点。

三是资源配置柔性化。这是云制造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运行的重要因素。当前，需求侧对供给侧的牵引拉动作用不断强化，居民消费升级使得个性化、定制化、多元化需求增加，客观上要求生产制造加快向柔性化、模块化方向转型。传统制造模式下，制造企业的产线产能相对固定，在市场需求发生波动时，生产调度局限于企业内部，容易出现产能不足或生产资源闲置的问题。云制造依托智能调度算法和泛在互联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能够充分适应市场变化和制造企业的实际需求，在更广范围内灵活柔性地配置已被“虚拟化”的闲置制造资源。对单一企业而言，在接到短期、小众的定制化订单后，云服务平台能够帮助其快速匹配多家配套厂商的制造资源，将产品生产拆分为相对独立的单元，由不同企业分段完成生产工序，依托云端集成的系统化制造能力，实现对市场需求的高效响应。对产业链供应链整体而言，云制造推动制造资源围绕各类企业的特定需求动态配置，制造企业从“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展”，实现跨企业、跨区域分布式协同生产。当前，我国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些前沿领域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往往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企业难以承担重资产模式的高额固定成本，而云制造通过柔性配置资源，能够减少生产、中试、小试、检测等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降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风险，推动新产业新赛道快速发展。

近年来，我国云制造从早期围绕模具加工、简单零部件生产、研发试制等上游环节，逐渐拓展至汽车、电子信息、工程机械、机器人等重点行业的不同环节，服务内容也由最初的远程租赁小型设备、调用单一软件功能模块，升级为可以调用更多类型、更加高端精密的生产制造、检验检测、3D打印等设备。随着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边缘计算等技术深度应用，云制造在生产过程虚拟仿真、生产工艺动态优化、市场需求预判、产量智能调整、供应链风险预警等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强化。

同时也要看到，发展云制造还面临一些障碍约束。比如，不同厂商的工业设备、协议、软件等兼容性不足，数据、指令集等标准有待统一和完善，导致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不同企业的数据接口、实现低时延高精度的设备互联和调用还存在难度，制约了云制造的覆盖范围；一些云服务平台运营主体在将云端集成的制造资源封装为工业软件应用方面还有欠缺，真正“好用管用”的云制造工业APP较少，导致平台出现“建而不用”、活跃度低的现象；中小企业数字化人才匮乏，难以有效发挥云制造模式的效果，在购买相关服务时容易面临“钱花了没效果”的困境。此外，云制造模式客观上要求设备上云、数据上云，数据泄露潜在风险也制约了部分制造企业参与建设、使用云服务平台的意愿。

聚焦这些问题，应当持续完善政策设计、加大支持力度，更加充分地释放云制造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效应。一是完善基础共性和重点行业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标准体系，围绕设备通信协议、数据交互、云端调用等方面加快统一标准，积极推动工业企业贯标，打通各类制造资源互联互通的技术壁垒。二是支持优质工业云应用创新发展，鼓励链主企业、平台企业、软件服务商等联合开发适配垂直行业的轻量化工业APP和实用功能模块，对活跃度高、赋能成效好的云服务平台给予资金支持。三是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设备上云补贴等政策举措，降低中小企业使用云端服务的成本，鼓励产业园区和软件服务商面向中小企业开设云制造实操培训、提供免费诊断咨询服务。四是落实工业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保障体系，推动低时延加密传输、隐私计算、密态计算等技术创新应用，为云制造发展和制造业数智化转型筑牢数据安全屏障。

何为“恩格斯停顿”

19世纪中叶，恩格斯曾经用了21个月的时间，通过亲自观察和交往来了解英国无产阶级的生产与生活实际。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他指出，工业革命使“机器劳动在英国工业的各主要部门战胜了手工劳动……结果，一方面是……资本和国民财富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人数更加迅速地增长，工人阶级失去一切财产，失去获得生计的任何保证”，于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而资产阶级则“直接靠工人的贫困发财”。2009年，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将该现象概括为“恩格斯停顿”，即技术革命在促使人均收入增长的同时，实际工资却几乎保持不变，这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流向普通劳动者，而是大量集聚在了资本方。据测算，1780—1840年间，劳均产出上升46%，而实际工资指数仅提高了12%；特别是1800—1830年间，技术冲击使劳均产出以年均0.63%的速度增长，但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微乎其微。

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考察了导致“恩格斯停顿”的内在机制。随着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引入了机器体系和工厂组织。如果个别资本家率先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就可以使他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利润），在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在竞争压力和主观贪欲的双重作用下，竞争者也会千方百计采用这一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一旦该过程扩散开来，全社会劳动生产力将不断提高。然而，在资本逐利动机的主导下，体现科学、自然力和群众性劳动的机器体系反过来变成与工人阶级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存在，它消灭了工作时间的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不但创造出延长工作日的强大动机和实现手段，而且迫使工人在相同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的紧张程度。也就是说，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在积累进程中，充分利用新发明和新手段的追加资本，以及旧资本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更新，必然造成机器排挤工人和对劳动需求的减少，以及产业后备军的持续增加与无产阶级的深度贫困。

100多年前，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道，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总会押着相同的韵脚。当今世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并快速渗透到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以美国为例，1990—2024年间，美国工人每小时劳动产出累计增长了97.9%，而实际小时工资累计增长仅为42.2%，如果用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来衡量，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时代美国资本收入占比已经达到19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AI版的“恩格斯停顿”日益凸显，技术不断进步，但普通劳动者并没有同步获得更多财富，技术创造的财富可能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和少数人获得。

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时代相比，人工智能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机制更加复杂。一方面，人工智能产业依赖在模型、算力、电力等方面的巨额投入，具有极强的规模效应和极快的迭代速度，从而使少数科技寡头能够凭借技术和资本壁垒，长期攫取AI红利。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冲击又是多维的，它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并且在AI的推动下，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迅猛发展，吸纳了大量因传统岗位转型而面临困境的劳动者，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不仅会替代低技能岗位，而且向更广泛的白领工作延伸，比如客户服务、软件工程、法律助理、数据分析等；过去是机器排挤工人，现在AI成为影响劳动过程、提升劳动强度的有力手段；而数字化浪潮中AI技能分化和行业、区域收益率差异形成的数字鸿沟，进一步扩大了不平等趋势。

问题的症结不是机器或技术本身。根据马克思的科学分析，“恩格斯停顿”揭示的矛盾和对抗根源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机器本身会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为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成为延伸和扩展人类能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摆脱AI发展的逐利逻辑，摒弃它的资本主义应用。

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明确提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为此，在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的实际工作中，需要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让AI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二是统筹发展和安全，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人工智能时代的民生底线，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深入研判并积极应对AI对就业的影响；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健全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制度，强化反垄断和算法监管。三是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四是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为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贡献中国智慧。

全链条法治保障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既是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要贯彻食品安全法，完善食品安全体系，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监管体系持续健全，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但是，食品安全事故仍时有发生，食品安全的防线依然存在薄弱环节和监管缝隙，距离人民群众的期待仍有差距。食品安全问题要治本，必须依靠制度化、体系化的全链条法治保障，将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贯通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每一个环节。

从田间到餐桌，食品要经历种植养殖、采收加工、贮存运输、批发零售等诸多环节，链条越长、参与主体越多，风险点就越分散，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可能影响最终的产品安全。食品安全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推动分段监管走向全链条协同，使生产经营者、交易平台、监管部门和消费者依法承担各自的法律责任与义务，并做好与上下游环节的信息衔接和责任对接，使法律规定的各项制度要求在各环节之间保持一致、前后贯通，推动整个链条有序运转。

落实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生产经营者最了解产品的来源、工艺和流向，也最有能力在源头实施风险控制，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承担最直接的法律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对其生产经营食品的安全负责，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将这一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追溯、可问责的制度安排，需要在日常风险防控和事后责任落实等层面持续用力。其一，严格落实《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确立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将风险管理嵌入日常运营，把隐患发现和处置的关口前移，确保每一批次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对于食用农产品，收购、贮存和运输环节处于生产与销售之间的接合部，最容易出现职责交叉和监管空白，尤其需要加强规范管理，建立健全风险管控清单，将日常检查覆盖到全过程。其二，进一步发挥先行赔付与内部追偿制度的功能。食品安全链条长、环节多，消费者受到损害后往往难以准确查明究竟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接到消费者赔偿要求的生产经营者，应当实行首负责任制，先行赔付，不得推诿。这一制度安排既降低了消费者的维权门槛，也促使各环节主体在选择交易伙伴时更加审慎，从而推动形成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其三，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作用。食品安全领域违法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原因之一在于违法收益与违法成本之间存在失衡。《食品安全法》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即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这一规定的目的不仅在于弥补单一受害人的损失，更在于通过对不法生产者和销售者施加高额赔偿，迫使其提升产品质量，确保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无法进入市场。

压实食品交易平台的法律责任。无论是电商平台、直播带货平台、社区团购平台，还是线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平台作为交易规则制定者、准入资格审核者和信息服务提供者，掌握着准入权限、交易数据和信息通道，处于有利于发现和阻断风险的位置，在食品安全链条上扮演重要角色。平台开展自营业务的，应当承担食品经营者的法定责任；为第三方提供交易服务的，则应当严格落实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进货查验、风险报告和问题食品停止服务等义务。同时，平台对有关食品经营活动负有持续的关注和报告义务。平台掌握大量交易数据，应当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实现问题食品的快速锁定和精准追溯。线下市场也应当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管理水平，将产地证明、收购主体、运输车辆、入场批次和检测结果等信息有效关联，使每一批产品都可追溯。批发市场、物流园区等场所还应当将收购点、临时装运点、贮存场所和运输车辆纳入日常风险监测范围，及时发现隐患、消除盲区。

切实提高监管部门的食品安全风险化解效能。《食品安全法》确立了风险监测和评估、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理等制度，要求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理清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强化全链条监管合力。其一，监管方式应当多元协同。食品市场的复杂性决定了监管不能依赖单一手段，必须综合运用行政检查、质量抽检、风险监测、信用约束等多种方式，形成覆盖全过程、全链条的常态化监管体系。应当建立跨部门、跨地区的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实现全链条可追溯。对重点领域和易腐食品，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无预告检查，确保监管不留死角。同时应当注重动态调整抽检项目和风险监测重点，根据风险变化及时优化监管资源配置。其二，监管应当做到科学、精准、透明。既要依法严惩违法行为，也要避免不加区分的“一刀切”做法，防止因个别违法事件不当影响整个地区或行业。对于守法经营的主体，应当给予合理的制度便利和发展空间。其三，监管信息应当及时公开。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布问题产品的批次信息、追溯结果、检测数据和处置进展，既让公众充分知情，也防止不实信息传播对合法经营者造成不当损害。

进一步畅通消费者的维权渠道。保障消费者权益既是食品安全工作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治理成效的落脚点。一是进一步发挥消费者组织的作用。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应当依法履行社会监督职能，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及时介入，支持受到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对于受害者众多、损失分散的案件，消费者组织可以依法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二是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媒体是连接消费者、企业与监管部门的重要桥梁，也是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应当鼓励依法、客观、理性的舆论监督，同时避免未经核实的信息传播对守法经营者造成不当损害。三是拓宽消费者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渠道。消费者有权在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风险交流和监管评价中发表意见、参与监督，各级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制定政策和标准时应当充分听取消费者意见，使消费者的声音融入食品安全治理过程。四是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便捷、高效的投诉举报受理和反馈机制。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热线、网络平台等渠道应当确保消费者能够便捷地反映问题，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并反馈结果，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科学有效开展立法协商

立法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立法领域的重要实践形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人大的民主民意表达平台和载体，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的工作机制，推进人大协商、立法协商，把各方面社情民意统一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之中”。立法作为分配社会资源、调整利益关系的重要活动，必须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立法协商将协商民主嵌入立法过程，对于提高立法质量、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立法协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沟通机制，开展立法协商”。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将“深入开展立法工作中的协商”作为“积极开展人大协商”的一项内容，对立法规划编制、法律草案起草、论证听证、意见反馈等各环节的协商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进一步强调“加强立法协商，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在立法协商中的作用”。同时，各地积极开展立法协商实践探索，有关制度框架逐步成型，实践形式日趋丰富。实践证明，立法协商通过多元主体的充分对话和理性商谈，既能够切实协调不同利益诉求，又能够有效保障人民在立法各环节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法律获得最广泛的认同。

近年来，立法协商虽然在制度探索和实践创新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和挑战。一是制度化程度有待提升。协商的启动条件、参与主体的遴选标准、协商程序的规范要求等，尚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二是协商过程的互动性不足。部分立法协商活动中，协商更多表现为单向征求意见，缺乏双向互动沟通。三是协商成果的转化机制尚不完善。协商成果与立法决策之间的衔接机制仍不够顺畅，部分协商活动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倾向。四是公众参与的深度和广度仍需拓展。公众参与仍面临信息不对称、参与能力不足、意见反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科学有效开展立法协商，应从如下方面持续用力。

发挥人大在立法协商中的主导作用。立法协商是在立法过程中开展的协商活动，人大作为立法机关，理应发挥主导作用，对立法中所面对的重大问题积极开展协商。一是进一步规范协商议题的确定。哪些立法项目需要开展协商、在什么阶段启动协商，都应当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和操作规范，避免协商的随意性和选择性，确保那些法律关系复杂、意见分歧较大的法律法规草案，能够进行广泛深入的论证与协商。二是合理确定参加协商的人员。参加立法协商的各方代表如何产生、如何确保其广泛性和专业性，需要形成制度化的遴选办法。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协商代表的产生应当注重广泛性，既要有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也要有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基层群众代表。同时注重专业性，根据不同立法项目的实际需要，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参与。三是规范有序组织协商活动。既要根据立法项目的实际情况，通过专题调研、协商会、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方式灵活开展，也要注重协商过程的规范性和有效性，确保不同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和认真对待。四是注重协商成果的反馈。协商成果的采纳情况应当及时向参与协商的主体反馈，意见是否被采纳、理由是什么，都应当有明确的说明。

健全公众参与立法的制度化渠道。立法协商如果缺少广泛而有效的公众参与，就难以真正体现人民意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根据实际需要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深入听取基层群众和有关方面对法律草案和立法工作的意见。这是近年来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一步拓宽协商渠道。例如，创新立法听证形式，建立“线下深度研讨+线上广泛参与”的听证模式，既保证专业讨论的深度，又拓展公众参与的广度。又如，推动基层意见征询直接化、常态化。通过深入社区开展座谈、问卷、走访等多种方式，把立法意见征询、民意收集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同时，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设计差异化的参与方式，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参与渠道。

强化立法协商过程的互动性。协商意味着双向、互动的沟通交流，而不仅仅是单向的意见征集。当前，在一些立法协商活动中，互动沟通、讨论以及辩论还较为欠缺，影响了立法协商的质量和效果。对此，一是建立有效的对话和辩论机制。在协商过程中，不仅应当听取各方意见，还应当就不同意见进行系统梳理和认真研究，展开深入讨论，通过对话增进理解、缩小分歧。对争议较大的问题可以组织专题论证。近年来，一些地方人大将辩论机制引入地方立法，通过搭建立法辩论平台，使协商各方充分阐述意见、表达利益诉求，有效提升了协商的实质成效，凝聚了立法共识。二是提升协商参与者的协商能力。协商是建立在理性讨论基础之上的对话过程，参与协商的各方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表达能力，能够就立法中的实质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而不是简单表态。一方面，立法机关在组织协商活动时，应当提前向参与者提供必要的背景材料和相关信息，帮助其了解立法背景、熟悉草案内容、把握争议焦点，为有效参与协商做好准备。另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对立法协商参与者的培训和引导，帮助其更好地表达利益诉求，提升其在协商过程中理性对话、沟通的能力。

构建立法协商成果转化与评估机制。协商过程中形成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不能有效进入立法决策，协商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一方面，对于协商中形成的重要意见和建议，应当明确其进入立法草案的途径和程序。在法案起草阶段，起草部门应当对协商中收集的意见进行系统梳理和分类研究，将其中合理的、具有共识基础的意见吸纳为草案的具体条款；对于专业性较强的意见，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论证，评估其可行性。在审议修改阶段，对于协商中争议较大的问题，应当组织专题论证，通过进一步调研和协商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定期对立法协商的质量和效果进行评估，如协商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参与各方的意见是否得到了充分表达、协商成果对立法质量的实际提升作用如何等，及时发现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总结有益经验，推动立法协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精准打击知识产权“碰瓷式维权”

知识产权制度的初衷，在于让付出者有回报、让创新者有底气。企业投入资金、时间攻坚核心专利、深耕品牌口碑，创作者耗费心血产出智力成果，而商标、专利等制度通过赋予其排他性权利，使其从创新成果中获取合理回报，进而拥有持续投入的动力。然而，近年来少数个人和企业打着“依法维权”的幌子，通过抢注、囤积等方式获取商标权或专利权，再以权利人身份批量发起诉讼，以诉讼本身向被诉方施压，迫使对方支付赔偿或和解金。此类“碰瓷式维权”，以“维权”之名，行牟利之实，不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还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集中发布5件检察机关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主要针对的就是知识产权领域的“碰瓷式维权”乱象。

“碰瓷式维权”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抢注他人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字号或特定商标，再以此为依据恶意提起诉讼；有的明知自身权利基础存在瑕疵或缺乏事实根据，仍在商业竞争对手申请上市等重要时间节点对其提起诉讼，谋取不正当利益；有的借核心人才离职之机，通过混淆职务发明与个人研发的边界，挑起专利权属纷争等。此类案件可能导致多重危害。其一，浪费司法资源。恶意诉讼消耗了本可用于处理正当纠纷的司法力量，致使正常案件的审理周期延长，增加了法院的审理负担。其二，损害司法公信力。虚构证据、捏造事实、恶意起诉等行为，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其三，扰乱市场秩序。通过恶意诉讼打压竞争对手，使守法的经营主体无端陷入诉讼泥潭，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市场竞争秩序受到干扰。其四，挫伤创新积极性。当真正从事研发创新的企业或个人频繁遭遇“碰瓷式维权”，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和财力应对，其创新投入的动力必然受挫，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功能也难以充分实现。

知识产权制度始终支持合法、适度的维权行为，坚决反对借维权之名实施权利滥用。精准打击知识产权“碰瓷式维权”，应当着眼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从立法、行政监管、司法裁判等多个层面协同发力，依法保护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创新积极性。

补齐制度漏洞，提高违法成本。我国专利和商标领域采取先申请原则，即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或商标的，权利授予最先申请的人。这一规则的本意在于明确权利归属、促进信息公开，是国际通行做法。但少数个人和企业利用这一规则，将他人已使用但未注册的商标抢先注册，再以权利人身份提起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虽确立了诚实信用原则，但尚未建立与之配套的惩戒性规定，违法成本相对偏低，对恶意行为的约束力不足。对此，应当进一步提升赔偿制度的有效性。当前，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探索实施“全面赔偿原则”，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被诉方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还应包括因财产保全被占用资金的利息、因规避法律风险而放弃的商业机会等实际损失。可通过立法将这一原则进一步制度化，确保违法成本与实际损害相匹配。在此基础上，可以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主观恶意明显、情节恶劣的恶意诉讼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进一步加大惩戒力度。

强化行政监管，从源头遏制恶意诉讼。根据法律规定，部分类别的知识产权申请依法无需经过实质审查，即可获得形式上的权利证明。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有的“碰瓷者”利用该程序特点，通过恶意抢注、囤积标志或提交明显缺乏正当性的申请，先行获取形式上的权利，从而开展后续的恶意诉讼。因此，把好授权审查关口，是行政监管的重要职责。今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明确将“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的申请纳入不予注册范围，并设定了行政处罚；在专利领域，主管部门也持续强化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非正常申请行为的治理。在此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强化审查环节的把关力度，对短期内批量提交、涉及公共资源等异常申请加强实质审核，防止不具备正当性的权利被轻易授予。同时，对已查实的恶意抢注行为依法处理，并推动审查与执法部门间建立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机制，使异常申请信息及时传导至执法环节，形成审查与执法的有效衔接，从源头压缩权利滥用行为的空间。

统一裁判标准，准确识别和认定恶意诉讼。如何将知识产权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具体案件，即如何认定“权利基础存在瑕疵”、如何判断“故意隐瞒不利信息”，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目前，司法机关主要是从权利本身是否具备授权条件、是否隐匿不利评价报告、索赔金额是否显著失衡、起诉时机是否指向竞争对手的关键发展节点等角度来认定。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细化完善审查方法和判断标准，对于已经构成虚假诉讼的，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应当持续深化知识产权恶意诉讼专项监督，在线索发现、调查核实、跟进监督等环节积极履职，进一步明确办案标准、规范工作流程、统一法律适用，既有效识别和打击“碰瓷式维权”，也保障当事人正当行使诉权，使知识产权诉讼真正成为保护创新的制度通道。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世界一流企业建设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资央企承载着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光荣使命。迈向新征程，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集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价值导向、行动标尺和发展实践，不断激发保国利民、追求卓越的强大力量。

深学细悟夯实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保利集团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正确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在理论学习中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一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定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保利集团从军中走来，在服务国防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势中应势而生，始终将赓续发扬“保国利民”的红色血脉，同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

二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始终坚定“为民造福”信念追求和“科学决策”实践路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保利集团坚持把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将“美好生活领创者”的企业定位，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信念追求紧密结合起来，矢志追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立足在改革中成长、在开放中发展、在市场中壮大，保利集团锤炼出敢打敢拼、敢于创新、敢为人先的竞争意识，始终将战略引领、尊重市场的基因，同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实践路径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学习“十五五”规划，掌握谋定长远的系统思维和科学方法。

三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始终坚定“真抓实干”优良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资央企工作，每逢重要节点、关键时刻，都对国资央企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作出战略谋划和系统部署。特别是在2025年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国资央企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保利集团在实践中打磨出“闻令而动、行之以果”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忠诚、担当、务实、奋斗”的新时代保利精神，始终将具有保利特色的企业文化同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紧密结合起来，坚定扛起国资央企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深入校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行动标尺。保利集团结合实际对标对表找差距，举一反三挖根源，在真查实改中着力纠治偏差、校准方向。

一是全面深入对照查摆，找准政绩观偏差的具体表现。保利集团各级党组织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在“三个对照”要求基础上，针对“新官不理旧账”8类突出问题、中央企业存在的11个突出问题等方面动态要求，完成多轮查摆更新，确保问题找得准、根源挖得深。在此基础上，保利集团党委将问题查摆同深化审计整改常态长效、做好巡视整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领导班子深入基层一线摸实情、找症结，自主建立“集团党委—子公司党委—基层党支部”三本对照台账，形成集团党委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和正反面主要表现清单，一体推进、同向发力，以查促改、以改促建，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求真求实求深入。

二是动真碰硬集中整治，纠治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保利集团各级党组织坚持牵头统筹、分类施策，各部门主动领题、靶向攻坚，明确可操作、可评估、有时限、能见效的整改举措，对集中整治台账进行销号式管理，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保利集团党委聚焦重点业务和重点领域，研究制定分类指导工作方案，指导推进专项整改；锚定突出问题，系统开展“十五五”规划调研，谋定“人工智能+”新保利战略和“三基四驱、多域共创”的产业体系；协同多部门组建联合督导组，有力推进巡视整改、重大风险处置化解等重点事项；采集上万份调查问卷，形成高质量调查分析报告，以职工群众真实评价感受作为检验整改成效的重要准绳。

三是标本兼治建章立制，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各级党组织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深入查找现行制度中不符合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规定，持续完善相关制度，推动形成重实干、重实绩、重实效的鲜明导向。在此基础上，保利集团党委聚焦重点方面完善制度机制，在企业治理上印发《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制度管理制度》，构建层次清晰、系统科学的制度管理机制；在数智赋能上制定经营管理类数据标准规范，形成以业务场景为牵引、共建高质量数据集的统一共识；在考核评价上完成首次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考核，积极推动高层次人才培养使用。

深度融入“十五五”时期挺膺担当的发展实践。保利集团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践行“三个服务”要求，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引，加快落地“人工智能+”的新保利战略，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一是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发挥战略保障作用。国资央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必须认真履行政治责任。保利集团始终胸怀“国之大者”，锚定“贸工技一体”发展方向，加快固链补链延链，更好服务国家政治外交大局；加快战略矿产开发服务，自主研发“Think Power（E1）贵金属业务智想中心”，建成交付苏州贵金属产业园项目，实现江西贵金属回收项目稳产达效，深度践行战略资源保障职责使命；加快关键材料落地转化，建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完整创新体系，绿色纤维复合材料、超级电容器隔膜、高性能环氧沥青实现国产替代，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提供坚实支撑。

二是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升价值创造能力。国资央企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压舱石”，必须认真履行经济责任。保利集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品质地产“促转型”，打造“好产品、好服务、好生活”标杆，销售规模、产品交付力稳居行业第一，推进全国超130个城市更新项目，打造特色商超、酒店品牌，引领构建行业发展新模式；加快智慧工程创新引领，深化全过程、全产业链、一站式智慧工程服务，参建项目再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屡次创下国际和国内之最；造纸、民爆等细分领域智能装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三是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进人民福祉。国资央企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依靠，必须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保利集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高标准运营直营剧院院线，激发保利美高梅博物馆、深圳国际美术馆等文博消费新场景，致力成为多领域文化艺术空间管理运营商；在全国布局中国珠宝门店2000余家，高质量保障链博会等外事国礼选送任务，推动传统工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全域物业提质增效，打造三位一体“全域景城”服务治理模式，在管面积近9亿平方米，养老项目累计服务人次超百万，获评中国养老产品优秀品牌，以品质服务守护千家万户美好生活。

把党建工作融入企业改革发展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是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党的执政根基的重要举措。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产融）作为一家央企产业金融公司，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紧紧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开展学习教育，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践行金融为民理念，履行国资央企职责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服务能源电力转型发展，强化内控合规管理，确保公司健康发展。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能否实现“十五五”规划的目标任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员领导干部能否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脚踏实地干事创业。面对机遇挑战，华电产融党委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始终把公司发展建立在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基础上，依托中国华电的能源主业，明确提出“产之所想、融之所向，以融促产、以融强产”发展要求，以提升“五个价值”为导向，以绿色低碳发展为重点，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落实“三重一大”决策机制，深化金融改革，全面提升决策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优化管控权责边界，提高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战斗力。强化战略引领，紧密围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以全局思维锚定发展方向，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主线，加强战略研究资源投入，深刻理解行业发展态势、市场结构等，聚焦业务转型、结构优化、产品与服务创新等领域深化研究，寻找增长“第二曲线”，确保战略方向与内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

在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和绿色转型中展现更大作为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只有持续校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一根本问题，才能把为人民出政绩的导向内化为行动自觉，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华电产融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将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作为主要抓手，始终坚持服务民生经济高质量发展，每年组织开展数十次“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上线华电e宝、医疗基金管理平台等多个数字金融产品，为养老产业、健康医疗提供金融支持。坚决抵制“挣快钱”的思想，强化金融行业的服务导向，着力在资金融通、保险保障、资产管理等方面打造特色化金融服务体系，为主责发展当好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守护绿水青山，自觉服从服务国家“双碳”目标，扎实推进绿色金融发展，聚焦零碳园区、算电协同、绿电直连、虚拟电厂、绿色交通等新业态，创新金融产品。针对新能源电力项目创新合作模式，坚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提供多类型、多途径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清单，深化能源领域上下游产业链合作，切实发挥产业金融优势，做出产融结合服务亮点，在精准服务国家能源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持续提升内控合规管理水平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构建风险防范化解体系，保障金融稳健运行。华电产融党委清醒认识到坚定履行防风险保合规职责是首位主责，以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最终目标，以防控风险的实际成效彰显产业金融的政治担当。认真落实穿透式监管要求，构建风控合规管控任务清单，对主要业务流程、重要产品条线进一步完善系统化监管措施，推动业务清单管理机制落实落地，引导所属金融机构聚焦功能定位有序展业。立足产融管控平台定位，坚决扛起监管责任，压实所属机构主体责任，在三级监管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引导全员坚持底线思维，自觉维护金融秩序，把风险防控嵌入业务全流程，对各类业务实施“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全产品线的系统化监管。健全“横到边、纵到底、网格化”的风险合规管控体系，既防范具体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提前预判潜在风险，真正做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

把思想理念转化为真抓实干的实际行动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将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贯穿企业改革发展的各环节、各领域。近年来，华电产融党委构建起以“红”字为特色、央企姓党的“红蕴”党建工作体系，逐步形成“红莲”廉洁工作模式、“红盾”法治工作模式、“红心化一”团青工作模式。面向“十五五”，华电产融党委进一步提出推动一流党建与建设具有能源特色的一流产业金融集团深度融合的“双一流”目标，把党建工作有机融入改革发展全过程。深化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积极营造“创新奋进奋勇争先”的文化氛围，每年制定领导班子领衔重点项目清单和党建工作重点责任落实清单，将党建工作与产业金融发展深度绑定，以坚强的组织建设助推产融结合、国企改革、风控合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等各项工作落实落地。深入落实“四强”党支部建设要求，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建赋能产业链创新链，用好“岗区队”工作载体，每年开展“书记挂帅党员先锋”、党员接旗、五星党员评选等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接旗任务超700项，确保了重点任务的稳步推进。构建起“3+3”的党建融合考核机制，做到部署、落实、考核同步推进，形成良性闭环。深化运用“三强三促”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建立思政小屋、统战员工建言献策工作室、“暖融融”心理疏导平台，进一步调动广大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打造一支“政治合格、执行纪律合格、品德合格、发挥作用合格”的金融干部人才队伍。

（中国华电集团产融控股有限公司党委）

“五项举措”深化干部作风能力提升

2026年以来，聚焦干部队伍作风能力方面的突出问题，山东省兰陵县委部署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谋划推动传承弘扬沂蒙精神等5项标志性动作，狠抓作风转变、能力提升，着力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提供坚强保障。

传承弘扬沂蒙精神。一是拓宽红色传承渠道。推出“带着沂蒙精神去当兵”“带着沂蒙精神上大学”宣讲活动，选聘80名大学生、190名入伍新兵组建志愿宣讲队伍“走出去”宣讲。打造“红色精神+绿色蔬菜”京鲁共建品牌，持续激活沂蒙精神时代价值。开展宣讲2000余场，组织全民阅读、红色研学等活动780余场。二是抓实惠民便民实事。组织县级干部下沉包联镇街开展调研、现场办公850余次，精准化解群众需求和企业发展难题260余件。统筹推进县级10大民生实事、63项重点民生项目，组织县直部门、乡镇（街道）落地为民服务事项2200余件。三是放大红色品牌效应。建成沂蒙精神宣传街，创作《老虎磕牙》等红色小戏小剧10部，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场景，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红色文化、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集中开展22项“沂蒙精神传承弘扬宣传月”系列活动，开设专栏多元传播，持续提升沂蒙精神引领力。

对标先进，互学互鉴促提升。一是完善对标攻坚体系。立足县域发展实际，明确蔬菜产业对标寿光、民营经济对标晋江，组织乡镇（街道）、县直部门明确年度发展目标与攻坚路径，完善对标学习体系。二是做强蔬菜“首位产业”。以工业思维谋划现代农业，编制《兰陵县蔬菜产业发展规划（2026—2030年）》，高标准推进项目16个、总投资17.6亿元。实施市场拓能工程，组织赴上海对接14项合作任务，组建供应链、果蔬经纪人联盟，拓展订单农业与线上销售渠道，切实提升“菜篮子”保障水平。三是激活民营经济活力。在山东省创新开展绿色果蔬和加工产业链“一类事”改革，平均精简办事环节50%。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企业迁移、变更、注销、“个转企”等事项实现全程帮办、一次办好。建立企业常态化走访、诉求快速响应机制，累计对接服务企业1654家，化解发展难题419条，组织政银企对接会2次，达成意向融资4.56亿元。

锻强专业化干部队伍。一是构建精准培训体系。开展县级领导干部“周一上讲台”活动6期，推动政策解读、工作指导直达基层一线。围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举办“一把手上讲台”24期、“局长讲学”6期。组织627名干部及企业负责人，开展“干企融智・聚力同行”集中教学18期，赴上海、青岛等先进地区实地研学，以干企同训凝聚发展合力。通过“科长讲业务”、县乡联学研讨等形式，开展“系统内训”366期。二是推动多岗位锻炼。梳理轮岗交流需求清单，推动14家部门单位、57名中层干部有序轮岗，组织12名干部开展跨部门交流。推动131名年轻干部下沉到村庄历练，1007名干部联系帮包9132户重点户，让干部在基层锤炼解决问题能力。选派84名干部参与上级部门、县委专项工作，在急难险重中增强本领。三是强化适配性选用。加大干部考察识别力度，结合年度考核、专项实地调研、一线跟踪等方式，加大专业化干部选配和适配性交流力度。2026年以来，注重配备部门单位专业化干部，推动专业化干部上下、横向交流。

提高依法办事能力水平。一是健全法治建设责任体系。严格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的法定程序。组建法治专家库，全面提升行政决策水平。二是深化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健全执法人员全员轮训制度，加强执法实操技能培训，完善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动态调整不予处罚、减轻处罚事项清单。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信息化管理，在29632家企业推行分级分类监管，梳理完善201条联合检查场景事项，推进“综合查一次”制度落地，检查频次压减40%。三是强化执法司法监督制约。常态化开展“伴随式”执法监督和100件案件质量评查，对执法司法中的突出问题跟踪督办、限期整改。深入推进32件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攻坚化解，推动案件实质性解决，不断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

深入正风肃纪反腐。一是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深化“纪巡审”联动、大数据筛查、以案挖案等机制，发现问题线索346条。二是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强化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指导各部门单位完善“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推动13个重点职能部门全面排查廉政风险，针对性制发纪检监察建议12份，推动整改问题2161个、建章立制34项。三是筑牢廉洁思想防线。用好农村党员干部警示教育中心等廉政教育基地，分级分类精准施教，累计组织91批35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现场教育。用好通报曝光、警示教育片等警示警醒措施，制发干部作风典型问题通报3期，拍摄警示教育片2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作者系山东省兰陵县委书记）

风吹稻花香两岸

2026年8月11日，郭兰英安详地走了。

消息传开，很多人不约而同地打开手机，找出《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让这首被传唱了大半个世纪的经典旋律，久久在耳畔回响，思绪中仿佛那位唱歌的艺术家并没有远去，歌声依旧……

她唱了一辈子。从晋剧戏台上的苦孩子，到民族歌剧中的主角；从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节的领奖台，到“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从戏台到舞台，从舞台到讲台，这条路很长，长到跨越了近一个世纪；这条路也很短，短到用一个“情”字就能概括——她对唱歌有情，对人民有情，对这片土地有情。

传统根底，在歌剧中化用

郭兰英的艺术根底，不是在学堂书本上读到的，而是在旧戏班的苦日子里熬出来的。

1929年，郭兰英生在山西平遥一户贫苦农家。6岁被送进山西梆子戏班入科，旧戏班里笃信“不打不成才”的训徒天条，喊嗓、吊弦、练身段，每一项都是血汗里泡出来的。但也就是在这段艰难的童年岁月里，让她把戏曲的唱念做打、语言的四声音韵、节奏的板眼尺寸、演唱的“依字行腔”等古典表演艺术法则刻进了骨子里。少年时练就的这些功夫，后来全成了她的看家本领，受用终身。

1946年秋天，郭兰英说服母亲，毅然决然加入在张家口演出的华北联大文工团，从旧社会梨园艺人变成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全身心投入《夫妻识字》《兄妹开荒》及新编秧歌剧《王大娘赶集》等文艺演出之中。

革命形势发展迅速，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了。郭兰英跟随华北联大文工团进驻正定，迎来了第一次登台出演《白毛女》中喜儿的机会。台下坐的是刚翻了身的普通百姓，台上唱的是他们听得懂、动了情的调子；虽然终场前因入戏太深而哽咽得几乎唱不下去，但观众震天的呼叫声却是最大的认可。这个转身中，她没有丢掉戏曲，而是把梆子戏里的哭腔、颤音、板眼、程式等精湛技艺，巧妙地揉进了舞台表演和人物塑造，让歌剧这种外来艺术形式扎根本土，开出了富有中华民族神韵和气质的舞台艺术新花。

新中国成立前夕，郭兰英跟随中国青年代表团远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表演；旅途火车上，她用四首山西民歌将诗人阮章竞的新作《妇女自由歌》编创成曲，在布达佩斯现场演唱后荣获三等奖。这是中国民歌手站在国际舞台上，靠的不是模仿谁，而是汉语声腔自身的美。这次经历让她更加坚定了信念——中国声乐不必照着西洋的路子走，中华民族语言的音韵，就是最牢的根。

1951年8月，应民主德国政府邀请，文化部选派300多名来自全国的音乐、舞蹈、戏剧、杂技等领域的艺术家组成中国青年文工团，参加在其首都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开启了赴苏联及波兰、捷克、奥地利等中东欧8国30多个城市、长达1年零2个月的海外巡演；郭兰英作为中国青年文工团成员，担任《白毛女》主演，所到之处的表演产生热烈反响。

“只要人民愿意听，我就一直唱下去”

郭兰英唱歌，不炫技，只传情。她常说，嗓子再好，没有情就是空的。

电影《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录音的时候，前半段她唱得温婉，像在跟人慢慢说家乡的事；副歌一起，音色忽然硬朗起来，那股子“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的豪气，全在声音里。一首歌，唱出了几代中国人对故土最深的眷恋。那时候电台先播了这首歌，电影后上映，歌声比画面跑得还快，满大街的人都会哼唱。

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指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郭兰英演唱《南泥湾》，她没有按老套路唱成粗犷的劳动号子，而是借助晋剧小花旦的甜润和灵动，把三五九旅垦荒的日子唱出了田园诗意，唱出了革命的热情和生活的温度。

很多人把郭兰英的歌唱艺术归结为“清、脆、甜、润、刚”。清是吐字清晰，脆是干净利落，甜是甘甜纯净，润是温润动人，刚是金石之声；这5个字她可以随心切换，听的人从不觉得跳跃，只觉得恰到好处的熨帖。

她还留下两条唱法上的规矩，话很朴素，道理却很深：第一，唱汉字不能为了声音好听把字音拧歪了，字音是骨头，唱腔是肉，骨头不正，肉再好看也站不住；第二，唱和演不能分家，嘴里的声音和身上的动作得是一回事，观众才看得进去、听得真切。

舞台上光鲜的背后，是她扛过的常人扛不住的痛。她后来说过一句话：“我的腰是钢的，嗓子是铁打的，只要人民愿意听，我就一直唱下去。”这话不带修辞，是真的。

“希望你能培养出像你这样的人才”

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去中国音乐学院教书。4年后，她干了一件让很多人想不明白的事——放弃北京的好日子，把积蓄全部拿出来，南下广州番禺创办学校。飞鹅岭上杂草丛生，她和老伴住草棚、搭驴灶，带着志愿者搬石头铺路，硬是把破农场改成了教室。

为什么非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办学？因为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问过她：“兰英啊，你现在还能唱能演，将来年岁大了干什么？”她说想培养学生。周总理说：“好，希望你能培养出像你这样的人才，民族优秀文化才能弘扬。”这句话她记了一辈子。

建校初期，她既当校长又当教员，每天早上带学生练功，还拄着拐进排练厅，看学生身段不对，扔了拐杖就亲自走一遍花篮步。

2015年，《白毛女》首演70周年复排，86岁的郭兰英专门从广州赶到北京，担任第四代“喜儿”、民族声乐博士生雷佳的艺术指导。排到“哭爹”那场时，她二话没说就扑通跪在地上示范。第二天膝盖肿了，脚趾感染化脓，她一早去医院让医生挤了脓，又一瘸一拐回了排练场。旁人委婉相劝，她说：“我不亲身做一遍，孩子们体会不到那个真切的痛。”排练时她完全入戏，管雷佳叫“喜儿”，一声带着哭腔的“爹”字喊出来，雷佳被震撼得当场泪崩。

有学生唱《恨似高山仇似海》时没控制住情绪而笑场，她当即沉下脸来：“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然后自己含泪范唱一遍，音乐没完已满脸是泪。记者记下她的话：“你表达不好我不怪你，但你学得不认真、做得不到位我不饶你。今天我饶了你，明天观众饶不了我。”

2017年，88岁的郭兰英，再次被请到中国音乐学院，指导青年歌唱家吴碧霞排演《小二黑结婚》。一开场她就把人叫停了——“清粼粼的水”唱成了“亲沥沥的水”，字音不对。她一字一顿地说：“唱歌不是唱声音，是唱灵魂。中国人必须把中国字唱清楚喽！”

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最担心的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唱法精华断在自己手里。她曾语重心长地跟学生说：“将来我不在了，只要还有人按汉语四声的规律唱歌，守住民族声乐的根，我就还活在歌声里。”

大河奔流，歌声与人同在

郭兰英这一辈子，源头是平遥农家的土炕和戏班子的硬地，一路上吸收的是民歌戏曲和革命文艺的双重养分，唱的是旧社会底层人的血泪、新中国建设者的意气风发，最后又把所有本事留给了后辈。

在我国民族歌剧史上，郭兰英虽不是《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的首演者，但她化用程式与写意表演美学，赋予了喜儿、小芹、刘胡兰以崭新的舞台人物形象，由此创立了形、神、情三位一体的中国歌剧表演艺术范本。她用毕生的艺术实践宣告，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不必照搬西方，完全可以走出一条——以汉语声调为音韵根基，以戏曲板式为节奏逻辑，以“依字行腔”为歌唱方法，以“唱表统一”为表演内核，以“形神兼备”为审美准则的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路。

2019年，郭兰英获得“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从北京领完奖回到番禺的学校，学生们站在校门口齐声高喊：“欢迎郭校长载誉归来！”她笑得很开心、很欣慰。那是国家授予艺术家的最高荣誉，而真正的历史评价，早就沉淀在人民的记忆里——每一个听过“一条大河”的人，都是她的知音，也是她的评委，她永远为人民歌唱。

她走的那天，很多人说：“再听一遍吧！”

再听一遍《北风吹》《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再听一遍《我的祖国》《南泥湾》《绣金匾》……音符里那个从山西平遥走出来的小姑娘还在，那个腰椎骨折又站起来的人民艺术家还在，那个跪在排练厅地板上给学生示范的郭老师还在。

而最好的怀念，无疑就是这样好好地唱下去——像她那样，把每个汉字咬准了，把每句乐韵唱真了，把每一份情意送入人心……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

《欢迎来龙餐馆》：用中国道理讲述国际故事

近期，国产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的战争叙事与温情的东方表达，成为暑期档口碑与热度俱佳的高质量作品。这部电影讲述了东北厨师徐福在中东某国战争期间经营龙餐馆的平凡故事，以一间中餐馆为方寸舞台，串联起多国人物的命运沉浮。它不仅让观众体认到现代战争的残酷，如街头随处可见的残垣断壁、突如其来的炮火袭击、民众流离失所的绝望处境，而且用“好好吃饭”的中国道理讲述了国际故事，使得这部国产电影中相对冷门的国际题材故事展现了一种温润厚重的中国智慧。

《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美食电影，美食是跨越种族、语言、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是乱世中最容易消解隔阂、催生共情的媒介之一。20世纪90年代李安的《饮食男女》（1994年）、周星驰的《食神》（1996年）都是以美食载道的经典之作。《欢迎来龙餐馆》延续了这一创作路径，同时结合战争语境完成了艺术创新。这部电影充分使用了近些年国产优质美食纪录片的影像风格，通过特写、慢镜头、暖色调渲染等拍摄手法，展现了徐福“操办”婚礼宴、圣诞宴会以及烩菜大餐等多个场景，中式烹饪的食材处理、火候把控、菜品成型等精细塑造，让观众大饱眼福。用餐饮场景串联起个体命运、家庭情感、战乱创伤与跨文化交往。与此同时，这又不是简单的美食奇观，而是赋予中国餐饮深刻的文化隐喻，让饮食叙事成为承载中国价值、传递中国立场、阐释中国道理的文化载体。

在电影中，龙餐馆里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与餐馆外炮火纷飞的战乱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龙餐馆内，烟火不息，食客围坐而食，是乱世中的一片净土；餐馆外，街巷破败、硝烟弥漫，炮火随时降临，民众惶恐不安。片中有一个镜头反复出现，徐福的学徒赛夫手持铁锅大火爆炒，锅中烈焰升腾、食材翻滚，镜头层层叠印上窗外战场的熊熊战火，一暖一冷对比强烈。影片通过饮食的共通性打破了战争带来的阵营割裂与立场对立，构建起超越政治博弈的人性共识。影片中极具代表性的烩菜意象，更是对中国包容共生文化的具象化表达。烩菜的烹饪逻辑是兼容并蓄、融杂归一，将各类食材融汇一体、调和滋味，最终形成温润包容的味觉体验。这一饮食特质映射出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尊重差异、包容多元、和合共生。

影片提炼出“好好吃饭”这一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从生活化的亲情叮嘱升华为跨越种族、意识形态的中国式人文伦理。“好好吃饭”根植于中国社会的亲情关爱，徐福与母亲之间关于吃饭的反复叮嘱，承载着中国人最朴素的团圆期许和平安愿景。同时，这一话语突破了个体亲情的边界，成为战乱语境下普适的生存共识。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的平民而言，连年战乱摧毁了家园，温饱成为奢侈的诉求，吃饱饭是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对于驻守当地的士兵而言，远离故土、身处战场的焦虑与恐惧，也能在一餐热饭中得到短暂慰藉。在派系林立、冲突不断的战场，龙餐馆的饭菜成为不受政治立场、军事派系、国籍种族限制的公共媒介，让敌对双方得以在食物面前回归“人”的本质，充分呈现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中国智慧。

影片完成了叙事创新，构建出以中国人为主体的国际叙事视角。影片主角徐福明确拒绝制作西方口味的美式中餐，坚持烹制地道的中国味道，这一细节是文化立场的具象化表达，以中国视角观察世界、讲述故事。除了沈腾、蒋奇明等中国演员之外，这部“龙餐馆”大部分演员都是外国演员，这是一部少有的以中国人视角，展现他国重大灾难的电影。

徐福以普通厨师的平民身份，游走在战争的各个阵营缝隙之中。为还原最真实的战乱图景，制作方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内，高度还原了街巷、民居、市集，其场景细节非常逼真，让许多观众误以为是在中东地区的实地拍摄。影片不再将域外社会视为模糊的背景板，而是深入拆解战争中的复杂势力格局。片中扎伊德、赛夫等外籍角色摆脱了脸谱化、工具化，拥有立体的成长轨迹和情感立场转变的动因，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如战乱中丧失家人的扎伊德在复仇与良知之间反复挣扎、懵懂善良的学徒赛夫在战火中见证杀戮与温情。影片细致刻画了每个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挣扎，展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扭曲。这种叙事的丰富标志着国产电影处理国际题材时，从自我的叙事走向对他者的共情。

影片以民间视角、非政治化的日常叙事，构建出属于中国的战争反思，传递出中国式和平观，实现了主流价值的柔性输出。这部电影所选择的是一种民间立场，厨师徐福远赴海外务工只为谋生养家，在战争中，他的国际担当来源于普通人的生存本能和善良本心。影片以“好好吃饭”的日常伦理构建起一种非政治化的意识。在战争中，各方势力围绕权力、利益、立场展开博弈，而徐福坚守“好好吃饭”“好好活着”的底线，以饮食为媒介，消解战争带来的仇恨。这种以个体生存为基础的价值选择，形成了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人文视角。影片以个体命运的细腻表达，歌颂平凡人性的美好，传递出反对战争、敬畏生命、向往和平的主题。“好好吃饭”这一最朴素的中国话语，展现了和合共生、爱好和平的中国道理。

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将文物工作纳入数字中国建设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为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指明了前进方向、开辟了广阔前景。国家文物局牢牢把握新的形势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紧抓住数字技术迭代升级历史机遇，不断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制定印发《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专章阐述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出台发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推动数字化赋能文物事业向新向优发展。

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加速迈入智能时代，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日渐显现。”当前，数字技术日益融入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利用各领域全过程，规模庞大、类型多样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成为驱动文物事业数智化转型的重要引擎，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从时代使命看，在“两个大局”交织叠加背景下，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蕴含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思想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文物保护在于真实完整保存和系统深刻阐释物质遗存的丰富价值，并将其转化为可感可知可传播的信息，发挥以文化人的文化作用。今天，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日新月异，深刻改变信息生产传播方式和人们生产生活方式，文物保护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将有利于推动文物领域积极拥抱数字时代带来的文物保护范式、价值认知方式、媒介传播形态变革，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呈现蓬勃生机，驱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从实践导向看，经过长期努力，数字化赋能文物事业取得显著成果——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稳步推进，文博单位数字化建设加速发展，数字化管理新格局有效构建；卫星遥感执法监测实现我国40余处世界文化遗产、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覆盖，古代壁画、贝叶经等一批珍贵脆弱文物信息得以永久保存，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中华文明探源、考古研究等价值阐释范式迎来革新，“数字故宫”“数字敦煌”等创新示范应用不断涌现，中华文明理念借由数字力量更好走向全球、影响世界，文物价值传播边界持续拓展，等等。同时要看到，我国文物资源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超过90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约1.08亿件/套，面对时间侵蚀、自然侵害、人为破坏等因素，文物保护管理特别是基层保护力量承压。运用好数字技术、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将有利于解决这一矛盾、弥合突出短板，推进文物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数字时代文物保护效能。

从发展趋势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资源的深度挖掘，为我们应对复杂环境、预判潜在风险、分析疑难问题、实现科学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未来几十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同人类社会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更加凸显，引领驱动文物事业加快迈向数智化转型新阶段。古人说：“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更好适应发展趋势，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科学治理，将有利于推动“生产数据”向“高质数据”转型、“信息孤岛”向“全域互通”转型、“单一阐释”向“多元呈现”转型，进一步解决数据多头采集、质量参差不齐、格式不统一、术语不互通等问题，以文物事业数智化新格局，推动文物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2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时指出，“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这一殷殷嘱托深刻回答了文物事业“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为我们做好文物领域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使文物保护数字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文物资源属于人民，要以数字化方式守护好人民共有文化瑰宝。历史由人民创造，文化遗产为人民共有。文物是蕴含丰富价值的物质遗产，又是历经沧桑、极其脆弱、不可再生的稀有资源。守护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数智化是重要方式。我们要始终秉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把站稳根本立场、坚守价值取向贯穿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在保证文物本体安全的前提下，完整留存文物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

文物工作依靠人民，要拓展群众参与文物数据治理的有效途径。做好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必须深深扎根人民，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激发人民首创精神，发动全社会广泛参与，把人民群众对文物保护的热情转化为制度化参与渠道、常态化保护实践。比如，“北京中轴线数字打更人活动”发动公众志愿者用数字化方式巡检记录遗产点情况。随着数字化条件下群众参与文物事业方式的深刻改变，要进一步健全社会参与机制，畅通公众参与通道、沟通渠道，让群众在文物数字档案、社会监督、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共建共治主体作用，进一步凝聚群众文物保护共识，使其自觉主动支持数字化采集利用等各项工作，推动提升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水平。

文物保护造福人民，要为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数字文化产品。当今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过往单一的文化遗产呈现方式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要着力解决优质数据服务供给不足、分布不均、可及性不够等问题，大力发展数字内容新业态，积极搭建文物与公众之间的桥梁，打造更多数字传播精品。“十四五”时期，全国博物馆推出近4万项线上展览，深厚的文物资源积淀借由数字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下一步，要立足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健全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开放利用、普惠共享机制，盘活数据资源，加大高品质数字文化产品供给，让更多文物资源依托数据形式突破时空藩篱，走出展馆、走出田野、触达人民大众，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以制度之力推进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走深走实

近年来，国有文物资源数据体量持续增长、参与主体日益多元、应用场景不断拓展，文物保护数字化重心已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作为文物领域首个数据管理专项文件，2026年7月出台的《办法》进一步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生产，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提供系统明晰的制度保障，大力推动让文物活起来。

明确权益主体和责任主体。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为实现文物永久保存、永续利用而投入国家资源组织生产的成果。《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从根本上解决了“数据是谁的、谁来管”这一核心问题，为后续的有序利用奠定了基石。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的责任主体，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责任。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在文物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即不仅是管理文物的机构，也是管理文物数据的主体。

实施全生命周期科学管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既具有高价值、珍稀性的特质，也具有易复制、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普遍特点，这就决定了必须对其实施全生命周期管理，提升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数据采集方面，坚持文物安全第一，可采取自主采集和委托采集方式，原则上不得重复采集。数据加工方面，坚持闭环管理，按照文物数字化加工标准执行，加工数据不得私自留存。数据存储方面，实施安全存储并在国家或区域存储中心备份，要建立完整的安全存储硬件设施和制度体系，保障数据完整、不可篡改。数据传输方面，优先采用依托国家认证的安全传输平台进行线上传输，确保数据完整、全流程可追溯。数据登记方面，应在官方平台统一登记，将数据登记作为数据管理的核心抓手。数据服务方面，在做好数据采集、加工、存储安全的基础上，有序实现数据的对外开放。

释放文物资源数据多重价值。加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一个重要目的是充分释放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要素价值，提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展示利用水平。一是激活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多维信息协同分析、多模态文物知识检索等技术，革新学术研究范式，提升知识生产质量和效率。二是彰显公共文化价值，打破传统文物展陈传播方式，深入开发研学课程、科普教育等内容，推动发挥文物在广泛凝聚文化认同、代际传递文明记忆中的重要作用。三是释放创新活化价值，挖掘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蕴含的文化精髓、艺术审美等元素，推动“数据素材”向“文化IP”升级，静态文物资源向动态文化产品、优质文旅资源转化，为推动新时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以敦煌研究院为例，30多年来，研究院致力于“数字敦煌”实践，目前已完成323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6处大遗址三维重建，227个洞窟的全景漫游制作，形成超过600TB的文物数字资源。通过有效转化利用、充分释放价值，“华戎所交一都会”的万千气象从历史深处走来、在数字中呈现，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油然而生。

满足社会各界需求和期盼。当前，社会大众希望更加便捷地了解文物、走近历史，科研和教育机构希望获得更加系统可靠的数据支撑，公共文化机构以及文化创意、数字展示、新技术应用等领域，期待形成规范稳定的使用渠道。同时，近年来现象级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比如，热播历史剧《太平年》依托吴越国出土文物、馆藏史料开展器物、场景复原，剧集热播带动吴越文化传播；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以文物造型、建筑形制等作为美术创作蓝本，打造兼具东方美学的数字内容。这些优质文化内容、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实践充分说明，来源权威、内容准确、开放规范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文物领域创新创造的真实源泉。为满足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日益强烈的需求和期盼，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办法》提出“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即原始数据留存在文物管理机构或存储中心的安全域内，不直接对外流转；经过标准化处理形成的质量可靠、非涉敏、非涉密、权益归属清晰的加工后数据，则通过分级服务机制面向社会开放使用。一是面向公益性利用场景，如公众浏览、查询文物资源信息等，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通过官方网站或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登记管理平台等，有计划、有步骤地主动公开相应的加工后数据，免费向公众开放；二是面向非营利性利用场景，如学术研究、展览、宣传等场景，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按照非营利原则明确无偿使用范围或者确定合理的服务费用标准，并向社会公布，通过授权方式提供相应数据；三是面向营利性利用场景，如文创开发、影视动漫、游戏、商业展览等场景，应由使用方提出申请，国有文物管理机构与使用方通过协商确定授权使用范围和服务费用，提供相应数据。

文脉绵延不绝，数字赋能未来。站在文物事业数智化转型发展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久久为功推进文物数据治理，以明晰规则提升数据质量，以畅通渠道推动数据流通，以优化服务赋能数据利用，以规范管理保障数据安全，不断提高文物事业服务社会、惠及人民、赋能发展的综合效能，为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数字支撑。

细菌耐药防控为什么难

细菌是一大类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可引起各类感染疾病。随着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细菌耐药性上升迅速，甚至出现几乎无药可用的“超级耐药菌”，严重影响细菌感染的临床预后，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挑战。细菌耐药问题不仅关乎人类健康福祉，更涉及公共卫生治理、医药科技创新、全球协同合作等多个层面，与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密切相关。耐药细菌主要危害哪类人群？细菌耐药性是如何形成和传播的？细菌耐药防控为何难度较大？应对细菌耐药为何需要多学科、跨领域密切协作才有望取得成效？

细菌耐药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202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全球细菌耐药监测报告提示，关键病原菌尤其是革兰氏阴性菌的耐药性持续上升，临床上常见的血流、尿路及胃肠道感染的一线抗菌治疗方案的有效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耐药性挑战。2023年，全球细菌感染中约1/6为耐药菌感染，其中东南亚和东地中海地区为1/3；2018至2023年间，超过40%的病原体—抗生素组合的耐药性呈上升趋势，年均增幅达5%—15%，严重影响经验性抗菌治疗，很多感染者不得不选用二线或者储备类抗菌药物。

我国的细菌耐药水平总体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但各类细菌的耐药情况存在差异，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问题显著高于革兰阳性菌（如葡萄球菌）。例如，根据CHINET细菌耐药监测网2025年度报告，临床最常见病原菌大肠杆菌对第三代头孢菌素及喹诺酮类环丙沙星的全球耐药率均约为40%，我国分别为52%、62%；临床危害最为严重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及不动杆菌属的检出率，全球分别为15%、50%，我国分别为22%、66%。而在革兰阳性菌中，甲氧西林耐药葡萄球菌的检出率，我国与全球水平相近；而万古霉素耐药屎肠球菌检出率，我国（8%）显著低于多数欧美国家（约50%），不过该菌检出率近3年在我国呈明显上升趋势，由3.2%升至8.2%。

耐药细菌的主要危害人群

耐药细菌正在医院内悄然流行。耐药菌感染的高发人群、传播特点与新冠、甲型流感等病毒性感染存在明显差异——新冠、甲流多在社区流行，易感人群包含健康人群；而耐药菌感染以医院发生为主，无时无刻地在病区传播。这类病菌容易侵袭免疫力低下、合并基础疾病的患者，例如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患者以及接受过大手术的人群，会加重原有病情，造成临床治疗难度加大、病死率升高。

耐药细菌感染是一个重要的致死因素。很多老年患者最后的病死原因并不是原发病，而是合并的耐药菌感染。例如脑中风患者，多数可以通过治疗痊愈出院，但这类患者因为往往伴有神志不清、运动障碍，需要留置多根导管（静脉导管、胃管、导尿管、气管插管等）、卧床及进食咳呛等原因，容易出现耐药菌感染，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医疗费用增多，甚至因为耐药菌感染导致死亡。

耐药菌感染加重疾病负担。研究显示，2021年全球因耐药菌感染直接死亡114万人，间接死亡471万人；1990年至2021年，70岁及以上老年人因耐药菌感染的病死率上升80%。我国在全球耐药菌直接、间接死亡病例中的占比高，分别为14%和15%。除直接增加医疗支出外，耐药菌感染还会造成巨大的间接经济损失。WHO警告称，耐药细菌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

细菌耐药性的形成与播散

“适者生存”。细菌是地球的原住民，已在地球上生存了35亿年，大大早于人类的生存时间，现在的细菌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大浪淘沙”之后存活下来的；细菌群体庞大、繁殖快，每毫升液体培养基中可以有1000万个以上的细菌，每2小时可以繁殖10倍，因而细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杀之不绝、灭之不净。

细菌耐药性是细菌为了逃避人类不断的追杀进化而来的。细菌感染的治疗主要采用抗菌药物杀灭致病细菌，进而治愈疾病。使用抗菌药物，细菌就会产生耐药性，人类再研发新的抗菌药用于治疗耐药菌感染，“耐药产生”与“新药研发”就像赛跑。近几十年，新药研发速度赶不上耐药菌产生速度，由此形成当前的窘境。20世纪40年代，人类发明了青霉素，那时的细菌对青霉素非常敏感，但很快就出现了耐药，之后研发了头孢菌素用于青霉素耐药细菌感染的治疗，后来头孢菌素又耐药了，然后开发了碳青霉烯类等更为高级的抗菌药，随之碳青霉烯类又耐药了，可以用的抗菌药物就大幅减少，这类细菌即被称为“超级耐药菌”（superbugs）。目前该态势仍处于“水涨船高”的恶性循环中。

细菌具有多种耐药的分子机制。从微观角度看，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具有多个耐药机制：靶位改变，抗菌药物不能结合到细菌的作用靶位；灭活酶，细菌产生蛋白酶破坏抗菌药物的结构；膜孔蛋白关闭，抗菌药物不能进入细菌体内；外排泵启动，把进入菌体内的抗菌药泵出体外，这些机制最终都使抗菌药物不能起到杀菌作用。超级耐药菌往往同时具备多种耐药机制，因而对多种抗菌药物同时耐药，呈现“刀枪不入”的特点。

为何细菌耐药防控困难

细菌耐药是由于抗菌药物的使用，因此减少抗菌药物使用、推进抗菌药物合理应用，能够减少耐药菌产生，打破“用药—耐药—高级别抗菌药—超级耐药”的恶性循环。

少用抗菌药存在现实难点。抗菌药物使用有着严格适应证，只有诊断为细菌、真菌感染者方有使用抗菌药物的指征，非必要不应使用。但临床实践中，细菌感染的鉴别诊断难度较高。比如，发热是细菌感染最常见的临床表现，而病毒感染、风湿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等同样可引起发热，有时难以区分。

合理应用抗菌药物存在难点。规范用好抗菌药物，是提升临床疗效、减少耐药菌产生的重要举措，但做到合理应用并不容易，需要掌握多个学科的知识，既要懂病（感染病）、懂菌（细菌），也要懂药（抗菌药物）。临床常见的细菌有上百种，抗菌药物有160余种，需要熟练掌握其特性并灵活应用。

疾病特点决定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的复杂性。感染病的病原诊断（确定是什么病原体引起感染）对于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至关重要，但问题是细菌感染的病原诊断率低、细菌培养阳性率低，培养阳性者尚需排除细菌定植的可能，因而即使在三级医院，细菌病原的诊断率也不超过1/3，约2/3的细菌感染患者只能采用经验治疗。经验治疗容易出现广覆盖、过度使用抗菌药物的问题，是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对于较长疗程的重症感染，在治疗过程中，病原菌会出现变化，原来的细菌清除了会出现新的细菌，因而抗菌治疗也要跟着相应地改变。相对于病毒感染的“固定靶”，细菌感染是“移动靶”，抗菌治疗的难度就要大很多。

新的耐药机制不断出现。新抗菌药物上市后，往往很快就出现耐药，导致抗菌药物失效，这也影响了制药公司开发新抗菌药物的积极性，是新抗菌药物研发相对滞后的原因之一。

专业人才队伍存在短板。顾名思义，感染病应该主要在医院的感染科进行诊断与治疗，但由于多种因素所致，我国许多医院感染科主要诊治的病种为肝炎，细菌、真菌感染亚专科人员配置难以满足临床需求。而且细菌感染的诊治需要其他学科，特别是临床微生物、临床药理药学及医院感染管理科的支持和共同参与，以达到提高病原检出率、抗菌药物精准用药及防止耐药菌在医院播散的目标。

抗菌药物在食品动物领域的使用问题。抗菌药物不仅人在用，食品动物（畜牧业动物、水产品等）也在用。全球生产的抗菌药物中，约50％用于食品动物。抗菌药物主要通过饲料给药，造成鸡、猪等动物的细菌耐药率较高。动物携带的耐药菌可能通过粪便等排泄物污染环境，通过食品及水源等传播给人。另外，近年来养宠物的群体越来越大，宠物也会得感染病，需要使用抗菌药物，由于人与宠物接触紧密，耐药菌跨宿主传播风险随之升高。

遏制细菌耐药需要多学科跨领域合作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细菌耐药成因复杂、牵涉面广，遏制细菌耐药需要多学科、跨领域密切协作方能落地见效。我国先后于2016年、2022年由14个、13个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联合印发《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2020年）》《遏制微生物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22—2025年）》，统筹多方力量协同破解耐药难题，并从多个维度明确工作目标。

加强学科建设。国内不少医院未设置感染科，制约了感染性疾病尤其是耐药菌感染的诊疗工作。2016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印发《关于提高二级以上综合医院细菌真菌感染诊疗能力的通知》，要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在2020年以前设立以收治细菌真菌感染为主要疾病的感染病区或医疗组。但2026年调研显示，当前我国三级综合医院感染科设置占比仅58%，具备细菌真菌感染规范化诊疗能力的医院占比更低。由此可见，仍需进一步强化政策引导，推进医院感染科及细菌真菌亚专科建设，以更好应对细菌耐药问题。

重视人才培养。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与耐药菌的防治工作需要多学科的参与，但我国的人才储备明显不能满足临床需求。自2015年起，我国设立了“培立方”医学继续教育项目（培元、培英、培微及SHIP计划），分别培养细菌真菌感染临床医师、临床药师、临床微生物以及医院感染管理专业人才，在行业领域产生较大影响，至今已培养2.1万余名骨干队伍，但离临床需求尚有很大距离，需要通过多种形式、多个途径持续加强专业队伍的建设。

加强医院的抗菌药物合理应用及管理。依托临床科室（感染、呼吸、重症、血液等）与临床药学、临床微生物、医院感染管理科、医务管理部门的紧密协作，强化培训并结合信息化手段，持续提升抗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与精细化管理水平，从而降低抗菌药物总体使用量，减少耐药菌的产生与传播。

鼓励微生物检测技术的研发。基于聚合酶链式反应、免疫层析技术、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等开发的细菌菌种及耐药性快速检测技术已逐步应用于临床感染病原诊断，有效提升病原检出阳性率、缩短检测周期，助力临床快速精准施治。但目前仍存在检测结果解读难度大、技术可及性不足、医保配套不完善等问题，有待后续持续优化解决。

支持新型抗菌药物的研发及临床应用。近10年，国内上市新抗菌药物14个，其中半数对临床最为棘手的碳青霉烯类耐药革兰氏阴性菌具有抗菌活性。此外，国内科研机构及企业研发新抗菌药物也越来越活跃，在上述14个抗菌药中，有2个是我国原创的抗菌新药，另有数个已完成或正在进行Ⅲ期临床试验，这些抗菌新药的研发及上市为耐药菌感染的治疗提供更多选择，有助于降低耐药菌的发生率。与其他类别新药相比，抗菌新药上市后，还面临更多的管理问题，比如抗菌药物进医院的35/50品规数限制，即二级、三级医院抗菌药准入上限分别为35个、50个品种，意味着三级医院可采购品种不足现有上市量产品种的三分之一，影响了抗菌新药的临床可及性，也将影响科研机构及企业对创新抗菌药物的研发热情。从临床需求与耐药发生机制来看，临床抗菌药物的多元化使用，有助于降低抗菌药物选择压力，减少耐药菌暴发流行。

规范食品动物领域抗菌药物使用。我国已开展多项相关治理工作，但仍有多方面可以加强，包括完善食品动物抗菌药物使用的法规（如禁止人用抗菌药物用于动物、严格管控抗菌药物饲料添加等），强化监督执法。研发及应用非抗菌药物的饲料添加剂。

开展多元化科普宣传。依托各类媒体持续宣传后，我国公众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的意识已有明显提升，但儿童无指征使用抗菌药物（多见于病毒感染时误用抗菌药物）等现象依然存在。可配合WHO每年11月开展的世界提高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认识周，通过科普文稿、宣传短视频等多种形式开展宣教，推动合理用药知识广泛普及。

（作者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所长）

机器人是“取代人类”还是“解放人类”？

从2023年大语言模型的爆发到2025年具身智能的加速落地，机器人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机械执行”迈向“自主认知”。特斯拉Optimus人形机器人可以在工厂承担精密装配，Figure 03借助多模态大模型实现与人类的自然对话与协作，而中国也涌现出宇树科技、银河通用等数十家通用人形机器人初创企业。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发布的《2025年世界机器人报告》，2024年全球工业机器人新增安装量为54.2万台，连续四年突破50万台。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超过4万台，预计全年将超过10万台。当机器人的感知、决策与行动能力日益逼近人类，一个曾属于科幻迷的终极诘问，如今摆在了每个普通人面前：它们究竟会挤占我们的生存空间，还是将我们从危险、枯燥与重复劳作中解放？答案不仅藏于技术演进的轨迹，更需从社会伦理与治理维度进行深度审视。

机器人设计的伦理考量

在人类对机器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长河中，观念始终呈现出多元且复杂的样态。部分机器仅被视作纯粹的工具，如工业机器人普及早期，流水线上往复运作的机械臂能够高效完成焊接等任务，因缺乏“人”的属性，鲜少引发伦理层面的思考。然而，人类对“机器人”的憧憬却由来已久。1939年，在美国纽约世博会上，西屋电气公司制造的家用机器人Elektro惊艳亮相——它能够行走，会说不少单词，甚至还能抽烟。Elektro的出现极大地具象化了人们对家用机器人的想象，它不再仅仅是执行单一任务的机械装置，而是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交属性。随着机器人逐渐涉足医疗、服务等与人直接交互的领域，更多人开始意识到，机器人设计必须纳入伦理考量。

在1942年，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就提出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以及后来补充的第零定律）：第零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不受伤害；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第三定律，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这一构想试图为机器人行为设定基本伦理框架，但在现实应用中却面临显著困境。如果只把阿西莫夫定律作为伦理框架，显然是不够的。例如，在自动驾驶领域，面临“电车难题”时，汽车无论选择撞向闯红灯的一个行人还是遵守交规的多人，都无法满足“不得伤害人类”的第一定律。更前沿的思考期待通过算法赋予机器人类似人类的伦理和道德判断能力，然而伦理是协调关系、守护共识的社会层面价值标尺，道德关乎个体良知，这种基于人类社会经验的概念体系，很难完全转化为机器的运算逻辑。当下，机器人伦理的讨论重点仍聚焦于设计者、制造者和用户的责任，而非机器人自身的伦理道德觉醒。2002年，机器人学家GianmarcoVeruggio首次提出了机器人伦理学（Roboethics）的概念，他认为机器人伦理学是一门应用伦理学，其目标是发展可被不同社会团体和信仰共享的科学、文化和技术工具，旨在促进和鼓励机器人学的发展，使机器人能够造福人类社会和个人，并防止机器人技术的误用对人类造成伤害。这意味着，机器人仍是需要在人类设定的伦理框架内运行的技术产物。

机器人的双重社会影响

机器人的社会影响呈现出鲜明的双面性。在取代人方面，主要体现在就业重构与自主风险。当机器人开始涉足传统就业领域，对取代的担忧便不可避免。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预测显示，到2030年，工业机器人可能取代的制造业岗位数量将占全球制造业劳动力的8.5%。尽管新的技术岗位——如机器人运维——随之产生，但劳动力技能转型的阵痛真实存在。服务领域的潜在取代也值得关注——如果有一天，教育机器人能以实体形态参与教学，通过数据分析精准匹配每个学生的学习节奏，教师的角色是否会被边缘化？当护理机器人承担起陪伴老年人的任务，人类社会的情感联结是否会发生异化？这些现在还远未成为现实，但已引发广泛忧虑。这些担心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机器人究竟能够取代哪些行业——这些行业是人类文明发展中需要坚守的阵地，还是我们本就希望解放的领域。例如采矿，也许在艰苦环境下的矿工们真的希望机器人能够解放他们，从而去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

在解放人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危险场景与重体力劳动的能力突破。机器人一个显著的社会价值，就是在于将人类从高危、高负荷或高精度任务中解放出来。在高山救援、深海探矿等极端环境中，配备传感器与远程交互系统的机器人能深入人类无法抵达的区域。例如，工程师可通过AR/VR设备以第一视角操控机器人在超高压电网上作业，既避免了触电风险，又突破了人类体能对高空作业的限制，这种“人类决策＋机器执行”的模式并非取代人类，本质上是将机器人作为人类能力的延伸。工业机器人可以24小时连续作业，将工人从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转向更具创造性的工艺优化工作。在重型机械维修车间，机器人凭借类人手臂的灵活关节与躯干平衡能力，能像人类一样自主抓取扳手、螺丝刀等工具，深入设备内部狭窄空间完成螺栓拆卸、零件更换等工序，无需依赖固定轨道或专用夹具；其内置的续航系统支持连续数小时作业，避免人类因长时间弯腰、承重导致的身体劳损，而工人则可集中精力制定维修方案、监控关键参数，实现让机器做重体力工作、人类做高价值脑力工作的分工。

走向以人为本的人机未来

机器人出现的初衷是帮助人类，在此过程中虽有需要注意的风险，但从总体上看，它必定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这就要求我们在设计和推动机器人发展时，一方面要严格设定伦理边界以防负面波动，另一方面整个社会也要积极思考，在人与机器人共存的前提下，人类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来推动文明的持续演进。

首先，构建技术伦理的防护体系。防止机器人无序发展挤占社会资源、冲击人类核心权益，首要前提是将伦理约束深度植入技术设计全流程。经典的阿西莫夫定律已难以应对复杂现实场景中的伦理困境，亟须建立适配时代的分层级、可落地的机器人伦理框架。在核心原则层面，明确划定技术红线，禁止机器人触碰人类生命权、基本决策权、人格尊严等根本权益。在应用层面，通过算法规制、技术锁控等方式，对机器人的自主行为范围、决策权限进行刚性限制。这一约束需要技术专家、伦理学者、法律人士、社会学家等跨学科力量协同参与，将技术向善、以人为本的理念嵌入机器人研发、设计、生产的底层逻辑，让伦理约束成为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而非外部附加。

其次，推动社会资源的结构性调整。应对就业取代的关键，在于主动引导劳动力向机器人难以取代的领域转移。从国际经验来看，当制造业引入机器人时，通过职业培训让流水线工人转型为机器人运维专员等高技能岗位的人员，能有效减轻失业带来的影响。更切实的转型体现在多个现有领域——在餐饮行业，自动点餐机、智能出餐柜普及后，服务员可以转向为顾客推荐特色菜品、讲解食材故事，提升用餐体验；在物流领域，智能分拣机器人投入使用后，仓库工作人员可转型为异常件处理专员，专门应对破损包裹的理赔协调、特殊物品的配送方案沟通，这些需要灵活应变和人际协商的工作，正是机器难以完美胜任的。同时必须警惕技术加剧社会分化，需通过政策调控防止高端机器人技术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在农业领域，可建立共享机器人服务站，让小农户也能按需使用精准播种、智能灌溉等高端设备，不必因无力单独购置而在生产效率上落后于大型农场；在教育领域，推动优质学校的智能教学辅助系统向薄弱学校开放权限，通过远程协作让乡村学生也能享受到个性化错题分析、知识点强化等技术支持，避免数字鸿沟因技术垄断而不断扩大。

最后，重视人文价值的不可取代性。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必须明确人类主导的边界。手术机器人可以是医生的“手”，但诊断的智慧与安慰的温情仍需人类医生传递；教育机器人可以是知识的载体，但价值观的塑造与情感的共鸣只能由教师完成。一些养老机构在护理机器人应用中推行“人机配比制”，通过设备与人类护理员的固定搭配，让技术发挥辅助价值的同时，以人文关怀满足老年患者的情感需求。明确机器人服务于人的核心定位，能有效避免它反过来主导社会关系。

从2017年机器人索菲娅获得沙特阿拉伯公民身份的争议，到工业场景中的就业讨论，机器人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取代”与“解放”的双重叙事。事实上，技术的本质从来不是取代人类，而是通过能力延伸拓展人类的可能性边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以伦理为锚、以治理为舵，在技术发展中坚守一个原则：机器人可以成为人类的伙伴，但永远不应成为社会的主角。唯有如此，机器人才能真正成为解放人类的力量，而非制造新的生存困境。

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列为六项专项改革任务之一，正式开启制度改革探索之路。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为改革深化指明了方向。2026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予以明确规定，在国家法律层面夯实制度运行根基。经过10余年接续攻坚、稳步推进，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全链条治理格局已初步建立。

目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虽已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但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制约改革向纵深推进。一是专门立法供给不足。当前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性质尚存争议，行政、民事、刑事三者衔接、资金管理、修复实施等关键环节缺乏统一规定。二是部门协同效能不足。截至2025年底，全国约70%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由生态环境部门办理，其他相关部门主动参与度不足，多部门联动共治作用未能充分释放。三是技术方法体系尚不完善。生态环境损害类型多样、成因复杂、场景多元，现有的技术标准体系存在标准覆盖领域不全、内容条款细化程度不够、不同领域技术标准衔接不足等问题，整体技术支撑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四是赔偿修复全链条闭环机制尚未形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包括资金收集、管理拨付、项目实施、成效验收等多个环节，现有配套运行机制没有覆盖赔偿修复全过程，存在赔偿资金无法直接用于损害救济、与修复项目衔接流程不够顺畅、修复成效评估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效能尚未充分发挥。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针对现有制度与实践痛点，应持续强化立法、部门、陆海、技术和资金统筹，系统性破解实践堵点难点，推动制度走深、走实。

强化立法统筹，夯实制度法治根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历经10余年持续探索实践，积累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与工作成果，需要专门立法予以固化规范；同时，针对损害外延界定不周、程序衔接不畅等核心难点，需要专门立法做出清晰、统一的制度安排，以完备的法治体系为制度长效运行保驾护航。一方面，明确将自然资源损害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畴。由于自然资源本身的经济价值（如水资源的经济价值）与其提供的水生态服务价值（如水生生物栖息地、调节气候等服务功能）无法分割，如果按照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分别开展磋商诉讼，极易出现重复索赔、追责缺位，人为割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治理逻辑，违背生态系统整体性、关联性的本质特征。通过专门立法统筹两类损害赔偿，实现自然资源经济价值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同步保护、同步修复，让追责、修复工作更系统完整。另一方面，理顺多元救济途径的适用逻辑，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适用顺位。细化磋商前置适用条件、办理时限以及磋商失败后的诉讼衔接流程，明确磋商无果、逾期未办结的诉讼程序启动标准，实现磋商与诉讼有序衔接、高效联动，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全程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

强化部门统筹，凝聚多方治理合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涉及多领域、多部门，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持续健全跨部门统筹联动工作格局。截至2025年底，全国共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6.69万件，其中涉案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约80%，小型案件占主体，多部门办案的行政成本较高。因此，一方面需要创新多部门协同办案工作机制，规范办案流程，最大限度节约行政资源，提升办案质效。另一方面，应立足刑事追诉、民事赔偿、行政履职依法衔接的治理需求，进一步细化完善行民刑案件线索移送、案件移交、证据共享等配套规则，补齐跨部门和机构办案衔接制度短板，全面凝聚形成生态环境损害共管共治的强大合力。

强化陆海统筹，实现全域系统治理。长期以来，陆域与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相对割裂，现行法律法规亦未作出有效整合，在生态环境损害方面存在追责前提不统一、索赔主体不明确、办案程序不一致等问题。立足全域治理理念，还需统筹推进陆海损害赔偿制度建设：一是统一追责前提，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启动应以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行为“造成损失”为前提。二是明确索赔权责边界，探索属地近岸海域损害赔偿工作由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或机构统一负责，国家管辖海域的损害赔偿工作实行多部门协同履职、联动处置。三是统一办案程序规则，将磋商作为赔偿必经前置程序，对磋商不成的依法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同时，在陆海统筹管理下，更便于借鉴船舶油污强制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成熟制度经验，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机制，打通陆海治理壁垒。

强化技术统筹，完善标准支撑体系。技术标准是生态环境损害精准鉴定、科学评估、规范赔付的重要基础。当前，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建设方案正有序编制落地，统筹推进技术研发、标准制定，为技术体系规范化、系统化建设提供指引。一是完善现有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尽快补齐实物量化、因果关系判定、价值量化等关键环节，完善环境空气等环境要素与湿地和草地等生态系统，以及虚拟治理成本法、遥感监测分析、统计分析、指纹图谱等基础方法技术标准。二是加强标准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增加应用领域类系列标准，主要针对倾倒填埋、违法建设等常见类型案件的适用标准、具体工作环节和参数选取提供更具操作性和规范性的指导；同时根据实践对已发布标准进行适时修订，确保标准的一致性。三是统筹各领域标准制定修订工作，维护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标准体系的系统性，有效规避部门分头立项、分散制定导致的标准交叉、内容冲突、适用错位等问题，结合实际应用情况对海洋、农业等领域指南规范进行必要的修订和完善，解决现有标准没有完全衔接的问题。

强化资金统筹，实现赔偿修复闭环。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制度间的有机衔接、同向发力。立足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建设需求，需持续打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相关制度的联动通道。一方面，深化资金保障体系协同发力，形成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事前预防与生态环境损害事后赔偿的制度闭环。可借鉴美国石油信托基金、超级基金等制度经验，鼓励各地扩大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行业范围，引导石油、化工、钢铁、电力、冶金、危险废物产生等高环境风险行业企业主动投保，并开展损害赔偿资金与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试点融合，逐步形成“企业主动担责、基金保险兜底、环境有效修复”的良性治理循环。另一方面，健全替代修复实施与赔偿资金使用衔接规则。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搭建替代修复项目库，明确替代修复适用规则和赔偿资金使用优先级，推动资金优先投向入库修复项目与修复区域，提升公众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认知度和环境获得感。与此同时，立足生态环境整体性、公益性的核心特征，尝试破除行政区划治理壁垒，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创新融合，以多区域经营赔偿义务人为试点，探索通过跨区域替代修复实现横向生态补偿，统筹推进跨流域、跨片区受损生态一体化治理。

（作者系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首席科学家）

协调碳氮循环助力农业绿色发展

碳和氮是生命活动最基本的元素，也是农业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核心。碳氮循环的协调程度，直接决定着农业生产的效率、土壤的健康状况以及生态环境的质量。当前，我国农业正处在从传统粗放型向现代绿色低碳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协调好碳氮循环，不仅是农业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更是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

碳氮循环失衡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长期以来，人类活动对碳氮循环的干预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已远远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据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科学》发表的一项关于碳氮循环的研究，近年来碳氮排放比例失衡问题较为突出，农业绿色转型已是刻不容缓。

从碳的角度看，农田土壤作为全球最大的陆地碳库之一，其碳库的稳定与增长直接关系到土壤肥力和温室气体排放。过度耕作、秸秆焚烧、有机质投入不足等行为，导致土壤有机碳持续流失，土壤“碳饥饿”问题日益严重。从氮的角度看，即使近年氮肥利用率有所提升，但农田养分的投入量仍然是作物需要量的2至3倍。过量施氮不仅造成土壤酸化、水体富营养化，还增加了氧化亚氮的排放，其增温潜势约为二氧化碳的273倍。

碳氮循环的失衡，本质上是一个系统性问题。碳投入不足削弱了土壤的固碳能力和保肥能力，而氮的过量投入则加剧了氮素的流失和温室气体排放，两者相互叠加、相互放大，形成恶性循环。破解这一困局，必须树立系统思维，从“单点治理”转向“系统协同”，把碳氮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调控。

协调碳氮循环的实践路径。协调碳氮循环，核心在于让农业生态系统回归“碳氮平衡”的健康状态——既要通过增碳来提升土壤的固碳能力和保肥能力，又要通过减氮增效来降低环境负荷。近年来，各地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初步形成了四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优化种植制度，从源头实现碳氮协同。调整种植结构是协调碳氮循环的基础手段，核心在于利用自然的固氮能力替代部分化学氮源。在玉米—大豆轮作种植系统中，通过秸秆还田补碳，结合大豆固氮进行碳氮协同调控，可实现黑土耕层厚度、有机质含量及作物产量的协同提升。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持续推进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玉米—大豆轮作在东北、黄淮海等地区得到大面积推广，已成为协调碳氮循环、用地养地结合的典型范式。此外，在南方紫云英—双季稻轮作区，紫云英作为传统绿肥，翻压后可为后季水稻提供相当于每亩5—8公斤纯氮的养分，可替代15%—25%的化学氮肥，同时增加土壤有机碳输入。这些实践表明，优化种植制度不仅能够减少化肥投入，还能同步提升土壤碳库，实现“增碳”与“减氮”的双重目标。

精准养分管理，告别化肥的粗放施用。提高氮肥利用率是减少环境污染的关键环节。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42.6%，2025年进一步提升至43.3%，比2020年提高3.1个百分点。化肥利用率稳步提升，标志着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迈上新台阶。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农田养分投入量仍远高于作物实际需要量，减肥增效仍有较大空间。精准施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手段。通过马铃薯养分专家系统优化施肥，可实现氮磷投入分别减少34.4%和74.5%，温室气体排放下降34.1%。

秸秆颗粒化还田，破解秸秆还田难题的创新路径。秸秆还田是提升土壤有机质、实现碳氮协同的重要手段，但传统秸秆直接还田长期面临腐解慢、有机质提升难、减产风险大等突出瓶颈。针对这一难题，我国科学家创新提出了秸秆颗粒化还田技术——将作物秸秆二次粉碎后挤压成颗粒，使秸秆体积缩小至原来的1/10—1/15，还田性能显著提升。研究表明，秸秆颗粒化后腐解速率大幅提升，意味着碳素和养分能够更快地释放到土壤中，培肥效率显著提高。在碳氮积累方面，秸秆颗粒连续三年每亩5吨深埋还田，可使0至40厘米土壤有机质含量由2.79%提升至3.60%，三年提高0.81个百分点。与秸秆不还田相比，表层和亚表层土壤总碳含量分别增加14%和51%，总氮含量分别增加9%和42%，土壤碳氮比较为均衡。在增产效果上，秸秆颗粒化还田实现了养地与养作物的协同。目前，这一技术已广泛推广应用，可实现化肥减量10%至20%、作物增产8%至15%，有效解决了秸秆“还不下、不让烧、无处放”的生产难题。

水碳氮协同调控，推动系统综合治理。将水、碳、氮作为一个系统进行整体调控，是当前农业绿色转型的前沿方向。通过水分管理、秸秆管理、肥料管理三项措施协同发力，给农田生态系统做了一次“系统优化”，打通了水、碳、氮循环的“堵点”，在保障作物产量的同时，实现了“减污”和“降碳”的双重目标，转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循环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协调碳氮循环的重要保障。协调碳氮循环，归根结底要靠科技支撑。当前，从分子育种到数字化监测，从新型肥料到智能管控，科技正在为碳氮协同开辟全新的路径。在育种领域，我国科学家通过调控植物体内赤霉素信号通路的关键基因，成功实现了作物碳代谢与氮素利用的协同优化，在保障产量的同时显著提升氮肥利用效率。这些基础研究的突破，正在为培育“少投入、多产出”的绿色品种提供理论依据。在监测与管理领域，通过建设农业碳监测综合管理平台，实现了对农田碳氮水循环的实时在线监测。这种数字化、精准化的管理手段，使得碳氮协同调控从“经验判断”走向“数据驱动”，为大规模推广应用奠定了方法基础。在肥料领域，碳氮平衡技术及其核心产品，正在为解决作物“碳饥饿”问题提供新的产品支撑。生物炭、秸秆颗粒等土壤改良剂的推广应用，也为退化土壤的碳氮协同修复提供了有效工具。

协调碳氮循环，既需要技术突破，也需要制度保障。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明确了种植业节能减排、农田固碳扩容等六项重点任务和十项重大行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促进乡村生态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绿色低碳循环的农业产业体系初步构建，到2035年绿色生产方式基本形成。这些政策框架为碳氮协同调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撑。下一步，应在三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强化政策激励，健全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对采用秸秆还田、绿肥种植、有机肥替代等增碳减氮措施的经营主体给予补偿。二是完善核算体系，加快建立农业碳氮排放的核算方法和标准，为农业减排进入碳交易市场奠定基础。三是培育市场机制，2025年12月，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方法学农业废弃物集中处理工程》，标志着碳交易在农业领域实现扩围。应以此为契机，让市场力量成为推动碳氮协同的重要引擎。

（作者系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

理论强党是我们党不断创造新辉煌的成功之道

注重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历经艰难困苦创造新的辉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历史。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必须坚持不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坚定全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不断提高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思想政治水平。

从“主义的结合”起步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中国，山河破碎、思潮激荡。“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实用主义”等数百种思潮竞相登场。毛泽东曾言，“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中，要确定一种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绝非易事。

中国先进分子并非一开始就笃信马克思主义。他们辗转于各种思想中，不断拿各种主义来“实验”。某种方案行不通，便会自我清理，转而检验下一种可能，每一次失败，都让这些探索者离马克思主义更进一步。经过长期比较、甄别与实践检验，结合对国际国内大势的深入思考，这些先进分子终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主张的彻底性，不约而同地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周恩来明确，“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蔡和森“猛看猛译”各种思想后，确信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的良方，写信向毛泽东表达这一坚定认同。毛泽东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这种从无数次“比较与实验”中淬炼出的理论定力，更为坚定，更加持久。

重视理论武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列宁进一步强调，“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党”，“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当这些原则经由共产国际传入中国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理论自觉，便有了清晰的源头。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基于共同信仰和科学理论而组成的“先锋队”。因对主义的坚定信仰而产生的强大力量，正是中国共产党优胜于近代中国其他政治力量的特别之处，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无论遭遇怎样的困难都能奋起的精神支撑。

在实践中回答如何对待理论

有了理论，接着要回答：如何对待理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因为缺乏革命经验，一度照抄照搬苏俄革命模式，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词句，陷入教条主义误区。毛泽东后来总结道：过去我们就是由先生把着手学写字，从一九二一年党成立到一九三四年，我们就是吃了先生的亏，纲领由先生起草，中央全会的决议也由先生起草，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使我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

血的教训使全党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死记硬背的教条，而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的行动指南。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经验教训，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是党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在这种理论自觉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带领人民从抗战胜利走向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全国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全新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的重大任务，要求“以苏为鉴”，独立自主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理论成果。然而，受历史条件与时代认知的局限，此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未能完全打破观念束缚，社会主义建设因此经历曲折。

邓小平对此反思：“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中国实际出发，逐渐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桎梏，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此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科学发展观围绕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展开了系统性回答。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逐步形成并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党的理论创新得到不断深化。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新课题。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保持定力、开创新局？答案凝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中。这一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实现如此重大的理论突破，关键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论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根基从当代中国发展实际延伸至五千多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与中华文明精神力量的贯通融合。

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其一，没有一劳永逸的理论，固定与静止的理论不能适应发展着的现实；其二，理论的说服力最终来自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三，每一次理论进步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发展逻辑。这种坚持实事求是与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回答时代问题，引领事业发展。

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在于指导实践、改造现实

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纵观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理论强党从来不是书斋里的清谈，而是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机制，将科学理论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坚持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相统一。思想建党解决党员信什么，即用科学世界观改造主观世界，使党员从思想上认同党的纲领和宗旨；理论强党解决用什么指导行动，即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指导客观世界的改造。二者互相支撑，思想建党是理论强党的前提，理论强党是思想建党的深化，二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的关键。1929年古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毛泽东明确思想建党原则，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单纯是打仗的队伍。

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通过学习，才能真正领会到理论的魅力，进而在实际中主动自觉实践理论。“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思想敏锐、理论先进的基本遵循。如何学习？党内既有“春风化雨”般的常态化学习，也有大规模的集中学习教育。每逢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都以集中学习教育来统一思想、校准方向。延安整风可谓全党集中学习的典范。整风期间，党中央编印《整风文献》，要求“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亲历者回忆，当时延安学习氛围极为浓厚，马夫、炊事员都在学习，夜晚的窑洞里常常传出读书声。经此思想洗礼，中国共产党彻底肃清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实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空前团结。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延续这一学习传统，到新时代更加常态化、机制化。每一次全党大学习，都是对思想的一次“大检修”“大武装”，让全党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始终保持思想统一、意志坚定、步调一致，从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依托组织实现理论落地。以组织促学习，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学习传统，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组织优势。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强调组织建设，经过百余年的实践，成功构建起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为做好党的各项活动提供了重要保证。三湾改编确立“支部建在连上”原则，使党的理论教育能够直达军队最基层的作战单元。此后，通过支部会议、党课学习等制度化安排，广大党员在组织生活中接受理论教育和思想改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正是通过各级党组织，层层传递、深入基层，走出了书斋、走向了工农大众，成为动员群众、凝聚力量的思想武器。这一传统不断制度化、规范化，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基层“三会一课”，组织化的学习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正是依靠严密的组织体系，党的创新理论才能在最短时间内从党中央传递到基层的神经末梢，化为全党的思想自觉，进而在实践中开花结果。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科学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正因为依靠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坚持理论创新与武装，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风雨征程中始终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在复杂局势下始终保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自信与底气。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