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部署。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蔓延，部分国家滥用“长臂管辖”、实施单边制裁，全球治理体系深度重塑。与此同时，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跨境经贸、科技、人文交流愈发频繁，涉外法律事务数量激增、领域持续拓宽、复杂程度显著提升，涉外法治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战略举措。

深刻把握涉外法治的理论定位

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对外开放法治保障、全球治理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跃升至新高度。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指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并将其纳入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这一重大理论突破，推动法治建设视野从单一国内治理拓展至国内国际双向统筹的全域治理，精准适配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发展特征，明确了法治建设既要夯实国内治理根基，也要主动应对国际法治领域风险、服务对外开放大局、参与国际规则塑造的核心定位。2023年11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涉外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并非国内法治的简单延伸，而是适配跨境治理、国际交往、全球治理的独立领域，与国内法治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本质上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贯彻落实。作为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涉外法治理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兼顾国内治理需求与维护国际法治责任，坚守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底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国际法治困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法治方案。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重点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跨境治理与全球治理效能，补齐涉外法治短板弱项，以高水平涉外法治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护航高质量发展。

全面梳理涉外法治建设的政策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跨境贸易、投资、金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涉外民商事、行政、刑事法律事务大幅增长，跨境法治风险持续凸显。传统单一化、事务化的涉外法律工作模式难以适配新时代治理需求，亟须通过顶层设计完善涉外法治布局，构建系统协同的跨境法治治理体系。对此，党中央持续优化涉外法治政策体系，整体呈现循序渐进、层层递进、迭代完善的政策脉络，实现了从专项工作部署到体系化建设、从局部推进到全局布局的战略升级，推动涉外法治建设稳步走深走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聚焦对外开放基础法治保障，重点破解涉外规则缺失、法律服务不足、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等基础性短板，为后续体系化建设筑牢政策根基。随着我国深度嵌入国际规则体系，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国际法治竞争、维护海外利益的需求愈发迫切，涉外法治的内涵与外延持续拓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升级为“加强涉外法治工作”，一字之变彰显理念革新，实现了从单一事务办理向全方位法治建设的跨越，重点突出法治体系、法治能力、法治思维的整体提升，标志着涉外法治系统化、制度化认知基本成型。“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涉外法治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确立了体系化、能力化、现代化的建设方向，推动涉外法治从零散整改转向系统提质、规模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完善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将“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部分专项部署，明确提出完善涉外法律法规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本轮部署细化了涉外法治建设的核心载体与实操抓手，补齐了争端解决、国际合作、规则参与等关键短板，完成了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顶层整体布局，构建起涵盖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实践运行、机制保障的完整战略体系。

纵观政策演进脉络，从“涉外法律工作”到“涉外法治工作”，从“涉外法治建设”到“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再到“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清晰体现了党中央对涉外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精准适配了我国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被动融入国际规则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转型，全面回应了新时代依法管控涉外事务、防范跨境法治风险、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引领全球法治发展的需要。

贯彻落实涉外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是贯穿法治全链条、覆盖对外开放各领域、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系统性工程。必须聚焦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人才建设六大核心环节，系统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域外法治域内化”双向融合，全面提升涉外法治现代化水平，以高水平涉外法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善涉外立法体系，夯实涉外法律制度根基。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涉外法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全球治理需求，需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前瞻布局，构建科学完备、内外衔接、适配国际、保障有力的涉外法律制度体系。一方面，聚焦跨境经贸、跨境金融、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生态治理、海上权益等重点领域，补齐涉外立法短板，完善涉外民商事、行政、刑事配套规范，细化跨境活动法治准则，填补新兴领域立法空白。另一方面，强化我国法域外适用体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法律制度，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涉外风险防控、跨境合规监管规则，筑牢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法治屏障。同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深度参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修订与创制，推动国内涉外立法与国际法治规则良性衔接，提升我国涉外法律制度的国际适配性与规则影响力。

强化涉外执法协作，提升跨境法治治理效能。涉外执法是落实涉外法律制度、规范跨境秩序、防范涉外风险的关键环节。针对涉外执法跨法域、跨国界、协同性强的特点，需健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构建规范高效、权责清晰、开放包容的涉外执法体系。持续深化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执法合作，在跨国犯罪打击、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监管、跨境数据安全、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搭建常态化协作平台，畅通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结果互认工作渠道。严格规范涉外执法程序，统一执法标准、提升执法透明度与公信力，兼顾执法刚性与开放柔性，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涉外法治风险预警、研判、处置机制，精准防控跨境经贸风险、国际法治博弈风险与国家安全风险，以精准高效的涉外执法护航对外开放有序推进。

提质涉外司法服务，健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公正高效的涉外司法是优化涉外法治环境、化解国际商事争端、提升国际法治话语权的核心支撑。需聚焦跨境纠纷化解核心需求，全面提升我国司法、调解、仲裁机构的国际化、专业化办案能力。持续完善国际商事诉讼机制，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运行模式，规范涉外案件审理流程，提升司法裁判的专业性、权威性与国际公信力。整合诉讼、调解、仲裁多元资源，构建高效便捷、成本可控、衔接顺畅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体系。依托国际调解院等新型平台，积极参与国际争端调解规则制定与实践运作，提升我国在国际争端解决领域的制度话语权。坚持平等保护原则，依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涉外司法环境。

深化涉外普法守法，培育国际化法治生态。良好的涉外法治氛围是涉外法治落地见效的社会基础。伴随企业“走出去”、公民跨境往来日益常态化，需依据法治宣传教育法要求，构建常态化、精准化、全覆盖的涉外普法体系。聚焦外贸企业、跨境从业者、出境公民等重点群体，针对性开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跨境合规、海外权益保护、涉外争端应对等法治宣传，全面提升经营主体与社会公众的涉外法治思维、合规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引导各类涉外主体自觉遵守国内涉外法律法规与国际通行规则，规范跨境经营与涉外交往行为。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法治交流传播，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涉外法治理念，展现我国尊重国际法、维护国际秩序、践行多边主义的法治担当，营造良好的国际法治舆论环境。

优化涉外法律服务，构建全域覆盖服务体系。优质涉外法律服务是衔接国内国际法治、保障主体合法权益、化解涉外法治风险的重要纽带。需整合公共法律服务与市场化法律服务资源，构建一体化、全域化、专业化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健全驻外使领馆法务工作机制，完善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为中小外贸企业、基层涉外主体、出境公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合规指引、纠纷调解、权益救助等普惠服务。培育高端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引导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深耕涉外领域，提升跨境合规审查、国际争端应对、跨境投融资法治保障等专业能力。聚焦自贸试验区、跨境合作区、对外开放口岸等重点区域，集聚优质法律服务资源，打造国际化法律服务高地，全方位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

建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夯实长远发展智力支撑。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是涉外法治建设的核心战略资源。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高端紧缺、实务适配性不强等突出短板，制约着涉外法治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引育并举、分类施策、系统培养，打造政治过硬、通晓国际法、精通外语、熟悉国际规则、具备全球视野的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优化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国际法、国际争端解决等核心课程，强化实务教学与国际交流，夯实后备人才基础。健全在职人员常态化培训机制，聚焦涉外执法司法、国际规则研究、跨境法律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实训，提升在岗人员专业能力。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引进机制，集聚国际高端法治人才，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涉外法治人才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持久智力支撑。

统筹推进域内域外法治融合，服务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涉外法治建设不是单一的域外法治建设，而是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衔接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系统性治理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推动“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域外法治域内化”双向融合、双向赋能，实现国内法治提质升级与国际法治有序参与的协同共进。所谓域内法治域外化，就是立足我国成熟的法治实践与制度优势，推动国内法治经验、治理模式、制度理念向外延伸，主动参与全球规则重塑，贡献中国法治智慧与法治方案。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决抵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与非法域外管辖，维护国际法治公平正义。聚焦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治理、气候变化、跨境数据流动、外太空治理等新兴领域，主动布局规则研究与制度创制，持续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所谓域外法治域内化，就是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司法准则、法律服务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合理借鉴国际先进法治治理经验，补齐国内法治建设短板，推动法治理念、制度机制、治理能力全方位优化。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将涉外法治建设置于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治理变革大局中统筹谋划，深刻把握涉外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实践与战略意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短板弱项、强化系统协同，持续完善涉外法治制度体系、实施体系、服务体系与人才体系，持续推动涉外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涉外法治能力全面跃升，不断提升涉外法治治理效能。通过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方位保障企业与公民海外合法权益，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作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作出专项部署。深刻把握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战略意义、实践基础、部署要求和实施路径，对确保“十五五”美丽中国建设各项目标任务落地、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充分认识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制度载体，事关推进国家高效能治理全局，事关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事关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各项国家制度健全完善和制度执行能力有效提升的过程及其结果。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落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对各领域治理制度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提出了更高要求。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既是筑牢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根基的迫切需要，更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实现的必然要求。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核心抓手。我国生态文明改革始终沿着体系化、集成化方向稳步推进。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构建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2020年《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十五五”时期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方向、四中全会明确的战略目标一脉相承、层层细化，是将顶层改革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可考核的五年期具体举措的核心载体，也是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制度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建设美丽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作为重要目标，本质上是立足美丽中国建设长期性、系统性、全局性特征作出的制度安排，必须依靠更加成熟、稳定、完备的制度体系作为根本性保障。只有健全系统完备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才能将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愿景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制度执行，确保“十五五”时期各项约束性、预期性指标落地见效，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深刻把握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践基础和战略要求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植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践成效，顺应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大势。在巩固已有改革成果基础上，准确把握改革方位，是推动治理体系完善发展的关键前提。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取得突出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阶段，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初步构建起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责任体系层层压实，多元治理权责逐步明晰。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的刚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强化企业治污主体责任，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多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监管体系持续优化，关键制度实现重大突破。组建生态环境部，监管体制实现历史性重构。实施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综合执法改革，破除地方保护对监测执法的干预。实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全域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排污权、用水权交易试点持续深化，全国24个省份33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落地运行。系统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体系，绿色贷款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市场化、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机制逐步健全。法治体系日益严密，依法治污根基持续夯实。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从分领域专项立法向系统集成法典化治理跨越，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里程碑。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持续健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鲜明底色。

“十五五”时期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新阶段新要求。当前，生态环境治理正从污染防治攻坚向美丽中国建设全面跃升，对治理体系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一是治理逻辑转向源头防控、系统治理。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战略导向，以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二是治理路径转向全域统筹、系统集成。治理范围拓展到新污染物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领域，要求打破分要素、分部门、分区域治理，推动多要素协同、多领域联动、一体化治理。三是治理手段转向数智赋能、精准治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传统治理模式边际效益持续收窄。大数据、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合应用成为必由之路，倒逼治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同步升级，推动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智慧治理转型。

系统推进“十五五”时期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

“十五五”时期，坚持法治引领、责任闭环、源头管控、精准监管、数智赋能、试点创新等方向协同发力，持续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的制度体系，加快形成权责清晰、多元共治、协同高效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以法典实施为统领，夯实依法治污法治基石。坚持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牵引，统筹配套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释，加快法典配套制度建设。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新污染物治理等法律法规研究制定。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更新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标准，建设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强化执法司法协同、检察公益诉讼联动，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流程，以严密法治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以党政同责为抓手，健全督察考核责任闭环。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持续深化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系，完善督察工作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提升督察支撑保障能力与规范化水平。全面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和责任落实情况监督。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与督察、考核、问责、激励联动，提升责任传导精准性、实效性。充分发挥区域、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机构统筹作用，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构建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以源头管控为基础，构建协同治理空间格局。落实“十五五”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深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立差异化环境准入与管控规则。强化与国土空间规划双向衔接，形成数据共享、平台互通、协同应用的工作机制。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功能定位，协同优化产业布局，从空间源头管控引导产业绿色转型，防控环境风险。推动分区管控与排污许可、生态环境标准等制度协同联动，实现空间管控与污染源全过程监管、生态环境质量目标深度衔接。

以排污许可为核心，强化精准科学监管效能。加快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将排放种类、浓度、总量及管控要求全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探索“全量许可”，实现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控。建立企业事业单位总量控制制度，推动排污许可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放源统计、环境保护税、排污权交易等制度衔接融合。推进分区管控、环评与排污许可全链条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推动排污许可、监测、执法“环境监管三联动”，压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为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核心制度支撑。

以数智赋能为支撑，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紧扣提升监测监管现代化水平相关部署要求，统筹建设空天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深化央地监测网络质量管理，夯实精准治理数据底座。加快生态环境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破除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壁垒，推动系统平台整合共享、互联互通，提升科学决策与统筹协调能力。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智慧执法体系，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深入实施生态环境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行动，推动大数据、遥感等新技术在监管、监测、督察、执法中的深度应用，推动监管模式由人防向技防转变，以数字技术赋能科学决策、精准执法和风险预判。

以试点示范为牵引，激发制度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试验的综合性平台作用，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高质量打造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鼓励先行区域率先行动，围绕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开展先行先试和差异化探索。依托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以评促建、以考促改，及时总结提炼试点地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治理模式，逐步向全国范围复制推广。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深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点带面带动全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整体升级，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持续动力和创新活力。

（作者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以制度刚性确保责任落实

责任落实是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关键环节，任何治理目标和决策部署，只有通过责任传导和具体执行，才能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责任落实，要靠党员干部自身的党性修养，更要靠严密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约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不断完善制度规定，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要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确保制度规定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制度刚性约束对确保责任落实的重要性，旨在通过明确的行为规范和可预见的后果为权力运行划定边界，让履职尽责有准则、干事创业有边界、履职失责有惩戒，确保各项责任要求真落地、见实效。

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现象往往与制度刚性的缺失或弱化直接相关。有的领域责任边界模糊导致“责任悬空”，有的存在选择性执行带来“政策走样”，有的因监督问责偏软偏轻酿成“破窗效应”。这些问题的共同症结，在于制度的强制约束不足，导致执行者避责有门、失责无罚。需要明确的是，科学的制度执行需要在实践中因地制宜进行优化调整，体现适度的制度韧性，但这种韧性绝不意味着削弱刚性，更不意味着允许逾越边界、任意变通。制度的生命力既在“立”，更在“行”，制度一经制定，必须严格落实，不能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把制度当稻草人、橡皮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改革落实”。以制度刚性约束确保责任落地，关键在于以硬约束消除执行软肋，使既定责任精准转化为治理实效。

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提供稳定的行为预期和可预见的后果安排，其效力所系正在于刚性约束。如果制度缺乏刚性，责任边界就会模糊，可能导致随意变通、恶意规避乃至无视制度等问题，最终导致各项工作责任悬空、落实落空。尤其是公共安全、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领域，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切身利益，是社会治理和履职尽责的底线所在，对制度刚性、责任闭环的要求更为严格。一旦制度执行出现弹性空间、责任落实存在变通漏洞，不仅会导致岗位责任虚化、工作落实走样，造成不可逆的损失，还可能引发连锁治理问题，逐步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因此，制度必须保持刚性权威，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以确定性制度规则规范履职行为、压实岗位责任，倒逼责任真落地、工作见实效。

制度刚性的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制度设计、执行机制和问责体系三个层面协同推进、一体发力。在设计层面，要提升制度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明确界定责任主体、责任内容、责任边界和履责程序，完善权责配置，划定“应为”与“勿为”的界限，从源头上压缩模糊空间，夯实制度执行的基础。在执行层面，要强化过程管理和常态化监督，把制度执行融入日常治理，综合运用检查、评估、反馈等手段及时纠偏，确保执行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在问责层面，要构建与制度要求相匹配的责任追究机制，做到违者必究、罚必有据，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严格依规据实处理，以问责的确定性与公信力，将刚性约束转化为各主体履职尽责的内生动力。三个层面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设计科学是前提，执行到位是关键，问责有力是保障，只有三者协同发力，制度刚性才能真正立起来、落下去。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以制度刚性确保责任落实，必须将刚性要求融入法治化与常态化轨道。一方面，要健全法治体系，实现各领域有法可依、各环节有章可循，使刚性约束贯穿日常治理全过程。另一方面，要涵养制度文化，让尊重制度、执行规定、履行责任内化为行为习惯。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坚持以制度刚性夯实责任基础，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将制度优势持续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实保障。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全球关键矿产领域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国家竞争格局。铜、锂、钴、镍、稀土等关键矿产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物质基础，被视作数字经济时代的“工业粮食”，供应稳定关乎新兴产业发展与科技命脉。伴随人工智能产业链向全场景延伸，全球关键矿产需求进入指数级增长周期，人工智能产业的竞争已从算法、算力、数据层面拓展到关键矿产资源掌控与产业链供应链主导能力层面，深刻影响着各国的科技发展和战略安全。

人工智能产业扩张推动关键矿产需求增长

人工智能产业链条长、覆盖环节多，从芯片制造、算力服务器组装到数据中心运营及配套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全链路均对关键矿产形成刚性需求，是拉动全球关键矿产需求增长的动力所在。

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服务器、智算中心、数据中心）单机金属用量远高于传统设备，大幅增加铜、铝、锡等大宗矿产消耗。光通信与芯片（高速光模块、GPU、半导体封装）带动镓、铟、锗等稀散金属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人工智能终端应用（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智能终端）拉动稀土、锂、钴、镍等矿产需求持续增长。比如，单台高端人工智能服务器中，用铜量是传统服务器的3倍；用于散热风扇与精密电机的稀土永磁材料为传统服务器的3—5倍。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对关键矿产的需求更加旺盛，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能源与人工智能》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增加一倍以上，带动的关键矿产需求也将上升：铜需求增加2%、稀土增加3%、镓增加11%。此外，人工智能算力的高能耗推动储能电池扩张，对锂、钴、镍、石墨等核心材料的需求同步增长。

全球关键矿产竞争呈现多元主体角力新格局

面对关键矿产需求的快速扩张与供应格局的高度集中，全球主要经济体与资源国纷纷调整战略布局。关键矿产已成为地缘政治与产业布局的关键筹码，围绕关键矿产的竞争形成多主体参与、多维度延伸的复杂格局。

发达经济体加速构建联盟化供应体系，推动供应链阵营化布局。美国将关键矿产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先后推动“四方关键矿产倡议”“稀土联盟”“硅和平宣言”等多边机制，推出“资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与120亿美元“金库计划”，通过资金支持、技术输出整合盟友资源，试图构建排他性矿产供应链，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欧盟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设定本土开采、加工及回收的量化目标，与中亚、拉美等资源富集地区深化合作，搭建可持续原材料供应网络，推动产业链多元化布局。日本、韩国等国则纷纷通过海外矿业投资、技术研发合作等方式，强化关键矿产供应保障能力。

关键矿产的主要资源国持续强化资源主权管控，推动资源开发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不同于传统的资源出口模式，越来越多的资源国开始通过政策调整把控产业附加值，从“单纯输出资源”转向“留存产业价值”。刚果（金）修订矿业法提高本土化比例要求；津巴布韦、加纳等国相继出台初级矿产品出口限制政策，追求冶炼加工环节向本国转移；印尼全面禁止镍矿原矿出口，推动镍加工产业本土落地；部分中亚、拉美国家依托资源禀赋推行多元平衡外交，在大国博弈中争取更大话语权与经济收益。

关键矿产博弈本质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主导权的争夺

全球关键矿产资源掌控力度的持续加码，反映了供给与需求的时空错配，更折射出各国对下一代技术体系控制权的普遍焦虑。其核心已超越单纯的资源获取范畴，正演变为一场涵盖资源获取权、技术主导权、供应链安全权的全方位较量，直接影响着各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战略地位。

稳定的资源供给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保障。关键矿产供应地理分布高度集中，铜、锂、钴等核心矿种集中在少数国家，供应链天然存在脆弱性。在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的背景下，稳定的资源获取能力直接关系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节奏，一旦上游供应中断，下游芯片制造、算力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得不面临停滞风险。

技术能力是关键矿产价值分配的决定因素。关键矿产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资源开采权争夺，而是冶炼提纯、高端材料制造、循环利用等技术密集环节的综合能力建设。哪个国家掌握了先进提取技术、特种材料制备能力，就能在产业链中占据高附加值环节，掌握资源价值的定价权。

供应链安全是科技自主发展的关键支撑。关键矿产供应链主导权，直接影响人工智能产业的自主性与安全性。通过控制勘探、开采、加工、运输、回收等全链条，一国不仅能保障自身产业稳定，更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获得战略筹码。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其发展高度依赖关键矿产的支撑。掌握矿产资源与产业链的主动权，就能占据未来科技与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这也是全球各国持续加剧关键矿产争夺的根本动因。

全球关键矿产领域中长期发展趋势研判

从发展周期看，人工智能产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全球能源转型持续推进，这决定了关键矿产的资源布局与供应链调整将是一个长期过程。综合产业发展周期与地缘格局演化判断，未来全球关键矿产领域将呈现以下发展趋势。

一是关键矿产供需矛盾加剧，资源缺口持续扩大。随着算力基础设施批量建设，全球对铜、稀土、稀有稀散金属的需求将保持高速增长。矿产资源从勘探到投产周期长达数年甚至十余年，产能释放速度难以匹配需求增速，供应缺口将在中长期内持续存在，部分矿种可能出现阶段性供应紧张。

二是地缘风险推高供应波动，供应链加速重构。矿产分布的地理集中性与地缘政治博弈相互叠加，使得矿产供应链的地缘风险持续走高。出口管制、投资限制、贸易壁垒等手段会更频繁地出现在资源战略调整中，局部地缘冲突也可能直接冲击矿产生产与运输通道，供应链的不稳定性将进一步凸显。为降低供应链风险，全球主要经济体将持续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友岸外包”“近岸生产”成为重要方向，原有的全球化分工体系将逐步向区域化、阵营化转变，全球矿产供应链格局将迎来深度调整。

三是技术迭代与替代突破，成为重塑格局的关键变量。技术进步将从供需两端改变关键矿产的竞争格局。在供给端，绿色开采、低品位矿提取、尾矿回收等技术突破，将有效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拓展可用资源规模。在需求端，替代材料技术的发展可能重构需求结构，例如钠电池对锂电池的部分替代、新型磁材对稀土的替代等，都将对现有矿产需求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四是关键矿产竞争呈现长期化特征，与科技革命周期深度绑定。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与能源转型的推进均需放在长时段考量，这决定了关键矿产的争夺将伴随整个科技变革进程长期存在。竞争将从单一的资源获取转向全产业链、技术、治理规则的综合比拼，其复杂性与长期性将持续凸显。

人工智能加剧全球关键矿产争夺，是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产业发展与地缘博弈交织的必然结果。这既关乎各国的科技安全与产业发展，也影响着全球资源治理体系的走向。在差异化发展中寻求合作空间，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提升全球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持续性，将是未来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加速突破、创新发展的当下，构建开放共赢、包容共享、稳定有序和可持续的矿产资源全球治理体系迫在眉睫。

〔作者系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地质资料馆、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主任（馆长）〕

美国科学外交能否跳出霸权逻辑

科学外交是科学与外交相互服务的一种国际实践，即以科学知识和国际科技合作服务外交目标，以外交机制促进科学合作，并通过科学合作改善国家关系、应对全球性挑战。当前，大国科技博弈加剧、全球性问题频发，科学外交突破了传统外交与科技发展的单一边界，成为各国重塑双边与多边关系、参与全球治理、争夺国际规则话语权、平衡竞争与合作格局的重要工具，深刻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

美国长期高度重视科学外交建设，相关政策认知与实践随着国际格局、大国关系及国内需求持续演化迭代。冷战时期，美国秉持阵营竞争思维，依托“第四点计划”与跨国科教交流拉拢发展中国家，同时通过军事科技合作、高技术出口管制整合西方盟友阵营，形成技术援助与技术封锁并行的施策特征。1991—2008年全球化阶段，美国借助经济全球化红利集拢全球人才、资本与技术资源，依托跨国企业、国际科研网络与主导性技术标准拓展全球科技影响力，把科技议题纳入外交决策体系，实现科学外交的制度化发展。奥巴马执政时期的2009—2016年，美国前期以国际科技合作修复海外形象、参与全球治理、缓和对外关系，后期服务“亚太再平衡”战略推进，科学外交逐步转向聚焦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与相对战略收益。2017年以来，美国科学外交全面进入战略竞争阶段，特朗普第一任期强化技术封锁与投资、出口管控，强化拜登政府时期的加码产业补贴、供应链重组与盟友协同，第二任期聚焦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技术体系向盟友转移输出。

美国推进科学外交，主要受到三重动因驱动。一是维系全球科技优势、巩固国际主导地位的战略诉求。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单一技术领先难以长期维持，只有将技术优势进一步转化为产业控制力、联盟影响力和规则制定权，才能形成更稳定的竞争优势。为此，美国依托高校、科研机构和创新体系持续吸引全球人才与资源，并借助知识产权、技术标准、跨国科研网络和盟友协作机制，构建由其主导的全球创新生态。面对竞争对手在关键技术领域加快追赶，美国又从强调技术自由流动逐步转向强化技术扩散管控，以延缓竞争对手创新能力提升。二是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服务资本全球扩张的经济诉求。美国高端科技产业和金融资本具有较强外向性，需要借助海外市场、国际资本和全球创新资源实现持续扩张。科学外交因此成为美国支持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搭建产业生态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工具。通过政府间科技合作、技术援助和制度对接，美国既为本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创造条件，也推动合作对象更多嵌入美国主导的技术体系，并利用海外市场收益和全球创新资源反哺国内科技发展。三是拓展安全边界、强化价值理念输出的安全诉求。随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数据和云计算等前沿科技加速重塑国际竞争格局，科技问题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美国将科技合作与国家安全、价值观和制度规则相结合，以“可信技术”“价值观伙伴”等概念划分合作对象，并通过技术准入、制度约束和联盟协调强化风险控制。科学外交由此不仅服务于科技合作，也成为美国维护国家安全、塑造国际规则和扩大制度影响的重要手段。

经过数十年的迭代完善，美国科学外交已形成一套独特运行体系，呈现出区别于其他国家的鲜明特征。首先，以国家战略统筹整合政府、科研与产业力量。美国由政府部门制定总体战略，外交、发展援助和贸易融资等机构分工实施，并通过财政支持、项目运作和企业参与形成跨部门协调机制；高校、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分别承担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技术转化和市场拓展等任务。科学外交逐步成为国家战略、创新体系与产业力量协同运作的综合性实践。其次，以合作、援助与管制相结合实施差异化科学外交。美国一方面通过双多边科技合作、技术援助、能力培训和清洁能源项目扩大国际影响，另一方面运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供应链审查和人员交流限制，控制关键知识、技术和产品流动。对盟友伙伴侧重联合研发、标准协调和产业合作，对发展中国家侧重技术援助与能力建设，对战略竞争对手则强化技术封锁和市场限制，形成按照国家关系、技术敏感度和安全判断分层配置科技资源的政策体系。最后，以盟伴网络推动技术优势向规则优势和体系优势转化。美国将科技合作嵌入七国集团、四方安全对话、北约和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等机制，推动盟友伙伴在关键与新兴技术、数字标准、出口管制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协调立场，并通过双边伙伴关系和多边平台重塑半导体、数字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供应链。

伴随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深刻变革与美国自身战略重心的调整，近年来，美国科学外交持续迭代升级，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一是人工智能成为科学外交的关键抓手。2025年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将“引领国际外交与安全”列为关键领域，要求商务部、国务院会同企业，向盟友伙伴输出涵盖芯片、服务器、云服务、模型、软件、应用和标准的“全栈式”人工智能方案。美国由此不再满足于单项产品出口，而是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应用和治理规则的整体输出扩大市场影响，推动科学外交由“项目输出”转向“生态输出”。二是以双边协议为抓手强化与重要盟友的科技协同。美国先后与英国、日本、韩国和瑞典签署“技术繁荣协议”，合作涉及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技术、核能或聚变、6G、太空及研究安全，并强调研发合作、标准协调、技术保护和供应链韧性，部分协议还提出协同推动人工智能出口。与成员众多的传统多边机制相比，这类以重要盟友为节点的双边安排，更便于美国整合优势、限定技术扩散范围，并将科技合作与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相衔接。三是选择性开放更具交易性和针对性。特朗普第二任期撤销拜登政府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但同时加强海外人工智能芯片出口控制，发布防范芯片转运和供应链规避的指引。其政策并非放弃技术管制，而是减少对美国企业及“可信伙伴”的普遍约束，同时强化对竞争对手及高风险第三方的定向限制。由此，美国科学外交正形成“向伙伴输出技术生态、对竞争者设置壁垒、对第三方防范转运”的分层格局，开放程度越来越取决于伙伴是否接受美国的安全条件、技术标准和供应链安排。

美国科学外交对全球科技创新与治理产生了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看，美国通过政府间科技协定、联合研究、人才交流和技术援助等方式，在一定范围内促进了知识、技术和人员跨境流动。政府、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协同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全球性问题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从消极方面看，美国科学外交始终服务于维护自身国家利益和科技优势，其开放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条件性。近年来，美国不断将科技问题安全化，将出口管制、供应链重组与所谓“可信合作”相结合，导致全球科技生态阵营化、碎片化，不仅增加国际科技合作成本，也压缩了部分国家的技术选择空间，损害了国际科技共同体互信。美国科学外交若继续走向霸权化、工具化和封闭排他，最终将削弱全球创新合作以及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

（作者系深圳技术大学国际科技战略与安全研究院执行院长）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作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作出专项部署。深刻把握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战略意义、实践基础、部署要求和实施路径，对确保“十五五”美丽中国建设各项目标任务落地、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充分认识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大意义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制度载体，事关推进国家高效能治理全局，事关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事关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各项国家制度健全完善和制度执行能力有效提升的过程及其结果。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具体落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对各领域治理制度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提出了更高要求。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既是筑牢生态文明建设制度根基的迫切需要，更是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实现的必然要求。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核心抓手。我国生态文明改革始终沿着体系化、集成化方向稳步推进。2015年《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构建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2020年《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设”。“十五五”时期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方向、四中全会明确的战略目标一脉相承、层层细化，是将顶层改革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落地、可考核的五年期具体举措的核心载体，也是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打通制度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根本性制度保障。建设美丽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将“适应美丽中国建设要求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不断健全”作为重要目标，本质上是立足美丽中国建设长期性、系统性、全局性特征作出的制度安排，必须依靠更加成熟、稳定、完备的制度体系作为根本性保障。只有健全系统完备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才能将美丽中国建设战略愿景转化为可量化、可考核的制度执行，确保“十五五”时期各项约束性、预期性指标落地见效，推动美丽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深刻把握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践基础和战略要求

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植根于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践成效，顺应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大势。在巩固已有改革成果基础上，准确把握改革方位，是推动治理体系完善发展的关键前提。

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取得突出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阶段，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初步构建起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责任体系层层压实，多元治理权责逐步明晰。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的刚性责任链条，压紧压实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强化企业治污主体责任，拓宽公众监督渠道，多元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监管体系持续优化，关键制度实现重大突破。组建生态环境部，监管体制实现历史性重构。实施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综合执法改革，破除地方保护对监测执法的干预。实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全域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市场体系逐步完善，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提升。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排污权、用水权交易试点持续深化，全国24个省份33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落地运行。系统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体系，绿色贷款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市场化、多元化生态环境保护投入机制逐步健全。法治体系日益严密，依法治污根基持续夯实。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从分领域专项立法向系统集成法典化治理跨越，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里程碑。行政执法、刑事司法、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机制持续健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鲜明底色。

“十五五”时期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新阶段新要求。当前，生态环境治理正从污染防治攻坚向美丽中国建设全面跃升，对治理体系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一是治理逻辑转向源头防控、系统治理。以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战略导向，以分区域、差异化、精准管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二是治理路径转向全域统筹、系统集成。治理范围拓展到新污染物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领域，要求打破分要素、分部门、分区域治理，推动多要素协同、多领域联动、一体化治理。三是治理手段转向数智赋能、精准治理。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传统治理模式边际效益持续收窄。大数据、卫星遥感、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合应用成为必由之路，倒逼治理体系和配套制度同步升级，推动经验决策向数据驱动、智慧治理转型。

系统推进“十五五”时期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

“十五五”时期，坚持法治引领、责任闭环、源头管控、精准监管、数智赋能、试点创新等方向协同发力，持续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构建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的制度体系，加快形成权责清晰、多元共治、协同高效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以法典实施为统领，夯实依法治污法治基石。坚持以生态环境法典实施为牵引，统筹配套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释，加快法典配套制度建设。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新污染物治理等法律法规研究制定。持续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标准体系，更新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标准，建设国家生态环境基准体系。强化执法司法协同、检察公益诉讼联动，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流程，以严密法治为美丽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以党政同责为抓手，健全督察考核责任闭环。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持续深化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体系，完善督察工作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提升督察支撑保障能力与规范化水平。全面开展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和责任落实情况监督。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与督察、考核、问责、激励联动，提升责任传导精准性、实效性。充分发挥区域、流域生态环境监管机构统筹作用，压实各级党委、政府及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构建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

以源头管控为基础，构建协同治理空间格局。落实“十五五”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深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立差异化环境准入与管控规则。强化与国土空间规划双向衔接，形成数据共享、平台互通、协同应用的工作机制。立足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功能定位，协同优化产业布局，从空间源头管控引导产业绿色转型，防控环境风险。推动分区管控与排污许可、生态环境标准等制度协同联动，实现空间管控与污染源全过程监管、生态环境质量目标深度衔接。

以排污许可为核心，强化精准科学监管效能。加快落实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将排放种类、浓度、总量及管控要求全面纳入排污许可管理，探索“全量许可”，实现固定污染源“一证式”管控。建立企业事业单位总量控制制度，推动排污许可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总量控制、排放源统计、环境保护税、排污权交易等制度衔接融合。推进分区管控、环评与排污许可全链条制度综合改革试点，推动排污许可、监测、执法“环境监管三联动”，压实企业治污主体责任，为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核心制度支撑。

以数智赋能为支撑，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紧扣提升监测监管现代化水平相关部署要求，统筹建设空天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深化央地监测网络质量管理，夯实精准治理数据底座。加快生态环境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建设，破除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壁垒，推动系统平台整合共享、互联互通，提升科学决策与统筹协调能力。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智慧执法体系，大力推行非现场执法。深入实施生态环境人工智能开发与应用行动，推动大数据、遥感等新技术在监管、监测、督察、执法中的深度应用，推动监管模式由人防向技防转变，以数字技术赋能科学决策、精准执法和风险预判。

以试点示范为牵引，激发制度创新活力。充分发挥国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试验的综合性平台作用，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高质量打造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鼓励先行区域率先行动，围绕制度体系、体制机制开展先行先试和差异化探索。依托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以评促建、以考促改，及时总结提炼试点地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与治理模式，逐步向全国范围复制推广。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深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点带面带动全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整体升级，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持续动力和创新活力。

（作者系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之一。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并提出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7年10月18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2022年10月16日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原创性贡献

什么是干部？干部这个词语从哪里来？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反对党八股》，他当时就注意到了干部这个词的特殊性。他说道：“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可以说，干部这个词虽然起源于外国，却创造性运用在中国。正是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人赋予干部这个词语独特的内涵和鲜活的生命。

中国共产党对干部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西方政治—行政二分下的政务官和事务官，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是初心使命的守护者、践行者，强调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立身，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为实现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而奋斗。早在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鲜明地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毛泽东还深刻指出，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关键是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总结中提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既拓宽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也指明了具体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深刻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使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针对历史发展大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历史主动性，承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更要强调人的主体性对历史进程的推动作用，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把握历史主动的关键性因素，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扎根人民，把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立在人民心中。要时刻清醒认识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统筹做好选育管用工作

确定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是干部工作的首要问题。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做到“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二十字好干部标准，树立起新时代选人用人鲜明的价值标尺，赋予“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新的时代内涵。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首先要坚持“二十字”好干部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纠正了一度存在的选人用人偏向。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从分析研判和动议到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任职等各个环节以及依法推荐、提名和民主协商、监督等方面，切实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把关作用，确保选人用人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确保各级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

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重点要做好培育、选拔、考核、管理、使用工作。

一是建立源头培养、跟踪培养、全程培养的素质培养体系。干部素质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不是朝夕之功。要教育引导干部一开始就想明白当干部为什么、在岗位干什么，走好从政第一步。组织上对干部不能“放养”，要及时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帮助干部一步步成长起来，让干部在火热实践中砥砺品格、锤炼作风、增长才干。

二是建立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人事相宜的选拔任用体系。选什么样的人、从哪里选人、怎么用人，是干部选拔任用的关键问题。我们选用的干部必须是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的干部。政治标准是硬杠杠，这一条不过关，其他都不过关。要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广开进贤之路。坚持干部工作一盘棋，除了党政机关，还要注重从国有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选拔优秀人才。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要正确把握事业发展需要和干部成长进步的关系，把合适的干部放到合适的岗位上。

三是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考核干部要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上看德识才。对主要领导干部和班子成员、不同岗位的领导干部也应有不同的考核要求，不能搞“上下一般粗”“左右一个样”。

四是建立管思想、管工作、管作风、管纪律的从严管理体系。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对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加强全方位管理，要把日常管理和关键时刻管理贯通起来，把行为管理和思想管理统一起来，把工作圈管理和社交圈管理衔接起来，做到干部随管理成长、管理伴干部一生。

五是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对干部最大的激励是正确用人导向，用好一个人能激励一大片。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激励各级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

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当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开，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人才强国、什么是人才强国、怎样建设人才强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八个坚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要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要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各地各部门要协同协作，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与教育、科技、社会管理等领域体制改革要协同推进，促进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推动人才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人才创新舞台更加完善，人才活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

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加强对人才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不断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在具体工作中，不断增强各方面优秀人才对党的政治认同感和向心力，将党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广大人才的自觉行动，实现“增人数”和“得人心”有机统一。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谋复兴，必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好、建设强。新征程上，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必须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统筹做好选育管用工作，着力建设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

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选贤任能，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内涵要义的生动体现，为“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地方换届工作提供了关键指引，为新时代新征程选好用好干部提供了根本遵循。

好干部首先是忠诚可靠的。忠诚强调党员干部对党的信仰、党的事业的绝对坚守，是一种“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可靠是忠诚的必然体现，强调“靠得住”，赢得组织和群众的信任，团结带领群众同心同德干事业。忠诚可靠蕴含着思想、政治、行动的全方位要求，表现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的自觉行动，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好干部是表里如一的。“表”是指先锋模范的外在形象，“里”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内在精神。好干部必然是表里高度一致的统一体，在本质上是思想与行动统一、言论与实践一致的老实人，基本要求在于要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

好干部是担当尽责的。担当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魄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因此，“只有豁得出去、敢闯敢干，下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决心，真刀真枪干，矛盾和困难才可能得到解决”。尽责是一种“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自觉，就是要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什么时候，该做的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顶着压力也要干；该负的责，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冒着风险也要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这就要求我们要把真正忠诚可靠、表里如一、担当尽责的好干部用起来。必须把好干部用在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沿阵地，尤其是瞄准“十五五”时期的重大部署，重点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等新领域新业态、农业农村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管党治党等关键领域选优配强好干部。

“为官择人者治，为人择官者乱。”坚持事业为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用干部是为了干好事业。要坚持从事业需要、工作需要出发，根据不同岗位的具体特点、工作要求和任职条件，做到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真正把好干部用在最优匹配的事业和岗位上。“高才者处以重任，不问出入。”这就要求我们不拘一格用好干部。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求全责备等观念，打破隐性台阶。必要的资历是积累领导经验所需要的，论资历不能唯资历。

坚持依法依规用人，把用好干部纳入法治轨道，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严格执行公务员法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规定，以党规国法纠治用人偏差，保障严格落实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要求，杜绝“海推”“海选”等简单化做法，提高干部工作民主化的质量，保障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精准容错纠错，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保障好干部在最优岗位上发光发亮。

以制度规范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从严管党治吏、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提供了制度遵循。

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依靠制度解决自身问题，是我们党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体现。《规定》优化了制度设计，结合日常干部选拔任用、管理监督、领导班子换届等工作，做到抓早抓小，做好日常研判，健全能上能下制度机制，推动能上能下从日常探索向常态化制度转变。同时聚焦解决“能上不能下”的难点和痛点，弥补了党内法规制度链条上的短板，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上的重大突破。

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1986年，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制定的《关于调整不胜任现职领导干部职务几个问题的通知》，探索以干部德才表现为标准推进能上能下，从制度层面对解决不胜任现职干部“能上不能下”进行了初步探索。随着实践的发展，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现实制约因素，总体上能上能下尚未形成常态化、机制化，而经验积淀与问题反思相互交织的实践探索，为后续出台关于干部能上能下的党内法规，建构相应的制度框架奠定了基础。

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这一法规文件既是多年来深化制度改革的结果，也是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机制更加完善的体现。2015年版《规定》共有19条，从严格程序、规范方式、严格执行、建立工作责任制、督促检查等方面作出细化措施，体现了“严”的主基调。其中明确了干部“下”的几种渠道，分别是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问责处理、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健康原因调整和违纪违法免职。特别是聚焦那些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德、能、勤、绩、廉与所任职务要求不符、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对其调整作出规范。关于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主要包括10种情形，从政治、组织、作风、道德、担当作为等方面进行界定；调整程序主要包括考察核实、提出调整建议、组织决定、谈话、履行任免程序等五个步骤；调整方式包括根据干部一贯表现和工作需要，区分不同情形，采取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方式；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调整后的使用、复出问题作出规范。2015年版《规定》坚持鲜明的问题导向，通过明确的标准、规范的方式，重点解决了“下”的问题，依靠党内法规的力量，为“上”树立标尺，让有为者有位；为“下”划定边界，让无为者让位，有助于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用人导向。

202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新修订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这是继2015年版《规定》施行7年后所作的修订完善。《规定》删除了2015年版《规定》的“若干”和“试行”，表明这部党内法规已经成为系统完备的正式党内法规。《规定》共18条，在对2015年版《规定》进行删减、整合、文字细化优化的基础上，也依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和现实需要进行了新增，如重点针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的认定，从2015年版《规定》的10种情形扩充到15种情形，针对有些干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的情况，把政治建设的要求嵌入干部调整的全过程，增加了“政治能力不过硬，缺乏应有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的表述；针对有些干部存在“躺平”心理，遇事“推拖绕”，特别是面对重大考验时逃避责任，增加了“担当和斗争精神不强”的表述；针对有些干部违背高质量发展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到位等问题，增加了“政绩观存在偏差”的表述；针对干部存在的作风弊病使基层负担过重的问题，增加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等表述。这些新表述旨在有针对性地回应现实问题，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的可操作性。《规定》也进行了相应优化调整，如把“定期分析研判”由2015年版《规定》的第十五条工作责任条款前置到《规定》的第六条组织调整职责条款，与2015年版《规定》仅仅作为工作责任的原则性要求相比，《规定》强调应当把功夫下在平时，深化对干部的日常了解，定期分析研判考核考察等情况，注重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及时启动调整程序，通过把定期研判关口前移，并把定期研判和启动调整程序有机衔接，推动研判结果真正转化为干部能上能下的客观依据。对于“下”的渠道也进行了优化调整，对2015年版《规定》明确的到龄免职（退休）、任期届满离任、问责处理、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健康原因调整和违纪违法免职等渠道进行整合，现有党内法规制度已有明确规定的，做好制度之间的配套衔接，确保各项制度同向发力。调整方式上，根据新修订的公务员法等制度规定，将2015年版《规定》“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的表述修改为“平职调整”“转任职级公务员”，并增加“提前退休”的安排方式；适用范围上，将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增列为参照执行范围。此外，《规定》在涉及适用范围、调整程序、调整方式、工作责任等方面也作出了更详细、更严格的规定，防止制度空转、执行虚化，确保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制度机制顺畅运转。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法规制度不是一纸空文，必须落地见效，只有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规定》才能真正成为从严管理干部的利器。

强化执规意识。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认清“上”和“下”既是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组织出于信任作出的统筹安排，增强自觉遵守法规的意识，在知行合一中做到高度的思想认同和行为认同。

健全执规程序。《规定》对于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出了明确规范，同时还要把握相应的程序制度，包括如何与《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进行有效衔接，如何形成从分析研判到组织调整的完整闭环，使制度机制顺畅运转，依规启动干部“下”的调整程序，激发“上”的内生动力，同时必须畅通“上”的渠道，在实体制度与程序制度的双向互动中，确保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落地见效。

压实执规责任。党委（党组）要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一级管一级、层层抓落实，要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对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应当根据其一贯表现和工作需要，区分不同情形，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落实“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充分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伟大长征的胜利之道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什么历经90个春秋，我们还要隆重纪念这一胜利？因为长征在我们党、国家、军队发展史上的意义十分伟大，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深入探讨和领悟伟大长征的胜利之道，搞清楚历经世所罕见极端艰难险阻的长征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弄明白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之路，从而更加自觉坚定地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胜利进军，这无疑是我们纪念长征胜利的主旨所在。

忠诚信仰之道——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支撑红军踏平坎坷一往无前

长征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转移突围的情况下发生的。开始长征的时候，红军将士并不清楚会走多久、行多远，征途会有怎样的艰难，但却对送行的老百姓几乎都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为什么这么执着、肯定？因为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仰，坚信为人民而战的正义事业必将胜利。在回答长征中干了些什么工作时，晚年的邓小平就说了三个字：“跟着走。”跟着谁走？跟着党走，跟着信仰走，有信仰就有方向、有信念就有定力。长征行程之远、历时之长、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在风雨如磐的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大半个中国，先后翻越几十座高山（其中有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渡过几十条河流，穿过渺无人烟、被称为“死亡陷阱”的沼泽草地，征服了人类生存的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谱写了充满革命理想和战斗意志的英雄史诗。

长征是在上百万敌军围追堵截、濒临灭亡的绝境中胜利的。长征突围最惨烈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红34师作为断后部队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腹部被手榴弹炸伤不幸被俘，敌人想把他抬回去邀功请赏，他在担架上硬是用手把自己的肠子拽出壮烈牺牲。数万红军的鲜血染红了湘江，以至当地老百姓从此“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长征这条震惊世界的红飘带，浸透了无数红军的鲜血，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红军将士之所以一往无前、视死如归、向死而生，靠的就是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长征胜利验证了忠诚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历史启示我们，要达到理想的彼岸，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要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还将跨越许多“雪山”“草地”，还要征服许多“娄山关”“腊子口”，甚至还要冲破许多“大渡河”“泸定桥”的阻拦。只有保持理想信念的坚定，才能踏平坎坷成大道。而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清醒，通过深化理论武装，厚植信仰根基，让真理指引和坚定我们的理想，“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伟大转折之道——关键时刻的自主抉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历经曲折走向成熟

长征是在中国革命非常复杂深刻的背景下展开的，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方向与道路的战略抉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三省，又虎视眈眈企图占领全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国内的主要矛盾开始由阶级矛盾向民族矛盾转化。国民党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民族安危于不顾，先后调集百万大军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又对被迫长征的红军进行围追堵截，非要赶尽杀绝不可。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坚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由此不仅树立了正义的标杆、保存了革命的力量，而且找到了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中国革命新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重大转变。长征的胜利，是革命方向和道路的胜利。

长征是在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下被动进行的，化被动为主动、变绝境为胜出最紧要、最核心的是要解决党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问题。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重大问题，从而为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遵义会议由此成为我们党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点。1935年1月至3月的四渡赤水，是毛泽东指挥3万红军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包围圈的神来之笔，红军长征终于由被动转为主动。

长征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历史启示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坚定不移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建设、改革道路，才能不断开创新局面、赢得新胜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推进强国事业的“定海神针”。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定信赖、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奋力夺取新时代长征的新胜利。

胜战根本之道——一心为民、依靠人民的初心如磐赢得民心、无往不胜

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人民军队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历史。长征途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明确宣示“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郑重承诺“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长征约三分之一的行程路经少数民族地区，尊重民族风俗、维护民族团结成为红军官兵的自觉行动。四渡赤水的关键时刻，人民群众纷纷卸下自己家的门板铺桥，为长征胜利铺平了道路。长征的胜利，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红军团结群众、宣传群众、武装群众的历史。长征途中，我们党高举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大旗，汇聚起一致抵御外侮的力量。在沿途11个省区，一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播撒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赢得了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和支持。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真正是人民的军队、抗日的力量，跟着共产党走是救国救民的正确抉择，于是纷纷支持红军、加入红军。长征过程中，红军共筹集了上万吨粮食，补充了约2万兵员。毛泽东生动概括：“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实际上是一次唤醒民众、赢得民心的伟大远征。

长征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的强大力量。“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质，也是赢得长征乃至整个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胜利源泉。历史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只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自觉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就一定能凝聚起高质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力量凝聚之道——大局为重、守纪如铁的革命队伍紧密团结、坚强如钢

红军在长征中经受住了临危不乱、步调一致的严峻考验，锻造了坚如钢铁的革命队伍。长征出发时，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和曾经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等同志，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不久英勇牺牲，用生命维护了大局和团结。长征途中，在物资极度匮乏、缺衣少食的情况下，红军坚守群众纪律，坚持“不拿群众一点东西”。路经松潘藏区正值青稞成熟季节，红军收割后给出逃在外的藏民留下木牌，注明收割的数量，作为向红军部队或苏维埃政府兑取青稞钱的凭证。翻越夹金山时，指挥员发现一名衣着单薄的同志冻僵了，大声呼叫“把军需处长找来”，身边的战士含泪回应“他就是军需处长”。这种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革命精神，成为长征胜利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

长征克服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行为，维护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1935年6月中旬，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决定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三省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甚至“成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拒不执行北上的正确方针，执意南下使红军遭受严重挫折。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分裂行径，受到党和红军许多同志的抵制和反对。党中央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和有理有节的处理，维护了党和红军紧密团结的大局，确保了长征的胜利。

长征胜利证明了紧密团结、纪律严明的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中国革命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历史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也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根本保证。全党只有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坚持政治引领、纪律严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才能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注入更多、形成更大的正能量。

（作者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原南京政治学院院长，空军少将）

多次击落美制高空侦察机的“近快战法”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於昌一直珍藏着一张照片——1964年7月23日，他和战友们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合影。这张照片，见证了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从零起步，屡建战功，击落多架美制U-2高空侦察机，有力守护祖国领空安全的奋斗历程。

因势而谋，组建新型防空力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空军建设刚刚起步，国土防空体系尚在建立，来自空中的安全威胁日益突出。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曾多次使用高空侦察机对我国实施战略侦察。此后，美国又支持台湾当局使用美制RB-57D、U-2等高空侦察机，不断窜入大陆上空，对重要军事设施和国防建设情况进行侦察。这些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远远超过当时我国高射炮的有效射高，歼击机也难以有效拦截。如何突破传统防空手段局限，维护国家领空安全，成为党中央、中央军委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鉴于当时我国导弹技术基础薄弱，难以在短期内自主研制形成战斗力，我国采取先引进装备、学习掌握，再开展仿制改进的路径，加快建设新型防空力量。1958年10月6日，根据中央军委部署，我国第一支地空导弹部队秘密成立。出于保密需要，部队对外使用“543”代号，不公开番号、驻地和任务，经常以勘探队、打井队作伪装。部队从空军、高炮、通信等单位选调政治可靠、专业扎实的干部战士，组成最初的建设骨干，一批干部服从组织安排，主动调整岗位，甘愿“高职低配”。随着部队建设推进，第一营率先成立，随后第二营、第三营相继组建，我国最早的地空导弹作战力量逐步形成。

苦练内功，锻造过硬作战能力。1958年12月，部队迅速展开接装训练，理论训练划分为17个专业，兵器和操作训练分为4类，实战部队由苏军导弹营负责对口指导。由于训练资料有限，且保密要求严格，许多课程没有现成教材和讲义，官兵们只能边听边记，学习笔记还须上交保管。面对陌生的装备和特殊的训练条件，官兵们充分发挥主动性，想方设法尽快掌握新装备。没有笔记时，有人用树枝作笔，在沙土地上反复默写元器件名称和型号参数。没有实物导弹，有人制作木质模型练习操作流程。王於昌后来回忆，那时为了尽快掌握装备，“做梦都是在一遍遍操作”。

在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前夕，面对美制高空侦察机不断窜扰的威胁，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启用地空导弹部队担负首都防空任务。10月7日，在北京通县地区执行任务的地空导弹部队二营，成功击落窜入我国领空的美制RB-57D高空侦察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美、苏、英、法等国就开始研制生产防空导弹并列装部队，但均未经过实践检验。中国空军用地空导弹一举击落美制RB-57D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作战史上使用地空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也标志着我国地空导弹部队实现了从掌握新装备到形成实战能力的重要跨越。

随着敌机活动区域不断变化，针对U-2飞行高度高、速度快、电子侦察能力强等特点，部队改变以往地空导弹固定阵地防空的方式，采取沿敌机预定侦察航线机动设伏的方法迎击来犯之敌。从西北戈壁到江南丘陵，从荒野山沟到密林深处，官兵们辗转各地，风餐露宿，被形象地称为“拖着导弹打游击”。有时为了等待一次可能出现的作战机会，需要在野外长期坚守。1962年9月9日，经过两个多月的机动设伏，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在江西南昌成功击落一架U-2高空侦察机。这是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首次击落U-2。战斗胜利后，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立即向中央报告，并向总参谋长罗瑞卿报喜。此前，罗瑞卿曾以“大海捞针，总不死心”勉励部队坚持伏击U-2，刘亚楼此次报告说，终于“捞到针了”。周恩来得知消息后也立即打来电话，称“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向部队官兵表示祝贺。

因敌制胜，创新防空作战方法。首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后，敌我双方围绕高空侦察与反侦察展开新的较量。为提高侦察成功率，敌方在U-2上加装电子预警装置，一旦发现我军制导雷达信号，便立即采取规避动作，改变航向、迅速逃离，于是原有作战方式面临新的挑战。

针对U-2电子预警带来的难题，空军党委组织指挥员和技术骨干深入分析敌机飞行规律、电子预警装置特点和我军作战流程。通过研究，部队发现，U-2从发现制导雷达信号到采取规避动作只有约20秒，缩短制导雷达开机到导弹发射的时间成为破解敌电子预警的关键。

为提高攻击突然性，我军大幅调整作战流程：先利用引导雷达实施远距离跟踪，待目标进入伏击圈后再开启制导雷达，将开机距离从120公里压缩到35公里左右，同时将导弹接电等9项操作前移，使雷达开机到导弹发射时间由8分钟压缩到8秒钟以内。一套以“近距离开机、快速捕获目标、迅速发射导弹”为主要特点的新战法逐渐形成，刘亚楼将其命名为“近快战法”。

1963年11月1日，“近快战法”迎来首次实战检验。一架U-2高空侦察机由浙江温州方向进入大陆上空，当目标进入有效攻击范围后，各战位迅速完成雷达开机、目标锁定和导弹发射，整个过程仅用8秒，成功将敌机击落。1964年7月7日，转战福建漳州的二营，再次将一架U-2击落。

多次击落美制高空侦察机，王於昌所在的二营受到隆重表彰。1964年6月6日，国防部授予二营“英雄营”荣誉称号。7月23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二营全体官兵。王於昌因参加击落U-2高空侦察机的作战表现突出，荣立个人一等功。这些荣誉记录的不仅是一次次战斗的胜利，也见证了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党的领导下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成长历程。

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既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所需，也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当务之急。“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部署。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蔓延，部分国家滥用“长臂管辖”、实施单边制裁，全球治理体系深度重塑。与此同时，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深化，跨境经贸、科技、人文交流愈发频繁，涉外法律事务数量激增、领域持续拓宽、复杂程度显著提升，涉外法治的战略价值愈发凸显。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战略举措。

深刻把握涉外法治的理论定位

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对外开放法治保障、全球治理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跃升至新高度。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指出，“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提出“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并将其纳入习近平法治思想核心要义。这一重大理论突破，推动法治建设视野从单一国内治理拓展至国内国际双向统筹的全域治理，精准适配了新时代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发展特征，明确了法治建设既要夯实国内治理根基，也要主动应对国际法治领域风险、服务对外开放大局、参与国际规则塑造的核心定位。2023年11月，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涉外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外法治并非国内法治的简单延伸，而是适配跨境治理、国际交往、全球治理的独立领域，与国内法治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本质上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贯彻落实。作为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涉外法治理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兼顾国内治理需求与维护国际法治责任，坚守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底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破解国际法治困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法治方案。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重点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跨境治理与全球治理效能，补齐涉外法治短板弱项，以高水平涉外法治保障高水平对外开放、护航高质量发展。

全面梳理涉外法治建设的政策演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跨境贸易、投资、金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涉外民商事、行政、刑事法律事务大幅增长，跨境法治风险持续凸显。传统单一化、事务化的涉外法律工作模式难以适配新时代治理需求，亟须通过顶层设计完善涉外法治布局，构建系统协同的跨境法治治理体系。对此，党中央持续优化涉外法治政策体系，整体呈现循序渐进、层层递进、迭代完善的政策脉络，实现了从专项工作部署到体系化建设、从局部推进到全局布局的战略升级，推动涉外法治建设稳步走深走实。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涉外法律工作”。聚焦对外开放基础法治保障，重点破解涉外规则缺失、法律服务不足、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等基础性短板，为后续体系化建设筑牢政策根基。随着我国深度嵌入国际规则体系，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国际法治竞争、维护海外利益的需求愈发迫切，涉外法治的内涵与外延持续拓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加强涉外法律工作”升级为“加强涉外法治工作”，一字之变彰显理念革新，实现了从单一事务办理向全方位法治建设的跨越，重点突出法治体系、法治能力、法治思维的整体提升，标志着涉外法治系统化、制度化认知基本成型。“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涉外法治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确立了体系化、能力化、现代化的建设方向，推动涉外法治从零散整改转向系统提质、规模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完善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将“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一部分专项部署，明确提出完善涉外法律法规和法治实施体系，深化执法司法国际合作；完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依法约定管辖、选择适用域外法等司法审判制度；健全国际商事仲裁和调解制度，培育国际一流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本轮部署细化了涉外法治建设的核心载体与实操抓手，补齐了争端解决、国际合作、规则参与等关键短板，完成了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顶层整体布局，构建起涵盖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实践运行、机制保障的完整战略体系。

纵观政策演进脉络，从“涉外法律工作”到“涉外法治工作”，从“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到“涉外法治建设”，再到“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清晰体现了党中央对涉外法治建设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精准适配了我国对外开放从“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从被动融入国际规则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转型，全面回应了新时代依法管控涉外事务、防范跨境法治风险、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引领全球法治发展的需要。

贯彻落实涉外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

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是贯穿法治全链条、覆盖对外开放各领域、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系统性工程。必须聚焦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人才建设六大核心环节，系统发力、精准施策，推动“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域外法治域内化”双向融合，全面提升涉外法治现代化水平，以高水平涉外法治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完善涉外立法体系，夯实涉外法律制度根基。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是涉外法治建设的前提与基础。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全球治理需求，需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前瞻布局，构建科学完备、内外衔接、适配国际、保障有力的涉外法律制度体系。一方面，聚焦跨境经贸、跨境金融、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生态治理、海上权益等重点领域，补齐涉外立法短板，完善涉外民商事、行政、刑事配套规范，细化跨境活动法治准则，填补新兴领域立法空白。另一方面，强化我国法域外适用体系建设，健全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法律制度，完善海外权益保护、涉外风险防控、跨境合规监管规则，筑牢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法治屏障。同时，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深度参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的修订与创制，推动国内涉外立法与国际法治规则良性衔接，提升我国涉外法律制度的国际适配性与规则影响力。

强化涉外执法协作，提升跨境法治治理效能。涉外执法是落实涉外法律制度、规范跨境秩序、防范涉外风险的关键环节。针对涉外执法跨法域、跨国界、协同性强的特点，需健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构建规范高效、权责清晰、开放包容的涉外执法体系。持续深化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的执法合作，在跨国犯罪打击、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监管、跨境数据安全、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搭建常态化协作平台，畅通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法、结果互认工作渠道。严格规范涉外执法程序，统一执法标准、提升执法透明度与公信力，兼顾执法刚性与开放柔性，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涉外法治风险预警、研判、处置机制，精准防控跨境经贸风险、国际法治博弈风险与国家安全风险，以精准高效的涉外执法护航对外开放有序推进。

提质涉外司法服务，健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公正高效的涉外司法是优化涉外法治环境、化解国际商事争端、提升国际法治话语权的核心支撑。需聚焦跨境纠纷化解核心需求，全面提升我国司法、调解、仲裁机构的国际化、专业化办案能力。持续完善国际商事诉讼机制，优化国际商事法庭运行模式，规范涉外案件审理流程，提升司法裁判的专业性、权威性与国际公信力。整合诉讼、调解、仲裁多元资源，构建高效便捷、成本可控、衔接顺畅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体系。依托国际调解院等新型平台，积极参与国际争端调解规则制定与实践运作，提升我国在国际争端解决领域的制度话语权。坚持平等保护原则，依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涉外司法环境。

深化涉外普法守法，培育国际化法治生态。良好的涉外法治氛围是涉外法治落地见效的社会基础。伴随企业“走出去”、公民跨境往来日益常态化，需依据法治宣传教育法要求，构建常态化、精准化、全覆盖的涉外普法体系。聚焦外贸企业、跨境从业者、出境公民等重点群体，针对性开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跨境合规、海外权益保护、涉外争端应对等法治宣传，全面提升经营主体与社会公众的涉外法治思维、合规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引导各类涉外主体自觉遵守国内涉外法律法规与国际通行规则，规范跨境经营与涉外交往行为。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法治交流传播，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中国涉外法治理念，展现我国尊重国际法、维护国际秩序、践行多边主义的法治担当，营造良好的国际法治舆论环境。

优化涉外法律服务，构建全域覆盖服务体系。优质涉外法律服务是衔接国内国际法治、保障主体合法权益、化解涉外法治风险的重要纽带。需整合公共法律服务与市场化法律服务资源，构建一体化、全域化、专业化的涉外法律服务体系。健全驻外使领馆法务工作机制，完善涉外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为中小外贸企业、基层涉外主体、出境公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合规指引、纠纷调解、权益救助等普惠服务。培育高端涉外法律服务市场，引导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深耕涉外领域，提升跨境合规审查、国际争端应对、跨境投融资法治保障等专业能力。聚焦自贸试验区、跨境合作区、对外开放口岸等重点区域，集聚优质法律服务资源，打造国际化法律服务高地，全方位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

建强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夯实长远发展智力支撑。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是涉外法治建设的核心战略资源。当前，我国涉外法治人才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高端紧缺、实务适配性不强等突出短板，制约着涉外法治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引育并举、分类施策、系统培养，打造政治过硬、通晓国际法、精通外语、熟悉国际规则、具备全球视野的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优化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完善国际法、国际争端解决等核心课程，强化实务教学与国际交流，夯实后备人才基础。健全在职人员常态化培训机制，聚焦涉外执法司法、国际规则研究、跨境法律服务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实训，提升在岗人员专业能力。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引进机制，集聚国际高端法治人才，搭建常态化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涉外法治人才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发展，为涉外法治建设提供持久智力支撑。

统筹推进域内域外法治融合，服务全球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涉外法治建设不是单一的域外法治建设，而是统筹国内国际双循环、衔接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系统性治理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推动“域内法治域外化”与“域外法治域内化”双向融合、双向赋能，实现国内法治提质升级与国际法治有序参与的协同共进。所谓域内法治域外化，就是立足我国成熟的法治实践与制度优势，推动国内法治经验、治理模式、制度理念向外延伸，主动参与全球规则重塑，贡献中国法治智慧与法治方案。始终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决抵制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与非法域外管辖，维护国际法治公平正义。聚焦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治理、气候变化、跨境数据流动、外太空治理等新兴领域，主动布局规则研究与制度创制，持续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所谓域外法治域内化，就是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司法准则、法律服务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合理借鉴国际先进法治治理经验，补齐国内法治建设短板，推动法治理念、制度机制、治理能力全方位优化。

法治同开放相伴而行，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一步，涉外法治建设就要跟进一步。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将涉外法治建设置于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治理变革大局中统筹谋划，深刻把握涉外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实践与战略意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聚焦短板弱项、强化系统协同，持续完善涉外法治制度体系、实施体系、服务体系与人才体系，持续推动涉外法治体系更加完善、涉外法治能力全面跃升，不断提升涉外法治治理效能。通过高水平涉外法治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方位保障企业与公民海外合法权益，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筑牢坚实法治根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

重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前哨”作用

202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从严监督上，要把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结合起来，重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前哨’作用，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

“前哨”指部队向敌军方向派出的侦察警戒小分队，其任务是潜入战场最前沿，掌握敌军动向、搜集关键情报。习近平总书记用“前哨”比喻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内在功能，生动形象地指出了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近距离侦察、全天候预警等作用，并强调要将其同各类监督有效衔接、贯通协调。

我们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权力的监督。加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是防止权力异化、确保权力始终为民造福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天经地义必须接受人民监督。1945年，毛泽东在“窑洞对”中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有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另一方面，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具有重要优势。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身处社会生活最前沿，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情况看得最清楚；能够直接深入到政策执行末梢、社会治理末端，敏锐捕捉到许多不易发现的“不作为”“微腐败”等突出问题，并进行批评、举报等。舆论监督从属于人民监督。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工作偏差和风腐问题，媒体公开曝光和批评，第一时间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这两类监督具有主动性、广泛性、及时性和客观性等特征，监督范围广、信息真，能够快速发挥“前哨”预警等功能，推动相关单位整改整治，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风险、局部问题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同时，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其限度，需要与党内监督等密切配合、有效衔接，共同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目标。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党内监督失效，其他监督必然失灵。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被赋予调查、审查等程序性权力和处分、处理等实体性权力。应发挥党内监督的龙头带动作用，为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提供权能补给，把监督程序一直走到底，形成“内外结合”的监督合力。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落脚点是帮助解决问题、改进工作。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高度融合，呈现显著的优势叠加效应，但局部也可能存在众声喧哗、信息失真、为监督而监督等倾向。因此必须推动二者在法治与理性的轨道上运行，使其与党内监督以及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等各类监督协调联动、优势互补，并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征程上，更有力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关键在于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激发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内在动力，织密全天候、无死角的监督之网，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实保障。一是提高认识、拓宽渠道，让“哨声”听得见。党员干部要强化自律意识，正确对待、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舆论监督，闻“声”而动、闻过则改。深化党务政务公开，建立“群众点题”机制，完善“信、访、网、电”受理体系，为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创造有利条件。二是聚焦重点、靶向发力，让“哨点”瞄得准。加强对监督信息的甄别研判，善于从“吐槽声”“牢骚话”中发现问题线索，从看似琐碎的日常反映中捕捉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线上线下结合，紧盯政策落实、资金使用、行政执法等群众关切的“高频区”，让监督精准锁定权力寻租的风险点、侵害群众利益的痛点。三是建章立制、跟踪问效，让“哨位”守得牢。健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措施配合、成果共享等机制，确保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效衔接各类监督。推动相关单位真整改、改到位，及时反馈和公开处理结果，堵塞制度漏洞，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真正让监督“落地有声”。完善举报人保护与激励机制，严查诬告陷害行为，让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真正把“前哨”作用发挥好。

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

《凝聚上合力量，完善全球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9月1日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收录在《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二卷。这篇重要文献深刻分析了全球治理面临的新形势，郑重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呼吁上合组织发挥引领作用，当好践行全球治理倡议的表率，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贡献“上合力量”，为推动全球开放合作展现“上合担当”，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作出“上合示范”，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采取“上合行动”，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是深入学习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篇章。

全球治理倡议丰富完善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历程。中国曾经被排斥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之外，当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是被动的、有限的。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中国逐渐融入现存国际秩序，成为建设者、贡献者和维护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事务中举足轻重，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中能够也必然发挥更大作用，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明确提出“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2016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的第四个全球倡议，为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进一步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治理倡议的内涵不断丰富，理念持续完善，行动日益多元，是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丰富和完善，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落到实处，不断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全球治理倡议回应了世界之变，回答了时代之问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变局之中蕴含新的机遇。冷战结束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持续增长。中国在2010年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高增幅。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力量对比趋于均衡，世界多极化大势难逆。

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经济格局。移动通信、物联网、量子信息、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提供创新动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催生新质生产力，对社会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百年变局潜含诸多风险。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各国近年来开始出现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态势，一些国家广泛使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本国制造业，经贸往来阵营化趋势明显。逆全球化从传统制造业快速扩展到高新技术领域，国际经济贸易秩序遭遇严峻挑战。同时，大国关系从协调与合作逐渐转向竞争与对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导致地缘冲突易发多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各国是要团结还是走向分裂，是选择合作还是选择对抗，世界将走向开放还是复归封闭，现行国际秩序将被重建还是被摒弃，将决定世界的前途和命运。世界变乱交织，我们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又应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中国对世界之变的回应，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系统方案。

全球治理从理念到实践展现中国大国担当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大国必须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成为世界的稳定器而非世界的乱源。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熔铸于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方方面面。

始终主张主权平等。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为适应世界的发展变化，更好应对重大跨国性和全球性挑战，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不可或缺，因此，中国主张“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诸多双多边首脑会晤、双多边论坛的重要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

坚持遵守国际法治。世界变乱交织，更需要维护国际法治的权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国际社会为了避免大战浩劫，防止世界倒回丛林法则，推动成立了联合国，开启全球治理新篇章，建构了现存国际秩序。这套规则和秩序平等统一适用于所有国家，任何国家都不应“合则用、不合则弃”，更不能搞“双标”，以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替代国际法治。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与行动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问题上，中国强调各国应团结协作，依托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和平台，反对单边主义。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切实发挥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倡导以人为本。世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地球村，全球治理服务于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服务于所有人的安全与发展。中国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提出“双碳”目标，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坚定承诺；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人民共同富裕。

坚持行动导向。中国将全球治理理念付诸实践，为世界注入了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中国用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增进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合作，让中国发展成为世界机遇。中国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等，有效缓解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资金瓶颈。推动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发起并牵头协商成立国际调解院，推动各国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新兴技术治理方面搭建代表“全球南方”利益并面向全球主权国家开放的多边舞台。“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统筹协调全球行动，充分调动各方资源，打造更多可视成果，以务实合作避免治理滞后和碎片化。”

寻势致远，以地强国

胡焕庸（1901—1998年），江苏宜兴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地理学研究与教学，在人口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国防地理、自然地理及地理教育等领域均有开拓性贡献。1935年，他提出著名的“胡焕庸线”，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成为标识中国基本国情的核心地理概念。他还是中国南海主权的早期学术捍卫者，最早提出“南沙群岛”命名并系统论证其主权归属。他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等职，为中国地理学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奉献了毕生心血。胡焕庸始终秉持“寻势致远，以地强国”的学术信念，将地理学研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观势：审时度势的学术敏锐。观势，是胡焕庸治学的基点。1921年，尚在读大学二年级的胡焕庸便在《史地学报》发表《欧战大事记》，展露出对国际大势的敏锐洞察。此后他又连续翻译发表《华府会议之目的与限制军备》《日本之海上政策与殖民政策》等文章，追踪战后国际格局的演变。大学期间，他与同学张其昀等人合作翻译美国地理学家鲍曼所著《战后新世界》，该书成为中国早期系统介绍国际政治地理的重要成果。1926年至1928年留法期间，他系统研习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人文地理学，将人地关系论引入国内，为日后精准“观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种以地理学眼光审时度势的能力，使胡焕庸始终站在时代前沿。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侵华野心日渐显露，他于1934年发表《就政治地理立场研讨中国外交关系》，指出日本扩张之必然。抗战期间，他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发表《太平洋形势展望》等系列文章，精准研判亚太战略格局。他的“观势”还体现为对世界各国的系统认识——1934年至1935年间，他独立编著出版了中国第一套系统的区域国别地理著作，包括《英国地志》《德国地志》《俄国地志》《日本地志》等，一生编著此类著作至少24部。对胡焕庸而言，“观势”不是泛泛而谈的时事评论，而是建立在对地缘位置、地形条件、资源禀赋等扎实分析之上的科学判断，这使他的战略判断既有宏阔视野，又有坚实学理支撑。正如他所言，地理学研究既要善用“显微镜”，深入观察中国现实；更要善用“望远镜”，放眼把握世界大势——他的一生，正是这两句话的生动践行。

乘势：应时而为的学术自觉。观势的根本目的，在于乘势而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胡焕庸将学术焦点从国际转向国内，在人口地理和国防地理两个方向同时发力。1935年，“胡焕庸线”的提出，正值全面抗战一触即发之际。当时中国并无人口普查，数据粗疏。胡焕庸费时数月，从各类公报中搜取各县人口数据，采用传统的“点子法”，将两万多个点子纯手工点在地图上。当两万个点子各就各位，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多寡一目了然，一条暗含着中国人口分布规律的地理分界线呼之欲出。这条线直接指向了“兵源粮源如何调配”等关乎国家存亡的根本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保障提供了重要依据。

全面抗战爆发后，胡焕庸将学术重心转向国防地理与大后方建设。1938年至1943年，他先后出版《国防地理》《最新国防地理》《四川地理》等专著，发表《保卫大武汉之军事形势》《川滇黔三省在国防上之地位》《新疆在国防上的地位》《西藏在国防上的地位》等系列文章，对抗战形势与各战略要地展开系统分析。在大后方建设方面，他发表《抗战建国与川康建设》《四川亟应举办之生产事业》《我国西部地理大势与公路交通建设》等文章，强调学术研究必须服务于抗战建国。他在《国防地理》自序中写道：“地理学家是国家的先锋，他们应当为国家开疆拓土。”这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他“乘势”而动的学术自觉。

淮河治理，是胡焕庸乘势而动的又一例证。早在1934年至1935年间，他便已投身两淮水利盐垦的实地考察，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专著。1949年后，他先后出版《淮河》《淮河的改造》《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等著作，1986年以85岁高龄完成《淮河水道志》。从战时的国防地理到大后方的经济开发，从人口分布到淮河治理，胡焕庸始终紧扣国家需求调整学术方向，真正做到了乘势而动、应时而为。

驭势：服务国策的学术远见。乘势的最高境界，在于驭势而行。1934年，面对法国、日本对南海诸岛的觊觎，胡焕庸连续发表《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和《法人谋夺西沙群岛》，从历史地理角度提供了中国拥有主权的确凿证据，并率先提出用“南沙群岛”命名此群岛，后被正式采纳。这不是简单的学术命名，而是以地理学知识为国家划定主权边界、确立法理依据的战略认知。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胡焕庸撰写《台湾与琉球》一书，系统论述台湾与琉球的历史沿革与战略价值，为收复失地做知识储备。他在书中强调，根据《开罗宣言》精神，琉球应与台湾、澎湖一样回归中国，并以战略眼光指出琉球群岛乃我国“海上藩篱”，强调“未有外户操之于人，而能立国于地球上者”。1947年，在对日和约审议会上，他是唯一明确主张收回琉球的代表，还指出：“应以海陆并重为我最高之国策。”

从“南沙群岛”命名到《台湾与琉球》的撰写，再到对日和约审议会上的呐喊，胡焕庸始终以地理学知识主动塑造国家战略认知，将学术成果作为维护国家主权的利器。这种以学术服务国策的精神，通过一代代地理学者传承至今。

晚年的胡焕庸仍笔耕不辍，20世纪80年代以后与助手先后完成《中国人口地理》《世界人口地理》两部开山之作，并在“胡焕庸线”基础上提出“八大区理论”。此外，他还持续关注地理学前沿问题，1981年出版《板块构造与地震》，1982年发表《新兴的生态地理学》，展现出与时俱进的学术活力。1985年至1990年间，他平均每年发表成果10.4种，创造了“一生中最高产的奇迹”。

胡焕庸离开我们已经20余年，但他的学术精神依然鲜活。“胡焕庸线”至今仍是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国情参照；他的南海主权论证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提供了重要法理支撑；他的“海陆并重”的战略远见，依然在提醒我们唯有拥抱海洋才能走向深蓝。总之，他的治学之道启示今天的学人：真正的学问，必须扎根脚下土地，回应时代最迫切的问题；真正的学者，应当以学术报国的信念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篇章。

以生态文明教育 夯实建设美丽中国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并指出“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教育、科技与人才是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着力强化生态文明教育，培育大批具有较强生态意识的优秀人才，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人才基石，也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在生态文明教育的具体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弱项，学生对生态文明的认知浅层化，各类课程主渠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实践教育环节仍显薄弱，教育没有有机融入生活场景，大中小学贯通性、协同性不够，等等，这些都影响了生态文明教育的成效，需要我们持续探索完善。

聚焦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筑牢生态文明教育根基。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承载着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内涵上包括了生态美、生产美、生活美、身心美等多个方面，最终的目标是生态文明全面提升，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重点领域深度脱碳，生态环境健康优美，全面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生态文明教育的根基。筑牢生态文明教育根基要突出顶层设计，精准制定建设美丽中国的知识区块，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天蓝、地绿、水净美好家园的基本诉求，立足“知目标”和“明底线”，让学生充分理解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原则。教育引导学生守正创新，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引导学生在全领域转型、全方位提升、全地域建设、全社会行动上形成共识，投身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实践中。

强化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丰富生态文明教育内涵。一方面，充分发挥各类课程在生态文明教育方面的主渠道作用。思政课教学聚焦建设美丽中国，突出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统领的价值观塑造，强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和改善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以及新发展理念等内容教学的针对性，引导学生系统理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通识课教学聚焦全面提升学生的绿色素养，开设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系列课程。专业课教学围绕培养生态环境人才，优化和重构课程教学内容，打造数字生态智慧绿色课程。另一方面，以“大思政课”理念把生态文明教育有机融入社会实践之中。强调思政教育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是“大思政课”的显著特征和重要建设途径。强化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实践教育，让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充分认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促进学生思想境界升华，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进高品质生态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形成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推进大中小学协同育人，凝聚生态文明教育合力。大中小学协同联动，是探索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路径，有助于系统培育和弘扬生态文化、全过程提升学生的生态道德素养、接力造就美丽中国的建设者，在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上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因此，把建设美丽中国、强化生态文明教育，融入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进行制度化安排，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聚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不同学段特点，按照“启蒙—体验—常识—理论”的教学模式，科学制定生态文明教育目标，逐层进行课程设计，在解读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形成螺旋式上升、一体化联动的教育教学模式。聚焦讲好美丽中国故事，诠释美丽中国建设生动实践，不同学段思政课可开展“同课异构”教学展示活动，通过交流互鉴，深入推动理论学习、教学研讨、学术研究、教学观摩、集体备课等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拓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阵地和空间。

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提升生态文明教育实效。在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深入调查学生对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和美丽中国建设基本内容的认知程度，聚焦全体学生自觉素质的养成，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各类活动，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引领能力。教育学生积极参加全民绿色行动，积极响应“美丽中国・青春行动”的号召，深入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鼓励学生围绕污染治理、生态保护、节约资源、粮食安全等主题，踊跃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学生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组织学生参与绿色社团活动，开展绿色双创工作，以多种路径引导学生学习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接受绿色文化熏陶、接触绿色科技创新成果，使学生在思想层面受到深刻教育，自觉增强生态文明意识，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营造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共同为建成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作者系山西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

树德立身 建言行道

“君子”是中华文化数千年来熔铸而成的人格理想，是中国人精神世界里最温润、最挺拔、最恒久的精神坐标。从《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孔子“君子谋道不谋食”，再到后世儒者对君子品格的层层阐发，君子之道早已超越身份与地位，成为一种普遍的人格追求。所谓君子，并非天赋异禀，亦非位高权重，而是有教养、明道义、守规矩、肯担当的社会之人。君子处世，不在浮华虚名，不在功利得失，而在树德立身，建言行道。德为根本，言为心声，行践其道，益于社会，这便是君子一生的修行与使命。

在儒家的精神谱系里，孔子为君子立下了最具体、最清晰的标尺。他谆谆教诲世人，“言忠信，行笃敬”。言语忠诚可信，行为敦厚恭敬，心有敬畏，行有分寸，言不负心，行不负言，这便是君子最基本的处世之道。言忠信，是对他人的尊重，对道义的坚守，不欺心、不欺人、不欺世；行笃敬，是对事理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不浮躁、不妄为、不松懈。一个人能做到言而有信、行而有礼，便已踏入君子之门。

中华文脉之中，流传着“三不朽”的至高追求——立德、立功、立言。对世间君子而言，不必人人都建盖世功业，但立德、立言，却是人人可为、人人当为的人生目标。立德，是树立品德，修养身心，守道义、明是非、知廉耻、有担当，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信赖、值得敬重的人；立言，不是巧言令色，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以正道之言、明理之言、有益之言立身传世，以言传道，以言化人，以言正风。德是内在根基，言是外在表达；德为体，言为用。无德之言，是巧舌虚妄；无言之行，难成教化。君子处世，必先立德，再以立言辅之，德言兼备，知行合一，方能不负此生，不负社会。

德与言，不仅是个人修身的准则，更是居位者、为政者必须坚守的价值标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其根本也在于树德建言。所谓政绩，不在表面的声势，不在一时的浮华，而在于是否真正利民、利国、利长远；在于是否守道义、正风气、安民心、化风俗。真正的政绩，是德行的彰显，是正道的践行；真正的有为，是立身先正，行事先诚，出言以信，为政以公。中国人的崇高追求，从来不是追名逐利、攀权附势，而是立圣贤之志，行君子之道。心有圣贤之向往，行有君子之准绳，不为私欲蔽目，不为浮利折腰，守得住底线，担得起重任。

孔子对“贤人”有一段极为精准的界定，恰可作为君子处世的更高准则与追求：“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贤德之人，德行不越出法度边界，行为合乎规矩准则；言语足以被天下人效法，而不会招致祸殃；道义足以教化百姓，而不迷失自己的本心本性。德不越界，是守礼；行合规矩，是守正；言可法天下，是立信；道能化百姓，是行道。这四者合一，便是君子处世的完整体现：内守其心，外正其行，上不负道，下不负民，中不负己。

君子处世，最难在长久，最贵在笃实。树德，不是一时一事的作秀，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建言，不是一时兴起的议论，而是发自本心的正道之声。德不孤立，必由行显；言不虚发，必由德生。一个人若能常怀敬畏之心，常守道义之规，常思社会之责，常修立身之德，便是在走向君子。身处岗位，则尽职守；身处社会，则守公义；身处家庭，则尽孝慈；身处乱世，则守气节；身处盛世，则担使命。无论境遇顺逆，君子始终以德行自持，以忠信自守，以自强自励，以济世自勉。

回望历史，那些被后世铭记的君子，无不以树德建言为一生使命。诸葛亮“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是立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立德亦是建言；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德之至、道之至；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君子担当的极致。他们以德行立身，以言语传世，以行动践行道义，把个人生命融入家国天下，把人格理想化为时代风骨。他们的人生告诉后人：君子处世，不在地位高低，不在富贵贫贱，而在是否守住德之根、道之本、言之正。

今日之世，日新月异，万象更新，而君子之道从未过时。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更需要以德行定方向，以忠信立根本，以正气养精神，以责任担使命。做一个有教养的人，明道立德，有益于社会，便是君子；对居位履职者而言，树立正确政绩观，不慕虚名、不图私利、实心干事、正道而行，便是树德建言；对有志之士而言，立圣贤之志，守君子之行，言忠信、行笃敬、知言养气、自强不息，便是人生最高的追求。

树德，是君子的内在灵魂；建言，是君子的外在担当。德如大地，承载万物；言如长风，传扬道义。无德，则立身不稳；无言，则行道不远。君子处世，以修德为始，以守信为基，以养气为要，以济世为终。心有正道，行有规矩，言有分寸，事有担当。德立，则人格立；言正，则风气正；行笃，则事业成；道明，则天下安。

君子之道，简易而广大，平实而高远。它不在高远的空谈里，不在华丽的文辞中，而在每一次忠信的言语里，每一次笃敬的行动中，每一次坚守道义的选择中。愿世间之人，皆以君子自勉，以树德为立身之本，以建言为行道之责，明道义、守忠信、养正气、担使命，内修德义，外行正道，于处世中行君子之事，于人生中成君子之德。如此，则个人立身有光，社会风气有正，家国天下有安，中华文化的君子理想，亦将在代代相传中，永放光芒。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大国工业的历史足迹

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工业文化是镌刻在钢铁之上的民族记忆，是一代代工业人传承下来的实干精神。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工业基础几乎一片空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为此，国家始终把工业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补齐工业短板、完善产业体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更孕育出了厚重鲜活的工业文化。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14号的中国工业博物馆，是一座了解中国工业文化的生动课堂。博物馆在原沈阳铸造厂旧址上改、扩建而成，园区新旧建筑相融共生，既保留了老工厂的原始风貌，又兼具现代展馆的展示功能。

中国工业博物馆总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2012年对外开放。馆内设有通史馆、铸造馆、铁西馆、机床馆、汽车馆五大常设展馆和专题展区，全方位梳理、展示中国工业的发展脉络。全馆现有各类藏品3万余件，其中实体文物14120余件，除了一些珍贵古文物以及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和十余件国家二、三级文物外，还收藏了大量见证新中国工业起步的标志性设备，这些文物皆是工业文化的具象载体，真实记录着中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历程。

一枚金属国徽见证大国工匠精神

走进通史馆，就像翻开了一本中国工业发展史书籍。展馆以时间为线索，清晰梳理了中国工业从古代传统手工业，到近代艰难探索，再到新中国工业化全面推进的完整历程。馆中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文字，真实展现着中国工业在摸索中不断突破前行的辉煌历程，勾勒出完整的工业文化发展脉络。

在通史馆的众多展品中，一枚金属国徽令人印象深刻。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新中国第一枚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金属国徽，就是出自沈阳工匠之手。1950年，国徽的设计方案确定后，当时以铸造技术闻名全国的沈阳第一机器厂（现沈阳第一机床厂）光荣地接到了任务。按照要求，金属国徽必须在1951年劳动节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那个年代，我国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设备简陋，也没有成熟的铸造工艺可以参考，一切都要从零摸索。为了圆满完成任务，沈阳第一机器厂成立了专门的铸造团队，铸造技术尖子焦百顺任组长，十几名技术尖子为成员。他们凝心聚力、日夜攻坚，反复打磨工艺，攻克了铸造、抛光、贴金、烤漆等一系列技术难题。他们加班加点、全力以赴，最终提前20天完成了任务。1951年“五一”劳动节，重达487公斤、横径2米、竖径2.4米的大型金属国徽正式悬挂于天安门城楼，成为新中国的标志性象征。

馆内珍藏的这枚国徽，是在当年铸造团队老工人的指导下，严格按照当时国徽的尺寸和制作工艺复制的。它不仅是新中国铸造工艺水平的有力证明，更承载着国徽铸造者的奋斗精神，记录着老一辈工业人为国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初心。

一座冲天炉记录铸造业艰辛探索

说起中国工业，离不开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沈阳则是其中的代表城市。作为闻名全国的“共和国长子”，沈阳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承载了新中国重工业起步、成长、壮大的重要记忆，是名副其实的工业文化沃土。

博物馆内的铸造馆，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沈阳铸造厂一车间，即当时翻砂车间的原始样貌，让参观者能够近距离接触老厂房留下的真实工业痕迹。沈阳铸造厂曾是亚洲规模最大的铸造企业，铸造车间里炉火长明，为全国基建、军工等重要产业提供了大量优质铸件，为我国重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铸造作为基础工业，是将液体金属浇铸到铸造空腔中，待金属液冷却凝固后获得零件或毛坯的方法，俗称翻砂。在没有自动化设备的年代，工人们完成翻砂作业不仅要扛起一锹锹沉重的砂土，还要与粉尘为邻、与高温共处。沙尘在车间弥漫，灼热的铁水溅起星火，而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铲一铲，将砂填满砂箱。日复一日，十分艰辛。

馆中静静矗立着一对“双胞胎”——10吨冲天炉，单个炉体重量300吨，因炉顶开口向上、每小时可熔炼10吨铁水而得名。金属在熔化过程中，铁水对炉壁上的耐火材料烧损非常严重，需要修炉，修炉结束后不能马上使用，所以两个炉体交替作业，因此才有了这样一对“双胞胎”。它是沈阳铸造厂的核心设备，反映着新中国成立初期铸造行业的风貌。冲天炉高27米，相当于9层楼，远远看上去就如同一座小山。曾经，司炉师傅们每日清晨点燃炉火，铁料在烈焰中熔化，排到铁水包中，1小时后，这10吨重的铁水，通过天吊与传送带的接力，被运至预先准备好的砂型前，准备浇铸成各式各样的形状。在投入使用的51年里，这座冲天炉熔化了近百万吨铁水，生产了60余万吨铸件。1976年，全国第一台36902大型制氧机系列铸件，就是它的代表作。站在这座冲天炉面前，仿佛能看见当年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真切体会到当时工人们不畏艰苦、实干报国的精神。

一台车床引领工业创新突破

新中国第一台普通车床、第一个铸造用机械手、第一个自主研发的管模……在中国工业博物馆里，珍藏着许多这样的“第一”。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业成果虽然早已满是岁月的痕迹，但却是中国工业打破封锁、自主创新、从零突破的最好见证。

在铁西馆里，一台绿色漆面的车床在灯光的照射下引人注目，它的“身影”也被印在了第三套2元面值人民币票面上，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生产的第一台C620—1普通车床。它由沈阳第一机床厂投入量产，产量大、性能稳，之所以“普通”，是因为它的通用性强，被全国各地的工业企业大量使用，在当时有力支援了国内工业建设。“一五”计划期间，沈阳第一机床厂从零开始摸索，短短两年就将其研制成功并实现量产，这也标志着我国机床工业正式实现国产化落地，结束了我国精密机床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紧随其后，全国第一台万能钻床、第一台八轴立式机床、第一台精密丝杠机床、第一台五轴联动机床等设备相继研发落地。在技术封闭、资料稀缺的年代，老一辈科研人员和产业工人奋发图强、勇于创新，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逐步让中国工业真正实现了自主生产、自主研发、自主突破。

机床是工业的基础装备，素有“工业母机”的美誉。从古代机床的雏形，到近代的钢铁机床，再到现代的数控机床，机床馆以清晰的时间线，串联起中国机床制造的发展史。如今，在展区最后陈列的现代智能数控机床，搭载数字化控制系统、自动化操作模块，精度更高、效率更快、功能性更强，已经和最初的机床大不一样。可以看到，每一次技术迭代、设备升级，都是中国工业人敢闯敢试、潜心攻坚的成果，也充分印证了我国装备制造业从追赶、并跑到力争领跑的自主创新历程。

走出博物馆，回望这片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文化空间，耳畔仿佛依旧回荡着昔日车间的机器轰鸣。工业文化从来都不是束之高阁的文字理论，它藏在机床的锈迹里，藏在冲天炉的铁水中，藏在代代相传的匠人风骨里。百年工业路，一代代工业人薪火相传、接续奋斗，铸就了大国工业的历史性发展成就。立足当下，中国制造仍处在由大变强的重要关口，我们要继续传承工业薪火，深耕实业、坚持创新，不断丰富新时代工业文化内涵，让属于中国的工业故事、工业精神、工业文化，创造更多的辉煌。

贤明多筹略 唯用一好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陷入长达近400年的分裂动荡。中原动荡之际，岭南地区因五岭阻隔、交通险远，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当地俚、僚、汉等民族杂居，部落林立，彼此攻伐不休。就在那样一个群雄逐鹿、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时代，一位女性政治家以卓越的远见和坚韧的实践，将岭南一步步引向国家统一的轨道。她就是历经梁、陈、隋三朝的冼夫人（513—602年）。

冼夫人出生于高凉（今广东阳江一带）俚人大族，自幼“贤明多筹略”，善于抚循部众，深得拥戴。她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从南北对峙走向天下一统的关键转折期。在这近一个世纪里，作为部族首领，冼夫人始终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推动岭南发展，可谓是主动融入“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的典范。

归中央——于鼎革之际坚守国家统一

冼夫人身处政权更迭频繁的乱世，却始终将国家统一置于地方和家族利益之上，展现出对“大一统”政治伦理的坚定信仰。这在她一生中三次重大历史抉择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第一次抉择发生在梁朝末年。太清二年（548年），高州刺史李迁仕趁侯景之乱举兵谋反，派人征召冼夫人的丈夫、高凉太守冯宝。冼夫人敏锐察觉其中异样，力劝冯宝按兵不动，自率千余精兵以送礼为名奇袭李迁仕。李迁仕败走之后，她顺势率众北上，与后来成为陈朝开国皇帝的陈霸先会师赣石，为平定江南、稳定梁朝残局贡献了重要力量。此时的岭南，各地方势力纷纷拥兵自重，而冼夫人却选择了一条看似艰难却符合历史大道的路径——维护中央权威。

第二次抉择发生在陈朝。《隋书》载，广州刺史欧阳纥据州叛乱，为胁迫冼夫人就范，竟将其子冯仆诱至高安扣为人质。消息传来，族中人心浮动，有人主张妥协以保全冯仆性命，冼夫人却凛然道：“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她不惧幼子安危，发兵拒守边境，把忠于国家置于骨肉亲情之上，配合朝廷大将章昭达内外夹击，最终平定叛乱。

第三次抉择发生于隋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天下重归一统。隋军南下，岭南一时群龙无首，数千部众共同推举冼夫人为“圣母”。以她当时在岭南的声望和实力，完全可以选择割据一方，做偏安之主。但隋使出示陈后主所遗犀杖及信物后，她“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这一恸，既是对故国的深情告别，更是对天下大势的清醒判断。痛哭之后，她毅然派遣孙子冯魂率众迎接隋军总管韦洸入广州，岭南遂定。她晚年对子孙所言“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此“好心”，正是超越一姓一朝之兴替、始终忠于国家统一的赤诚之心。

以上三次抉择体现了冼夫人在政治立场上的“归中央”，而她推动海南置崖州，则是在地理版图上对国家统一的实质性巩固。海南岛自西汉元帝罢弃珠崖郡后，近600年来游离于中央管辖之外，当地俚峒部落“各立酋帅”，彼此争斗。《隋书》载，冼夫人以其崇高威望，“自岭表至南海，皆供其调度”，使“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归附之后，她并未将诸峒视为私产，而是于梁大同年间请命于朝，推动朝廷在海南设立崖州，委派官吏，编户齐民。这是自西汉以来中央政权首次在海南恢复正规行政建置，结束了该岛“域外之地”的历史。此举不仅从政治上巩固了海疆，更为后世历代中央政府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奠定了深远的历史根基。

和百越——以和合智慧促进民族交融

岭南自古为多民族聚居之地，俚、僚、汉等族杂处，部落之间常因世代仇怨兵戎相见。冼夫人以“和辑百越”为核心理念，开创了民族融合的和平典范。

这种融合格局的开启，首先源于冼夫人自身在婚姻与礼法上的率先垂范。梁大同初年（约535年），罗州刺史冯融闻俚族冼夫人贤明有才干，为其子高凉太守冯宝纳聘。这场婚姻远非简单的政治联姻，而是汉俚两族深度交融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俚人世代尊奉的女首领，冼夫人嫁入汉家后，要求族人尊重和学习中原礼法。每逢重大节庆，冼夫人与冯宝并坐理事，既依俚俗又循汉制，两族百姓耳濡目染，族群界限逐渐消融。在此示范下，汉俚通婚日渐增多，语言和风俗相互融合，为岭南社会树立了跨越藩篱的标杆。

打破族群隔阂的同时，冼夫人又以公正和信义化解了长期困扰岭南的部落仇杀。其兄冼挺恃强凌弱，多次率部侵掠周边郡县，引发连绵不断的部落冲突。冼夫人深明大义，晓以利害，反复劝说其兄停止征掠，“由是怨隙止息”。她巡行诸峒时，常召集各族首领集会宴饮，面对积年宿怨，不是以武力压服，而是以“信义”调解，使彼此仇杀数十年的部落最终握手言和，海南、儋耳千余洞首领因此“归附”其麾下。更为可贵的是，她主张，凡有犯法者，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秉公处置。这种以公正法律取代血腥复仇的做法，既有效保护了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也使各族心悦诚服，由此建立起超越血缘和族群的公共治理秩序。

这种融合之道得以持久深入，还在于冼夫人秉持了“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她一方面积极引入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礼法制度，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俚人世代相传的生活习俗、社会组织形式和酋长权威，善于在“俚俗”与“汉制”之间找到平衡点。这种以尊重为前提的整合，既避免了因文化冲突引发大规模反弹，又通过长期的经济往来、通婚联谊和文化交流，潜移默化地增强了各民族的共同认同，最终形成了“汉俚共处、互信共生”的和谐格局。

兴岭南——以务实举措推动区域发展

冼夫人不仅善于推进政治整合与民族融合，更是一位实干兴邦的治理者。她深知，岭南要真正融入国家体系，仅靠政治归附和文化融合远远不够，还必须让百姓的日子好起来。数十年间，她从生产、经济、文教诸方面入手，极大地推动了岭南社会的全面进步。

生产技术的革新，是冼夫人推动岭南开发的起点。当时岭南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阶段，冼夫人从中原引进牛耕和铁制农具，推广选种、施肥、兴修水利等技术，彻底改变了这一面貌。在海南，她深入乡村山峒，指导民众因地制宜发展坡地旱作。与此同时，她组织越人移民跨海入岛，不仅充实了海南人口，还传授纺织、制陶等手工业技术，有力促进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使生活物资自给能力大幅提升。岭南百姓从食不果腹逐步走向仓廪充实，这为后续的文明进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经济生产相配套的是制度化的经济互助机制。冼夫人深谙“仓廪实则知礼节”的道理，建立了官仓储备体系。官仓所得收益主要用于调节租税、修桥铺路和救济贫弱，形成了良性循环，在灾荒之年有效避免了因饥饿引发的社会动荡。她还利用高凉滨海之地的地理优势，亲自部署力量肃清沿海盗匪，保障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安全。一时间，番禺、高凉等港埠商船往来不绝，岭南与内地及东南亚的贸易日益繁荣，为区域商业经济的长期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物质进步的基础上，冼夫人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文教与法治建设。她深知安民必先教民，与丈夫冯宝一道依据中原律法裁断民间争讼，使百姓遇事有法可依，而非诉诸武力私斗。同时，她大力鼓励俚人子弟学习汉字和儒家礼仪，以教化移风易俗。史载其治下“华夷感敬，称为大化”——汉族与少数民族皆被感化，无不敬服其德政，岭南社会由此从蛮荒之地迈向了文化昌明的新阶段。

冼夫人用一生践行了“唯用一好心”的承诺。这份“好心”，是忠诚于国家统一的赤子之心，是促进民族和合的包容之心，是惠泽民生的务实之心。正因如此，周恩来赞誉其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千余年来，岭南民间世代感念其德泽，今日仍盛行的军坡节，便是民众对她最深切的缅怀。她从乱世中走来，将岭南带上了一条归中央、和百越、兴岭南的正道。这些跨越千年的历史经验，为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滋养。

（作者系海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

“广场协议”与日美贸易博弈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主导下，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广场协议”，决定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美元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这一事件不仅是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重要节点，也是改变日美经济发展轨迹的关键转折点。40余年后回望“广场协议”，其产生背景、深远影响及历史教训，仍具有重要镜鉴意义。

日美经济实力消长催生“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的签署，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当时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失调问题，实质上是日美经济实力消长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汇率调整转嫁国内经济矛盾、重新获取国际经济主导权的策略谋划。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经济深陷困境。1981年至1985年间，美国货物贸易总体逆差由396.9亿美元急剧扩大至1548.8亿美元，与此同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形成著名的“双赤字”格局。在高利率政策的吸引下，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推动美元汇率持续走高，导致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美国主流观点认为，美元高估值是导致贸易逆差扩大的重要原因，亟须通过汇率调整改善外部失衡。

与美国的困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经济的强势崛起。经过高速增长期后，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1960年，日本名义GDP仅为美国的9%，1970年升至20%，1980年达到40%，至1988年泡沫经济高峰时已相当于美国的60%。人均名义GDP则在1980年已接近美国的80%，1988年更达到美国的1.2倍。在制造业领域，石油危机后油价上涨推动高效省油的日本汽车迅速占领美国市场，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已超过美国；在半导体产业，日本也于80年代初赶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生产国。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担忧。

经济实力的逆转带来日美贸易收支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双边贸易摩擦从局部领域逐步升级为全面博弈。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对日贸易持续出现逆差，日美贸易摩擦由此拉开帷幕。进入80年代，日美摩擦不断激化。1981年至1985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由182.6亿美元增长至506.8亿美元，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保持在30%至45%左右，成为美国发起贸易摩擦的首要对象。摩擦领域也从最初的纺织品、钢铁，扩展到汽车、半导体等制造业前沿领域。不仅如此，贸易摩擦还逐渐升级为政治议题，“日本冲击”导致美国企业衰落、经济受损等论调在美国国内持续蔓延。

面对日益扩大的贸易逆差和国内产业困境，美国政府将矛头指向汇率问题，并向主要贸易伙伴施压。值得注意的是，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并未予以抗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积极配合的姿态。这背后既有缓和日美矛盾、应对美国保护主义压力的现实考量，也有借机推进日元国际化、提升日本国际地位的深层诉求。日本希望通过汇率调整和金融市场开放，获得美国的一定优待，同时在经济实力提升后获得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国际经济话语权。“广场协议”中明确写入“为外国商品提供充分的国内市场准入”以及“实施日元国际化和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正是日本这一双重考量的体现。

“广场协议”对日美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升值，并由此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日美经济发展轨迹就此发生深刻改变。

就日本而言，“广场协议”虽不一定是其陷入长期经济低迷的唯一根源，但无疑是日本泡沫经济兴起乃至崩溃的起点。“广场协议”引发全球汇率市场剧烈震荡，日元急剧升值且超出日本政府的可控范围。协议签署后，日本银行按照协议要求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元，直接推动日元汇率大幅攀升。1985年9月协议签署时，1美元可兑换250日元左右；到1986年7月，汇率升至1美元兑换150日元；1987年更达到1美元兑换120日元。短短两年时间，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以上。日本政府原本的预期是实现日元有序、可控的升值，目标大致锁定在1美元兑换200日元左右，但在国际资本的推动和市场预期的带动下，日元升值的势头无法遏制，底线不断被突破。日本政府对当时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认为日元升值的风险可以控制，结果导致汇率失控，为后续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埋下隐患。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本进入泡沫经济的短暂繁荣，但最终以泡沫经济崩溃收场。日元的急剧升值，对日本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明显冲击。为缓解日元升值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日本银行采取激进的金融宽松政策，1986年和1987年两年间，先后5次下调基准利率，从5%直降至2.5%，创下当时日本利率水平的历史新低。宽松的货币环境释放大量流动性，资金大规模涌向房地产和股票市场，推动资产价格持续暴涨，日本由此进入泡沫经济的短暂繁荣期。在这一时期，日本地价飞涨，高峰时日本土地资产总值约为美国土地价值的4倍，“卖掉东京就能买下整个美国”的说法广为流传。股票市场的泡沫同样愈演愈烈，从1985年初日经平均股价指数收盘价11558.06日元，到1989年末收盘于38915.87日元的历史最高点，涨幅超过两倍，高峰时日本股票总市值达到美国的1.5倍。

1989年，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开始转向收缩。1989年5月至1990年8月期间，日本银行五次上调基准利率，由2.5%逐步升至6.0%。1990年3月，大藏省向金融机构发出“不动产融资总量规制”的行政指令，严格控制不动产贷款增势。在短短15个月内连续5次加息，叠加融资总量控制和地价税等紧缩措施，直接戳破日本的资产泡沫，经济被骤然“急刹车”。1990年，日本股票市场开始下跌，日经平均股价指数从历史最高点一路下滑，1992年3月跌破2万日元，同年8月进一步跌破1.5万日元，与顶峰时期相比，跌幅达到六成左右。1991年，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大幅下跌，东京圈商业用地平均价格到1997年跌破泡沫经济前的水平，土地资产大幅缩水。泡沫经济的破灭，给日本带来沉重打击，日本经济由繁荣转向衰退。1992年至2025年间，日本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仅为0.75%左右，其间数度出现负增长，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就美国而言，“广场协议”并未使美国实现预期的经济复苏和贸易逆差缩减，也未能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根本矛盾。1986年至1990年，美国平均实际GDP增长率为3.3%，并未出现期待中的强劲增长。学界普遍认为，美国90年代的经济重振主要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而非汇率调整的结果。在贸易领域，“广场协议”后的1986年和1987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每年仍在600亿美元以上，此后虽有下降，但到1990年仍高于450亿美元，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依然保持在30%至40%。不仅如此，日美贸易摩擦向更广泛的领域延伸，从具体产品的协商升级为制度层面的全面较量。1989年，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谈判启动，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制度、流通体系、商业习惯、企业文化、储蓄模式、土地政策等各方面均提出要求。1991年第二次《日美半导体协议》甚至明确提出保证外国半导体在日本市场份额达到20%以上的具体指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占比趋于下降，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陷入长期衰落，以及美国出现更重要的贸易伙伴。

“广场协议”的历史教训

“广场协议”的签署及其后续影响，为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提供深刻的历史镜鉴，至少可以从三个维度总结其教训。

第一，警惕美国转嫁国内矛盾的一贯手段以及以“全球失衡”为名的单边主义叙事。“广场协议”的核心逻辑，是认为汇率应在调整外部失衡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事实上，美国当时的贸易逆差和经济困境，根源在于自身的经济结构问题和产业竞争力下滑，但美国却将矛头指向日本等贸易顺差国，通过施压推动对方货币升值，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转嫁自身的经济问题。而日本误认为通过妥协可以获得美国优待、有效缓和贸易摩擦。但事实证明，“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日本非但未能摆脱压力，反而在后续的结构性障碍协议等谈判中面临更为苛刻的要求。这种通过转嫁经济矛盾、打压贸易伙伴维护霸权的做法，在“广场协议”及此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一以贯之。而外部失衡的调整需要各方承担对等责任，不能单方面将责任强加于他国，这也是“广场协议”留给国际社会的重要警示。

第二，货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离不开经济实力、金融体系与国际支付结算能力的综合支撑。日本曾寄望借助“广场协议”推动日元升值以加快国际化进程，但却仅依赖汇率调整这一单一工具，而忽视其他领域的协同配合。结果表明，日元的急剧、过度升值，并未给日本带来预期的国际货币地位提升，反而有损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甚至成为后续一系列经济困境的导火索。日本在日元国际化进程中的教训说明，推进本币国际化，需立足自身经济发展，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健全汇率形成机制，增强货币的国际信誉，循序渐进地推动本币在国际支付、结算、储备等领域的应用，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与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同步提升。

第三，宏观政策需要保持战略自主和审慎稳健。“广场协议”后，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失误，是导致泡沫经济形成和破灭的关键诱因。在外部压力下，日本央行连续降息并长期维持宽松政策，后续收紧货币政策时又过于急躁，密集的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急剧减速、泡沫崩盘。货币政策在宽松与紧缩之间的骤然转向，放大经济波动幅度。更为关键的是，日元升值压力下日本转向扩大内需，但资金并未有效流入实体经济，而是形成资产泡沫，银行等金融机构也未能优化业务模式，反而大规模转向房地产投机。泡沫破灭后，日本金融机构积累大量不良债权，加剧经济形势的恶化。这一教训揭示出：宏观政策需保持足够的战略自主，政策的调整要把握恰当的节奏和力度，在合理应对外部压力的同时，避免引起经济剧烈震荡，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稳定环境和政策空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第六届全国党建高端论坛在北京举办专家学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本报讯 为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7月26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理论教学与研究专委会联合主办，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全国党建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论坛主题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文堂，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成林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沈洁主持开幕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全国党建研究会党建理论教学与研究专委会主任委员祝灵君作会议总结。

李文堂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一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思想体系，要从理论、实践、历史、国际比较等维度加强研究。党史党建研究者要把握理论创新、学术创新的重要历史机遇，以研究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学术使命，按照“两个结合”的要求，增强问题意识，打开文明视野，改造知识结构，克服心浮气躁的文风、学风、会风，踏踏实实做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积极构建党的政治学。

李成林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在其科学指引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必须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特殊重要地位，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进一步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性，切实履行好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建工作新成效为北京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首都新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会上，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清华大学、江苏省委党校（行政学院）、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的7位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伟大成就、实践伟力、文化滋养、理论品格、世界意义及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等7个方面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学者还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展开了热烈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植根丰厚实践沃土，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赓续共产党人的红色血脉，对强党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党建理论工作者要做好研究阐释工作，着力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上下更大功夫，为持续推动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创新贡献智慧和力量。

（曲晓霜）

2026年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建设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吉林召开

本报讯 7月26日至27日，2026年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建设学科发展研讨会在吉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十五五’时期的社会建设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龚维斌，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吉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李明祥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乔清举作会议总结。

会议指出，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刚刚召开之际举办此次研讨会，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促进共同富裕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为做好新时代社会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面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人民群众需求不断升级和风险挑战交织叠加的新形势，要立足中国国情和中国实践，深入研讨、交流互鉴，把实践经验总结好，把发展规律阐释好。

会议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深刻认识社会结构变化、人民群众需求升级和风险挑战交织叠加给社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两大重点任务，坚持上下结合、两端发力，吃透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了解基层实际，推动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贯通起来；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着力构建中国自主社会建设知识体系；加强教学科研和人才队伍建设，奋力推动社会建设学科高质量发展。

本次研讨会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办，吉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承办。来自国内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社会建设学科相关专业教研人员和媒体代表约120人参加会议。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张翼，吉林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省委“两新”工委书记储晓东，南开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张文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贾玉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李志明等专家作主旨发言。研讨会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重要论述的研究阐释、社会建设理论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社会建设实践研究等三个分议题设置平行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民生保障、社会结构转型、基层治理、社会流动、社会工作实践等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交流研究成果。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深化了对“十五五”时期社会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凝聚了构建中国自主社会建设知识体系、推动社会建设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2026年年会在广西召开

本报讯 7月24日，由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协办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2026年年会在广西南宁召开。本次年会主题为“理论创造与伟大实践——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重点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有关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龚维斌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牛先锋受自治区党委领导委托致辞。

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曹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发表主题讲话。来自全国党校（行政学院）、高校、科研院所、部队院校等近140名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年会期间，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召开了第十届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增补董振华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王远征为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秘书长。

与会学者围绕年会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来自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武汉大学、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厦门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专家学者，分别围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105年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途径的历史嬗变”“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及其理论贡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概念转换与理论跃升”“中国式现代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创新贡献”“五年规划与中国特色的规划型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视域下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价值与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相结合”等主题，作了主旨发言。

本次年会还设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经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价值”四个分论坛，与会学者全面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历程与基本经验，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与核心特质，深入总结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道理。

大家一致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是一以贯之、接续奋斗、阶梯式递进的发展历程，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中国力量。大家一致表示，要为深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贡献科社学科智慧，要坚守初心、深耕经典文本、夯实理论基础，要立足中国实践、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研究，着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产出更多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第十一届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讨会在青岛召开

本报讯 7月18日，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办、青岛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承办的第十一届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讨会在青岛召开。本次研讨会以“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与中国外交”为主题，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推动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加强国际问题教学科研交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青岛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青岛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常红军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樊吉社、青岛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岳国峰分别主持开幕式、闭幕式。

主旨发言阶段，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商务部原副部长蒋耀平，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左凤荣，分别以“服务于全球治理的军事外交”“变局中开新局：中国外贸逆势增长的底层逻辑”“国际冲突缘何易发频发？”“俄罗斯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为题作主旨报告。

研讨会设置“百年变局与全球治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安全”“地区形势与国际关系”三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外交思想、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大国关系调整、地区安全热点、区域发展战略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深入推进，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持续深化对全球治理、大国外交与安全、地区国际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要职责。与会学者一致表示，要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推动构建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产出更多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贡献党校智慧和力量。

来自全国党校（行政学院）及相关高校、科研院所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

（孙忆）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举办“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座谈会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宣传研究阐释，7月24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举办“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座谈会，会议由《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

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韩庆祥，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史党建研究中心主任王庭大，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杨德山，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朝峰，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周敬青，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宋福范，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吕品等专家学者对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进行了深入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新时代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深刻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不断丰富发展并逐步走向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在逻辑。加强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既是促进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走向成熟、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也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以来，理论界和学术界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为进一步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奠定了良好基础。深化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必须牢牢把握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深入揭示长期执政这一基础性规定，系统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进一步提炼其标识性概念、原理性成果和原创性贡献，全面准确深入阐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推动构建党的建设自主知识体系。

《新华文摘》杂志社、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专题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杂志编辑代表参加会议。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社长何忠国主持会议，报刊社副总编王君琦、李莹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和编辑参加会议。

（吕红娟）

上海市委党校举办习近平党建思想课程集体备课会

本报讯 8月24日，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习近平党建思想课程集体备课会，组织全体授课教师集中攻关、集智备课。常务副校长（副院长）曾峻、副校长（副院长）罗峰、教育长赵勇出席，袁秉达、刘宗洪两位党校老教授到会指导。

曾峻就高质量完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课程开发建设提出要求。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课程建设责任。各教学攻关团队应集中打磨课程讲稿，依托集体备课机制反复推敲优化，确保课程高质量，并于9月新学期开班后纳入各主体班次教学体系。二要坚持深学细悟，严把政治关与内容关。授课教师须原原本本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持续充实课程内容，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全、讲准、讲深、讲透、讲活。三要深化教研融合，夯实党建理论根基。自觉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阐释融入日常教学科研全过程，找准理论研究与课堂教学的契合点，不断拓展研究维度、夯实理论功底。四要强化协同联动，推进教研咨一体化发展。持续加大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究阐释力度，推出一批高质量、有深度的理论研究成果，为课程开发筑牢学理根基；推动优质科研成果及时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和决策咨询成果，实现以研促教、以咨辅政，更好服务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

备课会上，8个教研部近30名骨干教师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总论、《习近平党建文选》导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等教学专题，依次汇报课程整体架构，系统阐释理论精髓，交流研讨备课思路与教学设计。与会专家及校领导紧扣课程逐一精评，提出针对性改进意见。

此次集体备课会进一步深化了全体教师对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的理解把握，拓宽了教学备课视野，明晰了精品课程打磨方向，有效提升了教师课程设计、课堂讲授与理论阐释能力，为打造党的创新理论教学品牌、全面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效夯实了基础。下一步，上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将以精品课程建设为抓手，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课堂、进头脑，赋能全市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山东省委党校打造全链条廉洁教育体系

本报讯 近年来，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充分发挥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作用，构建全链条廉洁教育体系，系统提升廉洁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引导党员干部守好“廉洁关”。

强化统筹设计。会同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制定印发《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深化廉洁教育的通知》，构建包含入学教育、理论筑基、专业辅导、案例警示、自我锤炼、浸润熏陶、考核评价的全链条教育模式，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县处级和乡科级干部进修班、任职班等各类主体班次，系统开展廉洁教育。打造山东省政德与廉洁文化研究中心、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中心、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等。

完善课程体系。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主线，重点推出“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等47门党性教育课程。构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课程体系，学制1个月以上班次全覆盖开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学单元，设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课程。重点打造“以廉洁文化建设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等案例20个，专题开发“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的警示”案例课程。邀请省直部门领导专家，重点围绕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等作专题辅导。与省纪委监委机关联合建立廉洁文化建设研究中心，开发“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微课程，出版图书《山东根据地廉洁文化建设》，立项省社科重大项目3项。

突出现场教学。加大警示教育力度，组织学员赴山东省廉政教育基地、山东省监狱等地开展现场教学，2026年上半年共组织学员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4场次，受众1092人次。深挖山东丰富深厚的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用好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和省外精品现场教学资源，在主体班次开展“坚守初心、实干兴邦、勇立潮头、攻坚克难”四大主题现场教学。遴选建设沂蒙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干部政德教育等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118个，正向引导学员增强廉政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建设四五党性教育基地、家风家训园、廉洁文化园等校内教学点，组织民族歌剧《沂蒙山》、廉洁吕剧《清歌行》等党性教育演出，营造校园浓厚廉洁文化氛围。选取24则先贤廉政故事，编刻《廉风古范》，获第二届“青未了”杯廉洁文化作品创作大赛一等奖。

抓实考核评价。制定《基本培训班次学员考核实施办法》、《学员学风督查工作方案》，建立学情分析机制、评价沟通机制、监督检查机制，对学员廉洁教育等方面的学习情况进行纪实考核。严格测试考评，对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学制1个月以上班次分别组织入学测试和月考、毕业测试，党章党规、廉洁守纪等相关题目占比不低于20%，引导学员提升廉洁意识。

（张子栋 孟宏恩）

贵州省委党校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

本报讯 7月24日下午，贵州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校（院）委会（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省委讲师团团长王瑞军主持。

会议指出，7月22日召开的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是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同志的讲话，全面总结了全国党校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系统阐述了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部署了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深化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等重点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校工作明晰了实践路径。

会议强调，全校上下要把学习贯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作为重要任务，校（院）委班子成员带头领学，各支部、各部门及时组织传达，确保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名教职工。要紧密结合贵州省委巡视组指出的问题，边巡边改、立行立改，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要积极筹备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对标对表梳理重点任务，压紧压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奋力推动各项部署在全省各级党校（行政学院）落地见效。

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贵州实践”主题教室，加快专题课程开发，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要办好党性修养进修班，加强党性知识培训和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训练，持续加强党性教育；要深化有组织科研，抓好课题研究和决策咨询，重点加强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和回应现实迫切需要的对策研究；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社会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等任务设置专题，抓好履职能力培训；要用好“理论宣传二人讲”等方式，开展分众化宣传宣讲，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把作风建设摆在首位，从严管理教职工，完善学员全链条管理机制，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坚决做到课堂讲授有纪律、科学研究守规矩。要持续完善“省级牵头抓总、市级统筹协调、县级主体实施”基本培训机制，加强对贵州遵义干部学院、贵州长征干部学院建设的指导帮助，有序推进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分类建设，不断提升县级党校（行政学校）办学质量水平。

校（院）委班子成员、二级巡视员，各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游正兰）

陕西省委党校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

本报讯 7月23日，陕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范永斌主持召开校（院）委会，专题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指出，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是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之际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同志在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做好新时代党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明确了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深化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等重点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党校工作明晰了实践路径。

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定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对照蔡奇同志讲话中重申的“十四个坚持”“十个必须”等核心要求，牢牢把握“党校姓党”根本原则，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全过程各方面。要坚持从严治校，把作风建设摆在首位，大兴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要结合陕西实际，加快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三进”工作，持续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切实发挥好党校育才献策职能作用。

会议要求，全校（院）上下要迅速行动起来，把学习贯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一要全员覆盖抓学习，校（院）委会班子成员带头领学，各支部、各部门及时组织传达，确保会议精神传达到每一名教职工、落实到每一个工作环节。二要对标对表抓落实，结合省委巡视整改要求，梳理重点任务，完善整改整治，压紧压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主体责任。三要统筹指导促提升，在自身做实做优做强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县两级党校的业务指导与资源下沉，确保会议精神在陕西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落地生根、见行见效。

（陈薇宇）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校举办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

本报讯 为着力培养一支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正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7月19日至2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举办全区党校系统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共80人参训。培训紧扣人才强校战略，聚焦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成长成才关键环节，立足提升青年教师政治素养、理论水平、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决策咨询能力。

本次培训邀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授课，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掌握党的创新理论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培训过程中组织学员精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开展读书分享和交流研讨，引导学员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并围绕教学科研及决策咨询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设置研讨专题，组织学员分组研讨，相互启发、共同提高。

经过为期一周系统化理论铸魂、党性淬炼与业务实训，全体青年教师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大家一致认为，本次培训实现了自身理论素养的“三重进阶”，即理论思维系统升华、理论阐释高效转化、理论自觉内化于心。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教学科研实践中，将进一步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切实提升理论讲授与阐释能力，把党的创新理论讲透彻、讲鲜活、接地气，以高度政治自觉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更好服务地方发展大局。

（鲁清华 马晓博）

把好“三道关”锻造“生力军”

近年来，安徽省黄山市委党校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中“突出做好青年教师全链条培养”的要求，持续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把青年教师培养作为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强、信念坚、业务精、作风正的党校青年教师“生力军”。

坚持铸魂为先，聚力把好“政治关”。党校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责任，青年教师必须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筑牢过硬政治品格。一是用心当好“引路人”。黄山市委党校从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着手，创新建立校领导——处室负责人——教职工“三级谈心”工作机制，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逐级分解、包保到人，与青年教师全覆盖、常态化开展谈心谈话，及时掌握思想动态，针对性开展对党忠诚、师德师风等教育，引导青年教师涵养政治意识、夯实忠诚根基。二是悉心当好“育苗人”。依托党支部、团支部，创新开展“阵地青年说”“初心讲堂”25场次，深化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拧紧遵规守纪“发条”。结合相关学习教育，召开年轻干部警示教育会议，以案例释法释纪。严格执行党校工作人员“七不准”，加大“八小时内外”监管，开展家访座谈、发放廉洁提示卡，联动扣好青年教师“第一粒扣子”。三是暖心当好“守护人”。把严格要求与关心关爱融合起来，定期征集青年教师意见建议，主动了解生活状况，积极帮助协调解决人才租赁住房、看病就医等实际问题，让青年教师的成长诉求有人管、有人帮、有答复。工会、妇委会等群团组织积极搭建桥梁纽带，以各类文体活动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帮助青年教师减轻包袱、安心治学。

坚持业务为本，聚力把好“能力关”。青年教师是党校事业发展的未来希望，青年强则党校强，青年兴则党校兴。一是大力夯实“基本功”。开展“教师综合能力提升培训”，把青年教师放在受训“第一位”，通过10场专家辅导、随堂研讨，面对面教、实打实学，靶向用力精准提升教研能力。创新中心组学习青年教师专题辅导机制，先后开展专题辅导28场，以讲促学、有效提升青年教师理论阐释力。推动“教研活动日”常态化制度化，绵绵用力打牢青年教师教研功底。二是合力建好“练兵场”。把青年教师作为省、市各类比赛参赛“主力军”，以“导师负责制”组建课程打磨团队，带领青年教师精磨细研“备——讲——评——赛”各个环节，以真操实训、比武练兵，推动薪火相传落到实处、青年成长取得实效。探索理论宣讲与师资培养互促新路径，精挑细选青年骨干参加市委理论宣讲团，以宣讲实战提升师资水平，先后开展理论宣讲40余场、受众2500余人。三是全力锤炼“拿手课”。开展“一人一堂好课”工作，校领导及各处室负责人全程参与，18名青年教师每人选定一门主体班课程，一人一人讲、一堂一堂过，通过“集中讲授——现场评分——末位淘汰”，将打磨结果与课堂准入挂钩，筛选打磨优质课程，推动教学质量人人过关、个个精进，不断朝“一人一好课、一课一名师”迈进。

坚持贯通为要，聚力把好“实践关”。推动教研与实践相贯通是践行党校初心的必然要求，坚持让青年教师接触实际、参与实践，为育才献策提供支撑。一是实践锻炼“强筋骨”。征集汇总45岁以下教研人员实践锻炼意向需求，会同组织部门积极与机关企事业单位、基层乡镇街道对接，结合“双支一送”工作，分批次安排19位青年教师走出校门、深入一线，直接参与文旅融合、营商环境、乡村治理、基层党建等具体事务，在实践场景中接地气、长才干。制定《黄山市委党校教师实践锻炼管理办法》，开展实践锻炼考核评估，推动锻炼成果转化为教研成果，做到不走过场、见到成效。二是案例教学“增智慧”。把案例教学作为贯通教研与实践的独特桥梁，把青年教师作为案例课程开发的主要力量，认真挖掘总结黄山发展的优秀案例，推出系列课程，以案例课程开发，推动青年教师深化市情认识、开拓教学思路、提升教研本领。三是调查研究“出良策”。把调查研究作为青年教师的“必修课”，建立常态化调研机制，鼓励青年教师开展蹲点调研，围绕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问题进行长期跟踪和动态观察，不断提升建言献策的深度与精度，形成咨政报告19篇，其中5篇获得市委主要负责同志等肯定性批示，为党委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黄青青）

聚焦本地特色资源优势推动党性教育走深走实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浙江宁波余姚横坎头村全体党员回信，勉励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横坎头村位于余姚四明山革命老区，是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浙江四明山干部学院牢记嘱托，坚持以“红色基因、金色共富”为办学特色，持续推进党性教育模式、方法、要素创新，让学员在教育培训中叩问初心、锤炼党性、践行使命，不断推动党性教育走深走实。

构建干院特色课程矩阵。开展党性教育，以党的故事教育人、感染人、激励人，是引导学员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途径。浙江四明山干部学院立足四明山独特的红色根脉与宁波共富实践沃土，围绕“什么是老区精神”“新时代老区精神如何引领共同富裕”两大主题，构建具有时代特征、干院特色的课程矩阵。一是挖掘四明红色底蕴。严格落实《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关于党性教育相关要求，聚焦弘扬传承老区精神，按照理论涵养、历史滋养、文化润养、法纪训养、典型导养、实训淬养六大维度，推出“红色记忆——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忍痛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姊妹——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等48门主干课程，形成“1+6+48”分层递进式的红色教学体系，为不同类型学员提供个性化教学方案，做到教育培训精准滴灌。二是擦亮金色共富品牌。结合宁波地域特色，聚焦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的生动实践，整合串联余姚横坎头村、奉化滕头村、宁波舟山港等40个现场教学点，形成以“城乡共富”“社会治理”等为主题的8条精品线路。持续深化“理论阐释+现场讲解”双课双讲形式，讲清楚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做好理论认知与实践运用的结合文章。

创新情景体验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是增强课堂吸引力和感染力的重要载体。浙江四明山干部学院综合运用沉浸式、案例式、研讨式教学方式，将老区革命史和共富奋斗史中的重大事件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教学素材，以多维场景放大教学综合效果，使党性教育更加生动深刻、有血有肉。一是打造沉浸式课堂。围绕“追忆四明先烈、锻造坚强党性”，推出崇学诵读和崇学访谈教学品牌，引导学员以角色融入时代背景，通过红色家书诵读、英烈故事演绎等方式厚植理想信念；联合宁波财经学院象山影视学院开发沉浸式教学剧《抉择》，引入音乐党课“四明烽火中的激昂乐章”等，以丰富的教学形式深刻阐释老区精神，帮助学员提升党性修养。目前，相关课程覆盖学员近万人次，获得广泛好评。二是深化案例式教学。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好宁波产业发展、城乡协调、山海资源等特色优势，精心遴选“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以‘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体现本土共富特色的案例，按照事件完整脉络设定教学流程，组织学员围绕显绩与潜绩、短期收益与长期发展等命题开展分组研讨、模拟决策推演，在思想交锋中拧紧思想“总开关”、校准干事坐标系。近年来累计开发案例课程15门，其中1门课程获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奖项。三是强化体验式学习。探索实施“甬尚清廉”廉洁心理团体辅导体验式教学，打造“风险辨识+实战推演+方法沉淀+行动升华”的教学闭环，营造代入感强的实境课堂，推动学员从被动听讲转向内心共情、思想触动。做优实境研学，整合党风党纪主题馆、党性教育主题馆、崇学书房等校内教学资源，创新推出崇学之旅研学路线，展陈历史文献、实物照片，以教师讲解引导学员边走边看边悟，推动党性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夯实三大教学保障支撑。高质量的党性教育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学保障支撑。浙江四明山干部学院聚焦提升办学实力和影响力，强化管理范式创新，针对阵地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靶向施策，持续夯实办学基础、强化综合育人实效。一是阵地联动。加强与省委党校、兄弟院校等沟通联系，依托党校、干部学院合署办学优势，贯通县乡党校及市委党史研究室、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合作单位力量，形成以学院为中心、辐射周边的党性教育阵地。同时，主动争取承接中组部、住建部等国家部委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重点班次来甬教学活动，扩大浙江四明山干部学院影响力。二是建强队伍。聚焦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重点学科，全面实施学科建设三年行动，充分利用宁波市首个人文社科类博士后工作站引才育才示范效应，集智培育学科领军人才，并同步拓宽师资来源，建强兼职教师库。常态化吸纳英模先进、英烈亲属、行业专家等入库，重点开展党性教育规律和经验做法的总结研究及宣传宣讲，推动整体教学能力跃升。近3年，共有11人获市级以上人才称号。三是健全制度。突出党性教育的严肃性、科学性，先后出台培训管理操作规范、学员全周期考核管理细则等9项制度，并围绕学员全过程党性分析这一关键教学环节，细化为前期准备、过程开展、小组研讨等7个步骤和5项核心工作要求，引入资深专家担任党性分析指导教师，确保党性教育各环节严格闭环。定期组织培训复盘，明确整改方向，持续完善党性教育年度评估、迭代优化等机制，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

（作者系宁波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浙江四明山干部学院院长）

构建全链条闭环机制激活科研咨政新引擎

党校作为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承担着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重要职责。目前，基层党校的科研咨政工作还普遍存在科研力量分散、咨政转化不畅、理论与实践脱节等短板。近年来，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委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将“补短板、强弱项”作为突破口，贯彻“加强有组织科研”要求，通过重塑制度体系、创新管理模式、整合资源优势，全力构建“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咨询进决策”的闭环转化新机制，推动党校工作迈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全周期管理新范式。科研工作的提质增效，离不开科学的制度保障和严格的过程管控。首先从顶层设计入手，筑牢科研工作的“四梁八柱”。一是完善制度规划，绘制“作战图”。在修订《教研组工作制度》和调整校学术委员会职责的基础上，出台《科研工作规划（2025——2027年）》，紧扣党委和政府决策部署、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明确未来三年的发展目标、重点方向与保障措施，解决了科研工作“干什么、怎么干、干成啥样”的根本问题，为科研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长期和短期目标。二是实施全程督导，拧紧“进度条”。改变传统的“年初布置、年终收兵”粗放模式，建立由校党委牵头、学术委员会专业指导的联动机制。通过定期召开选题交流会、申报论证会，常态化召开课题进展推进会，对课题进展实施全周期把控、全过程督导。今年以来，共召开5次课题进展调度会，分析研判课题调研撰写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采取针对性举措，确保科研任务优质高效落地。

聚焦主责主业，激活教研人员新动能。坚持内培与外引并举，实战与实训并重。一是构建多元化能力提升体系。制定教师科研能力提升专项方案，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和省委党校、市委党校及高校的专家开展专题辅导，选派骨干教师赴上级党校深造40余人次，利用中国知网及省委党校“每周一课”等云端资源，实现全员常态化充电。二是强化一线挂职锻炼机制。每年选派骨干教师赴区直单位和乡镇（街道）开展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这种“沉浸式”历练，有效打通了科研与现实问题的“最后一公里”，增强了教学科研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坚持开放办学，打造协同创新新平台。打破封闭办学壁垒，统筹各方资源，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科研协作新格局。上联高端智库“牵手干”。主动对接省内高校和省委党校、市委党校的专家，通过参与式研究、导师制指导，借智借力提升科研层级。积极申报全省党校系统教研基地，带动教师队伍科研能力整体跃升。横联职能部门“合伙干”。与区司法、文旅、农业农村等部门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构建联合申报课题机制，通过部门协作既发挥党校教师的理论优势，又发挥职能部门的实践优势，确保科研咨政成果“参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内联学员资源“一块干”。充分挖掘主体班次学员这一“富矿”，建立“教师+学员”联合攻关机制。吸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学员加入课题组，让“懂政策”“有实践”的人共同参与研究，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良性互动。

突出实效导向，打通成果转化快车道。大力弘扬求真务实之风，推动科研成果从“纸面”走向“地面”。一是精准调研察实情。紧扣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聚焦乡村振兴、城乡社区治理、高铁经济等热点，与基层党校共同组建课题组。课题组成员负责组织协调本区域调研方案，并深入乡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开展实地调研，掌握大量一手资料。课题组定期召开推进会，研讨、梳理课题进度，群策群力，确保咨政课题精准有效。二是跟踪问效促落实。针对科研咨政报告“重报送、轻转化”的痛点，探索建立领导批示专项跟踪机制。报告获领导肯定性批示后，课题组积极联系相关单位，参与后续研究，跟进落实落地，实现了从“纸面建议”向“治理实景”的转变。

（作者系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从四个维度发力赋能党校青年教师成长成才

培养造就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青年教师队伍，是党校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根本大计。近年来，四川省乐山市委党校遵循青年教师成长规律，坚持从淬炼政治品格、夯实理论功底、砥砺实践才干、激发队伍活力四个维度发力，努力探索青年教师快速成长的有效路径，取得了明显成效。

淬炼政治品格。坚持党校姓党根本原则，始终把政治引领贯穿青年教师培养全过程，铸牢对党忠诚。一是构建学习机制。建立起“班子示范引领学、党办督促指导学、支部共建联合学、小组交流互促学、党员强化自主学”的常态化学习体系，分层分类引导青年教师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二是加强教育培训。依托全市红色资源、历史文化、三线建设、廉洁文化、乡村振兴等现场教学点，组织青年教师开展体验式、沉浸式主题党日活动，在历史场景与现实观照的交融中感悟初心使命、赓续精神血脉。三是强化身份认同。通过创设多元载体，引导青年教师强化“党校教师”第一身份的政治自觉，在对标先进中激发责任感、使命感，自觉担负新时代党校教师的崇高职责。

夯实理论功底。把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作为夯实理论功底的基础工程，实施为期三年的青年教师基本文献研读工程。一是创新方式深研读。构建“专题讲座夯基础、分组研讨碰思想、联合读书悟原理、论坛交流活思维、教学科研促转化”研读矩阵，创设“青江·经典与解释系列学术讲座”，邀请知名专家系统讲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经典著作；按学科组建研读小组，形成集体研讨的浓厚氛围，推动研读不断走向深入，引导青年教师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中练好看家本领。二是搭建平台拓视野。举办“马克思主义与乐山高质量发展”基本文献研读交流活动，承办四川省委党校第三届青年教师基本文献研读暨基本培训教学观摩研讨活动，引导青年教师在相互交流中拓宽格局、在同台竞技中对标先进、在自觉反思中明晰方向。三是研以致用出成果。引导青年教师打磨一批经典著作导读课程和“学经典·用经典”系列微课，推动研读成果进课堂。2名青年教师讲授的课程获评全省党校精品课，24名青年教师的论文入选全省党校基本文献研读论坛。37人次在全省党校文献研读征文中获奖，以研促教、以研咨政的成效逐步显现。

砥砺实践才干。构建“分层帮扶+实战练兵+基层淬炼”三位一体能力提升体系，帮助青年教师在实践中磨砺能力、增长本领。一是分层做好传帮带。建立青年教师三年周期成长台账，校委班子成员结对帮扶，教研室主任指导课题申报与论文撰写，教务部门和科研部门协同推进模块化培养，全方位赋能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二是实战练兵强本领。常态化开展集体备课、新课试讲、教学研讨，搭建精品课评选、社科评奖等竞技平台，持续开展讲课比赛，助力青年教师实现从“站上讲台”到“站稳讲台”再到“站好讲台”的梯次跃升。三是基层淬炼补短板。先后选派青年教师19人次到市直部门跟班学习，22人次兼任县级党校副校长，同步推进培训提能281人次、轮岗交流36人次，帮助他们在实战实训中夯实发展根基。

激发队伍活力。坚持“改革破题+制度赋能+激励激活”三位一体推进，着力营造有利于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一是建章立制强保障。出台人才队伍、青年培养、绩效分配等方面配套文件，确保青年教师各阶段发展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二是“揭榜挂帅”促教研。将个人和团队的教学科研成果全部纳入量化考评，鼓励组团攻坚教学专题和科研课题。近年来，青年教师开发新专题59个、精品课22门；30余篇咨政报告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1篇获省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青年教师参与编著的《新时代党校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获评四川省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三是实干导向激活力。坚持“以实绩论英雄、按贡献定奖惩”，推动绩效分配办法落地见效，岗位设置比例同步优化。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迅速成长为教学科研中坚力量，35人次分别入选“嘉州社科菁英”、乐山智库、市委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成员；深入基层开展宣讲130余场次、覆盖1.3万余人次。

（作者系四川省乐山市委党校教育长）

坚持系统观念增强市县党校整体协同性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委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条例》关于“坚持系统观念，注重统筹谋划、整合资源，不断增强工作的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具体要求，打破县域发展壁垒，树立“一盘棋”理念，推动全市党校从分散发展转向联动共进，办学治校综合水平稳步提升。

推动机制创新，构建协同合作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创新构建全市党校教学科研片区合作机制。一是科学划片建章立制。按照地域相邻、规模相近、资源互补原则，将全市11所县级党校与市委党校5个教研室整合为3个协作片区，制定合作运行规则，明确分工与权责，推动合作模式从单向帮扶转向多边联动，构建起运转高效的协同发展体系。二是常态联动深化合作。建立片区轮值制度，将市县党校合作工作成效与市委党校教研人员业绩挂钩，促进市委党校教研人员下沉指导，帮助县级党校破解教学科研重点难点问题。近3年，合作片区开展集体备课、新课试讲、科研改稿等协同活动40余场次。三是资源共享补齐短板。通过片区合作统筹全市优质资源，构建涵盖骨干师资和兼职教师、精品课程、现场教学点的“三库”体系，推动师资互派、课程共育、基地共建。近3年，市县、县县之间党校师资互请400余人次、班次互派近200个，首次让县级党校优秀师资走进市委党校主体班，累计已达40余人次，实现优质资源跨区域普惠共享。

深耕教学科研，构建全域提能的一体化办学阵地。紧扣全覆盖、高质量、有特色的教育培训目标，重点攻关课程体系、科研咨政、现场教学三大核心，推动全市党校主责主业同频共振、提质增效。一是打磨精品专题，夯实育才根基。创新“揭榜挂帅”、招募令、专题指南等课程开发模式，推广案例式、访谈式、情景式等教学方法，组织开展全市党校年度十位教研名师、十堂精品名课、十篇科研名策等评选活动，通过片区合作机制常态化实施提级打磨备课、教学竞赛练兵等方式，全域提升课程质量。近5年，全市各级党校获省级“好课程”“精品课”11堂，省级“现场教学示范点”9个；市级“好课程”“精品课”68堂，市级“现场教学示范点”29个。二是深挖精选案例，强化科研支撑。加强有组织科研，建立市县党校科研合作激励机制，在全省率先设立市县党校协作课题、年度课题，每年举办不同主题理论研讨会，深化“领导点题、学员选题、教师指导、一线调研”模式，引导市县党校教师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展联合揭榜、协同攻关，有效破解科研选题针对性不强的难题。近5年，市县党校立项各级课题260余项、发表理论文章400余篇，180余篇调研报告获省市县领导肯定性批示，近80篇论文获省级奖项。三是打造精彩现场，凸显抚州特色。针对基层现场教学存在的重参观、轻阐释等问题，抚州市委党校坚持“市级指导+县域开发+全域共享”的原则，严格落实“一个教学点、一门专题课”标准，出台多项制度，实施“车载教学+微课程+现场讲解+点评提升”现场教学模式，并安排市委党校骨干教师与县级党校教师联合组建教研团队，深挖抚州厚重历史文化、丰富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建成了50个具有鲜明抚州辨识度的现场教学点，实现“现场变课堂、素材变教材、讲解变教学”的深度转化。

加强队伍建设，构建共建共育的一体化人才体系。坚持人才强校战略，以骨干培育、能力锻造、机制保障为抓手，推动师资队伍培育从“单兵作战”向“梯队共育”转变。一是培育名师树标杆。打造“骨干教师攻坚名课名策，名课名策反哺培育名师”的双向赋能机制，加大优秀成果宣传奖励力度，让实干者有平台、有荣誉、有激励。近2年，培育了一批在全省党校有竞争力的年轻骨干教师，如市委党校青年教师荣获全省党校优质教学成果奖第一名；宜黄县委党校青年教师获评省级精品课比赛二等奖。二是精准施训强本领。连续多年举办全市党校师资培训班，组织骨干教师赴上海、贵州、湖南等地开展异地培训，邀请全国党校系统精品课获得者、省内现场教学金牌教师等来抚州现场授课。举办首届班主任队伍培训班，支持市县党校教师到市委党校跟班锻炼和到职能部门挂职锻炼，优先安排县级党校教师到上级党校进修深造，整体提升全市党校教师的专业素养。三是健全机制激活力。在市委大力支持下，市委党校实施了增量绩效改革工程，在完成基础工作量前提下，将精品教学科研成果与绩效奖励、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直接挂钩，树立“以实绩论英雄”鲜明导向。乐安、临川、崇仁等多地县级党校已相继借鉴落地，有效调动了各级党校教师提升教学科研能力的积极性。

（作者系江西省抚州市委党校教育长）

“越抗越大”的革命熔炉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创办的最高军事学府。为了办好抗大，毛泽东不仅为抗大制定了校训和教育方针，而且还经常到抗大讲话和授课。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抗大先后建立14所分校，共培养了10万多名优秀军政干部，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正因为如此，抗大被誉为“革命熔炉”，毛泽东曾称赞抗大是全国闻名乃至全世界闻名的“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军事学校。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培养大批军事干部，党中央决定建立红军大学。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西安事变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进程的加快，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设在延安。不久，抗大又设立了教育委员会，毛泽东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为了指导和推动抗大的发展，1937年4月，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团结、紧张、活泼、严肃”的校训（后改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1938年3月5日，他在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时，强调“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1939年5月26日，在《抗大三周年纪念》讲话中，他明确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为抗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抗大最初主要招收红军各级领导干部。其中，第一期学员共1065人，主要来自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多数经历过长征，战斗经验丰富。自1937年初开始，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抗大开始招收革命知识青年和抗日爱国人士。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知识青年和文化界人士涌入延安，知识青年在抗大学员中的比例逐渐增加。其中，第四期学员共5562名，知识青年有4655人（包括654名女知识青年），占学员总数的83%。后因日军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严密封锁，自1940年4月第六期开始，抗大学员以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基层干部为主。

抗大学员可谓来自五湖四海。为了抗日救国，广大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有的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的来住抗大。有的不怕千山万水，不惧艰难困苦，千方百计，冲破一切限制来住抗大”。在这种情境下，抗大一方面汇集了郑律成、贺绿汀、欧阳山尊等一些文化名人；另一方面，也吸引了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或其亲属。例如，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就有5名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县长和1名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国民党元老黄兴的儿子黄鼐、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冯玉祥的侄子冯文华、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等人也辗转到抗大学习。另外，一些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际友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抗大。

总之，抗大学员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家庭，虽然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但是为了抗日救亡，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汇聚到了抗大。正如抗大校歌所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国际友人白求恩访问延安时，将抗大称作“世界上最独特的大学”，并对抗大学员的来源有着深刻印象，“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阶层，各个不同的职业和行业”。

“抗大越抗越大”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强调，“抗日救国”是抗大的总方针。抗大为抗日而建，也随着抗日烽火的蔓延而不断发展。正如刘伯承所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讲讲唱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

抗大广泛建立分校，影响辐射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适应抗战形势变化，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敌后创办抗大分校。抗大先后在陕北、华北、华中等地成立了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设中学。其中，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和陕北地区，建立了抗大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七分校和抗大太岳、太行分校；在华中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抗大第四、第五、第八、第九、第十分校和抗大华中总分校、抗大皖江第十分校。在总校指导下，抗大的这些分校不仅为各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而且还使得抗大的规模和影响力越来越大。正如何长工所说，“东至东海之滨，西至西北高原，都有‘抗大’这面灿烂的国防教育的大旗在飘扬着”。

在教学内容方面，抗大既注重军事教育，又将政治教育、作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建校之初，毛泽东就提出到抗大首先“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1939年7月，《中央军委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调：“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据此，抗大在教学内容上特别强调政治教育和作风建设。为了加强政治理论教学，毛泽东率先垂范，1937年4月至8月，坚持每星期二、四上午为抗大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3个多月累计授课110多小时。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人也经常到抗大授课及作报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论著都是抗大军事教育必修课的内容。

抗大注重因地制宜创新教学方式方法。由于在战争环境下办学，抗大的办学条件十分艰苦。延安抗大因学员在窑洞学习，被称作“窑洞大学”。第十分校因学员天天背着背包行军学习，被称为“背包大学”。即便如此，抗大学员仍然以苦为乐，坚持边战斗边学习。曾任抗大第二分校校长的孙毅回忆说：“整个学校几千人，既无固定校舍，也无教室。农舍、棚圈就是我们的校舍；大自然的山峦、原野树林、河边就是我们的课堂、操场；背包为凳，膝盖为桌，在这样极其简陋的条件下，我们学习研究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探讨战胜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战略战术！”在艰苦的环境下，抗大总校及各分校因地制宜，创造性地运用“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等教学方法，使广大学员不仅学到了理论知识，而且还磨炼了革命意志，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优良品格和作风。

抗大创办之初，就十分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早在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作讲演时就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之后，多次强调在实践中学习、到斗争中去学习。在毛泽东的倡导下，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穿抗大教学的各个环节，真正做到了“教、学、做”合一。为了使所学理论能够真正应用于实际，抗大不仅经常组织学员参加战斗演习和劳动生产，而且还组织一些学员到部队参观、学习、考察，甚至参加百团大战等实际战斗。

广大革命青年经过抗大革命熔炉的淬炼，迅速成长为坚强战士。邓小平在《对抗大的新希望》中说，“几万个革命青年，经过抗大火炉的锻炼，一批一批地输送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抗大的威力，已经在全国每个角落里显示出来”。

“人民军队将才的摇篮”

抗大学员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军事理论，发扬艰苦奋斗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战略战术水平。一批批毕业学员奔赴抗日战场同日寇浴血奋战，在战火硝烟中成长为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钢铁誓言。

在抗大学习期间，大批知识青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学习教育，广大知识青年思想发生根本转变。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学员黎原，曾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淞沪抗战，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在抗大学习期间，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深入了解，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教。回忆自己的思想变化，他说：“通过抗大系统的理论学习，我对未来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更加坚定了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从此，我牢牢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当时像黎原这样的青年很多。据统计，抗大第二期、第四期的知识青年学员中，有70%在毕业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把革命火种播撒到全国各地，为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抗大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领导人才。如1936年6月招生的抗大第一期第一科被誉为“将军科”，其学员大都身经百战，是红军师、团以上干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适应形势发展，他们即提前毕业并分赴红军各主力部队，担负起了“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曾称赞“抗大培养出来的干部散布在全国许多地方领导抗战，更发扬英勇牺牲的精神”“抗大是我们干部的源泉”。据统计，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在抗大任职任教和学习过的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就有500余人。其中元帅7人，大将8人，上将29人，中将100多人，少将300多人。正因为从抗大走出了这么多优秀军事领导人才，抗大被称作“人民军队将才的摇篮”。

抗大是革命熔炉，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教育史的光辉旗帜。而在抗战烽火中孕育形成的抗大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影响深远、历久弥新。我们要在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传承和弘扬抗大精神，在新时代新征程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乡土文心

最初知道赵树理，是在祖父的话里。

祖父抽着旱烟，念叨出一段顺口溜。我问是什么，他磕磕烟灰：“《李有才板话》，赵树理写的。那时村里识字的人少，农会干部把他的书念给大家听。你太爷爷听了，一晚上没睡着。”

“为什么睡不着？”

“那书里写的，跟他过的日子一模一样。”

后来在课本里遇到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一篇篇读下去。起初不觉得这些文字多了不起。它们朴素得像庄稼，没有奇崛的比喻，没有复杂的结构。他写的无非是想自由恋爱的农村青年、会用快板说真话的农会老成员、办合作社时各家的小算盘。没有英雄传奇，全是家长里短。那些人物和故事，离我的生活似乎很远，我读不出祖父和太爷爷当年的那种震动。

直到那年暑假，我回到祖父住了一辈子的晋东南小山村。傍晚时分，蹲在院门口端着碗吃饭的邻居、聚在槐树下为一件小事争得面红耳赤忽然又笑作一团的乡亲，我站在他们中间，看着那些生动的脸，忽然间全明白了：赵树理不是在描写农民，他笔下的文字，就是农民自己的声音。书里人物的腔调与做派，和眼前的乡亲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他是农民的“写话人”，把农民嘴里的话、心里的话原原本本记下来。他不需要“体验生活”，因为他一辈子都泡在生活里。生于沁水，长在农家，会赶车、会锄地、会唱上党梆子。当了干部，照样穿对襟褂子，吃小米饭，说家乡话。他基本没离开过那片土地，那里的悲欢离合就是他自己的悲欢离合。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赵树理是风格极为独特的一位。新文学运动中，鲁迅、茅盾、巴金、老舍等群星璀璨。但是新文学的读者基本局限在城市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读不懂欧化的句式，也理解不了知识分子的苦闷。鲁迅笔下的闰土几乎是沉默的，没有多少话，是“被看”的。赵树理不一样，他笔下的农民不再是沉默的“他者”，而是活生生、有缺点也有尊严的“自己人”。二诸葛迷信，三仙姑泼辣，小芹倔强……都不完美，却都让人觉得亲切。他不俯视，也不仰视，就站在他们中间，用他们的眼睛看世界，用他们的嘴巴说故事。

今天重温赵树理，最打动我的，是贯穿他全部创作的那种精神，他写农民，是因为爱。爱他们的勤劳，也爱他们的狡黠；爱他们的善良，也爱他们的世故；爱他们泥土般的质朴，也爱他们野草般的坚韧。这是血肉相连的“共情”。他把根扎进泥土，和庄稼人一起经风历雨，文字才那样接地气，才那样有力量。

赵树理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农村已大不相同，短视频取代了打谷场上的快板。“板话”换了模样。但他笔下那些劳动的身影、婚丧嫁娶的悲欢，依然是这片土地上最恒常的风景。人间烟火气永远不会过时。

更宝贵的，是他那种文学创作的姿态：始终把自己放在书写的人群之中，他的文字里有温度、有呼吸、有炊烟和柴火的气味。他告诉我们文学的力量不必来自华彩辞章或宏大叙事，也可以来自沾泥的布鞋、带乡音的对白，来自一种把“他”说成“我们”的深情。

我明白，像祖父那样的家乡人为什么会常念叨赵树理，他把他们的人生写活了。我虽早已离开那片土地，可读到那些朴素的句子时，心头涌上的温热与太爷爷当年如出一辙。200余万字的大众化文学经典、“山药蛋派”创作范式、扎根泥土的人民立场以及“自食其力”的人格精神，是赵树理对这个世界的辛勤馈赠，他得到的必然是人们长久的喜爱和敬意。

山海关古城的烟火气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曹操笔下的碣石雄姿，勾勒出山海关一带的山海壮阔；“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纳兰性德的词句道尽雄关的悠远意境……历代文人墨客的笔墨，将山海关的雄奇与厚重镌刻在历史长河中。山海关，坐落于燕山山脉东端，南濒渤海，北依燕山，地势险要，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美誉。久慕其名，2026年的春节期间，终于有机会来到这里，体验这份藏于山海之间的历史底蕴与时代温情。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时，踏入山海关古城。白日里庄严肃穆的城楼，此刻被璀璨的灯会装点得格外喜庆，灯光勾勒出东门箭楼上“天下第一关”巨匾的轮廓。曾经只在史书与诗词中窥见的雄关，此刻近在眼前，才惊觉它并非一座孤立的军事关隘，而是一座规制完备、烟火永续的千年古城，历史的厚重与现代的生活气息，在此完美交融，绘就出独属于山海关的别样风景。

山海关一带历史悠久，秦统一全国后，隶属辽西郡；西汉此地属幽州辽西郡，东汉划归临渝县管辖。南北朝时期，北齐在此地修筑边防长城，是区域早期军事防御雏形，为后世雄关营建奠定基础；隋唐两代，此地先后隶属北平郡、平州。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率师督造关隘。建成后的山海关气势恢宏、固若金汤，成为明王朝北方边防的重要屏障。关城城墙以大块青砖与条石垒筑，坚实厚重，周长约4公里。目前，城墙主体得以修缮和加固，人们可以从中领略山海关的昔日雄姿。

古城的青石板路纵横交错，如脉络般延伸至街巷深处。这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藏于巷陌间的生活本味。夜色渐浓，各式灯组次第点亮，宛如一场盛大的历史演出徐徐拉开帷幕：巨龙腾飞造型的灯组，鳞甲在灯光下流光溢彩，似欲挣脱束缚、一飞冲天；民俗故事场景的灯组，人物栩栩如生、神态各异，将古老传说与民间风情娓娓道来；一串串红灯笼顺着城墙蜿蜒而上，恰似一条火红长龙，将雄关映照得暖意融融。春节时段的北方尚有余寒，我裹上红围巾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肩头的一抹红与漫天红灯相互映衬，心中满是温暖与欢喜。

漫步古城街头，最动人的莫过于藏于烟火巷陌间的特色美食，那是山海关独有的味道。煎焖子以红薯淀粉为原料，在煎锅中嗞嗞作响，外焦里嫩、咸香可口；四条包子皮薄馅大、汁多味鲜，每一个都凝聚着传统工艺的匠心；桲椤叶饼裹着大自然的清新，软糯香甜、回味无穷。而最具代表性的，当数源于戍边将士御寒饮食的美食——山海关浑锅。这种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食以铜锅为器、炭火为源、牛骨鸡汤为底，将酸菜、焖子、牛羊肉与渤海海鲜层层码放，经文火慢炖成就美味。这一锅浑锅，蕴含着古城百姓幸福的团圆滋味，更是千年岁月里从未断绝的烟火气息，是历史与现实生活的温柔相拥。

古城的烟火气，更藏在街头巷尾的人间百态里。身着传统喜庆服饰的孩童，宛若灵动的小精灵，手持糖葫芦在人群中欢快奔跑，清脆的笑声在古城上空回荡，为雄关增添了无限生机；相携出游的老两口，相互搀扶着漫步青石板路，嘴角欣慰的笑意，是对当下生活的满足与感恩；并肩而行的年轻情侣，手牵着手低声交谈，甜蜜的氛围萦绕身旁，让古城也染上了浪漫的色彩。游人如织，笑语盈盈，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便是国泰民安最生动的模样。

忽然，一阵悠远激昂的号角声从城楼方向传来，宛如穿越时空的召唤，划破了夜的静谧。古城墙之上，光影瞬间流转，一场震撼人心的灯光秀悄然拉开帷幕，将山海关的千年历史缓缓铺展。光影交织间，春秋战国时先民们夯土筑寨的身影依稀可见，开启了这片土地的开发篇章；秦汉之际，边塞烽火绵延，这里成为拱卫北疆的重要防线；明清时期，戍边将士披坚执锐、浴血奋战，城墙上的厮杀声、呐喊声仿佛穿越千年，金戈铁马的岁月历历在目。

随着光影变幻，战火渐息，驼铃声声、车马辚辚，满载货物的商队穿梭于关城之间，山海关从军事要塞逐渐演变为南北交通枢纽与商贸重镇。时光流转至当下，画面中高楼林立、灯火璀璨、游人如织，昔日的雄关已然成为承载深厚文化底蕴与珍贵历史记忆的旅游胜地，吸引着八方来客共赏山海风光、感悟历史底蕴。站在城楼上远眺，灯光秀的光影在城墙上游走，远处的角山长城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宛如沉睡的巨龙，散发着神秘而威严的气息；近处灯海如星河璀璨，与天空中的繁星遥相呼应，熙熙攘攘的游人与浓郁的人间烟火气，让我真切感受到“国泰民安”这四个字的分量。千年前工匠的坚守、将士的担当，铸就了这座不朽的雄关；新时代古城的兴旺、文化的传承，璀璨的灯海、游人的笑语、舌尖的香气，这些鲜活的画面，如跳动的音符，奏响了国泰民安的和谐乐章。

岁月流转，金戈铁马的岁月已然远去，但山海关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却深深烙刻在每一块城砖、每一缕烟火之中。这座屹立于山海之间的雄关，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见证了民族的抗争与奋进。那份藏于山海之间的家国守望、融于烟火之中的文化传承，也将如同山海关的城墙一般，历经岁月洗礼，始终坚如磐石，在代代中华儿女的心中，熠熠生辉，永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