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守牢能源强国建设的电力安全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我们必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加扎实有效做好电力安全生产工作，为能源强国建设守牢电力安全底线。

深刻认识守牢电力安全底线的重大意义

能源电力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电力系统将发生深刻变革，守牢电力安全底线意义重大。

守牢电力安全底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发展任务繁重，统筹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城乡建设各项重大任务，对电力供给的稳定性、可靠性、持续性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硬要求，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是现代化建设须臾不可脱离的基础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用电量增速6.6%，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相当于美国全年用电量的2倍多，超过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4个经济体的年用电量总和。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电力需求还将保持刚性增长，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带动算力基础设施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必须坚决保障电力的安全稳定供应，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守牢电力安全底线，是加快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支撑。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是能源强国建设的坚实底气。当前，我国电气化率居于世界前列，预计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80%左右，电力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加凸显。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源网荷储多元互动格局下电网运行复杂度持续增加，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守住电力安全关口、稳住能源保供基本盘，以高水平电力安全护航能源高质量发展。

守牢电力安全底线，是彰显我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电力行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电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着力强化电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不断完善安全治理体系，增强安全治理能力。“十四五”时期，面对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分布式能源和新型用能设施大量接入、危大工程作业量处于高位的形势，我国电力系统安全管理水平持续提升，电力人身伤亡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总体下降并保持较低水平，5年平均降幅超过34%和42%。未发生跨地市的大面积停电事件，未发生水电站大坝垮坝、漫坝等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为社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

精准把握当前电力安全生产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我国能源发展进入高速发展与深度转型的叠加期，电力系统的结构和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系统运行安全风险加大，极端自然灾害等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电力建设运维安全风险更加突出，电力安全生产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电力系统结构调整，稳定运行压力凸显。在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的过程中，电源、电网、负荷发生深刻变化，对电网运行产生深远影响。电源方面，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加快构建，“十四五”时期以来，新能源装机占比从24.3%提升到47.3%，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从9.7%提升到22.2%，预计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将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高比例新能源渗透率将演变为新常态。煤电机组深度调峰等新工况考验机组安全运行能力和设备涉网性能。电源结构变化带来了电力系统潮流波动性、不确定性的大幅增加，低惯量、低阻尼、弱支撑特性将愈加明显。电网方面，大电网送受端、交直流、高低压电网耦合更加紧密，电网结构由“主网主导、配网辅助”向主配微网协同转变，电网运行方式更加复杂多变。负荷方面，各类新型负荷主体不断涌现，负荷由纯消费型向产消型转变，大量分布式光伏接入110千伏及以下电网，配电网源网荷储有源互动特征明显，负荷并网安全管理难度增大。

水电开发纵深推进，建设运维难度增加。水电工程大多具有高坝、高海拔、高边坡、高地震烈度、高水头、深厚覆盖层等特征，大型地下工程、大流量泄洪、高速水流消能、大容量发电机组普遍存在。强震的不可预测性、高边坡处理技术的可靠性和耐久性、高寒高海拔地区建筑材料力学性质的稳定性，以及深厚覆盖层基础处理技术的可靠性等技术难题，给工程建设质量和全生命周期运行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对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的技术专业性、管理规范性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抽水蓄能电站水头高、地下工程复杂、施工现场布置局促、历史洪水资料不足，对工程建设和防汛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预计“十五五”时期新增注册备案大坝数量较“十四五”时期实现翻番，在册总量逾900座，抽水蓄能电站大坝占比将从当前的13.8%提升至约30%。与此同时，大坝运行时间持续增长，运行时间超过50年的水电站大坝数量将持续攀升，预计“十五五”时期将从目前的58座增长到74座，老旧大坝的安全评估、改造升级、退役处置等相关政策和技术储备亟待完善。

工程建设承压加剧，新型主体风险突出。“十五五”时期，电力工程建设保持高强度投入，海上风电、抽水蓄能、跨区输电、风电光伏基地项目集中落地，爆破开挖、高边坡施工、大型设备吊装等高风险作业规模居高不下。不少项目布局在高海拔、戈壁荒漠等自然条件恶劣区域，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多变。大规模工程同步推进造成施工资源分散摊薄，施工、监理等建设力量不足，现有管控手段难以完全适配大规模、广分布工程建设需求，工程本质安全建设仍存在薄弱环节。与此同时，参与电力工程建设、运行管理的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全国在建抽水蓄能电站投资主体已突破传统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新进入的工程业主、水电站运行管理单位经验不足、技术力量薄弱、行业要求不熟悉等新情况新问题突出。

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灾能力有待提升。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灾害性天气也呈现出点多、面广、并发、重发的特征，极端、突发、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且屡超历史认知和防御标准，电力设施面临巨大挑战。极端高温频次强度持续上升、台风平均强度波动增强、降雨带北移、覆冰带北扩等气候特征变化，使北方地区防汛防涝防冰压力持续增大。山地冰川消融加速、地震等威胁水电站大坝安全。

动真碰硬扎实做好电力安全生产工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电力安全事故发生，坚决防范遏制垮坝、漫坝事故发生，坚决守牢电力安全底线，全力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坚持政治引领，以铁的担当守牢安全底线。电力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把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地落实到电力安全各方面全过程，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部署，坚决纠治“重发展轻安全、重显绩轻隐忧、重善后轻预防”的错误倾向。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新型电力系统安全规划和运行的充裕性，统筹好源网荷储各要素和规划、设计、建设、运行、检修、应急等各阶段工作，把安全治理实效作为检验履职成色的硬核指标，为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

坚持人民至上，严法强治加强执纪问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摆在最高位置，始终把人民群众用上电用好电摆在首位，坚守安全底线。全面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落地不悬空、执行不走样。持续加大电力安全监管执法力度，坚持动真碰硬、一查到底，对责任落实不力、防控措施缺位、履职失职失察的，一律从严追责、绝不姑息。健全安全治理体系，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大力推进行刑衔接，对触碰安全底线、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决杜绝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

坚持事前预防，提升电力本质安全水平。构建多层次安全技术标准体系，完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多环节标准，有序推动必要的推荐性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加快补齐安全生产标准短板，有效应对大电网安全、网络安全、极端天气等复杂安全形势。健全电力建设全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建设质量动态管控，强化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将重大隐患当作事故来抓，持续加强重大隐患提级督办、责任倒查，实现主动降风险、识隐患、遏事故、保安全。

坚持科技兴安，培育电力安全新质生产力。电力系统是技术密集型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是建设能源强国、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推动人工智能与电力安全生产的深度融合，聚焦精准预警、装备攻关、工法革新三大重点，攻关安全运行决策、设备故障预测、人因风险识别、重大灾害智能感知等技术，推动危险工序无人化、复杂环境作业机械化，持续推进电力安全领域技术迭代、装备升级、模式创新，加快“人工智能+”电力安全场景赋能，促进科技创新深度融入电力安全生产全链条。

坚持文化铸基，固本润安厚植安全理念。安全生产文化是夯实电力安全生产根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长远之举。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月促年、以文化人，推动安全理念入脑入心。以思想铸魂固本，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法规宣传和风险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纠治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从思想根源拧紧安全生产“总开关”。创新安全宣教载体方式，深耕班组一线，推动安全理念转化为全员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以制度刚性塑形，坚持以制度管人、以标准管事，细化岗位安全履职规范，压紧压实全员安全责任，把隐患排查整治挺在前面，把应急能力练在平时，推动安全制度规定落地落细、常态长效。

财政扩内需的基本原则与重点方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首要任务，明确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预算报告也将“支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财政政策的首要支持方向。这一系列部署表明，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而财政政策作为连接需求扩张、结构调整和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工具，需要在促进经济循环畅通、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有效需求不足与财政“紧平衡”并存，财政扩内需面临更高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有效需求不足与财政“紧平衡”并存，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居民消费恢复偏缓、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传导仍存在堵点。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承压、区域财力分化以及基层财政压力加大，财政扩内需面临一定财力约束。

有效需求不足仍然突出，实体需求恢复和金融传导机制均需改善。从消费需求看，居民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收入增长向消费增长的转化仍需加强。一方面，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对消费扩张形成一定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层面，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但支撑消费升级的城镇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有所放缓。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倾向仍处于恢复过程中，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速，表明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仍然较强，收入增长尚未充分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从投资需求看，2026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民间投资降幅高于整体投资水平，反映出经营主体信心和投资需求仍有待恢复。从金融传导看，当前需求不足并非单纯表现为资金供给不足，而更多体现为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匹配效率不足。虽然金融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市场利率保持低位运行，但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M1）增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资金尚未有效转化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仍存在堵点。

财政“紧平衡”态势延续，财政扩内需能力面临可用财力约束。从收入端看，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整体趋于放缓。同时，房地产市场调整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形成较大影响，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降，地方财政增收能力受到一定削弱。尽管今年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0%，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处于近3年来同期较高水平。但从区域看，财政恢复仍存在明显分化，部分地区受产业基础、税源结构和房地产调整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仍较为缓慢，财政增收空间有限。从支出端看，财政支出需求持续增长，收支矛盾不断加剧。一方面，稳增长、促转型等宏观调控任务需要财政持续发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仍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压力不断上升。从政府层级看，财政压力呈现自上而下逐层级递增的特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承担了较多公共服务和政策落实职责，部分基层政府面临较大的债务本息偿付和“三保”支出压力，财政资金更多用于保障基本运行和履行既定职责，可用于扩大内需和促进发展的财力空间受到挤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

财政扩内需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财政扩内需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发展和安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统筹好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增强内需增长动力。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投资同样是形成供给能力、改善发展条件和促进消费扩容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供强需弱”问题，并不意味着应以消费替代投资，而应更加关注投资结构优化。产能过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长期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正由过去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和中低收入就业岗位创造，转向更多依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以及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新动能成长需要大量前期投入，需要金融资源、社会资本和财政资金的有效引导。居民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不仅在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问题，也与部分群体收入增长放缓、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供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相关。因此，扩大内需不能简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选择，而应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财政政策应以提高投资效益为导向，推动形成投资带动消费、消费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不断增强内需增长的持续动力。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明确财政政策的功能性本质。从财政运行规律看，财政收入具有较强的顺周期特征，而财政支出通常承担逆周期调节功能。在总需求不足阶段，为稳定增长、保障民生和支持转型发展，财政赤字扩大以及债务率阶段性上升符合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当前，部分关于财政风险的讨论较多受传统平衡财政理念影响，更关注财政收支规模、赤字率和债务率等静态指标，而对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和提升长期发展能力的功能关注不足。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核心作用并非单纯实现账面收支平衡，而是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功能，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因此，评价财政政策效果，应更加关注财政收支安排对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即是否能够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提高潜在产出、促进充分就业。同时，强调财政政策的功能性并不意味着忽视风险约束。财政扩张需要注重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债务管理机制，防止无效投资和低效率支出。

统筹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增强宏观政策合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两大重要支柱，前者侧重结构优化，后者注重总量调节。然而，在总需求不足、低利率的环境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能受到有效下限约束，容易出现“宽货币、紧信用”现象，即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部沉淀，未能转化为实体部门需求。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发挥财政政策在连接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作用。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有效吸收金融体系中相对沉淀的流动性，并通过公共投资、产业支持和民生保障等渠道转化为现实需求，形成实物工作量。并且，在当前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民间投资意愿偏弱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并不会简单挤出私人投资，反而能够通过稳定市场预期和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发挥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财政扩内需的重点发力方向

为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作用，应围绕政府债务管理、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和财税体制改革三个重点领域持续完善政策体系，不断提升宏观调控效能和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一是转变将政府债务仅当作赤字风险源的观念，明确政府债务的功能定位，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二是优化央地债务结构，强化中央目标管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整体债务负担明显高于中央政府，中央财政仍具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扩张空间。通过发行国债置换部分地方政府债务，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促进其腾出更多财力用于保民生、促发展。中央层面需要对新增国债资金的安排和使用加强统筹管理，建立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相衔接的国债资金分配与考核机制。三是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化债本质上是让债务回归合理水平，不能为了化债而化债，应使化债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若过度施加问责压力，仓促采取中止工程、终止合同等方式优先偿债，可能引发工程款和工资拖欠，影响经营主体预期，从而制约内需恢复和经济增长。

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一是货币政策需要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稳定的流动性支持。财政扩张通常伴随着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的增加，若缺乏合理的流动性配合，容易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水平产生扰动，影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政策目标、实施节奏和政策工具上的协调配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保障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和财政资金高效使用。二是加快债券发行后的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如果债券资金到位后使用进度缓慢，资金沉淀于国库账户，难以及时转化为有效需求，会削弱积极财政政策对稳定价格和扩大需求的作用，甚至可能加剧通缩风险。在完成政府债券发行之后，更为关键的是加快资金落地和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将资金和流动性传导至实体经济，推动债券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有效投资。

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财税体制改革。一是纵深推进零基预算改革。针对当前部分领域支出固化、项目调整弹性不足等问题，应进一步扩大零基预算改革覆盖范围，推动预算编制由“基数管理”向“政策目标导向”转变。围绕部门职责、政策目标、支出标准和实施效果，对现有支出项目进行系统评估，清理整合交叉重复项目，压减低效无效和长期执行率偏低的资金安排。二是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中央财政支出责任，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增强地方统筹配置财政资源的能力。同时，稳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完善收入划分机制，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源。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

安全生产是民生大事，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抓不懈，丝毫放松不得”。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抓好安全生产不是一时之计，而是长久之功，必须时刻绷紧、须臾不可放松，这既是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敬畏，也是对高质量发展的负责。

祸患常积于忽微，思想上放松一寸，隐患就会膨胀一尺。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迭起，绝非偶然。这些悲剧集中暴露出企业主体责任“悬空”、隐患排查治理“走过场”、安全培训流于形式、法规标准滞后、基层监管执法“宽松软”等问题症结。追根溯源，无一不指向思想深处的侥幸麻痹，安全生产这根弦没有真正时刻绷紧。安全生产没有“保险箱”，麻痹大意就是最大的隐患，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形成“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对各种风险见之于未萌、化之于未发是安全生产的关键之举。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切实把安全生产措施抓实抓细。在“全”字上做文章，全面摸清危化品、矿山、建筑施工、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严查“九小场所”等薄弱环节，不留盲区死角，精准梳理各类风险隐患清单，做到心中有数、手中有账。在“细”字上下功夫，安全管理不能大而化之、笼而统之，要以“绣花功夫”将各项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个环节，善于从异常现象、苗头性问题等细节中发现深层风险。在“实”字上见真章，建立“发现—交办—整改—验收—销号”全流程闭环管理，对排查发现的每一个隐患，都要明确责任人、整改措施、完成时限，实行清单式管理、销号式整改，坚决杜绝“查而不治、治而不绝”的恶性循环。在“严”字上动真格，对重大事故隐患，要敢于亮剑，以严格执法形成强大震慑，果断采取停产停业、撤人避险等措施，坚决防止“带病运行”、酿成大祸。

安全生产是系统工程，必须全员参与、齐抓共管、久久为功。安全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责任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把安全生产摆到重要位置，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把安全生产融入业务工作的全链条、各环节，视为分内之责，而非“额外负担”。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落实好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三管三必须”要求，搭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做到责任共担、协同共治，构建起安全生产系统化大格局。企业作为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必须依法履行主体责任，加大安全投入，加强安全培训，完善应急预案。监管部门要敢于担当、严格执法，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执法体系。社会各界要积极参与监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生命重于泰山，安全不容失守。“十五五”开局之年已过半程，越是蓝图铺展的重要时间节点，越要从灵魂深处绷紧“安全第一”这根弦，以“抓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也是政绩”的清醒自觉，堵住每一个漏洞、守好每一道关口，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生产，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重要言论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博弈态势

当前，全球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能源转型与数字化部署对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依赖显著提升。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正从经济效率优先向安全可控至上加速转变，围绕资源控制、加工能力、运输通道和定价权的博弈日趋激烈，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变革与地缘政治格局。

多方博弈日趋激烈

战略矿产清单不断扩容，战略地位处于历史新高。长期以来，美西方国家对关键矿产主要聚焦服务于半导体、航空航天等前沿技术的资源。近年来，这一战略重心显著下沉与扩围。2025年11月，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最新版关键矿产清单，将矿产数量从2022年的50种扩充至60种，铜、银、硅、磷酸盐、冶金煤等涉及能源转型、农业安全、基础工业等领域的矿种首次入选。2025年12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将维持安全可靠的供应链及关键物资获取渠道列为优先事项，从顶层设计上将基础工业原料的重要性提升至国家安全高度。这表明，大国博弈已不仅是芯片算法等尖端技术的竞争，更是基础原材料的存量竞赛和供应保障能力的比拼。欧盟自2011年起建立关键原材料清单制度，每3年更新一次，也持续呈现扩容趋势，从第一版的11种上升至2023年第五版的34种，并进一步选择17种作为最为关键的战略原材料，进行重点监控布局。

供应链阵营化加速，小多边机制日益加深。为系统支撑关键矿产新战略，美西方国家正着力构建排他性供应链体系。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明确要求2030年前实现战略原材料10%本土开采、40%本土加工、25%回收利用的目标，将资源安全与产业主权进行了局部深度绑定。美国和加拿大等国针对关键矿产产业链全过程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和关键矿产韧性与生产联盟等局部朋友圈，试图搭建以安全、可信和政治同盟为基础的关键矿产供应链闭环。目前已初步呈现功能互补型轮廓，涵盖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资源国，日本、韩国等技术国，以及美国、欧盟成员国等主要消费国。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主导的洛比托走廊等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试图将刚果（金）和赞比亚等非洲中部国家的铜、钴、镍等资源从传统贸易流向硬性扭转至欧美市场。小多边机制凌驾于现有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之上，加剧了全球矿产市场的分裂。

资源国限制政策频出，资源民族主义不断升级。在大国博弈与资源需求激增的双重刺激下，矿产资源国不再甘于仅做原材料供应地，密集出台限产、配额管理、出口管制、提高税率等管控措施，例如，2025年，刚果（金）收紧钴出口配额、越南禁止稀土原矿出口；2026年2月，津巴布韦宣布暂停锂原矿及锂精矿出口，3月印度尼西亚削减高达四成镍矿开采配额。资源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旨在将资源优势转化为本国工业化资本和地缘政治筹码，并通过提高特许权使用费、技术转让及合资建厂等方式，强化国家在资源部门中的参与，推进矿业产业转型，增加国家控制力和收益。

多重风险叠加

供应链脱钩断链风险加剧，全球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等出台，实施针对特定竞争对手的供应链穿透式过滤，这意味着全球矿业市场自由贸易的时代正走向终结。关键矿产供应链加速分裂为阵营内与阵营外两大体系，企业为迎合下游客户补贴资格和供应链准入要求，被迫重组股权、调整布局，合规成本大幅攀升。世界银行预测，全球供应链区域化重构可能导致电子行业成本增加15%至20%。更为严峻的是，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等的制裁和对伊朗等军事打击，已从金融制裁升级到军事强制执法，极大地增加了全球大宗商品贸易的物理熔断风险与运输成本，全球资源配置效率遭受严重侵蚀。

价格剧烈波动与通胀传导风险叠加，下游产业承压明显。矿产资源国的出口禁令、配额管控等政策直接减少了全球资源供应，导致战略性矿产价格大幅波动。例如，2025年刚果（金）实施钴出口限制措施后，钴基准价格累计上涨超过160%，当年全球精炼钴产量下滑约两成，形成超过8.2万吨的供应缺口。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传导至下游产业，提高了新能源、消费电子等产业的生产成本，并向终端消费领域蔓延。国际能源署等多个组织预测，随着电动汽车及电网建设等的发展，2030年前全球锂、钴、镍、铜等关键矿产将出现供应短缺的问题。而资源国的管控政策将进一步加大供给缺口，在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的背景下，矿产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通胀压力，对各国宏观经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治理规则碎片化与保护主义蔓延，多边贸易体系遭受冲击。美西方国家试图以政治同盟标准替代市场规则，以友岸外包取代全球分工，加剧了国际经贸规则的碎片化。例如，2022年11月2日，加拿大创新、科学和工业部依据《加拿大投资法》国家安全审查条款，直接命令三家中国企业撤出关键矿产投资。与此同时，矿产资源国的管控政策带有鲜明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破坏正常国际贸易规则，容易引发贸易投资摩擦与国际仲裁。2025年，几内亚政府在未与相关方协商的情况下突然撤销数十个采矿许可证，引发阿联酋的铝土矿商依据双边投资条约提起高达289亿美元的仲裁。上述政策均容易诱发更多国家效仿，形成保护主义政策联动，也将严重冲击全球多边贸易投资体系。

历史性转折关口

技术替代与循环利用将重塑资源供需格局。一方面，材料科学突破将加速关键矿产的技术替代。无钴电池、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新型储能技术的商业化进程将降低对锂、钴、镍等特定资源的依赖强度。另一方面，循环经济与城市矿山开发将成为资源供给的重要补充。随着全球电动汽车、风电光伏设备进入退役高峰期，废旧动力电池、稀土永磁体的回收再利用规模将快速扩大。部分国家回收利用目标已写入国家战略，开采原生矿产与回收再生资源将形成双轨并行的供给格局。

深海采矿与太空资源开发将成为拓展资源供给的新疆域。深地、深海、深空将成为三大原生矿产资源保障体系。国际海底管理局围绕深海采矿规章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尽管环保争议与监管分歧依然存在，但部分国家和企业已加快技术储备与勘探布局。与此同时，太空资源开发的法律框架与技术路径也在加速探索。美国、卢森堡等国已出台国内立法为太空采矿提供法律保障，商业航天企业的月球和小行星资源勘探计划逐步从概念走向实践。虽然深海与太空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仍面临技术、成本、环境等多重约束，但其战略意义已获广泛共识，未来将成为大国资源博弈的新疆域，深刻改变全球资源供给的地理版图。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将在激烈博弈中加速走向多元共治。单一国家或阵营主导全球矿产定价权和流向的局面难以持续，资源国通过资源卡特尔等机制提升集体议价能力，消费国通过技术创新和循环利用提升自主可控水平，技术国通过标准制定和资本输出维系影响力，三方力量的动态平衡将推动治理架构向更加多元、包容的方向演进。与此同时，围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标准、碳足迹核算、供应链尽职调查等绿色规则的制定权争夺将更趋激烈。欧盟等资源需求国试图将环境社会治理标准与供应链准入挂钩，构建绿色壁垒；资源国则强调发展权与资源主权，反对将环保标准作为贸易保护工具。安全与效率的权衡、开放与保护的博弈、开发与可持续的平衡，将长期贯穿这一领域的发展进程。唯有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才能在变局中把握主动，在博弈中实现共赢，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保障。

城市外交助力全球治理创新

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城市外交在全球治理与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外交工作，强调要大力开展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促进中外地方政府交流，推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城市外交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总体外交在地方层面的延伸落地、有力补充。城市外交聚焦城市治理、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科技合作、民生保障等非主权类务实事务，开展交流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是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推进全球治理创新的重要支点和关键依托。

城市外交具有实践性强、灵活度高、覆盖面广的独特优势，持续为全球治理创新注入强劲动能。一是能精准对接基层治理实践场景，推动全球治理理念落地见行见效。当前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新兴技术治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最终都要落到城市治理实践中。城市作为现代社会运行与公共治理的核心载体，是化解全球治理难题的关键场域，能够把全球治理的创新理念、国际共识转化为落地可行的具体举措。城市外交发挥连通各国城市地方协同治理的作用，有效破解全球治理“顶层热、基层冷、落地难”的现实问题。二是能突破地缘政治博弈局限，开辟多边治理创新路径。城市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框架下的外交形态，具备柔性沟通优势，以发展与治理为核心导向，依托友好城市、国际多边城市组织、全球城市论坛等各类平台开展点对点交流合作、落地专项治理行动，以丰富多样的沟通联结模式，广泛汇聚各方治理共识、提升多边协作效能。三是能广纳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助推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城市外交能够充分激活地方政府、经营主体、高校智库、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网络化的协同治理格局，顺应全球治理多元化、民主化的发展大势，丰富完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形式。

近年来，我国城市外交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布局，推动务实合作、积极融入全球治理体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构建独具特色的中国城市外交实践范式。在国际友好城市交往方面，形成遍布全球五大洲、涵盖各类型经济体的国际友城网络，夯实全球治理合作根基。依托常态化友城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经贸互通、人文交融、治理互鉴，成为实现各国民心相通、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纽带。截至2026年6月，我国已与五大洲153个国家缔结3172对友好城市关系。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城市外交品牌彰显影响力，贡献全球城市治理中国方案。如上海深度参与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城市治理合作，牵头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打造各国城市分享治理模式与发展经验的国际协作窗口，评选通过创新举措解决城市发展难题的优秀城市。面向全球数字治理前沿问题，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数字技术创新、城市数字化治理转型。北京举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联合40多个国际城市共同发起成立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营造普惠、友好、安全的数字发展环境。

在充分肯定这些成效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城市外交助力全球治理创新仍存在一些挑战。部分地方城市外交缺乏系统谋划，同质化形式化问题仍然存在；国际协同合作机制仍须完善，资源整合、经验共享、成果转化的闭环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城市国际化能级不足，参与全球治理对话、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偏弱等。对此需针对性破除各类制约因素，健全长效发展机制，持续提升城市外交助力全球治理创新的能力水平。

推动城市外交深度融入国家外交大局。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总体部署下，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核心理念，不断完善中央统筹、地方落实、多方协同的城市外交工作格局。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衔接各地方发展目标，系统优化全国城市外交布局，鼓励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立足科创、金融、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优势领域，深度参与全球治理议题高端研讨与规则创设，助力我国提升新兴领域全球治理话语权；支持中西部及边境城市依托区位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城市互联互通、民生共建、安全共治，筑牢睦邻友好的民心基础与社会基础。健全城市外交实践总结与成果转化机制，系统梳理各地城市外交鲜活经验、特色合作形式，以跨国地方合作实践丰富全球治理解决方案，不断提升全球治理的实践引领力与议程塑造力。

打造赋能全球治理的中国城市外交矩阵。聚焦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趋势与共性治理难题，立足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实践优势，拓展高品质、特色化、精准化国际合作。持续做强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等城市外交平台，常态化发布中国城市治理发展成果，系统推介我国智慧城市、韧性城市、低碳城市、宜居城市建设的成熟经验。聚焦绿色转型、公共卫生、数字治理、民生改善等全球性重点议题，搭建中外城市专项协作平台，推动治理理念、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互学互鉴、双向流动。深入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依托沿线城市网络，常态化开展结对共建、人才互派、技术共享、项目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解发展瓶颈，凝聚全球南方发展合力，夯实全球多边治理的实践根基。

提升城市外交助力全球治理创新的综合能级。加快完善政府引导、智库支撑、社会力量参与的多元协同工作机制，最大限度激活城市外交各类资源要素。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发挥研究专长，设立城市外交与全球治理智库平台，为地方开展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政策研判、规则解读、方案设计、风险防控等专业支撑。加强城市外交人才队伍建设，常态化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专业素养、实操能力的复合型外事人才。完善跨境长效合作机制，搭建国际城市间常态化磋商平台，形成资源精准对接、合作成果落地转化的完整闭环。深化与世界城地组织等权威国际机构对接协作，支持国内城市全方位参与全球城市治理议题对话、标准共建、项目合作，实现我国城市外交从实践参与向规则共商、创新引领跃升，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普惠的方向发展。

古巴全民医疗的利与弊

在全球公共卫生发展格局中，医疗普惠与资源充足往往深度绑定，多数高水准全民医疗体系，均依托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古巴作为长期面临外部封锁、经济资源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凭借持续稳定的公共卫生投入，构建了覆盖面广、公平性强的全民医疗体系，多项健康指标比肩发达国家。数据显示，2023年古巴医疗卫生支出占GDP比重达19.98%，2025年国家预算中24%的资金投向公共卫生领域，每千人拥有医生9名，人均预期寿命等关键指标稳居全球前列。

然而，这份备受国际认可的全民医疗体系，自诞生之初便深陷资源匮乏、外部环境严苛的双重困境。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前，古巴医疗资源分布极度失衡，优质资源高度集聚于首都，广大农村地区基本无正规医疗卫生服务。革命胜利初期，大批亲美医师外流，全国执业医师规模由6300余人锐减至不足3000人；自1960年起美国实施全方位单边禁运，药品、医疗设备供应链断裂，各类传染病大范围反弹。正是在内忧外患叠加的特殊背景下，古巴政府推动医疗行业全面国有化，确立全民免费医疗的发展方向。

回望古巴医疗事业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以下关键阶段。1959年至1974年是体系重建的奠基阶段。古巴以医疗国有化为改革方向，着力筑牢基层医疗根基，通过定制化速成医学培训快速培育本国医务人才，源源不断向偏远乡村输送医护力量，逐步填补长期存在的农村医疗空白。1975年至1983年进入体系规范化搭建阶段。古巴逐步建成市、省、国家三级一体化诊疗架构，理顺分级诊疗、逐级转诊的运行机制，搭建起层级清晰、联动互通的全国性医疗服务整体框架。1984年至1989年聚焦服务下沉阶段。全国全面推行本土化家庭医生制度，让医疗服务深入社区、贴近千家万户，明确细化基层医护的服务权责，每名家庭医生固定对接约120户居民，筑牢全民健康的基层防线。1990年至今是坚守提质的攻坚阶段。受苏联解体冲击，古巴经济遭遇重创、发展陷入低谷，在物资短缺、财政紧张的极端困境中，该国坚守全民免费医疗的底线，努力维系整套公共卫生体系稳定运转。

历经60余年发展，古巴逐步打造出适配本国国情、辨识度极强的医疗运行机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全民普惠，实现无差别免费保障。古巴是当今世界极少数真正实现“从摇篮到坟墓”全免费医疗的国家之一。无论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无论有工作还是无业，就诊一律免缴挂号费、检查费、药品费、手术费、住院费及膳食费。全国医疗网络覆盖所有市镇和社区，2019年注册医师超10万名，每千人医师密度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2017年《国家预算法》规定卫生支出占比须逐年提升；2025年公共卫生预算达767.56亿比索，占预算内活动支出的21%。这种普惠覆盖彻底消除了因病致贫的制度根源。

第二，预防主导，构建基层分级诊疗体系。家庭医生制度是古巴医疗模式的关键支撑。1984年确立后，每名家庭医生配一名护士，负责约120户家庭的健康管理，医生就住在社区诊所旁，24小时响应需求，定期入户评估、随访慢性病、开展健康教育。慢性病患者每3个月接受一次系统评估；全国免疫计划覆盖17种疫苗，其中10种为本土生产。患者必须“首诊在社区”，由家庭医生初诊后逐级转诊。这种模式以人均约600美元的年度支出（不足美国的1/20）实现了优于美国的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等核心指标，被世卫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典范”。

第三，举国统筹，实行完全公立的治理模式。古巴所有医疗机构均为国有，不存在私人诊所或民营医院。卫生部统管全国资源规划、人事调配、预算分配、药品生产和质量监督；89%的医疗支出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拉美最高比例。从医学教育到药品研发、从数据中心到冷链物流，全部纳入国家统一规划与指令性调配。这种高度集中的架构确保了有限资源按健康需求而不是由支付能力配置，最大程度保障了公平性。

需要看到，虽然在公平性和公共卫生成效上取得了突出成就，但是受制于多重现实挑战，古巴全民医疗长期面临严峻的发展困境。

首先，外部长期封锁带来物资供给困境。美国长达60余年的封锁导致古巴外汇严重短缺，全国所需药品中约69%无法稳定供应，常规药品短缺成为常态。燃料封锁引发全国电力频繁中断，医院备用发电机同样缺油。手术纱布、注射器、麻醉剂等基本耗材时断时续；CT扫描机、透析仪等关键设备因缺零部件长期停转。据联合国报告，仅因物资短缺，全国已有超10万例手术被无限期推迟；慢性肾病患者因透析耗材不足，治疗频次被迫减少。封锁还严重阻碍了古巴参与全球医药研发合作，新技术引进几乎停滞。

其次，经济基础薄弱引发财政保障困境。古巴经济长期增长缓慢，外汇收入高度依赖旅游、镍矿和侨汇，受国际市场和疫情冲击剧烈。尽管政府竭力维持高比例卫生投入，但财政总收入有限，日益扩大的赤字使“免费大餐”难以为继。仅药品进口一项每年耗资数亿美元，严重挤占工农业投资和基础设施更新等生产性资金，形成“福利挤压发展”的困局。一旦国际油价上涨或侨汇减少，医疗预算便面临硬性压缩。

最后，体制机制僵化产生内生动力困境。高度国有化和行政指令式管理导致医疗机构缺乏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的内生激励，冗员问题突出，浪费和物资挪用屡禁不止。医生月薪折合美元仅30—50美元，加之工作条件艰苦，导致人才大量流失。2010年以来已有超2.5万名医生移民，流失的多为中青年骨干，进一步削弱了服务质量。三级转诊流程僵化，患者等候时间过长，医患矛盾时有发生。这些内生问题与外部压力交织，使古巴全民医疗面临自建立以来最严峻的可持续性挑战。

古巴全民医疗体系虽向世界证明了“健康公平”在资源有限的国家并非遥不可及，但这一模式的持续运转严重依赖高度集中的体制、高额财政投入和相对封闭的环境，当外部封锁加剧、经济持续低迷、人才不断流失时，这一模式的脆弱性便暴露无遗。古巴医疗的未来，既需要自身深化改革、提升效率，也亟待国际社会打破封锁、给予合作空间。古巴立足本国国情探索医疗建设的实践路径，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普惠医疗建设积累了经验，也留下了值得审慎研判的现实警示。

坚持锤炼坚强党性

“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在逻辑上呈现为“总分总”的结构，从第五个坚持到第十三个坚持主要围绕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展开。其中，“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位于思想建设之后、组织建设之前，这一方位安排彰显出，“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发挥着由理论到实践、从思想到行动、兼具知和行的承前启后作用。锤炼党性既是党员干部的思想淬炼，又需要在实践行动中正己力行。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性，是党员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列宁曾强调：“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这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阶级属性。同时，列宁也指出，“维护党性是有原则的，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这又表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追求的党性，关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讲党性离不开人民性。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我们党的本质而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所以，把党性和人民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是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始终做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报告中指出，“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一致的行动，一致的意见，集体主义，就是党性”。共同性、纪律性、组织性，构成了党性在阶级属性层面的基本要求，党员要做到对党负责、对党忠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章明确指出，共产党员要‘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这不仅是对每个党员的政治要求，更是每个领导干部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强调人民性，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做到对人民负责、对人民忠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领导干部如何对待人民群众，是一个根本的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至上、民生为大的不懈追求，“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敢于担当的庄严宣告。

能否做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是检验党性是否坚强的根本标尺

要做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这就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和具体实践中，在“怎么想”和“如何干”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要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实现知行合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而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如何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一方面，是党员干部“怎么想”的问题，要在“想问题、搞研究”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科学精神，按规律办事；另一方面，是党员干部“如何干”的问题，要在“作决策、办事情”的过程中敢于担当、有所作为。无论“怎么想”还是“如何干”，都不能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的“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

“想问题、搞研究”要坚持科学精神和遵循发展规律，这是党员干部“真理力量”的体现，“作决策、办事情”要做到敢于担当、有所作为，这是党员干部“人格力量”的体现。邓小平指出：“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引导各级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来”。2026年6月18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其中也明确要求，“要自觉从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实事求是是最大的党性，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那就要在“怎么想”和“如何干”中汇聚起真理和人格的磅礴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从政杂谈》一文中写道，“作出决策之前，先听他个八面来风，兼听各种意见，深入了解所面临问题的本质，找出其规律，谋而后断”。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他坦言，“面对这样艰巨的研究任务，我们的理论知识和工作经验都显得很不足。为此，专门班子要努力学习、勇于探索”。他亲自带队到京拜访求教专家，做到题定纲成、谋定后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能否在困难面前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敢于碰硬，是在承平日久的和平建设时期考验干部党性和理想信念的直接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强调：“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做事总是有风险的，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四平八稳、顺风顺水的事。正因为有风险，才需要担当。”做事要有魄力，为官要有担当。从倾力推动建设福州长乐机场，到在全国率先谋划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无不生动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真抓实干方面的担当作为。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右玉精神”，更是鲜明彰显出迎难而上、艰苦奋斗、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担当作为品格。右玉数十年来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以惊人毅力硬是将“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在选择“种树”之策时，彼时右玉的决策者想的不是为个人升迁铺路、为自己晋升加码的“显绩”，而是锚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信念。最终，他们将政绩写在山川大地上，印在老百姓心底里。

加强党性修养是锤炼坚强党性的必由之路

党性是目的，党性修养是锤炼坚强党性的方法和途径。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公开演讲中较早明确使用党性修养概念，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具体内容。同时，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该快登。针对改革开放初期涌现出的各种新思想以及党员数量的大幅增加，为防范党员在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多元价值环境中经不住考验，保持共产党员的纯洁性和先进性问题，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对党员的思想修养和作风修养提出明确要求，要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使“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在2009年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五大党性修养，分别是理论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纪律修养、作风修养。202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这些重要论述都为我们理解和认识党性修养与党性锻炼提供了根本行为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终身课题”是对“锤炼坚强党性”理论品格的鲜明界定，也揭示出党性修养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方面，锤炼党性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既需要从常态化建设入手，也要求党员干部矢志不渝、长期坚守，党性修养贵在“常”。另一方面，党性锤炼作为“课题”，是一门党员干部的“必修课”。

加强党性修养，需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一是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做到心胸开阔、志存高远，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二是注重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锤炼，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经常性的谈心谈话，让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不断增强，使得党内组织生活的“炉火”旺起来、党员党性锤炼的“熔炉”热起来。三是注重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认识。党性锤炼也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会出现反复、遭遇懈怠、面临挑战。也正因如此，保持党员个体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将来先进。要坚持把学习理论同党性锻炼结合起来，在学习运用理论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下大力气改造主观世界，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必须常修常炼共产党人的“心学”，从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作风要求和纪律规矩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滋养自己、激励自己，真正做到信一辈子、守一辈子、行一辈子。

抓好党员干部这一终身课题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锤炼坚强党性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是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是党的性质在党员个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特性，即在具体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我们党历来重视党性问题，锤炼坚强党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鲜明提出全党要增强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核心目的就是要以增强党性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持续加强党性教育，防范革命胜利后可能产生的消极情绪和腐化堕落危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着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我们党提出共产党员要用党性来抵制市场活动中的消极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围绕党性、党性修养、党性锻炼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全面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观，为新时代全党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始终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才能按照客观规律科学决策，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只是思想方法问题，也是党性强不强问题。在党长期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面前，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如果没有过硬的党性原则和党性立场，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就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被渗透、在利益交换中被腐化，导致“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增强党性，绝非一蹴而就之功，尤需持之以恒之力，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

政治属性是政党的第一属性，政治修养是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首要内容，决定着党性修养的实际效果。只有不断加强政治修养，党员干部才能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政治建设的认识，增强推进党的政治建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性上的坚强同样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凝心铸魂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党员干部身体力行锤炼坚强党性的必然之举。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是修养党性、锻炼党性、坚守党性的根本途径。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锤炼党性的强大真理力量。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章党规党纪就会更加自觉。

党性修养没有终点，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心怀“国之大者”、情系“民之关切”，以终身锤炼的过硬党性砥砺初心使命、扛起时代担当，为党的事业行稳致远筑牢坚实根基。

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回望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始终是贯穿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强党之问与时代之问。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相对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而言所具备的无可比拟的六大优秀特质，深刻揭示了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历史基因，以及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本色和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关键密码。这些优秀特质贯穿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强国复兴全过程，集中彰显了党的性质宗旨、价值追求和精神品格，构成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的鲜明标识。

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既是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指导思想，也是生成党的优秀特质的理论基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理论的先进性是其整体先进性的首要而集中的体现。“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摆在党的六大优秀特质的首要位置，深刻揭示了百年大党历经风雨而初心不改、久经考验而航向笃定的内在逻辑。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现代化道路，均相继失败，根本在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有效指引。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作为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遵循。百余年来，党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化的教条，而是在“两个结合”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保证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性和实效性。从创立毛泽东思想开辟正确革命道路，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回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再到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始终在探索、检验和发展真理中，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探寻出中国式现代化的良性运行轨迹，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这种始终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卓越特质，确保党和人民事业在乱云飞渡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更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政治底色。“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这一优秀特质科学阐明了我们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本质规定。我们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权势团体或特权阶层的利益，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从淮海战役的“小车”、渡江战役的“小船”，到新时代数百万扶贫干部的接续奋斗、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党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赤诚情怀，印证了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全体共产党人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不断厚植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就拥有坚如磐石的社会根基和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敢于担当、掌握主动，是共产党人舍我其谁的政治本色。这一优秀特质生动刻画了使命型政党的历史自觉和战略主动。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个初心使命既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也是激励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善于把谋事与谋势、谋当下与谋未来统一起来，为谋求人类解放而甘于牺牲奉献。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抉择，到新时代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施一系列“五年规划”，党始终能够敏锐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科学确定中心任务。这种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将宏大叙事与具体任务精确对接的能力，确保了党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关键十字路口，都能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在勇担使命的过程中掌握战略主动也成为党的优秀特质和显著优势。

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察势者智，驭势者赢。”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这一优秀特质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宽广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战略洞察力。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与时代主题，坚持在“中国之治”与“世界之变”的坐标系中擘画未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不因循守旧、不刻舟求剑，而是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从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到把握经济全球化大势，再到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新发展格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党始终有效驾驭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推动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以科学的战略前瞻性、预见性走在时代前列，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的中国奇迹。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伟大的事业必然伴随伟大的斗争。“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中国共产党在苦难中诞生、在斗争中成长，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的风骨和品质。敢于斗争，强调的是政治立场和底线思维，是面对大是大非时的亮剑精神，是面对外部霸权打压和核心技术“卡脖子”等极限施压时，“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骨气与胆魄。善于斗争，强调的是战略智慧和实践艺术，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纷繁复杂的利益博弈与深水区改革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而贯穿其中的必胜信心，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指引，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源于亿万人民的衷心拥护。正是依靠这种“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斗争品格，党才能引领复兴巨轮跨越一切惊涛骇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胜人者有力。”打铁必须自身硬，强大的政党是在持续强健自身中锻造出来的。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政治品格与最大优势。“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这一优秀特质生动体现了党对长期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找到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加强自身建设、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基因密码。面对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重重考验，党始终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完善精神提升自己。一个成熟定型的现代政党，其内部必须有一套成熟的自我纠正、自我修复机制。党的建设不是抽象而空洞的口号，必须具体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环节和全过程，确保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执政效能。“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深刻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能、怎样才能长期执政”的重大课题，更在理论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上推动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为人类政党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方案。

这六个方面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一个内在贯通的有机整体。追求真理解决前进方向问题，植根人民解决政治立场问题，勇担使命解决内生动力问题，顺应潮流解决政党先进性问题，敢于斗争解决精神意志问题，强健自身解决生机活力问题，共同服务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面领导能力的不断提升和长期执政地位的持续稳固，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深层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强调必须发挥好哲学社会科学在服务国家发展、推动思想变革、促进学术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初创期。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加强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通过完善组织架构、建章立制、制定规划等推动其发展，为后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构建组织和制度基础

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一起协商建国，为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构建组织和制度基础。

首先，成立新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党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协商建国中，决定以1946年3月31日成立的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为基础重新成立新的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团体，并将其作为新政协会议参加单位之一，开创社会科学工作者政治协商、参政议政的先河。1949年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明确“团体代表”中就有“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6月21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召开，决定社会科学团体筹备发起与促成工作由周恩来、郭沫若、沈钧儒负责。7月14日，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召开，推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正式代表15人，分别是：陈伯达、陈绍禹、范文澜、谢觉哉、邓初民、王学文、艾思奇、何思敬、翦伯赞、侯外庐、张志让、阎宝航、钱端升、樊弘、吴觉农；候补代表2人，分别是：李木庵、胡绳。周恩来在会上指出：“我们要把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起来。……扩大组织，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参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合作。”此次会议除了要推选新政协会议代表外，还决定筹备成立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团体——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实现。在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召开之际，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先后筹备成立五大专门学术团体，分别是新法学研究会（陈绍禹为主任委员，谢觉哉、史良为副主任委员）、新史学研究会（郭沫若为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任副主席）、新哲学研究会（李达为主席，艾思奇、郑昕为副主席）、新经济学研究会（陈伯达为主任委员，马寅初、杜守素、薛暮桥为副主任委员）、新政治学研究会（林伯渠为主任，陆定一、张奚若、王昆仑、高崇民为副主任）。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新的社会科学学术团体，将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为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奠定组织基础。

其次，制定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政策。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这一条看似没有特别之处，但在当时实属不易，开创新中国制定社会科学政策的先河。比如，“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强调的是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来团结一切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和活动的人”，努力搞好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团结和统一战线，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高举历史唯物主义的旗帜。《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是专门关于社会科学发展政策的规定，为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多个层面推进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建设。

从领导体制上，新中国构建起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设立“科学院”，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赋予科学院领导和管理全国科学工作（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职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在领导全国科学工作方面作出努力，组建成立各学科专门委员会，其中包括近代史组、历史考古组、语言文字组、社会经济组。1953年11月19日，为了加强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国科学院党组向党中央报告，提出改善科学领导机构和领导方法的建议，并表示中国科学院要“设法加强社会科学方面的力量”。1954年3月8日，党中央对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党中央的重要批示突出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指导。1954年9月，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科学院变成专门的科研机构，不再具有行政职能。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既加强中国科学院对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又注意组织和团结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1956年3月14日，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但实际上当时主要是负责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则由中宣部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尽管党和国家建立起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但由于科学事业发展比较落后，加之经验不足，导致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常处于变动调整之中。随着1956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完成，哲学社会科学逐渐从统一的科学领导体制中分离出来，形成由中宣部负责思想领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业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导体制。

从研究体系上，新中国构建起不同层次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构建起不同层次的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来说，中国科学院以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为基础组建成立新中国第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所，分别是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社会研究所（所长陶孟和，1953年更名为经济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常培）。中国科学院成立哲学社会科学部后，又加强对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学术领导。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研究所，主要有：经济研究所，语言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一所、二所、三所，哲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从高等学校来说，有部分学校重视社会科学研究，并专门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自1951年起举办科学讨论会，厦门大学成立经济研究所（1950年）、南洋研究所（1956年）等。这个时期，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体系主要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组成。其中，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及其后设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高校社科研究机构则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从学科体系上，新中国适时调整改革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制。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全国社会科学学术团体，主要学科为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最初设立的研究机构所涉学科为历史、考古、经济、社会、语言等。1952年，教育部按照“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思路对高等学校院系进行调整。其中，综合性大学设立文、理两类系科，其他则分设财经、政法、师范、外语等专门学院。到1956年底，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初稿编制完成时，逐步形成哲学、经济学、法学、国际问题、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研究、教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档案学、图书馆学、博物学、新闻学等学科建制，基本确立起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基础架构。

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计划性。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学部成立大会上提出要“有计划地进行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1956年，党和国家在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同时，也组织制定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即《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

1955年底，为了完成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制定工作，中央宣传部决定成立由周扬、胡绳、张稼夫、潘梓年、杨秀峰、钱俊瑞、董纯才、杨献珍、于光远等组成的“研究制定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十二年计划九人小组”，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负责。12月27日，九人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按学科和问题另设11个小组分别进行，由各小组分别提出各学科发展计划、研究项目以及培养人才的任务。1956年1月31日，国务院召开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动员大会，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制定工作提出要求。自1956年2月起，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制定工作加紧展开。经过4个多月时间的努力，到1956年6月，《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制定完成。

《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规定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工作的总任务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研究和总结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研究我国的历史”；内容主要由4部分组成，分别是“说明”“各学科的重要问题和重要著作”“几项重要工作”“干部的培养和研究机构的设立”。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初稿完成后，中宣部曾向各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经多次修改形成《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1957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印发中国科学院、各产业部门、各高等学校以及各省、市人民委员会。1957年6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原则上通过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1958年3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正式通过《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草案）》。

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虽然后来在研究实践中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它作为党和国家制定的第一份中长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在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方向指引和蓝图擘画。

省港大罢工中党的纪律建设的早期探索

1927年4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早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前的1925年，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纪律检查机构——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在广州诞生。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这个年轻的监督机构在省港大罢工的革命洪流中摸索出一套多重的监督体系，查处了工作人员携党费潜逃、高级干部蜕化变质等一系列重大违纪案件，为党的纪律建设作出了早期探索。

省港大罢工中的多重监督体系

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制度创新的最大试验场。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香港和广东20多万工人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举行了历时16个月的罢工，以声援五卅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残酷屠杀。罢工开始后，香港罢工工人陆续回到广州，罢工规模迅速扩大。罢工募集经费高达490万元，事关25万工人的基本生活与斗争需要。在此期间，管好罢工工人的“养命钱”，防止权力滋生腐败，建立一支公正廉洁、工人信赖的领导机构等现实问题，直接关乎罢工的成败，也考验着年轻的共产党在复杂革命环境中的自我监督能力。

为了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保证经费使用规范，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建立了一套权力机关监督、专门机构监督、群众舆论监督相结合的多重监督体系。1925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最初规定“百人得选出一代表”。1926年3月，《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法》将其改为每50名工人选出1名代表，50人以上者递增，不满50人可以选1个代表。罢工工人无论有无工会组织，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构，共有代表800余人。工人代表接受群众的委托，将群众的意见与要求带到代表大会，会后则将会议的决定带回去向群众报告。凡罢工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任免、罢工斗争有关的大政方针以及各项兴革事宜，均得提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由罢工委员会执行。代表大会举行时，罢工委员会各部门都要派人参加，报告工作及解答询问事项，接受代表的意见。罢工委员会还经常号召罢工工人以当家作主精神，对罢工委员会各个部门进行积极的监督，揭露和清除隐藏其中的污垢。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罢工工人都可以到会参加旁听。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从1925年7月15日举行第一次会议后，每隔一天举行一次，随后代表大会至少每周开会一次，讨论和决定罢工中的重大问题。至1926年3月底，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共举行了100期，一共通过了283项决议案，其中包括内部组织、罢工政策、支援统一广东及各地工农革命运动、与国际职工运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又通过选举产生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执行机关，下设秘书处、干事局、财政委员会、审计局、会审处、法制局、纠察队等众多机构。其中，财政委员会负责筹款募捐和经费保管，由罢工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亲自负责。苏兆征对每笔捐款都亲自签收，经常过问罢工经费开支情况，定期向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报告财政状况。审计局负责对收支账目进行逐笔审查。1926年3月29日，罢工委员会公布《审计局组织法》，规定审计局直隶于罢工委员会，共设委员11人，有权审计各机关所有日常费用，须每日将已审计的数目单据汇表呈报。审计如发现舞弊问题，应及时呈报罢工委员会查办。会审处则负责惩处违反纪律、规章和破坏罢工的行为。1925年11月公布的《会审处办案条例》列举了27种必须惩处的行为，其中三分之一与贪污舞弊有关，包括侵吞公款、截留财物、盗卖公物证券、勒索钱财等。法制局负责拟定法规条令草案，由工人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颁布施行。这套制度设计的特色在于它实现了全流程治理，每个环节都不是孤立的。具体而言，审计局发现账目财务问题后，会审处会立即介入调查；会审处的处理结果要提交工人代表大会审议，所有账目财务都向工人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这种制度设计能够有效防止任何一个机构或个人因权力过大而滋生腐败的风险。

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纪律监督力量，在这套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监委会成立后，在省港大罢工期间的主要工作就包括组织工人纠察队，维持省港大罢工的正常秩序并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为保证经济封锁的有效实施，罢工委员会成立了拥有2000余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驻防广东沿海各口岸。纠察队各支队派驻各港口要冲，为防止个别队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1926年3月，《工人之路特号》公开刊载对纠察队的处罚规定，其中明确将盗卖货物、截留公款等行为列为重罪。工人可以通过代表大会反映问题，审计局的审查结果也要及时向工人公布。这种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使得任何企图染指罢工经费的行为都将面临巨大的违纪与法律风险。

对蒲成德携党费潜逃案“一案双查”

1925年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广东区委组织部有一名干事叫蒲成德，携带3000元党费潜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省港罢工数千工人一天的生活费用。此事性质恶劣，不仅是严重的经济犯罪，更是对党组织信任的严重背叛，足以动摇党员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与依赖。

此时正值省港大罢工的关键阶段，罢工已持续近一年，每日需七八万元维持25万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该案的发生，暴露出党组织在党员数量急剧膨胀过程中的管理漏洞，省港罢工前广东仅有党员400余人，至1926年9月已发展到5000余人。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使党费管理、干部监督等问题日益突出。蒲成德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它不仅是一起个人违纪案件，更折射出省港大罢工期间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普遍性挑战。因此，广东区委对本案的处理，并非仅仅着眼于追回赃款、惩处逃犯，而是将其作为检验和强化整个纪律监督体系的重要契机。

案件发生后，广东区委高度重视。时任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没有简单将此案仅视为个人品行的问题，也并未止步于追查逃犯，而是立即将检查重点集中在当时对组织部干事负有直接领导监督责任的时任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陈延年与穆青曾同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有着深厚的同窗之谊。在这种情况下，陈延年不因同窗之情而回避，对穆青提出严肃批评，指出其作为组织部部长对干事管理失察、对党费保管失职。穆青随后作出深刻检讨，并受到了党纪处分。同时，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还对逃犯蒲成德展开追查，追回了党费并将其绳之以法。这一时期，广东区委在纪律建设中坚持从严要求，对拒绝服从组织安排去莫斯科学习的陈公博、无故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的周佛海等高级干部，也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蒲成德案的处理在罢工工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向全体罢工工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无论涉及何人，无论金额大小，党组织对违纪违法行为都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一案件的查处，与罢工委员会在罢工期间通过撤职、查办和惩戒舞弊决议共46项、整顿纪律决议共80项的整体工作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省港大罢工期间纪律监督的完整实践。

谭华泽案中人情与党纪的考验

谭华泽曾任香港海员工会会长，是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林伟民的老朋友与老上级。在香港海员中，谭华泽有着较高的声望，在工人运动中亦曾有过贡献。省港罢工期间，他担任罢工委员会会审处主任，手握惩戒大权。然而，谭华泽在任期间逐渐蜕化变质，利用职权公然营私舞弊、接受贿赂、纵容走私。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罢工纪律，损害了罢工委员会的公信力，也在工人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面对昔日的老上级、老相识，林伟民没有姑息迁就。他与苏兆征等人一起，毅然将谭华泽提交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进行审查清算。罢工委员会派人审查，取得证据后公开处理。工人代表大会经过审议，认定谭华泽违纪事实清楚、性质严重，决定撤销其会审处主任职务并予以关押。纠察队军法处因工作失职使在押犯越狱潜逃，工人代表大会除对值班人员“按律惩戒”外，还给予军法处主任记大过处分。纠察队队长、招待部主任梁子光利用职权侵吞公款、敲诈勒索，也在审查后被公开审判定刑。该案历经审计发现、会审处立案调查、工人代表大会审议决定的全过程，构成早期中国共产党监督制度的完整运作。

省港大罢工的纪律建设实践，为此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1927年4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广东区委监察委员会的早期探索，成为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重要历史参照。

领导干部要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领导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职务，都要勇于担当、攻坚克难，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

指挥员重在运筹帷幄、排兵布阵，解决的是“往哪走、怎么打”的全局问题；战斗员重在冲锋陷阵、攻城拔寨，解决的是“怎么干、如何胜”的落实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用“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生动比喻新时代领导干部的角色定位。“指挥”与“战斗”，不是简单的角色叠加，而是知与行、谋与干的深度交融。如果只当指挥员不当战斗员，容易沦为只挂帅不出征的“甩手掌柜”，陷入纸上谈兵的虚浮；如果只当战斗员不当指挥员，则容易变成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莽汉”，陷入盲目蛮干的误区。指挥的底气必须在战斗的炮火中检验，战斗的成效必须在指挥的统筹下发力。只有将两者有机结合，才能以上率下，带出能打硬仗的铁军。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首要前提是擦亮政治慧眼，把准斗争方向。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不是匹夫之勇，大方向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统揽全局的指挥，必须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看清“桅杆”、把准“罗盘”，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中看透本质，确保队伍不迷航；一线冲锋的战斗，必须骨头硬、底气足，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重大考验前敢于亮剑。凡是危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就必须坚决斗争。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最深厚的底气源自科学理论的武装。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力量。无论是运筹帷幄的“指挥”，还是冲锋陷阵的“战斗”，都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引。领导干部首要的就是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只有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转化为破解难题的“作战图”，才能在复杂多变的斗争中拨云见日，才能在指挥时游刃有余，在战斗时精准有力。

斗争是一门讲究火候的艺术，既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核心关键在于统筹战略预判与战术灵活。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具备“见微知著”的敏锐。“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对潜在风险要有科学预判，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绝不能等火烧眉毛了才去救火。而在具体的战斗交锋中，则要讲求策略方法，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斗争不是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而是要有理有利有节。该出击时雷霆万钧，该迂回时灵活机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才是成熟的斗争智慧。

刀要在石上磨，人要在事上练。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最直观的试金石是关键时刻能不能喊出“跟我上”。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听汇报、作批示，遇到矛盾绕道走，这是作风之大忌。不沾泥土的指挥，注定是空中楼阁。越是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需要领导干部挺身而出。领导干部带头跳进“深水区”、蹚过“泥泞路”，这才是最响亮的动员令。主动投身到各种斗争中去，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冲突面前迎难而上，不仅能找准问题的症结，更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斗争热情，在重大斗争中磨砺出真金。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战场”上，领导干部要牢记殷殷嘱托，在各自的岗位上，既当好洞察全局的指挥员，又当好攻坚克难的战斗员，在“跟我上”的担当中奋进新征程，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以科技体制改革筑牢全面创新根基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是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这篇重要文献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围绕推进科技体制改革这条主线，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改、改什么、怎么改的重大问题，是新时代推进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文献，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科技体制改革则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没有体制机制的突破，科技创新就难以行稳致远。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既是形势所迫，也是问题所驱。放眼全球，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外部对我国遏制打压不断升级，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已成为必须跨越的关口。着眼国内，科技领域仍存在创新体系效能不高、资源分散重复、“帽子”繁多、投入产出效益偏低、成果转化不畅等问题，根源在于体制机制障碍。要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技术攻关，更需要制度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经历了从破题到深化、从局部到系统的演进。2013年，党中央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活力”；2015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部署143条改革任务；2016年，明确“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2018年，提出“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直到2021年，这篇重要文献首次提出“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将全面创新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明确目标，标志着我们党对科技创新规律和科技治理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一重要论述结合了当前市场化、全球化新特点进行了创造性发展，实现了从单项政策调整向制度体系构建、从分散施策向系统集成的理论跃升。它把科技体制改革深度融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厘清了政府与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边界，使科技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目标指向和系统的施工蓝图，为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政策基础。

以系统方法重塑科研管理全链条

这篇重要文献问题导向十分鲜明，不回避矛盾，直指科研管理中资源分散、评价扭曲、管理繁琐等沉疴顽疾，提出了一系列动真碰硬的改革举措。

在评价体系上，明确“破立并举”的改革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在“项目评价”和“人才评价”两个维度上均有具体部署。在项目评价上，要求建立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评价制度，特别提出了建立非共识科技项目的评价机制。这意味着对那些具有原创性但初期不被看好的研究，给予了制度化的包容空间。在人才评价上，不仅要“破四唯”，更要“立新标”，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202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加快“破四唯”，不能评价指标权重模糊甚至本末倒置，不能搞“一刀切”“一锅煮”，并指出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这也充分说明评价体系改革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

在管理职能上，提出善于做减法的改革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管理改革不能只做‘加法’，要善于做‘减法’。”针对长期以来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行政干预过多、事务性负担繁重等问题，要求相关部门“减少分钱、分物、定项目等直接干预”，转而强化规划政策引导。这不仅仅是工作方法的调整，更是科技管理职能的重要转变——从“管项目”转向“管生态”，从“裁判员”转向“服务员”。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让科研人员从繁琐、不必要的体制机制束缚中解放出来，这是对科研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科学家创造力的最大激活。

在组织模式上，全面推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揭榜挂帅”制度可以追溯到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这些制度的核心在于“真”：研究真问题，形成真榜、实榜；真研究问题，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领军人才挂帅。配套推行的技术总师负责制、经费包干制、信用承诺制，旨在打破论资排辈的隐形台阶，建立一种机会均等、能力本位的竞争机制。这不仅极大激励了各类科研力量和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员，更在全社会树立了以实绩论英雄的鲜明导向。

以体制机制改革筑牢创新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势催人，也逼人。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论述，必须拿出更多更实的举措，以改革实效筑牢创新根基。

第一，以改革驱动创新，强化体制机制保障。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把科技体制改革摆在突出位置，转变科技管理职能。完善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计划管理体系，建立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全周期的政策支持链。特别要落实好经费包干制和信用承诺制，给予科研单位更多自主权，确保改革红利真正传导至科研一线。同时，建立健全改革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基层大胆探索，营造敢于改革、善于改革的良好氛围。

第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生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对于从事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研究的科研人员，要支持科研事业单位探索试行更灵活的薪酬制度，确保他们能够“坐得住冷板凳”。同时，抓住全球人才流动窗口期，完善外国专家引进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第三，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自主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创新。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围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联合攻关。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和影响力，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第四，坚持科技和产业深度融合，打通成果转化通道。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重要原因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体制机制关卡，基础研究“最先一公里”与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衔接不畅。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建好中间平台，布局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跨越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死亡之谷”。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促进自主技术产品迭代升级；打破高校、院所、企业之间的要素流动壁垒，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第五，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夯实基础制度根基。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必须强化法治保障。要持续完善科技法律法规体系，深入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和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用足用好惩罚性赔偿制度，让侵权者付出沉重代价。

财政扩内需的基本原则与重点方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点任务，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首要任务，明确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预算报告也将“支持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财政政策的首要支持方向。这一系列部署表明，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前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而财政政策作为连接需求扩张、结构调整和发展动能转换的重要工具，需要在促进经济循环畅通、增强发展内生动力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有效需求不足与财政“紧平衡”并存，财政扩内需面临更高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但有效需求不足与财政“紧平衡”并存，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居民消费恢复偏缓、企业投资动力不足，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传导仍存在堵点。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长承压、区域财力分化以及基层财政压力加大，财政扩内需面临一定财力约束。

有效需求不足仍然突出，实体需求恢复和金融传导机制均需改善。从消费需求看，居民消费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收入增长向消费增长的转化仍需加强。一方面，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对消费扩张形成一定影响。在不同收入群体层面，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但支撑消费升级的城镇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有所放缓。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倾向仍处于恢复过程中，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速，表明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仍然较强，收入增长尚未充分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从投资需求看，2026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民间投资降幅高于整体投资水平，反映出经营主体信心和投资需求仍有待恢复。从金融传导看，当前需求不足并非单纯表现为资金供给不足，而更多体现为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需求之间的匹配效率不足。虽然金融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市场利率保持低位运行，但广义货币（M2）与狭义货币（M1）增速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部分资金尚未有效转化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传导仍存在堵点。

财政“紧平衡”态势延续，财政扩内需能力面临可用财力约束。从收入端看，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财政收入增速整体趋于放缓。同时，房地产市场调整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形成较大影响，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降，地方财政增收能力受到一定削弱。尽管今年1—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4.0%，呈现恢复性增长态势，处于近3年来同期较高水平。但从区域看，财政恢复仍存在明显分化，部分地区受产业基础、税源结构和房地产调整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仍较为缓慢，财政增收空间有限。从支出端看，财政支出需求持续增长，收支矛盾不断加剧。一方面，稳增长、促转型等宏观调控任务需要财政持续发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重点领域仍需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民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刚性支出持续增加，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压力不断上升。从政府层级看，财政压力呈现自上而下逐层级递增的特征。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承担了较多公共服务和政策落实职责，部分基层政府面临较大的债务本息偿付和“三保”支出压力，财政资金更多用于保障基本运行和履行既定职责，可用于扩大内需和促进发展的财力空间受到挤压，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更加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

财政扩内需应把握的基本原则

财政扩内需需要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发展和安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协调性和有效性。

统筹好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增强内需增长动力。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最终需求，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基础，投资同样是形成供给能力、改善发展条件和促进消费扩容的重要支撑。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供强需弱”问题，并不意味着应以消费替代投资，而应更加关注投资结构优化。产能过剩并非短期现象，而是长期发展过程中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尤其是在新旧动能转换阶段，经济增长动力正由过去主要依靠传统产业和中低收入就业岗位创造，转向更多依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以及中高收入就业岗位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新动能成长需要大量前期投入，需要金融资源、社会资本和财政资金的有效引导。居民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不仅在于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问题，也与部分群体收入增长放缓、中高收入就业岗位供给不足等结构性矛盾相关。因此，扩大内需不能简单在消费和投资之间进行选择，而应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投资止跌回稳”，“有效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财政政策应以提高投资效益为导向，推动形成投资带动消费、消费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不断增强内需增长的持续动力。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明确财政政策的功能性本质。从财政运行规律看，财政收入具有较强的顺周期特征，而财政支出通常承担逆周期调节功能。在总需求不足阶段，为稳定增长、保障民生和支持转型发展，财政赤字扩大以及债务率阶段性上升符合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当前，部分关于财政风险的讨论较多受传统平衡财政理念影响，更关注财政收支规模、赤字率和债务率等静态指标，而对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就业和提升长期发展能力的功能关注不足。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核心作用并非单纯实现账面收支平衡，而是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宏观调控功能，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因此，评价财政政策效果，应更加关注财政收支安排对经济运行的实际影响，即是否能够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提高潜在产出、促进充分就业。同时，强调财政政策的功能性并不意味着忽视风险约束。财政扩张需要注重优化支出结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债务管理机制，防止无效投资和低效率支出。

统筹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增强宏观政策合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两大重要支柱，前者侧重结构优化，后者注重总量调节。然而，在总需求不足、低利率的环境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能受到有效下限约束，容易出现“宽货币、紧信用”现象，即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部沉淀，未能转化为实体部门需求。在此背景下，需要更加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配合，发挥财政政策在连接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桥梁作用。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有效吸收金融体系中相对沉淀的流动性，并通过公共投资、产业支持和民生保障等渠道转化为现实需求，形成实物工作量。并且，在当前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民间投资意愿偏弱的情况下，财政投资并不会简单挤出私人投资，反而能够通过稳定市场预期和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发挥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财政扩内需的重点发力方向

为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作用，应围绕政府债务管理、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和财税体制改革三个重点领域持续完善政策体系，不断提升宏观调控效能和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加快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一是转变将政府债务仅当作赤字风险源的观念，明确政府债务的功能定位，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二是优化央地债务结构，强化中央目标管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整体债务负担明显高于中央政府，中央财政仍具有较大的举债空间和赤字扩张空间。通过发行国债置换部分地方政府债务，有助于降低地方政府的偿债压力，促进其腾出更多财力用于保民生、促发展。中央层面需要对新增国债资金的安排和使用加强统筹管理，建立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相衔接的国债资金分配与考核机制。三是坚持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化债本质上是让债务回归合理水平，不能为了化债而化债，应使化债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若过度施加问责压力，仓促采取中止工程、终止合同等方式优先偿债，可能引发工程款和工资拖欠，影响经营主体预期，从而制约内需恢复和经济增长。

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一是货币政策需要为政府债券发行提供稳定的流动性支持。财政扩张通常伴随着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的增加，若缺乏合理的流动性配合，容易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水平产生扰动，影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政策目标、实施节奏和政策工具上的协调配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平稳运行，保障政府债券顺利发行和财政资金高效使用。二是加快债券发行后的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如果债券资金到位后使用进度缓慢，资金沉淀于国库账户，难以及时转化为有效需求，会削弱积极财政政策对稳定价格和扩大需求的作用，甚至可能加剧通缩风险。在完成政府债券发行之后，更为关键的是加快资金落地和项目建设进度，及时将资金和流动性传导至实体经济，推动债券资金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有效投资。

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财税体制改革。一是纵深推进零基预算改革。针对当前部分领域支出固化、项目调整弹性不足等问题，应进一步扩大零基预算改革覆盖范围，推动预算编制由“基数管理”向“政策目标导向”转变。围绕部门职责、政策目标、支出标准和实施效果，对现有支出项目进行系统评估，清理整合交叉重复项目，压减低效无效和长期执行率偏低的资金安排。二是完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中央财政支出责任，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比重，增强地方统筹配置财政资源的能力。同时，稳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完善收入划分机制，健全地方税体系，培育稳定可持续的地方税源。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校长）

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强化教育的支撑作用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对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强国建设规律的准确把握、对创新本质和规律的深刻洞察，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更为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支撑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化育人方式改革

育人方式改革关乎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关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教育体系、海量人才储备与持续增长的研发投入，但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基础研究薄弱等问题突出，必须不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为切实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提供人才支撑。首先，应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命科学、新能源、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汇聚央地、科教、产教资源，超常规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新机制新模式，整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等多部门力量，统筹实施拔尖计划、强基计划、英才计划，完善本硕博贯通培养模式，造就更多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其次，推进高等研究院建设，构建高校有组织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新平台新机制，以服务地方主导产业需求为导向，组织本地高校、头部企业与全国其他省份具有优势的高校或学科开展协同共建，探索人才联合培养新模式。最后，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坚持育人为本、素养为先、应用导向、智能向善，加快推动智能技术与教育全要素融合、全过程贯通、全场景覆盖，完善人工智能使用中的安全、伦理、诚信等制度，加强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有效引领育人模式、科研范式、治理方式变革。

深化办学模式改革

新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2002年毛入学率达到15%，从精英化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年毛入学率首次突破50%，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随之也出现了千校一面、大而全、同质化等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对学校和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在高校中既需要“全能选手”，又要有“单项冠军”。其一，应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突出不同类型高校设置重点和核心要素，引导高校合理定位、内涵发展、办出特色，坚决避免贴标签、身份固化、一把尺子量所有高校。其二，应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自主科学确定“双一流”标准，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内涵特征和目标任务转化为“双一流”建设要求，引导高校从自身发展的“小逻辑”转向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稳妥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扩容，多渠道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其三，应加快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破解学科专业前瞻布局滞后、建设传统路径依赖、发展模式僵化固化、与产业科教结合不紧密等问题，系统分析我国各方面人才发展趋势和缺口状况，布局建设国家交叉学科中心，以前沿交叉学科突破增强原始创新供给能力，加大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按需设置专业力度，着力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结构。

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就管理体制而言，由于教育、科技、人才隶属不同职能部门，体制机制存在分割弊端，三者缺少统一规划、资源统筹和人才流动，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科研成果转化不畅、创新链条割裂、创新效率不高等问题。亟须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打破壁垒、统筹资源、协同发力，实现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贯通，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核心支撑。应健全党委统一领导、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作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议事决策中枢机构，统筹发改、教育、科技、人社、工信等部门权责，打破教育科技人才分治的行政壁垒，统筹编制教育科技人才中长期规划，实现学科布局、科研布局、人才布局有效对接，真正做到三者目标一致、同向同行。

深化保障机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当前，传统体制下影响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评价因素主要是“评价体系的孤岛化”和“目标不统一”，教育评价一直被“唯帽子、唯升学”等束缚，科技评价陷入“唯论文、唯奖项”的困境之中，产业与市场评价则奉行“唯利润、唯市占率”的理念。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突出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评价导向，将其作为三者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推动各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行为轨迹自然地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系统目标相契合。其中，教育端，高校要坚决做到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弊端，重点考核原始创新成果、技术转化成效、产业急需创新人才输送规模质量，以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成效；科技端，科研评价要兼顾基础研究原创价值与应用研究产业落地成效，将攻关突破、专利转化、行业解决方案作为核心指标，同时把参与协同育人的投入作为获取政府政策支持的前提；人才端，要改变“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评价机制，建立分类人才差异化评价标准，科研型人才重创新成果、技能型人才重实操能力、应用型人才重产业贡献。

此外，应加强对人力、资金、物资、信息与知识等资源的统一配置，尤其是财政资源要统筹财政教育经费、科研经费、人才专项经费，向基础研究、产教融合平台、关键领域紧缺人才培育倾斜，改变教育经费只管办学、科研经费只管课题的割裂投入模式。平台资源要强化共建共享，国家级实验室、科学中心、高校实验室、科研院所仪器设备、企业中试平台等尽量对外开放共享，既服务高校人才培养，又支撑企业技术研发，避免重复浪费。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企业、社会资本投入，以联建办学机构、科研平台、联合培养人才等方式和产业资本联动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教育是人才供给源头、科技是创新实践载体、人才是核心能动要素，三者环环相扣。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没有教育的“慢变量”，就没有科技和人才的“快突破”。教育要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以教育升级带动科技创新，以人才红利替代传统要素依赖，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教育力量。（作者系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

增强不可移动文物可感可及的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强调“健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机制”，要求“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国拥有超76万处不可移动文物，涵盖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门类，数量庞大、类型齐全、分布广泛、特色鲜明，是名副其实的文物资源大国。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既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必然要求，对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文物是凝固的时间，承载鲜活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实现“三个说话”，关键在于对文物价值的深度挖掘和系统阐释。从全国情况看，当前占多数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仍停留在登记在册、基础保护层面，对其蕴含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脉络、国家治理演进、科技文化成就等核心价值系统性研究不足，具有学术深度的研究成果较少，具有大众传播力的文化产品更加匮乏，大量文物处于“有看头、没说头”的尴尬境地，当地群众“守着宝贝不识宝”，外地游客“看了半天看不懂”，文物与易被接受的文化信息之间还存在着一层有待捅破的“窗户纸”。

让沉默的文物“开口”，迫切需要系统、深入的专业研究，让学术成果托举文明传承。要打破学科壁垒，组建考古专家、历史学者、文化学者、非遗传承人等多方力量参与的国家级与地方级专业研究团队，系统挖掘、阐释各类文物背后的文明密码、历史故事和时代价值，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要聚焦不可移动文物承载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深入梳理其在文明传承、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商贸互通、科技进步中的历史脉络。既要对长城、大运河、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核心资源和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等大遗址开展多维度研究，也要悉心解读星散于广袤乡野的古村落、老居所、古驿道等遗迹，让每一处历史遗存都讲述自己的故事。要注重将研究成果有机融入党员干部教育、青少年思政教育、国民教育及基层宣讲体系，把艰深的学术语言转化为群众听得懂、传得开的故事，利用全媒体传播矩阵将文物的历史呈现给寻常百姓，让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都成为一本好读的书，一节生动的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不可移动文物不能总是隔着围栏看、隔着玻璃望，只有打开大门、走进生活，才能真正“活”起来。当前，不可移动文物展示传播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形式单一、手段落后。尤其是许多低级别文物，“一块牌子、一段简介”即标配。数字化保护覆盖面窄、应用深度不够，大量古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等资源仍处于“静态保护、封闭管理”状态。很多相对成熟的沉浸式、互动式体验设计未能广泛应用。如何让不可移动文物“动”起来，已成为新时代文物工作的必答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提出“国家加强文物保护信息化建设，鼓励开展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推进文物资源数字化采集和展示利用”，这些顶层设计为文物活化利用指明了努力方向和技术路径。工作中，一方面，要加快文物乘“云”触“网”，深入实施国家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程。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等重要遗存全面开展三维扫描、精准建模、数字复原等工作，给文物赋予数字形态的永恒生命。着力搭建国家级“数字文物资源平台”，构建“一网通览”的中华文物数字图谱，打破部门和地域壁垒，实现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另一方面，要推动传播拓“路”出“新”。广泛利用AR/VR智能解说、云端漫游、线上展览等数字化产品，打破地域与时空限制，让厚重的历史遗产变为能够置身其中的“体验场”，特别是让偏远地区、未定级的文物也能有机会进入大众视野。支持各地依托地域特色文化，将文物故事转化为纪录片、短视频、微短剧、动漫等多元产品，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线上全媒体传播等形式广泛普及，更好地把遥远的历史文物变为触手可及的沉浸感和实实在在的体验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文物是文化资源，更是发展资源。但资源不会自动变成优势，“富矿”也怕不开采。当前，不少地方的优质文物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民生福祉，“有资源无产品、有遗存无线路、有文化无业态”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破解转化难题，让文物资源从“沉睡的富矿”变为“现实的收入”，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赢，是一道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保护与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相互赋能、相得益彰的开放题，关键在于结合地区实际，找准路径、实化举措。一是抓实基础。聚焦游客核心需求，完善文物景区配套服务设施，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持续优化文旅环境，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依托国家文化公园和线性文化遗产，以重点带动非重点、串珠成链、以线带面，把散落在广袤大地上的各类文物遗存有机串联起来，打造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可游可读的文物旅游廊道。二是育强产业。因地制宜培育文物主题民宿、特色文创、研学旅行基地等产业，开发与文化资源禀赋、民俗特色和市场需求适配的文化产品，让游客走得进、看得懂、留得住、带得走。三是做优业态。立足特色优势，打造一批具有鲜明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文创产品、IP品牌，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产销渠道，创造更多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让游客“因为一段史、奔赴一座城”，切实把“流量”变“留量”、把“爆红”变“长红”。

（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

君子有九思

“君子有九思”出自《论语·季氏篇》，是孔子给君子修身立德定的九条规矩，具体包括：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生动阐释了日常修身要义，体现了儒家对人格完善的深刻思考与追求。数智时代，“九思”对涵养人的内在品格、规范人的外在言行、养成良好社会风尚依然具有镜鉴意义。

视思明，听思聪：信息洪流中的辨知之道

“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并非所有“耳闻”皆可信，甚而“眼见”亦不为实。齐人邹忌常闻“徐公不若君之美也”，直至亲见徐公，“孰视之，自以为不如”，再照镜自视，更觉差距甚远。耳闻之事须审慎，去伪存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谚云“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然而眼睛有时也会被蒙蔽。孔子目睹颜回煮饭“攫其甑中而食之”而疑偷吃，后知其乃因灰尘落入锅中，不忍浪费才吃下脏饭，不禁感慨，“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既“看白的”，也“看黑的”；既“听正面的”，也“听反面的”，才能了解真相，掌握实情。多看多听、眼耳并用，才能拨开表层见内里，透过现象看本质，达至“明”“聪”境界。

信息的获取，不只是感官的接收，也是数字的素养，更是心智的锤炼。唯有开放包容，持以严谨科学的方法，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色思温，貌思恭：社会交往的通行密码

与人相处，态度很关键。神情温和、仪态恭敬，拉近彼此距离，赢得信任，获得支持。“色思温”要求，无论顺境逆境，淡定从容，言语温润，仿若春风拂面。亲切和善，并非逢迎谄媚，而是以诚善待人，予人亲近舒适。“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端正自己的神态，更易使人信服，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貌思恭”强调，不分高低贵贱，不搞亲疏有别。如此，不是卑躬屈膝，而是不卑不亢、不倨不傲，以平等的心态对人。“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容貌庄重、做事有度，待人真诚、对人谦让，重视他人、尊敬他人。

世人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仁人风范，视其为待人处事的基本美德。日常中，以温婉和善的神情、谦逊恭敬的仪态示人，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己的修炼，指引我们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关系网中行稳致远。

言思忠，事思敬：敬业精神的应有之义

“言必信，行必果。”说话守信，做事果断，具备高度的敬业精神，这是社会风尚的应有之义。“言思忠”彰明诚信表达的现代意义，要求言语诚恳忠实。“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言行一致，心怀坦荡；小人常怀鬼胎，言行不一。诚信是立身之本，为政之要，“民无信不立”。东汉名士韩康，因“口不二价”而被世人传颂，白居易感叹“病添庄舄吟声苦，贫欠韩康药债多”。忠恕豁达，不谋私欲，多行洒脱，达至不忧、不惑、不惧。“事思敬”强调做事敬业尽责。“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人与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下之分，无论事情大小、轻重缓急，都应心存敬畏，尽心尽力。真正的“敬事”，满怀热情、主动作为，既可少犯错误，还能练就靠谱，积累信用值。

科技革命重塑职业认知，在技术“双刃剑”下，各行各业竞争加剧，唯有言语上诚实守信，行动上务实认真，方可占得先机与主动。

疑思问，忿思难：困惑愤懑时的破解智慧

人类最高级的智慧，就是不断追问。疑问是探索的起点，提问是获取知识的钥匙。“疑思问”体现问学求真的智巧，强调学习方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人的学识有限，不懂就问，虚心求教。孔子好学善问，“子入太庙，每事问”，主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视“问”为学习的要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问与思紧密相连，联系实际问，有的放矢问，方能破解难题、真正受益。“忿思难”彰显情绪管理的艺术，强调宁静致远。气愤怨恨时，多思可能的后患，避免行为失控。遇事冷静、克制冲动，三思而后行，往往能化险为夷，海阔天空。理性并非一味忍让，而是辨明是非、看清本质。只有理解透彻，才能心平气和，即使面对争论，也能平静柔和地化解矛盾。

有疑则问，方为治学之道；遇事沉着，则能从容应对。既懂解惑释疑，不断获得新知；还能控制情绪，坚持内心平和，即使经风历雨亦可温柔坚定。

见得思义：利益诱惑前的得失真谛

“见得思义”警醒人们面对得时须深思熟虑。“君子义以为质”，义在利前、舍利取义，彰显取舍有道的精髓。孔子视“得”为“三戒”之一，“戒之在得”，告诫人们不要贪得无厌，而求得之安然。孔子恪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强调“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秉持“如不可求，从吾所好”的处世原则，向来拒绝不义之得、不劳而获，不妄念、不贪图，洁身自好，专注正确之事。

中国人向来崇尚“义”，讲究“得”的正当合理，追求受之无愧、心有所安、得失淡然。所谓“吾日三省吾身”，面对利益、好处或奖励时，应以道义为准绳、以清白为底线，多行反思是否受之正当。世俗生活里，我们常思己欲、权衡道义，不贪恋有悖道德人情的获得，不从事违背价值伦理的行为，坚守内心的崇高与安宁，实现个人价值追求与社会和谐进步共赢。

“君子严于所思，而约之有此九端，盖凡言行，莫能外矣。”这“九思”提醒我们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绝不忘精神境界，在享受智能科技的同时保持高尚道德情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修与不修，得与不得，皆在于己。

美对日空投原子弹的决策始末

1945年夏，经过中国军民持续14年的艰苦抗战，日本在东方战场上节节败退。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空投代号为“小男孩”和“胖子”的两颗原子弹。这场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核打击，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尘封的档案与当事人回忆，揭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目前唯一一次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的决策过程。

启动曼哈顿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全面爆发后不久，由于担心纳粹德国可能率先掌握具有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在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建议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研制原子弹。1941年10月，美国成立由总统、副总统、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以及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等组成的“最高政策小组”，全面负责研制原子弹的工作。1942年8月，研制原子弹的工程被称为“曼哈顿计划”，美、英和欧洲其他国家流亡美国的科学家秘密参与其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击毁美国20多艘军舰、311架飞机，毙伤美军3600多人。12月8日，美国一改之前的绥靖政策正式对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6月的中途岛战役，改变了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守日攻的战略态势。1943年2月结束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使日本陆军也遭遇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惨败。之后，美军在太平洋的岛屿间“跳岛”推进，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但每赢得一场胜利，都要耗费大量的时间、物资，牺牲大量士兵的生命。比如，1945年硫磺岛、冲绳岛两场战役，美军虽分别击毙日军2.1万人和9.4万人，但也伤亡2.3万人和3.91万人。太平洋战争的重大牺牲和残酷现实，进一步加速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进程，也让美国萌生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尽快结束战争的想法。

1944年9月18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达成《海德公园备忘录》，其中第一条就写明，“在‘炸弹’最终问世后，也许会用于对付日本，并重复这种轰炸，直至其投降”。11月6日，罗斯福表示有更可怕的毁灭性武器帮助美国早日结束战争，“这些死神般的无声导弹，也许从飞机上发射，或者从海上的舰只上发射，或者从美国深井发射，任何海防工事，无论多么坚不可摧，都不能防范这些导弹于万一”。这是罗斯福唯一一次公开谈及如何使用这种炸弹，来一劳永逸地结束战乱之苦。

罗斯福将曼哈顿计划委命于陆军部，由陆军部长史汀生直接负责。早在1943年5月，史汀生就在曼哈顿计划的军事委员会上讨论了对日投掷目标。与会者认为，原子弹的最佳目标是日本京都和集结在特鲁克岛军港的日本舰艇。他们之所以选择日本作为首个投掷目标，除了在战场上的压力，还认为日本不会像德国那样能从轰炸中获取相关技术秘密。

基于长远利益支持对日使用原子弹

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此时，由于原子弹研制的极端保密，继任总统杜鲁门对原子弹的相关工作几乎一无所知。史汀生向杜鲁门提交备忘录，汇报原子弹研制工程，强调对日投掷原子弹能极大地缩短战争时间。杜鲁门很快接过了对日投弹决策的“接力棒”，他还在史汀生的建议下，成立“临时委员会”，专门研究使用核武器的相关问题。

1945年5月31日，在临时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科学顾问劳伦斯曾提议，通过引爆原子弹的演示来促使日本投降，但遭到了否定。有的反对者认为原子弹可能是哑弹会导致演示无效，有的认为日军会把美国战俘转移到爆炸区域或击落投弹飞机，还有人认为演示后新武器的震慑效果会大打折扣。之后，临时委员会围绕轰炸目标及其可能效果又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终达成三点结论：原子弹应尽早用于对日作战；轰炸目标应选择在周围有大量工人住宅的兵工厂；轰炸前不应给日本提前警告。

临时委员会成员还商定了四个最佳轰炸目标：京都、广岛、小仓和新潟。他们认为，对这些城市发动攻击将对日方产生深刻的心理震撼，削弱其抵抗意志。史汀生否决了京都，他认为京都是日本文化中心，轰炸京都不利于战后美日关系的恢复，不利于在战后可能发生的美苏对抗中争取日本。长崎因此取代京都被列入目标名单。

在此期间，许多科学家曾阻止美国政府使用核武器，但以失败告终。6月11日，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科学家们提交《弗兰克报告》。以弗兰克为首的7位著名科学家联署，建议对日本使用原子弹要慎重考虑，认为这样的袭击“将造成全世界恐惧与憎恨，以及国内公众舆论的谴责”，他们建议把原子弹投到海岛或沙漠上做威慑演习。此外，70位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联名签署请愿书，也恳请杜鲁门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但无论是《弗兰克报告》还是70人请愿书，都未得到临时委员会及美国高层的认可。

实际上，杜鲁门及美国高层大都支持对日使用原子弹。他们认为，从短期战争需要来看，为了减少美军的伤亡，原子弹能迫使日本早日投降。而从美国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赶在战争结束前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以表明美国已经掌握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型武器，能迫使苏联在战后制定国际秩序和利益分配上，对美国予以较大的让步。杜鲁门直言：“对这一类问题应该给予解决，但不能更多地拘泥于人道主义的原则，而应该更多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

原子弹试爆成功与美苏的暗中较量

随着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如何有效遏制苏联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政治影响，保持战后对苏联的战略优势，成为美国决策对日使用原子弹的重要考量。6月6日，史汀生向杜鲁门报告临时委员会的建议：在轰炸日本前对原子弹计划保密，攻击应尽快进行，且不作任何预警。杜鲁门与史汀生达成共识：如果在即将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上苏联问及核武器，总统将采取拖延策略；并以提供的技术信息为筹码，换取苏联的让步。

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成功试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7月17日，美英苏3国首脑在德国波茨坦召开会议，主要目的是商讨对战后德国的处置问题和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安排，以及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刚到波茨坦的杜鲁门，很快收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这让美国在波茨坦会议的谈判筹码极大提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日军的负隅顽抗，美国的一些高级将领早就有让苏军参战以减少美军伤亡的想法。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更是不惜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3个月后，对日作战。而在美国试爆成功原子弹后，史汀生告诉杜鲁门，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为结束战争寻求苏联的帮助了。

在7月24日当天正式的波茨坦会议结束后，杜鲁门没带翻译径直走向斯大林，隐晦地告诉他美国已经掌握了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斯大林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只冷冷地表示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希望美国好好用它来对付日本人。其实早在1941年秋，苏联情报部门就已开始陆续获取美国原子弹计划的情报。杜鲁门说完后，斯大林立即秘密指示国内，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从1946年建成原子反应堆到1949年8月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苏联只用了不到3年时间。美国企图以掌握原子弹技术对苏联施压，迫使其在战后时间安排问题上让步的意图并未如愿。

作出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最终决定

7月24日，史汀生向杜鲁门汇报了轰炸事宜的最新进展：铀弹最早可能在8月1日准备就绪，最迟在8月10日肯定能完成；而钚弹将在8月6日准备就绪。当下就差杜鲁门的最终批准，以及看天气情况决定先轰炸四座目标城市中的哪一座。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落到我们肩上的，是一份极其沉重的责任。”当时面临四个方案：一是继续对日本城市进行常规轰炸；二是直接登陆攻入日本本土；三是在无人岛上进行原子弹试爆演示；四是将原子弹投向日本有人居住的城市。在以往的政策讨论中，第四方案以外的其他方式，均已被排除。7月25日，杜鲁门最后作出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决定。

随即，一份由曼哈顿计划负责人格罗夫斯起草、杜鲁门批准，并由史汀生和马歇尔具体下达的指令发出。它命令陆军航空队第509混合大队在8月3日之后，一旦天气允许，立即对广岛、小仓、新潟或长崎（按此优先顺序）发动攻击。后续的原子弹攻击无需再行授权。只要新的原子弹一造好，就立刻投放到日本目标城市。至于最终先炸哪座城市，取决于攻击当天哪座城市上空没有云层遮挡。此时，美军上校蒂贝茨率领的第509大队准备就绪，他们此前已向日本目标投掷名为“南瓜”的假炸弹，既是为了演练，也是为了让日本人习惯少量B-29轰炸机飞越日本领空。

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发表了《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必须立即无条件投降，并警告称，若日本拒绝投降不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而且“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摧毁”。对此，日本政府采取了置之不理和公开拒绝的强硬态度。同一天，铀弹“小男孩”（不含核组件）由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运抵提尼安岛。不久，五架C-54运输机又将该炸弹的最后核组件送达。8月6日清晨，美国B-29轰炸机“艾诺拉·盖伊”号在日本广岛市上空投下了世界上第一颗用于实战的原子弹，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吞下了自己酿造的战争苦果。1945年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全国抗日力量发起全面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正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应当看到的是，日本的战败投降是中国人民团结御辱、持久抗战，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联合战斗的必然结果。美向日投掷原子弹，以及苏联的对日宣战，在客观上加速了日本的战败投降进程。但真正决定日本战败投降的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不畏强暴、浴血奋战，是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同仇敌忾、并肩战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反人类、反历史潮流的侵略战争必然反噬其身，更是从根本上注定了其失败的历史宿命。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

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

黄河，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黄河以巨大的泥沙量塑造了广袤的华北平原，却也因“善淤、善决、善徙”的自然河性，使中下游膏腴沃土频遭河患。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决而东南流，高含沙量的黄水侵占徐州以下泗水故道与淮阴以下淮河故道，使原本独流入海、尾闾通畅的淮河被迫与黄河在今江苏北部交汇。

元代以降，国家以北京为政治中心、以江南为经济重心，在隋唐大运河基础上“截弯取直”、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应运而生。这条每年承运数百万石漕粮的人工水道，在黄、淮交汇之清口穿黄过淮。黄河安澜关系漕运畅通，漕运畅通又关乎国家政治经济运转。“治河即所以治漕”由此成为明清两代的国策方略。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淮并涨，黄河两岸、洪泽湖堤多处决口，淮扬数县被淹。清口区域原深三四丈的河道淤积至仅深二三尺，漕运几近中断。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由安徽巡抚升任河道总督，此后历时十余年，构建起统筹黄、淮、运三河的治水体系。这一体系保障大河安澜、运道畅通，折射出传统国家治理在应对复杂自然挑战时的整合能力与制度韧性。

自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京杭大运河复通，黄、淮、运交汇之区，便成为国家治河通漕之关键，此区域黄河决溢冲毁运道，黄河泥沙亦能淤塞运道。明代万历年间，治河名臣潘季驯主持修筑并加固洪泽湖东岸之高家堰，以闸、堰、堤、河道系列水利工程蓄清刷黄，以畅通运河。然明末战乱，工程失修，运河诸弊丛生。

靳辅总理河务后即同幕僚陈潢，遍阅黄、淮、运河道形势，参考潘季驯治河遗规，继而连上八疏，提出“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的主张。其治水理念之核心：一是调和黄淮关系，二是改造运河河段，实现黄运分离。

在调和黄淮关系方面，靳辅完善“蓄清刷黄”与“减黄助清”各项工程。他首先组织力量堵塞高家堰各处决口，加高、培厚、延长大堤，在临湖面创筑坦坡以消减风浪冲击。随后在洪泽湖出口开掘张福口、帅家庄、裴家场等引河，引导淮水集中出清口冲刷黄河泥沙。继而又于高家堰大堤修建周桥、高良涧等六座减水坝，平时闭坝蓄水抬高洪泽湖水位刷黄济运，汛期开坝泄洪减轻大堤压力。更富远见卓识的是靳辅提出的“减黄助清”之策。靳辅在徐州、睢宁黄河南岸修建多处减水闸坝，遇黄河陡涨即分泄洪流导入沿途湖泊，经自然澄清后再汇入洪泽湖。此举既削减黄河主流洪峰压力，又为洪泽湖补充清水水源，增强清水刷黄能力。

在实现黄运分离方面，靳辅主导开凿了中运河工程。此前大运河在江苏北部长期借黄行运，漕船需溯黄北上，饱受泥沙淤积与风涛倾覆之险。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1686—1687年），靳辅主持开凿中运河，自骆马湖引水，经宿迁、泗阳等地至清河县仲庄过黄河。漕船由此避开黄河180里之险，实现了黄运分离，极大保障了漕运安全。清代诗人王士桢赞誉，“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

从堵塞高堰决口、高筑堤防到开挖引河，从修建减水坝到开凿中运河，靳辅的治水实践融通蓄淮、刷黄、通漕、减洪诸环节，终以清口为枢纽，构建起堤防、闸坝、引河等系统工程。

清代河务、漕运被视为国之大政。康熙亲政之初，即将“三藩、河务、漕运”书于宫中柱上，夙夜轸念。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帝南巡见清口淤垫、洪泽湖出水不畅，谕令挑浚清口、加筑高堰与运河堤工，此后屡次提及靳辅，称“靳辅任总河时，河务常治”“靳辅治河时，河道甚好”。乾隆帝亦谓“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赞誉靳辅治河举措。可见，靳辅营建的治河体系具有一定的范本意义。

靳辅的治河工程举措为后继者继承、发展。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700—1702年），河道总督张鹏翮将“高堰六坝”改建为三座滚水石坝，坝底加高，形成溢流堰结构，大幅减少不必要的泄水，有效提升了洪泽湖的蓄水能力；同时在原有四道引河基础上增辟至七道，口门宽达百余丈，进一步发展了清口水利枢纽的防洪、保漕、济运功能。乾隆元年（1736年），南河总督高斌建议开通毛城铺减河入洪泽湖的通道，沿袭靳辅“分黄助淮”之策。乾隆帝批示此为“前河臣靳辅于康熙十七年题明建设，减下之水，使归洪湖，以助清刷黄，六十年来上下河道民生均受其益”，视其为修复旧制的工程建设。嘉庆十一年（1806年），洪水冲击高家堰，河臣铁保等人采用坦坡护岸补修，明确称其技术渊源为“河臣靳辅曾以保堤障淮功在坦坡”。嘉庆十三年（1808年），大学士长龄提出修复靳辅所建两座减黄利运石闸，以应对黄强淮弱之局。

自康熙至嘉庆的百余年间，靳辅的治河实践堪称国家治河理念、技术与制度的经典范例。依托国家统筹与投入，靳辅围绕清口连通黄、淮、运的治理框架，从应对水患、维系水运的应急举措，发展为可复制、可延续的治理机制，保障了清代前中期大河安澜、漕运顺利。

靳辅以清口为枢纽，将黄、淮、运贯通考虑，建闸立堰，修浚河道，使治河工程与漕运保障、民生安定、财政调度紧密衔接。同时，他建立了河兵驻守、闸坝启放、经费管理的制度设计。靳辅之后，张鹏翮、高斌等治河官员延续并完善治水体系，使黄、淮、运治理从应对河患走向统筹水沙关系、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主动治理，达到了传统中国国家治水能力的新高度。

靳辅所构建的治水体系，凝聚着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的深层智慧。一方面，治水成效依赖于国家政策方略，清代前中期，国家重视河务、漕运，保障了黄、淮、运治理百余年的政策连贯性。另一方面，治水实践反过来锤炼了国家的动员与整合能力，巨量资金的持续投入、跨省劳动力的调配、江南漕粮的顺利转运，将富庶区域的经济资源有效整合进国家的治理框架，展示出传统国家以大型水利工程实现政治、经济整合的卓越能力。

靳辅的治水理念与实践，诠释了治水的成效系于国家治理能力，大河安澜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战略重视与投入。今天，在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目标引领下，靳辅留下的黄、淮、运统筹治理理念及清口水利枢纽，既是重要的水利技术遗产，更是一份关于如何以强大治理能力驾驭复杂环境，以治水活动保障政治、经济、社会之稳定与发展的历史财富。

守牢能源强国建设的电力安全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我们必须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更加扎实有效做好电力安全生产工作，为能源强国建设守牢电力安全底线。

深刻认识守牢电力安全底线的重大意义

能源电力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电力系统将发生深刻变革，守牢电力安全底线意义重大。

守牢电力安全底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发展任务繁重，统筹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绿色发展、城乡建设各项重大任务，对电力供给的稳定性、可靠性、持续性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硬要求，安全可靠的电力保障是现代化建设须臾不可脱离的基础支撑。“十四五”时期，我国年均用电量增速6.6%，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相当于美国全年用电量的2倍多，超过欧盟、俄罗斯、印度、日本4个经济体的年用电量总和。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电力需求还将保持刚性增长，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将带动算力基础设施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必须坚决保障电力的安全稳定供应，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

守牢电力安全底线，是加快建设能源强国的重要支撑。持续稳定可靠的电力供给，是能源强国建设的坚实底气。当前，我国电气化率居于世界前列，预计到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80%左右，电力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更加凸显。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加速构建，源网荷储多元互动格局下电网运行复杂度持续增加，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牢牢守住电力安全关口、稳住能源保供基本盘，以高水平电力安全护航能源高质量发展。

守牢电力安全底线，是彰显我国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长期以来，电力行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电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着力强化电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面落实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不断完善安全治理体系，增强安全治理能力。“十四五”时期，面对新能源大规模集中并网、分布式能源和新型用能设施大量接入、危大工程作业量处于高位的形势，我国电力系统安全管理水平持续提升，电力人身伤亡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总体下降并保持较低水平，5年平均降幅超过34%和42%。未发生跨地市的大面积停电事件，未发生水电站大坝垮坝、漫坝等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事件，为社会发展、民生保障提供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

精准把握当前电力安全生产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我国能源发展进入高速发展与深度转型的叠加期，电力系统的结构和形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系统运行安全风险加大，极端自然灾害等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电力建设运维安全风险更加突出，电力安全生产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电力系统结构调整，稳定运行压力凸显。在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的过程中，电源、电网、负荷发生深刻变化，对电网运行产生深远影响。电源方面，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加快构建，“十四五”时期以来，新能源装机占比从24.3%提升到47.3%，新能源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的比重从9.7%提升到22.2%，预计到2030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将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高比例新能源渗透率将演变为新常态。煤电机组深度调峰等新工况考验机组安全运行能力和设备涉网性能。电源结构变化带来了电力系统潮流波动性、不确定性的大幅增加，低惯量、低阻尼、弱支撑特性将愈加明显。电网方面，大电网送受端、交直流、高低压电网耦合更加紧密，电网结构由“主网主导、配网辅助”向主配微网协同转变，电网运行方式更加复杂多变。负荷方面，各类新型负荷主体不断涌现，负荷由纯消费型向产消型转变，大量分布式光伏接入110千伏及以下电网，配电网源网荷储有源互动特征明显，负荷并网安全管理难度增大。

水电开发纵深推进，建设运维难度增加。水电工程大多具有高坝、高海拔、高边坡、高地震烈度、高水头、深厚覆盖层等特征，大型地下工程、大流量泄洪、高速水流消能、大容量发电机组普遍存在。强震的不可预测性、高边坡处理技术的可靠性和耐久性、高寒高海拔地区建筑材料力学性质的稳定性，以及深厚覆盖层基础处理技术的可靠性等技术难题，给工程建设质量和全生命周期运行安全带来严峻挑战，对工程建设和运行维护的技术专业性、管理规范性提出更高要求。尤其是，抽水蓄能电站水头高、地下工程复杂、施工现场布置局促、历史洪水资料不足，对工程建设和防汛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预计“十五五”时期新增注册备案大坝数量较“十四五”时期实现翻番，在册总量逾900座，抽水蓄能电站大坝占比将从当前的13.8%提升至约30%。与此同时，大坝运行时间持续增长，运行时间超过50年的水电站大坝数量将持续攀升，预计“十五五”时期将从目前的58座增长到74座，老旧大坝的安全评估、改造升级、退役处置等相关政策和技术储备亟待完善。

工程建设承压加剧，新型主体风险突出。“十五五”时期，电力工程建设保持高强度投入，海上风电、抽水蓄能、跨区输电、风电光伏基地项目集中落地，爆破开挖、高边坡施工、大型设备吊装等高风险作业规模居高不下。不少项目布局在高海拔、戈壁荒漠等自然条件恶劣区域，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多变。大规模工程同步推进造成施工资源分散摊薄，施工、监理等建设力量不足，现有管控手段难以完全适配大规模、广分布工程建设需求，工程本质安全建设仍存在薄弱环节。与此同时，参与电力工程建设、运行管理的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全国在建抽水蓄能电站投资主体已突破传统格局，呈现多元化趋势，新进入的工程业主、水电站运行管理单位经验不足、技术力量薄弱、行业要求不熟悉等新情况新问题突出。

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灾能力有待提升。全球变暖背景下，我国极端灾害性天气也呈现出点多、面广、并发、重发的特征，极端、突发、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且屡超历史认知和防御标准，电力设施面临巨大挑战。极端高温频次强度持续上升、台风平均强度波动增强、降雨带北移、覆冰带北扩等气候特征变化，使北方地区防汛防涝防冰压力持续增大。山地冰川消融加速、地震等威胁水电站大坝安全。

动真碰硬扎实做好电力安全生产工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电力安全事故发生，坚决防范遏制垮坝、漫坝事故发生，坚决守牢电力安全底线，全力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坚持政治引领，以铁的担当守牢安全底线。电力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把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地落实到电力安全各方面全过程，紧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部署，坚决纠治“重发展轻安全、重显绩轻隐忧、重善后轻预防”的错误倾向。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新型电力系统安全规划和运行的充裕性，统筹好源网荷储各要素和规划、设计、建设、运行、检修、应急等各阶段工作，把安全治理实效作为检验履职成色的硬核指标，为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

坚持人民至上，严法强治加强执纪问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摆在最高位置，始终把人民群众用上电用好电摆在首位，坚守安全底线。全面压实各级安全生产责任，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落地不悬空、执行不走样。持续加大电力安全监管执法力度，坚持动真碰硬、一查到底，对责任落实不力、防控措施缺位、履职失职失察的，一律从严追责、绝不姑息。健全安全治理体系，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大力推进行刑衔接，对触碰安全底线、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坚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坚决杜绝以罚代管、以罚代刑，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

坚持事前预防，提升电力本质安全水平。构建多层次安全技术标准体系，完善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等多环节标准，有序推动必要的推荐性标准转化为强制性标准，加快补齐安全生产标准短板，有效应对大电网安全、网络安全、极端天气等复杂安全形势。健全电力建设全周期闭环管理机制，实现建设质量动态管控，强化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健全完善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机制，将重大隐患当作事故来抓，持续加强重大隐患提级督办、责任倒查，实现主动降风险、识隐患、遏事故、保安全。

坚持科技兴安，培育电力安全新质生产力。电力系统是技术密集型基础设施，人工智能是建设能源强国、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推动人工智能与电力安全生产的深度融合，聚焦精准预警、装备攻关、工法革新三大重点，攻关安全运行决策、设备故障预测、人因风险识别、重大灾害智能感知等技术，推动危险工序无人化、复杂环境作业机械化，持续推进电力安全领域技术迭代、装备升级、模式创新，加快“人工智能+”电力安全场景赋能，促进科技创新深度融入电力安全生产全链条。

坚持文化铸基，固本润安厚植安全理念。安全生产文化是夯实电力安全生产根基、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长远之举。紧扣全国“安全生产月”部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以月促年、以文化人，推动安全理念入脑入心。以思想铸魂固本，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法规宣传和风险教育，引导干部职工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纠治麻痹思想、松懈心态，从思想根源拧紧安全生产“总开关”。创新安全宣教载体方式，深耕班组一线，推动安全理念转化为全员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以制度刚性塑形，坚持以制度管人、以标准管事，细化岗位安全履职规范，压紧压实全员安全责任，把隐患排查整治挺在前面，把应急能力练在平时，推动安全制度规定落地落细、常态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