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以落实责任制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信访制度是我们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重要制度安排。落实信访制度、做好信访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关键在责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作为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抓手，制定出台《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积极推动构建“有权必有责、权责相一致，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持续压紧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信访工作责任，为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体现了党性立场与人民立场的高度统一。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正确政绩观在信访领域的具体实践，其本质要求是从信访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出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要求，转化为“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实际行动。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筑牢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纯不纯，归根到底要看政治站位高不高、政治担当强不强、政治责任扛得牢不牢。《信访工作条例》明确了信访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职责使命，充分说明信访工作绝不仅仅是一般性业务工作，更是一项关系人心向背、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政治工作。如果信访工作责任压得不实、落得不细，对群众合理诉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既损害群众切身利益，更损害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甚至影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深刻认识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确保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坚守为民初心、矢志为民造福的核心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早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信访工作一头连着党委和政府，一头连着人民群众，是最现实、最直接的群众工作，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是信访工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从根本上讲，就是将“把心贴近人民”的使命情怀转化为权责清晰、运转规范、监督有力的制度安排，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绩实效。历史和实践证明，信访工作责任压得越实，群众诉求解决就越到位；责任链条越严密，为民服务成效就越扎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以责任落实推动问题解决，以问题解决赢得群众信任，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在为民解难中践行初心使命，在为党分忧中彰显责任担当。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信访工作处在联系群众的最前沿、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是感知社会风险的“预警器”、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的是利益诉求，折射的是治理水平，检验的是责任担当。推动信访工作责任落实，就是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解民忧、化矛盾、防风险、保稳定的治理效能，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履行信访部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推动信访工作更好地融入社会治理大局，将责任制贯穿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全过程，以责任落实消除潜在风险、筑牢安全屏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稳定根基。

坚定不移把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实到信访工作法治化全过程各方面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是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的重要举措，是各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实现“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的目标，关键是要把责任制贯穿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各项工作中，真正做到权责清晰、程序规范、追责有力，确保权责明、底数清、依法办、秩序好、群众满意。

聚焦预防法治化，压实属地基层源头治理责任。基层是信访的源头，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关键。大多数信访问题产生在基层，落实好源头治理责任，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果最好。推进预防法治化，就是要严格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及职能部门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主管责任，通过制度化、机制化办法，最大限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发生，把可能引发信访问题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落实这一目标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确保各项工作符合法律、符合规律、符合实际，有效预防和减少政策性、群体性问题发生。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常态长效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统筹发挥基层综治中心和信访接待中心作用，及时妥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把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严防积累转化、外溢上行。

聚焦受理法治化，压实信访部门程序推进责任。受理是信访事项处理的“最初一公里”，是明确办理责任主体、确定处理途径和程序的关键环节。推进受理法治化，就是要严格落实信访部门的程序推进责任，做到分清性质、明确管辖，转办督办到位，确保信访事项能够按照法治化“路线图”走通、走完，以程序推进保障实体解决。落实这一目标要求，各级信访部门必须全面准确登记、受理信访事项，认真甄别群众信访诉求，落实“三个不予受理”“两个不再受理”要求，做到精准分流、精准转办。必须严格落实首接首办责任，谁首办、谁盯办，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和职能部门办理不到位的，动真碰硬、一盯到底，跟踪做好督促化解工作，推动信访事项依法有序运转。必须严格规范出具告知文书，让群众清晰了解自己的诉求通过什么途径、依据什么法律规定、按照什么程序处理和解决，确保群众信访手中有单子、心里有预期，自觉按照法定程序和“路线图”依法进行信访。

聚焦办理法治化，压实职能部门实质化解责任。信访工作的成效如何，最终要看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的实际效果。推动问题实质化解，关键在于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推进办理法治化，就是要进一步督促职能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处理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落实这一目标要求，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必须坚持调解优先，积极构建多元调处化解机制，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类手段，引导信访人通过调解、和解协商化解矛盾纠纷。必须坚持依法分类处理，严格按照《信访工作条例》明确的6种分类处理方式，精准区分不同情形，导入相应程序依法办理，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必须坚持实体化解，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以程序规范确保实体化解到位，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经得起法律、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聚焦监督追责法治化，压实监督部门精准问效责任。有效监督和精准问责，是推动信访工作责任落实的重要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信访部门、职能部门都负有监督职责。《信访工作条例》围绕“谁来监督、怎么监督，追谁的责、追什么责”，作了全面系统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增第一百三十五条，专门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信访工作职责作出处分规定。推进监督追责法治化，就是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规定，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信访领域违纪违法行为和失职失责行为。落实这一目标要求，必须发挥信访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作用，加大信访工作规范化建设评查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治“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等突出问题，认真履行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和追究责任的建议。必须注重形成工作合力，推动信访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干部监督等机制双向贯通，对履行信访工作职责不力、存在严重问题的，及时移交问题线索。必须强化监督结果运用，对信访工作中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及时通报曝光，发挥警示震慑作用，以责任追究到位倒逼工作落实到位。

聚焦维护秩序法治化，压实政法机关依法处置责任。《信访工作条例》既规定了各机关、单位依规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程序和要求，也明确了信访人按照法定途径和程序表达诉求的权利和义务。推进维护秩序法治化，就是要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原则，强化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处置违法行为，切实维护良好信访秩序。落实这一目标要求，必须严格落实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加强群众法治宣传教育，依法做好路径指引、释法明理、困难救助等工作，引导群众依法文明有序走访；必须依法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引导各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群众利益诉求上，坚决纠正拦卡堵截群众正常上访行为，切实保障群众信访权利；必须严厉打击信访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存在滋事扰序、缠访闹访等违法行为的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置，树立依法信访、依法维权的鲜明导向，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多措并举推动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地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推动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既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更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抓执行。要用好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压实领导干部责任、考核督办等重要抓手，确保信访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用好联席会议机制促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是加强党对信访工作领导的重要抓手。目前，该机制已经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进一步健全完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议事规则，规范运行程序，推动各级联席会议实体化运行，确保常态运转、高效履职。进一步强化成员单位“系统抓、抓系统”责任，合力攻坚化解疑难复杂问题，推动优化政策供给，从政策层面批量解决涉众型信访问题。各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信访联席办要切实履行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责，进一步健全信息研判、事项交办、跟踪督办等配套机制，贯通矛盾源头预防、协调处理、化解处置全链条，形成工作闭环，推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社会工作部门统筹指导、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强化领导干部责任促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信访工作责任，定期研究信访工作，定期阅办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接待群众来访，包案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仅对所在岗位具体业务工作负责，也对所在岗位应当承担的信访工作任务负责。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亲自示范的重要制度安排。各级领导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自觉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头开展接访下访和包案工作，坚决反对假接访、纸面接访等形式主义问题，深入基层一线联系群众，及时发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各级信访部门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权益保障通道，加强领导干部接访包案情况抽查检查，推动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常态化制度化，切实把问题解决在第一时间、化解在第一地点，有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优化差异化考核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信访工作考核是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提升整体质效的“风向标”。近年来，国家信访局聚焦信访工作法治化这一主题持续推进信访工作差异化考核，取得了积极成效。各级信访部门要按照法治化要求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考核指标设置，将纠治“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问题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开展差异化、多维度考核，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将主要精力进一步聚焦到依法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上来，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

加强督查督办促落实。督查督办是推进信访制度改革措施落地、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重要手段。各级信访部门要坚持和完善蹲点调研、分片调度、实地督查等近年来形成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强化问题导向，深入基层一线，不断提升督查督办工作质效。牢牢把握督查督办这一工作重心，以规范办理信访事项、切实维护群众权益为着力点，强化对重点难点问题的督查督办，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水平提升。注重改进督查方式，用好挂牌督办、约谈通报等措施，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务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真正以督查督办推动信访工作责任落实、制度落地。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改善文化民生、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人民享受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作出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新发展阶段。面向“十五五”，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亟须加强协同创新，坚持精准供给，推进数智赋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效能思维，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逐步提高，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于实现文化权利、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品质的需求越来越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正从“广覆盖、保基本”向“优质高效”转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这就要求把工作重心放到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体验上来，切实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涵养人、培育人、引导人的功能，通过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把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和路径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提升文化服务质量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充实、更优质、更便捷的文化生活。

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文化建设根在基层，这要求重心下移、服务下沉，不断提高基层文化服务供给质量。例如，通过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文化共享工程，使国家层面的优质文化资源迅速触达基层；鼓励省市县建立文化资源库和综合性文化服务终端平台，整合分布在不同部门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实现基层单位一键下单，即可调配资源，形成高效的需求响应机制；健全人才输送机制，实行“文化特派员”制度，由党委宣传部门会同机关、高校等单位选派，指导乡镇（街道）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形成文化人才下沉基层的长效机制。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长期以来存在重投入轻产出、重建设轻运营、重短期轻长期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效果评估的引导功能。这就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评估标准体系、动态监测和绩效评价机制，将设施利用率、财政支出绩效、群众的参与度满意度作为重要标准。同时，健全由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对象以及第三方共同参与的评价约束机制，将常态化评价纳入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标，并将考核结果与经费分配、项目安排等挂钩，加大奖优力度。

坚持协同发展，以体系化建设统筹推进文化资源优化配置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核心在于处理好均衡发展与效率提升的关系。通过体系化建设，推动纵向贯通、横向协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更为畅通的文化资源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当前，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分散在文旅、广电、体育、工信等不同部门，仍存在条块分割、重复建设、政策衔接不畅等问题，难以发挥整体效益。亟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以“大文化”架构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范围、理念和方式，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规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旅、教育、农业、卫生、科普、民政等领域惠民项目融合发展，形成部门横向联动、跨界融合、多元协同、功能互补的整体性治理格局。

推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城乡、区域、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问题，一方面，深入推进标准化建设，通过明确投入机制、硬件要求、技术指标和服务标准，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保障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落实到位的基础上，鼓励各省、区、市结合当地实际需求、财政能力和文化特色，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另一方面，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及农村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同时鼓励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提供对口支援。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我国已建成了国家、省、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以此为基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全面融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例如，普及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依托省、市级馆或区级馆资源，设立乡镇、街道、社区分馆及农家书屋等基层服务点，实现资源共享；创新服务场景，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依托城市书房、社区文化驿站、文化长廊等发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业态融合。

坚持精准供给，形成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当前，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分散化的特征，这就要求根据不同地域、代际、圈层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差异化诉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开放多元、体系发达、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畅通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渠道，采取“订单式”“点单式”“预约式”服务方式，形成常态化群众文化需求采集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度。引导文化资源向特殊群体倾斜，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流动人口、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适配性公共文化服务。

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一是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搭建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体系，通过委托或招投标等方式吸引有实力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服务。二是鼓励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投资、项目赞助、设立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基金等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三是探索社会化建设管理模式，分级分类试点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设施的运营，可通过服务外包、项目授权、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入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对公共文化设施进行运营或连锁运营，激发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的活力，提高使用效率，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等多主体结构互嵌、功能互补的供给结构。

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调动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一是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截至目前，全国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团体已逾47万个，文化志愿者广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二是通过培训培育扎根基层的“乡村网红”“文化主理人”，鼓励具备专业能力、运营思维，懂策划、有创意的人才进行项目运营。三是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展示者、欣赏者、分享者。

推进数智赋能，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新平台新场景新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通过数智赋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场景创新和互联互通，将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建设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加强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鼓励各地按照统一标准和规范，因地制宜建设本地文化云平台，并与当地智慧城市平台对接，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的运行能力。除此之外，打通不同机构的数据壁垒，建立数字化信息服务网络、公共文化信息网络等，在健全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和产权保护体系基础上，实现数据的跨平台共享，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

建设优质数字资源库，拓展数字文化服务应用场景。2022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依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分散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的文化资源进行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加强数字艺术虚拟展厅、数字孪生博物馆、元宇宙等新型文化业态在公共文化场馆的应用，打造线上与线下联动、虚实相生，可视化、沉浸式、互动性体验场景。

借助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根据用户所在地域、参与频次与时长等进行用户需求画像，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建立公共文化大数据资源库，提供有效技术支持，形成集需求征集、采购下单、反馈互动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构建均衡普惠、便捷高效、服务精准、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阵地保障和动力源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就是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党员干部要牢记于心、践之于行，自觉把老百姓的“心上事”当作自己的“上心事”，扎扎实实办好每件事，让更多的“民生愿景”变为“幸福图景”。

脱离群众的政绩再光鲜也是虚功，违背民意的事再费力也难暖人心。为老百姓办事要从老百姓切身需要来考量，不能主观臆断，也不能简单化、片面化。现实中有的党员干部习惯坐在办公室“拍脑袋”，满足于“我以为”，尽管工作热情很高，但所办之事不一定是群众最需要、最欢迎、最能得实惠的，往往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甚至好心办坏事。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只有弄清楚老百姓的真正关切，才能把好事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认真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情于民，特别是要注重从就业、入学、就医、住房、托幼、养老等切身利益中找准老百姓的关切，真正实现党员干部所想所念与老百姓所急所盼同频共振。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现实中，老百姓关切之事往往利益诉求多元、成因琐碎复杂，有时一个关切解决了，新的关切又产生了，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有战略定力和历史耐心。像红旗渠、“三北”防护林、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都是靠几代人接续奋斗、一年接着一年干，才把这一项项民生工程办成了民心工程。还有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30余年初心如磐，日复一日地帮助居民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守护邻里冷暖，被群众誉为“小巷管家”。老百姓关切不止，党员干部就要奋斗不息。老百姓只要在哪些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党员干部就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以“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的恒心和毅力办到老百姓满意为止。即使有些事情一时难以办好，也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地担起来，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事情有人管、困难有人帮。要摒弃“浮躁气”、杜绝“走过场”，大力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寻求一点一滴的进步，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努力让老百姓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党员干部不仅要有为老百姓办好关切之事的决心和意愿，还要有最终办成的作风和能力。现实中，有些党员干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认为“干得好不如躺得好”，把为人民服务当作口号喊来喊去，回应老百姓关切绕来绕去，解决问题文件里批来批去。凡此种种，既有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不过硬的原因，也有能力素质不到位的问题。小事、实事，看上去不那么隆重，不像一个大楼建起来那么精彩，但它是惠及群众的，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党员干部要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决不能因事小就视而不见、因任务艰巨就退缩不前、因目标长远就消极懈怠。不断增强群众工作本领，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以过硬的本领为人民创造政绩。

政绩之本，在于为民。新征程上，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坚持以“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态度，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真抓实干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真心实意地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重要言论

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我国智能制造发展的成效和趋势

智能制造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引擎，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国的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这为加快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推动我国新一代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大模型、工业网络、数字孪生等新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智能制造正处在迈向技术迭代、全域普及、生态完善的关键阶段。要以核心技术自主化、企业转型协同化、要素赋能全域化、产业生态高级化为路径，持续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持续巩固扩大我国制造业优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构筑更加坚实的实体经济根基。

我国智能制造发展成效显著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先进制造业是国际科技和产业竞争的主战场。智能制造是先进制造技术与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先进生产方式，覆盖产品设计、生产、销售、服务全生命周期，对于全面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与柔性供给水平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新一代数智技术加速落地，产业基础、应用场景、支撑体系逐渐完善，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智能制造发展新优势，为产业迭代升级筑牢坚实根基。

产业能级稳步提升，规模优势持续凸显。依托我国全球最全工业门类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扎实推进，构建起覆盖智能装备、工业软件、系统集成、工业互联网的完整智能制造产业链。截至2025年末，我国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制造业生产效率、良品率、资源利用率大幅提升，产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工业互联网设备连接规模位居全球首位，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领域诞生一批世界级智能工厂。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区别于传统自动化改造，新一代智能制造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场景深度融合，工业大模型、数字孪生、虚拟现实、预测性运维等新技术加快应用，打破传统生产边界。网络化协同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服务型制造、共享制造等新业态日渐普及，制造业从单一产品生产向“产品+服务+智能解决方案”转型。我国工业智能体、具身智能应用日益广泛。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沉淀了超6000个垂直领域模型，带动1700多项关键智能制造装备与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形成一批具备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推动智能制造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

政策体系逐步优化，发展水平持续提升。政策层面，持续推出“人工智能+”行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产业基础再造等重大战略，智能制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体系不断健全，累计发布数百项核心标准，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5G-A、算力中心、工业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逐步下沉工业园区，为新一代智能制造全域落地提供更为坚实的硬件支撑。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仍存在结构性短板。高端工业软件、精密智能装备、工业底层芯片等核心领域自主可控能力不足；大中小企业转型分化问题突出，中小企业智能化改造渗透率偏低、转型成本较高；产学研用协同不畅、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制约智能制造向高端化、自主化深度演进。

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趋势研判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智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为新一代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未来我国新一代智能制造必将向深度赋能、多维融合、迭代创新、安全绿色方向持续发展。

一是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全产业链。未来，工业设备将进化为各类智能体，人机关系由主从控制转向双向协同，智能制造发展重心将从局部流程自动化，转向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优化。国产工业操作系统、核心工业软件将更多地实现进口替代，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工业智能技术底座基本成型。智能制造专业化系统解决方案和服务商、数智原生企业将加速涌现。

二是产业模式呈现多维融合特征。智能制造加速实现数字赋能、智能生产、绿色低碳、服务增值深度耦合，服务型制造、柔性定制、共享制造成为主流业态。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将更趋一体化发展，持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贯通融合、软硬件深度适配，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协作共赢价值网络。

三是智能产品及应用场景不断迭代创新。人工智能手机、人工智能电脑、智能穿戴等终端产品将深度融合轻量化大模型，实现本地化、个性化智能交互，重塑消费电子格局。智能硬件与垂直行业将更深层次结合，具身智能与智能体规模化落地，人形机器人、工业及服务机器人将深度渗透工业制造、医疗康养及家政服务等场景，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

四是安全可信与绿色低碳成为刚性约束。安全可信将贯穿智能制造全生命周期，也将成为智能工业母机市场准入的刚性底线和原生属性。同时，绿色低碳也将从“可选项”升级为“必答题”。智能工厂建设中，能耗管理、碳足迹追踪将成标配功能，推动能效自优化与绿色制造深度融合。

系统施策推动新一代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制造强国建设目标，紧扣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精准施策、系统发力，推动我国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

一是提升关键技术自主可控能力。聚焦工业母机、高端工业软件、精密传动部件、工业底层芯片、高精度传感器等关键短板，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联动高校、科研院所打通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产业化应用等关键环节。健全首台（套）装备、首版次软件创新应用激励机制，以工业真实场景牵引核心技术迭代成熟，加快布局垂类工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系统，夯实产业自主安全发展根基。

二是统筹推进智能制造新型基础设施布局。系统布局适配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快工业园区5G-A、工业专网、边缘算力节点全覆盖，推动智能传感、工业网关等终端设备低成本下沉中小企业。搭建区域公共工业算力共享平台，降低企业算力成本。统一设备互联、数据传输通用接口标准，打通跨行业、跨企业数据传输通道。以完备底座支撑全链条智能化落地。

三是优化智能制造产业组织结构。研究开展链主企业领航行动，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建设全流程智能和产业链协同平台，聚焦全链条、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产业链协同型“灯塔工厂”，更好发挥链主引领、示范辐射作用，以龙头牵引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同步数字化转型，形成龙头领跑、全域跟进的协同发展格局。面向中小企业实施轻量化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丰富低成本、模块化、易部署的数字化工具供给。

四是强化关键要素支撑。优化智能制造金融配套服务，完善专项信贷、转型贴息、设备融资租赁等政策，有效缓解中小制造企业数智化转型资金压力。深化产教融合改革，优化智能制造交叉学科设置，精准培育高端研发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强化数智化人才激励机制，补齐复合型人才短板。完善数据确权、合规流通、交易应用、安全监管全链条机制，搭建行业工业数据共享流通平台，破除企业数据孤岛。健全工业网络安全、数据安全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五是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规范智能制造行业市场秩序，建立服务商分级认证机制，坚决整治产能无序扩张、同质化低价竞争。引导企业组建产业联盟，联合研发适配性强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持续完善智能制造质量、标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修订，提升全球智能制造产业治理话语权。重点依托“一带一路”拓展国际智能制造市场，有序开展智能制造技术交流合作，构建自主可控、开放包容、安全高效的现代化智能制造产业生态。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

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

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正经历深刻变革。居民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升级，消费结构从商品主导向商品与服务并重演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速度赋能千行百业。2026年6月，商务部等8部门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可以说，将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既是顺应消费升级规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良性互动、开辟人工智能新业态、新产业、新赛道的战略选择。

人工智能与消费的深度融合，本质上是技术进步与消费升级的协同演化。依据技术创新扩散理论，颠覆性技术只有与具体应用场景深度结合，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消费领域场景丰富、数据密集、反馈及时，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了天然试验场。同时，根据供需平衡理论，人工智能通过精准匹配供需、降低交易成本、拓展消费边界，能够有效化解当前消费市场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动态平衡。从国际竞争看，主要发达国家均在加快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布局，将其作为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举措。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海量消费数据资源，具备推动“人工智能+消费”实现率先突破的独特条件。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商品消费供给体系，引领商品消费向智能化、品质化方向升级。从消费经济学视角审视，供给创新是消费升级的前提条件，而技术创新则是供给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一方面，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的迭代升级正在拓展商品消费的新空间。新一代智能消费电子产品从功能集成走向场景融合，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联，人工智能眼镜、脑机接口等新型可穿戴设备开辟了人机交互的新维度。这些产品创新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便捷性和个性化的追求，更通过产品、数据、服务的融合发展模式重构了消费价值链。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消费正成为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和家庭服务需求持续扩大，人形机器人、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产品逐步从概念走向应用，科技创新成果加速惠及民生。此外，首发经济效应也在智能消费领域日益凸显，重大展会平台与人工智能企业的新品发布形成共振，推动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提升了我国人工智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人工智能与服务消费的融合正在突破传统服务业的瓶颈约束，为服务消费扩容提质注入新动能。服务业长期面临人力成本高、标准化程度低、优质供给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而人工智能的引入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了新路径。在养老服务领域，智能护理、康复辅助等设备的推广应用，有助于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有效回应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照护需求。在文化旅游领域，人工智能赋能的行程规划、沉浸式体验、智能导览等功能，创造了虚实融合的新型消费场景，丰富了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形式。在住宿餐饮领域，智慧酒店、智能结算等应用提升了服务效率和消费体验，降低了运营成本。在教育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普惠共享，满足了多样化、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这些融合应用的背后，反映了服务消费数字化转型的深层逻辑，即人工智能并非简单替代人力，而是通过增强服务能力和拓展服务边界，实现服务供给的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

人工智能对商贸流通领域的赋能，正在推动现代商业体系的系统性重塑。流通效率是消费体验的关键变量，而人工智能在预测分析、精准营销、供应链优化等方面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流通体系的运行效率。在零售环节，智慧商店、智慧商圈建设推动了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人工智能技术在市场分析和选品决策中的深度应用，使“千店千面”的精准供给成为可能。在电商环节，数字人直播、智能客服等新模式丰富了消费交互方式，拓展了网络消费的增长空间。在物流环节，智慧物流和无人配送的发展打通了商品流通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履约效率。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人工智能驱动的商业创新正在改变生产、流通、消费的传统链条，数据成为连接供需的重要纽带，推动商业体系向智能化、协同化方向演进。

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需要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体系。技术应用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制度环境的包容性与规范性。在供给端，应着力打造智能消费集聚区和体验中心，通过示范推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降低企业创新试错成本。在需求端，完善相关财税支持政策，降低智能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门槛，加速消费潜力释放。在标准层面，加快制定智能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标准与互联互通规范，破解数据孤岛和设备壁垒问题，提升消费者使用便利度。在安全层面，健全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评估机制，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管理，建立消费者信任机制。唯有形成技术创新、市场应用、制度保障协同发力的良好生态，人工智能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千商万店，为培育消费新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系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文化权益、改善文化民生、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就“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人民享受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作出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提质增效”的新发展阶段。面向“十五五”，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亟须加强协同创新，坚持精准供给，推进数智赋能，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强化效能思维，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着眼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公共文化服务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逐步提高，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于实现文化权利、提高精神文化生活品质的需求越来越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正从“广覆盖、保基本”向“优质高效”转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这就要求把工作重心放到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体验上来，切实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涵养人、培育人、引导人的功能，通过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把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和路径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提升文化服务质量和文化产品供给能力，让人民群众获得更充实、更优质、更便捷的文化生活。

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文化建设根在基层，这要求重心下移、服务下沉，不断提高基层文化服务供给质量。例如，通过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文化共享工程，使国家层面的优质文化资源迅速触达基层；鼓励省市县建立文化资源库和综合性文化服务终端平台，整合分布在不同部门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实现基层单位一键下单，即可调配资源，形成高效的需求响应机制；健全人才输送机制，实行“文化特派员”制度，由党委宣传部门会同机关、高校等单位选派，指导乡镇（街道）开展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形成文化人才下沉基层的长效机制。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长期以来存在重投入轻产出、重建设轻运营、重短期轻长期的情况，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效果评估的引导功能。这就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评估标准体系、动态监测和绩效评价机制，将设施利用率、财政支出绩效、群众的参与度满意度作为重要标准。同时，健全由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对象以及第三方共同参与的评价约束机制，将常态化评价纳入政府公共文化服务考核指标，并将考核结果与经费分配、项目安排等挂钩，加大奖优力度。

坚持协同发展，以体系化建设统筹推进文化资源优化配置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核心在于处理好均衡发展与效率提升的关系。通过体系化建设，推动纵向贯通、横向协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形成更为畅通的文化资源要素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机制，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当前，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分散在文旅、广电、体育、工信等不同部门，仍存在条块分割、重复建设、政策衔接不畅等问题，难以发挥整体效益。亟须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以“大文化”架构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范围、理念和方式，加强统筹协调和统一规划，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与文旅、教育、农业、卫生、科普、民政等领域惠民项目融合发展，形成部门横向联动、跨界融合、多元协同、功能互补的整体性治理格局。

推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着力解决城乡、区域、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不均衡问题，一方面，深入推进标准化建设，通过明确投入机制、硬件要求、技术指标和服务标准，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保障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落实到位的基础上，鼓励各省、区、市结合当地实际需求、财政能力和文化特色，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另一方面，通过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重点扶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脱贫地区及农村基层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同时鼓励和支持经济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提供对口支援。

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我国已建成了国家、省、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以此为基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全面融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例如，普及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依托省、市级馆或区级馆资源，设立乡镇、街道、社区分馆及农家书屋等基层服务点，实现资源共享；创新服务场景，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依托城市书房、社区文化驿站、文化长廊等发展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推动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业态融合。

坚持精准供给，形成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当前，群众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分散化的特征，这就要求根据不同地域、代际、圈层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差异化诉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形成开放多元、体系发达、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畅通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渠道，采取“订单式”“点单式”“预约式”服务方式，形成常态化群众文化需求采集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精准度。引导文化资源向特殊群体倾斜，根据未成年人、老年人、残障人士、流动人口、留守儿童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提供适配性公共文化服务。

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专业化发展。”一是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力度，搭建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健全政府购买服务的制度体系，通过委托或招投标等方式吸引有实力的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服务。二是鼓励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通过捐赠、投资、项目赞助、设立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基金等方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三是探索社会化建设管理模式，分级分类试点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改革，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文化设施的运营，可通过服务外包、项目授权、财政补贴等方式，引入符合条件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对公共文化设施进行运营或连锁运营，激发公共文化服务场馆的活力，提高使用效率，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等多主体结构互嵌、功能互补的供给结构。

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调动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一是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截至目前，全国群众自发组织的文艺团体已逾47万个，文化志愿者广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二是通过培训培育扎根基层的“乡村网红”“文化主理人”，鼓励具备专业能力、运营思维，懂策划、有创意的人才进行项目运营。三是充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展示者、欣赏者、分享者。

推进数智赋能，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新平台新场景新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数字动漫、沉浸式展演、线上演播、短视频、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通过数智赋能，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面覆盖、场景创新和互联互通，将有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建设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加强国家公共文化云平台建设，鼓励各地按照统一标准和规范，因地制宜建设本地文化云平台，并与当地智慧城市平台对接，提升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的运行能力。除此之外，打通不同机构的数据壁垒，建立数字化信息服务网络、公共文化信息网络等，在健全文化数据安全标准和产权保护体系基础上，实现数据的跨平台共享，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

建设优质数字资源库，拓展数字文化服务应用场景。2022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依托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分散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的文化资源进行高精度数字化采集。在此基础上，通过运用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加强数字艺术虚拟展厅、数字孪生博物馆、元宇宙等新型文化业态在公共文化场馆的应用，打造线上与线下联动、虚实相生，可视化、沉浸式、互动性体验场景。

借助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根据用户所在地域、参与频次与时长等进行用户需求画像，精准对接群众文化需求。建立公共文化大数据资源库，提供有效技术支持，形成集需求征集、采购下单、反馈互动于一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构建均衡普惠、便捷高效、服务精准、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阵地保障和动力源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

建设高质量的人民法院案例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这生动阐释了司法案例在法治实践中的独特价值。相较于抽象的法律条文，来源于现实、直面矛盾的司法案例，既是审判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也是广大群众直观感受司法公正、读懂法律精神的重要窗口。《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高质量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作为连接法律文本、审判实践与社会生活的桥梁，人民法院案例库是弥补成文法短板、规范自由裁量权，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的重要制度安排。

我国历来重视案例工作，不断优化工作机制，通过案例规范、统一裁判尺度，促进法律正确、统一适用。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包括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公报案例、刊物书籍案例等。以指导性案例为例。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立法形式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布指导性案例。截至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49批279个指导性案例，在统一司法尺度、加强法治宣传、推动理论研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指导性案例选编周期较长、总量相对有限，难以完全覆盖全部案由与审判领域，充分满足新时代司法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多元需求。而其他类型的案例由于缺乏统一的编写、审核程序和标准，质量和权威性没有充分保障，还存在覆盖面有限、系统性不足等问题，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求。为补齐制度短板、扩大规则供给，最高人民法院启动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整合指导性案例与优质参考案例。自2024年2月面向社会开放以来，案例库选编机制持续完善，入库案例实现常见罪名、多发案由全覆盖，涵盖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国家赔偿等重大审判门类，环境资源、知识产权、海事海商等专业领域案例不断充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多元解纷等特色子库建设有序推进，整体布局更加科学完备。同时也要看到，案例库建设仍面临案例更新效率有待提升、部分新兴领域案例覆盖存在空白、智能化支撑运用有待强化等问题。未来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优化案例遴选发布机制，夯实优质案例供给。案例库建设的基础是优质、广泛、可靠的案例供给。为确保入库案例的质量，目前，人民法院形成了一套较为严格的从选编到审核工作机制。但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特别是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跨境治理等新兴领域不断涌现新的法律问题，实践中已经积累了大量具有类案指导价值的案件需要挖掘和提炼。与此同时，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持续出台，有很多新的法律问题亟待明确适用规则，需要及时补充新案例，清理、替换过时案例。因此，一方面，应持续拓宽案例收集渠道，完善层级联动报送、典型案件定向培育机制，兼顾案例典型性、指导性与前瞻性。尤其要聚焦科技创新、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和法律争议问题，加大案例挖掘力度，直面裁判分歧，确保入库案例不仅要权威可靠，而且要有实践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建立快速审核、及时发布的工作机制。针对社会关注度高、民生关联紧密的案件类型，探索缩短案例从审判到入库的时间周期，使案例供给能够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高效回应实践需求。

强化案例库在裁判上的作用，推动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是维护法治权威的基本要求。《人民法院案例库建设运行工作规程》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检索人民法院案例库，严格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作出裁判。”“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参考入库类似案例的，可以将类似案例的裁判理由、裁判要旨作为本案裁判考量、理由参引，但不作为裁判依据。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提交入库案例作为控（诉）辩理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予以回应。”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案例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依据，但可以为法官提供重要参照，减少裁量偏差。一方面，司法机关依托案例库的推广应用，应主动参照入库案例校准裁判思路，强化释法说理，促进类案同判，提升裁判的社会公信力与认可度。另一方面，应当准确识别案件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类案的判断，需要围绕案件的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有些案例尽管表面案情相近，但由于关键事实或法律适用上的细微差别，可能导致裁判结果不同。参照案例不是对裁判结论的简单套用，而是在案例所确立的裁判规则指引下，结合具体案情作出判断。

拓展法治宣传效能，引领社会法治风尚。每一个入库案例，都是一堂全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案例库面向社会免费开放，是全民普法的重要公共平台。入库案例收录了大量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为社会各界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提供生动教材，引导经营主体树立规则意识与契约精神，帮助人民群众合理预判诉讼风险、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在案例库浏览和使用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注重选择那些贴近群众生活、回应社会关切的案件，明确向社会传达法律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此外，入库案例的专业性较强，普通群众直接阅读裁判文书存在一定门槛，可以针对不同群体开发形式多样的普法产品，拓展案例的传播渠道，推动典型案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网络，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强化智能技术赋能，提升便民实用效能。案例库的使用效率直接影响其治理效能的发挥。在海量案例中快速、精准地找到与待决案件最相关的类案，是司法人员和公众的共同需求。《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要求完善“人民法院案例库的数据资源与在办案件的智能识别关联和精准推送机制”。根据这一要求，其一，顺应数字法院建设趋势，依托人民法院“一张网”建设，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案例库平台功能。优化智能检索、类案识别、关联案例精准推送等功能，降低司法人员案例检索使用成本。其二，优化平台载体建设，完善移动端、小程序等访问渠道，方便基层调解组织、社会公众随时查询使用。其三，以数字化手段强化案例适用监管，督促法官主动参照入库案例办案，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充分发挥案例制度约束与指引作用。

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厚植案例工作根基。案例库的选编、应用，与法院整体队伍的司法能力和专业素养息息相关。一方面，将案例素养纳入司法人员常态化培训内容，通过专题授课、案例教学、法官讲坛等多种形式，提升法官归纳裁判要旨、类比法律适用、强化释法说理的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健全典型案例培育激励机制，引导司法人员在办案中总结裁判经验、提炼司法规则，真正全面激活案例库的实践价值，使案例工作成为提升法院整体队伍司法能力的重要途径，筑牢公正司法的坚实根基。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

持续推进人权履约审议工作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不仅体现在国内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之中，也体现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事务、认真履行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实践之中。《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专设“持续推进人权履约审议工作”一节，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人权履约审议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对持续推进人权履约审议工作、不断提高人权保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人权履约审议，是指缔约国根据国际人权条约规定，定期向条约机构提交履约报告、接受审议并跟进落实审议建议的制度安排，是国家履行国际人权条约义务、检视和促进国内人权保障的重要机制。当前，我国履约审议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2008年，我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发言时，强调“认真履行条约义务”和“重视向条约机构提交履约报告”。2010年我国代表进一步指出，编写履约报告既是对我国人权工作的“总结和评估”，也是“接受咨询并改进我们促进人权工作的良好机会”。2019年发布的《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将履约工作同国内人权保障紧密联系起来，提出注重将国内立法、修法和政策制定等与条约规定相衔接。一方面，各项履约任务有序推进。近年来，我国统筹推进不同条约、不同阶段的履约任务，参加《残疾人权利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约审议，并持续推进儿童权利、禁止酷刑和消除种族歧视等领域的报告工作，履约任务的连续性和计划性不断提升。另一方面，履约工作的协同性显著增强。人权履约审议涉及立法、司法、行政和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需要中央政策与地方实施联动，有关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共同参与。例如，《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九次履约报告由29个部门共同编写，并广泛吸取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地方妇联意见。有关社会组织还通过提交书面报告、参加非正式对话会等方式参与履约审议准备，由此形成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社会组织和专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

在此过程中，我国推进履约审议工作的积极作用日益显现。一方面，有助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人权实践的了解，拓展参与国际人权规范解释和机制建设的渠道。另一方面，为完善国内人权保障制度提供了重要参照。2022年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审议中国报告时，就残疾人参与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推广通用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2023年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制定或者修改涉及无障碍环境建设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划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应当征求残疾人、老年人代表以及残疾人联合会、老龄协会等组织的意见，并推广通用设计理念，体现了履约审议与国内立法完善之间的有效衔接。

随着国际人权条约机构审议标准的不断完善，履约审议所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程序要求更加细致、专业程度更高，对报告编写的质量、建设性对话的水平以及审议意见的后续落实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持续推进履约审议工作，需要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统筹履行程序性义务和实体性义务。程序性义务要求按期提交履约报告、答复问题清单、参与建设性对话并做好后续反馈；实体性义务则要求通过立法、行政、司法和公共服务等落实公约规定，切实保障公约权利实现。程序性义务的履行为检视国内人权保障状况提供制度渠道，实体性义务的落实则为报告编写和建设性对话提供事实依据，二者相互衔接，相互促进。以《儿童权利公约》为例，在程序性义务方面，应当及时回应儿童权利委员会对报告程序、建设性对话和后续落实提出的新要求，完善部门协调、信息收集和反馈机制。在实体性义务方面，应当及时跟进委员会对公约内容作出的新解释。《儿童权利公约》第25号和第26号一般性意见分别对数字环境以及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儿童权利作出阐释，需要据此进一步梳理我国儿童网络保护、个人信息保护和环境健康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与实施成效，并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和政策措施。

进一步提升履约审议能力。履约审议不仅是对公约权利保障状况的系统说明，更是将国际人权规范与国内人权实践相互衔接的重要过程。履约能力既关系到国际人权规范在国内的准确理解和有效落实，也影响着国内人权保障经验能否被转化为具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规范主张。对此，应当从三个层面持续加强履约能力建设。一是提升规范实施能力。准确把握公约所规定的权利内涵及保障要求，并将这些要求落实到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中。应加强对公约条款、一般性意见和结论性意见的系统研究，结合国内立法、行政、司法和公共服务情况进行对照分析，建立分条约、分领域的履约资料库，持续收集法律政策、统计数据、典型案例以及上一轮结论性意见的落实情况，为进一步完善权利保障措施和履约审议提供充分依据。二是提升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履约审议不能停留在对既有规范的被动适用，还应当从国内人权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主张，为国际规范生成提供中国方案。应注重从我国的减贫、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等实践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善于从公约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出发，阐明其所体现的权利保障理念和制度逻辑，并通过参与一般性意见草案征求、一般性讨论日和专题研讨等方式，就条约规范的解释和发展提出专业意见。三是提升机制建设能力。加强对条约机构议事规则、工作方法和改革动向的研究，准确把握履约审议的程序要求和运行特点，提高口头答问的针对性和书面材料的完整性。同时，完善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机制，建立审议前议题研判、审议中专业支持、审议后总结评估的工作机制，并通过常态化培训和实践参与，培养既熟悉国际规则又了解国内实践的专业人才队伍。

完善履约审议意见的国内转化机制。履约审议工作的成效，最终要落脚到人民依法享有更加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上。审议过程中的意见，只有转化为国内政策完善、法治建设和公共服务的具体举措，才能真正发挥其制度功能。一是加强对审议意见的分类研究。结合条约规定、事实依据和我国国情，对条约机构提出的结论性意见进行系统梳理，准确区分可以直接落实、分阶段推进以及需要进一步沟通说明的事项。二是推动合理建议及时转化。对于客观合理、切实可行的建议，应及时转化为推进立法修法、完善政策措施、改进公共服务、健全救济机制的具体举措，并与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实施相衔接；对需要长期推进的事项，应明确阶段性目标、落实责任部门和实施步骤。三是健全跟踪评估和反馈机制。广泛听取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和权利主体的意见，客观评估相关措施的实施成效，并在下一轮履约报告中予以反馈，由此建立“研究审议意见、推动国内转化、评估实施效果和反馈后续行动”相互贯通的工作机制。

强化“AI诊疗”的法治约束

随着人工智能向医疗健康领域深度渗透，AI辅助问诊、智能分导诊、电子病历自动生成等应用加速落地。“AI诊疗”已覆盖基层医疗机构辅助诊断、大型医院智能分导诊、互联网平台预问诊与处方审核、慢性病健康管理等多元场景，在提升服务效率、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同时，也给医疗监管秩序与患者权益保护带来新挑战。实践中，诊疗责任归属模糊、算法“黑箱”透明度不足、健康数据安全隐患、线上用药合规短板等问题凸显，可能侵犯患者知情权、隐私权，甚至直接影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如何在鼓励技术创新与保障患者合法权益之间找到平衡，已成为亟待回应的现实课题。

“AI诊疗”是AI辅助决策在医疗领域的具体应用形态。我国现有的医疗卫生与民事法律体系，为“AI诊疗”的规范运行搭建了原则性的制度框架。今年3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人工智能+药品监管”的实施意见》，从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角度对AI应用提出规范要求；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从交互规范和数据安全层面对AI服务划定底线。但总体来看，“AI诊疗”领域专门规则供给不足、部门监管衔接不畅、责任认定标准模糊等问题仍然突出，现有原则性规定难以完全适应技术快速迭代的现实需求。有效规范“AI诊疗”服务，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一步细化规则、明确标准。

明晰责任划分，在法律上明确AI的辅助定位。医疗决策关乎患者生命健康，要求决策者具备系统的医学训练和临床经验，能够综合患者个体差异、病情演变等多重因素作出判断。“AI诊疗”尽管在数据处理和模式识别方面具备优势，但缺乏对患者整体状况的综合把握能力，也不具备临床判断所需的伦理责任意识。在我国，“AI诊疗”的角色被清晰地界定为医生的辅助工具。原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印发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管理规范》明确，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不能作为临床最终诊断，仅作为临床辅助诊断和参考”；2025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和规范“人工智能+医疗卫生”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各项具体规定体现了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服务”的导向。在政策已经明确这一基本定位的前提下，法律规范应当及时跟进。有必要在法律或规范性文件层面明确AI不能替代医生的临床判断和最终决策责任，使辅助定位获得明确的法律依据，并通过司法解释或专门规范细化过错认定标准。一方面，明确医生对“AI诊疗”结果的校验义务及其具体内容，包括校验的基本流程、注意程度等，使医生清楚知晓自身责任的边界；另一方面，厘清AI系统设计缺陷或算法错误导致损害时的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为司法实践中适用产品责任提供明确的法律指引。

推进算法透明，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知情同意权是患者在诊疗活动中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但“AI诊疗”过程存在“黑箱”问题，医生难以对AI建议进行有效校验，患者更无从了解诊断结论的形成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患者虽然形式上完成了知情同意程序，但并不具备作出理性判断所需要的信息基础。与此同时，算法训练数据的来源和质量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数据偏差可能影响诊断准确率。针对上述问题，应当在法律制度层面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一是建立医疗AI算法备案与审查制度，要求“AI诊疗”模型提交算法原理、训练数据来源及风险评估报告，必要时由多学科专家组成的机构进行评估。二是在法律层面明确AI诊断结果的可解释性要求，使AI的诊断建议能够被医生理解和校验，患者能够在充分说明的基础上作出知情同意。三是建立算法运行情况的监督机制。对已投入临床使用的“AI诊疗”模型，明确运营主体的定期报告义务和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职责，发现算法偏差或诊断准确率异常时，及时启动评估与纠正程序。

严格线上处方管理，强化处方流转过程的监管。处方开具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处方管理办法》等均要求，处方应当由执业医师开具。但在实践中，部分线上购药平台采用“先选药、后开方”的模式，由AI自动生成处方。这种做法将医师审核从实质性的独立判断变为形式上的程序确认，违反了现行法律规定。针对上述问题，应当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医院资质要求与执业规范，压实平台对处方真实性的核验义务，AI辅助生成的处方须经执业医师独立审核确认后方可进入配药环节。同时，针对“先药后方”“自动开方”等违规行为加大执法力度、统一执法标准，形成有效的制度威慑。

强化健康医疗数据保护，保障患者个人信息权益。健康医疗信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敏感个人信息，受到法律的严格保护。AI问诊依赖海量健康数据训练迭代，患者病史、体征、用药记录等敏感信息一旦泄露，极易引发精准诈骗、非法医药推销等次生危害。传统诊疗中，患者信息主要用于当下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使用范围和目的相对明确。而在“AI诊疗”场景中，健康医疗数据既是服务当前患者的资源，也是持续训练和优化算法的“原材料”，使用范围和目的显著扩展。实践中，部分互联网医疗平台存在超范围采集信息、未经同意向第三方共享数据等问题，反映出现行保护机制在医疗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方面仍有不足。应当对健康医疗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根据数据的敏感程度和使用场景，设置差异化的保护措施。同时，强化数据访问权限管控与脱敏处理机制，确保数据在采集、存储、使用、共享等各环节均有严格的制度约束。“AI诊疗”平台利用用户数据优化模型，应当履行充分告知与明示同意程序，提供便捷的信息撤回与删除渠道，使患者在数据收集、使用、存储和处理的各环节中享有充分的选择权和决定权。

推进“五心”工程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加快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和高技能人才。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福建公司）作为福建省装机规模最大的发电企业，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决策部署，实施“引领铸心、育才强心、搭台凝心、机制聚心、权益暖心”“五心”工程，引导产业工人在实干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创新中拥抱时代变革、在练兵中提升专业技能。

突出引领铸心，构筑产业工人精神高地。华电福建公司始终把加强产业工人思想引领作为重要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引导产业工人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创新理论学习模式。创建“重走调研路线、重现当年场景、重温重要指示”的“三重”学习模式，建成棉花滩水电公司“三重”学习馆，累计接待学习130余批次、2000余人次，获评“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龙岩第一批实践点”“福建古田干部学院现场教学点”。

强化典型示范引领。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连续开展4届劳动模范、3届能工巧匠评选表彰。近3年累计新增省部级及以上集体荣誉5项、个人荣誉31人次。成立劳模工匠宣讲团，组织党的二十大代表余虹、各级工会主席深入一线宣讲，开展宣讲活动200余场，确保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进车间、进班组。

深化育才强心，锻造产业工人过硬本领。华电福建公司聚焦产业工人技能提升需求，构建系统化、数字化、实战化的技能培育体系，推动产业工人强本领、长才干。

教培资源提质升级。打造火电、水电两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并通过人社部职业技能认定机构备案，开展40余个工种人才培训及评价工作，年均培训学员超过3.5万人次，推动“持证上岗”成为刚性要求，电力生产从业人员安全技能认证100%完成，新能源岗位认证实现全员覆盖。与福建农林大学联合开设“产教班”等校企合作实践，获全国电力行业教育培训优秀案例。

数字化赋能全员学习。开发“微光学堂”应用程序，集聚超600人的微课开发团队、244人的内训师队伍，构建以岗位知识地图、专家专题专栏、实际问题解决三大板块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开发专业技能微课1978门，收录题库2.56万题，构建产业工人移动学习交流平台。

以赛促训锻造尖兵。连续13年与福建省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员业务技能大比武，涵盖火电、水电、风电、光伏等运维专业及电力交易、财务、纪检监督等业务领域，累计表彰256名业务技术能手，近3年新增中国华电及以上技术能手23名。累计培育省部级及以上工匠127名、技术能手66名。

实施搭台凝心，激发产业工人创新活力。华电福建公司搭建劳动竞赛、创新创效、班组建设三大建功平台，让产业工人在高质量发展中唱主角、当主力。

劳动竞赛赋能发展。连续4年开展“聚绿色动能、助‘双碳’目标”主题劳动竞赛，每年设定5项竞赛内容，确保竞赛任务与企业年度目标深度绑定。构建全周期管理模式，推动建成国家“十四五”能源保供重大工程可门三期项目、五大发电集团首座抽水蓄能电站、中国华电首座海上风电等重点项目，所属3家单位安全生产超一万天。

创新创效成果丰硕。推行“十二有”标准化建设，所属27家生产型企业创新工作室全覆盖，9家获省部级授牌、2家获评省级重点。建立领军工作室“1+N”结对协作模式，遴选课题开展“同题共答”攻关活动。广泛开展“五小”“QC”、职工创新创效发布评选活动，20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及以上表彰，年均获专利授权超百项，组织产业工人参与数智电厂建设、海上风电制氢等重点研发项目。

班组建设强基固本。创新实施“加减乘除”班组建设提升行动：“加”动力，实施“北辰计划”班组长三年轮训，建立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减”负担，形成71项减负清单，录入工作量减少55%；“乘”合力，建立党委领导、行政支持、工会搭台、专业唱戏的共建机制；“除”短板，实现安全责任制评价机制全覆盖。1个班组荣获“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培育省部级优胜班组11个、中国华电标杆班组40个。

注重机制聚心，激励产业工人成长成才。华电福建公司坚持“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打通技能人才晋升“快车道”，让产业工人有奔头、能出彩。

优化人才评价机制。实施干部人才结构优化三年行动，推进“8090”工程、“英才计划”“将才计划”“T型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四大族群、六类发展通道，健全职位职级晋升体系。完成人才积分制设计，构建企业人才星图。管理人员竞争性上岗比率达72%以上，技能人员高级工及以上占比达56.87%。

强化激励措施落地。推动薪酬分配向关键岗位、高技能人才倾斜。71名劳模工匠享受待遇晋升，业务技术能手享受职级上浮待遇，设置“师带徒”津贴。落实“新八级工”制度，推动职称与技能等级双向认定，力争2030年高级工及以上占比达到65%。

做实权益暖心，提升产业工人幸福指数。华电福建公司把“我为职工办实事”作为落实产改的重要举措，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产业工人困难事、烦心事。

健全服务长效机制。出台《“我为职工办实事”管理办法》，每年印发十大任务清单，形成“目标—责任—考核”全链条机制。用好“职工心声e家通”等渠道广泛听取意见，将推进情况纳入年度党建考评。

解决职工急难愁盼。实施“老旧设备、厂容厂貌、生产值班设施”三年整治行动，为可门、古田溪共794户职工解决住宅产权证办理难题。构建“健康体检+医疗互助+疗休养”服务体系，累计申请医疗互助补助金93.57万元，支付补充医疗保险补助超千万元。开办职工子女暑托班，开展青年联谊交友活动82场次，职工满意度持续保持100%。

华电福建公司通过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产业工人主力军作用充分彰显，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持续夯实，能源保供任务圆满完成；队伍素质全面进阶，技能水平与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面向未来，华电福建公司将持续纵深推进“五心”工程，着力培养造就更多工匠人才和技术能手，全力打造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为企业创建一流标杆目标和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作者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创新构建“逢三说事”工作机制

新时代做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优势、治理效能。作为新能源国企，基层场站分散、职工驻守一线、诉求场景多元是行业典型特征，也对新时代国企基层党建、群众工作提出了全新挑战。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山西）立足行业特性与基层治理实际，着眼中国华电集团“奉献清洁能源、创造美好生活”品牌定位，创新构建“逢三说事”工作机制，拓展党群沟通渠道、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凝聚职工奋进合力，是新时代国企践行群众路线、深化党建赋能、夯实基层根基的生动实践，为新能源行业基层党建提质增效提供了有益探索。

创新运行机制，构建党建引领群众工作的闭环体系

基层党建提质增效，关键在机制创新、核心在落地见效。华新山西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新能源企业工作实际，遵循“贴合基层、务实高效、全员参与、长效赋能”的工作原则，打造标准化、轻量化、全闭环的“逢三说事”工作体系，摒弃形式化、繁琐化工作模式，以“低成本、广覆盖、高效率、深赋能”的轻量化服务理念，让党的群众工作有温度、有力度、有效度。

华新山西以固定时间、固定流程、固定责任的“三固定”模式，构建全方位、无壁垒的党群沟通体系，切实让职工“有处说事、敢于说事、事事能解”。固定每月3日为问题征集日，坚持开门纳谏、全员参与，打破层级、部门、场站壁垒，以“说事、议事、解事”为核心目标，鼓励全员无障碍提出诉求与工作建议，营造开放平等的沟通氛围，并在当日完成诉求汇总分解，经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下达处置任务，实现从“干部预判问题”到“职工主动提问题”的转变，为精准施策、靶向治理提供坚实依据。固定每月13日为党支部反馈日，落实分级处置机制，建立“简易问题即时办、交叉问题协同办、疑难问题上报办”的分层处置机制，严格执行“谁主管、谁回应”工作要求，推动基层小事不出支部、难事不出片区、大事党委统筹，有效破解问题积压、处置滞后、落实空转等治理难题，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服务落实在一线。固定每月23日为领导接待日，公司班子成员、职能部门负责人直面职工诉求、现场答疑解惑、统筹调配资源。同时建立季度复盘公示、满意度评价、绩效考核联动机制，将群众工作成效与履职考核深度绑定，以制度刚性保障服务实效。

立足行业特性，深入推进“逢三说事”工作机制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我为群众办实事”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重要实践载体。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党建服务职工、党建赋能基层的工作导向，把服务职工、凝聚人心、稳固队伍作为基层党建的基础性工作。

从行业现实需求来看，华新山西所辖45家企业、全域34个县区的风光场站，呈现出点位分散、布局偏远、职工长期驻站的显著特点。特殊的生产经营模式，造成基层职工沟通渠道不畅、诉求传导链条过长、民生保障存在短板、成长发展需求难以精准匹配等痛点。传统单一化、被动式的群众工作模式，已无法适配新能源企业高质量发展和职工多元化需求。基于此，华新山西深刻把握新时代国企党建工作要求，立足“服务发展、服务群众、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职工”五大核心维度，构建“党委统筹、支部落实、工会牵头、班组落地”四级联动治理体系，深入推进“逢三说事”工作机制。通过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沟通议事模式，破除层级壁垒、畅通民意渠道、闭环解决问题，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落地惠民举措。

深化实践探索，彰显新时代国企党建的价值成效

党建引领群众工作的最终价值，在于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实干实效赋能发展。“逢三说事”机制的常态化落地，有效破解了新能源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两张皮”问题，实现了职工福祉提升、队伍建设提质、企业发展提速的多维共赢。

依托“逢三说事”机制支撑的全闭环服务体系，精准落地交通补贴、宿舍升级、困难帮扶、场站改造、技能提升等40余项民生实事，彻底解决一线职工通勤、住宿、成长、保障等实际难题，通过多种方式解决职工诉求，进一步提升职工满意度。同时，引导一线职工立足岗位建言献策，累计收集检修技改、安全生产、运维优化、降本增效等优质建议30余条，落地多项创新攻坚项目，有效破解发电效率偏低、设备运维损耗、长停风机治理等行业痛点问题，专业化运维水平、设备可靠性和企业运营质效持续提升，以职工智慧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华新山西先后荣获华电集团“争创一流标杆企业”“五星级发电企业”“本质安全型五星级企业”，以及山西省模范职工小家、“山西省直文明单位标兵”等多项荣誉，实现职工福祉提升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新能源企业基层思政工作创新、服务中心大局提供了实践参考。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用好红色资源为企业发展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南方电网广东汕尾供电局（以下简称汕尾供电局）地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在这片诞生了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红色土地上，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汕尾供电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深挖红色资源、打造红色文化品牌、弘扬红色精神内涵上下功夫，激活红色基因，使红色资源真正成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构建“九字诀”工作法，推动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将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首要在于使其内化于干部员工精神世界、外化于干事创业实际行动。汕尾供电局通过系统化设计，提炼出“寻、观、思、写、讲、比、改、融、行”九字诀工作法，构建完整的红色教育闭环。

夯实思想认知。深入开展寻找革命先烈后代活动，走访座谈、查阅档案，梳理出革命烈士后代49名并建立专门台账。充分利用当地红色资源，精心设计特色红色教育路线，组织干部员工重走红色路线，让大家在身临其境中触摸历史脉搏、汲取奋进力量。

深化理论认同。常态化组织党员以分享会形式畅谈感悟反思，通过“七一”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载体开展讨论分享。通过征文活动组织员工撰写红色题材稿件和心得体会，线上开设党史专题板块，使红色教育从“一时一地”拓展为“随时随地”。

发挥示范效应。局领导班子带头上讲台讲党课，探索开展“交叉讲党课”模式。组织策划“书记讲堂”暨年度优秀“书记项目”评比活动和系列党课评比活动，通过以比促学、以评促建，打造一批叫得响、立得住的品牌项目，形成比学赶超浓厚氛围。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形成重点民生项目清单和问题清单，实行整改销号机制，确保件件有着落。近3年组织党员累计为身边群众办实事近2000件，把“人民电业为人民”宗旨落到实处。融入红色元素制作“百年党史青年说”“书记说”“党员说”等系列节目，举办红色题材演讲、诗词朗诵、书画摄影展等活动，营造浓厚红色文化氛围。

检验教育成效。党委聚焦“五个一流”“十大突破”，班子带头领题挂帅，协调解决基层难点堵点。深入开展“我是党员走在前”等主题实践活动，在抗击台风、迎峰度夏等急难险重任务中设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党员突击队，真正做到关键时刻顶得上、危急关头豁得出。

擦亮红色品牌，让红色资源“活起来”。在内部教育深化的基础上，汕尾供电局进一步推动红色资源品牌化、阵地化，着力构建红色文化传播体系，形成可持续、可传播的社会影响力。

建好用活红色教育基地。深度挖掘革命先烈彭湃廉洁故事，融入日常警示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打造“善美清风”廉洁教育品牌，相关材料被推送至广东省委宣传部并在汕尾市廉洁展厅集中展示。将海丰红宫红场旧址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基地，建立“廉洁第一课”机制，组织新提拔干部、新党员、新入职员工开展主题党团日活动，让红色基因在源头处扎根。

打造红色党支部示范点。依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结合星级供电所创建，在各基层单位打造党支部建设示范点。围绕“一支部一品牌、一支部一特色”，组织每个党支部因地制宜挖掘本土红色故事，培养红色讲解员队伍，让红色文化在基层党组织中生根发芽。

组建红色文化宣讲团。精心打造广东电网公司“四个自信”红色宣传教育路线，组建50人规模的红色宣讲团队伍，深入基层一线开展红色宣讲课。宣讲团成员既有领导干部、业务骨干，也有青年员工、烈士后代，用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让红色故事广为流传。

探索创新模式，以党建融合驱动高质量发展。汕尾供电局积极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把革命老区的斗争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探索出多维度融合发展路径。

破解发展瓶颈。将“敢为人先、依靠群众、敢于斗争、无私奉献”的海陆丰革命精神用于电网攻坚克难，开展电网建设“百日攻坚”行动，一批重点电网工程快速推进，有力支撑了汕尾“海洋强市、产业兴市”发展战略。

助力乡村振兴。依托党员责任区、示范岗、突击队，主动融入广东省“百千万工程”部署，把电力服务延伸到镇村一线，全域推进“三线整治”工作，消除安全隐患、美化城乡风貌。推行“诚信+办电”等便民利企举措，供电服务满意度连续12年位居全市前列。

提升运营效率。积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推进智慧党建，率先建成“AI+作业”生产运营管控人工智能示范班组，大幅提升线路缺陷识别和运维效率。“四分”降损实践经验——分线路、分台区、分责任人、分电压等级精细化管理模式，成功输出至埃及配网降损试点项目，实现中国技术标准“走出去”突破。科技投入与成果转化收入创历年新高。

凝聚队伍向心力。开展“党委书记接待日”“百名干部进班组”“书记讲堂”等特色活动，及时掌握员工思想动态和实际诉求，形成动态“民情地图”，做到“民情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架起党群连心桥，为企业改革发展营造心齐气顺良好氛围。

红色资源的深度利用不能停留在参观学习层面，必须融入企业治理、生产经营、优质服务、科技创新各环节各领域，实现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频共振、互促共进，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优势。汕尾供电局的生动实践证明，革命老区国有企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红色资源这一独特优势，进一步构建红色资源的价值挖掘体系、教育传播体系和实践转化体系，让红色精神在新时代国企改革发展中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国企力量。

（作者系南方电网广东汕尾供电局直属本部党委副书记、党建工作部主任）

未来文学会真正生长出来的地方

新媒介时代创造了一个人人可以写作的语境。各行各业的人，无需专业资质均可成为作者；作品也无需出版社或文学期刊层层专业评审，便可通过网络直抵大众。对今日大众而言，文学是一个更多层次的场域：文学可以关乎文明家国、反思社会历史、叩问人性命运，当代中国文学需要沿着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鲁迅的经典线路向前延伸，也可以在烟火微芒、人生碎屑中，照见我们普通人那些普通而粗粝的悲欢，记录那些无法铭记在人类智慧的塔尖上却与每一个普通人呼吸同在的阴晴雨雪。这两个向度不是仅从表层意义上“精英与大众”“专业与业余”的二元切分，而是后者在为谁写作、为何写作、如何写作这些带有根本性的文学底部运行逻辑上，正面向未来生长出新的文学空间。

从此意义论之，“素人作家”虽然是一个外延模糊、内涵也不甚明确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今天文学场域中的出现和被关注，本身代表了文学面向普通人正在生长出来的这一新空间。今天的文学现场关注这个空间，也不仅仅是因为作者身份反差自带话题性这一表层原因，而是他们的写作对关乎文学根本的几个问题做出了不同于传统专业文学的另一种回答。

在素人作家这里，文学由普通人写作。相较于进入专业批评家的审美经验和评论场域，进入大众的生活经验、情感结构是这类文学更重要的追求。在这一点上，那些为谋生辗转在烟火缝隙、奔波在市声喧嚣中的素人作家，具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拿起笔，写出普通人谋生之日常：“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王计兵《赶时间的人》）；写菜市场里杀鱼卖肉、讨价还价的人间百态（陈慧《在菜场，在人间》）。那些柴米油盐的人生中可相通的甘苦，到了素人作家这里，他们经历过，他们写得出，更重要的是他们珍重之——这是普通人对自己人生的珍重。

在素人作家这里，文学可以仅为了当下而写作。在素人作家笔下，今日的一粥之咸淡，当下的一事之悲欢，或许会迅速淹没在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中，即使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也只不过转瞬即逝，但它仍可为了这一刻而被书写、被阅读，成为每一个普通人互相看见彼此平凡人生的窗口。我们无数普通人通过他们的文字相遇，相遇在他们笔下迟迟不来的电梯前、各自奔忙的早晚高峰里、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中。这样的相遇不面向历史的永垂不朽，却面向普通人之间感受到彼此体温与呼吸、从而看见自己也看见众生的当下。

在素人作家这里，文学可以用普通人的语言写作。素人作家携带着较少的专业训练痕迹进入文学场域，他们的写作也不大契合古今中西的文学理论、叙事技巧，但他们用普通人的语言讲述普通人故事的写作方式，在今天的文学场域中，在无数无名的普通人自发的阅读、转发、讨论中，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我是范雨素》，直白、亲切，这就是我们普通人跟人说话的语言。这篇文章当时引发的转发激情，很大部分源于其语言的这一特点。生活与苦难携带的沉重被浓缩在平白朴素的语言中，直抵人心。“父亲不知道自己患癌/但我知道/从医院回家的最后一百米/父亲走得非常吃力/父亲说，你去，把沟里的空瓶子捡过来/可以卖一毛五”（王计兵《最后的时光》），这首没有任何语言技巧的诗歌，曾让彼时正在经历父亲重病的我在人群中泪流满面。在那一刻我听到了他的父亲、我的父亲——那些一生低头劳作、永远言辞贫乏的父亲们——一生想说的话。

这样的素人写作，将现代文学自发轫之初就作为核心关切的问题重新带回我们面前：为什么与当下和大众的有效联结对当代文学而言如此重要？众所周知，中国古典文学创造了难以逾越的美学高峰，现代文学取而代之的合法性并不在于美学优势，而在于其与大众相关的现代性质。自晚清梁启超言“欲新一国之国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到鲁迅弃医从文、铁屋呐喊，现代文学从起点上就被赋予启蒙大众的天然使命。因此，现代文学兴白话文、倡导社会小说，其意义都不在于更新古典美学范式，而在于能大众化，进而能化大众。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使得数千年来与文学主旨少有关联的劳动者，成为文学书写、歌颂、服务的主体。当时赵树理的理想不是登上文坛千古留名，而是登上农民围坐翻阅的“文摊”，解决身边乡亲的现实问题。中国现当代文学脉络中，大众始终是其进入历史、担当现实、创造未来的核心动力，始终作为其最核心的关切存在。一段时期以来，纯文学在修复历史创伤中重视形式美学，在抵抗消费主义过程中拉升专业门槛，自有其当时当为的合法性。然而客观来说，文学与当下现实和烟火大众渐行渐远，也是其客观存在的问题。

进入新时代，今日的大众较之20世纪的大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文学因此前所未有地被需要、被关注，甚至被参与。素人写作正用自己的枝叶重新联结文学与大众，借助这联结在大众中承担审美与娱乐、认知与观照、沟通与和解等一系列复杂的功能，然后使自己成为与正在发生的历史、正在呼吸的普通人能共生共情的存在。而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一个奋进、开放、勇于担当的中国，或许普通人的喜怒悲欢、日常经验中，也包含着历史、哲学的大问题。而让普通人从中看到自己、感受到自己与人生、社会和世界之联结的文学，带着现实的温度，带着人生真切的痛感，或许正是未来文学能真正生长出来的地方。

得之于人 用之于世

盛夏的北京，暑气蒸腾。穿过北京金宝街繁华的商铺与热闹的人群，走入南侧的狭长胡同，映入眼帘的是茂密的古树与质朴的石墙，市井喧嚣刹那间便被隔绝在外。在鳞次栉比的现代楼宇之间，东堂子胡同里保有着古都特有的静谧。树荫掩映下，一座有着孟莎式屋顶和精致老虎窗的三层红砖小洋楼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鼠疫斗士”伍连德的故居。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台山，1879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17岁时获得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学习，后又赴德国、法国进修。1903年，他顺利通过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答辩，成为第一个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1907年，他归国任职，长年累月地开展防疫、卫生、医学和社会福利工作。东堂子胡同55号（现在的东堂子胡同4号和6号）是他在北京工作时的居所。

伍连德于1911年购得这块土地，并于1916年采纳一位德国建筑师的建议，建成一座三层东西对称式联排别墅，请清末留法建筑设计师华南圭设计了后花园。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正如它的主人一样，拥有东方的风骨、西洋的学养，深深扎根在中国大地。故居开辟了7个常设展馆，以伍连德的生平与成就串联起来。

临危受命，迅速扑灭鼠疫

序厅的一面墙上集中展示了海内外对伍连德的评价。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的前身）曾授予伍连德“鼠疫专家”称号；梁启超评价：“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另一面墙上是“伍连德箴言录”。其中一句十分令人动容，即1911年伍连德致信《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时所写：“我随时准备报效国家并甘受任何艰难，以期向我的人民表示我为他们而生活、工作。”这不仅是一位医者的专业承诺，更是一位赤子对故土的深情告白。

继续前行，在一处显眼的玻璃展柜里，静静地陈列着一架泛着幽暗金属光泽的物件——一架1900年前后生产的显微镜。它的黄铜镜筒早已褪去了最初的锃亮，底座边缘也带着岁月磨损的痕迹。站在展柜前，时空的指针仿佛倏然拨回到1910年的那个寒冬。彼时，西伯利亚的极寒气流席卷着中国东北，比严寒更令人绝望的，是一种不知名的烈性传染病。此病症状为发高烧、打寒战、胸闷、咳嗽、出血，一旦开始出现症状，病情发展非常迅猛，且死亡率奇高。疫情从满洲里一路向南蔓延至哈尔滨，甚至直抵京畿，成千上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评价疫情传播之势“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危机还不仅仅来自疫病本身，在这个艰难时刻，日、俄欲乘机侵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以我国没有担得起重任的人才为借口，企图独揽防疫权。那一年，年仅31岁的伍连德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全权总医官。他即刻出发，带着一架显微镜与一些实验器具，与助手抵达哈尔滨。

为了查出疫病的元凶，伍连德决定进行尸体解剖。作家迟子建以东北大鼠疫为背景创作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中，详细叙述了这段往事。在那个法律与民情皆不允许解剖的年代，伍连德顶着舆论压力、冒着生命风险，与助手在死者所处的小客栈，将房屋消毒之后，完成了哈尔滨乃至东北第一例尸体解剖。伍连德在显微镜下发现了病原体，通过实地调研与科学验证，首次提出此次流行的鼠疫为肺鼠疫。他以超凡的智慧和耐心，成功组织了万千民众参与防疫斗争。有资料显示，伍连德仅用67天便平息了这场灾难。

之后的多年间，他又几次组织扑灭了在东北、上海等地暴发的肺鼠疫和霍乱。凭借在肺鼠疫研究领域的贡献，特别是揭示了旱獭于该疾病传播中的作用，1935年，伍连德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在提名表格“国家”一栏中，伍连德庄重填上了中国。

防疫先驱，推广卫生观念

在“防疫传承厅”里，展柜中陈列着一个微微泛黄的纱质物件。这并非普通的医用材料，而是在扑灭鼠疫的战役中立下奇功的——“伍氏口罩”，它也是今天所使用口罩的一个蓝本。在东北大鼠疫中，许多外国专家固执地认为鼠疫只能由老鼠和跳蚤传播，主持天津防疫工作10余年的法国著名医生梅斯尼甚至拒绝戴口罩进入病房，最终感染殉职。梅斯尼的死，极大地震动了医学界，也让伍连德的科学论断得到了证实。为了保护防疫人员和平民，伍连德就地取材，设计出一种极其简易却十分有效的防护用具。他将折叠的纱布剪开，内置一块医用脱脂棉，两端剪成绑带，可紧紧贴合面部。这种口罩式样简单、成本低廉、效力显著。短短几天内，哈尔滨所有参加防疫的人员都戴上了口罩，有效降低了人传人的风险。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氏口罩”备受赞誉：“伍连德发明之面具，式样简单，制造费轻，但服之效力，亦颇佳善。”

“防疫传承厅”还陈设着一张古朴的中式木质方桌及几把木椅。特殊之处在于，方桌中央放置着一个圆形木质旋转托盘，托盘上有两双颜色不同、长短不一的筷子。这便是伍连德提倡推广的“双筷制”和“旋转餐台”。在抗疫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国人“共饭合食、同杯共饮”的习惯，恰为唾液飞沫传播疾病敞开了方便之门。1915年，伍连德在《中华医学杂志》刊发《卫生餐法》一文，提出革新中餐共食旧习俗的方案，由此掀起了改良国民餐桌习惯的风潮。为了兼顾科学防疫与团聚温情，伍连德建议设计一种旋转餐桌，并倡导每人使用两双筷子，长筷用于取菜，短筷用于进食。这一小小的改变，既守住了一家人围桌共食的烟火气，又将现代公共卫生观念悄然植入群众生活日常。

兴建医院，推动医学发展

故居一至二楼楼梯被辟出了“医学建制墙”，依序展示了伍连德参与创办中华医学会与医学杂志、兴办医院和医学教育的成就。由木质旋梯拾级而上，墙上的一张张照片串联起岁月长河。1913年，伍连德向政府递交《中国的医学教育》的长篇备忘录，建议“根本改变医科学生的培养方式”。1915年，伍连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中国急宜谋进医学教育》，提出：“注重医学教育问题，以谋进国利民福，诚为我国亟不容缓之图。”彰显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卓越的前瞻性。同年2月，以伍连德为首的21位中国医生在上海建立中华医学会，伍连德任书记，受命创办《中华医学杂志》并任总编辑。

在中国期间，他主持创办了20多所医院及医学院校。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属北京中央医院的建立。1915年，伍连德提议在北京城区为老百姓开办一所现代化医院，并想把它建成一座模范的平民医院，借此促进医学之科学化。在时局动荡的形势下，他一方面极力节约，另一方面努力筹措资金。4年多的辛勤工作期间，他没有接受过任何薪水或报酬。1918年，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正式投入使用，伍连德出任首任院长。这是中国人自行筹资建设和管理的第一家综合性西医医院，标志着中国现代医疗卫生事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编纂医史，促进医学交流

行至故居二楼，迎面便是“国际交流厅”。厅内陈设还原了生活场景，摆放着书柜、沙发、案几等家具，仿佛可以触摸到伍连德在此会客交流、伏案治学的日常温度。中央的墙面上，一张巨幅照片引人注目——1911年“万国鼠疫研究会”的现场合影。会议云集了11国的34位传染病专家，伍连德任会议主席。这是国际上第一次以鼠疫防治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推动了中国医学走向国际舞台，会议形成的报告书成为流行病学经典。

与这幅照片静静相对的玻璃展柜中，一本厚重的英文大部头映入眼帘，这是伍连德与医史学家王吉民历时16年编纂，于1932年出版的巨著《中国医史》。这部书可谓是两位专家为中国医学正名之作。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里逊完成《医学史入门》，全书700多页，但关于中国医学史的论述不到一页，且多有讹误之处。此书很快成为医学史方面的权威课本，多次重印。伍连德读到这本书后，马上致信嘉里逊，问他为何对中国医学作如此少的介绍和不正确的评价。嘉里逊回信称：“中医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伍连德深受震动，随即联系了王吉民，王吉民亦大为触动。为了“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二人决定合著《中国医史》，上篇由王吉民撰写，梳理中医发展脉络，下篇由伍连德撰写，论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历程。这项工程浩大艰难，二人广泛收集材料，以科学的理念、翔实的史料，向世界全面介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历史。社会学家潘光旦评论此书，“从此新旧医界可以彼此获得进一步的了解与合作：前者可知先民的贡献固不在少，后者亦可知完全经验的不可恃，非经科学方法的洗剔整顿，旧学或不免终于淘汰”。

伍连德一生恪守“得之于人，用之于世”的信条，将所学所得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1960年他逝世时，英国《泰晤士报》在讣闻中称伍连德为“医学界一位英雄和近乎传奇般的人物，世界广泛受惠于他比所知更多”。

以落实责任制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信访制度是我们党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重要制度安排。落实信访制度、做好信访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关键在责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作为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抓手，制定出台《信访工作条例》及《信访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积极推动构建“有权必有责、权责相一致，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信访工作责任体系，持续压紧压实各地区各部门信访工作责任，为推动新时代新征程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信访工作作为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民心的一项重要工作，体现了党性立场与人民立场的高度统一。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正确政绩观在信访领域的具体实践，其本质要求是从信访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出发，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切实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要求，转化为“为民解难、为党分忧”的实际行动。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筑牢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纯不纯，归根到底要看政治站位高不高、政治担当强不强、政治责任扛得牢不牢。《信访工作条例》明确了信访工作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信访突出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要职责使命，充分说明信访工作绝不仅仅是一般性业务工作，更是一项关系人心向背、检验政绩观是否正确的重要政治工作。如果信访工作责任压得不实、落得不细，对群众合理诉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既损害群众切身利益，更损害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和公信力，甚至影响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深刻认识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的极端重要性，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确保党中央关于信访工作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以实际行动和扎实成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坚守为民初心、矢志为民造福的核心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要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早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信访工作的首义，在于时刻把自己看成人民中的一员，把心贴近人民。信访工作一头连着党委和政府，一头连着人民群众，是最现实、最直接的群众工作，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为民解难、为党分忧是信访工作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从根本上讲，就是将“把心贴近人民”的使命情怀转化为权责清晰、运转规范、监督有力的制度安排，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转化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实绩实效。历史和实践证明，信访工作责任压得越实，群众诉求解决就越到位；责任链条越严密，为民服务成效就越扎实。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以责任落实推动问题解决，以问题解决赢得群众信任，真正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在为民解难中践行初心使命，在为党分忧中彰显责任担当。

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是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信访工作处在联系群众的最前沿、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是感知社会风险的“预警器”、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在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反映的是利益诉求，折射的是治理水平，检验的是责任担当。推动信访工作责任落实，就是要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转化为解民忧、化矛盾、防风险、保稳定的治理效能，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履行信访部门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责，推动信访工作更好地融入社会治理大局，将责任制贯穿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全过程，以责任落实消除潜在风险、筑牢安全屏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稳定根基。

坚定不移把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实到信访工作法治化全过程各方面

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部署的重大改革任务，是全面落实《信访工作条例》的重要举措，是各级各部门的共同责任。实现“群众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的目标，关键是要把责任制贯穿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各项工作中，真正做到权责清晰、程序规范、追责有力，确保权责明、底数清、依法办、秩序好、群众满意。

聚焦预防法治化，压实属地基层源头治理责任。基层是信访的源头，也是解决信访问题的关键。大多数信访问题产生在基层，落实好源头治理责任，把矛盾化解在源头，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果最好。推进预防法治化，就是要严格落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及职能部门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主管责任，通过制度化、机制化办法，最大限度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发生，把可能引发信访问题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落实这一目标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坚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严格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强化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确保各项工作符合法律、符合规律、符合实际，有效预防和减少政策性、群体性问题发生。必须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构建常态长效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统筹发挥基层综治中心和信访接待中心作用，及时妥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切实把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严防积累转化、外溢上行。

聚焦受理法治化，压实信访部门程序推进责任。受理是信访事项处理的“最初一公里”，是明确办理责任主体、确定处理途径和程序的关键环节。推进受理法治化，就是要严格落实信访部门的程序推进责任，做到分清性质、明确管辖，转办督办到位，确保信访事项能够按照法治化“路线图”走通、走完，以程序推进保障实体解决。落实这一目标要求，各级信访部门必须全面准确登记、受理信访事项，认真甄别群众信访诉求，落实“三个不予受理”“两个不再受理”要求，做到精准分流、精准转办。必须严格落实首接首办责任，谁首办、谁盯办，对疑难复杂信访问题和职能部门办理不到位的，动真碰硬、一盯到底，跟踪做好督促化解工作，推动信访事项依法有序运转。必须严格规范出具告知文书，让群众清晰了解自己的诉求通过什么途径、依据什么法律规定、按照什么程序处理和解决，确保群众信访手中有单子、心里有预期，自觉按照法定程序和“路线图”依法进行信访。

聚焦办理法治化，压实职能部门实质化解责任。信访工作的成效如何，最终要看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的实际效果。推动问题实质化解，关键在于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推进办理法治化，就是要进一步督促职能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时限处理职责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落实这一目标要求，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必须坚持调解优先，积极构建多元调处化解机制，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类手段，引导信访人通过调解、和解协商化解矛盾纠纷。必须坚持依法分类处理，严格按照《信访工作条例》明确的6种分类处理方式，精准区分不同情形，导入相应程序依法办理，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必须坚持实体化解，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调解、疏导等办法，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以程序规范确保实体化解到位，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经得起法律、历史和群众的检验。

聚焦监督追责法治化，压实监督部门精准问效责任。有效监督和精准问责，是推动信访工作责任落实的重要保障，各级党委和政府、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信访部门、职能部门都负有监督职责。《信访工作条例》围绕“谁来监督、怎么监督，追谁的责、追什么责”，作了全面系统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增第一百三十五条，专门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信访工作职责作出处分规定。推进监督追责法治化，就是要严格落实相关制度规定，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信访领域违纪违法行为和失职失责行为。落实这一目标要求，必须发挥信访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作用，加大信访工作规范化建设评查力度，及时发现和纠治“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等突出问题，认真履行提出改进工作、完善政策和追究责任的建议。必须注重形成工作合力，推动信访监督与纪检监察、巡视巡察、干部监督等机制双向贯通，对履行信访工作职责不力、存在严重问题的，及时移交问题线索。必须强化监督结果运用，对信访工作中发现的典型性、普遍性问题，及时通报曝光，发挥警示震慑作用，以责任追究到位倒逼工作落实到位。

聚焦维护秩序法治化，压实政法机关依法处置责任。《信访工作条例》既规定了各机关、单位依规依法处理信访问题的程序和要求，也明确了信访人按照法定途径和程序表达诉求的权利和义务。推进维护秩序法治化，就是要坚持权利和义务相统一原则，强化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依法处置违法行为，切实维护良好信访秩序。落实这一目标要求，必须严格落实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加强群众法治宣传教育，依法做好路径指引、释法明理、困难救助等工作，引导群众依法文明有序走访；必须依法规范信访工作行为，引导各地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群众利益诉求上，坚决纠正拦卡堵截群众正常上访行为，切实保障群众信访权利；必须严厉打击信访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存在滋事扰序、缠访闹访等违法行为的由政法机关依法处置，树立依法信访、依法维权的鲜明导向，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多措并举推动信访工作责任制落地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推动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既要下大气力建制度、立规矩，更要下大气力抓落实、抓执行。要用好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压实领导干部责任、考核督办等重要抓手，确保信访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用好联席会议机制促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是加强党对信访工作领导的重要抓手。目前，该机制已经实现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进一步健全完善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议事规则，规范运行程序，推动各级联席会议实体化运行，确保常态运转、高效履职。进一步强化成员单位“系统抓、抓系统”责任，合力攻坚化解疑难复杂问题，推动优化政策供给，从政策层面批量解决涉众型信访问题。各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及信访联席办要切实履行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职责，进一步健全信息研判、事项交办、跟踪督办等配套机制，贯通矛盾源头预防、协调处理、化解处置全链条，形成工作闭环，推动完善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落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协调、社会工作部门统筹指导、信访部门推动、各方齐抓共管的信访工作格局。

强化领导干部责任促落实。《信访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原则。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履行信访工作责任，定期研究信访工作，定期阅办群众来信和网上信访、接待群众来访，包案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仅对所在岗位具体业务工作负责，也对所在岗位应当承担的信访工作任务负责。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亲自示范的重要制度安排。各级领导干部要站稳人民立场，自觉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作风，带头开展接访下访和包案工作，坚决反对假接访、纸面接访等形式主义问题，深入基层一线联系群众，及时发现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各级信访部门要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权益保障通道，加强领导干部接访包案情况抽查检查，推动领导干部接访包案常态化制度化，切实把问题解决在第一时间、化解在第一地点，有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优化差异化考核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信访工作考核是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提升整体质效的“风向标”。近年来，国家信访局聚焦信访工作法治化这一主题持续推进信访工作差异化考核，取得了积极成效。各级信访部门要按照法治化要求深化改革，进一步优化考核指标设置，将纠治“应受理而不受理、应办理而不办理、应追责而不追责、应查处而不查处”问题作为主要衡量指标，开展差异化、多维度考核，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将主要精力进一步聚焦到依法解决群众信访问题、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上来，不断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

加强督查督办促落实。督查督办是推进信访制度改革措施落地、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重要手段。各级信访部门要坚持和完善蹲点调研、分片调度、实地督查等近年来形成的有效机制和办法，强化问题导向，深入基层一线，不断提升督查督办工作质效。牢牢把握督查督办这一工作重心，以规范办理信访事项、切实维护群众权益为着力点，强化对重点难点问题的督查督办，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水平提升。注重改进督查方式，用好挂牌督办、约谈通报等措施，对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务求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真正以督查督办推动信访工作责任落实、制度落地。

推动建立胃癌诊疗的国际新标准

季加孚，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肿瘤研究中心主任。主导创立以外科为核心的胃癌综合诊疗体系，通过系列原创性研究确立了胃癌诊断及治疗多项国际新标准。曾担任国际胃癌学会主席。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光华工程科技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

胃癌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国际癌症研究机构GLOBOCAN 2024数据库统计显示，2024年全球胃癌新发病例约98.0万例，死亡约64.2万例，均位居恶性肿瘤发病谱与死因谱第5位。我国胃癌新发病例约占全球34.9%，疾病负担居全球首位。2010年前后，我国胃癌患者局部进展期或晚期比例超过70%，五年生存率在35%左右，与日、韩等高发国家存在显著差距。历经我国胃癌学界30余年系统攻关，我国胃癌患者长期生存实现阶梯式提升：其一，标准化D2根治术全国普及，手术死亡率大幅下降，规范手术人群5年生存率稳定至52%以上；其二，主导的RESOLVE研究5年随访数据证实，围术期（即围绕手术的时期，包括术前、术中和术后三阶段）化疗可将局部进展期胃癌5年总生存率提升至60%，死亡风险降低21%，以中国原创证据优化全球围术期化疗标准；其三，迈入免疫治疗时代，牵头完成胃癌围术期免疫治疗Ⅲ期ASTRUM-006研究，创新证实“新辅助免疫联合化疗+术后免疫单药维持”的去化疗方案，打开局部进展期胃癌长期治愈新路径，重塑全球围术期免疫治疗格局。

诊疗标准的演进历程

回望胃癌诊疗标准百余年演进，可清晰辨识出三次发展重心迁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开创胃癌根治性手术，确立了解剖学基础上的TNM分期框架，奠定了现代胃癌诊疗体系基础。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学者深耕胃周淋巴引流解剖，建立了D2淋巴结清扫技术体系，通过持续修订的《胃癌处理规约》完善病理分期标准；同期率先开展内镜下早期胃癌黏膜切除术，奠定了内镜治疗的标准框架。此后半个世纪，日本实质上主导了全球胃癌外科标准制定。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韩国依托全民筛查体系积累了早期胃癌治疗经验及腹腔镜微创手术高级别证据，我国凭借大规模临床队列、规范化临床试验以及原研药物突破，共同推动全球胃癌研究进入新格局。

但胃癌诊疗从多元共治到统一标准仍存在核心问题。中日韩在筛查起始年龄、手术方式及质控、分子分型应用及围术期治疗路径等方面仍存在差异：西方分期框架对亚洲高发人群肿瘤生物学的特性纳入不足；日本技术体系高度依赖于本土医师培训和病理检查系统，跨国推广适用性受限；中韩临床研究终点设置、医疗资源配置与幽门螺杆菌流行背景亦不完全一致。建立一套弥合差异、兼顾不同资源层级、覆盖全病程管理的新型国际标准，是当代胃癌学界必须回应的核心问题。

建立诊疗新标准已有深厚基础

我国胃癌学界推动建立国际新标准，其可行性建立在30余年系统性积累的多维能力之上。

在战略资源层面，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科研团队前瞻布局，在国内率先建立大规模、标准化、质控严格的胃癌生物样本库，覆盖手术组织与配对血液样本的规范化采集保存，集成病理、治疗与随访数据，形成手术室—实验室—数据库的全流程信息链。依托该平台，系统开展我国人群胃癌分子分型、耐药机制研究及新靶点筛选；联合北京大学生物医学前沿创新中心在《科学》发表泛癌症肿瘤浸润T细胞单细胞图谱，为免疫治疗靶点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步构建全国多中心临床大数据协作网络，覆盖数十家诊疗中心，实现真实世界证据与前瞻性试验互补，为高质量临床证据的产出筑牢基础。

在外科技术层面，完成了从技术引进、本土规范到智能质控的体系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通过系统解剖研究与临床验证，明确了我国患者胃周淋巴引流规律，通过全国手术演示与标准化培训，将D2淋巴结清扫从少数中心的专科技术转化为全国通用的标准化术式。出版《胃癌规范化手术》专著，以膜解剖与淋巴结分布规律为核心提出了胃癌模块化手术概念，将复杂术式拆解为可标准化学习的操作单元，大幅缩短手术学习曲线。经过数十年的推广，我国胃癌根治性手术比例从不足20%升至90%以上，围术期手术死亡率从3.9%降至0.24%，胃癌外科治疗同质化水平显著提升。进入微创时代，主导CLASS系列多中心临床试验，系统验证腹腔镜微创术式在我国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中的肿瘤学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为微创技术规范应用提供了高级别证据。同期建立全国的胃癌手术质控体系，将淋巴结清扫、切缘安全距离、操作层面等核心指标转化为量化评估标准，搭建手术质控数据库与并发症登记系统，并率先探索人工智能辅助质控技术，为手术标准的推广与国际化输出提供了技术支撑。

在围术期治疗证据层面，RESOLVE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该研究纳入全国27家中心，以随机对照设计证实，围术期化疗可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延长患者无病生存期与总生存期，且安全性可控。最终研究结果及5年随访数据均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研究结论坚实可靠。该研究成果被纳入CSCO胃癌诊疗指南一级推荐，同时推动了NCCN、ESMO等国际权威指南更新。这标志着我国在局部进展期胃癌围术期治疗领域，完成了从证据追随者到原创生产者的身份转换。

在药物治疗创新层面，我国科研团队深度主导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PD-1/CTLA-4双抗——卡度尼利单抗的胃癌临床研发。这款由我国药企自主研发的药物，凭借双重免疫检查点阻断的协同机制，在晚期胃癌联合化疗中疗效突出。牵头完成的COMPAS-SION-15Ⅲ期临床研究证实，该方案可显著降低全人群死亡风险，且获益不受PD-L1表达水平限制，填补了PD-L1低表达人群免疫治疗获益不足的空白。研究成果2024年发表于《自然・医学》，同年9月该药物获批晚期胃癌一线治疗适应证，成为全球首个获批胃癌适应证的PD-1/CTLA-4双特异性抗体。该药物从靶点设计到临床试验的全链条均在我国完成，标志着我国胃癌药物研发从仿制跟随进入首创引领阶段。同时我国团队同步推进免疫治疗向围术期前移的探索性研究，为免疫治疗嵌入胃癌全病程管理积累证据，“原研药物—中国证据—国际标准”的转化循环已初步形成。

在学术治理层面，2017年我国学者季加孚当选国际胃癌学会（IGCA）主席，系该学会首位中国籍负责人；同年第12届国际胃癌大会在北京举办，吸引全球48国3800余名学者参会，标志着我国学者开始深度引领全球学术议程。团队系列研究成果先后发表于《科学》《柳叶刀》《自然・医学》《美国医学会杂志》《柳叶刀・肿瘤学》《临床肿瘤学杂志》等国际顶级期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等重要奖项。学术影响力与治理能力的双重储备，为推动建立胃癌诊疗国际新标准筑牢基础。

何为诊疗新标准

国际新标准的构建，并非否定既有体系，而是在解剖分期框架、外科与病理规范，以及综合治疗证据基础上的系统性整合升级。核心内涵可从五个维度界定。

其一，预防与早筛标准的风险分层化。基于不同地区流行病学特征与资源可及性，建立阶梯式筛查策略：在资源充裕地区推广血清胃蛋白酶原联合幽门螺杆菌抗体初筛，衔接高清内镜、放大内镜精查，持续提升早癌检出率；在资源受限地区提供以幽门螺杆菌检测为核心的基础筛查方案，保障基本早诊覆盖。将幽门螺杆菌根除纳入一级预防的核心措施，推动诊疗关口前移，实现一二级预防并重的升级。

其二，分期与分型标准整合化。超越传统TNM分期的解剖单一维度，逐步整合影像组学、循环肿瘤DNA液体活检、AI辅助病理评估等多模态信息，构建融合临床分期与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复合分期体系。建立适配亚洲人群的分子分型标准，将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ER2扩增状态、PD-L1CPS评分、Claudin18.2表达等核心生物标志物的规范化检测纳入常规诊断，使治疗决策真正建立在肿瘤生物学特性之上。

其三，外科质控标准的参数化。将D2根治术的淋巴结清扫、切缘距离、操作层面等核心技术指标，转化为AI质控平台可客观评估的量化参数，减少主观偏差。制定保留功能术式的标准流程与适应证框架，兼顾根治性与术后生活质量。同时将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整合到围术期管理中，形成术前预康复、术中精准操作、术后早期康复及远期功能恢复的全程外科管理规范。

其四，综合治疗决策分层整合化。建立以精准分期与分子分型为依据，以外科手术为核心、围术期治疗为支撑的全病程治疗框架。明确不同分期、不同分子亚型下，化疗、放疗、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的优选方案与序贯时机。结合全球不同地区差异提供分层推荐，界定标准方案、最低可接受方案与最优探索方案，使治疗标准适配不同发展水平的卫生体系。

其五，全程康复与生存管理的完整化。将营养评估与干预、心理社会支持、长期随访纳入诊疗的核心标准，打破“重治疗、轻随访”的传统模式。建立治愈后长期随访路径，覆盖复发监测、营养评估、生活质量测量及第二原发癌筛查，实现从瘤体控制到患者整体健康管理的延伸。

有力推动诊疗新标准的国际化实施

从中国方案升级为国际通用新标准，需要一套科学严谨、可落地推广的实施路径。

以高质量多中心证据生产筑牢新标准话语权。标准的权威性根植于坚实的循证证据。应主动牵头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聚焦围术期免疫治疗联合方案、分子分型精准治疗等证据不足的前沿领域，以严谨设计产出可改写全球指南的确证性证据。持续深度参与并逐步主导NCCN、ESMO等国际指南制定，将我国原创研究成果与临床实践经验纳入国际推荐框架。证据的质量与普适性，是标准话语权的核心基石。

以全链条技术闭环构建可复制的执行体系。新标准的可推广性取决于执行体系的可复制性。构建“标准方案—标准化培训—远程手术指导—AI质控反馈”的完整技术闭环，依托网络与计算机视觉技术突破地理阻隔，实现全球范围内手术技术培训同质化与质量评估客观化。面向胃癌高发的中低收入国家，提供包括手术器械配置方案、标准化培训课程、远程会诊平台及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在内的整体解决方案，推动标准系统化落地。

搭建全球胃癌防治治理网络。发挥国际胃癌学会等平台的网络效应，发起跨国防治协作联盟，推动多中心研究协作、数据共享及技术交流制度化。推动区域标准渐进趋同：从东亚共识起步，逐步实现中日韩胃癌核心诊疗标准互认升级，最终形成被国际机构采纳的胃癌防治国际规范。

以全球化人才培育保障新标准的持续生命力。标准的持续运行依赖合格人才供给。建立面向全球的胃癌规范化诊疗培训学院与数字化平台，系统化培养临床骨干队伍。通过联合培养、海外研修、远程教育等模式，为高发国家输送专业人才，让新标准从书面文本，转化为全球胃癌诊疗领域的“通用技术语言”。

建立胃癌诊疗国际新标准，核心目标是让规范化诊疗服务覆盖更广泛的患者群体，切实提升全球尤其是胃癌高发地区患者的生存率与生存质量。百余年里，胃癌诊疗标准的话语权的每一次迁移，都对应着人类对疾病的认知深化与治疗边界的拓展。我国胃癌学界经过30余年从技术普及、证据积累到原始创新的系统性推进，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并在若干关键领域领跑的转型跨越。这一进程既是中国医学科技自立自强、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贡献的应有之义，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

光子技术助力下一代算力设施建设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多模态推理和智能体应用加快发展，算力正从支撑性资源走向与水、电同等重要的战略性基础设施。今年3月，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是两年前的1000多倍。然而，传统电子计算硬件依靠缩小晶体管尺寸提升性能的空间逐渐收窄，带宽、时延和功耗压力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光子技术以光为信息载体，凭借高速、并行、低损耗等优势，突破传统计算硬件的物理桎梏，有望为下一代算力设施建设提供全新的物理路径。

算力设施的未来离不开“光”

光具备超高速率、超大带宽、低功耗和低时延等天然特性；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光天然具有并行传输和处理优势——其能够在不同波长、空间和时间等维度上承载信息，类比多条车道并行通车，单位时间通车量可呈数量级提升；而光子技术则是将光的并行、高速优势转化为实际器件、系统和工程方案的手段，其应用价值正从传统光通信加速延伸至数据互连、光交换乃至光计算等核心环节，正在成为下一代算力设施的重要发展方向。

将这些物理优势转化为实际算力，离不开核心硬件载体的持续突破。这一载体正是将多种光学功能单元集成于芯片之上的“光芯片”——它是光子技术走向集成化、规模化的关键硬件支点。进入21世纪，光芯片经历了从单元器件到规模化集成的飞跃，应用潜力逐步展现，为大规模光电集成计算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国及欧盟各国纷纷将光子集成产业列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以英特尔为首的工业巨头和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首的学术机构均在此领域持续深耕。2026年，英伟达通过投资朗美通、高意等光子技术公司，加速布局光芯片产业，计划将光子技术引入下一代图形处理器（GPU）芯片及算力系统。目前已形成国际共识：光芯片有望延续摩尔定律，是破解高性能计算瓶颈的关键技术，具有前瞻性、辐射性与带动性。“光”正成为破解新质算力难题的核心方案之一。

发挥光子优越性打开算力新空间

在现有算力系统中，光子技术已在信息互连环节崭露头角。数据中心的光模块已采用“用光传输、用电处理”的混合架构，其优越性在工业界反复得到证明。若更进一步，将光子技术从通信互连环节拓展到数据搬运和计算环节，可为构建新一代光电融合算力基础设施打开新空间。钱学森在1979年发表的《光子学、光子技术、光子工业》文章中指出：“光子技术的一个肯定要推进的方面是光子计算机。从原理上估计，光子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可以为电子计算机的百倍、千倍以至万倍。”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之江院士于1987年在《中国激光》期刊上发表《光计算技术进展》一文指出：“光计算技术采用光波作信息载体，信息的传播速度是光速；光计算技术能充分发挥光的内禀并行性，光计算系统中的各部分，如输入/输出、数据的存储、数据的处理等，都能是并行的结构。”光子技术之所以能带来计算性能的提升，关键在于其能够释放光在并行传输与处理方面的巨大潜力。“并行”正是光子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它能同时搬运和处理大量数据，从而提升系统吞吐能力。尽管相关科学原理与技术路线早已清晰明确，但过去数十年间该领域并未实现快速突破。其主要原因在于，彼时电子计算的快速发展已足以满足社会应用需求。由于产业端算力需求尚未出现巨大缺口，市场与社会资本自然缺乏投入巨资探索新路径的动力。

光电协同破解算力“三堵墙”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持续深化，算力需求呈数量级跃升。电子计算系统长期面临I/O、访存和功耗等瓶颈，光电协同可从不同层面缓解这些约束。

在“I/O墙”（载入载出带宽瓶颈）方面，图形处理器（GPU）算力集群规模不断扩张，传统的电互连在带宽、传输距离和信号串扰上已力不从心。光凭借高并行度、低损耗、低串扰等特性，能大幅提升数据进出处理器的密度和效率，助力缓解“I/O墙”，突破载入/载出的带宽瓶颈。

在“访存墙”（内存访问延迟瓶颈）方面，大模型的参数和训练数据同步暴涨，处理器等待内存搬来数据的时间越来越长，“算得快，但喂不饱”的矛盾日益突出。引入光技术后，可以结合大规模光交换和光访存架构，让数据在处理器与存储系统之间高速搬运，降低存取时延和能耗，为突破“访存墙”提供支撑。

在“功耗墙”（能耗与散热极限）方面，算力节点内部，密集的计算任务带来巨大的散热压力，功耗上限已成为释放更多算力的重要制约。通过部署高速率光互连和高并行度光计算，构建光电混合的一体化网络，能够显著降低单位算力功耗，有望突破“功耗墙”对算力扩展的制约。

客观上，把光子技术引入算力设施，并不是以“全光”取代“全电”，而是在不同层级上发挥光与电各自的优势。在相当长时期内，电子技术仍将在逻辑控制、精确运算、存储管理和软件生态中发挥基础作用，光子技术则更适合承担高速互连、数据搬运和部分高度并行运算任务。可行的路径是先让光在芯片间、板卡间和机柜间互连中发挥作用，再把光交换、光访存等能力嵌入数据中心内部，进而探索可编程光计算单元。此方案既不推翻现有CPU、GPU和数据中心生态体系，又能使技术升级与产业承受能力相匹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为光子技术提供了广阔舞台。通过引入光载入/载出、光访存与光计算等光技术，可以回应人工智能对带宽、时延和能耗的现实压力，也为智能计算中心从“堆规模”走向“提效率”提供新选择。

完善光电算力产业生态

上述技术路径从实验室走向大规模部署的关键在于将其真正融入现有算力系统，并解决工程化与系统集成的现实挑战。将光芯片引入算力基础设施，赋能算力跨越式提升，难点并不在于单个器件指标性能高，而在于整个系统能否长时间稳定、可靠地运行。光芯片对温度漂移和封装工艺较为敏感，要在充分释放光学天然优势的同时保持性能一致性，还必须经受良率和成本的检验。未来光电计算服务大规模人工智能应用，还需要建立起与现有算法框架、调度系统和网络协议有效衔接的软件生态。

为此，应深化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围绕核心器件、先进封装与系统集成构建完整生态，推动算力体系从规模扩张向高效供给转型。下一步，可聚焦光子集成芯片、核心光电器件、先进封装、设计工具和测试仪器等关键环节完善创新生态，推动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形成稳定协作，在智能计算中心、科学计算、工业视觉等真实场景中开展系统验证，逐步完善面向光电混合计算算力的评价体系和技术标准。

回望历史，钱学森、王之江等前辈对光子技术潜力的深刻洞察，曾被视为遥远的科学蓝图。如今，随着人工智能推动算力需求持续增长，这一蓝图正在进入工程验证和产业培育的新阶段。讨论“光”的价值，并不是否定电子计算，而是在新的算力需求面前寻找更优的物理组合和系统架构。面向未来，推动光子技术进入下一代算力设施，既需要基础研究持续突破，也需要产业链协同、应用场景牵引和标准体系支撑。沿着光电协同方向稳步推进，有望为高效、可持续的算力体系建设提供新的重要支撑。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顺应职工队伍新变化 完善劳动领域治理机制

劳动领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劳动关系协调、劳动者权益保障、就业市场监管、职工技能发展、劳动争议调处、工会基层治理多个方面。职工队伍是劳动领域治理的基本对象，也是推动劳动领域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力量。职工群体的规模结构、就业方式、利益诉求与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必然要求劳动领域治理的理念、制度与方式作出相应调整。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全国职工总数超过4亿人，职工平均年龄38.3岁。这支规模庞大的职工队伍当前正持续迭代升级、加速转型重塑，劳动领域原有治理模式与制度体系已难以适配队伍新特征、就业新形态和发展新需求。主动顺应职工队伍新变化、进一步完善劳动领域治理体系，是推进新时代劳动关系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

职工队伍变化推动劳动领域治理加快转型。数字技术重塑产业组织和就业形态。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发展，现代服务业借助平台、数据和算法突破传统地域与组织边界，形成连接消费者、经营主体和劳动者的网络化生态。新的职业和新的岗位不断涌现，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成为吸纳就业、增加收入和满足多样化就业需求的重要渠道。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超过2亿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人，约占职工总数的21%。这意味着劳动领域治理对象已由相对稳定、边界清晰的单位职工，拓展为跨平台、跨地域、跨组织流动的多元劳动者群体。

职工队伍素质和发展诉求明显提升。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我国职工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8年，高中及以上学历职工占85.0%，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职工占35.5%。与此同时，我国技能型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7200万人。职工队伍日益呈现知识化、技能化和数字化特征，劳动者不再仅仅关注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而是更加重视职业发展、技能提升与价值实现。劳动领域治理因而需要从保障基本劳动权益，进一步拓展到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

职工进一步转变为劳动领域治理主体。随着职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也不断提升，在劳动领域治理中的主体性日益增强。他们不仅能够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协商、厂务公开等制度渠道参与企业决策和劳动规则制定，也能够依托工会、行业组织和基层协商平台表达利益诉求、监督制度执行和参与矛盾调解。特别是在新就业形态领域，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劳动者凭借流动范围广、接触群众多、发现问题快等优势，正在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新时代劳动领域治理建设，必须充分尊重职工主体地位，将权益维护、组织凝聚与治理参与深度融合。

劳动领域治理的制度适配性仍需增强。就业形态多元化对传统治理边界形成挑战。平台用工、众包用工、合作用工等新型模式，打破了传统劳动关系的固定范式，呈现出组织边界模糊、治理主体多元和责任链条延长的新特征。而我国现有劳动制度体系，大多建立在固定岗位、稳定劳动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传统上以劳动关系认定为前提、以固定单位和稳定场所为依托的权益保障、工会组织和劳动争议处理机制，难以完全覆盖高度流动、分散就业的劳动者。如何根据不同的劳动形态、工作时间特征和经济依赖程度合理划分责任边界，成为完善新时代劳动领域治理制度的关键问题。

技术革新加大技能适配和发展机会分化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深度应用，既能够创造新岗位、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能替代部分重复性、程序化的传统岗位，使一些劳动者面临岗位转型和技能更新的现实压力。不同劳动者在教育基础、数字能力和培训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就业质量、收入水平和职业发展上的差距。这就要求劳动领域治理摆脱事后补救的被动模式，构建贯穿劳动者职业生涯的技能提升、岗位转换、发展帮扶长效机制。

劳动权益保障风险更加复杂化和网络化。平台算法、计价规则、劳动定额、外包链条和线上评价等因素相互叠加，使劳动争议由传统的薪资核算、劳动合同问题，逐步延伸至算法公平、数据权益、职业伤害和劳动强度等全新领域。与此同时，青年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网络表达能力显著增强，个体劳动纠纷极易通过网络发酵，演变为群体性舆情风险。面对这样的现实状态，劳动领域治理亟须实现治理升级，由事后处置转向源头预防，从部门单打独斗转向多方协同共治，从被动应对个案转向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

完善现代化的劳动领域治理体系。完善分层分类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针对平台用工、灵活就业的差异化特征，细化新型劳动者权益保障清单，围绕劳动报酬、休息休假、职业安全、伤害保障、纠纷救济等关键领域，明确统一的底线标准。精准界定平台企业、合作用工主体的权责边界，规范新就业形态用工基准，建立健全算法公示、职工监督、风险评估、申诉纠错的全链条机制，实现数字技术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护双向协同、良性互动。

健全就业服务、技能提升和社会保障体系。围绕人工智能和产业转型对岗位结构的影响，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重点加强紧缺技能、数字技能和转岗技能培训，推动培训资源向普通劳动者和就业重点群体倾斜。规范建设人力资源市场和零工市场，提供岗位匹配、技能培训、社会保险、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持续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覆盖范围，优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政策，持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增强社会保障的普惠性。

推动劳动争议治理关口前移。强化政府数字治理能力，整合劳动监察、调解仲裁、工会服务和网络舆情等信息资源，建立劳动关系风险监测、识别、预警和协同处置机制。加强对企业劳动用工和算法管理的前置指导，从源头化解欠薪、超时用工、违规裁员等突出问题。健全多层次协商协调机制，发挥工会联系职工、组织协商和参与监督的作用，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劳动领域落地落实，完善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相互衔接的争议化解体系，全面提升劳动领域治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

建设职工广泛参与的劳动领域治理共同体。建立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拓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平台规则协商、基层公共治理的制度化渠道。推动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区和劳动者形成责任共担、利益协调、风险共治的治理格局，实现从单向“管理劳动者”向“依靠劳动者共同治理”转变，不断增强新时代劳动领域治理的包容性、韧性和有效性。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副校长）

系统推动传统村落活化传承

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活化石”，承载着绵延千年的历史文化记忆与乡土智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办、国办《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分类科学、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已超越单一建筑修缮范畴，成为涵盖权责划分、群众自治、利益协调、长效管护的系统性治理工程。健全保护治理机制、破解基层管护难题，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理格局、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传统村落的活化传承，不仅是守护中华文明根脉的战略举措，更是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其一，乡土遗存蕴含丰厚的传统治理资源。古祠堂、家规家训、乡规民约等历史载体，凝聚着守望相助、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的乡土伦理。这些流淌在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是开展德治教化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在基层治理中激活这些“软约束”，能够有效弥补现代乡村道德建设的短板，以润物无声的方式重塑乡村精神内核，筑牢社会治理的道德根基。其二，传统村落保护承载诸多基层治理任务。从风貌管控、房屋修缮到空间整治、矛盾调处及日常管护，传统村落保护的每一个环节都涉及复杂的权属划分、利益调整与群众协商。这是对乡村治理效能的检验。将村落保护纳入基层治理范畴，能够推动治理体系完善，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实现保护工作与治理能力的互促共进。其三，活化传承能够有效凝聚基层共治力量。乡愁是连接游子与故土最深沉的情感纽带。以乡愁文化为情感纽带，可以广泛吸纳乡贤、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村级公共事务。通过挖掘村落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能够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汇聚成集体行动共识，将文化认同感转化为治理凝聚力。

近年来，我国传统村落保护治理工作稳步推进，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一是制度框架逐步建立。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有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实施挂牌保护。各地普遍划定保护控制线，出台地方性保护法规与管理办法，将村落风貌管控纳入乡村网格化治理体系，依托数字化手段开展动态监测，常态化巡查执法有效遏制了大拆大建、拆真建假等破坏行为，多数国家级传统村落实现保护范围专人盯守、违规问题快查快处，保护底线不断筑牢。二是公共空间持续活化。各地坚持“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保护”的理念，积极探索闲置资产的活化路径。大量闲置的古民居、宗族祠堂被巧妙改造为村史馆、村民议事点、道德讲堂和调解驿站。这些场所不仅保留了建筑的原有风貌，更被赋予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功能，成功将历史建筑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体阵地，实现了“老空间”服务“新村民”。三是群众参与渠道不断拓宽。各地普遍建立村民议事会、保护理事会等机制，在修缮方案制定、项目实施监督等环节广泛吸纳群众意见，逐步改变政府“单方投入、单向管理”的被动模式，引导村民主动参与村落保护全过程，理顺各方履职分工，推动治理主体权责互补、联动发力。

与此同时，传统村落保护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部分地区存在跨部门协同衔接不畅、激励机制不完善、保护投入与收益适配度不足、长效管护力度衰减等问题，亟须完善该领域治理体系，赋能文脉长效保护。

构建统筹协调治理体系，破除多头管理体制阻碍。一是健全全域网格化风貌管控机制。将传统村落保护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依托基层综治中心和数字化平台，整合住建、文旅、执法等多方力量。建立“巡查、监管、处置”管理机制，将保护责任细化到每一个网格、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对于村落周边的建设活动，必须严格执行风貌审查制度，坚决杜绝私搭乱建，确保村落风貌的协调统一。二是建立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从规划编制、项目立项到施工修缮、验收评估，每一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标准和监管措施。建立村落健康档案，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防止因管理缺位造成的“建设性破坏”。三是厘清多元主体权责体系。全面推行“保护责任书”制度，由县级政府与所有权人、使用人签订协议，明确修缮、维护和监督的具体义务。探索设立“村房长”或“文保专员”，负责日常巡查和信息上报，构建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

坚持保护性活化路径，统筹风貌管控与民生改善。一是实行小规模渐进式修缮改造。秉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原则，推广“微改造、精提升”模式，以传统工艺、本土材料开展“绣花式”修缮，不随意拆除传统建筑、不改变街巷格局、不破坏原生肌理，坚决规避大拆大建、过度商业化的破坏性开发，在保留村落原真性的基础上实现活化传承。二是完善村落基础设施配套。聚焦村民居住需求，统筹推进给排水、消防安防、弱电入地、环卫设施等配套建设，采用隐蔽式、景观化方式铺设管网设施，兼顾风貌保护与民生保障，既补齐现代生活功能短板，又不破坏传统村落整体格局，让村民在留住乡愁的同时享受现代生活便利。三是坚持公共用途优先导向。明确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的公共属性边界，优先保障村级议事、文化传承、养老托育等公共功能，严格管控核心保护区商业开发规模与业态，建立社会资本准入监管机制，避免过度商业化挤占公共空间，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全体村民。

完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一是健全民主议事协商机制。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保障村民全过程参与村庄保护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在涉及修缮方案、利益分配等重大事项时，必须实行“四议两公开”，充分尊重村民意愿，变“要我保”为“我要保”，激发村民守护家园的主人翁意识。二是挖掘活化乡土规约资源。深入挖掘整理家规家训、乡规民约的现代价值，将其转化为村民易于接受的行为规范，通过开展文明类评选活动，发挥传统乡风民俗的道德约束作用，引导村民爱护文化遗产、维护公共环境，形成“以文化人、以德润心”的良好氛围。三是发挥乡贤群体带动作用。发挥新乡贤作用汇聚治理合力，建立乡贤理事会等组织，引导经济能人、退休干部、文化学者等乡贤回归故里，依托其优势鼓励参与风貌监督、矛盾调解与公益事业，通过示范引领带动社会资源流向乡村，为传统村落活化传承注入活力。

积极塑造人口综合红利

传统人口红利源于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社会总体抚养负担偏低的窗口期，依靠充足廉价劳动力规模拉动经济增长。人口综合红利突破传统人口红利立足单一人口年龄结构的边界，以全面提升人口综合素质为重要抓手，同步搭建相匹配的政策制度支撑体系，依靠人力资本持续增值形成长效增长动力，为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阶段带来持久赋能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我国现有人口和劳动力规模足够庞大，目前人口减少的体量有限，全民受教育水平持续提高，人口综合红利仍然具有明显优势”。面对新形势，挖掘人口综合素质优势，积极塑造人口综合红利，是应对人口结构压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夯实民族复兴长远根基的必然选择。

塑造人口综合红利是立足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顺应高质量发展新要求的战略抉择，具有深远而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长期性变量。当前我国人口进入减量发展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持续收缩、社会抚养负担稳步加重，依托低成本劳动力数量优势的粗放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塑造人口综合红利重在通过教育提质、全民健康保障、劳动力优化配置，全面提升劳动者综合素质和生产效能，能够以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弥补人口减量变化，应对劳动力规模下降。二是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引擎，以高素质劳动者为重要支撑，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需求迫切。塑造人口综合红利聚焦人口综合素质全方位提升，持续提升全民教育水平、职业技能能力和身心健康素养，主动对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质产业发展需求，持续输送专业化、现代化优质人力资源，能够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优势提供强劲动力。三是补齐民生保障短板、实现发展成果共建共享的内在要求。塑造人口综合红利的过程，也是“投资于人”的民生改善过程，人力资本提升与民生福祉增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塑造人口综合红利，必然要求配套完善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持续优化教育、健康、就业、养老等民生领域供给。通过扩容优质教育资源、优化公共健康服务、畅通多元就业渠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切实解决群众教育、医疗、就业等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达成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目标。

与此同时，还需认识到塑造人口综合红利面对的多重挑战。一是人口综合素质短板，制约人力资本供给根基。塑造人口综合红利依托人力资本提质升级实现发展，高度依赖全民技能与健康素养的系统性提升。当前产业迭代和社会发展持续提速，但现有公共服务体系适配性不足，难以全方位支撑全民人力资本积累。大龄劳动者、传统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更新缓慢，数字素养普遍不足，难以适配产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节奏，无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适配的劳动供给；卫生健康服务仍存在重治疗、轻预防的倾向，资源布局不均衡，亚健康、慢性病低龄化问题愈发普遍，缩短劳动者有效劳动时长、降低生产效能，从源头弱化了塑造人口综合红利的供给基础。二是要素配置制度壁垒，阻碍资源效能释放。塑造人口综合红利，既需要优质的人力资本储备，也需要高效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释放人才资源潜能。目前城乡、区域、行业人力资源市场分割问题仍未彻底破除，户籍壁垒带来的公共服务差异，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造成人力资本地域错配、资源闲置。人才培育与产业发展需求衔接不够紧密，新兴产业高技能人才缺口突出，传统行业富余劳动力转岗受阻，人岗错配问题降低了人力资本利用效率。此外，灵活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技能培训、社保接续机制不完善，存量人力资本难以充分激活，制约塑造人口综合红利整体效能释放。三是配套保障体系相对滞后，弱化制度支撑能力。人口综合红利的长效培育，需要完备协同的政策保障体系作为支撑。当前助力人力资本提质赋能的各项政策较为分散，产业、财税、就业等政策联动衔接不足，缺少覆盖人力资本培育、利用、激励的全链条制度设计，难以形成培育塑造人口综合红利的政策合力。面向青年、大龄劳动者、老年群体的分层帮扶机制不够完善，各类群体的人力资本潜力未能充分挖掘。同时，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尚未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占据主体地位，补充养老发展缓慢，难以适配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开发需求。面对以上挑战，需坚持“投资于人”导向，从供给提质、要素提效、制度提优三方面发力。

夯实人力资本供给基础，筑牢质量根基。第一，持续推进教育提质增效。推进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式发展转型，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扩容、向农村和中西部下沉倾斜，缩小区域人力资本发展差距。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布局，精准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定向培育专业化人才，同步搭建全覆盖、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满足全年龄段劳动者素质提升需求。第二，完善全民健康保障。深入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均衡布局，健全慢性病早筛早治、前置健康管理机制，积极打造有利于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就业环境，延长有效劳动年限，稳固健康人力资本基础。第三，全域提升劳动者专业技能。健全贯穿劳动者职业生涯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加大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新兴领域培训投入，完善技能导向的薪酬激励与职业晋升机制，强化劳动者岗位适配能力，持续增加塑造人口综合红利的人才储备。

畅通要素市场化流动渠道，激活内生动力。第一，建设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全面挂钩，破除城乡、区域、行业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壁垒，完善一体化就业信息服务网络，提升劳动力供需精准匹配度，有效破解人力资本地域错配、资源闲置等问题。第二，依托新质生产力培育优质就业岗位。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优质生产性服务业，扩容知识密集型高质量就业岗位，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产业链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构建产业升级与人力资本增值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第三，规范发展灵活就业，拓宽就业空间。适配新就业形态发展趋势，健全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社保接续、技能提升配套机制，规范零工市场建设，搭建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增强就业市场韧性与包容性，充分激活各类存量人力资本，持续为塑造人口综合红利赋能。

健全协同化政策保障体系，夯实制度支撑。第一，构建全链条人力资本培育协同机制。聚焦人力资本长效提质增值，统筹优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布局，对接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动态调整培育体系，针对青年、大龄劳动者、老年群体建立分层提质机制，补齐各类人群素养短板，打通人力资本培育、积累、转化的完整链条，筑牢人口综合红利根基。第二，培育多层次特色银发经济。布局养老照护、康复辅具、适老化改造、老年文旅等银发产业集群，持续完善老有所为的制度保障与社会环境，支持老年人参与劳动就业、志愿服务与知识传承，充分挖掘老年人力资本价值，将老龄化压力转化为塑造人口综合红利的新增动能。第三，完善多支柱现代化养老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健全待遇确定与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扩大企业年金覆盖范围、优化个人养老金配套政策，构建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格局，完善全生命周期人力资本发展保障体系，为塑造人口综合红利、持续赋能高质量发展筑牢制度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