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协商工作规则，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真正通过协商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为人民政协深化协商民主创新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三者紧密衔接、相得益彰，有机统一于协商民主全过程，共同构成专门协商机构的运行机理，最终实现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目的。上海市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政协工作纳入全市工作大局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对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出明确要求。上海市政协认真落实党中央和上海市委部署要求，立足强化专门协商机构履职效能、更好服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海篇章，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着力推动协商互动更有深度、意见表达更加充分、凝聚共识更为广泛，更好为上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贡献智慧力量。

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机制，着力在扩大全方位协商议事中汇聚民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协商是政协的主责主业，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是人民政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应当立足职能定位，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机制，着力解决好协商什么、同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关键问题，不断提高建言资政、服务大局的质效。

坚持完善协商内容与丰富协商形式一体谋划，确保深度协商互动议题精准、平台多元。人民政协只有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才能以高质量建言服务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人民政协一方面要完善协商内容，锚定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明确协商方向、确定协商议题；另一方面要丰富协商形式，进一步完善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格局，并积极探索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的协同配合，着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协商平台体系。上海市政协紧紧围绕市委部署要求谋划推进履职工作，坚持面向各党派团体、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征集选题机制，聚焦上海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确定履职议题，确保政协履职与全市大局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在强化重点协商平台建设的同时，依托政协委员工作站、界别委员工作室、委员联系服务群众联系点，组织委员深入基层，围绕加装电梯、养老服务、口袋公园建设等关键小事深入协商，助推基层社会激发治理活力、优化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效能。

坚持健全协商规则与培育协商民主文化同步推进，确保深度协商互动程序科学、氛围浓厚。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原则，针对不同协商渠道，形成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特别是要把协商互动作为必要环节，对参加范围、讨论原则、基本程序、交流方式等作出规定，确保协商深入、互动充分。同时，深度协商互动离不开协商民主文化的深厚滋养，要广泛倡导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积极培育富有政协特色的协商民主文化，推动政协协商有来有往、良性互动、层层深入，做到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上海市政协着力优化协商互动程序，特别是在专题监督性常委会会议中增设委员提问、部门答复环节，有效彰显了协商式监督的特点优势。同时，组织政协委员与政府部门、利益相关方、界别群众等聚焦问题、平等对话、深度交流，在助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厚植协商文化。比如，围绕持续助力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社区宝宝屋”迭代升级，在社区基层组织专家委员联动职能部门、运营机构、居民家庭，搭建常态化、面对面沟通协商平台，形成“民意响应—协商推动—监督落实—反馈优化”的闭环流程，推动构建起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家庭参与的“善治共同体”模式，让有事好商量在社区基层蔚然成风。

坚持增强协商本领与提高协商实效相互促进，确保深度协商互动方法科学、成果落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才能商量得真、商量得深、商量得实，这就要求人民政协必须健全学习培训机制，推动广大委员勤学习、善钻研，把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领悟协商要义、掌握协商方法、增强协商本领，努力做到察形势之变、识问题之要、谋管用之策。协商成果落地落实，是衡量协商质效的重要标准。要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加强与党委和政府沟通联系，跟踪了解协商成果采纳落实进展，及时向建言者反馈，做好协商的“后半篇文章”。上海市政协不断健全委员培训机制，对市、区政协委员在履职之初开展全员培训，并举办系列“提升委员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推动广大委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履职本领。同时，坚持把协商民主贯穿提案工作全过程，推动完善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牵头协调办理提案机制，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机制，重点提案办理协同推进机制和提案办理定期分析评估机制，有效推动提案建议转化落地。

健全意见充分表达机制，着力在完善全链条有序参与中汇聚民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民主，起始于人民意愿充分表达，落实于人民意愿有效实现。人民政协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必须落实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部署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要求，通过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广谋良策，保障人民群众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推动中国式民主展现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充分发挥界别的联系广泛优势，及时反映各界群众诉求。界别是人民政协组织架构的设置，每一个界别都是一条连通界别群众的民主渠道。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路和办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推动各界别立足自身领域、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履职活力，在更好联系界别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深化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建议中，把政协组织的整体优势切实转化为各界别各展所长的履职效能。上海市政协在这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比如，制定关于发挥界别作用的实施意见，健全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履职尽责的机制，完善专委会分别联系各界别机制，发挥界别和地区工作委员会协调推动作用，重要协商会议确保界别发言占适当比例，推动各界别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高质量的集体提案，并组织建立了界别委员工作室，有效确保各界群众意见建议得到及时反映。

充分发挥政协的协商平台优势，广泛征求各界群众意见。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平台，有利于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履职实践中，需要把让群众满意作为做好工作的价值取向，做到履职方向依据群众意见确定、履职议题根据群众意见调整、履职成果结合群众意见完善，并通过邀请界别群众代表参加政协有关协商会议、调研视察活动、民主监督工作，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专题协商等形式，拓展有序参与渠道，使政协真正成为各界群众表达意见的制度化平台。上海市政协着眼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着力健全邀请界别群众参与履职活动、面向界别群众征求意见建议的机制，有效推动各界诉求顺畅传递给党委和政府。比如，为精准建言科学谋划“十五五”规划，广泛开展“我为编制‘十五五’规划献一计”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围绕“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编制上海市‘十五五’规划”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积极贡献政协智慧。围绕稳定经济增长，由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分别带领调研组，聚焦高端制造、外资外贸等重点领域，走访调研企业，深入听取意见建议，及时反映给党委和政府，推动了相关问题解决。

充分发挥社情民意直通车优势，精准传递各界群众呼声。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一头连着界别群众，一头连着党委和政府，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对于协助党委和政府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具有重要意义。要着力完善社情民意信息采集、编辑、核实、审定、报送的全流程机制，推动政协各参加单位、各专委会和全体政协委员主动下沉延伸履职触角，广开言路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深入掌握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深入了解影响社会和谐的治理难题，深入收集推动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着力把分散的民意诉求转化为具体的良策实招，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委员的“履职清单”，让各界群众切身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上海市政协持续健全反映社情民意机制，特别是深化“社情民意建言直通车”品牌建设，创新推出“社情民意面对面”协商座谈，围绕银发经济、体育消费、物业管理等上海城市治理与民生改善的重点议题，组织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社区居民代表面对面深度协商，有效构建起“民意广泛收集—建言精准转化—成果及时反馈”的完整闭环，让社情民意工作更具实效性。

健全广泛凝聚共识机制，着力在实现全覆盖团结各界中汇聚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繁重前所未有，这就要求人民政协必须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更好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凝心聚力，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守好政治圆心，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作为党领导的政治组织，要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不断健全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优化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的学习制度体系，完善将凝聚共识融入履职、联系委员和谈心谈话、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等制度，切实把党的意志主张转化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上海市政协不断健全政协党建工作责任、组织、制度体系，落实政协党组成员、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联系委员机制，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精心打造“浦江纵横大讲堂”统一学习平台，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拉长包容半径，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不断建立健全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机制，少数民族界和宗教界委员学习实践机制，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上海市政协坚持讲团结、重团结，通过搭建有效平台，着力推动凝聚共识机制具体化、常态化、实效化。比如，实施“阳光育人”计划，助力来沪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成才；办好“大爱暖申城·宗教慈善在行动”项目，支持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举办“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着力培养爱国爱澳青年人才；举办华侨华人经理人座谈会、在沪台胞专题座谈会、“侨海荟”沙龙等，面向海内外凝聚人心力量。

主动对外发声，讲好中国人民民主故事。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职责。要不断发挥委员主体作用、面向国际社会主动正面发声，推动广大委员在对外交往中，用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话语讲好更接地气、能聚人气、引起共鸣的中国故事，并主动面向来华外籍人士开展宣传，助力扩大知华友华朋友圈。上海市政协充分依托上海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区位优势，精心举办外籍人士情况通报会、外籍人士走进政协等活动，广交深交海外朋友。特别是，创新设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精心打造开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气象的重要窗口，邀请外国代表团、驻沪领馆官员、友城代表、白玉兰奖获得者、商会代表、留学生等参观实践点，增进对中国式民主的理解认同。同时，依托“中华文化台青行”“政协委员与台青台生面对面”等活动，邀请在沪台青台生走进政协、走进实践点，深刻感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不断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使命，为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和根本遵循。

充分认识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党中央关于防灾减灾救灾战略部署持续深化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更加突出系统集成、全流程衔接的整体应对。

遵循灾害防治规律的必然要求。灾害损失由致灾危害性、人员和资产暴露度、承灾体脆弱性、应对能力等因素共同决定。从实践来看，国土空间管控、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能够减少风险暴露，工程设防、设施加固和冗余建设能够降低系统脆弱性，救援救助、物资调运和恢复重建则控制灾后损失扩大。任何一环工作缺失或薄弱都会放大其他环节的压力。预防不足会使处置端压力增大，设防不足会使预警难以转化为减损，保障不足会使灾后救助和恢复受阻。反之，高水平灾害预防能够大幅减轻灾害损失，甚至避免伤害，高标准设防可延缓系统失效并为救援赢得时间，灾后调查和复盘能揭示前端缺陷，为持续优化创造条件。“一体提升”是以全周期视角，统筹运用全过程全手段全要素，系统提升灾害管控能力。

应对大灾巨灾和风险综合体的现实需要。大灾巨灾往往突破行政区域、行业部门和常规资源配置边界。比如，极端暴雨可同时引发山洪、滑坡、内涝，造成交通中断和通信受损；强震可能带来建筑倒损、燃气泄漏、火灾及医疗资源挤兑。传统治理多结合历史配置设施和力量，而大灾巨灾治理必须关注低概率、多损失后果情景。必须合理设置安全冗余、替代方式和保底方案，并为“三断”（断路、断网、断电）、跨区域增援和较长期安置做好充分准备。“一体提升”是从全局和长远统筹谋划，把应对可能的重大风险转化为规划、建设和准备的措施，以能力提升的确定性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后果。

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和专业力量加快建设，抗灾设防、监测预警、物资储备、灾害救助体系不断完善。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提出要推动建设九项重点工程。长期来看，我国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仍面临巨灾应对亟待加强、灾害信息共享和研判亟待提升、跨区域协调机制不畅、专业抢险救援力量不足、设施平急转换难、城乡应急能力不均等问题。“一体提升”就是要解决现有灾害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碎片化、衔接弱进而影响整体治理效能的问题。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基本内涵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本质是在灾害治理中通过整体设计、系统集成和同向发力，提升系统效能。从整体上看，纵向上贯通国家至基层各层级，横向上打通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利、气象、交通、能源、通信、卫生健康等部门的信息和行动链，时间上衔接预防、准备、响应、救助、恢复与重建，空间上强化区域、流域和城市群联防联控。

通过减灾预防从源头降低风险生成和积累。减灾预防是灾害风险治理的第一道关口，核心是在灾前识别、规避、降低和转移风险，内容包括风险普查成果更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重大项目风险评估、隐患治理、监测预警、临灾转移和公众教育等。对于能够规划避让的风险，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事后抢险补救；能够日常消除的灾害隐患，不能拖到临灾处置；难以完全消除的风险，则应通过预警、预案和转移降低人员暴露度。衡量成效也不能只看检查次数和信息发布量，而应看灾害风险是否实质下降、预警是否真正转化为行动、危险区域人员能否及时转移。

通过抗灾设防提高系统安全韧性。抗灾设防是连接预防与救援的中间屏障，重点是通过工程和非工程措施降低承灾体脆弱性。既要提高重点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推进房屋、堤防、水库、桥隧、燃气管网、电力通信等设施加固，建设避难场所和应急通道，也要完善运行维护、应急转换和跨系统联动规则。现代设防不能只追求设施“没有大的破坏”，还要重视受冲击后的功能保持情况、快速有效替代和尽快恢复，供电、通信、交通、物流等系统应有托底手段，医院、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应具备持续运行和快速疏散条件，防止单个节点失效引发系统故障，单一灾害演变为级联灾害事故。

通过救灾保障有效支撑灾害处置救援并支撑恢复重建。预防和设防不可能消除全部风险，救灾保障是不可替代的托底能力。其范围既包括统一指挥、专业救援、医疗救治、应急通信和物资投送，也包括基本生活救助、特殊困难群体照护、卫生防疫、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目标不只是“应急人员到场”，而是确保最不利条件下指挥链不断、救援链有效、物资链畅通、民生底线守住。队伍编成、储备布局、运输协议、征用补偿和跨区域增援机制都须在灾前明确，并以实战演练检验。灾后重建则应根据暴露的问题优化选址、提高标准，防止风险累加放大，并为未来的灾害应对预留空间。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我国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但仍面临风险认知滞后、跨部门协同不畅、城乡设防不均衡、预警与行动衔接不紧、基层和全要素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

固有的灾害治理认知与风险治理能力需求不匹配。部分风险评估仍以历史灾情和单一灾种为主要依据，对极端事件、灾害链、基础设施相互依赖和人口动态暴露考虑不足。风险普查成果如缺少常态更新，容易成为“静态底册”；规划和预案如不开展有针对性的情景推演，也难以识别系统承载上限。比如，预警信息发布与基层响应行动不相适应，虽然监测精度不断提高，但是“预警发出”不等于“信息抵达”，“信息抵达”也不等于“群众正确行动”，亟待打通“最后一公里”，建立从技术信号到组织行动和公众行为的制度链条。

条块分割与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要求不相适应。灾害风险跨越行政和行业边界，但风险数据、工程建设、预警发布、应急响应和灾后救助仍可能分属不同部门。一些地方存在数据标准不一、共享授权不清、会商研判与指挥行动脱节等现象，跨区域增援的队伍接口、装备通信、物资调用和费用结算规则也不统一。

全要素保障和长效投入与体系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预防收益常表现为“没有发生的损失”，不如救援成果直观，容易出现重装备轻维护、重建设轻训练、重短期整治轻长期治理的倾向。部分基层专业人员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不完善，家庭和社区储备有限。缺少稳定投入、法律标准、人才和评价激励，单项工程与技术就难以转化为持续能力。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推进路径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系统观念，把保护生命、保障基本生活和关照脆弱人群贯穿全过程，树立既重视灾后处置恢复又重视日常防灾减灾的正确政绩观。

以全域风险治理体制机制统领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明确专业、属地和协同责任。建立统一的灾害风险识别、分级、管控和更新制度，是“一体提升”的基础。充分运用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按照“风险点—责任人—管控措施—应急资源”形成动态清单和空间“一张图”，把致灾因子、承灾体、脆弱人群、避难场所、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纳入同一风险底图。对城市群、重要流域、能源基地、交通枢纽和重大工程开展多灾种综合评估，研究灾害链和跨区域影响，明确风险避让、工程治理、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的优先次序。建立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灾害风险评估机制。在选址和立项阶段强化多部门联审，避免新增重大风险；在建设阶段落实设防标准和安全设施要求；在运营阶段开展动态监测、隐患治理和定期评估；在改扩建、用途改变或周边风险发生变化时重新论证。建立“预警—叫应—反馈—响应”闭环，明确不同级别预警对应的会商、巡查、停工停课、交通管制和转移避险措施，确保责任到岗、措施到人。

以安全韧性城乡和“平急两用”设施夯实抗灾基础。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建设规划，科学划定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严格落实风险避让和用途管制。农村地区要完善农房防灾抗灾标准，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削坡建房和道路桥涵隐患治理，避免城乡能力差距成为整体安全的短板。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增量建设和存量盘活，使旅游居住、医疗服务、仓储物流、公共场馆等设施在平时具有可持续运营功能，在重大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转换为隔离、救治、安置、储运或指挥保障空间。建设之初就要明确转换场景、启动权限、时间要求、人员编组、物资接口和补偿机制，并通过定期演练检验水、电、通信、卫生、无障碍和交通接驳条件。

以全过程制度建设保障有效衔接。围绕自然灾害防治、应急救援队伍、监测预警、物资装备、调查评估等领域，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明确各级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主体在预防、设防、响应、救助、重建各阶段的权利义务。加强跨区域协同立法和标准衔接，推动预警信息、队伍调动、物资征用、设施转换、数据共享等关键制度统一。对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风险及时开展规则研究，避免监管责任真空。建立健全灾害治理考核评价制度，不仅考核灾害发生后的响应速度和处置结果，也考核重大风险下降幅度、设防标准达标率、预警行动转化率、避难设施可用率、物资调拨时效和群众安全技能，把“防得好、损失少”体现为可衡量的治理绩效。

以复盘评估闭环推动体系持续改进完善。每一次灾害、险情和演练都应成为检验体系的机会。建立覆盖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工程表现、队伍行动、物资保障、群众转移和信息发布的复盘制度，既查直接原因和责任，也查规划、标准、制度和资源配置等深层问题。整改任务要形成清单，明确责任、时限和验收标准，并将结果反馈到风险数据库、建设规划、预案和培训内容中。完善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总结评估和第三方评估机制，推动评价从投入和活动数量转向风险降低与功能恢复效果。对反复出现的问题进行跨地区、跨行业比较，推动共性短板通过标准和制度统一解决。以持续复盘实现“治理一次风险、完善一类机制、提升一域能力”，真正使“一体提升”成为动态迭代过程。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

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对于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具有重要风向标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选什么人、用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彰显了我们党以实干论英雄、以实绩用干部的鲜明立场。

选人用人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导向正确是选人用人工作最根本、最重要的要求，用人导向旗帜鲜明，广大干部才能更好地履职尽责、担当作为；用人导向存在偏差，就会影响干部士气，导致歪风邪气滋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干部干事热情持续高涨。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错误心态，甚至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这种导向一旦蔓延，必然会挫伤实干者的积极性，最终会贻误事业发展。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绝不是靠喊口号、做虚功就能实现的，必须靠一大批党员干部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把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鲜明地立起来，既是纠正错误政绩观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要求。

实干，是脚踏实地、不图虚名，是知重负重、不务虚功。识别实干，就是要看干部面对大是大非是否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是否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是否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是否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是否敢于坚决斗争，在改革发展主战场、急难险重任务中检验干部的实干精神。识别实干，还要看干部有没有久久为功的定力，注重了解干部的一贯表现，把日常工作中对待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的态度作为基本依据，看其能否沉下心来默默耕耘，能否扑下身来抓好落实。对那些无私奉献的干部，要及时发现、大胆使用，坚决防止与实干精神背道而驰的“花架子”“踢皮球”“绕道走”行为。

干部的政绩，既有短期见效、直观可感的显绩，也包含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潜绩。重实绩，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坚决破除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的片面导向，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衡量内容，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根本标准。对那些热衷做表面文章，甚至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干部不仅不能重用，还要严肃问责。唯有如此，方能有效遏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引导广大干部保持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推动事业发展的蓝图绘到底。

重实干重实绩，要靠科学的考核机制作保障。干部考核不存在“包打天下”的统一模式，必须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基础水平、发展阶段、主体功能区定位各不相同的客观实际，对主要领导干部和班子成员、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根据职责分工和岗位特点，实行分级分类考核，避免“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推动考核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把功夫下在日常，既看干部平时表现，也看干部在关键时刻的担当，为干部“精准画像”。不断完善干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正向激励的体系建设，将全面精准的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惩和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充分发挥干部考核的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让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干部真正得到重用、充分施展才华，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各级党组织要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把这一导向坚定贯彻落实下去。引导党员干部始终脚踏实地干实事、埋头苦干创实绩，推动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重要言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理论内涵

高质量发展是习近平经济思想中具有统摄性原创性的重大标识性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经济发展新常态新时代新阶段，系统回答了什么是高质量发展、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时代课题。从发展阶段、发展定位、发展理念、发展路径等方面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的理论。高质量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时代内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重要原创性贡献。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方位。方位明，则思路清。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凸显，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持续蔓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上升带来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强调要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的，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的重大判断，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它揭示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它揭示的是中国经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阶段要完成的基本任务。无论是新常态这个大逻辑演绎出的发展要求，还是新发展阶段提出的发展任务，都离不开新时代提出的“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和发展主题。

因此，理解高质量发展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必须首先理解经济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标志着传统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结束，一个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集约型发展方式的到来，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启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地位。战略地位回答的是高质量发展在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根本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把高质量发展放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全局中加以把握，这是在总结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作出的一个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判断。

首先，高质量发展可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一个国家和地区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经济建设可以创造更多更好的物质财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物质支撑。只有经济总量规模继续扩大和发展质量效益进一步提高，我国各方面建设事业的物质条件才能不断得到夯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有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强调“我们要重视量的发展，但更要重视解决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有效增长”。

其次，高质量发展是在新征程上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支撑。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来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财富创造能力的跃升；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供给体系质量不够、资源要素投入消耗较大等方面，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优化生产函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最后，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正在经历大调整、大分化、大重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问题更加凸显。只有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重大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才能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守住安全底线，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行稳致远。

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导向和科学内涵。关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并从供给、需求、投入产出、分配、宏观经济循环等方面阐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结合起来，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体现了高质量发展鲜明的价值导向，深刻诠释了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不是只对经济发达地区的要求，而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而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各地区要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扬长补短，走出适合本地区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并强调，领导干部要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正确政绩观，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慎重决策、慎重用权。因此，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推动协调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来定义高质量发展，把我们党对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作为标识性概念，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幸福和共同富裕为根本旨归，既实现了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又实现了自然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统一。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高瞻远瞩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全新的概念并加以阐释。一系列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法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先进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创新已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等科技相互促进、加速融合，多领域推进，改写了由单一技术创新主导的创新模式。同时，新一轮科技创新的通用性特征突出，催生了数字化制造、网络协同制造等一批全新的生产模式。

新质生产力拓展了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一方面，加快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拓展传统生产力的效率边界，弥补传统产业的发展短板，促进传统产业形成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引领产业结构朝着“向上”“向优”“向绿”的高级化方向迈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全面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夯实自主技术体系的“技术底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全面提高我国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

领导水平从哪里来

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撰写的《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明确提出：“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他作出深刻回答：“水平来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而规律性的东西，正是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这一重要论断贯通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揭示了领导水平生成的根本机理：它不是职位自然赋予的，也不是材料中“写”出来、会场上“讲”出来的，而是在坚持人民立场、深入实践、把握规律、破解难题中形成的。

领导工作，表面是谋划、决策、组织、协调，实质是认识和运用规律，把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实践力量。衡量干部有没有水平，不能只看说了什么、写了什么，更要看能否从纷繁现象中把握本质，从复杂矛盾中抓住关键，从群众创造中找到办法，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职位可以带来权力，却不会自动带来真理；阅历能够积累经验，却未必形成规律性认识。领导水平归根到底来自人民、来自实践。

从人民立场中校准认识方向。认识世界，首先有一个站在谁的立场上、为了谁去认识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这既是政治立场，也是工作方法。把人民作为认识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才能获得宽广视野、可靠尺度和深厚力量。《管子·牧民》有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郑板桥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民声虽细，连着国计民生；民情虽微，映照治理成色。若只从报表中看发展、从汇报中听民意、从材料中找经验，就容易把“平均数”当成“大多数”，把“典型盆景”当成“整体风景”。人民立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认识方式和工作方法。以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为尺度，才能校准决策坐标，避免政策与民意脱节、工作与实际错位。

在调查研究中打开认识规律之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规律蕴藏于实践，却不会自动显现。由现象抵达本质、由个别把握一般、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必须依靠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连接主观与客观、决策与实践、干部与群众的桥梁。调查研究贵在“真”，既要身到，也要心到；既看成绩，也找问题；既听顺耳话，也听逆耳言。若满足于“坐着车子转、隔着玻璃看”，走设计好的路线、听准备好的汇报，看到的只是经过修饰的现实。真正的调研，要到困难多、意见集中、工作打不开局面的地方去，在田间地头听民声、在工厂车间看实情、在社区院落问冷暖。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决策就有多少底气。调查研究更要在“研”字上下功夫。调查不是材料堆积，研究不是观点拼接。既要“解剖麻雀”，从典型中发现一般机理；也要“弹好钢琴”，从多重矛盾中辨明主次缓急；还要把局部置于全局、把当前放到历史长周期考量。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才能把零散经验升华为规律性认识，把基层创造转化为制度成果。

在学思践悟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本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照搬旧经验不行，套用现成答案也不行。越是矛盾交织、任务艰巨，越需要领导干部躬身入局，在事上练、在难处磨，在破解难题中提高认识水平和驾驭能力。向实践求知，并不意味着轻视理论。理论是观察世界的“望远镜”和“显微镜”。领导干部既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这本“有字之书”，也要读社会实践这本“无字之书”，把知识化为见识、见识化为胆识，把理论原则化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理论指导，实践容易陷入事务主义；离开实际支撑，理论又可能成为空洞教条。领导水平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激荡中提升的。实践能够出真知，但经验不会自动上升为理性认识。同样经历一件事，有人增长才干，有人只是重复昨天，关键在于及时复盘、深入反思，把“做过”变成“懂得”。既从成功中提炼经验，也从失误中发现边界；既看直接效果，也评估长远影响；既有“当下改”的果断，也有“长久立”的谋划。领导水平就体现在尊重规律而不墨守成规、敢于担当而不盲目蛮干、积极作为而不急功近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认识深化的完整链条。从群众中来，就是集中意见、提炼经验，形成符合实际的政策主张；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实践中检验完善。领导不是替群众包办一切，更不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而是要集中群众智慧、凝聚群众力量、组织群众奋斗。破解难题的“金点子”，往往生长在生产生活第一线。

在为民造福中彰显领导水平。领导水平既体现为认识规律、破解难题的能力，也体现为一心为民、造福群众的价值追求。领导干部的威信，不靠职位赋予、权力维系，而是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中积累起来的。《论语·子路》有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群众评价干部，既看说了什么，更看做成了什么；既看一时表现，更看长期坚守。为民造福，最终要落实到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上。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生态等，看似是一家一户的日常琐事，实则连着民生福祉和治理大局。领导干部要把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办成一件实事，就增添了一份信任；化解一个难题，就凝聚了一份力量。领导水平的成色，归根到底要由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检验。

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的机制，完善协商工作规则，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真正通过协商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为人民政协深化协商民主创新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度协商互动、意见充分表达、广泛凝聚共识三者紧密衔接、相得益彰，有机统一于协商民主全过程，共同构成专门协商机构的运行机理，最终实现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的目的。上海市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始终把政协工作纳入全市工作大局统一谋划、统一部署、统一推进，对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提出明确要求。上海市政协认真落实党中央和上海市委部署要求，立足强化专门协商机构履职效能、更好服务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海篇章，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着力推动协商互动更有深度、意见表达更加充分、凝聚共识更为广泛，更好为上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贡献智慧力量。

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机制，着力在扩大全方位协商议事中汇聚民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来决定和调整我们的决策和工作，从制度上保障协商成果落地，使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更好顺乎民意、合乎实际”。协商是政协的主责主业，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是人民政协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新时代新征程，人民政协应当立足职能定位，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健全深度协商互动机制，着力解决好协商什么、同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关键问题，不断提高建言资政、服务大局的质效。

坚持完善协商内容与丰富协商形式一体谋划，确保深度协商互动议题精准、平台多元。人民政协只有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才能以高质量建言服务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人民政协一方面要完善协商内容，锚定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明确协商方向、确定协商议题；另一方面要丰富协商形式，进一步完善以全体会议为龙头，以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和专题协商会为重点，以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为常态的协商议政格局，并积极探索政协协商同其他协商形式的协同配合，着力构建多层次、立体化协商平台体系。上海市政协紧紧围绕市委部署要求谋划推进履职工作，坚持面向各党派团体、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征集选题机制，聚焦上海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确定履职议题，确保政协履职与全市大局同频共振、同向发力。在强化重点协商平台建设的同时，依托政协委员工作站、界别委员工作室、委员联系服务群众联系点，组织委员深入基层，围绕加装电梯、养老服务、口袋公园建设等关键小事深入协商，助推基层社会激发治理活力、优化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效能。

坚持健全协商规则与培育协商民主文化同步推进，确保深度协商互动程序科学、氛围浓厚。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协商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要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原则，针对不同协商渠道，形成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特别是要把协商互动作为必要环节，对参加范围、讨论原则、基本程序、交流方式等作出规定，确保协商深入、互动充分。同时，深度协商互动离不开协商民主文化的深厚滋养，要广泛倡导有事多协商、遇事多协商、做事多协商，积极培育富有政协特色的协商民主文化，推动政协协商有来有往、良性互动、层层深入，做到平等协商而不强加于人，有序协商而不各说各话，真诚协商而不偏激偏执，形成既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上海市政协着力优化协商互动程序，特别是在专题监督性常委会会议中增设委员提问、部门答复环节，有效彰显了协商式监督的特点优势。同时，组织政协委员与政府部门、利益相关方、界别群众等聚焦问题、平等对话、深度交流，在助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厚植协商文化。比如，围绕持续助力静安区江宁路街道“社区宝宝屋”迭代升级，在社区基层组织专家委员联动职能部门、运营机构、居民家庭，搭建常态化、面对面沟通协商平台，形成“民意响应—协商推动—监督落实—反馈优化”的闭环流程，推动构建起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家庭参与的“善治共同体”模式，让有事好商量在社区基层蔚然成风。

坚持增强协商本领与提高协商实效相互促进，确保深度协商互动方法科学、成果落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才能商量得真、商量得深、商量得实，这就要求人民政协必须健全学习培训机制，推动广大委员勤学习、善钻研，把握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领悟协商要义、掌握协商方法、增强协商本领，努力做到察形势之变、识问题之要、谋管用之策。协商成果落地落实，是衡量协商质效的重要标准。要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加强与党委和政府沟通联系，跟踪了解协商成果采纳落实进展，及时向建言者反馈，做好协商的“后半篇文章”。上海市政协不断健全委员培训机制，对市、区政协委员在履职之初开展全员培训，并举办系列“提升委员履职能力”专题培训班，推动广大委员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履职本领。同时，坚持把协商民主贯穿提案工作全过程，推动完善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牵头协调办理提案机制，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领衔督办重点提案机制，重点提案办理协同推进机制和提案办理定期分析评估机制，有效推动提案建议转化落地。

健全意见充分表达机制，着力在完善全链条有序参与中汇聚民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丰富民主形式，畅通民主渠道，有效组织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共商国是，推动实现广泛有效的人民民主”。民主，起始于人民意愿充分表达，落实于人民意愿有效实现。人民政协作为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必须落实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部署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要求，通过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广谋良策，保障人民群众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推动中国式民主展现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充分发挥界别的联系广泛优势，及时反映各界群众诉求。界别是人民政协组织架构的设置，每一个界别都是一条连通界别群众的民主渠道。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变化，深入研究更好发挥政协界别作用的思路和办法，扩大团结面、增强包容性，拓展有序政治参与空间，推动各界别立足自身领域、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履职活力，在更好联系界别群众、深入调查研究、反映社情民意、深化协商讨论、提出意见建议中，把政协组织的整体优势切实转化为各界别各展所长的履职效能。上海市政协在这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探索，比如，制定关于发挥界别作用的实施意见，健全支持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更好履职尽责的机制，完善专委会分别联系各界别机制，发挥界别和地区工作委员会协调推动作用，重要协商会议确保界别发言占适当比例，推动各界别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高质量的集体提案，并组织建立了界别委员工作室，有效确保各界群众意见建议得到及时反映。

充分发挥政协的协商平台优势，广泛征求各界群众意见。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秉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理念，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平台，有利于促进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履职实践中，需要把让群众满意作为做好工作的价值取向，做到履职方向依据群众意见确定、履职议题根据群众意见调整、履职成果结合群众意见完善，并通过邀请界别群众代表参加政协有关协商会议、调研视察活动、民主监督工作，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专题协商等形式，拓展有序参与渠道，使政协真正成为各界群众表达意见的制度化平台。上海市政协着眼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着力健全邀请界别群众参与履职活动、面向界别群众征求意见建议的机制，有效推动各界诉求顺畅传递给党委和政府。比如，为精准建言科学谋划“十五五”规划，广泛开展“我为编制‘十五五’规划献一计”等活动。在此基础上，围绕“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高质量编制上海市‘十五五’规划”议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积极贡献政协智慧。围绕稳定经济增长，由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分别带领调研组，聚焦高端制造、外资外贸等重点领域，走访调研企业，深入听取意见建议，及时反映给党委和政府，推动了相关问题解决。

充分发挥社情民意直通车优势，精准传递各界群众呼声。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一头连着界别群众，一头连着党委和政府，是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方式，对于协助党委和政府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具有重要意义。要着力完善社情民意信息采集、编辑、核实、审定、报送的全流程机制，推动政协各参加单位、各专委会和全体政协委员主动下沉延伸履职触角，广开言路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深入掌握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深入了解影响社会和谐的治理难题，深入收集推动改革发展的意见建议，着力把分散的民意诉求转化为具体的良策实招，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委员的“履职清单”，让各界群众切身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上海市政协持续健全反映社情民意机制，特别是深化“社情民意建言直通车”品牌建设，创新推出“社情民意面对面”协商座谈，围绕银发经济、体育消费、物业管理等上海城市治理与民生改善的重点议题，组织相关领域的政协委员与界别群众、社区居民代表面对面深度协商，有效构建起“民意广泛收集—建言精准转化—成果及时反馈”的完整闭环，让社情民意工作更具实效性。

健全广泛凝聚共识机制，着力在实现全覆盖团结各界中汇聚民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繁重前所未有，这就要求人民政协必须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更好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凝心聚力，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守好政治圆心，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统一战线最鲜明的特征，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人民政协作为党领导的政治组织，要始终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不断健全党对政协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机制，优化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引领的学习制度体系，完善将凝聚共识融入履职、联系委员和谈心谈话、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等制度，切实把党的意志主张转化为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的高度共识和自觉行动。上海市政协不断健全政协党建工作责任、组织、制度体系，落实政协党组成员、主席会议成员和专委会主任联系委员机制，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精心打造“浦江纵横大讲堂”统一学习平台，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到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拉长包容半径，广泛凝聚社会各界共识。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奋斗。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不断建立健全发挥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机制，少数民族界和宗教界委员学习实践机制，同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沟通联络机制，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机制等，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上海市政协坚持讲团结、重团结，通过搭建有效平台，着力推动凝聚共识机制具体化、常态化、实效化。比如，实施“阳光育人”计划，助力来沪少数民族大学生成长成才；办好“大爱暖申城·宗教慈善在行动”项目，支持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举办“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着力培养爱国爱澳青年人才；举办华侨华人经理人座谈会、在沪台胞专题座谈会、“侨海荟”沙龙等，面向海内外凝聚人心力量。

主动对外发声，讲好中国人民民主故事。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职责。要不断发挥委员主体作用、面向国际社会主动正面发声，推动广大委员在对外交往中，用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话语讲好更接地气、能聚人气、引起共鸣的中国故事，并主动面向来华外籍人士开展宣传，助力扩大知华友华朋友圈。上海市政协充分依托上海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区位优势，精心举办外籍人士情况通报会、外籍人士走进政协等活动，广交深交海外朋友。特别是，创新设立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点，精心打造开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平台、展示全过程人民民主气象的重要窗口，邀请外国代表团、驻沪领馆官员、友城代表、白玉兰奖获得者、商会代表、留学生等参观实践点，增进对中国式民主的理解认同。同时，依托“中华文化台青行”“政协委员与台青台生面对面”等活动，邀请在沪台青台生走进政协、走进实践点，深刻感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不断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推动企业更好走出去

提问：戴奕 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真正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请问，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不少新问题，需要重点研究如何提高对外投资的科学性、安全性，如何加强海外利益保护。

解读：罗建波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企业出海步伐显著加快，对外投资已由“可选项”变成“必选项”。但世界并不太平，大国关系复杂严峻，地区冲突和动荡频仍，国际规则正在加速重构，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不少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为此，需要重点研究如何提高对外投资的科学性、安全性，如何加强海外利益保护。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新问题新挑战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给我国企业出海带来严重不确定性。一方面，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主动挑起新一轮对华贸易战科技战，对中资企业发起制裁和长臂管辖，显著提高了中资企业海外投融资的风险和成本。另一方面，美国主导推出“硅和平倡议”、“金库计划”，召开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抢抓全球关键国家、关键矿产、关键基础设施，构建排他性供应链俱乐部。美国布局中亚，重燃波斯湾战火，不断强势介入拉美事务，给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中美在“全球南方”的竞争显著加强，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区域面临新的政治变数。

地区冲突和动荡频发已成常态，海外政治和安全风险不断上升。根据“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GPI）显示，2025年全球共计发生59起活跃武装冲突，创下自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纪录。2025年全球因军事暴力冲突死亡人数接近24万人，同比增长约23%。南亚、中东、非洲地区的战乱、暴乱、恐怖袭击多发，我国海外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直接威胁。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权更迭频繁，外资政策、税收、采矿特许协议频繁变动，极易出现合同违规、许可撤销、国有化风险，政策稳定性难以预判。

国际规则加速重构，合规成本与经营壁垒大幅提高。一些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不断强调“回岸、近岸、友岸”，极大削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导致经济全球化在某些领域显著式微。不少发展中国家本土经济民族主义盛行，显著加大对矿产资源的行政管控，在技术转让、产业链本土化等方面提出过高要求。当前，绿色经济、数字经济成为新的对外投资重点，但各国在市场准入、产业标准、环保规范、质量认证等方面政策差异较大，急需加强标准和规则互联互通建设。

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科学性和安全性还需提高，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能力亟待提升。部分中资企业偏重成本控制和收益测算，对东道国债务可持续、社会舆情、文化风俗、营商环境研判不够深入，为项目后续可持续发展埋下隐患。一些企业重签约落地、轻长期运营，属地化经营不足，本土化人才储备薄弱，与当地社区、工会沟通还不充分，容易引发舆情纠纷、劳资矛盾。不仅如此，我国海外综合服务保障能力还不强，在战略咨询、涉外金融服务、涉外法律服务、媒体海外传播、海外安保服务等方面仍有明显短板。国际军事合作有待拓展，战略投送能力相对有限，危机处置的应对手段相对单一。我国海外利益保护的体制机制、手段和能力还不足，亟待加快涉外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

提高对外投资科学性和安全性

加强国别风险研判，全面优化境外投资的地区布局。继续深耕东南亚、中亚两大重点区域，加快布局中东非洲政府稳定、市场体量大、区域辐射广的国家和地区，审慎稳妥布局地缘冲突地区、政治不稳定国家、债务高风险国家，主动规避海外市场风险。通过对外投融资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同追求现代化，着眼巩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外交“朋友圈”。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前瞻预防东道国安全泛化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建立健全风险对冲和应急预案。

强化政策引导，优化境外投资的导向清单。配合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继续深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支持伙伴关系国家建设铁路、公路、港口码头、城际铁路、空港物流枢纽建设。稳步推进海外产业园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伙伴关系国家绿色转型和数字经济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提高产业发展能力，同时助推中国企业更大规模走出去。

敦促企业合规经营，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合规即安全”。《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企业境外廉洁合规工作指引》均要求企业境外投资经营依法合规。加强在税务、环保、安全、用工等方面的合规管理，尊重属地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建立反腐败合规管理预警机制，重点排查和管控涉及腐败、商业贿赂等行为。建立反制裁风险排查的长效机制，建立合作商准入的事先审查机制。境外中资企业要做好当地民生工程，处理好与当地员工、社区、政府、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增强东道国政府和人民对华友好感情。

打造中国标准和规则，提升在全球发展领域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在高铁、核电、光伏、电网、航天、卫星等领域的技术优势，推动全产业链走出去，打造中国标准。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着力在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若干新兴领域打造中国标准和规则。发挥援外培训、鲁班工坊、技术研修班作用，通过技术援助、人力资源开发项目，为受援国培养工程师、监理、行业监管人员，传授中国工程技术规范。通过共建实验室、检测认证中心，帮助伙伴关系国家建立本土行业标准管理体系。加大与伙伴关系国家在法律、税收、海关、财务、贸易协定等规则、规制方面的软联通，增加在伙伴关系国家发展议程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提升海外综合服务保障能力，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2025年10月商务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当前，需要广泛吸纳和支持各类专业服务机构与金融机构参与对外投融资合作，支持咨询评估、金融服务、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调解仲裁、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机构拓展海外服务网络，提高国际化服务能力和水平，为对外投资和海外项目提供高质量专业服务。

加强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建设

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增强共建国家获得感和坚持于我有利的关系，切实保障我国海外利益安全”。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在对外合作中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另一方面，坚持“以我为主”系统推进海外利益保护工作，制定中长期规划，丰富涉外工具箱。海外利益需要拓展，也需要维护。

在企业层面，增强安全防范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企业走出国门之时，是自己第一安全责任人。要坚持一项原则，即危地不往、乱地不去、危业不投，主动规避海外安全风险。强化两项安全能力，一是加强风险感知和预警能力，二是完善安全防控方案。按照“谁派出，谁负责”“不培训，不派出”的要求，部署营地安防举措，定期组织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高员工面对恐怖袭击等风险的安全意识和应对能力。

在国家层面，加快涉外法治建设，完善海外利益安全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急用先行原则，加强涉外领域立法，进一步完善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法律法规，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秉持“大安全”“大应急”理念，建立事前、事中、事后的全周期安全管理，打造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海外利益保护模式，构筑中央地方、国内国际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力量体系，完善预警、应急、协调、服务、磋商等机制，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海外利益发展和保护之路。

在社会层面，海外利益保护既需要“自上而下”，也需要“自下而上”。社会力量是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建设的有益补充和重要延伸，具有“触角”广泛、“身段”灵活、“行动”高效的特点。扶持有政治担当的安保企业“走出去”，推动出海安保企业更好地服务境外中资项目。鼓励有条件的社会组织走出国门，在实地调研、风险感知、对外传播、社区服务、民生福祉等领域多做工作，为我国企业境外经营创造有利环境。

在双边层面，推动与伙伴关系国家的安全合作，适度推进海外战略投送能力建设。一方面，鉴于国际形势动荡、恐怖主义频发的态势，继续推进与“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国家的双多边反恐合作、情报共享、警务合作、防务合作，以及预防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的国际合作，减少重大突发事件对我国海外利益的冲击。另一方面，当东道国发生严重的战争、内乱、暴恐袭击之时，适度动用军事力量撤侨和保护中国公民生命安全仍然十分必要。要适度推进海外保障基地建设，增强我国海外快速部署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同时积极参与海外维和行动、重点区域的护航行动，提高我国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实干才能出真业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政绩与实践的内在关系。政绩观是干部从政履职的“总开关”，而实践则是正确政绩观的生成之基、检验之道。准确把握政绩观的实践逻辑，对于引导干部出实绩求实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人的主体性是建立在对象性存在之上的现实主体性，人只有在主客体双向互动的对象化活动中，才能完成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这个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实践。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列宁强调，脱离实践的观念只是主观幻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阐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上升规律，把实践出真知刻入党的理论基因。这些经典论述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真理只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生成、校验和发展。同理，政绩从来不是脱离实践的主观臆造，只能是改造世界的实践产物。

实践不是盲目的行动，而是揭示获取真理、遵循客观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自觉活动。干部创造政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实际情况，把准趋势规律，在此基础上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离开实事求是，所谓的“政绩”就会沦为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最终损害群众利益、贻误事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这一重要论述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只能从实践生成、靠实干创造、用实效检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实干实效，推崇知行合一。孔子主张“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反对坐而论道、夸夸其谈。荀子提出“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把实干作为成事的前提。这些思想精华，都蕴涵着实践出真知、真干出真绩的朴素道理，深刻揭示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辩证统一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干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相互贯通、相得益彰。二者都强调，脱离实际行动的空谈毫无意义，只有身体力行、脚踏实地，才能有所作为。这种跨越时空的会通，为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的“开物成务”“经世致用”“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等精神内核一脉相承。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应当自觉从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知行合一”落实到从政履职全过程，做到悟之有道、言之有物、行之有效。

校正政绩观偏差，必须牢牢扭住实践这个根本旨归。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把调查研究作为决策的基本功，确保每一项政策都经得起实践检验。强化实干导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把握好显绩和潜绩的辩证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对纪检监察工作而言，要把政绩观监督嵌入日常监督和巡视巡察，紧盯脱离实际乱作为、躺平甩锅不作为、花拳绣腿假作为等问题，对搞虚假政绩、“数字政绩”的要严肃追责问责，倒逼干部把心思用在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实事上。监督的目的不是把人管死，而是让干部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干出来的政绩才靠得住，只有群众认可的政绩才立得住。

（作者系贵州省纪委常务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时代使命，为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科学理论和根本遵循。

充分认识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极端重要性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党中央关于防灾减灾救灾战略部署持续深化的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更加突出系统集成、全流程衔接的整体应对。

遵循灾害防治规律的必然要求。灾害损失由致灾危害性、人员和资产暴露度、承灾体脆弱性、应对能力等因素共同决定。从实践来看，国土空间管控、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能够减少风险暴露，工程设防、设施加固和冗余建设能够降低系统脆弱性，救援救助、物资调运和恢复重建则控制灾后损失扩大。任何一环工作缺失或薄弱都会放大其他环节的压力。预防不足会使处置端压力增大，设防不足会使预警难以转化为减损，保障不足会使灾后救助和恢复受阻。反之，高水平灾害预防能够大幅减轻灾害损失，甚至避免伤害，高标准设防可延缓系统失效并为救援赢得时间，灾后调查和复盘能揭示前端缺陷，为持续优化创造条件。“一体提升”是以全周期视角，统筹运用全过程全手段全要素，系统提升灾害管控能力。

应对大灾巨灾和风险综合体的现实需要。大灾巨灾往往突破行政区域、行业部门和常规资源配置边界。比如，极端暴雨可同时引发山洪、滑坡、内涝，造成交通中断和通信受损；强震可能带来建筑倒损、燃气泄漏、火灾及医疗资源挤兑。传统治理多结合历史配置设施和力量，而大灾巨灾治理必须关注低概率、多损失后果情景。必须合理设置安全冗余、替代方式和保底方案，并为“三断”（断路、断网、断电）、跨区域增援和较长期安置做好充分准备。“一体提升”是从全局和长远统筹谋划，把应对可能的重大风险转化为规划、建设和准备的措施，以能力提升的确定性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后果。

推进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国家区域应急救援中心和专业力量加快建设，抗灾设防、监测预警、物资储备、灾害救助体系不断完善。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明确提出要推动建设九项重点工程。长期来看，我国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仍面临巨灾应对亟待加强、灾害信息共享和研判亟待提升、跨区域协调机制不畅、专业抢险救援力量不足、设施平急转换难、城乡应急能力不均等问题。“一体提升”就是要解决现有灾害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碎片化、衔接弱进而影响整体治理效能的问题。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基本内涵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本质是在灾害治理中通过整体设计、系统集成和同向发力，提升系统效能。从整体上看，纵向上贯通国家至基层各层级，横向上打通应急管理、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水利、气象、交通、能源、通信、卫生健康等部门的信息和行动链，时间上衔接预防、准备、响应、救助、恢复与重建，空间上强化区域、流域和城市群联防联控。

通过减灾预防从源头降低风险生成和积累。减灾预防是灾害风险治理的第一道关口，核心是在灾前识别、规避、降低和转移风险，内容包括风险普查成果更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重大项目风险评估、隐患治理、监测预警、临灾转移和公众教育等。对于能够规划避让的风险，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事后抢险补救；能够日常消除的灾害隐患，不能拖到临灾处置；难以完全消除的风险，则应通过预警、预案和转移降低人员暴露度。衡量成效也不能只看检查次数和信息发布量，而应看灾害风险是否实质下降、预警是否真正转化为行动、危险区域人员能否及时转移。

通过抗灾设防提高系统安全韧性。抗灾设防是连接预防与救援的中间屏障，重点是通过工程和非工程措施降低承灾体脆弱性。既要提高重点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推进房屋、堤防、水库、桥隧、燃气管网、电力通信等设施加固，建设避难场所和应急通道，也要完善运行维护、应急转换和跨系统联动规则。现代设防不能只追求设施“没有大的破坏”，还要重视受冲击后的功能保持情况、快速有效替代和尽快恢复，供电、通信、交通、物流等系统应有托底手段，医院、学校、养老机构等重点场所应具备持续运行和快速疏散条件，防止单个节点失效引发系统故障，单一灾害演变为级联灾害事故。

通过救灾保障有效支撑灾害处置救援并支撑恢复重建。预防和设防不可能消除全部风险，救灾保障是不可替代的托底能力。其范围既包括统一指挥、专业救援、医疗救治、应急通信和物资投送，也包括基本生活救助、特殊困难群体照护、卫生防疫、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目标不只是“应急人员到场”，而是确保最不利条件下指挥链不断、救援链有效、物资链畅通、民生底线守住。队伍编成、储备布局、运输协议、征用补偿和跨区域增援机制都须在灾前明确，并以实战演练检验。灾后重建则应根据暴露的问题优化选址、提高标准，防止风险累加放大，并为未来的灾害应对预留空间。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面临的主要挑战

当前，我国综合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但仍面临风险认知滞后、跨部门协同不畅、城乡设防不均衡、预警与行动衔接不紧、基层和全要素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

固有的灾害治理认知与风险治理能力需求不匹配。部分风险评估仍以历史灾情和单一灾种为主要依据，对极端事件、灾害链、基础设施相互依赖和人口动态暴露考虑不足。风险普查成果如缺少常态更新，容易成为“静态底册”；规划和预案如不开展有针对性的情景推演，也难以识别系统承载上限。比如，预警信息发布与基层响应行动不相适应，虽然监测精度不断提高，但是“预警发出”不等于“信息抵达”，“信息抵达”也不等于“群众正确行动”，亟待打通“最后一公里”，建立从技术信号到组织行动和公众行为的制度链条。

条块分割与跨部门、跨区域协同要求不相适应。灾害风险跨越行政和行业边界，但风险数据、工程建设、预警发布、应急响应和灾后救助仍可能分属不同部门。一些地方存在数据标准不一、共享授权不清、会商研判与指挥行动脱节等现象，跨区域增援的队伍接口、装备通信、物资调用和费用结算规则也不统一。

全要素保障和长效投入与体系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预防收益常表现为“没有发生的损失”，不如救援成果直观，容易出现重装备轻维护、重建设轻训练、重短期整治轻长期治理的倾向。部分基层专业人员不足，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不完善，家庭和社区储备有限。缺少稳定投入、法律标准、人才和评价激励，单项工程与技术就难以转化为持续能力。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推进路径

一体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系统观念，把保护生命、保障基本生活和关照脆弱人群贯穿全过程，树立既重视灾后处置恢复又重视日常防灾减灾的正确政绩观。

以全域风险治理体制机制统领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坚持统分结合、防救衔接、上下联动，明确专业、属地和协同责任。建立统一的灾害风险识别、分级、管控和更新制度，是“一体提升”的基础。充分运用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按照“风险点—责任人—管控措施—应急资源”形成动态清单和空间“一张图”，把致灾因子、承灾体、脆弱人群、避难场所、救援力量和物资储备纳入同一风险底图。对城市群、重要流域、能源基地、交通枢纽和重大工程开展多灾种综合评估，研究灾害链和跨区域影响，明确风险避让、工程治理、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的优先次序。建立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灾害风险评估机制。在选址和立项阶段强化多部门联审，避免新增重大风险；在建设阶段落实设防标准和安全设施要求；在运营阶段开展动态监测、隐患治理和定期评估；在改扩建、用途改变或周边风险发生变化时重新论证。建立“预警—叫应—反馈—响应”闭环，明确不同级别预警对应的会商、巡查、停工停课、交通管制和转移避险措施，确保责任到岗、措施到人。

以安全韧性城乡和“平急两用”设施夯实抗灾基础。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建设规划，科学划定灾害风险重点防控区域，严格落实风险避让和用途管制。农村地区要完善农房防灾抗灾标准，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危险区、削坡建房和道路桥涵隐患治理，避免城乡能力差距成为整体安全的短板。推进“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增量建设和存量盘活，使旅游居住、医疗服务、仓储物流、公共场馆等设施在平时具有可持续运营功能，在重大突发事件时能够迅速转换为隔离、救治、安置、储运或指挥保障空间。建设之初就要明确转换场景、启动权限、时间要求、人员编组、物资接口和补偿机制，并通过定期演练检验水、电、通信、卫生、无障碍和交通接驳条件。

以全过程制度建设保障有效衔接。围绕自然灾害防治、应急救援队伍、监测预警、物资装备、调查评估等领域，加快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明确各级政府、行业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主体在预防、设防、响应、救助、重建各阶段的权利义务。加强跨区域协同立法和标准衔接，推动预警信息、队伍调动、物资征用、设施转换、数据共享等关键制度统一。对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的风险及时开展规则研究，避免监管责任真空。建立健全灾害治理考核评价制度，不仅考核灾害发生后的响应速度和处置结果，也考核重大风险下降幅度、设防标准达标率、预警行动转化率、避难设施可用率、物资调拨时效和群众安全技能，把“防得好、损失少”体现为可衡量的治理绩效。

以复盘评估闭环推动体系持续改进完善。每一次灾害、险情和演练都应成为检验体系的机会。建立覆盖监测预警、指挥调度、工程表现、队伍行动、物资保障、群众转移和信息发布的复盘制度，既查直接原因和责任，也查规划、标准、制度和资源配置等深层问题。整改任务要形成清单，明确责任、时限和验收标准，并将结果反馈到风险数据库、建设规划、预案和培训内容中。完善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总结评估和第三方评估机制，推动评价从投入和活动数量转向风险降低与功能恢复效果。对反复出现的问题进行跨地区、跨行业比较，推动共性短板通过标准和制度统一解决。以持续复盘实现“治理一次风险、完善一类机制、提升一域能力”，真正使“一体提升”成为动态迭代过程。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坚持把学习教育总要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

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次学习教育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要论述的高度凝练和集中体现，深刻阐明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立场、根本目的、重要标尺、实践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广西政协坚持把学习教育总要求贯穿履职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准确把握人民政协性质定位，以实际行动答好政绩观之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深入落实“立党为公”重要要求，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广西政协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制度和人民政协组织的鲜明政治属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广西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建强党建工作品牌，充分发挥政治组织作用。健全落实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每年召开全区政协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深入创建“四强”党支部，推动党建与履职深度融合，更好成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重要阵地。建强同心工作品牌，充分发挥凝心聚力作用。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健全党的创新理论经常性学习、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相融通的机制，把思想政治引领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服务住桂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办公厅理论研讨会上作交流发言、获评年度理论研究工作表现突出个人，全面完成区市县三级政协文史馆建设，更好成为用党的创新理论团结教育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的重要平台。建强协商工作品牌，充分发挥建言资政作用。持续健全以政协全体会议为龙头的协商议政体系，创新搭建对话交流、恳谈沟通平台，开展“桂在协商”全媒体协商、“委员经济沙龙·微协商”，做好解疑释惑、坚定信心工作，更好成为在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化解矛盾和凝聚共识的重要渠道。

深入落实“为民造福”重要要求，积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中国共产党具有的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之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实行和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要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政协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协助党委、政府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广西政协深刻认识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断拓展协商民主实践，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做深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开展政协委员“进社区促三交”活动，深入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建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基地261个，围绕助推“五个家园”建设开展系列协商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抓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项工作，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做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进一步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和民生工作的新特点，紧扣就业、养老、托育、医疗、边境治理等民生议题，以小切口、多维度为自治区党委、政府察实情、知民意、建真言。做实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工作。深化拓展委员行动平台载体，丰富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履职“服务为民”内容和方式，持续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和捐资助学、技术指导、项目帮扶等活动，积极协助自治区党委、政府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和化解历史矛盾。面对严重洪涝灾害，广西政协迅速发出倡议，引导全区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捐款捐物1.57亿元，自治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一线督导检查病险水库242座、指导整改问题隐患659项，受灾地区政协组织“全员上堤、全员下沉”，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政协离自己很近、委员就在身边。

深入落实“科学决策”重要要求，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议政建言

科学决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关键路径。衡量决策是不是科学，根本看是不是得到人民群众赞成和支持，是不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要通过协商民主实践，汇聚各方面的真知灼见，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厚植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广西政协深刻认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原则，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是人民政协的职责所系、优势所长、价值所在。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议政建言，坚持实事求是，大兴调查研究，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以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服务科学决策、有效施策。严格遵循科学决策制度程序。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是科学决策的重要制度保障。广西政协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党组工作规则等领导班子议事决策程序，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办法，广开言路、博采众谋，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聚焦中心工作深入调研协商。提升运用党的创新理论分析问题、指导实践的能力。围绕广西“十五五”战略部署，就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重点议题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活动31场次。落实“深、实、细、准、效”要求，组织跨专委会、跨界别深度调研，坚持系统观念，正确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努力做到察形势之变、识问题之要、谋管用之策，提出一批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增强民主监督实效，助推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深入落实“真抓实干”重要要求，着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实干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必须大力弘扬崇尚实干、狠抓落实的优良作风，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扎扎实实推动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广西政协深刻认识真抓实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全面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更好凝聚共识，各类履职成果获自治区党政领导批示82次，用实干实绩切实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动真碰硬一体推进学查改。对照“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把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贯通起来。动态更新查摆问题清单和台账，逐条整改、逐项销号。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共制定修订自治区政协制度文件23项、废止3项，不断健全防范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政协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拧紧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推进政协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智能化建设，着力打造“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和高素质机关干部队伍，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

（正文抓取失败）

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此后，“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进行了系统部署。这为我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围绕推动三类产业协同发展，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三业协同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形成全面竞争优势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关乎中国经济能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全面的竞争优势，关乎高质量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否坚实可靠。

从全球产业演进的历史经验看，任何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要面对新旧产业交替的挑战。传统产业底子雄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就会有后劲，因而必须坚持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过早放弃传统产业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过度依赖新兴产业则可能因基础薄弱、缺乏应用场景和需求而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局，忽视未来产业布局又会丧失长远的竞争主动权。三业协同发展的本质，在于让三种产业形态在各自的发展阶段上发挥比较优势、相得益彰，在动态演进中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最终形成梯度发展和相互支撑的产业生态。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刻重塑，发达国家纷纷在前沿领域加快战略布局，试图通过技术壁垒和规则重构巩固自身优势。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拥有最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体系，具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条件，这为三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无法替代的条件。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业体系大而不强的问题仍然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一些传统产业领域出现的“供强需弱”格局，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支柱产业的高成长之间形成了十分明显的“K型分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三业协同发展既是应对外部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举措。

三业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标准。三业协同发展，是指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一国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和比较优势，形成功能互补和梯度推进的产业发展格局。协同的要义在于“相得益彰”，每类产业都能在自身位置上发挥应有作用，同时为其他产业发展创造有力的支撑条件。

三类产业在协同体系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提供主要的就业岗位，是税收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新技术应用的重要场景和市场需求的基础来源。新兴产业代表着当前阶段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较强的成长带动性和较大的附加值率，承担着成为未来国家财政中“现金牛”的增长任务。未来产业则面向前沿科技和潜在需求，处于技术突破和产业化的探索期，决定着国家在未来全球竞争中的位势。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时间上的接续性，动态化处理好三者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产业关联上的连接性，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稳定高效发展。

三业协同发展的主要内容至少涉及以下几个维度。其一，在要素配置层面，要求资本和人才以及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三类产业之间实现合理流动和高效组合，使商品要素资源可以按照效率原则自动进入边际收益最高的产业部门，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优化。其二，在产业链层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新兴产业提供应用场景、市场需求和某些配套能力，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带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则为整个产业链的跃迁积蓄力量。其三，在产业协调层面，需要保持产业政策在各产业环节之间的衔接配合，避免对某一类产业的过度倾斜或支持不足而导致资源错配。其四，在空间布局层面，不同地区要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地确定三类产业的发展重点和协同方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三业协同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而非静态的板块拼合。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变化，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成长为明天的新兴产业，今天的新兴产业在成熟之后也将融入传统产业的范畴。这种产业形态的转化和升级，要求协同机制本身具备适应性和前瞻性。把握住这一动态特征，才能避免用固化的眼光看待产业分类，才能让政策框架跟上产业演进的步伐。

衡量三业协同发展是否有效，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考察。首先，结构合理性是一个基础维度，即三类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否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是否出现了某一类产业过快收缩或过度膨胀的情况。其次，互动传导效率同样关键，新技术和新模式能否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顺畅地传导到传统产业，传统产业的市场需求能否有效拉动新兴产业的创新投入，这些将直接决定协同的实际效果。最后，要素流动的顺畅程度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如资金和人才以及数据等要素是否能够在三类产业之间自由流动，是否存在阻碍要素跨产业配置的制度性壁垒。此外，区域协调程度和长期竞争力的变化也值得关注，前者关注不同地区是否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配合的产业布局，后者则侧重三业协同发展是否最终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三业协同发展的实践进展与基本问题。近年来，我国在三业协同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改造成效显著，大量传统制造企业通过技术改造焕发新的活力。截至2025年年末，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了68.6%，开发了一批工业的5G专用芯片、模组以及终端产品。数字化转型正在从龙头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延伸扩散。新兴产业持续壮大，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以及动力电池等领域已经形成全球领先优势，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医药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规模快速扩张。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首位，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七成。未来产业布局也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和量子信息以及生物制造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增加，部分前沿技术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三业协同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传统产业被简单标签化的倾向值得警惕。一些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把传统产业等同于落后产业，在土地供给和融资支持以及环保标准等方面采取歧视性做法。实际上，传统产业中蕴含着大量的创新空间和升级潜力，如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以及建材家居等行业，通过智能化技术改造和品牌化运营，完全可以实现高附加值的发展。把传统产业简单视为要淘汰的产能，既不符合产业演进规律，也会动摇国民经济的根基。

新兴产业的同质化竞争问题仍然突出。不少地方在发展新兴产业时缺乏差异化定位，不顾实际条件一窝蜂上马相似的项目。以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为例，各地竞相布局相似产能，导致部分环节出现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这种同质化竞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压低了行业利润率，也不利于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背后的原因主要在于税收、统计制度方面的不足和对地方政府考核的导向偏差，以及长期以来利用优惠政策招商的惯性作用。

未来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面临跨越“达尔文之海”的难题。“达尔文之海”是指科技成果转化中难以跨越的“中间空白阶段”。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投入巨大，但科研成果转化的效率有待提升。未来产业处于技术路线和市场需求的探索期，投资风险高且回报周期长，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和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方式尚不成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偏重论文和专利数量，对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不足。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能力建设仍需加强，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资源获取渠道有限。这些因素的叠加，使得一些前沿技术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难以形成产业化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

三类产业之间的传导机制还不够畅通。新兴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尚未充分惠及传统产业，这是导致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呈现“K型分化”趋势的重要原因。数据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仍面临标准不统一和权益不清晰等障碍。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在三类产业之间的流动，还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如高端人才的流动受单位和地区的本位主义制约，传统产业面临招人难和留人难的困境，等等。这些问题反映出三类产业之间的连接通道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体制机制看，地方政府对产业发展具有较强的行政干预倾向，产业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也不足。从市场环境看，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尚未到位，资本和人才以及数据等要素跨产业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偏高。从创新体系看，产学研协同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破除。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三类产业之间的此消彼长呈现出“K型分化”趋势，使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之间在短期内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摩擦和阵痛。

形成有利于三业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竞争优势。实现三业协同发展，缓解产业“K型分化”趋势及其带来的副作用，需要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思路和机制上做出系统性的调整。关键在于把握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战略引导和规则制定以及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作用。

构建三类产业梯度发展的战略统筹机制。三业协同发展首先需要一个清晰的战略框架来统筹各类产业的发展定位。在国家层面，“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了涵盖三类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明确了各类产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功能定位和重点任务。这将有效避免政策碎片化和部门间的协调失灵。在实践上，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还应进一步纳入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同等重要的政策视野，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以及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持续的支持。新兴产业的培育要注重差异化引导，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确定发展重点，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未来产业的布局则要把握适度超前原则，在技术路线尚不确定的领域，应保持多元探索的路径与空间，避免过早收敛到单一路径与方向上。在区域层面上，需鼓励不同地区探索各具特色的三业协同发展模式。东部发达地区可以更多承担未来产业和高端新兴产业的培育功能，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发挥成本优势和场景优势，在承接传统产业转移的同时发展特色新兴产业。这种区域间的产业分工和协同，需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基础，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让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

畅通三类产业之间的要素流动和技术传导。三业协同发展的核心难点，在于打通三类产业之间的连接通道。在要素配置方面，应当加快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建立统一的数据产权认定和交易流通规则，让数据这一新型生产要素在三类产业之间高效流动。在人才流动方面，可以通过建立跨产业的技能培训和转换机制，缓解传统产业人才流失和新兴产业人才短缺并存的矛盾。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根据三类产业的实际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培养方案。在资本配置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适应三类产业不同特征的金融产品。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需要稳定的中长期信贷支持，新兴产业的成长需要风险投资和产业基金的参与，未来产业的探索则需要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在技术传导方面，应当发挥链主企业在产业链中的技术扩散功能。鼓励新兴产业企业、未来产业企业与传统产业企业建立技术合作和场景共建机制，通过共建实验室和联合攻关以及技术授权等方式，加速先进技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政府的采购政策也可以发挥需求引导供给的作用，对采用国产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传统产业企业给予适当激励。

完善适应三业协同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转型是推动三业协同发展的制度保障。应当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扶持向功能性引导转变，从偏重某一类产业向统筹三类产业转变。政策设计要增强一致性，对各类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应当与其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相匹配，避免出现厚此薄彼的扭曲效应。在传统产业领域，政策的着力点要放在降低企业技术改造的制度性成本上，简化审批流程，完善技改投资的税收抵扣政策，支持企业采用数字化和绿色化技术。在新兴产业领域，政策重心要从给补贴转向优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标准体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未来产业领域，要注重基础研究的长期投入和包容审慎的监管创新，如采取沙盒监管等创新方式为前沿技术的探索提供制度空间。还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在三业协同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要改变单纯以新兴产业数量和规模论英雄的考核导向，将传统产业的升级成效和未来产业的创新储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地方政府应当从直接选项目转向营造生态，把精力放在基础设施配套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营商环境优化上，让市场来选择产业方向和企业主体。特别要注意的是，产业政策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倾向，给传统产业升级和未来产业培育留出足够的时间窗口。三类产业各有其发展规律和周期节奏，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保持战略定力和政策连续性，才能让三业协同发展的效应逐步累积和释放。

三业协同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竞争主动权的战略选择。传统产业是根基，新兴产业是骨干，未来产业是方向，三者缺一不可。把握好三类产业的辩证关系，在动态平衡中寻求最优解，才能让中国经济的产业体系更加健全和更具韧性、更有竞争力。从国际经验看，那些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在保留传统产业优势的同时加快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在前沿领域提前布局以抢占未来制高点。推动三类产业相得益彰，最终要落实到制度建设和政策实践中，以系统思维和务实行动筑牢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根基。

（作者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

推动三类产业相得益彰而非优胜劣汰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由不同产业环节、领域等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需要围绕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强化协同联动，最终推动实现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

加强三业协同，不仅是产业链循环畅通和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需要，而且有助于产业创新演进和系统韧性增强。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及应用场景，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也会反哺传统产业改造。从产业生命周期看，三类产业构成动能接续更替的梯队，若厚新薄旧或简单“腾笼换鸟”，很可能造成产业断层和增长失速。当前，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一代通用技术的创新渗透，不同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产业动态演进越来越依赖于知识、技术和数据的跨部门流动与重组，任何产业的“塌陷”都会阻断融合创新的通道。对于不同区域，由于要素资源禀赋各异，各地发展同样或同类产业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只有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才能实现优势互补并降低系统性风险。因此，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不是彼此替代的关系，而是同一棵“产业树”上的根、干和新枝。

近年来，我国突出三业并举，梯次部署重点任务，不断完善政策措施，取得积极成效。传统产业持续焕新。“智改数转网联”向纵深推进，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的比例接近90%，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设备破亿台（套）。供给结构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如“十四五”时期高性能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其复合材料产量年均增长超过40%。钢铁、水泥等传统产业价格明显回暖，传统产品在全球市场打开新空间。新兴产业不断壮大。2025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至17.1%，已累计培育形成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形成龙头企业引领、上下游配套集聚的产业生态。新能源汽车、光伏、工业机器人等一批标志性产品实现全球领跑。未来产业布局成势。“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列为重点方向，未来10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全国已建设63个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前沿技术产业化进程加速。如，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44万台，占全球一半以上。三业协同发展效果初步显现。传统产业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母体”与供应链基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的全球领先正是得益于钢铁、化工等传统产业的深度升级。“人工智能+”深入拓展，智能经济发展加速突破。央企、国企带头开放应用场景，场景驱动与耐心资本机制正在加速贯通。

但我们仍要看到，三业协同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一些地方在招商引资和产业规划中“喜新厌旧”，将传统产业等同于低端低效产业进行清退，竞相追逐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热门赛道，缺乏区域统筹和差异化布局。还有一些地方更关注引进头部企业、布局重大项目、建设产业园区、重制造轻服务，造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联动不足。产业政策仍按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的分类管理思路进行设计，缺少系统推进机制和鼓励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集成政策。这些做法，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相悖，必须及时加以纠正，切实推动三业协同联动。

纠正认知偏差是第一步。通过宣传推广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的成功案例，加快破除传统产业等于落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于先进的思维定式。尤其是锚定产业体系整体跃升的战略目标，充分认识传统产业承担就业、税收、产业稳定和经济基本盘功能。事实上，改造升级本地优势传统产业相对于另起炉灶、投资不具备基础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风险更小、见效更快。需坚持理念先行，推动各地将产业选择建立在自身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之上，而非简单对标先进地区“抄作业”。

完善链主治理，支持链主企业发挥生态主导作用，通过牵头组建产业共同体、创新联合体、杜绝产业链纵向内卷等，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同时，把场景作为连接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关键纽带，围绕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培育，不断完善场景创新机制，以真实应用牵引新技术迭代、新产品验证和新模式孵化，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侧重实施产业链政策，着力改变过去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的产业链政策。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重心不再是挑选赢家，而应是夯实产业链基础、维护公平竞争、完善创新生态。同时，建立产业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对产业发展的评价不能仅关注投资规模、企业数量、产值增长，而应增加如产学研合作、核心零部件自主率等产业融合、创新协同、产业链韧性等方面的指标及权重。健全统计监测和第三方评估机制，引导各地克服“喜新厌旧”“重显绩轻潜绩”等错误倾向，对传统产业焕新、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一体部署、推进与考核。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战争形态蕴藏的攻防之道

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战争形态正加速迭代。回顾战争演变史，攻防双方呈现出一些周期性的历史现象。对这些现象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究，对于洞察战争底层规律、制胜未来智能化战争，具有重要而紧迫的现实意义。

第一，关于战争攻防的两种观点。

如果以“是否形成以新型主战武器为核心的战争体系”为标准衡量，战争形态已历经至少七次演变，即青铜兵器战争、战车战争、铁兵器战争、骑兵战争、火药武器战争、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而这些演变是在一步步地强化战斗主体——“人”的战斗能力：前六次反复强化人的上肢战斗和下肢机动能力；信息化战争开始强化人的感官感知能力和神经系统控制能力。同理，当前的无人化战争，重点强化的是基于“超视距感知和控制能力”所衍生出的新的上肢打击能力，而未来的智能化战争，则重点强化人类大脑的决策能力。

在得出这一观点的同时，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回顾人类战争史会发现，当人类“上肢”打击能力增强时，战争往往有利于防御方，如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长弓手对法国重装骑兵的多次重创、一战凡尔登和索姆河战役中马克沁机枪对进攻步兵的大规模屠杀；当人类“下肢”机动能力增强时，战争往往有利于进攻方，如中世纪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二战中德国坦克集群称霸欧洲。无独有偶，1978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杰维斯曾提出一个关于技术进步与人类和平的理论。他发现历史上进攻性武器技术和防守性武器技术是交替进步的：每当进攻性武器取得主导地位，战争就会变得更频繁；而每当防守性武器更强大，战争就会减少。这种武器的交替上升包括一战中的机关枪和二战中的坦克，直到冷战时代终极防守武器——核武器的出现，才带来了“恐怖平衡”下的和平年代。

这两种观点并不冲突，并且互为补充。战争中的关键能力可以划分为打击和机动两类，而杰维斯教授的观点则是将其划分为打击和防护两类。综合两种观点可知：打击能力对于进攻和防御都非常重要。在具备一定打击能力的基础上，打击与机动能力的复合可提升进攻能力，打击与防护能力的复合可提升防御能力。但三者的复合很难实现——因为机动与防护往往是一对矛盾。孙子兵法所说的“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也充分表达了防护与机动在空间维度的二元对立性。

第二，“三要素攻防模型”和“攻防优势周期性转换”。

打击、防护、机动与攻防能力之间的关系，可描述为以这三类要素为三角形顶点的“三要素攻防模型”。该模型有如下特点。

一是“同一维度”复合增效。打击、防护、机动能力在“搭配”时如果在“同一维度”，就能发挥出最大效能。此处所说的维度主要是指“技术”维度，而同一维度复合增效的前提是同步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例如，手持弓箭的蒙古骑兵在冷兵器时代达到了进攻能力的巅峰，但手持线膛枪的骑兵放在热兵器时代就没有太大用武之地，因为代表打击能力的枪炮与代表机动能力的战马根本不在同一技术维度。但是当枪炮与同一维度的履带式发动机、钢铁装甲相结合，代表进攻能力巅峰的陆战之王——坦克就诞生了。

二是“不同维度”相互克制。当打击、防护、机动能力不在“同一技术维度”时，会形成相互克制的关系，并促使三者之间“交替步进式”发展。如在杰维斯的“攻防模型”中，堡垒与大炮分别代表防护和打击能力。由于常规堡垒可以阻挡骑兵的冲锋，却无法抗衡大炮的轰击，于是堡垒逐渐消失，演变为以综合立体防御、火力交叉射击为特征的“星形要塞”，并对常规火炮形成压制；当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新型火炮出现后，“星形要塞”防护能力下降，又逐渐演变为一战时期由堑壕、坑道、掩体组成的新型工事体系。

三是“信息维度”向下兼容。该模型没有提及对信息的运用能力，包括信息的获取、传输、处理等能力，因为对信息的运用能力处于更高维度，可以与其他所有能力复合且兼容。如打击需要坐标信息、机动需要导航信息、防护需要隐藏信息，等等。

当人类进攻能力较强时，防御能力受到压制，战争会以机动战为主，呈现出扩大蔓延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反过来又会促进防御技术的加速进步，直到抵消和超越进攻方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当人类防御能力较强时，进攻能力受到压制，战争会以阵地战为主，呈现出对峙消耗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又会被新的技术进步所打破，最终导致进攻方对防御方建立新的相对优势。这种现象可称为战争的“攻防优势周期性转换”。

第三，驱动攻防武器交替进化的源动力。

这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攻防优势周期性转换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答案很简单——技术。如滑膛枪和火药带来了火药武器战争，内燃机和合金制造技术带来了机械化战争，等等。但问题的重点不是“技术如何驱动战争”，而是“技术对哪一方更有利”，或者更具体一点，“某种技术究竟属于进攻性还是防御性”？因为知道了这一点，人们就可以预测未来的战争发展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颠覆性技术在诞生之初就自带“攻防属性”。如无人机属于进攻性还是防御性？这个问题可以用“三要素攻防模型”来解释。其一，无人机虽然是对人类感官感知和神经系统控制能力的强化，但最终的实际效果，依然是强化了士兵的“上肢”打击能力，其与防护能力进行复合，使得战争更有利于防御方。一些局部战争陷入长期消耗战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二，无人机大幅强化了人类“上肢”的打击能力，反过来对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形成了压制。这种压制会倒逼机动和防护能力的提升，最终抵消甚至超越无人机打击能力所拥有的显著优势。但是技术进步需要时间，在新的颠覆性技术到来之前，无人机依然会统治战场。

第四，关于攻防战术的深层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很容易想到另一个问题：既然战争形态本身存在攻防优势属性，那么攻防战术还有意义吗？

战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战术所处的战争时代背景。更直白地说，在进攻方占据优势的时代，战争对进攻方更有利，导致进攻方比防御方的获胜概率更高，进攻性战术也更容易发挥作用；对于防御方来说同样如此。换句话说，对战争胜负影响最大的因素可能并非攻防战术，而是所处的时代背景，这并没有否定战术的价值。因为即使在进攻方占据优势的时代，进攻失败的战例也比比皆是；反之亦然。时代背景只能增加成功或失败的概率，并不能完全决定胜负，合理的战术依然至关重要。

在无人战争时代，怎样才能让进攻方占据优势？或者说，用什么装备，才能有效克制铺天盖地的无人机呢？有一个答案是AI机器人。因为无人化战争形态下，战场上进攻方最大的短板不是装备，而是人——人的血肉之躯在战场上太脆弱了。而无人技术和AI技术的结合，可以补齐这块最大的短板：无人装备作为低成本消耗品，可以取代人类士兵，无惧防御方的火力毁伤和雷场拦阻；AI大脑作为决策主体，可以根据人类意志让无人装备自主进行战斗，实现对敌人防御阵地的突破和占领。国外战例正在印证这一点，一个整建制的机器人连实现了对敌军阵地的占领。

由此可以得出，如果说无人化战争是防御方占据优势的时代，那么智能化战争将是进攻方占据优势的时代。进一步思考，还可以得到另一个启示：攻防战术固然重要，攻防技术更加重要。因为战术只能提高一场战争的胜率，而技术却能推动战争形态演变，进而提高所有战争的胜率。更直白地说，让战争升级到己方需要的形态，可能远比在不适合的战争形态下设计战法战术更重要。

现代潜艇的推进技术

潜艇推进系统是水下平台实现机动、隐蔽潜伏、远程突击的核心根基，通俗来讲就是潜艇的“水下心脏”。水面舰船航行时可直接吸入空气燃烧燃料获取动力，而深海数百米深度完全隔绝空气，现代潜艇推进系统必须同步解决三大核心难题：水下无氧环境下持续产生动力、长时间水下航行的续航自持能力、最大限度降低机械与流体噪声以规避敌方水下声呐探测。

现代潜艇推进技术发展脉络

潜艇诞生之初，曾尝试人力手摇、压缩空气、简易蒸汽动力等多种方案，但普遍存在续航极短、下潜后动力快速枯竭、结构笨重等问题，完全无法支撑实战需求。直到一战前后，柴电组合动力方案走向成熟定型，成为第一款具备实战价值的水下动力体系。这套系统的工作模式十分清晰：潜艇上浮至水面或伸出通气管时，启动柴油机带动发电机，同步为艇内大容量蓄电池储存电能；完全潜入水下后立刻关停柴油机，依靠蓄电池释放电能驱动电机航行。但这套基础方案存在致命短板：蓄电池储能容量有限，水下以4至6节静音低速仅能连续潜伏3至4天。想要补充电量必须频繁升起通气管吸入空气，通气管露出水面后极易被反潜巡逻机、海面雷达远距离捕捉，潜艇隐蔽作战的核心优势大幅削弱。

冷战时期，大洋水下对抗烈度全面升级，各国海军对潜艇水下自持力、隐蔽性提出更高要求，两条关键技术路线同步实现突破。第一条路线是“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AIP），常规潜艇增设独立动力舱段搭载液氧储存罐，在完全密闭的水下环境完成燃料氧化发电，全程无需伸出通气管，直接将常规潜艇无通气管潜伏时长从3天拉长至十几天，大幅减少上浮暴露频次；第二条路线是核动力系统实用化，依靠可控核裂变持续释放热能转化为电能，理论上近乎摆脱燃料、氧气双重限制，水下高速长航能力实现质的飞跃，成为远洋战略威慑、跨海区机动潜艇的专属动力。

进入21世纪信息化反潜时代，全球机载、舰载、固定式水下声呐探测灵敏度成倍提升，仅仅优化能源系统已经不足以保障潜艇水下生存，末端推力装置迎来颠覆性革新。传统开式螺旋桨高速转动时桨叶尖端会形成大量空泡，气泡破裂产生强烈流体噪声，远距离极易被被动声呐锁定。在此背景下，有轴泵喷、无轴泵喷推进器逐步批量列装现代化潜艇，依靠环形导流罩抑制空泡生成，从流体层面压低航行噪声。

四种推进方式各有优劣

一套完整的潜艇推进系统分为两大核心组成部分，一是能源发生单元，负责将化学能、核能转化为电能；二是水下推力执行机构，依靠电能搅动海水形成向前推力。不同能源与推力装置的组合方案，直接决定一艘潜艇的水下潜伏时长、静音水平、机动速度与作战定位，也是划分常规潜艇、核潜艇最核心的技术标识。

第一种是柴电动力搭配大侧斜开式螺旋桨。这是中小型近海常规潜艇最基础、全球普及度最高的推进组合，也是所有AIP潜艇的动力基底。整套系统由大功率柴油发电机组、大容量铅酸/锂电池组、主驱动电机、大侧斜七叶螺旋桨构成。整套动力设备结构简单成熟，维修保养成本低廉；依靠蓄电池低速潜行时，仅电机运转产生微弱机械振动，在近海浅海、岛礁周边巡逻隐蔽性较好。但是，蓄电池无法支撑长时间的高速航行，传统开式螺旋桨高速旋转产生的大规模空泡导致隐蔽性降低。

第二种是“柴电+AIP”，搭配改良螺旋桨/小型泵喷。AIP系统的核心优势是在密闭水下舱室完成燃料氧化化学反应持续发电，全程不需要伸出通气管。搭配小型泵喷推进器可进一步抑制桨叶空泡噪声，平衡造价与水下生存性能。例如，瑞典哥特兰级斯特林AIP潜艇，水下依靠AIP系统以5至6节经济航速可连续无通气管航行15天，搭配蓄电池综合水下自持力可达50天。但是AIP机组整体输出功率偏小，仅能支撑低速静音巡航，无法满足高速追击、快速脱离战场的机动需求。

第三种是核动力搭配有轴泵喷推进。这套组合多用于大中型攻击型核潜艇、战略导弹核潜艇，能源核心为压水反应堆，依靠铀燃料可控核裂变持续释放热能，产生高温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转化为电能，电能通过贯穿艇体的长传动轴，带动艇尾环形有轴泵喷推进器运转。既能长时间深海低速隐蔽伏击，也能高速机动伴随航母编队执行反潜护卫任务。环形泵喷导流罩均匀梳理水流，大幅推迟空泡产生速度，同等航速下流体噪声远低于开式螺旋桨。但是核动力系统体型庞大，配套反应堆辐射屏蔽层、蒸汽循环管路大幅增加潜艇自重，艇体设计、建造工艺技术门槛极高。

第四种是核动力搭配无轴泵喷推进。能源供给依旧依靠一体化自然循环核反应堆，核心颠覆性革新集中在末端推力结构：完全取消贯穿艇身的传动轴、减速齿轮箱，从根源消除传动轴、齿轮箱传导至艇体的振动噪声，潜艇综合声学信号大幅降低；环形导流罩持续抑制桨叶空泡生成，低速、中速航行均保持极低流体噪声；传动机构简化后，动力系统能量损耗降低，同等燃料消耗下续航、机动性能同步优化，适配深海长期隐蔽侦察、远洋战略巡航等高隐蔽需求任务。

此外还有磁流体推进，这属于面向未来的颠覆性水下推进技术。整套装置完全舍弃桨叶、轴承、传动轴、齿轮等机械运动部件，依靠艇载超导磁体产生强磁场，海水通过推进通道时形成导电电流，磁场与电流相互作用生成洛伦兹力，直接向后推送海水形成航行推力。理论层面不存在机械振动、桨叶空泡两大核心噪声源，可实现近乎零机械噪声航行。

必不可少的核心配套设备

无论柴电、AIP、核动力哪一类推进组合，都需要四大配套设备协同稳定运转，才能保障潜艇在深海高压、高盐雾环境下持续航行，是整套动力系统不可或缺的支撑单元。

一是能量发生核心单元。包含柴油发电机组、各类AIP热气机/燃料电池机组、一体化核反应堆三类设备，负责把化学能、核能统一转化为电能，直接决定潜艇动力输出上限。二是储能智能配电系统。大容量锂电池组、高压一体化配电控制柜、智能功率调节模块协同工作，储存机组富余电能，自动匹配低速静音潜伏、高速突击、艇内电子设备供电等不同工况的用电需求。三是全艇静音减震配套结构。核心动力设备全部安装在减震浮筏弹性基座上，多重结构阻断发动机、电机、传动轴振动向艇体外传导，全方位压低潜艇水下声学信号特征，是实现静音航行的关键辅助设计。四是末端推力执行部件。接收配电系统输送的电能，最终转化为向前航行的海水推力，设备构型直接决定潜艇流体噪声、机动效率、极限航速三大关键作战指标。

未来，潜艇推进技术将围绕长续航自持、极致静音隐蔽、轻量化通用、多能源智能融合四大主线持续迭代，同步搭载全域智能能源控制系统，平衡低速静音潜伏与高速机动突击需求，搭配新型复合声学抑制材料，全方位削弱水下信号特征，适应日趋严苛的立体水下反潜对抗环境。

长岭岗战斗：以弱胜强的山地歼灭战

长岭岗战斗是1934年7月17日，红25军在绝境中捕捉战机、在劣势中创造优势的一场以弱胜强的经典山地歼灭战，因作战地区位于河南省罗山县西南长岭岗，故称“长岭岗战斗”。

强敌环伺下绝境求生

1934年，鄂豫皖苏区战斗进入异常艰难时期。蒋介石为彻底肃清该地区红军，成立“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1934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制定3个月“围剿”计划，采取“划区驻剿”和“竭泽而渔”的办法，将鄂豫皖边界地区划为6个“驻剿区”和1个“护路区”，以约60个团的兵力进行“驻剿”和巩固占领，以11个团组成4个“追击队”，专门负责对红军主力部队进行机动追踪和打击。这是一种“驻剿”和“追剿”相结合、试图彻底扼杀红军生存空间的战略。敌人扬言在3个月内将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

这一时期，作为鄂豫皖根据地仅存的主力红军，红25军面临着兵力、装备和补给上的全面劣势，红军被迫在狭小区域内高度机动，以避开敌军合围，处境极为困难。7月中旬，红25军在罗山县朱堂店至铁铺一带恢复和开辟根据地，其行踪被敌军察觉。国民党军立即命令其第117师、第115师协同护路部队第105师一部，从东、西两面进攻朱堂店地区。红25军为争取主动、避敌锋芒，被迫向东南移至白鸭山一带。敌第115师、第117师兵分两路从西、北方向追来。16日，敌第117师由铁铺向白鸭山逼近，同时驻宣化店之敌第108师以一个团进至白鸭山南面的姚家畈地区，阻止红军南下。

在总体力量处于绝对劣势、生存空间被极度压缩的绝境下，与敌硬拼等于灭亡，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机动性，避实就虚，在严密包围中寻找敌薄弱环节和转瞬即逝的战机，这是绝境求生的唯一出路。于是红25军决定继续转移，先东去殷家冲，继而转向西北的何家冲地区。

生死关头捕捉战机

7月17日清晨，红25军主力从殷家冲向何家冲转移途中，行至长岭岗南侧时，发现敌人正以迫击炮向西射击。军长徐海东通过侦察发现，该敌为第115师的两个团，戒备松懈，且未发现红军已近在咫尺，向西射击只是虚张声势，企图逼迫红军现身。其部署沿长岭岗一线展开，具体如下：师部位于长岭岗，第643团位于长岭岗西端至岳家沟地域，并以1个营占领岳家沟以西及以南高地，担任警戒；第644团1、2营位于长岭岗东端，第3营位于东端东侧的富栗陡坡东北高地上。

而此时红25军所处位置极为有利。长岭岗是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长约2.5千米的狭窄孤岭，敌军无法发挥火力优势，只要将敌先头部队击溃，其后面的部队就无法展开，红军再乘势攻击，必能获胜。军首长敏锐地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当即定下攻击决心。转移的目的是跳出合围、待机破敌。优秀指挥员必须具备在被动中洞察有利态势、在瞬息万变战场上捕捉战机的能力，并能果断将战役机动转为战术进攻，制定有针对性的作战方案、定下歼敌决心，实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快速决策一战而胜

红25军首长决定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战机，并果断决策，迅速制定了战斗部署：第75师224团1营攻击岳家沟以西敌之排哨，消灭该敌后，继续向敌纵深猛插；第224团2、3营攻击岳家沟以南敌之连哨，消灭该敌后，即向长岭岗至岳家沟间之敌第643团（欠第1营）实施拦腰突击；第74师（欠第1营）俟第224团摧毁敌人警戒阵地后，即加入战斗，协同该团向敌纵深进攻，歼灭长岭岗一带的敌人。

9时许，红军第224团1营首先以迅猛动作将敌排哨消灭，接着又乘势将敌第643团1营击溃，与此同时，第224团2、3营也将敌连哨消灭。敌第643团2、3营急忙向岳家沟以西增援，红军第75师224团2、3营出其不意，猛向敌侧翼实施突击。活动在长岭岗附近的地方武装罗山独立团及游击队也赶来占领长岭岗以北高地，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此时，红军阵地上红旗招展，到处都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缴枪不杀”的喊话声。

在红军三面夹击和有力的政治攻势下，敌第643团顿时混乱，纷纷夺路逃窜，有些缴械投降，其团长只身逃往长岭岗师部。红军乘势猛冲猛追，直捣长岭岗敌师部。敌师长姚东藩见势危急，忙令第644团阻止红军攻击。但在第643团溃兵回窜和红军的冲击下，第644团无法前进，只得仓皇在其师部附近就地抵抗，掩护师部及第643团残部向东北方向逃窜。这时，我军第74师两个营也投入战斗，发起猛攻，敌第644团抵抗不支急忙后撤。于是，红25军5个营协同猛攻乘胜追击，将残敌大部歼灭于长岭岗东端。

这场用时仅3个多小时的歼灭战，红25军以伤亡数十人的极小代价，取得了击溃敌第115师、歼敌5个营的重大胜利，缴获轻机枪60余挺、长短枪800余支及迫击炮等许多军用物资。长岭岗战斗是“战略上的防御”与“战术上的进攻”相结合的典范，是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近乎全歼的经典山地歼灭战。长岭岗战斗的胜利，给国民党军3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给鄂豫皖根据地军民以很大鼓舞，使红25军武器装备焕然一新，为红25军接下来应对更严峻的考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鄂豫皖苏区的红军作战提供了经验借鉴，也为后续红军长征中的山地战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国家治理

春秋礼崩乐坏，周王室权威日渐衰微，维系天下秩序的礼乐宗法制度摇摇欲坠。《论语》所言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格局日渐瓦解。诸侯并起、列国纷争，外有夷狄环伺侵扰，内有井田制瓦解、贵族擅权作乱。处于乱世之中，各诸侯国不得不突破旧制束缚，在治国理政上另寻出路。《左传》作为记载春秋史事的经典史籍，翔实记录了各国君臣的施政举措、言论主张与治国实践。

重民轻神

西周时期，神权与王权紧密结合，祭祀神明、敬畏天命是施政的重要准则，民众只是依附于宗族与神灵的附属群体。进入春秋时期，连年战乱、民生凋敝让不少开明君臣看清了国家存续的根本，民本思想在部分施政实践中得以落实。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了随国大夫季梁对随侯的一番劝谏，堪称春秋民本思想的经典论断。当时随侯一心沉迷祭祀鬼神，妄图依靠神明庇佑稳固国家，对国内赋税繁重、百姓流离的现状视而不见。季梁直言：“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他看来，神明的意志依托于民而生，百姓才是国家真正的根基，唯有先安抚民众、改善民生，祭祀神明才有意义，舍民而事神，国家必然走向危亡。无独有偶，《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虢国大夫史嚚面对国君一味求神问卜、不问民生的乱象，发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感慨。这两则记载表明，当时一批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神权不应凌驾于人事之上，民心向背是研判国运兴衰的关键。

齐国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施政多体恤民生。他不仅依照土地优劣划分赋税等级，调节贫富差距，还禁止贵族随意征调民力，以保障农耕生产有序进行。郑国的子产更是将安民理政做到极致，《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录了他的为政心得：“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子产把治理国家比作耕种农田，主张为政要脚踏实地、体恤民情、依规而行。他整顿田界、改革军赋、修订法度，兼顾秩序与民生，使郑国能在周边大国的夹缝之中维系国祚。纵观《左传》所载人物言行，可见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想对“天命至上”的传统观念进行了一定反思，民力、民心成为战争、生产、赋税的根基，漠视民生就会动摇立国根本。

革故鼎新

旧有的宗法、分封以及井田制度，生成于西周相对安定稳固的统治环境，迨至春秋，早已弊病丛生。分封制下贵族世袭封地，手握军政、赋税大权，日渐尾大不掉；井田制不断瓦解，私田大量出现，国家税源持续萎缩。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列国纷纷推行制度变革。

在地方行政体系上，县制的萌芽是春秋时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制度突破，冲击了世袭分封的旧格局。西周依靠层层分封管理地方，诸侯、卿大夫世代占有土地与民众，中央难以调动地方资源。《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楚武王攻灭权国后，没有将土地分封给卿大夫，而是直接派遣官员治理，这是春秋县制萌芽的代表性史例。与分封采邑不同，县的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不世袭、无独立主权，行政、征兵、征税权力全部归属于公室。此后楚国每吞并小国，便顺势设县管辖，极大增强了王权。《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提到，晋国铲除祁氏、羊舌氏两大卿族后，将其土地划分为十县，由国君任命县大夫进行管理。县邑隶属于国君，赋税、兵力大体归公室掌控，此举削弱了旧贵族世袭割据的基础。与此同时，齐国推行国、鄙分治，划分乡、邑、卒等基层组织，以此规整人口、统筹劳力。

顺应井田制逐步瓦解的现实，列国纷纷调整土地与赋役制度。齐国推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质量高下确定赋税等级。《左传》中也记录了多起重要的赋税变革：鲁国推行“初税亩”，开启按亩征税的新模式，冲击了井田旧制；郑国实施“作丘赋”，以基层地域单位“丘”为标准征调军赋；楚国推行“量入修赋”，通过丈量土地，依据物产收成核定贡赋。这一系列制度变革，推动国家治理从依托宗族向依托土地资产转变。为配合征税与管辖，户籍统计、土地丈量等配套制度也逐步成型，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力大幅提升。

礼法并用

“礼崩乐坏”虽是春秋时期的一大特征，但并不意味着礼制已彻底退出历史舞台。通读《左传》可见，礼制依旧是维系社会伦理、秩序的核心框架，而日渐尖锐的社会矛盾，又催生了成文刑法，最终形成礼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治理模式。

《左传·隐公十一年》中对“礼”作出定义：“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是治理国家、安定社稷、规范人伦的根本准则。即便诸侯僭越礼制、征伐不断，“礼”依旧是评判君主、卿大夫品行与施政得失的重要标准。上至君臣交往、会盟征伐，下至日常言行、宗族礼仪，皆以“礼”为约束。礼制重在教化人心、区分尊卑、涵养风气，依靠道德与舆论引导民众安分守己，是柔性的治理手段。《左传》中诸多贤臣皆主张以“德”“礼”来治理国家，认为遵礼而行方能凝聚人心、稳固邦国，放弃则会引发社会失序。

单纯的礼乐教化，难以应对乱世里频发的纷争、犯罪与贵族滥权问题，成文法便应运而生，成为礼制之外的刚性约束。春秋之前，律法掌握在贵族手中，没有统一公开的条文，贵族可随意裁量刑罚，平民毫无保障。《左传·昭公六年》记载，郑国子产率先“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造在铜器之上，向全体民众公示。自此，律法不再是贵族内部的秘密，百姓可以依据法条规范自身行为，贵族的司法特权受到极大限制。不久，晋国效仿郑国铸造刑鼎，公布国家律法。

此举在当时引发不小争议。叔向等人认为，成文法打破了礼制等级，会让民众逐“利”而弃“礼”。但据后世研究者对《左传》相关史事的解读，成文法公布之后，民间纠纷有了公开评判的依据，对贵族的任意司法形成一定约束，有利于规整社会秩序。以秉持“宽猛相济”理念的子产为代表，部分开明政治家已经认识到“礼”重在教化、“刑”重在惩戒，二者可以互为补充，这为后世礼主刑辅的治理思想埋下伏笔。

在周室衰微、列国纷争的时代背景下，一部分开明政治家突破神权至上、宗法世袭的旧有思想桎梏，阐发民为邦本的理念，推动了地方行政、赋役制度的革新。这些思想与实践，皆是乱世之中列国为求生存和发展做出的探索。但受时代局限，这一系列探索终究只是局部调整。《左传》中多次提及鲁国三桓专权、晋国六卿擅政等现象，世袭贵族势力依旧根深蒂固，君权与卿权的矛盾难以调和；实行德政多依赖执政者的个人德行，缺乏长效制度保障；争霸战争的现实需要又时常与礼治理想相互冲突。也正因如此，春秋时期的国家治理只是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的中间形态，彻底的变革还要留待战国变法完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萌发的民本思想、县制雏形、礼法并用的治理理念，已经深深融入了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之中，并启韧了其后数百年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变革。

四面官箴碑中的为政之德

在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孟庙古柏苍苍，碑刻林立，一通明万历年间留存的官箴碑，立于致敬门廊之下。与一般的双面刻字石碑不同，这是一块不多见的方柱形四面碑，碑身四面分别以“廉”“仁”“公”“勤”为主题刻有箴文，强调为官从政者应有的政德。这通碑虽然立于明万历年间，但碑文中关于“廉”“仁”“公”“勤”四者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南宋名士真德秀。作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和政治家，其在为官之德上也颇有见地。嘉定十五年（1222年），真德秀主政潭州（今湖南长沙），为警策自己与僚属，他提出了著名的为政“四事”即“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真德秀晚年再守泉州，“又绎四者之义加详”，以此整饬吏治、重振民生。后来，其门生王迈感佩恩师品绩，以“廉”“仁”“公”“勤”为纲撰写箴文以表敬服与颂扬。300多年后，梁州彦以进士知邹县（今山东邹城市），在县衙内修立石碑，将王迈所撰箴文刻于其上，以激励自己与僚属清勤尽责，这便是四面箴碑的由来。

律己以廉

对于为官从政者而言，廉洁是基本操守。廉箴开篇将“廉”与为官从政者的终身荣辱相连接，指出“苟一毫之点污，为终身之玷缺”，唯有守廉，才可保终身名节。至于如何守廉，箴文讲“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心之神明其可欺？”东汉杨震赴任东莱途中，门生王密于深夜怀揣重金以表心意。在这场看似无人知晓的隐秘会面中，杨震拒绝诱惑并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训诫王密。箴文借这一典故告诫官员养廉务在慎独，不自欺才是真自爱。与之相对，“黄金五六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为荣，千载之后有馀戮”讽刺的则是唐朝两位官员，武将高仙芝觊觎石国财富，以不义之计掠夺该国财宝，只黄金一项就用了五六头骆驼运输；宰相元载因贪墨被抄时，从其家中搜得珍品无数，仅贡品胡椒一项就达八百斛。前者因自身贪婪最终激起边疆战事，后者则落得千古腥臊骂名。而箴文中“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则是对宋代铁面御史赵抃的赞美。他赴任四川时只有一只鹤和一张琴随身，离任时简朴如故，成为清廉美谈。《汉书·宣帝纪》言：“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故清廉关乎自身名节，影响国家太平。

抚民以仁

仁箴的主旨是告诫为官从政者应当体察民情，存仁心、施仁政、惠民生。“古者于民饥溺，犹己饥溺。心诚求之，若保赤子。”箴文大意为，古代仁德之士对百姓疾苦感同身受，那种救民于水火的赤诚就像母亲呵护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如大禹带领民众治理水患三过家门而不入、后稷苦研农艺教民稼穑摆脱饥困等佳话，都是后世传颂与效法的仁德楷模。箴文还列举了酷吏不仁的表现，“入室笑语，饮醲啮肥，出则敲扑，曾痛痒之不知。人心不仁，一至于斯”。行酒池肉林之奢、享歌舞欢愉之乐，对百姓动辄压迫拷打，不顾他们的疾苦死活，人心之冷漠与为政之残暴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作为箴文的推崇者，梁州彦时刻以此自警并身体力行。据《邹县志》记载，他到任邹县之前，当地百姓深受旱灾和苛政之祸，困苦不堪。为解民瘼，梁州彦力主推行“禁游惰，剔雄横，节力役，轻税赋”等政策，惩治豪强污吏、加强道德教化。在他离任后，百姓感念其恩德，立祠以敬。“淑问之泽，百世犹祀。酷吏之后，今其馀几？唯甘小人而不为君子。”仁爱如梁州彦，即使历经百年，人们依然怀念。

存心以公

“公”旨在明辨利益归属，恪守正直道义，在选人用人、狱案判罚等事务中无偏无私。这既指出了为官从政者所办之事的公共属性，又强调了判决是非轻重当用公法之器，谨防私心人情干扰。公箴开篇便有“厚姻娅，近小民，尹氏所以不平于秉钧；开诚心，布公道，武侯所以独优于王佐”的例子。尹吉甫本是贤相，因偏袒亲族无德之人，导致其做事有失公允。相反，诸葛亮持坦诚之心待人，据公正之道理事，所以他比别人更受敬仰、更显卓越。这一反一正之间，动因与差距为何？箴文有言“本心日月，利欲蚀之；大道康庄，偏见窒之”道出私利与偏见的二重答案。以牟取私利为目的，必然会导致价值观的扭曲；以个人喜好为驱动，可能导致冤假错罚，此即“听信偏，则枉直而惠奸；喜怒偏，则赏僭而刑滥。惟公生明，偏则生暗。”为政不易、公心难守。但越是难守，越应分公私、秉公法、兼听辨、求公允。这是官之所忠，也是民心所向。

莅事以勤

“勤”是修身兴家的美德，也是考评官吏的德目。勤箴以反问开篇，“尔服之华，尔馔之丰，凡缕丝与颗粟，皆民力乎尔供。居焉而旷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你所享用的华丽服饰和丰盛美食都是来自百姓供应，身居其位却不勤勉做事，拿着朝廷的俸禄却懒散怠慢，又怎么能不自感惭愧呢？这如同当头棒喝，警醒懒政享乐之官。箴文的反思之意并未止步于以勤为义、为民勤政的说理，通过“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浃背，日不辞难，警枕计功，夜不遑安。谁为我师，一范一韩”一句，为官从政者更应牢记古代君子安贫乐道、宵衣旰食的勤勉务实之风，以范仲淹和韩琦等为楷模，知耻而后勇，夙夜在公、兢兢业业。

梁州彦立四面箴碑时，其跋文有言：“凡我同心，宜勒一通，置之座右。”纵观历代官箴，警世名句浩如烟海，然立身从政，“廉”是为官底线，“仁”是为官根本，“公”是为官道义，“勤”是为官态度。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出自《周易·坤卦·文言传》。坤卦六二爻辞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文言传》释云：“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简言之，“直”为内心正直，“方”是行事合义。这条爻辞本是卜辞，取大地“直”“方”“大”之象，占断行事可得吉兆；《文言传》由此引申，劝勉君子涵养“直”“方”“大”的品质，并指明立德的方法——常怀恭敬之心以端正本心，恪守道义准则以规范言行。一旦“敬”与“义”的修养扎根于心、落实于行，便德行充盈、同道相伴，不致孤立无援。

传统经学认为《文言传》为孔子所作，近代学界考证其成书于战国中后期，出自孔门后学，属《易传》“十翼”，专门解说乾、坤二卦。当时礼崩乐坏、战乱频仍，礼乐制度徒具形式，难以约束人心、调和社会矛盾。世人价值迷失、言行失范，社会亟须重塑道德标准与价值根基。《文言传》倡导“敬”“义”双修，不单纯依靠外在礼乐规范人，转而开辟向内求索、内外合一的道德修养路径。这一阐释既彰显了“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宗旨，倡导内外兼修，向内以“敬”正心，向外以“义”立身。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所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八个字，一生用之不穷”，足见其价值恒久、历久弥新。

“敬以直内”强调以诚敬修身、端正本心。在《文言传》中，“敬”是一种恭敬严肃、知惧戒慎的精神状态；“直”，是使之正直、不邪曲；“内”，专指内心，所谓“直内”，就是使内心正直坦荡。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云：“君子用敬以直内，内谓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内理。”意思是，心里常怀敬畏与谨慎，让内心保持端正。宋代，程朱对“敬”进行了义理发挥。程颐提出“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敬”就是心念专一、精神专注，不追逐外物私欲。朱熹继承了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观点，完善了“主敬”修养论，主张平日存养心性，关键在于持守诚敬，摒除私心杂念。“敬以直内”就是时刻看护好心田，及时拔除贪欲、浮躁、杂念等杂草，不让邪思妄念肆意蔓延，保持内心纯粹正直，内无妄思、外无妄动，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此说虽倡自阳明心学，却与程朱“主敬克私”之论相通。曾国藩亦把“主敬”当作每日修身最重要的功课，就算军务政务十分繁忙，仍然坚持写日记反思自身，时刻提醒自己戒除浮躁，不被功名利禄牵绊，始终做到内心坦荡正直。

“义以方外”，重在以道义规范言行。所谓“方”，即方正、有规矩、有原则、守底线；“义”者，宜也，即处事合宜、情理得当。“方外”，便是将适宜合度的道义准则落实于外在言行，使行事方正不苟、不逾规矩。程颐提出“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强调“义”是判断是非的标尺。朱熹说“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认为“义”是内心权衡的准则。守“义”能让人处事把握分寸，凡事做得合乎情理、合乎道义。“义以方外”就是强调为人恪守道义、有气节操守，不见风使舵、不随波逐流、不做“墙头草”。北宋范仲淹恪守道义，不惧权贵直言进谏，屡遭贬谪初心不改，勤政为民，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践行家国担当。南宋文天祥于国难之际挺身而出，兵败被俘后拒受高官利诱，宁死不降，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诠释舍生取义的崇高气节。“义以方外”造就了一种方正不屈、刚直不阿的高尚人格。郑板桥《竹石》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也是对正道直行人格的生动描写。

“敬以直内”与“义以方外”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密不可分。修身必须内外兼修，朱熹指出：“敬以直内，是持守工夫，义以方外，是讲学工夫。”“敬”是向内省察的工夫，克制浮躁私欲，守护本心；“义”是向外行事的标尺，明晰是非边界，守住行为底线。“持敬”与“守义”二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朱熹又有“敬而无义，则事必错，义而无敬，则无本何以为义？皆是孤也”的表述，认为“直内”是基础与前提，“方外”是外化和实践。倘若内心无诚敬，空谈道义，外在的循规蹈矩不过是刻意表演，看似行事端方，实则虚伪矫饰；内在修养，终究要体现在外在行事上，倘若脱离践履空谈修养，修身也就失去意义。一味向内静坐省察，虽有心性之直，却无行事之方，内心修养便陷入空疏无用的死寂状态。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共同构筑起理想人格的稳固根基。

在日常的修身实践中，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程颢、程颐由此提炼出“敬义夹持”的修身方法。将内心持敬作为修身根本，主张人若守住诚敬专一、摒除私欲，处理事情自然会合乎道义，“敬”与“义”本为一体，不必分作两件工夫刻意修习。朱熹完善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敬”主存养，“义”主应事，把修养分为静、动两端，闲居无事时依靠“敬”收敛心神、涵养心性；处理事情时依靠“义”辨别是非、端正言行。二者相互扶持，循环互济、须臾不离。“敬”成就内心之直，“义”彰显外在之方，一静一动、一内一外，不可偏废。常怀敬畏之心以正本心，坚守道义之则以立言行，既能守住内心的纯粹与笃定，不被功利浮躁裹挟，又能守住原则与底线，做到立身有尺、行事有度，最终达到知行合一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