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

2016年7月27日，习主席亲临陆军机关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深远擘画陆军转型建设宏伟蓝图，深刻揭示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新型陆军、怎样建设现代化新型陆军等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为新时代加快推进陆军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这支从南昌城头一路走来的英雄部队，开启了转型建设新的纪元。

陆军广大官兵牢记统帅嘱托，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能打仗、打胜仗，聚力谋改革、抓改革，聚力思创新、抓创新，聚力行法治、抓从严，持续强化陆军转型建设的政治保证，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站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当口，新时代人民陆军坚定高举旗帜、坚决维护核心，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凝心聚力、锐意进取，走开转型发展新路，赢得迈向一流主动。

举旗铸魂固根本

陆军是党最早建立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在99年的光辉历程中，人民陆军坚决听从党的号令，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军旗永随党旗飘、丹心一片永向党的赤胆忠诚，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陆军官兵坚持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就打到哪，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大国陆军形象，赢得党和人民的信赖赞誉。

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维护核心。习主席强调，“要强化陆军转型建设的政治保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领袖的殷切嘱托为陆军转型建设指明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各级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部队各项建设首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引领，深化整训锻造，持续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广大官兵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必须一刻不停地推进政治建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陆军各级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听党指挥的信仰信念注入官兵灵魂血脉，坚定地沿着习主席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为转型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深化理论武装。加强和改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中校以上军官理论培训轮训，常态化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广大官兵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加强整训锻造。扎实做好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下篇文章”，把政治整训摆在全局工作突出位置，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展思想整风，着力解决好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等现实问题，融入政治整训全面整肃政治工作，统筹推进各领域整肃治理，纠建并举健全制度机制，以强烈政治担当和钉钉子精神攻坚推进。坚决听令景从。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分类分级推进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教育规划任务落地，综合运用监督检查、巡视巡察、专项督查等方式，确保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全面、具体、无条件贯彻落实，“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成为陆军官兵自觉行动。建强党的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一切工作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一切重要问题由党委研究决定，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制胜优势，部队党组织建设水平不断跃升，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持续增强。赓续优良传统。注重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大力推进“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扎实开展党史军史学习教育，编发《红军营连故事集》，制发传统教育专题片《薪火荣光》，复排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推出陆军英模系列AI微短剧《战魂》、文艺情景剧《战旗》，推进军史场馆建设，推动军史典籍编纂，引导广大官兵矢志弘扬优良传统、当好红军传人。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陆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在思想深处受到精神洗礼，在灵魂深处筑起信仰长城，赤胆忠心永向党，浴火锻造向一流。“七一勋章”“八一勋章”获得者闪耀强军征程，“时代楷模”“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引领攻坚奋斗，陆军“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陆军先锋”一花引得百花开……广大官兵以笃信笃行、勇毅果敢的实际行动证明：人民陆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强军备战谋打赢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主席强调，“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提高陆军战斗力和实战水平，提高陆军对全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贡献率”。这一重要指示，着眼军队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全局，揭示陆军战斗力生成内在规律，为建设一支能打善战的强大陆军指明方向。陆军各级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号令，牢记“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在实战实训中砥砺打赢硬功，在联战联训中打通体系链路，在科技强训中赋能训练升级，在依法治训中提升训练质效。广大官兵赴高原、闯戈壁、涉险滩，一幕幕立体攻防、一场场实兵演训，绘就火热的演兵图景。

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研究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重大问题，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严格训练监察问责，狠抓战斗力治虚打假，以整风精神纠治备战打仗中的顽瘴痼疾，坚决破除演训中的花架子假把式，推动战备训练严起来实起来，部队谋战务战备战的心思精力更加集中。以战领建夯实战备基础。紧盯主建为战职能使命，充分发挥统建统管优势，构建覆盖各类型部队的战斗力标准体系，组织训练场地体系建设，修订完善战备工作法规制度，加强军事设施建设规范管理，推开三级卫勤力量合训，加大公物仓建设力度，以保障模式变革支撑部队练兵备战。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聚焦先进战斗力思变革、做准备，创新作战理论、战法训法，深化战训耦合、一体运行，加速实战化训练向全维拓展、向新质跃升、向体系推进，系列演习多地域实施、全要素覆盖，进一步释放新效能、形成新战力。加强战斗精神培育。注重运用难局败局危局砥砺品格，利用困境险境绝境锤炼血性，以群众性练兵比武为抓手，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培育融入实战化军事训练各个方面，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近似实战的环境中、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磨砺部队。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纵使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的豪迈誓言，成为新时代陆军官兵敢战血性的生动写照。

蓝天之下、碧涛之上、视距之外，一番番鏖战如火如荼，一轮轮攻防惊心动魄，一次次突击雷霆万钧，陆军部队在斗争中亮剑、在亮剑中砺剑，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力有效增强，履行使命任务本领全面提高。广大官兵冲锋在抗洪抗震抗疫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一线，扬威“晴空”“苏沃洛夫突击”“坦克两项”等国际军事比赛现场，走出国门承担警戒巡逻、武装护卫、扫雷排爆等多样化维和任务，直面凶险担重任，真刀真枪砺胆魄。战功卓著的人民陆军在能打仗、打胜仗的征途上再出发，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改革创新促发展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人民陆军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不断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中勇于改革、勠力转型。习主席强调，“坚持谋改革、抓改革，加快健全同新体制相适应的陆军建设管理运行机制，深化陆军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系等方面改革，为转型建设注入强大动力”。陆军各级扛起使命责任，努力奋斗作为，积极投身转型建设。

与时代竞速，每一支部队都要经历“浴火重生”的转型，每一名军人都要完成“破茧成蝶”的蜕变，广大官兵跑步进入战位，推动人民陆军在“新体制时间”里蹄疾步稳向前进。体系理念更加深入。自觉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更新思维理念，力量上求“合”、行动上求“联”、效能上求“优”，把体系制胜的理念从顶层设计化作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从理论共识变成练兵备战的生动实践。结构功能更加优化。机关、部队、院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型单位整体联动，部队整编、人员调配、制度完善、装备更新、资源重组等各方面工作精准落地，陆军建设向着精干、高效、多维、机动方向加快发展，陆军编成朝着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加速转型。运行机制更加顺畅。5个战区陆军机关高起点运行，13个集团军全新亮相，调整组建新域新质力量，深化陆军院校改革，“大国兵阵”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加速转型的陆军部队活力迸发、亮点频现。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陆军各级坚持以大胆创新推进转型建设，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挺进“无人区”，开辟新赛道，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紧盯需求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以前瞻眼光、开放视野、创新理念搞好战略谋划、加快体系建设，紧跟世界科技前沿，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加快建设新型作战力量，加紧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加强重大核心技术研究攻关。提升新质战斗力比重。紧盯新质战斗力生成要求，扭住网络信息体系这个抓手，提高部队科技含量，发展精锐作战力量，着眼构建以智能化为特质的陆军新型作战力量体系，推动传统力量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加速创新型人才培养。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营造人人崇尚创新、人人投身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氛围，广大官兵把向科技要战斗力作为岗位必需、战位必备、能力必要，一个个以官兵名字命名的“创客室”挂牌，一批批“陆军工匠”攻研关键领域，成为陆军创新发展的生力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2017年，空中突击部队进入人民军队战斗序列，为新型陆军插上腾飞翅膀；2022年，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多型陆航直升机震撼全场；2025年，陆军空中“蜂群”、地面“狼群”协同加速提升陆军作战能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地面突击方队以箭形编队接受党和人民检阅……奋楫一流的人民陆军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谱写更加波澜壮阔、热血奔涌的强军新篇。

厉行法治抓从严

法治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鲜明特征。习主席强调，“坚持行法治、抓从严，加快构建科学管用、系统配套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体系，强化法规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按照法治要求转变工作指导方式，确保陆军转型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陆军各级深入研究军事治理特点和规律，坚定自觉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为陆军转型建设奠定法治根基、铺就法治轨道。

铭刻在官兵心中的法治，才是牢不可破的法治。深植法治理念，校正思想准星。坚持把法治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严在平常，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加强法治基础教育训练，覆盖全员、久久为功；探索建军治军特点规律，着力培塑法治精神、强化法治权威，增强官兵对法治的信仰尊崇和自觉践行的意识；坚决克服人治思维和方式，努力推动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自觉，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变革治军模式，摒弃经验套路。积极适应新体制新职能新要求，着重从解决制约军事斗争准备的突出矛盾入手，从解决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从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领域入手，抓住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关键环节强化执行，精准发力、点穴出招，狠抓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落实，部队战备训练和建设管理日益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五多”问题纠治有力推进。规范基层运转，匡正抓建标尺。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坚持按纲抓建、依法抓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的特点规律，破除与新时代不相适应的抓建理念，改进与新体制不相匹配的运行模式，纠治与新职能不相契合的工作套路，扎实做好帮旅、强营、带连工作，研究解决基层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精准帮建多年未评先基层单位，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层，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推出生育关怀、法律服务、驿站惠军等一揽子举措，有效激发官兵扎根军营、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奋斗强军步履铿锵，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先声。新时代新征程，陆军广大官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向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攻坚前进。

健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进行部署。面向“十五五”时期，必须健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制度和政策落到实处，解决好新征程上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切实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全力护航民营经济担起更大时代责任。

立足时代之需，深刻把握健全统筹协调机制的战略意义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健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回应民营经济期盼的战略抉择，关系到顶层设计的落地成色，关系到新征程的使命达成，也关系到宏观经济大盘的稳定，必须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理解其背后的战略考量和现实意义。

推动顶层设计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近年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密集发布，政策体系逐步走向成熟，走出了政策制定的“最先一公里”。实践中，这些政策涉及财税、金融、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能否落地见效并发挥最大效能，关键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将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资源有效整合起来，确保各项惠企政策在方向上一致、力度上叠加、节奏上协同。为此，必须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有效贯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将“施工图”切实转变为“实景图”，将各类支持政策切实转化为民营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的重要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民营经济要在引领创新发展、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这既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使命，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是适应“十五五”新任务、支撑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的内在要求和体制支撑。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强化机制设计和综合协调，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参与构建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才能更好支持民营经济实现创新发展、更好参与国际前沿竞争，为我国赢得激烈国际竞争贡献更强的民营经济力量。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现实保障。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仍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矛盾，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民营经济在稳增长、扩就业、保民生中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在稳定经济大盘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健全统筹协调机制，通过释放更大的政策合力和改革动力，才能有效解决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等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切实稳定和引领市场预期，最大限度激发民营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微观基础。

夯实运转之基，构建“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

健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须着眼于思想引领、机制设计、能力建设三大要素，着力解决认识、规则和落地问题，形成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支撑体系。

形成共谋发展的行动自觉。思想引领不仅是支撑体系的基石，更是贯穿始终的行动指南，必须将思想引领具体化、常态化，推动各级政府真正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按照“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重要讲话精神，坚决破除“重国有轻民营”的观念惯性、“官本位”的管理思维，真正把“两个毫不动摇”从政治要求转化为主动服务民营经济的行动自觉。营造尊重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氛围，宣传好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方面的贡献。同时，完善涉民营经济舆情收集、研判和处置机制，对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错误言论和恶意诋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网络谣言，敢于亮剑、及时澄清、依法打击，让民营企业家安心创业、放心投资。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家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建立精准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核心在于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形成一套覆盖政策制定、执行落地、评估反馈全流程，贯穿企业初创、成长、成熟、转型全生命周期的综合协调体系，实现从多头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在政策制定方面，统筹优化政策出台的前置审核条件，制定统一规范的审查办法，将公平竞争审查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切实有效地嵌入决策前端。政策调整须设置合理缓冲期，尽量避免对企业正常运营带来不必要冲击，着力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衔接配合。针对企业规模、行业和区域分布，分层分类提供精准服务和政策支持。在政策落实方面，将支持民营经济的事项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点督查清单，对议定事项、惠企政策建立台账、销号管理，将民营经济发展关键指标和任务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强化“指挥棒”导向。在综合保障方面，完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民营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和闭环处理流程，鼓励地方探索建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层联系点，及时感知一线冷暖，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统筹协调的实践效能。能力建设是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要从机构建设、技术赋能、外力支持三个维度，综合提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能力。在机构建设方面，除了配强配优干部之外，要在推动相关部门履行好职责的基础之上，围绕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视情组建工作专班，明确牵头和责任部门，强化执行落实，避免出现有人议事、没人办事，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情况。在技术赋能方面，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搭建民营经济综合服务与运行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企业画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大力推广“免申即享、一键直达”。同时，动态监测民营经济运行指标，特别是民间投资、账款拖欠、执法投诉等问题，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提升统筹协调的精准度。在外力支持方面，积极吸纳专家学者、商协会、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提供意见建议，在重大规划编制、政策出台前充分征询公众意见，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抓实落地之举，聚焦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加强统筹协调

坚持问题导向狠抓落实，是发挥统筹协调机制作用的根本要求。实践中，解决问题是硬道理，要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民营企业可感可及的发展红利。

标本兼治，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难题。拖欠企业账款是影响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的突出风险，解决该问题对维护企业权益、稳定企业预期、增强企业信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切实加强部门协同，压实地方政府和核心企业责任，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合督查机制，形成清旧欠、防新欠的合力，确保清欠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健全拖欠企业账款清偿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机制，从制度上切断增量。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和项目资金监管，加强政府采购支付监管，健全防范化解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制度机制。优化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投诉管理运行机制，健全投诉督办约束机制，健全失信惩戒机制。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为民营企业参与招标投标破壁清障。公平竞争原则已经贯彻到政策制定全流程，但在招标投标等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玻璃门”，需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更有效地为企业破壁清障。加强相应机制建设，引导招标人建立招标文件合规审查、招标投标全过程公平性自查等机制，明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责任清单和职责分工，完善投诉处理机制，保障民营企业有畅通的问题反映和解决渠道。强化数智技术应用，提高识别各类不合理限制的精度和效率，保障有关制度规定得到严格执行。

强化创新资源供给，激活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但面临中试资源短缺、重大科研设施开放不足、算力成本高等约束，轻资产的科技型企业还存在科技创新成果质押难的融资痛点。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重点解决运行费用标准、保密和安全风险等实践难点，进一步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开放；建立符合民营经济发展现实的申报条件和验收标准，有效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研究推广“人工智能券”等政策工具，降低民营企业使用公共算力成本；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统筹政策性金融资源和市场融资渠道，更好满足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营造安商惠企法治环境。针对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违规异地执法、逐利执法、重复检查等问题，加大统筹协调和监察力度，切实规范涉企执法行为。重点推动建立健全涉企行政执法诉求沟通机制，严格落实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化管理，大力推广“扫码入企”、非现场监管等模式，坚决遏制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合理统筹省、市、县三级行政检查计划，严格控制专项检查的范围、内容和时限，坚决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乱象。

完善海外权益保障体系，支持民营企业有序走出去。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海外遭遇反垄断调查、知识产权纠纷、合规审查的案例增多，单家企业应对能力不足。统筹国内有关部门和驻外机构资源，用好民间力量，构建立体护航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出得去、站得稳”。重点协调有关力量和资源，及时发布和更新投资目的地合规指南、外资安全审查动向等信息，推动民营企业前置建设出海合规体系。统筹领事服务、法律支持等资源，帮助民营企业稳妥应对国外反垄断审查，引导行业抱团应诉；拓展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对民营企业的覆盖面，降低出海风险。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把干部自律与组织教育管理结合起来

干部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既源自于党员干部的自我淬炼、自我约束，也得益于党组织的严管厚爱、常态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拒腐防变，既要靠年轻干部严格自律，还要靠组织上严格教育管理，越是重点选拔的干部越要重点管理，越是有培养潜力的干部越要严格要求，决不能一选了之”。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表明，管党治吏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自我要求，而是内在自律与外在管束的有机统一。只有坚持干部严格自律与组织严格教育管理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才能筑牢干部拒腐防变的双重防线，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手握权力者一旦放松自我要求、放纵个人欲望，就容易在形形色色的诱惑中迷失方向、失守底线。纵观近年来查处的各类违纪违法案例，绝大多数干部的堕落蜕变，都是始于小事小节松懈、自我管控失守，先是对一顿宴请、一瓶酒水、一张礼品卡放松戒备，继而滋生侥幸心理、任由私欲不断膨胀，逐步逾越纪律规矩红线，直至身陷囹圄。“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严格自律是干部立身立业的基石，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关口。对党员干部而言，严格自律不是一时之举，而是终身课题。新时代新征程，各类诱惑更趋隐蔽、风险更为复杂，干部面临的考验更加严峻。这就要求每一名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常怀敬畏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修为政之德。始终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思想上固本培元，坚定理想信念；在行动上慎独慎微，管住自己、管住家人、管住身边人；在作风上严于律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过硬的自我修养守住从政初心。

自律源于内在自觉，但个人自觉不能替代组织监督，自我约束必须辅以刚性制度加以管束。大量实践表明，宽松软的管理环境，极易滋生作风问题和腐败隐患；而严管严治、常态监督，既是对干部的严格要求，更是对干部的最大爱护。严格教育管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抓手，是干部健康成长的保障。组织的严格教育管理，重在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关键在常态长效、久久为功。一方面，要抓实思想教育根基，拧紧思想“总开关”，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纪律教育、警示教育，组织干部深学细悟党章党规党纪，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以案促改，引导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从思想根源上杜绝特权思想、侥幸心理，让遵规守纪成为行动自觉。另一方面，要扎紧制度笼子，让制度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摒弃“好人主义”，严格落实日常监督、谈心谈话、提醒函询诫勉等制度，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点拨纠正，对轻微违纪问题严肃处理，真正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让干部始终处在纪律约束和组织监督之下。

如果只强调干部自律，缺乏组织的刚性约束和常态化教育，长期面对持续不断的利益诱惑，个体自律防线极易松动软化；如果单纯依靠组织管束，忽视干部内在思想淬炼，干部就会被动应付、消极抵触，教育管理监督便会浮于表面、治标不治本，难以从根源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严格自律与组织严格教育管理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缺一不可、不能偏废。自律向内发力，解决思想根源，实现正本清源；教育管理自外发力，强化制度约束，做到纠偏止损。自律是内因，决定干部拒腐防变的主动性；教育管理是外因，为干部成长保驾护航。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必须始终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履行严格自律责任，把严于律己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自觉锤炼党性、涵养作风、严守底线，做到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常态化教育固本培元，以制度化管理约束行为，以常态化监督防范风险。通过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过硬举措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持续稳步推进金砖合作机制建设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金砖国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历经多年发展、稳步扩容，不断夯实多边合作根基，日渐成为全球治理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依托经济体量、合作机制、全球治理多维发力，金砖国家综合实力持续跃升，逐步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话语垄断，为构建更加均衡包容的全球治理格局注入关键动力。

一是经济体量持续夯实，全球经济话语权稳步提升。2024年扩员后的金砖国家整体经济增速达4%，显著高于全球3.3%的平均增速，扩员后金砖大家庭总人口占全球半数以上，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接近三成，宏观经济运行韧性突出，经济体量稳居全球新兴经济体首位，持续牵引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现阶段金砖多边经贸合作体系日趋完备，金砖内部货物贸易规模10余年间增长超13倍，经贸联动效能持续释放；依托金砖新开发银行搭建专业化独立投融资平台，健全跨境经贸结算配套机制，畅通多边投融资渠道，持续强化大宗商品贸易议价能力，在全球能源、矿产、粮食经贸领域掌握协商主动权，稳固金砖国家全球经济治理根基。

二是合作机制日趋成熟，广泛凝聚全球南方共识。金砖持续优化内部合作治理章程，稳妥推进扩员进程，构建包容性突出的“金砖+”协作体系。截至目前，金砖合作机制已吸纳10余个内外新兴经济体加入合作体系，常态化联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务实协作。始终秉持平等协商、互利共赢合作准则，坚守开放联动、包容共进合作导向，践行守望相助的多边协作理念，区别于西方阵营化、排他性博弈逻辑，夯实南南合作平台定位，凝聚全球南方发展共识，政治凝聚力与国际感召力持续增强。

三是治理参与走深走实，有效履行全球公共责任。金砖全方位深耕全球治理各项议题，在粮食安全、产业链稳定、国际金融治理、能源协同领域落地多项务实合作成果。依托金砖多边粮食合作框架，联动多国储备应急粮源、共享农资技术，有效应对全球性粮食通胀风险；有序推进跨境本币结算，完善多边金融协作体系，夯实全球金融运行底座；统筹关键战略矿产协同治理，稳住新能源产业链供给底盘，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平稳运转，补齐全球治理供给短板，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关键力量。

金砖国家全球影响力稳步提升，合作成果持续落地，是多重动因促进下的必然结果。

第一，全球格局结构性变迁，重塑国际力量对比格局。伴随世界多极化深入推进，全球经济重心持续由西向东位移，新兴经济体发展动能全面释放。近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年均增速远超发达经济体，全球经济增量超六成由发展中国家贡献，传统西方垄断全球事务的力量格局逐步松动，客观上为金砖深耕多边合作、争取国际话语权、拓展合作空间筑牢时代根基。

第二，全球治理体系短板日益凸显，改革诉求持续升温。现行全球治理架构形成已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治理机制僵化，议事规则与份额分配长期固化，发达国家把持核心决策权，全球南方经济体经济贡献与治理权限严重失衡。全球治理规则难以适配当下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治理供给与时代需求错位加剧，催生金砖联合自强、补齐治理短板、完善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内生动力。

第三，单边霸权行径持续扰乱全球治理秩序，抬升多边协作避险诉求。近年来，单边主义、经济胁迫、金融工具政治化持续扰动全球秩序，贸易壁垒加高、跨境资产制裁、产业链人为割裂等行为频发，叠加地缘冲突衍生粮食、能源、金融连锁风险，西方主导的多边合作框架治理效能持续弱化。广大新兴经济体亟须搭建中立公正、互利普惠的协作载体，对冲跨国发展风险，客观助推金砖合作提质增效。

第四，多边价值理念高度契合，夯实团结协作根基。金砖国家始终坚守多边主义、互利共赢核心立场，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摒弃地缘博弈、阵营对抗的零和思维，发展理念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谋求自主发展、平等参与治理的共同诉求。各方发展愿景同向、利益诉求相融、外交立场相通，凝聚长期稳定的合作共识，保障金砖合作行稳致远，实现国际影响力稳步扩容。

身处动荡纷繁的国际环境，面对全球治理失序、地缘风险加剧、发展鸿沟扩大等多重挑战，金砖国家坚守多边主义立场，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持续扩容升级、搭建开放包容的“金砖+”协作机制，既是金砖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抢抓发展机遇的战略抉择，更是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提升集体话语权、谋求共同发展的共同诉求，未来金砖合作将持续稳步推进。

恪守开放导向，维护多边合作秩序。逆全球化思潮持续蔓延、阵营化对抗不断抬头，金砖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维护者。金砖合作秉持包容共进的核心准则，定位为互助共进的多边协作平台，排斥封闭运作、排他博弈的合作模式。稳步推进扩员进程、完善“金砖+”合作框架，广泛联结全球南方经济体凝聚合作合力，坚守多边贸易体制基本准则，保障全球经贸体系平稳运转。该机制不以颠覆现行国际秩序为目标，依托制度创新优化合作模式，搭建多元务实的协作网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

统筹产业链协作，夯实自主发展根基。全球经贸摩擦、地缘扰动持续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各国普遍强化发展自主权建设，规避单一外部依附风险。发展权涵盖发展道路自主抉择、发展机遇平等获取、发展成果普惠共享等多项内容，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诉求。依托“金砖+”资源禀赋优势，各方统筹绿色战略矿产政策协同，打通上下游产业协作链路，盘活全域资源产能，推动资源禀赋有序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与规则话语权，规避资源错配引发的发展困境，依托新一轮产业变革补齐工业化短板，夯实共同发展根基。

完善金融协作体系，提升全球金融韧性。在全球金融治理稳定性持续下滑背景下，各国合理优化跨境结算布局、分散货币风险，属于常态化防御性治理行为。金砖推进跨境支付体系建设、扩大多边本币结算、落地多边投融资业务，定位为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补充方案，并非重构全球货币格局、替代主流跨境清算体系。此举能够优化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布局，破除单一金融机制垄断弊端，推动国际金融治理迭代优化，筑牢全球金融安全屏障。

促进南南合作，有序参与全球治理。伴随综合实力稳步增长，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意愿同步提升。金砖兼顾改革存量、创新增量双向路径推动治理变革，一方面稳步推动主流国际机构改革，优化份额配比与议事规则，补齐全球南方代表性缺失短板，夯实多边机构治理效能；另一方面依托多边机制凝聚发展共识，统一全球南方治理立场，放大发展中国家集体诉求，拓宽多边治理参与渠道。改革现有机制、创新合作平台双向发力，本质是补齐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缺口，维护国际秩序平稳运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铜供需体系

当前全球能源革命与产业技术变革进程提速，绿色低碳转型同数字经济深度交融。铜具备突出的导电、导热及延展特性，是现代工业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础原料。如今铜已逐步突破传统工业金属范畴，成为评判绿色转型、技术革新成效的关键参照。伴随技术迭代，铜的应用场景持续扩容，覆盖新能源汽车、算力基建、数据中心、智能电网等诸多领域，是保障能源转型、前沿技术落地的重要战略资源。一段时期以来，铜市场需求快速扩张，供给端存在刚性限制，短期价格波动与长期供给隐患并存，全球铜供需体系迎来重构。

铜是支撑能源转型与数字革命的重要原材料。铜的战略价值依托其不可替代的材料属性。铜是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的物质基础，应用领域覆盖能源转型与数字经济两大赛道。

能源转型成为拉动铜需求增长的关键动力，相关场景中的用铜强度显著高于传统领域。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输电、储能全链条均需大量铜材支撑。国际能源署（IEA）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系统中的平均用铜量是传统发电系统的8—12倍。其中，风力发电机组每兆瓦用铜量为2.5—6吨，太阳能光伏发电每兆瓦用铜量约4吨。在电动汽车领域，驱动电机、电池、高压线束等关键部件均将铜作为首选材料，纯电动汽车单车用铜量约80公斤，为燃油汽车的4倍。据测算，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每提升1个百分点，铜需求将新增数十万吨。在能源系统的脱碳进程中，铜资源保障能力直接决定清洁能源的部署规模与落地效率。

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进一步拓展铜应用，成为铜需求增长的新兴支柱。人工智能算力设施、数据中心、半导体芯片、5G通信网络等高新技术产业，对高精度铜材、铜合金需求量大，每兆瓦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耗铜量达27—33吨，是传统数据中心的2倍以上。随着全球数字技术迭代与高端制造业升级，铜与前沿技术的绑定程度持续加深，成为支撑数字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矿物载体。

全球铜资源中长期缺口扩大。铜需求在能源转型与人工智能产业带动下进入长期扩张期。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不断扩大、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提升，叠加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批量建设，共同推动铜需求持续攀升。据标普全球研究数据，全球铜需求预计将从2025年的2800万吨增至2040年的4200万吨，增幅达50%，需求增长的长期趋势难以逆转。

铜供给受多重刚性约束叠加，整体弹性不足。从资源禀赋看，全球铜矿资源分布高度集中，智利、秘鲁和刚果（金）三大产铜国合计铜矿产量长期维持在全球总产量的50%左右，地缘政治波动、资源政策调整极易对全球供给形成系统性冲击。从开采周期看，全球主力矿山普遍进入开采中后期，开采深度不断加大，矿石品位持续下滑，智利、秘鲁等主要产铜国的矿石平均品位在过去十年中从0.7%下降至0.5%左右，开采成本与作业难度不断上升。同时，新建铜矿项目平均耗时15—17年，且面临投资门槛高、审批流程复杂、环保约束严等多重压力，新增产能难以在短期内快速落地。

短期扰动因素加大供应缺口，铜供需矛盾凸显。近年来，部分主要产铜国环保政策收紧、劳资纠纷、社区冲突与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叠加部分矿山生产事故影响，全球铜矿产能利用率波动加剧，开采与冶炼产能释放受限。2025年以来，全球主要铜产区扰动因素持续发酵。其中，秘鲁安塔米纳（Antamina）矿山产量暴跌26%；刚果（金）卡莫阿—卡库拉（Kamoa-Kakula）铜矿项目2025年产量下调28%；印尼格拉斯伯格（Grasberg）铜矿因泥石流事故停产，年内损失约25万吨产量，全面复产预计需至2027年。据标普全球研究指出，若无重大供给变化，全球铜产量预计在2030年达到3300万吨峰值后便进入下降通道，到2040年供需缺口将高达1010万吨。

资源争夺不断加剧。铜价整体水平大幅走高，冲击全球能源转型进程。受供应紧张预期与市场投机情绪共同影响，国际铜价持续走高并创下历史新高。近期伦敦金属交易所铜价突破1.4万美元/吨，沪铜期货主力合约站上10万元/吨大关，双双刷新阶段历史高位。原材料成本上涨直接推高光伏、风电、储能、特高压等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导致部分项目投资回报周期拉长，甚至失去经济可行性。高铜价增加全球能源转型成本，延缓全球清洁能源部署节奏与碳中和目标的推进进程。

供给约束沿产业链向下传导，制约全球高端制造与技术创新活力。铜是半导体、通信设备、高端装备等产业的重要原材料，供应稳定性直接关系到下游产业的生产节奏与技术迭代。若铜供应持续紧张，芯片制造、算力设施建设等前沿领域技术落地与产业化速度放缓，削弱全球产业创新的整体活力。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发布的《气候变化威胁全球最关键技术》报告指出，到2035年，全球约32%的半导体生产可能因铜供应中断受严重影响；在高排放情境下，这一比例到2050年将上升至58%。

多元主体加速战略布局，铜全球供应链博弈日趋激烈。面对铜资源供给结构性紧张，全球主要经济体纷纷将铜纳入关键矿产战略范畴，加速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发达经济体主导搭建联盟化供应网络。美国通过专项资金支持海外铜矿布局，依托“资源地缘战略参与论坛（FORGE）”等多边机制，联动盟友搭建排他性铜供应链协作体系，降低对传统产区的依赖；欧盟在《关键原材料法案》中设定本土加工与回收量化目标，与主要产铜国深化合作推动供应来源多元化。主要产铜国强化资源主权管控。智利、秘鲁通过税制改革、收紧环保审批提升资源收益管控；刚果（金）提高本土化持股要求、限制初级铜精矿出口，倒逼冶炼产能本土落地。制造业经济体多维度构建资源保障体系。中国统筹国内铜矿勘查与冶炼技术升级，同时拓展国际矿业合作；日本、韩国以参股方式绑定海外铜矿资源，同步推进材料高效利用与替代技术研发。未来围绕铜资源的投资准入、贸易规则与技术标准之争将持续升温，多主体角力的格局已然形成。

铜产业链结构分化风险加剧，全球资源产业均衡发展面临新挑战。铜资源禀赋、矿产开采与冶炼消费天然存在空间错位，叠加地缘竞争、资源民族主义等多重博弈因素，推动全球铜供应链走向区域分割、阵营化重构格局。高度依赖铜资源进口的经济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脆弱性显著凸显，能源转型、高端制造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进程持续承压。发展中经济体在绿色能源替代、新型工业升级过程中将背负更沉重的资源开支，绿色转型投入门槛抬升、推进节奏放缓，全球产业链分工协作体系受损，阻碍各国协同实现低碳发展、共同繁荣的长远目标。

全球铜资源供需格局的重塑，是能源转型与产业技术变革进程中资源适配矛盾的集中体现。铜资源问题具有鲜明的全球性与系统性，单一国家或市场难以独立化解。亟需各国凝聚共识，在竞争中寻求合作空间，统筹供给保障、技术创新与产业协作，共同构建更具韧性的全球铜供应链体系，才能有效破解铜供应带来的挑战，为全球能源转型与技术革命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撑，共同推动人类社会迈向绿色低碳、创新驱动的发展新阶段。

（作者系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全球资源环境研究室主任）

德国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德国立足儿童青少年成长特点，将心理健康服务贯穿家庭、学校、社区和医疗等多个场景，逐步形成多方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其注重早期预防、资源整合和社会协同的做法，对完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具有借鉴意义。

德国推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源于多重现实压力。首先，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日趋严重。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10至19岁住院病例中，心理疾病和行为障碍占比18.9%，成为该年龄段住院首要原因，人数较2023年增加3.4%、较2004年增加36.5%，抑郁症、饮食障碍和自我伤害等精神疾病已成为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主要威胁。其次，数字化快速发展带来新的心理健康风险。社交媒体、算法推荐、人工智能等在重塑学习与社交方式的同时，也加剧网络欺凌、社会比较、虚假信息传播、情感依赖等问题，传统心理服务模式面临新的挑战。最后，新冠疫情放大了既有短板。德国联邦部际工作组2023年报告显示，受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影响，儿童青少年抑郁症状发生率较疫情前上升75%，也暴露出教育、医疗、福利等领域协同不足、专业资源紧张等问题。面对上述挑战，德国积极筑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主要采取以下举措。

政府设立地区社会教育服务机构。德国依托地方青年福利办公室，设立地区社会教育服务机构，面向父母、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和家庭问题咨询支持，帮助家庭解决养育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及时提供危机援助和儿童保护。目前，全德国约有560个地方青年福利办公室，不仅向家庭提供有关权利、救助和公共服务等信息，在发生严重危机时也及时干预，必要时提交法院处理。以波恩市为例，儿童、青年和家庭办公室社会服务部设有家庭和教育支持专家服务，为家庭提供咨询、教育帮扶和保护服务，重点防范儿童青少年遭受忽视以及身体、心理和性暴力侵害。

社会组织为家庭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德国多类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在政府和家庭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抗悲伤的援助电话”成立于1980年，至2024年已拥有87个成员组织、77个儿童青少年电话站点和3992名咨询员，全年提供咨询约11.8万次，心理问题、自伤和家庭关系是主要咨询内容。德国抑郁症援助基金会提供热线、在线自助项目及博客等，并协调90多个地区“抗抑郁联盟”。德国儿童保护协会由联邦协会、16个州协会和400多个地方协会组成，通过“坚强的父母·坚强的孩子”等项目提升家庭科学育儿能力。与此同时，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和德国心理学家协会持续开展心理监测研究、专业培训，为政府制定政策和家庭科学应对提供依据。

多方联动加强对家庭的支持。德国把家庭支持作为应对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抓手，推动教育、医疗、福利等力量共同参与。2022年，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公民、妇女和青年部资助启动“家长机会N：在家长的支持下为家庭赋能”项目，面向困难家庭建立社区网络，联动日托中心、小学、家庭教育中心等机构提供低门槛咨询和教育支持。新冠疫情期间，以上部门联合成立部际工作组，推动学校、日托机构和青少年福利领域人员接受线上培训，提升早期识别压力风险的能力。同时，德国加强早期预防服务，为孩子出生后面临压力的家庭提供上门支持，并在2023年、2024年为各州提供约40亿欧元，用于落实健康、营养和体育活动领域的行动。

德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取得积极成效。一是基层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依托地方青年福利机构，家庭在养育困难、儿童保护和危机求助等方面能够更便捷地获得支持。二是服务供给更加多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低门槛、专业化服务有效满足家庭多样化需求。三是多方协同更加深化。联邦政府推动学校、日托机构、社区、福利机构等共同参与，有助于减轻家庭压力、提升早期干预效果。德国的实践为各国完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将心理健康服务延伸至基层。德国把地区社会教育服务机构作为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依托，其着眼点是在家庭养育和儿童成长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提供支持。通过将心理健康服务与家庭支持、儿童保护、教育帮扶等基层公共服务统筹起来，既降低了家庭求助门槛，提高风险发现和快速响应能力，又能够根据问题轻重实行分层干预，避免一般问题演变为严重危机，形成预防在前、干预及时、保护有力的基层服务格局。这启示，完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应将重心下移，依托地方儿童福利、家庭服务和教育支持等基层力量，加强家庭养育指导、儿童保护、危机援助等基础性服务，对一般问题及时疏导，对重点风险及早介入，对严重危机依法处置，更好守护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

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的作用。德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贴近家庭、形式灵活、可及性高的优势，充分调动各非营利性组织、基金会、科研机构和相关协会等的社会资源，通过热线咨询、专业支持、家长课程等方式，为家庭提供更加便捷、更加贴近需求的心理支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拓展了心理健康服务覆盖面，也增强了家庭主动求助的意愿。这启示，完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应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支持社会组织发挥专业特长和贴近群众优势。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经费支持和规范管理，提升社会服务的专业性和稳定性，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服务格局，更好满足儿童青少年和家庭多层次、多样化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把心理健康服务融入儿童青少年日常生活。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往往与学习压力、家庭关系、校园适应和暴力伤害等因素相互交织，仅依靠医疗机构难以及时发现和有效干预。为此，德国统筹医疗、家庭、教育、福利机构和地方政府等多方力量，通过早期预防干预、在线求助咨询、社区网络支持、专业知识普及和提高日托质量，把服务送到儿童青少年日常生活和学习的场景中。这启示，完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应把资源更多配置到儿童青少年经常接触的地方，并优先支持困难家庭和高风险儿童青少年。同时，建立持续监测和评估机制，及时发现问题、优化资源配置，使服务体系既能应对突发事件冲击，也能适应长期社会变化。

以治理实效牵引人工智能政务应用

当前，人工智能加速演进，大模型、智能体等新技术新应用正在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从政务服务、监管执法到基层治理、应急管理，人工智能也在进入政务领域，为科学决策、政务执行与协同治理带来新的可能。与此同时也要看到，面对技术变革浪潮，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不搞人工智能就落后”的焦虑，不同程度存在重概念、重投入、重展示的倾向，把购置算力设备、接入大模型、建设平台本身视为工作成效。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投入难以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造成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越是在技术快速迭代、社会期待攀升之时，越需要以治理实效牵引应用方向。人工智能要真正发挥作用，不只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先进程度，更取决于技术与场景的匹配深度。必须回应现实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并经得起制度规则和责任要求的检验，使人工智能从技术热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

审视应用前提，立足实际需求推进能力适配

政务领域引入人工智能，必须立足真实需求、技术能力和现实条件。客观而言，政务领域的信息归集、文本处理、知识检索、风险提示和业务协同等工作，与当前人工智能的能力特点具有较高契合度，确实为其应用提供了重要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政务工作都需要引入人工智能。不同事项的业务性质、风险底线、数据基础和责任要求不尽相同，决定了人工智能的适用边界和实际效用必然因场景而异。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不能从技术概念倒推应用场景，而应从真实问题出发，理性认识技术能力边界和实施条件。

人工智能的技术潜力，只有进入真实政务场景，才能转化为现实应用能力。政务活动不同于一般的信息处理，往往涉及政策适用、程序执行、利益权衡和责任承担。特别是在行政审批、监管执法、资格认定、资金分配等事项中，人工智能可以用于辅助检索、风险提示、材料整理和决策参考，但不能替代法定程序、行政裁量和必要的人工判断，更不能替代行政主体依法承担责任。只有准确把握技术能力边界，才能使人工智能在适宜场景与关键环节中恰当发挥作用。

提高行政效率、优化公共服务、加强监管能力，是政务运行的长期任务，也是推进人工智能应用的重要牵引。人工智能应用的合理性，在于其是否具备比较优势，即能否比既有工作方式和信息化手段提供更有效、更稳定、更经济的支撑。对于利用传统信息系统已经能够较好解决的问题，不宜盲目以人工智能方式改造或重建；对于确有必要引入人工智能的事项，也应根据场景特点、任务性质和风险要求，合理确定应用方式和介入深度，防止把技术应用演变成系统叠加与资源浪费。

厘清作用范围，围绕场景特性匹配技术路径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长项在于内容生成、语言处理和交互回应。政务工作中存在大量与文字处理和沟通交互有关的任务，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比如辅助完成材料起草、信息归纳和回应公众咨询等。但也必须认识到，此类技术主要基于概率预测生成内容，其输出结果不等同于事实结论或政策依据。因而在应用中要坚持人工把关，不能直接以模型生成内容作为决策的最终依据。

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同，判别式人工智能的优势在于信息识别，如分类归集、风险发现和异常预警等。许多政务工作需要从大量对象或数据中识别差异、发现线索，例如在市场监管、公共安全、资金审核中，对异常主体和风险趋势进行识别就是较为典型的需求。对于这类目标明确、规则清晰的任务，判别式人工智能能够提供稳定的技术支撑。在当前已经落地的政务智能化应用中，此类以信息识别为主要功能的应用是颇为成熟、常见的应用形态。

人工智能智能体体现了另一种应用思路。它能在明确目标、规则和授权范围内，将任务拆解成若干步骤，自动调取所需资料、调用相关系统或工具，并推动前后环节衔接。过去办理复杂业务，工作人员常需在不同系统间来回切换，并由人工判断下一步行动；人工智能智能体的作用，就是将这种依赖人工调度的过程在规则框架内自动串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的作用从单点辅助延伸到了业务过程的协同。但这种协同要真正实现，前提是业务流程比较清晰、相关系统能够接入、权限与责任边界比较明确，否则容易带来越权使用、责任不清和安全管理的风险。

此外，更前沿的世界模型进一步拓展了人工智能应用的探索空间。其特性在于对环境变化与行动后果的模拟推演，这为城市运行、应急处置、交通调度等场景中的情景仿真与辅助研判提供了可能。然而，现实治理往往交织着复杂的组织与制度等因素，模拟推演不能简单等同于现实判断，更不能直接替代政策判断和应急决断。对于此类前瞻方向，仍需审慎探索。

由此可见，不同技术路径各有特性，作用范围与实施条件也不相同。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不能把智能化简单等同于大模型化，更不能用一种技术思维套用各类任务。关键是回到政务运行本身，立足具体工作需要和现实条件，推动相应技术能力在适宜场景中发挥实效。

创新统筹机制，支撑场景应用常态长效运行

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发挥作用，不能停留在单个部门、单个系统的分散探索之中。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应将其纳入数字政府建设整体框架统筹规划。

加强统筹，首要在于项目推进的统筹布局。面对技术浪潮，不能一哄而上，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估把关机制。根据业务需求迫切程度、数据基础扎实程度和风险可控程度，统筹安排人工智能应用的建设时序。对于条件相对成熟、边界较为清楚的场景，应优先安排、率先突破；对于条件尚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事项，则应暂缓推进。通过统筹把关，确保把有限资源集中到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避免跟风造势，造成资源浪费。

在统筹布局的同时，要注重基础资源的统筹供给。人工智能对算力设施、通用模型等基础条件依赖性强，不宜各部门都从头建设、重复配置。应依托数字政府已有基础，强化公共支撑和集约供给。在此基础上，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责和业务特点，因地制宜探索具体应用。这种统合资源、开放应用的机制，既可以守住集约的要求，又可以赋予部门业务创新的弹性。

数据基础是统筹机制有效运转的关键。人工智能无法凭空产生高质量治理能力，若底层数据不准确、不完整、不及时，再强的算力和模型也难以支撑实际工作。政务数据分散在不同层级和部门，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不能绕开数据治理。在统筹机制下，数据治理应坚持以用促建。以真实、必要、成熟的应用场景为牵引，倒逼数据质量提升和共享协同，使人工智能应用与政务数据治理相互促进。

在鼓励各部门因地制宜探索的同时，必须以制度规则作保障。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用在什么范围、结果如何使用、过程如何记录、责任如何承担，都需要有清晰边界。特别是在跨部门应用中，更要防止因规则不清导致系统不敢用或使用失范。规则供给的意义不在于限制创新，而是为应用探索划定安全底线，明确容错空间。只有建立起权责对等、边界清晰的制度体系，才能让工作人员在框架内敢于作为，让人工智能在政务流程中用得稳、管得住。

统筹机制还必须涵盖长效运营。人工智能应用不是系统上线即告完成，其能力发挥取决于能否在日常业务中持续使用、持续校正。必须摒弃“重建设、轻运营”的惯性思维，建立与应用特点相适应的持续运营机制。一个应用是否有效，不能只看建设初期的展示效果，更要看能否真正改善工作流程，提高政务效能。对成效稳定的逐步拓展，对效果不明显、维护成本较高的及时调整，确保持续发挥实效。

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要取得实效，关键在于从分散探索走向有组织推进。这种“有组织”，体现在立项把关与统筹调度上，也体现在统分结合、规则护航的机制创新中。推进人工智能应用，不能片面追求技术形式上的新、项目建设上的快，而应更加注重是否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改善政务运行、提升治理效能。只有把机制创新与治理运行结合起来，人工智能才能避免停留于局部应用，真正转化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现实力量。

（作者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

认识和把握主权人工智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正视差距、加倍努力，全面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赋能应用，完善人工智能监管体制机制，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当前，智能技术正加速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算力、数据、模型等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构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能力体系，已成为各国抢抓时代机遇的共同选择。“主权人工智能”理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立足这一大势，深刻把握其内涵特征与兴起逻辑，清醒认识推进中的潜在风险，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路径，是赢得智能时代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准确把握主权人工智能的内涵特征

世界政府峰会提出的主权人工智能，主张各国应构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将本土文化、社会常识和历史积淀融入技术体系，以此维护国家文化与经济安全。这一观点迅速引发全球关注，也折射出人工智能竞争正在从单一技术竞争拓展为基础设施、产业生态和治理能力的综合竞争。近年来，世界各国也围绕本土模型、算力设施、公共部门应用和数字主权作出部署。这说明，增强本国人工智能能力、提升关键环节掌控力，已成为不少国家应对智能时代竞争的共同选择。

所谓主权人工智能，是指主权国家自主掌控技术路线、发展方向与核心资源，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始终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与公共利益的人工智能体系。在开放合作中牢牢掌握发展主导权，确保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安全。具体来看，主权人工智能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

自主性是根本前提。基础设施自主、核心技术自主、发展路径自主，三者缺一不可。没有技术主权，发展主动权便缺乏坚实支撑。自主性回答的是“能不能”的问题，即关键时刻能否保持必要能力，外部环境变化时能否维持系统稳定运行。

全域性是体系支撑。算力、数据、模型、应用、治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纳入统筹布局。单一环节的突破不足以支撑全局主动，局部优势也难以完全弥补系统短板。全域性回答的是“全不全”的问题，指向构建较为完整的本土生态，防止出现“局部较强、整体受制”的局面。

安全性是坚固底线。数据依法流动、模型有效治理、风险及时预警可控，关系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主权人工智能追求的是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在跨境流动、国际合作中做到可防、可控、可溯源。安全性回答的是“稳不稳”的问题。没有安全托底，主动权便难以扎根。

文化性是价值根基。技术系统的训练素材、价值对齐、输出内容，需要植根于本国语言体系、社会常识、历史传统和核心价值。技术越先进，价值引导越重要。文化性回答的是“对不对”的问题，确保主动权始终掌握在正确的价值轨道上。

这四者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自主性奠定物质基础，全域性搭建体系框架，安全性划定运行边界，文化性锚定价值方向。四者辩证统一、缺一不可。把握住这四点，就从理论上把握住了主权人工智能的本质，也就从认知上把握住了争取智能时代主动权的战略支点。

深刻认识兴起逻辑

主权人工智能的兴起有其深刻背景，背后是大国技术竞争、产业重组和安全格局变化。这些变化从多个层面揭示了主权人工智能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内在逻辑。

首先，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风险。高端芯片是算力的根基，核心算法决定模型能力，基础框架支撑研发效率。这些环节目前仍较多集中于少数科技强国。技术供应、生态兼容和标准接口等方面的不确定性提示我们：缺乏自主的人工智能技术底座，产业发展就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越是面对复杂形势，越要坚定走自主创新之路，把人工智能发展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中。

其次，更深层的是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系统性依赖。人工智能竞争本质上是体系竞争。一些国家在应用层面推进较快，但算力依赖外部云服务、基础模型依赖外部生态、训练数据依赖单向流动。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应用优势就可能受到牵制。没有覆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的全链条自主可控，就难以在人工智能领域形成稳固持久的战略主动。

最后，在技术与生态双重压力之外，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和文化影响也在同步上升。训练数据大规模跨境流动，可能带来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算法模型的不透明性，也可能在舆论引导、信息识别、风险处置等方面带来新的治理难题。与此同时，大模型的输出内容本质上是对海量训练数据中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的重组与放大。长期依赖他人的数据、语言和价值体系训练人工智能，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使用者的认知方式与价值判断。

这几重压力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技术受制是现实压力，生态依赖是深层挑战，安全风险与文化影响则进一步拓展了问题边界。正是在这些深刻变化的推动下，主权人工智能从一种理论主张逐步进入各国政策议程，把握智能时代主动权也从战略预见转化为紧迫的现实课题。

辩证看待潜在风险

任何重要战略在推进过程中，都需要处理好目标导向与现实条件、长远布局与阶段任务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自主与开放的关系。如果在人工智能领域把“自主”理解为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主动切断与国际创新网络的联系，可能造成算法迭代滞后、模型性能差距拉大，最终削弱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参与能力。主权人工智能所追求的主动，是在开放中锤炼技术竞争力，在合作中提升不可替代性。开放合作仍是提升人工智能技术主权的重要路径。

处理好全域与重点的关系。构建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闭环，不能简单理解为算力、数据、模型、应用等各环节同步平均推进。资源有限，战略选择必须有所取舍。如果为了“全覆盖”而平均分配资源，甚至为缺乏竞争力的技术产品提供长期保护，最终可能造成低水平均衡，影响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效能。

处理好安全与发展的关系。安全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提，发展是人工智能安全的保障。如果对人工智能安全的界定过于宽泛，管理措施缺乏必要区分，训练数据跨境流动、模型开源合作、学术交流的正常通道就可能受到影响。主权人工智能所追求的安全，应当为人工智能发展托底，并为高水平开放提供保障。在开放中筑牢防线，在动态中把握平衡，才是维护人工智能领域主动权的正确之道。

处理好文化主体与文明互鉴的关系。坚守人工智能的文化主体性，需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如果以守护文化为名，在训练数据和模型输出中排斥多元视角，人工智能系统就可能陷入封闭循环。主权人工智能所追求的文化自信，在于有能力消化吸收一切文明成果、进行创造性转化。越是开放包容，越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赢得尊重、掌握主动。

把握智能时代主动权，根本上是一种动态平衡的能力。自主与开放、全局与重点、安全与发展、传承与借鉴，每一对关系都考验着战略智慧。拿捏好分寸、把握好节奏，才能始终掌握主动、行稳致远。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

筑牢自主根基，走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相辅相成的道路。集中力量突破高端芯片、核心算法、基础框架等关键瓶颈，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底座。同时坚定维护和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渠道，深度参与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竞争中提升自主能力。

强化全域统筹，走系统布局与重点突破有机统一的道路。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资源体系构建、基础模型研发和行业应用落地，形成协同推进的整体合力。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关键领域集中资源锻造长板，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提升，在体系竞争中赢得整体主动。

严守安全底线，走发展活力与安全防护动态平衡的道路。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管理边界，确保底线清晰、规则透明。推动算法治理创新，实现系统可解释、可审计、可追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积极推动数据依法有序跨境流动，参与国际智能治理规则制定。安全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保障。

厚植文化根脉，走坚守文化主体与吸纳人类文明成果相结合的道路。系统建设高质量中文语料库，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技术研发与应用全流程，确保技术产品承载中国价值、体现中国智慧。以开放自信的姿态吸纳世界优秀文化成果，让智能技术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理念中赢得价值层面的主动权。

推进中国的主权人工智能建设，关键在于实事求是、保持定力。既要充分认识外部压力和现实差距，也要看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制度组织优势。在自主中保持开放，在系统布局中突出重点，在守牢底线中激发活力，在坚守文化根脉中拥抱世界。唯有如此，才能在主权人工智能建设中稳步前行，把智能时代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为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增进各国人民福祉而努力。在主权人工智能建设中把握主动权，是关乎发展命运、安全命脉、文明未来的深远布局。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在这条道路上走稳走实。一个植根中国大地、守护国家安全、传承中华文脉、造福亿万人民的主权人工智能体系，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支撑，使我们在智能时代的大潮中始终掌握主动、赢得未来。

党中央在香山期间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回答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香山。在之后的半年（181天）里，党中央在香山开启了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的伟大征程。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面对“如何执政”“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等重大考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香山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努力创造契合党的宗旨、顺应人民期盼、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政绩。

“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1949年5月1日，正值劳动节，北平城一片和平景象。毛泽东专程从香山前往颐和园益寿堂拜访民主人士柳亚子。在泛舟昆明湖的时候，柳亚子问毛泽东：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渡江战役中，帮助解放军疏通水路和保障后勤的民工高达320万人，渡江战役的胜利可以说是老百姓用小船桨划出来的。

香山时期，毛泽东多次用《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中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的核心症结，告诫全党同志引为鉴戒，吸取沉痛教训，要跳出封建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强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警示全党胜利后不能变质，不能脱离群众，不能背离人民根本利益，重申“进京赶考”的重大命题，自觉接受人民与历史评判。

进驻北平时，党中央为了不惊扰群众，简化了入城仪式，仅在西苑机场举行小型阅兵，与各界代表见面。颁布《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即便入城部队住房紧张，解放军将士就算露宿街头，也不私入民宅、不住民房、不扰百姓，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随意征用百姓家具物资。解放军一律不允许在市区买东西，部队的骡马、车辆和炊事班不准进城，部队吃的饭菜、饮水都是从几十里外的郊区挑进市区。

进驻香山后，党中央推出一系列关乎群众衣食住行、生存发展的务实举措，如平抑物价、保障口粮，解决老百姓“吃饭难”的问题。解放初期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南方大城市，奸商囤积粮食、哄抬米价，普通市民买不起口粮。党中央在香山统一调度东北、华北老解放区储备粮食，敞开平价售卖，直接击碎粮商囤积牟利的企图，普通工薪家庭、底层市民不再受天价米面困扰；废止国民党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新解放农村立刻废除各类苛捐、摊派、壮丁费，只保留合理农业税负。农民收成不用大量上交，自留粮食增多，彻底摆脱旧政权层层盘剥；抢修基础设施，恢复城市基础生活运转。北平战后部分区域停水断电、公交停运，解放军和地方工作组加紧检修管线、电车线路，居民逐步恢复居家供水供电，出行恢复便利。

坚决践行“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

进驻香山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制定“六条规定”，明确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进驻香山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率先垂范，坚决践行“两个务必”和“六条规定”，杜绝胜利之后骄傲腐化、个人崇拜、铺张享乐。

在香山，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革命本色。毛泽东等居住的双清别墅、来青轩都是平房旧宅，办公和居住场所狭小，陈设简朴。毛泽东会见民主人士张澜时，屈指可数的衣物里竟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最后只能穿着补丁衣服进行会见。出于开国大典的需要，工作人员几次请示毛泽东批准，才给他置备了一套中山装和一双新皮鞋。领导人在双清别墅、来青轩日夜伏案理政，仅半年时间，毛泽东亲笔书写或亲自修改过的电报就多达202封，用于指挥全国战事与土改。在香山期间，党中央主动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频繁会见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陈嘉庚等，与其平等协商建国大计，虚心听取各方意见。

香山时期，全党全军上下严格执行“六条规定”。恰逢生辰节点，工作人员数次提议简单加餐、小型庆贺，均被毛泽东严词拒绝。中央办公厅向香山所有机关、警卫部队、地方来平干部下达纪律：禁止以生日名义送礼、聚餐、慰问，明确“做寿无益工作，极易滋生官僚风气”，将不做寿定为机关硬性准则。各地解放后，不少地方党政、部队、民主人士送来土特产、物资、生活用品，毛泽东定下铁律：公家礼品一律退回，私人土特产要么原路返还，要么按市价自费付款。明确党内上下级之间禁止公款送礼、人情馈赠，禁止借汇报工作、请示事务夹带礼品。同步约束入城部队军纪，要求全军不得借入城庆功摆酒设宴，将节俭作风延伸至全军。党中央下发通告：全国新解放城市、村镇、街道、厂区，一律禁止以领导人姓名更名、命名。

“将革命进行到底”

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捷报频传，国民党反动政府一面放出“和谈”烟雾，一面加紧部署长江防线，国内一些人重新提出“中间路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出面干预人民解放军过江。面对内外部势力干扰造成的各类复杂风险，在这个中国该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提出“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党中央告诫广大指战员，提高警惕，做好渡江准备，“必须争取一举成功”。

渡江战役前夕，英国“紫石英”号军舰闯入长江挑衅，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果断开炮还击，捍卫主权，打出尊严。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毛泽东和朱德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迅速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在北平香山的毛泽东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后，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西楚霸王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为镜鉴告诫全党，表达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决心。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胜利进军，分别以战争方式或和平方式，“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同时，针对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于同年8月18日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等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美国政府通过出钱出枪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企图控制中国的霸权主义本质，确立独立自主外交方针，不依附、不妥协。

为新中国诞生搭建“四梁八柱”

香山时期，党中央一手加速全国解放、筑牢国土根基，一手推进制度擘画、凝聚全民力量，系统搭建起新中国的“四梁八柱”。

在组织、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过程中，党内外还有不少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等一些重大问题，是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的，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回答，以便解决党内外一些人的思想问题。毛泽东亲自动手撰写，他把自己关在双清别墅小院里，两天几乎足不出户，最终写就一篇8000余字的大文章，这就是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系统阐释了新中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面向全社会、各民主党派清晰回答了“建立什么样的新中国、依靠谁、为了谁”，打消了部分人士对政权模式的顾虑，奠定了协商建国的理论基石。

为凝聚各方广泛共识，党中央安全护送各地民主人士齐聚北平、妥善做好生活安置。同时，党中央领导高频登门拜访民主人士或诚邀民主人士赴香山恳谈，真诚团结各方力量。在此基础上，1949年6月中旬，我党牵头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将民主人士纳入六大专项工作组，全面启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起草、政府架构设计、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研讨、政协代表遴选等实质性建国工作。

制定《共同纲领》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新中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党中央高度重视，毛泽东、周恩来直接参与领导工作。周恩来担任筹备召开新政协工作组第三小组组长，其任务就是起草《共同纲领》。他用了一周左右时间闭门谢客、夜以继日地进行修改。周恩来修改后，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亲自审阅、再作修改，并组织各民主党派反复研讨、吸纳各界意见，完成多轮修订。直到9月，数次修改后的草案终于得到了各方认可。经过我党的精心筹备，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全面完成了建国各项议程，通过了这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搭建起新中国长期运行的制度根基。这次会议是香山时期搭建新中国“四梁八柱”最终落地的标志性事件。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尺牍证史 医心永存

在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展厅内，陈列着四件（套）国家一级文物，分别为《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病床日志》《体温记录》《死亡诊断书》。这套文物由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福建长汀籍开国少将叶青山珍藏，于2013年由其子叶军无偿捐赠，详细记录了白求恩负伤感染至牺牲十余日的经过，是再现他生命最后岁月的重要史料。

万里援华扎根敌后行医

1938年1月，白求恩率加美援华医疗队自加拿大温哥华启程，远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抵达延安后，他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于同年6月进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山西五台县金岗库村，由此开启在敌后行医生涯。

彼时敌后抗日根据地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器械短缺、救护技术落后，大量伤员因救治不及时致残，甚至牺牲。面对困境，白求恩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导军区整合医疗资源、筹建模范医院、开办医护培训班、编撰医疗教材、改良救护器械、优化急救流程，多措并举提升晋察冀军区战地救护水平，大幅降低伤员死亡率，为敌后抗战提供了有力的医疗保障。

在华工作期间，白求恩始终坚守救治一线。1938年11月，在广灵公路伏击战中，他将急救站设在距离前线不足5公里的前沿阵地，连续工作40小时，完成71台手术。次年2月，他率东征医疗队配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挺进冀中，4个月内行程750余公里，累计开展手术315台。他用精湛医术守护着前线战士的生命。

1939年7月，白求恩原定11月启程返回加拿大。但在基层走访中，他发现军区战地基础救护技术尚未全面普及，伤员救治方面还有欠缺。为推动整个军区医疗卫生与救护工作向前发展，他决定从10月起至11月底，用两个月的时间巡视全军区的前后方卫生机关。此行也成了他生命最后的征程。

负伤逆行抱病基层巡视

在这场巡视中，10月28日，白求恩在孙家庄参加战地救治时，不慎被小尖刀刺伤左手中指。29日，伤口局部炎症加重，疼痛剧烈，但他仅自行更换绷带，便强忍伤痛继续工作。11月1日，白求恩接诊了一名患有外科传染病（项部丹毒合并头部蜂窝织炎）的伤员。手术时，白求恩手指原有创口尚未愈合，加之他未顾及戴上手套，破损伤口不幸遭受病菌侵入。当天下午2时，白求恩从干河净出发，途经大坪地和杨家台。沿途道路山路崎岖，越岭渡水，十分艰难。在半日之内，他跋涉70余里，又连夜赶路3小时，全程未作片刻休整，且12小时内未进丝毫饮食。夜行途中饱受冷风侵袭，白求恩随后出现头痛、眩晕、全身倦怠、鼻腔流涕、声音嘶哑等类似感冒的症状。纵使病痛越发严重，白求恩也未曾停下救治工作。11月2日，他辗转两处战地医院，一日内检查200余名伤病员，为12名伤病患者施行了手术。11月3日，他带病坚守岗位，继续为伤员实施手术。尽管病情仍在持续发展，但他仅依靠内服阿司匹林及清凉剂等简易药物勉强支撑。到了11月4日，白求恩的病况恶化，只能卧床休息。

这段带病坚守的历程，在馆藏文物《白大夫求恩同志逝世经过录》中有着详细记载，该史料由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撰写，晋察冀军区医务部主任林金亮亲笔签字。文稿记述了他手指刺伤后仅简单包扎便坚持出诊的带伤坚守，半日徒步70余里并通宵赶路的坚韧毅力，以及强忍病痛一日接诊百余名伤员的辛苦付出；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当时战地救护条件有限，但医护人员在白求恩染病后仍尽心照料的情形。这份源自随行亲历者的真实史料，以纪实笔法梳理了白求恩推迟归国、战地救护，意外受伤、继发感染直至不幸逝世的原因和经过，于点滴细节中再现了他生命最后阶段忘我奉献的敬业精神，是整套档案中叙事脉络最为完整的核心史料。

另一份配套史料《病床日志》，则以医疗台账的形式，逐日详述了1939年11月1日至12日十余日里，白求恩的各项病情体征、诊疗方案与用药情况，留存了叶青山带领根据地医护团队全力施救的实况。比如11月4日，日志记载白求恩出现头疼、四肢疼痛、精神萎软、失眠等诸多症状，医护随即开具盐酸吗啡，为他紧急镇痛。至11月10日病情危急，白求恩呼吸浅表、颜面苍白、四肢厥冷、脉搏细小、人事不省，医护立刻静脉注射樟脑油与氯化钠溶液进行全力抢救。这份翔实的诊疗档案，还原了白求恩病症逐步加重、与病痛抗争的经过，体现出晋察冀军区医护团队倾力救护国际友人的深厚情谊。

尺牍为证丹心永铸丰碑

长期超负荷工作叠加伤口重度感染，致使白求恩的身体机能衰退，病情迅速转入危重。11月5日，听闻前线敌情紧张，高热缠身的他奋不顾身奔赴前线开展救治。连日奔波令伤势不断恶化，至11月6日，在前往前线的途中他已无法骑马，只能依靠担架转运。伴随着恶心呕吐、无法进食等重症反应，他的体温升至40℃，呈现弛张热特征，反复畏寒战栗。此后两日，白求恩的局部症状加重，创面脓液大量分泌。尽管炎症稍有减退，但左上肢肘关节下方仍形成了转移性脓疡，并在左腋凹部产生剧烈疼痛，医护人员采取了各项紧急救治措施。9日上午，因局部脓疡波动，施行了小手术（十字切开排脓、制腐纱布栓塞创口），并给镇痛剂内服。然而，即便施行了高强度的医疗干预，病情仍不见好转。10日下午，白求恩在转往后方医院的途中陷入昏迷，经过20分钟的紧急抢救才渐渐恢复意识。11日送至后方医院时，他已并发类似溶血性黄疸的体征，伴随左半身皮下有溢血斑，医护团队立即注射钙剂、强心剂及葡萄糖等药物，竭力救治。弥留之际，白求恩提笔致信聂荣臻司令员，坦言自己在中国的近两年是“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并将个人遗物悉数赠予叶青山、林金亮、江一真三位闽西籍战友及身边同仁。这封绝笔信，饱含了他对中国抗战志士、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白求恩生命最后阶段连续高烧十余天，馆藏文物《体温记录》中的表格横轴依次排布11月1日至12日的日期格；左侧纵轴自上而下同步标注了华氏体温、脉搏及呼吸三组观测刻度。右侧纵轴则标有摄氏温度刻度。图表中部绘图区，战地医护每日8时、18时按时绘制红色体温折线；表格左下角设有血压、体重、饮食等辅助登记栏，但在当时紧急的战地环境下均未填写。表上手绘的红色折线随每日体温数据起伏、反复冲高，直观呈现了他连日高热、与病痛抗争的状态。红线折线于11日戛然而止，表格余下的空白栏，标志着这位英雄生命的落幕。

随着白求恩的辞世，作为整套医疗档案的总结性官方文书，这份《死亡诊断书》成为战时医疗存档的最终凭证。这份手写双语档案以医学术语“Pyämie”（脓毒症）标注病症，由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叶青山、政委李登嵩、医务部主任林金亮三人联署签字生效。文书表头详列了白求恩的职务、年龄、性别、籍贯及入院日期；“治疗经过”栏记载了救治期间的诊疗全过程；“死亡原因”栏分两条列明死亡原因，明确指出其因41.5℃弛张高热不退，血液内混杂细菌毒素刺激心脏，最终因心脏麻痹而牺牲；“死亡日期”栏则标注了精确的离世时间。该文书记录了其病程演变、主要体征及救治信息，是研究晋察冀边区医疗史、国际援华抗战史的珍贵实物佐证。

1939年11月12日清晨5点，经晋察冀军区医护多方竭力抢救无效，白求恩在河北唐县黄石口村不幸逝世，年仅49岁。他将生命奉献给中国人民抗日解放事业。四件尺牍存岁月，一片丹心照山河。这套馆藏文物相互参照，以纪实文稿、病程台账、体征记录、官方诊断形成完备史料链条，真实记录了白求恩生命终章十余天的真实经历。它们尽显国际主义战士大爱无疆的崇高品格，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精神，与闽西红医的赤子之心交相辉映，在这片红土地上薪火相传。

在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决不能荒腔走板变味走调

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时指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中央统一指挥的合奏中形成和声，决不能荒腔走板、变味走调。

荒腔走板、变味走调，形容在一个乐队中出现不和谐、不协调的因素，影响整体视听、破坏整体效果的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借用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指出了新时代新征程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强调各级组织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中要履行好自己的使命职责。

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指出：“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组织，其中的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汇聚全党共识形成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其中的组织是由中央、地方、基层形成的“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组织体系；其中的纪律是对于党中央决策维护和执行的规矩和纪律。各级党组织在高效和谐运行中，体现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最高原则是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党、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党中央不能实行坚强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出现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的局面，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确保全国上下步调一致、集中力量、协同攻关，形成实现现代化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针对一度存在的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鲜明提出“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使全党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团结、行动上更加一致；面对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的状况，把严的要求体现到管党治党各方面各环节，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严重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确保党的全面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新时代最重大政治成果、最宝贵历史经验、最客观实践结论，是党和人民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运用，民主集中制是为实践反复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治理好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和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民主集中制，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要通过健全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通过健全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健全党中央领导各级各类组织的制度，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保证党集中统一、坚强有力。在这个上下协同、顺畅高效的领导体制中，党中央有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

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从来是和完成党的中心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目的是把全体党员的智慧和力量体现在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全过程。党员干部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共同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崭新篇章。

坚持把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相贯通

《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是2025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这篇重要文献科学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态度管党治党、用什么样的标准管党治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我们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文献。

改革精神与严的标准一体两面、相辅相成

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重要文献开篇就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努力取得更大成效”，把我们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认识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从改革精神维度看，这是对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重大创新。长期以来，改革更多被视为推进经济社会领域发展的重要举措。这篇重要文献把改革精神引入管党治党领域，赋予党的自我革命以锐意进取、破旧立新的精神气质。这意味着管党治党不能满足于现状，必须用改革的方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用创新的思维破解难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改革精神正是科学态度和体系化方式的集中体现。

从严的标准维度看，这是对全面从严治党主基调的再强调再深化。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2014年10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重大命题，随后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再到用“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贯穿一条清晰主线：管党治党的标准只会越来越高、要求只会越来越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篇重要文献将“严的标准”进一步系统化、具体化，使之成为可对照、可检验、可问责的刚性尺度。

改革精神与严的标准一体两面、相辅相成。改革精神指向的是自我革命的内生动力，回答的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和态度管党治党；严的标准指向的是管党治党的外在尺度，回答的是用什么样的标准管党治党。二者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重要理念，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彰显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魄。

立足党的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着眼破解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一套自我革命“组合拳”，坚持构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但是，还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这篇重要文献体现了强烈的问题意识，直指管党治党中的顽瘴痼疾，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重要举措。

一是言行不一的政治偏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简单当成政治表态，必须说到做到”。要坚决纠治“七个有之”“低级红”“高级黑”等现象。二是纪律意识淡薄的突出短板。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纪一问三不知”。必须注重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纪律教育机制，把纪律教育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三是风腐交织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研判反腐败斗争形势，明确指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创造性地提出风腐同查同治的靶向疗法。四是管党治党责任悬空现象。习近平总书记严厉批评有的领导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表态拥护多、主动抓得少，对一些问题心知肚明却装聋作哑”，有的班子成员认为“‘两个责任’就是党委、纪委两个书记的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揭示了党内存在的责任虚化的问题。五是基层反腐的温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上面九级风浪、下面纹丝不动，怎么能得到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再次强调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体系化推进管党治党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作出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鲜明指出，要“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篇重要文献集中体现了要以体系化方式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从五个方面构建起系统施策的实践布局。

政治监督体系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从思想、政治、行动三个维度分别提出要求，强调要统筹安排好党委和政府“两办”督查、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察监督、职能部门监督，构建起各类监督贯通协同的工作格局，有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纪律教育全周期化。要建立常态化长效化的纪律教育机制，抓好党员、干部从入党、入职直到退休各个重要节点的纪律教育，抓好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对象的纪律培训。这些要求实现了纪律建设从事后惩治向全周期贯通的转变，强调把他律转化为自律、让纪律内化为日用而不觉的言行准则，使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改革创新、干事创业。

正风肃纪反腐全链条化。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这一部署打破了以往作风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相对分离的工作格局，形成全链条惩治闭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

责任落实精准化。这篇重要文献明确划分了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边界，强调“党委要主动抓、主动管，不能用纪委的监督责任代替自身的主体责任，更不能放弃责任、一推了之”。要求各责任主体都要知责、担责、履责，“不能当‘好好先生’”，要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失职失责精准科学问责。

基层反腐常态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地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提出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督，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统筹减负和赋能。这为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供了明确的路径和方法支撑。

健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进行部署。面向“十五五”时期，必须健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制度和政策落到实处，解决好新征程上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重大战略和政策问题，切实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全力护航民营经济担起更大时代责任。

立足时代之需，深刻把握健全统筹协调机制的战略意义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健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回应民营经济期盼的战略抉择，关系到顶层设计的落地成色，关系到新征程的使命达成，也关系到宏观经济大盘的稳定，必须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理解其背后的战略考量和现实意义。

推动顶层设计落地见效的关键抓手。近年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各项政策密集发布，政策体系逐步走向成熟，走出了政策制定的“最先一公里”。实践中，这些政策涉及财税、金融、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能否落地见效并发挥最大效能，关键在于打破部门壁垒，将分散在各部门的政策资源有效整合起来，确保各项惠企政策在方向上一致、力度上叠加、节奏上协同。为此，必须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有效贯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将“施工图”切实转变为“实景图”，将各类支持政策切实转化为民营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奋进“十五五”新征程的重要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民营经济要在引领创新发展、参与国家重大战略、提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这既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新使命，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是适应“十五五”新任务、支撑民营经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的内在要求和体制支撑。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国际竞争愈加激烈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强化机制设计和综合协调，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参与构建全球化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才能更好支持民营经济实现创新发展、更好参与国际前沿竞争，为我国赢得激烈国际竞争贡献更强的民营经济力量。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现实保障。当前，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仍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矛盾，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民营经济在稳增长、扩就业、保民生中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在稳定经济大盘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健全统筹协调机制，通过释放更大的政策合力和改革动力，才能有效解决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等问题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切实稳定和引领市场预期，最大限度激发民营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为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微观基础。

夯实运转之基，构建“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

健全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机制，须着眼于思想引领、机制设计、能力建设三大要素，着力解决认识、规则和落地问题，形成三位一体、相辅相成的支撑体系。

形成共谋发展的行动自觉。思想引领不仅是支撑体系的基石，更是贯穿始终的行动指南，必须将思想引领具体化、常态化，推动各级政府真正把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切实按照“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等重要讲话精神，坚决破除“重国有轻民营”的观念惯性、“官本位”的管理思维，真正把“两个毫不动摇”从政治要求转化为主动服务民营经济的行动自觉。营造尊重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社会氛围，宣传好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方面的贡献。同时，完善涉民营经济舆情收集、研判和处置机制，对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错误言论和恶意诋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网络谣言，敢于亮剑、及时澄清、依法打击，让民营企业家安心创业、放心投资。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家争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促进年轻一代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建立精准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健全统筹协调机制，核心在于以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形成一套覆盖政策制定、执行落地、评估反馈全流程，贯穿企业初创、成长、成熟、转型全生命周期的综合协调体系，实现从多头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在政策制定方面，统筹优化政策出台的前置审核条件，制定统一规范的审查办法，将公平竞争审查和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切实有效地嵌入决策前端。政策调整须设置合理缓冲期，尽量避免对企业正常运营带来不必要冲击，着力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的衔接配合。针对企业规模、行业和区域分布，分层分类提供精准服务和政策支持。在政策落实方面，将支持民营经济的事项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重点督查清单，对议定事项、惠企政策建立台账、销号管理，将民营经济发展关键指标和任务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强化“指挥棒”导向。在综合保障方面，完善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民营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机制和闭环处理流程，鼓励地方探索建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基层联系点，及时感知一线冷暖，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提升统筹协调的实践效能。能力建设是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要从机构建设、技术赋能、外力支持三个维度，综合提升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能力。在机构建设方面，除了配强配优干部之外，要在推动相关部门履行好职责的基础之上，围绕民营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视情组建工作专班，明确牵头和责任部门，强化执行落实，避免出现有人议事、没人办事，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情况。在技术赋能方面，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部门间数据壁垒，搭建民营经济综合服务与运行监测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企业画像，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大力推广“免申即享、一键直达”。同时，动态监测民营经济运行指标，特别是民间投资、账款拖欠、执法投诉等问题，实现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提升统筹协调的精准度。在外力支持方面，积极吸纳专家学者、商协会、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提供意见建议，在重大规划编制、政策出台前充分征询公众意见，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抓实落地之举，聚焦实践中的关键问题加强统筹协调

坚持问题导向狠抓落实，是发挥统筹协调机制作用的根本要求。实践中，解决问题是硬道理，要针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民营企业可感可及的发展红利。

标本兼治，解决好拖欠企业账款难题。拖欠企业账款是影响民营企业正常经营的突出风险，解决该问题对维护企业权益、稳定企业预期、增强企业信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切实加强部门协同，压实地方政府和核心企业责任，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合督查机制，形成清旧欠、防新欠的合力，确保清欠工作落到实处。同时，健全拖欠企业账款清偿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机制，从制度上切断增量。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和项目资金监管，加强政府采购支付监管，健全防范化解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的制度机制。优化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投诉管理运行机制，健全投诉督办约束机制，健全失信惩戒机制。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为民营企业参与招标投标破壁清障。公平竞争原则已经贯彻到政策制定全流程，但在招标投标等具体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玻璃门”，需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更有效地为企业破壁清障。加强相应机制建设，引导招标人建立招标文件合规审查、招标投标全过程公平性自查等机制，明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责任清单和职责分工，完善投诉处理机制，保障民营企业有畅通的问题反映和解决渠道。强化数智技术应用，提高识别各类不合理限制的精度和效率，保障有关制度规定得到严格执行。

强化创新资源供给，激活民营企业创新动能。民营企业是技术创新的生力军，但面临中试资源短缺、重大科研设施开放不足、算力成本高等约束，轻资产的科技型企业还存在科技创新成果质押难的融资痛点。加大统筹协调力度，重点解决运行费用标准、保密和安全风险等实践难点，进一步推动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开放；建立符合民营经济发展现实的申报条件和验收标准，有效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研究推广“人工智能券”等政策工具，降低民营企业使用公共算力成本；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统筹政策性金融资源和市场融资渠道，更好满足科技创新类中小企业融资需求。

规范涉企执法监管行为，营造安商惠企法治环境。针对民营企业反映强烈的违规异地执法、逐利执法、重复检查等问题，加大统筹协调和监察力度，切实规范涉企执法行为。重点推动建立健全涉企行政执法诉求沟通机制，严格落实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化管理，大力推广“扫码入企”、非现场监管等模式，坚决遏制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合理统筹省、市、县三级行政检查计划，严格控制专项检查的范围、内容和时限，坚决杜绝选择性执法和让企业“自证清白”乱象。

完善海外权益保障体系，支持民营企业有序走出去。随着民营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在海外遭遇反垄断调查、知识产权纠纷、合规审查的案例增多，单家企业应对能力不足。统筹国内有关部门和驻外机构资源，用好民间力量，构建立体护航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出得去、站得稳”。重点协调有关力量和资源，及时发布和更新投资目的地合规指南、外资安全审查动向等信息，推动民营企业前置建设出海合规体系。统筹领事服务、法律支持等资源，帮助民营企业稳妥应对国外反垄断审查，引导行业抱团应诉；拓展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扩大出口信用保险对民营企业的覆盖面，降低出海风险。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

运用数智技术赋能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二〇二六年新年贺词中“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的重要论述，揭示了文化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核心地位。2026年3月1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三十一条明确指出：“国家支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开展交流活动，鼓励和引导网络产品、服务的提供者制作、传播体现中华民族大团结的作品和信息，营造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和谐网络环境。”当前，以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为核心特征的数智技术使得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时空场域从传统媒介向数据、算法、云端交织的网络空间延伸拓展，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运用数智技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蕴

数智技术的深度应用，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拓展了新的维度与空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拓展建设维度，实现文化资源普惠共享。数智技术突破了文化传播的物理距离限制，极大推动文化空间从物理场域向数字场域延伸，通过数字博物馆、云展览等新业态，可以使优质文化资源覆盖边疆民族地区，为各民族群众平等享有文化资源、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提供新路径。

激活文化基因，支撑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十三条强调：“国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革命文化是脊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引领，三者彼此融通、有机统一。故宫8K超高清技术复原《千里江山图》、敦煌研究院人工智能修复壁画等实践，为“三种文化”的协同发力与活态传承提供了生动注脚。

优化传播效能，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精度。数智技术突破以往文化传播“大水漫灌”的局限，依托大数据与算法推荐实现精准推送，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沉浸式技术使受众从被动接受转为深度参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认知层面深化为情感认同。

巩固舆论阵地，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构建全媒体智能传播体系，强化主流思想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情感分析等技术，提升涉民族网络舆情的感知、预警与处置能力，维护主流价值观的网络传播主导权。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数智技术拓展了维度、激活了基因、优化了效能、巩固了阵地，技术赋能的成效归根结底取决于其所承载的文化内容与价值导向。唯有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精神家园的基石方能更加稳固。

运用数智技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挑战

在充分肯定数智技术积极作用的同时，应当清醒认识到，当前数智引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仍面临一些现实挑战。

技术应用存在碎片化与不充分问题。文化数字化资源采集、整合与利用存在碎片化特征，各系统、各区域间缺乏统一标准体系与互联互通机制，“信息孤岛”效应突出。城乡、区域、群体间的数字鸿沟制约着数字化红利的普惠共享。

文化供给与认同需求之间存在错位。部分数字化文化产品停留于技术展示层面，出现空洞化、浅表化倾向；部分民族文化数字化项目存在同质化、娱乐化问题，未能有效保留文化的本真性与独特性。

数字鸿沟与算法偏向并存。部分地区数字基础设施薄弱，商业平台算法推荐基于流量最大化逻辑加固“信息茧房”，在涉及民族题材的内容分发上缺乏有效的主流价值引导，易导致认知固化与观点极化。

网络治理与价值引领尚不健全。狭隘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以隐蔽方式传播，对青少年群体影响尤为突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各种方式制作和传播含有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内容的信息。涉民族因素舆情的感知预警能力有待提升，主流价值对算法推荐的引导机制还需加强。

运用数智技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路径

面对上述挑战，需要系统推进，形成数智引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有效路径。

推进文化资源标准化数字化，筑牢数据底座。建立健全文化数字化国家标准体系，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打通数据壁垒。重点完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字档案，探索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数智档案馆”，以可视化数据实证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

推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创新数字文化供给。深化“文化+科技”融合发展，依托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数字文化体验空间，重点打造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文化精品。推进语言互通，发展人工智能翻译技术，以技术手段消除文化隔阂、增进心理认同。

强化全链条价值引领，构建清朗话语生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数智技术应用全过程，建立主流价值导向的算法推荐机制，打破“信息茧房”。探索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评估指标体系”，加大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容的传播力度。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伦理规范与监管机制，依法打击利用网络传播破坏民族团结的违法行为。

完善数字文化生态，激发全民共建活力。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共创、公众参与的数字文化生态，搭建开放式数字文化创作平台，鼓励各民族群众创作反映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的作品。加强全民数字素养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数字素养教育核心内容，加大对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

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核心，完善与数智时代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明确文化数据产权归属与使用规则，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构建文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加大财政投入与复合型人才培养力度，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同工作机制，形成构筑共有精神家园的长效工作合力。

数智技术既是文化保护传承的工具，也是文化创新发展的引擎；法治是技术应用的根本遵循，价值是技术发展的根本导向。推进数智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将技术发展与文化自信培育、民族团结进步深度融合，构筑起能够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精神力量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与精神动力。

“博物馆热”催生思政育人新模式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作为红色资源的聚集地和公共文化的重要载体，博物馆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底蕴、丰富的馆藏资源和直观的教育场景，成为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和“第二课堂”，在思政引领、塑形铸魂、文化育人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文化强国建设深入推进，我国文博事业呈现蔚然勃兴良好态势，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愈发紧密，“博物馆热”已成为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公共文化现象。这种热潮不仅促成了公众与文化、社会与场馆“双向奔赴”，为博物馆文化叙事、文化传播与文化育人拓展了多元路径，更对博物馆自身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公众公共文化需求不断升级以及博物馆展陈理念与时俱进，“博物馆热”在为博物馆工作赋能引流、扩大社会影响力的同时，也在管理理念、展陈品质、服务水平、育人效能等方面面临诸多现实挑战。破解这些难题，实现博物馆思政引领力提质增效，有赖于博物馆打破传统发展模式，不断推进空间拓展与功能优化，切实彰显其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社会价值与育人使命。

提升博物馆思政引领力，首先需要实现理念转型升级。考察一座博物馆在“博物馆热”中的定位与作为，关键在于抓住管理理念这根“指挥棒”。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这一主题紧扣博物馆工作理念，不仅强调博物馆在提供全面教育体验方面的关键作用，而且凸显博物馆“内指”功能（学术研究）的巩固与“外指”功能（社会教育）的强化。就“内指”功能而言，要求博物馆坚持学术立馆，提升展教与传播工作的专业性与科学性；就“外指”功能而言，要求博物馆坚持以人为本，面向社会与服务社会有机统一，将教育与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实现育人价值。

传统意义上，博物馆工作多坚持“物本导向”，即以藏品、展品为中心，开展收藏、保护、陈列与教育活动。这种工作方法严重制约了博物馆思政引领功能的充分发挥，也违背了博物馆的根本属性——公共性与服务性。在“博物馆热”背景下，公众对博物馆的需求已从“看文物”向“学知识、受教育、获体验”转变。这就要求博物馆摒弃以“物”（馆藏）为中心的传统理念，树立以“人”（受众）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实现从“物本导向”向“人本导向”转型，创新工作方法，增强思政引领主动性与实效性。实现这一转型需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推进“基本陈列+主题展览+展教融合”模式创新，将静态的文物陈列与动态的社教活动结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与整体设计，增强思政教育的互动性与体验感；二是推动“展览社区化、社教课程化、场馆社会化”人本化转型，推动展览走出场馆、走进社区，开发定制化、系统化的社教活动课程，让场馆成为社会共享的思政教育平台，更好促进博物馆与社会、学校、家庭互动；三是聚焦青少年这一“关键受众群体”，结合青少年身心发展特点、认知规律与思政教育需求，设计兼具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思政教育项目与活动，如青少年研学、红色夏令营、文物小讲解员培训、沉浸式课堂等，提升他们的参与度及其在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让博物馆成为思政教育重要阵地。

同时，要注重思政引领方法的精准化与多样化，摒弃生硬的说教式表达，采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思政价值融入文物阐释、文化活动、数字传播之中，让思政教育于“润物细无声”中“随风潜入夜”。以科学家纪念馆为例，可以通过讲述文物背后不为人知的科学家科学报国故事，传递家国情怀与创新精神；通过开展科技创新情景演绎、互动体验等活动，让公众在参与中感悟蕴含其中的求实创新、集体主义、无私奉献等思政价值；通过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科普场景，增强科学家精神思政教育的叙事吸引力、事迹感染力和情感冲击力。

博物馆馆藏文物是历史“存之于世”并“昭启未来”的文化财富与文明见证，也是“今人”认识自身发展历程、与“古人”建立时空联系的重要媒介，更是激发文化创新、艺术创造与科技发明的重要源泉。这既是博物馆藏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得以释放的根基，也是博物馆开展思政教育、提升思政引领力的主体资源。展陈作为博物馆馆藏文化资源活化且直面公众的形式，其叙事功能即在本馆藏品体系中的代表性直接决定了思政引领效果。具体而言，策展人应坚持“双中心”定位：以场馆为“物理中心”，夯实思政教育的基础场景；以社会为“价值中心”，聚焦公众的公共文化需求，让博物馆教育在坚持公众本位基础上更贴合社会实际。

为此，首先，加强学术研究，深入挖掘馆藏文物思政内涵、精神意蕴与时代价值，推动馆藏资源的知识转化，让具有文化价值与教育意义的信息和知识“流动”起来，走进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的心中；其次，在构建全景育人场景基础上，面向社会推出更多立意深刻、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展览与教育项目，突破物理空间限制、打破“信息茧房”，改变博物馆在公众心目中的固化认知与刻板形象，让博物馆成为有情感温度、有文化内涵、有价值张力、有精神力量的思政教育殿堂；再次，加强博物馆社会教育与课堂教育尤其是大中小学思政课“双育”融合与有效衔接，将博物馆思政资源和学校思政教学、博物馆的文化和资源优势与学校的学科专业优势结合起来，开发校本课程、研学课程，实现馆校共建，提升博物馆思政引领力；最后，注重文化产品与知识服务的供给创新，开发具有思政内涵的文创产品、线上课程、研学项目等，满足青少年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将思政引领融入他们学习和生活的日常。

作为公共文化机构与思政教育重要阵地，博物馆思政引领力提升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与现实价值。实现全景育人体系转型，建构多元教育场景，推动不同育人空间功能互补与同向发力，对博物馆而言既是突破发展瓶颈、提升思政引领力的有效路径，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博物馆唯有深入挖掘馆藏资源的文化内涵、育人价值与传播功能，创新博物馆“大思政课”形式、内容和方法，才能让自身的“大学校”育人功能日益彰显，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的文化课堂与重要阵地。

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

2016年7月27日，习主席亲临陆军机关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深远擘画陆军转型建设宏伟蓝图，深刻揭示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新型陆军、怎样建设现代化新型陆军等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问题，为新时代加快推进陆军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这支从南昌城头一路走来的英雄部队，开启了转型建设新的纪元。

陆军广大官兵牢记统帅嘱托，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能打仗、打胜仗，聚力谋改革、抓改革，聚力思创新、抓创新，聚力行法治、抓从严，持续强化陆军转型建设的政治保证，走过一段不平凡的历程。站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当口，新时代人民陆军坚定高举旗帜、坚决维护核心，不忘初心、勇担使命，凝心聚力、锐意进取，走开转型发展新路，赢得迈向一流主动。

举旗铸魂固根本

陆军是党最早建立和领导的武装力量。在99年的光辉历程中，人民陆军坚决听从党的号令，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军旗永随党旗飘、丹心一片永向党的赤胆忠诚，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历史功勋。陆军官兵坚持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到哪就打到哪，以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大国陆军形象，赢得党和人民的信赖赞誉。

高举伟大旗帜，坚定维护核心。习主席强调，“要强化陆军转型建设的政治保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领袖的殷切嘱托为陆军转型建设指明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各级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部队各项建设首位，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强化政治引领，深化整训锻造，持续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广大官兵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强化使命担当、勇于攻坚作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一百周年。

强军首先要在政治上强，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我军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必须一刻不停地推进政治建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增强我军政治优势。陆军各级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听党指挥的信仰信念注入官兵灵魂血脉，坚定地沿着习主席指引的方向勇毅前行，为转型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深化理论武装。加强和改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认认真真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组织中校以上军官理论培训轮训，常态化开展理论服务走基层，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提质增效，广大官兵紧紧凝聚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加强整训锻造。扎实做好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下篇文章”，把政治整训摆在全局工作突出位置，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开展思想整风，着力解决好入党干什么、当兵干什么、为将干什么等现实问题，融入政治整训全面整肃政治工作，统筹推进各领域整肃治理，纠建并举健全制度机制，以强烈政治担当和钉钉子精神攻坚推进。坚决听令景从。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分类分级推进军委主席负责制学习教育规划任务落地，综合运用监督检查、巡视巡察、专项督查等方式，确保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全面、具体、无条件贯彻落实，“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成为陆军官兵自觉行动。建强党的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部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一切工作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一切重要问题由党委研究决定，把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制胜优势，部队党组织建设水平不断跃升，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持续增强。赓续优良传统。注重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大力推进“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扎实开展党史军史学习教育，编发《红军营连故事集》，制发传统教育专题片《薪火荣光》，复排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推出陆军英模系列AI微短剧《战魂》、文艺情景剧《战旗》，推进军史场馆建设，推动军史典籍编纂，引导广大官兵矢志弘扬优良传统、当好红军传人。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陆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在思想深处受到精神洗礼，在灵魂深处筑起信仰长城，赤胆忠心永向党，浴火锻造向一流。“七一勋章”“八一勋章”获得者闪耀强军征程，“时代楷模”“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引领攻坚奋斗，陆军“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标兵、“陆军先锋”一花引得百花开……广大官兵以笃信笃行、勇毅果敢的实际行动证明：人民陆军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强军备战谋打赢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主席强调，“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提高陆军战斗力和实战水平，提高陆军对全军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的贡献率”。这一重要指示，着眼军队体系作战能力建设全局，揭示陆军战斗力生成内在规律，为建设一支能打善战的强大陆军指明方向。陆军各级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号令，牢记“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在实战实训中砥砺打赢硬功，在联战联训中打通体系链路，在科技强训中赋能训练升级，在依法治训中提升训练质效。广大官兵赴高原、闯戈壁、涉险滩，一幕幕立体攻防、一场场实兵演训，绘就火热的演兵图景。

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研究破解制约战斗力生成重大问题，坚持用是否有利于提高战斗力来衡量和检验各项工作，严格训练监察问责，狠抓战斗力治虚打假，以整风精神纠治备战打仗中的顽瘴痼疾，坚决破除演训中的花架子假把式，推动战备训练严起来实起来，部队谋战务战备战的心思精力更加集中。以战领建夯实战备基础。紧盯主建为战职能使命，充分发挥统建统管优势，构建覆盖各类型部队的战斗力标准体系，组织训练场地体系建设，修订完善战备工作法规制度，加强军事设施建设规范管理，推开三级卫勤力量合训，加大公物仓建设力度，以保障模式变革支撑部队练兵备战。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聚焦先进战斗力思变革、做准备，创新作战理论、战法训法，深化战训耦合、一体运行，加速实战化训练向全维拓展、向新质跃升、向体系推进，系列演习多地域实施、全要素覆盖，进一步释放新效能、形成新战力。加强战斗精神培育。注重运用难局败局危局砥砺品格，利用困境险境绝境锤炼血性，以群众性练兵比武为抓手，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神培育融入实战化军事训练各个方面，在艰苦严格的训练中、近似实战的环境中、严峻复杂的军事斗争中摔打磨砺部队。卫国戍边英雄群体“纵使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的豪迈誓言，成为新时代陆军官兵敢战血性的生动写照。

蓝天之下、碧涛之上、视距之外，一番番鏖战如火如荼，一轮轮攻防惊心动魄，一次次突击雷霆万钧，陆军部队在斗争中亮剑、在亮剑中砺剑，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力有效增强，履行使命任务本领全面提高。广大官兵冲锋在抗洪抗震抗疫等非战争军事行动一线，扬威“晴空”“苏沃洛夫突击”“坦克两项”等国际军事比赛现场，走出国门承担警戒巡逻、武装护卫、扫雷排爆等多样化维和任务，直面凶险担重任，真刀真枪砺胆魄。战功卓著的人民陆军在能打仗、打胜仗的征途上再出发，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改革创新促发展

人民军队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人民陆军之所以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不断适应形势任务的要求中勇于改革、勠力转型。习主席强调，“坚持谋改革、抓改革，加快健全同新体制相适应的陆军建设管理运行机制，深化陆军规模结构和作战力量体系等方面改革，为转型建设注入强大动力”。陆军各级扛起使命责任，努力奋斗作为，积极投身转型建设。

与时代竞速，每一支部队都要经历“浴火重生”的转型，每一名军人都要完成“破茧成蝶”的蜕变，广大官兵跑步进入战位，推动人民陆军在“新体制时间”里蹄疾步稳向前进。体系理念更加深入。自觉从一切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和工作模式中解放出来，更新思维理念，力量上求“合”、行动上求“联”、效能上求“优”，把体系制胜的理念从顶层设计化作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从理论共识变成练兵备战的生动实践。结构功能更加优化。机关、部队、院校、科研院所等各类型单位整体联动，部队整编、人员调配、制度完善、装备更新、资源重组等各方面工作精准落地，陆军建设向着精干、高效、多维、机动方向加快发展，陆军编成朝着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加速转型。运行机制更加顺畅。5个战区陆军机关高起点运行，13个集团军全新亮相，调整组建新域新质力量，深化陆军院校改革，“大国兵阵”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加速转型的陆军部队活力迸发、亮点频现。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陆军各级坚持以大胆创新推进转型建设，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挺进“无人区”，开辟新赛道，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紧盯需求加强顶层设计。坚持以前瞻眼光、开放视野、创新理念搞好战略谋划、加快体系建设，紧跟世界科技前沿，聚焦能打仗、打胜仗，加快建设新型作战力量，加紧研发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加强重大核心技术研究攻关。提升新质战斗力比重。紧盯新质战斗力生成要求，扭住网络信息体系这个抓手，提高部队科技含量，发展精锐作战力量，着眼构建以智能化为特质的陆军新型作战力量体系，推动传统力量信息化、智能化改造。加速创新型人才培养。把提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营造人人崇尚创新、人人投身创新、人人皆可创新的氛围，广大官兵把向科技要战斗力作为岗位必需、战位必备、能力必要，一个个以官兵名字命名的“创客室”挂牌，一批批“陆军工匠”攻研关键领域，成为陆军创新发展的生力军。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2017年，空中突击部队进入人民军队战斗序列，为新型陆军插上腾飞翅膀；2022年，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多型陆航直升机震撼全场；2025年，陆军空中“蜂群”、地面“狼群”协同加速提升陆军作战能力；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地面突击方队以箭形编队接受党和人民检阅……奋楫一流的人民陆军锐意改革、开拓创新，谱写更加波澜壮阔、热血奔涌的强军新篇。

厉行法治抓从严

法治是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鲜明特征。习主席强调，“坚持行法治、抓从严，加快构建科学管用、系统配套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体系，强化法规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按照法治要求转变工作指导方式，确保陆军转型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陆军各级深入研究军事治理特点和规律，坚定自觉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为陆军转型建设奠定法治根基、铺就法治轨道。

铭刻在官兵心中的法治，才是牢不可破的法治。深植法治理念，校正思想准星。坚持把法治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严在平常，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加强法治基础教育训练，覆盖全员、久久为功；探索建军治军特点规律，着力培塑法治精神、强化法治权威，增强官兵对法治的信仰尊崇和自觉践行的意识；坚决克服人治思维和方式，努力推动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自觉，形成党委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变革治军模式，摒弃经验套路。积极适应新体制新职能新要求，着重从解决制约军事斗争准备的突出矛盾入手，从解决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入手，从腐败问题易发多发的领域入手，抓住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关键环节强化执行，精准发力、点穴出招，狠抓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落实，部队战备训练和建设管理日益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五多”问题纠治有力推进。规范基层运转，匡正抓建标尺。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坚持按纲抓建、依法抓建，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的特点规律，破除与新时代不相适应的抓建理念，改进与新体制不相匹配的运行模式，纠治与新职能不相契合的工作套路，扎实做好帮旅、强营、带连工作，研究解决基层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精准帮建多年未评先基层单位，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层，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法纪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推出生育关怀、法律服务、驿站惠军等一揽子举措，有效激发官兵扎根军营、干事创业的热情动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奋斗强军步履铿锵，是历史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先声。新时代新征程，陆军广大官兵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向着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攻坚前进。

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地区的开发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大动荡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政权更迭急促，社会生产屡遭摧残，经济文化急剧衰退。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南方太湖平原周边先后出现的吴、南唐、吴越等割据政权，大多采取保境安民、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兴修水利、鼓励通商的治国方略，使得江南地区在长期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全域都实现了人口增长，农业稳定，手工业勃兴，商业繁盛，城市崛起。

经过持续近百年的区域深度开发，在江南平原区域的开发水平已领先全国的基础上，周边山区也大都融入了江南区域，全域几乎都摆脱了蛮荒状态，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基本完成了由附属性经济区向核心经济区的历史性转变，为北宋统一后“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的经济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北方战乱与人口南迁：江南开发的人力和技术基础

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已遭重创，而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持续的混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北人南迁浪潮。政权交替之际，兵戈不息，徭役繁重，赋税苛暴，大量流民为避战乱，举族南迁，涌入太湖平原周边。

这批南迁人口主要包含三类：一是普通农民与手工业者，带来了耕作技术、纺织技艺、陶瓷烧制与金属冶炼经验。二是士人官僚与宗族豪强，带来了组织管理能力、文化礼俗与资金积累。三是溃兵与流民，转化为垦荒拓殖的重要劳动力。当然，也丝毫不能忽视江南本地人的重要作用，南迁人口也恰恰是融入了江南环境，才焕发出勃勃生机。

人口持续流入，直接改变了江南地区人地比例。唐代江南虽已逐步开发，但不少地区特别是山区仍属于蛮荒区域，劳动力不足长期制约开发深度。至五代后期，吴越、南唐等地户口数较唐代中后期显著增长，两浙、江西等地“生齿益繁，田野日辟”。人口增长带来了劳动力充裕供给，使得大规模垦荒、围湖造田、修堤筑塘、精耕细作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众多南迁人口因为已不能在平原立足，大规模向皖南、江西等山地发展。

可见，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人口持续南迁，既是江南快速开发的前提条件，也是技术传播与生产力跃升的核心动力。

农业与水利开发：圩田拓殖和作物结构革新

在充足人力与先进技术支撑下，江南诸国普遍将垦田殖谷、劝课农桑作为立国之本，农业开发由唐代浅度开发转向深度精耕，加强水利保障成为重点，初步开启集约化种植阶段，核心成就集中体现为圩田大规模推广与经济作物广泛种植。

江南地势低洼，河湖密布，水高地低，易涝易旱，传统农业长期受水患制约。五代时期，以吴越、南唐为代表的江南政权，大规模推广圩田。范仲淹曾提到过，五代江南圩田，每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吴越在太湖流域构建起横塘纵浦的水利圩田网络，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阡陌纵横，塘浦相连，将昔日沼泽荒滩改造为岁获丰稔的粮仓。南唐在皖南、苏南亦大规模修复与兴筑圩田，江淮之间，庐舍相望，桑麻遍野。圩田普及，极大地拓展了耕地面积，提升了土地利用率，使江南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食产区。

吴越国水利成就突出，专设人员统管水利，并组建撩清军，专以浚湖、筑堤、疏浦、修闸为务，维护水利设施。其最具代表性的工程为钱塘江捍海石塘，动员大量民夫，采用竹笼装石、木桩固岸的先进技术，修筑起长达百里的捍海石塘，有效抵御海潮侵袭，大片沿海滩涂变为良田。南唐继承唐代水利基础，大规模修复扩建陂塘渠堰。昇元年间重修丹阳练湖，灌溉丹阳、金坛、延陵万顷农田；修复寿州芍陂，扩大灌溉面积，使淮南成为南唐粮食基地；在武进修复孟渎，置水门，利灌溉。

在耕作制度上，稻麦轮作复种制在江南全面推广，土地利用率与粮食产量成倍提高。同时，统治者普遍鼓励种植桑、麻、茶、棉、果、蔬等经济作物，形成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并重的农业结构。南唐劝农桑、广耕植，推动了桑蚕业的迅速繁荣。吴越广植柑橘，商品化程度极高。

农业开发另一重要表现是梯田在皖南丘陵山区开始兴起，依山势修筑阶梯式农田，引山泉灌溉，江南农业开发逐步向丘陵山区纵深拓展，土地利用空间空前扩大。五代后期，江南诸国普遍富庶，农业生产水平全面超越北方。

手工业与商业全面勃兴：技术精进和区域市场形成

农业繁荣与人口增长，推动江南手工业进入全面兴盛新阶段，技术精进、分工细密、商品化程度高成为显著特点，丝织、制瓷、制茶、造船、矿冶、造纸、印刷等行业均取得突破性成就，形成鲜明区域特色与产业优势，并开启了海外贸易。

丝织业居诸业之首，吴越、南唐皆是丝织中心，吴绫、越罗工艺精湛，为宫廷御用与外销珍品，南唐在金陵、扬州设官营织室，锦绮精美，冠绝天下。丝织品不仅是赋税、贡品，更是重要出口商品。制瓷业进入鼎盛，越窑秘色瓷代表当时制瓷最高水平，传闻钱氏当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随后吴越、南唐瓷器远销日本、高丽等地，成为对外贸易大宗商品。制茶业为新兴支柱产业，茶叶成为江南财政支柱；吴越、南唐广植茶树，产茶量大质优，茶叶生产行销较唐代更为扩展。江南诸国为漕运、通商、海防需求，大规模建造漕船、商船、海船、战船。杭州、明州都可以造较大规模船只，可远航日本、朝鲜、南洋，直接推动了海内外贸易繁荣。至五代末期，江南手工业已在规模、技术、质量、市场上全面领先北方，成为全国手工业中心。

农业与手工业爆发式增长，带动江南商业空前活跃，形成区域市场整合、城乡商贸互通，海内外贸易并举格局，一批商业大都会迅速崛起，彻底改变了古代中国城市与经济地理格局。南唐、吴越普遍实行轻关税、利通商政策。吴越关市无苛税，南唐弛盐禁、便商民，尽力激发商业活力。商品流通突破区域界限，大宗商品开始跨区域贩运，形成以杭州、金陵、扬州、明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网络。吴越、南唐等政权积极拓展海上通商，明州、杭州成为国际性港口。海外商品输入与江南商品输出，推动沿海城市走向国际化。这些城市功能也在转变，传统以政治、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转变为工商业中心、消费中心、交通枢纽。杭州为吴越都城，邑屋繁茂；金陵为南唐都城，工商聚集，是江南首屈一指大都市；苏州、扬州、越州、明州等一批城市继续呈现繁盛状况，人口密集，形成城市群雏形。

五代后期，江南已形成商品化、市场化、外向化经济形态，商业税收成为各国财政重要来源。

保境安民与轻徭薄赋：江南快速开发的制度保障

江南经济之所以能在乱世中逆势崛起，根本在于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与务实利民的经济政策。与中原征战不息、赋役繁苛的生存环境不同，南唐、吴越都奉行保境安民，尽量不主动征伐，强调与民休息。吴越国国王钱镠尊崇中原，但是自己保境安民，避免参与大规模战争。南唐皇帝李昪休兵息民，推崇轻徭薄赋。

南唐、吴越政权深知国之富强，本在民力，普遍招抚流民，鼓励垦荒。轻徭薄赋，尽量降低田租、户税、商税，保持一个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在官僚激励机制上，以农桑政绩考核官吏，尽量减少扰民。同时，尽可能兴水利、修道路、通漕运，改善生产与交通条件。虽然到各个政权后期，苛政频发，社会治理也常常失效，但总体上长期保持社会安定，有着鼓励生产的政策环境，为经济持续开发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障。

总之，五代十国时期江南的快速开发，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基本转移至太湖平原流域，也就是所谓江南区域，甚至到了江南内部山地区域，完成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长期酝酿的历史性大转折。江南全面取代北方，成为全国粮食、财赋、手工业基地，后来成为北宋中央财政与全国供给的重要来源。江南开发逐步由平原扩展至丘陵、沿海、山区，土地利用与农业技术达到新高度，精耕细作模式定型。农商并举，海外贸易成为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商品化、市场化程度领先全国，为宋代商品经济繁荣奠定根基。城市文化兴盛、人才荟萃，江南成为后世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区域。

唐末五代十国虽然是乱世，却是江南全域崛起的关键百年。在北方持续动荡背景下，江南实现了全方位、跨越式发展，基本确立了全国经济重心地位，为此后千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格局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河南省宋文化研究院院长、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美国海洋霸权的扩张与维系

海洋战略是美国国家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全球大国间的竞争不断由陆地向海洋延伸，海洋日益成为国家力量投射、资源配置与国际秩序塑造的重要空间。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为谋求并巩固海洋霸权，其海洋战略几经调整。一部美国的海洋战略演变史，是一部利用“航行自由”包装霸权政治，以建立排他性海洋联盟的规则操控史。

转入海洋竞争，谋求全球海洋霸权

美国自建国初期至19世纪中叶，限于国力，当时的海洋战略主要是为美国的独立、国内经济发展以及自己在北美大陆的领土扩张服务。这一时期，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说》的对外原则，刻意避开旧大陆纷争，在海洋安全上实施“以陆制海”的近海防御战略。

到了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美国经济体量急剧膨胀导致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在“边疆闭合”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倒逼下，亟须向外拓展商品市场与投资空间。在此背景下，美国海洋战略学者马汉出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等著作，其提出的“海权论”为美国的海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出，海权对国家兴衰影响巨大，其运转依赖三大支柱：雄厚的生产能力、庞大的商船体系、强大的海军及海外基地。受此理论影响，美国实施海洋战略转向。

1890年，美国通过《海军法案》，启动远洋进攻型大海军建设，开启“以海制海”的全球争霸。1898年爆发的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以海制海”战略付诸军事实战。借战胜老牌帝国西班牙之机，美国将加勒比海的古巴和波多黎各纳入势力范围，夺取关岛和菲律宾，并在同年吞并夏威夷。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是精心策划的占有“踏脚石”军事行动。为推进这一战略转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策动巴拿马独立并开凿运河，且攫取了对运河区的长期控制权。1907年至1909年，美国以16艘新式战列舰组成“大白舰队”，完成了世界海军史上首次大规模环球航行。武力展示是进行战略威慑，这次环球航行让欧洲传统列强和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看到，美国已具备跨洋部署并持续投送武力的强大能力。“以海制海”战略的实施呼应了马汉的“海权论”，标志着美国已走上谋求全球海洋霸权之路。

提出“海上自由”，确立海洋霸权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提出“海上自由”，并以此作为政治包装，大力扩充海军实力，力图打破英国的海洋霸权。

1917年，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保护其商贸航道畅通，提出“海上自由”主张，后将其列入重塑战后世界秩序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提议将“海上自由”写入《凡尔赛和约》，被全球海洋霸主英国否决。因为美国提出的“海上自由”并不像其宣称的那样，是一项反对强权、追求公理的政治宣言。事实上，威尔逊推动国会通过《1916年海军法案》，旨在建立一支“绝不屈居世界第二”的强大舰队，就已经暴露出美国海洋战略的霸权主义底色。美国在一战期间建立起庞大的跨大西洋护航体系。1922年，在华盛顿会议上，实力大增的美国以停止造舰竞赛为筹码，通过《华盛顿海军条约》使英国放弃长期坚持的“双强标准”，又通过《四国条约》拆散“英日同盟”，逐步确立起了美英主力舰吨位持平的海权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了美国攫取绝对海洋霸权的进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轴心国的两洋扩张威胁，美国于1940年7月通过《两洋海军法案》，迅速扩大了海军规模并加快了造舰速度。在大西洋战场，美国与英国联合作战击败德国潜艇部队，使盟军掌控大西洋制海权，随后的诺曼底登陆使美国两栖作战、远洋投送、两洋调度的能力大幅提升。在太平洋战场，美国海军又通过中途岛海战、莱特湾海战等战役，击溃日本联合舰队，夺取太平洋制海权。二战不仅摧毁了德、日等国的海上力量，也使英、法等国的海军元气大伤。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海军的舰艇总吨位已超过世界其他国家海军的总和。同时，美国依托太平洋、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关键支点，建立起全球军事基地网。在战后的雅尔塔体系中，美国凭借其军事和政治实力，正式确立了全球性海洋霸权地位。

至此，从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通过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三次重要战争，实现了从加勒比海到大西洋再到太平洋的几次跨越，控制了全世界的大洋，最终成为世界海洋霸主。

构筑“边缘地带”，扩张海洋霸权势力

冷战开始后，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为占据欧亚大陆主导权，美国将其海洋战略与地缘政治理论深度嵌套，在空间维度和同盟体系上巩固了全球海洋霸权。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地缘战略学家斯皮克曼在修正麦金德“心脏地带”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边缘地带”理论，断言“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美国为遏制欧亚腹地大国的崛起，极力掌控环欧亚大陆的沿海边缘弧带。在欧洲大西洋方向，美国主导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其海洋防御与威慑前线推进至波罗的海、黑海与地中海沿岸。在亚太方向，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据此理论提出“岛链”的战略构想。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一系列双边条约，编织“旧金山体系”。通过北约与岛链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遥相呼应，美国织就了在海上封锁潜在竞争对手的弧形包围圈。

美国依据“边缘地带”理论还推行蓝色圈地运动，在资源与法理维度对苏联进行深层围堵。1945年，杜鲁门总统发表《大陆架公告》，单方面宣布美国对毗连海岸的大陆架海底自然资源拥有排他性管辖权，从而引发了世界性的蓝色圈地运动。从战略实质来看，美国此举是将其对“边缘地带”的掌控由海面延伸至海底，由单纯的军事防卫扩展为立体的资源抢占。美国借此引导西方阵营在欧亚大陆周边水域划定排他性管辖区，极大压缩了苏联获取海洋战略物资与向远洋投送影响力的空间。

1982年，为达到美国军工复合体独占深海矿藏的目的，里根政府拒绝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后却以国内法形式采纳了公约中对自身有利的条款——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美国这种选择性攫取公约红利却拒绝承担多边义务的做法，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典型反映，尽显霸道。

遏制发展中国家海权发展，维系海洋制度霸权

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于1992年正式提出“以海制陆”战略，明确将力量投送与影响力辐射至陆地。然而，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海权的日益发展，美国的绝对制海权面临重塑，正在向“以海制海”的海洋霸权战略回潮。

在这一新变化下，美国实施以武力威慑、规则垄断、话语包装、阵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海洋制度霸权，利用区域海洋问题遏制发展中国家海权发展。一方面，美国通过任意定义“航行自由”，将其作为维系海洋制度霸权的军事辩护工具，并炮制出所谓“过度海洋主张”理论和“国际水域”等概念，将他国正当的领海基线、专属经济区安全管辖权污名化。

另一方面，美国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其维系海洋制度霸权的核心叙事。但其所谓的“规则”“秩序”不是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核心的国际法体系，而是由美国及其盟友基于自身利益构建的秩序话语，把对海洋规则的单边解释包装成国际规则，为一系列军事行动提供合法外衣。这种罔顾国际法并将国内法异化为实施“长臂管辖”政治工具的做法，是其维系海洋制度霸权的直接体现。

纵观19世纪末以来的百余年历史，美国的海洋战略经历了由“海权论”理念提出，到海军实力迅速提升，再到建立并维系综合制度霸权的复杂演变。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高度依赖海洋安全秩序，那种依靠坚船利炮来垄断海洋、将海洋视为大国权力角逐博弈场的陈旧霸权思维只会导致灾难。面对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中国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契合国际法精神、摒弃零和博弈与海洋强权逻辑，无疑为实现海洋持久和平与人类永续发展指明了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