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生态环境法典将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重大制度予以体系化法治化，为新时代自然资源工作划定了法治标尺、夯实了法治根基。自然资源系统将持续抓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贯彻，以良法善治守护自然资源，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深刻领会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要深刻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切实提高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质量和水平。

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法治成果。生态环境法典通篇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为目标，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核心理念转化为法定原则与制度规范，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生态环境法典全面完善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自然资源领域单行法律法规，破解立法分散、规范冲突、监管碎片化等治理难题，形成逻辑统一、层级清晰、协同高效的生态环境法治格局。生态环境法典专设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章节，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法律制度依据。

生态环境法典为自然资源部门履行“两统一”核心职责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将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以及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自然资源督察等新时代以来自然资源领域重大制度，以法典形式固定下来，为筑牢自然资源法治根基提供了保障。

准确把握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利用的新形势新要求

自然资源部组建以来，始终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健全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持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全力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一是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初步形成。全面完成“十四五”时期战略性矿产找矿目标任务，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油气田）398处。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09%，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万亿元。首批设立三江源等5个国家公园，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自启动以来完成建设任务超过2亿亩。二是自然资源管理质效不断提升。坚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十四五”时期全国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加强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水平，2300多个县市实行“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带押过户”“交房即交证”，完成3800多个重点区域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强化时空数据要素供给，实景三维中国初步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建成运行，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日均服务调用量超过10亿次。三是自然资源法治体系更加健全。推动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不断提升自然资源治理法治化水平。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是更加注重优化发展格局。健全主体功能区战略及其制度体系，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二是更加注重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全面摸清存量资源资产底数，盘活利用存量资源。三是更加注重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生态保护机制，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四是更加注重资源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

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利用实现重大进展

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等方面下功夫。一是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典型地区开展主体功能区制度先行先试，形成一批操作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制度成果。研究制定全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推动形成若干综合性空间发展单元，促进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二是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强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以及绿地系统线、水体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等空间安全底线管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和安全需求，不断完善城镇功能、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和布局，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三是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全面落实“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要求，在“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空间需求，为建设数字生态文明、数字中国夯实基础。全面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

全面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着力在摸清自然资源家底、完善制度体系、促进高效配置等方面下功夫。一是推进统一调查监测、确权登记和资产清查统计核算。完善覆盖各类自然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的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制度。拓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范围，巩固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成果，深化登记成果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核算制度，建立核算技术标准体系，既算经济账又算生态账，全面掌握自然资源资产家底。二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制定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资源清单管理办法。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交易和价格管理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组合配置。加强资源资产配置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的协调，因地制宜拓展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塑造和实现路径。三是大力促进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建立更加有利于促进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的规划及政策体系，精准施策盘活存量房地产用地，深入推进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利用。四是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监督。建立统一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全流程监管，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督察、执法。探索对自然资源资产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统一报告制度。

深入推进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等方面下功夫。一是稳定耕地数量。立足自然地理条件和地域特征，实行分区分类差异化管控。多渠道拓宽耕地来源，引导适宜恢复为优质耕地的园地、林地、草地等作为补充来源，将林牧区历史形成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优质耕地逐步纳入耕地保护范围。二是提升耕地质量。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统筹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不断提高永久基本农田内优质耕地比例。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酸化耕地治理，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三是改善耕地生态。推动耕地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加强耕地周边林草湿沙地等系统治理，实施绿色耕作。推进农田防护林建设，严防毁林毁草毁湿开垦耕地。

大力加强矿产资源保护利用。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矿业绿色发展、深化改革等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巩固提升矿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提高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的覆盖率，促进能源资源稳产上产。加大矿产地储备，实施储备勘查。二是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矿业绿色发展。加强重要战略性矿产高质高效综合利用，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让绿色成为矿业发展的鲜明底色。三是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完善找矿激励机制，优化矿业权出让方式，探索建立勘查风险基金，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不断强化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等方面下功夫。一是推进创新驱动。统筹建设海洋领域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谋划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加强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加快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二是推进高效协同。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近岸、远洋、深海、极地一体谋划，提升海洋经济整体效能。三是推进产业更新。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洋能、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前瞻布局深海产业、海洋数字经济、海洋新材料产业等，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四是推进人海和谐。强化海岸线分类保护和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统筹推进海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五是推进合作共赢。主动参与国际海洋治理规则制定，深化双多边海洋合作，弘扬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专业化水平等方面下功夫。一是统筹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围绕“三区四带”生态安全屏障重大区域，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加强重点海域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二是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加强旗舰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三是持续完善生态修复标准规范和监督管理制度。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关于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专业化水平的要求，加快标准体系和技术推广应用。加强生态修复监管，完善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制度。

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空间载体和能量来源。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我们将深入开展学习宣传，切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

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科技创新供给与产业需求牵引相互作用的辩证规律，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持续扩大，要把这一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质量优势，仍需在畅通成果链、主体强化、激励健全、生态构建等环节协同发力。

加速既有技术向产业的转化应用，畅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建设作出明确部署。2024年，我国4059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总合同金额达2269.1亿元，反映出高校院所转化潜力在持续释放。同时也要看到，既有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必须跨越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的关键环节，这是从源头规避转化风险的关键抓手。

以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跨越转化起点。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道关口，是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原理可行、商业逻辑成立的跃迁。一些研究成果长期滞留于实验室，根源在于缺乏对市场前景、商业模式、技术可行性进行系统验证的专门环节。概念验证中心正是通过专业化评估和可行性验证，把抽象的科研产出转化为可决策的种子项目。要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聚焦创新链产业链的卡点堵点统筹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同步建立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验证平台之间的衔接机制，形成环环相扣的转化前端链条。

以中试验证平台建设跨越成果转化“死亡之谷”。从原型样品到规模化生产之间，存在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的中间地带，是成果转化失败最集中的区段。未经中试验证的成果直接产业化一般成功率偏低，中试验证平台不仅是工程化验证的物理载体，更是技术工艺固化、成本曲线下移、市场对接前置的关键枢纽，决定着后续产业化路径的成败。要鼓励企业牵头、高校院所参与共建中试线，在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布局一批行业代表性中试验证平台。要探索“后奖励”“中试贷”“拨转投”等多元化支持模式，建立面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共享的规则，让更多实验室成果借由中试通道走向车间。

以科技金融全链条贯通转化通路。成果转化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应着不同性质、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需求。早期环节风险高、不确定性大，中期环节投入大、回收慢，后期环节接近市场化。当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要义，在于按成果转化规律配置金融资源、按风险性质匹配政策工具，形成覆盖从概念验证到产业化全过程的金融支持体系。要进一步落实《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中的15项政策举措，用好由5000亿元扩大至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引导作用，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拨保贷投”联动支持体系，让金融“活水”沿成果转化链条精准滴灌。

提高出题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其核心在于提升企业的出题能力，让产业真问题成为国家科技攻关的主战场。

以企业研发投入优势夯实创新主体根基。2025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39262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80%，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企业占R&D 经费的比重超过77%。这表明，我国企业作为研发投入主力的格局基本稳固，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的趋势持续强化。要巩固和扩大企业研发投入优势，关键在于把投入规模优势转化为产出效能优势。要完善研发准备金制度，规范研发准备金的形成、使用、管理，引导科技领军企业将准备金重点投向前瞻性、基础性研究方向。

以基础研究投入提升企业出题能力。企业出题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取决于基础研究投入的高低，只有深耕基础前沿，企业才能提出具有原创价值、引领产业未来的真问题。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778亿元，占R&D经费比重提升至7.08%，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央企业通过设立联合基金、牵头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方式，深度参与国家基础研究体系建设，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元。要以央企国企为引领，带动更多科技领军企业把基础研究作为战略投资，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指南编制中扩大企业家专家参与比重，让产业需求在国家科技战略制定中获得前置发言权。

以制度建设系统提升企业出题答题阅卷能力。企业承担出题者、答题者、阅卷人的三重角色，贯穿科技创新全过程，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具体化表达。确立并落实这一角色定位，关键在于以制度化安排把企业的需求侧话语权贯穿到科技攻关的立项、组织、评价各环节。要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布局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明晰创新联合体的知识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支持企业主导应用类科技项目立项和验收，以市场需求和产业价值为核心评价科技成果，同步构建校企双向奔赴的协同关系，让产业需求侧与科技供给侧形成稳定的对接通道。

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改革，持续健全激励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部署，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职务科技成果具有时效性强、价值变化快、转化窗口期有限等特殊性，其价值如不及时转化将大幅缩水。赋权改革和单列管理的本质，是把科技成果从传统国有资产管理的刚性框架中解放出来，赋予科研人员稳定预期和充分自主权。

以单列管理回归科技成果要素属性。职务科技成果不同于一般国有资产，其价值实现高度依赖实际的转化行动与市场化运作机制。传统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些要求，与成果转化的时效要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单列管理的制度价值，正是在于为科技成果建立专门的管理规则，让资产管理回归创新要素流动本位，让科研单位敢于放手使成果走向市场。要完善科技成果资产确认、使用、处置的专门规则，形成符合创新规律的评价、考核、监督机制。要在资产评估、产权登记、处置审批等环节制定配套操作指引，让单列管理从一项原则性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的制度安排。

以赋权改革破解不敢转、不愿转难题。赋权改革试点的核心成效，在于通过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清晰赋权，为科研人员提供稳定预期，从根本上化解因产权归属模糊、收益预期不确定而导致的观望心态。要推广多元化赋权模式，逐步扩大赋权改革覆盖面，明确免责情形和负面清单。制定赋权改革尽职免责操作指引，细化勤勉尽职界定、免责情形、认定程序等具体事项，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有清晰的预期和边界。落实先确权后转化方式，支持成果所有权单位与完成人之间分割确权，让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合理回报。

以专业化服务破解不会转难题。赋权改革激活的是产权激励，但产权激励能否真正落地，还取决于成果走向市场的专业中介能力。科研人员擅长创新，不一定擅长市场化运作，科技成果具备技术价值不等于自然具备商业价值。连接成果供需两端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是赋权改革成效变现的关键支撑，也是当前改革进程中相对滞后的环节。要壮大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健全职业资格、培训认证等制度规范，设立技术经理人职称序列和与之相匹配的薪酬激励安排。技术经理人是连接成果供需端、推动成果转化的重要纽带，队伍壮大事关赋权成果能否真正落地见效。要同步落实先使用后付费模式，鼓励高校院所按先使用后付费方式许可中小微企业使用科技成果，探索零门槛加里程碑支付等多元支付方式。

不断完善评价制度体系，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创新

评价制度是激发协同创新的关键，评价“指挥棒”指向哪里，人才和资源就流向哪里，评价改革是撬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关键杠杆。以评价改革为牵引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是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的内在要求。

以“破四唯”“立新标”重塑评价导向。评价改革的根本任务，是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旧有惯性，确立以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新标准。破与立是一体两面，破的是简单量化、机械对标，立的是分类分型、多元价值。当前，科技评价改革在政策框架构建上成效显著，但在制度落地实施和深层机制建设上还需持续攻坚。要坚决“破四唯”，把转化成效纳入应用研究导向创新主体的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与学科评估。要完善分类评价实施细则，基础研究成果以同行评议为主，应用研究成果以行业用户和社会评价为主，技术开发与产业化成果以第三方市场化评价为主。要让不同类型成果都能找到相匹配的评价标尺。

以分类评价彰显科技成果多元价值。科技成果的价值是多元的、差异化的，“一刀切”的评价方式既不利于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也不利于应用研究的产业对接。分类评价的深层意义，在于承认科技成果具有不同的价值形态和实现路径，以差异化的评价逻辑引导差异化的创新行为，让基础研究甘坐冷板凳、应用研究勇闯主战场。要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框架落实到高校评价、科研院所考核、科技项目验收等具体场景中，在高校评价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指标权重。要建立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鼓励不同赛道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

以人才双向流动构建协同生态。协同创新的深层障碍，往往不在于意愿缺失，而在于体制机制壁垒。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涉及职称衔接、社保转移、成果归属、薪酬归属等复杂事项，牵动多个部门的配套改革。只有打破单位边界、建立互认共享机制，人才才能在不同主体间顺畅流动，协同创新才能从阶段性合作走向长效化生态。要推行“科技副总”制度，选派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帮助企业凝练和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要推行“产业教授”制度，遴选企业高层次人才担任高校产业教授，参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要制定“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考核认定标准和岗位聘任细则，建立评价互认、利益共享的配套机制。要让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枢纽真正转起来，让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需求真正传导到高校院所。

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衔接、互为支撑。加速既有技术向产业转化，畅通的是成果链条；提高企业出题能力，强化的是创新主体；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激活的是产权激励；完善评价制度体系，构建的是协同生态。四者共同指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一根本目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制度支撑。把成果、主体、动力、生态四个维度统筹起来，以系统思维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将持续畅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将持续充沛。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

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要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提高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政治能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从政治上分析问题才能看清本质，只有从政治上解决问题才能抓住根本”。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意识、提高政治能力、提升政治本领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属性是党的根本属性，这就决定了党员干部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首先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只有体现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行动上，才能充分彰显其强大力量。党员干部如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仅反映其能力水平，更是对其立场观点的检验。一名合格的党员干部，必须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持政治原则、坚定政治道路，善于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各方面工作。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问题的实质是政治问题。毛泽东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阐明了只有从政治高度处理问题，各项事业才能顺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样样是政治，样样离不开政治”。这指明了政治是统帅、是大局、是方向，规定了其他各项工作的立场和原则。只有从政治上看问题，才能穿透表象，看明白、悟明白、干明白。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各种复杂的政治关系，始终保持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原则，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坚守人民立场这个根本政治立场等，都是必须牢牢抓住的重大政治问题。面对复杂形势、艰巨任务，只有从这些重大政治问题出发，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搞清楚具体事务背后的政治考量，真正弄明白“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从而正确应对。

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就要胸怀政治大局、把握政治因素、落实政治要求、实现政治效果、防范政治风险。胸怀政治大局，就是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审时度势，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把握政治因素，就是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从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认清蕴含其中的政治意义、政治价值、政治影响，准确识别时与势、危与机、利与弊，掌握政治上的主动。落实政治要求，就是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体现到谋划重大战略、制定重大政策、部署重大任务、推进重大工作的实践中去，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准偏差。实现政治效果，就是确保工作的最终成效都体现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等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方面上。防范政治风险，就是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政治敏锐，以整体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研判和处理各类风险问题，坚持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防患于未然。

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党员干部必须扛起的政治责任，需要在学习和实践中持续锻造提升，提高站位、深化认识、增强自觉，主动经受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不断提高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和水平，把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要求落到实处。

重要言论

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强调新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十多年来，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我国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新篇章。进入“十五五”时期，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新发展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深刻把握新发展理念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灵魂和行动指南，贯穿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各方面全领域。

新发展理念是把握新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理念。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源于经济发展是解决我国各类问题基础与关键的客观现实。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阶段，我们确立的奋斗目标、内外部支撑条件、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都与以往有所变化，发展的理念和思路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之一，新发展理念创造性回答了发展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战略统领、顶层指引作用。

新发展理念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理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高质量发展，这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由此可见，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内在统一，高质量发展必须体现新发展理念，而新发展理念则是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只有做到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这种发展才是值得我们追求和推崇的。

新发展理念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大理论和理念。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存在，发展中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需破解。新发展理念具备鲜明的问题导向，直指各类发展堵点难点，并非对原有发展模式的局部修补，而是对整体发展逻辑的重塑，实现发展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从单一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发展理念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远之策。

新发展理念是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理念。二战结束以后，大批新兴独立国家参照西方发展范式推进工业化现代化，但绝大多数国家发展成效不及预期，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寥寥无几，多数国家陷入经济弱化、社会分化、生态恶化的困局。实践表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形成的发展理论和理念并不能从根本上破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难题。新发展理念跳出西方发展理论固有桎梏，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展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选择”。

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五个向度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

一是坚持创新发展，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十五五”时期，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地位更加凸显，必须让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当务之急是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攻克“卡脖子”技术，锻造“加速器”技术，夯实“护城河”技术，培育“撒手锏”技术，形成更多非对称竞争优势，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制高点。长久之策是打好基础研究“持久战”。加强基础研究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根本大计是打赢创新人才“争夺战”。加快建设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持续推进“破五唯”，因地制宜建立健全精准化、差异化，充分体现创新能力和水平的人才评价体系。为青年创新人才创造更好条件，让青年创新人才能够安身、安心、安业。

二是坚持协调发展，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上取得决定性进展。协调兼具发展手段、发展目标、发展评价尺度多重属性。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十五五”时期，要注重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以及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建立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打通要素流动的堵点、破除区域分割的壁垒。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已经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2.5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立足“两个大局”，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

三是坚持绿色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取得决定性进展。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十五五”时期，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全局，将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全过程。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城乡环境的宜居度，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双碳”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优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健全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制度，统筹新型能源体系、新型电力系统规划建设。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

四是坚持开放发展，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自我封闭、自我隔绝的现代化，而是在开放中不断拓展的现代化。当前，个别国家在拼命“退群”、脱钩断链，阻碍后发国家发展，我们则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张开双臂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积极寻找更多利益契合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创新发展，推动进出口均衡协调。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统筹推进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支持国内企业深度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锻造更强韧性，在扩大开放中赢得更大主动。

五是坚持共享发展，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十五五”时期，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以共享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贯彻共享发展理念的全过程，就是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实践过程。坚持人民至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不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覆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人民健康、基本公共服务等多元民生领域，持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将新发展理念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

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关键在于将理念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坚持系统观念，注重整体推进。经济工作是具体的、联系的，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既要防止“单兵突进”破坏系统平衡，又要避免“平均用力”延误发展时机。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在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的协同推进中，实现发展质量和发展水平的整体性跃升。

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发展难题。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仍面临一些发展难题亟待破解，如相互交织的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供强需弱矛盾突出问题，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问题，新旧动能转换问题，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等。必须以现实问题为着力点，在补短板、强弱项上下功夫，增强发展的精准性、实效性。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理念落地。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从实际出发，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坚定信心、用好优势，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折不扣、雷厉风行、敢做善为、求真务实抓落实，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推动高校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政教育，强调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全面构建固本铸魂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2026年2月召开的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工作推进会进一步提出，“新时代新征程，学校育人环境、学生特点发生显著变化，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政课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这为高校思政课建设指明了方向，也对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提出了更高的实践要求。落实这一实践要求，要紧紧围绕三个着力方向持续发力。

构建内容完备的高校思政课程体系。新时代新征程，高校思政课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既体现党的创新理论的最新成果，又遵循思政教育的内在规律，夯实思政课立德树人的课程载体支撑。

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思政课铸魂育人的根本遵循，必须将这一思想的最新理论成果及时融入各门思政课程。健全动态更新机制，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等重大命题，充实教学内容，确保思政课始终与党的理论创新同频共振。加强理论阐释，注重从学理上讲深讲透讲活党的创新理论的核心要义，避免简单化、标签化，切实把理论成果转化为教学效能，使思政课成为传播真理、涵养价值的主阵地。

夯实“三重文化”根基，优化思政课内容供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丰富思政课教学内容、增强理论吸引力和说服力的深厚力量根基。加强高校思政课建设，要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资源，将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有机融合；继承和弘扬革命文化，用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善于将中国革命时期的英雄事迹、革命精神等融入思政课教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为内容支撑，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用鲜活案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通过“三重文化”的有机嵌入，打破教材与生活、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壁垒，提升思政课内容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完善一体化架构，搭建分层分类完整课程体系。高校思政课程体系应坚持纵向衔接与横向协同相统一。纵向层面，打通本硕博不同学段课程设计，实现内容梯次递进、螺旋上升，避免简单重复或断层脱节。横向层面，做好必修课、选修课的有机衔接，形成主干课程支撑、特色课程补充的完整格局。推动课程体系与第二课堂、实践课程、网络育人深度融合，形成课内课外、线上线下、校内校外协同发力的育人闭环。

以守正创新实现育人实效深层次突破。所谓“守正”，就是一以贯之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与立德树人初心；所谓“创新”，就是紧跟时代步伐，以内容优化与方式革新激发课堂活力，营造良好的高校思政课教学生态。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思政课从“有”向“优”跃升，实现育人实效的深层次突破。

坚持“两个结合”，实现理论说服力与价值引领力的有机统一。“两个结合”是思政课守正创新的核心抓手。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鲜活实践印证理论的真理性，使抽象原理转化为可感知的中国故事，让学生从“中国之治”中领悟“马克思主义行”的深刻逻辑，以发展事实增强理论说服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入挖掘“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传统智慧的当代价值，将其融入思政课程，并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气派与中国风格。这种结合能够唤醒学生的文化基因，在古今贯通中构建起价值认同的精神纽带。当理论的彻底性通过生动的历史与现实呈现出来，当价值引领深深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思政课便不再是抽象说教，而成为青年学生坚定信仰、涵养德行的精神洗礼。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思政课从知识传授转向价值认同与能力锻造。坚持创新驱动是推动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的动力源泉。相较于传统思政课偏重知识点输出的教学方式，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更加注重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真正实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思政课建设需要从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与教学评价三个维度进行系统创新。在教学方法上，积极推广案例教学、情景模拟等互动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在理论学习中明辨是非、坚定立场，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生动力。在教学手段上，充分运用虚拟现实、智慧课堂等数智技术工具，创设沉浸式教学场景，增强思政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评价机制上，引入过程性评价与多元考核，重视考查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程度，关注其价值判断、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的提升。通过一系列创新，推动高校思政课教学真正实现知识传授、价值认同与能力锻造的有机统一。

锻造高标准专业化的思政教师队伍。教师是办好高校思政课的关键力量，师资队伍建设是推进思政课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建设“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教师队伍，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建设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严把“政治关”与“师德关”，筑牢教师信仰根基。思政课教师的根本底色在于政治坚定与师德高尚。严把“政治关”，就是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将政治标准作为教师选聘、考核与晋升的首要标尺。通过常态化开展政治理论轮训、党情国情研修，引导教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课堂讲授有纪律、学术研究有方向。严把“师德关”，构建系统的师德师风建设体系，落实师德考核负面清单与“一票否决”制度。推进师德涵养工程，思政课教师应以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以坚定信仰感召学生，在言传身教中传递真善美。只有当教师自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与模范践行者，才能理直气壮讲好思政课，真正成为学生思想上的引路人。

提升“教学力”与“科研力”，强化教师专业素养。专业素养是高校思政课教师安身立命的根本。提升“教学力”，构建分层分类的教师培训体系，依托名师工作室、教学竞赛、跨校集体备课等平台，锤炼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课堂组织能力与语言表达艺术，使他们能够将“大道理”转化为“小故事”，将“书面语”转化为“家常话”。提升“科研力”，鼓励教师深耕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前沿课题，产出具有学理深度与时代温度的研究成果，并推动科研反哺教学。通过教学与科研的双向驱动，锻造一批理论功底深、教学水平高、育人能力强的专业化思政教师队伍。

（作者系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之一。回望105年奋斗历程，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斗争精神贯穿始终。敢于善于斗争，是党历经百年风雨而风华正茂的精神密码，是新征程上战胜风险挑战的强大思想武器。深入领会这一特质，对于坚定战略自信、增强斗争本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敢于斗争，解决的是“敢不敢”的问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政治品格。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从容慷慨赴死，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血洒疆场。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穷二白的家底和帝国主义封锁，党带领人民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横空出世，改写了旧中国面貌。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发出“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的振聋发聩之声。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到创立经济特区，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以敢闯敢试的锐气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亟待破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敢于斗争，就是要强化忧患意识与底线思维，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善于斗争，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驾驭局面的实践智慧。斗争既是一门科学，有内在规律可循；也是一门艺术，需要高超的策略和方法。斗争艺术的核心在于坚持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王明“左”倾错误时期照搬苏联经验，使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遵义会议确立实事求是原则后，革命局面焕然一新。斗争艺术的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矛盾。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前进，抓住主要矛盾就能牵住“牛鼻子”。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改革开放初期，党果断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们要深刻洞察这一变化，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复杂局面中抓住主要矛盾，以科学策略化解风险、突破瓶颈，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斗争还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既有捍卫人民利益的坚定立场，又作出必要的让步妥协，彰显了高超的斗争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改革开放中“一国两制”的伟大创举，无不体现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相辅相成、互促共进，统一于党领导人民攻坚克难的伟大实践之中，揭示了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特质，解决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问题。敢于斗争是善于斗争的前提，没有斗争精神，再好的策略也无从施展；善于斗争是敢于斗争的支撑，缺乏斗争本领，再强的意志也难以为继。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奋斗历程中，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始终熔铸一体。长征途中，红军既要同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又要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四渡赤水演绎高超斗争智慧。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既敢打必胜又以打促谈，打出了国威军威。“两弹一星”攻关中，既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也靠尊重规律、协同攻关的智慧。敢于善于斗争的交融，创造出一个个彪炳史册的奇迹。

历史和现实启示我们，片面强调斗争勇气忽视斗争策略，会犯冒进主义错误；片面强调策略方法缺乏斗争勇气，会走向投机甚至投降。唯有坚持敢于斗争与善于斗争的辩证统一，才能在各种风险挑战面前始终掌握战略主动。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必须把斗争精神融入血脉，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以压倒一切困难的决心，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

六百余年馆史，三百余年递藏

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发端可追溯至1416年，自1710年起依法接收法定呈缴本，现为英国6家国家版本图书馆之一，馆藏总量超900万册。馆内中文部藏有实体典籍书刊约30万册，其中核心珍品2000余部，多为1912年前刊印、缮写的中文古籍。这批古籍多在1632年至20世纪后半叶陆续入藏，300余年的递藏脉络，亦从实物角度勾勒出中英两国交往、交流的历史。

明清刻本的早期零星入藏

截至1885年，剑桥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古籍尚不超过10部，大都为17世纪传入欧洲的明清刻本。1605年，荷兰商人在阿姆斯特丹出售从中国沿海带回的大宗商品，轰动一时，其中包括不少中文图书，主要是福建书坊刊刻的举业、杂字、医书、小说等日用书籍。对于17世纪的欧洲人士而言，中文古籍更像是奇异的海外珍玩。彼时英国收藏家入手的多为拆售零卷，继而改作洋装，大都保存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三地，部分残本尚可相互配补。

1632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获得第一部中文古籍——明刻《丹溪心法附余》残本。该书原为荷兰东方学家厄彭尼乌斯旧藏。1625年，剑桥大学名誉校长、白金汉公爵维利尔斯收购了厄彭尼乌斯的东方学文库。维利尔斯去世后，他的遗孀又将包括厄彭尼乌斯旧藏在内的部分藏书赠予剑桥大学图书馆。17世纪中后期，又有3部明刻本入藏图书馆。

1715年，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买下伊利主教约翰·摩尔藏书3万册，整体赠予剑桥大学。原本收藏欠丰的图书馆，由此规模骤增。赠书内含明刻本2部，分别是《西汉文》崇祯六年序刻本、《新刻增补戏队锦曲大全满天春》万历三十二年瀚海书林刻本。此后的170余年间，仅有零星中国文献入馆。例如，1815年剑桥大学矿物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爱德华·克拉克捐赠的一张朱红色谕旨（又称“红票”），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刊印并发往欧洲的满、汉、拉丁三语公开信。

从威妥玛藏书到成熟的汉学研究馆藏体系

1886年，剑桥大学图书馆首次获得大宗中文图书——前任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捐赠的中文古籍883部，其中精装4304册。1888年，威妥玛当选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同时负责管理本校初创的中文藏书室。

威妥玛藏书原是职业外交官在华40年积累的参考资料，四部略备，偏重政务、历史等门类。虽无宋元刻本，仍不乏珍稀文献，包括至少35部明刻本及40部抄本，满文、蒙文书亦有数十部。罕见者如明刻《异域图志》、明末稿本《按黔疏草》《抚朔疏草》、抄本《明实录》、满文抄本《养正图解》等。精善之本大都来自同治光绪年间北京的书籍市场。从收藏印记可知这些书籍的旧日主人有：百龄、陈恺、许乃晋、黄廷鉴、蒋国祥、蒋廷锡、揆叙、梁清远、刘喜海、梅益征、潘士鉴、彭元瑞、瞿西塘、沈云翔、孙承泽、王韬、杨文荪、张瑞锡等。太平天国文献也是威妥玛藏书的一大特色，总计40部，刻本为主，包括《太平天日》等多种孤本。

1887—1915年之间，剑桥大学图书馆陆续入藏中文古籍110余种，约1300册，大部分为1908年巴恪思在英国出售的北京藏书，诸如嘉靖六年樊川别业本《列子》、嘉靖十五年玉几山人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文集》。1898年及1915年，《剑桥大学图书馆藏威妥玛文库汉文满文图书目录》《目录补编》先后出版，作者为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1901年、1926年又各有一册《永乐大典》嘉靖写本入藏。前者两卷，为《永乐大典》“算”字门唯一传本，保存了中国古代数学文献甚夥，尤显珍贵。1939年，第三任汉学教授慕阿德捐赠乃父圣公会杭州主教慕稼谷藏书，其中包括精美的《十竹斋书画谱》崇祯六年彩色套印本，以及太平天国将领为慕稼谷开具的保护凭证。

1946年，剑桥大学图书馆再次获得大量中文书籍。首要为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道藏》1120册，由成都石室中学赠送，用于交换英文图书。其次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赠清刻本《玉函山房辑佚书》《汉学堂丛书》等10种693册。四川博物馆赠王建墓出土谥宝并玉带拓片，汉代画像石拓片等项。此外，在李约瑟的帮助下，剑桥大学图书馆还购入了清刻本《二酉堂丛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15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剑桥大学图书馆采购中文资料开始获得资金保障，藏品规模迅速扩大。1948年，图书馆收购前威海卫行政长官骆仁廷藏书4223册、期刊908册。1949年，第四任汉学教授夏伦借助专项购书经费，前往中国（主要是香港、澳门、广州）与日本，购回图书近1万册，包括丁日昌、刘承干旧藏之稿本《郑堂读书记》。1952年，原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金璋旧藏约800片殷墟甲骨入藏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赠予伦敦中国协会《古今图书集成》同文书局石印本一套5000册，协会后将该书转存剑桥大学图书馆。

20世纪50—70年代，荷兰汉学家龙彼得在担任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荣誉主任的20余年间，精心选购中文出版物，添置《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等缩微胶卷。在龙彼得任内，中文藏书品种与册数增长至此前的5倍。20世纪70年代末已形成高质量的研究型馆藏体系，尤其偏重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学、艺术资料。馆内专用的中文图书分类法亦由夏伦和龙彼得共同制定。1980年以来，中文部馆藏品类、数量大幅扩张，偶有个别古籍入藏。

目前，可在剑桥大学数字图书馆网站浏览部分馆藏珍稀中国文献的高清图像。2016年3月，剑桥大学图书馆举办建馆600周年特展，中文部选取商代有字甲骨和北宋崇宁藏本《佛说大乘观想曼拏罗净诸恶趣经》参展，二者分别为该馆最为古老的中国文献与中文印刷书。

学院分馆与李约瑟研究所的东亚藏书

剑桥大学中至少有12家学院图书馆见藏中文古籍，目前已知的42部，大都为17—19世纪本院师生捐赠。其中有明刻本25部，多为坊刻残本，与图书馆早期入藏者性质类似。部分品种出自17世纪初的阿姆斯特丹拍卖会，如三一学院藏《故事君臣大全》《故事金璧大全》，为明后期福建刻本残卷，是1628年东印度公司伦敦总部文书亚当·鲍恩赠书；基督学院藏《丹溪心法附余》残本，与图书馆1632年入藏之本应为同版；另有明代建本《论语》残书，为1685年本院毕业生捐赠；克莱尔学院、伊曼纽尔学院、莫德林学院各存1部南明永历二十五年大统历，出自1670年郑经赠予东印度公司商人的50部历书。另外，圣约翰学院所藏的《弦笛琵琶谱》等6种清刻本以及1份英汉词汇对照表抄本，是1804年由数学家詹姆斯·英曼捐赠；冈维尔与基斯学院所存的《万首唐人绝句》残本，或系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孑遗。

值得一提的是，坐落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主楼以西500米处的李约瑟研究所。该所由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于1986年创立，旨在推动东亚科技史研究，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李约瑟研究所虽为独立机构，但所内的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与剑桥大学图书馆系统共享资源，还通过与中文部的密切合作，分工收集中国文献。此外，李约瑟旧藏中文线装书近700部，绝大多数为清代及民国印本，是70年前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原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编纂的基石。

纵观剑桥大学图书馆300余年的中文馆藏积淀，这些珍贵的典籍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鲜活物证，承载着学术互通的印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山海、焕发新生。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食疗本草》中的食养思想

《食疗本草》由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孟诜（621—713年）所撰，后经其弟子张鼎增补改编，约成书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孟诜是“药王”孙思邈的弟子，自幼喜好医药，精研食疗与养生术。原书收载食药138种，张鼎增补89种，合计227种，分3卷。该书以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米谷、蔬菜、瓜果、动物等为主要药用来源，阐述其药理作用、食用方法、治疗效果与服食禁忌。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食疗学专著，《食疗本草》在继承《黄帝内经》和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食治》的基础上，总结了唐代以前的食养思想与实践。

防治并重，食养为先

《食疗本草》食养思想的首要原则，是贯穿始终的“防治并重”。孟诜在编撰过程中，融合了前代医家的养生智慧与临床经验，确立了以食疗为主的饮食养生原则。他深刻认识到，疾病的发生与发展，与日常饮食调养息息相关。与其病后求药，不如病前以食养正，使机体正气充沛，外邪无从入侵。

基于这一认知，《食疗本草》强调饮食不仅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手段，更是防病治病的重要途径。书中收录的每一种食物，皆详述其性味、功效与主治病症，明确指出食物具有药用性质，可通过合理膳食来调理身体。例如，书中记载绿豆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之效，适合夏季食用；红枣能补中益气、养血安神，适宜体质虚弱、失眠多梦之人。这种将食物视为药物的理念，正是药食同源思想的生动体现。孟诜本人亦常言：“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日常饮食便是最好的“良药”。

这种“治患于未然”的预防思想与《黄帝内经》中“上工治未病”的观点相契合。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食治》中也提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孟诜继承这一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把饮食调养置于养生与治病的核心位置，彰显了中医重视人体自身机能调节、通过日常生活方式维持人体健康的独特智慧。

过犹不及，饮食有节

食养思想的另一重要原则，是“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食物的食用数量和时间都须有度，不宜过多、过久。任何食物，即便有益于人，若食之过量或食之失时，皆可损伤脏腑、诱发疾病，书中对此有大量具体记载。如生姜能去痰下气、止呕逆，但多食会对身心有害；羊肉虽为滋补佳品，但妊娠期妇女不宜多食；香椿多食则会令人神昏等。这些看法当前虽仍待进一步确证，但也表明《食疗本草》并非简单罗列食物的益处，而是同时详尽记载其禁忌与副作用，提醒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谨慎对待每一餐一饭。这种辩证看待食物、既言其利又言其害的态度，体现了古代医家对饮食与健康关系的深刻洞察。

食物搭配中的“冲”与“和”同样值得关注。不同食物之间存在着相宜与相克的关系，合理的搭配可以增强补益效果，不当的配伍则可能产生不良反应。书中以食物搭配宜忌为指导，为人们选择有益的食物组合提供了系统依据。这种“守中以致和”的思想，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和”观念一脉相承，告诫人们在饮食上不可偏嗜、不可过量，唯有适度调和，方能保全脏腑、延年益寿。

三因制宜，辨证施食

《食疗本草》食养思想遵循“三因制宜”原则。孟诜认为，选用食物须根据人体的具体情况、地域差异和时间节律灵活变通，不可一概而论。

因人制宜，即根据个体体质差异、年龄长幼、性别男女、疾病性质等因素选择适宜的食物。书中对不同人群的饮食宜忌多有论述，体现了中医“因人施治”的个性化思想。因时制宜，指根据春、夏、秋、冬四时气候变化灵活选用食物。四季各有其气，人体脏腑亦随四时而有盛衰，饮食调养当顺应自然节律。因地制宜，则强调不同地域的自然环境、水土物产各异，饮食习惯与食疗方法亦当有所区别。《食疗本草》的特色之一，便是分析了食养的地区性差异，注意到南北方不同的饮食特点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这种因人、因时、因地的辨证施食思想，与《黄帝内经》“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的养生纲领一脉相承。它将饮食调养提升到个性化、系统化、动态化的高度，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的精髓。

以食养脏，形神兼顾

《食疗本草》在食养方法上的另一突出特色是“以有情益五脏”。书中收录了六十余种动物脏器及藻菌类食材，如黄雌鸡治冷气；羊肚主补胃病虚损，止虚汗等。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医“以形补形”“以脏养脏”的传统理念。现代研究已证明其中的部分观点具有一定科学性。

《食疗本草》亦重视饮食与精神、情志的关联。孟诜强调“善言莫离口”，将言语和顺、心境平和也纳入养生的范畴。这种形神兼顾、身心同调的理念，使《食疗本草》超越了单纯的食物营养学范畴，上升为一种综合性的养生方式。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食疗学专著，《食疗本草》中防治并重、过犹不及、三因制宜、以食养脏、药食同源等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当今社会，慢性病高发、饮食结构失衡、亚健康状态普遍，重温《食疗本草》中的食养智慧，挖掘其中蕴含的“治未病”理念与个性化养生思想，对于引导人们建立科学合理的饮食方式、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

有功于民，勤力乃事

殷商开国君主成汤作《汤诰》训诫群臣百官：“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大意为：但凡有益于百姓生计、利于民生安定的事务，皆当恪尽职守、勤勉笃行、竭力办好。这则千年古训历久弥新，成为后世贤臣良吏修身理政、履职为民的重要遵循。

民惟邦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是国家存续之根基、社稷安定之根本，治国理政一切举措，皆当以利民惠民为核心。商汤伐葛之后，曾以流水为喻直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听罢深表认同，将民情民心视作映照朝政得失、世道治乱的明镜。

爱民恤民，是治国理政的首要前提。《管子·牧民》有言：“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表明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政事成败。晏子亦言：“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将爱民、乐民奉为至高德行、至善之行。汉代刘向《说苑·政理》喻理深切：“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清代方大湜在《平平言》中指出为官从政者应有的操守：“富贵利达，眼不可热。民生休戚，肠不可不热。”民生牵系民心，民心关乎国运，为官从政者当摒弃私心、心系苍生，视民事为家事、以民忧为己忧。

利民惠民，是履职尽责的核心要务。历代明君贤臣皆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始终以利民为本、以养民为要。唐太宗李世民汲取隋亡于苛政、失民心的教训，确立“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理念，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休养生息、改善民生，终开创政治清明、百姓安乐的“贞观之治”。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布衣、亲历民间疾苦，深知民生艰难，屡次下诏减免赋税、纾解民困、安定民心。东汉良吏张堪出任渔阳太守期间，安抚百姓、劝垦农事，带领民众开垦稻田八千余顷，让郡内富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民间遂传“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的歌谣，盛赞其“渔阳惠政”。明代名臣于谦一生以身许国、勤政恤民，其《咏煤炭》中“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诗句，正是他一生为民情怀的真实写照。他体察民间疾苦，凡遇水旱蝗灾，必据实上奏、减免税粮、开仓赈济；又亲自主持兴修水利、根治河患，于黄河沿岸植树固堤、设岗巡守，全力守护一方百姓安宁。

夙夜在公

夙夜在公，实干兴邦。成汤在《汤诰》中以大禹、皋陶为群臣表率，称赞二人“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大禹治水栉风沐雨、躬亲劳作；皋陶理政恪尽职守、勤政为民，成汤以此告诫百官：为政之道贵在勤勉务实、持之以恒，正如农人种田，日夜思虑、躬身耕耘，方能有所收获、惠及百姓。

《论语》载，子路问为政之要，孔子答以“先之，劳之”。子路恳请进一步教诲，孔子再补三字“无倦”。所谓“先之”，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以身正人、以德率众；“劳之”，是勤勉务实、躬身劳作，勤政爱民、不辞辛劳；核心要义更在于“无倦”，始终坚守初心、毫不懈怠、持之以恒。清代钱德苍的《解人颐·勤懒歌》中有名句传世：“百尺竿头立不难，一勤天下无难事。”意在阐明处境再难、任务再重，只要勤勉不怠、实干不止，便无攻克不了的难关、成就不了的事业。

古之良吏，皆以勤政为本分、以懈怠为大忌。明代袁宏道主政吴县，深知政务拖沓必累民、推诿怠政必伤民，遂大刀阔斧整顿吏治、革新政务，严明办事准则、提升履职效率，官府公务皆速办速结、不拖不压，下属办事往往一餐饭的工夫即可办结，时人誉之为“升米公事”。清代郑板桥出任潍县知县时，恰逢当地连年旱涝、灾荒频发，田地荒芜、饿殍遍野，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灾情危急之际，下属官吏循例建议逐级申报、等候批复，郑板桥断然否决：“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他不顾个人安危，当即开仓赈灾、以工代赈，招募饥民兴修工事，就地谋生，挽救万千百姓性命。古今理政之道一脉相承，不勤则政务废弛，政务废弛则民生凋敝，民生凋敝则民怨滋生，民怨积深则国本动摇。

久久为功

心怀家国、矢志为民，是历代志士仁人的毕生追求。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立誓：“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穷尽毕生心力为国操劳、为民尽责，至死不渝。文天祥身陷绝境、坚守气节，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志，将家国大义、苍生福祉置于个人生死之上。先贤成事，既靠初心赤诚，更靠恒久坚守。荀子有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老子亦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如此谈及成事之道：“处事如打擂，撼大摧坚。要徐徐下手，久久见功。”利民大业无捷径，贵在坚守、重在积累。

政贵有恒，久久为功，是历代良吏兴利除弊、造福万民的智慧。秦蜀郡守李冰，目睹岷江常年水患肆虐、百姓饱受其苦，摒弃急功近利的治水思路，携子潜心钻研蜀地水文地理、地貌走势，耗费数年心血，率众凿离堆、分两江、筑堰堤，建成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鱼嘴分水、飞沙堰排洪、宝瓶口引水，根治岷江泛滥之患，让曾经水旱无常的川西平原成为沃野良田。都江堰建成后，历代定岁修之制、革新治水工艺、完善管护体系，让千年古堰代代惠民，至今仍润泽万顷良田、造福一方百姓。南宋贤臣饶干，为官勤勉，任职长沙知县期间，每日早起理政、处置公务，公务之余虚心求学、精进修为，其赤诚初心、勤勉操守为世人景仰。纵观古今，但凡功在千秋、利在万民的善政，皆非朝夕之功。唯有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以寸积铢累之功，才能成就利民兴邦之业。

为什么要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

提问：宋晓炜 中原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请问，如何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解读：李晓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人才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最宝贵的战略资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其核心在于提升人才供给的自主可控能力，其目标在于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终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以人才自主培养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人才自主培养是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全球人才竞争日趋白热化。发达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在全球延揽顶尖人才，而个别国家则出于政治目的对我国关键技术领域实施人才封锁和技术脱钩。在此双重压力下，如果过度依赖外部人才引进，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不确定性风险巨大。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必须依靠自身力量，关键在于拥有大批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自主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而这些人才，必须主要依靠自主培养。

人才自主培养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我国是人口大国、制造大国，正处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建设这样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既需要一支覆盖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社会治理、文化建设、公共服务等各领域的宏大人才队伍，也需要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具有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更要深谙中国国情、扎根中国实践，能够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方案”。满足如此庞大多元的人才需求，必须构建起自主可控、系统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自主培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基石。随着科技在国防和经济安全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关键领域的核心人才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资源。如果事关国家命脉的核心技术完全依赖外部人才，关键岗位亦由外人主导，则国家安全风险陡增。历史经验反复证明，真正的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是买不来、求不到的。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须依托我们自己的培养体系，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国防安全等关键领域，锻造一支忠于祖国、功底深厚、敢于突破的创新人才队伍，从根本上消除受制于人的风险，筑牢国家发展与安全的根基。

以教育支撑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良性互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创新高度依赖人才支撑，而人才培养核心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教育不仅通过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科研训练，为科技创新和人才成长奠定基础，更通过其育人体系和培养机制，将国家战略需求与科技发展前沿动态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因此，教育既是创新能力孕育的源泉，也是支撑人才持续发展的基础工程。

人才自主培养对教育功能发挥提出更高要求。科技创新不断对人才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和核心能力提出新要求，但这些要求不会自动转化为培养成效，必须经由教育体系进行有效吸收、转化和落实。教育的基础性体现在其塑造人才的知识、能力与价值结构上，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根基；教育的先导性则要求其必须前瞻研判未来科技趋势与国家战略需求，以动态调整和主动布局引领时代变革，而非被动适应。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中，教育的作用不只在于“供给人才”，更在于将外部需求内化为可持续的人才培养能力。

人才自主培养对教育结构体系优化提出更高要求。人才自主培养并非单一学校或学段所能完成，而是贯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的系统工程。基础教育重在激发科学兴趣、培养创新意识和思维品质；高等教育承担基础学科教学、科研训练和交叉融合培养的重任；职业教育支撑工程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成长；继续教育服务知识更新、技能提升和终身发展。只有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在目标上贯通、结构上衔接、资源上协同，才能形成支撑人才自主培养的完整链条。

人才自主培养对教育融合转化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实现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良性互动，关键在于将科技创新资源高效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并最终内化为学生的核心能力与创新素养。这要求教育系统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建立科技资源向教育资源转化的高效机制：将科研攻关中的关键问题凝练为教学案例，将大科学装置、重点实验室等平台转化为沉浸式教学场景。要打破学科壁垒与学段分割，构建动态更新的课程图谱。要建立以创新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认可学生在重大科研项目中的实质性参与，破除“唯分数”桎梏。唯有形成科技创新牵引教育升级、教育发展支撑科技突破的良性循环，教育才能真正成为人才自主培养与科技自主创新同频共振的核心引擎。

以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实现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需要构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我们强调人才自主培养，不仅要确保人才供给的自主可控，独立培养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人才队伍，更要将其提升到培育自主探索、勇于突破的国家创新文化高度，以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体系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

评判人才培养质量，不能仅以培养规模、学历层次和显性成果为尺度，更要看其是否契合国家战略需求、适应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教育体系已经具备大规模培养人才的基础，但从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看，仍存在培养结构与战略需求适配性不足，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机制尚不健全，教育、科研、产业协同育人深度不够，评价机制与人才成长规律不完全匹配等问题。

增强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的适配性。针对部分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培养模式与科技前沿、产业变革、区域发展需求存在时空错位的问题，需健全以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发展趋势为牵引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加强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和培养质量反馈，将国家急需、产业所向、科技前沿及时融入学科建设、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要统筹招生计划、资源配置、课程改革和实践平台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从供给导向向需求牵引转变。

健全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机制。要破解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课程学习与科研训练、统一培养与个性发展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必须尊重人才成长规律。构建从兴趣激发到志向塑造、从知识学习到科研实践的贯通培养体系。基础教育阶段应强化科学教育、探究学习和实践活动，保护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究欲；高等教育阶段需进一步夯实基础学科训练，推广研究式教学，完善本硕博衔接培养，为有潜质的学生提供持续发展通道。尤其要避免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简单等同于竞赛选拔和提前筛选，而是要注重在长期培养、持续支持和实践历练中使其脱颖而出。

深化教育、科研、产业协同育人。创新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在真实问题和场景中淬炼。针对部分学校在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关系上存在的认知错位、行动错位，以及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流于形式的问题，要推动学校、科研机构、企业从松散合作走向深度协同。围绕重大科研任务、重大工程项目和产业前沿问题，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建设课程平台、指导学生实践、评价培养质量。通过稳定的项目合作、平台共建和联合导师机制，将科研项目、工程任务、产业场景转化为课程案例、实验内容和实践项目，让学生在解决复杂问题中增长才干。

完善符合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机制。评价是人才培养的指挥棒。针对当前评价中存在的重显性指标轻长期贡献、重短期产出轻成长潜质、重单一标准轻分类发展等倾向，要进一步深化评价改革。建立重视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和分类发展的多元评价体系。学生评价应更加关注创新潜质、实践能力和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教师评价应更加重视育人投入和实效、教学改革和科研反哺教学成效；人才评价应强化分类评价和长周期评价，为基础研究人才、工程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等开辟多元发展赛道，拓宽成长成才通道。

强调人才自主培养的“自主”，意味着要在开放合作中持续增强自身培养能力。面向未来，需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不断增强人才培养的战略适配性、学段贯通性、资源整合性和协同开放性，以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切实将教育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和创新优势。只有将人才根基牢牢扎在自主培养的沃土中，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更为持久的支撑，牢牢掌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主动权。

把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其本质就是把有限财政资源更多配置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长远利益上，以政府开支的“减法”换来民生福祉的“加法”。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部门肩负着服务党委、政府“当家理财”的重要职责。坚持过紧日子，既要坚持“小钱”精打细算，更要避免“大钱”大手大脚，不该花的坚决不花，以严密的制度划定财政资金使用“红线”。把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不仅在于“少花钱、不花钱”，更在于“花好钱、办好事”，在践行正确政绩观中回答好“钱从哪里省、省下的钱怎么用、如何确保花出效益”等实践课题。

厉行节约，以“敢于说不”的担当遏制铺张浪费。理财之要，节用裕民。要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价值指引，切实增强对民生的敏感和顾惜，坚决减掉冗余排场、超标接待、盲目投资，从源头堵住资金浪费漏洞。确保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紧要处。对奢侈浪费之风坚决说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也是预算收支安排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当前，党政机关公务支出全面规范，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不断巩固，但节庆论坛讲排场、公务活动超规格等现象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出台因公出国（境）“双控”机制，推进定点会议资源共享，进一步规范差旅费用，严控“三公两费”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实行节庆论坛展会清单管理，压减非必要支出。严格规范政府采购行为，严控课题外包，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对盲目上马项目坚决说不。过紧日子不仅要在行政支出上精打细算，也要在投资建设上把好关口。一些地方追求“短平快”的显性政绩，无视地方财力基础，盲目上马低效无效项目，甚至违规举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地方长远发展埋下风险隐患。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编制全口径政府投资计划，推动各地建立政府投资可承受能力评估机制，全面评估当期投入、远期负担和整体风险，凡是评估通不过的政府投资项目一律不安排预算，坚决不给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开绿灯。对低效无效支出坚决说不。财政资金投向哪里、效果怎样，本质上是政绩观在资源配置中的具象化、具体化。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专项资金支持领域交叉、引导作用不强，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跳出“基数依赖”的固化思路，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为牵引，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推进专项资金系统整合，做到该保的足额保、该压的坚决压，从源头上拧紧“水龙头”、捂紧“钱袋子”。将预算绩效管理作为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重要抓手，全面推进成本预算绩效管理，将评估结果作为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对绩效不高的项目资金当停即停、应减尽减。事业单位是预算管理链条中相对薄弱、易被忽视的环节，制定进一步提升省级事业单位财务管理规范化水平的意见，加强高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分领域管理，坚决管住资金“跑冒滴漏”。

服务大局，以“善于说行”的本领促发展保民生。财政源在财、要在政，在关键方面必须发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树立“大财政”理念，以“当家”思维做好“管家”工作，把“紧”出来的宝贵资金用在发展紧要处、民生急需上，做到严控支出有方、保障重点有力、服务发展有效。在落实更加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回升向好上“善于说行”。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对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至关重要。认真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强与发展规划、重大战略的对接和与金融、产业政策的协同，着力提升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自审自发”、财政贴息等方面，探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强发展后劲上“善于说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持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带动全社会提高研发投入强度。综合运用财政专项资金、政府投资基金等工具，支持深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增进民生福祉上“善于说行”。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全心全意帮助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做到财政再紧也坚持民生优先、财政再难也不让群众为难。用心用情保障“衣食住行”的基本民生、满足“安居乐业”的多样民生、兜牢“安危冷暖”的底线民生，让幸福底色更加温暖厚实。

坚持财政可持续，以“勇于破局”的决心推进科学管理。理财之道，守正为本，创新为要。要坚持向改革要动力、向管理要效益、向统筹要空间，全面提升财政科学管理水平，从体制机制上把过紧日子要求落实到位。以多渠道开源增收增强财政可持续能力。面对财政收支紧平衡的现实挑战，将政策目标从关注短期收支可平衡向中长期财政可持续转变，构建形成财政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制定加强财政开源增收工作的指导意见，从加强存量土地盘活、提升资本运作收益等方面拓宽增收渠道，并鼓励各地积极探索新的开源途径。把国有资产盘活利用作为财政开源增收的重要途径，以财金协同放大财政资金撬动效应。一些地方对政府与市场边界认识不到位，对本该市场做的大包大揽，对本该政府做的履职缺位。必须严守政府和市场边界，把政府不该管的交给市场，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推动财政资金支持方式从单一无偿支持向更多牵引撬动转变。以资金直达快享保障政策更好惠企利民。改革资金支持方式，制定省级财政惠企利民资金“免申直达”标准，打造惠企资金直达快享服务平台，按照“能免尽免、能快则快”要求，对符合标准的专项资金，原则上不再进行竞争性申报，最大程度压缩中间环节、减少效益损耗，实现政策红利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大大压缩政府部门自由裁量权和权力寻租空间，从源头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让有限财政资金惠及更多经营主体。

（作者系江苏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利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于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生态环境法典将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的重大制度予以体系化法治化，为新时代自然资源工作划定了法治标尺、夯实了法治根基。自然资源系统将持续抓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贯彻，以良法善治守护自然资源，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以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深刻领会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我们要深刻把握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要义，切实提高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的质量和水平。

生态环境法典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法治成果。生态环境法典通篇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为目标，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核心理念转化为法定原则与制度规范，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生态环境法典全面完善了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法律制度体系。生态环境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自然资源领域单行法律法规，破解立法分散、规范冲突、监管碎片化等治理难题，形成逻辑统一、层级清晰、协同高效的生态环境法治格局。生态环境法典专设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章节，为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法律制度依据。

生态环境法典为自然资源部门履行“两统一”核心职责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将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以及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耕地保护、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自然资源督察等新时代以来自然资源领域重大制度，以法典形式固定下来，为筑牢自然资源法治根基提供了保障。

准确把握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利用的新形势新要求

自然资源部组建以来，始终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不断健全自然资源管理制度，持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全力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中国守护者。一是自然资源家底更加厚实。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格局初步形成。全面完成“十四五”时期战略性矿产找矿目标任务，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油气田）398处。全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5.09%，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万亿元。首批设立三江源等5个国家公园，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自启动以来完成建设任务超过2亿亩。二是自然资源管理质效不断提升。坚持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十四五”时期全国单位GDP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加强矿产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500余家。持续提升不动产登记便利化水平，2300多个县市实行“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带押过户”“交房即交证”，完成3800多个重点区域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强化时空数据要素供给，实景三维中国初步建成，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建成运行，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日均服务调用量超过10亿次。三是自然资源法治体系更加健全。推动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矿产资源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不断提升自然资源治理法治化水平。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全面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以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是更加注重优化发展格局。健全主体功能区战略及其制度体系，深化“多规合一”改革，推动形成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国土开发有序的空间发展格局。二是更加注重资源要素高效配置。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全面摸清存量资源资产底数，盘活利用存量资源。三是更加注重全面绿色转型。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健全生态保护机制，更加注重提质兴业利民，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四是更加注重资源安全。夯实国家安全基础保障，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重大基础设施安全，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

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利用实现重大进展

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等方面下功夫。一是深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典型地区开展主体功能区制度先行先试，形成一批操作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制度成果。研究制定全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实施方案，推动形成若干综合性空间发展单元，促进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二是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强化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以及绿地系统线、水体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基础设施建设控制线等空间安全底线管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和安全需求，不断完善城镇功能、优化城镇空间结构和布局，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三是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全面落实“统一底图、统一标准、统一规划、统一平台”要求，在“一张图”上统筹协调各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空间需求，为建设数字生态文明、数字中国夯实基础。全面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建立健全覆盖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规划许可制度。

全面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着力在摸清自然资源家底、完善制度体系、促进高效配置等方面下功夫。一是推进统一调查监测、确权登记和资产清查统计核算。完善覆盖各类自然资源以及国家公园等国土空间的统一调查监测评价制度。拓展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范围，巩固不动产统一登记改革成果，深化登记成果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中的广泛应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清查统计核算制度，建立核算技术标准体系，既算经济账又算生态账，全面掌握自然资源资产家底。二是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制定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资源清单管理办法。完善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交易和价格管理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方案，推动自然资源资产组合配置。加强资源资产配置方案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制度的协调，因地制宜拓展自然资源领域生态产品价值塑造和实现路径。三是大力促进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建立更加有利于促进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的规划及政策体系，精准施策盘活存量房地产用地，深入推进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盘活利用。四是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监督。建立统一的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管理制度。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全流程监管，持续推进自然资源督察、执法。探索对自然资源资产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统一报告制度。

深入推进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等方面下功夫。一是稳定耕地数量。立足自然地理条件和地域特征，实行分区分类差异化管控。多渠道拓宽耕地来源，引导适宜恢复为优质耕地的园地、林地、草地等作为补充来源，将林牧区历史形成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优质耕地逐步纳入耕地保护范围。二是提升耕地质量。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统筹优化农用地空间布局。健全永久基本农田优进劣出管理机制，不断提高永久基本农田内优质耕地比例。加强黑土地保护和酸化耕地治理，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三是改善耕地生态。推动耕地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加强耕地周边林草湿沙地等系统治理，实施绿色耕作。推进农田防护林建设，严防毁林毁草毁湿开垦耕地。

大力加强矿产资源保护利用。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矿业绿色发展、深化改革等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强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和储备。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探产供储销统筹和衔接体系，巩固提升矿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提高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资源调查的覆盖率，促进能源资源稳产上产。加大矿产地储备，实施储备勘查。二是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矿业绿色发展。加强重要战略性矿产高质高效综合利用，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让绿色成为矿业发展的鲜明底色。三是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完善找矿激励机制，优化矿业权出让方式，探索建立勘查风险基金，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不断强化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等方面下功夫。一是推进创新驱动。统筹建设海洋领域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谋划实施国家科技重大项目，加强海洋科学基础研究，加快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二是推进高效协同。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近岸、远洋、深海、极地一体谋划，提升海洋经济整体效能。三是推进产业更新。大力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推动海洋能、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前瞻布局深海产业、海洋数字经济、海洋新材料产业等，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四是推进人海和谐。强化海岸线分类保护和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统筹推进海岛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深化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海洋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五是推进合作共赢。主动参与国际海洋治理规则制定，深化双多边海洋合作，弘扬新时代中国海洋文化，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根据生态环境法典有关制度规定，着力在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专业化水平等方面下功夫。一是统筹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围绕“三区四带”生态安全屏障重大区域，统筹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强矿山生态修复治理，加强重点海域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动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二是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公园，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实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建设国家植物园体系。加强旗舰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三是持续完善生态修复标准规范和监督管理制度。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关于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专业化水平的要求，加快标准体系和技术推广应用。加强生态修复监管，完善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制度。

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空间载体和能量来源。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为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和资产保值增值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础。我们将深入开展学习宣传，切实推动生态环境法典高质量实施，守护绿水青山，护航美丽中国。

词元经济的运行规律、发展态势与宏观治理

自今年3月，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基础单位token被正式命名为“词元”以来，各界围绕词元经济的研究、讨论与实践热情高涨。国家层面将推动词元经济发展纳入工作体系，以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为着力点，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词元经济高质量发展。围绕如何认识与把握词元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刊发此文进行探讨。

词元经济是以词元生产、流通和应用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将催生新经济形态，加速经济社会智能化进程，为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开辟新路径，是智能经济中创新密度最高、迭代速度最快、产业牵引力最强的部分。我国词元经济蓬勃兴起，词元调用量指数级增长，核心产业快速扩张，正在加速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性新赛道。

词元经济具有独特内涵与规律

词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语义单元，是人机深层沟通的通用语言，也是智能时代的通用度量衡。2017年，谷歌将词元作为Transformer架构输入及输出的标准单位。近年来，随着Transformer架构及大语言模型广泛使用词元，词元逐渐成为模型处理和生成文本的基本计量单元。2026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Token中文译名确定为“词元”，并将其定位为“智能时代的价值锚点”，词元由此成为经济社会领域的热点话题。

词元并非天然存在的，而是由大模型进行分词、向量化表示、位置编码、语义关系建模、上下文关联分析、概率计算等一系列“词元化”操作后输出的产物。经过这一过程，文字、图像、音频等多种模态的数据就转化为了易于被处理、可以被理解的语义单元。与数字化中的比特数据只忠实地编码、传输、存储物理世界的信息不同，作为意义单元的词元，可以捕捉到比特数据背后的语义信息，让机器“看懂”物理世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词元是人与机器进行深层沟通的通用语言，正深刻重塑人与机器的关系。

词元的生产是数据、算力、模型推理等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刻画人工智能产出的度量标准。它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算力（以FLOPs 计量）、数据（以PB计量）与模型算法（以参数量计量）互不通约的物理壁垒，成为跨越不同技术架构与应用场景的统一标尺。词元的度量标尺作用是多元的、通用的，可用来衡量模型性能，比如预训练阶段的词元处理量可直接反映模型的知识广度，词元生成速度可以衡量模型推理效率；可以用来衡量经济社会的智能含量，比如个人的词元处理量可以反映个人人工智能服务使用的程度，企业的词元消耗量代表企业数智化转型的程度，产业的词元使用量可以成为判断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指标，一国的词元调用总量则可以衡量国家智能经济的体量和活跃度；可以是价值尺度和结算工具，用来计量和结算人工智能服务费用。当物理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可以通过词元化转换为机器可处理的序列时，整个世界就可以被计算、重组和预测，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自主联通就有了新桥梁。词元度量衡作用的深度推进，将激发经济社会智能化进程，进而加速人类社会迈向智能经济新时代的历史进程。

词元经济内涵及其与数据价值释放、智能经济的关系。词元经济是以词元的生产、流通为核心，以词元应用实现各领域价值增值和效率提升为外延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词元经济包括核心和扩展两个部分。其中，核心部分由词元生产与词元流通构成。词元生产是将算力、数据、模型转化为承载智能的词元的过程，涵盖用于词元生产的算力产业、数据产业和模型产业。词元流通是通过标准化定价和市场交易实现词元高效配置与价值发现的过程，涵盖服务词元流通过程中的数据服务商、算力租赁商、模型厂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交易平台等构成的相关产业。扩展部分是指各行各业通过深度应用词元实现成本节约、效率突破或模式创新所带来的价值增值，是词元经济赋能效应的集中体现。

词元经济将催生新经济形态，加速经济社会智能化进程。信息技术的每一次演进升级，都会重塑信息流的形态，进而强化其引导物资、资金等要素优化配置的价值创造力，最终引发企业竞争优势、产业结构乃至经济形态的深层变革。过去30多年的数字化历程，本质上是将现实世界的信息转化为计算机可以处理的比特数据，使信息摆脱了物理载体的束缚，实现了无损复制、光速传输、海量存储与快速计算，由此催生了互联网、移动通信、云计算等一系列划时代的变革，形成了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等新形态，并加速了各领域数字化、网络化进程。词元经济的发展，将推动原始数据转化为语义词元，将人脑理解复杂语境、把握模糊意图、推理未知问题的智能赋予机器，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催生新的经济形态，并加速经济社会智能化进程。

词元经济是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新路径。从价值形成看，数据作为核心投入，经大模型“词元化”加工后转化为承载语义与智能的知识单元，使分散的数据资源得以凝结为可度量的价值形态。从价值实现看，词元开创了“调用即流通、计费即结算”的新型交易范式，无需直接交易原始数据，即可在商业化应用闭环中完成数据价值的规范化释放与规模化变现，为破解数据确权难、定价难、流通难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是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词元经济是智能经济的核心子集和价值枢纽。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演进的新阶段，智能经济是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宏观经济新形态，而词元经济是其核心子集，承载着大模型这一当前智能经济最先进的技术形态，集中体现了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的深度融合，是智能经济中创新密度最高、迭代速度最快、产业牵引力最强的部分。作为统一度量衡，词元将无形的智能服务转化为可定价、可结算的标准化商品，使整个智能经济的商业交换和市场竞争得以高效运行，极大地拓展了智能经济的价值创造边界。二者深度融合、密不可分。智能经济的广阔需求为词元经济提供应用场景与价值归宿，词元经济以前沿创新定义智能经济的发展边界，以统一度量决定智能经济的商业效率，深刻塑造着智能经济的演进逻辑。

词元经济具有独特的技术经济规律。一是超大规模经济性。数据、算法、算力等词元经济的核心要素都具有强大规模经济属性。千亿级参数模型的训练需投入数以万计的图形处理器（GPU）集群和巨额电力，海量高质量数据的采集、清洗和标注耗资巨大，算法的顶尖人才储备和长期研发同样需要持续高强度的投入。然而，一旦突破这些初始门槛，每新增一个词元的边际成本便趋近于零。词元经济的规模经济效应是数据、算法、算力三重规模经济的叠加放大，将形成最强大的规模经济形态。这将深刻影响企业竞争模式，改变产业和市场结构，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它也意味着，词元经济核心层竞争的入场券极其昂贵，只有拥有巨大市场规模、雄厚资本储备和完整技术生态的超级企业、超级大国，才具备参与竞争的基本条件。

二是非线性增长性。词元经济遵循典型的非线性增长轨迹。算力的指数级扩张提供了持续倍增的物质底座，数据飞轮效应加速产业循环，算法正在加速迭代，且每一次代际突破都使得智能水平实现跳跃式攀升。在三股力量的合力驱动下，词元调用量呈指数曲线爆发，单词元成本沿加速通道快速下降，应用渗透从少数场景加速向千行百业扩散。这一进程本质上是一场加速的智能爆发，其扩散速度远超以往任何通用技术。对企业而言，线性增长的战略规划将完全失效，无法跟上指数曲线的企业将被迅速淘汰；对国家而言，率先构建词元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的国家将形成压倒性的先发优势，后发追赶的窗口期被急剧压缩，国家间的实力消长将直接取决于对非线性增长规律的把握能力。

三是非均质性。词元虽为统一的计量单位，但其内生价值并非均质。在不同领域和场景中，单个词元所承载的信息密度与技术附加值存在分层。用于简单日常对话、常规检索的“低密度词元”，信息稀疏、消耗算力却产出寥寥；而用于复杂逻辑推理、多模态生成及高阶决策的“高密度词元”，其背后的数据纯度、算法复杂度及算力消耗强度与前者有着本质区别。这一规律决定了词元市场不会走向同质化的统一定价，而是必然遵循信息密度法则，演化出以产出效能与附加值为锚点的阶梯状、精细化价值分层体系。词元经济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总量规模，更取决于稀缺的算力与数据资源能否被引导至高信息密度的知识生产领域，这将直接决定一国词元经济的发展质量与竞争位势。

词元经济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

当前，随着人工智能向纵深发展，词元消耗量呈指数级跃升。词元已超越单一技术概念，演变为衡量企业生产力与核心成本的新型经济单位。围绕其价值重构的产业链正加速成型，词元经济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词元调用量呈指数级增长。在模型技术突破、产业规模快速扩张和应用落地加速等多重力量驱动下，词元使用量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从全球维度看，模型API聚合平台OpenRouter此前年均词元调用量约为10万亿，到2025年日均调用量已达到约1万亿，约10天的调用量即可达到此前1年的水平。国内增速更为惊人，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起步，到2026年6月已突破500万亿，增长超5000倍；相较2026年3月的140万亿，仅3个月便增长2.5倍有余。

词元经济核心产业加快发展。从词元生产看，算力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数超过1300万架，算力总规模达300EFLOPS，其中智能算力占比超过40%，为词元规模化生产提供了坚实底座。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正在加快形成。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8万亿元，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总体量超过1565拍字节（PB），为词元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语料供给。我国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大模型直接及相关服务的产业规模占比快速跃升。模型训练从通用预训练转向行业知识注入，垂直领域大模型的加速涌现，推动词元向高密度专业服务升级。从词元流通看，API按量计价正成为行业主流服务模式，标准化智能服务市场加速形成。同时，词元定价的行业共识开始转向价值导向，词元流通环节的价值发现与资源配置功能日趋成熟。有全球领先企业提出采取五层词元定价体系，将词元按任务复杂度分级定价；国内头部云厂商已推出区分通用场景与金融、医疗等专业垂直场景的差异化定价策略。这一趋势标志着词元定价体系正从粗放统一定价走向精细化、市场化的价值分层，为词元价值在产业链各环节的合理分配奠定了基础。

词元应用领域快速拓展。当前，词元正加速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数字领域是先发阵地。有的大模型企业将词元作为继工资、奖金、股权之后的“第四薪酬支柱”，也有的设立“词元预算”，将词元消耗、利用效率及业务产出纳入绩效评价体系。同时，金融、医疗、制造等领域的词元应用加速发展，金融机构用词元计量风控成本、作为结算工具，医疗机构将词元用于核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费用，制造业将其作为生产调度指标并逐步嵌入核心业务流程。此外，词元消费也在快速兴起，三大运营商相继推出词元套餐，尽管初期存在词元套餐标准混乱、不透明等问题，但随着词元消费的逐渐规范，其正加速融入居民数字生活。历史经验表明，一种技术或产品从专业技术圈层向大众日常应用渗透是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标志和重要动力，亟须加快推动词元消费的健康快速发展。

各地加快词元经济战略布局。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出台或酝酿出台词元经济产业政策，广东率先出台国内首个词元经济省级专项政策，构建从数据供给到词元出海的全链条体系；杭州发布《杭州市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促进条例（草案）》，对促进生产、配置、使用做出制度安排，支持词元经济布局发展；四川创新推出“词元券”，将补贴重心从算力建设转向应用消费；北京将词元消费纳入企业智能化改造支持范围；等等。各地词元工厂建设加速推进，上海依托临港智算园区，建成首个万卡级词元生产集群，单词元推理成本下降40%；贵阳贵安新区利用绿色电力优势，打造西南最大词元生产基地，规划部署10万张GPU加速卡，吸引10余家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入驻；成渝地区则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枢纽节点，建设西部词元工厂，形成算力、数据、模型协同的词元生产能力。

词元经济创新发展面临新挑战

词元经济的蓬勃发展既带来了一系列新机遇，也给数据供给体系、数算网电基础设施、产业生态以及治理机制等带来了全方位的冲击与挑战。

数据供给体系尚难以适配词元生产的迫切需求。要推动大模型从通用能力竞赛走向行业深度应用，蕴含深刻行业逻辑、专业术语和因果推理链的高质量行业数据、多模态对齐数据以及高精准标注数据，就成为决定模型能力上限和单词元价值密度的关键要素。当前，数据供给体系明显滞后于这一趋势。一是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相对不足。尽管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正在提速，但面向词元生产的“AI就绪数据”供给仍然不足。大量行业数据处于分散化、非结构化、未标注的原始状态，难以满足模型要求，专业领域数据治理、标注工具和智能化预处理能力的支撑作用也尚未发挥出来，缺乏从“可用数据”向“AI就绪数据”转化的高效通道。二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尚不健全，大量高价值政务数据、科研数据和公共事业数据未能有效释放，数据持有部门“不愿、不敢、不会”开放的问题依然突出，阻碍了公共数据向高质量数据集的转化。三是数据流通利用渠道不够畅通，数据产权制度落地仍需深化，合规流通规则有待完善，安全可信的技术设施尚未普及，高质量数据供需还不能实现高效匹配。必须推动数据供给体系从补数量向提质量、从通用语料为主向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为核心加速转型，以筑牢词元经济发展的数据底座。

数算网电等基础设施面临全面升级与深度协同新需求。一是数据基础设施亟须提升对多模型词元的一体化支撑能力。不同模型的运算性能、适配业务场景以及词元使用成本各异，复杂词元业务需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切换模型。但现有数据基础设施暂不具备多模型统一接入、一体化部署调度能力，难以高效管理跨模型工具调用、上下文统一管理，制约着词元业务价值的充分释放。二是词元经济对网络承载能力提出高要求。当前，网络设施主要适配传统流量型业务，缺失低时延、高吞吐、高安全的全域词元承载、高速传输与智能分发能力，难以保障日均万亿乃至百万亿词元的跨区域、大规模、高并发调用需要。三是算力与能源保障供给压力持续加大。国产算力在适配大规模推理方面的支撑能力仍显不足，软硬件协同生态有待完善。算力布局尚不均衡，区域资源分布与词元调用需求错位，难以根据业务规模灵活调配。大模型训练与推理的巨量电力消耗持续攀升，绿色低碳供给压力日益突出，算电协同布局亟待加强。

词元经济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当前，我国词元经济正处于加速培育期，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发展的战略需求相比，潜力仍待深度激活。一是核心产业生态尚不成熟。词元经济商业模式相对单一，当前主要盈利模式是基础API调用，基于词元价值的深度变现路径尚未打通，围绕词元的增值服务、效果付费等创新商业模式仍处于探索阶段。市场集中度高，头部企业与中小企业间词元服务获取能力差距明显，普惠化供给不足。词元消费层次偏低，企业词元支出占数字化投入比重不高，消费品类以通用对话词元为主，高价值行业词元占比偏低。二是应用赋能的广度与深度不足。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词元应用仍以大模型、互联网、金融等领先行业点状突破为主，制造业、农业等国民经济主体行业的渗透率相对较低。广大中小企业面临调用成本偏高、缺乏适配工具等困难，“用不起、不会用”现象较为普遍。跨行业、跨场景的规模效应远未形成，赋能千行百业的潜能尚未有效释放。

词元经济产业政策和宏观协同治理机制还不能适应词元化逻辑。一是产业政策亟待强化价值导向。当前，地方词元经济政策多聚焦服务器采购与算力规模补贴，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业模型精调、高价值词元产出和应用等关键环节引导不足。部分地区词元工厂建设已出现同质化苗头，盲目跟风、概念炒作风险上升，部分项目投产后面临利用率不高、盈利能力不足等困境。缺乏以词元价值密度和行业赋能效果为导向的差异化政策激励，未能有效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布局词元生产能力。二是市场监管制度明显滞后于词元经济新形态。在词元生产分发环节，训练数据版权合规、数据安全审查、推理内容风险管控等方面存在监管盲区；在词元交易消费环节，计费规则不透明，缺乏统一的计量口径、接口规范与质量分级标准，虚假词元流量、劣质服务低价倾销等乱象有所显现；在词元经济的市场结构方面，领先模型企业与算力平台凭借技术优势和用户锁定，正在形成垂直一体化整合态势，市场集中度快速攀升，对竞争政策与反垄断治理提出新挑战。三是词元经济的独特运行逻辑给宏观治理体系带来新挑战。比如，词元经济可能引发核心产业部分通胀与其他经济领域通缩并存的难题，增加了货币政策平衡的难度。此外，词元经济中的产业利益出现分配失衡，硬件基础设施占比过高，抑制下游创新活力与价值回报。词元统计核算体系缺位，产出与消费计量框架空白，难以支撑科学决策。词元的跨域流通加剧税源与税基背离，对传统税制适配性提出了新要求，增大了区域间利益协调难度。

推动词元经济高质量发展

面向未来，我国亟须强化统筹部署，加强高质量数据供给、筑牢数算网电底座、深化产业融合和创新治理体系，推动词元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将我国海量场景与数据、能源等优势转化为全球人工智能竞争的新胜势。

加强高质量数据供给，提升词元生产质效。一是强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深入实施新一轮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计划，聚焦金融、医疗、制造等重点行业，加快推进先行先试，打造技术可行、实用便捷、质量保障的“AIReady”高质量数据集，打通从原始数据到模型可用语料的转化通道，推动语料供给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变，提升数据供给与词元生产需求的适配性。二是加快推动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加快建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责任制，明确数据持有部门开放共享的责任与边界，激发公共数据供给动力。加快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深化“公共数据跑起来”场景建设，有序释放公共数据资源潜力，拓宽词元生产的公共数据来源。三是深化数据流通利用。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加快落地，健全数据交易流通规则与合规标准。培育数据经纪、合规审查、质量评估等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推动数据流通服务高质量发展。打通数据要素在词元生产、模型训练等环节的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通道，以畅通的数据循环支撑词元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化数算网电基础设施，夯实词元经济发展底座。一是强化数算网电全局协同。打破算力、数据与能源孤立规划的方式，深化算电协同机制建设，推动算力网络与电力系统的深度协同，引导数据中心向高能效的词元工厂转型。二是增强多模型协同的调度能力。鼓励研发部署具备多模型统一接入、异构算力无感调度的新型数据基础设施平台，将词元调度融入“东数西算”工程，优化词元跨域统筹调配，降低企业在复杂任务中跨模型调用的技术壁垒与摩擦成本。三是升级全域词元承载网络。针对跨智能体协作的需求，加快构建低时延、高吞吐、高可靠的下一代可信数据传输网，为词元毫秒级流转与智能分发提供物理通道。

推动词元相关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释放词元经济潜能。一是强化技术自主创新。加快国产人工智能芯片与高效推理框架的迭代升级，突破大规模词元训练与推理的算力瓶颈，提升国产算力对多模型、高并发词元业务的适配能力。加强数据合成、知识工程、多模态对齐、高精准标注等数据关键技术创新，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词元经济技术底座。二是创新商业模式。探索基于词元价值的多元化计费方式，推广效果付费、增值订阅、词元信贷等新型商业模式，改变当前基础API调用为主的单一盈利格局。鼓励云服务商和模型企业推出普惠化词元服务包，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模型调用门槛，推动词元消费从“通用对话”向“专业应用”升级。三是深化词元应用赋能。围绕金融、医疗、制造、教育、政务等重点领域，组织实施词元应用示范工程，打造一批高价值、可复制的标杆场景。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促进模型研发与行业应用间的高效适配，推动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合作，加快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互动，全面释放词元经济赋能千行百业的巨大潜能。

完善产业政策、监管体系和协同治理机制，优化词元经济发展环境。一是完善产业政策。加快研究制定促进词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政策，引导地方因地制宜布局词元工厂，避免同质化建设和概念炒作。建立以词元价值密度和行业赋能效果为导向的激励体系，引导资金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业模型精调、高价值应用场景等关键环节倾斜，推动词元消费从低密度通用场景向高价值专业场景升级。二是健全法规标准与监管体系。加快制定词元计量、分类分级与质量评估标准，统一API接口规范与计费规则，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完善覆盖数据采集、模型训练、词元生成的全链条安全防护体系，强化训练数据版权合规与推理内容风险管控。探索建立词元市场集中度监测与反垄断预警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完善词元出海规则体系，推动国际算力合作与词元经济跨境协作。三是强化协同治理。加快构建词元经济统计监测体系，将词元产出、消费与流通纳入数字经济核算框架。密切监测上下游价格走势分化，防范结构性通胀与通缩并存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干扰。研究适应词元跨域流通的税收分配机制，解决税源背离问题，促进区域间的利益协调。

（作者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

体系化防空应对未来空袭新变化

现代空袭兵器正向着极速、极隐、极小方向发展，饱和攻击、穿透打击、贯顶突击、无人群击等空袭手段在现代战场上的不断运用，使得防空反导作战面临多维多域多向威胁。单纯地提升防空武器平台性能难以应对复杂多样、瞬息万变的空袭，只有基于体系、融入体系，依托体系、运用体系，发挥体系效能，才能于被动之中寻求主动。

第一，着眼空袭之变，厘清体系化防空任务定位。

通过近几年的局部冲突，可以发现空袭既注重“硬杀”又注重“软杀”、既注重“远杀”又注重“近杀”、既注重“点杀”又注重“群杀”、既注重“快杀”又注重“精杀”，使得防空作战任务更加复杂多变。

抗全域多样化打击。依托平台优势的无人智能、隐身穿透，依托数量优势的集群饱和、全向攻击，依托速度优势的极速突破、精准打击，依托网电优势的软硬一体、敏捷行动，使得空袭之矛向着全域化、多维化、多样化方向发展。这必然带来防空作战指导由单打独斗向着体系融合转变，防空作战理念由传统的被动式区域防向主动式跨域防转变，防空作战任务由传统的防空反导向防空防天防网电、反无反超反临近转变，既精“传统套路”也善“非常手段”。

抗远程精确化打击。超视距、精确化打击已成为空袭作战常态。随着无线传输技术增强、定位导航精度提升、复合制导水平提高，未来，空袭作战必然会向着防区外精确化打击、防区内无人化打击的“两极”方向发展。防空作战不仅要应对隐身战机、巡航导弹的威胁，还将面临无人机蜂群、巡飞弹、高超声速导弹等平台威胁；不仅需应对临空来袭兵器的快速打击，还要对防区外的空袭平台实施精准拦截。既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

抗软硬一体化打击。火力打击、网络攻击、电子扰击已成为空袭作战的“三板斧”，尤其是在空袭中具备网电优势的一方，通常以网络战、电子战手段为“开路先锋”，实施密集网电攻击，瘫痪对手指挥中枢、干扰对手用频装备，之后再以火力实施要点打击，实现精准而又快速的体系破击。为此，防空作战不仅要发挥传统火力“硬摧毁”的效能，还要织密网电“软猬甲”，加强防网络侵入、电磁干扰的能力，既能“物理摧毁”也能“功能失效”。

抗密集饱和化攻击。为降低空袭作战成本，近几场局部冲突中，穿越机、巡飞弹等低成本空袭平台的饱和化攻击已成为破击防空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预见，随着自主学习、集群控制等技术的不断成熟，应对无人机、巡飞弹等自组网、自适应、自主式打击将成为防空反导作战的新课题，既能应对大型空袭平台的小编队、大载弹的单向密集攻击，又能应对小微型空袭平台的小载弹、多编队的多向饱和攻击；既能抗“千里狂奔”，也能抗“群蜂乱舞”。

第二，着眼任务之变，厘清体系化防空能力需求。

空袭无人化、隐身化、智能化、集群化的融合式发展，为防空作战能力建设提出了更为明确的需求指向，即全域化、分布式、灵活性、敏捷性、混合化、多维域。

全域组网需求。全域化、一体化是对体系化防空的内在需求，实现全域化、一体化的关键在于高效通联的作战网系。一方面，要具备快速的组网建链能力，确保快速转移过程中、链路故障状态下能够实现作战态势的稳定传输，更加有利于火力终端反应；另一方面，要具备实时指控能力，实现“人、机、态势”交叉互联，打通探测、打击间的桥梁，使各火力单元互联互通。

分布作战需求。分布式、自适应是对体系化防空的关键需求，实现分布式、自适应需满足战力保存、动中聚优两个条件。借鉴“马赛克战”的思路，对防空反导作战体系进行“解构”，形成诸多小体系，将武器平台分散部署于陆、海、空、天、潜、网、电等多维战场，平时保持低能耗运转，战时依托既定指令迅速开启投入作战，达成“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之效。

快组战力需求。标准化、可插拔化是对体系化防空的基础需求，实现标准化、可插拔化的关键在于，能够在分布式、自适应的基础上，进行作战体系的“自重组”。可利用自主学习、自主规划、自适应调整等技术，根据体系结构、作战目标损耗情况，线上快速调整力量、快速进行要素重组、快速恢复作战能力，利用高效的“弹性备变”能力乘敌之隙打掉空袭关键节点。

敏捷反应需求。敏捷性、快反性是对体系化防空的核心需求，实现敏捷性、快反性的关键就在于任何复杂条件下都能够发现目标，能“看得见、瞄得准、打得狠”。在借助战技术手段抗敌网电干扰、用好传统侦察手段的同时，注重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效能，汇总情报信息，精准研判空袭征候，依托高密高效网信体系“无篡改、无时差”传递空情，充足准备，予敌一击。

混合抗击需求。混合化、联合化是对体系化防空的重要需求，实现联合化、混合化的关键就在于诸军兵种、多维多域多手段的混合运用，在用精高炮、导弹等手段的基础上，用好网电、激光、微波、电磁炮等新域新质力量。不仅能通过火力实现“硬击杀”，还能通过新手段、新力量实现“软击杀”。在彰显强大体系作战能力的同时，对敌进行认知攻击，实现以“混”制“混”。

多维保障需求。集约化、持久化是对体系化防空的保障需求，实现集约化、持久化的关键就在于能够运用多种手段精准实施保障，实现作战资源、潜力的缓慢消耗。这就需要保障体系既能“打速决战”又能“打持久战”，采取预储化、集装化保障模式，提前储足资源，通过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精准调配保障资源，实现点对点的智能化、可视化、精确化保障，长期应对复杂战情。

第三，着眼需求之变，厘清体系化防空施力重点。

体系化防空不囿于提升某一平台效能，而是着眼把诸军兵种防空力量融入一体，其关键是基于体系、融入体系，依托体系、运用体系，通过发挥体系效应实现“1+1>2”之效。

指挥架构体系化。经过多年发展，防空作战无论从战略、战役、战术等指挥层级来看，还是从分析判断情况、定下作战决心、分配作战任务、组织实施行动等指挥流程来看，或是从指挥员、指挥机关各要素编成来看，都相对固定完善，指挥职责、指挥权限清晰，且空袭兵器相对速度较慢，能够给各级指挥员及指挥机关留有足够时间进行“判、定、处”。随着空袭兵器速度更快、空情变化更为复杂，给指挥机构留有处置情况的“窗口”较小，通常都是构建由战略决策层直达火力末端的指挥链路，下级指挥员自主指挥空间小，急需压缩指挥层级来争取机动时间。

信息网系体系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作战体系及指挥体系向着体系化方向发展，必然推动信息网系向着体系化方向发展。不能光考虑单一军种、兵种对信息网系技术架构、运转体制、数据标准的需求，而是在现有信息系统的基础上，运用栅格化技术，按照“分布式、开放式”系统架构思路，对照作战数据标准，统一空情数据格式，模块化嵌入侦察预警、指挥控制、反击作战、火电打击、战场支撑等系统构件，建立相应可取用的“数据池”。再通过跨要素取用数据协议、设置密钥等方式，构建可随遇接入、即插即取、态势共享的防空反导反超作战“信息云”，实现信息数据无缝实时共享。

武器平台体系化。武器平台是体系化防空的末端，以往，地空导弹、高炮等陆基火力打击平台抗击目标速度在3马赫左右，弹药多为破片杀伤，尚能满足打战机、巡航导弹等需求，但在对抗弹道导弹、高超声速武器等高速高杀伤性目标时就显得捉襟见肘。这必然推动武器平台具备更加多样化的作战能力，兼顾多重功能。在打击平台上，依托网络信息体系将各类火力打击平台入网建链，数据实时共享，实现接力抗击；在综合保障上，强化集成化、集约化、预储化理念，依托物联网技术，研发“智能资源调配系统”，联结各作战平台，实时感知部队需求、了解资源存量、动态调配资源，实现按需保障，提升保障效率。

马克沁重机枪：中国军队抗战的“老黄牛”

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兵器展厅，摆放着一挺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黄铜水冷套筒布满磕碰、焊补痕迹，帆布弹带导槽留存常年磨损印记，这件馆藏文物既是近代中国制式军工遗存，更是中国军民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实物见证。

1884年，马克沁研制出世界首款全自动水冷重机枪，理论射速600发/分，有效射程超千米，一战索姆河战役首日即造成英军近6万人伤亡。晚清时该枪以“赛电枪”之名传入，金陵、大沽等厂曾试仿。

1934年，国民政府获德国MG08型马克沁重机枪图纸，金陵兵工厂于1935年定型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口径7.92毫米，全重49公斤，成为中国军队制式装备，至1948年累计生产3.5万余挺。黄铜水冷套筒辨识度极高，战士们亲切唤其“老黄牛”，它是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最主要的重机枪，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七事变后，中日双方重火力配置悬殊。一个日军甲种常设师团满编约2.5万人，配九二式重机枪98挺、各式火炮96门，辅以大量轻机枪、掷弹筒，弹药补给充足稳定。中国军队一个调整师（俗称德械师）满编1.4万人，编制二四式马克沁重机枪72挺，75毫米山炮12门，团级配属82毫米迫击炮。而改编初期的八路军全军4万余人，重机枪仅百挺左右，型号杂乱、配件不通用，平均单挺机枪备弹不足千发，仅有极少量缴获的山炮和迫击炮，补给极为困难。

单纯依靠战场缴获，无法填补装备与弹药的巨大缺口，根据地自主军工成为弥补火力短板的唯一出路。1939年夏，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山黎城黄崖洞选址筹建兵工厂，次年投产，成为华北敌后规模最大的兵工基地，依托天然山洞隐蔽生产，走出人民兵工自力更生之路。

面对无精密机床、无制式钢材、无化工原料的“三无”困境，兵工人员就地取材。以民间腌菜大陶缸砌成塔式硫酸蒸馏装置，自主制备发射药与炸药；回收废弃弹壳、废旧铁轨及农具钢材，锻制弹头药筒，批量复装弹药，极大缓解马克沁等重武器“有枪无弹”的困境；手工修配击针、闭锁簧、弹链节等易损件，让大批战损“废枪”重回战场。鼎盛时期，黄崖洞兵工厂拥有工人近千人、生产设备40余台，最多月产步枪430支、炮弹2000余发，年产武器可装备16个团，有力保障了前线部队作战。

除此之外，人民军队更以精细管理、灵活战术与战斗精神，层层消解日军装备的技术优势。

装备上精打细算，重机枪统一归团级机关管控，作战使用需上级审批，非伏击、阻击、攻坚等核心任务不得随意开火，战斗结束需回收全部弹壳统一上交兵工厂复装弹药；行军时拆分枪身、枪架、水冷筒分人背负，杜绝随意丢弃，最大限度延长机枪使用寿命。

战术上，坚持夜战、近战、奔袭、破袭为主的非对称作战，采取分散隐蔽、多路袭扰、打完即撤战法，充分发挥我军优势，让敌方重装备机动受限，瓦解敌方重火力施展空间。

作战中，马克沁机枪班组往往成为日军重点打击目标，无数战士为守护马克沁流血牺牲。黄土岭、南北岱崮保卫战中，指战员依托简陋土石工事，以少量马克沁机枪配合白刃战顶住数倍敌军轮番冲锋；兵工人员冒着敌机轰炸，坚守兵工生产线；根据地妇女纺布制作机枪弹带，群众节衣缩食捐献钢铁、硝石等军工原料，冒死转运军工设备。

救亡图存的民族信念、人民军队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军民一体的团结力量，大大弥补了装备先天不足的劣势，构筑了侵略者无法撼动的精神堡垒。从晚清“赛电枪”到抗战“老黄牛”，浓缩了民族危亡之际举国同心、自力更生的精神史诗。

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科技创新供给与产业需求牵引相互作用的辩证规律，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方向。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持续扩大，要把这一规模优势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质量优势，仍需在畅通成果链、主体强化、激励健全、生态构建等环节协同发力。

加速既有技术向产业的转化应用，畅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建设作出明确部署。2024年，我国4059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方式转化科技成果，总合同金额达2269.1亿元，反映出高校院所转化潜力在持续释放。同时也要看到，既有技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生产，必须跨越概念验证和中试验证的关键环节，这是从源头规避转化风险的关键抓手。

以概念验证中心建设跨越转化起点。科技成果转化的第一道关口，是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原理可行、商业逻辑成立的跃迁。一些研究成果长期滞留于实验室，根源在于缺乏对市场前景、商业模式、技术可行性进行系统验证的专门环节。概念验证中心正是通过专业化评估和可行性验证，把抽象的科研产出转化为可决策的种子项目。要围绕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聚焦创新链产业链的卡点堵点统筹布局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同步建立概念验证中心与中试验证平台之间的衔接机制，形成环环相扣的转化前端链条。

以中试验证平台建设跨越成果转化“死亡之谷”。从原型样品到规模化生产之间，存在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的中间地带，是成果转化失败最集中的区段。未经中试验证的成果直接产业化一般成功率偏低，中试验证平台不仅是工程化验证的物理载体，更是技术工艺固化、成本曲线下移、市场对接前置的关键枢纽，决定着后续产业化路径的成败。要鼓励企业牵头、高校院所参与共建中试线，在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布局一批行业代表性中试验证平台。要探索“后奖励”“中试贷”“拨转投”等多元化支持模式，建立面向中小微企业开放共享的规则，让更多实验室成果借由中试通道走向车间。

以科技金融全链条贯通转化通路。成果转化链条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应着不同性质、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需求。早期环节风险高、不确定性大，中期环节投入大、回收慢，后期环节接近市场化。当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的要义，在于按成果转化规律配置金融资源、按风险性质匹配政策工具，形成覆盖从概念验证到产业化全过程的金融支持体系。要进一步落实《加快构建科技金融体制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政策举措》中的15项政策举措，用好由5000亿元扩大至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引导作用，培育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拨保贷投”联动支持体系，让金融“活水”沿成果转化链条精准滴灌。

提高出题能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其核心在于提升企业的出题能力，让产业真问题成为国家科技攻关的主战场。

以企业研发投入优势夯实创新主体根基。2025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达39262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80%，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企业占R&D 经费的比重超过77%。这表明，我国企业作为研发投入主力的格局基本稳固，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的趋势持续强化。要巩固和扩大企业研发投入优势，关键在于把投入规模优势转化为产出效能优势。要完善研发准备金制度，规范研发准备金的形成、使用、管理，引导科技领军企业将准备金重点投向前瞻性、基础性研究方向。

以基础研究投入提升企业出题能力。企业出题能力的强弱，从根本上取决于基础研究投入的高低，只有深耕基础前沿，企业才能提出具有原创价值、引领产业未来的真问题。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778亿元，占R&D经费比重提升至7.08%，创历史新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央企业通过设立联合基金、牵头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方式，深度参与国家基础研究体系建设，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千亿元。要以央企国企为引领，带动更多科技领军企业把基础研究作为战略投资，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指南编制中扩大企业家专家参与比重，让产业需求在国家科技战略制定中获得前置发言权。

以制度建设系统提升企业出题答题阅卷能力。企业承担出题者、答题者、阅卷人的三重角色，贯穿科技创新全过程，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具体化表达。确立并落实这一角色定位，关键在于以制度化安排把企业的需求侧话语权贯穿到科技攻关的立项、组织、评价各环节。要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计划，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布局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明晰创新联合体的知识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机制。支持企业主导应用类科技项目立项和验收，以市场需求和产业价值为核心评价科技成果，同步构建校企双向奔赴的协同关系，让产业需求侧与科技供给侧形成稳定的对接通道。

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改革，持续健全激励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部署，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建立职务科技成果资产单列管理制度，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职务科技成果具有时效性强、价值变化快、转化窗口期有限等特殊性，其价值如不及时转化将大幅缩水。赋权改革和单列管理的本质，是把科技成果从传统国有资产管理的刚性框架中解放出来，赋予科研人员稳定预期和充分自主权。

以单列管理回归科技成果要素属性。职务科技成果不同于一般国有资产，其价值实现高度依赖实际的转化行动与市场化运作机制。传统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些要求，与成果转化的时效要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单列管理的制度价值，正是在于为科技成果建立专门的管理规则，让资产管理回归创新要素流动本位，让科研单位敢于放手使成果走向市场。要完善科技成果资产确认、使用、处置的专门规则，形成符合创新规律的评价、考核、监督机制。要在资产评估、产权登记、处置审批等环节制定配套操作指引，让单列管理从一项原则性部署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的制度安排。

以赋权改革破解不敢转、不愿转难题。赋权改革试点的核心成效，在于通过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清晰赋权，为科研人员提供稳定预期，从根本上化解因产权归属模糊、收益预期不确定而导致的观望心态。要推广多元化赋权模式，逐步扩大赋权改革覆盖面，明确免责情形和负面清单。制定赋权改革尽职免责操作指引，细化勤勉尽职界定、免责情形、认定程序等具体事项，让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有清晰的预期和边界。落实先确权后转化方式，支持成果所有权单位与完成人之间分割确权，让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合理回报。

以专业化服务破解不会转难题。赋权改革激活的是产权激励，但产权激励能否真正落地，还取决于成果走向市场的专业中介能力。科研人员擅长创新，不一定擅长市场化运作，科技成果具备技术价值不等于自然具备商业价值。连接成果供需两端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是赋权改革成效变现的关键支撑，也是当前改革进程中相对滞后的环节。要壮大高水平技术经理人队伍，健全职业资格、培训认证等制度规范，设立技术经理人职称序列和与之相匹配的薪酬激励安排。技术经理人是连接成果供需端、推动成果转化的重要纽带，队伍壮大事关赋权成果能否真正落地见效。要同步落实先使用后付费模式，鼓励高校院所按先使用后付费方式许可中小微企业使用科技成果，探索零门槛加里程碑支付等多元支付方式。

不断完善评价制度体系，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协同创新

评价制度是激发协同创新的关键，评价“指挥棒”指向哪里，人才和资源就流向哪里，评价改革是撬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革的关键杠杆。以评价改革为牵引构建协同创新生态，是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协同联动的内在要求。

以“破四唯”“立新标”重塑评价导向。评价改革的根本任务，是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旧有惯性，确立以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新标准。破与立是一体两面，破的是简单量化、机械对标，立的是分类分型、多元价值。当前，科技评价改革在政策框架构建上成效显著，但在制度落地实施和深层机制建设上还需持续攻坚。要坚决“破四唯”，把转化成效纳入应用研究导向创新主体的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与学科评估。要完善分类评价实施细则，基础研究成果以同行评议为主，应用研究成果以行业用户和社会评价为主，技术开发与产业化成果以第三方市场化评价为主。要让不同类型成果都能找到相匹配的评价标尺。

以分类评价彰显科技成果多元价值。科技成果的价值是多元的、差异化的，“一刀切”的评价方式既不利于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也不利于应用研究的产业对接。分类评价的深层意义，在于承认科技成果具有不同的价值形态和实现路径，以差异化的评价逻辑引导差异化的创新行为，让基础研究甘坐冷板凳、应用研究勇闯主战场。要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价值框架落实到高校评价、科研院所考核、科技项目验收等具体场景中，在高校评价中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指标权重。要建立高校分类评价机制，鼓励不同赛道办出特色、办出水平，避免同质化竞争和资源错配。

以人才双向流动构建协同生态。协同创新的深层障碍，往往不在于意愿缺失，而在于体制机制壁垒。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人才流动，涉及职称衔接、社保转移、成果归属、薪酬归属等复杂事项，牵动多个部门的配套改革。只有打破单位边界、建立互认共享机制，人才才能在不同主体间顺畅流动，协同创新才能从阶段性合作走向长效化生态。要推行“科技副总”制度，选派高校院所科研人员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帮助企业凝练和解决关键技术问题。要推行“产业教授”制度，遴选企业高层次人才担任高校产业教授，参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研攻关。要制定“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的考核认定标准和岗位聘任细则，建立评价互认、利益共享的配套机制。要让高校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枢纽真正转起来，让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需求真正传导到高校院所。

上述四个方面相互衔接、互为支撑。加速既有技术向产业转化，畅通的是成果链条；提高企业出题能力，强化的是创新主体；推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激活的是产权激励；完善评价制度体系，构建的是协同生态。四者共同指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一根本目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制度支撑。把成果、主体、动力、生态四个维度统筹起来，以系统思维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将持续畅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将持续充沛。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

“港产城文人”深度融合赋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港口城市肩负特殊使命、大有可为。近期，浙江宁波举办了专题专家座谈会，汇聚高端智库的专家学者，聚焦打造“双循环”战略枢纽核心命题，围绕“港产城文人”深度融合、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全球枢纽能级跃升、新型工业化建设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凝聚共识，系统探索港口城市赋能新发展格局的特色路径与实践范式。现梳理汇总本次座谈会的核心观点与宁波的创新实践成果。

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考察时强调：“宁波舟山港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硬核’力量。要坚持一流标准，把港口建设好、管理好，努力打造世界一流强港，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统筹推进平台提能级、枢纽建强、模式创新“三件大事”，以“港产城文人”多维融合赋能“双循环”战略枢纽建设，是港城宁波服务国家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路径。

为深化理论探索，近期宁波召开了“打造‘双循环’战略枢纽、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专题专家座谈会，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端智库及实务部门的专家学者，围绕“港产城文人”融合、制度型开放、枢纽能级提升、新型工业化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与会专家认为：沿海大港必须跳出单一物流港口思维，唯有推动港、产、城、文、人一体化发展，才能实现从货运枢纽向全球资源配置枢纽的层级跃升。

多年来，宁波持续把港口优势转化为枢纽优势、制造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开放优势转化为制度优势，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形成一批实践成果。

2025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达14.32亿吨，货物吞吐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超4387万标准箱，稳居全球第三；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跻身全球第六，6年实现“五级跳”。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累计推出295项制度创新举措。2026年上半年，全市进出口总额达7713亿元，同比增长6.9%，其中，“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349亿元，增幅达134.5%。宁波正以“港产城文人”多维融合为主线，加快从物流大港向价值枢纽、从制造大市向智造强市、从开放大市向制度型开放高地转型，为建设国家级“双循环”战略枢纽筑牢实践根基。

突出强港筑基，织密“双循环”全球枢纽网络体系

枢纽是具有连接、集散、组织、配置功能的重要节点或平台，有着支撑经济运行、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作用。建设国家级枢纽，对于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能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港口作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关键节点和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承担着多重功能。宁波立足港口核心优势，持续提升全球枢纽能级，全面增强综合竞争力，朝着国际顶尖现代化大港和“调度全球资源”的枢纽目标稳步迈进。

锻强世界一流强港硬核力量。坚持一流标准建设世界一流强港，全面提升连接能力、中转集散能力、运营组织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创新能力、价值增值能力、安全保障能力。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落实《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2035年）》，推进梅山、六横等港区一体化发展，完善“两干、三纵、四横”航道体系。条帚门航道30万吨级扩建工程试通航，超大型船舶通行能力提升50%以上。加密海铁联运线路，2025年海铁联运业务量首次突破200万标准箱，超110条线路辐射16省69市，布局40个内陆无水港。开通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成为长三角地区至欧洲最快的直达航线。目前，港口集装箱航线达309条，其中国际航线257条，全球航运网络持续加密。

优化大宗商品资源全球配置。发挥港口、区位、资源独特优势和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作用，增强大宗商品储运、中转、集散功能，强化资源集聚与经济辐射能力，建设大宗商品流通组织中心，打造交易、定价、决策中心。深化大宗商品全链条改革，围绕油气、矿石等战略物资，推动“储、运、贸、工、服、数”一体化升级，建设国家级战略储备基地。做强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探索跨境人民币结算、期货保税交割等创新业务。试点铁矿石跨境人民币结算，推动期货保税交割业务量持续增长。扩大保税船用燃料加注规模，完善贸易、海事、金融配套服务。港航物流数据交易中心落地运营，培育大宗商品领域“可验证全球法人识别编码”发行机构，落地“区块链+数字仓单”信托项目，百亿级大宗商品贸易龙头企业达41家，梅山国际冷链年贸易额突破100亿元，国家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

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聚焦航运物流、港航数字服务和海事专业配套高端服务业态，持续深化港航服务领域制度集成创新，推动港航服务向高端化、国际化、数字化方向迭代升级。航运金融、船舶管理等高端航运服务业态加速集聚，“甬航信融”等航运金融、海洋产业金融创新产品陆续发布，宁波涉外法务集聚区、中国贸仲宁波庭审中心等专业平台相继建成运营。宁波北仑主动向上争取省级航运管理权限落地，成功引进多家行业龙头机构。同步布局绿色低碳航运产业，在华东地区率先落地船用生物燃料加注业务，落地全省首单船用绿色甲醇加注项目，构建多元化船舶清洁能源加注供给体系。依托“一网智联”港口全流程数字化服务体系、“铁海快线+国际远洋快航”多式联运创新物流模式等海铁联运示范改革，持续提升港口整体运营效率与综合服务能级，推动港口功能从单一“货物中转站”向“全球供应链集成运营节点”深度转型。

推动沪甬合作走深走实。主动服务和融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深化沪甬合作，助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协同发展，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强化上海临港新片区与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的协同联动，加强制度型开放先行先试经验互鉴，在跨境数据、离岸金融、离岸贸易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制度创新。协同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能力。提速建设宁波前湾沪浙合作发展区，推进甬舟铁路、通苏嘉甬高铁建设，打造沪甬及省域“1小时交通圈”。全力推动沪甬跨海通道等重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携手浦东新区打造沿东海产业创新带。

强化产创融合，打造新质生产力培育高地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宁波锚定全域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全球先进制造业高地、“人工智能+制造”全场景开放创新高地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之城四大建设目标，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推动产业集群“链式跃升”。聚力打造世界级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规模化发展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新型能源等未来产业。重点建强智能机器人、工业母机、智能传感等重点产业链，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全市拥有14个国家级产业集群，稀土磁性材料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集聚全国20%以上的相关企业。从2016年获批成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到2026年入选首批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城市，宁波正在加快从制造大市迈向智造强市。

夯实企业梯队“雁阵支撑”。聚焦培育制造业总部企业、行业领军企业和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常态化开展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行动，推动企业“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大变强”，精准孵化“瞪羚之星”、独角兽企业。全市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19家，连续8年居全国城市首位；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11家，境内外上市企业150多家。宁波民营企业占制造业主体比例超90%，民营企业成为智能制造的主力军。宁波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内需基础。构建“1+N”模式发展“地瓜经济”，探索围绕产业链共建产业园、围绕供应链共建物流园、围绕服务链共建服务园的模式，高质量服务民营企业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拓展发展空间。

激活科技创新“策源赋能”。高标准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主动承接上海产业溢出和创新资源。依托甬江科创区等重要平台，高水平建设各类产业技术研究院，完善概念验证、检验检测、中试熟化等公共服务体系，大力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规模化落地。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全市拥有人工智能核心企业270家，其中省级人工智能应用标杆企业14家，数量居全省第一。宁波跻身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

筑牢人才引育“智力底座”。探索有组织推进的校（院）企互聘模式，推动“产业教授”“科技副总”下沉企业。迭代升级甬江人才工程，深入实施“1510”人才强市体系建设工程，全市拥有40周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21.9万人、占科研人员总数的75%，一支深耕创新创业、基础研究等领域的青年科技人才梯队正在成长壮大。联合上海开展引才合作，共享海外引才渠道，吸引和集聚全球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通过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和开放的创新生态，持续吸引各类人才向宁波聚集，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扩大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港产城文人”融合发展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既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又有利于支持中国企业海外布局，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宁波以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为核心载体，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港产城文人”深度融合，探索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强化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聚力放大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叠加优势，充分激活“自贸区+综合保税区+世界级海港”三位一体复合功能，制度创新成果持续涌现，其中，“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集成创新”案例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第五批“最佳实践案例”。聚焦大宗商品贸易核心赛道，创新推出地下洞库分层利用确权机制，打通石化、矿产等大宗商品仓储确权、质押融资全链条堵点，为全国大宗商品仓储物流规范化、资本化运营积累了有益经验。深耕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持续提升示范区平台能级，先行先试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新模式，拓宽中东欧商品、服务双向开放通道。深化甬义协同发展，联动义乌“世界超市”商贸资源，搭建“海港枢纽+内陆商贸市场”双枢纽协同联动体系，创新形成大宗商品“宁波报关、义乌集散”一体化高效流转模式，构建沿海港口与内陆商贸市场的物流、通关一体化通道。

促进跨境贸易便利畅通。推广“两步申报”“船边直提”等通关模式，实行“先概要申报提货，后补充信息”。持续优化中东欧商品进口、跨境电商贸易等重点业务流程，改善口岸营商环境。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标尺，按“条目—场景—试点—评估—推广”推进制度对接。深化智慧口岸建设，升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便利化服务，推进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提升口岸、金融、商事登记跨境管理服务水平。同步落地“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等试点，提升资金统筹与多币种结算效率。

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推进制度和模式创新，循序渐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不断破除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制度障碍，优化内外贸融合发展环境。支持内外贸一体化经营，创新内外贸融合发展模式，加强内外贸一体化专业人才培养培训。扎实推进“出口转内销”政策落地，助力外贸企业国内布局。落实内外贸一体化专项政策，制定“外贸优品中华行”展销摊位费补贴、企业投保国内贸易信用险保费补贴等政策，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推动生产端整合升级，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构建标准规则、制造模式、科技创新一体化推进体系。复制推广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等改革经验，发展国际中转、离岸转手买卖、保税维修和再制造等贸易新业态。

深化“港产城文人”融合赋能。坚持拥抱海洋、向海图强，持续推动“港产城文人”联动赋能，依托港口枢纽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增长极。以强港筑基，优化港区与城区空间规划，实现港口高效运转与城市宜居发展协同共进。以产赋能，依托港区资源深化区际产业分工与科创协作，形成“港口引流、产业落地、经济提质”的良性循环。以城承载，统筹城市空间规划与滨海资源开发，打造宜居宜业、产城共生的滨海都市空间。以文润魂，深度挖掘宁波海丝文化、阳明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活化传承千年海洋港口文明。推进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打造特色文旅街区与海洋文化IP，全面提升城市辨识度、影响力与软实力。以人聚势，持续完善青年人才安居、就业、创业全链条配套，依托工业社区、乡村服务阵地做好群众服务，充分调动企业家、产业工人、青年创客等各类群体力量，以人的全面发展激活城市发展内生动力。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宁波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依托港口集聚临港制造、物流等产业集群，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港口经济为民生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升级。创新“产业园区、工业社区、农村片区”三区联动模式，推动生产要素、订单需求与技术服务向乡村下沉，实现居民“家门口就业”与企业用工的双赢。2025年，宁波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至1.60，优于全省平均水平，实现22年持续收窄。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宁波打造“双循环”战略枢纽，既是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担当，也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向“十五五”，宁波将持续锻强港口硬核力量，加快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深化制度型开放先行先试，推动“港产城文人”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开放枢纽门户能力，努力打造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枢纽，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宁波力量。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宁波大学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