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加快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健康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为我们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青岛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立足自身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科技创新等方面禀赋优势，以“山海康养名城、活力健康湾区”为目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康湾”，努力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把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摆在城市发展的优先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形势变化，我国居民健康需求与优质健康服务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青岛立足地处北纬36—37度“黄金宜居带”和环胶州湾独特资源禀赋，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人，占总人口的23.0%，失能半失能老年人3500多万人，认知症老年人约1500万人。青岛60岁以上户籍人口233.5万人，老龄化率27%，高于全国4个百分点，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增多，慢性病管理、运动康复、疗愈康养、旅居养老等领域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老年人对生活的期盼正在从“看得上病、治得好病”，向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全周期、复合型服务拓展。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就是要推动医疗、康复、养老、护理、文体等资源有机衔接、有效整合，进一步激发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是紧跟健康产业技术变革趋势、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现实需要。当前，全球健康产业正处在技术跃迁和需求扩张的交汇期，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康复辅具、智能康复、具身智能等领域加速发展，健康产业已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的重要方向。青岛健康科教资源富集，拥有康复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青岛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等高校院所；产业基础扎实，海尔、海信、英派斯等企业加快布局健康产业，“蓝色药库”、海洋食品等领域竞争优势初步形成；服务场景多元，涵盖康复医疗、机构养老、居家照护、智慧康养等领域，为健康科技成果转化、康养产品应用和新业态培育提供了丰富场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就是要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以康复为特色的现代健康产业体系，为城市内涵式发展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是发挥青岛资源禀赋优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健康需求的重大举措。青岛山海相依、湾城相融，拥有海湾、海岛、温泉、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及中医药、崂山道教养生等文化资源，享有“滨海疗养胜地”“中国最美海湾”等美誉，是联合国评选的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具备发展健康居住、旅居疗养、温泉康养、海岛康养、中医康养等服务业的良好条件。青岛卫生和养老服务基础扎实，“十四五”期间入选首批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城市并获评“优”等次，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示范试点，获批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成6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9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市养老机构数量达到297家，养老床位4.3万张，建成区市、镇街、村居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老年食堂超1400家，基本形成15分钟养老服务圈；作为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转型示范城市，长护服务覆盖城乡全域。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就是要将青岛的自然、人文和医养资源优势转化为健康发展优势，推出更多高品质、有特色的健康产品和服务，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优质、可及、暖心的健康生活。

发挥特色优势，加快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

城市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的关键载体，《“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把健康城市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青岛依托自身环胶州湾区域环境特点和山海湾城资源禀赋，把加快推进“中国康湾”建设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城市化表达和特色化实践，其中，“康”即“健康”，“湾”即“湾区城市”，核心是要将“全龄健康、全域康养”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努力打造活力健康的湾区城市。

打造健康科学技术创新基地。科技创新是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康湾”建设的重要引领。实践中，青岛坚持以创新平台汇聚资源、以协同攻关突破技术、以场景应用促进转化，推动科技、教育和临床应用协同贯通，加快把健康领域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群众福祉。建强创新平台。发挥康复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院所作用，聚焦健康科技前沿，布局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鼓励行业领军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深化产学研协作。支持健康领域企业与高校院所加强对接合作，聚焦脑机接口、康复辅具、康复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开展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力争形成更多健康领域创新成果。促进场景应用。建好康养领域具身机器人暨智能康复类产品训练验证中心，鼓励康复医院、康养机构与康复辅具企业搭建“场景供需联合体”，丰富康复辅具试用、机器人辅助训练等应用场景供给，吸引头部企业产品进场测试，推动产品开发、场景实践和成果转化深度融合、有效衔接。

打造健康产业发展高地。健康产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是“中国康湾”建设的重要支撑。实践中，青岛坚持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产业链延伸、以专业园区建设促进要素集聚、以经营主体培育增强发展活力，推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康复辅具、智能康复等产业集群化发展，加快形成具有青岛特色、较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的现代化健康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建立招商引资目标企业库，积极招引康复康养领域头部企业和创新团队，支持企业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开发康复辅助、生物医药等产品，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梯队。推进专业化园区建设。支持崂山区和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高新区、上合示范区等，依托自身产业基础，布局发展康复机器人、智能康复器械等产业，集聚一批重点产业链上下游项目，建设康复康养细分领域特色园区。丰富特色健康产品供给。挖掘海洋特色产品资源，大力发展以海洋寡肽、不饱和脂肪酸及南极磷虾等为主要原料的新型海洋功能性食品。加大保健食品研发力度，开发更多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健康需求的特种食品。

打造旅居疗养胜地。康养旅居连接生态资源、文化底蕴、医养服务与健康居住，是“中国康湾”强特色、塑品牌的重要内容。实践中，青岛坚持以健康旅居载体建设丰富承载空间、以特色康养产品开发提升服务供给、以跨区域旅居合作拓展市场空间，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加快塑造“山海康湾·活力青岛”康养旅居品牌。打造高品质健康居住产品。结合“好房子”建设，鼓励房地产企业联合专业康养运营机构、医疗机构，科学规划布局大型健康社区。推动存量商业办公、社区用房等植入康复医疗、健康餐饮、养老养护等功能，改造建设一批康复医疗公寓、旅居康养公寓。探索“森林+闲置房地产”“森林+空置宅基地”等模式，开发度假民宿、旅居小院等产品。做强旅居康养服务。依托海水温泉资源，引入知名温泉运营机构，发展温泉康养。依托竹岔岛、灵山岛、田横岛等海岛旅游开发，突出“一岛一特色”，发展海岛康养。依托崂山道教养生文化资源，开发适合不同康养群体的“食疗”“茶疗”等产品，发展疗愈康养。拓展新型健康消费。鼓励体检机构开展特病专检和重大疾病早筛早检，推广健康体检新产品。吸引健康消费品牌开设首店、旗舰店，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大力发展帆船、沙滩排球等特色体育运动，促进运动康复产业发展。

打造健康养老福地。大力发展养老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康湾”建设体现民生温度、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落点。实践中，青岛坚持以医疗康复服务体系夯实健康支撑，以社区嵌入式服务完善生活照护，以银龄健康消费拓展幸福场景，推动医、康、养、护、学、游、购等服务有机衔接，加快建设服务可及、照护连续、环境友好、消费活跃的康养友好型城市。提升康复医疗服务水平。发挥高水平医院辐射带动作用，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通过互联网医疗、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把康复医疗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打造长者康养驿站、医康养融合站点等复合型服务载体，推动设施错时共享、功能复合利用。支持既有养老机构设施升级改造，鼓励新建养老机构提供自理、介助介护、认知照护和舒缓疗护等服务，推动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向医养结合机构转型发展。丰富银龄健康消费。大力发展适老旅游、适老健身和智慧养老、健康管理等互动式消费场景。支持景区、商超、商业综合体、体育场馆等开展适老化改造，推出老年旅游专线、银发消费专区和主题促消费活动。

强化支撑保障，营造健康事业发展良好生态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资源要素向健康领域集聚、政策工具向重点工作聚焦、工作力量向项目一线下沉，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区域协作、社会参与的强大合力。

加强规划引领。高水平编制“中国康湾”五年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推动各区市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服务需求，形成分工协同、错位发展、联动推进的工作格局。统筹把握康养事业与康养产业、近期项目与远期项目、成熟产品与初期产品的不同特点，分类施策、差异运营，实现康养与文旅、体育、地产等业态深度融合。着眼于品牌塑造和战略引领，整合青岛都市圈、胶东经济圈优质资源，高水平办好康养产业博览会、场景对接会、养老服务供需对接等活动，在更高层面搭建项目、资本、技术、人才链接平台，持续提升“中国康湾”品牌辨识度、资源集聚力和区域带动力。

完善政策体系。依法依规优化康养社区项目土地、建设、配套和运营政策，提供覆盖规划、供地、建设、融资、运营的全链条支持，推动高品质康养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及高端康复医疗机构加快落地。鼓励金融机构对重点项目、养老机构、科技助残项目和康养服务主体提供融资支持，探索医康养设备租赁和直接股权债券融资模式。支持健康领域主体通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股权、债券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健康事业和康养产业。充分发挥医保战略购买的引导和赋能作用，深化康复住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放大长期护理保险先行优势，支持创新药械、康复技术及智能康养设备推广应用，完善线上购药、异地结算等便捷服务。

强化重点项目支撑保障。以项目为中心、产品为抓手，统筹推进重点项目招引建设和产业发展。聚焦康养地产、健康产业等领域和细分赛道，加强与央企、省属企业及行业头部企业对接洽谈，签约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国内外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和投入运营。同时，围绕地产、医疗、康养、文体等重点领域，聚焦审批服务、要素保障、场景开放等关键环节，创新推出“中国康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一类事一站办”服务模式。依托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整合跨部门、跨层级政务服务资源，设立线上线下受理专区，提供“陪伴式、全过程、增值化”服务。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推动土地、建设、医保、金融等政策协同发力，及时破解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取得实效。

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新时代“人才强青”计划、“海创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育提升工程，加大健康领域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支持康复大学加强学科建设，布局新兴交叉学科，提升康复医学、康复工程、康复治疗、智能康复等专业领域人才培养能力。鼓励在青高校、职业院校设置康复、养老、护理、健康管理等相关专业，推动院校、企业、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社团组织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培育专业化、职业化、复合型健康服务人才队伍，为“中国康湾”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作者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扩大内需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抓住扩大国内大循环这个关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确保“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目标如期实现。

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

2026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分析上半年统计数据，经济运行呈现出以下四个突出特点。

一是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引擎。上半年，5G智能手机、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7.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超过60%。单位GDP能源消耗同比下降1.9%。数据表明，我国经济朝着数智化、绿色化方向稳步前进。

二是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要动力。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贸易顺差3.99万亿元。出口大幅增长，为克服国内需求不足局面，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亮眼成绩是在外部封锁打压加剧的情况下实现的，来之不易。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增长20.1%，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5%；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0%和25.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分别增长68.7%、37.6%、35.6%。这充分反映出工业高质量发展成效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使进出口更加平衡，其中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反映了国内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旺盛需求。

三是消费和投资疲软凸显内需不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5.7%。消费和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消费的低速增长和投资的负增长，是需求不足的集中表现。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党中央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改变消费与投资疲软状况，是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重大紧迫任务。

四是供强需弱成为总供求关系中的突出问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是对总供求态势作出的新概括、新认识，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建成了庞大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投资结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多可归因于社会总供求失衡导致的经济波动。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又集中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要适应居民消费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的趋势，通过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一步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

围绕提高居民消费率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导致需求不足的原因，首先是多年来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率偏低。把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比较，1978—2000年，最终消费率年均62.8%；2001—2025年，最终消费率年均54.7%，前后降低了8.1个百分点。其次，长期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不足。这是导致居民消费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居民消费是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扭转供强需弱态势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居民消费率上，重点是优化环境、创新场景、减少限制。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继续提高居民物质消费水平的同时，注重满足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提高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在培育数字消费的同时，必须重视传统消费水平的提升。我国处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升级阶段，用于住房、汽车、教育、医疗、旅游等消费的开支处于快速增长期。对住房的改善型消费需求潜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住房需求巨大，应将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纳入保障房覆盖范围，为他们提供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廉租房，城市房地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取消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汽车消费政策如能把一些城市的购买管理改为使用管理，优化汽车限购，将释放出对汽车的巨大购买力和市政建设需求。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所得比重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使广大居民有钱能消费。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居民敢消费。放宽市场准入政策，放手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合作等民营经济。提高居民收入关键在扩大就业。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发展服务业。202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为57.7%，就业比重仅为49.4%。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制约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其中突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和入境旅游业的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科技研发、技术贸易、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专利使用费等。要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康养、社会保障、冷链物流、电商进村等公共服务业。要利用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扩大免签覆盖范围，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对服务业发展应当采取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政策。政府、企事业单位闲置的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等，应抓紧改制、推向市场、服务社会。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要素驱动力减弱，供需矛盾从“总量缺口”转化为“结构错配”。如何建立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是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任务。

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可有效扩大内需。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是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结果。当前，经济潜能同样存在于工业化、城镇化。总的来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现代化，是造成供强需弱的一个重要成因。因此，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以深化改革搞活农村经济，扎实搞好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活权，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让农民更多分享改革红利。

推进数智化、绿色化将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要求，这是对科技创新规律的新认识，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大战略。要立足于自主培养创新型人才，以科技创新打破“卡脖子”技术。加大对教育、科技和人才投资强度，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用数智化、绿色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业迭代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站在人类科技进步最前沿，应抓紧布局、加大投入，早日取得成果。

民间投资增长潜能亟待政策激活。民间投资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从零起步，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近两年，受多重因素影响，民间投资有所下降。面对这种情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民间投资的活力被激发出来，社会资本就能转化为更多有效供给，进而牵引创造新的需求，推动提升要素流动效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推动解决金融机构“不愿贷”、担保机构“不敢担”、中小微企业“贷不到”等痛点难点问题，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定向支持民间投资，着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门槛，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把高储蓄率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强劲支撑

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具有高储蓄率的特征，内需市场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消费潜力的释放并非自发实现，而是有赖于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引导，更离不开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有为调控。

储蓄率是没有用于当期消费的国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高储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经济潜能所在。但高储蓄也是一把双刃剑，供强需弱问题的出现，既是多年来高储蓄的结果，也是高储蓄的推动因素，两者互相叠加，制约着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应当运用分配杠杆把高储蓄转化为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入手，把高储蓄率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合理增长。这需要规划、财税、金融三大宏观调控杠杆密切配合、协同运作、综合施策。

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运用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通过财政贴息、降税、补贴和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把银行贷款和各类社会资金引导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的方向上来，引导到改善民生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来。各部门形成合力，规划部门应当给予支持的投资项目建议，财政部门确定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银行独立审查贷款企业偿本付息能力。对各部门出台的调控政策，应当对其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进行第三方评估和后评估。针对当前供强需弱问题，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部署，各级政府、企业和人民共同努力，抓住惠民生和促消费的结合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中国经济的主动力将更强劲，稳定锚将更牢固，发展空间将更广阔。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为什么要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近期，各种极端天气和灾害事件多发频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这一重要要求为我们防范风险、化解挑战、赢得主动、维护安全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

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在治国理政特别是应对风险挑战实践中的生动运用。底线思维，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思维方式，体现了对质量互变规律的深刻把握。底线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一旦突破，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底线思维强调坚守原则和不越红线，通过提前预判风险、制定应对措施，确保在最不利情况下仍能守住基本盘。极限思维，是立足矛盾运动规律，通过假设事物发展到极限状态来研判形势、指导实践。它强调以“极限状态”判断趋势，通过预设极端场景、推演重大风险，激发自身潜能以争取最好结果。如果说底线思维侧重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旨在“明下限”，即预先设定不能突破的最低标准、最低限度，那么极限思维则侧重突破极限、绝处逢生，强调的是“谋上限”，即主动考虑最坏情形、最不利条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本质都是用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一路披荆斩棘，始终秉持强烈的忧患意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提出全党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面对频发的台风洪涝灾害，经过深入调研和实战实践，鲜明提出“四个宁可”重要理念，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推动实现从“被动抗灾”到“主动防灾避灾”的重大转变。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多次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今年主汛期我国仍面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的严峻形势，近期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因此，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是在严守安全红线、做实极端备战基础之上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智慧。

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关键期，未来一段时间有些地方可能更热、更涝、更旱，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不容乐观。这就更需要我们以底线思维守住“不能退”的红线，以极限思维推演“最不利”的情景，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在“风雨大考”面前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堤坝。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知著能力，对各种潜在的风险要有科学预判，对症下药、综合施策。要强化应对灾害风险的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健全应急管理机制，提高防范标准，细化隐患排查，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力争风险早发现、人员早转移、险情早处置，以“四个宁可”理念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我们要立足极端情况，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考虑得更深入一些，把应对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一些，把应急应战的“工具箱”备得更充足一些。这就要求我们既要考虑“力所能及”，又要考虑“力不能及”；既要努力做到“都想到”，也要对“想不到”有所准备，以系统观念做好物资储备、人员配备、技术装备等各项工作，力争不出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

“心系群众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坐标。风险治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是为民治理。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最大的民生。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于担责、善于履责、全力尽责，坚持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加强风险科普宣传和应急管理能力培训，抓好群测群防群治，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基层是抵御灾害的第一线，要着重提高基层干部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不断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的坚实堡垒。

重要言论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的重点任务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绘就了“十五五”期间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蓝图。“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继续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就业提质扩容。

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规划》就产业和就业协同问题作出了明确部署，提出稳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挖掘新兴领域吸纳就业潜能、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

在任何时期，经济发展都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基本前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要依托。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无论是传统产业、新兴产业还是未来产业，相互之间都有着紧密联系，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不同角色，各自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而言，要特别注重处理好制造业的基础性地位与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问题。

保持我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和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对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处于什么发展阶段，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都不可动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创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也至关重要。当然，也应该看到，制造业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以及劳动节约型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容量下降。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不仅有利于保持就业形势的稳定，也有利于各个产业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的发展关系。

服务业的发展和就业岗位创造要紧密结合我国人口形势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使服务业的发展既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又能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首先，对服务业的需求不仅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不断增加，也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医疗、看护、照料需求增加已成为全球普遍的现象，中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也将会带来相应的就业需求增长。为应对少子化的趋势，增加婴幼儿照料的公共服务可以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成本，能够提升生育意愿，也会产生新的就业岗位。与一些人口转变完成得早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上述领域的就业比重明显偏低，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十五五”期间，要落实好“投资于人”的理念，不断增加对这些领域的公共投资，通过把养老服务、婴幼儿照护等家庭行为社会化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

其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在“十五五”及以后的时期，人力资本积累体系本身也将依然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部门。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教育、培训等部门仍然有扩展的空间。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激发社会各界办教育的积极性，提升教育的质量，加强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连接，我国人力资本积累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也可以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产业部门和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

最后，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高人力资本的年轻群体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例如，随着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不断提升，科研与技术服务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未来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积累的人才优势也可以在这些产业的发展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

促进重点群体就业

从人口形势变化的总体趋势看，在“十五五”及以后的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仍然不断减小。根据人口预测数据，如果以劳动参与率最高的20至59岁年龄组定义劳动年龄人口，该群体的规模在“十五五”期间将减少3967万人。但不同年龄组劳动者的情况有较大差异，而且，人力资本等其他群体性特征也使得就业创造和“稳就业”工作必须精准施策。

青年就业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共同难题。从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看，16至24岁年龄组的人口数量在“十五五”期间保持持续增长，到2033年前后才达到峰值。因此，大力促进青年就业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就业工作的重点任务。促进青年就业既要从供给侧入手，深化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强化技能对经济结构变化的适应性，还和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制度安排有关。促进劳动力流动，增强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功能将有助于增加青年的就业机会。

结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有针对性地为青年群体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换加速的关键时期，对青年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行业，大多是新兴的朝阳行业，要优先发展。在“十五五”时期，要落实好就业优先原则，切实为这些行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吸纳青年就业能力强的行业大多是与促进新质生产力相兼容的行业，支持这些行业的发展，既可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又能更好地解决青年就业问题，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通过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在“十五五”期间青年就业有望实现提质扩容。

此外，《规划》就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加强退役军人就业支持保障、强化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就业帮扶等作出针对性的安排。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提升就业服务工作的包容性，也可以在劳动年龄人口总体减少的趋势下，提升我国人力资源的利用水平。

积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就业的冲击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已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规划》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趋势，提出了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人工智能是新一代具有通用属性的技术革命，在很多产业和领域都有应用潜力，是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方向及其对就业的影响程度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从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与就业的相互关系及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实践看，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十五五”时期将是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发展的时期，要总结历史经验，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与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类似，人工智能技术虽然在认知型的工作任务上有新的突破，但其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属性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就业岗位的替代，但只要应对得当，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导致就业的总体下降。相反，可以通过互补效应、扩大有效需求等多种途径推动就业的增长。在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一规律反复得到验证。

“十五五”期间，要持续为新技术的就业效应创造条件。劳动节约型技术虽然在直接应用这些技术的企业和行业产生就业损失，但可以通过上下游关系，在其他企业和行业产生创造就业岗位的效应。还能够通过推动总体的经济增长，扩大总体的就业容量。因此，要持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价格形成与传导机制，使市场在上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断创造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通过提升生产率创造新就业岗位。

此外，人工智能对认知属性较强的工作岗位可能产生冲击，产生就业替代效应，要完善相关政策，及时保护在创造性破坏中受到损失的劳动者。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由技术进步导致的收入差距。

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

“十五五”时期，要把高质量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使高质量发展的过程成为就业提质扩容的过程，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使我国的就业调控体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需要。此次《规划》突出了宏观调控的就业优先导向，在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等方面明确了方案。

“十五五”期间，优化就业工作的政府职能分工，加强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促进就业的工作职能。落实就业优先目标，就是要使经济发展产生切实的就业带动效果。尤其是综合经济管理部门要像关注经济增长绩效、价格水平、资本市场一样，瞄准就业岗位的充分增长，避免出现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但劳动力市场形势并没有实际改善的情况。把握好宏观政策力度和节奏，根据经济和就业形势变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支持稳定和扩大就业。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使宏观政策发挥出最佳效果。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调控政策推动经济良性循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劳动力市场的平衡越来越依靠顺畅的经济循环，即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收入增长和消费扩大的循环。上述各个变量构成了经济系统运行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旦某一环节运转不畅，就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使经济循环恢复到正常轨道。

近年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就业失业统计监测是就业监测的基础性工作。完善的就业失业统计体系，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十五五”时期，要在现有就业统计体系的基础上，升级完善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就业失业监测网络，加强部门数据共享和地区工作联动，动态监测各类就业指标。同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升就业形势的科学研判和分析能力。汇聚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就业形势分析。根据“十五五”期间人口形势特点、外部环境变化、技术进步特征等，建立重点地区、重点行业企业、重点群体、重点时段就业监测和风险预警体系，提升就业风险监测预警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如何看待新动能贡献率超过四成

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成长态势，是观察中国经济转型成效的重要窗口。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交出了一份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中期答卷，其中具有标志性、富有含金量的结构性亮点，是以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这是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的直观印证，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突出，新动能在不断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

读懂超40%的贡献率，首先要把握数据背后的产业体量与发展态势，厘清新动能的核心构成与增长逻辑。当前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涵盖新兴产业崛起、传统产业升级、新业态新模式迭代的复合型动力体系，不仅包括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行业成长，也包括传统行业通过数智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提质升级。

值得关注的是，新动能呈现出“以小体量撬动大增长”的特征。经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工业领域新动能以两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五成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成为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新动能增长韧性持续强化，二季度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较一季度进一步加快，产业升级节奏持续提速，新动能贡献率并非短期脉冲式反弹，而是可持续、递进式的增长成果，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增长逻辑、发展模式的深层变革。

其一，增长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效率变革成为核心增量源泉。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投入，边际效益逐步递减。新动能之所以“新”，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突破了传统产业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换产出的增长范式，更多转向依靠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今年上半年，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达13.8%，研发创新、技术迭代逐步取代粗放式要素投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专精特新企业、全球灯塔工厂等创新主体持续发力，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4%，半数新增全球灯塔工厂落户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加快，经济增长的质效正在不断提升。

其二，产业结构从传统主导转向新旧协同，结构优化夯实增长底盘。过去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重化工、中低端制造业等传统产业，产业结构偏重、附加值偏低。经过多年转型发展的努力，如今新动能与传统产业形成了良性互补、双向赋能的格局。一方面，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等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开辟全新增长赛道，弥补传统产业增速放缓的缺口；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绿色技术全面改造传统产业，如石化、化纤等传统行业涌现生物质燃料加工、生物基材料制造等绿色细分赛道，今年上半年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3.0%、21.9%，传统产业焕发新生。中国经济逐步构建起“新兴产业领跑、传统产业提质”的双层动力体系，经济平稳运行得到更好的支撑和保障。

其三，供需循环从低端匹配转向高端适配，新需求牵引新供给落地。新动能的快速崛起，根植于消费升级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共振。在消费端，居民消费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向品质消费、服务消费、智能消费多元升级，今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远超商品零售额增速，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翻倍增长，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连续三个月超60%，绿色智能消费成为新风尚；在投资端，市场投资重心从传统基建、产能扩张转向科技创新、数字基建、绿色转型，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数字产业投资持续高增，精准匹配产业升级需求。新需求持续扩容牵引新供给迭代升级，新供给提质升级创造更多新需求，形成供需互促、良性循环的经济闭环。

从更深层次看，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是多年战略布局、独特优势、生态培育积累的结果。一是顶层设计持续发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系统布局数字经济、高端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赛道，完善科技创新、企业培育系列政策，为新动能成长提供稳定制度保障。二是产业体系优势凸显，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快速承接技术转化、落地创新成果，实现新技术从实验室到产业化、规模化的快速迭代，助力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崛起。三是数字技术全面渗透，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健全完善，为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筑牢底座，打通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数字壁垒，持续释放数字经济赋能效应。四是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科创企业等各类主体，积极投身创新发展、探索差异化路径，成为新动能培育的微观主体，为经济增长持续注入活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破局成势的关键阶段，新动能规模仍需扩容，部分核心技术、高端环节仍存在瓶颈，新业态监管、产业协同仍有优化空间。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持续深耕创新驱动，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夯实新动能技术根基。深化数智赋能，持续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拓宽新动能覆盖范围。培育优质经营主体，壮大专精特新企业、科创企业梯队，激活微观创新活力。畅通供需循环，持续释放智能、绿色、服务消费潜力，以需求牵引产业升级，推动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行稳致远。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加快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健康中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为我们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青岛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立足自身自然资源、产业基础、科技创新等方面禀赋优势，以“山海康养名城、活力健康湾区”为目标，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康湾”，努力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把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摆在城市发展的优先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形势变化，我国居民健康需求与优质健康服务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青岛立足地处北纬36—37度“黄金宜居带”和环胶州湾独特资源禀赋，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是顺应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亿人，占总人口的23.0%，失能半失能老年人3500多万人，认知症老年人约1500万人。青岛60岁以上户籍人口233.5万人，老龄化率27%，高于全国4个百分点，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随着老年人口增多，慢性病管理、运动康复、疗愈康养、旅居养老等领域需求也在持续增长，老年人对生活的期盼正在从“看得上病、治得好病”，向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全周期、复合型服务拓展。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就是要推动医疗、康复、养老、护理、文体等资源有机衔接、有效整合，进一步激发老龄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是紧跟健康产业技术变革趋势、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的现实需要。当前，全球健康产业正处在技术跃迁和需求扩张的交汇期，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康复辅具、智能康复、具身智能等领域加速发展，健康产业已成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的重要方向。青岛健康科教资源富集，拥有康复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青岛健康科技职业学院等高校院所；产业基础扎实，海尔、海信、英派斯等企业加快布局健康产业，“蓝色药库”、海洋食品等领域竞争优势初步形成；服务场景多元，涵盖康复医疗、机构养老、居家照护、智慧康养等领域，为健康科技成果转化、康养产品应用和新业态培育提供了丰富场景。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就是要促进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以康复为特色的现代健康产业体系，为城市内涵式发展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是发挥青岛资源禀赋优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健康需求的重大举措。青岛山海相依、湾城相融，拥有海湾、海岛、温泉、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及中医药、崂山道教养生等文化资源，享有“滨海疗养胜地”“中国最美海湾”等美誉，是联合国评选的中国最宜居城市之一，具备发展健康居住、旅居疗养、温泉康养、海岛康养、中医康养等服务业的良好条件。青岛卫生和养老服务基础扎实，“十四五”期间入选首批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城市并获评“优”等次，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示范试点，获批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成6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9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市养老机构数量达到297家，养老床位4.3万张，建成区市、镇街、村居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老年食堂超1400家，基本形成15分钟养老服务圈；作为全国长期护理保险转型示范城市，长护服务覆盖城乡全域。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就是要将青岛的自然、人文和医养资源优势转化为健康发展优势，推出更多高品质、有特色的健康产品和服务，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优质、可及、暖心的健康生活。

发挥特色优势，加快打造活力健康湾区城市

城市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的关键载体，《“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把健康城市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青岛依托自身环胶州湾区域环境特点和山海湾城资源禀赋，把加快推进“中国康湾”建设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城市化表达和特色化实践，其中，“康”即“健康”，“湾”即“湾区城市”，核心是要将“全龄健康、全域康养”发展理念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努力打造活力健康的湾区城市。

打造健康科学技术创新基地。科技创新是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康湾”建设的重要引领。实践中，青岛坚持以创新平台汇聚资源、以协同攻关突破技术、以场景应用促进转化，推动科技、教育和临床应用协同贯通，加快把健康领域科技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群众福祉。建强创新平台。发挥康复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等高校院所作用，聚焦健康科技前沿，布局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鼓励行业领军企业联合高校院所、上下游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深化产学研协作。支持健康领域企业与高校院所加强对接合作，聚焦脑机接口、康复辅具、康复机器人等前沿领域，开展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力争形成更多健康领域创新成果。促进场景应用。建好康养领域具身机器人暨智能康复类产品训练验证中心，鼓励康复医院、康养机构与康复辅具企业搭建“场景供需联合体”，丰富康复辅具试用、机器人辅助训练等应用场景供给，吸引头部企业产品进场测试，推动产品开发、场景实践和成果转化深度融合、有效衔接。

打造健康产业发展高地。健康产业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是“中国康湾”建设的重要支撑。实践中，青岛坚持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产业链延伸、以专业园区建设促进要素集聚、以经营主体培育增强发展活力，推动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康复辅具、智能康复等产业集群化发展，加快形成具有青岛特色、较强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的现代化健康产业体系。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建立招商引资目标企业库，积极招引康复康养领域头部企业和创新团队，支持企业围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开发康复辅助、生物医药等产品，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梯队。推进专业化园区建设。支持崂山区和青岛西海岸新区、青岛高新区、上合示范区等，依托自身产业基础，布局发展康复机器人、智能康复器械等产业，集聚一批重点产业链上下游项目，建设康复康养细分领域特色园区。丰富特色健康产品供给。挖掘海洋特色产品资源，大力发展以海洋寡肽、不饱和脂肪酸及南极磷虾等为主要原料的新型海洋功能性食品。加大保健食品研发力度，开发更多适合老年人咀嚼吞咽和营养健康需求的特种食品。

打造旅居疗养胜地。康养旅居连接生态资源、文化底蕴、医养服务与健康居住，是“中国康湾”强特色、塑品牌的重要内容。实践中，青岛坚持以健康旅居载体建设丰富承载空间、以特色康养产品开发提升服务供给、以跨区域旅居合作拓展市场空间，推动多业态融合发展，加快塑造“山海康湾·活力青岛”康养旅居品牌。打造高品质健康居住产品。结合“好房子”建设，鼓励房地产企业联合专业康养运营机构、医疗机构，科学规划布局大型健康社区。推动存量商业办公、社区用房等植入康复医疗、健康餐饮、养老养护等功能，改造建设一批康复医疗公寓、旅居康养公寓。探索“森林+闲置房地产”“森林+空置宅基地”等模式，开发度假民宿、旅居小院等产品。做强旅居康养服务。依托海水温泉资源，引入知名温泉运营机构，发展温泉康养。依托竹岔岛、灵山岛、田横岛等海岛旅游开发，突出“一岛一特色”，发展海岛康养。依托崂山道教养生文化资源，开发适合不同康养群体的“食疗”“茶疗”等产品，发展疗愈康养。拓展新型健康消费。鼓励体检机构开展特病专检和重大疾病早筛早检，推广健康体检新产品。吸引健康消费品牌开设首店、旗舰店，举办首发、首秀、首展活动。大力发展帆船、沙滩排球等特色体育运动，促进运动康复产业发展。

打造健康养老福地。大力发展养老服务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康湾”建设体现民生温度、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落点。实践中，青岛坚持以医疗康复服务体系夯实健康支撑，以社区嵌入式服务完善生活照护，以银龄健康消费拓展幸福场景，推动医、康、养、护、学、游、购等服务有机衔接，加快建设服务可及、照护连续、环境友好、消费活跃的康养友好型城市。提升康复医疗服务水平。发挥高水平医院辐射带动作用，深化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通过互联网医疗、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方式，把康复医疗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打造长者康养驿站、医康养融合站点等复合型服务载体，推动设施错时共享、功能复合利用。支持既有养老机构设施升级改造，鼓励新建养老机构提供自理、介助介护、认知照护和舒缓疗护等服务，推动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向医养结合机构转型发展。丰富银龄健康消费。大力发展适老旅游、适老健身和智慧养老、健康管理等互动式消费场景。支持景区、商超、商业综合体、体育场馆等开展适老化改造，推出老年旅游专线、银发消费专区和主题促消费活动。

强化支撑保障，营造健康事业发展良好生态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树牢“一盘棋”思想，推动资源要素向健康领域集聚、政策工具向重点工作聚焦、工作力量向项目一线下沉，形成上下联动、部门协同、区域协作、社会参与的强大合力。

加强规划引领。高水平编制“中国康湾”五年规划，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推动各区市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服务需求，形成分工协同、错位发展、联动推进的工作格局。统筹把握康养事业与康养产业、近期项目与远期项目、成熟产品与初期产品的不同特点，分类施策、差异运营，实现康养与文旅、体育、地产等业态深度融合。着眼于品牌塑造和战略引领，整合青岛都市圈、胶东经济圈优质资源，高水平办好康养产业博览会、场景对接会、养老服务供需对接等活动，在更高层面搭建项目、资本、技术、人才链接平台，持续提升“中国康湾”品牌辨识度、资源集聚力和区域带动力。

完善政策体系。依法依规优化康养社区项目土地、建设、配套和运营政策，提供覆盖规划、供地、建设、融资、运营的全链条支持，推动高品质康养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及高端康复医疗机构加快落地。鼓励金融机构对重点项目、养老机构、科技助残项目和康养服务主体提供融资支持，探索医康养设备租赁和直接股权债券融资模式。支持健康领域主体通过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股权、债券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健康事业和康养产业。充分发挥医保战略购买的引导和赋能作用，深化康复住院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放大长期护理保险先行优势，支持创新药械、康复技术及智能康养设备推广应用，完善线上购药、异地结算等便捷服务。

强化重点项目支撑保障。以项目为中心、产品为抓手，统筹推进重点项目招引建设和产业发展。聚焦康养地产、健康产业等领域和细分赛道，加强与央企、省属企业及行业头部企业对接洽谈，签约落地一批重点项目，推动国内外大项目加快落地、建设和投入运营。同时，围绕地产、医疗、康养、文体等重点领域，聚焦审批服务、要素保障、场景开放等关键环节，创新推出“中国康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一类事一站办”服务模式。依托重大项目服务保障机制，整合跨部门、跨层级政务服务资源，设立线上线下受理专区，提供“陪伴式、全过程、增值化”服务。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推动土地、建设、医保、金融等政策协同发力，及时破解堵点难点问题，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加快、取得实效。

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实施新时代“人才强青”计划、“海创计划”高层次人才引育提升工程，加大健康领域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引进培育力度。支持康复大学加强学科建设，布局新兴交叉学科，提升康复医学、康复工程、康复治疗、智能康复等专业领域人才培养能力。鼓励在青高校、职业院校设置康复、养老、护理、健康管理等相关专业，推动院校、企业、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和社团组织共建产教融合共同体。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培育专业化、职业化、复合型健康服务人才队伍，为“中国康湾”建设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作者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

完善知识产权跨境司法协作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我国知识产权有关法律规定域外适用，完善跨境司法协作安排。”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要素。随着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推进，创新活动、技术交易、品牌经营和内容传播加速跨境流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的跨境挑战日益凸显。从制度基础看，知识产权以地域性为重要特征，权利的取得和保护通常依赖特定法域的制度安排。而跨境纠纷往往涉及多个法域的主体、行为、市场和证据，仅靠单一法域内部的司法程序难以完全回应跨境权利救济的实践需要。完善知识产权跨境司法协作安排，有助于提升跨境权利救济效能，增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对于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建设，涉外知识产权审判实践不断深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稳步提升，为完善知识产权跨境司法协作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实践基础。同时，知识产权纠纷跨境化、复杂化、数字化趋势增强，跨境司法协作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在管辖协调方面，跨境知识产权纠纷往往同时涉及权利登记地、侵权行为地、损害结果地、服务器所在地、平台经营地、被告住所地等多个连接点，容易引发管辖竞合、平行诉讼甚至判决冲突。二是在送达取证方面，技术资料、平台数据、源代码、许可合同、交易记录等关键证据可能分散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既涉及司法协助程序的效率问题，也涉及数据出境、商业秘密保护和个人信息保护等的合法性要求。三是在判决执行方面，跨境知识产权纠纷中，被执行财产、侵权行为或者相关平台可能位于境外，导致胜诉判决在执行赔偿、落实禁令、制止侵权行为等方面面临现实障碍。四是在规则衔接方面，不同法域在侵权判断标准、损害赔偿计算、禁令适用条件、平台责任边界、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等方面存在差异，增加了跨境纠纷解决的不确定性。对此，应坚持系统观念，围绕管辖协调、送达取证、判决执行、规则衔接、多元解纷等重点环节，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跨境司法协作安排，不断提升知识产权跨境保护水平。

健全管辖协调机制，夯实跨境司法协作的程序基础。确定管辖权是解决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起点，也是防止司法冲突的重要环节。完善知识产权跨境司法协作安排，首先要合理确定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连接点，避免管辖依据过宽或者过窄影响司法公正和纠纷解决效率。对于传统知识产权纠纷，应综合考虑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地、损害结果地、合同履行地、权利登记地等因素，依法确定管辖基础。对于互联网环境下发生的知识产权纠纷，应更加重视网络行为的实际影响、商业活动的主要指向、目标市场的关联程度和证据集中程度，不能简单以网页可访问地、服务器所在地等技术性因素作为扩大管辖的依据。对于可能引发多国平行诉讼的重大案件，可探索建立案件信息通报、当事人诚信诉讼义务约束等机制，减少重复诉讼和矛盾判决。在依法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同时，也要注重程序公平和判决可执行性，推动形成更加稳妥有序的跨境管辖协调规则和机制。

完善送达取证机制，提升跨境纠纷解决效率。知识产权纠纷具有较强时效性，技术迭代快、市场变化快、侵权扩散快，如果送达和取证周期过长，权利救济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应充分运用国际条约、双边司法协助安排和国内涉外诉讼制度，进一步提高涉外文书送达、证据调查、身份核验、材料认证等程序的规范化和便利化水平。在数字化条件下，可稳步探索电子送达、远程询问、在线听证、电子证据交换等方式，降低当事人参与跨境诉讼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对于跨境电子证据，应进一步细化数据提取、固定、传输、翻译、认证和审查规则，妥善处理证据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和关联性问题。对于涉及源代码、技术方案、算法模型、客户名单、商业计划等敏感证据的案件，应健全限制披露、分级查阅、专家辅助审查等机制，既保障当事人举证权利，又防止因诉讼程序造成商业秘密泄露，实现权利保护与安全保障的有机统一。

加强判决承认与执行合作，增强司法保护质效。胜诉判决只有得到有效承认和执行，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保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2026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基于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972件，同比增长2倍，我国民商事裁判也得到越来越多国家承认和执行”。在此基础上，应在平等互惠原则和国际条约框架下，更加积极推动知识产权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合作。一方面，依托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多边平台，积极参与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推动互惠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适用条件进一步明确化。另一方面，在双边层面加强司法交流与协作，通过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等方式，拓展我国知识产权判决在域外得到承认与执行的渠道。同时，不断提高我国知识产权判决文书的说理质量，围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损害赔偿计算、公共利益考量等内容加强论证说明，增强判决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为我国知识产权判决在域外获得理解、承认和执行创造更好条件。

推动重点领域规则衔接，深化知识产权司法国际合作。知识产权跨境纠纷类型多样，不同领域的协作重点各不相同，应围绕高发多发领域加强规则沟通、经验交流和机制协同。例如，标准必要专利纠纷往往涉及全球通信产业链和多国平行诉讼，需要在专利权保护、标准实施、许可费率确定、禁令救济等方面加强规则协调，推动不同法域之间形成更加清晰、稳定的裁判预期；跨境电商平台纠纷具有数量大、传播快、主体分散等特点，需要围绕通知删除、重复侵权治理、有针对性地恶意投诉防范、平台责任认定等问题加强国际交流，促进司法保护与平台治理、行业自律有效衔接；数字版权纠纷涉及作品跨境传播、平台分发、用户上传、算法推荐等复杂场景，需要围绕网络传播行为认定、平台注意义务、临时措施适用、侵权内容处置等问题加强协作，提升数字环境下跨境权利救济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健全跨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司法保护合力。知识产权跨境纠纷专业性强、利益关系复杂，当事人既希望高效化解争议、保护商业秘密，也希望尽量减少纠纷对长期合作关系的影响。除诉讼之外，仲裁、调解、在线争议解决等机制契合跨境商事交往特点，应发挥更大作用。对于技术许可、版权交易、品牌合作、跨境电商、研发合作等合同型纠纷，可引导当事人依法选择仲裁、调解等方式化解争议。应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纠纷调解组织、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行业协会、专业服务机构等作用，推动诉讼、仲裁、调解、在线争议解决等方式有机衔接、协调联动，打通不同程序之间的材料互认、效力衔接通道，提升跨境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专业化、便利化和国际化水平。

积极运用人民调解化解基层矛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要发挥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从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来看，人民调解注重吸纳当事人参与、尊重当事人意愿、保障当事人平等协商，是人民群众依托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的有效方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调解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息争止诉”“无讼”等价值理念，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我们党在推进社会治理过程中，始终重视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积极作用。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组织调解委员会”和“参加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的主张；1943年，边区政府先后颁布《关于普及调解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政务院发布《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旨在“及时解决民间纠纷”。20世纪60年代，浙江诸暨枫桥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这一规定延续至今。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和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均明确了设置人民调解委员会及“调解民间纠纷”的职责。1989年国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施行，为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专门的法律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进一步深化人民调解参与信访工作对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的意见》《关于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基础性作用推进诉源治理的意见》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人民调解制度的程序性、专业性和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其作为中国特色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势持续彰显。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就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调解机制，巩固和扩大人民调解的独特优势。

注重扎根基层，及时排查矛盾隐患。《人民调解法》明确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定位为“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主要通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组织推选产生，都是人民群众相对熟悉甚至朝夕相处的“身边人”“本地人”，同时允许“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事等参与调解”。这种扎根基层的组织优势和人员优势，使人民调解在矛盾预警和风险排查方面具有天然敏锐性。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作用，就要强化其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功能，推动排查预警工作更加主动、深入、细致。例如，鼓励人民调解员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通过走访、谈心、参与社区活动等方式，及时发现邻里纠纷、家庭矛盾、物业争议等各类问题，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疏导。

坚持自愿平等，有效保障当事人各项权利。《人民调解法》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应当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实践表明，当事人参与程度越高、自主空间越大，调解的成功率和满意度也越高，矛盾化解的效果更加稳固。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的制度功能，应当将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位和自主权利贯穿调解全过程。在程序启动环节，应当充分告知当事人人民调解的性质、程序和效力，确保其知情权，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申请调解；在调解员选定环节，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权，允许当事人在规定范围内协商选定或申请回避调解员；在调解进行环节，应当保障当事人平等表达的机会，调解员要秉持中立立场，不偏袒任何一方，营造平等对话的氛围；在协议达成环节，严禁诱导、暗示甚至施压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确保协议内容基于双方真实意愿。一些地方推行“菜单式”调解服务，由当事人自主选择调解方式和时间，建立调解员回避制度和当事人投诉反馈机制等，有效保障了当事人的各项权利。

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有效疏导负面情绪。《人民调解法》规定，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前应当向当事人询问纠纷事实和情节，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听取陈述既是查明事实的必要环节，也是当事人表达诉求的重要途径。当事人通过陈述事实、申辩主张，其诉求得以充分表达，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为协商解决创造条件。调解员在听取陈述时，通过耐心倾听、适时回应等方式，让当事人感受到尊重，减少对立情绪。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功能，应当健全调解程序规范，细化听取陈述的操作规程，明确调解员在陈述环节的职责边界和行为准则，确保每一位当事人都能获得充分的表达机会。同时，将情绪识别、心理疏导等能力纳入调解员专业培训内容，切实提升调解员在听取陈述过程中的沟通疏导能力，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引入心理咨询师参与调解。此外，调解场所的环境应当体现人文关怀，营造安静、私密的氛围。目前许多基层调解组织已设立心理疏导室、谈心谈话室等，便于当事人卸下心理负担、充分表达诉求，使矛盾纠纷中积聚的负面情绪得以有序释放，防止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冲突。

创新调解方式方法，增强柔性解纷实效。从人民调解展开的具体过程和方式方法来看，调解主体之间的互动方式主要是“说服、疏导”等柔性方式，《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导等方式方法，促进当事人平等协商、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应当在坚持依法调解的前提下，注重从实践中总结提炼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情理法相结合的多种手段，不断提升调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纠纷的特点，综合采取“面对面”与“背靠背”相结合、集中调解与分别疏导相结合等方式，在充分了解双方真实意图的基础上寻求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适应新型技术发展形势，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视频调解、在线协商，打破时空限制，为异地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的调解服务，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我们还要注重推进人民调解的智慧化建设，着力降低当事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加强衔接联动，凝聚多元解纷合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有所长、互为补充，共同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制度合力。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多元解纷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需要加强与其他调解形式的衔接联动。一是强化与司法调解的对接。完善诉调对接机制，规范诉前委派调解和诉中委托调解的程序和标准，加强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的业务指导，健全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操作细则，提高司法确认效率，增强调解协议的公信力和执行力。二是强化与行政调解的对接。推动人民调解与治安、交通、医疗、劳动争议等行政调解资源的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健全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移送委托机制，形成优势互补。三是主动融入信访工作法治化进程。坚持访调结合、调解先行，对适宜调解的信访事项积极引导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化解，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同时，持续推进医疗、物业、知识产权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扩大调解覆盖面，使人民调解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上释放治理效能。

缩短新兴领域立法的“时间差”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领域蓬勃兴起，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的同时，也对法律制度的响应速度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加强新兴领域立法，一个重要要求就是缩短立法的“时间差”。

所谓立法的“时间差”，是指法律制度的供给滞后于新兴领域发展需求的现象。一项新技术、新业态从出现到规模化应用往往只需很短时间，而法律追求稳定性与权威性，一部法律从调研论证到审议通过通常需要较长周期。新兴领域技术迭代快、产业形态新，缺乏成熟的制度先例可循，许多规则需要在探索中逐步确立，难以一蹴而就。尽管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追求法律完全同步于技术发展的每一步发展，但可以通过优化立法机制，在遵循立法规律的基础上尽可能缩短这一“时间差”，使法律制度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同时，更加及时地回应新兴领域的发展需求。

提升立法的预见能力是缩短这一“时间差”的先决条件。新兴领域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项技术或产业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制度需求一般不是同步显现的。如果缺乏预判，等到问题充分暴露再启动立法，制度供给就会更加滞后于现实需求，法律干预的成本也会更加高昂。这就要求立法机关将工作重心适当前移，在新兴领域发展早期就介入跟踪研究，及时研判技术应用可能带来的制度问题。一方面，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新兴领域立法往往涉及前沿技术原理和复杂商业逻辑，专业门槛高、涉及面广，如果脱离产业运行实际，制度设计就容易失准失效。立法机关应当深入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准确掌握企业经营模式、技术应用场景和市场运行规律，让法律制度建立在扎实的数据与事实之上。同时，注重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作用，广泛听取科研机构、经营主体和行业协会的意见，使立法考量更加贴近产业实际，制度设计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强化前瞻研判，把风险防范做在前面。新兴领域发展往往伴随着复合型风险，具有隐蔽性强、传导速度快等特征，应提升风险预防的主动性，围绕人工智能、数据资源、算法治理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技术跟踪和制度预研机制，将有关立法适时纳入中长期立法规划，提前开展制度研究，做好立法储备。特别是探索构建算法伦理审查、数据跨境安全风险评估等事前事中预防性法律机制，提升法律应对复杂风险的能力，引导技术向善、产业规范发展，在保障安全的基础上释放创新潜力。

缩短立法“时间差”，还要注重立法形式的灵活性，根据新兴领域的不同情况统筹运用多种立法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大块头”式的立法模式固然系统全面，但面对快速迭代、瞬息万变的新兴领域时，可能面临立法周期过长的困境。对于尚处于探索阶段、规则尚未定型的新兴领域，可以更多运用“小切口”立法方式，聚焦突出问题，有几条立几条，管用几条制定几条。近年来，不少地方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数字贸易、合成生物等新兴领域，多地陆续出台专项法规，这些法规切口小、周期短，较好适应了新兴领域快速变化的特点，也为国家层面立法积累了经验。对于基本原则明确、制度框架清晰但需要根据实践发展不断完善的领域，可以通过授权地方先行先试、制定暂行规定等方式，为制度成熟留出空间，避免延误立法时机。同时，新兴领域发展带来的治理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交叉性和综合性，往往涉及多个法律部门。以数字经济为例，其立法事项同时涉及数据资产确权、市场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等多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部门法的边界。这就需要贯彻系统观念，注重各法律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避免因规则分散和制度冲突而增加制度供给的时间成本。

“时间差”问题说到底是制度供给的时效问题，但追求时效不能以牺牲立法质量为代价。如果制度设计脱离产业发展的阶段和运行实际，法律出台后将难以有效施行，反而会增加修法成本；如果规则过于刚性、缺乏调适空间，随着产业发展又可能产生新的不适用。高质量的立法，应当在与产业发展的互动中不断完善和发展。一方面，在制度设计之初，立法者就应通过较为包容、开放的规则安排，最大限度地降低新兴领域发展的不确定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新兴领域在发展初期往往伴随高度的试错性，若过早适用太过严苛的禁止性规范或管控型条文，可能抑制经营主体的探索积极性。因此，在立法过程中，应根据技术发展特点和产业运行规律，通过适当设置疏导性、支持型条款，为创新活动提供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例如，在低空经济领域，深圳、广州等地出台的有关条例，普遍采用“鼓励+规范”的制度设计，在明确支持方向和应用场景的同时，对安全保障等方面作出必要规制。这种思路在产业成长阶段着重发挥立法的引导和保障功能，有助于为经营主体提供清晰的制度预期，在促进发展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点。

另一方面，鉴于新兴领域的技术演变活跃，部分规则在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适用范围偏差、责任划分模糊、执行成本过高等新问题，可能导致现行法律条文出现“老化”，这就需要法律具备动态调节的能力。可以通过建立严格的实施情况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制度运行中的问题，尽量确保法律制度的执行能力和迭代能力同新兴领域的发展同频同步。当前，我国在新兴领域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制度实践经验，应加强对典型案例、行业发展情况和社会反馈的分析，将成熟经验及时转化为制度设计，并为未来的技术发展和产业变革预留必要的制度空间，使法律制度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兼具适应性。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强优精美发展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以下简称华电重庆公司）党委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强优精美”差异化发展策略，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中交出高分报表。

锚定“做强”企业，在服务“国之大者”中校准发展坐标。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华电重庆公司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始终将能源保供作为最大民生，“十四五”以来，年发电量从34亿千瓦时跃升至最高峰62亿千瓦时，连续5年高于区域装机占比，能源保供获地方政府多次致信感谢。2026年6月，国内单机容量最大、效率最高的F级重型燃气机组——华电重庆潼南燃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产发电，每年可节约标煤2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万吨，绿色低碳效益显著。实施“点亮重庆电绿巴渝”满天星行动，新能源新增投产规模及项目转化率区域领先，资产规模从40亿元增至102亿元，运营容量从120万千瓦突破到304.2万千瓦。积极探索“风光储充一体化”“新能源+交通”等集成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多能联供”发展模式，清洁能源占比从0提升至67%，以央企实干担当书写服务国家战略、赋能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能源答卷。

锚定“做优”企业，在提质增效中锻造竞争优势。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华电重庆公司坚持精益管理，既做显功也做潜功，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资产负债率等关键经营指标均超额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为“十五五”开局奠定良好基础。连续3年开展合规风险“大起底、大排查”，坚决杜绝盲目决策和短期行为。健全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配套制度，建立干部履职表现积分制和负面清单，常态化开展“即时奖励考核”，形成“奖优罚劣”鲜明导向。强化年轻干部培养，推行“主任专员聘任制”“专项工作项目经理制”，创建“华渝微学习+”轻量化学习平台，构建“四大积分银行”，开展“上下联合订单式”培养，推动基层班组核心业务回归，持续打造“四力”学习型组织，涌现出“十大奋进者”、全国能源行业“金牌技工”等10余名优秀人才，员工队伍从300余人壮大到600余人，梯次衔接的高素质队伍全面成型。

锚定“做精”企业，在价值创造中彰显匠心本色。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们要倡导精细化的工作态度，善于在精细中出彩。华电重庆公司创新构建“1+3+N”安全生产责任制评价体系、反违章积分管理体系，连续4年将“三摆一谈”警示教育作为开年第一会。连续实现安全环保“三零”目标和煤机“零非停”，机组各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连续7年获评重庆市“环保诚信企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2项科技成果入选国资委“1025”三期攻关任务及国家重大专项课题。积极落实“人工智能+”行动，一体化打造“华渝智”系列数智平台，“华渝小智”DeepSeek赋能管理提升。“华渝智安”实现穿透式全覆盖安全监管，“华渝智运”实现生产经营管理全面数智化，“华渝智检”以人工智能赋能精品大修。依托科技创新，打造璧铜线轨道交通“光储直柔”项目、巫山廊道光伏、北碚广仁“风光储充数智一体化”等一系列具有标杆意义的绿色示范项目。

锚定“做美”企业，在传承红色基因中擦亮品牌形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华电重庆公司深化实施“四力四推”党建工程，打造“绿水青山映红岩”党建实践案例，创建“华渝红岩党支部”矩阵，精心培育“红脉·梅洁”廉洁文化，连续两年在上级公司党建工作责任制考核中获评A级。“绿水青山映红岩”项目获重庆市国资系统党建工作改革创新“揭榜挂帅”优秀成果，为电力行业唯一获奖项目。构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级联学、三种能力、五维评估“335”机制，完善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创新“四个第一”闭环落实机制，连续两年被上级公司评为“第一议题”综合评估优秀企业。公司系统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模范职工之家、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等70余项省部级以上荣誉，潼南燃机项目投产被10余家主流媒体报道，中国华电在渝品牌价值和影响力不断彰显。

（作者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切实提升楼宇党建工作质效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在这重要历史节点，上海华滨党支部坚持服务生产经营不偏离，把提高企业效益、增强企业竞争实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推动党的组织建在楼宇、党小组设在楼层、党员示范在工位，以改革发展成果检验党组织工作成效，扎实推进新兴领域党建“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相统一，充分发挥国有企业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近年来，上海华滨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华滨）党支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紧紧围绕中央企业“三个服务”的职责使命，立足“投建运管一体化”和“后勤服务保障”两大平台定位，聚焦上海华电大厦运营管理和保值增值主责主业，做实做细做优“暖企驿站”服务品牌，探索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为魂、企业服务为本、资源联动为要、赋能发展为效”的楼宇党建工作路径，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党建引领把稳正确政治方向

政治属性是国有企业的根本属性，讲政治是第一位要求。上海华滨党支部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写入公司章程，把党建工作嵌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明确党组织在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锤炼党性修养、强化实干担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楼宇、进企业、进人心。主动服务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等战略部署，将服务集团公司主责主业作为根本使命，为系统内9家在沪单位顺利入驻提供坚强保障，为39家外部租户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同时主动融入浦东新区世博地区党建工作格局，与上钢新村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党支部结对共建，在服务大局中把牢方向、在融入发展中彰显担当。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向发力。

以组织覆盖织密楼宇党建组织体系

基层强则堡垒固，组织实则事业兴。上海华滨党支部对标“四强”党支部建设目标，深化实施集团公司“四力四推”党建工程，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基本制度，推动基层党建从“标准化”迈向“规范化”、从“规范化”跃升“品牌化”。针对商务楼宇党员分布散、流动大、组织难的现实特点，牵头组建华电大厦楼宇党支部，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台账，动态掌握底数、精准落实教育管理，切实做到“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积极探索“多企联动、以楼带企”党建工作模式，联合上钢新村街道党工委、街道营商服务中心，帮助符合条件的入驻企业组建党组织，围绕组织设置、党员教育、主题党日、制度建设联建共建，扎实推进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推动楼宇党建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深度拓展。在楼宇内推行“红色楼事会”议事协商机制，定期组织楼宇企业、党员代表、物业方共商共议，把矛盾化解在楼宇、把共识凝聚在一线，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员突击队的设立，让组织优势嵌入楼宇治理每一个环节，一名党员一面旗、一个支部一堡垒。

以服务集成打造楼宇发展“生态圈”

把党建工作融入服务企业、服务发展一线，以高质量党建赋能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华滨党支部深刻把握中央企业“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使命，将价值创造理念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坚定不移推动物业服务向“标准化、数智化、集约化”转型升级，取得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体系”认证证书，持续擦亮“华滨”服务品牌。主动加强与集团公司在沪及长三角区域系统内企业的沟通联系，畅通上下游、关联方、协作方合作渠道，圆满完成中国品牌博览会集团公司主题展会等重大保障任务，让“楼宇就是生态圈、入驻即入链、服务即赋能”成为华电大厦鲜明标识。推行“一户一策”差异化服务，围绕人才、融资、用工、法务等关键事项，逐户摸清需求、逐企定制方案，扎实落实小微企业租金减免政策，真金白银为大厦租户降本纾困，推动服务从“单项供给”迈向“集成供给”、从“办公空间提供者”跃升“综合性楼宇服务运营主体”。以“暖企驿站”为纽带，构建起“楼宇—社区—政府”三位一体联动机制，将其打造成集政策宣贯、企业服务、资源对接、党群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载体，充分彰显央企楼宇的政治属性、服务属性和示范价值。入驻企业的获得感、归属感、认同感不断增强，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日益强劲。

以实际成果检验楼宇党建成效

加强党的建设意义重大，来不得花拳绣腿、容不得半点虚功，必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抓实抓细抓到位。上海华滨党支部按照“重实干、做实功、求实效”的工作要求，以华电置业党委“能力作风建设年”专项行动为抓手，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深入，切实把党建工作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深入推进华电奋进文化知行合一行动，把学习教育纳入干部轮训和全员培训课程，同时用好先进典型和反面案例这“两面镜子”，深刻检视剖析，在守纪律讲规矩的前提下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以身边榜样诠释奋进精神、以鲜活案例解读政绩内涵，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搭建比学赶超、争先创优平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上海华电大厦有效出租率持续保持世博片区第一，客户满意度始终保持在99%以上，实现连续安全生产5361天。公司先后获评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文明创建单位、消防安全先进集体，集团公司文明单位标兵、安全环保先进企业等荣誉称号。上海华电大厦楼宇党支部荣获浦东新区“新时代先锋堡垒”等。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以高质量党建有力引领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新时代国企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

（作者系上海华滨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助力医院医疗服务提质升级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公立医院作为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中坚力量，不仅履行着救死扶伤的职能，更肩负着落实健康中国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政治责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释放、价值观念多元交织等复杂形势，如何确保公立医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高质量发展，成为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的重大课题。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它不仅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重要手段，更是提升治理能力、激发内生动力、塑造行业形象的关键支撑。兰州石化总医院作为区域医疗服务的“主力军”，着力构建新时代公立医院“大思政”工作格局，推动其深度融入医院治理全过程，实现思政铸魂、实干兴业。

思想政治工作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公立医院的高质量发展，绝非仅指经济收益的提升，其本质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体现公益性、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系统性跃升。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坚强的思想引领和高度的政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新时代医院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证。

首先，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公立医院的政治属性不偏移。我国公立医院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医疗资源具有稀缺性，若缺乏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引导，极易受逐利思潮侵蚀，出现过度医疗、服务冷漠、公益弱化等问题，偏离初心使命。兰州石化总医院坚持多层面系统化开展政治理论教育，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筑牢了“为谁服务、为何发展”的政治根基，确保医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

其次，思想政治工作凝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医护人员是医疗服务的核心主体，其职业精神、价值取向、心理状态直接决定医疗质量与患者体验。当前，随着医疗行业改革的深化、医患关系复杂化，加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医护人员普遍面临高强度、高风险、高情感投入的工作环境，职业倦怠、焦虑抑郁、价值迷茫等问题日益凸显。通过常态化谈心谈话、心理咨询、对生活困难人员救助等方式，可缓解医护人员工作压力，增强其职业认同感、社会尊崇感和组织归属感。兰州石化总医院坚持开展“院长接待日”、科室座谈会，设立“职工意见箱”，积极回应医护人员的情感诉求与精神需要，引导医护人员将个人成长融入医院发展大局，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强大合力。

最后，思想政治工作塑造现代医院治理的文化软实力。高质量发展不仅依赖制度约束，更需文化浸润。“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正是思想政治工作长期培育的结果。这种文化基因渗透于诊疗流程、服务细节、团队协作乃至科研攻关之中，成为提升患者满意度、优化医患关系、增强组织韧性的深层支撑。可以说，没有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就难以形成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和创新力的医院文化生态。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与医院治理深度融合

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实起来活起来强起来，必须打破“就思政抓思政”的局限，主动嵌入医院运行的全链条、各环节，实现从“附加项”向“融合剂”、从“软任务”向“硬支撑”的转变。当前，应重点聚焦党建引领、业务发展、文化建设三大融合路径。

一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党的领导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公立医院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将思想政治建设纳入医院章程和“三重一大”决策程序，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推动党支部建在科室上、党小组设在诊疗团队中，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部署、同推进。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推动医疗攻关、服务优化的具体行动。兰州石化总医院围绕“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能力”“推进智慧医院建设”等中心任务，设立党员先锋岗、攻坚突击队，让党旗在一线高高飘扬。积极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红色经典诵读”“党史知识竞赛”等活动，组织医护人员赴革命老区、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实地研学，参观纪念馆、聆听革命故事、重走红色足迹，邀请老党员、老战士走进医院，讲述革命经历与奉献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医护人员的爱国情怀，主动担当作为。

二是与业务发展同频共振。打破“思政归党群、业务归临床”的割裂思维，将思想政治要求有机融入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全过程。兰州石化总医院提倡“以患者安全为中心”的理念，建立“医德医风积分制”，将参与志愿服务、收到患者表扬信等情况纳入量化评价，并与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绩效分配直接挂钩，形成“干得好也要品德好”的鲜明导向。积极探索“思政+学科建设”“思政+科研创新”等新模式，让思想政治工作真正成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

三是与文化建设有机统一。医院文化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外化载体和情感纽带，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落脚点。要从思想引导与实践培育两方面入手，通过医德医风改进、服务流程优化、就医环境改善、人文关怀举措落实等方面，建设“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文化，让医护人员深刻认识到“医者仁心”的职业内涵，摒弃功利思想，将患者需求放在首位，形成“以奉献为荣、以服务为责”的良好氛围。兰州石化总医院总结提炼医院精神、设计院徽院训、建设文化长廊、举办“文化节”，传播医院发展故事、名医成长故事。常态化开展“最美医生”“优秀医师”“医德标兵”“服务明星”评选宣讲活动，让医护人员学有榜样、行有示范，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时，拓展思政教育的实践场域，组织开展“健康下乡”“义诊进社区”“关爱特殊群体”等公益活动，让医护人员走出医院、走进社区、村镇，在为群众提供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厚植为民情怀，增强服务意识与社会责任感；鼓励医护人员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援、援助医疗等工作，在重大考验中锤炼意志品质，践行医者使命，真正实现“知行合一”。

构建新时代公立医院“大思政”工作格局

思想政治工作提质增效，必须依靠系统完备、协同高效、保障有力的制度体系支撑，形成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联动、全员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

其一，健全组织领导机制。成立由党委书记为主要负责人的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部署重点工作。制定《思想政治工作年度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时间节点与预期成效。将思想政治工作纳入医院发展规划、年度工作重点，形成职能部门协同推进的工作责任制。对思想政治工作不力、出现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单位，严肃追责问责。

其二，完善协同联动机制。打破党群、行政、临床之间的壁垒，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兰州石化总医院党委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党群部门强化舆论引导、典型宣传和丰富职工文体活动，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医德医风监督，临床科室主任、护士长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在晨会、交班、质控会议中融入思想动态分析与价值观引导，进一步激发医护人员医疗服务的主人翁意识。

其三，创新方法载体与科学评价体系。顺应数字化、智能化趋势，建设集学习、交流、反馈、评估于一体的“智慧思政”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职工思想动态、兴趣偏好与关注热点，实现精准推送、个性辅导，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兰州石化总医院积极推广情景模拟、案例复盘、角色扮演、沉浸式研学等互动式、体验式教育方式。同时，建立了科学的思想政治工作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既评价政治学习参与度，也评价医德医风，将考核结果与评优评先、职称晋升直接挂钩，引导广大医护人员热心为群众服务，营造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推动医院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

〔作者系兰州石化总医院（甘肃中医药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党群工作部部长〕

德州：绿色“吨半粮”夯实粮食安全之基

仓廪实，天下安。

德州因黄河而名、因运河而兴，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明清时期，德州仓是全国四大漕运粮仓之一，源源不断的谷粟经京杭大运河运往京畿。如今，德州是全国5个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试点市之一，粮食产量常年稳定在150亿斤以上，以占全国0.5%的耕地生产出1.1%的粮食，2025年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收达到1173亿元。

2026年6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听取“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德州赓续奋进之志，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忠诚担当、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定扛牢产粮大市责任使命，让更高水平的“齐鲁粮仓”装上更多德州粮。

白茫茫的盐碱地上长出绿色“吨半粮”

德州地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历史上黄河多次改道，形成了大量盐碱、涝洼地。20世纪60年代，德州盐碱地多达360万亩。“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年年白忙活，只见播种不打粮”，老百姓常年难脱温饱困境。

经过几十年接续奋斗，白茫茫盐碱地蝶变为沃野良田。回顾粮食产能提升历程，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我们称之为德州粮食生产的3个版本。

1966年，国家探索开展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综合治理，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指导下，德州开启了艰苦卓绝的盐碱地治理攻关，探索出“井、沟、平、肥、林、改”六字综合治碱法，形成的“禹城经验”在全国多地推广。1984年，德州整地市粮食亩产平均过千斤，实现粮食自给有余，既让群众吃饱饭又为国家作贡献。这是1.0版。

2004年，德州乘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东风，在全国率先提出“吨粮市”建设目标。经过5年努力，成为全国首个“亩产过吨粮、总产过百亿”的地级市。这是2.0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出台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广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空前高涨。2021年，德州在全国率先探索“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农业农村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签订《共同推进现代农业强省建设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支持德州市创建“吨半粮”市。“吨半粮”，简单讲就是小麦亩产超过1300斤、玉米亩产超过1700斤。2024年德州“吨半粮”产能地块达到130万亩，2025年达到158万亩。5年间，“吨半粮”引领区年亩均增产84斤，带动全市粮食总产年增1亿斤以上。这是正在推进的3.0版。

从1984年到2004年，再到2024年，粮食产能每20年左右时间跨上一个大台阶，百万亩盐碱地建成“鲁北粮仓”，“吨半粮”装满了农民粮袋子。

当前，德州正抢抓国家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机遇，接续实施绿色“吨半粮”产能建设工程，集成推广“土、肥、水、种、管”全链条绿色高产高效技术，实现粮食丰产与生态保护共赢，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端牢饭碗要有“硬把式”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快落地，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德州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探索出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吨半粮”模式。

2025年山东遭遇历史罕见秋汛，冬小麦播期普遍推迟20天以上。今年开春，苗小苗弱，灌浆后期又遇连续阴雨。极端天气考验下，德州今年夏粮总产78.91亿斤，实现单产、总产、面积“三增”，有力验证了“吨半粮”模式在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方面的“硬实力”。

高标准农田筑牢“吨半粮”建设根基。高质量实施良田建设工程，聚焦“田、土、水、路、林、电、技、管”综合施策，实现耕地“田成方、林成网、渠相连、路相通、旱能浇、涝能排”，让每一寸耕地成为丰收沃土。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832.2万亩，占耕地总面积85.2%，德州成为全国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市。坚持耕地数量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起抓，创新“管地护地增地”模式，“十四五”时期全市净增耕地30万亩，坚决守牢耕地保护红线。

现代水网畅通“吨半粮”建设命脉。德州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的1/10。我们严格落实“四水四定”，统筹推进全域水系连通与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十四五”时期投资280.2亿元实施马颊河、徒骇河治理等重点水网建设项目200余个，实现河河畅通、河库专通、库库连通。去冬今春实施50万亩低洼易涝地块综合治理，畅通灌排“最后一米”。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实现省水省肥省工、农业增产增效。

科技为“吨半粮”建设插上腾飞翅膀。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健全良种育繁推体系，大力选育适合本地水土、抗逆高产良种，建设省级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4个，其中3个入选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吨半粮”建成区良种覆盖率、包衣率均达100%。聚焦农机作业规模化、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加快推进农机装备更新换代行动，“吨半粮”建成区全面普及高性能播种机播种和无人机植保作业。与15家高校院所建立合作关系，针对粮食高产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千余名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联千家、带万户”行动。

社会化服务织密“吨半粮”建设保障网。坚持规模经营抓大户、合作社经营聚散户，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万家。发挥农村党支部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领办农民合作社1692家。建设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116处，涵盖“耕、种、管、收、烘、储”全链条，实现涉农乡镇全覆盖，切实让广大农户种地少操心、增收有底气。

2025年，农业农村部在德州召开黄淮海大面积单产提升推进会，“吨半粮”建设模式向全国同类产区推广。今年5月1日，德州牵头制定的《黄淮海地区小麦玉米周年产能提升技术规范》正式实施，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农业行业标准。

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德州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重大使命。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

山东省委、省政府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之路。德州立足粮食主产区实际，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因地制宜推动地域相邻、产业相近、人文相通的村庄产业联营、治理联动、服务联享，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截至目前，累计建成绿色粮仓、农文旅融合等乡村振兴片区104个、覆盖村庄1173个，推动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多方共赢。

围绕打造京津冀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德州做强“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推动粮食全产业链加工增值，把每一粒粮食“吃干榨净”，实现卖原料向卖产品转变。从金黄的麦穗到各类功能食品，小麦产业链越拉越长，年加工能力达到130亿斤。玉米经过精深加工变身阿洛酮糖等高附加值产品，身价增值数十倍，功能糖产品占据全国70%、国际35%市场份额。大豆分离蛋白占据全国市场“半壁江山”，大豆胰蛋白酶抑制剂、药用活性肽等产品国际市场价格远高于黄金，实现了从“论吨称重”到“论克计价”的华丽转身。

着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德州扒鸡从运河码头风味小吃成长为享誉全国的城市名片，串起养殖、加工、文旅广阔商机。乐陵金丝小枣加工成金丝枣酒、红枣酵素等产品，带动数万枣农增收致富。从田野到工厂再到市场，“德州味”香飘全国，已完成5批“德州味”区域公用品牌认证，授权企业131家，覆盖产品近200种。作为传统产粮大市，德州正蓄力变身为“食品名市”。

沃野无言，耕耘不息。牢记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德州愿以一域稳产丰收助力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奋力谱写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篇章。

（作者系德州市委书记）

家书中的长征往事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90年来，长征精神激励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胜利。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盘点与长征有关的家书，重温革命先辈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思亲念家的人伦亲情，一次次令人动容。一行行滚烫的文字背后，是一段段值得永远铭记的历史。

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

在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陈列着多封红军发自战地的家书，其中一封的作者是李骏。李骏是于都县罗坳镇塘头村人，1926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之后回乡组织农民武装。参加了赣西南苏区的创建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李骏随部队到达于都河畔集结，他在离家不远的石尾渡口指挥部队过江。因为离家近，师长主动批准他回去与家人告别。然而为了大局，李骏婉言谢绝，一直坚守岗位。当全师指战员渡江之后，李骏又随部进军到于都县牛岭。在全师做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准备的空隙，他提笔给时任于都罗坳区委妇女部部长的妻子钟华英写了一封短信，委托一位地方干部代交。后来，这封信辗转送到了钟华英手中。

妻：华英

我已远征而去。何日返乡，无可料之。望妻上尊高堂，下抚孩儿，替我尽孝尽责。我已立志革命，而现革命尚未成功，我必将继续为之。革命不成功，我不回家，成功之日见。

李骏书

1934年10月

寥寥数语，饱含柔情与壮志，尽显热血与担当。这封不足百字的短笺，既是夫妻间的离别信，更是一份赤诚的革命宣言。随后，李骏随部队踏上了凶险的长征路。1935年1月28日，在贵州遵义青杠坡战斗中，时任红3军团第6师代理参谋长的李骏率领突击营杀向敌阵，不幸中弹牺牲。

万里长征，在所不辞

高捷成，福建漳州人。在省立二师学习期间，深受民主爱国进步思想影响，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早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后离开国民党军队，考入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学习，后又到上海中南银行工作。1930年春，高捷成回到家乡漳州，在其宗叔高开国的百川银庄里当出纳。此时，闽南游击队蓬勃发展，但枪弹武器、经费严重缺乏，他先后从其宗叔银庄悄悄拿出2万多块银圆，支援红军闽南游击队活动。1932年，高捷成到江西瑞金，参加苏维埃国家银行工作，创立红军会计制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高捷成参加了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随中央军委第二野战纵队第15大队转移，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12月毕业于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1937年4月10日，他在延安给宗叔高开国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自己离家六年的心路历程：“在这六年中东西奔波，南北追逐，历尽一切千辛万苦，雪山草地，万里长征，在所不辞！无非为的是挽救国家的危亡！志向所趋，海浪风波在所难阻！”参加革命后，高捷成南征北战，却时刻惦记着所欠叔父银庄的那笔款项。在信中，他告诉宗叔，“我所欠挂百川银庄二万多元的债，时刻记念在心，本利至今当在三万余。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当不短欠分文”。充分显示了他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将个人信义与民族大义融为一体，体现了革命者的责任与担当。

高捷成后来随八路军129师赴华北。1938年6月任129师新385旅组织科长，9月任冀南区税务总局局长，为根据地财经工作奠基。1939年10月，任冀南银行总行行长，发行冀南钞，打响抗日金融战。1943年5月14日，高捷成检查部署反“扫荡”与货币斗争工作，行至河北内丘县白鹿角村遭日军包围，壮烈殉国，年仅34岁。

老红军重走长征路

在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陈列着老红军李真的一封家书，是1986年1月25日写给弟弟李振岐的，洋洋洒洒5页。他在信中首先告诉弟弟自己从总后副政委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而且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次变动。接着，他用一大段文字，介绍了自己重走长征路的感悟。信中说：

“去年十月经上级批准，我到过去红军长征的路上，走了一段。还到我二、六军团渡金沙江的石鼓渡口看了看。我们过的第一座大雪山——玉龙雪山也在眼前，不过这一次没有去爬吧了！根据年龄和身体条件，恐怕也不能再爬了。但见景生情，在我二、六军团爬的几个大雪山，就牺牲了一千多位革命志士，我是幸存者，今天能来到四十八年前战友们因缺氧和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悻悻离开人世的地方。哪有不动情呢？这些同志死得过早，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家庭、妻子、儿女，那时恐怕连想都没有想过。他们的意志、勇敢、才华都很好，可惜过于年轻，就失去了一切。”

李真是江西永新人，1918年生，少年辍学，成了放牛娃。12岁参加儿童团，1932年不满14岁就参加了红军。因年龄小，开始被分配在红军医院当卫生兵，不久调入师部卫生科当救护员，多次参加战斗，抢救受伤战士，1933年1月入党。1934年8月，李真随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长征。1935年4月任红六军团卫生部医务科政治指导员。红二、六军团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后，调至红十八师特务连任政治指导员。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转战数千里，突破敌人的多道封锁线，在黔西的乌蒙大山中回旋，强渡乌江天险和金沙江，翻越玉龙大雪山，通过阿坝草地，经过艰苦的战斗和行军，于1936年10月22日在甘肃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新时代我们需要讲好长征故事，铭记革命历史，传承先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家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

有一种说法，“一部顾诵芬传，也是半部中国航空奋斗史”。顾诵芬是新中国航空科技事业奠基人之一、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也是我国航空界唯一的两院院士、航空工业第一位航空报国终身成就奖得主。1930年，顾诵芬出生于苏州书香世家。“诵芬”取自“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顾诵芬一生都走在文理相融的道路上。这位一辈子与风洞、战机、数理方程为伴的科学家，骨子里始终浸润着温润绵长的文艺底色。

顾诵芬的文艺启蒙，始于家风氤氲的少年时光。顾家是读书世家，家中厢房典籍满架，碑帖书画罗列案头，笔墨书香终日萦绕。父亲顾廷龙深耕国学、擅于书法，母亲潘承圭亦是知书达理的新式知识分子。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临帖练字、诵读诗文、品读古籍，成为顾诵芬幼年的必修课。父亲本希望幼子接续家族国学文脉，督促他日日习文练字。数年的诗书熏陶、笔墨浸润，早已将中华传统审美、沉稳心性与人文定力融入血脉。这份传统文化的滋养，没有成为科研道路的负担，反而化作内在的精神底气，伴随他走过风雨人生。

青年时期居于上海合众图书馆的岁月，是顾诵芬文艺视野拓展、学识格局成形的关键阶段。馆藏的海量科普画报、中外人物传记，成为他课余时光最好的伙伴。旁人眼中枯燥的外文技术期刊、工程手册，在他读来自有文字逻辑与叙事美感；闲暇之余，他会翻出父亲收藏的明清文集、山水画作静静品读，在文字与笔墨间平衡理工学习的紧张。同窗冯家斌曾记下这样一幕：顾诵芬常常一边泡脚，一边捧读外文书籍，一杯热奶、几页书卷，便是他全部的休闲消遣。长久的文字滋养，让他跳出单纯技术人员的思维局限，看待工程设计，自带一层审美与人文考量。

长久以来，大众评价理工科从业者，常以理性、刻板定义，顾诵芬却打破这种固有标签。在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主持歼-8研制的数十年间，同事都记得这位总师藏在严谨公式背后的细腻审美。评审战机气动外形设计方案时，他不止验算数据、核对风洞参数，还会以温润的文艺视角点评。在他的认知里，一架合格的战斗机，既要满足空气动力学硬核指标，也要拥有协调流畅、刚柔并济的外形。如一篇上乘文章，结构严谨、气韵贯通方能形神兼备。这种独特的审美判断力，正是年少时品读书画、研习古籍所积淀的文艺素养。

终其一生，顾诵芬都保持着对文字的敬畏与热爱。即便步入晚年，他依旧习惯手写批注、亲笔撰文，甚少依赖电子文稿。办公室的案头常年摆放着铅笔与稿纸，翻阅航空期刊、文史资料时，他总会在空白处写下思考体会，密密麻麻的批注，记录着他日复一日的钻研。主持编纂《飞机总体设计》等数十套航空专业丛书期间，他不仅逐字逐句校核专业数据，坚守科学严谨性，还反复打磨行文逻辑与语言表达。他要求专业著作既要精准专业，也要通俗易懂、富有可读性，让青年学子愿意读、读得懂。数百万字的航空典籍，字字句句都凝结着他对文字表达、文本叙事的极致追求，彰显出一位科学大家的文字修养。

晚年定居北京普通单元楼，远离闹市喧嚣，顾诵芬的生活依旧以读书为核心，文艺成为他忙碌科研之外的精神留白。周末，他揣上零钱，步行前往王府井外文书店、八面槽影印书店淘书，航空前沿专著、中外科学家传记、文史随笔皆收入囊中。90岁高龄，他依旧坚持伏案阅读、睡前泡脚读书的习惯。身边工作人员感慨，读书是顾老终身不改的爱好。他时常劝告青年科研工作者，切莫只读专业技术书籍，要多读文史经典、人物散文，熟读《为人民服务》《矛盾论》等经典篇目。在他的育人理念里，文艺素养不是科研之外的点缀，而是支撑科研走远走稳的精神根基，没有人文底色的技术，终究缺少温度与格局。

晚年，顾诵芬仍不忘传承家族文脉，为苏州家乡文化事业倾注心力。老家苏州唯亭顾氏留存一口宋代井栏，承载数代家族记忆，他主动搜集史料、梳理地方文史脉络，用文字留存江南文脉记忆。2019年“清芬可挹：两院院士顾诵芬”展在苏州美术馆举行。重点展出了顾廷龙、顾诵芬父子的手稿、图纸、碑帖90余件，以及珍贵照片等相关文献资料，生动展现了顾氏父子可贵的家国情怀。图纸是航空报国的硬核答卷，碑帖诗词是代代相传的文艺根脉，一文一理，在展厅中静静呼应，完整勾勒出这位科学家一生文理共生的精神轨迹。顾诵芬还回苏州一中讲学捐书，面对青年学子，他不单单讲述航空研发历程，更分享年少读书临帖、品读古籍的往事，告诉孩子们，文理从来不是对立的，文艺滋养眼界，理性支撑实干，二者相融方能成就完整人格。

2021年11月3日，在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91岁的顾诵芬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习近平总书记为他颁奖。面对鼓舞和掌声，他始终谦逊自持，反复强调所有荣誉属于几代航空人共同奋斗的成果。顾诵芬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为：“像静水深流，静水里涌动报国的火，似大象无形，无形中深藏着强国梦。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印，志在冲天。振长策，击长空，诵君子清芬。”他的人生，恰如其名“诵芬”，以理性铸国之重器，以文心守一生清芬。2026年5月31日，顾诵芬院士在北京与世长辞，96载人生路画上句点。案头堆叠的典籍、写满批注的文稿、兼具力量与美感的飞机图纸，连同流淌一生的文脉诗意，都成为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把“1”拉长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原创性技术要从“0”到“1”，要“从实验实现转化，而不是停留在论文阶段”，并进一步指出“以后还要把‘1’拉长、推进”。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关键命题：科技创新的战略价值，既取决于能不能把“1”做出来，也取决于能不能把这个“1”继续拉长。所谓把“1”拉长，不是把实验室中的阶段性成果简单推向市场，而是推动原创性技术沿着工程化、产业化、制度化和生态化方向不断延伸，最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长期竞争力。

把“1”拉长是破解成果转化断点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科研成果不少，但真正能够走出实验室、进入产业体系、形成持续竞争优势的成果还不够多。研发投入、论文、专利、样品、原型不断增加，但有些成果止步于实验成功，未能进一步跨越中试熟化、工程验证、市场导入和体系嵌入等关键环节。表面看，这涉及评价体系、利益分配、中试平台、应用场景等问题，但更深一层看，反映的其实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之间长期存在的脱节：创新体系擅长做出成果，却不擅长把成果转化为产业链关键环节上的现实竞争力。

说到底，过去一些创新活动更多是按科研逻辑、项目逻辑展开的，对技术进入真实产业系统后所要面对的工程约束、市场约束、制度约束和生态约束等结构性因素考虑还不够充分。很多成果之所以没有真正走深走实，不是因为缺少最初那一下突破，而是因为在突破之后，缺少继续向前推进的能力和机制。

这正是“把‘1’拉长、推进”的深意所在。这里的“1”，不是一个静止的技术点，也不是实验室里的阶段性成功，而是一个可以继续延展、持续放大的创新起点。把“1”拉长，意味着不能把实验成功视为创新链条的终点，必须推动技术继续向工程可用、产业可接、市场可进、规则可嵌、生态可扩的方向延伸。只有这样，原创性成果才能真正走向产业、融入产业、提升产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才会有坚实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绝不能简单理解为高校院所和企业合作多一点，也不是把科研成果“上货架”“进园区”就算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要推动科技创新从知识生产体系走向结构形成体系，把技术成果真正嵌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关键位置，使其成为产业运行中不可缺失的一环。融合不是把科技和产业机械拼接在一起，而是让科技创新沿着产业需求、工程验证、场景应用、标准规则和生态协同的方向持续推进，最终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深度融合的关键在于让技术真正嵌入产业体系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关键不在于成果有没有转化动作，而在于技术成果能不能真正进入产业体系、留在产业体系、支撑产业体系。所谓深度融合，实质上就是让技术突破不断向产业链条深处延展，向规则层、生态层和体系层延展。技术成果只有进入真实产业系统，经过反复验证和持续迭代，形成产业配套、规则嵌入和价值分配能力，才真正具备战略意义。

这也说明，融合不是产业对科技的单向吸收，也不是科技对产业的单向赋能，而是两者围绕关键问题、关键环节、关键场景共同作用，推动新成果在真实系统中验证、迭代和放大。产业为科技提供真实问题、应用环境和工程约束，科技则为产业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效率提高和结构升级方向。二者只有在不断互动中，才能把一个实验室里的“1”，拉长为产业体系中的现实竞争力。

为什么仅有技术突破还不够？因为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决定长期主动权的，已经不只是谁先做出来，而是谁能把做出来的东西稳下来、扩出去，并进一步嵌入和固化到产业体系之中。一项技术即便成功突破，如果没有进一步形成标准、接口、认证体系、专利组合和产业生态，这种领先就可能只是短期的、脆弱的。相反，谁能把技术嵌入标准体系、接口规则、认证机制和平台生态之中，谁就更可能把先发优势转化为长期优势。这表明，创新竞争越来越不是单一技术能力的竞争，而是系统集成能力、协同推进能力和结构塑造能力的竞争。

芳砜纶的案例很能说明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国内开始围绕耐高温防护纤维进行攻关。到2002年，上海纺织已经完成千吨级芳砜纶产业化关键技术攻关，并申请相关专利，产品性能与杜邦诺梅克斯相比并不逊色，部分指标甚至更优。但问题在于，这一技术突破并没有进一步上升为系统性的专利布局、规则控制和产业生态优势。由于仅有单件专利、缺乏专利族和成体系保护，杜邦后来围绕上中下游多个环节进行了系统性专利布局，形成专利壁垒，结果本已取得先发突破的一方，反而在更大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这个案例说明，技术领先并不自动等于产业领先，更不等于长期主导权。如果“1”没有继续被拉长，就可能在后续竞争中被重新边缘化。

因此，深度融合的关键，不只是推动技术转化一次、落地一次，而是推动技术持续嵌入产业体系、规则体系和生态体系。只有让技术成果在真实产业运行中不断被验证、被调用、被配套、被扩散，科技创新才能真正转化为产业创新，原创突破才能真正沉淀为国家竞争力。

以闭环思维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把“1”拉长，必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真正形成闭环。这个闭环不是传统线性的“研发—转化—产业化”三段式，而应理解为技术突破、工程验证、标准认证、知识产权布局、场景应用、生态扩散相互衔接、相互促进的系统过程。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未来产业和国家安全相关领域，不能等产品做出来以后再去补规则、补标准、补认证、补配套，而应同步推进、前置布局，避免出现“成果有了，却进不了生态；产品出来了，却占不住关键位置”的被动局面。

从治理层面看，落实“把‘1’拉长、推进”的要求，还必须推动政策逻辑和评价逻辑相应调整。今后衡量一项原创成果，不能只看有没有论文、有没有专利、有没有样机，更要看它是否跨越了工程化门槛，是否进入了真实应用场景，是否形成了标准、认证和专利组合，是否嵌入了产业链关键位置，是否具备进一步扩散和持续占位的能力。换句话说，要从成果思维走向融合思维，从数量思维走向结构思维。

特别是在未来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更应把“把‘1’拉长”作为组织创新活动的重要方法。未来产业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其技术前沿，更在于其结构尚未固化、规则尚未定型、生态尚在生成。谁能更早推动原创成果进入真实产业场景，更早完成标准、认证、接口和平台规则布局，谁就更有可能把技术先发优势转化为产业先发优势。

同时，还应更好发挥企业在科技产业融合中的关键作用。企业最接近产业问题、市场约束和工程需求，也最清楚什么样的技术能够真正进入生产体系、供应体系和竞争体系。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协同，不是削弱基础研究，而是让基础研究更早对准产业中的关键问题、关键环节和关键节点，使原创突破更快完成从技术可能性到产业现实性的转变。只有这样，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才能不再停留在口号上，而是真正转化为持续生成现实竞争力的实践能力。

说到底，把“1”拉长，不只是增加几个转化环节，而是推动原创成果持续向产业链、规则链和生态链深处延伸，把阶段性技术突破转化为可持续的产业优势和战略主动权。这既是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内在要求，也是科技强国建设必须抓住的重要突破口。谁能真正把实验室里的“1”一步步拉长为产业体系中的现实竞争力，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竞争主动，把创新成果转化为国家发展的持久动能。

（作者系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扩大内需是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国内循环越顺畅，越能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越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越有利于形成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促进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需要抓住扩大国内大循环这个关键，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释放经济增长潜能，确保“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目标如期实现。

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

2026年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分析上半年统计数据，经济运行呈现出以下四个突出特点。

一是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引擎。上半年，5G智能手机、3D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达47.9%。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超过60%。单位GDP能源消耗同比下降1.9%。数据表明，我国经济朝着数智化、绿色化方向稳步前进。

二是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重要动力。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贸易顺差3.99万亿元。出口大幅增长，为克服国内需求不足局面，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个亮眼成绩是在外部封锁打压加剧的情况下实现的，来之不易。出口结构中，机电产品增长20.1%，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5%；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0%和25.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分别增长68.7%、37.6%、35.6%。这充分反映出工业高质量发展成效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使进出口更加平衡，其中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反映了国内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旺盛需求。

三是消费和投资疲软凸显内需不足。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5.7%。消费和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消费的低速增长和投资的负增长，是需求不足的集中表现。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把党中央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改变消费与投资疲软状况，是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重大紧迫任务。

四是供强需弱成为总供求关系中的突出问题。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一判断切中要害，是对总供求态势作出的新概括、新认识，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建成了庞大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投资结构，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以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多可归因于社会总供求失衡导致的经济波动。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又集中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要适应居民消费由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转变的趋势，通过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一步提升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

围绕提高居民消费率加大宏观调控力度

导致需求不足的原因，首先是多年来投资率偏高，最终消费率偏低。把改革开放以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比较，1978—2000年，最终消费率年均62.8%；2001—2025年，最终消费率年均54.7%，前后降低了8.1个百分点。其次，长期以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下降，居民消费支付能力不足。这是导致居民消费增速下降的根本原因。

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居民消费是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扭转供强需弱态势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居民消费率上，重点是优化环境、创新场景、减少限制。要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在继续提高居民物质消费水平的同时，注重满足人的精神文化消费需求，提高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在培育数字消费的同时，必须重视传统消费水平的提升。我国处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升级阶段，用于住房、汽车、教育、医疗、旅游等消费的开支处于快速增长期。对住房的改善型消费需求潜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住房需求巨大，应将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纳入保障房覆盖范围，为他们提供经济适用房、共有产权房、廉租房，城市房地产业将迎来新的发展空间。取消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汽车消费政策如能把一些城市的购买管理改为使用管理，优化汽车限购，将释放出对汽车的巨大购买力和市政建设需求。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居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所得比重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使广大居民有钱能消费。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居民敢消费。放宽市场准入政策，放手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合作等民营经济。提高居民收入关键在扩大就业。扩大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发展服务业。202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为57.7%，就业比重仅为49.4%。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制约着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其中突出的是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和入境旅游业的发展滞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包括科技研发、技术贸易、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专利使用费等。要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康养、社会保障、冷链物流、电商进村等公共服务业。要利用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扩大免签覆盖范围，吸引更多境外游客。对服务业发展应当采取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政策。政府、企事业单位闲置的培训中心、招待所、疗养院等，应抓紧改制、推向市场、服务社会。

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端是否动力强劲、总体匹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传统要素驱动力减弱，供需矛盾从“总量缺口”转化为“结构错配”。如何建立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是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任务。

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可有效扩大内需。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奇迹是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结果。当前，经济潜能同样存在于工业化、城镇化。总的来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现代化，是造成供强需弱的一个重要成因。因此，要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健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制度。以深化改革搞活农村经济，扎实搞好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活权，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财产性收入，让农民更多分享改革红利。

推进数智化、绿色化将创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要求，这是对科技创新规律的新认识，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重大战略。要立足于自主培养创新型人才，以科技创新打破“卡脖子”技术。加大对教育、科技和人才投资强度，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用数智化、绿色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产业创新工程，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业迭代升级，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未来产业站在人类科技进步最前沿，应抓紧布局、加大投入，早日取得成果。

民间投资增长潜能亟待政策激活。民间投资的增长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从零起步，长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近两年，受多重因素影响，民间投资有所下降。面对这种情况，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比重”。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实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民间投资的活力被激发出来，社会资本就能转化为更多有效供给，进而牵引创造新的需求，推动提升要素流动效率、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要推动解决金融机构“不愿贷”、担保机构“不敢担”、中小微企业“贷不到”等痛点难点问题，通过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定向支持民间投资，着力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门槛，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把高储蓄率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强劲支撑

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具有高储蓄率的特征，内需市场空间广阔、潜力巨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消费潜力的释放并非自发实现，而是有赖于科学有效的制度安排予以引导，更离不开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有为调控。

储蓄率是没有用于当期消费的国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高储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经济潜能所在。但高储蓄也是一把双刃剑，供强需弱问题的出现，既是多年来高储蓄的结果，也是高储蓄的推动因素，两者互相叠加，制约着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进行。应当运用分配杠杆把高储蓄转化为居民消费和有效投资，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率入手，把高储蓄率转化为消费和投资的合理增长。这需要规划、财税、金融三大宏观调控杠杆密切配合、协同运作、综合施策。

把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运用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投向。通过财政贴息、降税、补贴和发行企业债券等形式，把银行贷款和各类社会资金引导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的方向上来，引导到改善民生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来。各部门形成合力，规划部门应当给予支持的投资项目建议，财政部门确定财政资金支持力度，银行独立审查贷款企业偿本付息能力。对各部门出台的调控政策，应当对其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进行第三方评估和后评估。针对当前供强需弱问题，只要我们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各项部署，各级政府、企业和人民共同努力，抓住惠民生和促消费的结合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中国经济的主动力将更强劲，稳定锚将更牢固，发展空间将更广阔。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科技诚信纳入顶层设计，彰显了诚信在科技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学术不端事件屡有发生，不仅侵蚀学术生态，损害科学共同体的公信力，更直接掣肘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进程。接连曝光的案例反复昭示：科研诚信绝非可有可无的软约束，而是科技事业行稳致远的硬根基。任何人，无论拥有何种称号头衔，都从未也绝不应将其成为逾越科研诚信的护身符。

在制度层面，我国已构建起相对完备的治理框架。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确立了预防与惩治并举、自律与监督并重的原则，明确“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治理基调，将从事科研活动的高校、科研院所等定位为科研诚信建设和调查处理第一责任主体，并引入严重失信行为一票否决、联合惩戒等刚性措施。其后，科技主管部门、自然科学基金管理部门及教育主管部门持续完善科研活动全流程诚信管理，规范调查处理程序，强化结果公开，完善不实举报和恶意举报的甄别处置机制。可以说，制度层面已经形成体系化框架，关键在于将责任压实到具体情境中，将程序落实到每一个案例中，将典型案件的查处盯紧、盯透。

既然如此，公众为何仍对部分科技人才的论文出现学术不端等问题保持高度关注？这并非单纯的猎奇心态，而是触及了一个深层隐忧。当论文发表与人才称号、资源分配、学术声望高度捆绑时，少数环节是否会不自觉地滑向“发表优先”而轻视合规？应当承认，我国科研产出规模持续扩大，整体水平正从追赶迈向并行乃至局部领跑，绝大多数科研人员恪守学术操守、潜心钻研；但竞争烈度上升、评价周期趋紧、项目与头衔层层叠加，客观上为学术短视行为提供了温床。将个别事件泛化为科技界整体面貌，显然失之偏颇；但将所有质疑一概斥为恶意抹黑，同样会消解社会监督和同行自省的建设性功能。更理性的态度是个案的偶然与否并非关键，关键在于公众与学界能否由此形成稳定预期——凡有问题，必启动核查；凡核查属实，必严肃处理；凡处理决定，必公开透明。以此形成一定的震慑，让学术不端或失范行为不敢如此明目张胆。

值得肯定的是，当学术不端问题发生后相关机构作了及时响应、依规调查、在权限范围内适度公开信息，既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尊重，也是对公众关切的回应，更是对诚信文化的庄重宣示。这充分说明，第一责任主体唯有动真格、见真章，制度才不会沦为纸上空文。

面向未来，科研诚信建设须在“破”“立”并举中持续深化，这样才能压缩滋生学术不端的空间。

“破”要坚决——持续整治“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奖项”等不良导向，摒弃将顶刊数量简单等同于学术水平、把人才头衔直接折算为资源的评价惯性，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

“立”要扎实——加快构建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多元评价体系，落实长周期评价、代表作评价与重大任务导向评价；强化原始数据、实验记录与全流程可追溯管理，把同行评议、伦理审查、论文核查嵌入日常治理；同时，应区分可纠正的失误诚信风险与主观伪造篡改的学术不端，既包容探索中的失败，又坚守不可逾越的红线。此外，要鼓励理性、有据的监督，依法依规处置诬告陷害，避免舆论场中“未审先判”式的定调声讨伤害科学家的合法权益——这才是高水平学术共同体应有的成熟度。

对于广大科研人员而言，院士、杰青等荣誉称号不仅是学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更承载着沉甸甸的公共信任。称号所系的头衔越高，责任越大，越要以身作则维护学风；所处的平台越高，越应主动接受更严格的可比照、可审计、可复核的检验。青年学者尤其要扣好学术生涯的“第一粒扣子”，真正的竞争力源于可重复的创新与经得起反复验证的证据，而非短期曝光率。对管理部门和用人单位而言，则须在岗位聘任、经费配置、团队建设中充分体现诚信权重，让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受限，将“一票否决”真正嵌入每一个具体个案、每一个关键环节。

科技创新从无捷径，诚信也不存在可随意伸缩的变通余地。唯有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将其落细落实到每一份单位的处理通报、每一次学术委员会审议、每一项评审改革细节之中，科研诚信才能从外在的强制性约束，内化为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自觉遵循。当诚信成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立身之本时，我国科技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自立自强，方能拥有最为坚实、最为可靠的根基。

（作者系南京大学至诚特聘教授、复杂系统管理研究院院长）

深入推进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

气候适应型社会是指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气候风险时具有良好的适应能力与韧性，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暴露度和脆弱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自然灾害易发多发。深入推进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和突发极端事件的重要举措。

重要意义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我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减缓”侧重于通过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碳汇，以延缓气候变化速率。“适应”则侧重于加强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系统的风险识别与管理，通过趋利避害的调整行动，减轻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应清醒认识到，即使未来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已发生的气候风险不会即刻消除，潜在风险仍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累积。因此，必须加快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为稳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提供稳固的气候经验基础。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的内在要求。气候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生态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的重要领域。《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和风险，大力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列为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的重点任务，并清晰设定到2035年基本建成气候适应型社会的中长期目标，充分凸显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在美丽中国全局工作中的基础性、保障性地位。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提升经济社会系统气候韧性的核心支撑。当前，气候变化对能源供应、粮食安全、水资源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公共卫生防护等重点领域平稳运行产生严重冲击。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把气候风险防控系统性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制度安排，是将适应气候变化理念贯穿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各领域全过程的生动实践，也是深挖绿色发展潜力、培育气候韧性经济新业态、塑造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抓手。

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是我国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的有力行动。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步入关键时期，我国秉持对历史、对世界负责的态度，立足自身发展实际，前瞻性谋划、系统性推进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这既是落实《巴黎协定》、践行全球气候治理责任的重要举措，也将为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提供中国方案，持续为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注入稳定动能与中国力量。

基本原则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气候适应型社会就是主动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具象实践。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从思想上必须主动适应，充分认识强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主动投入、积极作为，利用有利因素、防范不利因素，最大限度采取趋利避害的适应行动。从行动上坚持预防为主，树立底线思维，提升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系统气候韧性，努力防范和化解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和风险。从路径上优先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通过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可持续管理，有效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气候变化综合适应能力。

坚持人民至上。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的根本是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提升民生幸福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社会公平维度来看，气候适应型社会高度关注气候脆弱区域及特殊群体的差异化需求，通过精准施策补齐风险防控短板，提升他们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着力缩小群体间的风险暴露差异，保障气候治理成果全民共享、公平普惠。从代际发展维度看，气候适应型社会既直面当下极端天气应急防控的现实紧迫需求，也坚守代际公平、对子孙后代长远发展负责，推动气候适应能力代际传承。

坚持系统治理。气候影响广泛，气候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气候适应型社会的建设必须立足全局，坚持系统治理的科学方法，这也是气候适应型社会基本建成的重要保障，具体体现为三大现代化治理能力。一是智慧化风险感知能力。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高精度气候模拟模型、人工智能预警研判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气候风险的精准识别、动态追踪、科学预判，提升精准治理能力。二是系统化协同应对能力。打破地域行政壁垒、行业领域分割，统筹各级各部门气候适应战略规划与工作部署，以“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治理格局和协同联动工作体系有效破解治理碎片化、政策脱节等问题。三是韧性化快速恢复能力。面对极端气候灾害冲击，能够以最短时间、最低社会经济成本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并在灾后修复重建中实现系统提质升级，持续提升社会整体抗风险韧性。

推进路径

一是将适应气候变化全面深度融入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为契机，加快推动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进程，将适应气候变化作为核心内容纳入立法框架，适时推动出台适应气候变化条例，建立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十年滚动更新机制。确立适应气候变化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推动将气候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适应气候变化工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供水规划等相关规划，为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坚实保障。

二是强化统筹协调，系统推进适应气候变化工作。将适应气候变化作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的重要议题，协调解决跨部门重大问题。制定适应气候变化责任清单，明确核心职能与部门责任分工。加快建立定期会商、信息共享、考核评价等配套制度，完善“气候观测预估—风险评估—适应行动—成效反馈—优化提升”的工作闭环，并加快制定气候适应型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设立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强化决策咨询与技术支撑。

三是聚焦关键领域，实施精准适应行动。立足全局、统筹推进，以精准识别风险为前提，以分区分类精准施策为路径，以协同联动精准治理为保障，推动适应气候变化行动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布局转变，由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精准发力的治理体系升级。加大城乡建设、农业生产、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区域适应行动力度。多渠道强化预警平台建设，提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防范应对能力。深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用，提升国土绿化、海绵城市和海岸带修复的生态功能与协同效益，加快关键领域适应气候变化重大工程建设。

四是夯实基础支撑，强化保障体系。强化适应气候变化基础研究，依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加强气候变化影响机理、风险识别、预测预警、检测归因等基础研究。完善资金保障，在生态环境科技专项资金中单独设立适应气候变化专项，推动中央财政预算增设对应专项。拓宽多元化资金渠道，设立巨灾保险专项基金，推广巨灾债券等创新工具，强化再保险赋能，支持再保险机构参与气候风险量化与压力测试。强化社会宣传引导，推动适应知识与能力培养融入干部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

五是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坚定担当。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主渠道下的引领作用，深度参与全球适应议题规则制定，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切实发挥发展中大国引领作用，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技术、资金等国际支持，增强其在全球适应进程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依托“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因地制宜推广我国在气候韧性基础设施、早期预警系统等方面的成熟经验与标准，精准提升共建国家气候适应能力。

（作者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扎实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是美丽中国和海洋强国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积极进展，但面对高强度开发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治理成效尚不稳固、修复任务依然艰巨。亟须走出一条符合自然规律与我国国情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之路。

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现状

近年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持续加大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功能稳步恢复。与此同时，当前海洋生态修复工作仍存在短板弱项，面临结构性、根源性挑战。一是历史生态欠账化解难度较大，过往粗放式开发、围填海等遗留的生态损伤修复周期长、难度大，部分海域生态稳定性、自我修复能力偏弱，问题易反弹。二是陆海协同治理效能不足，跨区域、跨部门联防联控机制不够完善，陆海统筹治理体系有堵点，碎片化问题亟待破解。三是修复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有待提升，部分项目重工程、轻长效，多源投入、长效管护机制不健全。四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统筹不够，部分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与沿海传统产业之间的融合不足，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仍存堵点。五是外部风险压力持续叠加，气候变化、全球海洋治理规则深刻调整，对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提出了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基本思路

坚持生态优先、人海和谐的发展理念。长期以来，部分地区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修复，滨海湿地萎缩、岸线退化、栖息地受损的问题依然突出。必须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在守护碧海银滩中实现人海和谐共生。

坚持系统治理、久久为功的科学方法。海洋生态系统具有系统性、整体性特征，问题成因复杂、关联性强，碎片化治理根治较难。必须树立全域治理思维，统筹流域、海岸、近海一体化修复，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既集中整治突出问题，又尊重自然规律推进自然恢复，以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推动生态质量稳步提升。

坚持战略引领、代际传承的使命担当。海洋生态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和民族永续发展。必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底线思维，严格管控开发强度，节约集约利用海洋资源，持续巩固蓝色生态屏障，切实把海洋这一“蓝色国土”守护好、传承好。

打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系统格局

坚守为民宗旨，践行海洋生态修复民生导向。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系统推进滨海植被恢复、侵蚀岸线治理、退化湿地修复，将工程防护与生态防护有机结合，有效提升海岸带防灾减灾能力，筑牢沿海安全屏障。实施海湾清淤、海堤生态化改造，有效改善近岸海域水质和海岸景观，实现还海于民、还岸于民，切实增强沿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优化滨海生态环境供给民生福祉。立足优良的海洋生态禀赋，积极倡导“生态修复+生态产业”融合发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以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关键，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坚持陆海统筹，构建一体化系统治理格局。深化陆海统筹的污染治理机制，在谋划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时，探索与河流污染、城乡污水、养殖尾水治理等项目“同步设计、同步规划”，或将陆源污染治理作为生态修复项目的前置条件，从源头减少污染物入海。健全跨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协作机制，针对跨行政区海湾，“一湾一策”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岸滩环境整治、海岸带生态减灾等，按照“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强化自然岸线、滨海湿地、海岛、重要海洋生态廊道和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探索建立跨行政区域的资金共担、联合监测与协同评估等一体化机制，推动海湾生态保护修复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共治”转变。

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海洋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以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为契机，加大海洋生态系统现状调查监测力度，系统评价岸滩稳定性、生境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海洋生态修复布局提供有力支撑。立足不同海域、岸段的自然禀赋和生态问题，因地制宜推进差异化治理，以技术创新破解修复难题。如山东东营市和广西钦州市分别利用废弃牡蛎壳构建生态防护带，实现废弃物资源化与滩面稳固。积极推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为契机，加快完善和推广海洋生态修复应用场景，放大海洋生态修复实施的效益。

深化齐抓共管，健全多元协同共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机制。明确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重点领域与实施路径，鼓励采用资源导向型可持续利用模式，通过自主投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责任主体履行修复义务、公益参与等方式规范有序参与。强化海域管理、生态修复等部门协同联动，探索设立海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建立小型项目集中生态修复机制。针对生态修复项目公益属性强、社会资本回报机制不明晰的现实难题，探索建立项目分阶段实施机制。第一阶段：生态修复期（财政资金主导），以中央或地方财政资金为主，重点完成基础性、公益性生态修复任务。第二阶段：生态功能提升与经营管护期（社会资本与金融工具主导），在生态结构基本稳定后，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功能性提升与可持续经营。在符合生态红线和保护区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允许适度开展与修复目标相容的经营活动，如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普教育、蓝色碳汇开发等，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立足全球治理，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积极响应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海洋十年”等国际倡议，系统总结我国蓝色海湾治理、海岸带生态修复、和美海岛建设的成熟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为全球海洋生态保护提供实践参考。深化与海上丝路沿线国家在海洋生态联合监测、基于大海洋生态系的污染联防联控、海岸带生态修复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治理技术和监管经验互鉴共享，助力提升海洋生态治理能力。依托我国海洋生态治理实践成果，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标准、蓝碳交易规则、生态损害赔偿机制等制度研讨制定，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包容普惠。

（作者系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海岸带科学与海洋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以制度化考核守护绿水青山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是立足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全局出台的关键性制度文件。作为衔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的重要配套制度，《考核办法》构建起权责清晰、奖惩并举、考用贯通的考核评价体系，既树起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挥棒，也立起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为持续擦亮绿水青山底色、夯实永续发展根基筑牢坚实制度保障。

从专项攻坚向全域综合考核迭代升级，体现了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统一。相较于以往聚焦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的专项考核，《考核办法》实现了考核范围、维度和目标的全面升级，完成了从阶段性专项攻坚考核向全域综合考核的转变，评价视角从单一污染治理延伸至生态、生产、生活协同发展的综合研判。出台这一办法，绝非简单增设一项考核任务，而是以考核为纽带，打通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短期治理与长期建设的内在关联，引导各地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始终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推动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有机统一。

坚持系统观念，构建全链条考核框架。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考核办法》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系统观念，打破条块分割、领域孤立的局限，立足生态系统完整性、治理协同性、目标整体性，搭建全方位、多层次、全闭环的考核框架，实现考核内容全覆盖、考核逻辑全贯通、考核链条无断点。

明确五大核心维度，形成完整逻辑链条。一是美丽中国建设责任落实情况。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督察整改等作为首要考核内容，牢牢抓住地方党委政府这一关键主体，有效破解“上热中温下冷”、责任传导层层递减等问题，从制度层面压实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二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围绕大气、水和海洋、土壤、固体废物、生态质量五大核心领域设置量化指标，承接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既定目标，以可监测、可量化、可对比的硬指标，检验生态环境改善实际成效，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三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将绿色低碳转型、污染治理、生态系统多样性、生态环境安全纳入考核范畴，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转型、安全保障、可持续发展深度融合。四是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从严检视生态环保财政资金使用质效，坚决纠治资金闲置、投入低效等问题，确保每一笔生态保护资金都用在刀刃上。五是群众满意程度。将群众直观感受和民生评价作为重要评判依据，把群众对清新空气、洁净水源、宜居环境的期盼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尺。五大维度既靶向破解当下突出生态环境难题，又着眼长远夯实美丽中国建设根基；既考核“做没做”的工作态度，又评价“做得好不好”的实际成效，让考核评价更加全面、客观、精准。

《考核办法》效能充分释放，关键在落地、重点在落实。围绕考核要求抓落地执行、抓奖惩兑现、抓常态推进，才能真正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生态成效与民生福祉，一步一个脚印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根基。

刚性执行与奖优罚劣双向发力。制度刚性在于执行严肃性，严格依规开展考核、用好考核结果，是政策落地的抓手。各地在落实过程中应严守工作底线，严明考核纪律红线，对数据造假、瞒报虚报、伪造材料等违规行为坚持零容忍，发现一起、追责一起，坚决维护考核体系的权威性与公信力。结果运用上，在干部考核任用、资金分配、政策试点等方面予以重点考虑；考核“不合格”应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约谈问责，层层传导责任压力。以奖惩分明的落实机制，倒逼责任落地、激励担当作为。

因地制宜落实，分类施策推动考核落地提质。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生态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格局各异，落实考核应在立足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狠抓重点领域和问题短板，切实杜绝以往“一刀切”或“大水漫灌”等做法，更不能搞层层加码，加重基层负担；必须立足区域实际分类推进、精准落地。生态保护区应聚焦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工业集中区应紧盯污染防治，全力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流域上下游、跨区域片区应强化联动考核、协同治理，合力破解复合型环境问题。分类落实的过程，也是补齐治理短板、放大生态优势的过程。把考核指标细化为本地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举措，将考核要求分解到部门、落实到岗位、量化到时限，确保每一项考核内容都有对应的推进举措、每一项工作任务都有明确的推进节点。

立足常态长效治理，以考核导向重塑区域发展逻辑。生态治理非一时之功，美丽中国建设贵在久久为功、常态长效。推动治理模式从阶段性攻坚向长效化治理转变，核心是依托制度化、周期化、标准化的考核安排，构建起全流程监督链条，破解以往阶段性攻坚、突击式治理的惯性问题，推动生态监管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确保各项生态环保政策不悬空、不走样、不反弹。建立生态优先、质效并重、民生为本的综合发展评价体系，立足区域资源禀赋深耕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发展路径，推动守护绿水青山从外在考核要求转变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