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凝结了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奋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的系统化理论成果，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意义。

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从历史的纵向发展中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

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中外历史发展，是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依据。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光辉的科技成就，并将这种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五世纪”。然而传统农业文明的体量优势若缺乏制度革新、科技进步与开放眼界的支撑，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落后挨打的痛苦鞭策着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孙中山首倡“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此为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接续奋斗。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整个初级阶段历史的主题。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行程表。从孙中山首倡“振兴中华”的民族觉醒，到毛泽东确立“四个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再到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贯彻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历了从政治动员口号向经济社会发展纲领的深刻转化。1988年，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事业。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改变贫困落后的状态，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这是江泽民较早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同时使用。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格局结束，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江泽民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明确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复兴成为具有明确制度属性和道路指向的历史进程。

跨世纪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是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动因。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努力，我国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江泽民指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五大据此对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从进入21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20世纪90年代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兴起带来的深刻变局，如何将“跨世纪发展战略”真正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动力，成为党面临的新考验。为此，党中央决定面向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集中开展为期两年的“三讲”教育。通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使各级领导干部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使命有了更清醒的认知。江泽民指出，通过“三讲”教育，“我们对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实现振兴中华这个伟大目标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奋斗”，“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在毛主席、小平同志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全面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继续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在更进一步的基础上和更新的水平、更高的台阶上把它交到后人手里”。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世纪之交这一特殊历史节点上，江泽民几乎每逢重大场合必谈“民族复兴”。1999年，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2001年，江泽民指出，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02年，江泽民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自觉承担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并科学规划了宏伟蓝图。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便难以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而走向复兴的中国，必然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江泽民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述逐渐系统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和正确道路

江泽民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集中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阐发，形成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的系统化理论成果。这一成果包括领导力量、根本道路、第一要务、精神支撑、战略任务、重要法宝、根本基础等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很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归结。江泽民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党必须从各个方面抓紧自身建设，增强适应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始终成为领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力量”。2000年，江泽民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党的自身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站在时代前列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妥善应对来自国内外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捍卫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赋予民族复兴蓬勃生机。江泽民指出，“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抓住机遇尽快发展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2002年，江泽民指出，“对我国来说，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深刻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他指出，“积极稳步地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力量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顶住任何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他强调，“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这一重大论断，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原则底线。正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大论断，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重要论述，将发展提升到关系民族复兴成败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民族复兴的伟业，归根结底要靠发展的实力来支撑；没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复兴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江泽民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这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江泽民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他要求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科技、教育和人才。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江泽民审时度势，高度重视激发国家和民族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依靠人才。江泽民指出，“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有后劲。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些重要论述，立足现实，着眼于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着眼于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阐明了科技、教育和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我国科技实力总体上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开始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优势。江泽民认为，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江泽民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作用，指出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青年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青年手中实现。民族复兴就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主题和目标，江泽民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重要法宝和政治优势，“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江泽民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完成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江泽民指出：“争取和平统一、共谋复兴大业”，“理应成为两岸人民包括各个党派、团体共同的大目标”。他强调，“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思想，只有在得到贯彻落实中才能展现价值意义。江泽民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依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得到传承和与时俱进发展。

一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这一重要论述精辟概括了党成立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江泽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民族复兴强大生机，他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当年希冀的目标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懈奋斗，已经变为现实。现在党领导人民已经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任务。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党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放在重要战略位置，用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江泽民提出到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只有具备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支撑。江泽民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五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教育、科技和人才等战略任务的实施与推动。教育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科技进步有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保障教育和科技的不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就是服务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部署，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抓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已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我们充分认识教育、科技、人才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内在联系和重要价值，系统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六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法宝。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江泽民指出，只有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更有成功的把握”，所以“要永远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精神”，“使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达到新的团结和联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七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进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为之奋斗的历史夙愿。江泽民指出，“人类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本世纪中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那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将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一切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华儿女，都为能够投身于这一壮丽事业而感到自豪”。在接续奋斗的征程上，我们正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时不我待，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推进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历经4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向改革要活力，向开放要空间，成功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多发频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问题突出，全球治理体系遭受严峻挑战，改革开放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推进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支撑。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是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引入外部竞争，促使国际国内不同规则不同标准相互影响，客观上要求对影响国际合作的各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伴随改革稳步推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微观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深化国际合作的制度优势不断彰显，客观上为扩大对外开放形成重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深层次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从历史逻辑看，开放和改革始终在联动互促中前行。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实践中，中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承接加工贸易等全球产业转移，客观上要求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持续向工业企业集聚，制约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价格改革等举措，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积极性，为对外开放夯实基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全面扩围，积极履行开放承诺，推动关税减让、简化行政审批、促进国际投资等诸多改革，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合作不断深化。新时代以来，中国推动实施自贸试验区、自贸港战略，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自主开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开放合作走深走实。中国开放和改革从来都不是相互割裂、独立推行的战略举措，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推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从理论逻辑看，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持续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动能。各国要素资源禀赋不同，比较优势存在差异，构成开放合作的动力和基础。对外开放遵循国际分工理论，打通内外市场的壁垒，推动能源资源、产业资本、先进技术等合作，解决各国发展的瓶颈制约，扩大企业的市场边界，实现经济的内外循环畅通。然而，国际经济循环面临着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因素的制约，客观上要求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循环的堵点瘀点，特别是凝聚全球关于开放合作的规则标准共识，通过改革推动形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降低对外开放制度成本，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全球流通，提升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水平。改革是内生动力，开放是外部赋能，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和开放红利，成为经济持续增长、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

从实践逻辑看，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是中国适应百年变局的科学选择。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贸合作从重视效率转向效率与公平兼顾，从重视发展转向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与多边并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趋势明显。中国面临的对外开放不再局限于产品合作与成本竞争，而是向制度和规则转变、向数字贸易和智能经济转变，必须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实行高水平开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强化国际经贸合作的主动性和引领性。然而，高水平开放触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数字经济及知识产权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必须重视加快生态环保、知识产权、竞争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才能满足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此外，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内外合作机制的创新完善，阻力与压力并存。必须坚持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以深层次改革支撑高水平开放。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整体效能亟待提升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完善，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效能持续释放，中国与世界联系持续深化，中国以自身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新时代，中国深化外部合作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化发展需要高水平开放的引领，必须深刻分析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升整体效能。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系统性亟待增强。从区域看，从2013年设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目前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海南正在建设自贸港，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的实践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制度创新呈现较快发展，但中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发展相对滞后，东部地区的制度创新向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从内外循环看，国内大循环发展的短板弱项较为突出，民生保障体制亟待完善，释放内需潜力及促进供给体系升级的改革举措亟待创新，国内大循环发展缓慢，难以形成对国际合作的强有力牵引。从政策协同看，部分地区和部门存在重开放、轻改革的问题，片面追求贸易规模及外资数量，而不是切实深化改革提升国际经贸竞争新优势，开放和改革联动效率难以有效释放。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范围亟待拓展。当前，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加速演进，量子科技、机器人、6G及低空经济等备受关注，前沿技术革新正在重塑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传统改革开放模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必须积极探索数据、算力等要素开放合作新模式，加快出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改革举措，促进全球要素资源向相关领域集聚，凝聚全球在新兴领域加大开放合作共识，探索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新机制新范式。与此同时，开放和改革不协调不同步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当前中国商品开放水平较高，但服务领域开放滞后的问题备受关注，教育、金融、医疗及电信等领域成为重点。扩大服务部门的开放不仅在于与外部市场的对接，更在于国内服务领域深层次改革的稳步推进。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开放和改革联动机制亟待完善。伴随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大国宏观政策缺乏有效协调，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显著分化，促使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增大汇率、股市等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跨境资金链条呈现隐蔽化、复杂化特征，促使监管穿透难度显著增大，外部冲击极易演化成跨市场、跨领域的连锁反应，滋生系统性风险。对此，必须强化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性，构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体制机制。然而，针对跨境资本的流动监管、宏观政策协调等改革举措仍在探索，部分领域因风险升温促使政策偏保守，导致改革未能持续深入与开放不敢突破等问题。外部风险挑战增大，客观上制约了开放和改革联动的深度和广度，影响整体协同效能的提升。

以务实举措推动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

新征程上，提升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效率必须着眼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必须立足世界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短板弱项，强化开放和改革协同的系统性，实施适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改革开放新举措，补齐联动协同、风险防控等短板弱项，充分释放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叠加倍增效应。

强化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构建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的高效协同机制。加强顶层谋划，破解开放和改革不平衡不协调等突出问题。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依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改革开放重要举措，明确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协同的重点领域、阶段性目标及时间节点，推动对内改革举措与对外开放政策同步部署、同步落实。重点解决改革举措和开放政策联系如何更加紧密的问题，促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同向发力，推动跨部门、跨领域、全周期的协调联动，常态化评估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成效，构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驱动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超越传统的商品要素市场开放，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正式加入并全面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当前及未来迫切需要推动知识产权、绿色环保、政府采购、数字经济等高标准领域的改革。知识产权改革重在强化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创新环境，集聚人才、资本等全球创新资源。绿色环保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标全球绿色治理标准，推动生态环保监管、碳排放管控等改革，培育绿色发展竞争力。政府采购聚焦健全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机制，着力改革破除各种壁垒，营造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经济聚焦跨境数据流动、国际税收协调及数字信用体系等领域的改革，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

建设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新平台。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打破开放或改革的单边推进模式，实现二者的深度耦合，已经成为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新平台。在深层次改革层面，聚焦制约高水平开放的体制机制问题，推动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制造业负面清单实现清零，适配贸易便利化的海关质检等改革稳步推进，金融资本账户改革正在积极探索，相关制度集成创新摒弃了碎片化的改革模式，有效支撑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在高水平开放层面，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推出扩大自主开放的重要举措，大幅放宽准入，破除壁垒，教育、医疗、电信等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海南自贸港依托全岛封关运作的独特优势，引领制度型开放，打造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高地。

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筑牢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安全底线。构建全方位风险防控机制，不仅要防范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也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还要关注贸易摩擦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开放安全挑战，必须强化风险识别、预警及评估体系，积极谋划应对策略，丰富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工具箱。与此同时，发展是最有力的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推动改革开放的政策落实，鼓励大胆探索、积极创新，破除不敢改、不愿改、不敢开放的保守心态，让经营主体分享开放和改革联动的红利，激发全社会支持推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化解系统性风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从群众期盼中找准工作着力点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如何从群众期盼中找准工作着力点指明了方向。

我们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决定了群众期盼就是党员干部工作的风向标、度量衡。群众的期盼在哪里，工作的重心就应当放在哪里；群众的呼声在哪里，改革的刀刃就必须指向哪里。只有切实解决好群众关心关注的实际问题，党的工作才能真正落地见效、赢得民心。中国式现代化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由千千万万件民生实事砌成的伟业。党员干部应当深知，每一次对群众疾苦的及时回应，都是在为党群关系的深厚根基培土固本；每一次对“一老一小”的温暖照拂，都是在为全生命周期的民生福祉编织经纬；每一次面对安全隐患的科学决策，都是在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线。

深入一线察民情，把准群众期盼的“脉搏”。群众的需求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栋里“走”出来的。党员干部要积极转变工作思路，主动走出机关、下沉基层，通过入户走访、院坝座谈、民情恳谈、网络留言板等多种渠道，面对面听民声、心贴心察民意。既听“顺耳话”，也听“逆耳言”，特别要关注那些长期未解决的老问题和不断涌现的新痛点。对群众反映的老旧小区设施老化、农村道路破损、异地就医报销不便等具体问题，要建立台账、分类梳理，把“问题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确保工作方向不偏、靶心不散。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把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摸清楚、摸准确，为精准施策打下坚实基础。

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办好民生实事。群众的期盼千差万别，但最迫切、最强烈的往往集中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党员干部要善于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群众最关切的事情上。面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诉求，不能简单开个会就了事，而要挨家挨户沟通协商，找到利益各方的最大公约数；面对农村群众就医不便的难题，不能止于转发文件，而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看好病；面对家长对孩子入学的焦虑，不能简单以“学位紧张”一推了之，而要统筹调配资源、优化学区布局。通过解决一件件具体的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群众根基。

马上就办求实效，以实干实绩赢得民心。群众的期盼往往具有时效性，孩子入学等不了三年，病人就医拖不了一载。找准着力点只是第一步，关键还要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党员干部要涵养“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对群众的诉求做到快速响应、限时办结、跟踪问效。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能把“研究研究”当成拖延的借口、把“程序复杂”作为不作为的挡箭牌。要带着感情干、带着责任干，以将心比心的态度、马上就办的速度、办就办好的力度，让群众少一分等待的煎熬、多一分舒心的畅快，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民心的凝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可感的积累过程。当党员干部把群众的就业焦虑当作自己的“心头事”，把群众的教育期盼当作自己的“分内事”，把基层的治理痛点当作自己的“手头事”，中国式现代化便拥有了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找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点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关系。然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并非天然发生，现实中“两张皮”“融合不深”“融合不畅”等问题依然存在。如何在实践中精准找到二者的融合点、结合点和发力点，是当前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理解“融合”的深层内涵：从“成果转化”到“深度融合”

准确把握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的深层内涵，是找准融合点的认知前提。传统的“成果转化”遵循的是“从科技到产业”的单向线性思维，即科研人员做出成果，再寻找产业应用。而“深度融合”强调的则是“双向奔赴、协同演进”，科技创新为产业创新提供内生动力和关键支撑，产业创新为科技创新创造市场价值和应用场景，二者之间实现目标、要素、过程、主体的高度协同。

在融合过程中，需要科学处理好五对关系。一是前瞻性与实践性的关系。既要着眼长远布局前沿技术、允许在前沿领域自由探索，又要立足当下目标导向，解决产业现实问题。二是战略性与市场性的关系。既要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又要尊重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三是公共性与独占性的关系。既要发挥基础研究的公共产品属性，又要保护创新主体的合理收益。四是全局性与局部性的关系。既要统筹全国创新资源布局，又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五是协同性与竞争性的关系。既要促进创新要素协同联动，又要通过良性竞争激发创新活力。

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来看，融合的逻辑更加清晰。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产业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有力支撑。融合是连接“科技第一生产力”与“产业竞争力”的桥梁和纽带。“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有121次提到“科技”一词，139次提及“创新”一词，表明科技创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是将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将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重要途径。

认清“融合”的堵点

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短板和瓶颈制约。找准融合点，必须先看清堵点在哪里。

从科技供给侧看，高质量科技供给仍然不足。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缺乏“从0到1”的重大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较低，虽然2025年基础研究投入接近2800亿元、比重达到7.08%，但与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依然突出，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先进材料等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科技创新链条中，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的转化环节尤为薄弱。一些前沿成果仍困于实验室、停留在论文里。大量创新成果还停留在技术报告、科研论文或实验室样品层面，没有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体制机制看，融合的制度保障尚不完善。创新供给与产业需求脱节，组织协同不畅，企业端“找技术难”与科研端“找市场难”并存。数据产权、收益分配等制度尚不完善，制约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一些科研机构手握先进技术，但对市场真实需求缺乏精准洞察，研发的产品往往重技术指标、轻实际应用；一些地区和部门将高价值应用场景视为本地区、本系统的“专属资产”，向市场开放的意愿不强、力度不足。体制机制不畅导致科研人员“不敢转、不想转”，造成专利“沉睡”。校企合作多停留在“签协议、做课题”上，项目结束关系即告终止，缺乏持续深入的合作机制。这些问题相互交织，阻碍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找准“融合点”须精准发力、重点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这一重要论述为找准融合点提供了根本遵循。在实践中，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分类细化、精准发力、重点突破。

以科技供给为支撑，增加高质量创新源头。高质量科技供给是深度融合的基础。科技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全球产业竞争的关键变量，科技供给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产业创新的效益与水平。要健全科研组织体制，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提供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有效技术方案和产品思路。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导向，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重点领域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力度，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实施重大科技专项，针对瓶颈制约部署重大科技任务。强化原始创新，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十五五”时期，要抓紧部署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国家高新区集聚了全国25%的研发人员、70%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80%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涌现出人工智能芯片、量子通信卫星等大量原创技术和首发产品。充分发挥这些高能级平台的策源功能，持续产出高质量的科技成果，为产业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以企业主体为核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对技术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创新具有天然的敏感性，能够将创新资源与市场需求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多重作用，推动其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鼓励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等资源；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发展壮大机制。不同类型的企业应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融合路径。对于进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赛道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它们是技术创新的“出题者”和“总集成者”，应发挥引领作用，通过制定新标准、提出新需求，有效牵引上下游供应链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配套创新。大量中小微企业，特别是专业零部件供应商，可以嵌入链主企业的创新网络，通过满足新需求、提供新产品，实现自身的技术升级和价值提升。对于广大传统中小微企业，数字赋能、提质增效是普遍可行的路径，通过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实现生产、管理、营销等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意识和能力较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则应勇于开拓蓝海、源头创新，致力于发现市场空白、开辟新赛道，开发前所未有的创新产品或服务。

以场景验证为桥梁，打通从研发到市场的通道。场景是连接技术和产业的桥梁，是打通研发和市场的通道，对促进新技术、新产品走向规模化和商业化应用起着重要牵引作用。场景是一个体系化的“社会性中试”，既有对技术产品、配套基础设施的“硬验证”，也有对商业模式和市场空间、配套制度的“软验证”。积极推动场景资源开放，促进场景资源公平高效配置。加快培育重点领域应用场景，支持建设一批综合性重大场景、行业领域集成式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形成“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的路径。特别是要加快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帮助技术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死亡之谷”。“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部署“一批行业共性技术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和集成高效质量基础设施”，将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促进产业化、推动产学研协同。

以制度连接为保障，破除融合的体制机制壁垒。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离不开制度保障，需要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其中，创业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尤为重要，它们能把科学家和企业家、技术成果与产业应用高效嫁接起来，帮助风险高、不确定性强的初创科技企业和前沿技术实现产业落地。持续完善科技金融、成果转化等配套制度。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解决数据确权、流通、交易等制度难题；壮大耐心资本，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基金，为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提供长期资金保障。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科技金融体系，通过设立成果转化天使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等，为不同阶段成果匹配差异化资金支持。

以生态协同为牵引，营造融合的良好环境。创新生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影响着创新和转化应用的效率效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质上是科技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自由探索与目标导向的有机平衡，多元目标、要素、过程、主体之间的生态协同。大力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营造包容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让各类创新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创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对接通道；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制约深度融合的思想观念束缚与体制机制障碍。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吴玉章讲席教授）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凝结了包括江泽民同志在内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心血和奋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的系统化理论成果，对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与现实启示意义。

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从历史的纵向发展中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实现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彻底结束民族屈辱的历史。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已经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则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历史伟业，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已经奋斗了五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再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也必将胜利完成。”

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中外历史发展，是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依据。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光辉的科技成就，并将这种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五世纪”。然而传统农业文明的体量优势若缺乏制度革新、科技进步与开放眼界的支撑，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淘汰。落后挨打的痛苦鞭策着近代中国先进分子不断探索民族复兴之路。孙中山首倡“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争取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以此为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接续奋斗。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整个初级阶段历史的主题。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行程表。从孙中山首倡“振兴中华”的民族觉醒，到毛泽东确立“四个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再到邓小平“三步走”战略的贯彻实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历了从政治动员口号向经济社会发展纲领的深刻转化。1988年，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事业。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根本改变贫困落后的状态，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这是江泽民较早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同时使用。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格局结束，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江泽民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明确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和前进方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复兴成为具有明确制度属性和道路指向的历史进程。

跨世纪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是江泽民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动因。经过改革开放近20年的努力，我国顺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江泽民指出，“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五大据此对我国跨世纪发展作出战略部署。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从进入21世纪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20世纪90年代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兴起带来的深刻变局，如何将“跨世纪发展战略”真正转化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际动力，成为党面临的新考验。为此，党中央决定面向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集中开展为期两年的“三讲”教育。通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使各级领导干部对自身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使命有了更清醒的认知。江泽民指出，通过“三讲”教育，“我们对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实现振兴中华这个伟大目标进行了可歌可泣的奋斗”，“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在毛主席、小平同志为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上，全面坚持、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继续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并在更进一步的基础上和更新的水平、更高的台阶上把它交到后人手里”。基于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世纪之交这一特殊历史节点上，江泽民几乎每逢重大场合必谈“民族复兴”。1999年，江泽民指出，“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2001年，江泽民指出，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02年，江泽民指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奋斗目标”。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革命先辈开创的事业，自觉承担起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并科学规划了宏伟蓝图。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便难以为人类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而走向复兴的中国，必然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为人类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江泽民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述逐渐系统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和正确道路

江泽民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集中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阐发，形成了内涵丰富、立意高远的系统化理论成果。这一成果包括领导力量、根本道路、第一要务、精神支撑、战略任务、重要法宝、根本基础等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很强的现实启示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归结。江泽民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党必须从各个方面抓紧自身建设，增强适应能力，提高领导水平，始终成为领导改革和建设的核心力量”。2000年，江泽民明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党的自身建设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密切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站在时代前列经得起任何风浪的考验，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妥善应对来自国内外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风险，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经受住了考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捍卫并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赋予民族复兴蓬勃生机。江泽民指出，“我们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制定符合实际的发展战略，抓住机遇尽快发展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2002年，江泽民指出，“对我国来说，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是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深刻认识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总钥匙。他指出，“积极稳步地发展国民经济，始终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经济发展了，国力强大了，我们才能有力量抵御任何自然的和社会的风浪，顶住任何外来的威胁和压力，才能实现民族振兴”。他强调，“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这个中心”。这一重大论断，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原则底线。正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大论断，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重要论述，将发展提升到关系民族复兴成败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民族复兴的伟业，归根结底要靠发展的实力来支撑；没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复兴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江泽民指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先进的精神文明。实现这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由之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文化建设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江泽民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泽民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江泽民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他要求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科技、教育和人才。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江泽民审时度势，高度重视激发国家和民族的创新精神和能力。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依靠人才。江泽民指出，“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有后劲。科学技术实力和国民教育水平，始终是衡量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每个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飞轮”，“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些重要论述，立足现实，着眼于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着眼于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阐明了科技、教育和人才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推动我国科技实力总体上居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开始由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优势。江泽民认为，爱国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江泽民非常重视知识分子和青年的作用，指出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全国各族青年，代表着我们祖国和民族的未来，代表着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希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需要青年去建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在青年手中实现。民族复兴就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主题和目标，江泽民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重要法宝和政治优势，“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江泽民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完成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江泽民指出：“争取和平统一、共谋复兴大业”，“理应成为两岸人民包括各个党派、团体共同的大目标”。他强调，“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相信，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思想，只有在得到贯彻落实中才能展现价值意义。江泽民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依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得到传承和与时俱进发展。

一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力量。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之中。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始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赋予民族复兴新的强大生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这一重要论述精辟概括了党成立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江泽民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新时代新征程，只有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才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江泽民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民族复兴强大生机，他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当年希冀的目标经过党和人民的不懈奋斗，已经变为现实。现在党领导人民已经开启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任务。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党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放在重要战略位置，用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江泽民提出到习近平总书记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只有具备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才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四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的积累，更需要精神文明的支撑。江泽民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民族力量。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五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教育、科技和人才等战略任务的实施与推动。教育发展为科技创新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科技进步有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保障教育和科技的不断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就是服务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部署，是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抓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已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为我们充分认识教育、科技、人才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内在联系和重要价值，系统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六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法宝。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江泽民指出，只有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更有成功的把握”，所以“要永远发扬中华民族伟大的团结精神”，“使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达到新的团结和联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对统战工作作出全面部署，推动统战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让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团结奋斗迸发出来的磅礴力量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七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进对台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扎实推进祖国统一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同追求和平统一的美好未来，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为之奋斗的历史夙愿。江泽民指出，“人类已经跨入了新的世纪。本世纪中叶，我们将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那时，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将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直为之奋斗的历史使命。一切有志气、有理想、有抱负的中华儿女，都为能够投身于这一壮丽事业而感到自豪”。在接续奋斗的征程上，我们正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时不我待，催人奋进。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推动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涉外法治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联动性强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加强顶层设计，一体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这一重要论述为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刻理解并扎实推进这一格局的形成，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和有利法治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国家治理范畴的“协同”，追求的是将分散的治理资源、制度安排和行动主体在共同目标下形成整体合力，通过规则衔接和机制联动，促进各要素、各环节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提升治理的整体效能。具体到涉外领域，之所以强调“协同”，一方面，涉外领域的法律风险与挑战具有复杂性，依靠单一部门和机制无法妥善解决，需要国家机关之间加强协调配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律所、仲裁机构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另一方面，协同并非简单临时的工作配合，而是通过制度衔接、机制贯通、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推动涉外法治各主体、各环节、各领域形成长期有效、有机统一的法治运行体系。

协同以系统存在为前提，注重各要素之间的有机配合与整体效能的提升。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应重点处理好三个层次的关系。第一，涉外法治各领域内部要素之间的协同。以涉外立法为例，既包括外商投资、数据跨境流动、反外国制裁等专门领域的法律法规，也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基础法律中的涉外法律规范，只有强化不同层级、不同领域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避免规则冲突，才能提升涉外法律供给的系统性和可预期性。同样，涉外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各领域内部也存在类似的多要素协同问题。第二，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服务等不同领域之间的协同。立法为执法司法提供依据，执法司法实践又反过来推动立法的完善；法律服务保障企业和公民依法参与国际交往，也为各环节提供专业支撑。各领域之间只有形成相互配合与有效联动，才能使涉外法治体系真正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第三，涉外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涉外法治具有鲜明的内外联通属性，既要立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又要尊重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不能简单地将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理解为国内制度的自我完善，而应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互动中提升制度影响力。一方面，要积极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增强我国涉外法律制度的透明度、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例如，在国际经贸、知识产权保护、海洋治理、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我国应在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基础上完善国内实施机制，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有效衔接。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将涉外法治实践中的特色经验转化为涉外法治话语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形成我国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需围绕涉外法治实践中的真实问题，找准着力点，推动规则、主体、机制、人才和话语之间形成动态衔接，进一步实现价值目标、制度功能和实践能力的高度统一，不断提升涉外法治体系的整体运行能力。

增强涉外立法的体系化与衔接性。立法是涉外法治的源头，也是开展协同的起点。涉外立法的体系化程度和衔接性水平，直接影响着后续执法、司法、守法等各环节的运行效果。体系化强调的是涉外法律规范在整体布局上的系统完整，确保各领域有法可依、相互支撑；衔接性关注的则是不同法律法规之间在具体适用上的协调一致，避免规则冲突或真空。一方面，不断完善国家安全、对外经贸、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立法，及时填补法律空白，尤其是加强涉外法律法规内部的有机衔接，提升涉外执法司法效能。例如，在反制裁、反干预、反“长臂管辖”等领域，目前已经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以下简称《对外关系法》）为基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但诸多具体问题，例如“适当联系”作为域外管辖措施正当性的判断标准，应当如何认定等，仍需进一步明确。另一方面，处理好涉外专门性法律法规与《对外关系法》的衔接问题，确保各类涉外立法不偏离《对外关系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与目标，形成相互协调、互不冲突、层次清晰的涉外法律规范体系。

优化国家机构的职能配置与协作机制。协同的前提在于分工清晰、权责明确。只有明确并细化各国家机关在涉外法治事务中的具体职能，才能有效防止权责不清或重叠。当前，涉外法治事务的复杂程度显著提升。一方面，涉外案件类型不断增多，跨境电商、离岸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跨境破产等领域的新兴争议大量涌现。另一方面，反制裁应对、海外利益保护、跨境数据治理等议题，往往需要多部门协同应对，单一机关难以独立完成。这种跨领域、跨部门的特征，对现行权责配置和协作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应当建立常态化的部门间协调机制，在涉外具体领域明确牵头部门及各部门分工，制定工作流程与应急预案。充分发挥地方在涉外法治领域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自贸试验区等开放高地依法开展涉外法治创新探索，并及时总结可复制经验。同时，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体系化优势和跨国司法治理功能，加强各级法院涉外审判能力建设，为国内法域外适用提供稳定的司法支撑。检察机关应依法加强涉外刑事诉讼监督，积极探索对其他涉外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方式，确保涉外公权力依法规范行使。

强化涉外法治保障体系的支撑作用。涉外法治各环节的协同运行，离不开相应的服务力量和专业人才等配套支撑。一方面，健全涉外法律服务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律师事务所和仲裁机构，鼓励其在“一带一路”沿线等重点区域布局。推动法律服务与数字经济、金融创新等新兴领域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推动高校与政法机关、外事部门、涉外企业等共建实习实践基地，实施涉外法治人才联合培养项目。明确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国际法学科专业归属，注重国内法治人才培养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协同，着力培养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实战型涉外法治人才。

推动涉外法治话语的总结与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法治自信，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讲好新时代中国法治故事”，“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涉外法治话语体系，统一各主体在涉外法治工作中的理念、立场与行动，有助于在深层次上推动大协同格局的形成。我国对外开放以来的涉外法治实践积累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和制度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的法律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规定的“适当联系”原则，以及中国法院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域外管辖引起的法律冲突的实践，都蕴含着独特的制度价值和实践智慧。这些成果需要经过系统总结和理论提炼，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涉外法治话语。同时，推动政策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化，在理论研究者与实务部门之间建立协同合作的常态机制，总结提炼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和理论，并用国际社会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深入阐释中国涉外法治理念主张与实践成效，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中更好传递中国声音，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长，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

规范有序推进村务和居务公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办事公开制度，拓宽基层各类群体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渠道”。村（居）务公开是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载体。近日印发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对“健全村（居）务公开制度”作出部署。进一步健全村（居）务公开制度，对于规范基层权力运行、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村（居）务公开制度是村务公开制度和居务公开制度的统称，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8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实行村务公开制度”，2004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对村务公开的内容、形式、程序和监督机制作出系统规定。居务公开制度经历了从实践探索到法律确立的过程，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未明确提出“居务公开”概念，但规定了相关事项的公布要求，各地在实施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了居务公开的实践做法。2025年修订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居民委员会实行居务公开制度”。近年来，村（居）务公开制度日趋完善，各地积极探索创新。例如，有的地方制定村务公开目录，将公开事项细化为决策类、管理类、服务类等若干类别，使公开有据可依；有的地方推行“点题公开”，及时回应群众关心的事项；有的地方推进村（居）务公开栏标准化建设，统一规范公开内容、公开格式和更新时限；等等。这些探索在推动基层权力规范运行、促进基层矛盾有效化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当前制度运行仍面临一些需要关注的问题。一是公开内容还不够全面，有的地方对群众关心的财务收支、工程项目、惠农补贴等事项公开不够细化，群众难以全面准确了解具体情况。二是公开程序不够规范，涉及招投标、集体资产处置等事项的流程不够透明，群众获取信息存在不便。三是监督保障机制还有待完善，有的地方村（居）务监督委员会履职能力有待增强，对公开事项的审核把关存在不足。进一步健全村（居）务公开制度，应当在现有制度框架基础上持续完善，推动公开内容更加全面、公开程序更加规范、监督保障更加有力。

进一步拓展村（居）务公开内容。知情权是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基本前提。公开内容是否全面精准，直接决定群众知情的广度，也影响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深度。《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均以“列举+兜底”的方式，明确了村（居）务公开的基本事项范围。在全面落实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还应当持续拓展公开内容的广泛性和针对性。一方面，紧跟基层治理实践，将集体“三资”管理、宅基地审批、土地流转、乡村振兴项目、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物业管理、社区公共收益等实践中群众普遍关注的事项纳入公开范围。一些地方探索建立“小微权力清单”和村级公开事项清单，将村级权力事项逐项细化、逐项公开，从制度上明确权力的边界，使公开内容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突出财务公开这一重点。从集体资金收支、资产资源处置，到工程项目建设、干部补贴发放，每一笔资金都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都应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特别是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涉农资金投入持续增加，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村级工程建设、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事项是群众关注的焦点，必须细化公开条目、明晰公开内容。

进一步规范村（居）务公开程序。程序的规范性是制度公信力的基础。《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分别明确了村务公开和居务公开的时限要求、公开形式及公布期限。在此基础上，一是进一步落实公开的时限要求。一般性事务按照规定周期定期公布，财务往来较多的事项应当提高公布频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则应当随时公布。特别是对重大事项，应当将公开贯穿决策、实施、验收各环节，做到决策前公开政策依据、广泛征求意见，实施中公开工程进度和资金使用情况，完成后公开实施结果和资金决算情况，使群众能够全程参与、全程监督。二是严格规范公开流程。村务公开在程序上有明确依据，《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规定了村民委员会提出方案、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审查补充完善、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确定、村民委员会公布的基本程序。居务公开目前虽无全国统一的程序规定，但可参照这一制度逻辑，在方案提出、内容审核、讨论确定、对外公布等环节建立健全相应规范，确保公开内容经得起检验。三是优化公开形式。应当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原则，在便于群众观看的地方设立固定的公开栏。同时，依托线上平台拓展公开渠道，探索推广“村务码”“码上公开”等数字化公开模式，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力。

进一步健全村（居）务公开的监督保障机制。根据法律规定，村（居）民委员会不及时公布应当公布的事项或者公布的事项不真实的，村（居）民有权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关部门应当调查核实、责令依法公布。在机构设置上，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社区应当建立居务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村（居）务公开制度的落实。总体来看，村（居）务公开监督保障的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实践中，监督保障仍然是相对薄弱的环节。对此，一是推动监督机构有效履职。进一步明确村（居）务监督机构的职责权限和工作方式，建立健全例会制度、工作报告制度和台账管理制度。在职责关系上，应当注意厘清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委员会与监督机构之间的权责边界，使监督机构依照法定职责独立开展监督工作。二是健全群众意见处理和反馈机制。对涉及政策调整、资金使用、工程建设等专业性较强的事项，在公布结果的同时应当同步说明政策依据和决策过程，对群众提出的质疑和意见及时受理、认真核实、限时答复。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乡镇（街道）应当将村（居）务公开工作纳入日常工作检查和年度考核范围，将公开工作情况作为基层干部考核评价的参考内容，通过常态化的监督检查推动各项制度要求落到实处。

以法治之力实现“幼有善育”

近年来，面对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发展形势，我国持续关注生育支持体系的建设。其中，托育服务在满足家庭需求、提高生育意愿、降低家庭养育成本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生育支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托育服务工作快速发展、初见成效，托育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逐步建立健全。“加快托育服务立法”是“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的重要部署，是党和国家用法治呵护三周岁以下婴幼儿群体、为万千家庭纾解“育儿焦虑”的重要一步。

从托育服务领域的立法探索和当前进展来看，托育服务立法应聚焦托育服务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主要围绕托育服务的公共属性、权责划分、经费保障、监管规范、队伍建设和功能定位等内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托育服务法治保障体系。

明确托育服务的公共服务属性，明晰各方权责。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依托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组织建立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逐步收缩，原有供给模式逐步退出，托育服务更多被视为市场行为或家庭内部事务，部分家庭面临着较为沉重的养育负担。近年来，随着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立健全，托育服务的普惠性、基础性特征日渐突出，但普惠托育服务尚未被明确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仍面临着覆盖范围有限、资金供给不足等困境。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托育服务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总则中明确“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并规定“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政府在婴幼儿照护中的责任有望得到法律层面的确认，为推动普惠托育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法理支撑。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明晰政府、社会、家庭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中的职责边界，尤其是各级政府在规划布局、财政投入等方面的具体责任，避免权责虚化或推诿扯皮。同时，把握好政府主导的行为边界，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同时，鼓励、引导和规范社会力量参与，构建主体多元的供给体系。通过完善激励机制引导企业、社会组织、社区、幼儿园等多元主体参与普惠托育服务供给，支持用人单位开设托育班、社区嵌入普惠托育点位、幼儿园延伸托班服务，使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形式更加丰富多元。

明确经费投入机制，为托育服务的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截至2025年9月底，我国托育服务机构达12.6万家，可提供托位约666万个，但尚未建立国家层面的财政长效支持制度，托育服务的运营面临着场地和人力等投入大、一次性投入多、回报周期长带来的高成本挑战。此外，由于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一致，对于托育服务的财政投入也存在着不均衡的现象，普惠托育服务的发展仍然不充分。《草案》提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托育服务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托育服务工作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算并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拟通过立法形式推动形成保障托育财政投入的常态化制度，使政府相关开支获得法律授权。在具体制度设计时，还需要细化财政投入与支出责任的匹配规则，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省级与市县之间的投入责任，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向相关地区的倾斜力度，切实提升托育服务的覆盖面和可及性。

严格托育机构准入，筑牢托育服务的安全底线。安全性是托育服务发展的前提，也是家庭选择托育服务最重视的因素。当前，亟须对婴幼儿的健康和安全予以高度关注，对托育机构的准入进行更为全面的监管。根据2019年出台的《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试行）》，当前我国对于托育机构的举办主要采取登记备案的方式进行审查。2024年9月，《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中的数据显示，由于缺乏对不备案托育机构的约束性措施，目前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率仅为42%，仍有部分托育机构脱离政府监管范围。此次《草案》进一步明确了设立托育机构需要监管部门的准入许可。与备案制相比，准入许可让托育行业的门槛条件更为明晰，有利于防止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轻易进入行业。但许可制的实施只是监管链条的起点，在此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完善事前审查、事中巡查、事后惩戒的全流程监管机制，减少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加强托育服务专业化建设，提升服务质量。当前，我国托育服务的专业化发展面临着一些实践挑战，托育服务行业的从业资质要求较为宽松、弹性较大。同时，托育服务专业性强，托育人员队伍至关重要。实践中，尽管托育机构往往在招聘时对从业人员提出保育员证、育婴师证等证书要求，但各类证书的获取缺乏统一标准，带来了从业人员专业程度不一致、家长不能完全“放心托”的困境。立法应明确规定托育人员任职资格条件，如要求实行全国统一的托育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等，提高托育人员队伍的专业性。同时，进一步明确禁止担任托育人员的情形，并要求托育机构应当依法对托育人员进行入职前查询和每年定期查询，以确保提供安全的服务环境。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畅通家长投诉举报渠道，建立投诉快速响应与处理机制，形成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机构自律、家庭参与的多元格局，通过质量的提升，增强人民群众对托育服务的信任度。

明确“托”与“育”的双重功能，为儿童早期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研究表明，0-3岁是大脑发育最为迅速、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决定一个人身体、智力与心理发展的黄金期，在儿童早期的投入也是生命全周期中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托育服务立法立足这一科学规律，将“托育结合”理念上升为法律规范，从法律层面厘清托育服务兼具生活照料与早期发展的双重属性，有效纠正部分地区“重托轻育”的定位偏差，引导托育服务从“看护型”向“发展型”转型。这种法治层面的功能定位，不仅为托育机构提供了明确的行为准则，更让婴幼儿早期发展获得了刚性的法律保障，在缓解家庭照护压力的同时，为儿童终身发展和整体素质提升奠定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细化早期发展服务的具体标准和考核办法，完善婴幼儿早期发展监测评估机制，使法律原则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制度规范，真正筑牢“幼有善育”的法治根基。

用实干实绩书写开局起步精彩答卷

正确的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对于肩负发挥“三个作用”、争当“三个排头兵”职责使命的能源电力企业而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在领悟、关键在行动、核心在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发展念兹在兹，党的十八大以来3次赴广西考察，强调要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这为广西奋进新时代新征程擘画宏伟蓝图，同时也为中国华电在桂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近年来，华电广西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广西公司）扎根祖国南疆、深耕八桂大地，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立健全“3558作风建设”体系，推动实现新能源装机、生产经营等各项关键性指标突破，以实干实绩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强化知信行合一，走好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推动高质量发展没有捷径，唯有一步一个脚印，把心思用在干事上，把精力放在落实上。华电广西公司聚焦“广西所盼”“集团所需”和“广西公司所能”，准确把握时势、充分融入时势、步步紧跟时势，以更加开放的主动姿态，找准服务广西的切入点，干一年、想三年、看五年，奋力在八桂大地上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十四五”期间累计完成发电量327亿千瓦时、供热量663万吉焦，分别较“十三五”提升46.6%、881%，有力保障了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累计取得新能源建设指标670.8万千瓦，核准备案498.4万千瓦，投产新能源122万千瓦，分别是“十三五”的20倍、15倍、3倍。公司管理装机突破300万千瓦，较“十三五”末增长457%，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达58.14%。2024年9月，作为首家在桂设立区域总部的能源央企，中国华电东盟总部正式落户广西南宁，响应落实广西“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发展路径，努力搭建清洁能源合作、国际贸易、科创研发、人才人文交流四大核心平台，共同绘就央地携手向海图强的壮美广西篇章。在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新格局下，华电广西公司始终坚持站高一步想问题、下沉一级抓落实，以奋斗姿态抢时间、抢机遇，一刻不耽误地埋头苦干，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把确定的任务落实下去。全公司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对重点任务亲自上手亲自抓，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全力以赴把每项工作抓紧抓细抓实。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快推动优质资源开工建设，稳妥推进资源条件良好的项目，暂缓推进收益率尚不达标的项目，敢于退出完全没有竞争力的项目。全公司上下积极践行华电奋进文化，聚焦高质量发展比学赶超，在比较中奋进、在奋进中赶超、在赶超中突破，以不怕苦的干劲、不服输的拼劲、不畏难的闯劲、不懈怠的韧劲，坚定不移推动公司做强做优做大。

强化能力和作风建设，以“小切口”推动“大转变”。加强能力和作风建设，是筑牢政治忠诚、提升治理效能、推动事业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工程。近3年来，华电广西公司持续推进能力和作风建设，一年一主题、一年一方案、一年一清单、一年一考评，注重与近年来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等紧密衔接，聚焦提能力、强作风、展形象三条主线，坚持从严、规范、闭环三个关键，对标中央精神、行业先进、发展需求，坚决破除陈旧思维、全面提升专业能力、从严整顿工作作风，系统构建“目标牵引+能力作风+思想革新+保障机制”有机统一的“3558作风建设”全链条工作体系。在实践中建立“3个总”目标牵引机制（坚持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总目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为总指引，以深化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为总抓手），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牢牢抓住领导人员、中层干部、一线职工等3个关键层级，全面提升“5项核心能力”（忠诚担当的政治能力、认识问题的洞见能力、分析问题的穿透能力、解决问题的驾驭能力和廉洁干事的自律能力），全面锻造“5种优良作风”（创新求变、狠抓落实、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和遵规守纪作风），坚决做到“五立五破”（树立高质量发展硬道理，破除“围墙意识”；树立开放创新理念，破除因循守旧思想；树立真抓实干作风，破除坐而论道虚功；树立崇法尚理理念，破除管理粗放现象；树立奋勇争先意识，破除进取不足懈怠之心），构建涵盖8个具体方面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保障体系。

凝聚奋进力量，昂首阔步“十五五”新征程。正确政绩观是衡量党员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标尺，是每一位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政治考题。面对充满希望和挑战、充满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华电广西公司找准自身发展定位，矢志不渝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一是在发展方向上，坚持走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的道路。既要立足当前，在“量”上下功夫，坚持抓细节、挖潜力、降成本、提成效，又要着眼未来，在“质”上求提升，坚持海陆河并举、内外并举、建购并举，全力拓展优质资源，优化资产结构。二是主动顺应能源行业发展新形势，多措并举完善发展支撑体系，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在产业布局方面，紧扣清洁能源开发、氢能等“非电”利用主线，统筹存量提质增效与增量培优扩容；在改革创新方面，树牢系统观念、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性变革；在安全保障方面，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保障电力长周期稳定可靠供应；在基础建设方面，以做实业务、夯实根基为抓手，加快构建以发电为核心，供热、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多元经营格局。三是坚持战略引领，把握大局大势，前瞻性思考、系统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十五五”各项工作，全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公司进一步振奋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夯实安全和稳定双基础，在长治久安上彰显新担当；坚持改革和发展双驱动，在向新向优上迈出新步伐；狠抓成本和绩效双管控，在提质增效上取得新突破；坚定信心、锐意进取、狠抓落实，脚踏实地创造出符合党中央要求、顺应人民期盼、经得起时代检验的过硬政绩。

（华电广西能源有限公司党委）

锻造高素质人才队伍 激活企业发展新动能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在人才，关键在人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以下简称国网江苏管培中心）作为国网江苏电力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和战略支撑单元，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引领，将“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紧扣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企业发展大局，系统谋划、精准施策、协同发力，以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努力探索新时代央企人才工作的有效路径。

对接战略全局，以系统谋划夯实人才根基。人才队伍建设必须对接企业战略、服务发展全局，才能找准定位、发挥作用。国网江苏管培中心坚持战略导向与系统观念，通过体系搭建、资源整合、模式探索夯实人才根基。体系搭建方面，深度解码公司战略任务，系统梳理岗位胜任力要求、全面调研干部职工需求，综合分析形成面向各级干部和骨干员工、涵盖12个重点领域的人才培养体系，明确各类人员能力要项、知识要求、课程要点、评价要素等，回答“培养什么人才”“怎么培养”“培养如何管用”的问题，推动人才发展与岗位履职、公司战略精准衔接。资源整合方面，围绕培养体系的课程要点、评价要素，系统构建各类人员进阶式课程体系、课程资源、评价体系、评价资源等，确保形成“战略解码—体系构建—资源支撑”的闭环。模式探索方面，针对经营管理能力培养，以“基础理论+电网特色+落地实践”的培养模式，推动各类人员针对性学习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与理论、电网特色前沿理论、优秀实践案例等，推进战略落地；例如2026年开展基于安全管理理论的学习，结合公司安全生产工作部署，推动安全文化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转变，为企业安全发展夯实根基。

聚焦能力短板，以精准供给提升人才质效。优质资源是人才队伍建设落地见效的重要保障。国网江苏管培中心坚持“发展出题目、研究做文章、成果到一线”，突出理论高度、专业深度、实践力度，打造集精品内容、实战案例、专业资料于一体的立体化资源体系。知识供给精准化，立足岗位胜任能力模型，依托苏电e学堂等智慧平台推进资源分层精准推送，完成7000余门线上内容分类梳理与精准匹配，有效满足干部员工成长与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案例开发实战化，坚持源于实践、服务一线的原则，开发市县公司绩效管理实操案例，为系统首家绩效文化示范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深挖系统内违纪违规典型案件作为廉政教育素材，丰富警示教育内容体系，在青年干部等重点班次中全面应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提升廉政教育实效。资料建设系统化，组织编写《电网企业安全生产管理能力成熟度模型》《电网企业合规管理实务》等专业资料，推广应用政治理论书单与专业能力书单，为每本资料配备“小而精”导读内容，获得公司系统员工的广泛关注与良好反响。

汇聚各方力量，以协同机制赋能人才成长。汇聚各方面力量是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支撑。国网江苏管培中心以内外协同、柔性组队赋能人才成长。建强内外协同师资队伍，对内持续推动“领导人员、高级专家、先进典型”上讲台，累计50余名内部师资围绕公司战略、专业经验、东西帮扶经历等传授实践经验，发挥传帮带作用；对外巩固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优质资源合作，引入各学科领域长期合作师资200余名，保障重点人才培养。建强专业柔性智库队伍，在党建与党风廉政建设领域，组建以相关专家与公司党建部门为指导，中心青年师资为主的研究力量；在经营与管理领域、风险与安全领域，组建由部门专家担任导师，中心中层管理人员与青年员工共同组成的柔性团队；在法律与合规领域，组建涵盖公司法律部门、10余家地市单位的22名内部法律专家，以及5位资深外部律师的柔性团队；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领域，组建电碳柔性研究团队，开发电力碳管理、碳业务实操等精品课程，总结公司系统内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降碳增效等优秀案例，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国网江苏管培中心的实践表明，人才队伍建设只有紧贴企业高质量发展大局，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产生价值。通过系统化构建培养体系、精准化配置优质资源、协同化整合各方力量，央企人才工作平台能够成为推动战略落地、赋能人才成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面向“十五五”新征程，国网江苏管培中心将持续深化人才队伍建设，在优化培养体系、丰富资源供给、凝聚各方力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服务公司高质量发展大局，为推进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

新时代“枫桥经验”赋能基层治理法治化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源于浙江诸暨枫桥干部群众的创造和政法工作的生动实践，为基层治理提供了思路与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枫桥经验”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即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有着“漳州110”、“平安漳州e家”智治等基层治理创新的福建省漳州市，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与本地区实际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法治保障、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法治化新路。

坚持以人为本，把基层治理聚焦到民生实事。基层治理的主体是人，治理的对象也是人，就是要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把以人为本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各领域。“枫桥经验”的关键是始终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基层治理的漳州实践证明，在推进基层治理高质量发展中首要解决的是“为了谁”的问题。

守护特殊群体、兜牢民生底线，正是漳州践行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生动起点。针对困境儿童群体面临的问题，漳州建立了困境儿童分级管护“春蕾安全员”机制，聘任基层干部、网格员等“春蕾安全员”2230名，通过摸排走访、分类预防、心理疏导等工作为困境儿童成长建立了安全防线。这一做法在全省推广施行，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写入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目前，漳州共有“春蕾安全员”5000多名，自机制运行以来已有12203名困境儿童得到有效管护。近年来，漳州市公安联动教育、检察、学校等相关部门，推出了“数智护禾”行动，建立动态风险研判机制，实现失辍学学生预警信息秒级推送，“数智‘护禾’创新应用”项目荣获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专项活动大数据智能化应用赛项决赛一等奖。同时，市委政法委直面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痛点，推动建立两所专门学校，构建“前期矫治—中期教育—后期跟踪”全链条体系，精准填补未成年人专门教育盲区，209名少年“浪子回头”。守护特殊群体，就是呵护民心根基，法治的标尺立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基层善治既要守住民生保障底线，持续关爱特殊群体，还要拓宽治理渠道，主动回应广大群众诉求。2019年漳州在全省首推人民调解与110非警务事项对接分流，将医患纠纷、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等6类纠纷事项通过110接处警系统分流至12348平台，再由属地调解组织第一时间到场调处。同时，漳州市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龙海区综治中心打破部门壁垒，推动16个核心部门、48名业务骨干常驻，金融、城管等风险多发行业主管部门轮驻，把过去“群众追着部门跑”变成“部门围着问题转”。为了让群众“话有处说、事有人管”，漳州率先出台近邻服务标准，并于2024年率先开通“96111”矛盾纠纷调解服务热线，提供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平和县九峰镇公调对接多元调处中心，在化解2600余起矛盾纠纷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辖区信访积案全部清零，以高效便民的工作作风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内核。

健全法律法规，夯实基层治理制度保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需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基层治理顽症难题。基层治理的漳州实践证明，一套管用的制度体系，能够把群众路线转化为可执行、可监督、可持续的治理效能。

立足地方治理现实需求，用好地方立法权限，为基层治理搭建起稳固的法治框架。在推进基层治理制度化的过程中，漳州市人大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优势，在平安建设、社会治理、政务服务、历史文化保护等关键领域，先后出台了一批具有漳州辨识度的地方性法规。在平安建设与基层矛盾化解方面，漳州市人大通过了《“漳州110”发展促进条例》，将“漳州110”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工作机制与治理经验具体化、制度化、法治化；在社区人居秩序治理方面，出台了《漳州市城市文明养犬若干规定》，以法治规范养犬行为，维护社区的公共秩序与人居环境；在政务便民与诉求治理方面，通过了《漳州市政务服务条例》，以提高行政效能、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为目标，让政务服务有了速度和温度；在历史街区综合治理方面，漳州市通过了《漳州古城保护条例》，建立起分类分级保护机制，逐步实现历史街区综合治理法治化。不同维度的法规出台，既回应了基层治理的法治需求，也形成了以制度创新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完整闭环。

在制度引领之下，漳州持续推动治理机制创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治理效能。起源于1985年的龙海联片调解机制是漳州制度创新的真实缩影，在处理农村矛盾纠纷工作中，原龙海县角美镇东美村探索建立了片区联动、矛盾联排、信息联通、纠纷联调的联片调解机制。新时代，龙海区创新“四合四化”模式，深度融合党建引领与网格管理，在融合党建机制、整合司法资源、联合行业力量、聚合智慧效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联片调解机制作用。机制运作以来，全区开展联片调解活动812场次，化解了各类矛盾纠纷7803件，基层治理效能进一步彰显。云霄县则针对传统行政复议“闭门审理”导致的参与度低、公信力不足等问题，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本土化实践，在全省率先推出行政争议“听证解纷”新模式。一场听证会，让行政争议从“对簿公堂”走向了“面对面说理”。

汇聚民智民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依靠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是“枫桥经验”的精髓。人民群众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关键在于如何把群众从治理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将分散的“群智”汇聚成有序的“群力”。

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赖水顺同志，这位“金牌和事佬”曾成功调处民商纠纷案件5518件，而他探索提出的“六·六”调解模式、“十六个一点”等有效办法，也真正实现让专业调解扎根群众、服务群众。在他的示范下，漳州创建了“排查预警—分类调处—跟踪反馈”的矛盾纠纷调处全链条工作模式。聚群智解众忧，随着群众的力量不断赋能基层治理，各地创意纷呈。

“枫桥经验”的一个重要亮点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说到底解决基层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体现的是一个“近”字，就是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云霄县和平乡党委打造“移动调解室”，将调解桌直接搬到田间地头和宅前巷尾，逐步走出一条“移动评理调解”的新路径。2019年以来，移动调解室成功化解纠纷200余场次，调解率高达99.7%。长泰区甘寨村在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小事拉家常、难事大家谈、大事法来扛”工作机制。自2012年起，甘寨村转交镇级的矛盾纠纷案件数量也呈直线式下降，真正实现了无涉黑涉恶、无越级上访、无吸毒人员、无刑事犯罪的目标。芗城区“芗里芗亲”志愿服务平台则为群众参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展示舞台，该平台对接12345便民服务平台和110接警平台，集隐患信息上报、网格志愿服务于一体。2021年以来，其注册的群众志愿者达到30.4万人，实时在线的志愿者人数也保持在3000人左右，形成一张覆盖城乡的坚固“平安网”。

网络文艺的新图景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健康发展”的战略任务，对“十五五”时期网络文艺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部署安排。网络文艺是互联网技术与文艺碰撞交融的产物。互联网影响文艺的多样维度，勾勒出网络文艺图景的主要板块和发展脉络。

其一，在互联网上传播的文艺。互联网是以区别于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进入人们视野的，也是作为文艺作品的传播新平台而受到关注的。“文艺上网”或者说“在网上传播的文艺”是我们对网络文艺的第一印象。1998年，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在网络上广为流行，后来被认定为网络文学的开山之作。将近30年过去了，中国网络文学已经蔚为大观。回头来看这部风靡一时的小说，它和后来涌现的网文“晚辈”差异颇大，倒是和文学史上的爱情小说“前辈”更有家族相似性。今天，随着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网络文学题材类型更加多元多样，创作开发、全球传播和价值拓展链条日趋完整，正从“传统网文”向“新网文”转变。网络视听体量不断增长，品类不断丰富。互联网对于文艺而言，早已不仅是传播平台，但作为传播平台的意义依然不能忽视。以舞台艺术为例，截至2026年5月，已有576家国有文艺院团、8140名专业演员入驻抖音，累计开展直播超过106万场，累计观演人次超过61.4亿，内容覆盖戏曲、器乐、歌舞、杂技曲艺等多个门类。依托于这个平台，舞台艺术拥有了新的演出空间，并在其中找到了新的受众，开辟出焕发时代活力的发展新赛道。

其二，以网络化生活为题材的文艺。文艺来源于生活，并以最敏锐的方式反映生活。身处互联网的时代，社会生活的内容、逻辑，信息交流和知识生产的方式，人与人发生联系和交往的方式与形态，以及生发于其中的观念、情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20世纪末，生活中的互联网元素已成为创作素材。2001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推出了网络题材话剧《WWW.COM》，讲的是一对夫妻对平淡无奇的婚姻生活失望而在虚拟世界里谈情说爱、诉说衷肠。2012年，电影《搜索》聚焦网暴话题。创作于2017年的歌曲《小村微信群》呈现出左邻右舍在群里畅聊网店开张、蔬菜销路的画面感，展示了信息共享的动人场景，获得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时至今日，网游、网恋、网购以及网暴等内容都在文艺作品中有所反映。电影《孤注一掷》里的网络诈骗，小说及同名电视剧《三体》里的网络游戏，皆为例证。同时，刷视频、打网约车等网络生活新现象正在进入古典诗词创作者的视野，为传统的文艺门类注入时代内容。当前，互联网影响生活的广度、深度都在提升。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80.1%，农村及老年群体加速融入数字社会。全国所有乡镇以及95%的行政村已通5G，5G演进网络已覆盖超330个城市。社交网络用户规模达11.14亿人，占网民整体的98.9%。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9.3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83.2%。网上外卖用户规模6.30亿人，占网民整体的56.0%。面对“人人在上网、人人在网上”的现实，网络化的生活成为当代文艺创作的丰沃土壤，只要跟上时代步伐，拓宽汲取生活之源的方式，必将涌现更多优秀网络文艺作品。

其三，随互联网演进而迭代的文艺。技术是文艺创新的重要助力。从印刷术到摄影术，从录音机到电视机，技术的进展总能催生出新的艺术门类，改变着艺术的整体面貌和格局。自互联网与文艺携手并进以来，网络文学一马当先，刷新了人们的阅读体验，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认知。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音乐、网络综艺、短视频、微短剧等渐次勃兴，各领风骚。截至2025年12月，网络视听用户达10.99亿人，其中短视频用户10.74亿人。网络游戏用户5.73亿人，网络文学用户5.26亿人。特别是微短剧用户在2025年达到6.64亿人，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不断涌现出优秀作品。同时，AI技术深度介入微短剧创作生产，既给行业带来新的风口，也促使行业积极谋划回应技术变革的发展新路。回望文艺在互联网技术推动下变化的过程，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互联网技术变迁的路线和逻辑，以及随之而形成发展的网络应用形态和治理体系，都深刻影响甚至决定着网络文艺的迭代走向以及下一个新品类的面貌。在网络文艺发展史上，1998年被称为“网络文学元年”、2004年被认为“网络神曲元年”、2005年被称为“博客元年”、2014年被认为“网络剧元年”、2020年被视为“微短剧元年”……这些节点性年份恰如中国互联网发展曲的重要音符，映照出品类繁多、迭代快速的网络文艺共享的技术特性，也表明网络文艺必将在中国互联网技术突破、产业创新和治理向善的发展道路上迎来更具潜力的前景。

其四，回应互联网美学呼唤的文艺。技术和艺术从碰撞到融合的过程，也是新的艺术语言的创造过程。互联网对文艺的影响深刻体现为艺术语言的新创造。近年来，源于网络文艺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元素，溢出特定类型，被广泛运用于文艺创作。常见于网络文学的无限流手法被运用于网络剧《开端》、微短剧《ENEMY》等创作中，使作品的叙事层次更加丰富。电影《你好，李焕英》、越剧《织造府》对穿越叙事的运用，电视剧《北上》以类似“同人”的写法改编文学原著，舞台剧《魔域·亚特之光》把游戏叙事呈现于舞台之上，都给人们带来契合网络时代审美需求的新风景。同时，因互联网而兴的文艺新品类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不断提出美学新命题。网络小说《十日终焉》、动漫《中国奇谭》等展开了文艺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图卷。短视频、直播则以新的形式激活文艺即时记录和反映当下生活的功能，为“速写”式的创作注入了新活力。短剧、中剧与长剧、横屏剧与竖屏剧、现场演出与云演出在叙事、表演以及场景设定、主题表达等多方面的差异，都要求重新思考时间、空间、地域、文化等在文艺创作中的方法论价值和美学意义，并以此引导推动网络文艺不断提升艺术品质和美学内涵。

随着互联网进一步发展及对文艺影响的不断加深，网络文艺必将以更丰富多样的“面孔”，为描摹时代万千气象，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作出更多贡献。

（作者系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

红色主题电影塑造文旅消费新生态

刚刚公映的长征主题电影《四渡》历时4年策划，在贵州的32个取景地完成了107个场景的拍摄，以真实地貌展现历史景观，以较强的代入感描摹著名战争场面，以光影复刻峥嵘岁月，用镜头还原传奇战役，再现了中国革命史上最震撼、最绝妙的绝境突围之战。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城。随着电影热映，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等红色文旅地标相继出圈，相关红色遗址、纪念场馆、特色村寨组成了红色精品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红色之约。红色主题电影与红色文旅资源融合，不仅成为电影与文旅产业发展的双赢之举，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途径。

从光影共情到实地探访

红色主题电影根植于独特的艺术表达与情感动员机制，通过人物塑造、情节推进和视听语言，将宏大而重要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可感知的革命故事，成为联结观众与历史的情感纽带。电影的叙事空间与现实的地理空间具有密切关联，观众通过电影故事被革命烈士们的理想信念与英雄气概感动，由此产生深度情感共鸣与精神共振，成为推动观众想去实地看一看的心理驱动力。《长津湖》热映带动了相关红色旅游景区客流量增长，彭德怀故居成为热门打卡地。《南京照相馆》拍摄地上海影视乐园，推出沉浸式感受抗战历史等活动，尤其受年轻人欢迎，承载电影精神内核的地标建筑“吉祥照相馆”，作为乐园固定景点长期保留。影旅联动发展再次印证，红色主题电影能够有效激发观众的爱国热情，进而转化为实地探访革命遗址、缅怀革命先烈的红色之旅。

红色电影与文旅产业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经过电影叙事与实体空间相互阐释，游客观影之后的沉浸式体验构成了对历史空间意义的再生产。电影通过深入挖掘革命历史细节，创新革命人物叙事视角，能够为红色文旅资源构建起完整的故事脉络与鲜明的精神标识，进而促成带有仪式感与意义感的精神寻根之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称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自创建“NPC沉浸式游览”以来，将《保密局的枪声》《白毛女》《上甘岭》等经典红色影片场景动态活化，让游客参与角色演出，通过身临其境体验，静态的历史场所被激活为可感知、可互动的记忆载体。这种“以剧带景，以景证史”的互动模式，既通过电影实现了对文旅项目的带动，又拓展了红色文化传承的路径。

从短期体验到长期空间浸润

虽然红色主题电影热播对文旅融合具有较强的牵引作用，但不能让观众仅停留在关注取景地、拍摄地等简单旅游标识层面，需要通过沉浸式体验产生精神触动，将电影记忆转化为适合互动与共创的体验空间。这就需要避免影旅融合表层化、重形式轻内涵等不良倾向，不能为流量“移花接木”或“虚构场景”植入不相关项目，也不能将电影元素与实景地简单嫁接制造文旅打卡点。深挖红色主题电影蕴含的历史价值与精神内涵，实现电影故事、革命历史背景与人物精神深度解读和场景转化。电影《半条棉被》改编自红军长征中的真实故事，不仅让观众深刻缅怀革命历史，更让他们将目光投向故事发生地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借助电影热播影响力，沙洲红色旅游景区火爆出圈。景区不仅较好呈现了老屋、石桥、古树等历史景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与讲解员满含深情的讲解，更是让络绎不绝的游客被军民鱼水情再次深深感染。

红色主题影旅融合为文旅项目提供了火爆出圈的契机，推动景区开展差异化竞争，也为红色主题电影作品延长了生命周期和价值链条。青年人是影旅融合的消费主力军，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观光游，而是追求“入戏”式深度体验。这就需要避免文旅融合产品体验场景单一、缺乏创意等问题，应增加剧情演绎互动、沉浸式研学、主题文创等更加符合青年消费习惯的影旅体验产品。树立系统思维，在电影创作阶段就精细设计故事场景，为增强热播后红色文旅流量奠定基础，通过红色主题电影IP开发，深化与研学、民宿、文创、乡村振兴等深度融合，从短期观影体验变为长期红色文化浸润。同时，提升红色主题电影传播影响力，广泛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沉浸式体验等宣推形式，全面提升优质影旅融合产品的社会影响力，有效激活红色文化传承的新动能。

从叙事空间到消费

电影只有将叙事空间与故事内涵合一，人、情、物、景、时代深度融合，才能完成叙事空间与地理空间的相互转化。影旅融合实现双向赋能，就不能仅限于体验“看”与“玩”，更在于“融”与“延”，打破单点开发、碎片化发展模式，通过红色主题电影热播与重映、主题文化论坛、新媒体短视频传播、实景常态化展演等方式，持续唤醒红色文化生命力。以红色主题电影叙事脉络为线索，统筹区域内革命旧址、影视拍摄基地、自然生态景区、乡村文旅资源，打造主题鲜明且体验丰富的红色文旅精品线路。长征主题电影为长征沿线红色文化资源开发提供了史实依据，可按照电影叙事空间脉络，将分散的红色文旅景点串珠成链，整合、延伸遵义会议会址、赤水渡口、泸定桥等红色文旅景点，打造长征主题精品文旅廊道。将电影叙事、长征史实、遗址遗存深度融合，助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高质量建设，拓展红色主题文旅消费新空间。

此外要依托经典红色主题电影IP推动业态迭代升级，运用数智光影现代科技，让静态的历史资源、电影故事转化为动态的文旅消费空间，复原经典战役场景、革命生活场景，打造年轻化、数智化沉浸体验项目。深度研究不同代际群体审美心理与文化需求特点，依托红色主题电影开发情景演绎、红色剧本体验等新型产品，再现电影经典人物与故事空间场景，延伸红色文旅产业链条，实现电影叙事体验与文旅场景沉浸交互的深度融合。要注意将“观看”升级为“共创”，构建高品质影旅融合产品矩阵，拓展红色文化传承新格局。

启功先生的幽默

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启功，留给世人的印象，除了一身的光环以外，恐怕就是他的幽默了。多年来，有关先生的视频和段子在网上广泛传播，以至于网友们惊呼：原来启功先生也是段子手啊！有一次，我为一件事对启功先生说了一声“谢谢”，先生应声答道：“甭谢了，套着喂就行了！”说完哈哈大笑，笑得我一头雾水。先生见我不解，就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坐着马车去人家做客，主人让他把马车卸下来给马喂草料吃，客人说：“甭卸了，套着喂就行了”。这一次，我们爷儿俩都大笑起来。这就是启功先生，一身的幽默细胞，一肚子的笑料，随便一句话就能逗得人乐不可支。

启功先生的幽默，是人生智慧的结晶。先生的书法名震天下，但他并没有忘乎所以飘飘然，而是保持着一贯的谦逊。有人夸赞启功先生是“当代王羲之”。先生听闻立刻表示：“我这是‘当代活宝’。”有一年，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东方之子》想要采访先生，与先生联系时说：“我们这个栏目档次很高，采访的都是知名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故名‘东方之子’。”先生听罢应声回答道：“我不够你们的档次，我最多是个‘东方之孙’。”在《自撰墓志铭》中，他勇敢自嘲：“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

启功先生的幽默，是对抗苦难的武器。面对苦难，有人怨天尤人，有人意志消沉，有人随波逐流，有人自甘堕落。启功先生一岁丧父，家道中落；中年丧母，受尽磨难；晚年丧妻，孤独终老。他的一生历经坎坷和劫难，可他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境，自强不息，好学不辍，终成一代大家。他常年身体不好，疾病缠身，却能以幽默来化解病痛。

启功先生的幽默，是淡泊名利的超然。“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面对名利，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毫不动心，先生却看得很淡，不但不争不抢，而且主动拒绝。他从不以“雍正皇帝九世孙”的身份自居，面对写给“爱新觉罗·启功”的来信，他批注：“查无此人，敬请退回。”1999年，启功先生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朋友们祝贺他：这个位置可不低，是“部级”呢。先生巧妙地回答：“不急不急，我真不急。”有人给他打电话，开口就叫“启馆长您好”，先生回答：“我是饭馆馆长，不，饭馆馆长也不是，做不了。”先生为人随和，但并非没有底线。曾有地产商准备好了笔墨纸砚，非让先生给自己的楼盘题词。先生缓缓说道：“你给我准备好了笔，我就一定得写吗？那你准备好了棺材，我是不是还得往里跳啊？”轻轻一针，令蛮横者无言以对。

启功先生的幽默，是馈赠亲友的欢乐。启功先生从小就是家里的“开心果”，他对抚养自己成人的母亲和姑姑极其孝顺。已过而立之年的先生，经常在母亲面前做嬉戏之态，讲各种笑话，只为逗老人开心。而每当母亲不悦，要用鸡毛掸子打他的时候，他总是规规矩矩地立在母亲面前，毕恭毕敬地说：“奶奶（当时满人称母亲为‘奶奶’，称祖母为‘太太’），等儿子把眼镜摘了，静等受打。”一句话逗得母亲气也消了。启功先生幽默诙谐，妙语连珠，朋友们都喜欢跟他聊天，他到哪儿就把笑声带到哪儿。著名画家黄苗子先生曾经回忆道：“只要听到隔壁一片‘京油子’腔，一阵爽朗的笑，就知道启先生驾到。……听启先生从三坟五典吹到蚊子苍蝇，现在回忆起来，还是平生至乐。”

启功先生的幽默，是才情的自然外露。启功先生爱开玩笑，但他不是无聊的插科打诨、耍嘴皮子，而是显示出过人的智慧。有人来访，见到先生就说：“您老精神真好，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先生立即反问道：“您姓阎吗？”问得来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先生又徐徐道来：“阎王爷才知道我能活多大，您怎么也知道？”说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启功先生幽默的背后，蕴藏着深沉的悲悯情怀。先生逝世后，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在挽联中写道：“近庄周远老聃心仪释迦，外幽默内寂寞喜逢迟春。”这是知己者言。启功先生的内心，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超然、达观，而是有着深沉的感情。他写了很多令人捧腹的打油诗，也写了很多催人泪下的悼亡诗。他对社会、对亲人、对师友都心怀感恩。超然是他，深情也是他，两者就这么和谐地集于一身。有人把启功先生喻为“当代苏东坡”，二人身上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二位皆以达观、超然示人，但内心都有大情怀、大悲悯。面对人世间的荣辱冷暖，他们始终保持着自信、自爱和自尊，保持着一颗乐观辽远的赤子之心。启功先生的幽默，不只是一种性格，更是一种自信，一种修养，一种胸怀，一种境界。恰如他在一副对联中所写的那样：“能与诸贤齐品目，不将世故系情怀。”

（作者系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

科技评价改革要突出实绩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针对科技评价作出一系列改革部署，推动建立以科技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评价体系，对促进科研活动、优化创新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科技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范围广、利益链条长，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构建新形势下科技评价新导向，需要正确把握科技评价活动的客观规律，充分认识科技评价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现行科技评价导向的形成经历了较长周期，以SCI论文为代表的定量评价，源于20世纪90年代，由南京大学率先引入。当时，我国科技整体实力相对落后，特别是国际影响力较弱，引入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学术共识的高水平期刊指标，有利于提升我国科研产出数量、质量及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同时，因具有简明、客观的特点，这种定量评价方式被政府采纳，在科技项目、人才、机构等的评价、考核中被广泛使用。通过30多年时间的实践，逐步成为主导我国科技评价的关键指标。随着我国科技评价工作对定量化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定量评价也逐渐异化，出现了“四唯”、物质利益与评价结果过度挂钩等问题。

自2018年党中央首次对科技评价作出整体部署，新一轮改革全面展开。从国家到地方再到科研单位，相继通过相关法律、政策和规章制度推动改革落地。新修订的科学技术进步法明确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实行分类评价。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等部门陆续出台配套文件超过100项；各地各单位也结合实际形成了大量典型案例。同时，科技部等八部门专门印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在微观层面探索可行路径。经过多年努力，科研实绩导向已基本成为社会共识。

同时，不少科研管理人员仍困惑于“不四唯，唯什么？”；许多青年科研人员反映，聘期考核中期刊质量要求提高了，但数量要求并未减少，唯数量化评价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帽子”、奖励等评价结果与物质利益、资源分配过度挂钩的异化现象依然一定程度地存在。从管理体系看，各级各类科技评价活动统筹不足、标准缺乏协同，国家层面改革评价导向在基层传导中失真走样，部分科技工作者存在思维和行为惯性，学科学位评估、“双一流”建设评估、科研院所绩效评估等改革效果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科技评价改革之“难”，是由评价体系的复杂性、政府治理的关联性以及学术生态的依赖性等共同决定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科技评价的复杂性决定了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评价导向整体转变。科技评价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政府、各类创新主体、社会及学术组织等多种评价主体，面向科技活动、人才、主体、平台基地、成果等多种对象，发挥着考核、管理、遴选、激励等多种功能。这些主体、对象、功能相互交织关联，形成了复杂的科技评价体系。这些评价活动涉及相关主体和个体的切身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整个体系的价值导向带有巨大的惯性。改革中，需要通过对部分评价活动（如人才评价）的先行调整来带动体系的整体变革，以点上突破牵引面上调整最终实现评价体系转变。这是逐步传导和渗透的过程，具有客观长期性。

科技评价与政府治理的紧密关联使得改革难以一蹴而就。科技评价是政府科技创新治理的重要工具。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以财政资助的体制内单位为主，由政府进行管理，政府在评价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主导的评价体系传导逻辑为：政府部门根据职能定位将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目标落实为部门目标，转化为科技资源配置评价和对科研单位考核评价的管理要求。科研单位据此细化形成本单位发展目标和对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最终作用于广大科研人员的科研方向。而政府对于哪些需要评、评什么、怎么评、何时评等的选择，需要综合考虑可信性、有效性、成本、公平公正和社会影响等多重因素。这种传导逻辑广泛存在于科技、教育、经济、人才等多类部门。因此，科技评价改革需要各相关部门广泛凝聚共识、协同推进、形成合力。

科技评价依赖于学术环境与社会生态的逐步转型。科技评价离不开学术群体和社会共识。良好的科研生态环境是确保科技人才评价能够科学实施、客观评判和正确发挥作用的基础。由于我国学术共同体发展相对较晚，以刊评文、看项目和奖项层级等来评判学术价值、人才水平等仍是主要方式，具有广泛共识、能够反映科研实际价值的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形成，仍需通过大量探索、实践验证逐步成熟。同时，社会评价对科技评价也产生重要影响，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团队、个人等对科技创新价值的认知反映在对科技相关评价中，比如高校排名评价、专家的社会认可、产品知名度等。这些共识、认知、文化等软环境的改变也决定了科技评价改革非一日之功。

总的来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评价理念已在政府部门和科技界形成广泛共识，各地积极探索也积累了丰富案例。下一步，可从三个方面重点推进，加快完善新形势下科技评价体系。

一是持续推进科技评价改革部署深化落实，保持改革力度不减。自2018年以来，国家以不同形式对科技评价改革作出部署，表明中央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的决心，也表明改革仍然存在诸多障碍需进一步破除。探索建立“破四唯”、“帽子”清理长效机制，组织开展相关清理“回头看”，针对改革不到位的老问题和改革中出现传导偏差的新问题进行定向清理解决。推进科技人才分类评价、科技成果评价等试点成果应用，加大试点经验推广力度，加快将成熟经验转化为政策制度。

二是推动改革重心逐步向政府主导的评价活动转移，牵引带动科技评价导向整体转变。政府主导的科技评价活动是整个科技评价改革的“牛鼻子”。将科技评价改革作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切口，一体完善科技评价、项目管理、资源配置、科研诚信等制度体系，强化宏观统筹、中观引导，减少微观干预。一方面，深入改革高校科技评价体系，教育、科技部门协同制定涉及高校的各类科技评价相关标准和方式，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另一方面，按照谁用谁评、不用不评的原则，清理现行政府主导的评价活动，让用人主体在评价中能够自主发挥作用。

三是高度重视科研生态环境营造，引导学术评价更加成熟规范。科技评价和科研生态内在关联、相互影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科研单位按机构使命、科研规律设置科技绩效指标，突出重大科研成果导向，减少对“帽子”“牌子”等过度关注，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创新资源。健全学术共同体主导的科学家个人科研诚信评价体系，严肃整治各类科技评价活动中“打招呼”“照顾人情”等不端行为，鼓励引导各学科各领域学会、协会等科学共同体完善学科评价规范体系、学术标准、负责任评价等自治制度。规范社会第三方评价，打击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校排名等评价活动。

（作者单位：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破解科技企业信用评估难题

当前，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既是金融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支撑。自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务院原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积极开发科技信贷的联合通知》以来，我国科技金融创新探索在取得令人瞩目成效的同时，也面临更加突出的改革痛点，其核心难题就是科技企业信用评估体系不完善、风险难以精准识别，显著加剧金融机构开展科创融资业务的信息不对称困境，制约科技金融提质增效。

在科技金融实践中，风险识别是指金融机构运用多种手段，对科技企业面临的各类潜在损失可能性进行系统性发现、分析与预判的过程；信用评估则是在风险识别基础上，对企业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进行量化或定性评价，最终形成授信决策依据。风险识别是信用评估的基础和首要难点。信用评估则是风险识别的价值转化。这一闭环至关重要，因为科技企业具有“高技术、轻资产、快迭代”的特征，其风险生成逻辑更为复杂、风险表现形态更为隐蔽，对金融机构基于抵押物和历史财务数据的信用评估范式带来了重要挑战。若风险识别不充分或信用评估失准，最终将阻碍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

除了企业信用评估通常面临的信用、市场、流动性、操作和法律风险外，科技企业还有一些特殊风险。一是技术迭代与研发失败风险。技术不确定性是最本质的风险来源。技术路线可能因行业颠覆性创新而迅速失效，研发投入也存在失败或延期的可能。专利诉讼、技术制裁等，也会威胁企业生存根基。由于市场与技术双重风险信息透明度不足，金融机构难以全面把握科技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与市场前景。二是信息不对称与财务透明度缺失。初创企业技术不确定性大，甚至长期处于战略性亏损状态，金融机构无法穿透技术“黑箱”准确评估企业技术价值，而且依赖财务报表的传统“资金流”评价体系也无法真实反映其成长潜力。三是行业差异与前瞻性判断难题。科技产业领域广壁垒深，需求、竞争、周期及政策差异大，统一的风险分析方法难以适用。同时，科技产业更新速度极快，产业政策、外部环境变化频繁，经营风险常超预期。金融机构若缺乏前瞻性，则难以捕捉科技企业信用风险动态。

客观来看，科技企业的风险识别难点具有多维交织特征，包括：技术风险考验机构专业评估能力、资产结构风险冲击传统担保逻辑、信息不对称风险影响投贷前调查效果、行业与政策风险挑战预测前瞻性。这使得金融机构“重抵押、看历史、凭财务”的传统评估逻辑更难以落地。

金融机构对科技企业的信用评估模式，当前正处于一种新旧逻辑的过渡状态。一方面，“看抵押、查流水、盯报表”的传统评估范式依然占据主导；另一方面，把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科研团队等纳入评估维度的尝试已经出现。但是，整体而言仍未缓解原有信用评估体系的主要痛点。

究其根源，第一，在金融支持科技企业与科技创新过程中，评估标准与评估对象之间存在深刻的结构性错位。传统信用评估的核心假设是，企业拥有可估值、可处置、可变现的实物资产，以此作为风险控制的底线；科技企业的核心资产恰恰是诸多难以判断价值的无形资产。例如，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具有价值波动大、处置变现困难等缺陷，其评估标准缺乏一致性，不同机构估值差异大、费用偏高，并且金融机构内部普遍缺乏专业的评估人才和科学的评估模型，这使得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实践中离不开各种风险分担或辅助保障。

第二，评估方法存在许多矛盾与不足。传统评估模型高度依赖历史财务数据，但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期企业的盈利能力往往不佳，当下的财务数据可能掩盖其真实成长潜力。当信用评估难以用科技企业的“昨天”为“明天”背书，并且无法充分纳入技术先进性、研发实力及知识产权价值等关键维度，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就自然倾向于支持成熟期企业，形成事实上的“融资梯度”扭曲。

第三，评估主体的能力和数据短板也不容忽视。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第三方评估组织，面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都存在专业壁垒，且高效评估必需的关键信息也通常存在于各类“数据孤岛”，评估主体难以获取科技企业的全息信用画像，这必然进一步放大了信息不对称。因此，对于科技金融产品的精准定价能力普遍不足，形成“有价值但难定价、可定价但难变现”的难题。

应该说，科技金融发展难点不应简单归咎于资本缺乏“耐心”，科技企业信用评估的困境不仅是个别模型或指标设计的问题，也是整个评估逻辑与科技企业成长规律之间的适配性挑战。从“看资产”转向“看技术”，从“凭历史”转向“判未来”，需要对信用评估底层逻辑和保障要素进行系统创新与重构。

当前，亟待通过制度安排与工具创新，逐步缩小科技企业信用评估能力与市场评估需求之间的鸿沟。

优化信用信息的生产与供给机制。科技企业信用评估需要海量非结构性信息的支撑，尤其是各部门掌握的税务、知识产权、科研立项、司法涉诉等信息，仍然存在突出的共享瓶颈，根源则在于数据产权、使用边界与风险责任的界定模糊。只有完善数据脱敏标准、调用权限及泄露追责等基础规则，才能推动信用信息治理的升级。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在信用评估中合理、客观地纳入科技企业“软信息”，使得横向数据联通与纵向信息维度拓展相结合，真正建立起适配科技企业成长周期的动态信用档案。

着力推动信用评估范式的转型。对此，仅依靠金融机构自身来打造专业化尽调与评估体系，短期内显然并不现实，更可行的路径是合作共赢。例如，全面强化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的能力，支持其进行技术资产的穿透式估值，由保险和担保机构提供增信与风险兜底，由创投基金提供股权层面的耐心加持，银行则聚焦于现金流管理与债权融资设计等，从而打造分层协作的评估生态。当然，这种模式的前提是全面推动信用评估理论与实践的迭代，有效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动评估模型完善，从而打造兼具通用性与行业差异性的科技企业评估模式。

进一步完善风险分散机制。鉴于科技金融的风险属性较突出，难以要求个别机构承受过高的风险敞口。对此，不能仅靠政策约束银行“敢贷愿贷”，要求投资机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而要通过有效的风险管理与多元化金融工具安排，实现风险的梯度配置与市场化定价。例如，科技信用保险、知识产权证券化、供应链金融等，本质上都是在为银行科技信贷提供风险缓释出口。

科技企业应主动参与信用评估改革。倘若科技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财务管控不规范、信息披露主动性不足、技术路线缺乏可核验依据，且未能搭建契合金融运行逻辑的内部治理与信息互通机制，那么外部信用评估体系再优化也只能收效甚微。事实上，信用评估是双向互动过程，应引导科技企业合规经营、规范发展，持续向资本市场释放正向信用信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推进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历经40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国始终坚持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向改革要活力，向开放要空间，成功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扩大开放促进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促进扩大开放，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经济冲突多发频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问题突出，全球治理体系遭受严峻挑战，改革开放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推进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顺应全球化发展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支撑。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是中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主动对接国际规则，引入外部竞争，促使国际国内不同规则不同标准相互影响，客观上要求对影响国际合作的各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伴随改革稳步推进，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微观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深化国际合作的制度优势不断彰显，客观上为扩大对外开放形成重要支撑。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推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深层次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从历史逻辑看，开放和改革始终在联动互促中前行。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实践中，中国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承接加工贸易等全球产业转移，客观上要求劳动力等要素资源持续向工业企业集聚，制约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在此背景下，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及价格改革等举措，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和积极性，为对外开放夯实基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对外开放全面扩围，积极履行开放承诺，推动关税减让、简化行政审批、促进国际投资等诸多改革，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合作不断深化。新时代以来，中国推动实施自贸试验区、自贸港战略，持续深化改革和扩大自主开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开放合作走深走实。中国开放和改革从来都不是相互割裂、独立推行的战略举措，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有机整体，推动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从理论逻辑看，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持续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动能。各国要素资源禀赋不同，比较优势存在差异，构成开放合作的动力和基础。对外开放遵循国际分工理论，打通内外市场的壁垒，推动能源资源、产业资本、先进技术等合作，解决各国发展的瓶颈制约，扩大企业的市场边界，实现经济的内外循环畅通。然而，国际经济循环面临着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因素的制约，客观上要求改革破除阻碍经济循环的堵点瘀点，特别是凝聚全球关于开放合作的规则标准共识，通过改革推动形成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降低对外开放制度成本，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全球流通，提升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水平。改革是内生动力，开放是外部赋能，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持续释放制度红利和开放红利，成为经济持续增长、转型升级的动力源泉。

从实践逻辑看，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是中国适应百年变局的科学选择。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贸合作从重视效率转向效率与公平兼顾，从重视发展转向统筹发展和安全，从多边主义转向区域与多边并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区域化、近岸化、本土化趋势明显。中国面临的对外开放不再局限于产品合作与成本竞争，而是向制度和规则转变、向数字贸易和智能经济转变，必须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实行高水平开放，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强化国际经贸合作的主动性和引领性。然而，高水平开放触及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数字经济及知识产权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必须重视加快生态环保、知识产权、竞争制度等方面的深层次改革，才能满足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此外，改革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内外合作机制的创新完善，阻力与压力并存。必须坚持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以深层次改革支撑高水平开放。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整体效能亟待提升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持续完善，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效能持续释放，中国与世界联系持续深化，中国以自身经济发展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信心和动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阶段。新时代，中国深化外部合作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化发展需要高水平开放的引领，必须深刻分析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升整体效能。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系统性亟待增强。从区域看，从2013年设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目前已经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海南正在建设自贸港，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的实践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制度创新呈现较快发展，但中西部地区自贸试验区发展相对滞后，东部地区的制度创新向中西部地区复制推广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增强。从内外循环看，国内大循环发展的短板弱项较为突出，民生保障体制亟待完善，释放内需潜力及促进供给体系升级的改革举措亟待创新，国内大循环发展缓慢，难以形成对国际合作的强有力牵引。从政策协同看，部分地区和部门存在重开放、轻改革的问题，片面追求贸易规模及外资数量，而不是切实深化改革提升国际经贸竞争新优势，开放和改革联动效率难以有效释放。

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范围亟待拓展。当前，人工智能等技术变革加速演进，量子科技、机器人、6G及低空经济等备受关注，前沿技术革新正在重塑国际经贸合作新格局，传统改革开放模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必须积极探索数据、算力等要素开放合作新模式，加快出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改革举措，促进全球要素资源向相关领域集聚，凝聚全球在新兴领域加大开放合作共识，探索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新机制新范式。与此同时，开放和改革不协调不同步的问题依然突出，特别是当前中国商品开放水平较高，但服务领域开放滞后的问题备受关注，教育、金融、医疗及电信等领域成为重点。扩大服务部门的开放不仅在于与外部市场的对接，更在于国内服务领域深层次改革的稳步推进。

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开放和改革联动机制亟待完善。伴随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大国宏观政策缺乏有效协调，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显著分化，促使跨境资金大进大出，增大汇率、股市等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风险。跨境资金链条呈现隐蔽化、复杂化特征，促使监管穿透难度显著增大，外部冲击极易演化成跨市场、跨领域的连锁反应，滋生系统性风险。对此，必须强化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性，构建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体制机制。然而，针对跨境资本的流动监管、宏观政策协调等改革举措仍在探索，部分领域因风险升温促使政策偏保守，导致改革未能持续深入与开放不敢突破等问题。外部风险挑战增大，客观上制约了开放和改革联动的深度和广度，影响整体协同效能的提升。

以务实举措推动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

新征程上，提升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效率必须着眼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也必须立足世界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的时代背景，深入分析短板弱项，强化开放和改革协同的系统性，实施适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改革开放新举措，补齐联动协同、风险防控等短板弱项，充分释放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叠加倍增效应。

强化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构建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的高效协同机制。加强顶层谋划，破解开放和改革不平衡不协调等突出问题。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依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改革开放重要举措，明确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协同的重点领域、阶段性目标及时间节点，推动对内改革举措与对外开放政策同步部署、同步落实。重点解决改革举措和开放政策联系如何更加紧密的问题，促进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同向发力，推动跨部门、跨领域、全周期的协调联动，常态化评估开放和改革的联动成效，构建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适应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驱动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超越传统的商品要素市场开放，重点推进制度型开放，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近年来，中国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正式加入并全面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当前及未来迫切需要推动知识产权、绿色环保、政府采购、数字经济等高标准领域的改革。知识产权改革重在强化全链条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科技创新环境，集聚人才、资本等全球创新资源。绿色环保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对标全球绿色治理标准，推动生态环保监管、碳排放管控等改革，培育绿色发展竞争力。政府采购聚焦健全公开透明的政府采购机制，着力改革破除各种壁垒，营造各类经营主体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经济聚焦跨境数据流动、国际税收协调及数字信用体系等领域的改革，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建设。

建设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新平台。自贸试验区和自贸港打破开放或改革的单边推进模式，实现二者的深度耦合，已经成为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新平台。在深层次改革层面，聚焦制约高水平开放的体制机制问题，推动负面清单制度改革，制造业负面清单实现清零，适配贸易便利化的海关质检等改革稳步推进，金融资本账户改革正在积极探索，相关制度集成创新摒弃了碎片化的改革模式，有效支撑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在高水平开放层面，积极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协定，推出扩大自主开放的重要举措，大幅放宽准入，破除壁垒，教育、医疗、电信等领域加大开放力度。海南自贸港依托全岛封关运作的独特优势，引领制度型开放，打造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高地。

健全风险防控体系，筑牢高水平开放和深层次改革高效联动的安全底线。构建全方位风险防控机制，不仅要防范金融资本跨境流动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也要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设，还要关注贸易摩擦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等开放安全挑战，必须强化风险识别、预警及评估体系，积极谋划应对策略，丰富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工具箱。与此同时，发展是最有力的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在坚守安全底线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推动改革开放的政策落实，鼓励大胆探索、积极创新，破除不敢改、不愿改、不敢开放的保守心态，让经营主体分享开放和改革联动的红利，激发全社会支持推动改革开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化解系统性风险。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

建筑领域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是积极推进建筑业提质升级、实现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举措。《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坚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日益彰显，为进一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住房城乡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

从宏观趋势看，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是服务国家战略的坚定选择。“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这一历史方位，主动适应这一重大形势变化，以新担当新作为加快城市建设绿色转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从经济发展看，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着力点。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就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数据要素为驱动、以产业协同为支撑、以绿色低碳为导向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形态。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广阔应用前景，倒逼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加强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管控，推动产业向绿色低碳、高附加值方向转型。这种转型蕴含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空间，将催生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运维各环节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加快建筑业提质升级，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培育绿色建筑新增长点。同时，建筑能效提升将有效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减少传统能源依赖，增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提升城市产业创新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从民生需求看，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是顺应人民期盼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对建筑的功能品质、健康舒适、节能环保要求日益提升。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已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迫切期盼。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加快新型建材研发应用，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规模化发展，加大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力度。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通过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环境保护的原则理念，最大化减少能耗和碳排放，同时为人们提供更优良便捷的公共服务、更健康高效的生活空间、更完善全面的建筑使用功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区别于传统建筑粗放式建造运维模式，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可以长期有效降低人民群众用能支出，实现居住品质提升与生活成本降低的共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

我国建筑领域节能降碳的进展与挑战

“十四五”时期，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建筑领域节能降碳水平不断提升，为“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一是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逐步建立。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对建筑领域节能降碳作出重要部署。《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方案》等文件，明确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发展目标。二是绿色技术持续创新。“十四五”末期，新开工装配式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比例超过30%，绿色建材认证产品突破1万个，新型建造方式和绿色建材稳步推广。围绕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等领域，高性能门窗、新型保温材料、高效热泵、建筑光伏一体化、高效节水器具、智能家居等技术研发与推广不断加速。生物质能、地热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应用水平和建筑终端电气化水平持续提高，建筑用能结构和建筑能效水平不断优化。三是节能降碳成效显著。新建绿色建筑面积占城镇新建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00%，城镇新建建筑已全面执行绿色建筑基本级标准，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全面执行一星级及以上标准。据初步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国累计建设绿色建筑面积超过135亿平方米。积极推动超低能耗建筑、低碳建筑建设，累计建设规模超过0.5亿平方米。累计完成既有建筑节能改造面积超过8亿平方米。

“十五五”时期，我国建筑领域节能降碳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一是绿色建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绿色建筑以基本级为主，星级绿色建筑尤其是高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偏少，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以市场为主导推动绿色建筑发展的长效机制有待完善。二是新建建筑节能降碳需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城市更新和“好房子”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必然会对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形成压力。三是既有建筑整体能效需进一步提高。我国既有建筑总量大，约有30%以上的建筑不属于节能建筑，缺乏节能措施。这些建筑还将持续运行较长时间，亟须加快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有效提升建筑节能降碳水平。

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的路径

一是积极培育绿色建筑新增长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提升建筑品质为目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在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等方面持续发力，采取有力措施，营造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推动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打造人民满意的“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培育壮大绿色建筑产业，推动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运维等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优化绿色建筑产业布局，促进上下游产业融合发展，扩大市场需求和产业规模，推动不同地区打造特色鲜明的绿色建筑产业集群，使绿色建筑成为兼顾经济、社会、环境和民心的发展新动能。

二是提升新建建筑节能降碳水平。以改善生活环境、节省生活成本、提高生活质量为导向，针对城镇新建建筑，要秉持节能降碳设计理念，推广节能型施工设备，推广利用绿色建材，采用高效节能低碳设备，强化能源管理系统配备使用。针对农村新建建筑，坚持农民自愿、因地制宜、一户一策原则，更加注重通过提升围护结构保温性能、优化防潮隔热通风性能等改善居住体验。持续降低新建建筑能耗，不断推动新建建筑节能降碳提质增效。优化建筑用能结构，推动建筑用能低碳转型。提高建筑电气化水平，推动建筑群整体参与电力需求响应和调峰，进一步挖掘建筑储能和可灵活用能资源，推动建筑从单纯的电力消费者转为具有“产、消、蓄、调”功能的电力产消者。

三是推进既有建筑节能降碳改造。既有建筑节能降碳改造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提升幸福指数的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在城镇既有建筑方面，针对既有建筑能效低、碳排放高等问题，结合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清洁取暖工作，持续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加强建筑运行节能降碳管理，推动“老房子”改成“好房子”，实现用能成本降低、建筑品质提升及房屋增值。在既有农房改造方面，要在农民自愿、经济适用的前提下推进房屋墙体、门窗、屋面、地面等菜单式微改造，有效改善农村居民居住质量。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同时，探索市场化长效机制，推广能源费用托管等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创新投融资与运营管理方式，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的积极性。

（作者系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久久为功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面积最大、受影响人口最多、风沙危害最重的国家之一。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的国家重大战略，是在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带上进行的生态治理伟大实践。“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随着“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这场贯穿448.6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生态攻坚，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逐步转化为治理成果，不断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生态治理成效显著

顶层谋划绘就新蓝图。新时代“三北”工程跳出传统防护林建设的单一框架，上升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战略性工程。2025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修编后的《“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建立专门协调机制，统筹跨部门、跨区域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形成了“国家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闭环工作体系，为长远建设绘就了总蓝图、制定了路线图。

治理效能实现新提升。自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全面打响以来，资金保障力度持续加大，3年间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与引导作用持续放大，为工程纵深推进筑牢了坚实的制度与物质基础。

治理模式迈上新台阶。“三北”工程攻坚战坚持向科技要答案、向创新要效率，治沙区域推广草方格固沙、沙结皮、光伏治沙、节水造林等先进技术，以科技创新破解“治沙成本高、成活率低、效益弱”等一系列难题，推动防沙治沙从“人海战术”向“科技赋能”转变。

多元参与拓宽新路径。“三北”工程攻坚战打破了政府单一主导模式，构建起“政府+企业+农牧民+技术”多元共治体系，推动治沙与致富、增绿与增收协同推进，将防沙治沙与光伏产业、特色经济林、沙漠旅游、林下经济等深度融合。广泛推行“以工代赈”机制，累计带动150万余名农牧民参与工程建设，让生态治理过程同时成为民生改善过程。

实践表明，“三北”工程攻坚战实现了从“风沙肆虐、沙进人退”向“绿进沙退、生态向好”转变，从“生态短板”向“生态屏障”转变。彰显了我国长期规划与多方协同的治理优势，为全球超大规模干旱区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范式。

完成目标任务艰巨

尽管已取得显著成效，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仍面临生态本底脆弱、水资源约束趋紧、价值转化不畅等短板弱项，仍需付出艰苦努力。

一是生态本底脆弱，系统韧性不足。“三北”工程攻坚战区域地处干旱半干旱区，降水稀缺、蒸发强烈、土壤瘠薄、植被结构简单，自我修复能力弱，生态系统处于低稳定、高敏感、易退化的临界状态。极端干旱、大风沙尘等扰动极易引发植被退化、沙化反弹、风蚀复发等症状，生态脆弱性与治理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反复性并存。

二是降雨刚性约束极强，生态用水保障不足。水资源极度短缺是打赢攻坚战的重要约束，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远超生态安全警戒线，农业、工业、生活用水挤占生态空间多发，生态用水缺乏刚性保障机制。

三是产业生态互促不足，链条短附加值低。部分区域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资源依赖型发展路径明显、产业转型缓慢，降碳、减污、扩绿压力较大。沙区特色产业规模小、链条短、附加值低，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水平不高。

四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足，绿色激励效能偏弱。生态补偿方式单一、标准偏低、覆盖不足，目前多以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不足，社会参与不够。绿色金融、碳汇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处在探索阶段，治理内生动力不足，导致治理投入可持续性不足、社会资本参与意愿不强，制约生态治理的持久性。

保持定力久久为功

一是因地制宜以水定绿，坚守水资源承载底线。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提高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水平，优化配置生活、生产、生态用水，保障生态基本用水。强化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推广滴灌喷灌、集雨节水、抗旱造林，适度利用微咸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源。健全水权交易、生态补水、调度统筹机制，以水定绿。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灌则灌、宜荒则荒、宜沙则沙，保护和修复并重。

二是健全多元化生态补偿，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深入开展横向补偿、市场化补偿、碳汇补偿、生态综合补偿。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绿色金融支持体系，强化环境信用、绿色信贷、生态信贷、差别化管控，让保护者受益、损害者付费、投资者有回报，进一步激发全社会保护生态内生动力。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加快建立“生态产品目录—价值核算—交易变现—金融赋能”全链条体系，将防沙治沙、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固碳增汇纳入统一核算。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进规划、进考核、进项目、进金融。搭建区域生态产品交易平台，推进碳汇、水权、排污权、用能权协同联动。创新生态基金、碳质押融资，让生态有价、保护有利、转化有效，以价值实现激发持久治理动力。

三是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发展光伏治沙、生态旅游、沙漠康养、林业碳汇和沙棘、枸杞、肉苁蓉、文冠果等绿色产业，构建生态与产业互促共进新模式。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发展风、光、氢、储一体化，推进高耗水、高排放产业绿色改造，实现治沙、固碳、减污、增收、惠民多目标协同增效。

四是坚持“绿富同兴”，既防沙之害又用沙之利。树立“沙害可治、沙资源可用、沙产业可兴”的理念，坚持变劣势为优势、变包袱为财富的发展思维，推动治理理念从被动防沙向主动用沙转型。统筹风沙防控与资源利用，大力发展光伏治沙、沙漠现代农业、沙生药材、沙漠文旅等特色产业，推广“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板间养殖”“治沙—种植—养殖—加工—旅游”等多元复合模式，把沙漠光热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转化为绿色产能、富民产业、生态资本，实现防风固沙、集约用水、低碳发电、群众增收、“绿富同兴”一体推进，真正把黄沙变黄金、把荒漠变绿洲。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所长）

新型能源体系“新”在何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进一步明确了“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的总体目标，为“十五五”时期能源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和实践路径。那么，新型能源体系究竟“新”在何处？

供应保障新。从理念层面看，就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变单纯保障供应为兼顾绿色与效益，实现价格弹性、环境友好、系统韧性、自主可控相统一。从支撑保障来看，就是通过科技创新增储上产，在确保原油年产量稳定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稳步增长、稳定煤炭兜底保障能力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海外油气采购的多元化，抓住有利时机投资建设壮大海外港口群，增强对重要海峡的话语权和控制力。从调节方式来看，就是在积极有序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对化石能源替代步伐的同时，加快建设“国家能源大脑”和多层次能源平台，建立更加精准的监测预警和供需两侧共同发力的调节机制。

产消结构新。从消费端看，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生活用能比重以及电力消费比重快速提升，经测算，分别由2005年的7.4%、10.6%和11.4%提高到2025年的21.7%、12.6%和30%。未来电力消费将成为终端能源消费的“大头”，预计2060年占比将达到6至8成。从生产端看，同期发电装机与发电量中，可再生能源占比分别由24.3%和18%升至60.1%和38%，历史性超越火电，预计2060年一次能源生产量中化石能源占比将不足20%。从产消分布看，能源供需逆向分布格局将得到缓解，凭借海上风光电、核电以及分布式新能源的发展，东部沿海省份能源自给率将会提升，全国能源产消格局更加均衡。

呈现形态新。一是能源品类更加丰富。过去10余年间，风光电从补充能源成长为重要能源力量，如今，四代核能、氢能、高空风能、地热能的开发利用道路越来越宽广，聚变能、潮汐能、深海能源、太空能源等发展前景可期。二是“含新量”“含绿量”不断提升。从产运储销调到发输变配用，能源全生命周期活动不仅成为孕育新质生产力极其重要的领域，而且也成为实现“双碳”目标、推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阵地。三是有机一体更加彰显。随着“国家能源大脑”、算力中心和特高压、油气管网等新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跨区域能源互补互济能力不断提升，能源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显著增强。

运行方式新。能源系统复杂程度不断提升，需求分众化、供给网络化、主体多元化趋势决定了其运行方式也将发生深刻改变。一是市场将在能源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随着能源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未来将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能源的商品属性得到充分彰显，能源价格信号更加真实反映供需关系与资源稀缺程度。二是能源数字化、智慧化特征更加突出。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能源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高能源产供储销调各环节运行韧性与效率，推动能源运行从传统“源随荷动”转向“源网荷储协同互动”。三是能源运行的网络化、平台化趋势日益显现。能源系统内部各品类、各环节深度耦合，外部依托新型电网推动多网融合，能源大数据平台成为连接能源流、信息流和数据流的重要枢纽，推动供需信息实时交互和资源动态优化配置。

产业内涵新。伴随着能源科技的不断突破和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能源产业边界不断拓展，产业内涵愈加丰富。一是新赛道不断涌现。继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新三样”之后，氢能、核能、新型储能、绿色燃料等新产业蓬勃发展，有望形成千亿级、万亿级产业集群。二是新主体不断壮大。大量分布式新能源、可调节负荷及负荷聚合商等新型主体参与市场交易，充分激发和释放用户侧灵活调节能力，竞争更加充分。三是新业态更加多元。算电协同、虚拟电厂、车网互动、新型储能、碳交易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新的价值增长空间不断创造。四是新模式不断丰富。绿电直供、共享储能、合同能源管理等新的商业模式加快推广，词元（Token）交易、光储充一体化等新的模式逐步探索，产业发展将从“卖产品”向“卖服务”“卖解决方案”转变。

治理方式新。能源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必然要求能源治理方式也进行相应变革。从治理理念来看，更加注重参与式治理，让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能源治理，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格局。从治理任务来看，场景化治理将成为重要方向。能源体系的复杂性、动态性叠加区域差异性，大大增加了能源治理的难度。从能源活动典型场景入手，通过化解各类矛盾冲突总结经验，可以很好地实现以点带面推动能源强国建设。从治理手段来看，依托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AI）大模型，实现政策发布、信息共享、市场交易和社会监督高效协同，推动线上治理空间与现实治理空间深度融合，形成更加开放、透明、高效的现代能源治理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