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推进高校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思想理论的高地和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必须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作表率、立标杆，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回答好“强国建设、高校何为”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展开和实践延伸，把我们党对高校党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新时代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办好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坚守的办学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高校党委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要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职责，切实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现代大学治理效能，确保各项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前进。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落实的办学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时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高校培养的是未来的学术领军人才、行业引领者和社会中坚力量，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解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夯实的办学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高校党组织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职责。要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把准方向、整合资源、支持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力落实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重点任务，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有力服务国家战略。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恪守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学龄人口结构变化调整办学规模，持续提升办学质量，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公平、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夯实教育强国的民生根基。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师生、服务师生，聚焦师生急难愁盼问题，把党组织的温暖传递到每一名师生身边，畅通师生民主参与学校治理渠道，充分激发办学活力，推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坚持自我革命的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高校党组织作为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坚持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校。压紧压实校院两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以优良党风引领校风学风、师德师风向上向善，一体净化校园政治生态、学术生态与育人生态，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筑牢作风与纪律屏障。

从北大红色校史中汲取党建引领发展的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长期奋斗历程中，红色血脉已深深融入北大的办学基因，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北大人最宝贵的精神滋养。一代代北大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勇担使命，探索和积累了以伟大建党精神凝心聚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经验。

坚持赓续马克思主义魂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建党前夕，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立足北大阵地，依托《新青年》等刊物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红楼开设理论研习课堂，培育了中国第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骨干。革命年代，北大党组织持续组织师生研读革命理论，以先进思想引领爱国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率先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在改革开放时期，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持续深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百余年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深刻表明，理论武装是高校党建的首要任务，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凝聚师生同心奋进的思想共识，确保办学治校不偏向、不走样。

坚持在党的旗帜引领下投身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百余年来，一代代北大人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大师生高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旗帜，投身爱国救亡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北大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师生投身“两弹一星”国防伟业、攻坚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自主研制百万次计算机，全力支撑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北大师生勇立时代潮头，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党的十八大以来，北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抓牢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时提出的“三项基础性工作”，锐意改革创新，开创了党的建设和“双一流”建设新局面。历史充分表明，高校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全过程，才能更好将党建成效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际成果。

坚持以红色血脉铸魂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北大充分发挥党史校史的资政育人功能，以革命先辈事迹感召青年投身复兴伟业，依托北大红楼等平台打造常态化现场教学基地、开设红色研学课程、组建青年理论宣讲队伍，持续把建党历史、北大红色传统转化为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高校党建工作要善用自身红色资源禀赋，推动党史校史学习融入思政教育，引导青年师生从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夯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坚持依靠基层党组织凝聚奋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北大党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扎根于师生群众之中，始终坚守依靠师生、服务师生的根本立场。建党初期，北京共产党小组扎根青年师生开展组织动员，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百余年间，学校结合历史形势和时代大势，积极创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体系，扎实开展高层次人才、青年师生政治引领与政治吸纳。新时代以来，学校持续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面对师生急难愁盼问题，各级党组织靠前服务、主动破题，持续建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实践充分证明，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联系师生的核心纽带，只有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向心力、组织凝聚力，才能把广大师生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起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开创高质量党建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局面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北大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传承红色基因，锚定率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目标，统筹抓理论、强组织、严治党、促融合，加快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筑牢思想根基，常态长效抓实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要任务是强化理论武装，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行。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核心内容和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程，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武装。面向教职工、学生、统战群体等分层分类设计学习载体，覆盖新教工岗前培训、青年教师国情研修、开学第一课、主题党团日、党外人士专题研学，实现理论学习全员覆盖。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融入思政核心课程体系，开发精品宣讲课程，依托北大红楼这一独特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研学实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深耕理论阐释，建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高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坚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开展深入研究，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丰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贡献力量。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系统挖掘整理北大早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料，梳理校史与党的建设同频共振的发展脉络，形成具有深厚北大底蕴、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完善党史党建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建强党史党建研究师资队伍，培养一批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传播者，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做好高水平人才储备。

建强组织体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必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健全学校—院系—党支部三级党建责任清单和述职评议考核机制，持续推进党建标杆院系、样板党支部培育创建行动，确保基层党组织的有形有效覆盖。坚持党管干部，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常态化开展干部政治历练和专业能力培训，全面提升干部队伍专业化水平。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管好各类宣传思想阵地，牢牢守住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防线。着力构建学校大监督格局，紧盯招生录取、基建工程、科研经费管理、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地生根。

扎根中国大地，推动党建和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紧扣学校“十五五”发展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将党建工作系统嵌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攻关等重点任务。深入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完善顶尖人才和青年人才引进、培育、评价、服务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集聚全球高层次师资力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有组织科研，把党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嵌入科研立项、团队攻坚、成果转化全流程，依托党建破除学科壁垒和协同创新堵点，聚力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打基础、利长远，系统梳理管党治校中的短板弱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制度执行，统筹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稳定重点任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谱写新时代北大共产党人的奋斗篇章。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培养人才是教育的基本职能，而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衡量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标准。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这深刻揭示了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为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经历深刻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人才需求加快变化。然而，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供需失配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破解这一难题，必须科学研判其深层原因，系统完善动态适配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营造长期适配的人才发展生态，形成供需互促、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的深层原因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脱节，是多重因素长期交织、相互强化的结果，既有制度设计层面的梗阻，也有利益格局层面的障碍，还有社会观念层面的惯性。

同质化供给与差异化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规模扩张的长期驱动下，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倾向日益突出。在办学定位上，许多院校竞相追求“综合性”“研究型”，忽视自身特色和区域产业需求；在专业设置上，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高度雷同，人才培养规格难以适应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差异化需求。从市场需求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产业对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组合不断提出新要求，多样化、数字化、绿色化特征日益突出，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而部分传统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这种同质化供给与差异化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导致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既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也制约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学科专业增设易、淘汰难的制度梗阻。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对接产业需求的关键枢纽，但现行制度下调整迟滞问题突出。在增设环节，新兴专业设置往往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部分院校缺乏科学论证和前瞻布局，盲目跟风开设热门专业，导致短期过度供给和质量参差不齐。在淘汰环节，传统专业的退出面临多重阻力：教师的专业转型和安置渠道有限，实验实训设备等资产处置困难，加之院系利益格局固化和传统观念束缚，退出通道严重不畅。学科专业“易增难减”的惯性依赖，使大量教育资源被长期锁定在需求持续萎缩的传统领域，而新兴产业急需的人才培养能力难以快速形成，造成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变迁。

需求信息的预测、预警与反馈闭环缺失。供需精准匹配的前提是信息的有效传导，但当前这一链条存在明显断裂。在宏观层面，行业人才需求的前瞻性预测能力不足，缺乏基于多源大数据的长期趋势研判，规划编制往往滞后于市场实际变化。在中观层面，人才市场供需信息的实时监测和预警机制尚不健全，信号传导存在时滞，培养单位难以及时获取产业需求变化的准确信号。在微观层面，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的评价和反馈缺乏制度化的回流渠道，培养单位难以据此持续改进培养过程。信息传导链条的断裂，使人才培养长期处于“盲人摸象”的被动状态，供给侧的调整往往跟不上需求侧的变化。

产教协同的利益联结与激励互促不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提升人才培养适配性的重要路径，但实践中“学校热、企业冷”的困境尚未根本扭转。从成本分担看，企业在参与人才培养中的投入缺乏明确的成本核算和补偿机制，直接经济收益难以量化。从收益预期看，校企合作培养的人才存在被其他企业“搭便车”的风险，企业投入回报缺乏保障。从政策激励看，现有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力度不足，落地执行存在堵点，对企业参与办学的吸引力有限。这些因素导致校企合作多停留在浅层次实习实训，在培养标准制定、课程体系开发、师资双向流动等深层次协同上进展有限，产教“两张皮”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根深蒂固。在薪酬待遇上，技能人才与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技能价值的市场回报不足。在社会地位上，技术工人尤其是生产一线的技能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认可和尊重相对较低。这一观念偏差导致教育选择中的“学历崇拜”，大量学生涌入普通高等教育轨道，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高技能人才供给短缺。同时，用人单位在招聘和薪酬定级中过度依赖学历信号，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偏见，形成供需错配的自我强化循环。

持续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的人才培养机制

针对上述深层原因，需要系统构建能够动态感知需求、快速响应变化、有效协同多方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从被动滞后转向主动精准。

构建多源数据驱动的需求预测与预警机制。建立覆盖产业、行业、职业的多维度人才需求监测体系，整合宏观经济数据、行业统计调查、网络招聘平台信息、社保缴纳记录、企业年报等多源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研判人才需求的规模、结构、能力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分区域、分行业、分层次的人才供需指数，定期发布人才需求报告，实现人才短缺和过剩的早期预警，为人才培养规模调控和结构调整提供及时、可靠的科学依据，使规划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

构建就业导向的教育质量评估与资源配置机制。将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度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推动教育评价从“内部循环”转向“外部认可”。在院校评估、专业评估、学位点审核等关键环节，强化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就业稳定性等核心指标，降低论文发表等内部指标权重。建立评估结果与财政拨款、招生计划、项目评审、学位点增减等资源配置的直接挂钩机制，对适配度高的院校和专业给予资源倾斜，对长期脱节的进行刚性约束，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牵引，引导培养单位主动对接社会需求。

构建学科专业的动态设置与退出机制。改革学科专业设置管理制度，扩大培养单位自主调整权限，增强学科专业对产业变化的响应速度。建立学科专业动态目录制度，对目录外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允许灵活设置、快速响应、先行先试。同时，健全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建立包含就业率、对口就业率、就业稳定性、薪资水平等指标的专业评价体系，对连续多年评价结果不达标的专业，启动退出程序，强制缩减招生规模或予以撤销，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动态调适闭环，确保学科专业结构始终与产业结构同频共振。

构建产教协同的育人机制。推动产教融合从浅层合作走向深层协同，构建校企发展共同体。在标准层面，建立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能力标准开发的制度渠道，确保培养规格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在过程层面，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和项目制教学，企业深度介入教学实施和实习实训的全过程管理。在资源层面，支持校企共建产业学院、技术研发中心、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打通师资双向流动渠道，实现设备、案例、项目等资源的互通共享。在评价层面，引入行业认证和企业评价，使人才培养质量接受市场的直接检验。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开发机制。技术迭代加速使一次性学校教育难以满足终身职业发展需求，必须建立灵活开放的终身职业技能开发体系。推行个人学习账户制度，记录和积累各类学习成果，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的互认互通。推广培训券制度，赋予劳动者自主选择培训内容、培训机构和培训时间的权利，增强培训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鼓励企业建立内部技能等级体系和技能晋升通道，支持职业院校和高等学校开放继续教育资源，面向社会开展高质量技能培训，形成贯穿劳动者职业生涯全周期的技能开发体系，让终身学习成为劳动者的自觉行动和可行选择。

营造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长期适配的人才发展生态

动态机制的顺畅运行需要良好的制度生态作为支撑。长期适配的实现，必须超越机制层面的短期调适，构建一个支撑人才持续发展、供需持续适配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

健全基于能力本位的国家资历框架。打破长期以来“唯学历”“唯文凭”的人才评价和社会分选机制，是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制度安排。国家资历框架是衡量、沟通、衔接各级各类教育资历、职业资历的等级和通用标准，对于全面推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必须加快构建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建立以教育资历与职业资历为核心的学习成果认定、积累与转换制度，明确各级各类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证书之间的横向对应和纵向衔接关系，构建“能力本位、成果导向”的人才评价新范式。

健全产教协同的成本分担与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产教融合的成本分担机制，合理划分政府、学校、企业在协同育人中的投入责任，建立清晰透明的成本核算和补偿办法。加大财税激励力度，完善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提高扣除比例，简化申报程序。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在金融信贷、用地保障、政府采购、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实质性政策倾斜。加快推进产教融合立法进程，明确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权利义务和利益保障，使激励约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参与育人的后顾之忧。

健全平等就业与技能溢价的市场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和薪酬分配制度，消除基于学历身份的市场歧视，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用人评价机制。完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体现技能价值导向的工资单元和薪酬增长机制，形成“技能溢价”的市场激励，让高技能获得高回报。畅通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打破管理岗位与技术岗位之间的制度壁垒，使技能人才拥有可预期的职业上升空间和发展前景。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落实技能人才在工资薪酬、职称评定、城市落户、评优表彰、事业单位招聘等方面的平等保障。

培育崇尚技能的社会文化生态。制度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深层支撑。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通过舆论宣传、典型选树、荣誉表彰等多种方式，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能见度和认可度。将劳动教育和职业体验系统化地纳入基础教育各学段，帮助学生从小树立多元化的职业观和成才观，扭转单一学历导向的教育价值观。持续办好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和技能展示活动，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社会氛围，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文化生态，为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适配注入持久深沉的精神动力。

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是一项涉及观念转变、制度创新、系统重构的深刻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相互促进、协同共进，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支撑。

（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规矩约束“紧一点”换群众感觉“好一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矩是起约束作用的，所以要紧一点。紧一点自然就不舒服了”，“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领导干部守规矩与群众满意度之间的辩证关系，也为新时代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原则和方向。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规矩、明纪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领导干部用权划定了不可触碰的底线。个别领导干部觉得笼子织得太密、规矩的弦绷得太紧，不舒服、不自在了，甚至发出“为官不易”的感叹；更有甚者，高压态势之下依然不收敛不收手，无视党的纪律规矩，把公权变为“私器”，大搞权钱交易，性质严重，影响恶劣。

权力姓“公”不姓“私”，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人民性决定了领导干部要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效应。要清醒认识到，约束不是束缚，而是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护身符”和行稳致远的“压舱石”。领导干部唯有自觉接受约束和监督，才能防止权力越界、行动出轨，使各项政策举措更加符合群众需求，群众才能多一份安心和信任。群众感觉“好一点”，舒适度、满意度提高了，才能增强对领导干部的认同感和支持度，和领导干部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理想信念是‘主心骨’，纪律规矩是‘顶梁柱’，没有了这两样，必然背离党的宗旨，做人做事就会走偏走邪，思想就会百病丛生，人生就会迷失方向”。规矩约束“紧一点”首先要求进一步强化思想建党，拧紧理想信念“总开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与私、义与利、是与非的关系，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领导干部要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自觉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

有纪可依、有章可循是严明纪律的前提。要进一步扎紧织密党纪党规的笼子，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对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提出更高要求，既要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又要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领导干部只有习惯在“探照灯”下工作，才能杜绝“破窗效应”。领导干部要习惯在监督和约束下工作生活，自觉对标对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将纪律规矩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确保权力始终用来为民谋利，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是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好干部之所以被人民称赞和铭记，就是因为他们把好事实事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从细处入手、向实处着力，不断提升群众工作能力，当好干事创业的“领头雁”，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兑现承诺、取信于民。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领导干部要守好纪律规矩，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在规矩约束“紧一点”的自律中实现群众感觉“好一点”的为民服务成效，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关于文明标准的哲学阐释

近年在关于文明标准的阐释与重构中，一些学者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学术探究，在反思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标准、立足中国历史文化、构建自主文明标准问题上，形成了高度共识，共同推动着文明标准理论的中国化与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基于文明的本质

本质决定标准，标准反映本质。文明的本质是文明标准的内在根基和底层逻辑，文明标准则是文明本质的外在显示和具体体现。文明是什么，决定人们用什么标准去衡量它，确定文明标准，必须基于文明的本质。

文明的本质说的是文明“是”什么，因而要从哲学角度理解和把握。这首先涉及哲学意义上文化和文明的关系，文明的本质主要是在文化和文明的关系中显现出来的。首先，文化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外化或对象化的一切成果，它侧重于人化或外化，包含器物、制度、知识、科技、精神等，它回答“人能制造出什么”。文明则侧重于化人和内化，它是人类超越愚昧、野蛮、丑恶，进而求真、向善、尚美的历史进步过程及其积极成果，是文化的精华和向善升华，是文化中向善且呈现德性的部分，是德行天下、教养提升的结果，它回答“人应当成为什么”或“人制造出的成果对个人、群体和人类向善能带来哪些进步”。在这个坐标系里，文化是人“能做”的范围，文明则是人“应当”的范围，文化是“力量”的展现，文明是德性的照亮。因而，文化不完全等于文明，文化只是文明的前提，文明则是文化的向善升华。换言之，只有当文化被纳入“以德为核心”的德性框架和秩序之中，才可称之为“文明”。其次，文化侧重于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文明则侧重于人类发展进步的普遍性、进步性成果。最后，文化有善恶、精华、糟粕之分，文明则是文化中积极、进步、向善的部分，是文化之善，是“化文为善、化人为善、化物为善”的结晶。由文明的本质看文明标准，文明标准显然主要不是以城市、国家、文字、青铜或以器物、知识、科技为核心，而是以“和合哲学（道）、道德法治（术）、仁制礼仪（行）”为核心。就此而论，西方的“四大文明标准”（城市、国家、文字、青铜）主要属于文化范畴，主要不属于文明范畴。

基于形而上的哲学

作为一种常用思路，西方多从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等来确定文明标准。不容否认，这种思路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毕竟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能把文化提升到一个高级阶段，亦即高度文化，也为文明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实际上主要属于文化范畴，它无涉道德，实际上是高度文化的表现。青铜器，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材料和工艺；文字，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信息记录技术；城市，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人居规模的组织；国家，实际上是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和制度。就是说，上述这些都是在文化意义上而被言说的。西方多把文化说成是文明，或者把文明降低为文化，把文化混同于文明。这是一种确定文明标准的形而下思路。基于这种思路，它主张器物优先、知识优先和科技优先，以城市、国家、文字、青铜及知识科技水平为硬指标，把城市、国家、文字、青铜及知识科技等作为文明标准的优先选项。在这种所谓文明的框架中，只有符合这种硬指标或优先选项的才是“文明”，否则就是“野蛮、蒙昧”。这种框架把文化提升为文明，其实质在于确立文化霸权和文明霸权。西方近代以来确实在器物、物质、城市、知识、科技等方面具有领先地位，把文化说成文明，实质上就是把西方置于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上，进而彰显文化霸权和文明霸权。其哲学根基，是后来基于“西方中心论”而异化的“主客二元对立”及其文明叙事。基于这种哲学根基的所谓文明，只能内生出对立、分裂、冲突、暴力、战争，内生不出文明，反而会走向文明的反面——野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

其实，确定文明标准，还有另一种常被人们忽略，但十分重要，因而应引起高度关注的新思路，那就是从形而上的哲学确定文明的标准。这种思路属于基于中华文明而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进路。哲学是文明活的灵魂。中国哲学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哲学范式是注重“平等普惠”，它注重的是“具体多样—平等包容—共赢普惠”的文明叙事。以此为根基，能内生出多样统一、人人平等、包容普惠，进而内生出和合、德性、善行、为他和共生，它具有善根，自然会内生出文明。这样的文明是一种注重复数、多元、平等、互鉴、普惠的存在，而不是单数文明。尤其是它把伦理道德置于文明框架中的根本或核心地位，视伦理道德为文明之本、文明之魂，是判断文明的首要标尺，它回答“好不好”的问题。这种理解在中华文化的经典里是有其根的。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野”，就是只有力量而没有“文”；“史”，就是只有繁复之形而没有内在之“质”，“文质彬彬”，就是“文化中的德性即文明”。《周易·乾》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礼记·乐记》指出：“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强调：“照临四方谓之明，经纬天地谓之文。”

基于这种思路，应把“和合哲学、道德法治、仁制礼仪”看作文明的核心标准。在这种思路中，是以道驭术、以善统真，以伦理道德统摄知识科技，以道德法治抑制文化之恶。概言之，形而下是文明之“形”，形而上是文明之“神”。西方注重形而下，强调基于器物、物质、文字、知识、科技、城市、国家确定文明的标准，这主要是文化而不是文明。中国注重形而上，基于人本、和合、道德、礼制、向善确定文明的核心标准，这才是文明本身。从哲学形而上看文明，文明的本质是向善，道德是文明的灵魂与核心，知识科技只是文明的工具和手段。厘清这两种思路的区别，既为超越基于“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标准观、确立中国自主文明标准观进而推动文明互鉴提供了哲学基础，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一条新路。当今中国较为注重从考古学上进行文明探源，意义重大。同时，文明探源工程也可以从哲学上激活中华文明之根，沿着中国传统思想里的“文—质”“文—野”的脉络，重构中国自主的“文明”概念与“文明标准”。

基于中西历史和实践样本

不用否认，西方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贡献。然而，基于中西历史和实践样本可以看出，西方基于资本主导与工具理性逻辑，往往使知识、科技带来文化之恶、科技异化，因而不能作为通识的文明标准。就西方历史和实践样本来看，西方的器物、知识、科技、理性多是文化的工具，非文明的本质，它主要是人化自然、支配自然的工具和手段，因而主要属于文化范畴。知识文化和科技水平不完全等同于文明程度，它们与资本主导逻辑与工具理性共谋，便使科技伴随文化之恶从而导致科技异化。资本主导逻辑使西方将科技异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使科技服务于资本而非人的全面发展，也使科技脱离人文和道德约束，进而导致物的依赖、人的异化和道德沦丧，走向了单向度、反生态，成为霸权、殖民、掠夺、战争的一种手段。西方“把知识科技等同于文明”，本质上是混淆了文化和文明的相对区别，它用器物先进判定文明优越，以此行使文化霸权、文明霸权。它往往以所谓的文明外衣遮蔽殖民、掠夺、霸权的野蛮本质，制造出文明等级、文明冲突。当今西方，文明异化体现为科技异化（科技从“为人服务”异化为“人为技役”）、资本异化（资本从“发展手段”异化为“资本奴役”）、价值异化（以工具理性取代价值理性，以物质追求取代精神向善）。历史和实践表明，基于“西方中心论”的西方文明以物质至上、资本扩张、征服自然、工具理性为动力，强调物质主义、资本主导、外在征服、主客对立，其结果便导致世界的对立、分裂、冲突、暴力和战争，导致新的更大野蛮。

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早在英文单词civilization（即“文明”）出现的2000多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法国伏尔泰曾讲，人类文明史是从中国开始的。《周易正义》卷2《大有》所讲的“其德刚健而文明”有其深意，意指文明就是人的内心道德修养深厚，具备高尚品质，外在行为亦彰显素养，实现内外兼修。中华文明以和合哲学为“道”，以道德法治为“术”，以仁制礼仪为“行”，倡导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主张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美美与共，强调文化之善，其逻辑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由个体道德完善到家庭齐心和睦再到社会文明秩序，最后到天下太平。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可以为确定文明标准提供丰富资源、奠定坚实基础。这种文明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带给世界的是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包容普惠，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文明进步开辟新的光明前景，也能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道”上的中国智慧、“术”上的中国方案、“行”上的中国力量。

总之，在一定意义上，西方把“知识科技等同于文明”含有吊诡之计，其后果，就是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文明霸权论。在新时代，可以通过对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哲学形而上的维度探究中国自主的文明标准。这种文明标准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理一分殊”。普遍性（统一性），指的是所有文明都注重求真、向善、尚美，追求人的解放、社会进步、和平发展，这是人类文明的共性；特殊性（多样性），是指实现“真善美”的道路、模式、制度植根于本国国情、历史文化基因、民族传统和现实条件，不存在西方所谓的唯一标准或单一标准，也不存在西方所谓的“单数文明”。它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坚持文明平等相待，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倡导文明和而不同，实现文明多元共生，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要言之，它注重的是“具体多样—平等包容—共赢普惠”的文明叙事。

运用新大众文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

理论要入脑入心，就必须找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近年来，以网络文学、短视频、微短剧、直播等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成为互联网时代最具活力的文艺形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并将其纳入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议程。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推动新大众文艺与党的创新理论深度融合，不仅关乎理论传播如何有效抵达人心，也关乎新大众文艺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激活“人人都是创作者”的主体力量，推动理论传播从“精英宣讲”走向“大众共讲”。新大众文艺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职场白领、外卖员、保洁员、农民、货车司机等来自千行百业的普通人成为文艺创作者，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长期以来，理论传播更多依赖专家学者与主流媒体的权威阐释，虽具有系统性与规范性，但在传播触达与情感共鸣层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新时期，文艺创作实现了从“为大众”“写大众”到“大众写”“大众享”的转变，理论传播也更应注重激活群众参与意识，形成“大家讲、大家听、大家悟”的传播生态。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主动搭建平台，将理论传播的“话筒”交给群众，鼓励基层文艺骨干、青年“网红”等普通创作者用亲身经历，诠释党的创新理论的时代价值，让普通人的奋斗故事、生活感悟成为理论传播的生动素材，让群众在自我表达中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与认同。

创新“轻量化表达”的阐释范式，增强理论传播的吸引力和穿透力。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短视频、直播、微短剧、网络文学等新大众文艺形态蓬勃兴起，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提供了灵活多元的表达空间。要善于运用新大众文艺的形态载体，推动理论表达方式、叙事逻辑和互动模式创新。通过微短剧、网络文学等叙事形态，将理论内容融入人物塑造、情节推进和生活场景，使抽象理论由“概念阐释”转向“情境呈现”；借助短视频的视听融合优势，将理论观点转化为直观生动、易于理解的传播内容，降低受众认知门槛；依托网络直播的实时互动和社群连接，增强受众参与感和认同感。运用新大众文艺推动理论传播创新，并非简单迎合碎片化传播趋势，而是主动适应群众信息获取方式和文化消费习惯的新变化，将理论表达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之中，提升理论传播的亲和力和有效性，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更广泛抵达群众、更深层凝聚共识。

坚持“平民美学”的价值导向，把理论话语“解压缩”为大众话语。理论传播不仅是思想传播，也是情感传播和审美传播。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在于秉持“平民美学”立场，不追求教化的宏大叙事，而是以平实亲切的语态、质朴动人的叙事和富有烟火气的审美质感，实现思想引领与情感共鸣的统一。要鼓励文艺创作者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实践创造中寻找创作资源，将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重大主题，转化为具体的人物故事、生活场景和情感体验，用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小故事阐释大道理。既要关注普通群众的奋斗历程、生活变化和精神追求，也要善于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变化中提炼时代价值，以平民的视角、生活的语言、鲜活的细节讲清党的创新理论，让群众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理解理论、认同理论、践行理论，真正实现理论传播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平衡创作自由与价值引领，让理论传播在“百花齐放”中保持正确方向。新大众文艺具有开放性、草根性和创新性，创作主体更加多元、表达方式更加丰富，但同时也带来了价值导向、内容质量等方面的治理问题。以新大众文艺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必须统筹好创作自由与价值引领的关系。创作自由是文艺繁荣的基本前提，也是理论传播赖以扎根的土壤，价值引领则是确保文艺创作方向、提升理论传播效能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充分发挥新大众文艺贴近群众、连接生活的优势，鼓励创作者从人民实践和时代发展中汲取创作素材，以鲜活的表达展现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实践伟力。另一方面，通过主题征集、创作扶持、优秀案例推介等方式，完善优质内容培育机制，将正确价值导向融入创作策划、作品生产、传播推广各环节，在激发创作活力的同时，提升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品质。通过构建创作者积极参与、平台有效赋能、社会共同培育的良性生态，让新大众文艺在多元表达中保持价值定力，在创新发展中更好承担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使命。

运用新大众文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是数字化时代探索“人民的文艺”与“人民的理论”深度融合的重要实践。新大众文艺源于人民、服务人民，为党的创新理论走进群众、融入生活提供了新的传播空间。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关键在于坚持人民立场，遵循传播规律，把理论传播的过程转化为群众参与、群众表达、群众共享的过程。通过不断激发人民创造活力、创新表达方式、完善传播机制，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真正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中焕发新的生命力，为凝聚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国际传播研究室主任）

党员干部要慎独慎微慎始慎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要筑牢思想防线，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政治信念坚定、遵规守纪的明白人。”这一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提供了明确的方法论指引。

“慎”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先秦儒家经典。《礼记·中庸》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慎”的核心要求，即在无人见闻的幽隐之处，依然保持内心的戒慎与敬畏。这种精神内涵与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严于律己的党性要求有着高度的价值共鸣。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要将“慎”的要求融入自身修养，养成慎独慎微慎始慎终的精神自觉。

无人之处最见党性，独处之下最显本色。所谓慎独，就是在独处之时、无人之境，依然严守底线、恪守规矩。现实中，一些干部恰恰在“独”字上失守滑坡。人前一寸不逾矩，人后一步便放松；组织在时守纪律，独处之际搞变通；公开场合讲党性，背地里谋私利。古语有云：“君子慎独，不欺暗室。”党员、干部一旦丢掉慎独的标尺，就难免在隐蔽角落滋生贪欲，最终滑向违法违纪的深渊。党员、干部要做到慎独，首在拧紧思想阀门，把党性修养作为“必修课”，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台上台下一个样。严格自我要求，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不因无人知晓而逾矩。涵养坦荡胸襟，常扫思想灰尘，常净心灵尘埃，以慎独之志守好从政每一处。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节不守必累大德，细微之失终酿巨祸。一餐饭、一包烟、一张卡，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是推倒党性原则的“多米诺骨牌”。现实中，一些干部在“微”字上掉以轻心，一餐便饭当作正常往来，一包好烟视为同事情谊，一张卡券看作人之常情。“积羽沉舟，群轻折轴。”每一次对“微”的松懈，都是在违法违纪上“养痈遗患”。做到慎微，首先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权力观，勿以恶小而为之；严把交往关和人情关，对交往中的微妙关系、生活中的琐碎诱惑保持高度敏感，不因事小而纵容；强化底线思维，坚持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砥砺品质，以慎微之念把好从政每一关。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慎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象征着量变之始、质变之源。正所谓“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现实中，一些干部走上违纪违法道路，往往始于“第一次”的失守。第一次收礼，觉得只是“人情往来”；第一次赴宴，认为不过是“朋友聚会”；第一次破纪，自我安慰“下不为例”。殊不知，“白袍点墨，终不可湔”。一旦开了口子，就会如轿夫之鞋，从小心翼翼到肆意放纵，在“温水煮蛙”中丧失警惕，最终小错酿成大祸。做到慎始，首在筑牢思想防线，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终身课题，从“第一粒扣子”开始就扣正扣紧；重在严守纪律底线，对任何“第一次”的试探都要高度警觉，不因“小事”而破例；贵在涵养政治定力，始终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对待手中权力，以慎始之心走好从政每一步。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现实中，“59岁现象”“‘最后一公里’腐败”怪象仍然存在，一些党员、干部一辈子勤恳，临了却在“终”字上栽了跟头。功成便想“松口气”，到站就要“歇歇脚”。正所谓，“一篙松劲退千寻”。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关键在于坚定理想信念，树立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始终保有奋斗姿态；严守纪律规矩，把好离岗离职前的最后一道关；传承优良作风，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以慎终之虑站好从政每一岗。

将道德教化寓于童蒙养正

晚清湖湘理学家罗泽南（1808—1856年），字仲岳，号罗山，历来以湘军名将的形象为人所熟知。若欲真正理解其精神世界与行事根柢，便不能绕过他作为理学教育家的一面。1848年，罗泽南于湘乡左氏芭蕉山房授徒之际，因感朱熹《小学》“语句长短参差不齐，小儿初入学，遽以此授之，往往不能以句”，遂以原书为本，删繁就简，四字一句，和以声韵，编成《小学韵语》一书。这部2900余字的蒙学读物，既非寻常村塾课童之俗本，亦非简单删削原典之节录，而是一部以理学义理为根基、以童蒙养正为指归的蒙学经典。

理学义理的蒙学化表达

《小学韵语》虽为童蒙而作，却并非仅资记诵而已。罗泽南将程朱理学的基本义理贯穿其中，使童子在日课诵习之间，即已濡染理学之义理纲常。

全书开篇便揭明心性论的基调：“人之初生，至善者性，仁义礼智，天之所命。恻隐辞让，羞恶是非，蔼然四端，扩而充之。”这四句所概括的，正是程朱理学关于天命之性与四端之心的基本学说。罗泽南承继朱熹“性即理”之说，认为人性本善，仁、义、礼、智根于天命，而恻隐、辞让、羞恶、是非之心则是此性之发见。他将心性论置于全书之首，意在表明人之为学，非由外铄，而是向内扩充先天本具之善端。这一思想直接植根于他的理学立场。在心性论上，罗泽南持“心统性情”之说，认为心为赅括性与情的总体，性与情不过是这一总体的不同方面。他将此化为韵语中的“幼而不学，遂丧天真，性漓情乖，不可为人”，意在训导童子：心统摄性情，若不加涵养，本心便失，性情便将偏离正轨。

在工夫论层面，贯彻了程朱“格物致知”“居敬穷理”的为学宗旨。罗泽南在知行观上全面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说，又融会程颐、朱熹、王夫之诸家，形成自身的知行学说。这一思想在《小学韵语》中表现为对“小学”与“大学”之关系的分梳。罗泽南在书中开篇即明言：“小学之功，大学之基，涵养德性，务习少仪。”又于书末再次强调：“不习小学，罔识幼仪，欲入大学，而无其基。不进大学，知行未优，小学成功，亦无由收。”将“小学”为“大学”之根基的思想讲得极为透彻。在罗泽南看来，洒扫应对、进退揖让之“事”，正是日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理”的初阶。童子在习熟幼仪的过程中，已在不知不觉间践行着“即物穷理”的为学路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罗泽南对“敬”的反复致意。“彻始彻终，惟是一敬”，将程朱“居敬”的工夫论概括为可供终身持守的准则。这一“敬”字并非空洞的教条，而是落实于童子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从“夙夜俨恪，向晦晏息，日出而作”的起居节律，到“足容宜重，手容宜恭，肩背竦直，步履从容”的身体仪态，再到“凡为弟子，夙夜俨恪”的内心状态，皆是“敬”的具象化。《小学韵语》在这里展示的，正是一种将理学义理落实于日用践履之中的施教之法。

人伦秩序的韵语化书写

如果说心性论与工夫论构成了《小学韵语》的理论根基，那么人伦关系的规范便是其主体内容。罗泽南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将父子、兄弟、夫妇、长幼、朋友、君臣六伦逐一铺陈，构建了一个以“孝”为根基、以“敬”一以贯之的人伦秩序。

孝道在全书中所占比例最重。罗泽南从“子事父母，鸡鸣请安”写起，历述奉养、侍疾、守丧、祭祀诸节，几乎将《礼记》《孝经》中关于孝行的典则囊括殆尽，意在用前代孝亲敬长的事迹激发童子的孝心。然而，罗泽南的孝道观并不止于日常奉养，而是上升到了“全受全归”的哲学高度。他引曾子守身之事，意在告诫童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保身守身本身即尽孝。

夫妇一伦在书中呈现出极为严苛的理学面貌。罗泽南宣称“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一与之齐，终身与俱”，并径直引用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引起后世极大争议的论断。然而，若将这些表述放回他的义理系统中理解，便可见其深层关切并非夫妇一伦本身，而是试图在伦常秩序中灌注一种超越功利、超越生死的道德力量。罗泽南所列举的孟光、桓少君、缇萦、卢氏诸人，无一不是在困厄中守志不移的女子。这种对道德操守的崇仰，与他抨击功利之学、倡导“不计其功，不谋其利”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

在兄弟、朋友、长幼、君臣诸伦的书写中，罗泽南始终贯穿一个“敬”字。兄弟之间要“兄宜友弟，弟宜恭兄”，反对“好货财”而“伤同气”；朋友之交“惟敬乃久”，警惕“谑浪笑傲”之轻薄；侍坐长者则须“正尔之容，听则必恭”。这一套仪节规范看似繁琐，实则是“礼即理”思想的体现。外在之礼是内在之理的自然发见，习礼即明理。《小学韵语》将这些义理转化为四字一句的韵语，让童子于吟诵唱念之间，将这些规范内化为日用常行中的持守。

辨学卫道与经世致用的教育指向

《小学韵语》之编撰，并不仅是为了解决“不能以句”的教学难题。将其放置在罗泽南的整体学术脉络与晚清理学复兴的背景中加以审视，便可发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辨学卫道意识与经世致用关怀。

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术根柢全在程朱。他曾对王阳明心学进行了猛烈抨击，撰《姚江学辨》一书，从心性论、格致论、知行观等方面对王学进行了系统批判。在儒学外部，他又以佛老为主要论敌，认为佛老淆乱圣学、背弃人伦、破坏生产生活，应予以禁绝。这一辨学立场在《小学韵语》中并非显题，却处处是其不言自明的立论根基。书中反复申说的“小学—大学”次第、居敬穷理工夫、洒扫应对之重要性，无一不是朱子学的正统路径。当罗泽南训诫童子“毋信浮屠，供佛念藏”之时，其排斥异端的卫道之心更是溢于言表。《小学韵语》不仅是一部蒙书，更是罗泽南“辨王申朱”事业在童蒙教育的延伸。他采取的做法是从蒙养之初入手，让童子在接触“异说”之前，便已确立程朱正学的根柢。

与此同时，《小学韵语》还显示出罗泽南不同于一般俗儒的经世取向。与那些囿于道德论的正统理学家不同，罗泽南十分注重讲求经世之道，其经世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这一特质在《小学韵语》中虽因蒙书的性质而未充分展开，却仍在若干细节中隐然可见。书中在训诫童子“毋好货财”的同时，也教导他们“重任则分，轻任则并”，暗含着对分任与共济之义的重视。而书末所揭“读书何为？曰学圣人”之旨，更是将童子引向“内则为圣，外则为王”的为学理想，其气象之开阔远非寻常蒙书可比。这种将修身与经世融为一体的思路，正是湖湘理学“义理经世”传统的典型体现。

也正因此，《小学韵语》并非一部仅供童子诵读的寻常读本，成书后被多次刊刻，成为罗氏著作中流传最广的一种。这一现象绝非偶然。罗泽南及其弟子们后来走出书斋，投身湘军，深度参与了晚清军事与政治格局的重塑。他们所秉持的精神信念与行为准则，正可追溯到这部蒙书之中。书中所讲的“敬”化为他们持身以敬的行事准则，书中所倡的“毋避艰险，毋恋富贵”更成为他们在乱世之中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学韵语》不只为童蒙培植根基，更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汇入了晚清历史的变迁。

罗泽南在《小学韵语》篇末自谦地写道：“爰撮其要，辑为韵语，匪我之言，古人遗矩。”他将此书视为程朱学脉中毫不起眼的一环，仿佛只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塾师在替古人传述旧章。然而，正是这一部篇幅不大的蒙书，让后世得以窥见晚清理学在基层社会生根发芽的真实样态。它不是书斋中往复推求的抽象思辨，而是在村塾课童的日常实践中，将理、气、心、性、敬、诚、孝、忠等概念一一化为可吟诵、可践行、可终身持守的韵语。2900余字的四言韵语，承载的是一个理学家对“今日蒙士，他日圣贤”的郑重期许，更承载着晚清理学以蒙书延续学脉、以教化传续斯文的自觉努力。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系主任）

轻轨穿堂而过的都市图书馆

卡尔加里是加拿大西部的核心城市，当地汇聚了众多石油企业总部，却并无工业污染的困扰，空气质量位居加拿大、北美乃至全球前列，是公认的宜居之城。2018年11月正式开放的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因轻轨穿楼而过的独特设计享誉国际建筑界，也成为公共图书馆赋能城市发展、实现双向共进的典范。

桥型设计的图书馆建筑

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位居市区的繁华中心，与卡尔加里地标建筑电视塔相距不远，周边包括国家剧院、音乐中心、画廊等各类文化场所，同时也是城市轻轨通过的地段。为了不改变轻轨的原有运行轨道，图书馆设计者大胆采用了桥型设计的方案——巨大的长方形图书馆建筑被作为桥身腾空跃起，抬高了图书馆的主入口，轻轨在建筑底部如同船只般穿行而过；轻轨上方采用呈45度角缓缓上升的台阶式步梯覆盖，不仅体现了书籍是人类进步阶梯的理念，也给广大读者和参观者提供了席地而坐观赏都市风光的成片室外空间，与巴黎塞纳河畔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大型台阶式步梯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富有智慧的图书馆设计，妥善地解决了城市文化建筑增量与城市轨道交通存量相冲突的发展难题。同时，在图书馆大门之外，又设计了连接图书馆前后两个街区的大型通道，将原本分割的城市街区自然地连接了起来，既方便了不同街区读者的进出，也将图书馆与城市的不同区块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的桥型设计成为大都市图书馆建筑与城市交通和谐共生的成功范例。建筑中的隔音设计，使在图书馆中阅读的读者感觉不到底部有不时穿行的轻轨。此外，特别设置的轻轨站可以实现出站即达图书馆。这样的设计理念在中国城市图书馆的建设中也有体现，如北京中关村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旁的地铁4号线设有“国家图书馆”站，上海图书馆淮海路馆在地铁10号线也同样设有“上海图书馆”站。这些城市轨道交通大大便利了读者到访图书馆，也使城市图书馆与城市轨道交通融为一体。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作为城市的新文化地标，还带动了周边城区的复兴与发展，其独具匠心的建筑设计于2020年荣获美国建筑师学会（AIA）荣誉奖。美国建筑师学会认为，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典范设计，巧妙地将设计、用户、社区和可持续发展的集体愿景与价值观编织在一起。

艺术呈现的大空间演绎

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在外观与内景中均向人们呈现了别样的艺术设计，使人印象深刻的有三方面。一是以六边形为主的几何模块图形的视觉感受。从宏观欣赏，人们可以在图书馆外立面的玻璃幕墙上看到色彩深浅不一、以六边形为主的不规则图形，给人以光影互动的视觉冲击，成为图书馆与众不同的外观特征，即使距离较远也可醒目辨识；从中观欣赏，图书馆内部的视窗以多边图形设计，在不同的空间形成了不同的风景，避免了图书馆家具和墙体千篇一律的单调，也控制了过强的自然光照。图书馆书架侧面的分类标识面，也将不同色彩融入模块图形的线条；从微观欣赏，在图书馆的导引标识中也以多边图形作为设计元素，从而让读者在巨大的文化空间中感受到一个贯穿内外、大小协调的直观艺术设计，美感油然而生。

二是天花板和大内庭的眼形设计。一走进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人们便会被顶端的眼形透空天窗设计所吸引，这样的设计让自然光透过顶层的玻璃导入图书馆空间，既节约了能源，也让图书馆建筑更贴近自然；图书馆内庭大空间的中轴线也同样以眼形透空设计，与天花板的设计上下呼应。在呈螺旋上升的中庭中，形成了天地对称的艺术景观。在这里，太阳光、曲线条形成了天地人融为一体的文化创意，成为卡尔加里图书馆内部设计的一大亮点。

三是大型黑色斗牛雕塑。在图书馆通向第二层的空间，一座大型的黑色斗牛雕塑映入人们的眼帘。走近观察，原来这是用数百片以26个字母黑色金属片元素搭建而成的斗牛形象，似乎给人以“知识就是力量”或“力量就是知识”的启示，也让读者和参观者感受到卡尔加里充满活力的城市格调。

此外，图书馆主入口设计为云形拱门，材料采用当地的红雪松木，给人以自然温暖之感；图书馆建筑外的大型彩色气球状软型雕塑随风飘动，在宁静的图书馆建筑中注入了动态的色彩元素，这些都成为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空间艺术演绎的独具魅力之处。

个性多样的读者群服务

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2万多平方米的大空间布局共分为5层，具备丰富且个性化的读者服务资源。图书馆的资源布局从底层的动态向上层的静态铺开，体现出为所有读者群服务的理念。

0层设有会议厅和读者就餐休息空间；1层设有咖啡吧、自助借还机、表演厅（可容纳300多人）等设施和空间；2层主要是儿童图书馆服务区、特殊功能服务区等；3层设有数字资源共享区、创客空间（提供录音录像和3D打印等）、世界语言服务区（提供多语种文献）、新读者服务区；4层还有卡尔加里地方文献区（卡尔加里的故事）、科学与健康、艺术与娱乐（包括旅游等）的主题文献区。同时，2—4层均设有数量不等、大小不一的可预订的玻璃房，或用作小组讨论，或用作多媒体应用交流，也可用作单人学习。在图书馆所有的服务空间中，既有成人服务、少年儿童服务，也有职业创新服务和数字资源服务，还有就业准备服务、多元社区服务和无障碍设施等（平行斜坡通道和步行楼梯及电梯并用），体现出全龄友好的服务理念。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不仅有各类关于卡尔加里的研究著作，还有缩微文献和地图等，数量颇为可观，并专门设计了用于展示地方文化的橱窗。

如今，卡尔加里中央图书馆已成为一个集阅读学习、创新创意、艺术体验、社交互动、全龄友好、文旅融合的“都市客厅”，其开放性、可持续性及社区互动的设计与服务，充分体现出当代全球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趋势。

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培养人才是教育的基本职能，而能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衡量人才培养成效的重要标准。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这深刻揭示了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规律，为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经历深刻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人才需求加快变化。然而，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供需失配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破解这一难题，必须科学研判其深层原因，系统完善动态适配的人才培养机制，着力营造长期适配的人才发展生态，形成供需互促、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脱节的深层原因

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脱节，是多重因素长期交织、相互强化的结果，既有制度设计层面的梗阻，也有利益格局层面的障碍，还有社会观念层面的惯性。

同质化供给与差异化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规模扩张的长期驱动下，人才培养的同质化倾向日益突出。在办学定位上，许多院校竞相追求“综合性”“研究型”，忽视自身特色和区域产业需求；在专业设置上，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高度雷同，人才培养规格难以适应不同区域、不同产业的差异化需求。从市场需求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传统产业对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组合不断提出新要求，多样化、数字化、绿色化特征日益突出，复合型、创新型人才供给不足，而部分传统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困难。这种同质化供给与差异化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导致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既浪费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也制约了产业的转型升级。

学科专业增设易、淘汰难的制度梗阻。学科专业是人才培养对接产业需求的关键枢纽，但现行制度下调整迟滞问题突出。在增设环节，新兴专业设置往往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部分院校缺乏科学论证和前瞻布局，盲目跟风开设热门专业，导致短期过度供给和质量参差不齐。在淘汰环节，传统专业的退出面临多重阻力：教师的专业转型和安置渠道有限，实验实训设备等资产处置困难，加之院系利益格局固化和传统观念束缚，退出通道严重不畅。学科专业“易增难减”的惯性依赖，使大量教育资源被长期锁定在需求持续萎缩的传统领域，而新兴产业急需的人才培养能力难以快速形成，造成学科专业结构调整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变迁。

需求信息的预测、预警与反馈闭环缺失。供需精准匹配的前提是信息的有效传导，但当前这一链条存在明显断裂。在宏观层面，行业人才需求的前瞻性预测能力不足，缺乏基于多源大数据的长期趋势研判，规划编制往往滞后于市场实际变化。在中观层面，人才市场供需信息的实时监测和预警机制尚不健全，信号传导存在时滞，培养单位难以及时获取产业需求变化的准确信号。在微观层面，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质量的评价和反馈缺乏制度化的回流渠道，培养单位难以据此持续改进培养过程。信息传导链条的断裂，使人才培养长期处于“盲人摸象”的被动状态，供给侧的调整往往跟不上需求侧的变化。

产教协同的利益联结与激励互促不够。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提升人才培养适配性的重要路径，但实践中“学校热、企业冷”的困境尚未根本扭转。从成本分担看，企业在参与人才培养中的投入缺乏明确的成本核算和补偿机制，直接经济收益难以量化。从收益预期看，校企合作培养的人才存在被其他企业“搭便车”的风险，企业投入回报缺乏保障。从政策激励看，现有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力度不足，落地执行存在堵点，对企业参与办学的吸引力有限。这些因素导致校企合作多停留在浅层次实习实训，在培养标准制定、课程体系开发、师资双向流动等深层次协同上进展有限，产教“两张皮”问题尚未根本解决。

“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依然存在。长期以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影响深远，“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偏见根深蒂固。在薪酬待遇上，技能人才与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技能价值的市场回报不足。在社会地位上，技术工人尤其是生产一线的技能劳动者，获得的社会认可和尊重相对较低。这一观念偏差导致教育选择中的“学历崇拜”，大量学生涌入普通高等教育轨道，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高技能人才供给短缺。同时，用人单位在招聘和薪酬定级中过度依赖学历信号，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偏见，形成供需错配的自我强化循环。

持续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的人才培养机制

针对上述深层原因，需要系统构建能够动态感知需求、快速响应变化、有效协同多方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从被动滞后转向主动精准。

构建多源数据驱动的需求预测与预警机制。建立覆盖产业、行业、职业的多维度人才需求监测体系，整合宏观经济数据、行业统计调查、网络招聘平台信息、社保缴纳记录、企业年报等多源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精准研判人才需求的规模、结构、能力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分区域、分行业、分层次的人才供需指数，定期发布人才需求报告，实现人才短缺和过剩的早期预警，为人才培养规模调控和结构调整提供及时、可靠的科学依据，使规划决策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

构建就业导向的教育质量评估与资源配置机制。将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适配度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推动教育评价从“内部循环”转向“外部认可”。在院校评估、专业评估、学位点审核等关键环节，强化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质量、就业稳定性等核心指标，降低论文发表等内部指标权重。建立评估结果与财政拨款、招生计划、项目评审、学位点增减等资源配置的直接挂钩机制，对适配度高的院校和专业给予资源倾斜，对长期脱节的进行刚性约束，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牵引，引导培养单位主动对接社会需求。

构建学科专业的动态设置与退出机制。改革学科专业设置管理制度，扩大培养单位自主调整权限，增强学科专业对产业变化的响应速度。建立学科专业动态目录制度，对目录外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允许灵活设置、快速响应、先行先试。同时，健全专业预警和退出机制，建立包含就业率、对口就业率、就业稳定性、薪资水平等指标的专业评价体系，对连续多年评价结果不达标的专业，启动退出程序，强制缩减招生规模或予以撤销，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动态调适闭环，确保学科专业结构始终与产业结构同频共振。

构建产教协同的育人机制。推动产教融合从浅层合作走向深层协同，构建校企发展共同体。在标准层面，建立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能力标准开发的制度渠道，确保培养规格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在过程层面，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和项目制教学，企业深度介入教学实施和实习实训的全过程管理。在资源层面，支持校企共建产业学院、技术研发中心、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打通师资双向流动渠道，实现设备、案例、项目等资源的互通共享。在评价层面，引入行业认证和企业评价，使人才培养质量接受市场的直接检验。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开发机制。技术迭代加速使一次性学校教育难以满足终身职业发展需求，必须建立灵活开放的终身职业技能开发体系。推行个人学习账户制度，记录和积累各类学习成果，实现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的互认互通。推广培训券制度，赋予劳动者自主选择培训内容、培训机构和培训时间的权利，增强培训市场的竞争性和灵活性。鼓励企业建立内部技能等级体系和技能晋升通道，支持职业院校和高等学校开放继续教育资源，面向社会开展高质量技能培训，形成贯穿劳动者职业生涯全周期的技能开发体系，让终身学习成为劳动者的自觉行动和可行选择。

营造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长期适配的人才发展生态

动态机制的顺畅运行需要良好的制度生态作为支撑。长期适配的实现，必须超越机制层面的短期调适，构建一个支撑人才持续发展、供需持续适配的制度环境和文化土壤。

健全基于能力本位的国家资历框架。打破长期以来“唯学历”“唯文凭”的人才评价和社会分选机制，是引导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制度安排。国家资历框架是衡量、沟通、衔接各级各类教育资历、职业资历的等级和通用标准，对于全面推进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必须加快构建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建立以教育资历与职业资历为核心的学习成果认定、积累与转换制度，明确各级各类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证书之间的横向对应和纵向衔接关系，构建“能力本位、成果导向”的人才评价新范式。

健全产教协同的成本分担与激励约束机制。完善产教融合的成本分担机制，合理划分政府、学校、企业在协同育人中的投入责任，建立清晰透明的成本核算和补偿办法。加大财税激励力度，完善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提高扣除比例，简化申报程序。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在金融信贷、用地保障、政府采购、项目审批等方面给予实质性政策倾斜。加快推进产教融合立法进程，明确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权利义务和利益保障，使激励约束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参与育人的后顾之忧。

健全平等就业与技能溢价的市场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和薪酬分配制度，消除基于学历身份的市场歧视，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用人评价机制。完善技能人才薪酬分配指引，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体现技能价值导向的工资单元和薪酬增长机制，形成“技能溢价”的市场激励，让高技能获得高回报。畅通技术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打破管理岗位与技术岗位之间的制度壁垒，使技能人才拥有可预期的职业上升空间和发展前景。坚决破除各类隐性壁垒，落实技能人才在工资薪酬、职称评定、城市落户、评优表彰、事业单位招聘等方面的平等保障。

培育崇尚技能的社会文化生态。制度机制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文化土壤的深层支撑。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通过舆论宣传、典型选树、荣誉表彰等多种方式，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能见度和认可度。将劳动教育和职业体验系统化地纳入基础教育各学段，帮助学生从小树立多元化的职业观和成才观，扭转单一学历导向的教育价值观。持续办好各类职业技能竞赛和技能展示活动，营造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浓厚社会氛围，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文化生态，为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适配注入持久深沉的精神动力。

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是一项涉及观念转变、制度创新、系统重构的深刻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走向相互促进、协同共进，为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支撑。

（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

如何认识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

提问：吴波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作为“十四个坚持”之一。请问，如何理解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

解读：戴焰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教授

政治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根本性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不抓党的政治建设或背离党的政治建设指引的方向，党的其他建设就难以取得预期成效。党的十九大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摆在首位，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作为核心要义之一，并明确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要求。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全面分析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所形成的重要论断。

政治建设关乎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

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体现着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战胜各种困难和敌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边，从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在于它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奋斗，从而凝聚了一大批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的组织成员，形成了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勇往直前的战斗队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

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并不是天然形成的，也不是一旦形成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它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果，也需要通过党的政治建设来不断保持和巩固。由于党生存发展的外在环境的复杂性和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艰巨性，党内所出现的各种可能在某些方面、某些环节影响到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问题会经常性发生，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现实中的“七个有之”现象，即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就是这类问题的典型表现。如何有效解决这类问题、克服这类现象，以保证党始终站在正确立场、坚持正确方向，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特别是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其根本途径。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四个服从”的政治纪律，并付诸实施，有效地解决了影响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重申党的政治纪律，正如他所指出的，就是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站稳立场、把准方向”。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在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条件下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才能够保证党始终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前进。

政治建设是党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

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执政党，党所肩负的领导14亿多人口大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也是人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要如期实现既定的目标，就必须保证党的高度团结统一，做到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必须保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全党的步调一致、行动一致。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明确要求全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就是要更好地发挥党的政治建设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的根本保证作用。

增强政治意识要求党员干部保持坚强的政治定力，进一步夯实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根基。真正从思想和认识上建立起对党、对党中央、对党的领导核心的深刻认同。把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增强大局意识要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四个服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牢牢把握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原则。站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发展全局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使我们的各项工作始终关注大局、着眼大局、体现大局、服从大局。真正把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统一起来，做到局部服从全局、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不迷失方向，不以局部和小局得失而动心，不为眼前利益的损失而纠结。

增强核心意识要求党员干部始终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这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就会出现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党中央的权威得到确立，全党的团结统一得到保证，党和人民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党中央的权威受到损害，党的团结统一受到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所以，党员干部要把树立核心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作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增强看齐意识要求党员干部始终向党中央看齐。看齐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党的事业成功发展的关键。早在延安时期党的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就曾以队伍操练作比喻，形象地谈到看齐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全党要向党中央看齐。因为只有全党做到看齐，才能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确保令行禁止，确保全党的高度团结统一。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就是要通过不断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辨别力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政治自觉性，及时清除和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危害党的团结统一的消极因素，及时纠正各种影响全党向党中央看齐、影响党的团结统一的偏差。所以，政治建设是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

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工作中具有统领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阐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关系时也着重强调，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认真领会这些论述的深刻含义，对于我们进一步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就在于它具有根本性作用，是党的建设的生命力之所在。党本身就是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治组织。衡量一个政治组织是否先进的首要标准，就是政治标准，即它所为之奋斗的目标，它所代表的根本利益，它所体现的政治立场，它的组织成员所具备的政治倾向和政治素质等，因为这些方面决定了党的性质。我们判断一个政党是什么性质的政党，就是以这些基本方面来加以判断的。所以，党的各方面建设体现的最终成效，是保证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保证我们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做到永不变色、永葆初心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作用就是要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政治问题，解决党内存在的各种可能影响到党的政治属性的问题。

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所具有的这种根本性作用，决定了它的要求必然要贯穿在党的各方面建设工作之中，对各方面建设起统领作用。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包括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七个方面。这是我们党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的新要求所作出的科学部署。显然，党的建设各个方面，都有自己工作的侧重点和解决问题的重点目标。但是，认真分析这些具有侧重点和重点目标的工作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要求，那就是政治要求。思想建设，首先要坚持科学理论武装，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组织建设，首先要保证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保证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作风建设，首先要保证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立场；纪律建设，首先要保证党的政治纪律的贯彻执行；制度建设，首先要保证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反腐败斗争，要首先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各种案件。政治建设的要求，是体现在党的各方面建设之中的，政治建设对党的各方面建设具有统领的作用。只有更好地发挥这种统领作用，才能做到纲举目张，使党的各方面建设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以农文旅深度融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将“深化农文旅融合，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总体部署。这一顶层设计，深刻回应了乡村发展的内在规律。农文旅融合的本质，在于农业、文化与旅游三大产业系统的深度耦合，农业提供场景，文化赋予灵魂，旅游打通市场。三者相互赋能，推动传统农业从单一生产功能向多元价值功能拓展，催生休闲农业、体验经济等新业态，促使乡村经济从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体验经济跃升。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深化农文旅融合成为激活农业资源、促进农民增收、传承地方文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路径。

强化党建引领，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组织基础。办好老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也是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主心骨和“领头雁”。乡村文旅产业的本质，在于其跨越农业基底、文化资源、生态环境与旅游消费市场的深度融合。这种跨产业、跨领域的融合特征，对资源整合、利益协调和方向把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亟须发挥党建引领的统筹协调作用。在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中要坚持党建引领，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旅游、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根本保证。在实践中，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农文旅融合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凝聚县、乡、村三级党建合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发展优势。构建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的党建模式，推动党建链与产业链同频共振，绘就支部强起来、党员动起来、群众富起来的生动图景。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以农民主体激活内生动力。农民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其主体地位能否充分彰显，直接决定着融合发展的成色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业，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农文旅融合的核心阵地在农村，核心主体是农民，最大的受益者也应是广大农民。从内生式发展理论来看，乡村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生力的供给，包括村民的地方认同、参与程度以及村庄的组织架构等一系列内生于村庄且推动村庄发展的原生要素。乡村旅游得以持续的根本动力，正在于这种内生动力的有效激发和持续供给。在推进农文旅融合中，要注重强化思想引导，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在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上下功夫，使村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符合农文旅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求，推动农民从旁观者转变为乡村旅游的经营者、参与者、推动者。树立产业思维，引导农民结合自身特长发展扎染体验、窑烤糕点、农家酿酒等特色项目，经过系统培训后成为乡村民宿、特色餐饮、茶咖门店的经营者、主理人。深入挖掘普通农户的生活场景、家族记忆、民俗故事，让家家户户的日常烟火、传统技艺都成为文旅产品的核心内容。

创新运营模式，以专业管理提升资源效能。乡村丰富的文旅资源长期面临低效闲置、转化利用不足的困境，农文旅项目运营水平不高、投入产出不匹配，已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破解这一难题，需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从产业融合理论来看，推动各产业相互融合的因素可从供给方的技术创新和需求方的个性化需要两个方面加以理解。这就要求在乡村运营中既要注重供给侧的创新驱动，也要回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乡村运营以市场化介入为主要手段，将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在推进农文旅融合中，注重抓实资源盘活，系统梳理农村的闲置土地、老旧房屋、生态空间，强化统一规划和科学整理，融入创意理念和美学设计，把沉睡的、低效的、闲置的资源转化为符合市场需求的消费空间、消费业态、消费产品。以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运营公司、村民、社会方为主体的新型经营主体公司，负责运营管理政府投入的可经营性设施，作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引擎，带动农民和招商引资社会方盘活村民闲置资产，提升村集体资产的价值，实现项目建设与乡村发展高度融合。

完善分配机制，以利益联结保障农民增收。让农民持续稳定增收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科学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探索建立更加有效、更加长效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乡亲们持续获益”。家家有业态、户户有场景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人有收入，让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农文旅项目建设的本质追求，是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农民，让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构建合理利益分配机制，是农文旅融合稳健前行的基石。科学规划建设农文旅项目，立足农村现有资源禀赋，坚持一体规划建设、一体改造提升、一体运营管理，推动农文旅项目与周边村寨相配套、相融合、相适宜。发挥资金最大效益、项目最大效能，打造乡村旅游旅居新产品、新业态、新场景。构建联农带农利益共同体，创新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实现产业发展、企业盈利、农户增收、集体壮大的多赢格局。全面拓展农民增收新渠道，打通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转化路径，把农文旅发展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深度结合，支持和保障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房屋入股、务工就业、产品代销等多种方式获得收益。（作者系云南省普洱市委书记）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方向性、根本性问题，为推进高校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作为立德树人的主阵地、思想理论的高地和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必须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作表率、立标杆，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回答好“强国建设、高校何为”的时代命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高校党建工作的科学指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具体展开和实践延伸，把我们党对高校党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新时代推进高校党的建设、办好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坚守的办学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党对高校工作的领导权，使高校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高校党委承担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要加强党对学校的全面领导，履行好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的职责，切实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现代大学治理效能，确保各项事业沿着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前进。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落实的办学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时指出，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高校培养的是未来的学术领军人才、行业引领者和社会中坚力量，要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解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夯实的办学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高校党组织担负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职责。要坚持抓基层强基础，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党建工作在把准方向、整合资源、支持保障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有力落实学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重点任务，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有力服务国家战略。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恪守的人民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教育强国，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高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针对学龄人口结构变化调整办学规模，持续提升办学质量，让优质教育资源更公平、更广泛地惠及全体人民，夯实教育强国的民生根基。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师生、服务师生，聚焦师生急难愁盼问题，把党组织的温暖传递到每一名师生身边，畅通师生民主参与学校治理渠道，充分激发办学活力，推动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深刻阐明高校必须坚持自我革命的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高校党组织作为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坚定，坚持以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校。压紧压实校院两级党组织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以优良党风引领校风学风、师德师风向上向善，一体净化校园政治生态、学术生态与育人生态，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筑牢作风与纪律屏障。

从北大红色校史中汲取党建引领发展的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长期奋斗历程中，红色血脉已深深融入北大的办学基因，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北大人最宝贵的精神滋养。一代代北大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勇担使命，探索和积累了以伟大建党精神凝心聚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历史经验。

坚持赓续马克思主义魂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建党前夕，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立足北大阵地，依托《新青年》等刊物译介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北大红楼开设理论研习课堂，培育了中国第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骨干。革命年代，北大党组织持续组织师生研读革命理论，以先进思想引领爱国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率先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在改革开放时期，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持续深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百余年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深刻表明，理论武装是高校党建的首要任务，始终坚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才能凝聚师生同心奋进的思想共识，确保办学治校不偏向、不走样。

坚持在党的旗帜引领下投身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百余年来，一代代北大人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共命运、与时代和社会同前进，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北大师生高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旗帜，投身爱国救亡运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北大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师生投身“两弹一星”国防伟业、攻坚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自主研制百万次计算机，全力支撑国家工业化建设和科技事业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北大师生勇立时代潮头，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党的十八大以来，北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抓牢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考察时提出的“三项基础性工作”，锐意改革创新，开创了党的建设和“双一流”建设新局面。历史充分表明，高校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全过程，才能更好将党建成效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实际成果。

坚持以红色血脉铸魂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党的历史更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北大充分发挥党史校史的资政育人功能，以革命先辈事迹感召青年投身复兴伟业，依托北大红楼等平台打造常态化现场教学基地、开设红色研学课程、组建青年理论宣讲队伍，持续把建党历史、北大红色传统转化为理想信念教育的鲜活教材。高校党建工作要善用自身红色资源禀赋，推动党史校史学习融入思政教育，引导青年师生从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夯实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坚持依靠基层党组织凝聚奋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北大党组织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扎根于师生群众之中，始终坚守依靠师生、服务师生的根本立场。建党初期，北京共产党小组扎根青年师生开展组织动员，在进步青年中发展党员。百余年间，学校结合历史形势和时代大势，积极创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体系，扎实开展高层次人才、青年师生政治引领与政治吸纳。新时代以来，学校持续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面对师生急难愁盼问题，各级党组织靠前服务、主动破题，持续建强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实践充分证明，高校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联系师生的核心纽带，只有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向心力、组织凝聚力，才能把广大师生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凝聚起推动学校事业发展的磅礴力量。

开创高质量党建引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局面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北大将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传承红色基因，锚定率先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目标，统筹抓理论、强组织、严治党、促融合，加快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

筑牢思想根基，常态长效抓实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首要任务是强化理论武装，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入行。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核心内容和干部教育培训必修课程，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理论武装。面向教职工、学生、统战群体等分层分类设计学习载体，覆盖新教工岗前培训、青年教师国情研修、开学第一课、主题党团日、党外人士专题研学，实现理论学习全员覆盖。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融入思政核心课程体系，开发精品宣讲课程，依托北大红楼这一独特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研学实践，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深耕理论阐释，建强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高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坚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原理性理论成果开展深入研究，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丰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贡献力量。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系统挖掘整理北大早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史料，梳理校史与党的建设同频共振的发展脉络，形成具有深厚北大底蕴、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完善党史党建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建强党史党建研究师资队伍，培养一批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和传播者，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做好高水平人才储备。

建强组织体系，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党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基层党组织是党在高校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必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健全学校—院系—党支部三级党建责任清单和述职评议考核机制，持续推进党建标杆院系、样板党支部培育创建行动，确保基层党组织的有形有效覆盖。坚持党管干部，树立鲜明选人用人导向，常态化开展干部政治历练和专业能力培训，全面提升干部队伍专业化水平。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管好各类宣传思想阵地，牢牢守住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防线。着力构建学校大监督格局，紧盯招生录取、基建工程、科研经费管理、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监督，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地生根。

扎根中国大地，推动党建和事业发展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不断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推动高校党建与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深度融合。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紧扣学校“十五五”发展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将党建工作系统嵌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攻关等重点任务。深入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完善顶尖人才和青年人才引进、培育、评价、服务全链条工作机制，持续集聚全球高层次师资力量。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有组织科研，把党的组织体系、工作体系嵌入科研立项、团队攻坚、成果转化全流程，依托党建破除学科壁垒和协同创新堵点，聚力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打基础、利长远，系统梳理管党治校中的短板弱项，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制度执行，统筹推进学校改革发展稳定重点任务，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谱写新时代北大共产党人的奋斗篇章。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推动跨地区产业协作和优化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尤其是跨地区产业协作，在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健全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实施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深化跨行政区合作。产业协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更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我国经济韧性的重要举措。围绕推动跨地区产业协作和优化布局，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促进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所作出的重大部署，为“十五五”时期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体系明确了方向。横向错位发展是基于空间维度提出的区域产业布局准则，目的是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差异化的产业发展定位，避免同质化竞争与低水平重复建设。纵向分工协作则是区域产业分工在产业链维度的深化与延伸，更侧重从价值链维度优化产业空间配置，通过各地区依托自身优势承担产业链不同环节功能，形成跨地区垂直分工与高效协同体系，最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的韧性与效率。探索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对丰富我国区域发展理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促进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是顺应我国发展阶段变化、破解当前区域协调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从国际竞争格局看，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入深度重构期，区域化、近岸化特征日益明显。我国产业发展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流”与发展中国家“中低端分流”的双重挤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整体韧性与竞争力已经迫在眉睫。而且，产业竞争已经从单一企业、单一产品的竞争转向产业链集群、区域产业体系的整体竞争。只有推动不同地区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形成错位发展与分工协作，才能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体系完整优势，将空间规模优势转化为产业链整体竞争优势。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新兴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为跨地区产业分工协作创造了技术条件，也对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提出了新要求。促进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能够使我国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抢占主动位置，塑造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从国内发展阶段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区域层面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集中体现，就是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不断丰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体系。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重大区域战略落地见效，我国区域板块从分散发展转向融合互动，发展的整体性与均衡性持续提升，以重大战略为引领、多元板块协同联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已基本形成。然而，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矛盾。在东中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层面，区域间产业互补性挖掘不足，同质化竞争仍较为普遍；在城市群层面，内部产业同构化问题突出，部分地方为争夺项目加码招商竞争，竞相比拼政府资金补贴、土地、税收优惠等，既造成公共资源浪费，也扭曲要素市场价格、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在都市圈层面，中心城市功能过度集聚导致“大城市病”凸显，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也未减弱，跨地区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仍不健全，导致区域产业链整体韧性不足，应对外部冲击能力偏弱。横向错位发展主要是从根源上化解板块间、城市间的产业同构与恶性招商竞争问题，纵向分工协作则可以疏解中心城市过度集聚的功能，也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提升整体韧性。因此，促进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是破解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结构性矛盾的关键，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核心支撑。

强化跨地区规划统筹，从源头引导产业定位错位布局。推动错位发展与分工协作，首先需要破解“各定规划、各选产业”引发的同质化竞争问题，必须建立上位规划对下位规划的刚性约束，从顶层设计层面明确不同地区的功能定位与产业方向。通过规划引领和区域联动，加快形成全国四大区域板块错位发展、城市群互补联动、都市圈链群协同，层级清晰、分工有序、优势互补的现代化产业空间发展格局。在整体区域层面，立足东中西部与东北地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的梯度特征，明确四大板块的主体功能定位与主导产业方向。在城市群层面，强化国家统筹管控，编制区域性产业布局专项规划，结合域内城市区位条件与发展能级差异化设定功能定位，有效化解城市群内部低端产业竞争。在都市圈层面，可通过编制与实施都市圈规划来确保圈域内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例如，首都都市圈在规划与发展实践中，依托京津、京雄走廊发展新质生产力，建立跨行政区重大产业项目联合审议制度，严格否决不符合区域产业分工要求、违背廊道功能定位的低水平产业项目，推动各经营主体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精准确定细分产业赛道和空间区位。

深化跨地区利益共享机制创新，破除分工协作的利益藩篱。促进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本质上要求不同地区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调整产业布局。这一过程不可避免会触及地方短期利益，而当前阻碍产业跨地区有序转移、分工协作落地的关键问题，是地方政府基于独立行政主体利益产生的同质化竞争与利益博弈。只有建立公平合理、风险共担的跨地区利益共享机制，才能为错位发展与分工协作扫清障碍。建立健全跨地区产业转移税收分成制度，对转出地政府向转入地转移的重大产业项目，允许其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协商比例分享项目产生的税收收入，保障转出地的合理利益。针对各地广泛开展的跨地区共建产业园区，推动建立GDP、税收等核心指标按合作比例分成的统计制度，既保障转出地分享产业发展收益，也调动转入地承接产业、配套服务的积极性。

完善统一开放市场体系，降低跨地区分工协作的交易成本。横向错位发展与纵向分工协作，本质上是依托市场机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加快消除行政区划分割带来的制度性壁垒，系统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创造良好制度环境。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在企业登记跨地区办理、技术标准对接、行业资质互认、信用评价结果共享等重点领域实现互认互通。消除标准差异、规则分割带来的隐性壁垒，打通区域间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堵点。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尤其是探索建立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跨地区技术成果转化收益共享机制，破除影响创新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高效集聚与合理配置。推动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标准，协同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让企业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律自主选择产业布局区位，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嵌入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最终形成良性的分工协作格局，为新质生产力在区域间有序培育、梯次传递和发展壮大提供坚实的市场制度支撑。

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夯实分工协作的物理支撑。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是推动产业跨地区分工协作的基础和前提，必须加快补齐区域基础设施短板，构建支撑高效分工的物理网络。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应重点加快城市群、都市圈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建设，打通高速公路省际“断头路”和瓶颈路段，推动跨城市公交、轨道交通一卡通行，构建便捷高效的通勤网络与物流网络，降低产业分工协作的物流与通勤成本。新型基础设施领域，统筹跨地区新基建布局，支持区域内省市联合建设一体化算力网络与大数据中心，共建共享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台，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数据资源共享。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布局，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跨地区协同研发、柔性生产、远程运维提供坚实的数字支撑。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领域，统筹布局区域重大能源项目、引水工程，共建共享基础设施网络，避免重复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整体利用效率，为产业分工协作提供基础保障。

搭建多层次协同治理平台，保障分工格局的持续运转。促进形成新型产业分工格局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协同治理机制，持续协调解决分工协作中的矛盾分歧。建立跨行政区域的高级别协调机制，定期研究解决产业布局、跨地区重大项目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区域层面，设立具备实体职能的区域性协调机构，统筹推进区域产业协作的具体事务。在城市群层面，建立地方政府间常态化协商机制，针对产业分工中的具体问题开展点对点协商。建立健全都市圈内跨行政区的多层级协商机制，由省级层面统筹协调产业规划衔接、重大项目布局等核心事项，设立具备实体职能的日常协调机构推进具体事务。同时，鼓励行业协会、企业、科研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区域产业协作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共同推动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加快成型，为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利益共享

产业协作是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产业竞争呈现数字化、智能化、区域化等新趋势，单纯依靠要素成本差异推动产业转移的传统模式已难以满足区域协调发展的深层次需求。尤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区域产业同质化布局压力上升的背景下，产业协作既要立足各地比较优势，推动不同区域各展所长、错位发展，也要完善利益共享安排，使协作方能够在合作中形成稳定预期和持续动力。这就要求从战略高度认识产业协作由物理连接向功能融合、由项目协作向机制协同的演进趋势，推动优势互补与利益共享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动态平衡。

近年来，我国产业协作在多层次、多领域持续深化。从宏观格局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的牵引作用持续增强，东西部产业协作和对口合作有序推进。202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19万亿元，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4%、9.2%，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8%，为跨地区产业协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产业组织看，全国已培育形成80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些国家级集群已成为各地推动产业协作的重要载体，推动产业协作由单个项目落地逐步转向链式配套、集群共建和生态协同，为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从具体实践看，京津冀汽车产业已形成跨地区零部件配套体系，驱动轴、电池壳、车灯、座椅等环节在三地协同布局；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依托上海芯片和软件、江苏动力电池、浙江一体化压铸等环节，形成“4小时产业圈”。东西部协作也从传统帮扶向产业共建拓展，“十四五”以来，津甘协作版图不断扩展，沪滇合作共建“16+16”重点产业园区，浙川推进“东技西进、西才东输”，京蒙协作探索新能源产业合作。这些实践表明，产业协作正在从“转移一批项目”走向“共建一条链、培育一个群、带动一片区”。

同时也要看到，产业协作仍面临一些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一是产业布局仍存在同质化倾向。部分地区产业布局仍主要基于本地招商和产业扩张需求，对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热门赛道竞相布局，存在重复建设、低水平竞争和资源分散现象；也有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更重视项目数量和投资规模，对产业链关键环节、配套能力和长期竞争力考虑不足。二是创新成果跨地区转化仍存堵点。部分中心城市创新资源集聚能力较强，但对周边地区的技术外溢、成果转化和产业带动仍不充分；承接地中试验证、工程化应用、专业人才和公共服务配套不足，导致创新成果从研发端向制造端、应用端转化的效率不高。三是跨地区合作的协调成本仍然较高。一些合作园区、飞地园区和产业联盟在前期招商和项目建设阶段推进较快，但后续在税收归属、土地指标、能耗碳排放指标、公共服务成本等方面协调难度较大，合作收益与责任承担不相匹配，影响了持续协作的积极性。这些现象反映出产业协作还没有完全摆脱行政区经济惯性，核心在于利益共享机制尚未理顺。

因此，深化产业协作必须将优势互补与利益共享问题同等重视起来，并贯穿产业协作全过程。优势互补解决“为什么合作、如何分工”，利益共享解决“如何持续、怎样共赢”，二者共同决定产业协作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更加突出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分工。以城市群、都市圈和跨地区、跨流域大通道为依托，围绕国家重点产业链和重大生产力布局，明确不同区域在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生产、中试熟化、规模制造、应用场景和现代服务等环节中的功能定位，推动形成多中心、网络化、链式配套的产业协作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方面，围绕重点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薄弱环节和应用场景，推动创新策源、技术攻关、中试熟化、规模制造和市场应用跨地区衔接，推动中心城市创新成果在周边地区、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转化应用，提升承接地工程化、产业化和配套服务能力，避免产业协作停留在低端加工和成本竞争层面。更加突出利益共享的制度安排。围绕共建园区、飞地经济、跨省产业转移项目和跨地区重大平台，探索税收分享、GDP分计、用地指标统筹、碳排放指标协调、生态补偿和成本共担机制，完善政府间协议落实、绩效评价和风险分担规则，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总体而言，应以优势互补提升产业协作效率，以利益共享增强持续协作动力，推动产业协作从项目合作深化为机制协同、从空间转移提升为布局优化，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坚实的区域支撑。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

以跨地区产业协作推进产业竞争力系统性跃升

促进跨地区产业协作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是实现产业竞争力系统性跃升的必由之路。“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完善产业转移协作机制和平台体系，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税收、用地和碳排放指标等利益分享机制，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这一系列重要部署，深刻揭示了在新发展阶段促进跨地区产业协作和布局优化的重要性。

推进跨地区产业协作和布局优化，是整合全国优势资源、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战略选择。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要素禀赋差异显著，通过跨地区产业协作，可以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以专业化分工实现合作共赢，促进区域融合互动与融通互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新一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加速演进与应用，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跨地区产业协作的关键动力，加速推进区际之间和区域内部的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的进程中，跨地区产业协作将面临更高要求，需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更深层次的融合与共赢。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十五五”时期区域产业协作仍面临多方面的难题和挑战。

区域产业链分工协作深度有待加强，数字技术赋能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在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的背景下，我国区域间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仍需加强，部分后发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与转出地产业链的协同深度不足，有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的风险。东西部产业协作中，部分项目仍集中在传统加工制造和初级种植领域，产业扶持项目的业态层级有待进一步提升。此外，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的广泛推广缩小了各地互联网的接入鸿沟，降低了产业转移中的交易成本，进而扩大了产业转移的空间可达范围，后发地区获得比以往更多参与产业价值链再分工的机会。然而，数字技术赋能跨地区产业协作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后发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转型人才等方面与发达地区仍存在差距。对此，应着力提升产业协作的业态层级，谋划一批高级优质的产业园区标杆项目，推动基于产业链的跨地区产业协作机制常态化。同时，加快弥合数字鸿沟，以数字经济赋能区际产业梯度的有序转移。

利益共享机制有待健全，产业合作内生动力仍需培育。跨地区产业协作的可持续性，根本上取决于利益分配机制的合理性。现行统计核算和税收分成体系对跨地区产业协作的适应性有待增强，产业转移中“承接地热、转出地冷”的现象依然存在，转出地对产业外迁带来的税收和GDP波动存在顾虑。针对跨地区合作中转出地与承接地利益诉求不一致、产业合作动力难以持续的问题，应建立科学、透明且可预期的利益分配体系。在制定合理财税分享机制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地方政府关注的统计考核问题，从制度上确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通过绑定利益链条形成稳定的产业共同体，激发政府合理推动产业转移的积极性。

研发成果异地转化渠道尚不够通畅，产业链创新链融合水平仍需提升。发达地区资本、技术、人才等高端要素富集，但受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约束，研发成果本地转化的边际成本持续上升。后发地区制造体系较为成熟，但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在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参与度有限。因此，应强化基于创新链的跨地区产业分工体系，推动形成“发达地区技术引领—后发地区制造支撑”的深度协作格局，通过异地研发分支机构建设、跨地区技术转让等方式，有效将创新能量转化为产值增量，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转化通道。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仍需进一步提升，协同推进绿色转型存在制度障碍。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我国部分产业关键环节的空间集中度偏高，过度依赖少数空间增长极或产业环节的产业布局模式，在应对外部冲击时暴露出一定的脆弱性。同时，“双碳”目标下高耗能、高排放产业面临严格的产能约束，区域间在碳排放指标分配、绿色技术转移、生态补偿等方面的协调机制尚不健全，制约了产业绿色化转型的协同推进。对此，应引导产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内优化布局，构建多节点、网络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同时，完善跨地区生态补偿和绿色技术共享机制，以制度设计破除上下游、河湖沿岸各地在排放权归属、执法标准制定等方面的矛盾，推动区域间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形成协同合力。

促进跨地区产业协作和布局优化，是通过制度创新破除行政壁垒、通过利益共享凝聚合作共识、通过链条协同提升产业效能的系统工程。唯有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以延链补链强链为核心抓手，以畅通产学研衔接为主攻方向，以新兴技术为关键动力，以绿色发展为基本遵循，进一步推动产业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分工协作与布局优化，才能有效应对内外部挑战，实现产业竞争力的系统性跃升。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空天智能融合塑造未来作战新优势

当前，世界军事革命正加速向智能化、空天化深度融合演进，空天域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疆场，智能技术成为战争形态变革的核心驱动力。空天的高维全域属性与智能的自主高效特征深度耦合，不仅是军事技术的叠加升级，更从空间形态、对抗规则、力量平衡等维度，对现代战略对抗格局进行根本性重塑。把握空天智能融合发展规律，明晰融合价值、找准融合要素、把握融合趋势，构建适配的战略能力与对抗体系，掌控制空天权与制智权双重优势，是新时代强军备战、掌握未来战略主动权的必然要求。

融合价值：破局传统战略博弈的优化选择

空天智能融合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构建全域智能感知网络、自主决策指挥体系、跨域精准打击力量，实现空天作战全流程的智能赋能，破解传统作战效能瓶颈，重塑现代战争制胜逻辑，为掌握战略博弈主动提供核心支撑。

筑牢全域制权掌控的核心前提。在联合作战中，空天域是情报、通信、导航的核心依托，失去空天优势，陆海网电等作战域的效能释放将面临根本性制约。智能技术的赋能，能够突破传统空天作战信息处理慢、多域协同难的瓶颈，让空天力量的全域覆盖优势得到极致发挥。卫星星座、临近空间平台、空天飞机等空天装备，为智能化技术提供了海量数据来源与广阔应用场景，构建起从低空到深空的全域感知、传输与打击网络。二者的深度融合，是将空天势能转化为全域制胜动能的关键，为掌握联合作战主动权奠定坚实基础。

激活体系作战效能的关键支撑。人工智能正从作战辅助向体系主导跨越，算法、数据、算力的博弈成为现代战争的核心，制智权成为全新的核心竞争力。智能技术的自主感知与决策能力，能大幅提升作战体系的响应速度和运行效率。而空天域的广域覆盖、高速机动特性，恰好为智能技术提供了最佳的全域应用场景。脱离空天载体，智能技术只能在有限域内发挥战术效能；缺乏智能赋能，空天力量则无法应对海量复杂的战场数据。空天与智能的融合，实现了空间优势与智能优势的双向倍增，能够激活全域作战体系的最大潜能，成为体系制胜的关键支撑。

打造非对称战略制衡的重要路径。现代战略博弈正从规模主导转向效能主导，技术跃迁成为打破力量平衡的关键变量，空天智能融合为后发国家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相较于传统军事力量建设，空天智能融合更注重技术密集和体系重构，无需在兵力规模上进行同质化竞争。后发国家可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局部突破形成特色优势，打造以智胜力、以精胜粗的非对称制衡能力。这种路径能够有效避开对手的传统优势领域，直击其体系短板，从而在大国博弈中抢占主动，这也是空天智能融合成为各国核心战略选择的深层原因。

核心要素：支撑多维融合体系的底层逻辑

空天智能融合不是松散的技术拼接，而是由关键实体要素支撑的有机整体。实现深度融合、效能倍增，必须精准把握载体、技术、数据等核心要素，构建载体筑基、技术赋能、数据驱动的融合支撑体系。

空天全域载体的一体布势。载体是空天智能融合的物理基座与空间依托，是智能能力全域部署、高效运行的物质前提。坚持天基、空基、陆基一体统筹，天基层面加快构建高低轨协同、功能互补的卫星星座与空间平台体系，夯实全域感知、通信、导航基础；空基层面大力发展有人无人结合、高速机动的作战与侦察预警平台，提升快速响应、机动突防能力；陆基层面完善指挥控制、数据处理、通信中继和防御反制设施，筑牢地面支撑。通过三位一体载体全域布势、互联互通，为空天智能融合提供稳定可靠的物理承载，夯实制空天权物质基础。

核心技术集群的深度耦合。技术是空天智能融合的动力内核与能力支撑，是实现空天作战自主化、高效化、精准化的关键所在。聚力突破智能星座组网、空天无人平台、全域智能感知、自主杀伤链、分布式智能决策五大技术集群，以自主组网提升天基系统韧性，以无人操控拓展作战运用边界，以多源融合增强态势感知能力，以闭环链路缩短打击反应时间，以分布式决策提升体系抗扰抗毁水平。推动核心技术集群深度耦合、自主可控，为空天智能融合提供硬核支撑，激活制智权内生动力。

全域战场数据的高效赋能。数据是空天智能融合的战略资源与运行血脉，贯穿侦察预警、指挥控制、火力打击、效果评估全流程。全面汇聚空天全域态势、目标特征、战场环境、装备状态、作战指令等数据，构建空天一体的数据采集、传输、存储、管理、应用闭环。依托空天广域优势实现数据全域获取、高速流转，运用智能技术完成数据清洗、融合分析与深度挖掘，将海量异构数据转化为精准态势、科学决策和高效行动能力，以数据驱动提升作战效能，为制空天权与制智权一体释放提供资源支撑。

演进趋势：从技术融合向体系成熟的深度转型

随着空天与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空天智能融合将在技术支撑、作战形态、体系架构、应用场景四大维度实现深度突破，逐步形成空天一体、智能协同、全域制胜的发展格局，进一步重塑空天战略博弈的规则与态势。

聚焦空天复杂战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算法将实现“感知—决策—执行—反馈”全流程无人干预闭环，具备自主协同、自主修复、自适应调整能力，大幅降低人为操作依赖，提升空天装备的实战响应速度，适配高动态战场环境。同步将突破空天、电磁、网络等领域的技术边界，推动空天智能技术与网络空间、电磁空间技术深度融合，形成跨域协同的技术体系，破解跨域作战的技术瓶颈。

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智能化、全域化转型，空天智能融合推动空天作战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空天力量体系架构向空天一体、全域协同、智能可控方向深度升级。空天一体架构将全面成型，实现航空空间、临近空间、航天空间的贯通一体、相互支援，形成全维空天作战体系，破解传统空天力量“各自为战”的痛点。适配新型作战形态，智能协同作战成为主流，打破传统作战单元的固定编组模式，通过智能算法实现作战资源的动态调度与任务协同；极速打击、分布式作战成为核心作战样式，依托高超声速飞行器、智能制导武器等装备，压缩对手防御响应时间，对传统防御体系形成绝对非对称优势。

空天智能融合的应用场景将进一步聚焦军事领域，向战略威慑、实战对抗、防御反制、态势掌控四大核心场景延伸。在战略威慑场景，重点应用于高超声速武器、智能无人作战平台、空天算力星座等装备的部署与运用，形成持续战略威慑。在实战对抗场景，聚焦空天制权争夺、精准打击、跨域作战等核心任务，应用于目标识别、路径规划、协同打击、毁伤评估等环节，提升空天作战的精准度与效能。在防御反制场景，重点应用于空天预警、反导防御、电子对抗等领域，通过智能技术提升对来袭目标的识别、跟踪与拦截能力，破解对手空天打击威胁。在态势掌控场景，依托空天智能感知技术与在轨计算能力，实现对全球空天态势的全时段、全区域监测，实时掌握对手空天力量部署与动态，抢占信息主动权。

水下枪械：蛙人专属的单兵火力装备

水下枪械是专门给潜水作战人员设计、能在水里正常射击的特种轻武器，主要供海军蛙人、两栖侦察兵执行水下自卫、攻击敌方蛙人、破坏水下设施等任务，分为手枪款和步枪款。作为海上特种作战的关键单兵装备，水下枪械也是衡量两栖部队水下实战能力的重要标志。

从“带两把枪”到两栖一体

水下枪械依靠特殊长杆弹头、超空泡原理和全机身防水防腐设计，解决了水中弹道不稳定、持续供弹难、海水腐蚀三大难题，形成独有的水下近距离杀伤能力。

超空泡专用弹药是整枪发挥作用的核心部件。水下箭形弹头细长尖锐，飞行时制造气泡隔绝水体阻力，新一代两栖弹头做了优化，在水里、空气中都能形成稳定减阻气泡，兼顾两种环境射击需求。防水密封与排水结构。机匣、枪管底部预留贯通排水槽，射击时膛内积水可快速排出；弹匣、枪机连接处加装防水密封圈，避免海水渗入影响击发，长期浸泡也不会出现供弹故障。双介质切换导气机构（两栖枪独有）。内置可滑动调节阀，水下作战缩小导气孔，适配水体高压阻力，保证枪支自动循环稳定；上岸后切换大导气孔，满足空气中连发需求。

水下枪械的研发可以分成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纯水下专用枪械时期。冷战期间，双方都需要防范敌方蛙人偷袭港口、舰艇，专用水下枪械就此诞生。早期型号只能在水下使用，上岸后射击效果极差。这类枪支使用滑膛枪管，搭配细长的钢质箭形子弹，依靠弹头前端形成气泡减少水中阻力，但细长弹头到空气中飞行极不稳定，陆上射程很短，只能做应急自卫武器。蛙人执行水下登陆任务，必须同时带水下枪和普通步枪，负重压力很大。例如1976年设计定型的P11水下手枪，采用“储—发”一体结构，5发枪弹密封在弹膛/枪管内，射击完毕后需要将枪送回工厂重新装弹密封。第二阶段为水陆两用过渡型号。为解决“带两把枪”的麻烦，出现了可以切换使用环境的两栖枪械。枪身增加可切换的导气阀门，还能更换两种弹匣：水下装长杆专用弹，上岸换普通制式子弹。相比初代装备，陆上射击精度、射程明显提升，但水下、陆上弹药尺寸不一样，上岸或下水前都要更换弹匣，操作步骤烦琐，通用性不足。第三阶段是一体化通用两栖枪械，也是如今主流发展方向。新一代两栖枪械的水下专用弹和陆上常规子弹外壳尺寸一致，实现弹匣通用。

突出实战优势

水下枪械的水中射击效果远超普通枪械。因为水的阻力是空气的800倍左右，普通子弹入水后弹道很快飘歪，有效射程连两米都达不到，完全没有实战作用。水下枪械的细长弹头在高速前进时，头部会形成一层气泡包裹弹体，大幅减少水的摩擦阻力，弹道平稳，能够击穿潜水面罩、氧气瓶以及水下轻型防护装备。

例如，苏联1975年设计定型的APS水下突击步枪，是世界上第一支水下专用战斗枪械，发射MPS水下枪弹，弹匣容量26发。它的水下有效射程随深度变化，水下5米时有效射程为30米，水下20米时为20米，水下40米时为11米。水中可视距离通常只有30米左右，该枪完全能够满足实战需求。德国P11水下手枪发射7.62×36毫米水下枪弹，贫铀制成的弹芯具有较强的侵彻力，在近距离能够射穿潜水气瓶的10毫米厚钢板。

整机防水抗腐蚀，适配海洋环境。枪身内部预留排水沟槽，进水后能快速排空积水；金属零件选用不锈钢、钛合金，表面喷涂海洋专用防腐涂层，长时间泡在海水里也不容易生锈卡壳，淡水、海水环境都能正常使用。适配潜水员操作习惯。枪身整体偏紧凑，扳机护圈加宽，戴着厚重橡胶潜水手套也能顺畅扣动扳机；步枪款配备可折叠枪托，不用时可以收起来塞进潜水背包，水下射击后坐力经过水体缓冲，连续射击更容易把控。跨环境作战更便捷。新一代两栖型号不用更换弹匣，只需拨动阀门就能切换水下、陆地两种作战模式，缩短了蛙人从水下登陆后的火力准备时间，适配渗透、登船、滩头连续作战流程。

未来水下枪械的发展方向

半个多世纪以来，水下枪械依托流体力学、防腐材料、轻武器设计技术不断迭代，从只能水下自保的简易装备，变成适配水陆全域作战的单兵核心火力。面对当前海上安全、水下反恐、岛礁防御等现实任务需求，水下枪械持续弥补射程短、维修难、通用性不足等短板，深度融入海上立体特种作战体系。

通用超空泡弹药大范围普及。未来会推出多口径标准化超空泡子弹，普通制式步枪只需更换弹药就能进行短期下水作战，不用单独大批量采购专用水下枪械，简化后勤弹药储备体系。同时，弹头会采用自适应结构，缩小深浅水域之间的射程差距，提升深水打击能力。

轻量化耐腐新材料全面应用。用碳纤维复合材料、一体化钛合金零件替代传统钢材，在不降低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减轻枪支重量两成以上；搭配新型纳米防腐涂层，抵御海水盐雾、海洋生物附着，延长无维护水下作业时长，减少前线维修频率。

实现人与水下无人装备协同作战。在两栖枪械内加装微型数据传输模块，可与小型水下无人潜航器联动：无人设备提前前出搜索敌方蛙人、水下工事，实时回传目标位置，潜水员在安全区域瞄准射击，弥补水下枪械射程不足的短板。长远来看，还会研发固定式水下遥控武器站，布置在港口、岛礁水下，实现24小时无人反蛙人警戒。

全枪模块化，实现一枪多用。统一标准化外部接口，可快速更换杀伤枪管、水下榴弹发射器、非致命驱散组件，既能对付敌方人员，也能清理水下障碍物、驱离无关水下目标。未来，枪支还会内置水深传感器，自动测算水深并给出弹道修正参考，省去潜水员手动计算步骤。

降低射击声学、气泡暴露特征。优化膛口流体抑制装置，开枪时减少大量气泡喷涌，弱化水下声响和水面可视气泡，降低被敌方发现的概率；配套专用微声发射配件，适合隐蔽潜伏、秘密登船等对隐蔽性要求高的特种任务。

捷克式轻机枪：人民兵工自力更生的见证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兵器展区，陈列着一挺ZB26式轻机枪。枪托磨痕深浅交错，枪管散热片留有磕碰凹痕，弹匣边缘可见手工补焊的痕迹，无声地记录着战火中的辗转与坚守。这款原产捷克斯洛伐克的轻武器，在中国军民口中有个耳熟能详的名字——捷克式。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军队列装最广的步兵班组火力支柱，它不仅是正面与敌后战场共同的抗战记忆，更见证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严密封锁下，以自主修配、土法攻坚维系部队战斗力的艰辛探索，是人民兵工自力更生精神的重要实物见证。

捷克式轻机枪于1926年由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兵工厂定型，口径7.92毫米，采用20发弹匣上置供弹，全重不足10公斤，单兵即可携行操作。其设计最具实战价值的是快速更换枪管功能，连续射击后数秒即可完成替换，在重火力匮乏的步兵作战中，能有效维持前线火力持续性。20世纪20年代末该枪引入国内后，因结构可靠、操作简便、适配山地村落等复杂地形，很快得到认可。金陵兵工厂、大沽造船所等国内兵工厂先后开展仿制，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引进与仿制的捷克式已超过三万挺，成为从正规军到地方武装普遍列装的主力轻机枪。

捷克式也是敌后战场步兵的核心火力依托。1937年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全军轻机枪仅有二百余挺，半数以上为不同型号的捷克式，且普遍存在型号杂乱、配件不通用、弹药储备不足的问题。不同于正面战场有相对稳定的补给渠道，敌后根据地长期处于日军军事与经济双重封锁之下，枪械配件、弹药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补充，每挺机枪、每发子弹都要用在关键处。

作战中，捷克式班组通常随一线步兵靠前部署，专打日军密集冲锋队形、压制敌方火力点，配合近战夜战战术放大作战效能；行军时，枪身、枪管、弹匣、备件由不同战士分开背负，既避免整枪被日军火力集中摧毁，也防止单个部件受损导致整枪报废。平型关大捷中，伏击部队依托公路两侧高地部署捷克式机枪，待日军车队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开火，近距离压制车内敌人，为近战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百团大战期间，敌后武装以捷克式掩护破路拔点，在装备劣势下争取了战术主动。

敌后战场物资极度匮乏，维系捷克式的战斗力，首先要闯过维修与补给两道难关。抗战初期，根据地没有专业兵工产能，随军修械所大多游走于太行山间，被群众称作“驮在驴背上的兵工厂”，仅靠锉刀、手摇钻处理简单故障，遇到枪管磨损、弹簧断裂等问题往往束手无策，不少战损机枪只能闲置。

黄崖洞等骨干兵工厂建成后，技术人员拆解损坏枪械，逐一测绘零件尺寸，以废旧钢轨、损毁炮管为原料锻打坯料，手工锉制击针、复进簧、弹匣卡笋等易损配件，让大批战损机枪重返战场。针对弹药短缺难题，根据地建立了严格的弹壳回收制度，战斗结束后全数回收空弹壳，运回兵工厂复装发射药与弹头，实现弹药循环利用。受限于薄弱的工业基础，敌后根据地始终未实现整枪量产，但凭着配件自制、弹药复装、残枪拼修的办法，硬是保住了基层轻机枪的战斗力，把有限的火力精准用在了攻坚作战的关键节点。

在长期实战中，敌后军民还结合作战环境对捷克式做了不少本土化改进，用战术智慧弥补装备性能的不足。平原伏击作战多，战士们就适当截短枪管、优化枪身，提升在青纱帐、村落巷道里的便携性；山地作战瞄准不便，就打磨调整准星，适配近距离快速射击；针对弹匣容量小、持续火力弱的短板，作战中多采用多组交替射击、打完即撤的战法，以机动灵活抵消装备劣势。不少民兵和地方武装还把缴获的捷克式作为骨干装备，集中培训射手，战时集中使用、平时分散隐蔽，成为袭扰据点、掩护群众转移的核心火力。一支设计于异国的轻武器，在人民战争的实践中不断适配调整，发挥出了远超其设计定位的作战效能。

硝烟散去，这挺带着补焊痕迹的捷克式机枪静静陈列在展柜里，每一处磨损都对应着敌后战场的浴血奋战，每一道修痕都凝结着兵工人员的心血智慧。它既是近代中国引进仿制轻武器的历史缩影，更是敌后军民在封锁中突围、在困境中自强的生动见证。

秀山丽水滋养诗脉悠长

丽水，古称处州，是一座拥有1400多年建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地处浙江省西南部、瓯江中上游，素有“浙南林海”“六江之源”“秀山丽水”之美誉。这里群山环抱、江河纵横，生态禀赋优越，文化底蕴深厚。自东晋以降，丽水便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气象，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墨客心中的“诗意栖居地”。丽水在诗歌史上占据独特地位。丽水以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内涵丰富的诗意山水、山水诗宗的诗意缔造以及千年不绝的诗脉传承，成为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之一。从谢灵运的“石门高吟”到李白的“仙都之赋”，从陆游的“处州行吟”到明清文人的“瓯江纪胜”，丽水的山水不仅激发了许多诗人的创作灵感，更为中国山水诗这一重要诗歌流派的诞生与演进提供了丰厚滋养。

得天独厚的地理禀赋

山水诗离不开自然山水，壮丽的自然造就壮丽的诗篇，灵动的江河催生灵动的韵律。丽水的地理格局为山水诗提供了天然诗境。丽水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全市境内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多达3573座，其中凤阳山黄茅尖为江浙最高峰，海拔达1929米。群山叠嶂，云雾缭绕，峡谷幽深，溪涧纵横，构成了极为丰富而立体的自然景观体系。瓯江穿城而过，如一条玉带蜿蜒于群山之间，江水清澈，倒映着两岸的翠竹与古村。崇山峻岭与奔流江河共同构成了立体多元、层次丰富的生态格局。这种地理特质，远超单纯的视觉美感，为山水诗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美学要素：崇高与灵动的对照，静穆与流转的和谐，刚健与柔美的交融。

丽水的山水不是平面的风景画，而是一部立体的自然史诗。春天，山花烂漫，杜鹃如火；夏日，绿荫如盖，溪水清凉；秋时，层林尽染，稻浪翻金；冬日，雾凇晶莹，雪覆山峦。四时风光不同，为诗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意象资源。这种丰富多元的地理特质，形成了一种蕴含动静、虚实、形神关系的诗意结构。所谓“秀山丽水”，不仅是对景色的描述，更是一种哲学化的审美概括：它既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也暗合“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人格理想。丽水为诗人观照自然、寄托情怀、抒发哲思提供了适宜的物理空间与精神场域。

内涵丰富的诗意山水

自先秦以降，这片土地便成为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汇之地。随着中原士族南迁，儒、释、道三家思想逐渐在此落地生根，与本土的祖先崇拜、民间传说等相融合，赋予丽水自然景观以丰富的人文内涵。

缙云仙都与黄帝传说紧密关联，是丽水人文山水的代表。仙都的鼎湖峰高耸入云，状如春笋，历代文人墨客至此，无不心生敬畏。唐代诗人曾写下“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的诗句，抒发怀古之情。仙都不仅是一处自然奇观，更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

南明山因东晋道学家葛洪结庐炼丹的传说而闻名。山上摩崖石刻林立，自晋代至清代，共有百余处题刻，内容多为道家箴言、游记诗文，如“灵崇”“逍遥”“漱玉”等，与山色水光融为一体。南明山的云雾、奇石、清泉、古洞，与道家“清静无为”“返璞归真”的哲学理念相呼应。

此外，丽水还有诸多文化地标：龙泉的青瓷古窑、庆元的廊桥、景宁的畲族村寨、松阳的明清古村落群……每一处都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儒家的“万物并育”、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明心见性”，在此找到了具象的表达。这种人文与自然的深度融合，使丽水的山水超越了纯粹的自然物象，升华为一种承载着文化密码与精神追求的意象系统，它不再只是“山”与“水”的组合，而是“隐逸”“超脱”“逍遥”的寄托。这种文化浸润，为山水诗创作提供了不竭的灵感源泉，使诗歌既能描摹形胜，更能寄托情志、哲思与人生理想。

山水诗宗的诗意缔造

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曾在丽水为官、游历，并创作了大量以山水为题材的诗篇。谢灵运，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出身名门，才情卓绝。他少负盛名，却仕途坎坷。永初三年（公元422年），被任命为永嘉郡太守。彼时的永嘉郡，辖区包括如今的浙江省温州市以及丽水市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交通闭塞，但山水奇绝。谢灵运虽因政治失意而来，却在山水间找到了精神寄托。

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他常乘舟溯瓯江而上，每到一处便登临赋诗。

谢灵运成功地将自然山水从诗歌的背景或比兴手段，提升为独立的、核心的审美与表现对象。他发展了“即目所见，寓情于景”的写法，注重对山水形态、光影、色彩、声响的精细刻画，形成了一种“富艳难踪”的艺术风格。

需特别指出的是，谢灵运诗歌中常以“永嘉”泛指浙南地区，丽水作为其辖地的一部分，山水意象亦融入谢灵运对浙南山水的整体描写中。若严格按现代行政区划统计专写丽水的诗作，数量可能较少，但因古代地域概念较广，其浙南山水诗大多涵盖今丽水境内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因此，谢灵运不仅是丽水的“文化常客”，更是这片土地的“诗意缔造者”。

千年不绝的诗脉传承

山水诗“摇篮”的滋养力，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丽水以其卓绝的山水风情吸引了众多诗人，他们或游历，或宦居，或隐逸，皆被这片土地的灵秀所打动，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形成了一条清晰、壮观、延绵千年的诗歌长廊。

唐代诗人李白曾游历丽水，在《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中写下“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的千古绝唱。这种踏遍千山后的赞叹，恰恰说明丽水山水在唐代文人心中的独特地位。

宋代是丽水诗脉的鼎盛时期。秦观曾宦游处州，写下《好事近·梦中作》：“春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寥寥数语，道尽山水之秀与宦海之愁。陆游多次经过处州，处州的山水之美、南园的清丽和对秦观的追思，让陆游沉醉其中、流连忘返，也让他内心激荡、诗如泉涌，留下《南园四首》《莺花亭》等诗作。

明清以降，丽水亦是文人墨客的向往之地。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以丽水山水清幽、政清人和的田园景象为蓝本，在《牡丹亭·劝农》中写下“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阴道上行，春云处处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无事到公庭，农歌三两声”，表达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清代袁枚写有《南明寺》一诗：“小憩南明寺，双池荷叶香。山深云色古，瀑细水声长。”此诗通过一系列意象刻画了南明山一带清幽古朴的氛围。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文人墨客在丽水留下的山水诗篇近万首，涉及诗人逾千位。这些诗篇不仅数量庞大，更在题材、风格、思想上呈现出共性特征：赞美自然、抒发忧思、感悟人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部“以山为纸、以水为墨”的千年诗集，证明了丽水的山水具有一种持续激发诗歌创作灵感、接纳不同时代诗心的永恒魅力。

更值得称道的是，丽水本地亦孕育了众多杰出的本土诗人，如唐代杜光庭、宋代叶绍翁、南宋张玉娘、明代刘基、清代端木国瑚等，他们以本土视角书写家乡山水，使丽水在地域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丽水禀赋优越的地理特质构成了天然诗境，其深厚的人文底蕴赋予了山水丰富的人文内涵，为谢灵运开创性的山水诗创作提供了滋养，而其跨越千年的诗脉传承，则展现了这一“摇篮”的深远影响力。

（周平）

推动县域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围绕“建设书香社会、构筑高品质城乡文化空间”目标，直面传统基层文化阵地空间功能单一、资源整合不足、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创新打造特色品质书院矩阵，以崇文育人、文脉传承为内核，坚持差异化布局、体系化供给、闭环式运营，推动基层文化服务从“基础覆盖”向“文化润心、赋能善治”深度转型。目前，全县已建成20处特色文化社区（书院）、28处超然书房（书屋）、310处农家书屋，其中6处特色文化书院被列入省级试点，潍焦工业文化中心阅读空间短视频获“书香山东”省级优秀案例。

打造多元复合“文化地标”

昌乐县打破传统文化阵地“千篇一律”的建设模式，立足场域特点、人群结构和文化差异，推动文化书院从单一“活动场所”向多元复合“文化地标”转变。

开展“一地一品”规划设计。系统摸排梳理全县历史文脉、工业底蕴、乡土非遗等各类地域文化资源，绘制全域文化基因图谱，精准开展书院点位选址、主题定位、功能规划，分类盘活古镇旧址、历史遗存、名人故居等存量载体，差异化建成名人书院、研学书院、工业遗产书院等20处特色文化书院。聚焦不同群体文化需求细分服务场景，匹配研学体验、文化传承、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形成“一书院一风景、一书院一特色”，与各级文明实践阵地互补互促，有效拓展文化服务半径。

推行“一地一策”运营方案。打破文化阵地功能固化、活动同质化的传统路径，结合各书院片区人口结构、群众活动偏好，定制差异化空间布局和专属服务功能，做到每个书院硬件布局、服务业态、活动类型因地制宜、精准适配，真正实现基层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匹配，让文化书院成为群众家门口的暖心精神家园。

搭建“云端共享”文化阵地。聚焦优质文化资源下沉难、覆盖窄、时效弱等问题，主动对接省文化数智平台，链接1700余节省级优质课程资源，常态化下沉至文化书院，补齐基层课程资源短板。依托“文汇邻里”小程序、“爱昌乐”APP搭建线上服务端口，实时推送公益培训、惠民集市、家风分享、技能课堂等活动信息，群众可线上预约报名、随时云端学习、线下实景参与，构建“线上云端赋能、线下实景体验”的立体化服务体系。

构建全域联动供给体系

昌乐县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统筹各类资源、建强人才队伍、优化课程体系，实现文化服务从零散活动向常态育人转变。

构建“三方协同”供给格局。建立“政府统筹、市场赋能、社会参与”三方联动机制，梳理政策宣讲、科普教育、康养服务等10类基础资源清单，形成文化服务“基础保障包”；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文化机构，常态化开展公益演出、文化下乡、艺术普及等惠民项目，年均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4000余场次；吸纳80余家社会组织入驻文化资源库，根据群众诉求提供定制化志愿服务、技能实训，形成资源互补、供需适配的多元供给模式，切实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惠及群众的完整链条。

组建“四员联动”人才队伍。针对文明实践服务队伍流动性强的特点，创新实施“指导员驻点+文化书院认领”机制，选派36名基层文化指导员下沉服务、扎根一线，累计开展基层指导活动54场，覆盖群众6800余人次，有效夯实基层文化服务根基。同步打造“专业领航、乡土传承、专职运营、青年助力”4支队伍，建强基层文化服务骨干力量。整合专业教师、行业专家组建领航队伍，常态化开展专业化技能培训、政策解读等服务；挖掘非遗传承人等本土人才，担任技艺传习员，依托本土故事开展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传播；配备专职运营管理员统筹各书院日常运维、活动策划、资源对接；联动技师学院吸纳青年志愿者参与课程助教、文化调研，为全域特色书院建设持续注入青春活力。

开发“五大模块”课程体系。立足居民全生命周期文化需求，搭建政策必修、乐龄康养、青创赋能、童蒙启智、地缘研学一体化课程体系，既有养生康养、智慧助老、亲子教育、科创实践等普惠课程，也有非遗体验、工业研学、中医康养、家风分享等本土化、特色化研学课程，推动碎片化文化服务转化为标准化、可持续的教学内容。目前，已开发30余类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群众多元化、个性化精神文化需求。

健全完善闭环服务机制

昌乐县搭建需求摸排、资源匹配、成效评估完整工作链条，确保文化资源精准落地、长效惠民。

建立常态化需求摸排机制。固定实行季度需求调研制度，联动各镇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融合网格员入户走访、线上问卷征集、群众座谈、家校联动等多元渠道，面向各年龄段群体收集文化诉求；分类梳理、动态更新全民文化需求数据库，精准区分不同片区、不同年龄段群众差异化文化偏好，为各书院定制专属服务项目、调配特色资源提供扎实数据支撑。切实做到群众需要什么、书院就供给什么，全面提升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针对性。

创新“三单联动”精准配送模式。依托多渠道调研结果分类梳理各社区、各群体的差异化文化需求，形成动态“需求清单”；整合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等各方资源，梳理完善“资源清单”；按照人群、地域、场地精准匹配供需，生成个性化“服务清单”，面向群众开放线上线下点单渠道，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精准直达、高效惠民。

构建“三级联动”成效评估体系。建立健全评估体系，对全县20处特色书院实施常态化质效管控，每半年开展专项督导、每季度组织群众满意度测评，形成“服务开展—群众评价—反馈整改—优化提升”完整闭环。根据评估结果动态增减服务项目、调配优质资源，对群众认可度高的特色课程全域推广，适配度较低的服务及时迭代优化，以制度化评估倒逼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持续提质增效。

（山东省昌乐县委宣传部）

以系统思维锻造高素质青年干部队伍

人才是第一资源。2026年以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将青年干部队伍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石，明确要求各单位遵循干部成长规律，构建全链条培养机制。亳州市局（公司）立足实际，以系统思维谋划布局，着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高素质专业化青年干部队伍，为事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筑牢思想根基校准价值坐标

在提高政治能力方面，亳州市局（公司）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鲜明树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视基层、突出业绩”的选人用人导向。高效统筹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激发青年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通过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和理想信念教育，引导青年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方面，亳州市局（公司）把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有效载体，引导青年干部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完整准确把握党的创新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在突出政治历练方面，亳州市局（公司）有意识地选派青年干部到改革发展主阵地、服务群众最前沿经受锻炼，让他们在处理复杂矛盾、应对风险挑战的实践中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干能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

在加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方面，亳州市局（公司）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贯穿干部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干部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做到慎独慎初慎微慎友。常态化开展党章党规党纪学习教育，让青年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从思想深处筑牢拒腐防变的坚固堤坝。

加强实践锻炼提升担当之能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亳州市局（公司）坚持“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的理念，坚决摒弃“温室育苗”式培养，让青年干部在火热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

在基层一线墩苗壮骨。基层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亳州市局（公司）有计划地选派优秀青年干部投身乡村全面振兴、信访维稳、项目建设等吃劲岗位挂职锻炼。在解决一个个具体矛盾、办理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过程中，青年干部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在关键岗位磨砺才干。对于有潜力、有担当的青年干部，亳州市局（公司）树立“跳起摸高”的目标导向，鼓励干部“全心奋力跃起跳”，反对“透支未来的撑竿跳”和“躺平怠工的蹲着跳”。把青年干部放到急难险重任务中去锤炼、识别，推动青年干部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在攻坚克难的一线，逐步练就担当作为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

在多岗锻炼中拓宽视野。针对单一岗位易导致视野局限问题，亳州市局（公司）建立健全青年干部多岗位交流锻炼机制，推动干部在不同业务领域间有序轮岗。这种跨领域、多维度的实践，能够帮助青年干部熟悉各方面工作规律，培养全局思维和系统观念，加速成长为既懂专业又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发干事热情

好干部不会自然而然产生。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亳州市局（公司）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激发青年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

建立完善符合青年干部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坚决破除“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等观念，鲜明树立“以实绩论英雄”的导向。考核指标突出实绩、能力与担当，注重在重大任务、关键时刻考察评价干部。通过科学考核，真正实现“有为者有位、能干者能上”，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

针对青年干部敢闯敢试的特点，亳州市局（公司）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明确只要是出于公心、不谋私利且符合改革方向的探索失误，组织上就大胆容错、及时纠错，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这种宽容失败、鼓励探索的氛围，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青年干部的创造热情，让他们能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创造更多实绩。

亳州市局（公司）不断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关心关爱，建立健全常态化谈心谈话制度，及时掌握青年干部的思想动态。同时，密切关注青年干部的身心健康与实际困难，积极创造条件帮助青年干部解决后顾之忧，在政治、思想、工作、生活上给予全方位支持，让组织成为青年干部信得过、靠得住的坚强后盾。

完善选育管用机制厚植成长沃土

青年干部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亳州市局（公司）着眼长远、统筹谋划，着力构建覆盖干部成长全周期的选育管用机制。

精准“选苗”，广开进贤之路。打破部门、地域壁垒，建立源头发现机制，在更广范围内发现储备优秀青年人才。选拔中突出政治标准，兼顾能力和潜力。构建多层次、多部门的常态化交流机制，统筹推进跨领域、跨层级干部交流，畅通干部成长通道。

系统“育苗”，实施精准滴灌。遵循干部成长规律，为青年干部量身定制个性化培养方案。全面推行“导师制”，安排经验丰富的前辈进行“一对一”传帮带，助力青年干部加速完成从“生力军”到“主力军”的转变。

大胆“用苗”，搭建广阔舞台。坚持在培养中使用、在使用中培养，破除求全责备观念，坚持用当其时、用其所长。对看得准、潜力大、敢担当的优秀青年干部，敢于打破常规，及时大胆放到重要岗位挑大梁。同时，探索建立优秀青年干部破格提拔机制，为关键时刻豁得出、重大任务冲在前的干部开辟“绿色通道”，让青春在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绽放光彩。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亳州市局（公司）将持续加强青年干部队伍建设，优化干部选育管用，以系统思维锻造更多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亳州力量。

（程强 韩家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