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扛稳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政治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组织部门的职责使命，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更加深刻认识到，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历史节点，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对标“十四个坚持”的部署要求，把组织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党的建设全局中精准定位、科学谋划，把“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具体落实到组织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更好地把组织力量、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

聚焦“为党护党、兴党强党”，把准政治统领、党建引领的着力点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学习贯彻这一重大要求，组织部门必须牢牢扛稳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根本使命。近年来，我们始终把讲政治、学思想、强引领摆在首要位置，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切期望和“两高四着力”的重大要求，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效能治理，为服务中心大局贡献组织力量。

着眼深化理论武装抓培训。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计划，持续抓好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集中培训、专题培训，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推动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筑牢政治忠诚。从严从实抓好党的二十大以来4次党内集中教育，制定实施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问题4个“十严禁”规定和《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作风树新风的若干规定》，推动作风积弊得到有效整治。深入挖掘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建好用好党性教育平台，深化拓展“党课开讲啦”“百万党员进党校”活动。

紧扣推进“五基四化”强治理。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必须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重大要求，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基层治理队伍、基层治理机制、基层治理网格、基层治理平台建设。聚力打造河南版、数智化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党建+网格+大数据”为载体，以重点事项攻坚为突破，用好“四议两公开”基层善治金钥匙，着力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探索出一条符合党中央精神、契合河南实际的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通过集中攻坚、实践深化，基层治理正在实现系统性重塑、整体性提升、全局性突破，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信访稳定等关键指标持续向好。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育人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要论述，围绕服务保障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依托各地特色产业加快建设产业人才集聚区，积极引进国家级领军人才，吸引超过200万潜力人才来豫创新创业。围绕服务保障农业强省战略，推进全省农科教、育繁推资源集中布局，集聚高层次科研平台、高端科研人才。围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选派科技特派员、博士服务团、特招全科医生、公费师范生等开展“组团式”下沉服务，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持续巩固。

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引导推动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校正政绩坐标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指向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鲜明导向是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这既是党百余年奋斗的价值遵循，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核心准则。我们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践行为民初心，以优良作风扛稳时代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发挥学习教育铸魂赋能作用。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编发正反典型案例，调研查摆、当面通报各地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梳理形式主义问题表现，不断提高政绩观教育的受益面、穿透力。

发挥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作用。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将正确政绩观细化为可对照、可评价、可检验的干部行为特征，立好选人用人标尺，切实把政绩观端正、为民造福、担当尽责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

发挥政绩考核激励鞭策作用。全面对标国家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及时修订领导班子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绩效考评办法，完善平安建设、大气污染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考核，精准设置关键性、引领性指标，引导干部从政履职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民生改善、基层感受、长远后劲。建立提升高质量发展综合质效调度机制，每季度开展一次动态监测、每半年进行一次综合调度，助力高质量发展综合质效不断提升。

发挥管理监督刚性约束作用。紧盯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开展“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政策规划“翻烧饼”等政绩观偏差问题专项整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约谈提醒、引正纠偏。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制定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办法，实行交接清单制度，完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事后评估和长期追踪机制，制定“理旧账”解难题具体措施，筑牢防范“政绩冲动症”堤坝。

聚焦“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扛牢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在管党治党的责任体系和责任链条中，组织部门不仅要管组织、管干部、管人才，更要管责任、管系统、管生态，把责任担当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始终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坚持树导向促规范。树好政治导向，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坚持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建立规范化的政策学习、专题调研、综合研判、形成方案、调整配备、日常管理全流程干部工作机制，制定领导班子政治建设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考核试行办法，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分领域差异化全覆盖开展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调研，动态掌握班子运行情况和干部履职表现，逐班子开展分析研判，有效提升干部选用质量水平。强化激励导向，以组织担当带动干部担当。坚持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创新年轻干部提“三力”强“四炼（练）”培养模式，实施“培优赋能”计划，定期选派干部，开展金融专项、高质量发展专项挂职，赴先进地区跟班学习。落实好公务员职务职级晋升政策，常态化开展干部谈心谈话，动态掌握干部身心健康状况，以组织的暖心贴心让干部安身安心安业。突出问题导向，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把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提升组织工作质效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契机，坚持分类施策、动真碰硬，切实增强巡视整改的针对性、操作性、精准性、系统性、全面性，推动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借势发力补齐短板弱项、破解顽瘴痼疾，以问题整改带动整体工作水平提升。

突出抓基层打基础。深入推进“五星”党支部建设，坚持不懈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和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专项计划。出台村级组织工作事务等指导目录，健全落实基层权责清单制度，压减督查检查考核数量，破解“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抓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三有”非公企业和省级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显著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扩大。加大在产业工人、农民工、新就业群体等薄弱领域发展党员力度，完善党员在岗离岗、网上网下、平时应急作用发挥机制。

注重防风险守底线。以高度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防范化解组织工作风险隐患，纳入舆情监控“大体系”、信访处置“大格局”、社会稳定“大盘子”，健全完善涉组涉干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机制，及时堵塞制度漏洞、打通机制“梗阻”。开展“四下基层”解决突出问题行动，推动全省组织系统聚焦抓党建打基础固根本，下沉基层一线，切实把政策宣传下去、问题收集上来、矛盾化解在基层。

聚焦“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擦亮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鲜明底色

组织部门肩负着服务党员、服务干部、服务人才的重要职责，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首当其责、重任在肩。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组织部门、组工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重要要求贯穿自身建设始终，在对标中发展、在规范中从严、在提质中突破，切实做到让党放心、让干部群众满意。

以自身正做严守纪律规矩的示范者。“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组工干部一言一行都关乎党的形象和威信，必须带头守规矩，把组织监督作为对自己的最大爱护，牢记权有边界、行有所戒，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制度、程序、规矩，当好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底线的“守门员”。必须在工作中立规矩，做一切工作、办一切事情、处理一切关系都按党的原则办，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带动其他党员干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以自身硬做组织工作政策法规的实践者。“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组工干部不仅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一刻不停地加强学习实践，还要影响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学好用好相关政策法规。持续加强“两个绝对”政治忠诚教育、公道正派核心价值理念教育和组织部门优良传统教育，围绕学习贯彻党中央重大部署和组织人事重要政策法规，举办“组工讲坛”，省市县乡四级组工干部“同上一堂课”，有效提升了组工干部能力素质和工作规范化水平。持续抓好组织人事干部政策业务大学习、大培训，推动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班子成员和广大党员干部学政策、懂政策、严格执行政策。

以自身净做良好政治生态的维护者。“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组工干部不仅要自身净、身边清，在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中做到“等距离”“零物质”，还要当好党性原则的“护卫者”和政治生态的“清道夫”，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制定出台严明纪律规矩从严管理监督措施、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规定等，教育引导组工干部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对违背党性原则、违反党规党纪的人和事敢于亮剑，以纯洁思想、纯洁组织汇聚起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强大正能量。

（作者系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新兴支柱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关键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单一环节、零散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必须深刻把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内涵要义，系统探索规模化培育路径，推动一批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支柱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新兴支柱产业的主要特征与发展逻辑

新兴支柱产业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核心，涵盖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具有创新性、成长性、战略性、带动性特征，是替代传统动能、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柱力量。新时代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从历史逻辑看，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先机的必然要求。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产业体系“新陈代谢”。抓住机遇的国家成功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没有抓住机遇的国家则失去国际竞争力，有的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反复证明，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加速突破，培育出引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兴支柱产业，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通过全链条规模化培育，能够持续扩大新兴产业体量、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形成万亿级、十万亿级产业集群，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有助于我国在加速突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日趋激烈的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中赢得主动。

从理论逻辑看，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是突破传统产业演化路径的重要抓手。适配传统制造业渐进迭代模式，经典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将产业发展划分为初创、成长、成熟、衰退等阶段。新兴支柱产业战略价值大、成长速度快、跨界融合深，呈现非线性、跨越式增长特征，具有显著的产业乘数效应，能够通过产业跨界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大幅延长产业生命周期，改变产业迭代升级模式、底层逻辑与演化路径。通过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有助于把握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成长规律特征，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双向协同，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能够更快实现规模扩张、产业迭代和竞争力提升，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现实逻辑看，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激活增长动能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规模持续壮大，部分领域实现领跑，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量。但客观来看，多数新兴支柱产业仍存在链条不完整、结构不均衡、协同不紧密等问题。有的上游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高端设备存在短板，存在“卡脖子”风险；有的中游制造环节分化失衡，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产能过剩；有的下游应用场景培育滞后，技术成果落地难；有的产业链协同机制不足，中小企业配套能力薄弱，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等等。通过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有助于破解上述发展难题，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新兴支柱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崛起”转变。

全链条规模化发展的主要内涵

以全链条思维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需要立足产业全生命周期，贯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生产制造、配套支撑、市场应用、迭代升级各个环节，通过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要素链、全支撑链、全政策链协同发力，破解新兴产业发展痛点，实现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崛起、从零散发展向规模提质的系统性跃升。

全产业链发展。全产业链是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客观载体，涵盖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外部技术封锁、产业遏制压力持续加大，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提升。新兴支柱产业事关国家科技安全、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是大国竞争的核心赛道。必须通过全产业链发展，补强短板弱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完整畅通的产业全链条，才能有效规避外部风险冲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核心竞争力。

全价值链攀升。全价值链聚焦产业利润分配，推动产业从低附加值加工环节向研发、品牌等高价值环节延伸。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积极拓展研发、制造、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强化基础研发、原创技术专利布局，打造自主品牌、拓展增值服务，有助于推动产业向价值链核心环节攀升，通过高附加值反哺产业升级。

全要素链统筹。全要素链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供给。对于新兴支柱产业而言，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土地、资金、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支撑，还需要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加持。必须加强全要素链统筹，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构建多层次投融资体系，促进各类人才培育，推动数据合规流通赋能生产，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构建适配新兴产业全生命周期的要素供给体系，为产业持续扩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要素支撑。

全支撑链配套。全支撑链是产业运行的硬件与公共服务保障，包含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产业空间载体等支撑体系。其中，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新能源配套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适配智能、绿色类新兴产业生产需求；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供应链物流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高新区、产业集聚区、特色产业园等产业空间的统筹规划，有助于集中配套水电、环保、仓储基础设施。完善的全支撑链能够大幅降低企业落地、扩产成本，吸引企业集群集聚，加速产业规模扩张，是新兴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政策链支持。全政策链涵盖产业、财税、金融、土地、人才、开放等多维度政策，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政策支持。比如，在前端研发阶段，主要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重大技术攻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支持企业扩大研发。在产业化阶段，主要通过提供土地保障、技改资金、税收减免支持企业量产扩产。在市场拓展阶段，通过出台政府采购、场景开放、出口扶持政策拓展国内国际市场。同时，通过促进中央、省市、园区政策衔接，避免政策碎片化，推动形成政策合力。全政策链统筹协调产业链、价值链、要素链、支撑链，为产业规模化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全方位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

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系统观念，立足产业全生命周期，聚焦强链、补链、延链、固链，统筹创新突破、主体培育、要素保障、场景赋能、制度改革，打通各环节堵点难点，构建创新引领、链条完整、主体活跃、规模集聚、安全可控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推动创新突破。科技创新是新兴支柱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全链条提质升级的源头活水。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以技术自主可控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合体，集中优势资源开展靶向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也要看到，新兴支柱产业的技术突破，往往不是单一技术的线性推进，而是跨领域技术的集成创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支持多技术路线布局，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跨领域技术系统集成，推动发展重心由单点技术突破转向系统能力提升。超前布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积累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为产业持续迭代升级提供源头支撑，推动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领先”跃升。

强化主体培育。企业是产业发展的核心主体，规模化产业发展离不开梯队化企业集群支撑。必须构建分层分类、梯度培育的企业成长体系，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聚焦重点新兴产业，筛选一批创新能力强、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突出的骨干企业，通过政策扶持、资源倾斜、项目支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一批产业链主企业、行业标杆企业。聚焦产业链细分领域，大力培育专注主业、深耕细分、创新突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形成“龙头引领、中小配套、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

加强要素保障。优质高效的要素供给是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必须统筹人才、资金、土地、数据等各类要素，推动创新要素资源向企业集聚。围绕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培育和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产业领军人才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加大对科技型、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作用，重点投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重点项目和优质企业。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通行业数据、企业数据共享通道，赋能产业研发、生产、管理、营销全流程数字化升级。优化土地、能耗等要素配置，为新兴产业规模化扩张提供坚实保障。

促进场景赋能。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坚持以场景育产业、以应用促迭代，聚焦智能制造、城市更新、绿色低碳、智慧民生等重点领域，持续开放政府场景、城市场景、行业场景，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测试、示范、落地平台，推动技术快速成熟、产品快速迭代。引导企业立足市场需求创新产品服务，挖掘消费升级、产业转型中的新场景、新需求，推动新兴支柱产业产品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普及，以旺盛市场需求倒逼产业提质扩容。

推动制度完善。新兴支柱产业正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发展阶段迈进，迫切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加以规范和保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逐步破除制度性障碍，构建与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立足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精准出台产业链培育、创新研发、国际化发展等政策，构建精准化、系统化、常态化的政策支持体系，引导产业集聚规模化发展。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创新成果保护力度，充分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找准看问题的角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的事，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这些重要论述，虽发轫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却贯通治国理政各领域，揭示出研判形势、看待问题、谋划发展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各级领导干部校准认知偏差、树牢正确政绩观、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事物，视角不同则所见迥异；同一问题，站位有别则判断悬殊。对领导干部而言，看待问题的视角和站位，是党性修养、价值立场、履职能力的综合体现，直接决定干事创业的成色和工作实绩的优劣。视野开阔、站位高远，就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中把握发展大势，在多重矛盾交织中找准内在规律，作出契合实际、顺应民心的科学部署，推动各项事业稳步向前。反之，视角狭隘、格局狭小，就极易被短期得失遮蔽判断、被局部利益束缚手脚，看待问题片面化、绝对化，谋划工作本位化、功利化，最终造成决策失准、落实走样，贻误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

“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站在大局高度谋事干事，方能自觉跳出一隅之地局限、挣脱一己私利牵绊，主动将一域发展、单项工作嵌入国家战略全局、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心怀“国之大者”统筹资源、推进落实，实现“一域”与“全局”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一些领导干部囿于局部利益，眼里就只有本地区、本部门的“一亩三分地”，凡事只打“小算盘”、专算“眼前账”，对跨区域协同、跨领域联动等全局性工作消极应付，甚至搞选择性落实、变通式执行，看似守住一时一地微小红利，实则损害整体发展格局。无全局则无一域，损全局必累一域。领导干部必须经常校准认知坐标，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审视推进工作，坚决破除本位主义藩篱，既谋一域也谋全局，既争一域之光又添全局之彩。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秉持长远眼光推进发展，就会“不畏浮云遮望眼”，把当下的每项决策置于历史发展长河中权衡考量，怀揣历史耐心深耕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潜绩，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积蓄可持续发展的深厚动能。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本大计，部署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工作，主动舍弃短期渔业经济增量，换来流域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这就是以长远眼光看问题、作决策的光辉典范。一旦困于短视功利思维，就会重显绩轻潜绩、重当下轻长远、重速度轻质量，对生态修复、产业转型、基础科研等周期长、投入大、难出彩的铺垫性工作敷衍应付，直接造成发展断档、后劲不足。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大历史观，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格局，善于在历史逻辑、时代大势中把握工作方位，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多做惠及子孙后代的实事，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坚持整体视角、系统观念统筹推进各项事业，才能打破就事论事、单点发力的思维惯性，推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稳定等各领域举措互补支撑、同向发力，实现全域事业均衡协调、一体推进。反之，以单一、碎片化视角抓工作，极易陷入孤立研判问题、单线推进的思维泥潭，处置矛盾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难题顾此失彼、畸轻畸重，往往“摁下葫芦起来瓢”，甚至“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毛泽东要求领导干部学会“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领导干部必须具备这种系统思维能力，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等多重关系，努力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协同共进。

“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校正认知视角、提高政治站位、拓宽境界格局，始终以全局视野谋大事、以长远定力干实事、以系统思维解难事，真正答好“关键是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这一重要命题，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数字丝路”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数字融合发展

“数字丝路”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网络空间的新型合作平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全方位优化区域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格局。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深化数字领域务实融合，是弥合南北数字鸿沟、保障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发展权、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球数字化变革加速推进，数字发展失衡、治理碎片化、数字霸权挤压等问题凸显，亟须依托“数字丝路”深化多边协同合作，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构建普惠共赢的数字发展新格局。

近年来，依托“数字丝路”务实合作布局，全球南方国家在多个领域成果丰硕，为区域数字化转型与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第一，深耕数字基建与产业合作，筑牢区域融合发展根基。5G基站、洲际海底光缆、智慧港口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相继落地，打破地理阻隔，畅通了全球南方国家信息、资本、商品的跨境流通渠道。各国借助云计算、跨境数字支付等数字工具，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大幅降低跨境商贸成本，搭建起高效联动、可迭代拓展的全域数字生态。同时，跨境数字产业合作不断深化，中方头部企业深度参与当地算力与网络建设，助力南非建成超1.3万个公共无线网络点位，覆盖200余万户家庭。此外，通过“丝路电商”“鲁班工坊”培育本土数字人才，完善区域数字产业配套，充分激活各国数字经济内生动力，为区域产业升级、抱团发展筑牢技术与产业根基。第二，深化制度规则协同共建，凝聚区域融合发展合力。在“数字丝路”框架下，全球南方国家持续弥合发展理念、制度机制与行业标准差异，对接各国顶层发展规划，聚焦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重点领域，推动规则互通、标准互认，让数字技术精准赋能高质量发展。中方联动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以数字经济试验区为载体，探索适配本土禀赋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以点带面推广成熟发展经验。截至2025年，我国已与26个国家签署数字经济合作谅解备忘录，与36个国家达成“丝路电商”合作，精准对接非洲、东南亚发展规划，依托多边平台吸纳各国发展诉求，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治理领域的话语权，为构建全球数字规则体系夯实制度基础。第三，推进数字人文互通交融，厚植区域融合文明根基。借助智能翻译、虚拟现实、三维建模等数智技术及新媒体平台，跨国语言与地理壁垒被有效打破，高效多元的传播交互方式深化了跨国民间交流融合。智慧云课堂、线上教育、数字古籍修复等公共文化项目落地普及，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跨境共享。截至2025年，我国对外文物援助与跨国考古合作覆盖20个共建国家、落地41项专项项目，2024—2025年度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基金新增15个跨国文保项目，广泛辐射全球南方国家。数字技术实现了文化遗产数字化留存与共享，在文明互鉴中凝聚多元共生共识，为区域深度融合筑牢深厚人文根基。

在“数字丝路”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受多重内外因素制约，多边数字协同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阻碍区域数字化一体化建设提质增效。

首先，数字资源配置结构性失衡，普惠化数字供给短板突出。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存在数字基建薄弱、数据资源匮乏、专业人才短缺等基础性发展难题，国别之间、城乡之间数字资源布局不均，呈现出全球南北数字鸿沟与区域内部发展落差叠加的格局。2025年相关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5G人口覆盖率达84%，而低收入的全球南方国家仅为4%，基建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其中非洲地区城乡数字割裂问题尤为典型，城镇互联网普及率相对较高，乡村数字覆盖、接入质量普遍偏低。数字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直接造成全球南方国家网络覆盖不足、技术运维能力薄弱、跨境数字合作项目落地受阻等问题，弱化了“数字丝路”的赋能价值，制约区域数字化转型与协同发展内生动力。

其次，数字治理机制碎片化严重，多重数字安全风险交织叠加。在经贸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便利化等基础领域合作共识较强，但在数字身份认证、金融科技监管、网络安全规制等关键领域诉求差异显著，导致区域数字贸易规则零散、行业标准不统一，制度落地效力不足，难以形成系统化治理体系。在技术应用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落地普及过程中，易滋生信息泄露、算法滥用、数据污染等安全隐患，跨区域技术融合易引发风险链式传导，放大区域数字安全隐患。在合作治理领域，全球数字治理赤字问题突出，全球南方国家尚未建立统一的风险协同应对机制，各国在数字安全、网络伦理、数据规范等方面认知分歧较大，持续消解多边合作互信，阻碍南南数字融合稳步推进。

最后，区域内部协同能力薄弱，外部遭遇数字霸权强势挤压。从内部维度来看，全球南方各国数字化发展阶段、产业基础条件与核心利益诉求差异显著，叠加自主数字发展能力不足的短板，导致区域集体协作推进滞后，难以凝聚一体化发展合力。从外部维度来看，部分西方国家依托数字领域先发优势，垄断高端数字基建、核心算法、海量数据与头部数字平台，牢牢掌控全球数字治理主导权，持续固化不公平、不合理的全球数字发展格局。内外双重压力相互交织、相互制约，既阻滞了全球南方国家数字产业、规则体系与市场生态的一体化整合，也限制了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和革新全球数字治理的进程，大幅削弱了“数字丝路”赋能区域深度融合的实际成效。

针对上述挑战，依托“数字丝路”合作优势，各方需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推动构建全球南方国家数字融合发展新格局。

一是以区域协同为核心枢纽，构建多节点联动的数字互联格局，夯实全球南方国家融合发展的合作底座。依托“数字丝路”合作框架，统筹政府政策引导、企业技术落地、金融资源支撑等多方力量，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数字合作体系，打破单一主体合作局限，拓宽南南数字合作覆盖面；借力东盟、非盟等区域性组织，打通国别合作壁垒，搭建适配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需求的区域数字协作平台，统筹推进区域数字资源整合与联动发展；依托数字产业发达、资源禀赋突出的全球南方国家打造核心合作节点，通过数字基建互联互通、制度规则衔接互认，加速技术、资本、产业要素跨区域自由流转，实现网络联通、产业交融、制度互认的多重发展目标，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整体效能。

二是以制度创设为关键抓手，完善本土化治理体系，赋能全球南方国家数字领域共治共建。“数字丝路”建设不仅推动全球数字价值链重构升级，更致力于破解西方主导的不公平数字治理格局，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平等的数字发展权益，夯实普惠共赢的合作根基；全球南方国家可主动依托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等主流多边机制，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研讨与修订，稳步推进现有数字治理体系优化调整与格局重塑，打破西方规则垄断；通过搭建专项小多边数字合作平台，立足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短板与现实需求，孵化本土化、特色化的数字治理机制，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中的参与权与话语权，主动跻身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共建主体行列。

三是以普惠发展为根本导向，凝聚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合作共识，夯实协同发展思想根基。始终将发展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合作的核心要义，恪守多边主义基本原则，摒弃数字霸权与零和思维，推动数字资源均衡共享、数字权利平等普惠、数字成果全民共享；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合作深度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聚力培育高质量数字产业、完善数字产业链条，以数字化转型带动区域经济提质增效，补齐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发展短板；依托智慧政务、数字民生、云端公共服务等数字化载体，持续提升各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增强全球南方国家数字发展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凝聚抱团协作、协同共治的发展合力，为完善公正合理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注入全球南方国家力量。

（作者系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

推动中美深度协作赋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全球人工智能正成为重塑全球科技格局、影响国际地缘竞争的关键变量。2026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提出：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这一重要论述，为全球人工智能良性发展与国际务实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中国方案。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综合实力较强的两大国家，中美两国在该领域互动与博弈态势，深刻影响着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

相较于冷战时期美苏相互隔绝、完全对立的科技竞争格局，当前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建立在产业链深度交融、技术迭代传播迅速、全球性共性风险增多的时代条件之上，激烈竞争并未完全挤压合作空间。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指出，中美在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既包括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也包括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两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其中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2026年5月中美高层会晤确立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双边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管控分歧、平稳互动、拓展务实合作搭建了总体框架，也为未来一段时期中美人工智能领域良性互动开辟了宝贵窗口期。

一是战略稳定层面的合作窗口。新的双边关系定位明确了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务实协作的互动导向，为人工智能风险管控纳入双边战略稳定议程提供了重要前提。人工智能兼具经济产业、国家安全、全球治理多重属性，是牵动大国利益交织、极易产生认知偏差与决策误判的新兴领域。依托双边既定沟通机制，在人工智能领域建立常态化对话渠道、规范领域互动秩序、稳妥管控博弈分歧，能够有效降低战略误判、积累互动互信，成为两国维护整体战略稳定、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切入点。

二是技术安全层面的合作窗口。当前人工智能快速迭代衍生的各类风险具备跨国传导、全域扩散、非对称扩散的突出特征，智能体自主演化失控、非国家主体技术滥用、关键基础设施智能运维失稳、深度伪造与自动化网络攻击等风险持续累积，逐步由单一技术风险演变为区域性、全球性公共安全隐患。此类风险不受国界与阵营差异制约，是中美两国须携手共同面对、协同处置的现实挑战。基于一致的安全诉求，两国在人工智能安全运行规范、风险预警处置、网络安全防护、智能应用边界约束等诸多领域具备广阔的协作空间，能够在良性竞争中协同落实安全责任，共同筑牢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安全防线。

三是全球治理层面的合作窗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不均衡、治理体系不完善、发展权益不对等问题突出，智能鸿沟持续存在，全球南方国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滞后，完善包容普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提出系列治理主张与合作倡议，推动联合国框架下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相关决议落地，推进普惠性国际合作机制构建，助力形成兼顾安全与发展、包容多元的治理共识。中美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两大主体，拥有超脱双边博弈分歧的治理影响力与资源禀赋。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为两国开展跨界治理联动提供了稳定平台。两国在安全评估规范统一、行业标准互认衔接、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发展权益保障等诸多治理议题上利益契合点众多、协作空间充足，是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架构、推动治理体系趋向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重要有利条件。

未来，中美两国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深度协作，赋能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第一，携手驱动创新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动能转换的核心动力，持续深度融入实体经济、赋能实体产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中美人工智能产业链深度嵌套、技术资源互通互补，具备深度协作、协同创新的坚实基础。两国应立足双边创新发展共同诉求，摒弃封闭排他的发展模式，坚持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塑造竞争有度、协作有序、分歧可控的双边互动范式。双方可依托技术竞争推动创新突破，联动推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场景落地与产业升级，协同赋能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让人工智能技术切实赋能两国千行百业，实现双边创新共进、互利共赢。

第二，共筑安全可控发展底线。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必须以安全可控为根本前提，始终确保技术服务人类、受控于人类。当前人工智能迭代衍生的各类内生、衍生风险持续叠加，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泛安全化、阵营化的错误做法，严重扰乱行业发展秩序。中美两国均面临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现实挑战，需共同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坚持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合作原则。双方可避开高敏感战略博弈领域，聚焦民用智能应用等低敏感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同步共建涵盖法规规范、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处置的全方位防控体系，严格防范技术滥用恶用。同时，共同抵制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单边遏制打压的行为，守住技术安全与双边发展底线。

第三，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人工智能发展绝非单一技术的迭代升级，更关乎文明传承与文化发展。中美文化底蕴、产业模式、发展路径各具特色，具备包容互鉴、互补提升的广阔空间。两国应坚持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工智能发展方向，打破单一政府对话的局限，搭建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多元交流平台，推动双方技术理念、发展经验、治理思路互通互学。依托包容开放的双边交流氛围，以人工智能技术为纽带，增进文明交融、消解认知偏差，避免技术发展固化认知对立、加剧文明隔阂，培育美美与共、协同发展的双边人工智能合作生态。

第四，协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完善全球治理、推动普惠发展是中美两国的共同责任。两国应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依托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成熟多边平台，主动对接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与技术标准，破解规则碎片化、标准阵营化难题。立足双边发展差异与全球治理共性需求，搭建分层分类的精准合作体系，在基础技术共享、风险联防联控、普惠智能建设等领域深化协作。同时，联动助力全球南方国家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有效弥合全球数智鸿沟，规避智能领域发展不公、治理失衡等问题，携手构建兼具安全与发展、包容与普惠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前沿技术更好造福全人类。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

印度何以陷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困境

近年来，印度随着“数字印度”战略的深入推进，智能手机、移动网络与数字支付既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也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实施低成本、高效率犯罪的土壤。2025年，印度民众因网络诈骗遭受的损失总计约达2万亿卢比，折合美元约238亿。其中，仅“数字逮捕”这一骗局所造成的损失便占比8%，约为1585亿卢比，叠加针对欧美国家的跨境呼叫中心诈骗活动，印度电诈已从单一零散作案，演变为集团化、产业化、跨境化的复合型犯罪形态，形成覆盖全球的灰色产业链，不仅破坏社会信任、扰乱数字经济秩序，更对印度国家治理能力构成严峻挑战。

印度电诈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犯罪范围覆盖全域。印度境内电诈以WhatsApp、Telegram等具备加密隐私属性的即时通讯平台，正逐步取代传统渠道，成为新型诈骗的主要载体，诈骗场景延伸至网络社交、电商交易、金融借贷、求职招聘等各类民生与经济领域，受害群体从普通民众扩散至中小企业乃至政府机构。就跨境诈骗而言，一方面大量印度籍诈骗人员窜至东南亚搭建境外窝点，借助VOIP、GOIP等虚拟拨号设备对印度国内民众实施跨境诈骗，借此规避国内监管与执法打击；另一方面依托国内成熟的英语呼叫中心产业，针对欧美英语国家用户实施精准化、规模化诈骗。第二，犯罪手段迭代升级。随着数字支付的快速普及，诈骗分子利用金融监管漏洞，针对统一支付接口（UPI）、网上银行等服务设计新型诈骗套路，通过伪造支付链接、冒充金融客服诱导用户转账，甚至与内部人员勾结盗取用户账户信息。人工智能技术的低成本应用让诈骗分子能够快速生成深度伪造音视频、伪造官方身份文书，精准模仿亲友、公职人员的声音与形象，降低受害者的警惕性。同时，诈骗人员通过多层级“钱骡”个人账户分流赃款，联合地下钱庄、虚拟货币交易渠道快速拆分、转移、洗白涉案资金，实现赃款极速跨境流转，极大加大了资金溯源与追缴难度。第三，犯罪体系成熟完备。印度电诈集团已形成架构完善、分工精细、运营规范的企业化运行模式，受社会结构性因素影响，印度高技能人才正规就业渠道狭窄、就业质量偏低，而电诈产业门槛低、收益高，吸引力极强，可持续为电诈黑色产业链输送稳定人力。集团普遍采用金字塔层级管理架构：顶层人员统筹把控资金渠道、跨境业务与整体运营节奏；中层人员专职负责人员招募、话术培训、设备运维等配套保障工作；底层人员通过外呼引流、心理施压、精准诱导等环节分设专项岗位，各司其职、协同作案。内部实行单线联络、分区运营模式，一旦遭遇执法查处，可快速销毁作案数据、切断犯罪链路、转移作案阵地，具备极强的抗风险能力与快速复原能力。

印度电诈为何久治不决？究其根源，在于印度自身结构性矛盾叠加，导致治理举措难以落地见效。第一，法治体系建设滞后。印度《信息技术法》的条款内容滞后，针对人工智能深度伪造、虚拟货币洗钱、GOIP设备非法使用等新型犯罪行为，缺乏清晰的定罪标准与足够严厉的惩戒力度，不少诈骗人员落案后仅能以轻罪处罚，难以形成有效威慑。同时，印度不同邦和直辖区在电信犯罪立法上存在标准差异，跨邦案件办理经常面临法律适用冲突，为诈骗人员留下钻法律空子的余地。第二，执法资源配置短缺。印度总人口约14亿，但具备网络犯罪专业侦查资质的警务人员仅2.9万余名，专业警力缺口巨大。印度财政在反诈领域投入严重不足，基层警局缺乏专业侦查设备与技术系统支持，难以完成复杂电诈案件的侦查工作。各行政、司法部门之间存在严重数据壁垒，信息共享不畅、业务协同脱节，极易错失资金冻结、线索溯源的黄金处置窗口期，大幅降低案件侦破率与民众财产挽损率。政企反诈协同同样陷入僵局，加密社交平台以保护用户隐私为借口，拒绝全面披露诈骗账号主体信息、交易轨迹等重要线索，给案件侦查取证造成极大阻碍。第三，数字发展与安全治理失衡。印度国内电信运营商为抢占市场份额，对用户身份审核流程一再简化，大量虚假身份开办的电话卡流入电诈市场。监管部门对虚拟拨号技术、改号软件等涉诈技术工具的管控长期缺位，未能建立有效的技术溯源拦截体系，无法从传输端及时阻断诈骗信息流。呼叫中心产业吸纳超120万就业人口，是地方就业保障与财税收入的重要支柱，地方政府为稳定民生就业、保障地方财政，对依托呼叫中心开展的非法跨境诈骗刻意放松监管约束。此外，国内金融科技企业为压缩运营成本、抢占市场份额，主动弱化交易风控体系，对小额高频异常转账、可疑涉案账户的监测管控标准宽松，为电诈资金流转提供了可乘之机。

印度深陷电诈治理的困境，为探索数字治理路径的国家敲响了警钟。第一，破除产业利益捆绑，筑牢制度监管防线。开展数字反诈治理，需通过立法明确各类经营主体在风险交易拦截、涉案线索上报、诈骗行为管控等环节的法定责任，建立健全企业追责与惩戒机制，严厉打击刻意放松风控、规避监管、纵容诈骗资金流转的逐利行为，杜绝行业私利消解公共安全防线。搭建政府主导、多部门联动、政企深度协同的实时数据共享与风险预警体系，打通跨行业、跨平台、跨区域数据壁垒，实现诈骗线索快速识别、风险毫秒级拦截，破解协同治理碎片化难题。第二，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补齐数字治理短板。在推进数字经济创新、深化数字普惠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发展和安全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同步完善。一方面，持续迭代网络安全与反诈法治体系，细化数字交易风控规则、涉案资金溯源机制、跨境数据协作制度，填补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漏洞；另一方面，同步推进全民数字安全素养提升工程，重点覆盖农村、老龄群体，弥合数字认知鸿沟，从源头降低特殊群体受骗风险。第三，化解社会深层矛盾，压缩犯罪空间。通过产业升级、业态创新、扩容提质，拓宽青年群体尤其是高技能人才的正规就业渠道，弱化电诈低门槛、高收益的犯罪经济诱因，挤压黑产人力生存空间。针对高危群体开展常态化、场景化科普教育，全面提升全民风险识别与抵御能力。持续补强基层执法的人力、技术、资源短板，健全跨境司法协作、涉案资金追缴、受害者赔付等配套机制，从犯罪供给、受众防御、案件处置多方面发力，全面压缩电诈生存空间，筑牢数字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的底层根基。

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便以严密组织为立身之本。纵观百余年奋斗征程，我们党栉风沐雨、闯关夺隘，一路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组织严密是须臾不可偏离的重要保证。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推进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对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把我们党对组织体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升至崭新境界，深化拓展了组织体系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维度，为锻造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党的组织体系提供了科学指引。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时，吸取了早期工人团体松散自发等教训，明确了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及代表大会的组织架构，并配套建立了下级定期向上级报告、全体盟员必须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等运行规则，形成了层级分明、权责清晰的组织体系，为之后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体系建设提供了蓝本。列宁进一步揭示了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关键作用，鲜明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明确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写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章程，构建起了集中统一、纪律严明的党的组织体系，为俄国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强组织保证。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继承了重视组织体系建设这一优势基因。建党初期，党就明确表示，我们既“不是讲学的知识者”，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家”，而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为此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否则“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将“组织”作为重要一章列入其中，自下而上建构了由组、地方支部、区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组成的组织体系，并规范了各级组织的设置原则和任务要求。党的四大将组织问题定位为“吾党生存和发展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之后，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并要求做到排里有党小组、班里有党员，成为我们党完善基层组织建设的创举，将党的组织根基深深扎进基层一线。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强各级党组织、凝聚革命洪流，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机关、工厂、城乡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从改革开放后不断调整优化组织设置、完善各项组织制度，到进入新时代系统性强化党的组织体系建设，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把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作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形成了包括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在内的严密组织体系。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都不具有的强大优势。”

畅通组织层级，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的关键在于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于做到“两个维护”。党的二大党章就确立了全党要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这一制度要求传承百余年，成为现行民主集中制“四个服从”的核心内容之一。但在一段时间内，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在贯彻落实中，会遇到“最初一公里”的“拦路虎”、“中间段”的“中梗阻”和“最后一公里”的“断头路”，制约组织整体效能的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组织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自觉向党中央看齐，确保政令贯通、落地见效。

党的中央组织在组织体系中处于大脑和中枢位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凡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才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进入新时代，党中央不仅专门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详细规范了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与运行规则，而且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各类党内法规均对中央领导同志设定更高标准，要求中央层面为全党立标杆、作表率。在政策落实链条上，中央和国家机关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初一公里”，2019年，党中央召开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明确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带头做到“两个维护”，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党的地方党委作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中间段”，根据《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在本地区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中根本任务是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因为地方党组织的权威来自党中央的权威，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本质上是党中央战略部署在本区域内的具象落实，因此要严格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遍布社会各领域的“神经末梢”，在组织体系中数量最多、分布范围最广，也是保障党中央决策部署直达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中之重就是从严抓好落实，要把抓重大任务落实作为检验基层党组织强弱的试金石和磨刀石。基层党组织需要锤炼过硬本领，真正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直达基层、落地见效。

把各领域党组织建设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

1926年《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支部不是分部，是“党在各工厂矿山学校及某区域的核心”“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就是集合这许多的社会的核心，而成为一个党”，明确要求党组织在各个领域中要有效发挥作用。但一段时间，有的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不强，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没有解决；有的体制机制没有理顺，党的领导落到基层还有中梗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各领域的不同特点，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研究突破，不断明晰党组织在各个领域中的职能定位，不断理顺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各个领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在机关领域，改变了过去机关党建由机关工委领导、单位党组（党委）指导的领导体制，明确赋予了党组（党委）领导本单位党建工作的职责，要求党组（党委）履行机关党建主体责任，机关工委则对所属机关党的工作进行统一领导，理顺了机关党建的领导体制，为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阵、建设模范机关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国有企业领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两个一以贯之”，并从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领导人员队伍建设、基层组织建设、领导机制等多个维度提出具体要求，强化了党对国有企业的全面领导，“四化”问题得到系统性整治、根本性改善。在事业单位领域，高校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突出位置，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不断强化干部师生的政治信仰。同时，通过修订《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化党组织在关键问题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保证了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公立医院和中小学领域分别出台了《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建立起了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和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从制度上破解了以往党组织权责模糊、领导弱化的突出问题，厘清了党组织与行政班子的权责边界，旗帜鲜明地强化了党组织的领导地位。

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强调我们的党不只在上层，而且在各种工厂中、矿山中、农村中、机关和学校中、部队的连队中密切地联系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并强调这就是我们党具有无穷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源泉，也是能够领导全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原因。党组织深耕基层一线、密切联系群众，这一优良传统代代传承、赓续至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有效实现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蓬勃兴起，新兴领域快速发展，不仅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持续涌现，而且以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规模不断攀升。面对新形势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各地区各部门以新兴领域党建“两个覆盖”集中攻坚行动为有力抓手，不断拓宽党组织覆盖广度、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方式、健全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党的组织体系向新业态新群体纵深延展。

与此同时，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修订《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全面推行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村（居）委会主任“一肩挑”制度，理顺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高标准推进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整合便民服务、议事协商、党群活动等功能，打造服务群众的红色阵地；不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调动一线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最大限度团结凝聚广大人民群众，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根基。

用“大党建”激活“微治理”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是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也是党建工作落地生根的实践场域和检验舞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丝毫不能放松。必须把党的领导植根基层，植根人民群众，让基层党组织成为凝聚人心、团结群众的坚强核心。

“近邻”党建凝聚守望相助睦邻善治的新共识。1985年至1988年，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生活期间，居住在思明区深田社区的图强小区，与居民结下深厚的邻里情，留下了手书“远亲不如近邻”贺年卡寄给邻居的佳话。为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留下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近年来，厦门市各级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和嘱托，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担当，聚焦基层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和基本社会服务，主动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将“远亲不如近邻”理念作为基层治理的核心要素，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注重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守望相助”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用“大党建”激活“微治理”，推动实现了就地就近的融合共建、联动共治、资源共享，形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近邻”模式。“近邻”党建之所以称之为“近邻”，核心要义是凝聚睦邻善治的价值共识，以邻为缘、以邻为荣、以邻为亲，以邻里关系为出发点创新基层治理方式。“近邻”党建倡导“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睦邻文化，将“远亲不如近邻”的理念嵌入小区治理、植于家庭个体中，以党建引领基层社区治理为实践路径，引导居民走出家门，主动参与小区治理，通过友邻、善邻、信邻、睦邻、聚邻、惠邻，培育“邻里一家亲”互帮互助理念，让“远亲近邻都是亲，守望相助一家人”成为新时代邻里关系的新气象。同时，通过倡导“远亲近邻、守望相助”的社群融合方式，推动了“党建有位”“部门有为”“社会有序”“居民有责”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有效互补；通过“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推动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共治、供需对接”，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通过“就地就近、共建共享”，让“近邻”温暖不断传递，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体系提供学理支撑和实践镜鉴。

“近邻”党建赋能塑造基层治理体系的新格局。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优势所在。“近邻”党建从强化党的组织建设入手，制定出台《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制度规范，把组织触角从街道社区延伸到小区街巷楼栋，按照“一小区一支部”原则组建小区党支部，推动党组织链条延伸至小区。同时，在小区设立楼道党小组，延伸设立党员楼长、党员中心户，形成“小区党支部—楼道党小组—党员楼长（中心户）”的小区党建格局。为了扩大党组织的覆盖面，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坚强战斗堡垒作用，“近邻”党建打造了“街道党工委—社区大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组织架构，形成“社区党委抓面、小区支部管片、楼栋党小组带楼院、支部党员牵头、小区全员参与”的自上而下、多向互动、共治共管的近邻治理格局。为了构筑强基固本筑堡垒的基层党建体系，“近邻”党建以增强各类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为重点，以街道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优化基层党建运行机制为抓手，加强组织与组织之间就地就近的互联互动，采取“街居统领＋部门下沉”方式，赋予街道大党工委聚焦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的主责主业，使街道大党工委从“行政末梢”变成了“治理枢纽”，成为联结辖区各类组织的中坚力量；社区大党委则聚焦组织群众和服务群众功能，推动政策、资金、资源、项目下沉到社区，致力于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街道社区各类党组织致力于加强与辖区内成员单位、共建单位的条块衔接、项目认领、纵横联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致力于整合力量打好“合力牌”，打破单位、组织隶属局限，主动融入属地中心任务和党建工作，实现组织共建、资源共享、机制衔接、功能优化的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推动形成多向发力、多元互动、共治共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近邻”党建融合释放基层治理能力的新效应。“近邻”党建，是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为目标，以社区共同精神为载体，以基本民生保障和基本服务落实为动力，通过将党的组织网络嵌入到基层社会的末梢，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城乡最基层，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延伸到城乡最末端，释放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通过打通居民、组织、党群、社会之间的“最后一米”，促进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社会之间、社会与居民之间相互信任和有机融合，形成就地就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近邻”党建把支部建在小区、建在网格，通过构建“一核多元”“协同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聚合辖区内各行业各领域党组织，通过良性的社群融合互动，调动街道大党工委、社区大党委成员单位、共建单位、社会化力量等资源，加强条块衔接，构建党建“大家庭”，做强“基本盘”，拓展“朋友圈”，将基层党建工作延伸到小区、楼栋，扩大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促进基层党建与网格治理深度融合，实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精准有效。“近邻”党建，通过实施党建“邻”聚力工程，重塑组织与组织的“近邻”关系，把辖区内关系互不隶属、层次高低不同、领域多元多样的各单位连接起来，引导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驻区单位、在职党员力量充分下沉到社区和小区；通过规范单位党组织到社区和在职党员到小区的“双报到”制度，健全单位党组织与社区、在职党员与小区党组织双向沟通协调、双向考核激励、双向评价等机制，将小区党支部意见纳入干部提拔考核评价体系，让在职党员报到服务工作更加主动、更加有效；通过探索推动小区党支部与业委会或物业公司成员“双向培养、交叉任职”，按照法定程序将小区党支部书记推选为业委会主任，将党支部班子成员推选为业委会委员，实现党建和治理融合，凝聚小区自治合力；通过推行“两议两评两公开”工作法，开放“民主议事厅”、小区治理理事会、邻里自治组等协商议事平台，广泛吸纳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激发参与活力、提升议事协商实效，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活力，有效破解当代社会人际陌生化、组织碎片化、社区组织行政化带来的基层治理难题，激活和释放了基层治理活力，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打造了“睦邻善治、服务群众”的温暖家园。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厦门市委宣传部实践基地研究员，厦门市委党校副校长）

以健全的组织体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组织强则政党强，组织兴则事业兴。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并强调严明党的组织纪律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回望百余年征程，我们党始终将组织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从毛泽东提出“支部建在连上”这一重要原则，奠定基层党建坚实根基，到不断完善党组制度、设立临时党支部，再到新时代深耕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实践探索，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抓组织建设的坚定定力。至今，我们党建成了涵盖中央、地方、基层的严密组织体系，这一贯通全域、科学完备的组织架构，是其他任何政党都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更是我们党区别于各类政党的鲜明政治标识。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为党的组织建设带来全新挑战。立足新征程，我们必须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锚定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建设目标，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持续建强党的组织体系，把制度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执政优势、发展优势，筑牢党长期执政的稳固根基。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自全国执政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组织向下延伸、力量向基层下沉，不断织密城乡基层组织网络，这一建设逻辑贯穿党执政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党组织向基层延伸，把基层的工作做好，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新时代组织建设，必须坚持党员群众在哪里，党组织就建在哪里、工作就覆盖到哪里，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全域覆盖、全域提质。推动优化小区、楼道等基层末梢党组织设置，夯实城市治理最小单元党建基础，规范机关事业单位内设机构党支部建设，打通机关党建落实闭环，推动国有企业党组织与经营架构同步延伸，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基层组织布局，大幅提升党的组织渗透力，让党的触角扎根社会治理各领域，持续增强党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

新业态、新领域的蓬勃发展，对党建工作全覆盖提出了新要求。抓好新兴领域党建，既是规范流动党员教育管理、保障其正常参与组织生活的基本前提，也是吸纳新兴领域先进分子、壮大党员队伍的重要途径，更是团结引领新业态群体、引领行业健康发展的政治保障。面对新形势，必须聚焦新兴领域党建薄弱环节，补齐覆盖短板、压实工作责任。通过健全区域统领、行业引领的工作体系，整合区域党组织、职能部门、产业园区、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多方力量，构建齐抓共管、联动协同的党建格局，持续深化“三新”领域党建攻坚，不断扩大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增强党的组织体系辐射力，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要双向发力、标本兼治，打通堵点、补齐短板，全面激活组织体系效能。常态化开展党性教育，淬炼党员干部政治忠诚，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夯实全党步调一致、同心同向的思想根基。持续强化政治监督，常态化推进巡视巡察工作，紧盯各级党组织履职尽责，打通政策落实闭环、畅通层级传导链条，切实提升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执行力，以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护航党的事业行稳致远、蓬勃发展。

“五九批示”蕴含的劳动观群众观

“五九批示”（部分）（浙江省档案馆藏）

毛泽东于1963年5月9日所作的“五九批示”，是我们党在全面执政初期凝练马克思主义劳动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文献。这份批示脱胎于浙江基层鲜活治理实践，直面和平执政条件下党员干部脱离群众、轻视体力劳动的执政风险，深刻阐明共产党人“为谁劳动、如何扎根群众”的根本政治命题。研读这套藏于浙江省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回溯批示形成的全过程，可以清晰显示我们党一以贯之的唯物史观：躬身劳作是联系群众的天然纽带，植根群众是保持共产党人本色的试金石。

“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处于国民经济调整的关键阶段，农村基层党群工作面临两大突出矛盾：一方面，历经三年困难时期，农业生产百废待兴，集体经济恢复、粮食稳产增产成为全党中心工作，基层治理迫切需要党政干部下沉一线、带头攻坚生产难题；另一方面，部分农村基层干部逐渐滋生出官僚主义倾向，部分公社、大队脱产干部习惯于坐办公室听汇报、发文件，远离田间生产一线。甚至有少数干部产生特权思想，把公职身份等同于特殊待遇，轻视农业体力劳动，脱离普通社员群众，干群关系出现疏离。党中央敏锐捕捉到这一执政风险，多次强调农村干部必须回归生产一线，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整顿基层作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

1963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办公期间，为进一步推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要求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准备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相关的材料作为参考。浙江省委办公厅根据指示，归集梳理了七份一线纪实材料，剔除空话、套话，保留劳动台账、工作纪实、群众访谈、治理成效等原始素材，汇编形成《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这批材料全程源于基层实操，无人为拔高、无理论推演，真实反映了浙江基层干部扛起农具，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同作的工作实况。七份典型材料，层级覆盖县级分管领导、党委工作部门、公社党政负责人、大队党支部书记，场景涵盖日常履职、后进班子整顿、农业技术攻关、制度体系建设等。

平阳县城西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的工作纪实，厘清了干部劳动与群众工作的底层逻辑。他打破当时党政干部“政务工作高于生产劳动”的习惯性认知，建立党委班子固定田间劳动制度，把办公现场搬到农田地头。他在材料中记述，只有亲自下田耕作，才能听懂群众生产诉求、摸清本地土壤水肥条件、精准部署农业生产工作；而脱离田间劳动，所有群众工作都会变成悬空的行政指令。这种工作模式，彻底消解了干部与群众的身份隔阂。

宁海县越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四官的履职事迹，树立了基层干部以劳动巩固党群关系的标杆。应四官年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超过200天，他参加劳动有三个特点：一是带头干，不管什么活，他都抢在前面干。插秧、割稻、挑担、施肥，样样农活都能干，而且干得又快又好。二是经常干，不管农忙农闲，他都坚持参加劳动，从不间断。三是深入干，他不仅参加一般的农活，还深入生产第一线，参加技术改革和试验田劳动。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金华县汤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双田的工作案例，阐释了党员劳动的示范引领价值。这位被群众称作“赤脚书记”的基层干部，自1952年担任支部书记以来，一直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终身坚守劳动本色，是一名深受群众爱戴的好干部。他常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好比塘中的水浮莲，浮在水面不生根，干部不生根就是脱离农民群众，容易瞎子摸象闹笑话。”

另外，桐庐县严如湛三下后进生产队的典型案例，验证了劳动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转化薄弱班子的有效载体；瑞安县隆山公社、余杭县五常公社两份全域调研报告，把个体劳动自觉升级为制度性群众工作规范；青田县委总结的五年干部试验田工作经验，自上而下构建起“领导带头劳动、层层联系群众”的工作体系。

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审阅了全部材料后，亲笔修改文稿标题，定名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撰写了1300余字长篇批语，开头即赞扬道“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强调干部直接参加生产实践对推动经济发展和密切干群关系的重要性，高度肯定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认为这有利于改进干部作风，密切党群关系，这就是我们党史上著名的“五九批示”。批示深刻预判脱离劳动带来的作风滑坡、阶层分化风险，提醒共产党人必须依靠劳动、依靠群众，把干部参加劳动上升到政权安全、政党本色的高度，从理论层面界定了我们党劳动观、群众观的核心内涵，深化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后来，“五九批示”连同浙江省的七个材料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附件七”印发全国，这一具体的地方实践经验，上升为全党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指导材料。

干部参加劳动是个“极端重大的问题”

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语言朴素、举措务实、成效直观，跳出了抽象的理论框架，用生动的基层实践佐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劳动观，本质是人民至上的劳动观；党的群众路线，最朴素的落地方式就是干部以普通劳动者身份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对于干部参加劳动实践，“五九批示”作出根本性政治定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是一般性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极端重大、具有伟大革命意义的政治问题。廖锡龙在平阳县报送的材料里分析，干部参加劳动前后情况大不相同：党委成员“每天和社员一起下田，一起干活，对土壤、水利、作物生长、病虫害等情况，都了如指掌。这样，在研究生产、制定计划、解决问题时，就能做到心中有数，指挥得当，让公社党委决策完全贴合群众生产需求”。生动的事例和朴实的语言阐述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瑞安县的事例揭示出干部参加劳动对整治“文山会海”形成了倒逼机制：规定公社和大队的会议尽量少开，并且要“白天不开夜里开，晴天不开雨天开，农忙不开农闲开”，使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劳动。

宁海县的应四官作为基层党组织“一把手”，始终以普通社员标准完成农活考核，他从不利用职务身份豁免体力劳动，在耕作劳作中收集群众的急难愁盼，就地化解村内邻里纠纷、生产分配矛盾。在基层执政一线，干部的劳动时长往往等同于群众信任厚度；平等的劳动身份，是打破党群沟通壁垒最直接的桥梁。陈双田的事迹也体现了这一点，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和社员一起下田劳动，晚上还要处理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田头，随身携带锄头和扁担，通过参加劳动，领导全大队改变了落后面貌，使汤溪大队成为金华县的先进单位。

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

批示精神进一步打通劳动实践与群众路线的内在逻辑，明确干部只有深入生产一线参加劳动，才能跳出机关圈层接触广大基层群众；只有和群众同劳动、共吃苦，才能真实掌握群众诉求、站稳人民立场。

严如湛三下后进队的事例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1959年，桐庐县俞家大队第二生产队，是一个年年赔产的后进队。严如湛主动向大队党支部请求，让他带领全家到第二生产队落户，帮助改变面貌。支部考虑到他们全家一起去会减少家庭收入，只同意他一个人去，但严如湛认为，只有全家一起去，才能使人信服。他说：“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共产党员的本分。”就这样，他带着妻子、儿女，搬到了第二生产队落户。1960年，严如湛又带领全家到全大队最落后的第一生产队落户，到了以后带头劳动，深入群众，解决问题。经过一年的努力，第一生产队粮食增产6000多公斤，成为全大队增产最多的生产队。1961年，严如湛再一次带领全家到移民生产队落户。这个生产队农具、资金缺乏，困难最多、产量最低。严如湛带领社员群众，连干两年，使后进队一下跃入先进队的行列，被群众誉为“从米箩往糠箩里跳的好干部”。又比如余杭县五常公社，在干部的带动下，全公社形成了人人爱劳动、个个争先进的良好风气。由于干部参加劳动，五常公社的干群关系非常融洽，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全公社的农业生产连年丰收。青田县的领导干部在种试验田的过程中，经常和社员一起研究问题，群众把干部当成自己人，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讲；干部通过种试验田，了解到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及时解决了生产和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

源自浙江基层实践的“五九批示”指向同一个基层治理逻辑：干部躬身参加生产劳动，不是简单的体力任务，而是走进群众、体察民情、凝聚民心的必经路径；党的群众工作，必须以平等的劳动者身份为基础开展。60余载岁月流转，时代条件已发生深刻变化，但“五九批示”蕴含的劳动为本、人民至上的内核永不过时。今天重温这篇马克思主义经典批语，跨越时空依旧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穿透力、感召力。

（作者系浙江省档案馆馆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生建设

在旧中国，民生状况极度恶化，广大民众吃不饱、穿不暖，缺医少药，教育落后，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粮食供给、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民生工作同步推进，民生状况得到逐步改善，亿万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民生建设的生动缩影。

迅速改善棉粮供给

粮食问题关系国计民生。1949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仅为11318万吨，远低于1936年的历史峰值，饥荒频繁发生。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至1952年底，约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这不仅是一场生产关系的调整，更是一次生产动力的革命性释放，农民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第一次为自身温饱而耕作，其劳动热情空前高涨。1952年粮食产量达到16392万吨，较1949年增长44.8%；到1956年更达到19275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从209公斤提高到307公斤。在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农民的主食从粗粮变成了细粮；相对贫困的地区则由过去的吃糠咽菜，变成了以玉米、高粱等粗粮为主。

土地改革解决的是“产粮”问题，统购统销解决的则是“分粮”问题。1949年前后，投机资本先后掀起四次全国性物价大涨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实施统一财经，“银元之战”“米棉之战”两役并举，拿出60亿斤公粮平抑市场粮价，迅速遏制了持续十余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米价、布价不再一日数涨，亿万家庭的基本生活秩序得以恢复。1954年9月，统购统销由粮食扩展至棉布，全国城乡实行凭票定量供应，党和政府注重协调农民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1955年11月，粮食及粮食制品凭票定量供应在全国城镇铺开，自此粮食和食用油脂油料的统购统销正式步入制度化轨道，使全国百姓在较低水平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保障了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粮食供应，推动广大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从源头上提高粮食产量。“一五”期间，纺织工业被列为轻工业建设的重点，棉纺织建设规模达300万锭左右，1957年棉纱产量达到84.8万吨、棉布50.5亿米，分别比1952年增加28.7%和31.9%，在当时居世界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力量保障全体人民的基本穿衣需求。自此，“吃饱”和“穿暖”两件最基本的事情，都被纳入国家统一的调配体系。民生数据是最直接的证明，全国农民消费水平以1952年为100，1956年为115，增长15%，平均每年增长3.75%，全国农村社员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从1953年的0.1亿元增加到1956年的4.3亿元，统购统销这项政策施行后，在保障经济建设、安定人民生活、稳定物价和社会秩序，以及灾年调粮赈灾等方面，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送瘟神”、防疫病

旧中国的卫生状况极为落后：霍乱频繁暴发、天花年年流行、血吸虫病在南方广泛蔓延，受威胁人口过亿。人均预期寿命不足35岁，人口死亡率高达25‰。1949年全国仅有医院约2600所，病床8万余张，且绝大部分集中于沿海大城市，广大农村几乎没有现代医疗机构。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立“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大方针，将医疗卫生服务的重心从少数人转向了工农兵这个中国最大的人群，医疗开始成为一项面向大众的公共品。1952年，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随即展开。广大城乡群众参与除四害、讲卫生、改善环境卫生等行动，许多城市趁势清理了旧时代积存几十年的垃圾，市区环境得到系统整治，公共卫生观念从此深入城乡各地。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同步展开。省、地、市、县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承担传染病防治、疫情监测、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科学研究和人员培训等职能，将预防和医疗的触角伸向过去从未被覆盖的城乡基层。1956年底，全国卫生防疫站由1949年的零增加到1464个；医院病床数从8.4万张增加到32.8万张，增长近3倍，县以下农村开始建立起区卫生所和乡卫生站，农村联合诊所由1950年的803个发展到1956年的5.1万个，农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有了医生看病。重视医学教育、培养卫生人才，通过中华医学会，团结卫生行业的知识分子，共同服务人民。卫生体制的铺开，在传染病防治方面，成效尤为显著：天花至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彻底灭绝，比世界范围内消灭天花早了10余年；新中国成立前经常流行的霍乱，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得到有效控制；血吸虫病在部分流行地区基本消灭。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写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诗句，正是对这一奇迹的由衷赞叹。

20世纪50年代末，人均寿命从不足35岁提高到57岁，是无数家庭免于丧亲之痛的真实改变，这一时期也迎来了新中国第一次婴儿潮，人口年增速为2.3%。这一时期的卫生防疫实践，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革命，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动员，讲卫生、防疾病，开始成为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面向工农的教育与社会风气的改善

旧中国的文化教育极端落后，文盲率高达80%。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明确提出“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各地一面增设小学和中学，一面兴办工农速成中学、文化补习学校和技术专修班，采取短期速成的方式，帮助大量工农干部、产业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达到了中学文化水平。大范围的扫盲运动也在城乡广泛展开，识字班、夜校、冬学遍布工厂农村，千百年来目不识丁的劳动者第一次拿起笔来学写字。1951年10月，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确立了以工农为主要对象的新学制体系，创办工农速成中学等新型学校。1950年至1956年，高等学校累计招收新生64万余人，毕业27万余人，超过旧中国1912年至1947年36年间毕业生的总和。到1956年，教育事业支出共77.25亿元，国家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大批工农子弟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堪称开天辟地。

社会风气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旧社会遗留的娼妓、毒品、赌博等丑恶现象被迅速取缔——各地人民政府查封妓院、收容改造妓女，帮助她们学习劳动技能获得新生；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在全国展开，危害中国百余年的鸦片烟毒被基本禁绝。旧社会的“三害”被连根铲除，新社会的风尚——劳动光荣、知识可贵、人人平等开始深入人心，营造了一个追求知识、奋发向上的社会新风尚。教育的普及与社会风气的净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造，它使亿万劳动者从旧社会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作为新社会主人的尊严与能力。

初步建立社会救济保障制度

旧中国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伤残者流落街头行乞，鳏寡孤独更是无人问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就致力于建立社会救济保障制度。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覆盖范围较广的社会保险法规，对工伤、疾病、养老、生育等各项保险待遇作了具体规定。从1952年到1958年，国家用于增加职工收入和改善职工福利的各类费用共达141亿元。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制度化的养老保障。在城市，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设立救济机构，收容安置流浪乞讨人员，发放贫民救济粮款。1956年，内务部发布《关于安置改造城市游民工作的指示》，对城市无业游民不再简单施舍，而是进行收容教育、劳动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通过以工代赈、转业训练、还乡生产、发放救济等多种方式安置失业人员。在农村，1956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了对缺乏劳动力的老弱孤寡残疾社员的保障，这就是后来影响深远的农村“五保”制度的雏形。

在优抚方面，党和政府通过立法建制，系统保障了革命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将士及其家属的基本权利：烈属和军属在土地分配上享有优先权，子女入学减免费用，伤残军人按残疾等级终身领取抚恤粮，各省相继建立荣军学校，帮助退伍军人学习技能。在救灾方面，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长江、淮河、汉水流域同时暴发特大水灾，全国水灾受灾耕地达1.28亿亩，受灾群众4555万人，党和政府紧急下拨救济粮，抽调大批干部深入灾区，组织生产自救。1954年长江大洪水期间，拨付巨额救灾款物，转移安置近千万灾民，并专项发放灾民生活救济金、灾后补种贷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保障实践确立了一个根本原则：国家有责任为每一个公民编织最基本的安全网。这一原则的确立，是中国社会保障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49年至1956年的民生改善确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方向：让发展的成果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粮食供给到卫生防疫，从教育普及到社会保障，为此后数十年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石，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注脚。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事业发展的力量

《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是2022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重要讲话的要点，收录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这篇重要文献结合新时代的实践要求，强调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对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意义，为我们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提供了重要遵循。

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从1935年到194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领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13年，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孕育形成了延安精神。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在党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它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了成熟，为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延安这片中国革命圣地饱含深情，对延安精神有切身感悟，“当年每到一次延安，心里都充满崇敬和激动”，“插队时每次到延安都要来看看，每次都受到精神上的洗礼”。这篇重要文献是习近平总书记第4次考察延安的重要讲话要点，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之后他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瞻仰革命圣地，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交出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极其艰苦的环境中所体现的理想信念、思想品质、宗旨意识、精神风貌、工作与生活作风的结晶。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延安精神的科学内涵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时期，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发展成为拥有百万以上党员的全国性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延安精神的思想精髓。延安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通过调查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体现。延安时期，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十分艰苦，延安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号召，开展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有力地支持了抗日前线，解决了根据地人民的衣食需求。八路军三五九旅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生动诠释了这一精神的实践伟力。

延安精神的现实启示

延安时期，党凭借强大的精神力量，领导人民开辟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大好局面。在新时代，延安精神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极端重要。延安时期，全国各地无数热血青年不惧风险奔赴延安，投身中国革命，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党的政治方向坚定、正确，吸引了广大青年。毛泽东在回答“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的问题时指出，“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光有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够的，过了三年五年，就把它丢了，那还不是枉然？所以，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正是因为把准了政治方向，我们党才能始终掌握历史主动，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就是实事求是，他为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延安整风运动充分体现了党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延安时期，党面对革命斗争的各种复杂局面，能够制定和实行正确的大政方针、战略策略，靠的就是实事求是。今天，面对日新月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高质量发展的艰巨任务，依然要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强调“一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都是行不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感人演讲，深刻揭示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的真谛。今天，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依然是党的建设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延安时期，党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现在，虽然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但我们决不能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全党同志仍要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继续弘扬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

弘扬延安精神，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大国博弈中，我们要始终保持政治定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面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保持求真务实的作风，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断破解发展难题。

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各项工作之中，不断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彰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自力更生不是闭门造车，艰苦奋斗不是回归革命时期物资匮乏条件下的情形，而是反对“等靠要”、反对浪费资源。要激发奋斗精神，不断创新创造，实现自立自强。

弘扬延安精神，还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延安整风所体现的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查找差距、校准方向。延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以“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延安时期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依靠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打开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发展新天地。

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实现学术超越

《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学》，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年来，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排外主义、单边主义等霸权行为愈演愈烈，国际力量进一步分化与重组，世界进入了动荡、变革与深度调整期。新时代中国学术需要精准把握冷战后世界政治演变的总体特征与基本逻辑，进一步找准自身的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应紧跟时代脚步、呼应人民期待，自立自强，通过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实现思想突破与学术超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切实增强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0多年前，作为东西方冷战象征的柏林墙轰然倒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紧随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一度横行天下。在思想领域，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妄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将一统世界。是否实行符合西方标准的政治、经济制度由此被西方视为判断一个国家体制优劣的唯一标尺。此后，少数西方大国主导下的所谓“西式民主一元论”，形成世界政治中的一种强势甚至霸权性话语。

近年来，世界之乱对西方“神圣”学术殿堂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式民主失灵、制度失效、治理失策，冲击着西方经济学、法学等“教科书”。纵观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正是中国学术原理创新与理论寻求突破之机。对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广大学术工作者而言，回望过去，我们有理由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同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学术界应切实肩负起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勇敢地担负起这份责无旁贷的时代重托。

如何回答“西方之乱”“中国之治”这一历史性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如何认识“东升西降”等世界大势？如何坚定信心、坚信“时与势在我”？《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学》结合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对冷战后世界政治中的民主化与政治评估、民主化与政治发展、民主化与政治衰败等一系列问题展开重点论述，以期准确把握世界政治演变的潮流与方向，对“民主化及其发展悖论”这一核心问题予以相应回答。同时，也展示了新时代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如何从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转变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者”，展示了中国学人自觉自为、自立自强的有益探索。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国家治理领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任务、新课题，必将给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在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独特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显著优势。因此，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上，一定要有眼光、有底气、有自信。面对世界发展趋向和态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国家制度和治理经验的理论阐释，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真正做到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制度建设实践，用中国制度建设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治理的成就与经验，用既有创新性又有说服力的学术话语讲好“中国发展”“中国治理”故事。

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如何讲好“中国发展”“中国治理”故事，如何深入研究和阐释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需要全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们要坚守为人民做学问、为时代谋发展的初心使命，坚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时代实践，提炼中国概念，凝练中国之理，建构中国之学，弘扬中国之道。要深刻洞察世界变革规律，清醒认知国际竞争格局，坚定中国学术自信，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作者系《世界之变与中国之学》作者、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理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南方视角

阿根廷学者阿尼瓦尔·卡洛斯·索特雷作为韦拉克鲁斯大学“中国—韦拉克鲁斯研究中心”协调员，是一位长期深耕中拉学术交流的拉美汉学家，出版了《欧洲中心主义下的中国与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一带一路”初探》《中国：新世界的故事》等多部著作，在跨领域研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拉交流作出了许多客观公正的评价，对中拉在“一带一路”合作方面提出了不少合理性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经验及其世界意义》是一部跳出西方叙事框架、立足中华文明“和合”传统与中国本土发展实践的世界中国学著作。全书结合全球史观与实地访华经验，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置于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探索的双重脉络中予以考察，系统阐释其文明基因、实践架构与全球价值，有力回应西方“地缘扩张论”“债务陷阱论”等谬见，为理解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宝贵的全球南方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璀璨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价值观的结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古丝绸之路精神的当代延伸。“一带一路”是中国璀璨的历史长河中和平主义外交文化与价值观的自然结晶，而非凭空而来的地缘战略。与近代欧洲殖民扩张形成鲜明对照，古代中国从未对他族实施殖民统治，而是通过互市与思想交流等，在亚欧非大陆编织出一张以“和而不同”为底色的文明网络。正如索特雷在书中指出的，“正是长达二十多个世纪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赋予了中国独特的跨文化视野，让中国政府得以提出一个可信且可行的、关乎中国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倡议”。由此，他反对将“一带一路”矮化为单纯的基建联通或地缘经济工具，强调其文化合法性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跨文明交往的悠久传统。书中回溯的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唐宋海上丝路繁盛及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史实都有力地支撑了索特雷的论点。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历史逻辑的合理延续。在这本书中，索特雷指出，在中国100年来都无法完成民族解放任务。“最终，这一历史责任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续了其在执政前已在解放区实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极大改善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人民的生活”，“中国共产党通过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人民福祉的理念和政策，在一代代中国领导人中得以延续和贯彻”。新时代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发展理念与实践经验向国际合作领域的延伸，践行了一以贯之的历史逻辑。在索特雷看来，中国所倡导的多边合作不以制度输出为目的，更重视参与国的发展自主性。即“中国所倡导的多边合作从不附带政治条件，亦不输出制度模式，而是以平等尊重为前提、以互利共赢为归宿”。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在自身疆域内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路径的可行性——既实现快速发展，又保持社会凝聚与文化延续”，特别是中华“和合”文化在当代的良好呈现，有着很强的文化正当性与实践说服力。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中国政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全球发展与挑战使得“地球村”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索特雷认为，所有人类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要信守对彼此的承诺，通过多边组织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理念就是‘共同’二字”，“共商、共建、共享”三个基本原则，“正是一种基于跨文化认知的行动原则”，“中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对外交流，推进‘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绿色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专项丝绸之路，都需要各个国家在更大范围平等地展开合作，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和挑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广泛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索特雷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纳入其中就是很好的证明。“在这一共识下，寻求合作和平等关系的中国立场符合时代潮流。当前，中国的理念正通过其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其他国家所认知，并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与支持。”

索特雷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马歇尔计划”的翻版。他提到，“较之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的倡议无论从历史背景、涵盖对象还是内涵意义上都有明显的不同”，“‘一带一路’不是属于中国单个国家的计划，它是一个基于人类共同命运而构建的全球计划”。“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苏两强争霸背景下提出的，其主要目标是恢复战后欧洲局势，避免苏联的影响在欧洲扩展，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和冷战因素。“一带一路”旨在通过丰富的多层面交流，“改善全世界人民普遍的生活质量，建立一个命运与共、协同发展的‘地球村’”。让索特雷感觉很糟糕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错觉”认为“西方的道德和哲学范式能以一种超越时空的方式解释世界运行规律”，他们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一些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指责。

“‘中国梦’也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梦想互相连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索特雷认为，“‘中国梦’是涉及全人类共同福祉的中长期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因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而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和拥护”。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无论从哪个维度来考察，都在恢复与其自身历史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地位”，成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跨越狭隘国家利益的‘领头羊’”，实现与其他很多国家的互利共赢，这是带给所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启示。

“‘中国梦’之所以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梦想，在于它摒弃了沙文主义的视角。在这个梦想里，人类共享一种幸福的状态。”“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梦’也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梦想互相连接”。索特雷认为，当下日益抬头的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终非主流，“人类不会停止对携手共建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世界的向往与追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相比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曾给拉美带来的债务危机与社会撕裂，中国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基建投融资、技术转移与人员培训，激活了当地被长期压抑的发展潜能——港口、铁路、清洁能源项目正在改变区域联通格局，中拉文明对话机制正是“中国梦”与很多国家梦想互相连接的侧写。

坚守人文价值激活人机协同创造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持续提速，人机协同正从局部探索走向全域渗透，深度融入知识创新、艺术创作、科研攻关、产业设计等各个领域，成为重塑创造范式、激发创新活力的重要力量。技术边界的不断拓展，在释放巨大创造潜能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人工智能能否替代人类创造”“创造力的核心内核是什么”的深层讨论。审视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从文字发明、印刷术普及到工业革命、互联网兴起，每一次技术飞跃都极大延伸了人的能力边界，却从未动摇创造活动的人文本质。人工智能作为人类智慧的技术结晶，其创造力的释放始终依附于人的主体意志，其价值的实现始终植根于人文精神的深厚土壤。推动人机协同健康有序发展，充分释放人机共创的效能，根本在于坚守人文价值本源，始终锚定人的主体地位，以文化涵养创造深度，以伦理校准发展方向，让技术进步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的持续进步。

意义生产是创造的本质内核，人文价值划定创造的根本边界。一段时期以来，存在将创造力简单等同于知识增量、技术效能与产出效率的认知倾向，似乎信息重组越快、方案生成越多，创造能力就越强。但回溯人类文明史，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造，从来不是知识体量的简单叠加，而是认知框架的重构与意义世界的拓展。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重塑的是人类对宇宙秩序的整体认知；先秦诸子的思想创造，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精神底色；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相对论的创立、量子力学的构建，本质上都是人类理解世界方式的范式跃迁，而非既有数据的推演产物。人工智能依托海量数据与深度学习算法，具备强大的知识整合、模式匹配与方案生成能力，但其运行逻辑本质上是对已有知识的统计性归纳与模式化重组，无法自主生成创造的内在动机，也无法回答“为何创造”“创造何为”的根本价值命题。意义不是数据关联的自然产物，而是主体基于生命体验、文化积淀与伦理自觉建构的价值关系，这是人类创造活动最核心的特质，也是算法难以逾越的人文边界。人机协同越是向纵深推进，越需要凸显意义生产的核心地位，避免创造活动陷入无灵魂的内容量产与无方向的效率竞赛。

人的主体性是协同的根本前提，构建人机共创的新创造力机制。人类技术发展史反复印证，技术从来都是人的能力的外化与延伸，而非人的替代者。从远古石器延伸肢体力量，到印刷术拓展知识传播边界，从蒸汽机重构社会动力体系，到互联网重塑全球连接方式，历次技术革命都在不断解放人的生产力，却从未动摇人在创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人工智能同样如此，它拥有远超人类个体的算力储备、记忆容量与运算速度，能够高效完成重复性、标准化、大数据量的工作任务，但不具备自主的价值判断、情感体验与创造意志。在完整的创造活动价值链条中，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定义核心问题、确定价值方向、作出审美与伦理的最终决断；人工智能则承担素材搜集、方案推演、执行落地的辅助功能。日益成熟的人机共创实践，已清晰印证这一分工逻辑：艺术家设定创作主题与精神内核，人工智能生成海量视觉素材供筛选升华；生命科学研究人员提出科学假设与研究方向，人工智能完成蛋白质结构预测、候选化合物筛选等高强度计算工作。这种“人定义方向、机器拓展边界”的分工，不是能力高低的差异，而是价值层级的分野。只有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驭技、以人为本，才能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认知误区，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创造力的放大器与加速器。

文化根脉是创造的深厚沃土，厚植人机共创的数智文明精神底蕴。创造力的生长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精神品格与审美范式之中，是文明长期积淀孕育的精神果实。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数据学习掌握海量文化符号、艺术风格与知识成果，却无法亲历文明的演进历程，无法承载民族的集体记忆，也无法生成基于文化根脉的精神自觉与身份认同。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实践层出不穷：人工智能音乐大模型生成的音乐让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突破视觉边界，以听觉艺术形式焕发新生；数字孪生、虚拟现实技术让非遗技艺、文物古迹打破时空限制，以全新形态走进大众视野。这些创新之所以具备打动人心的精神力量，根源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的厚重底蕴与审美价值，技术只是提供了全新的表达载体与传播路径。脱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人文涵养，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过是符号的拼接与风格的模仿，难以具备承载精神、传递价值的厚重力量。推动人机协同的文化创造，始终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底色，让技术成为文明赓续的桥梁、文化创新的工具，要高度警惕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碎片化倾向，守护好文化创造的精神根脉。

伦理引领是创造力行稳的重要保障，校准人机协同的价值发展方向。技术本身没有价值偏向，但技术的应用始终承载着价值选择与伦理后果。人工智能在释放巨大创造潜能的同时，也带来了算法偏见、智能幻觉、内容失真、知识产权争议、就业结构冲击等现实挑战。“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辛顿关于超级智能失控、系统黑箱与社会真相危机的警示，凸显了为技术划定伦理边界的紧迫性与必要性。从科幻小说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到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治理共识的持续探索，本质上都是以人文伦理为技术设定底线、校准发展方向。在人机协同的创造实践过程中，伦理规范不是创新的桎梏，而是创新行稳致远的压舱石；价值约束不是对效率的限制，而是对创造方向的根本校准。推动人机协同健康发展，必须将人文伦理贯穿算法设计、模型训练、场景应用与治理监管的全链条，坚持科技向善的根本导向，确保算法遵循公平正义原则，数据承载公共责任，技术尊重人的尊严与权利。要加快构建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明晰各方责任边界，让技术始终运行在人类文明共同认可的价值框架之内，有效防范创造力的异化风险，让人机协同始终沿着造福人类、增进民生福祉的方向前行。

人机协同的终极指向，从来不是打造能够全面超越人类的超级智能，而是借助技术力量释放人类更充沛的创造潜能，塑造更富智慧、更具人文关怀的完整的人。创造力的终极回归，永远是“提出问题、赋予意义、创造价值”，这正是人文价值的核心要义，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站在数智文明的新起点，我们既要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充分释放人机协同的创新效能，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更要始终坚守人文价值的根本立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的，以文明的赓续跃升为长远方向。要在科技与人文的共生共荣中，让人机协同成为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引擎，在技术迭代中守护人文初心，在创新创造中彰显文明高度，最终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的协同跃升。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

积极推动普通高中与优质本科双扩容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事关千家万户的期盼与国家的未来。当前，我国教育事业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人民群众对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需求日益迫切。“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这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作为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重要部署，精准回应了社会对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普遍关切。无论是普高学位的增量，还是优质本科的扩容，其核心都指向“扩优”与“促公”的辩证统一，共同构成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关键支撑，亦成为“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必须答好的时代命题。

增量挖潜并举，构建全域覆盖的普高资源保障新格局。近年来，随着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人民群众对接受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持续攀升，“有学上”与“上好学”诉求交织叠加，使普高学位供给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推进普高资源扩容，需要树立系统思维，坚持增量投入与存量挖潜双轮驱动。在空间布局上，应以县域为单位开展学位需求精准测算，充分考虑人口流动趋势和城镇化进程，科学规划学校布局，重点向人口流入区域和农村地区倾斜，逐步消除大班额现象，让学位跟着学生走，让资源围着需求转；在存量挖潜上，应鼓励各地探索灵活多样的资源整合路径，依托城市更新契机将符合条件的闲置楼宇改造为办学场所，支持有条件的完全中学实行初高中分离办学以释放学位空间，推动职业高中探索综合高中办学模式以增强课程选择的包容性，使存量资源焕发新的生机；在增量建设上，应建立省市统筹、以县为主的投入机制，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同时创新土地供给方式，优先保障教育用地指标，并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管理等形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投入、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

优化资源配置，坚持规模质量并重，夯实优质本科基石。优质本科教育的扩容，绝非简单的招生数字叠加，而是一场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人才培养模式和质量保障体系的深层变革。在投入保障层面，应建立以生均综合成本为基础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扩招带来的增量经费能够足额到位，重点用于师资队伍建设和教学条件改善，避免因资源稀释导致培养质量滑坡；在空间布局层面，需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通过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倾斜，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流动，鼓励部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开展深度合作，支持办学实力雄厚的地方高校逐步提升在优质生源大省的招生比例，使区域布局与人口结构、发展需求更加匹配；在内涵发展层面，优质本科扩容必须与学科专业结构调整同频共振，引导高校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产业发展趋势，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领域拓展培养空间，将增量资源精准投向急需紧缺领域，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创新贯通培养，建立协同育人机制，拓宽学生多元成长通道。当前，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更多停留在升学考试这个单一节点上，缺乏全过程、多维度的协同联动。推动“双扩容”向纵深发展，必须跳出各自为战的思维定式，在贯通培养上寻求突破，让扩容的红利转化为学生持续成长的动力。因此，构建普高与高校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打破学段壁垒，搭建起多元立体的成长通道。在课程衔接层面，应鼓励高校以实验室开放、先修课程、学术讲座等形式向下延伸教育触角，让学有余力的高中生提前接触大学学习方式与学科前沿思维，既激发其学术兴趣，也为大学阶段的学习做好铺垫；在培养模式层面，可探索综合高中、特色高中与高校开展“订单式”联合培养，支持有条件的普通高中依托高校资源优势开设创新实验班、人文基地班，使高中教育在夯实基础的同时，适度体现专业方向的引导性，帮助学生更早发现潜能、锚定志向；在资源共建共享层面，应推动高校优质数字化课程资源向高中开放，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支持体系，使教育资源突破校园围墙的限制，惠及更多学生。

改革评价机制，深化综合录取改革，保障学生群体发展权益。普高学位的扩容与优质本科的扩招，为更多学生提供了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可能性，但若评价的“指挥棒”依旧指向单一维度、固守传统标准，那么扩容所释放的红利便难以真正惠及不同类型的人才。因此，深化评价机制改革，既是保障学生发展权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双扩容”落地见效的制度基石。在评价标准的重塑上，应当改变过去单纯以高考分数为唯一依据的做法，将学生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纳入综合素质评价框架，使评价内容从“冷冰冰的分”转向“活生生的人”，引导高中教育回归育人本源；在评价过程的记录上，需建立真实可信、可追溯、可监督的综合素质档案，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学生成长过程的写实性记录，让高校在录取时能够看到分数背后的“人”，看到学生3年来的成长轨迹、兴趣特长和发展潜能；在评价结果的使用上，应赋予高校更大的招生自主权，鼓励高校结合办学定位和专业特色，制定科学规范的综合评价录取办法，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与统一高考成绩有机结合，使录取过程既体现公平底线，又彰显选才特色。

（作者系陇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

人工智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一重要论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长期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多以静态的实物馆藏、典籍记载及非遗口述等形式存续，受制于技术瓶颈与时空阻隔，普遍面临文物保护难、古籍识读难、技艺传承断代及传播范式固化等结构性困境。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演进，数字科技正成为破除传承壁垒的关键变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文物、古籍、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载体，历经岁月侵蚀普遍存在褪色、残缺、表层破损等实物损伤。传统人工修复手段存在作业周期长、实操门槛高且受主观经验干扰导致复刻精度不高等现实问题，大量稀缺文化遗存面临不可逆损毁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现阶段人工智能依托高精度图像运算、三维实体建模、多源大数据比对等前沿技术搭建标准化文物数字修复体系，有效破解文物复原、遗产保护领域长期存在的技术短板。人工智能算法可完成破损文物、残缺古籍的自动化拼接、病害去除与细节补充。同时系统调取大量同期出土文物数据、传统手工工艺样本、各时代视觉风貌信息完成逻辑推演，还原器物原始形制、色彩质感与表层纹路，让濒临消失的文化遗存活化重生。例如，敦煌研究院将智能图像处理技术投入壁画保护工作，针对性处理壁画氧化变色、表层脱落、纹样缺失等病害，完整还原盛唐壁画原始艺术风貌。三星堆出土的残损青铜器物，依托异构数据融合匹配与虚拟复原技术，实现了珍贵的“数字孪生”。另外高精度扫描设备搭配智能解析算法捕捉古画笔墨层次、手工器物工艺细节、古建筑内部榫卯结构等数据信息，搭建全程可溯源、具有全周期管理功能的数字文化资源数据库。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实现静态文化资源的永久保存与可逆修复，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态化活化传承筑牢坚实的资源底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能否长期延续，取决于传播的覆盖面与公众的接纳度。以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多采用静态展品陈列、文字展板解说单一模式；展示形式固化，审美表达难以匹配青年群体认知习惯；文化深层内涵无法传递，受众难以形成情感共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只有贴合当代社会发展节奏、融入民众日常场景，文明脉络才能稳定延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人工智能技术打破静态展示固有局限，依靠虚实融合多元技术重构文化表达路径，打造沉浸式、多层次文化体验体系。古画、古籍、历史图像等静态文化资料，借助动态影像生成技术完善叙事逻辑，搭建跨越时空隔阂的虚拟交互场景。三维数字化重建技术还原古代生活场景、民俗礼仪流程、历史典故完整画面，将文字、平面图像承载的文化符号转化为可直观感知的立体空间。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强大的内容解构与重组能力，深度介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及传统非遗技艺的叙事场域，生产出微短剧、动漫、情景剧集等符合移动互联网时代瞬时阅读特征的衍生产品，精准对接当代青年群体的审美趣味与接受习惯。各类数字技术的创新赋能，实质上不仅打破了既往文化消费的时空壁垒，降低了公众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准入门槛；更促使受众从以往被动接受的“观看者”转变为积极参与的“阐释者”与价值共创的“生产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嵌入大众日常生活，实现文化生命力的代际赓续与活态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离不开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当前，传统文化领域长期存在资源分散、IP影响力弱及跨行业融合度低等短板，导致大量优质素材难以转化为市场认可的消费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大数据研判与智能元素提取，能够筛选并整合碎片化文化资源，从中提炼标志性文化符号，衍生出国风文创产品、数字艺术作品、传统改编音乐、原创视觉设计等多元数字文化产品，拓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有受众圈层，实现全年龄段大众传播。同时平台依托大数据分析大众审美偏好、消费需求、传播喜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分众化精准传播，让文化供给精准匹配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打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旅、影视、文创、数字娱乐产业的联动通道，延伸文化产业链条，丰富文化产业业态，让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真正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单纯文化传承向多元价值增值的全方位活化。

人工智能时代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立足新征程，唯有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才能使千年文脉在数字浪潮中生生不息、历久弥新，不断筑牢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云南班老回归：边疆人民心向祖国的历史见证

班老，位于云南省沧源佤族自治县西南部，与缅甸接壤。班老所在的阿佤山，古称“葫芦王地”，西汉属古哀牢地，东汉属永昌郡，唐属银生节度地，宋属永昌府地，元明属孟定府，清属顺宁府镇边厅，民国时由沧源设治局管辖，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这片美丽的土地曾遭受帝国主义入侵，1941年甚至被划归英属缅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班老人民不懈奋斗，终于在1960年重回祖国怀抱。班老的回归之路，凝聚了无数佤族同胞的血泪与赤诚，成为中华民族反对殖民侵略、捍卫领土完整的光辉缩影。

寸土不让抗英军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势力东侵，班老地区陷入深重灾难。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后，就开始觊觎班老地区丰富的银矿资源。1886年《中英缅甸条款》提出中缅未定界问题，此后双方首次勘界意见分歧，又遭到佤族人民坚决反对，未能实地勘测而形成“五色线图”，班老被划入未定界范围。英国还多次派间谍、传教士及武装人员进入，并试图重金贿赂和诱降班老头人保卫国。保卫国怒斥道：“这是中国的矿，就是给多少钱，送多少礼物，没有吴尚贤留下的木刻为证是不准开的！”

英方见渗透、偷窃、收买及欺骗均无效，1934年1月便悍然武装占领炉房。面对强敌，佤族人民没有屈服，班老部落一边组建地方自卫武装，一边向部落总王班洪王胡玉山报告。胡玉山召集上葫芦地十七部落王到班洪大寨集会，发誓“一定要把洋人赶出阿佤山，追过滚弄江，到江边洗刀！”班老王胡玉堂、班老头人保卫国回到班老后也组织镖牛盟誓，发誓同心同德、一致对外。从1934年2月到4月，佤族武装与英军展开了垭口战役、南依河战役、下班老激战、上班老保卫战、火烧龙头山、南滚河伏击战等一系列战斗。他们手持大刀、长矛、弩箭和火药枪，甚至用石弹弓、滚石箩筐等原始武器，与装备精良的英军殊死搏斗，这就是著名的“班洪抗英事件”。消息传出，云南各界纷纷声援，景谷爱国人士李希哲变卖家产，组建“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奔赴前线。汉傣等各族战士与佤族武装并肩作战，一度收复垭口、新寨、班老等地。然而，由于国民政府软弱妥协，义勇军被迫解散，英军重新占领炉房。

“班洪抗英事件”后，全国强烈要求重勘国界。1935年4月，“中英滇缅勘界委员会”成立，第二次勘界工作开始。1936年2月2日，十七部落王在公明山发出《卡瓦十七王敬告祖国同胞书》：“自昔远祖，世受中国册封，固守边疆，迄今千数百年……吾卡虽地瘠民弱，誓断头颅不失守土之责，誓洒热血不作英殖之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英勘界中断，双方分歧依旧。1941年，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期，英国以关闭滇缅公路相要挟，迫使当时的国民政府接受英方单方面划定的中缅边界线方案，班老等地被划归英属缅甸，史称“1941年线”。此后，班老人民从未承认这条线，班老佤族爱国头人也坚决反对，旗帜鲜明表示“我们是中国人，不接受缅甸的管辖”。英方士兵白天栽界桩，佤族群众夜晚拔掉。缅甸官员到班老诱降和威胁，也被严词拒绝并赶出。

封封来信盼回归

1949年新中国成立，班老人民看到了回归祖国的希望。为争取班老回归，班老头人及群众不懈努力，寸土必争。1953年，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境问题开始洽商。缅甸政府邀请胡玉堂、保卫国到腊戍，准备封官划地，被两人义正词严拒绝。保卫国回到班老后，立即到勐董晋见沧源驻军政委兼县委书记赵延俊，展示古印、朝服、木刻等物证，郑重表示道：“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希望中国不要把班老丢掉。”

1953年底，为营造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良好氛围，中国政府表示同意撤出在班老地区的剿匪部队，这引发了当地佤族头人和群众对班老归属的深切担忧。班老头人迅速开会商量，给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部队写信。信中写道：“班老就是班老的土地，班老地的银矿就是中国的银矿，但外国官说：‘蒋介石已把它出卖给我们，银矿是不是你们的？’但是现在蒋介石已跑离中国，班老银矿是中国的。银矿我们想归班老，但怕外国人。如果你们不驻班老，我等很害怕，如果要我们就派部队驻守，对解放军感恩不尽，外国人如何说，我们也不听，要不要我们，请电示毛主席。”

同年，班老地方头人还联名给毛泽东写信，恳请一二〇团驻南腊部队将信转交。信中写道：“有信给毛主席，其他礼品没有，只送给毛主席一把银刀、一对象牙，请问班老历来是中国的土地，但是现在还有外国人的找温驻着，以前勘测国界时，外国官曾送来东西给我们，我们也没有接受，英国人就打我们，因此恐惧，现在外国人经常来，假使班老地是中国的，请派解放大军去驻，保护我们，班老人民的心是永远不变的，如不要班老也请回信。”信的内容简短明了，但字里行间却朴实而急切。随信送来的银刀象征着权威与忠诚，是当地头人最庄重的信物；象牙代表尊贵与珍重，他们以最庄重的礼仪向祖国表达归属之意。

沧源县政协委员肖子生也给周恩来写信，表达阿佤人民的心声：“我们卡瓦族的心永远朝向中国。卡瓦山永远是中国领土……这四一年线我们全卡瓦山人民是不知道的。这四一年线是帝国主义及统治阶级在卡瓦人民头上玩花样杀马虎欺骗的。我们卡瓦人民坚决反对四一年线，坚决不同意四一年线。……我们卡瓦族人民同祖国人民一样的，一定不能离开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们卡瓦族人民一定要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这样才能达到民族平等的政策，才能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六年磋商终回家

收到班老来信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视，1954年6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复信班老王等人，勉励他们“为巩固祖国国防而努力”。1955年，胡玉堂等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周恩来对胡玉堂说：“你在那里做了许多工作，祖国人民不会忘记你，你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英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让胡玉堂深受感动，更加坚定了回归祖国的决心。

1954年6月29日，中缅两国总理周恩来与吴努在缅甸首都仰光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双方着手根据友好精神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在协商过程中，缅甸政府表示理解中国人民对“1941年线”的不满情绪，但是鉴于当时负责的中英政府已换文签订边界条约，要求中方予以承认。中国政府认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而提出来的要求，应该按照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是这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协商求得双方都是公平合理的解决。经过长达6年的反复磋商，双方互谅互让，克服了种种困难，取得了共识。1960年1月28日，中缅两国总理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根据协定，废除了缅甸对猛卯三角地的“永租”关系，中方同意将其划归缅甸，作为交换，缅方将班老等地区划归中国。同年10月1日，在国庆庆典的庄严时刻，两国于北京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边界条约》。根据条约，1961年6月4日，中缅两国政府在班老新寨举行了交接签字仪式。当五星红旗在班老上空冉冉升起时，佤族群众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山谷。

条约签订后，班老人民也面临着国籍选择的关键考验。保卫国、保洪忠父子召开群众大会，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决不背叛祖先的盟誓，我们是中国人！”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境外势力问保洪忠是否同意建立所谓“佤族国”时，他义正词严地说：“阿祖、阿爹、阿妈教我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佤族国’。现在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你们来串可以，因为我们是邻居，是朋友，但不是一家人，在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才是一家人！”

班老回归，作为边疆人民心向祖国的历史见证，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册之中。在班老回归过程中，佤山各族儿女在百折不挠的艰苦努力中展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如今班老回归纪念碑静静地矗立在班老抗英爱国主义教育主题公园中，向一代代后人诉说着这段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

扛稳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政治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组织部门的职责使命，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更加深刻认识到，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历史节点，面对复杂形势和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对标“十四个坚持”的部署要求，把组织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党的建设全局中精准定位、科学谋划，把“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具体落实到组织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更好地把组织力量、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

聚焦“为党护党、兴党强党”，把准政治统领、党建引领的着力点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学习贯彻这一重大要求，组织部门必须牢牢扛稳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根本使命。近年来，我们始终把讲政治、学思想、强引领摆在首要位置，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河南“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殷切期望和“两高四着力”的重大要求，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效能治理，为服务中心大局贡献组织力量。

着眼深化理论武装抓培训。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实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计划，持续抓好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集中培训、专题培训，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推动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筑牢政治忠诚。从严从实抓好党的二十大以来4次党内集中教育，制定实施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问题4个“十严禁”规定和《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作风树新风的若干规定》，推动作风积弊得到有效整治。深入挖掘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建好用好党性教育平台，深化拓展“党课开讲啦”“百万党员进党校”活动。

紧扣推进“五基四化”强治理。深刻领会“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的“必须扎扎实实加强社会治理”重大要求，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基层治理队伍、基层治理机制、基层治理网格、基层治理平台建设。聚力打造河南版、数智化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以“党建+网格+大数据”为载体，以重点事项攻坚为突破，用好“四议两公开”基层善治金钥匙，着力提升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探索出一条符合党中央精神、契合河南实际的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新路径。通过集中攻坚、实践深化，基层治理正在实现系统性重塑、整体性提升、全局性突破，安全生产、社会治安、信访稳定等关键指标持续向好。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育人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要论述，围绕服务保障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依托各地特色产业加快建设产业人才集聚区，积极引进国家级领军人才，吸引超过200万潜力人才来豫创新创业。围绕服务保障农业强省战略，推进全省农科教、育繁推资源集中布局，集聚高层次科研平台、高端科研人才。围绕服务保障乡村振兴战略，选派科技特派员、博士服务团、特招全科医生、公费师范生等开展“组团式”下沉服务，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持续巩固。

聚焦“立党为公、为民造福”，引导推动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校正政绩坐标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确政绩观的根本指向是立党为公、为民造福，鲜明导向是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这既是党百余年奋斗的价值遵循，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核心准则。我们引导党员干部以实干担当践行为民初心，以优良作风扛稳时代使命，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发挥学习教育铸魂赋能作用。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大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编发正反典型案例，调研查摆、当面通报各地存在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梳理形式主义问题表现，不断提高政绩观教育的受益面、穿透力。

发挥选人用人正确导向作用。抓住干部这个决定性因素，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贯彻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将正确政绩观细化为可对照、可评价、可检验的干部行为特征，立好选人用人标尺，切实把政绩观端正、为民造福、担当尽责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

发挥政绩考核激励鞭策作用。全面对标国家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及时修订领导班子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绩效考评办法，完善平安建设、大气污染治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考核，精准设置关键性、引领性指标，引导干部从政履职更加注重发展质量、民生改善、基层感受、长远后劲。建立提升高质量发展综合质效调度机制，每季度开展一次动态监测、每半年进行一次综合调度，助力高质量发展综合质效不断提升。

发挥管理监督刚性约束作用。紧盯地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开展“新官不理旧账”、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政策规划“翻烧饼”等政绩观偏差问题专项整治，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约谈提醒、引正纠偏。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制定领导干部离任交接办法，实行交接清单制度，完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事后评估和长期追踪机制，制定“理旧账”解难题具体措施，筑牢防范“政绩冲动症”堤坝。

聚焦“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扛牢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管党治党责任是最根本的政治责任。在管党治党的责任体系和责任链条中，组织部门不仅要管组织、管干部、管人才，更要管责任、管系统、管生态，把责任担当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始终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

坚持树导向促规范。树好政治导向，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坚持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建立规范化的政策学习、专题调研、综合研判、形成方案、调整配备、日常管理全流程干部工作机制，制定领导班子政治建设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考核试行办法，用好政治素质考察清单，分领域差异化全覆盖开展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调研，动态掌握班子运行情况和干部履职表现，逐班子开展分析研判，有效提升干部选用质量水平。强化激励导向，以组织担当带动干部担当。坚持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创新年轻干部提“三力”强“四炼（练）”培养模式，实施“培优赋能”计划，定期选派干部，开展金融专项、高质量发展专项挂职，赴先进地区跟班学习。落实好公务员职务职级晋升政策，常态化开展干部谈心谈话，动态掌握干部身心健康状况，以组织的暖心贴心让干部安身安心安业。突出问题导向，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把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提升组织工作质效的有力抓手和重要契机，坚持分类施策、动真碰硬，切实增强巡视整改的针对性、操作性、精准性、系统性、全面性，推动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强化巡视成果综合运用，借势发力补齐短板弱项、破解顽瘴痼疾，以问题整改带动整体工作水平提升。

突出抓基层打基础。深入推进“五星”党支部建设，坚持不懈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和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专项计划。出台村级组织工作事务等指导目录，健全落实基层权责清单制度，压减督查检查考核数量，破解“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抓好新兴领域“两个覆盖”集中攻坚，“三有”非公企业和省级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显著提升，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扩大。加大在产业工人、农民工、新就业群体等薄弱领域发展党员力度，完善党员在岗离岗、网上网下、平时应急作用发挥机制。

注重防风险守底线。以高度政治敏锐性和责任感防范化解组织工作风险隐患，纳入舆情监控“大体系”、信访处置“大格局”、社会稳定“大盘子”，健全完善涉组涉干网络舆情应对处置机制，及时堵塞制度漏洞、打通机制“梗阻”。开展“四下基层”解决突出问题行动，推动全省组织系统聚焦抓党建打基础固根本，下沉基层一线，切实把政策宣传下去、问题收集上来、矛盾化解在基层。

聚焦“公道正派、清正廉洁”，擦亮模范部门和过硬队伍鲜明底色

组织部门肩负着服务党员、服务干部、服务人才的重要职责，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首当其责、重任在肩。必须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组织部门、组工干部“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重要要求贯穿自身建设始终，在对标中发展、在规范中从严、在提质中突破，切实做到让党放心、让干部群众满意。

以自身正做严守纪律规矩的示范者。“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组工干部一言一行都关乎党的形象和威信，必须带头守规矩，把组织监督作为对自己的最大爱护，牢记权有边界、行有所戒，严格遵守党的政策、制度、程序、规矩，当好党的组织原则、纪律底线的“守门员”。必须在工作中立规矩，做一切工作、办一切事情、处理一切关系都按党的原则办，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执行标准不走样、履行程序不变通、遵守纪律不放松，带动其他党员干部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

以自身硬做组织工作政策法规的实践者。“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组工干部不仅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一刻不停地加强学习实践，还要影响带动广大党员干部学好用好相关政策法规。持续加强“两个绝对”政治忠诚教育、公道正派核心价值理念教育和组织部门优良传统教育，围绕学习贯彻党中央重大部署和组织人事重要政策法规，举办“组工讲坛”，省市县乡四级组工干部“同上一堂课”，有效提升了组工干部能力素质和工作规范化水平。持续抓好组织人事干部政策业务大学习、大培训，推动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班子成员和广大党员干部学政策、懂政策、严格执行政策。

以自身净做良好政治生态的维护者。“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组工干部不仅要自身净、身边清，在与管理服务对象交往中做到“等距离”“零物质”，还要当好党性原则的“护卫者”和政治生态的“清道夫”，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制定出台严明纪律规矩从严管理监督措施、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规定等，教育引导组工干部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第一、党的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对违背党性原则、违反党规党纪的人和事敢于亮剑，以纯洁思想、纯洁组织汇聚起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的强大正能量。

（作者系河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新兴支柱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激活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关键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重构、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国内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单一环节、零散化的产业发展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必须深刻把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内涵要义，系统探索规模化培育路径，推动一批新兴产业发展壮大为支柱产业，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新兴支柱产业的主要特征与发展逻辑

新兴支柱产业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核心，涵盖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新型储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具有创新性、成长性、战略性、带动性特征，是替代传统动能、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柱力量。新时代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从历史逻辑看，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先机的必然要求。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催生出一批新兴支柱产业，推动产业体系“新陈代谢”。抓住机遇的国家成功实现产业体系现代化，顺利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没有抓住机遇的国家则失去国际竞争力，有的甚至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反复证明，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加速突破，培育出引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兴支柱产业，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支撑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关键。通过全链条规模化培育，能够持续扩大新兴产业体量、提升产业发展质效，形成万亿级、十万亿级产业集群，构建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有助于我国在加速突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日趋激烈的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中赢得主动。

从理论逻辑看，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是突破传统产业演化路径的重要抓手。适配传统制造业渐进迭代模式，经典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将产业发展划分为初创、成长、成熟、衰退等阶段。新兴支柱产业战略价值大、成长速度快、跨界融合深，呈现非线性、跨越式增长特征，具有显著的产业乘数效应，能够通过产业跨界融合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大幅延长产业生命周期，改变产业迭代升级模式、底层逻辑与演化路径。通过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有助于把握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成长规律特征，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驱动双向协同，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能够更快实现规模扩张、产业迭代和竞争力提升，构建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从现实逻辑看，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是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激活增长动能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规模持续壮大，部分领域实现领跑，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量。但客观来看，多数新兴支柱产业仍存在链条不完整、结构不均衡、协同不紧密等问题。有的上游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高端设备存在短板，存在“卡脖子”风险；有的中游制造环节分化失衡，高端供给不足、低端产能过剩；有的下游应用场景培育滞后，技术成果落地难；有的产业链协同机制不足，中小企业配套能力薄弱，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等等。通过全链条规模化发展，有助于破解上述发展难题，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新兴支柱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崛起”转变。

全链条规模化发展的主要内涵

以全链条思维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需要立足产业全生命周期，贯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生产制造、配套支撑、市场应用、迭代升级各个环节，通过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要素链、全支撑链、全政策链协同发力，破解新兴产业发展痛点，实现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崛起、从零散发展向规模提质的系统性跃升。

全产业链发展。全产业链是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客观载体，涵盖原材料采购、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市场销售等多个环节。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外部技术封锁、产业遏制压力持续加大，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提升。新兴支柱产业事关国家科技安全、产业安全、经济安全，是大国竞争的核心赛道。必须通过全产业链发展，补强短板弱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完整畅通的产业全链条，才能有效规避外部风险冲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核心竞争力。

全价值链攀升。全价值链聚焦产业利润分配，推动产业从低附加值加工环节向研发、品牌等高价值环节延伸。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积极拓展研发、制造、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强化基础研发、原创技术专利布局，打造自主品牌、拓展增值服务，有助于推动产业向价值链核心环节攀升，通过高附加值反哺产业升级。

全要素链统筹。全要素链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供给。对于新兴支柱产业而言，产业发展不仅需要土地、资金、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支撑，还需要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加持。必须加强全要素链统筹，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构建多层次投融资体系，促进各类人才培育，推动数据合规流通赋能生产，破除各类要素流动壁垒，构建适配新兴产业全生命周期的要素供给体系，为产业持续扩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要素支撑。

全支撑链配套。全支撑链是产业运行的硬件与公共服务保障，包含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平台、产业空间载体等支撑体系。其中，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新能源配套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适配智能、绿色类新兴产业生产需求；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知识产权保护、供应链物流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经营成本；高新区、产业集聚区、特色产业园等产业空间的统筹规划，有助于集中配套水电、环保、仓储基础设施。完善的全支撑链能够大幅降低企业落地、扩产成本，吸引企业集群集聚，加速产业规模扩张，是新兴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的重要支撑。

全政策链支持。全政策链涵盖产业、财税、金融、土地、人才、开放等多维度政策，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政策支持。比如，在前端研发阶段，主要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重大技术攻关、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支持企业扩大研发。在产业化阶段，主要通过提供土地保障、技改资金、税收减免支持企业量产扩产。在市场拓展阶段，通过出台政府采购、场景开放、出口扶持政策拓展国内国际市场。同时，通过促进中央、省市、园区政策衔接，避免政策碎片化，推动形成政策合力。全政策链统筹协调产业链、价值链、要素链、支撑链，为产业规模化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全方位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

推动新兴支柱产业全链条规模化发展，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产业链供应链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系统观念，立足产业全生命周期，聚焦强链、补链、延链、固链，统筹创新突破、主体培育、要素保障、场景赋能、制度改革，打通各环节堵点难点，构建创新引领、链条完整、主体活跃、规模集聚、安全可控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推动创新突破。科技创新是新兴支柱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全链条提质升级的源头活水。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新闭环，以技术自主可控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合体，集中优势资源开展靶向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短板弱项。也要看到，新兴支柱产业的技术突破，往往不是单一技术的线性推进，而是跨领域技术的集成创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支持多技术路线布局，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跨领域技术系统集成，推动发展重心由单点技术突破转向系统能力提升。超前布局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积累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为产业持续迭代升级提供源头支撑，推动实现从“跟跑并跑”向“领跑领先”跃升。

强化主体培育。企业是产业发展的核心主体，规模化产业发展离不开梯队化企业集群支撑。必须构建分层分类、梯度培育的企业成长体系，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聚焦重点新兴产业，筛选一批创新能力强、市场潜力大、带动作用突出的骨干企业，通过政策扶持、资源倾斜、项目支撑，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打造一批产业链主企业、行业标杆企业。聚焦产业链细分领域，大力培育专注主业、深耕细分、创新突出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形成“龙头引领、中小配套、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

加强要素保障。优质高效的要素供给是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必须统筹人才、资金、土地、数据等各类要素，推动创新要素资源向企业集聚。围绕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精准培育和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产业领军人才和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加大对科技型、创新型、成长型企业的信贷支持。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作用，重点投向产业链关键环节、重点项目和优质企业。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打通行业数据、企业数据共享通道，赋能产业研发、生产、管理、营销全流程数字化升级。优化土地、能耗等要素配置，为新兴产业规模化扩张提供坚实保障。

促进场景赋能。新兴支柱产业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坚持以场景育产业、以应用促迭代，聚焦智能制造、城市更新、绿色低碳、智慧民生等重点领域，持续开放政府场景、城市场景、行业场景，为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提供测试、示范、落地平台，推动技术快速成熟、产品快速迭代。引导企业立足市场需求创新产品服务，挖掘消费升级、产业转型中的新场景、新需求，推动新兴支柱产业产品从示范应用走向规模化普及，以旺盛市场需求倒逼产业提质扩容。

推动制度完善。新兴支柱产业正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发展阶段迈进，迫切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加以规范和保障。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逐步破除制度性障碍，构建与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相适应的治理机制。立足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精准出台产业链培育、创新研发、国际化发展等政策，构建精准化、系统化、常态化的政策支持体系，引导产业集聚规模化发展。严格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创新成果保护力度，充分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