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为代表的新领域新赛道加速崛起，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引擎。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2024年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专门就“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作出重要部署，2025年11月考察广东时进一步提出重要要求，今年7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为我们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完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深刻认识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的重大意义

新领域新赛道具有技术前沿性强、场景拓展广、跨界融合深等鲜明特征，对传统法律框架、监管模式带来全方位挑战，加强这方面制度供给，既是顺应科技革命潮流、保障产业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战略举措。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是顺应产业科技变革的内在要求。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群体性涌现，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技术突破的指数级爆发、产业形态的融合化裂变、要素体系的革命性更新，正在深刻改写生产力底层逻辑，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治理规则、要素配置体系若滞后缺位，必将形成制度壁垒，阻滞新质生产力充分释放。实践证明，技术突围是先手棋，制度供给是压舱石，唯有以系统性制度创新适配技术变革，方能抢占全球产业竞争战略制高点。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本质是通过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破除制约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供根本保障，为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新领域新赛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支柱和增长极，通过完善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包容审慎监管框架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打通从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到规模化应用的产业全链条堵点，引导资本、人才、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向产业高端环节集聚。实践证明，制度供给滞后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堵点。以海陆空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为例，这一领域涵盖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船艇三大产业，涉及空域资源使用、路权分配、运行监管、责任认定、数据算法、隐私保护等多重法律问题，无人驾驶汽车责任认定在法律上仍待进一步明确，无人驾驶航空器适飞空域管理还需细化，无人船艇领域尚无专门立法。通过强化制度供给，能够精准破除体制障碍、降低交易成本、规范竞争秩序，为新兴产业规模化商业落地松绑减负、提供保障。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产业科技竞争空前激烈，焦点日益集中于新领域新赛道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谁能率先构建适配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体系、规则标准、治理模式，谁就能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国际规则话语权。反之，制度供给滞后，就可能陷入“技术突破了、产业却长不大”“创新领先了、规则却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此外，新领域新赛道的技术研发、产业协作、市场拓展均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国际化特征明显，发达经济体纷纷将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充实立法、政策、标准等工具箱，力图以国内规则实践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在全球规则空白区、博弈期抢占先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就是要构建符合国际惯例、引领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争取新领域新赛道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准确把握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的原则理念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必须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规律、突出重点环节，确保制度设计精准有效、务实管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党的领导贯穿制度设计、执行、监督全过程，确保制度供给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始终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始终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体现治理的公共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这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天然具有强公共品属性，正在深度重塑生产方式、分配格局、社会结构，既有利于夯实全社会物质基础，也可能带来就业极化、分配失衡、发展差距等问题，不能简单交由市场自发主导，需要通过制度供给促进科技向善。这就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规则体系、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规则、引导平台与技术企业承担分配责任机制等，让新技术、新产业更好服务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新领域新赛道是创新最活跃、最密集的领域，沿用既有规制逻辑不仅会压缩企业技术试错与场景创新的空间，更会阻碍生产要素在前沿领域布局，错失产业换道超车的战略窗口。因此，这方面制度供给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创新、激励创新、保护创新这条主线，坚决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科研人员激励、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制度，构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让制度供给始终跟上技术变革节奏，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包容审慎，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新领域新赛道具有成长潜力大、不确定性强、风险外溢性广的特征。一方面，其发展规律尚在探索之中，从技术突破到场景落地、从模式探索到产业成熟，往往要经历市场反复试错、持续迭代的漫长过程；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颠覆性突破伴随内生风险，野蛮发展可能带来算法滥用、隐私泄露、伦理失范等。唯有在制度设计中尊重科学、顺应规律，兼顾创新包容与风险防控，采取“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观察期”管理等柔性治理方式，既留足技术迭代、产业培育的试错空间，又前置筑牢科技伦理、数据安全的制度防线，才能确保技术、数据、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保障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行稳致远、健康发展。

切实发挥立法在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中的重要作用

新领域新赛道本质是一场涵盖生产方式调整、治理模式重塑、体制机制突破的系统性变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生产力前沿、制度空白区延伸的具体形态。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无人区，越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与保障，越是颠覆性的产业变革，越需要系统性、可预期的制度供给。立法作为制度供给的最高层级、最权威形式，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的合法性、稳定性、系统性与公正性问题。通过加强新领域新赛道立法，将这场前沿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高度统一，为新领域新赛道加速成长提供稳定、清晰、可预期的良好制度环境。

从战略高度明确远近结合的立法路径。新领域新赛道往往意味着对既有法律规则的突破，由于综合性立法的难度大、周期长，难以满足相关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有必要采取远近结合的立法路径。一方面，积极鼓励地方创新，发挥地方立法探索性补充性功能，特别是用好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围绕当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另一方面，适时总结地方经验，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条件成熟时则对这个领域开展专项立法。比如，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涉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法、民用航空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商法等相关法律，近年来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合肥、珠海、苏州等地均围绕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出台地方性法规，对无人驾驶载具的法律地位、产业发展、事故责任、数据共享等作出规定，国家层面已修改民用航空法，正在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无人驾驶航空器、汽车领域有关法律问题作出规定，解决地方立法碎片化和区域壁垒问题。从长远看，建议适时研究开展无人驾驶领域专项立法，为海陆空联动的全空间运行模式和协同产业生态，构建兼顾安全与效率的系统全面法律规则，率先在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治理中推出中国方案。

强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制度创新。新领域新赛道技术路线多元、产业业态繁杂，必须锚定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制度创新的重点突破带动新赛道生态的整体进阶。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和制造业强省，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去年跃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7.7万家、占全国15.4%，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3000亿元、占全国约1/4，低空经济发展指数全国第一，民用无人机产量占全国九成以上，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市场份额，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第一，新领域新赛道方面的法治需求更为迫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制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采取“1+N+X”立法模式，统筹省市立法资源，系统性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在全国率先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后率先制定科技创新条例，明确约40项首创性制度措施，为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松绑减负，正在加快制定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数据条例、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等。在立法中，将注重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创新制度体系，畅通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道，创新政府引导、市场运营的应用场景供给机制，完善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在新业态法律权利义务规范、数据隐私存储保护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积极构建创新型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

探索适配新领域新赛道的立法技术。针对新领域新赛道细分度高、发展迅猛的特点，以精准化、轻量化、高效化为导向，开展“小切口、小快灵”立法，聚焦单一核心问题精准切入，有几条立几条、管用几条定几条，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靶向法治供给。探索“前瞻+包容”的弹性立法范式，在立法中设置弹性条款、授权条款、过渡条款，为未来技术迭代、模式创新预留制度空间。建立“沙盒监管”法律机制，允许特定区域、特定企业在可控范围内开展创新试点，在试验期内豁免适用部分现行法规。构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机制，对探索性、试验性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危害公共利益，就予以法律保护。建立健全立法动态调适机制，常态化开展立法后评估与即时清理修订，根据业态演变灵活调整制度设计，增强法规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

建立健全畅通高效的立法响应机制。新兴领域的技术路线、商业模式、应用场景均处于快速演进中，产业发展速度往往领先于制度供给节奏，这就要求对产业发展急需、创新主体期盼的立法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加快立项、起草、审议进程。如何收集产业前沿的法治需求，关键是充分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等民意“直通车”作用，将广纳产业智慧、倾听企业诉求贯穿新领域新赛道立法全流程，广泛收集企业在技术落地、场景开放、标准衔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卡点堵点与实操建议，梳理技术的客观边界、业态的真实痛点与风险的防控难点，推动产业一线的鲜活实践、发展经验转化为法规的具体制度设计，有效破解规则脱节、制度空转等问题，推动新领域新赛道立法深度贴合产业发展实际、充分凝聚经营主体共识，实现立法进程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突破口增进制度供给的跨境协同。当前全球新兴领域规则体系正处于加速重构的关键窗口期，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深度衔接，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生物安全治理等国际规则磋商，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唯一跨境要素流动的区域，也是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有基础有条件为我国新领域新赛道跨境治理提供先行示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建议支持粤港澳三地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资格互认等领域加强规则机制衔接，促进湾区内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产业深度协同，并借助港澳国际化中试验证、法律服务、标准认证、伦理审查等高端服务，逐步将湾区规则输出为全球治理共识，为我国参与全球前沿产业治理探索积累经验。

以政策发力提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虽然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供强需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挑战，但这些主要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可以逐步解决，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宏观政策工具箱的政策工具依然丰富、政策空间依然充裕。应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深入剖析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明晰宏观政策的实施逻辑，以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不断巩固和拓展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态势。

当前宏观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 增速为4.7%，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基本持平，延续了近两年产出缺口收窄的良好态势，供需匹配度持续改善，经济运行稳定性稳步增强。上半年GDP增量达3.6万亿元，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持续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与稳定锚。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

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多个亮点。一是工业企业盈利明显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二是物价温和上涨，CPI同比上涨1.0%，与“物价合理回升”目标相契合。三是投资结构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3.3%。四是出口快速增长，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五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外汇储备规模等重要宏观指标表现良好。

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具备坚实基本面支撑，面对外部波动与内部转型压力，展现出强劲抗压能力，为下半年统筹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防范风险奠定了扎实基础。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这一判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挑战，要求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根据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困难挑战。

从短期看，我国宏观经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表现为供强需弱的矛盾。我国经济供给侧增长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需求侧尤其是居民消费有待增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由此，宏观经济表现出供强需弱矛盾。需求偏弱是周期调整、外部环境、体制机制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阶段性问题。一是过去形成的偏重生产和投资的发展路径存在一定惯性，地方尚未完全建立起以消费和民生为重要导向的评价机制和考核体系。二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居民收入预期不稳、预防性储蓄意愿上升、社保公共服务供给仍有短板，这些因素共同抑制了居民消费潜力释放。三是出口保持较高增速，但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偏弱。出口结构向高技术产品升级过程中，高端制造产业链资本密集特征增强，出口吸纳就业、带动居民工资增长能力有所下降；部分外贸企业出于全球产业链安全布局需要增加海外投资与高端设备进口，再加上产业红利主要集中于头部高新技术企业，导致出口向居民消费和中小企业投资的溢出效应减弱。四是新动能快速增长，但对内需的带动效果偏弱。当前新动能成长较快，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生产环节，产业链延伸不足、劳动吸纳容量有限。与之配套的数字消费、文旅康养、绿色服务等终端民生产业培育仍不充分，居民增收与财富增值渠道尚未拓宽，居民财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

从长期看，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使得潜在增速低于其合理水平，表现为总供给低于最优水平的矛盾。潜在增速合理水平是最优宏观经济结构下的潜在增速水平，是一个经济体理想的经济增速。在长期中，宏观经济要想达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均衡，潜在增速应努力向其合理水平靠拢。上半年我国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约为5.5%，比潜在增速高出0.7个百分点左右，可见潜在增速仍有一定提升空间。究其原因，宏观经济结构尚未达到最优状态，导致总供给难以达到其最优水平。近年来，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等举措持续发力，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宏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以产业结构为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转型升级指数近年来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表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不过，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宏观经济结构尚未达到最优状态，这也使得潜在增速难以达到合理水平。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结构调整”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仅依靠逆周期短期稳定政策无法破解上述两方面主要矛盾。要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三类政策，推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实现最优经济结构下的短期平稳运行与长期稳定增长。具体而言，应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积极运用结构政策，着力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为提升潜在增速拓展空间。二是稳步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等重大任务部署，积极稳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下一阶段宏观政策的重点方向与具体任务

将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置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进行解构，有助于透过当前经济运行问题的表象，锚定其深层症结，进而为精准施策提供更为坚实的逻辑依据。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宏观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正是着眼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主要矛盾作出的系统性部署。“扩大内需”锚定短期总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优化供给”则锚定长期总供给低于最优水平的主要矛盾。立足经济运行主要矛盾谋划实施宏观政策，能够从根源上提升宏观调控精准度与政策效能。具体而言，宏观政策需从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形成长短期结合、逻辑严谨自洽的政策组合。

积极使用结构政策打破“结构黏性”。“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统筹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升了优化经济结构在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为结构政策提供了更广阔空间。结构政策的目标是优化总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打破结构失衡引发的“结构黏性”。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结构政策应重点发力打破“结构黏性”，为提升潜在增速营造良好环境。一是优化投资结构，提升生产性投资与民间投资占比。二是优化债务结构，降低企业偿债压力。三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积极使用增长政策推动潜在增速向合理水平靠拢。增长政策有助于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从而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增长政策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核心动力；另一方面，增长政策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根本支撑。通过增长政策进一步激发发展潜力，要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培育新质生产力，使潜在增速逐步接近合理水平；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增长政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地不宜一哄而上，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增长政策在坚守长期政策定位的同时应兼顾短期影响，采取就业友好型产业政策，着力稳定和扩大就业，积极防范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

积极使用稳定政策扩大内需，推动总需求向总供给靠拢。上半年，作为稳定政策两大支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发力，宏观政策在支撑宏观经济良好运行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按照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推动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尤其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时还要“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政策需“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同时，积极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要求，为提振居民消费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货币政策应在进一步疏通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持续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在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积极配合之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将明显提升，从而有效带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增长。

推动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协同发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稳定政策应锚定总需求，通过逆周期调节平抑短期波动，着力扩大内需；增长政策应锚定总供给，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长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结构政策应锚定宏观经济结构，通过优化各类宏观经济结构，促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为了确保三大类政策能够真正形成合力，还需要深层次改革的配合，统计制度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尤为关键。通过将考核导向积极转向“重消费、重民生”，能够推动稳定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提振总需求，并推动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与居民需求相匹配的有效供给，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总的来说，稳定政策应锚定总需求，通过逆周期调节平抑短期波动；增长政策应锚定总供给，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长期增长提供动力；结构政策应锚定宏观经济结构，通过优化各类结构打破“结构黏性”，为稳定政策和增长政策传导创造条件。三者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政策组合，方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动态平衡。面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短期需求不足与长期结构失衡等问题，这一长短期结合、逻辑清晰的宏观政策框架，能够有效应对两方面主要矛盾，在稳定短期增长的同时夯实长期发展根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理念，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面对交织叠加的各类风险隐患，关键在于坚持预防为主、源头管控，推动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以主动防范化解风险的确定性，应对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

善弈者谋势，不善弈者谋子。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交织联动，形成风险综合体。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脑子里要有一幅各领域各方面风险隐患的全景图，摆脱单一点位、单一领域的思维局限，把安全生产放到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考量，把安全防控融入发展全过程、各领域，统筹行业监管与属地责任，兼顾当下专项整治与长效制度建设，健全风险研判、风险防控协同、风险防控责任机制。警惕隐蔽性、衍生性风险，及时阻断不同领域风险的转化通道，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和累积叠加，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防止因局部风险失守而牵动全局。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故，要善于经一事长一智，由此及彼、举一反三，把每次险情处置、每起隐患暴露当作检视治理短板的契机。

未投其子，先虑其变。正确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和谋求主动的关键。很多安全事故的发生，根源就在于有些领导干部风险意识淡薄、底线思维缺失，或满足于当下无事，对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不知不觉或者后知后觉，或将风险研判流于形式，等到风险爆发才被动接招、仓促救火、酿成大祸。风险防控不能靠“亡羊补牢”，而要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做好应对预案，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更多前瞻性研判，对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有更多预见性认知，不断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的能力，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常态化开展风险研判，从细微迹象中捕捉潜在危机，结合应对风险实践常态化复盘检视，深挖制度漏洞、责任缺位、监管盲区，践行“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的理念，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避免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牢牢掌握风险防控的主动权。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先手棋的“先”，不仅在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更在于精准落子、占据先机。如果提前部署走走过场，事情来了眉毛胡子一把抓，在应急处突分秒必争之际，就会陷入“看似抢先一步、实则处处被动”的“假先手”境地。领导干部要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全面客观分析风险的性质和类别，做到心中有数、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有效掌控局势、化解危机。要学会“弹钢琴”与“牵牛鼻子”并举，明重点、抓要害，把关口前移落到风险最集中、最薄弱的环节，始终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摆在首位，既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同时，要清醒认识到风险隐患具有反复性、顽固性，坚持以案促治、复盘自省，做到处置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推动个案经验教训转化为常态治理效能，以个案的治理带动整体治理水平的跃升。

不困在于早虑，不穷在于早豫。新征程上，发展任务越是繁重，广大领导干部越要常怀忧患意识，在“山雨欲来”前未雨绸缪，在“风起青萍”时见微知著，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到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始终牢牢把握发展主动，为高质量发展守牢安全底线。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十五五”时期循环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系统擘画了未来5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保障举措。“十五五”时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循环经济肩负新使命、承担新重任，既要在资源供给趋紧的背景下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又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引领下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更要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局中培育新的增长动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多维构建循环经济制度体系。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建设经历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过程，已出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等多项专项法规，制定完善节能、节水、节材及废弃物再利用等相关国家标准600余项。完备的法规标准体系与清晰的体制机制，是循环经济行稳致远的“四梁八柱”。“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快健全法规标准完善、体制机制顺畅、政策保障有力的循环经济制度体系。

在法规制度层面，加强循环经济促进法执法检查成果应用，积极推动法律修订。加快再生资源回收等配套法规修订。深化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完善统计评价制度。在标准层面，加快成立全国循环经济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系统构建覆盖绿色设计、清洁生产、规范回收、高效利用等全链条标准体系。在综合性政策层面，统筹各级各类资金支持重点项目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投融资力度；持续落实资源综合利用税收优惠和“反向开票”政策，加强用地用能等要素保障。同时，积极推动中国产品和技术“走出去”，在全球规则制定中发出中国声音。

全面推动重点领域源头减量。作为循环经济的首要原则，减量化贯穿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核心在于从源头协同减少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与废弃物产生。以汽车轻量化设计为例，通过轻质材料替代和结构优化，可使车身减重20%—30%，全生命周期节约燃油1—2吨。“十五五”时期，需从产品端、行业端、消费端协同发力，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

产品端推行绿色化设计。将节能、节水、节材、易回收、低污染等要求从研发设计源头系统嵌入。引导企业优先选用可再生、可降解、无毒无害的绿色材料，提升产品模块化水平与可拆解性、可回收性。行业端推进清洁化生产。持续深化重点行业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引导企业加快淘汰落后工艺设备，推广应用节能节水节材新技术新工艺。探索“无废”矿山建设。消费端注重绿色化牵引。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深入推进“以竹代塑”推广行动和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强化商品过度包装全链条治理。引导消费者自觉选择节能节水、低碳环保产品和服务。

着力提升废弃物资源化水平。资源化作为循环经济的核心环节，是当前弥补原生资源不足、保障战略性资源供给的关键路径。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4.1亿吨，其中废钢利用量约2.6亿吨。“十五五”时期，应立足工业、农业、城市建设等领域分类施策，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

加强工业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强化大宗工业固废分类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稳妥推进规模化消纳利用。拓展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渣等在建材生产、筑路填方等领域的利用渠道，提高有价组分提取水平。深化农林业生态循环发展。拓展秸秆“五料”化利用，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林业剩余物、园林废弃物等能源化、材料化利用。推广立体经营模式。提升城市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水平。开展“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升级行动，促进产业集聚发展。提高报废机动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精细化、高值化利用水平。大力推行工程建设全过程绿色建造，加强建筑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资源化利用。加快“新三样”等固废循环利用。压实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回收主体责任，构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回收利用体系。制定废旧风电、光伏设备回收利用管理办法，出台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着力推动算力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持续做大再利用产业规模。再利用强调在不改变产品基本形态和功能的前提下，通过修复、翻新、再制造等方式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实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与资源化相比，再利用是更高层次的循环，保留了产品制造过程中已投入的能源和劳动力，避免了重复制造的资源消耗。当前，我国再利用产业正处于规模化发展的关键期，再制造产业年产值增至近2000亿元，二手商品交易达1.6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围绕产品再制造、二手商品流通、再生材料推广应用、海外再生原料进口四大抓手，多措并举持续做大再利用产业。

推进高水平再制造。推动盾构机、工业机器人、高端机床等高端装备再制造。加强增材制造等先进技术研发，分类完善再制造产品评价认证制度。规范二手商品流通。建立健全二手商品质量鉴定、评估和交易规则。推动二手交易平台规范发展，加强平台对商品信息审核和质量管控。鼓励社区“跳蚤市场”等业态发展。完善二手商品售后服务和权益保障机制。加强再生材料应用推广。引导家电、汽车、电池等重点产品提高塑料等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加强再生材料应用技术研发。统筹海外再生原料进口。加快完善进口利用全链条工作机制，优化审批管理流程，稳步拓展合规进口品类，推动海外优质再生资源规范化利用，与国内回收体系形成“双源互补”。

分类健全废弃物回收网络。近两年，在“两新”行动的推动下，回收网络建设进入提质扩容快车道，全国累计增设社区再生资源智能化回收设施超过2.9万个，供销合作系统新建和改造标准化规范化回收站点超4000个。回收网络作为循环经济全链条高效运转的前端基础，其覆盖广度和运行效能直接决定后续资源化利用规模与质量。“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强化产业侧精细收集、推动社会源规范回收、提升重点品类回收能力，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最初一公里”。

推进产业侧精细管理和有效回收。工业领域加强全过程闭环管理，压实企业责任，推行分类收集贮存。农业领域提升收集转运能力，因地制宜建设畜禽粪污收集处理设施，健全秸秆收储运体系，培育专业化第三方服务主体。完善社会层面回收布局。健全“回收网点+分拣中心”层级布局。加快建设具备分类回收、分拣转运、资源化预处理等复合功能的回收站点和中转设施。推进“互联网+回收”新模式。加快打造全国性功能性回收利用平台。搭建重点品类专业化闭环回收链条。加快建设一批废钢、废有色金属等大宗再生资源区域性大型现代化分拣中心。推动汽车、家电、电池等生产企业建立逆向回收体系。畅通退役风光设备、报废算力设施等专业化回收网络。

加速推进产业提质升级。目前，我国已形成了以各类废弃物循环利用为特征，年产值约5万亿元的资源循环利用产业。《规划》也明确了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创新驱动，在产业升级上持续发力，推动产业布局优化、技术工艺和装备提升、专业化服务发展等。

优化产业布局。建立健全产能监测预警机制，引导社会资本理性有序进入，防范中央及地方非主责主业的国有企业无序进入资源循环行业。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防止一哄而上、低水平重复建设。强化技术攻关。围绕废弃物精细分选、高效熔炼、高值化加工等环节，突破一批关键技术瓶颈，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循环经济领域的深度应用。壮大服务业态。发展循环经济咨询、设计、认证、检测等专业服务，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循环经济综合服务商。发展循环经济领域的平台经济，加强循环经济人才培养。强化行业监管。实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行业规范管理。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加强对非法回收、非法拆解、非法倾倒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作者系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

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今年夏天，我国空调产品走俏欧洲市场。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同比增长43.2%，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法国、荷兰、比利时进口额同比翻倍，免安装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过70%。近年来优质优价的“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频繁“出圈”，产品创新力、需求捕捉力、品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空调、新能源汽车等一系列产品，凭借技术升级和绿色低碳优势，持续赢得海外市场青睐。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5.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在全球贸易增长趋缓的背景下，我国进出口依然展现出强劲韧性。中国优质产品正加速出海，不断满足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场供给与需求的“双向奔赴”，既折射出我国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也体现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中国速度”，更见证着我国新旧动能转换步伐的加快。

完整产业体系优势涵养出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总体规模连续15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当之无愧的制造大国。从空调产业来看，2025年我国空调产量为2.67亿台，整机产能占全球比重达到80%，形成压缩机、换热器、电机等核心部件自主配套，上下游产业集成协同的供给格局。当欧洲热浪来袭，面对激增的市场需求，我国企业依托完备的产业体系，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组织生产、调配资源，完成从零部件采购到整机出货的全流程，通过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便捷物流方案，将“中国制造”的清凉送达千家万户，充分显示出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基础上的工业系统集成优势。

深耕全球细分市场锻造出敏捷的需求响应能力。市场需求瞬息万变，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具有差异化偏好，不同国家对于产品能效、环保标准等也各有要求。中国空调海外爆单，表面上是极端高温天气下的偶然现象，实质上却是中国企业长期深耕海外市场、精准捕捉需求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受制于建筑外立面改造限制与高昂的安装费用，欧洲空调覆盖率始终较低。中国企业并未因此退却，反而针对“打孔难、安装贵”等痛点，推出免安装、即插即用的移动空调，“一颗螺钉”轻松拆卸、无需破坏墙面的易安装空调，达标欧盟顶级能耗标准、适配低碳发展需求的环保空调……从输出产品到输出解决方案，中国空调解决了“有没有”“好不好”“快不快”等一系列难题，满足欧洲消费者对便捷、高效制冷的需求。如今的中国制造在精准嵌入本地消费场景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按需定制、快速响应”的强大供给能力。

新旧动能转换步伐加快。当前，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正在由传统要素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2026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传统产业正在通过数智化改造和创新技术的积累实现提质升级。我国空调产业从组装加工起步，经过长期的积累与创新，正在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蝶变。空调制冷压缩机是空调的“核心心脏”，虽然我国压缩机产能占到全球的90%，但该项技术却一度受制于人。经过30多年的奋力追赶，中国企业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主导制定两项压缩机国际标准。此外，在变频控制、智能互联等前沿领域，中国空调企业也提前布局，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创新能力不仅存在于“大产业”，也浓缩于“小商品”。与空调一同热销欧洲的，还有针对欧洲用户需求精准改进的多款“降温神器”，如集成防晒、降温、加湿功能的便携防晒伞、带风扇的遮阳帽等产品，让中国制造以“小而美”的形态融入日常生活场景、满足民生所需。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空调畅销海外，是中国制造内在优势不断升级的缩影。“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目标。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在经历由大到强的关键跃升，比较竞争优势也逐渐从传统要素转向技术、品牌、标准等高端要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的背景下，中国制造在过去几十年积累的技术、市场与经验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与持续力，这一过程也将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为此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一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聚焦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产学研协同攻关体制机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瞄准多样化、差异化且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前瞻性布局前沿技术研发，增强技术储备，为产品创新与迭代提供持续动能，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

二是充分发挥完备产业体系优势，构建高效协同、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依托我国门类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力，着力打造上下游协同的产供链生态，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通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卡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集成创新优势和产能快速响应优势，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

三是着力构建良性竞争秩序，防范化解“内卷式”竞争。在好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格外注意“内卷外化”风险，通过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引导企业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竞争。同时，健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机制，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为企业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有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事实证明，好产品自己会说话，依托强大供给能力，中国已成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器”。“向新向优”的中国产品正在赢得世界消费者的认可，为满足实打实的民生需求贡献力量。展望未来，一个秉持开放共赢理念深度参与全球化的中国，将以充满活力与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世界经济发展增添更多的确定性。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为代表的新领域新赛道加速崛起，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引擎。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2024年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专门就“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作出重要部署，2025年11月考察广东时进一步提出重要要求，今年7月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越要及时完善”，为我们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完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治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深刻认识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的重大意义

新领域新赛道具有技术前沿性强、场景拓展广、跨界融合深等鲜明特征，对传统法律框架、监管模式带来全方位挑战，加强这方面制度供给，既是顺应科技革命潮流、保障产业安全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际规则话语权的战略举措。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是顺应产业科技变革的内在要求。随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代表的前沿技术群体性涌现，不断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技术突破的指数级爆发、产业形态的融合化裂变、要素体系的革命性更新，正在深刻改写生产力底层逻辑，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治理规则、要素配置体系若滞后缺位，必将形成制度壁垒，阻滞新质生产力充分释放。实践证明，技术突围是先手棋，制度供给是压舱石，唯有以系统性制度创新适配技术变革，方能抢占全球产业竞争战略制高点。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本质是通过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破除制约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为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提供根本保障，为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开辟广阔空间。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支撑。新领域新赛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支柱和增长极，通过完善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构建包容审慎监管框架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打通从技术研发、中试转化到规模化应用的产业全链条堵点，引导资本、人才、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向产业高端环节集聚。实践证明，制度供给滞后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堵点。以海陆空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为例，这一领域涵盖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航空器、无人船艇三大产业，涉及空域资源使用、路权分配、运行监管、责任认定、数据算法、隐私保护等多重法律问题，无人驾驶汽车责任认定在法律上仍待进一步明确，无人驾驶航空器适飞空域管理还需细化，无人船艇领域尚无专门立法。通过强化制度供给，能够精准破除体制障碍、降低交易成本、规范竞争秩序，为新兴产业规模化商业落地松绑减负、提供保障。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战略抉择。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产业科技竞争空前激烈，焦点日益集中于新领域新赛道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谁能率先构建适配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体系、规则标准、治理模式，谁就能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产业发展主导权、国际规则话语权。反之，制度供给滞后，就可能陷入“技术突破了、产业却长不大”“创新领先了、规则却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此外，新领域新赛道的技术研发、产业协作、市场拓展均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国际化特征明显，发达经济体纷纷将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通过充实立法、政策、标准等工具箱，力图以国内规则实践引领国际标准制定，在全球规则空白区、博弈期抢占先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就是要构建符合国际惯例、引领时代潮流、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争取新领域新赛道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准确把握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的原则理念

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必须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规律、突出重点环节，确保制度设计精准有效、务实管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一要求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要在各方面各环节落实和体现”。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党的领导贯穿制度设计、执行、监督全过程，确保制度供给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始终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始终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

坚持人民至上，体现治理的公共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这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天然具有强公共品属性，正在深度重塑生产方式、分配格局、社会结构，既有利于夯实全社会物质基础，也可能带来就业极化、分配失衡、发展差距等问题，不能简单交由市场自发主导，需要通过制度供给促进科技向善。这就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健全新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规则体系、完善人工智能算法治理规则、引导平台与技术企业承担分配责任机制等，让新技术、新产业更好服务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新领域新赛道是创新最活跃、最密集的领域，沿用既有规制逻辑不仅会压缩企业技术试错与场景创新的空间，更会阻碍生产要素在前沿领域布局，错失产业换道超车的战略窗口。因此，这方面制度供给必须紧紧围绕服务创新、激励创新、保护创新这条主线，坚决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科研人员激励、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制度，构建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让制度供给始终跟上技术变革节奏，最大限度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坚持包容审慎，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新领域新赛道具有成长潜力大、不确定性强、风险外溢性广的特征。一方面，其发展规律尚在探索之中，从技术突破到场景落地、从模式探索到产业成熟，往往要经历市场反复试错、持续迭代的漫长过程；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颠覆性突破伴随内生风险，野蛮发展可能带来算法滥用、隐私泄露、伦理失范等。唯有在制度设计中尊重科学、顺应规律，兼顾创新包容与风险防控，采取“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观察期”管理等柔性治理方式，既留足技术迭代、产业培育的试错空间，又前置筑牢科技伦理、数据安全的制度防线，才能确保技术、数据、产业链、供应链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保障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行稳致远、健康发展。

切实发挥立法在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中的重要作用

新领域新赛道本质是一场涵盖生产方式调整、治理模式重塑、体制机制突破的系统性变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向生产力前沿、制度空白区延伸的具体形态。改革越是进入深水区、无人区，越离不开法治的引领、规范与保障，越是颠覆性的产业变革，越需要系统性、可预期的制度供给。立法作为制度供给的最高层级、最权威形式，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的合法性、稳定性、系统性与公正性问题。通过加强新领域新赛道立法，将这场前沿改革全面纳入法治轨道，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高度统一，为新领域新赛道加速成长提供稳定、清晰、可预期的良好制度环境。

从战略高度明确远近结合的立法路径。新领域新赛道往往意味着对既有法律规则的突破，由于综合性立法的难度大、周期长，难以满足相关产业发展的迫切需求，有必要采取远近结合的立法路径。一方面，积极鼓励地方创新，发挥地方立法探索性补充性功能，特别是用好经济特区立法变通权，围绕当地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另一方面，适时总结地方经验，对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条件成熟时则对这个领域开展专项立法。比如，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涉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法、民用航空法、海上交通安全法、海商法等相关法律，近年来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合肥、珠海、苏州等地均围绕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出台地方性法规，对无人驾驶载具的法律地位、产业发展、事故责任、数据共享等作出规定，国家层面已修改民用航空法，正在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无人驾驶航空器、汽车领域有关法律问题作出规定，解决地方立法碎片化和区域壁垒问题。从长远看，建议适时研究开展无人驾驶领域专项立法，为海陆空联动的全空间运行模式和协同产业生态，构建兼顾安全与效率的系统全面法律规则，率先在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治理中推出中国方案。

强化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制度创新。新领域新赛道技术路线多元、产业业态繁杂，必须锚定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制度创新的重点突破带动新赛道生态的整体进阶。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和制造业强省，广东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9年全国第一，“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去年跃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7.7万家、占全国15.4%，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3000亿元、占全国约1/4，低空经济发展指数全国第一，民用无人机产量占全国九成以上，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70%市场份额，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均居全国第一，新领域新赛道方面的法治需求更为迫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专门制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采取“1+N+X”立法模式，统筹省市立法资源，系统性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在全国率先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后率先制定科技创新条例，明确约40项首创性制度措施，为科研单位、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松绑减负，正在加快制定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数据条例、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等。在立法中，将注重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全链条创新制度体系，畅通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道，创新政府引导、市场运营的应用场景供给机制，完善数据要素流通规则，在新业态法律权利义务规范、数据隐私存储保护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积极构建创新型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

探索适配新领域新赛道的立法技术。针对新领域新赛道细分度高、发展迅猛的特点，以精准化、轻量化、高效化为导向，开展“小切口、小快灵”立法，聚焦单一核心问题精准切入，有几条立几条、管用几条定几条，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靶向法治供给。探索“前瞻+包容”的弹性立法范式，在立法中设置弹性条款、授权条款、过渡条款，为未来技术迭代、模式创新预留制度空间。建立“沙盒监管”法律机制，允许特定区域、特定企业在可控范围内开展创新试点，在试验期内豁免适用部分现行法规。构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机制，对探索性、试验性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危害公共利益，就予以法律保护。建立健全立法动态调适机制，常态化开展立法后评估与即时清理修订，根据业态演变灵活调整制度设计，增强法规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

建立健全畅通高效的立法响应机制。新兴领域的技术路线、商业模式、应用场景均处于快速演进中，产业发展速度往往领先于制度供给节奏，这就要求对产业发展急需、创新主体期盼的立法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加快立项、起草、审议进程。如何收集产业前沿的法治需求，关键是充分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人大代表产业联络站等民意“直通车”作用，将广纳产业智慧、倾听企业诉求贯穿新领域新赛道立法全流程，广泛收集企业在技术落地、场景开放、标准衔接、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卡点堵点与实操建议，梳理技术的客观边界、业态的真实痛点与风险的防控难点，推动产业一线的鲜活实践、发展经验转化为法规的具体制度设计，有效破解规则脱节、制度空转等问题，推动新领域新赛道立法深度贴合产业发展实际、充分凝聚经营主体共识，实现立法进程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突破口增进制度供给的跨境协同。当前全球新兴领域规则体系正处于加速重构的关键窗口期，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主动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深度衔接，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人工智能治理、生物安全治理等国际规则磋商，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唯一跨境要素流动的区域，也是经济活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有基础有条件为我国新领域新赛道跨境治理提供先行示范。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建议支持粤港澳三地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资格互认等领域加强规则机制衔接，促进湾区内要素高效便捷流动、产业深度协同，并借助港澳国际化中试验证、法律服务、标准认证、伦理审查等高端服务，逐步将湾区规则输出为全球治理共识，为我国参与全球前沿产业治理探索积累经验。

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

我国协商民主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个有机整体，各种协商渠道既各具优势、不可替代，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各种协商渠道的协同配合，做到目标一致、形成合力，不断提升整体效能”。“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重要内容作出专门部署。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不仅有助于推动各协商渠道依照法律法规和各自规程规范有序开展协商活动，在相互贯通、相互衔接中形成程序合理、环节完整、运行高效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也有助于畅通不同利益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推动政策措施相互协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七种协商渠道在目标原则上的一致性、功能特点上的互补性、内容主体上的关联性，使协同配合具有充分的政治基础和现实条件，既十分必要也切实可行。一是目标原则的一致性。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各种协商渠道都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根据宪法法律和各自规程确定的性质定位，做到开展协商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坚持民主协商、平等议事、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努力营造良好协商氛围。这种目标原则上的一致性，是协同配合的政治基础和逻辑前提。二是功能特点的互补性。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人大协商注重深入开展立法工作中的协商、发挥好人大代表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政府协商注重推进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政协协商注重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人民团体协商注重更好组织和代表所联系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基层协商注重更好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问题、及时化解矛盾纠纷；社会组织协商覆盖新业态新群体、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七种协商渠道具有功能特点上的互补性，可以通过有效协同配合更好实现优势互补、效能叠加，实现协商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各领域的全覆盖。三是内容主体的关联性。从协商内容看，各种协商渠道既各有侧重又存在交叉，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地方重要部署既是政党协商的重要议题也是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的共同关注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既是基层协商的重点也是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的重要内容。从参与主体看，各种协商渠道参与主体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交叉，比如，政协委员中既有各民主党派成员，也有党政领导干部、人民团体负责人、社会组织代表人士、基层群众代表等。七种协商渠道具有内容和主体上的关联性，可以通过有效协同配合减少运行成本、提高协商效率、增进协商成果的决策参考价值。

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形式，不仅具有完整的参与实践，也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应建立健全全方位、多层次、衔接顺畅的协同配合机制，推动各协商渠道由相对独立开展走向系统协同、有机配合，持续释放协商民主整体效能。

健全党领导协商民主建设的工作制度。加强各种协商渠道的协同配合，首要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各级党委应把协商民主建设纳入总体工作部署和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明确各种协商渠道协商什么、同谁协商、怎样协商、协商成果如何运用等，统筹推进分别形成制度规范和工作规则。在此基础上，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各协商渠道分工负责、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工作机制，对各类协商民主活动进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推动相关内容分类分级有机嵌入到人民依法有效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各项工作中，及时研究解决协同配合中的重要问题，协调推动各种协商渠道工作有序开展。

健全协商活动常态化衔接联动机制。推动各种协商渠道在议题设置、方案制定、协商重点、频次要求等方面常态化机制化衔接，有助于实现各司其职、各展所长，又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协商民主合力。一是统筹确定协商议题，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各有关方面参与制定并组织实施年度协商计划制度，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结合各协商渠道特点分别明确议题，确保既各有侧重又同向发力。二是加强时间节点协调，合理安排各类协商活动的时间，使不同渠道的协商活动有序衔接、梯次推进。三是强化程序衔接配套，推动各协商渠道明确制定协商计划、确定协商内容、遴选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等各个环节的衔接要求，建立健全各自独立完备又彼此贯通配合的协商链条。

健全各协商渠道资源整合运用机制。统筹推进资源整合，实现各协商渠道信息互通、平台兼容、人力共享，能够有效促进优势互补，破解不同协商渠道之间因信息不畅导致的资源分散、重复开展等问题。一是统筹建立健全知情明政制度，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探索向各协商渠道集中通报情况，对有关同志介绍情况、交换意见作出机制性安排，为各协商渠道有针对性开展协商活动提供便利、创造条件。二是研究各协商渠道的协商方式和平台，健全提案、调研、考察、会议、论证、听证、公示、评估、咨询、网络、民意调查、民主监督等方式，结合实际搭建对话交流、恳谈沟通平台，探索对具有共性、可共享的方式平台进行综合运用。三是推动综合运用各协商渠道比较优势，政府起草一些重要法律法规的过程中，视情可在政协听取意见；政府协商涉及特定群体利益的，加强与相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群众代表的沟通协商；政协充分发挥人民团体及其界别委员的作用，组织人民团体参与协商、视察、调研等活动，密切各专门委员会和人民团体的联系；对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在政协发表意见、提出建议等作出机制性安排。

健全协商成果统筹采纳落实反馈机制。对各协商渠道报送的意见统筹研究、分类办理、一体督办、集中反馈，形成分层分类、紧密衔接的采纳落实反馈流程，能够更好整合发挥各类协商成果作用，避免建言同质、分散发力。一是统筹研判分析，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可在决策过程中，主动商请相关协商渠道分别提供协商成果，或围绕相关主题各有侧重开展协商。对各协商渠道报送的协商成果进行统筹研究和综合研判，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二是一体采纳落实，来自不同协商渠道的重要意见建议，领导同志指示批示要求落实的，可统筹纳入党政部门督办事项；党政部门研究采纳的，可统筹纳入工作议程。三是分类集中反馈，对各协商渠道的协商成果是否采纳、采纳多少、如何采纳、落实情况如何，可按照不同协商渠道分别进行集中汇总，研究探索分类反馈的方式。

健全协商民主理论研究和协商文化培育机制。理论研究有助于明晰各协商渠道的功能作用和共通互补的理论逻辑，协商文化则重在培育各协商渠道共同的价值理念，二者是推动协同配合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加强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中设置课题，推动对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的专项研究。另一方面，推动各协商渠道传承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政治文化，坚持“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营造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协商氛围，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共同培育与时代和任务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文化，形成有利于各种协商渠道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良好环境。

筑牢全民医疗保障的法治根基

2026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二审稿）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二次审议，我国医疗保障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统领性的法律的制定又迈出了重要一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持续推进，参保质量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医保获得感显著提高。截至2025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出台专门立法，是医疗保障领域立法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将成熟定型的改革成果明确为法律制度的重要举措。

现行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是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该法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作了专章规定。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制度安排，则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社会保险经办条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之中，尚无一部统一的法律来明确各项制度的功能定位和相互关系。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颁布了医疗保障领域的地方性法规，为国家层面统一立法先行先试积累了经验。在这一背景下，将成熟定型的制度安排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以法治方式确立医疗保障制度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已成为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从当前的制度运行和立法进程来看，医疗保障立法应重点回应如下方面的问题。

以统一立法整合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资源。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为补充，医疗救助为托底的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任务。但是，各层次之间的功能定位和衔接方式长期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分属不同框架的问题，筹资方式、待遇水平、管理机制各不相同；大病保险与基本医保之间的衔接、医疗救助与其他保障制度的配合，在实践中仍存在不够顺畅的情况；各保障主体分属不同部门监管，跨部门协调机制不够明确。这种格局既影响了制度运行的整体效能，也难以在制度上充分整合医保、医疗、医药等多方资源，可能影响参保人对制度稳定性的预期。此次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将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内各项制度的地位和衔接机制明确下来，为破解制度碎片化问题提供法治工具。法律作出框架性规定之后，还需在操作层面打通各层次之间的衔接通道。例如，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在救助对象认定和费用结算等环节需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等补充层级的规范发展，也需进一步明确监管规则和措施。

以法律形式确认和保障公民医疗保障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医疗保障法作为医疗保障领域的基本法，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规范医疗保障关系，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的医疗保障更多体现为政策性的制度安排，参保人能够享受什么样的待遇、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权益受损后通过什么途径寻求救济，缺乏清晰的法律界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保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准确认知，也不利于制度运行的规范有序。专门立法过程中，不仅应将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作为基本要求，还应将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予以细化，明确公民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按照规定享受相应医疗保障待遇。在此基础上，有关权益保障的配套机制还应进一步健全。例如，参保人在待遇认定、费用结算、报销比例等方面与经办机构发生争议时，需要有更为清晰的申诉程序和解决机制；医保政策的信息公开和说明理由制度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等，促进医疗保障权益的完整实现。

以法治手段强化“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但过去一段时间，相关各方的权责界限不够清晰，推进工作缺乏充分的上位法依据。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医疗、医保、医药“三医”协同的有关改革要求，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责中增加“促进医疗保障与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同时明确，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紧急情况时提出基金支付范围临时调整方案的，除听取卫生健康等部门意见外，还应当听取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意见。这些规定着眼于从制度层面打通部门之间的壁垒，使医疗、医保、医药能够在统一的法治框架下协调运行。法律作出原则规定之后，需要进一步将“三医”协同的要求落实到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中。目前，国家层面已建立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等组成的“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协作会商机制。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完善这一协作会商机制的运行规则，使跨部门政策统筹、重大事项协调、议事决策和督导落实等职能有法可依。同时，健全“三医”信息联通、监管联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强化医疗、医保、医药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协同配合，将法律的原则规定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规范。

建立制度化的基金风险管控机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保障基金安全可持续运行，是医疗保障制度运行的基础。目前，医保基金风险管控主要依托预算管理和日常监管等手段，在保障基金总体平稳运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参保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待遇水平逐步提升、支付方式改革深入推进，基金使用主体日益多元，资金流转链条不断延伸，风险防控的复杂性也在增加。如何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化的风险管控机制，使基金运行更加稳健可持续，是立法需要回应的重点问题之一。草案二审稿在加强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作出两方面修改完善。一是规定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风险管控机制，构建中长期收支平衡机制和应急处置机制，旨在应对部分地区居民医保可能出现的收不抵支风险，压实统筹地区收支平衡责任。二是明确定点医药机构应当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要求，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等。在这一制度框架下，还需在技术手段和监管机制上进一步细化。在智能监控方面，应当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加快推进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系统建设，推动医保基金监管从人工抽单审核向大数据全方位、全流程、全环节智能监控转变，完善医保标准化体系，使监控覆盖更加全面、预警更加精准。在监管方式上，飞行检查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应当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在信用管理上，探索将机构和个人的信用记录与医保基金使用挂钩，推动定点医药机构信用等级评价结果与监督检查频次、处理裁量等相挂钩，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实现基金安全与制度运行的有机统一。

以政策发力提效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时指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虽然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供强需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挑战，但这些主要是发展中、转型中的问题，通过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可以逐步解决，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宏观政策工具箱的政策工具依然丰富、政策空间依然充裕。应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深入剖析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明晰宏观政策的实施逻辑，以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不断巩固和拓展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的态势。

当前宏观经济总体运行平稳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 增速为4.7%，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际增速与潜在增速基本持平，延续了近两年产出缺口收窄的良好态势，供需匹配度持续改善，经济运行稳定性稳步增强。上半年GDP增量达3.6万亿元，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继续保持领先地位，持续担当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与稳定锚。我国经济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

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呈现多个亮点。一是工业企业盈利明显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7%。二是物价温和上涨，CPI同比上涨1.0%，与“物价合理回升”目标相契合。三是投资结构优化，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3.3%。四是出口快速增长，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3.4%，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五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外汇储备规模等重要宏观指标表现良好。

综合来看，我国经济具备坚实基本面支撑，面对外部波动与内部转型压力，展现出强劲抗压能力，为下半年统筹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防范风险奠定了扎实基础。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这一判断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挑战，要求我们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根据总供给—总需求分析框架，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困难挑战。

从短期看，我国宏观经济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表现为供强需弱的矛盾。我国经济供给侧增长态势良好，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需求侧尤其是居民消费有待增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由此，宏观经济表现出供强需弱矛盾。需求偏弱是周期调整、外部环境、体制机制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阶段性问题。一是过去形成的偏重生产和投资的发展路径存在一定惯性，地方尚未完全建立起以消费和民生为重要导向的评价机制和考核体系。二是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居民收入预期不稳、预防性储蓄意愿上升、社保公共服务供给仍有短板，这些因素共同抑制了居民消费潜力释放。三是出口保持较高增速，但对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作用偏弱。出口结构向高技术产品升级过程中，高端制造产业链资本密集特征增强，出口吸纳就业、带动居民工资增长能力有所下降；部分外贸企业出于全球产业链安全布局需要增加海外投资与高端设备进口，再加上产业红利主要集中于头部高新技术企业，导致出口向居民消费和中小企业投资的溢出效应减弱。四是新动能快速增长，但对内需的带动效果偏弱。当前新动能成长较快，且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生产环节，产业链延伸不足、劳动吸纳容量有限。与之配套的数字消费、文旅康养、绿色服务等终端民生产业培育仍不充分，居民增收与财富增值渠道尚未拓宽，居民财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

从长期看，我国宏观经济结构尚未达到最优状态，使得潜在增速低于其合理水平，表现为总供给低于最优水平的矛盾。潜在增速合理水平是最优宏观经济结构下的潜在增速水平，是一个经济体理想的经济增速。在长期中，宏观经济要想达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均衡，潜在增速应努力向其合理水平靠拢。上半年我国潜在增速合理水平约为5.5%，比潜在增速高出0.7个百分点左右，可见潜在增速仍有一定提升空间。究其原因，宏观经济结构尚未达到最优状态，导致总供给难以达到其最优水平。近年来，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等举措持续发力，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宏观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以产业结构为例，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转型升级指数近年来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表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不过，我国经济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宏观经济结构尚未达到最优状态，这也使得潜在增速难以达到合理水平。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结构调整”作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仅依靠逆周期短期稳定政策无法破解上述两方面主要矛盾。要按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统筹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三类政策，推进宏观政策“三策合一”，实现最优经济结构下的短期平稳运行与长期稳定增长。具体而言，应把握两个关键点。一是积极运用结构政策，着力优化宏观经济结构，为提升潜在增速拓展空间。二是稳步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关于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等重大任务部署，积极稳妥促进经济平稳增长。

下一阶段宏观政策的重点方向与具体任务

将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置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进行解构，有助于透过当前经济运行问题的表象，锚定其深层症结，进而为精准施策提供更为坚实的逻辑依据。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宏观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正是着眼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主要矛盾作出的系统性部署。“扩大内需”锚定短期总需求不足的主要矛盾，“优化供给”则锚定长期总供给低于最优水平的主要矛盾。立足经济运行主要矛盾谋划实施宏观政策，能够从根源上提升宏观调控精准度与政策效能。具体而言，宏观政策需从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三个维度协同发力，形成长短期结合、逻辑严谨自洽的政策组合。

积极使用结构政策打破“结构黏性”。“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完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统筹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进一步提升了优化经济结构在宏观调控目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为结构政策提供了更广阔空间。结构政策的目标是优化总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打破结构失衡引发的“结构黏性”。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发力，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结构政策应重点发力打破“结构黏性”，为提升潜在增速营造良好环境。一是优化投资结构，提升生产性投资与民间投资占比。二是优化债务结构，降低企业偿债压力。三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积极使用增长政策推动潜在增速向合理水平靠拢。增长政策有助于激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从而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增长政策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核心动力；另一方面，增长政策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根本支撑。通过增长政策进一步激发发展潜力，要促进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培育新质生产力，使潜在增速逐步接近合理水平；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注意两点。一是增长政策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各地不宜一哄而上，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增长政策在坚守长期政策定位的同时应兼顾短期影响，采取就业友好型产业政策，着力稳定和扩大就业，积极防范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就业压力。

积极使用稳定政策扩大内需，推动总需求向总供给靠拢。上半年，作为稳定政策两大支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同发力，宏观政策在支撑宏观经济良好运行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按照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推动宏观政策“发力提效”，尤其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同时还要“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财政政策需“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同时，积极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要求，为提振居民消费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货币政策应在进一步疏通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类政策工具，持续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在结构政策和增长政策的积极配合之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将明显提升，从而有效带动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增长。

推动稳定政策、增长政策与结构政策协同发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稳定政策应锚定总需求，通过逆周期调节平抑短期波动，着力扩大内需；增长政策应锚定总供给，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长期增长提供持续动力；结构政策应锚定宏观经济结构，通过优化各类宏观经济结构，促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为了确保三大类政策能够真正形成合力，还需要深层次改革的配合，统计制度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等方面的改革尤为关键。通过将考核导向积极转向“重消费、重民生”，能够推动稳定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提振总需求，并推动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将主要精力用于与居民需求相匹配的有效供给，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动态平衡。

总的来说，稳定政策应锚定总需求，通过逆周期调节平抑短期波动；增长政策应锚定总供给，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长期增长提供动力；结构政策应锚定宏观经济结构，通过优化各类结构打破“结构黏性”，为稳定政策和增长政策传导创造条件。三者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共同构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政策组合，方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需动态平衡。面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短期需求不足与长期结构失衡等问题，这一长短期结合、逻辑清晰的宏观政策框架，能够有效应对两方面主要矛盾，在稳定短期增长的同时夯实长期发展根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中向好、行稳致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引领保障能源央企高质量发展

2016年10月10日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国有企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阐释了新时代我们党领导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大政方针、根本原则和重大举措，旗帜鲜明指出国有企业党委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旗帜鲜明指出国有企业党委发挥领导作用的具体路径。10年来，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煤）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着力建强企业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坚强保证。

坚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把准企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确保正确的改革发展方向。

把准战略使命，坚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牢记“能源报国”使命，坚持将做强做优做大煤炭主业作为立身之本，着力提升兜底保障能力。牵头组建央企煤炭资源优化整合平台，先后整合接收10家央企煤炭资源，优化生产开发布局，10年来推动煤炭资源储量增长60%，新增先进煤炭产能1亿吨。近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能源保供形势，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的重要指示，不讲条件、不计代价、不打折扣保障煤炭供应，圆满完成民生保供等重大任务。“十四五”期间累计供应煤炭17.5亿吨，向下游让利1130亿元，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降低用能成本、稳定经济大盘。

把准发展路径，坚决推动绿色低碳转型。锚定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以实干担当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创新实践“两个联营+”发展模式，深化“煤炭与煤电联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主动承担煤炭工业领域原创技术策源地、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能源低碳创新中心建设任务，加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煤炭生产基地、贸易枢纽，建设高效超超临界清洁火电机组近3600万千瓦，供电煤耗约264.9克/千瓦时，低于国内平均水平13%；配套建成投运新能源装机规模近1000万千瓦，布局建设“液态阳光”、生物质气、煤基环保炭材料、“无煤化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出了一条煤炭高效开发、资源清洁利用、园区循环治理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把准目标任务，坚定不移深化企业改革。聚焦建设世界一流能源企业目标，扎实推进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和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深入推进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实施区域化改革、专业化重组，整合电力、装备、建设、物流、采购业务板块，推动山西、新疆、内蒙古鄂尔多斯核心煤炭产区企业一体化管理，进一步放大产业发展协同效应、提升价值创造能力。10年来，中国中煤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实现翻番，年利润从15.8亿元增长至最高456亿元，总额近2500亿元，净资产收益率由1.01%增长至最高17.51%，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由不足100%提高至最高118.1%。

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着力建强企业领导班子和职工队伍。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鲜明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紧紧围绕企业改革发展大局，管干部、聚人才，建班子、带队伍，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人才支撑。

建强梯队，夯实干部人才基础。推进以经营管理、专业技术、高技能和科技创新人才为主体的“3+1”核心干部人才队伍建设，面向市场动态选聘引进2000多名关键岗位高端、紧缺人才。制定“年轻干部队伍建设五年规划”，实施优秀年轻干部培养工程，开展“起底式”“全覆盖”摸底调研，纵向按照管理层级，横向按照类型、职能、专业，建立分产业、分层级、分类别、分专业、分成熟度的优秀年轻干部库，完善动态管理和调整机制，干部队伍老中青年龄梯次结构基本形成。

建强体系，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健全“多元培养、注重实践”的“育人体系”，常态推进“领航—远航—启航”专项培养工程，举办“航计划”“基石工程”“青马工程”等培训班；开设“中煤2035大讲堂”，定期举办主题沙龙，开展领导干部“上讲台”活动，推动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专家辅导和专题研讨有机结合。强化复合型实践历练，有计划地推动干部在主营业务与新兴产业、机关与基层、党政岗位与技术岗位之间轮换交流锻炼，让干部在基层一线、改革前线、科研火线“三线”实战练兵，持续提升综合素质。

建强机制，引导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健全“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机制，细化不适宜担任现职的15种情形，“下”的机制更加完善、导向更加鲜明。把群众认可作为评价干部的重要标准，注重在能源保供、安全生产、转型发展、深化改革等重大任务中考察识别干部，一批肯实干、有实绩、群众评价好的干部得到提拔重用。优化考核指标体系，突出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价值创造、风险防控等导向，构建科学的“摸高”机制、完善的薪酬体系，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广泛凝聚职工群众，推动各项任务落实。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锻造坚强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队伍，增强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能力，凝聚广大职工群众力量，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强化功能作用，提升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认真落实“四同步四对接”要求，构建严密组织体系，2600多个党组织覆盖所有矿井区队、生产车间、销售网络等，3万余名党员遍布各个生产经营单元，实现有职工群众的地方就有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规范化品牌化建设，实施“四强五好六有”基层示范（品牌）党支部创建行动，分批选树251个基层示范党支部，打造“千米井下钢铁舰队”“探地先锋”“薪火聚才”等一批特色品牌党支部，辐射带动各级党组织主动学标杆、抓提升、当先进。

强化先锋示范，彰显党员队伍先进性。实施党员先锋工程，围绕增产保供、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组建党员创新创效团队、应急保障攻坚组，在矿井一线、铁路沿线、码头港口建立党员责任区4972个、示范岗4308个，万名党员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保障了生产运营稳定有序、保供通道畅通无阻。聚焦科技创新“卡脖子”难题，建立“揭榜挂帅”机制，成立“洁净煤技术研发团队”，攻克“聚丙烯装置国产特种催化剂应用技术”，填补我国空白。坚决响应国家和地方应急抢险救援号召，党员带头逆行而上，圆满完成百余次抗震救灾、抗洪抢险、突发事故救援行动。

强化凝心聚力，激发职工群众积极性。实施旗帜领航工程，组建“7890”宣讲团，通过讲事实、用实干实绩说服人，讲形象、用责任担当打动人，讲情感、用心用情感染人，讲道理、用真诚说理影响人，讲发展、用目标志向激励人。实施凝心聚力工程，巩固拓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工作机制，实施职工“安全福利”“薪酬福利”“健康福利”“精神福利”提升计划，用心用情用力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营造安心、静心、舒心的干事创业环境。

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推动正风肃纪、防范风险融入日常、严在经常。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放松，一体谋划、深入推进，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推进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制定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清单，细化量化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健全完善责任落实监督检查、考核评价、追责问责机制。推进纪检、巡视巡察机构改革，强化纪检监察业务开展、人员选用垂直管理，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建立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机制，每半年召开一次专题会，党委通报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班子成员报告履行“一岗双责”情况，纪委报告监督责任落实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提出意见建议，有效实现“两个责任”贯通协同。

刚性监督约束权力运行。聚焦资金密集、资源富集、权力集中“三类关键岗位”，突出采购、销售、选人用人“三个关键领域”，开展权力运行重构，健全权责清单，通过分解审批权限、强制关键岗位轮岗、实行全流程线上留痕，形成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系统化开展“中间商”治理，清理煤炭贸易类、货物采购类和工程服务类不合理“中间商”6781家，从源头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强化数字赋能，依托“中煤智控”平台，推动工程建设、采购、销售等领域“阳光操作”全覆盖。公开通报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3000余场次，推动拒腐防变警钟长鸣。

驰而不息推进作风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公车私用、违规领取差旅补助、滥发奖金津贴等专项整治。强化关键节点集中抓、一年四季常态抓的监督模式，建立节前警示提醒、节中明察暗访、节后总结提升的工作机制，有效防范“节日腐败”。开展作风提升行动，制定十条硬措施，形成“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工作作风。

实践充分证明，党建兴则企业兴，党建强则企业强。中国中煤党委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更好履行能源央企职责使命。

深耕主责主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作为中央企业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肩负着“依托集团、服务集团”职能定位，必须牢牢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财务）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立足能源电力行业实际，积极探索实践“政治底色、发展成色、初心本色”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着力打造功能清晰、治理完善、服务高效、风险可控的一流数智型财务公司，切实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擦亮政治底色，把稳金融发展方向之舵。华电财务党委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健全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自觉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确保各项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落实“两个一以贯之”，将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修订完善党委议事规则和“三重一大”决策清单，切实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党委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引导全体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各项重点工作，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主动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在迎峰度夏、重大节日等关键时期，开辟能源保供绿色通道，累计提供保供资金超76亿元，关键时刻顶得上、靠得住，体现了央企金融企业的政治站位和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服务“国之大者”。

淬炼发展成色，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华电财务党委紧扣“双碳”目标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推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融融合发展。围绕大型新能源基地建设，参与组建内蒙古、新疆、甘肃等区域重点项目银团，创新推出“前期贷+项目贷”组合产品，精准支持氢能、储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2025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资金支持逾219亿元。同时，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建设智能审贷、智能风控等AI应用场景，优化业务流程，平均办理时限压缩30%以上，实现业财数据贯通与流程闭环，显著提升了服务响应速度和客户满意度。部署晚间智能归集与日终机器人程序，通过科技赋能实现“颗粒归仓”，为集团资金安全高效运转提供了坚实保障。推进智能化风险管控平台和审计数据分仓建设，设计60余项穿透式监控模型，探索以AI审计智能体驱动问题穿透追溯、整改闭环跟踪，切实以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升穿透式管控能力。

永葆初心本色，筑牢企业发展根基。金融工作的人民性，体现在为广大职工群众和基层企业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华电财务党委深入践行华电奋进文化，组织开展“金融工作政治性、人民性是具体的”主题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通过深入思考、研讨交流，提高政治站位，厚植为民情怀，筑牢安全防线。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以问题导向推动夯实基础、锻长补短，以系统观念推动穿透落地、提质扩面，以全局思维增强功能、赋能发展。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推行“党建责任清单+业务攻坚清单”双清单管理，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用人导向，选优配强干部队伍，持续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实施“揭榜挂帅”机制，组建跨部门、跨专业的联合攻坚团队，大力营造“先进挂帅、比学赶帮”的创新氛围。聚焦战略规划、科技创新、风险合规等领域开展专项培训，加快培养复合型金融人才。打造华电财务特色服务品牌，用心用情解决企业在资金使用中的难点堵点，不断增强成员单位的获得感、安全感。

新征程赋予新使命。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央企金融企业唯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守服务主业定位，强化改革创新驱动，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华电财务将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性、适应性和普惠性，在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实践中展现更大作为，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坚实的金融力量。

（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党委）

坚持以实干出政绩书写企业发展新篇章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青海公司）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聚焦主责主业，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建设能源强国贡献华电青海力量。

在淬炼党性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华电青海公司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筑牢思想根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党员干部政绩观是否端正，首先取决于思想认知体系和价值评价体系是否正确。华电青海公司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常态化、长效化开展理论学习，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行动。深挖本地红色资源，依托原子城纪念馆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通过党委领学、支部联学、党员践学凝聚思想共识，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保持政治定力。政治定力是党员干部定行定心之力，是党性修养和政治素养的集中反映。华电青海公司主动融入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大局。立足主责主业，稳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摒弃短期功利化发展倾向，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姿态落实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中展现更强担当更大作为。

树牢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华电青海公司将援青建青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入实施“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乡村振兴“五项工程”，扎实开展对口都兰县定点帮扶，高质量落实稳就业工作，彻底解决玉树州麻多乡无电源历史问题，打造“华电爱心积分超市”，用真情实干擦亮央企为民底色。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大力实施9大类18项民生实事，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在实干笃行中践行能源央企职责使命。坚持高质量发展是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华电青海公司立足青海独特省情，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优先、清洁能源主导、科技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牢牢把握守牢生态环保底线这个重大要求。始终牢记“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主动融入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重点做好清洁能源开发和价值转换两篇文章。突出“清洁能源+生态环保”特色，立足“沙戈荒”治理实际，深化“光伏+治沙”技术创新，将生态环保理念深度融入项目规划、建设、运维全生命周期。抢抓“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重大政策利好，将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融入格尔木煤电项目全流程，加大先进储能、氢能等低碳技术研发应用，将绿色能源转换为发展资源。

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系统观念，着力推动风、光、蓄、火、氢、储多元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含金量”越来越足。强化战略引领，与地方政府签订多项战略合作协议，辐射青海多个地域。以重大项目带动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全国首个跨省跨经营区外送基地项目——1924万千瓦柴达木沙漠格尔木东基地电源项目完成核准备案。优化布局结构，先后取得国家第一批、第三批风光电大基地和“揭榜挂帅”风光电项目260万千瓦，通过公开竞配获取格尔木2×66万千瓦煤电项目开发权、大柴旦140万千瓦抽水蓄能及配套560万千瓦新能源开发指标，在运装机规模达257.55万千瓦，已成为青海省清洁能源建设一支重要力量。

牢牢把握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鲜明导向。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创新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助力打造“中国氢海”，牵头组建青海省首个氢能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青海省首个绿电制氢项目实现商业化交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锌溴液流电池储能系统、燃用高碱煤深度调峰机组成功入选国家能源局第五批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建成高寒、高海拔地区规模最大的智慧化共享储能电站，开工建设海拔最高、单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以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激发内生动力。

在常抓严管中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是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和根本保障。华电青海公司坚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纠偏正向、固本培元作为长期政治任务，从干部选用、制度管控、作风培育多维度同步发力，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突出实绩导向，将践行正确政绩观、实干担当成效、履职实绩表现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核心依据，优化干部考核评价体系，坚持重实干、求实绩、看实效。突出系统培育，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人才供给体系，推动产教融合、科教融合，促进复合型人才培养。突出组织担当，将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安全生产等关键指标纳入干部考核，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鼓励引导广大干部敢闯敢拼、善作善成。

坚持系统施治、扎紧制度笼子。健全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实时掌握干部职工思想动态，提前纠治重短期、轻长远的片面发展想法。健全监测纠偏机制，统筹纪检、审计多方监督力量，围绕招标采购、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项监督，用好政绩观偏差负面清单，形成事中监测、事后纠偏工作链条。健全权力问责机制，严格落实“三重一大”、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民主集中制等制度，创新提出“无监督不决策”监督工作要求，规范重大事项决策流程，保证权力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持之以恒锤炼过硬作风。大兴务实之风，在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下功夫，深入调查研究，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弘扬清廉之风，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全面查找廉洁风险点，筑牢思想防线，坚守法纪红线，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养成俭朴之风，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管好家人、身边工作人员，筑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堤坝，用优良作风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党委）

美术作品中的长征路

飞夺泸定桥 刘国枢

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我国革命历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壮举，为文艺创作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正如毛泽东总结长征意义的那句经典评述：“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0年来，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及其相关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绘画创作层出不穷，相继涌现出大批经典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连环画等多元门类。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长征主题美术创作的叙事形式和表达媒介仍在不断延续、拓展与革新，如何以绘画语言叙写长征故事、赓续长征精神，一直以来都是美术家们思考和面对的重要课题。

回溯90年来表现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主题美术创作，仿佛以视觉图像的方式书写了一条绘画中的长征路。早在长征途中，标语、插图、壁画、速写、宣传画等创作形式成为当时宣传与动员的主要途径，黄镇、廖承志、黄亚光、朱光等亲历长征的画家已经陆续拿起画笔，绘录进行时态的长征故事。如黄镇的《西行漫画》从亲历者的视角出发，以速写漫画的形式表现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历程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记录长征历程的珍贵视觉史料；廖承志追忆切身长征经历创作的速写《母子别离图》《长征时的大致景象》，以细腻的线条真切捕捉了长征途中的所见所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反映新中国革命历史的绘画创作应运而生。伴随着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机制的构建，几次大规模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直接助推了该题材美术创作的高产与发展。大量以长征为题材的绘画精品进入人们视野，总体呈现出对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追求与赞颂。这种理想信念的表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吴作人、傅抱石、李桦、潘鹤等美术家的绘画创作中有所体现，他们取材于真实的长征历史事件，在造型语言和叙事方式上持续深耕。吴作人的《过雪山》（1951年）聚焦苍茫雪原中顽强行进的红军战士；张漾兮的《巧渡金沙江》（1951年）以极具张力的油画语言生动再现了红军战士横渡金沙江、于惊涛险浪间奋勇突进的惊险场面；董希文的《红军不怕远征难》（1957年）采用层次丰富的冷色调与篝火的暖色调形成鲜明对比，以粗犷的笔触描绘长征途中的严峻环境；刘国枢的《飞夺泸定桥》（1959年）运用概括而奔放的艺术手法重现红军于战火硝烟中抢占泸定桥的激烈战斗场景；靳尚谊的《送别》（1959年）选择高视点、多人物的构图，将军民之间深厚的鱼水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傅抱石、李可染、溥松窗等中国画家则以毛泽东诗词为创作背景营构山水意境：傅抱石的《清平乐·六盘山》（1950年）、《强渡大渡河》（1951年）、《七律·长征》（1959年），李可染的《长征》（1959年），溥松窗的《大渡桥横铁索寒》（1961年）均从新视角出发，结合毛泽东诗词意境表现独具东方意韵的画面，生动诠释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思想。李桦的《过草地》（1950年）、李焕民的《红军过草地》（1961年）、王琦的《雪原峡谷》（1964年）等版画作品以刀为刃，以顿挫分明的木刻线条刻画出红军在恶劣自然环境中跋涉前行的动人图景。潘鹤的《艰苦岁月》（1956年）、刘开渠的《工农红军》（1956年）、程允贤的《毛泽东在长征路上》（1958年）等雕塑作品在人物塑造与技法表现上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共性，显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美术家群体对革命理想主义的形塑与抒写。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开始迈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一系列长征艺术创作、展览活动不断深入与推进，越来越多画家选择重走长征路，开始思考历史真实与艺术表现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的长征主题创作除了聚焦重要历史事件的宏观叙事，还出现了微观视角的个性化表达，如张文源的油画《野菜》（1982年）从微观视角切入，注重草地行军战士采食野菜的细节刻画，以此表现红军长征途中的艰苦境遇；沈嘉蔚的油画《红星照耀中国》（1987年）在创作图式上推陈出新，通过全景式的群像塑造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精神风貌；李劲堃的中国画《苍山如海残阳如血》（1991年）在媒材技法和表现形式方面有新拓展，使用传统山水画语言定格红军攻打娄山关取得胜利的史诗般场景。与此同时，还涌现出大量长征题材的雕塑和连环画创作，如沈尧伊的经典作品《地球的红飘带》（1988—1993年）将版画技法融入连环画创作中，以独到的叙事视角构建起长征历程的视觉叙事体系。这一时期的长征主题雕塑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叶宗陶、许宝忠、高彪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1982年），叶毓山的《红军突破湘江纪念碑》（1993—1996年）、《彝海结盟纪念碑》（1995年）等公共纪念性雕塑，在雕塑本体语言和审美规律的探索上各有新意，由宏大的集体性叙事转向个体叙事，在表现长征真实历史事件的基础上积极探寻范式上的突破。

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等各类创作工程项目的引领下，又逢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历史节点，长征主题美术创作及其组织机制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无论是在媒介转型还是观念表达上，均反映出新时代长征主题创作的时代新象。杨参军、井士剑、任志忠、周小松的油画《遵义曙光》（2016年），孙为民的油画《伟大转折》（2019年）均区别于以往典型的遵义会议构图范式，由写实性的历史场景记录转为以自然意象隐喻“伟大转折”；邵亚川的油画《四渡赤水出奇兵》（2016年）定格红军夜间手举火把渡江的场景，以浓郁炽烈的红色基调抒写革命征程的浪漫诗意；王颖生、董卓的中国画《翻越雪山》（2016年）结合岩石彩技法再现夹金山的雪域地貌，侧重刻画红军克服严寒艰险、成功翻越雪山的历史性瞬间；何加林的中国画《赤水河畔》（2021年），以当代山水画语言描绘红军四渡赤水发生的历史地域，将革命历史事件与中国山水的诗意审美相融。在雕塑创作领域，吴为山领衔创作的《长征组雕》（2021—2023年），全景式呈现了红军长征历程中的重要场景，兼具宏大壮阔的场景构建、细腻入微的人物塑造，以及情感共鸣的意象表达，运用丰富的叙事手法表现长征精神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显然，在多元开放的当代文化语境下，美术家转向以新的创作视角解读长征历史，长征题材的当代性阐释与转译问题逐渐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载，围绕长征主题的创作串联起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雪山、跋涉草地等标志性历史事件，形成了完整的长征视觉叙事谱系。回望长征主题创作的发展脉络，美术家的创作取向和艺术观念随时代的更迭、文化语境的变化持续应变与革新：长征行军阶段的创作以极具时效性的创作方式为主，兼具战地记录与精神动员的现实功用；新中国成立后，长征题材创作的重心趋向对革命理想主义的视觉表现，以写实性绘画语言建构长征主题的经典图像范式；改革开放以来，长征主题创作由宏大叙事转向个体微观视角的塑造；进入新时代，在表现语言与叙事视角上实现拓新，推动长征主题创作走向形式多元、视角丰富的新阶段。

2016年10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创作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每个历史阶段都需要与时代需求相契合的文艺作品，一代又一代的美术创作者通过绘画实践赓续弘扬长征精神，使得长征精神能够获得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与持续鲜活的当代阐释。

征途漫漫，丹青铭史。长征题材绘画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美范式的不断革新中实现了历史叙事的时代重构，以历史细节的钩沉唤起人们对长征的追忆与现实的体悟，进而成为续写红色征程的视觉经典。新征程语境下，美术创作者既要回望壮阔的长征革命历史，梳理总结长征题材美术作品的发展脉络和创作规律，亦需回归艺术本体，坚守创作本位，溯源革命史实，潜心探索长征精神的当代表达，通过多元的艺术实践抒写铺就绘画中的长征路。

（作者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

西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没有一座城像西昌那样，当你离开它的时候，总会带着那一丝丝离愁，把它装在心里，很难向它道声再见。

最早认识凉山，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当时有一篇课文讲的是“彝海结盟”的故事。这段佳话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后来又看了一些根据这段佳话改编的文艺作品，因而，对大凉山的彝族天生就有一种好感。凉山彝族聚居区的居民，他们的远祖源自西北古羌人，最早可追溯到西北甘青高原，有的后来迁徙到了南方，这支来到大凉山的彝人，大部分是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进入凉山地区的，他们在这里生产生活，生存繁衍，现在这里成了全国最著名的彝族聚居区。新中国成立前，这里一直处于奴隶社会，中国共产党解放了凉山后，他们逐渐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彝族人所讲的“一步跨千年”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由衷的感恩。

西昌作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素有“月亮城”“太阳城”“小春城”等美誉。2021年3月，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大凉山，从北京来到西昌，我的心始终难以平静，也正是这次的大凉山之行，西昌这座西南小城从此进驻了我的心里。3月的大凉山，到处都是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鲜花绽放着笑容，喜迎八方来客，在它的每道山川里，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种植各种时令水果和蔬菜，尤其是各类品种的葡萄，如克瑞森、阳光玫瑰、红提、蓝宝石，一串一串，挂满藤蔓，让人心生愉悦。这里的气候十分宜人，一年四季如春，很适合种植各种水果和蔬菜，一些从国外引进的水果品种如阳光玫瑰，在大凉山种植，非常适合它们生长。一眼望去，连片种植水果的塑料大棚，就像一片白茫茫的大海，难怪有人初到这里，从飞机上鸟瞰西昌，惊呼：“邛海真大啊！”当他们下了飞机时见到真正的邛海，才明白原来成片的塑料大棚如此壮观，无意间美化“再造”了邛海。

西昌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是内陆与西南边境的一个交会点，也是东西方文明碰撞比较早的一个点，这里从古至今就是许多驿道、马道、公路、铁路的必经之地和要道，是通往老挝、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的重要驿站，这里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西昌古城始于汉晋，历史上叫建昌，规模最大的时期在唐朝，那时它叫嶲州，嶲州是唐朝对云南用兵的主要出击地，也是唐朝、南诏、吐蕃三方长期争夺的战略要地。唐朝在此设置中都督府，并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嶲州城，古城东起姜坡，西至宁远河，南迄龙眼井，北止鹦哥岩。这座古城四四方方，规模浩大，风风雨雨，历经了唐宋元明清，曾经最具代表性的四牌楼和那一条条老街，是古建昌的标志，也是建昌人的精神原乡。走进建昌古城，至今仍留有11处古城和古堡遗址，古城老街，以古城城址、城门、寺庙、祠堂、牌坊、照壁、土司府等建筑物取名的老巷子就有8条，以姓氏取名或以姓氏祠堂取名的老巷子有13条，以河流、水井、树木、桥梁等取名的有14条，以方位、地名、美好意愿取名的老巷子有7条，以功能取名的老巷子有3条。如今，这里虽然没有了当年的模样，那些标志性的建筑也早已灰飞烟灭，但老建昌的遗风和古韵，仍能在这些古街和巷陌中找到，这些文化的命脉和基因，孕育了这座西南古城的风情民俗，涵养化育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德行与操守。

2021年的那次凉山之行，我只是走马观花，对它的期许远远多于留恋，更多的也只是一种离愁。当时西昌的同志雄心勃勃地表示，再给我们三四年时间，我们一定把西昌建设得更美更好，尤其是要把恢复古城的事做好。大凉山是有名的贫困落后山区，才刚刚脱贫，西昌虽比其他几个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好一些，但听他们这样说，我心里还是有些疑虑和担心的，就是怕他们头脑发热，不实事求是，盲目蛮干。毕竟，对于像凉山彝族自治州这样的山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老百姓返贫，应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工作的重中之重。恢复古城不仅需要财力，更需要人力，必须量力而行。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离开西昌，我便有一份牵挂和担心。

整整5年后，我又来到心中始终放不下的西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变化确实比较大，当我走进农户，被他们如今的生活状况惊呆了。如今的西昌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种植葡萄等农产品发了财，当地的同志跟我算了一笔账，葡萄平均亩产6000斤，产值4万元左右，阳光玫瑰等高端产品的亩产7万元以上，西昌市有142个村，16000多户种植葡萄，其中种植20亩以上的就有700多户，80—100亩以上的20多户，100亩以上的就有30多户，从这些数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凉山的老百姓日子过得有多么殷实。当我走进西昌古城，看到一条条老街已被恢复，老街上的人群络绎不绝，商户们忙碌地叫唤着，卖着当地的各种小吃和特色产品，在这里人间烟火气无处不在，好一派市井景象。西昌的古城恢复，没有大拆大建，只是在现有条件下力所能及规划发展，在原有遗址上一点一点地慢慢恢复，修旧如旧。陪同我的当地朋友向我介绍，古城是老西昌人的精神寄托，是他们心中永远抹不去的乡愁，也是新西昌人喜欢的地方，这里成了网红打卡地，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红们在这里选点拍摄，看重的就是西昌古城的沉淀感，在这里，脚下踏的每一块青石，古城墙上的每一块方砖，都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故事，它们在默默地记载着这座小城的历史，讲述着这里曾经的风雨沧桑。

世界上的离愁有多种多样，唯有西昌留给我的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甲骨文中的生命哲思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古老文字。3000年前的先民，用象形的笔画描绘天地万物及日常百态。一个个简单的字形承载着华夏文明最质朴的根基，蕴藏着流传千年的生活密码。人的一生，不过是贯穿始终的生、老、病、死、顺、逆，透过这些闪烁先民智慧的文字符号，便能读懂华夏民族最本质、最通透的生命观。

甲骨文的“”字，底下是平平的大地，上面是破土而出，努力向上的嫩芽。草木春天发芽生长，世间万物顺着天性蓬勃而生，生命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就自带向阳生长、不肯低头的本性。古人创造这个字，早就看清了生命的本质，看似像嫩芽一样柔弱，实则骨子里满是坚韧。就算长在贫瘠的石缝里，也会牢牢扎根，拼尽全力向上生长。

甲骨文的“”字，很像弯腰驼背、拄着拐杖、头发花白的老人，把人慢慢变老的样子刻画得十分真切。岁月流转，慢慢变老，是世间万物躲不开的自然规律。老去不代表衰败凋零，反而是阅历积累、人生圆满的见证。从年少青葱，到中年沉稳，再到晚年安然，人生本就有完整的历程。时光不会倒流，生命终有尽头，我们要珍惜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年少勤奋不负韶华，中年沉稳扛起担当，暮年淡然安享夕阳，从容自信走完这一生。

甲骨文的“”字，字形像一个人躺在床上，浑身无力，身心疲惫，直白画出了人被病痛折磨的样子。生病遭罪，本就是人生难免要经历的考验。也正是因为尝过病痛的苦，我们才更懂健康的可贵，更会好好爱惜自己，不向苦难低头。古人遇事占卜祈福，不光是盼望身体健康，更是发自内心敬畏生命，珍惜生命。病痛提醒我们爱惜身体，苦难磨炼我们的心性，再大的痛苦终会过去，再难的处境也总有转机。

甲骨文的“”字，左边是尸骨的样子，右边是躬身祭拜的人。在古人眼里，生死就像四季更替，昼夜轮回，顺其自然地走完一生，是天道常理。能正视死亡，才能放下心中的执念，明白人生无法重来。能看淡离别，才会珍惜当下的每一天，用心过好生活。我们掌控不了生命的长短，却能把日子过得充实厚重。坚守好好活下去的信念，认真过好每一天，这正是甲骨文里流传千年的生死智慧。

甲骨文的“”字，由江河和人头组合而成。“川”是奔腾不息，畅通无阻的河水，“页”代表人的心思与心境。古人造这个字，本意就是心境像流水一样通达平和，言行顺应自然常理。细品“顺”字的深意，河水顺畅却从不停留，心境安稳更要守住本心。所以身处顺境时，更要稳住心态，不骄傲放纵，不安逸沉沦，顺着生活本来的节奏稳步向前。

“”字的甲骨文，描绘的是倒过来的人形，寓意行事不顺，前路受阻，正好对应人生遭遇坎坷低谷的逆境。人生从来没有一直平坦的路，起起落落，风风雨雨都是常态，失意迷茫，历经波折本就是必经之路。人可以暂时失意，偶尔消沉，却绝不能草率轻生，辜负仅有的这一生。逆境能磨炼人的意志，挫折能锻造人的骨气。每一次咬牙坚持，都是对生命的敬畏。每一次迎难而上，都是对生活的热爱。

3000多年过去了，甲骨早已朽蚀，但文字里的道理常存。知“”而向上，知“”而从容，知“”而珍惜，知“”而通透，知“”而谦和，知“”而坚守。以古老智慧修身立心，以敬畏之心善待生活，便是对人生最好的诠释，也是对华夏文明最好的传承。

（作者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新农科建设引领未来农业发展

陈卫，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食品微生物学教学与研究工作，是我国食品科学与营养健康领域的领军人物，在自主知识产权益生菌菌种库的构建、优质新菌种的研发、益生菌产业化推进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2026年6月，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规划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神农英才”计划，深化涉农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以需求为导向加快新农科建设，为粮食安全与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那么，当下现代农业呈现怎样的全新图景？对标“十五五”目标，涉农高校教育面临哪些新要求与新挑战？我们该如何培养未来的农业创新人才？

现代农业的深刻变革

农业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行业。古老，是因为农耕文明绵延了上万年。年轻，是因为今天的农业在科技驱动下迎来颠覆性重塑，正在获得更大的主动性，不再仅仅是靠天吃饭，而是既靠天更靠人。

打破千年铁律：农业，既靠天，也靠人。传统农业高度受制于自然条件，而现代智慧农业依托生命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牢牢掌握生产主动权。以现代化奶牛牧场为例，从育种、营养、疫病防控到场内管理，每一个环节都有科技的深度介入。在育种环节，通过基因组选择技术，牛出生前就能预知它未来产奶量高低、长肉快慢、是否健康；繁殖采用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性别可精准控制。在场内管理方面，自动伸缩屋顶、挤奶机器人、推料机器人、自动清粪设备一应俱全，所有数据实时上传云端，管理员用手机APP即可完成全部工作。今天的奶牛养殖业，已从靠天养牛转变为靠数据、靠基因、靠算法养牛。这一变革延伸至水产领域，我国自主研发“深蓝1号”深海渔场，体量相当于40个标准泳池，可容纳30万尾三文鱼，能随季节升降适配适宜水温，实现国产深海三文鱼稳定供给，摆脱进口依赖。

重构地理版图：农业，既在乡村，也在城市。当农业摆脱了土地和气候的硬约束，它就可以长在摩天大楼里，长在工业园区里。以深圳为例，深圳几乎没有成规模耕地，却瞄准打造千亿级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凭什么？凭的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它要做的是农业的“大脑”，而不是“手脚”。农业甚至可以设在炼钢厂——我国一家国有炼钢企业利用合成生物技术，将含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的工业废气通过特殊细菌转化为饲料蛋白，粗蛋白含量超过80%，可替代豆粕和鱼粉。按50%利用率估算，万亿立方米工业废气可产乙醇5000万吨、饲料蛋白500万吨，节省粮食1.6亿吨，相当于4亿亩耕地产量，同时减排二氧化碳近1.25亿吨。

颠覆产业分类：农业，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朝阳产业。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重新定义农业，农业生产本身，已经变成一个工业化的生产过程。现代农业，既是第一产业，也是第二产业，甚至还是一二三产业融合。葡萄酒产业是典型缩影：葡萄种植为一产、酿造加工为二产、品鉴销售与文化旅游为三产，全链条一体化发展，环环相扣。整体来看，现代农业跳出单一种养范畴，戈壁、厂房、楼宇都能搭建农业智造场景。它不再是单纯靠天吃饭的第一产业，而是集研发、生产、加工、品牌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体系，承载健康、情绪、体验等多元价值。这样一个全新的农业，是一个科技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朝阳产业。

涉农高校教育面临新要求与新挑战

当前农业生产全方位革新，粗放种养变为精准管控，经验劳作升级为智能监测，单一生产转向绿色循环。各类农业新业态加速兴起，对产业用人提出了全新标准。但不少涉农高校课程体系更新迟缓，教学内容跟不上产业发展实际，人才供给与行业需求明显脱节，对涉农高校教育提出三道核心考题，涉农教育亟待转型升级。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对涉农高校教育提出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句话落到实处，就是种源必须自主可控，耕地红线必须牢牢守住，绿色生产技术必须不断突破。白羽肉鸡是我国鸡肉消费主要来源，年需求量超100亿只，但过去种源完全依赖欧美，一旦断供风险巨大。想培育自己的品种，困难重重，因为国外有上百年的育种积淀，而我国几乎是从零起步。我国科研团队历时近10年，借助智能化育种技术收集上亿条生产数据，建立每只鸡的“系谱档案”，创新基因组育种技术，直接从基因层面选择优秀个体，大大加快选育进程。2021年，自主培育的“沃德188”通过国家审定，打破国外垄断，品种还出口非洲、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这告诉我们：端稳“中国饭碗”需要既懂育种又懂基因工程的科学家攻克“卡脖子”技术，需要既懂智慧农业又擅系统集成的工程师实现一人管理千亩地的效率革命，也需要既懂全球规则又具战略眼光的领军者维护国家利益。这是涉农高校教育的第一道考题。

产业的深刻变革，倒逼跨学科育人体系构建。跨界融合、产业交叉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鲜明特征。食品科研领域已结合眼动仪观测消费者瞳孔变化，分析食物对情绪、心理健康的影响。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产业趋势：未来的食品企业不仅要生产好吃的产品，还要兼顾消费者吃得开心、吃得放松，同步提供情绪价值、健康价值、体验价值。这就要求从业人员兼具农学、食品科学基础，同时通晓心理学、神经科学与人工智能相关知识。现代农业不仅实现了生产方式从人工劳作向智能管控的转型，产业价值边界更从田间地头延伸至大众精神需求层面，对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出全新要求，这也是农业变革带给涉农高校教育的第二道考题。

传统教育模式难以适配新需求，要求教育教学自我革新。当前涉农教育存在协同能力弱、课程更新慢、实践脱节等问题。学生单科技能扎实，但跨团队协作能力不足；学分机制僵化，前沿交叉课程供给不足；课堂教学与田间、产业一线割裂。市场已经开始转向智能种养、生物制造、农业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产业需要复合型人才，而部分高校学科、课程更新迟缓，仍在输出单科型知识模块，人才供给跟不上产业迭代速度。当然，挑战之中蕴藏发展机遇，正是农业产业迭代升级、传统育人范式难以适配新需求，才为教育改革释放了充足空间与内生动力。2026年国家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其中涉农专业6种、占比超15%，农业机器人、生物制造、智慧渔业、智慧景观制造等专业均紧扣未来农业发展需求。国家战略部署明确导向、产业变革持续倒逼，涉农高校必须主动推进教育教学自我革新。

新农科建设的系统化实践路径

面对产业变革与人才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涉农高校教育不能被动等待，必须以系统化改革主动破题。新农科建设，正是这场涉农教育改革的核心抓手。它不是对传统农科的修修补补，而是面向未来农业的一次人才培养体系系统性重构。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涉农高校，近年来围绕理念更新、专业重构、耕读育人、课程革新等方面，探索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农科建设路径。

理念先行锚定固本拓新，形成新农科建设新方案。新农科建设不是凭空产生的。2018年，中国农大牵头联合七校召开首次新农科教育研讨会，会上讨论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新农科的“新”，到底是新旧的新，还是创新的新？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固本拓新”。固本，就是粮食安全之本、“三农”情怀之本不能丢；拓新，就是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工程技术去改造传统农科，同时把学科领域拓展到营养健康、生态环境、乡村治理这些新方向上。在这一共识指引下，2019年，《安吉共识》《北大仓行动》《北京指南》相继发布，被称为新农科建设“三部曲”，为全国农林院校提供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育人改革方案。

重构专业分布，打造适配未来的“专业矩阵”。传统农科专业设置偏窄，新农科建设应坚持“有增有减，交叉融合”的专业改革思路。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一方面，做减法，停招不适应发展的专业；另一方面，做加法，牵头研制《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划定12个新农科专业方向，新增生物育种科学、农业智能装备工程等6个全国首创专业。同时打破学科壁垒，支持学生按需构建个性化知识体系。面向科研潜力突出的优秀学生，设立未来技术学院，依托生物科学、生物育种专业推行“强基计划”本研贯通培养，本科生可提前进入实验室开展前沿研究。

深耕耕读育人，厚植知农爱农精神底色。人才培养是高校根本任务，新农科建设核心要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关键在于培育学生知农爱农情怀。需要从两方面发力：一是把价值引领融入全部课程，引导教师将强农兴农使命潜移默化传递给学生；二是深耕耕读教育，在田野里培养情怀。比如，中国农业大学牵头编写《耕读教育十讲》，依托两万余亩涿州教学实验场开设劳动必修课，让学生扎根田间实操劳作。如今全国涉农高校建成300余个耕读教育基地，耕读育人已成为新农科鲜明特色。

革新课程体系，既“教知识”更“炼能力”。筑牢知农情怀后，新农科建设需依托课程改革夯实学生综合能力。一方面，迭代人才培养方案。面向本科生推行“通识—大类—专业”三层次课程培养方案，推动传统专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将科研前沿和产业一线转化为育人平台，开展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中国农业大学近5年有超17000人次参与7000余个项目，不少本科生早早进驻实验室，产出学术论文、斩获各类竞赛奖项。另一方面，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的科技小院模式就是如此，把课堂和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师生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地破解农业生产痛点，打通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成为涉农高校共同的育人实践，重塑了学生成长路径。如今全国157家培养单位建成1800余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份。各地院校同步探索特色实践，华南农业大学打造无人农场实训基地，教学全程覆盖智能农机作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开设农业交叉微专业，灵活培育复合型人才；福建农林大学上线AI病虫害实训平台，将智能诊断纳入必修课程。多方协同改革之下，我国农林学科跻身国际前列，毕业生成为农业各领域中坚力量，形成涉农教育改革的特色“中国方案”。

对标“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我国涉农高校教育未来该朝着哪些方向继续改革创新？2025年，中国农业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嘱托：“弘扬优良办学传统，矢志强农报国，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这与2019年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2023年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同学们的回信一脉相承，构成新时代涉农高校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遵循。第一，坚守强农报国初心使命。这是涉农高校与生俱来的责任，也是全体农林师生的价值追求，所有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最终都要落脚保障粮食安全、建设农业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二，持续深化改革系统重塑。面对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农林教育不能仅做局部修补，要围绕学科、课程、实践、评价全链条系统性革新，主动适配未来农业、未来农民的全新需求。第三，涵养知农爱农深厚情怀。先进技术若无乡土情怀支撑，只是冰冷工具；只有对土地、农民、农业饱含情感，才能主动扎根一线，用科技创造民生价值。

强农报国、深化改革、知农爱农这三个关键词，回答了新农科建设“为了谁”“依靠谁”“培养谁”的根本问题，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清晰图景。农业古老又年轻，未来农业充满无限可能。涉农高校唯有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国家战略为牵引、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方能源源不断培育兼具专业能力、知农爱农、全球视野的新型农业人才，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筑牢根基。

加快高端科研仪器国产化

针对高端科研仪器等瓶颈制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指出，“我国基础研究存在题目从国外学术期刊上找、仪器设备从国外进口、取得成果后再花钱到国外期刊和平台上发表的‘两头在外问题’”，“强化高端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科技期刊等基础条件自主保障”，“打好科技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国产化攻坚战”，“争取早日实现用我国自主的研究平台、仪器设备来解决重大基础研究问题”。高端科研仪器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眼”和“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底座，驱动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发展。但是，我国高端科研仪器长期受制于外，严重影响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

高端科研仪器，或称高端科学仪器，是指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功能复杂、应用场景要求高的装置或设备。其研发、制作本身就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具有工艺水平、精密程度和性能指标高的特征。高端科研仪器是支撑国家重大任务、前沿科学研究、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工具。据不完全统计，诺贝尔奖自然科学奖项中70%以上的重大科技成果是依赖高端科学仪器取得的。随着科学研究向“四极”发展，科研活动更加离不开高端科研仪器，发展高端科研仪器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必争领域。仪器不能自主创新和国产化替代，就难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以说，高端科研仪器的创新、制造和应用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实力和工业实力的重要标志。

目前，我国仍然大量从发达国家购买高端科研仪器。科学仪器与芯片、石油一同位列对外依存度前三。细分领域看，激光器、核仪器、医学仪器进口占比均超70%。数据显示，近5年50万元以上高端分析仪器进口量和购置总额超过80%，其中高校进口占比约60%，科研院所进口约占20%。高端科研仪器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美国高端科研仪器占全球市场超1/3。企业营收规模全球Top20的高端仪器厂家之中，美国有12家，德国4家，瑞士2家，日本2家。由于高端科研仪器研发难度大、技术工艺强、精密程度和性能指标高，一方面决定了其门槛高、价格高、利润高，且可能被列入限制出口名单；另一方面，国产高端科研仪器在核心材料、工艺以及关键元器件等方面存在短板，在性能稳定性、服务支撑性、市场认可度等方面明显不足，虽解决了“人有我有”，但“有并不一定好用”。高端质谱仪、光学色谱仪、光学显微镜等国产替代采购占比不足10%。

发展科研仪器我国早有部署。199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已设立“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项”。科技部和基金委加强科学仪器研制专项支持。“十四五”期间，科技部部署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础科研条件与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研发”重点专项，支持科学仪器国产化研制，增强基础科研核心部件的研发能力。据2026中关村论坛——高端仪器创新发展论坛发布的数据，我国仪器仪表行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由于发展高端科研仪器我国起步较晚，且涉及技术链条长、种类门类多、市场壁垒高，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仅靠市场自身的机制较难实现。

央地正加速推进高端仪器发展。我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发展高端仪器作了专门部署，提出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高端仪器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要求强化科技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加强高端科研仪器、科技期刊、科学数据等条件建设。工信部等将高端科研仪器研制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金委持续资助“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此外，为促进我国与全球高端科研仪器领域的交流，2025年11月，由中国科学院主管的首本英文国际期刊——《高端科学仪器》创刊发布。地方也在先行先试，加快推进高端科研仪器国产化。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制定发展高端仪器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出台配套支持政策，旨在研制出性能卓越、稳定灵敏、准确高效的科研仪器，让用户敢用、想用、愿用。

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解决的根本性不平衡就是实现“有没有”和“好不好”的问题，本质既是科研攻关，也是做仪器产品。需要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补齐工业化短板，发挥非对称性优势、后发优势和换道超车优势。

一是加大高端科研仪器研发支持。采取超常规举措，布局支持高端科研仪器基础研究、前沿攻关、技术突破与产品创新，在选题立项、平台建设、人才培育、奖项支持等方面予以倾斜。尤其要对新原理、新概念的仪器研制，以及跨时间、空间尺度和极端条件下精确测量的新实验方法探索等加大研发力度，推动仪器重大攻关任务与基础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深度融合。发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衍生技术外溢效益，将设施在建设运行中衍生的新技术、新突破就地产业化，实现高端科研仪器“根技术”的自主可控。强化重大项目的杠杆带动作用，发挥高校、科研院所前沿引领和源头供给作用，提高攻关组织化程度，加速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成果转化为优质稳定的高端科研仪器。增强企业牵头组织和资源整合能力，大力推动高端科研仪器的研发、工程化和商品化，持续提升产品可靠性、耐用性与稳定性。

二是完善高端科研仪器战略布局。推动区域围绕质谱、色谱、光谱分析仪器，电子显微镜，生命科学仪器及关键传感器、探测器、真空泵、激光器等核心部件，配套数据分析软件、标准谱库，整合集聚创新资源，打造特色互补的高端科研仪器产业集群，形成若干研发示范基地、特色高地、区域中心。系统破解仪器研发周期长、门槛高难题，贯通高校、院所和企业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工程化到市场应用的全链条，依托基地和园区搭建小试、中试、检验检测等共性技术平台，补齐原理验证、样机研制、工程化、产业化应用各环节短板，增强共性技术服务能力和支撑产业链韧性的能力。优化考核激励机制，将仪器整机研制、工程应用、规模化发展作为核心评价指标，形成承担一项重大攻关任务、研制一系列关键仪器、孵化集聚一批中下游企业的格局。鼓励仪器科技领军企业、行业协会牵头制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行业规则和技术标准。

三是推动高端科研仪器产业发展。聚焦高端科研仪器整机产品战略必争领域，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壮大龙头和细分赛道领军企业，支持龙头企业牵头构建产学研用创新联合体，打造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创新”的产业生态。高端科研仪器是小众购买的“大国重器”，单一市场规模相对有限，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国家长期投入、风险共担、需求牵引，增强政府先导产业母基金、未来产业基金等的引导作用，鼓励社会资本、风险投资投向早期项目。鼓励使用国产替代科研仪器，在不断使用中迭代升级，实现“应用验证—问题反馈—技术改进”的良性循环。完善采购扶持政策，将国产仪器推广应用纳入相关考核体系，强化政策端支撑保障。聚焦场景需求和未来发展需要，依托高能级科创平台，设立国产仪器应用示范与迭代中心，面向全国用户开放试用，推动国产仪器在真实应用场景中验证和迭代。

四是提升高端科研仪器整体性能。高端科研仪器的核心竞争力在尖端技术底座、系统整合集成、运行稳定性和工程可靠性。在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的同时，注重将人工智能技术贯通高端科研仪器、将具备高水平生产工艺的元器件进行多模块系统集成，推动仪器从单纯数据检测工具，向分析研判、提供决策的智慧平台转变，实现从数据采集向知识发现跨越，全面提升国产科研仪器精度、效率和稳定性，让仪器“能思考”“会决策”，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加快高端科研仪器研制项目培养高水平仪器科技人才，推动从单一仪器向“科研仪器+运维人员+自定义方案”智能价值跃迁，提供完整的工作流解决方案、全链条价值创造和个性化服务，助力解决前沿科学、关键技术和产业症结问题，让“好不好用”成为整体性能的关键指标，实现从核心部件、工业软件到产业生态的科研仪器全链条变革。

坚持以文化人促进文明乡风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要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文明新气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的部署，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提升乡村治理和文明乡风建设水平。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措施，对于促进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深刻把握文明乡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涵养精神底色，凝聚乡村治理向心力。“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国传统治理历来重视风俗与政治、教化与秩序之间的关系。当前，农村社会形态、人口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乡村治理面临价值共识弱化、公共精神退化与集体认同感淡化等深层文化困境。文明乡风建设通过以主流价值引领乡村风尚，把党的创新理论、国家政策导向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和文明实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破除思想误区、凝聚思想共识，夯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和群众基础。

传承历史文脉，激活农耕文明生命力。“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蕴含了人与天地相互依存、生产与生活内在统一的深层智慧。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形成重农、民本、信时、和合等精神特质。天人合一可以转化为和美乡村的建设理念，耕读传家可以转化为重教崇学的家风家训，讲信修睦可以转化为邻里互助的道德规范，勤俭孝亲可以转化为移风易俗的价值支撑。文明乡风建设通过系统保护利用农业文化遗产、乡土非遗、红色文化资源，赓续求真务实、守正创新、崇德向善的优良传统，留住乡土文化记忆，凝聚传统礼俗道德力量，激活农耕文明深厚持久生命力。

净化乡风民风，提升农民群众幸福感。“移风易俗，天下皆宁。”风俗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行为规则、情感认同和价值评价体系。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问题，表面看是婚丧嫁娶中的生活习惯，深层看是面子观念、人情压力、攀比心理和公共规则固化交织形成的治理难题。文明乡风建设通过价值引导和制度规范，推动婚事回归爱情责任、丧事回归孝道本义、敬老回归赡养陪伴、人情回归真诚互助。常态化推进移风易俗，把文明乡风理念落实到婚礼、彩礼、宴席、丧葬等具体场景，整治陈规陋习、减轻人情负担，培育文明婚恋、孝老爱亲、守望相助的新风正气，纾解了农民群众生活压力，使他们展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文明乡风建设实践取得明显成效。思想文化阵地全域覆盖。基层思想文化阵地的价值，在于把群众组织起来、把思想传播开来、把共识凝聚起来。当前，全国共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60余万个，实现了县乡村全覆盖。各地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文化礼堂、村艺工坊、乡村舞台等，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浙江建设超过2万家农村文化礼堂，整合理论宣讲、文化服务、教育培训、移风易俗等功能，打造集礼堂、讲堂、文体活动场所为一体的文化阵地综合体。小板凳宣讲、云端课堂、乡村直播等新模式逐渐普及，乡村呈现“基层干部讲政策、文化带头人讲家风、道德模范讲故事”的繁盛景象，理论政策宣讲直达基层、深入人心。

移风易俗治理常态推进。各地行政村村规民约全面修订完善，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不断凸显，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渐成风尚，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宁夏创新构建“1+8+N”政策体系，开展农村高额彩礼专项治理，截至2025年底全区农村共办理结婚登记12618对，其中“零彩礼”“低彩礼”占大多数，平均彩礼金额较治理前下降36%。根据农业农村部村级移风易俗观察点监测数据，乡村文明新风尚逐渐成为群众共识。

乡村文化活力充分释放。近年来，各地探索创新传统村落保护、非遗传承等发展路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序推进，迄今已认定7批18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来自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25项。农业农村部、中国文联联合推出“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系统部署了12项重点文化活动，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村超”“村BA”“村晚”“村跑”“村舞”等群众文体活动蓬勃开展。短视频、直播、电商平台等数字赋能乡村文化传播，释放出农民群众的创新创造活力。公共文化供给更加丰富，乡村美景美食、民俗活动、非遗技艺走向更广阔市场，文化惠民、文化悦民、文化富民综合效应不断显现。

厚植文明乡风建设长效根基。坚持以文化人，在价值浸润中滋养和美乡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普及。牢牢守住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党群服务中心等基层阵地，常态化开展对象化、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坚持从农民群众所思所想所盼出发，用贴近群众、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宣讲党的创新理论，用生动事例讲清深刻道理，让群众听得进、听得懂，入脑入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贯穿结合融入和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统筹推进农村道德讲堂、乡风文化墙等阵地建设，打造可视化、通俗化价值传播载体。开展思想道德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农民厚植爱党爱国、家国一体的情怀。健全农村思想道德建设长效机制，组织开展诚信教育、法治教育。健全农村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机制，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深入挖掘文化资源，在文脉传承中厚植乡风底蕴。坚持保护优先、活化利用。开展全国农耕文化资源调查，系统梳理农业文化遗产、传统民俗、红色资源与非遗技艺，建立文化资源台账和分类保护机制。完善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加强农业文化遗产挖掘、认定与保护，守住乡村文化根脉。深挖精神内涵、融入基层治理。实施乡村记忆工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村规民约、家风家训、文明评议和榜样选树。丰富文化载体、潜移默化浸润人心。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文化礼堂、乡村博物馆、村史馆、农家书屋、乡村舞台等载体，结合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农民丰收节和二十四节气等场景，开展具有农耕农趣农味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促进乡土文化创新发展。

深化农村移风易俗，在常态治理中净化乡村风气。发挥党员干部带头和村规民约引导作用。加强农村党员干部日常教育管理，严格落实婚丧事宜报备承诺制度，对党员干部违规操办酒席等行为依规依纪依法处理。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组织作用，推动彩礼倡导标准、宴席规模、随礼限额、丧事流程、无事酒治理等纳入村规民约，完善约束性规范和倡导性标准。坚持依法分类治理。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规范引导过度消费、攀比敛财等不良风气，依法打击婚丧敛财、借婚诈骗，依法治理黄赌毒、非法宗教活动等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公共服务支持。加强农村法治文化建设，开展农村移风易俗政策宣讲教育。加强公益性婚恋服务，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健全农村殡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公益性墓地建设和规范管理。充分利用乡村综合性服务设施，为群众新办简办婚丧嫁娶提供便利服务，营造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

（作者系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司长）

推动基于周期规律的城市更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当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城市更新工作的本质是遵循周期规律的系统工程，深刻把握城市发展、经济运行、产业迭代、设施和建筑更新等周期规律，将全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更新全过程，对于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深刻认识城市更新全过程的周期性特征。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运动轨迹呈S形曲线，城市化进程分为初期、快速发展和稳定三个阶段，城市化率60%—70%是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折的时期。在快速发展阶段有关国家主要关注解决城市化的问题，在快速发展转入稳定阶段时，主要关注解决城市发展本身的问题。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正处在需要通过城市更新解决城市发展动力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力趋紧、存量空间需要盘活优化等问题的时期。

从宏观经济运行与投资周期来看，长周期项目需要更加长效的投融资体系支撑。城市更新项目普遍具有前期投入大、运营周期长、投资回报慢的特点。城市建设与宏观经济运行和财政收入深度关联，经济上行阶段财政投入力度加大，经济承压阶段城市更新又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是稳投资、促消费的重要载体。单纯依靠短期信贷和财政临时补助难以满足项目全生命周期需求，构建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是保障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的关键。

从产业迭代周期来看，城市空间更新需求与产业业态升级互为支撑。城市产业伴随技术革新、市场变革不断迭代，传统产业逐步退出、新兴业态加速成长，要求老旧街区（厂区）、传统商圈、低效楼宇等同步更新升级。如果脱离产业发展周期盲目更新改造，容易出现重形象、轻功能，项目红极一时、长期闲置等问题。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依托存量空间，顺应产业周期规律，培育科技研发、文化创意、休闲娱乐等新产业新业态，才能持续激活城市内生动力，实现空间价值稳步提升。

从设施和建筑周期来看，大量存量设施进入更新改造窗口期。按照现行工程建设标准，我国普通房屋和构筑物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建筑外墙、管线、门窗等附属设施使用年限多为15至30年；城镇供水管网年度更新率不宜低于2%；生活污水管网要求每5至10年完成一轮全面排查修复；根据道路等级及路面类型，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道路路面结构设施工作年限分别为15年、15年、15年、10年；电梯、老旧燃气管道等特种设备达到规定使用年限必须开展评估改造。根据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数据，我国城镇房屋建筑面积达662亿平方米。各类市政管网总长度约390万公里，大量20世纪中后期建成的建筑和设施陆续进入老化期，开展顺应周期规律的常态化更新、精细化运维成为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迫切任务。

着力构建基于周期规律的城市更新实施体系。牢固树立城市更新“全周期管理”意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摆脱增量建设思维，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将全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更新全过程。城市更新本质是存量利益协商调整的过程，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项目谋划、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资金保障、运营维护、动态评估各个环节，兼顾短期目标与长远发展，综合实施空间改造与功能提升。比如，北京市某居民区住宅建筑已临近50年结构老化周期。项目充分尊重居民意愿，采取原拆原建模式，统筹推进安全隐患整治、居住品质提升与长效运维管理，成为城市更新全周期理念落地的典型实践。

根据周期规律制定城市更新专项规划。规划是发展的愿景、蓝图、依据、时序，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城市更新专项规划是统筹城镇开发边界内城市更新活动、谋划实施城市更新项目的依据。不同项目有不同周期，在城市更新时期，摸清不同的项目周期有利于节约成本、发挥最大经济社会效益。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通过城市体检将问题清单和需求清单转化为项目清单，建立完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的规划实施体系，强化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全面开展城市设施普查，完善全域城建档案，标注各类设施建成年代、使用年限、老化程度和更新节点。按照建筑周期分类施策，比如，对楼龄20至50年的住宅，重点实施管线改造、加装电梯、环境整治等综合提质；对楼龄超50年的危旧房屋，有序推行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市政道路、管网、电梯等设施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常态化改造。推行片区统筹更新，结合产业周期规律，推动空间更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

推动构建基于周期规律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城市更新融资重点聚焦项目全周期的投资、建设、运营三大环节，从实践来看，根据不同环节采取投资基金化、建设信贷化、运营证券化是城市更新投融资的基本规律。具体来看，项目前期投资阶段盈利不确定性较大，更多需要股权方式融资，一般分为两类运作模式，一种是由专业机构发起的市场化私募基金，收购存量物业并盘活资产实现退出；另一种是由政府成立的引导型城市更新基金，采用母子基金架构，遵循“参股不控股”市场化运营原则，撬动国企、保险、银行及民间社会资本。中期建设改造阶段资金需求量较大，且随着项目不断成熟、风险点逐渐排除，资产价值逐渐显现，可更多利用债权方式融资，依靠银行贷款、信托贷款、政策性金融贷款等信贷工具保障资金供给。后期运营阶段项目现金流趋于稳定，可采取资产证券化的方式进行融资，通过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商业房地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MBS）、资产支持证券（ABS）等资产证券化工具实现前期投资人退出。

打造多元共治的全周期现代化治理体系。将推进城市更新作为完善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推动城市治理重心下沉。健全全流程公众参与机制，在项目策划、设计、建设、管护各环节广泛听取民意，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大多发生在社区，对于社区层面能够解决的，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城市管理进社区，物业服务进家庭，把矛盾和问题解决在基层；对于社区层面难以解决的，规范运用基层上报、部门联动响应机制，明晰行业主管部门职责清单。依托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开展全周期在线监测，以数字化赋能城市治理提质增效。

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其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体验和健康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的基本定位”“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立医院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健全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完善薪酬制度，规范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执业行为，加强医疗卫生领域法治保障”。这一系列部署，为新形势下公立医院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

坚持公益性导向是公立医院改革的价值所在与根本方向，具有重大意义。从战略全局看，这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确立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明确要求以公益性为导向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公立医院要在落实这一战略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从民生福祉看，这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要求。公益性是由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必须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公益性贯穿医疗服务全过程。从发展规律看，这是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坐标。高质量发展重在实现发展方式转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转向人才技术要素，这三重转向最终要以是否增进人民健康福祉来衡量。

近年来，公立医院改革持续深化，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与标志性成果。一是改革政策体系日臻完善，顶层设计不断夯实。《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纲领性文件，清晰划定改革路线图与实施时间表。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推进14家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点，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范式，为全国公立医院改革提供了实操借鉴。二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健全，服务可及性显著提升。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量稳步扩容，基层医疗服务网络不断织密，超90%居民可在15分钟内抵达就近医疗服务点。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覆盖超13亿群众，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增效，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区域均衡布局取得实质性突破。预约诊疗、多学科诊疗、日间手术等便民惠民服务全面落地，切实优化群众就医体验。三是改革实践成效充分凸显，内涵发展质效持续提升。以三明医改为参照标准，多地持续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累计完成万项次价格调整，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稳步提升，药品耗材收入占比持续压降。各级公立医院次均医疗费用增幅稳步收窄，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导向鲜明，有效推动医院发展模式从粗放式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内涵质量提升。

在肯定改革成效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公立医院深化公益性改革仍处于提质攻坚的关键阶段。当前，编制资源配置保障、财政长效投入机制、医疗服务价格形成体系等重点领域仍存在优化提升空间，长期积累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难题仍需持续破解，支撑公立医院稳定践行公益性定位的制度体系仍需持续完善、加固提升，需要统筹各方力量、凝聚改革合力，持续推动改革走深走实。

深化编制管理改革，夯实人才队伍稳定根基。编制管理是稳定医务人员队伍的基础性制度。要建立与公立医院发展规模、功能定位相匹配的编制总量动态调整机制，分类明确编制保障条件。一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建立与功能定位相匹配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统筹用好空余编制，通过“周转池”、备案制等向高层次人才、关键紧缺岗位和业绩突出的一线医务人员倾斜，有效扩充编制资源供给。二是破除壁垒、促进流动。推进医联体内人员流动和编制调剂使用，实现编制资源跨层级、跨区域统筹配置，引导优秀医务人员下沉基层、服务群众。三是分类施策、强化保障。针对不同学科、岗位特点建立差异化编制保障体系，切实增强队伍归属感与职业吸引力，为公益性运行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深化价格机制改革，推动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合理回归。医疗服务价格是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关键杠杆。建立健全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使价格真实反映服务价值与技术含量。一是腾笼换鸟、动态调整。坚定走“腾空间、调结构、保衔接”路径，用集中带量采购腾出的价格空间，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重点提高诊疗、手术、护理等技术劳务项目价格，使价格真实反映技术价值。二是缩短周期、优化流程。加快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审批，建立定期评估、动态调整的价格形成机制，及时将临床验证成熟的新技术纳入医保支付，激发技术创新活力。三是协同联动、精准支付。推动DRG/DIP支付方式科学化、精细化，探索建立医疗服务价格、DRG/DIP支付标准、医保监管规则“三同步”动态校准机制，对收治疑难重症和开展技术创新形成正向激励。

深化薪酬制度改革，有效激发医务人员内生动力。薪酬制度是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的核心杠杆。要构建与公益性导向相适应的薪酬分配机制。一是总量核定、动态调整。合理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建立与医疗服务收入增长、绩效考核结果联动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薪酬水平与医院发展相协调。二是结构调整、缩小差距。着力缩小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收入差距、医院内部业务科室间分配差距及绩效工资中浮动部分比重，推动收入结构更趋合理。三是倾斜一线、体现价值。分配向儿科、精神卫生、康复护理等薄弱学科及急诊、重症、手术等关键岗位倾斜，逐步提升固定薪酬占比，引导医务人员聚焦技术提升与服务质量，筑牢公益性运行的激励基础。

深化综合监管改革，确保公益性导向贯穿始终。综合监管是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的重要制度保障。要加快构建常态化、全流程、多维度的监管格局。其一，强化外部监管协同。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治理机制，强化规划在资源配置中的刚性约束，加强质量安全、机构运行、人员行为跨部门综合监管，织密外部监管网络。其二，深化内部运营管控。以业财融合为核心，健全成本核算与控制体系，紧扣合理检查、用药、治疗等关键环节规范诊疗行为，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其三，筑牢行业治理防线。创新穿透式监管手段，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和医药领域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生态，协同落实财政投入保障，使公益性要求融入临床服务全过程，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

〔作者系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党委书记〕

七十载薪火赓续新时代笃行致远

鹭潮奔涌，山海为卷；七秩芳华，薪火绵延。1956年，厦门市委党校在“海上花园”鼓浪屿正式成立，开启了鹭岛干部教育培训规范化、系统化新征程。70年来，一代代党校人接续耕耘、笃行不怠，铺就干部教育培训事业行稳致远的奋进之路。2026年，厦门市委党校迎来七十华诞。70年栉风沐雨，学校历经两次迁址发展，办学根基不断夯实，教学科研守正创新，师资队伍持续壮大。新时代以来，厦门市委党校在特区建设实践中不断交出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

聚焦主业主课，教育培训提质增效。紧扣干部教育培训核心职责，不断把握干部教育培训规律，实施教学提升“五大工程”，创新教学管理“十项机制”，着力打造“领导讲坛”“专家讲坛”等六大教学品牌，推动干部教育培训不断提档升级，累计举办培训班约5000期、培训约20万人次，尤其是近年来培训规模持续扩容，近5年年均举办培训班逾200期、培训约1.5万人次。秉持“课比天大”理念，持续强化优质课程供给，精心开发理论讲授课程12门、实践解读和案例教学课程68门，搭建了包含26门专业化、实战化课程的履职能力培训体系，形成“理论溯源——实践转化——能力提升”三位一体的教学链条。近10年，精品课程建设成效斐然，16门课程获得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品课、中组部全国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等荣誉，25门课程获评省级精品课程，先后3次荣获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教学管理优秀奖。依托特区资源优势，做强“循迹溯源”特色品牌，打造“学习之路”主题课堂。“学习之路”主题课堂2023年7月投用以来，多次承接高规格班次，累计接待学习调研者约1700批次、近5万人次，获评福建省首批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示范点。

深挖思想富矿，科研咨政成效显著。建校七十载，厦门市委党校始终坚持以研促教、以咨辅政。健全有组织科研机制，稳步推进教研咨一体化建设，科研创新活力持续释放。近5年，立项各级课题264项，其中国家级课题4项、省级课题34项；发表学术论文344篇，其中，在“三报一刊”刊发12篇，在核心报刊刊发23篇；出版专著4部；23项成果获省级以上奖励。报送决策咨询报告79件，获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33次。搭建多元科研智库平台，建成“厦门市新质生产力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9个研究平台，连续4年举办两岸融合发展学术研讨会，理论研究宣传阵地能级持续提升。

夯实人才根基，队伍支撑坚实有力。建校70年来，厦门市委党校始终将建强师资队伍作为党校长远发展的固本之举，七十载久久为功、持续培育，逐步构建起梯队合理、素养过硬的人才体系。如今，全校共有教职工117名，其中专任教师45名。近5年，引进博士17名，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已达75.6%，逐步形成高学历、年轻化、专业化的师资队伍。深入推进“党校名师工程”，健全“名师结对传帮带、基层调研练实功”的常态化培育机制。2021年以来，选派3名教师援藏援疆，67名教职工下沉基层挂职锻炼。创新实施“青年教师成长335培养计划”，根据每位教师的实际情况开展3至5年精准化、阶梯式培育。近5年，10人获聘正高职称、17人获聘副高职称，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支撑。

潮起鹭岛千帆竞，七秩熔炉再出发。站在建校70周年新起点，厦门市委党校将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特区精神，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奋力谱写新时代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厦门市委党校校务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