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协同发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和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也表现出结构性调整和创造性破坏加剧的趋势。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并未遭遇周期性波动问题的困扰，但需要应对诸多发展中、转型中、结构性的问题和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增长模式转变中的供强需弱矛盾，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处于合理区间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结果，朝着“十五五”和2035年目标顺利前行。

供给侧处于宏观经济合理区间

中国经济处于一个稳定运行、向新向好的良性循环之中。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到5.0%，上半年为4.7%，宽松地处在年初设定的4.5%—5.0%速度区间。而且，这个速度也符合预测的潜在增长率，达到了2035年按照人均GDP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要求。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要求人均GDP在2020年10627美元的基础上至少翻一番。从另一个角度看，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三等分的中间组，要求人均GDP 跨越大约22000—24000美元的门槛水平。在2025年人均GDP已达到2020年不变价13863美元的基础上，人均GDP应达到年均实际增长4.4%。由于中国人口进入减量发展阶段，GDP总量增长率只需4.2%。考虑到老龄化背景下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形，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以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变价）的远景目标倒算，“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GDP需要年均增长4.17%。这意味着现行增长速度可以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同时，考虑到关键领域改革可以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改革红利的释放可助力经济增长取得更好结果。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红利之外，更大幅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预期来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技术、新领域、新行业发展，以及对传统行业的数智化改造，已经推动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26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四成。

一般来说，当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一致时，实际失业率大致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即为充分就业状态。这就是说，与经济增长位于合理区间相对应，劳动力市场也处在常态轨道，失业率仅反映结构性问题，伴有惯常性的季节波动，而不存在周期性失业。2025年全年和2026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皆为5.2%，恰好与学界估算的自然失业率相符。可见，无论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还是青年失业率，均未出现异常波动情况，只是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现象，或结构性就业矛盾。这种矛盾是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结果，并且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得到增强，表现为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同时发生、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新就业形态趋于常态化，以及青年和大龄劳动者面临就业困难等。

需求“三驾马车”正在形成新平衡

经济增长的稳健度和可持续性，需要靠供需两方面因素支撑。随着增长动能转换的成效日益显现，在潜在增长能力和实际增长均表现强劲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逐渐转向需求侧。同时，在需求因素“三驾马车”中，商品和服务净出口、资本形成（投资）和最终消费之间的新平衡正在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总需求保持足够的韧性，可持续性也在增强，同时短板和堵点仍然存在。认识宏观经济形势，找到有效打破瓶颈制约的突破口，应充分了解需求侧的现状和趋势。

从外需看，202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均十分强劲，凸显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新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受军事冲突、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影响，世界经济呈现疲弱之势与不确定性，成为不利的外部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明显低于2025年的3.5%，1月份的预测为3.3%，4月份调低到3.1%，7月份则进一步下调为3.0%。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出口既受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格局制约，也受一些国家制造的贸易摩擦影响。世界银行按照国际收支口径计算，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06万亿美元，而一贯把自身经济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的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竟高达1.24万亿美元，由此不难预见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态度和行动。

从投资需求看，随着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投资结构的优化趋势中得到体现。例如，2026年上半年，在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绿色转型，与增强韧性相关的行业，投资额与增加值的增长都形成了亮点，标志着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加快形成。也要看到，在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为保持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投资回报率相应下降，导致投资意愿疲弱和实际增长下降，亟待激活支撑经济增长的更可持续的需求因素。

从最终消费来看，居民消费也具有转形态、补短板和开新源等结构性调整特征，在市场上表现为网上零售、农村零售和服务零售较快增长。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有所回升，也预示着预期和信心的改善。数智经济以更高质量、更快捷的服务，为消费者带来产品或服务的新感受和新体验，虽然有些尚未转化为价格的提高和支出的增加，却以消费者剩余的形式增强消费的满足感。由于前期补贴政策效应消退、消费结构调整尚未到位等因素，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的消费增长还不够强劲，或者说“三驾马车”中的居民消费尚未担当起从需求侧支撑经济增长的大任。

认识发展中的老问题和新挑战

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经历着日益加快的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着更多转型和发展中的问题。长期存在的供强需弱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还在新的背景下有着新的表现。例如，人工智能模型和工具层出不穷，给劳动生产率、营商模式、劳动力市场等诸多方面带来影响，供需两侧均面临着新挑战。主动应对新挑战，既要充分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也要避免结构性调整对就业和居民生活的冲击。总的原则是，企业固然难免优胜劣汰，劳动者却不应分输赢。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形势，应该既看到新动能的加速形成，也看到传统动能的加速消失。这种结构性调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然过程，终究要在产能的存量上表现出新与旧的消长，在产能的增量上表现出强与弱的分化。这就难免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深，在老问题不断得到解决的同时，新挑战也表现出来。人工智能的颠覆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也必然带来更严峻的创造性破坏难题，亟待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促进就业创造和筑牢社会保障，确保劳动生产率红利得到均等分享。

从需求侧认识经济形势，应该既看到加快“三驾马车”结构转变的紧迫性，也看到提高居民消费率是一项需要综合施策、久久为功的任务。无论在统计意义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消费率）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是一回事。常规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目的是在一种需求因素受到冲击时，采取适宜政策以调动其他需求因素，以确保经济增长不致因总需求不足而速度下滑。由于居民消费率受更长期因素影响，例如该指标与居民收入占比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9和0.76，因此，该指标不会因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贡献率下降而自动提高，必须作为一种能力通过实质性的投入予以培养。

以“投资于人”破解供强需弱

破解供强需弱格局，既要依靠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超越短期和单一手段，充实并打通政策工具箱，把各种政策理念和实施手段融会贯通。提高居民消费率应从消费能力和意愿两方面，把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统一于共同目标下，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成功实践表明，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大幅度提高投资于人的力度，有望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例如，正是由于投资于人力度的增强，在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降低的同时，2010—2025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34.9%提高到40.0%，大约同期（2010—2024年），中国GDP中用于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险福利和社会补助等支出的比例从52.6%显著提高到61.2%。

扩就业、增收入和稳预期三位一体构成扩大居民消费的基础和长效机制。由于产业结构变革持续改变着就业形态、工作类型和技能需求，结构性就业矛盾不仅是一种常态，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渗透得到增强，因此积极就业政策也需要形成升级版，通过权益保障、技能提升和匹配水平改进，稳定就业数量和提高就业质量，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此外，增加收入与改善分配是相辅相成的要求，在通过人力资源市场增加劳动报酬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制度建设分享现代化成果和人工智能红利，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并借此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现代化共性和中国国情都表明，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实施再分配，通常采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方式进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数量增长、水平提高和范围扩大，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中国即将跨入以人均GDP表示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也只有一步之遥，生活品质的提高更多需要由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中国还将始终伴随以少子化、老龄化为标志的人口变化趋势，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实施人口支持政策，同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目标和手段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民生挑战和生产率机遇，一方面要求显著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作用，另一方面使之具有更强国家财力的支撑。

居民消费率提高要在更高供需平衡水平上达到。从供给侧来看，要善用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模型创造的各种手段，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把科技红利转化为庞大消费市场，创造更好的消费感受以扩大“消费者剩余”。从需求侧来看，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要逐渐把需求弹性小的普通品需求升级为更大需求弹性的优质品需求，开启巨大的需求潜力；另一方面，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以“一老一小”为代表的新型基本需求仍会出现，创造出结构性超大规模市场的可能性。要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供需两侧的良好结合，要求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在贯彻实施“投资于人”上取得实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厚植为民情怀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社会工作作出全局性、系统性部署，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定方向、定思路、定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意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深刻蕴含着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与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之间的内在逻辑。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要深刻理解并全面落实《意见》要求，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以更大情怀、更高站位、更实举措，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社会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社会领域的各类组织、各类群体，与群众关系最直接、与群众联系最紧密。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找准社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刻领会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就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社会工作、怎样加强社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很多风险隐患在社会领域呈现，我国人口结构深刻变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更加多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人工智能和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快速发展，这些都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工作，对于新征程上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国家治理基层基础，更好凝聚服务群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意见》的出台，是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主动适应和现实回应。社会工作系统必须深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心怀“国之大者”，紧抓机遇、应对挑战，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履行好职责使命。

深刻理解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新时代社会工作蓬勃发展，就在于党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持续增强，在扩大社会参与、协调社会利益、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激发社会创造力和活力，团结凝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独特优势。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做好社会工作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社会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引领社会领域各类组织、各类群体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深刻把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的力量之源、成功之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到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再到推广党建引领接诉即办等做法，这些切实有效的社会治理经验，都是党群同心、合力创新的生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越是繁重，越要站稳人民立场，越要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坚持系统思维和科学方法，推动社会工作实现新突破

社会工作服务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巩固的是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的是社会安全稳定，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需要坚持系统思维、运用科学方法，找准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兼顾活力与秩序，促进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这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凝聚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探索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路径，持续激活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等机制，动员各类组织和广大群众投身基层治理实践。保障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和发展权益，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作用，教育引导群众遵循公序良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等社会治理智慧，弘扬时代新风，推进移风易俗。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加强服务与管理，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服务管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要把思想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合法权益维护等工作有机融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新就业群体，把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关爱服务，探索网上网下相结合、分众化对象化学习教育方式，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统筹解决好不同群体的共同期盼和个性化关切，围绕劳动报酬、技能培训、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平台算法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效能治理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治国安邦，重在基层。要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一线，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办实事。突出党建引领，完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服务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扛起维护社会工作领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深化源头治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守正是基础，创新是动力。守正，就是要深刻把握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创新，就是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使命，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面对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以坚定的战略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推动社会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加强和创新社会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国本土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方法。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提炼、推广发展基层和群众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寻求有效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传统治理的“数据壁垒”与“信息孤岛”，以数智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面对社会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山东省社会工作系统将传承弘扬沂蒙精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担当作为、开拓进取，不断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进展、开创新局面。

凝“新”聚力，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推进“双融双创”行动，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聚力开创经济发展新空间、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强化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在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实现党组织“应建尽建”，积极探索符合企业特点的党建工作模式。深化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和改革发展，加强负责人日常管理监督，深化行风治理与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治，调整优化结构布局，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发展动能，更好服务行业、服务社会、服务群众。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在思想引领、“两个覆盖”、权益保障、关爱凝聚、社会融入等方面下功夫、抓实效，全面推进“友好生态”建设，建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阵地，完善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实现新就业群体与基层治理“双向奔赴”。

强基固本，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深化基层治理创新，持续打造基层治理创新实验区，加强实践探索、制度设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常态联系、区域协作等工作机制，引导基层单位大胆闯、大胆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持续推进村（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基层自治组织依法履职、有序运行，以村规民约赋能文明乡风，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探索“友邻善治”基层治理路径，营造邻里有爱、守望相助的社区氛围，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推动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分级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全覆盖集中轮训，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履职能力。

党群同心，把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做细做实。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优化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体系，让更多“金点子”转化为惠及群众的“金钥匙”。大力发展全民志愿服务，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推进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试点，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实施“为民办实事”志愿服务项目，构建人人愿为、事事能为、处处可为的志愿服务新格局。创新社会工作服务，推进医务、学校等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服务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在医疗、教育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推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构建社会工作专业自主知识体系，为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作者系山东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省委“两新”工委书记）

有效发挥科技评价指挥棒作用

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强国建设迎来关键攻坚期之际，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十五五”时期科技强国建设战略任务，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科学指引。其中，专门对“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作出部署要求，为科技评价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科技评价是科技活动的指挥棒，对科技事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评价导向是否正确、指标是否科学、方法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效率、影响着整体创新活力。近年来，我们坚持“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持续推动科技评价改革，对促进科研活动、优化创新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当前科技评价中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单位评价指标单一化，单纯重数量指标、轻质量贡献，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隐性量化指标倾向依然存在；有的评价过程简单化，不论什么类别、什么形态，简单套用一种评价标准，“一把尺子量天下”“一刀切”“一锅煮”；有的评价方式繁琐化，各种指标表格、多种要求名目，让科研人员分心劳神、应接不暇；有的评价目的功利化，不是为了评出创新成果，而是为了分配学术资源，不是为了发现创新人才，而是为了推出“帽子”“牌子”；有的评价结果静态化，以“帽”取人、以“功劳簿”选人，只看过往成绩，不看当下状态，简单以称号头衔确定薪酬待遇、配置创新资源，给人才贴上“永久牌”标签。这些情况如果不能有效扭转，势必极大影响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甚至束缚阻碍科技创新。必须更加坚决地开展科技评价改革，让人才评价回归创新本位，让创新资源分配遵循科研规律。

始终不拘一格降人才。人是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正定时，亲自推出“人才九条”，其中一条就是“大胆起用和广泛接受各种人才”，通过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方式，既用博学多才的外聘专家，也用崭露头角的县内人才；既用全国知名的大学者，也用乡野田间的“土专家”。这为今天的科技评价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科技评价要破除“出身论”的狭隘观念，真正做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谁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支持谁，让更多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培养、引领，让更多有真才实学的科技人员有用武之地。

坚持创新实效论成败。科技评价的意义不在于本身，而在于推进创新，在于解决高质量发展和科技进步重大问题，在这一点上不能本末倒置。无论是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大力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支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推动更多青年科学家在重大科研任务中挑大梁。坚持分类评价，根据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不同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完善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程序规范，体现不同类别的差异性，提高科技评价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

实现优良生态育人才。优良的科研生态，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保障，可以让“一花独放”成为“万紫千红”，从“单兵突进”到“集群成势”。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广大科研人员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勇攀高峰、敢为人先，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利、潜心研究，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甘为人梯、奖掖后学。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以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充分释放科技人才创新活力，让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指挥棒指向哪里，科技创新动能就汇聚到哪里。科技评价改革既需破旧弊的勇气，更需立新规的智慧。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持续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让导向更加鲜明、标准更加科学、方式更加多元，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凝聚磅礴力量。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发展格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战略方向。究竟以国内循环为主还是以国际循环为主，是由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处环境、发展目标和发展条件决定的。不同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以内循环为主，只与少数国家有经贸往来，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形成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格局，进出口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大幅度提高，2006年我国货物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7%。传统的发展格局对于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提升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际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坚持扩大内需战略，推动发展格局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经济发展由外需拉动为主转向内外需共同拉动以内需为主转变。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对外贸易依存度逐步降低，表明扩大内需战略取得巨大成效，我国发展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局部断裂，直接影响到我国国内经济循环。习近平总书记顺应经济发展大势，及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从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实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必须从全局的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于充分发挥大国优势、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等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第一，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充分发挥大国经济的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发生了历史性变化，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位，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2025年接近1.4万美元。作为大国，我国有强大的内需优势。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拥有收入水平持续增长的14亿多人口，这是任何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人口数量本身可以造就潜在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拥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这是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的基础条件。收入决定消费，持续增长的收入为不断扩大的消费需求提供重要基础。统计资料显示，199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达到10993.7亿元；2008年首次突破10万亿元达到110994.6亿元；2012年首次突破20万亿元达到205517.3亿元；2016年首次突破30万亿元达到315806.2亿元；2019年首次突破40万亿元达到407253.3亿元；2025年首次突破50万亿元达到501202亿元。由此可见我国消费需求不断跃上新台阶，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势头。人口多，意味着有充裕的劳动力，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国民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劳动力素质持续提高，已经形成丰富的人才资源优势，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师队伍和科技创新人才。从投资需求来看，城市更新、新农村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等传统基础设施和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有巨大投资需求；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新三样”“新新三样”引领全球经济增长，都产生巨大产业投资需求。

从供给来看，我国有完整的不断升级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包含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具备强大供给能力和配套能力，可以促进全球生产要素整合创新，充分发挥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越来越多的领域正在实现由跟跑向并跑和领跑转变，持续推动产业、产品、服务、管理升级。

可见我国已经具备从以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转变的诸多有利条件和强大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大国经济优势，发挥规模和集聚效应，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内部发展的条件也发生了变化，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资源、能源、环境约束趋紧，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的发展格局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环境，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第二，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增强经济发展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国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安全等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冲击，“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随时发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奉行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挑起关税战和设置非关税壁垒，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严峻挑战，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缺乏能够持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驱动力。由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已经延伸到科技、人才、金融等各个领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降低来自外部各种确定性和不确定风险，就必须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发挥国内市场优势，畅通内循环，挖掘内需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的确定性对冲来自外部方方面面的不确定性，确保如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只有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夯实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增强发展的安全性稳定性，才能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国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胜利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第三，只有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双轮驱动，增强发展新动能。

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要在对外开放上大幅度收缩，关起门来搞建设，搞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不是要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外循环为主的旧思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能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各个部门各自为是，搞地区封锁、行业垄断、部门分割的小循环；不是仅仅局限于畅通物流、搞低层次的物流循环；不是简单地调整内外贸比例关系和单纯强调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搞出口转内销；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的临时的局部政策调整等。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顺应国内外发展大势和趋势，在新发展阶段，着眼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战略考量，是为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重塑新竞争优势，更好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关系。扩大内需，畅通和强化内循环可以为外循环提供稳定支撑；扩大开放，畅通和拓展外循环可以为内循环带来更多的机遇。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目的是吸引全球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在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赢得战略主动。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如期实现，也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客观要求要转变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路径等，由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新发展格局的行动指南。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要加强国内大循环在双循环中的主导作用，又要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全面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高国内大循环的覆盖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打破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

把党交付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去追求

党员干部树立什么样的事业观，从根本上决定了追求什么样的事业目标、采取什么样的干事态度、秉持什么样的做事精神、淬炼什么样的素质本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党交付的工作当作一项事业去追求，而不是当作一个职业、一个饭碗。”将党交付的工作当作事业去追求，要求党员干部跳出职业、饭碗的心态，摒弃被动应付的任务思维，不断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所营谓之事，事成谓之业。”事业观，主要回答“干什么样的事业、怎样干事业”这两个重大问题。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指出，“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马克思看来，职业选择不应被名利裹挟，而应为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工作，这才是最伟大的事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从投身革命洪流，到扎根基层建设，再到身残志坚以笔为刃继续战斗，命运一次次向他施以磨难，伤病、困境、绝望接踵而至，可他从未放弃心中的事业。书中那句“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揭示出干事业需要坚韧的意志。我们党为之不懈奋斗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党员干部必须树立正确的事业观，自觉将个人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共同事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绽放光彩、实现人生价值。

事业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取决于能力积淀的厚度。过硬能力是立身之本、成事之基。党员干部只有持续补齐能力短板，强化素质弱项，才能扛起岗位职责、不负组织信任，在干事创业道路上行稳致远。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能力，决定着事业前行的航向。提升政治能力，首先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悟规律、明方向、增智慧，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对事业的追求建立在对党的创新理论深度认同之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工作不偏向、不走样。专业能力是基础，直接影响工作质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仅凭以往经验和固有思路，已难以从容应对、有效作为，迫切需要更新思维理念、创新工作方法，不断增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与底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不断优化知识结构、完善知识体系，持续锤炼实操本领、提升专业素养，努力成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以过硬专业能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落实能力是关键，事关部署落地见效。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提升抓落实能力，必须强化大局意识，胸怀全局、系统谋划，善于分清主次、把握轻重缓急，科学统筹用好各类资源。健全分级分类推进落实的工作机制，对重点任务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对常规工作固化流程、规范运行，对突发事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主动加强跨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打通信息壁垒、凝聚工作合力，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干事创业，从来不是百米冲刺式的短暂爆发，而是一场考验恒心与耐力的接力长跑，必须秉持执着追求的精神。这份执着，不是固守僵化的被动坚守，而是锚定目标、深耕细作、迎难而上的主动担当。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要涵养“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不为外界干扰所惑，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笃定工作价值、笃信奋斗意义。不为眼前困难所惧，把每一次风险挑战都当作锤炼党性、砥砺作风、提升能力的试金石。执着干事，贵在专注、重在深耕。干事创业需要秉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坚守，杜绝“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作风，摒弃急功近利、虚浮表面的花架子，沉下心来扎根本职岗位，把基础工作做细做实，在日积月累中夯实根基。主动钻研工作规律、优化工作方法，以深耕细作创造过硬实绩。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迎难而上、勇挑重担，不退缩、不妥协，主动扛起职责使命，闯关夺隘、破局开路。保持百折不挠的坚韧品格，正视问题不足、及时总结经验，愈挫愈勇、越战越强。

事业的成色，源于默默付出；工作的价值，在于无私奉献。把党交付的工作，从一项具体任务升华为毕生追求的事业，奉献精神始终是力量之源。我们党的一切事业，归根结底是为民造福的事业，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自觉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主动下沉基层、贴近群众，用心倾听呼声，精准摸清诉求，全力解决难题。坚持以群众视角审视工作，以群众口碑检验成效，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真心为民、实干奉献中赢得群众认可。胸怀大局观念，提升格局境界。党把干部放在一个岗位上是信任、更是重托，只有意气风发、满腔热情把工作干好，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方能不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奉献的本质，在于摆正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必须摈弃狭隘思维，不纠结岗位轻重，不计较待遇高低，不攀比个人得失。在行动上遇事从全局考量，干事多为整体着想。面对组织分工不挑不拣、不讲条件，面对任务部署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始终以“舍小我、为大我”的胸襟，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淡泊名利得失，保持纯粹本色。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看淡个人功名，干工作不求点赞喝彩，取得成绩不骄傲自满，面对功劳不争名夺利，受到委屈不消极懈怠。保持平和心态，把工作干好、把事业做实作为最大追求，以奋进之心对待任务，守住干事创业的纯粹底色，在默默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

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看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推动城市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有机生命体”是指导新时代城市工作的科学思路。早在1991年，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成立大会上就强调，要注重整体性治理，对城市进行系统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引导城市“成为容光焕发、精神百倍，健康、有生命力的一个有机体”。以“有机生命体”观念推进城市工作，要求客观分析城市的各构成要素，将城市视为一个处于动态更新、持续演化的生命系统，从生命的发生、有机要素的交换和流动、生命体系的维持和进化等角度把握城市工作的重点任务。

“有机生命体”是一个生物学概念，是对具备生长、代谢、适应环境等复杂生命现象的指称，有机体通过持续与外界开展物质、能量交换，实现自我调节，维持稳定的生命活动。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有机体来说明具体社会的构成。在列宁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方法“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城市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空间表达，是在特定空间中体现出的“活的机体”关系。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生长规律和独特生命肌理，具备完整代谢循环，城市系统内部各要素互为条件、相互作用、协同共生，是城市整体稳定存续、功能高效发挥的前提。

要像尊重平等生命一样，尊重城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体系。只有充分考虑地域差异和历史文化禀赋的不同，充分考虑城市群、都市圈、城市群内部、城市群之间、大中小城市、小城镇等的差异性，在顶层进行有机协调，理顺不同类型的城市规模体的关系，才能促进城市体系形成有序生长、梯度发育、融合共进的健康格局，构建起层级分明、功能互补、循环畅通的共生格局。

持续释放创新动能，激活城市内生动力，让城市永葆蓬勃生机。如果一个城市固守旧有发展模式，一定会失去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生命能力，最终导致生命体的功能固化、发展停滞。要以科技创新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激活城市生命体的造血功能；以改革创新调整优化政策制度，为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城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枢纽作用，借助国内循环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城市发展的内部基础，借助国际循环优化城市生命体的结构，提升城市向外辐射的能力。

重视有机生命体的感性体验需求，以民生为中心涵养城市的元气。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只有让每一位市民共享城市发展成果，才能通过留住人气，滋养城市的生机。促进人口、产业、城镇、交通的有机协调、一体规划，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社保等公共服务，牢牢兜住民生底线，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居民记得住乡愁，以家园感的营造，强化居民对于城市的归属感。

把城市理解为嵌入自然系统的有机生命体，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实现城市生命体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生命体与自然生态不可分割，只有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净化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利用好城市山水、根治城市生态病害，疏通城市生命体的循环系统，消除危害市民身体健康和城市存续发展的风险隐患，才能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

把安全视为城市生存不可逾越的底线，夯实有机生命体健康运转、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城市的安全不仅关乎城市生命的延续，也是民众生命得以保障的基本前提。现代化城市的人口、资源、经济社会活动高度密集，各类风险隐患集中叠加。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提升风险抵御、应急处置和自我修复能力，提高城市管理“软件”韧性，为城市安全构筑牢不可破的坚实屏障。

滋养城市生命体的精神血脉与文明风骨，让城市生命体形神兼备、神采焕发。城市的物质性载体决定其硬件状态，而文化底蕴、文明风尚、精神品格决定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没有文化的城市只是冰冷的建筑集群，现代化人民城市要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建设过程中要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中国气质、中国风范。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和城市风貌管理制度、加强建筑设计管理，为城市有机体注入文化和灵魂，摆脱“千城一面”的发展困境，让城市具有灵魂、温度。

重视整体性调度与基层微循环的联动，促成城市生命体的良性运转。城市管理和服务是城市工作的重点，城市生命体的维持需要敏锐的感知、高效的调度、精细的维护。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党建引领，顺应数智化趋势，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强化科技支撑，有效提升智慧城市的建设水平。转变“重建设、轻治理”的城市发展模式，疏通城市生命体的毛细血管，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让城市的运转更高效、服务更精准、运行更有序。

国家者亦道德之枢机

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中，有一篇曾轰动一时的经典《殷周制度论》，他自己对此文也颇为自负，称“此文于考据之中，寓经世之意，可几亭林先生”。一百多年来，相关研究虽已有不少，但仍有未发之覆。尤其是文章提出的“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其中蕴含的“经世之意”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为什么提出“国家者亦道德之枢机”

王国维此文发表于1917年，此时正值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正全力撰写《经济与社会》。第二年（1918年），在《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韦伯公布了他关于“国家”的定义——现代国家，是指一个在特定疆域内垄断了合法使用暴力的人类共同体。韦伯的这一国家理论，是16世纪以来自霍布斯、洛克、卢梭直至20世纪初，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经验所形成的一种西方主流关于国家的政治学说。王国维与韦伯身处同一时代，对近代欧洲政治思想、伦理哲学不可谓不熟，但他却并未直接挪用这一成说来解析古代中国，而是提出了与韦伯针锋相对的新说。中、德之间的两种国家学说，几乎同时诞生。

将韦伯学说用于解剖中国古代政治体系，似乎成为一种惯常的做法，2011年弗朗西斯·福山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依然如此，同时将“周秦之变”界定为中国政治史上的最大分水岭。书中他一方面将古代中国作为坐标原点，认为韦伯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早在秦代就已初建；另一方面断言秦之前的周代，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并非真正的国家。如此强调“周秦之变”，与当年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反专制、倡革命的立场多少有些近似，甚至与明清之际史学家所说的“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也一脉相承。

王国维依托新出甲骨、青铜铭文，逐片推排印证《史记·殷本纪》殷商先公先王世系为“实录”，后进一步阐发周公制礼作乐的精髓，由此深悟周制大异于殷商。殷、周之间的革命性变化，是在“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周之“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这个万变不离之“宗”，才是王国维绝大的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殷周制度论》的学术价值已然超出取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的所谓学术之“预流”。使用殷墟甲骨与“纸上之遗文”相互对照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是方法论上的创新。而其尤为独特的价值，在于指出了东方历史悠久的古代国家从其开辟之初，即“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由此，这套根植中国礼乐文明的国家观与韦伯的西方近代国家理论形成双峰并峙的局面。

“国家者亦道德之枢机”的用心和深意

王国维提出“国家者亦道德之枢机”，有其独特的用心和深意。《殷周制度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王国维刻意彰显殷周革命的制度史意义，认为周秦之变、唐宋之变乃至晚清以来他亲历的新一轮大变局，均“莫剧于”殷周。借助王国维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秦汉以来的国家治理舍弃了分封、宗法、井田等“周虽旧邦”的原有形态，而中央集权、皇帝制度、官僚政府、郡县体制等一系列所谓韦伯意义上的国家形式，实现了“其命维新”的躯壳更新。可是周制的血脉与精气，却并没有被完全斩断，而是绵延进入秦汉制度的躯体之中。汉唐制度虽脱胎换骨，然周制的基因犹存。在王国维眼中，依然是在周制的荫庇下成长。故从唐宋直至近代，社会几经变革，外来新思想不断涌入，国家治理的外在形式持续更新，但以礼乐道德治国的传统，延续三千年从未中断。

《殷周制度论》的论证可谓逻辑井然，从周制“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背后，可抽绎出贯穿“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从上而下的制度、典礼各级各层，从而使“民风化于下”。礼乐教化之所以能濡染生效，是因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典礼中能形成一种人格与精神的感召，进而形成一种移风易俗的风气，积久而成一种潮流，浸润人心，这就是今人所谓的“道德”。正因如此，王国维说“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故秦汉以后，制度、典礼等外显的“器”“数”历经变迁，然“纳上下于道德”之魂不变，制礼作乐之“礼”与“乐”当随时随地因革损益，而“立制之本意”——以道德统合社会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从“国家者亦道德之枢机”这个不变的根干着眼，西周以至晚清，中国政治制度的大传统可统称为礼治三千年。

实际上，中国制度史研究向来肯定秦制在文明演变中的意义，但又不否定周制。就像冯天瑜所说，“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制度’”“先秦以至于清中叶，中国的制度论始终盘旋于周制、秦制的轨范之内”，故其生前最后一部专著，命名为《周制与秦制》。中国人讲“执两用中”，秦汉以后的制度沿革，之所以被认为“超稳定”，甚至看似“凝固”“停滞”，正是历代在应对现实过程中，不断取资于周、秦二制，使其不断交织、不断重组、不断改进，整体稳定不变、有因亦有革，生机却不断激活，渐趋韧性精密。

“国家者亦道德之枢机”的深远影响

相较于霍布斯——韦伯的政治哲学在20世纪所拥有的广泛影响力，王汎森说王国维的这一说法是一种“执拗的低音”——长期被主流思潮掩盖，却始终不曾消失。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浪潮中显现出的优势与红利，将国家的本质收束为权力与契约两轴，几乎成为一种基于西方经验的世界范本。面对近代西方学术界看待古代中国的这一普遍心态，王国维偏要论证“国家者亦道德之枢机”，不啻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更流露出一种东方学者的姿态。因此，不难想见，《殷周制度论》虽然在古史学界反响不俗，但终究未在政治思想史上引起大涟漪。甚而至于，即使在历史学家心目中，大多也认为这个“道德之枢机”恐怕只能停驻在三千年前的西周，难以跨越秦汉以降大一统制度这道“门槛”。

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是否应当与礼治三千年的传统相断裂，进而嫁接甚至照搬霍布斯——韦伯以来的西方近代国家观念？这正是那个曾经说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的王国维，写作《殷周制度论》的初心与原动力。如果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王国维对彼时“疑古”思潮的有力回击，那么《殷周制度论》便是对风靡一时的批孔、反礼教热潮的深刻反思。王国维的眼光与识见大大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他是近代最早一批坚信中国的现代化必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的先锋派。

“国家者亦道德之枢机”作为一种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强大的开发空间。这里所谓的“道德”，当然包含个人品格，但更包含人伦伦理、社会公德，形成一个“自我——他人——社会”的完整框架，历周孔、诸子、释道，以至汉唐儒者、宋明理学，其延展的范围、开拓的深度，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可谓独树一帜。更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道德”乃蕴含在作为“道德之器”的历代典章制度和政治运作的实态中，应从每一项典章细目的制作、因革、流变中，从制度的施行、变通、落地中，方能见真章、得真知。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一政治文明的基因逐渐被激活，构成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取得成功的内生动力，也彰显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若能在理论上予以进一步总结提炼，或将对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的提出具有莫大助益。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县”：国家治理的恒久基石

“县”是中国最稳定的政区类型，在赋税征收、行政管理、社会治安等方面发挥着基础作用。秦统一后将县制推行到全国，其后历代王朝皆在此基础上施行统治，“县治中国”的底色未曾改变。

从字源字义来看，“县”字的本义暗藏其制度属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县，系也。从系，持県。胡涓切。”繁体“縣”为会意字，字形由倒置的“首”与“系”组合而成，本义为悬挂、系缚，引申为悬系于中央、直属君主统辖的地域单元，精准诠释了早期县制区别于分封采邑的核心特质。

据《左传》记载，具备行政区划含义的“县”最早出现在春秋早期的楚国，后相继在当时的齐、晋、秦等大国中出现。也有学者提出秦国、晋国最早设县。春秋时期，各国县的来源和设置方式不同。齐、晋的县一般被用作对臣下的赏赐，如齐桓公予管仲“其县十七”，齐灵公赏给叔夷“其县三百”。晋景公“赏士伯以瓜衍之县”。晋又“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合为四十九县。秦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楚国县的面积最大，楚灵王以“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而自豪，其广阔程度可以想见。秦、楚的县多由国君来直接统治，这也是秦、楚两国公室强盛的原因。

春秋后期，开始有郡的设置。最早见于记载的为晋惠公元年（前650年），晋公子夷吾私于公子挚曰：“君实有郡县”。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简子率师伐齐，在其誓辞中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可见当时晋郡不如县，郡起初大概是比县距离国都更远的邑，位于地广人稀的边陲地带，从军赋单位来考量的话，的确是郡小县大，不过处在外围的郡比畿内的县开发潜力更大。到了战国时期，随着边郡经济的发展，形成了郡的地位高于县的局面。据《战国策》：“甘茂对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曰县，其实郡也’。”说明战国时郡已大于县，逐渐形成郡统辖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到秦统一，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下统县，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严密的郡县制行政区划体系，历代沿袭之。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侯国直属中央，相当于县，而王国领郡介于中央与郡之间。这时的县作为郡和国之下的行政单位，与秦朝无异。《汉书·地理志》载：“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国二百四十一。”据《续汉书·郡国志》，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共105个郡国，1180个县级政区。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疆域政区错综复杂、变化频繁。这一时期郡县的恶性膨胀往往徒有虚名，许多州郡并无户口土地之实。至隋统一南北，政区又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大业五年（609年），隋平定吐谷浑后，全国共有郡190个、县1255个。唐代武德初年，将隋郡改为州；贞观以后，省并了许多州郡；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又改州为郡，肃宗后来又改郡为州。天宝十三载（754年），设郡（府）327个，郡（府）辖县共1613个。

从10世纪后期到12世纪初期的百余年间，北宋与辽南北对峙。辽天庆三年（1113年）统县的府、州99个，辖县199个；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统县的府、州308个，辖县1203个。12世纪初至13世纪初的百年间，金与南宋相持。南宋的行政建制绝大多数沿袭北宋而来，嘉定元年（1208年），南宋共十五路，统县政区191个，辖县711个；泰和八年（1208年）金设统县的府州184个，辖县691个。与辽、北宋相比，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元代行政区划的层级复杂，最多有“省—路—府—州—县”五级，实际辖县的统县政区共347个，辖县1127个。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制度进入定型期。万历十年（1582年），统县政区共162个，辖县1179个。清代实行“省—府（直隶厅、直隶州）—县（散厅、散州）”三级制。至宣统三年（1911年），全国有23个省，设219个府、60个直隶厅、79个直隶州，共358个统县政区；设89个散厅、146个散州、1382个县，共1617个县级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县的设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变化。一是旗县合并，先后撤销12个县合并于旗；二是撤并各根据地临时设置的小县；三是撤设治局改设县，先后将34个设治局改为县（自治县）或并入邻县；四是设置一些经济建设需要的县；五是根据人口、幅员、经济规模等指标调整县域。改革开放后，市管县体制确立。城市化浪潮下，县级市、市辖区逐年增长，县数不断下降，我国县级政区体系正发生着历史巨变。

观察“县”的历史演进，它由最初表示郊野之地的县鄙之县，连续发展成为到现今仍在我国行政区划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层行政单元，存续约2700年而长盛不衰。

在基层社会治理从简约到精细的模式转换中，县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传统时期“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没有正式的行政组织。地方士绅以儒家伦理和地方性知识为核心，对基层实行简约治理。在家国同构的状况下，凭借宗族势力网络，基层社会的稳定得以维系。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到来对乡村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组织形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人们获取了更多的非农收入，依靠土地产出的收入减少，建立在经验与土地基础上的权威系统逐渐瓦解。与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是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改变了乡村的社会结构。社会的流动性增强以后，要处理的关系更加复杂，传统的治理系统和规则发生了改变，乡镇成为一级政府。进入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强调数字化、信息化、系统化和智能化。在治理系统中，“县”成为其中重要的集成节点，许多任务和信息都需要在这里进行转换和下达。“县”的强大生命力和基础作用，不论在古代还是当前都显露无遗。

沙漠中的“图书馆之城”

西非马里古城廷巴克图素有“图书馆之城”的美誉。14——16世纪，依托跨撒哈拉商道，廷巴克图逐渐发展为重要学术与文化中心，鼎盛时期全城遍布百余座公、私藏书楼。累计留存的数十万份手稿，涵盖宗教、天文、医学、历史、商贸契约，既有阿拉伯经典译本，也有西非本土著作。战乱年代，图书馆员和居民将手稿秘藏地窖、岩洞得以留存，因而形成了当前独树一帜的沙漠图书馆文明。

被遮蔽的西非书写传统

长久以来，非洲常被叙述为“没有文字的大陆”。即便后来历史学家承认其历史之丰厚，也往往首先将它归于口述传统。口述固然重要——每个社会都有歌谣、传说、记忆和讲述者，但若将它等同于非洲的全部，便遮蔽了另一个同样古老的维度：书写的非洲。

在西非，这条书写之脉清晰可溯。11世纪初，萨赫勒地区已见阿拉伯文石刻；12世纪的羊皮纸《古兰经》、13世纪的写本，亦在纸页间留下先人指印。14至16世纪，廷巴克图声名日盛。纸张随商队从地中海与欧洲南来，墨与笔在本地制成，散页文本用山羊皮封套护持。纸来自远方，书产于本地。学者著书，学生抄写，抄工以此为业，装帧者裁制封套，教师讲授，藏家庋集。廷巴克图不只是手稿的集散地，更是生产、保存与传承之地。

16世纪初，以“利奥·非洲人”之名为后人所知的哈桑·瓦赞，在其游记中写道，廷巴克图市面上出售许多北非手抄书，书籍贸易的利润甚至高过其他商品。生于1556年的学者艾哈迈德·巴巴自称族中藏书最少，仍有1600余卷。数百年后，这些书写遗存并非只存于旅人的惊叹与学者的自述。仅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一处，21世纪初所藏手稿即达约2万件，而这仍是廷巴克图手稿的冰山一角。许多写本尚未编目，许多藏品仍待识读。

一座城市背后的知识网络

廷巴克图的兴起，是一次从商贸集镇向学术中心的缓慢蜕变。在此之前，今日毛里塔尼亚东南部的瓦拉塔，曾是南撒哈拉的要津，商旅与学子辐辏于此。14至16世纪，廷巴克图逐渐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知识与商业枢纽。据《苏丹史》载，原先流向瓦拉塔的商贾、学者与虔信者，渐渐转赴廷巴克图；来自埃及、奥吉拉、费赞、非斯、苏斯等地的人群，使这座城市与北非及撒哈拉绿洲紧密相连。同时，杰内等西非本土城镇的学者家族汇入其学术谱系，周边学人往复其间，廷巴克图的声望因此日益隆盛。

学者们或聚于桑科雷清真寺、西迪·叶海亚清真寺与津加雷贝尔大清真寺，围绕经卷讲论问学；或走入学者宅邸，在书箱与手稿之间听讲、抄录、诵读。穆罕默德·巴加约戈便是其中的名师。他出身于朱拉学者家族——朱拉人善于经商，往来西非各地，较早接触并传播伊斯兰学问，在迁徙中播撒知识。艾哈迈德·巴巴曾追随巴加约戈10年，精研《哈利勒简明本》《穆宛塔》等法学经典，兼习语法、修辞、逻辑、天文。这样的师承并非孤例。1450至1650年间，仅《廷巴克图编年史》所录师承关系，便涉及60名学者、88项授受；在42名有明确师承的学者中，12人师从不止一位导师。

讲席之外，形成了一张相互依存的知识行业网络：法官裁断事务，教师讲授典籍，学生随师问学，抄工以笔谋生，装帧者护存散页，藏书家积累文献，地方名流出资斡旋。16世纪70年代，一部28卷的阿拉伯语词典在廷巴克图被抄写，题记中留下了雇主、抄工、标音者、费用与流转记录。书籍有价，抄写有酬，校订有分，流转有据。清真寺、学者宅邸、书箱、抄本与题记，共同构成了廷巴克图知识生活可触可感的肌理。

藏书家与私人图书馆

在廷巴克图，“图书馆”不宜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馆舍。更早也更为普遍的，是个人或家族积聚起来的私人收藏。16世纪后半叶，艾哈迈德·巴巴等人已提及此类收藏；17世纪的编年史中，亦可见学者购置手稿的记载。当代许多私人藏书家，正是昔日学者的后裔。

20世纪初，摩洛哥藏书家艾哈迈德·布拉拉夫在廷巴克图开设私人图书馆。他约1864年生于摩洛哥，曾居毛里塔尼亚的欣吉提，后定居廷巴克图。约1907年，他向公众开放藏书，并雇人抄录手稿以充实馆藏。1945年，其藏书已有2076件；至2002年，因相当部分捐赠给艾哈迈德·巴巴研究所，所余约680件。布拉拉夫图书馆的经历，也促使更多私人收藏者重新审视家族文献的命运。自1996年以来，廷巴克图已有21处私人收藏向公众开放，其中较易访问的有5处：马马·海达拉图书馆、丰多·卡蒂图书馆、旺加里图书馆、伊玛目苏尤提图书馆与津加雷贝尔图书馆，合计藏有2万余件手稿。

丰多·卡蒂图书馆尤能彰显私人收藏的家族性。其藏书传统可追溯至1469年离开西班牙托莱多的阿里·本·齐亚德，他携带一批手稿进入西非，其后经古姆布、廷迪尔马、比纳、贡达姆等地辗转，由卡蒂家族后人不断增补。后来家族分支散落，藏书亦随之流布各处。20世纪末，卡蒂家族后裔、丰多·卡蒂图书馆负责人伊斯梅尔·迪亚迪耶·海达拉，开始重新搜集散佚的家族手稿。1999年，这批分散于尼日尔河沿岸各村落的藏书重聚廷巴克图。至2012年前后，丰多·卡蒂所聚手稿已达12174件，其中7026件属于历史上的卡蒂家族收藏。馆藏按家族成员及传承线索分置整理，书架的排列本身，便仿佛一部铺展的谱系。

手稿的当代命运

进入21世纪，廷巴克图手稿再度进入世界视野，却是在战火之中。2012年前后，马里北部局势剧变，泥砖圣墓被捣毁，手稿遭焚的消息迅速传开。

但这并非全部真相。许多手稿已在地方藏书家、图书馆员与志愿者的组织下装入铁箱，趁夜色运出古城，沿尼日尔河送往巴马科；另有部分仍隐藏于廷巴克图。知识的劫难，不只是纸页成灰，也包括迁离、散佚与秩序的崩塌。手稿得以幸存，却离开了熟悉的书箱、家族与城市；它们被保存下来，却失去了一部分熟悉它们的人与故事。

危机过后，保护工作转入修复、编目与数字化。战火让手稿直面毁灭之险，而抢救、修复与数字化，则为文字寻觅新的生路。汉堡大学手稿文化研究中心、希尔博物馆与手稿图书馆、英国图书馆濒危档案项目等机构先后参与；福特基金会、南非——马里廷巴克图手稿项目等亦已介入保存。数字影像为脆弱纸页留存副本，也让散落、迁移与受损的手稿得以重归整理、研究与传播的轨道。

回望廷巴克图，图书馆远不止馆舍、书架与图书。它可以散布于清真寺、学者宅邸、家族箱柜与私人收藏之间，亦可在危机中化为转移、修复、编目与守护的行动。所谓图书馆，终究是文献的一种社会化机制：有人书写，有人收藏，有人讲授，有人抢救。沙漠或许会掩埋道路，却未能掩埋这些文字。

把握新时代群众工作三重新变化

提问：刘小昶 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群众诉求更加多样，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请问，如何理解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

解读：孙 林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群众诉求更加多样，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改进群众工作方法，提高群众工作水平。”这一重要论述精准研判新时代党群干群关系新情况新问题，着眼破解党长期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明确了以把握群众工作“怎么变”来回应“怎么办”的时代课题。

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元

群众是具体的、历史的，而非抽象、同质化的整体。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根据社会变迁分层分类开展群众工作。进入新时代，社会各领域、各群体的互动更加频繁，社会流动性增强，群众工作的对象和范围显著扩展，呈现出多元化、多层次、多圈层的特点。

传统群众工作对象不断分化。新时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完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传统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呈现精细分化态势。工人群众逐步分化为传统产业工人、新兴产业技术工人、非公企业产业工人等多元类型，非公经济从业人员成为职工队伍主体，就业形态从稳定岗位向灵活就业、弹性就业延伸。农民群众打破单一农业身份，分化为新型职业农民、规模化经营农户、留守务农农民、进城务工农民工等多元群体，地域分布、从业模式、收入结构差异显著。知识分子不再局限于体制内事业单位，大量进入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自由职业领域，职业流动性、阶层差异性持续增强。

新社会阶层群众规模壮大。新业态、新模式的蓬勃发展，带动新社会阶层、新就业群体快速扩容。据统计，当前我国新就业群体规模约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以上。新就业群体普遍具有组织依附弱、流动性强、作息碎片化、线上活跃度高等特点。

群众跨区域、行业流动常态化。人口空间分布重塑群众工作地域载体，当前我国有超3亿流动人口长期异地就业、生活，户籍地、工作地、居住地“三地分离”成为常态。人口的跨区域、跨行业、跨城乡流动，打破了传统属地管理的工作模式。

群众诉求更加多样

群众诉求是群众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从哪一种分类看，群众诉求都更加多样化、复杂化，呈现出追求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足、个体权益与公共利益、公平与效率交织的复合型特征，对群众工作的精准化、精细化、系统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民生诉求提质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本民生保障实现全覆盖，群众民生诉求不再局限于温饱、就业、住房等基础保障，而更聚焦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对更高质量的教育、更稳定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保、更优质的医疗、更宜居的环境、更完善的养老服务的期盼更为迫切。群众对民生问题的关注点，已从兜底保障转向品质提升、从普惠覆盖转向精准适配，对公共服务均等化、优质化、个性化的需求持续增加，这就要求群众工作立足共同富裕目标，精准破解民生领域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公平正义诉求愈发凸显。随着新时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群众的法治意识、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显著增强。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异、公共资源分配、执法司法公正、劳资权益保障等成为群众诉求的高频焦点。同时，相较于物质利益，群众还越来越重视程序正义、机会平等、规则公正，对权力规范运行、公共资源公平分配、自身合法权益保障的敏感度大幅提升。

精神文化与治理参与诉求持续增长。新时代，人民群众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基础上，精神文化需求向着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优质文化供给、精神生活丰盈、个人发展空间成为重要诉求。同时，随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深入推进，群众公共参与意识显著提升，尤其是青年群体、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公共事务协商、社会建设的意愿持续增强，民主表达、民意协商、建言献策的需求日益增长，群众工作亟须搭建广泛、多层、制度化的民主参与平台。

安全发展与长远诉求不断拓展。当前，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网络信息安全、财产权益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保障、基层风险防控、社会稳定治理等综合性、前瞻性诉求持续增多。同时，群众诉求呈现鲜明的动态化、网络化特征，线上平台成为民意表达的重要阵地，个体零散诉求极易通过网络聚合发酵，转化为社会性公共议题，呈现出个体诉求与群体诉求交织、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交织、合理诉求与情绪表达的交织的叠加态势。利益协调、矛盾化解、民意引导的难度显著提升，这对群众工作的系统应对能力提出了考验。

群众工作环境更加复杂

群众工作作为一项实践活动，总是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技术舆论、思想文化环境中开展，环境变化会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新时代，数字技术的革命性变革、社会治理的深刻转型、多元价值观念的激荡碰撞等，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群众工作的线下单一格局，形成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实体空间联动、传统治理风险与新型网络风险交织、内部治理压力与外部观念冲击叠加的复杂工作环境。

互联网、短视频、社交平台等重构了信息传播逻辑和民意表达路径，群众获取信息、表达诉求、交流观点、凝聚共识的阵地不断转移至线上。线上空间具有传播速度快、裂变效应强、跨域联动广、身份虚拟化的鲜明特征。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双向赋权”，也为群众工作赋能增效。这对党员干部的数字素养、网络理政能力、舆情处置水平提出了全新考验。

线下基层治理场域矛盾诱因多元交织。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持续推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利益主体多元化发展，基层矛盾呈现出存量未消、增量叠加、新旧交织的特点。征地拆迁、物业管理、邻里纠纷、劳资矛盾、产权争议等高频民生矛盾持续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与新型社会治理问题相互缠绕、相互关联，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碎片化治理模式难以有效化解。在这种情势下，群众工作触点增多、风险点广、关联性增强，常态化矛盾排查、源头化解、多元协调的工作压力持续加大。

思想教育环境日趋复杂。在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各类社会思潮通过网络渠道快速渗透传播，群众价值取向日益多元，思想认知的差异性、独立性、选择性显著增强，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群体易受片面思潮、负面舆论影响，产生认知偏差、价值困惑，给主流思想引领、社会共识凝聚、党群同心带来挑战。

在把握变化中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

做好新时代群众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统一，把准对象之变、回应诉求之变、适应环境之变，在守正创新中不断提高群众工作水平。

精准识别对象，推动群众工作从“粗放覆盖”向“分类施策”转变。针对群众工作对象多元化、碎片化、流动化的特点，建立常态化的群众结构分析研判机制，精准掌握不同群体的人数规模、分布特征、利益诉求和思想动态。着力补齐新社会阶层、流动人口、灵活就业人员等薄弱地带的工作空白，创新适应“社会人”状态的组织联结和联系服务方式，把传统群众工作的经验优势与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结合起来，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精准对接诉求，推动群众工作从“被动回应”向“主动治理”转变。针对群众诉求多层次、复合性、动态化的特征，建立群众诉求收集、分类、办理、反馈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运用大数据等手段加强民意分析预判，做到未诉先办、源头治理。把解决民生痛点与回应公平关切统一起来，把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与拓宽民主参与渠道统筹起来，既要办好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事，又要健全维护群众利益的长效机制，切实增强群众工作的系统性和前瞻性。

精准适应环境，推动群众工作从“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针对网络空间成为群众工作新场域的趋势，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网络理政能力，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善于运用网络平台汇集民意、化解矛盾、凝聚共识。同时，夯实线下基层治理根基，健全多元调解和协同治理机制，在线上线下联动中增强群众工作的覆盖面和实效性。

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围绕教育科技人才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刻阐明了三者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揭示了新时代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内在要求。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成长依赖于教育体系，科技进步植根于人才支撑。一体推进，就是要打通三者之间的循环通道，使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支撑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产生的成果能够反哺教育升级，人才的创造性价值能够在产业发展中得到充分实现。杨浦区是国家创新型城区、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区域内集聚了十余所知名高校和众多科研院所。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为根本遵循，通过强化党的领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主体合力、战略协同、要素贯通、机制耦合、效能倍增。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引领，健全一体化统筹协调、推进实施机制。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社会子系统，存在着地理空间、知识领域与组织机制的天然分隔。要解决“各自为战”、链条脱节问题，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教育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和各环节，通过加强政治引领和组织，构建横向协同、纵向贯通、整体联动的推进体系，提升各项工作的一致性和匹配度，产生“1+1+1>3”的聚变效应。坚持将教育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置于区域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由区委统一领导编制相关规划、实施机构改革、制定专项政策，牵头组建区校企发展共同体，合力推进重大项目，集中配置数据金融等创新要素，培育开放应用场景，形成战略同向、推进同步、资源同调的全区“一盘棋”。

以一体化平台建设为牵引，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供需精准对接、资源高效整合。以重大使命驱动的创新平台是问题导向的教育改革实验场、需求引领的科技创新引擎、价值共创的人才发展高地，能够从前沿未知领域和产业共性需求中发现和转化鲜活的研究课题，汇聚各类创新主体进行系统性攻关，在有组织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知识的交融传承，培养出具备跨学科视野、原始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本领的拔尖人才，对推动融合发展的作用最为直接。杨浦区坚持将高能级平台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枢纽与核心载体，与高校、科研院所、领军企业联手打造高能级平台矩阵，通过基础研究合作与前沿交叉创新平台汇聚全球智慧、深耕基础研究，“从0到1”催生颠覆性技术；依托高水平孵化器提供概念验证和创业服务，支持实现从技术到产品“从1到10”的关键跨越；深化大学科技园改革，强化生态枢纽功能，为师生打造创新创业的“首站”，较为有效地支撑了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协同进化，国家和市级重大科技成果产出量和落地率连年提升，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加速汇聚。

以强化要素供给为支撑，营造一体发展的良好生态。在一个有机的创新系统中，各类要素的流动效率决定着系统的运行绩效。金融资本、数据资源和空间载体作为创新活动的基本投入要素，其配置方式直接影响着教育、科技、人才系统的耦合质量。持续健全完善要素供给体系，推动资金、数据、场景等关键创新要素在教育、科技、人才体系间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才能构建起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引导金融资本精准赋能，构建覆盖科技创新全链条和人才发展全周期的金融支持体系，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发展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向早期硬科技和人才创业，加快形成“科技——金融——产业”的良性循环。充分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持续加大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的改革创新力度，推动数据要素与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协同，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突破传统资源要素约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强化空间载体支撑，结合推进实施高质量城市更新、盘活低效用地等工作，在更大尺度、更深层次上实现城区空间重构、功能布局优化和品质提升，升级释放出更多与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新样态相适配的空间载体。

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产业是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交汇融合的现实场域，也是检验三者一体推进成效的最终标尺。产业连接着供给侧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与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和价值实现，是创新从理念到成果再到效益的完整闭环得以完成的决定性环节。产业创新的需求牵引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检验着人才培养的成效。坚持以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具体需求为导向，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对接，才能将科创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的胜势。深化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关键是推动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教育体系，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新模式、新路径。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创新，既需要通过支持校企联合攻关、促进技术交易等方式加大高质量科技供给、引领产业创新，也需要引导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强化创新主体地位，以产业创新需求拉动科技创新突破。推动人才与产业双向奔赴，综合运用以赛引才、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管理综合授权、集成式个性化服务等多种办法，提升产业所需人才引育用留的精准性、实效性、系统性。在实践中，坚持将打造以数智经济为核心的创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同部署、同推进，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质地与科技创新实力同步提升，主导产业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

（作者系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

协同发力破解供强需弱矛盾

2026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和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也表现出结构性调整和创造性破坏加剧的趋势。总体而言，中国经济并未遭遇周期性波动问题的困扰，但需要应对诸多发展中、转型中、结构性的问题和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以及国内增长模式转变中的供强需弱矛盾，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处于合理区间的基础上争取更好的结果，朝着“十五五”和2035年目标顺利前行。

供给侧处于宏观经济合理区间

中国经济处于一个稳定运行、向新向好的良性循环之中。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达到5.0%，上半年为4.7%，宽松地处在年初设定的4.5%—5.0%速度区间。而且，这个速度也符合预测的潜在增长率，达到了2035年按照人均GDP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增长率要求。实现这个宏伟目标，要求人均GDP在2020年10627美元的基础上至少翻一番。从另一个角度看，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进入高收入国家三等分的中间组，要求人均GDP 跨越大约22000—24000美元的门槛水平。在2025年人均GDP已达到2020年不变价13863美元的基础上，人均GDP应达到年均实际增长4.4%。由于中国人口进入减量发展阶段，GDP总量增长率只需4.2%。考虑到老龄化背景下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形，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以比2020年翻一番（2020年不变价）的远景目标倒算，“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GDP需要年均增长4.17%。这意味着现行增长速度可以确保实现预期目标。同时，考虑到关键领域改革可以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改革红利的释放可助力经济增长取得更好结果。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红利之外，更大幅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预期来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技术、新领域、新行业发展，以及对传统行业的数智化改造，已经推动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据国家统计局估算，2026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四成。

一般来说，当实际增长速度与潜在增长率一致时，实际失业率大致处于自然失业率水平，在宏观经济学意义上即为充分就业状态。这就是说，与经济增长位于合理区间相对应，劳动力市场也处在常态轨道，失业率仅反映结构性问题，伴有惯常性的季节波动，而不存在周期性失业。2025年全年和2026年上半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皆为5.2%，恰好与学界估算的自然失业率相符。可见，无论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还是青年失业率，均未出现异常波动情况，只是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不匹配现象，或结构性就业矛盾。这种矛盾是技术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的结果，并且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得到增强，表现为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同时发生、结构性矛盾持续存在、新就业形态趋于常态化，以及青年和大龄劳动者面临就业困难等。

需求“三驾马车”正在形成新平衡

经济增长的稳健度和可持续性，需要靠供需两方面因素支撑。随着增长动能转换的成效日益显现，在潜在增长能力和实际增长均表现强劲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逐渐转向需求侧。同时，在需求因素“三驾马车”中，商品和服务净出口、资本形成（投资）和最终消费之间的新平衡正在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总需求保持足够的韧性，可持续性也在增强，同时短板和堵点仍然存在。认识宏观经济形势，找到有效打破瓶颈制约的突破口，应充分了解需求侧的现状和趋势。

从外需看，2026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和进口均十分强劲，凸显中国经济正在形成的新比较优势。与此同时，受军事冲突、地缘政治和贸易摩擦影响，世界经济呈现疲弱之势与不确定性，成为不利的外部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明显低于2025年的3.5%，1月份的预测为3.3%，4月份调低到3.1%，7月份则进一步下调为3.0%。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出口既受世界经济增长和贸易格局制约，也受一些国家制造的贸易摩擦影响。世界银行按照国际收支口径计算，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1.06万亿美元，而一贯把自身经济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不断制造贸易摩擦的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竟高达1.24万亿美元，由此不难预见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态度和行动。

从投资需求看，随着发展方式转变和增长动能转换，在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在投资结构的优化趋势中得到体现。例如，2026年上半年，在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绿色转型，与增强韧性相关的行业，投资额与增加值的增长都形成了亮点，标志着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加快形成。也要看到，在传统人口红利消失、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为保持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行的大规模投资，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投资回报率相应下降，导致投资意愿疲弱和实际增长下降，亟待激活支撑经济增长的更可持续的需求因素。

从最终消费来看，居民消费也具有转形态、补短板和开新源等结构性调整特征，在市场上表现为网上零售、农村零售和服务零售较快增长。同时，消费者价格指数有所回升，也预示着预期和信心的改善。数智经济以更高质量、更快捷的服务，为消费者带来产品或服务的新感受和新体验，虽然有些尚未转化为价格的提高和支出的增加，却以消费者剩余的形式增强消费的满足感。由于前期补贴政策效应消退、消费结构调整尚未到位等因素，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的消费增长还不够强劲，或者说“三驾马车”中的居民消费尚未担当起从需求侧支撑经济增长的大任。

认识发展中的老问题和新挑战

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经历着日益加快的新旧动能转换，面临着更多转型和发展中的问题。长期存在的供强需弱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还在新的背景下有着新的表现。例如，人工智能模型和工具层出不穷，给劳动生产率、营商模式、劳动力市场等诸多方面带来影响，供需两侧均面临着新挑战。主动应对新挑战，既要充分利用创造性破坏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也要避免结构性调整对就业和居民生活的冲击。总的原则是，企业固然难免优胜劣汰，劳动者却不应分输赢。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形势，应该既看到新动能的加速形成，也看到传统动能的加速消失。这种结构性调整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必然过程，终究要在产能的存量上表现出新与旧的消长，在产能的增量上表现出强与弱的分化。这就难免导致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加深，在老问题不断得到解决的同时，新挑战也表现出来。人工智能的颠覆性突破和广泛应用，也必然带来更严峻的创造性破坏难题，亟待做出制度性安排，以促进就业创造和筑牢社会保障，确保劳动生产率红利得到均等分享。

从需求侧认识经济形势，应该既看到加快“三驾马车”结构转变的紧迫性，也看到提高居民消费率是一项需要综合施策、久久为功的任务。无论在统计意义上还是在经济意义上，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消费率）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并不是一回事。常规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目的是在一种需求因素受到冲击时，采取适宜政策以调动其他需求因素，以确保经济增长不致因总需求不足而速度下滑。由于居民消费率受更长期因素影响，例如该指标与居民收入占比和劳动报酬占比之间均呈现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89和0.76，因此，该指标不会因出口和投资的增长贡献率下降而自动提高，必须作为一种能力通过实质性的投入予以培养。

以“投资于人”破解供强需弱

破解供强需弱格局，既要依靠逆周期调节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需要超越短期和单一手段，充实并打通政策工具箱，把各种政策理念和实施手段融会贯通。提高居民消费率应从消费能力和意愿两方面，把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统一于共同目标下，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成功实践表明，贯彻共享发展理念、大幅度提高投资于人的力度，有望显著提高居民消费率。例如，正是由于投资于人力度的增强，在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降低的同时，2010—2025年期间中国居民消费率从34.9%提高到40.0%，大约同期（2010—2024年），中国GDP中用于劳动者报酬、社会保险福利和社会补助等支出的比例从52.6%显著提高到61.2%。

扩就业、增收入和稳预期三位一体构成扩大居民消费的基础和长效机制。由于产业结构变革持续改变着就业形态、工作类型和技能需求，结构性就业矛盾不仅是一种常态，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渗透得到增强，因此积极就业政策也需要形成升级版，通过权益保障、技能提升和匹配水平改进，稳定就业数量和提高就业质量，进而增加居民收入。此外，增加收入与改善分配是相辅相成的要求，在通过人力资源市场增加劳动报酬的同时，还需要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制度建设分享现代化成果和人工智能红利，具有稳定预期的作用，并借此提高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现代化共性和中国国情都表明，在更高发展阶段上实施再分配，通常采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的方式进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公共品供给的数量增长、水平提高和范围扩大，是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中国即将跨入以人均GDP表示的高收入国家行列，距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也只有一步之遥，生活品质的提高更多需要由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满足。中国还将始终伴随以少子化、老龄化为标志的人口变化趋势，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实施人口支持政策，同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目标和手段上都是高度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伴随人工智能而来的民生挑战和生产率机遇，一方面要求显著增强基本公共服务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作用，另一方面使之具有更强国家财力的支撑。

居民消费率提高要在更高供需平衡水平上达到。从供给侧来看，要善用互联网平台和人工智能模型创造的各种手段，提供更多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把科技红利转化为庞大消费市场，创造更好的消费感受以扩大“消费者剩余”。从需求侧来看，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的改善，要逐渐把需求弹性小的普通品需求升级为更大需求弹性的优质品需求，开启巨大的需求潜力；另一方面，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以“一老一小”为代表的新型基本需求仍会出现，创造出结构性超大规模市场的可能性。要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供需两侧的良好结合，要求综合运用政策手段，在贯彻实施“投资于人”上取得实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加快应急管理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要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并提出到2030年，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有效建立的目标要求。围绕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坚持系统思维推进应急管理治理模式转型

“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规划》就加快应急管理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出健全源头管控机制、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打造安全韧性城乡等四项任务。对应设置事前预防能力提升工程专栏，包括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安全生产监测预警、行业本质安全提升、防灾减灾基础设施等四类重点项目。这对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深入把握事前预防模式的转型要求。推动应急管理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的核心内容，是突发事件应对从一般性防范、被动应对向全系统主动预防的重大转变，这是在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举措。这种转型是突发事件应对规律的内在要求，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应急管理工作的必然方向，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要求。

突发事件应对规律的内在要求。一些重大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让人触目惊心，甚至有的影响国家安全和民族存续。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相较于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抢险救援、善后处置，甚至惨痛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前的规划设计、工程设防、早期预警、及时转移等“未雨绸缪”措施，成本最低、代价最小，需要顺应突发事件应对规律做到“防患于未然”。具体来看，在自然灾害方面，对地震、台风、暴雨等自然致灾因子，尚无法阻止其发生，重点应在于降低暴露度、脆弱性和灾害链效应，避免人员、重要设施等进入高风险空间，降低建（构）筑物、基础设施与社会群体的脆弱性，阻断或减缓次生衍生灾害，并提高关键功能在冲击下持续运行的能力。在事故灾难方面，这往往由设备缺陷、工艺异常、违规作业、组织管理、外部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治理重点不能仅停留在事故发生后的被动补救，而应追溯规划选址、设计制造、施工安装、运行维护、人员培训、承包管理和监管执法等前端工作与环节，其重点应在于控制危险源并提升本质安全。在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公共卫生风险可能具有来源隐蔽、传播链不易察觉等特征，重点应在于争取早期识别和干预的“机会窗口”。在社会安全事件方面，社会安全风险与利益关系、社会心理、行为互动和信息传播密切相关，部分风险还具有个体主观意向性、实施策略性等特点，难以仅凭历史数据和案例做出完全精准的预测。这类事件的干预重点在于源头治理、依法干预和风险沟通。基于此，通过把握规律，采取突发事件风险分级、成本效益评估、可接受风险判断等事前措施，可使预防工作更加精准、更具成效、更加关键。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安全是首要考虑的重大命题。同时，突发事件风险的治理水平，也是检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展与成效的重要标尺。我国人口规模巨大，超大特大城市、城市群、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通信、医疗等要素容易叠加耦合，重大突发事件的关联性、衍生性、复合性、耦合性显著增强。经过不懈努力，2024年，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比“十三五”期末下降28.4%，重特大事故起数在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下降到个位数，比“十三五”期末下降43.8%。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建设工程领域仍存在违法分包转包等顽瘴痼疾，这既是一些事故出现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从近年来涉及建设工程领域的一些重大事件来看，如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中五龙口机车停车场挡水围墙冲塌、2023年内蒙古阿拉善“2·22”煤矿坍塌、2024年广东梅大高速茶阳路段“5·1”塌方、2024年陕西商洛“7·19”高速公路桥梁垮塌、2025年西成铁路尖扎黄河特大桥施工项目“8·22”重大垮塌事故等。这些事件的原因主要包括，设计、施工和监理混乱，无资质承揽业务，违法分包转包，以包代管、只包不管。因此，亟待在国家治理层面解决工程项目设计造假、采购猫腻、违法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需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安全治理工作关口前移，切实把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决策、公共投入和日常治理的首要位置。

落实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在应急管理领域向事前预防转型是党中央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而不是一般性的规划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战略擘画，明确提出“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近年来，党中央在该领域部署了一系列重大任务和重点项目，如针对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在“十四五”时期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截至2025年9月，各地累计排查重大隐患116万多项，整改率达到98.4%，其中企业自查占比从行动之初的37.1%提高到目前的52.5%，成效显著。这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应对重大挑战，为人民谋福祉促安康的历史担当。

治理模式转型面临两个层面的现实挑战。推动应急管理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必须防范化解好重大安全风险、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好社会稳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实现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并不轻松，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

从整体层面来看，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易发多发，安全生产仍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2025年全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763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62.92万人次；倒塌房屋5.70万间，损坏房屋70.90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6069.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十四五”期间，我国集中力量实施了17998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强化水库库容管理，组织开展承担防洪任务的大中型水库库容曲线复核工作，推进水库清淤整治，严肃查处侵占库容、影响防洪安全等违法行为，水库功能得到有效恢复，但仍面临水库方面的重大风险挑战。近日，受台风“美莎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蓝水库等出现漫堤溃口险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另外，一些地方和企业安全发展理念树得不牢，安全生产法规标准执行不够严格；危险化学品、矿山、烟花爆竹等高危行业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优化仍不到位，小、散、乱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不够高；安全生产领域风险结构发生一定变化，传统高危行业领域存量风险尚未得到有效化解，新工艺新材料新业态带来的增量风险呈现增多态势。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持续发展，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加快、安全风险更加集聚，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的隐蔽性、突发性、耦合性客观存在，在一定情况下可能直接爆发或凸显。

在具体类别上，主要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关注。一是自然灾害。这类灾害的预防首先受制于预测技术和能力等诸多因素。如地震的精准预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极端降雨降水的预测难度也非常大。2021年，郑州“7·20”特大暴雨洪涝灾害中出现了1小时降雨201.9毫米的极端情况。同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的概率信息转化为适当行动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如果气象灾害预警阈值设置过高，可能错失转移避险窗口；设置过低，又可能增加停工停业和人员转移成本，频繁不准或误报还会引发预警疲劳、应对懈怠。

二是事故灾难。事故灾难虽然可预防性相对较强，但风险常与工艺设备、管理制度、员工能力、工作环境等相互交织。同一场所可能同时涉及规划建设、行业许可、消防审验、特种设备、用电用气、人员培训和日常运营等多个环节，任何环节的标准缺失、执行弱化或监管脱节都可能累积叠加或衍生转化为系统性风险。

三是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的早期信号可能分散在医疗机构、实验室、学校、口岸、社区和网络信息之中，单个点位难以判断异常以及是否具有公共风险。如果数据口径不一、报告链条过长或跨区域协同不足，零散信号就难以及时转化为联合研判。而一旦风险进入快速传播阶段，医疗救治、药品物资和基层服务可能在短期内承受峰值压力，事前准备不足会迅速放大处置难度。预防机制既要求专业机构基于异常信号快速启动调查和准备，也要建立风险分级、动态评估、信息公开和退出制度。

四是社会安全事件。这类事件中的问题本源、信息传递、诱因激发、利益权衡、矛盾爆发与治理边界更为复杂。社会安全风险往往不是单一物理变量累积的结果，而与利益冲突、信息传播、社会心理和风险沟通相互作用。此类事件的预防尤其需要把安全效果与法治要求统一起来，既要考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重大活动风险评估、重点场所安全防范和权威信息发布，还要通过基层治理、有效沟通和依法干预形成长期稳定的社会安全基础，对应急管理工作具有非常大的挑战。

推动治理模式转型的重点。当前，我国应急管理模式正处于向事前预防转型的关键时期。《规划》突出强调了风险源头管控，将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作为完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主线，因而向事前预防转型是“十五五”时期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锚点。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实现根本转变。坚持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全过程全系统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制度的设计与措施落实，加强各类突发事件治理，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在应急管理领域，模式转型不是简单把工作时点“向前提”。从事故灾难的角度来看，一般分为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作业环境的不安全因素和管理的缺陷。从社会安全的角度来看，一般强调人防、物防、技防。从突发事件应对的整体来看，需要考虑制度、技术、行为体、环境这4个关键要素。它要求治理对象由已发生事件扩展到风险源、暴露对象、脆弱性和传播链，治理过程由分段处置走向全周期闭环，治理主体由单个部门履职走向跨层级、跨部门、跨区域和多主体协同，治理工具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等，构建与风险生成链条相匹配的责任体系，明确政府统筹治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和社会协同责任。可依托应急领域的议事协调体制，持续优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治理机制，明晰并优化风险判断规范、治理目标、数据口径和行动标准，推动各层级、各部门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和责任链条，真正使预防从阶段性专项行动全面走向常态化、制度化运行。

系统推进安全韧性城乡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突发事件的源头管控首先要把安全要求嵌入城乡规划设计、发展的运维中，实行规划、建设、运行、维护、更新和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围绕城乡韧性，需长线部署地质、洪涝等灾害易发高发区域的移民搬迁或避让，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强化供水、供电、燃气、交通、通信、医疗等系统的功能连续性。如自然灾害监测设施、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和城市生命线工程，既要重视建设覆盖，也要明确运维主体、校准检修、数据质量、备件保障、保障资金。安全生产工作围绕本质安全，推动落后工艺设备淘汰、老旧设施更新和关键节点冗余。在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重大项目立项、城市更新、工程建设和运营维护中同步开展突发事件风险评估，完善风险图、防治区划图与规划用途管制的衔接，健全部门联审联查和安全论证程序；对不可接受的风险，应优先通过选址避让、设计优化、工艺替代、设备更新和用途限制降低风险源强度，避免出现“先建设、后治理”问题。推动单纯事后追责转向规划、建设、运营和监管全过程履责与事后追责并重；对重大风险实行清单化、责任化和时限化管理。对暂时不能消除的风险，需明确临时控制措施、监测频次和退出条件。对新产业新业态建立风险画像、实时评估和退出机制，防止长期风险监管的盲区、“九龙治水各管一摊”或简单“一禁了之”的现象出现。

完善分类分级风险排查规范，明确各类突发事件的预防重点。研究建立四大类突发事件的预防重点、责任链和行动标准。自然灾害突出空间避让、工程设防、监测预警和人员转移；事故灾难突出危险源控制、本质安全、企业责任等规范；公共卫生事件突出多点监测、早期识别、专业调查和资源准备；社会安全事件突出矛盾化解、依法干预、公共沟通、快速干预和社会协同。同一大类突发事件内部也要进一步分级、分具体场景，综合其发生概率、影响范围、损失后果、传播速度、治理紧迫度和人群脆弱性确定风险等级，分别明确监测频次、管控主体、资源投入和准备要求。对养老机构、医院、学校、地下空间、危化品企业等重点场所，应围绕人员特征、建筑条件、运行工况和外部救援条件，制定场景化行动清单或工作方案。对低概率高后果事件，不能因历史上少有发生而忽视对极端情况（比如巨灾）的准备。

建立健全基层多元共治等配套制度。研究增加基础调查、设施维护、工程减灾、监测预警、基层能力和公众教育等预防性支出。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综合运用企业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巨灾保险和社会资本，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投入的风险分担机制。根据不同类别的突发事件风险，推动治理资源、专业力量和适用工具向县域、乡镇（街道）和村（社区）下沉，避免重复报送和简单累加，形成科学实用的风险图、责任清单、转移路线和资源清单。企业应把风险评估和隐患治理嵌入生产经营全过程，社区应围绕可能风险组织实战演练。建立相应平台或有效机制引导专业机构、保险机构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风险评估、技术检测、事故预防和公众教育。对老年人、残疾人、婴幼儿和慢性病患者等群体，建立需求台账、定向风险提示、结对帮扶、差异化预警和优先转移机制。绩效评价应从侧重事故数量、损失等滞后指标，转向风险控制型的指标导引，突出结果指标与先行指标、过程指标、风险减除效益并重。除事件（事故）数量和损失外，重点考察重大风险降低程度、重大隐患按期治理率、预警行动完成率、关键设施功能连续性、脆弱群体保障覆盖率和预防实效。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努力变“事后救”为“事前防”

日前，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提出到2030年“以事前预防为主的治理模式有效建立”的目标任务。这一部署，昭示着我国应急管理正在经历一场从理念到实践的深层变革，努力变“事后救”为“事前防”。

为什么要变？表象是“事后救”成本高、损失大，深层则是当代风险形态的根本变化倒逼治理模式必须升级。现代社会的风险已不再是孤立的、局部的偶发事件，而是具有系统性、连锁性和不可逆性。这一判断在当下的公共安全领域尤为真切。当前，极端天气频发，各类关键基础设施联动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城市生命线系统安全性亟待提升，不少基础设施在规划建设之初对极端情境考虑不足，承灾能力偏弱、韧性储备不够；数据与算法引发的新型风险与传统灾害交织叠加，呈现复合性、链式性、放大性特征。若应急管理仍以“事后处置”为主，极易陷入“风险累积——事故爆发——治理追赶”的被动循环。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应急管理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这既是对严峻风险形势的主动回应，也是对治理逻辑的深刻重塑。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本质上是将应急管理的哲学从“兵来将挡”的被动防御，转向未雨绸缪的主动治理。这不仅是方法的调整，更是治理理念从“事件中心”向“风险中心”的根本跃迁。

变什么？重点是从末端救急到源头防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核心在于把风险防控的关口大幅前移。具体来说，需要把握三个层面的逻辑递进。从治理时序看，是关口的前移。应急管理是一个全周期的闭环过程，包含事前防范准备、事中抢险救援、事后恢复重建等不同环节。事前预防模式要求将重心稳定地、持续地转向对潜在风险的系统性管理。古人云：“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与事中抢险救援和事后恢复重建相比，事前预防准备是一种更有效、更经济、更安全的治理策略，在全周期公共安全治理活动中处于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从治理对象看，是重心的转移。传统模式是盯着“事故”做文章，出了事故再处置、再追责。事前预防则是盯着“风险”下功夫，在风险演变为事故之前就加以识别、评估和控制。规划提出“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就是要打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模式，构建覆盖风险识别、隐患排查、整改闭环、责任追溯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体系。从治理能力看，是结构的升级。事前预防不是简单的“多查几次”，而是治理能力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模型赋能的系统性升级。《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人工智能与应急管理深度融合，实现风险研判早知道、监测预警快响应、指挥处置精准化。这意味着风险治理正在从“人海战术”走向智慧防控，从模糊感知走向精准画像。

怎么变？关键是做到把“防”字揳入每一道关口。治理模式转型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把“事后救”变成“事前防”，需要在关键处发力。一是源头管控严起来。严把规划安全关、项目准入关和安全设防关。在矿山、化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安全监管和治理，将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风险管控的关口越靠前，事故发生的概率就越低。与此同时，要把韧性思维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提升城市基础设施防灾设防标准和承灾能力，在新建和改扩建中同步落实安全韧性要求，真正从源头上强化本质安全水平。二是监测预警快起来。织密监测预警网络，把风险感知的触角延伸到全域全时。整合气象、水文、地质、消防、交通等多源数据，建设综合监测预警平台。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预警早一秒，安全就多一分，这是事前预防最关键的时间窗口。三是基层基础实起来。基层处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最前沿，健全基层组织体系、力量体系、物资保障体系，鼓励群众发现报告风险隐患。把网格织密、责任压实、能力做实，让基层成为应急响应的“第一哨”、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四是科技赋能强起来。加快推动安全技术进步和高危行业智能化转型，以技术升级带动本质安全水平提升。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力量正在推动应急管理从“人防”走向“智防”。可通过智慧城市系统构建起“气象预报——仿真预测——预警发布——实时监测——应急救援”的闭环防控体系，也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提升“九小场所”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水平，从事后处置推向事前预判。这样的探索越多，事前预防的能力就越强。

预防做在救援前，是应急管理最大的智慧，也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坚实的守护。把“事后救”变为“事前防”，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强化责任担当，需要各部门汇聚工作合力，需要企业积极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也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唯有将安全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固化于制，才能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无人作战的变化趋势与制胜机理

当前，无人力量正在加速进入战争舞台中心，已经具备改变战役乃至影响战略态势的现实能力。军事大国围绕无人集群作战和无人化战场展开布局，也表明无人作战正成为未来竞争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无人化已从技术发展的远景目标，逐步演变为现实作战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未来无人作战，不能停留在“有什么装备”“性能有多强”的传统视角，还应深入分析其组织方式变化和优势形成机理。

第一，无人作战正在发生三大结构性变化。

从近年实战情况看，无人作战影响不断放大，其根源主要在于无人力量运用方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单一装备性能的提升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由单纯数量运用转向体系化运用。大量无人平台进入侦察、打击、指控和保障等作战环节，使无人平台的运用由零散、偶发，逐步转为持续投入和广泛嵌入。情报获取由间断观察转为持续监控，火力运用由单点引导转为链路闭合，作战节奏也越来越受无人体系持续运行的塑造。战场透明度持续提高，传统依赖隐蔽、机动和集结的作战方式受到更大约束。

由辅助性力量转向关键性力量。随着自主控制、人机协同和通信能力的提升，无人系统的任务范围已超出侦察、警戒、保障等传统辅助领域，逐步嵌入作战链条的关键环节。在多种作战场景中，无人体系对情报获取、火力分配和行动时机的影响日益突出，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作战节奏和行动窗口。从战术层面看，无人力量正在由“支撑要素”转变为“关键变量”。

由装备集群运用转向以任务链为中心的组织方式。无人作战的深层变化，体现在作战活动开始围绕任务链进行组织。无人与有人力量由简单组合，逐步形成分工协作、相互补位的智能化作战体系。侦察、决策、行动、评估等环节被整合进快速循环的链路之中，不同力量围绕任务目标衔接运行。这种组织方式推动作战由“平台对平台”的对抗，转向“链路对链路”的竞争。

三项变化归结起来，表明无人作战的组织重心正在由平台运用转向体系运行，由装备协同转向任务链协同。因此，未来无人平台能否形成现实作战优势，不能只看数量和单装性能，还要看其进入体系后能否保持稳定、高效运行。

第二，无人作战优势形成的内在机理。

上述转变能够转化为现实作战优势，有赖于多种机理的共同作用。其中，节奏重塑、低成本可消耗和链路韧性，是无人作战体系持续运行并发挥效能的重要支撑。这三项机理相互作用，使无人体系在复杂、严苛的对抗环境中具备不同于传统作战力量的运行特征。

一是节奏重塑机理。无人体系通过高密度部署、持续接续和快速响应，重塑战场时间结构，并进一步改变作战空间的可用条件。持续滞空带来的稳定探测，使战场感知由片段化转向连续化；快速决策和链路传输压缩了“发现——判断——打击”的时间间隔，使传统机动和调整空间显著缩小。节奏优势的实质是，体系化运行改变了战争中时间资源的组织方式，使作战节奏越来越受体系运行状态牵引。

这种节奏变化具有累积效应。单次侦察、打击或评估可能只影响局部行动，当无人体系形成连续感知、连续分配和连续反馈后，多个局部行动便会连接为持续运行的作战过程。对手即使能够应对某一次行动，也会因恢复、机动和重新组织的时间不断受到压缩，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兵力集结、装备转移和保障补充所需的时间窗口随之减少，局部的时间差会逐步演变为整体节奏差，无人作战的时间优势由此从单个时点扩展到整个作战过程。节奏上的持续压力还会改变对手的资源使用顺序，迫使其提前投入侦察、防护、机动和保障力量，并长期维持较高的戒备状态。

二是成本可消耗机理。无人作战能够长期保持高频运用，一个重要前提在于其成本结构处于可承受区间。低成本平台与可消耗设计，使无人体系在消耗过程中仍具备再生能力，平台损失不至于造成整体能力骤降。因而无人作战逐步由高价值、有限次的能力运用，转向可持续、体系化的长期运用。这种成本结构上的变化，为无人体系在大规模消耗性对抗中保持韧性提供了现实基础。

这里的低成本，主要指体系长期运用的总体成本处于可承受范围。维持这种成本优势，仍需生产制造、人员训练、数据积累、通信保障和任务组织等多方面支撑。模块化、批量化和可替代的设计，使部分原来主要由少量高价值平台承担的任务，分解到多个相对独立、便于替换的节点。单个平台受损后，体系仍可通过平台替换和节点重组延续任务。可消耗运用的前提，是生产、维修、人员和组织保障能够及时弥补损耗；保障能力一旦跟不上，低成本平台的持续损失同样会削弱体系效能。由此形成的优势，既反映在单装成本上，也反映在作战能力的补充速度和恢复成本上。

三是链路韧性机理。无人体系能否稳定发挥作用，关键是任务链在对抗条件下能否持续成立。作战闭环需要具备容错和降级能力，在干扰和损耗条件下维持基本运行；链路结构也需要具备替代与重构能力，防止关键节点失效引发整体瘫痪。智能调度、冗余设计和替代链路等手段嵌入体系运行，有助于无人体系在强对抗条件下保持基本运转，推动装备能力向体系能力转化。

链路韧性的范围也不限于通信链路是否畅通。在复杂对抗环境中，链路受扰、节点受损和任务变化都可能成为常态。具有韧性的无人体系，应能在部分功能失效后及时降级运行，在个别节点损失后迅速完成替代，在原有组织关系受到破坏后重新建立基本闭环。局部节点可以失效，核心任务仍需继续推进；原有链路难以维持时，也要能够启用替代关系。这种切换还需要相应的任务规则和指挥权限支撑，使自主调整、人工接管和局部重组能够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体系优势由此体现为受扰受损后的维持、恢复和重组能力。

节奏重塑、低成本可消耗运用和链路韧性，分别支撑无人体系形成时间优势、保持持续投入，在受扰受损后维持基本运行。三者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无人力量在任务链中的持续效能。在此基础上，先进平台还要嵌入具体任务组织，并有相应的人员训练、信息支撑和保障补充，才能形成稳定的作战能力。无人作战技术和运用方式变化较快，行动经验需经过复盘、评估和验证，转化为训练调整、装备与算法改进以及任务组织优化，使体系能够适应对抗条件的变化。对无人作战水平的判断，应同时关注技术装备、组织运用、补充恢复和迭代更新。

零式战机：刻在中国长空的侵略罪证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馆藏展区，陈列着一架银灰色涂装的零式战机。简洁流畅的气动线条下，掩藏着一段沾满硝烟的侵略往事。这款二战时期日本海军的核心主力战机，曾是日军侵华作战的空中急先锋，凭借技术优势肆虐中国空域数年之久，给抗战军民留下了沉重的战争创伤。

零式战机，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外扩张战略催生的海军主力机型。1937年10月，日本海军正式提出新一代舰载战斗机研制招标，苛刻的性能指标迫使中岛公司中途退出，三菱重工接下重任，由设计师堀越二郎主持研发。1939年4月原型机首飞成功，1940年正式定型列装，因时值日本皇纪2600年，所以被正式命名为“零式舰上战斗机”。

该机采用全金属半硬壳机身、下单翼布局，设计全程贯穿“极致减重换性能”的思路：取消飞行员装甲防护、拆除自密封油箱，大范围采用新型超硬铝合金削减结构重量，最终实现了同期战机难以企及的性能指标：4300米高度最大平飞时速533公里，加挂副油箱后最大航程达3350公里，机载火力为机翼2门20毫米机炮与机首2挺7.7毫米机枪，水平盘旋能力与爬升率全面领先盟军同期主力战机。

出众的续航能力与机动性能，让零式战机完美适配日军远程护航、远洋制空的作战需求，因而在定型测试尚未全部完成时，便被紧急调往中国战场接受实战检验。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重庆、成都等西南后方城市发动持续战略轰炸，但原有九六式舰载战斗机航程有限，无法全程掩护轰炸机编队，频繁遭到中国空军截击，轰炸效率大打折扣。1940年7月21日，15架预生产型的三菱A6M2在横山保上尉及进藤三郎上尉率领下，编成两个中队，从日本九州直飞中国，加入驻汉口的第12海军联合航空队。抵达中国10天后，这批新机才被正式定名“零式舰上战斗机”。这是零式战机在全球范围内的首次实战部署，中国天空成为这款侵略凶器的第一个试验场。

1940年9月13日，零式战机制造了抗战空军史上最为惨烈的璧山空战。当日，13架零式战机掩护27架九六式轰炸机空袭重庆，投弹结束后佯装东返，实则爬高设伏引诱中国空军追击。中国空军第3、第4大队共33架苏制伊-15、伊-16战机从遂宁机场升空拦截，编队行至璧山上空时，占据高度优势的零式战机突然俯冲而下，发起突袭。

双方战机存在整整一代技术代差：中国空军的伊-15双翼机盘旋灵活但速度偏慢，伊-16单翼机速度尚可但火力偏弱，零式则在速度、爬升率、火力上全面占优。尽管中国飞行员拼死缠斗，大队长郑少愚等多人击伤日机，但整体战局始终处于被动。短短十余分钟空战结束，中国空军共损失战机24架，其中13架被直接击落、11架伤重迫降损毁，10名飞行员壮烈牺牲，9人负伤；日军仅4架零式受轻伤，无一架战机被击落。

璧山空战的失利，直接导致中国空军进入抗战最艰难的阶段。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保存有生力量，中国空军不得不尽量避免与零式战机正面空战，日军轰炸机得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深入中国西南腹地轰炸。零式战机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中日空中力量的脆弱平衡，也让中国抗战的空防形势骤然恶化。此后，零式战机逐步扩大在华部署范围，华中汉口、华东上海、华南广州及海南三亚均成为其常驻基地，广泛执行战略轰炸护航、前线制空扫荡、沿海防空巡逻等任务。零式战机凭借超远航程可深入中国内陆上千公里，一度掌控着中国东部、中部大片空域的制空权。

但风光之下，零式战机的先天缺陷也在实战中不断暴露：为减重牺牲的防护能力使其战场生存性极差，机身无装甲、油箱无自封设计，一旦被命中极易起火爆炸，后来被盟军飞行员称为“空中打火机”；高空性能疲软、俯冲速度受限的短板，也逐渐被对手摸清。

1941年底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后，凭借P-40战机坚固的机身防护与“俯冲攻击、快速脱离”的战术，逐步打破零式战机的不败神话。1943年以后，P-51“野马”等新一代盟军战机陆续投入中国战场，零式战机在速度、火力、防护上全面落入下风，空中优势逐步易手。到抗战后期，零式战机已难以组织大规模空中攻势，更多退缩于沿海要地执行防空任务。

日本战败投降后，大批日军航空装备散落在东北各地。关东军林弥一郎飞行大队投降时，所部即保有部分零式战机整机与残骸。初创时期的东北老航校，以搜集修复的日制军机为基础开展飞行教学，九九式高级教练机、一式双发高级教练机等陆军机型成为训练主力。因零式战机属日本海军专用机型，零配件供应渠道断裂，维护标准与陆军机型差异较大，航校并未将其纳入正式飞行训练序列，仅有少量完整度较高的机体被用于机务人员结构教学与故障参考。曾经横行长空的侵略利器，最终在人民航空事业的起步阶段，以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历史角色的转换。

从侵华战场的杀戮凶刃，到博物馆中的历史物证，零式战机的身份变迁，折射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历史规律。它凭借极端化的设计获得了一时的技术优势，却无法改变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本质，更扭转不了侵略者必然失败的历史结局。

厚植为民情怀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社会工作作出全局性、系统性部署，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定方向、定思路、定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意见》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深刻蕴含着践行党的根本宗旨与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之间的内在逻辑。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要深刻理解并全面落实《意见》要求，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以更大情怀、更高站位、更实举措，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社会工作的主要对象是社会领域的各类组织、各类群体，与群众关系最直接、与群众联系最紧密。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找准社会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深刻领会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就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社会工作、怎样加强社会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很多风险隐患在社会领域呈现，我国人口结构深刻变化，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不同社会群体利益诉求更加多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人工智能和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快速发展，这些都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工作，对于新征程上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夯实国家治理基层基础，更好凝聚服务群众、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意见》的出台，是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主动适应和现实回应。社会工作系统必须深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心怀“国之大者”，紧抓机遇、应对挑战，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履行好职责使命。

深刻理解坚持人民至上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新时代社会工作蓬勃发展，就在于党在社会工作领域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持续增强，在扩大社会参与、协调社会利益、防范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激发社会创造力和活力，团结凝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的独特优势。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做好社会工作的根本保证。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到社会工作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引领社会领域各类组织、各类群体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真正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深刻把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的力量之源、成功之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是决定性力量。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聚蕴藏在人民中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到传承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再到推广党建引领接诉即办等做法，这些切实有效的社会治理经验，都是党群同心、合力创新的生动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越是繁重，越要站稳人民立场，越要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各方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汇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坚持系统思维和科学方法，推动社会工作实现新突破

社会工作服务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巩固的是党的执政基础，维护的是社会安全稳定，关系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全局。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需要坚持系统思维、运用科学方法，找准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兼顾活力与秩序，促进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呈现出活力和秩序有机统一。这要求我们必须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创新凝聚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探索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路径，持续激活社会治理内生动力。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等机制，动员各类组织和广大群众投身基层治理实践。保障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和发展权益，有效发挥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等作用，教育引导群众遵循公序良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等社会治理智慧，弘扬时代新风，推进移风易俗。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加强服务与管理，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对各类社会群体的服务管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要把思想政治引领和服务管理、合法权益维护等工作有机融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进新就业群体，把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关爱服务，探索网上网下相结合、分众化对象化学习教育方式，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困难结合起来，提高工作针对性实效性。统筹解决好不同群体的共同期盼和个性化关切，围绕劳动报酬、技能培训、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平台算法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高效能治理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互促共进夯实了坚实的基础。治国安邦，重在基层。要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一线，确保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办实事。突出党建引领，完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效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服务群众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扛起维护社会工作领域安全重大政治责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运用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态度、专业的方法、精细的标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深化源头治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守正是基础，创新是动力。守正，就是要深刻把握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创新，就是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使命，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待，面对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以坚定的战略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以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推动社会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加强和创新社会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立足中国本土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方法。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因地制宜、主动作为，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进一步总结提炼、推广发展基层和群众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寻求有效解决新矛盾新问题的思路和办法，努力创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传统治理的“数据壁垒”与“信息孤岛”，以数智技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面对社会工作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山东省社会工作系统将传承弘扬沂蒙精神，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担当作为、开拓进取，不断推动社会工作取得新进展、开创新局面。

凝“新”聚力，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持续推进“双融双创”行动，推动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聚力开创经济发展新空间、社会治理新格局。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强化党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在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实现党组织“应建尽建”，积极探索符合企业特点的党建工作模式。深化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和改革发展，加强负责人日常管理监督，深化行风治理与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治，调整优化结构布局，破解发展难题、激活发展动能，更好服务行业、服务社会、服务群众。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在思想引领、“两个覆盖”、权益保障、关爱凝聚、社会融入等方面下功夫、抓实效，全面推进“友好生态”建设，建强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阵地，完善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实现新就业群体与基层治理“双向奔赴”。

强基固本，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深化基层治理创新，持续打造基层治理创新实验区，加强实践探索、制度设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常态联系、区域协作等工作机制，引导基层单位大胆闯、大胆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持续推进村（居）民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健全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推动基层自治组织依法履职、有序运行，以村规民约赋能文明乡风，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探索“友邻善治”基层治理路径，营造邻里有爱、守望相助的社区氛围，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推动社区治理可持续发展。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分级对社区工作者进行全覆盖集中轮训，不断提升社区工作者履职能力。

党群同心，把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做细做实。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优化人民建议征集工作体系，让更多“金点子”转化为惠及群众的“金钥匙”。大力发展全民志愿服务，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百姓民生、服务社会治理，推进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试点，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实施“为民办实事”志愿服务项目，构建人人愿为、事事能为、处处可为的志愿服务新格局。创新社会工作服务，推进医务、学校等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不断提升社会工作服务职业化、专业化水平。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在医疗、教育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推动社会工作学科建设，加强理论与实践研究，构建社会工作专业自主知识体系，为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作者系山东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省委“两新”工委书记）

创新构建系统化具象化项目化党建工作体系

中国华电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以下简称公司党委），创新构建“三级联动、三化具象、五定赋能”党建工作体系，以系统化设计、具象化标准、项目化机制，推动党建工作由“围绕中心”向“融入中心、引领中心”跃升，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优势、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贯通“三级联动”传导链条，构建一贯到底的执行体系

公司党委针对党建责任传导“上热中温下冷”的问题，构建三级联动体系，确保党建工作干有方向、做有抓手。

一是坚持书记领衔，扛起第一责任。制定党支部书记责任清单，细化年度党建工作任务及责任清单，变“书记一人抓”为“书记带着支委抓”。建立“书记领题攻坚”机制，将党建重点难点问题转化为具体项目，书记牵头领办、全程推动。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将抓党建履职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述职评议、创先争优重要指标，严格对照党建责任量化计划表开展交叉检查、推动工作落实。综合运用抓“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的方式，一批政治强、懂业务、善协调、作风正的优秀党支部书记脱颖而出，有效激发了基层抓党建的内生动力。

二是坚持支委协同，强化中坚力量。严格落实支委会议事规则，定期研究谋划支部工作，统筹调度跨岗位协同事项，实现了从“议事桌”到“行动场”的无缝衔接，确保“三会一课”等基本制度落地见效。注重选优配强支部班子，以换届补选为契机，实现年龄、专业、能力“三优化”，推动支委成员既守好业务“主阵地”，又种好党建“责任田”。全面推行闭环管理，推动基层党支部做到“月有计划、季有检查、年有考评”，汇聚起支委协同抓党建、促发展的强大合力。

三是坚持党员攻坚，激发先锋活力。深入开展“三学三亮三比”行动，系统构建党组织联建共建、“岗区队”等协同作战体系，出台《新能源项目“岗区队”建设标准》，精细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聚焦能源保供、科技创新等急难险重任务，设置“党建+技术攻关”“党建+电量营销”“党建+精品工程”等特色任务，形成“关键岗位党员领、关键工序党员盯、关键环节党员把、关键时刻党员上”的工作格局。2025年以来，组建攻坚队100余支次、参与超600人次，将先锋力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红色动能。

落实“三化具象”标准体系，夯实坚强有力的基层基础

公司党委以“任务落实清单化、功能发挥具体化、履责评优常态化”为抓手，构建全流程、标准化、具象化的基层党建工作体系，为基层党建提供可操作、可量化、可检验的“施工图”。

一是突出标准牵引，推动任务落实“清单化”。坚持“一套标准管到底”，解决基层党务工作“怎么干、干到什么标准”的问题。编制《基层党建工作一本通》《基层党支部工作微指引》，逐项梳理“三会一课”、发展党员等63项基础工作规范流程，让党务工作者行有依据、做有标尺。制定《新能源项目党员义务履行指导清单》《党员岗位承诺书》，将党员义务细化为思想政治、组织生活等24项具体条款，引导党员亮身份、践承诺、作表率。推行“一事一登记”“一年一本账”管理模式，形成年度党建工作任务清单，以标准化建设为基层减负、为落实提速。

二是突出深度嵌入，推动功能发挥“具体化”。围绕政治引领、组织凝聚、发展推动、创新驱动、廉洁保障5个维度，构建各部门同向发力、岗位贯通联动的党建嵌入体系。广泛设立“党建+项目”攻关小组，推动支部工作与生产经营同谋划、同部署、同见效。依托“书记领衔项目”和“党员创新工作室”等平台，实施“青蓝工程”，结成师徒对子80余对，构建起“党员带骨干、骨干带群众”的梯次培养链条，有效满足了新能源领域人才快速发展的需求。打通文化塑形“最后一公里”，通过专题培训、知识竞赛、榜样宣讲等载体，推动华电“创新奋进、奋勇争先”企业文化在基层落地生根，有效激发一线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热情，实现软实力与硬指标的双向赋能。

三是突出闭环考评，推动履责评优“常态化”。坚持“干好干坏不能一个样”，坚决立起考核问效这把“铁尺子”。绘制党建工作权责清单导图，分层分类“会诊”党支部书记、支委、党员履责情况。将《党员岗位承诺书》兑现情况与“岗区队”建设成效纳入党员积分考评体系，实行动态管理与量化打分，考核结果直接与评优评先、绩效考核挂钩。抓实抓细党支部书记述职评议工作，创新搭建党建业务技能大赛、“书记讲堂”等实战载体，以培促学、以考促干，真正把党建工作责任压紧压实。

深化“五定赋能”融合机制，开创互融共促的发展新局

公司党委以“定项目、定目标、定措施、定时间、定主体”为关键抓手，建立“一人一单一表一卡”履责管理机制，将党建责任清单精准细化为具体攻坚任务，推动“软任务”变“硬指标”，打通党建融入中心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一是聚焦管源头，提升精准破题效能。突出“定项目”导向，找准党建与业务的融合切入点。紧扣能源保供、绿色转型、提质增效、科技创新等企业发展核心课题，建立“支部申报、专业审核、党委审定”三级项目立项机制，推动立项项目与中心任务紧密贴合。确保每一个立项都源于业务真实需求、贴合岗位实际。采取自下而上摸排与自上而下统筹相结合的方式，科学确立重点领域攻坚项目库，确保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二是聚焦管过程，提升闭环落实效能。依托“定目标、定措施、定时间”三维支撑，推行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防止“重立项、轻推进”。定目标突出量化可考，将宏观的党建要求转化为发电量提升、隐患整改率等具象化业务指标，让成效看得见、可检验。定措施注重务实管用，针对技术攻关、成本压降等具体难题，逐项细化攻坚举措，建立跨岗协同联动机制。定时间做到高效有序，明确项目推进的各阶段节点，实行挂图作战、台账管理、动态销号，完成一项销号一项，进度滞后及时预警，确保各项融合举措照图施工、扎实落地。

三是聚焦管责任，提升协同履职效能。抓住“定主体”这个关键，层层压实责任、拧紧链条。依托“一人一单一表一卡”管理机制，将融合项目精准落实到每个党支部、每名党员，明确牵头领导的统筹责任、党支部书记的主抓责任以及执行人员的具体责任，形成责任矩阵。建立跨部门联席会商机制，打破业务壁垒，推动技术、营销、工程等部门协同作战，做到“一盘棋”统筹、“一股绳”发力。强化考核指挥棒作用，将“五定”机制执行情况与党建考核、绩效评价深度挂钩，对推进有力的在评优评先中优先考虑，对落实不力的及时约谈提醒，推动党建责任与生产经营责任同频共振、相融并进。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积极构建科学管用的绩效考核体系

科学的绩效考核是各级组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当前，一些地方和单位在绩效考核中仍面临“考不准”“考不实”等问题，考核的功能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如何构建科学管用的绩效考核体系、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亟待回答的现实课题。安徽省阜阳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阜阳市局（公司）〕积极推行“四级五维”年度绩效考核体系，在破解这一难题上进行了有益探索。

抓好绩效考核促经营管理提升

阜阳市局（公司）结合自身发展实际，顺应发展时势，下决心从2025年起，建立、推行“导向清晰、重点突出、全员覆盖、规范高效”的年度绩效考核体系，聚力打破企业传统管理“大锅饭”“平均主义”等难题，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设计考核体系切实可行。在深入调研了解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领导班子、各单位（部门）、管理条线采取研讨、交流、科研等方式，历时半年时间，制定出企业“四级五维”年度绩效考核体系。其中“四级”是按管理层级划分为四个层级，逐级进行考核；“五维”是将一级考核划分为“大党建考核、年度目标绩效考核、专项考核、管理创优考核、争先进位考核”五个维度。建立该考核体系的主要目的是贯彻落实“多劳多得、多贡献多受益”的分配理念，充分激发全体干部员工积极性，树立鲜明的业绩导向，突出重点工作，“以实绩论英雄”。

推行考核体系突出刚性。制定考核体系重要，推行考核体系更重要。企业有条不紊地推行，并在过程中强化刚性。第一，加强考核体系的宣传贯彻。阜阳市局（公司）党组讨论定稿后，印发考核体系文件，编印考核体系简明手册发到每名员工手中；由企业管理科牵头逐级宣传讲解，每名员工均要听取解读。第二，严格进行过程考核。年度目标绩效对照实际成果，进行半年预考核，及时予以提醒，确保推进进度，年终进行总考核；其他四个维度进行年度考核，严格审核证明材料及取得的成果，特殊情况提交考核领导小组审定；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考核工作信息平台，及时录入考核相关的信息，线上线下审核相结合，提高考核工作效率和质量。第三，强化考核结果运用。考核结果形成后，严格按考核文件兑现，坚决避免摆平衡、搞变通。

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得益于绩效考核体系的严格推行，一年多来，阜阳市局（公司）各项工作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广大员工的眼界、心胸、思维进一步打开，争先进位的意识强了，整体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企业的党建工作连续两年保持在全省烟草商业企业第一方阵；经营取得佳绩，2025年营业收入首次突破90亿元大关，实现利税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科技创新取得突破，通过标准化企业5A级复审，获省级以上创新荣誉29项，全国精益项目一等成果1项，“全国质量信得过班组5A级”2个；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建成全省烟草商业首家物流中心光伏停车棚，绿色评价体系与“双碳”管控机制进一步完善，获得多方好评；企业文化建设取得新成效，学习型组织建设加速推进；“双基建设年”成效显著，软、硬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整体环境实现蜕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推行绩效考核需把握的重要方面

统一思想。绩效考核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在实施之前统一思想、取得共识十分必要。由于绩效考核涉及多方切身利益，要想顺利推行，需要领导班子、中层管理人员乃至大多数员工思想一致、形成共识，这样才能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配合。否则，绩效考核将难以推行，即使强力推行了，也会阻碍重重。

客观公正。一项好的管理措施推行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推行绩效考核尤其如此。一些组织在制定绩效考核体系时未能做到客观公正，导致考核体系本身不够科学严谨，实际难以推行；一些绩效考核设定得很好，但执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主要是因为推行中受到诸如“老好人”思想、原则性不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导致最终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突出重点。绩效考核不能为考核而考核，而应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针对组织要实现的目标、解决存在的问题、补齐短板弱项等而设定。因此必须重点突出，这样，既提升管理的针对性，又避免大而全的繁琐复杂，使绩效考核工作简洁明了、便于落地。

适时调整。绩效考核工作具有原则性、延续性等特征。但要运用好绩效考核这一方法，在实际执行中也要把握一定的灵活性，力求做到结合实际，因事、因时、因地调整，确保其灵活性和生命力。

兼顾效率与公平。正常情况下，推行绩效管理主要是为了提升工作的效率、效益和效果，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在具体推行绩效管理时，由于资源、环境、员工禀赋等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因此，在设定绩效考核措施时应有所区分，不能粗放地“一刀切”“一把尺子量到底”。需要在突出“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特别是涉及到利益方面，不宜差距过大。

阜阳市局（公司）的绩效考核体系从制定、实施到动态完善，已历经近两年时间，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奋进新征程，阜阳市局（公司）将完善更加务实精准管用的考核评价体系，运行科学顺畅高效的考评工作机制，充分激发干部员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潘银来）

激活红色文化资源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用好红色资源”，“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深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将“文化强市”作为核心发展目标，明确要求深圳“激活全域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红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示范标杆，以精神文明建设引领物质文明升级”。宝安区作为深圳的产业大区，在“十五五”期间产业重构、治理迭代、全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的背景下，将红色文化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覆盖数字经济、基层治理、城区品牌的赋能体系，探索出一条红色文化赋能宝安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红色文化赋能数字经济

宝安抓住深圳“十五五”规划建设“广东省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政策机遇，将红色文化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开辟出数字经济发展的全新赛道与治理模式。

红色数字文创构建产业新赛道。宝安依托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结合辖区数字产业基础，打造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十五五”开局以来，宝安已出台红色数字文创专项扶持政策，形成了覆盖红色VR内容、红色互动游戏、红色数字藏品等领域的完整产业生态。在第二十二届文博会上，宝安推出的以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代会历史为原型的VR沉浸式体验项目、红色主题数字人主播等产品广受市场认可，相关内容全网累计播放量突破30亿次。

为民服务理念升级数字治理体系。宝安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与大数据技术深度融合，创新打造“大数据+铁脚板”的数字治理模式。宝安区消费者委员会依托大数据分析实现消费投诉趋势预判，从传统事后调处转向事前预防。同时设立“先锋调解岗”，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社区、商圈提供线下维权服务，2026年上半年消费纠纷调解满意率攀升至98.5%。

红色文化赋能基层治理

针对宝安人口规模大、治理场景复杂的现实特征，宝安以红色文化为纽带，构建起“阵地服务升级—志愿队伍补充—多元共治创新”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精准契合深圳“十五五”规划“创新社会治理深圳实践”的建设要求。

红色便民阵地打造15分钟服务圈。宝安以红色文化场馆、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在红色教育功能之外叠加民生保障、政策咨询、技能培训等便民服务功能，建成120多个多层次的红色便民阵地。居民在参观红色展览的同时，即可就近办理社保、医保等各类民生事项，将红色阵地从单一的教育空间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暖心港湾”。

红色志愿队伍激活治理末梢。宝安组建规模超10万人的“红马甲”党员志愿队伍，将服务触角延伸到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在极端天气应急处置、消费维权科普、校园红色教育等各类场景中，红色志愿者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红色党建引领多元共治格局。宝安推动社区、学校、企业的党组织结对共建，打破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壁垒。针对新就业群体，宝安全域建成“暖蜂驿站”、“司机之家”等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1057个。在为快递员、外卖骑手提供便民服务的同时，引导其担任“流动网格员”，随手上报安全隐患、传递民生诉求，将新就业群体从治理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构建起全员参与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红色文化赋能城区品牌

在深圳“十五五”规划“文化强市”建设目标指引下，宝安将红色文化转化为独特的城区品牌资产。

红色文旅打造大湾区特色IP。宝安联结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代会会址、东宝中学旧址等红色革命遗址，打造“宝安红色足迹”精品文旅线路，联动周边石岩湿地公园、海上田园等生态资源，形成“红色+生态+工业”的复合文旅产品。燕罗红色特色文化街区建设快速推进，在保护燕川古村风貌的基础上，引入红色主题书店、非遗工坊、文创体验空间等业态。2026年上半年宝安红色文旅接待游客量突破120万人次，成为大湾区知名的红色文化目的地。

红色品牌助力全球资源链接。宝安抓住2026年深圳承办APEC会议的重大机遇，将红色文化作为城市品牌传播的内核。在APEC专场招商推介会上，向亚太各国嘉宾讲述宝安“从革命热土到产业新城”的发展故事，让“敢闯敢试、奋斗不息”的红色精神成为解读宝安产业奇迹的独特密码。2026年上半年，宝安依托红色文化品牌吸引50多家来自APEC成员经济体的先进制造、数字经济领域企业落户，红色文化成为宝安对接全球高端资源的独特文化名片。

红色教育塑造城市共同精神内核。宝安推动红色文化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将红色精神融入全民教育体系。今年，红色公益活动已走进宝安100多所中小学，覆盖学生超20万人次，红色文化课堂走进辖区上千家企业。红色精神成为宝安居民共同的价值纽带，塑造出具有高度认同感的城市精神内核。

宝安的积极探索，在红色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方面积累了有益经验。

改变传统“资源依赖型”路径，将静态的红色文化历史遗存转化为动态的精神赋能。不同于革命老区过去主要依托物理红色资源发展文旅产业的传统模式，宝安将红色文化提炼为可复制、可嵌入的精神资产，深度融入数字经济、基层治理、城区品牌，大幅拓展了红色文化的应用边界。

坚持“场景精准嵌入”原则，避免红色文化赋能的形式化与空泛化。宝安没有将红色文化停留在宣传层面，而是针对数字经济的产业转型场景、基层治理的便民服务场景、城市品牌的国际传播场景，分别设计了差异化的赋能机制，让红色文化真正落地为可感知、可获益的实际行动，有效提升了不同群体对红色文化的认同感。

构建“政策—组织—投入”三位一体的制度保障体系，实现赋能实践的长期可持续。宝安将红色文化纳入全区“十五五”专项规划，建立跨部门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专班，避免了红色文化赋能的短期化、碎片化问题，形成了可持续的长效赋能机制。

宝安的红色文化赋能实践证明，红色文化是值得深度挖掘的精神资产，只要找到与本地产业特征、治理需求相适配的嵌入路径，红色文化就可以转化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塑造城区独特品牌的动能。

（林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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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抓取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