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原文 ↗正确政绩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在执政实践中的集中彰显，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行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政绩观高度重视，大力倡导、亲自示范正确政绩观，带领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实践路径和根本保障，鲜明体现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有力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牢把握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大本大源、大道大义，牢固树立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政治标线、思想标杆、行动标尺，不断自我革命、反躬内省，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知行合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党性淬炼中形成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校准政绩观偏差的重要法宝。党性铸魂，意志如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强化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心为公、大公无私，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
必须强化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从延安整风运动“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新时代以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我们党始终把加强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抓得紧而又紧、毫不放松。学贵自觉持续、融会贯通，学习不仅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宝贵经验，也是一个不断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学贵结合实际、力行落实，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只有做到反复学深入学全面学，才能深谙要义、把握规律。要始终注重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作为一辈子的事，在常学常新中汲取思想的伟力，在学习力行中明晰前进的方向，不断开创认识新境界和实践新高度。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正定一心为民减征购，在宁德“三上毛家坪”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在福州下大力气改造棚屋区，一桩桩一件件，无不彰显赤子之心和为民情怀。人民是我们党执政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人民至上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原点。为了人民幸福安康，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都是应该的、都是必须的。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办法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由人民检验。
必须汲取历史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凝结着治国理政的深刻智慧，历史观指引着政绩观。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为守护福州三坊七巷、保护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等，付出了大量心血，让中华文脉不断赓续、发扬光大。向史求源并非泥古不化，而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深刻把握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多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事，以长远眼光、历史视角审视工作得失、评判政绩成效、增强实践耐心。
必须服从服务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要心怀‘国之大者’，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心有大局，行有格局，方有胜局。讲政治就是讲大局，大局本身就是政治。要增强大局观，坚持系统观念，察微观、想宏观，求客观、不主观，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以系统集成放大综合效益。要提高执行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确定的原则、明确的举措、提出的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好，在深度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展现更大作为。
必须做到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发展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符合规律，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垂范的。在正定因地制宜提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在福建倡导“山海协作”，在浙江实施“八八战略”，都生动诠释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唯物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正确政绩观的哲学根基，其鲜明特质在于实事求是，干事创业必须立足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来看待、衡量、创造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鼓作气跑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工作落细落小落实，步步为营、年年有成，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在斗争锤炼中校正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了多年、抓了多年，取得一些成效。但从巡视、督查和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政绩观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需要长期不断地抓”。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感到一些问题影响确实很大，寻根究底，这些问题背后都有错误政绩观的影子。要坚决同不正确的政绩观作斗争，担重担难担风险，敢于把盖子揭开来、把雷排除掉、把问题解决好。
坚决与好大喜功、热衷作秀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重显绩、轻潜绩，搞自我设计、浮夸造势，盲目上所谓的“大项目”、搞所谓的“大手笔”，不计成本搞扩张、铺摊子，留下一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半拉子”工程。若不深入纠治，会造成资源严重损失和浪费，助长形式主义，滋生不正之风，侵害群众利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要坚持把工作实效、群众评价、问题解决率作为衡量标准，持续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形成震慑、以案促治、完善制度，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从根源上防范类似问题发生。
坚决与脱离实际、任性决策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对经济规律认识不深、把握不准，研判自身条件、本地特色不足，别人搞什么自己就抄什么，盲目追风口、频繁换赛道。还有的不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机制，违规决策上马不该干的项目。若不深入纠治，会造成工作举措和客观规律脱节，错失发展时机，耽误地方发展进程。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自以为是、不自行其是。要坚持因地制宜抓工作，善于发现优势、发挥优势、塑造优势，错位竞争、扬长避短，确保各项工作符合发展规律、符合自身实际、符合群众期盼。
坚决与违规举债、寅吃卯粮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过度依赖负债拉动经济发展，只管花钱、不管还钱，忽视了项目实际收益和偿债能力，看似创造了“一时的政绩”，实则留下了“沉重的包袱”，透支了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若不深入纠治，会深陷借新还旧、拆东补西、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恶性循环，严重威胁财政金融安全，极易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要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做好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坚决遏制违规举债冲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投资方式、工作方式，涵养税源、培植财源，增强造血功能，走出一条以质取胜、量质齐升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决与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时，不主动想对策、破难题，不踏踏实实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反而在数据上“想办法”“造业绩”，制造泡沫繁荣，导演虚假剧本。若不深入纠治，会造成事实扭曲、决策误导、资源错配，动摇长远发展根基。要完善制度机制，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应当怎么干，规定得清清楚楚，筑牢源头防范、过程管控、技术赋能和事后追责的屏障，严惩严治造假问题，推动各项工作实现“严、实、快、稳”。
坚决与畏难避事、不思进取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思进、思变、思干的劲头不足，怕困难怕担责，遇见难事东躲西藏，碰到矛盾上推下卸，处理问题左搪右塞，搞“击鼓传花”、推诿扯皮那一套，存在“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消极懈怠思想。若不深入纠治，会加剧矛盾积累，问题“滚雪球”，最终积重难返。要坚持大胆负责、大胆工作、大胆管理，到最困难的地方解决问题，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打开局面，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疏堵排淤，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干出有分量的“硬业绩”。
在实践锻炼中强化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要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发展实践的全过程、各方面，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稳和进要良性互促。稳是大局和基础，为进创造前提条件，行稳方能致远；进是方向和动力，为稳注入持久支撑，有进才有稳。稳不是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而是把该稳的稳住，防止大起大落；进不是急功近利、盲目冒进，而是在稳的基础上该进的积极进取，实现高质量发展之进、高品质生活之进、高效能治理之进。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立和破要协同有序。立是建章立制、树立标准，是目的；破是革除积弊、破除障碍，是手段。立得住才能破得好，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为破打下坚实基础；破得彻底才能立得稳固，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及时地破，为立打开更大空间。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用市场化的思维、市场化的办法抓工作，做到政府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虚和实要相得益彰。虚是抽象、无形、软性的，实是具体、有形、可量化的。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数字技术、平台经济、金融服务等，都要建立在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发展上。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必然造成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加快构建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标和本要统筹兼顾。标是事物的外在表象，本是事物的内在本质，治标重在应急处置，治本重在固本培元。如果只治标不治本，问题就会无法根除，难免反反复复、层出不穷。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防风化债、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等领域，加强穿透式分析，找准问题背后的症结，把“治已病”与“治未病”结合起来，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强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近和远要科学衔接。近是立足当前，完成阶段性工作任务，做实眼前显绩；远是着眼长远，谋划可持续未来，厚植长期潜绩。现代化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揠苗助长、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好高骛远、不重当下，只会凌空蹈虚。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做长期主义者，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回应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打开发展空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实在在造福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奋斗的伟大事业。对党员干部来讲，能够参与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是人生之大幸、无上之荣光。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担好每份责、干好每件事、走好每步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新疆发展和安全、稳定与繁荣的辩证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新疆工作，形成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做好新疆工作提供了“纲”与“魂”。新疆公安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扣公安工作现代化主线，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破除传统履职惯性、跳出部门本位局限，加快构建“安全、开放、法治、便民、多元”警务保障体系，持续培育新质公安战斗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筑牢坚实平安基石。
向“主动防、智能控”转型，完善安全保障体系，守牢战略底线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高水平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和前提保障。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疆、对外开放前沿，区位特殊、形势复杂、使命特殊，安全治理覆盖政治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当前，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纵深推进，各类传统与非传统风险交织叠加，隐患形态呈现隐蔽化、跨界化、联动化、突发化的全新特征，传统依赖人力、侧重末端、被动处置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边疆复杂风险治理格局。深化新时代公安改革、系统重塑安全保障体系，核心是推动边疆警务治理范式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彻底实现从“被动处置、末端维稳”向“主动预判、源头防控、智能管控、全域固本”的根本性跃升。
坚持理念革新、源头施治，构建前瞻防控新格局。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和前瞻思维，全面前移防控关口、下沉治理重心，依托“情指行”一体化实战体系，健全风险研判、精准预警、分级处置、闭环督办、复盘提升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聚焦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公共安全、边境管控、意识形态等重点领域，精准捕捉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风险，深度拆解风险传导、叠加演变规律，从源头阻断风险滋生蔓延链条，彻底扭转事后补救、被动应对的治理惯性，实现安全治理从“末端灭火”向“源头防火”的质变升级。
坚持科技赋能、数字智治，锻造精准防控新能力。深入落实科技兴警战略，以数字化改革、智慧警务建设为牵引，破除部门壁垒、打通数据壁垒、整合资源壁垒，搭建全域感知、动态监测、智能研判、闭环管控的智慧防控矩阵。依托大数据建模、智能研判、全息画像、靶向整治等现代化手段，以科技赋能的确定性对冲边疆风险演变的不确定性，推动风险治理从粗放式管控向精准化、智能化、常态化治理转型，全面提升全域全时风险防控质效。
坚持系统集成、协同施策，塑造安全发展新平衡。统筹推进立体化、常态化、系统化安全治理，全方位夯实多维安全屏障。常态化推进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斗争，稳固动态清零、平稳可控的社会大局；常态化守护油气、电力、矿产等战略基础设施，筑牢边疆能源资源安全防线；依法依规打击生态破坏、资源侵害等违法犯罪，护航绿色低碳发展；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和科创成果，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营造安全纯净的创新生态，持续将警务治理效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保障红利。
向“护大局、保畅通”发力，完善开放保障体系，服务向西开放
开放融通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比较优势，要素高效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内外双向联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核心支撑。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亚欧大陆经贸联通的关键枢纽，新疆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占据特殊战略地位，发展的潜力在开放、动能在融通、未来在联动。传统封闭化、壁垒式、管控型警务模式，容易形成制度性流通梗阻，抬高跨境贸易、产业流通、人才往来交易成本，制约内外要素高效循环。深化警务机制改革、迭代升级开放保障体系，本质是推动警务履职理念、模式、机制全方位迭代，实现从“封闭管控型”向“融通赋能型”深度转型，通过警务流程再造、制度机制创新、涉外服务提质，精准衔接国家对外开放顶层战略，打通内外联通堵点、激活区域发展势能、释放枢纽经济活力，全方位助力新疆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精准嵌入开放场景，赋能枢纽经济提质增效。紧扣自贸试验区建设、中欧班列集结运营、跨境贸易通关、口岸对外开放等核心场景，健全重大项目护航、跨境秩序管控、警企联动护航常态化机制。持续精简涉外警务审批流程、优化口岸通关警务服务、疏通跨境物流堵点，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力支撑口岸经济、通道经济、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深耕平安文旅建设，规范文旅市场秩序、整治涉旅突出乱象，以平安底色擦亮“大美新疆”开放名片，实现安全治理与开放发展双向赋能。
破除要素流通壁垒，优化全域开放发展生态。迭代升级涉外服务、人才通行、跨境居留、外资服务等惠企惠才举措，畅通人才、资本、技术、物资跨区域流动通道，破除制约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造安心安业的开放营商环境。深化跨区域、跨境警务协同共治，推动警务服务与开放业态、产业布局、枢纽功能深度融合，助力加快从过境通道向资源集聚、产业承载、辐射带动的区域战略枢纽转型，全面释放向西开放区位势能。
向“优环境、促活力”深耕，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培植发展沃土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化、规范化、可预期的治理生态，是区域高质量发展最持久、最核心、最可靠的核心竞争力。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经营主体的培育、市场活力的激发、优质要素的集聚、产业业态的升级，根本依托于稳定健全的法治体系、公正规范的执法行为、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公安执法司法处于法治建设第一线、市场服务最前沿，执法尺度、服务质量、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市场信心、营商环境和群众感知。深化法治公安改革、系统夯实法治保障体系，核心是重塑新时代边疆警务法治逻辑，坚守法治底线、平衡治理关系，统筹秩序规范与活力释放、刚性管控与柔性服务、依法履职与助企赋能，以全方位、高质量、精准化的法治供给，护航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固本培元、蓄势赋能。
坚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守住公平竞争底线。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明晰执法边界、规范执法流程、统一执法尺度，坚决杜绝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逐利执法。全面落实涉企包容审慎监管要求，细化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罚、柔性执法清单，最大限度减少执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不折不扣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一视同仁、平等保护，切实维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坚持精准靶向法治赋能，破解产业发展堵点难点。主动对接重大项目落地、自贸区建设、新兴业态培育、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企业合规指引、风险预警、涉企纠纷调解、法治宣传服务。聚焦市场监管痛点、企业发展难点、产业转型堵点，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合同诈骗、恶意逃废债等涉企违法犯罪，全力维护公平有序、诚信透明的市场秩序，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信心。
坚持法治优势迭代转化，培育优质发展生态。持续推进执法服务增值化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法治约束力转化为发展驱动力、法治规范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以稳定的法治预期、公正的执法环境、暖心的警务服务，持续集聚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发展要素，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激活创新动能，让法治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向“顺民意、解民忧”贴近，完善便民保障体系，彰显发展温度
为民造福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价值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初心底色、根本立场和价值原点。新疆公安扎根边疆基层、直面各族群众、深耕一线治理，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各族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是传递党和政府温暖、凝聚民心民意的关键窗口。深化公安服务改革、迭代完善便民保障体系，是公安机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警务治理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民生本位”的系统性重塑。通过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靶向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精准优化基层治理服务，全方位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边疆高质量发展既有硬核发展支撑，更有温暖民生底色。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实现便民利企提质增效。持续推进“一窗通办、一网通办、就近可办、全程快办”改革，依托数字化赋能精简流程、压缩时限、优化服务，以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全面提升户籍、证照等高频事项服务质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化车驾管领域改革，优化城市交通组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靶向整治交通拥堵、出行梗阻等民生顽疾，全方位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呵护城乡烟火发展活力。主动适配夜间经济、特色巴扎、民俗展演、小微业态等边疆特色经济场景，严守安全底线、优化监管模式、精准动态施策，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治理有效度。统筹治安秩序规范与民生活力释放，实现安全稳定与繁荣发展双向共赢，以精细化民生警务厚植执政根基、凝聚民心合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向“聚同心、铸同魂”拓展，完善多元保障体系，汇聚磅礴合力
边疆治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单一警务力量、单兵作战模式难以实现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的治理效能。多民族聚居交融、兵地一体共生、城乡统筹发展的特殊治理格局，决定了必须打破条线分割、区域壁垒、单兵作战的传统治理局限，构建多元联动、优势互补、共建共治、协同赋能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深化基层警务改革、拓展完善多元保障体系，核心是推动边疆警务治理格局系统性重构，实现从“单一履职、条线治理”向“多元共治、全域联治”的深度转型，统筹民族团结、兵地融合、群防群治、社会参与各类治理资源，全域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疆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夯实长治久安的社会根基、群众根基和治理根基。
以基层共治赋能民族团结，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特征，深耕“石榴籽警务室”特色治理品牌，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全方位融入基层警务实践。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排查化解邻里交往、生产生活、民俗共处中的细微矛盾隐患，从源头消解隔阂、融洽关系、促进和睦。通过精细化治理、温情化服务、常态化帮扶，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不断巩固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以兵地融合破除治理壁垒，提升全域协同治理效能。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治理一张网”系统思维，打破行政区划、警务管辖、资源配置壁垒，健全兵地情报互通、治安联防、隐患共治、应急联处、案件协查的常态化联动机制。推动兵地警务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以警务一体化协同赋能兵地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融合，实现风险共防、平安共建、发展共赢。
以群防共治激活基层末梢，构筑全域平安坚固防线。依托基层网格治理体系，系统整合社会组织、志愿力量、基层能人等社会治理资源，健全专群结合、联防联治、自治自助的常态化治理机制。完善基层风险自查、矛盾自调、隐患自纠的治理模式，规范群防力量建设管理、健全激励保障机制，推动专业警务力量从单兵作战向引领带动转型，构建全域覆盖、联动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筑牢边疆长治久安最深厚、最广泛的群众根基。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的干部干事热情很高，但缺乏科学精神、求实态度，结果不仅没有出业绩，反而带来了一堆问题”，“要把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使出台的各项改革举措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工作需要、符合群众利益”。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为党员干部如何在“想干事”和“会干事”的有效结合中不断“干成事”提供了重要遵循。
满怀干事创业的热情，是成就事业、推动发展的精神基石。邓小平讲：“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干事创业的热情，是一种奋力前行、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是一种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意志力量。党员干部永葆干事创业的热情，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创新发展的重要前提。党员干部只有以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极端负责、精益求精，才能够在工作中源源不断释放出巨大能量，才能够不断创造出一流业绩。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应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干事创业的热情，以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奋力完成党的历史任务。
努力干，不意味着盲目干，更需要坚持科学精神。在干事创业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满怀热情，还必须秉持科学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人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但却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我们不论是想问题还是办事情，单凭主观愿望和干事热情是不够的，还必须遵循科学精神，正确认识和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如果违背科学精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即使有冲天的热情，也非碰钉子不可。如果主观臆断，想当然、瞎指挥，就要犯脱离实际的错误。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新问题新困难层出不穷，更应该尊重科学精神，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充分利用新中国成立70多年以来积累的物质基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真正学会按照客观规律想问题、办事情，激励带动更多想干事、能干事的人，真正做到干成事、干好事，才能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保持稳定发展态势。
干事热情和科学精神是辩证统一的，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提供动力，让理性认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没有干事创业的热情，科学精神就会沦为纸上谈兵。后者提供方向和方法，让干事热情始终运行在正确的轨道上。没有科学精神的引领，热情就会变成盲目蛮干。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主观能动性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得到最大发挥，使客观规律在实践中得到更好运用，推动改革攻坚行稳致远。党员干部要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干事热情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和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中国国情、国际形势的准确把握上。做到激情与理性相结合，主动担当与稳健推进相结合，创新精神与务实态度相结合，既要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豪情奋勇争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又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清醒尊重规律、审时度势、开拓创新，让干事热情与科学精神并驾齐驱。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任务艰巨繁重，每一项改革举措的出台、每一项发展成就的取得，都需要把满怀干事创业的热情和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敢为人先的开拓者，又要做尊重规律的实干家，在攻坚克难中开辟新境界，在稳中求进中创造新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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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抓取失败）
原文 ↗黄海潮涌，风起山海。胶州湾畔，国务院批复设立的第九个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枕涛而立、向新而行。这片兼具山海风骨与江海胸怀的热土，不仅肩负着经略海洋、融合创新、自贸试验区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四大国家战略使命”，更是基层治理的“试验田”。这里陆域面积2129平方公里，总人口268.8万人，经济体量常年位居国家级新区前列。伴随着126万新市民的涌入和420个城中村的变迁，这座新城在迸发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成长的烦恼”——组织覆盖“跟不上”空间重构，治理能力“跟不上”人口规模，利益主体多元化、群众诉求多样化、矛盾纠纷触点多燃点低等问题，成为新区建设路上绕不开的考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党的二十大和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也相继提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等一系列部署和要求。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发挥国家级新区先行先试优势，坚持从最基础抓起、在最难处破题、向最末梢聚能，努力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西海岸样板”。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蹚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城乡融合追求的价值目标。新区紧扣发展所需、基层所盼，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统领乡村发展融合、治理融合、服务融合的“一统领三融合”发展路径，推动乡村振兴行稳致远。
“雏雁星火”归乡，蓄足乡村“源头活水”。面对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村干部队伍“老龄化”以及“人难选、选人难”的隐忧，西海岸新区破局开路，将目光投向了充满朝气的青年群体。自2024年起，新区决定实施“雏雁星火”计划，开展选聘高校毕业生回村任职试点，首创“镇选村聘”模式，坚持“回本村工作、享受村干部待遇、畅通成长和退出机制”原则，先后回引146名大学生回村担任村主职干部助理，规划“村主职干部助理——‘两委’成员——党组织书记”成长路径，建立岗位待遇动态增长机制，蓄足村干部队伍“源头活水”。
为帮助青年人才快速成长，西海岸新区精心组建了“青禾园地”成长特训营，并量身定制了“百师百课”成长计划，每月定期组织开展成长型主题党日。课程内容紧贴基层实际，涵盖党务知识、集体经济发展、群众工作方法等核心板块，全方位强化青年人才的思想淬炼与工作指导。在精心培育下，王台街道徐村大学生助理韩超结合村庄工作经历拍摄的作品《燎原星火》，荣获全省“理论星火・青春燎原”创作大赛一等奖；大场镇三河埠村大学生助理陈晓涵领办的“帮喜团”志愿服务队，获评中宣部“第十一批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并入选首届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发布的“全国文明乡风建设十大优秀案例”。
两年多的岗位历练与悉心培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这群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不仅经受住了基层的考验，更赢得了村庄百姓的广泛认可。截至目前，4人当选行政村党组织书记，112人进入村“两委”班子，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坚力量。如今，在广袤的乡村大地上，“年轻人回来了”的欢声笑语不断响起，不仅破解了村干部队伍“老龄化”的难题，更让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乡村发展新画卷。
“三社一司”改革，盘活“人地房钱”。农村要发展，农民要富裕，如何有效突破农村劳动力空闲、耕地空置、村庄空巢、产业空心等发展瓶颈？对此，新区坚持抓镇促村、整镇推进主线不动摇，聚焦“人、地、房、钱”四要素，探索由乡镇党委主导搭建“三社一司”平台，系统推进“农民就近就业、农地托管服务、农房多元盘活、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四项集成改革，全地域、全要素推进乡村公共资源开发利用，探索出一条以组织振兴引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北邻沈海高速、南靠204国道，连绵上千亩的土地上，农机有条不紊地在忙碌作业。“这片地都是我们村的，现在全部由镇上的共富田园合作社全程托管。”“雏雁星火”计划回村任职大学生、大场镇营楼村“90后”党委书记徐云龙告诉记者，营楼村已托管土地3160亩，基本实现了“全村一块地”。全程托管的基础是成方连片的农田。据介绍，当地村集体先“预流转”农户土地，通过减垄增田、归并置换等方式，让小田变大田。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小地块之间的田垄、沟壑被填平，整理出的农田面积多出10%。“多出来的土地收益归村集体所有，光这一块就能增收20多万元。”徐云龙说。
人地关系理顺后，“闲下来”的农民该去哪儿就业？西海岸新区创办共富劳务合作社等用工保障平台，引导镇域内有一技之长、有务工意愿的农民主动入社。新区统筹各方资源，开发“智找活”云平台，包含招聘、求职、技能培训等8项功能，为企业和农民搭建就地就近、双向奔赴的高效对接载体。
张家楼街道党工委组织委员周丹琳介绍道：“我们通过领办共富乡舍合作社，对闲置房屋统一托管，依托城乡要素流通信息化平台，已将300余套闲置房屋转入实景三维数据，为周边企业提供‘云上看房’服务。通过改造提升，可作为职工宿舍使用或打造乡村民宿新业态，促进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在新区，“三社一司”的实践探索正在形成：共富田园合作社、共富劳务合作社、共富乡舍合作社，将乡村资源要素有效组织了起来；乡镇党委与国有平台公司合作成立强村共富公司，推动村集体将组织起来的资金、资产、资源以适当形式入股，多村联合抱团对接市场。据介绍，王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由22个集体经济组织出资成立，通过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集团合资合作，参与建设标准化厂房车间、承揽市政保洁工程等，现已稳定运营3年，年均分红超240万元。
以共富田园、共富劳务、共富乡舍合作社和强村共富公司为主要内容的“三社一司”集成改革，聚焦聚力农村“人、地、房、钱”四要素，是新区坚持抓镇促村，探索“党组织＋专业合作社＋强村共富公司”发展模式的生动实践，以要素集成改革，助推乡村同兴共富。
建设社区“幸福家园”，打造党建引领小区治理新样板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时强调：“要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努力把社区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的幸福家园。”202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将社区“幸福家园”建设作为全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要任务持续深耕，立足小区作为社区的最主要部分和人口承载地的功能定位，强化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将“抓小区、优社区、强城区”作为“关键一招”，形成了“强化街道社区党组织统筹领导、发挥小区党组织引领协调作用，突出‘红色业委会’这一关键主体，抓好小区公共资源这一关键支撑”的一套系统打法，着力把一个个居民小区建设成党的领导有力、治理精准有序、服务暖心有感、邻里和睦友爱的“幸福家园”。
强关键组织，开展居民小区“进楼入户”行动。“以前小区里党员找不到组织，组织找不到党员，现在不一样了，党支部建到了家门口，有事找支部准没错。”家住珠海街道越秀和悦府小区的居民感触颇深。此前，该小区曾深陷业主私建阳光房、圈占绿地等纠纷，小区党支部成立后，带领党员中心户分片包干，12件违规占用公共空间等“老大难”一一化解。
针对组织覆盖“空白点”，新区构建起“街道党工委——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架构。全区建成670个小区党支部，划定2000个楼栋党小组，推选1.1万户党员中心户，真正实现了“党员带四邻、四邻带全民”。
支部强不强，关键看“头雁”。“书记主任‘一肩挑’，党建引领的抓手才实。”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灵山卫街道星光岛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薛新伟表示。新区通过在册党员选一批、上级党组织派一批、在职党员兼一批等方式拓宽选人渠道，推动小区党支部书记、网格长、居民小组长、业委会主任“四职一肩挑”，975名支部委员与业委会成员、物业管理人员交叉任职，避免“各唱各的调”。
治理的本质就是凝聚共识、解决问题。“很多矛盾，源于沟通不畅、信任不足。党组织要做的，就是搭建开放、规范、管用的平台，让居民有事能商量、有地方讲理、有机制解难。”新区工委组织部副部长朱晓龙说道。
抓关键主体，推行业委会“一管四统”模式。业委会作为业主大会执行机构，是小区治理的关键主体，业委会握有公共收益管理等诸多权力，以往监管缺位，容易脱管失控。一位街道干部坦言，不少业委会选举不规范、“变味”成少数人的游戏；决策不透明、印章随便盖；与物业要么“吵架”要么“被架空”，业主权益反而受损。
对业委会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简单粗暴、生硬强制，必须加强党建引领。新区着眼补短板、固根本，主动出击抢阵地、防微杜渐“治未病”，把好“选举、履职、监管”3个关键环节，加速加力建设“红色业委会”。目前，符合条件的小区业委会组建率达97%，成员中党员占比65%。立足扶上马再送一程，新区围绕议事决策等9大关键环节、34个重点事项，率先制定3.2万字的《业主委员会规范履职工作指引》，构建系统化、标准化运行体系，并面向4800余名业委会成员开展全员轮训，上好入职“第一课”，把好履职“起步关”。运行好更要监管好。新区创新探索业委会“一管四统”模式，旗帜鲜明喊出“党管业委会”，推行业委会重大事项统一把关、印章统一存管、财务收支统一监督、经济责任审计统一规范，筑牢业委会决策用权的制度防线。
聚关键要素，率先推进小区公共资源规范管理。公共用房、公共收益等公共资源依法归全体业主所有，属于小区核心利益。长期以来存在的底数不清，甚至违规侵占等问题，是业主关注焦点和矛盾多发源头，也是城市治理必须正视的问题。聚焦小区公共资源底数不清、权责混乱、闲置流失等问题，精确摸清“家底”。小区公共资源管理涵盖政策范围广、触及问题层次深、牵扯利益错综复杂，开展专项行动尚无先例。新区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政策法规，结合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创新提出社区服务用房和物业管理用房、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公共收益“两房两共一收益”的小区公共资源概念，随之开展集中清理，着力摸清“家底子”。过程中，新区坚持街道、社区、小区“三级书记”上手抓，做到职能部门全程指导、专业律师全程参与、推进过程全程公开“三个全程”，推行物业报、居民提、按图找、实地查“四步工作法”，确保应清尽清、账实相符。
与此同时，立足还利于民、增益于民，新区着力做好闲置资源的盘活利用、积极壮大小区“家业”。一方面，“盘活”服务功能，充分利用物业用房、架空层等区域，建设党群服务站等邻里活动阵地3.28万平方米，提升小区居住品质，优化治理服务功能。另一方面，“盘活”经济效益，依法依规通过租赁闲置场所、招引商业广告等方式，新引进营利项目196个、增加公共收益458万元，有效提升小区的自我保障能力。
创设“红帆支部”，加强新兴领域基层党的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适应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新兴领域的快速发展，既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也给基层党建工作带来了新课题：新就业群体优秀分子入党谁来接、流动党员谁来管、新兴领域“两个覆盖”谁来抓，这些长期困扰基层党建的现实难题，考验着城市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近年来，新区创新党组织设置，在城市社区、产业园区等领域设立246个“红帆支部”，让新兴领域的每一份力量都有组织的托举，每一颗向党的心都有安放之处。
从“无处可递”到“主动找到”。新就业群体中的优秀分子想入党，申请书往哪儿递？这个问题曾让不少像靳继莹这样的快递小哥感到迷茫。军人出身的他，常年为孤寡老人义务配送生活物资，身边的志愿者大多是党员，他却因为工作单位没有党组织，入党心愿迟迟未能实现。改变源于一次“红帆支部”的社区宣讲。当了解到这个专门平台可以兜底发展党员时，他第一时间找到了社区书记。“找到了党组织就像是找到了家，以后为群众服务再也不是单打独斗了。”递交入党申请书的那一刻，他红了眼眶。近年来，新区依托“红帆支部”常态化走访未建立党组织的新业态市场主体，建立积极分子梯次培优库，精准研判、优中选优，新发展新兴领域党员1471名，其中新就业群体党员92名。这些来自一线的鲜活血液，正为基层党组织注入新的生机。
从“隔着屏幕”到“并肩奋斗”。浙江大学工学博士胡春义来新区创业时，党组织关系还留在学校。每次支部学习只能隔着屏幕远程参与，总觉得“少了点和大家并肩奋斗的感觉”。“红帆支部”在摸排流动党员时找到了他，将他纳入统一管理。此后，胡春义不仅牵头攻克了车载净水系统等多项技术难题，还主动用专业知识为“红帆支部”打造了公益科普课堂。“以前总想着把技术做好就是对社会有贡献，现在终于有了实实在在的平台，能把所长用到更多人需要的地方，这份归属感多少钱都换不来。”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新区依托“红帆支部”精准管理服务1683名流入党员，组织他们认领“党员先锋岗”，让每一名流入党员都能找到组织、找到位置、找到价值。
从“空白地带”到“红色阵地”。青岛左图科技公司是青岛市最大的外卖配送服务商，管理着上千名骑手，但此前面临团队管理困难、组织建立无力的困境。“红帆支部”了解需求后，第一时间派驻党建工作指导员上门，全程协助梳理流程，帮助企业成为全市首批建立党组织的外卖配送企业。组织建起来，作用如何发挥？结合骑手流动性强、熟悉辖区的特点，党支部选聘50余名优秀骑手担任“骑先锋”兼职网格员，鼓励骑手送餐时了解社情民意、上报治理隐患。如今，这支队伍累计上报线索2000余条，成为社区治理中不可或缺的“流动哨兵”。这正是“红帆支部”兜底新兴领域“两个覆盖”的生动缩影。
对于未建立党组织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通过选派党建指导员、先行组建群团组织等方式，加强对新兴领域从业者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条件成熟后，及时指导其成立党支部。目前，全区新组建新兴领域党组织960个，曾经的党建“空白地带”正变成一个个坚实的“红色阵地”。此外，新区坚持“服务凝聚”与“先锋引领”并进，细化18条“凝新”举措，高标准打造88处“岛城暖心驿站”，切实满足停车充电、餐饮休息等实际需求。建成全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车先锋”党群服务中心，配套线上服务小程序，实现车货对接、诉求帮办等16项功能一屏通办，累计服务9万余人次。2025年，新区入选全国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基层联系点，成为全省唯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切实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基层治理没有一成不变的“万能公式”，关键在于把握精髓、因地制宜。新征程上，青岛西海岸新区将秉承“先行先试，用心用情”的理念，努力让党群连心、邻里互助的基层治理底色更温暖，让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家园”篇章更壮美。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关键在于抓实抓细基层的每一件小事，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根基。
坚持组织引领，着力锻造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问题也在基层，必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首要是把基层党组织建强建过硬，使其真正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提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突出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相统一，以政治功能校准治理方向、以组织功能汇聚治理力量，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避免有组织无力量。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抓好村（社区）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凝聚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核心力量。建强带头人队伍和党员队伍。既注重从致富能手、退役军人、返乡乡贤、大学生村官中选拔政治过硬、群众信任的党支部书记，又引导广大党员在政策宣传、矛盾调解、扶危帮困一线亮身份、见行动，让党的旗帜在每个治理单元高高飘扬。深化乡镇（街道）班子队伍建设，注重择优选拔基层骨干，推动基层干部下沉一线服务群众，让党的根基深深扎在人民群众之中。凝聚多元治理合力。在党组织领导下加强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建设，搭建平台，引导“两代表一委员”、老党员、专业社工和志愿者有序参与，把各方面人才活水引入基层治理一线。坚持党委统筹抓总，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实质作用，统一思想行动、整合资源力量，形成基层治理“一盘棋”。
坚持宗旨引领，把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基层治理全过程。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格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引领的是治理，指向的是群众；治理效能高不高，最终要由群众来评判。只有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变成心与心的零距离。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在源头化解上动真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用好“四下基层”制度，健全诉求收集、办理、反馈闭环，推动矛盾纠纷预防在前、调解优先、就地解决，防止小事拖大、矛盾上行。基层很多问题往往是拖出来的，必须健全接诉即办等机制，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把风险隐患化解于萌芽。提升服务精准化精细化水平，在办好实事上出实招。紧盯“一老一小”、残疾人、困难家庭等群体的急难愁盼，聚焦环境治理、停车管理、社区养老、文化休闲等民生关切，把服务项目设计在群众需求最迫切处，推动服务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上门。立足满足群众改善性服务需求，集成式、片区化加强社区综合服务供给，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激发群众参与内生动力，在共建共治共享上见实效。鼓励以志愿服务、互助服务等形式参与治理，在共建共治共享中增进邻里和睦，构建党组织引领下充满温情的基层生活共同体。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引导党员干部上网、懂网、用网，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不断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坚持机制引领，健全科学高效的基层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构建新的体制机制。让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稳致远、常态长效，必须以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把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安排，构建运行顺畅、高效协同的基层治理体系。健全多元共治的领导协调机制。坚持基层党组织对基层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深化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制，健全议事协商、资源整合、项目联动制度，推动从行政隶属向组织纽带、从条块分割向区域一体转变，形成基层治理“一盘棋”。坚持部门协同发力，推动组织部门、社会工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汇聚工作整体合力。构建条块结合、权责明晰的赋能下沉机制。推动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权力下放，赋予乡镇（街道）必要的管理权限和执法权限，明确与上级部门的权责边界，破解“小马拉大车”、权小责大等突出问题，让基层有资源、有能力办好该办的事。用好用活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抓好工作机制，以轻车壮马带动基层治理优质高效。完善过程可控、结果可溯的监督评价机制。建立以群众满意度为重要标尺的评价体系，综合居民评议、第三方评估、大数据监测等手段，依托智慧治理平台实现信息采集、任务分派、处理反馈、考核评价全流程可追溯，形成治理闭环。以“互联网+”、“人工智能+”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促进数据跨层级、跨地域、跨部门共享，建设协同高效的智慧治理体系，以绣花功夫推动基层善治。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基层治理的成效，往往就体现在一桩桩小事的处置之中。坚持组织引领、宗旨引领、机制引领三者贯通发力，才能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尤需以定力与韧劲，持续夯实基层这个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原文 ↗文化遗产作为城市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的文化根脉，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更新的矛盾自然凸显。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把文化遗产作为城市现代化可有可无的“附属物”，需要清除消灭的“障碍物”，还是将其作为城市现代化富有生机、持续向前的精神活水，贯通古今的现实载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重视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这为新时代在城市发展中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围绕如何推动厦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这一问题，就进行了许多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深入把握总结其中内蕴的重要理念和基本经验，对今天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守护好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定战略规划引领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文化遗产是自然与时间的馈赠。一座古城、一处遗址、一片街区、一个文物，都蕴藏着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和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守护文化遗产，本质上守的是延绵不绝的民族精神，守的是一场面向未来的持续不竭的历史接力赛，必须立足长远，全局谋划。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事关文明根脉的永续发展。这就决定了新时代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坚持统筹规划、保护为主、保用结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形成重点关注、覆盖全域的保护格局，推动宝贵遗产代代相传，促进文化事业持续繁荣发展。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正值厦门经济特区初创之际，百业待兴。他敏锐地洞悉和把握改革之风，勇立潮头、开创新局，突破体制机制束缚，从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牵头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围绕厦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人才开发、文化遗产保护等作出了一系列长远规划，并专门附加了一份《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旅游开发利用》的专题报告，以长远眼光明确“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打破仅仅保护鼓浪屿风貌建筑的局限，以全局眼光对鼓浪屿全岛进行保护，做到对岛上的一草一木与历史人文遗存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按照这一思路，厦门启动了《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系统开展了古树名木、历史风貌建筑等各类文化与自然资源的普查建档工作，为后续的精准保护、科学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26年，厦门发布了《厦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体现了厦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以贯之，也体现了厦门对自身历史文脉赓续与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统一的持续坚守。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立足自身实际，努力做到当下与长远、局部与整体、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通过战略谋划、统筹兼顾、全局把握，将原本相对独立的文物保护、城市规划、生态治理等统一起来整体性把握，在战略协同中建设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优美的现代化城市。只有以战略眼光审视文化遗产保护，提早谋划并持续推进，才能让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在城市发展中不失本色，在时间流变中薪火相传，在市井风貌演变中迭代延绵。
树立科学理念实现文化遗产永续传承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用科学理念指导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才能真正实现永续传承。一座城市的历史建筑、文物古迹承载着城市人民的成长历程，维系着全体人民的共同情感。保护好文化遗产，是对历史的敬重，也是对人民的负责。文化遗产保护要按规律办事，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理清为何保护、为谁保护、如何保护的根本问题。
保护是利用的前提，利用是保护的目的。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科学对待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必须“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探索特色保护、价值保护实践，增强现代科技手段赋能，把静列于橱窗的历史文物转化为文化再生产的“活态资源”，实现“物的保存”向“精神传承”的实践转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注入深厚强劲的文化力量。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充分认识到保护城市古建筑、守护历史文化名城是领导干部肩负的重大使命与责任。多次实地考察厦门古建筑遗存保护状况，亲自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1986年，在调研听取八卦楼修缮工作情况汇报后，立即协调筹措专项经费，大力支持八卦楼的抢救维修工作。正是这一重要举措，“扭转了一座百年建筑的命运”，守护住了前人留下的文化瑰宝，延续了城市的历史文脉。
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生活的展开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城市发展既要守住文化根脉，尊重文化遗产的历史性和多样性，又要主动结合地方特色，推动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和当代活化。把宝贵文化遗产存续和现代文明更新结合起来，推动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与创新发展。近40年来，厦门按照这一思路，坚持保护第一原则，编撰实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持续推动对八卦楼、南薰楼以及莲塘别墅等的保护修缮，完成了438处不可移动文物修缮，推动“送王船”成功列入人类非遗名录、嘉庚教育遗产进入中国申遗预备名单等，大力弘扬红色文化，促进闽南文化现代转型，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现代生活塑造拓展的有机融合。正是坚持保护与利用的辩证统一，才能“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使文化遗产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生生不息的宝贵财富，为子孙后代留存历史记忆、为人类文明存续和更新提供中国智慧。
促进文旅融合实现文化遗产的良性开发
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和特色底蕴，既是其自然生态与文化遗产持续互构的结果，也需要通过文旅融合，不断实现生态资源与人文资源的相互整合，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相互赋能。
文化遗产作为文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能够带动就业、增加收入、推动区域发展。进入新时代，我国将文化遗产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建设了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等国家文化公园，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统一，形成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融合发展格局，不仅推动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对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融入旅游发展进行思考与探索，在牵头对厦门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分析厦门具有岛、山、岩、海的自然资源与延平文化、宗教文化、侨乡文化等人文景观，共同构成独特的城市旅游资源，既强调旅游资源开发的经济性质，又强调其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和文化性质。2001年，已担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就厦门特别是鼓浪屿的旅游开发作了进一步的指示，提出“鼓浪屿至少有四个特点可以大做文章，即风景系列、海洋系列、琴岛系列以及人文系列”。这一指示使鼓浪屿的保护开发具备更高的战略定位，也为厦门的文旅融合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厦门牢记嘱托，立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和深厚悠久的人文历史积淀，以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探索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旅游发展的双向赋能、协同共进，打造“面朝大海四季花开”的城市品牌。
文旅经济已成为许多城市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需要统筹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增强高品质文旅体验，提升国际化文旅发展水平，持续赋能区域发展，助力城市现代化建设。还要延续中华文脉，让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具有不同地域特色又有共同文化价值指向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彰显新的魅力、呈现新的风采，有利于形象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厦门市委宣传部实践基地研究员、华侨大学科研院院长）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指出，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是古往今来人们的共同愿望。在历史长河中，无数思想先驱都对美好生活有着自己的理解。这些思想家对美好生活的探索固然有益，但他们往往将注意力投射在某个终极理念之上，仅仅把人视为意识和概念的产物，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现实世界中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解释层面的追求必须与改变世界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形成解放人、发展人的现实力量。立足“现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将美好生活的实现路径重新铺设在了现实的人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美好生活不是抽象的哲学玄思，而是“现实的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创造出来的。
美好生活的第一个前提，就是满足人民最基本的物质需求。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一切关于美好生活的畅想都无从落地。从实现民族独立到建立工业化体系，再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和国家始终紧密结合特定历史阶段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目标与政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美好生活纳入执政目标，庄严宣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判断，实现了美好生活从“自发”到“自觉”的理论飞跃。就当前工作而言，必须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无论是乡村振兴还是城市建设，都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通过推进科技创新、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产业竞争力，为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物质丰裕是美好生活的一个维度，但不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核心就在于揭示“异化”劳动对人的摧残。马克思所描绘的理想社会，是人能够摆脱固定分工束缚，充分发展个性与潜能的社会。这种“全面自由发展”不要求所有人遵循同一个模子，尊重人的多样性和主体性，让每个人都能获得成长成才的机会。美好生活不是一句口号，它体现在每一个家庭收入的增加、每一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每一个劳动者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上。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尊重了人的主体地位，什么时候就能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义乌的发展就是一个生动例证。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缺资源的内陆小城，之所以能从“鸡毛换糖”的货郎担起步，成长为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的“世界超市”，靠的正是一代代义乌人敢闯敢试、不等不靠的创业精神。从1982年顶着压力开放小商品市场，到“四个允许”政策撕开市场活力的口子，义乌的每一次跨越，都是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激活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要通过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依靠诚实劳动和勤奋学习获得发展机会。特别要关注教育、就业、医疗等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干部的“履职清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美好生活究竟靠什么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劳动。劳动是人们最基本的感性活动。人们不仅通过劳动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料，也在劳动中获得精神的充实与升华。劳动的过程，本身就是人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求真、向善、寻美的过程。正因如此，马克思才选择从劳动发展史而不是精神发展史中探寻“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当劳动有益于增进劳动者对内在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体悟，劳动认同就能形成；当社会制度在劳动身份和劳动权益方面形成基本的保障，劳动就能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叙事，就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统一起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因踏实奋斗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最终要落实到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去。对新时代美好生活的追求，既关乎个体生活品质的提高，也意味着中华民族整体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真正拥有了追求和享受美好生活的现实基础。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人民美好生活始终是标定、调整和检验党和国家一切方针政策的鲜明主线。这条主线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发展逻辑：不是等待条件成熟再去改善民生，而是在改善民生的过程中创造发展条件；不是先有物质丰裕才有人的发展，而是通过激发每个人的创造力去实现物质丰裕。正是在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循环往复中，美好生活从一个愿景变成了日复一日向前推进的现实进程。
原文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人生为什么需要被审视呢？我们需要审视人生的什么？从人类社会历史来说，在原始社会，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活下去，人的存在意义体现为敬畏自然、延续族群，能够活下去本身就是意义的全部内涵；进入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将意义等同于服从等级秩序，个体意义被集体意志裹挟，人的存在意义需要通过“他人”来体现，马克思将此称之为“人的依赖”。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打破了传统意义体系，人文主义思潮唤醒了人的主体性，意义追求转向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但资本增殖逻辑又将人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使意义沦为物质占有、功利追逐的附属品，以至于“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个体存在的意义就是“占有”更多商品、财富、货币和资本等，人的意义需要通过“物”来体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的依赖”。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也批判了基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意义建构逻辑，为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存在意义”提供了重要方法论。
首先，意义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传统哲学探讨“人的意义”，总爱把它说得特别虚：要么是脱离现实的超验价值，要么是人天生就有的一套理性规则，或是虚无缥缈的精神终极归宿，这类观点把意义架在日常生活、人类历史之外。与此相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初就确立了现实性原则：拒绝对意义进行抽象玄思，“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将意义置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绝不脱离真实生活空谈意义，而是把意义放回普通人的生活、人类发展的真实历史里去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哲学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从“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理解世界。因此，意义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有血有肉、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与交往的个体，是真实的鲜活的普通人。意义发生的场域是现实历史，人只有通过劳动、和别人交往、动手创造、改造身边的世界，才能证明自己拥有的能力，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获取人生的意义。正如马克思说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其次，意义在社会中具体生成。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意味着，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脱离社会关系的孤立个体无法真正实现人的本质，更无从实现人生意义。我们身处的社会关系有很多种，比如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道德伦理关系，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在生产关系方面，人与人如何分工干活、怎么分配资源，会直接决定一个人在社会里的位置，也会影响人的价值的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与工人两极对立，生产关系的对立直接导致意义的分化。资本家的意义体现为资本的不断增殖，其活着的目标就是赚更多钱、扩大资本。而工人的意义则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工人变成了帮资本家资本增殖的工具，自己本身的价值被忽略，只有不停工作才有存在的价值。在交往关系方面，我们和家人、朋友、同事相处，互相倾诉情感、交流看法、分享思想，这些来往给我们寻找人生意义提供了支撑。在和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看清自己存在的价值，明白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在伦理道德关系方面，它会给我们的人生意义划定底线和方向，让我们追求的价值不只是满足自己，同时也符合社会公认的规矩和大众的期待。
再次，劳动是意义实现的方式。劳动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劳动？对于个体来说，“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即劳动对人具有双重价值：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意义的源泉。简单来说，劳动既能赚到钱财，也能收获幸福，它不只是我们养家糊口的办法，更是我们找到人生价值的根本来源。一方面，个体通过劳动获得收入、赚取财富，“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有了收入，才能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需要，才能实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劳动也是人生意义的源泉，劳动是人的类本质，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证明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一张优美的桌子体现了木匠师傅的价值，一篇优秀的论文体现了学者的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
最后，意义以“自由个性”为指向。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人的发展状况把社会形态分为三种，他认为未来社会是一个充分彰显“自由个性”的社会。这是马克思描绘的美好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为之奋斗的目标，同时，这种对人生意义的述说也给当下治理“内卷”“躺平”指明了方向。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建立在“自由个性”基础上，那么，个体的意义在于如何实现自身的“自由个性”，社会的意义在于如何让每一个个体都能有机会实现自身的“自由个性”。对于个体而言，遵从“自由个性”的人生，才是值得追求的。什么是“自由个性”呢？“自由个性”并不是为所欲为，也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日常生活意义上的性格固执和倔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自由个性”就是个体“随自己的兴趣”，按照自身性格特点、脾气秉性、能力、条件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在工作中感受到愉悦、开心和幸福。通过工作，让自己更加完美，把自身潜能最大程度发挥出来，从而在这样的工作中，把幸福人生与社会奉献结合起来，实现人生的意义。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做最好的我”。对人生意义来说，世俗意义上最好的东西不一定最适合我们，最符合我们“自由个性”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最有意义的。每一个人的人生意义都是根据自己的“自由个性”自我定义、自我评价的，都源于按照自己的“自由个性”对社会“各尽所能”，这和孔子倡导的“因材施教”、道家所讲的“各适其性，各安其命”、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讲的“人岗匹配”也是相通的。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意义的社会性、集体性，而是说“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这两者本身也是一致的，“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是敌对的，互相冲突的，一种利益必须消灭另一种的”。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即个体唯有在关照他人、奉献社会、创造公共价值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的完美”。“真正的共同体”由“个体”自由联合而形成，即个体通过不断修身律己、完善自我、活出本色，为“人类的幸福”增加更多增量。
原文 ↗提问：李后强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市社科联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请问，如何理解创新是文艺的生命？
解读：林雅华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文艺发展的本质规律。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看，文艺作为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必然伴随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从中外文艺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凡能传之后世的经典之作，无不闪耀着创新的光芒。从当代中国文艺发展趋势来看，依托互联网技术、深度嵌入人民日常生活的新大众文艺正在蓬勃发展，其旺盛生命力的源泉，正是创新。唯有把创新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才能持续激活新大众文艺的创造潜能，谱写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华章。
创新能力是文艺创作的生命力所在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变革推动着思想文化的创新创造。文艺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文艺创作不是对生活的简单复制，而是对生活本质的审美把握和艺术呈现。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突破已有范式，创造出具有时代特征和艺术个性的作品。
回望中国文艺发展史，唐诗之所以能够屹立中国诗歌之巅，正是因为从初唐四杰到李白、杜甫，从白居易到李商隐，每一位杰出诗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开拓了诗歌的新境界。面对唐诗这一高峰，宋代文学并未止步不前，而是以“开辟真难为”的勇气，在诗文等众多领域实现了创新发展，形成了与“唐音”并峙的“宋调”。元明清三代的文艺创作，则不断突破格律桎梏，转向民间汲取鲜活养分，催生出光彩夺目的元曲杂剧与章回体小说，大幅拓宽了传统文艺的思想内涵与审美疆域。放眼西方文艺发展脉络，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经典作品，亦无一不是创新的结晶。但丁的《神曲》以民间俗语挣脱拉丁文的束缚，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莎士比亚的戏剧打破“三一律”的古典教条，重塑了西方戏剧的表现形式；卡夫卡跳出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框架，开辟了现代主义文学的独特路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那些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作品，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创作中仍存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存在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创新能力的不足。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并要求文艺工作者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全过程，“在提高原创力上下功夫，在拓展题材、内容、形式、手法上下功夫，推动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相辉映，让作品更加精彩纷呈、引人入胜”。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创新发展的历史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巨大的理论热情与实践勇气，不断推动中国文艺事业的创新发展。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阐明了“人民文艺”的根本立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一立场的明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艺政策调整，而是一次文艺范式的突破创新。由此，一种带着浓烈“生产者”气息的全新文艺形态，破除了书斋文艺、“亭子间”文艺的垄断地位，把劳动人民推上了历史舞台。《白毛女》《兄妹开荒》《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这些作品的创新不在于使用了多么“先进”的技巧，而在于它们让群众从“沉默”的配角与“无言”的布景，变成了生机勃发的主人公，书写了一部部光辉璀璨的人民史诗。
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呈现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的诞生与成长，构成了文艺创新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提出的“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指引。《红岩》《创业史》《保卫延安》《山乡巨变》等一系列优秀的文艺作品相继出版；艾青、丁玲、赵树理、柳青等创作者扎根中国热土，塑造了一大批光彩照人的“社会主义新人”与“当代英雄”。这一时期的文艺探索充分证明，当社会制度发生结构性巨变时，文艺的创新不可能仅靠“形式实验”完成，而必须深入制度的内在机理与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在会上明确提出：“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在其引领下，文艺领域的创造活力持续迸发、充分涌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第五代电影、摇滚乐、先锋戏剧……以题材、形式、审美的创新突围，重塑了新时期文艺的创作格局。紧随其后的“文化热”“国学热”以及大众文化的异军突起，则以一种更为深远的文化力量，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将文艺创新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要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要求正确运用新技术、新手段，实现文艺与科技的深度融合。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与时俱进、守正创新是社会主义文艺保持旺盛生机的关键。它不仅在实践层面有力巩固了党的文化领导权，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进程。
进一步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文变染乎世情”，文艺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表达载体，深刻反映着时代变革浪潮中的社会变迁。2026年，“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建议，上升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这为新时代的文艺创新创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与充满张力的实践场域。
作为新时代文艺发展的重要创新形态，新大众文艺打破了文艺生产的专业壁垒，催生了跨界多元的文艺表达。大数据、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等前沿技术，将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加以融合。游戏、动漫、网文、短视频、微短剧等“泛文艺体裁”不断拓宽文艺创作的边界。如此一来，文艺就从“天才的灵光”变成了“大众的实践”，甚至变成一种更普泛的“人机协同”。这些新兴形态不仅拓展了文艺的外延，更重构了文艺的叙事逻辑与审美标准。用户不再只是单纯的消费者，而是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点赞”“关注”“分享”“收藏”“弹幕”“打赏”等方式实现对作品的高互动性参与，甚至“沉浸式”进入作品创作的现场，推进作品的二次创作。这一变革打破了文艺“生产——传播——消费（评价）”的既定模式，激发出前所未有的大众创作热潮。一个“无论身份，不论阶层，门槛消弭，圈子打破，人人皆可为作者”的文艺大众化时代正在成为现实。
当然，在欢呼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必须警惕这种“新”所包含的技术性、市场性与多元性可能引发的风险。例如，流量逻辑对内容逻辑的侵蚀，多元利益对价值共识的消解，尤其是海量、即时、跨媒介的用户生成内容（UGC）生产对传统文艺管理模式提出的严峻挑战。那么，如何才能应对这些风险挑战，进一步激活新大众文艺的创新创造活力呢？
强化价值引领，为文艺创新“定向”。创新不等于无序和低俗。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的首要任务就是打破“流量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构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市场活力与人文精神相协调的新型文艺动力机制。一方面，要在用户停留时长及点击量之外，嵌入关乎艺术品质、文化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维度的正向权重；另一方面，还要将“思想深度”“艺术原创性”与“文化传播力”“技术创新性”“受众参与度”相结合，以更具包容性的评价机制，扭转单一依赖流量变现的短视取向。
更新治理机制，为文艺创新“护航”。新大众文艺的复杂生态，决定了传统“一元化”管理模式难以为继。这就要求“硬治理”与“软治理”相结合，推动构建政府主导，平台、行业、公众等多主体协同参与的新型文艺治理机制，清晰界定并合理配置不同主体的治理角色与责任。具体而言，网信、广电、文旅等监管部门应聚焦宏观政策与底线监管，履行“元治理”职能；平台企业需压实主体责任，优化审核机制与算法透明度；行业协会应强化标准制定与行业自律；创作者与受众则可借助评议机制、行业公约等途径深度参与，持续共建有利于文艺创新发展的良好生态。
激活双向奔赴，为文艺创新“赋能”。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不仅有赖于打破流量逻辑的价值引领与一主多元的协同治理，更有赖于专业文艺力量与新兴创作主体的“双向奔赴”。一方面，专业文艺力量要向新大众文艺场域主动下沉与深度融入，通过跨界合作的方式，为新大众文艺创作提供系统培训，不断提升其叙事技巧与审美水平。另一方面，文艺管理机构要为民间涌现的优秀人才与丰富创意打开制度化通道，使其融入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主流。各级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络作家、短视频创作者、独立制片人等纳入组织，赋予其专业身份与归属感。此外，还要进一步畅通新大众文艺创作的产业化落地与价值提升的渠道，建立高效的IP转化机制，使优质的网络文学、微短剧、原创音乐，能够顺畅进入影视、出版、游戏、衍生品等产业链，完成从“网红”到“长红”的价值跃升。
原文 ↗县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拥有最直接的自然本底、最广阔的生态空间，也面临着最紧迫的发展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丽水来说尤为如此。”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在县域发展实践中，县域经济的竞争力正日益取决于生态资源的丰裕度和绿色发展的含金量，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塑造县域经济新优势的根本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绿色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本，县域有条件也有必要走在前列。
生态优先夯实县域经济的绿色本底。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对县域而言，生态资源是最具稀缺性的生产要素，生态品质是最具竞争力的核心优势。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看，传统发展模式将生态保护视为发展的“外部约束”，而新发展理念则要求将生态保护内化为发展的“内生变量”。生态是县域最宝贵的家底，保护是发展的底线。县域经济的竞争力，不再仅仅取决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先天因素，更取决于生态品质这一核心资产。高水平保护本身就是一种发展能力，通过科学治理为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空间载体和环境品质。运用最小生态化手法将千年采石遗留下的废弃岩宕，改造为书房、音乐厅等公共文化空间，实现生态疮疤向文化地标的转变。坚持系统思维进行水环境治理，表象在水里、根子在岸上，一体推进河道水体提质、岸线生态修复、滨水绿道贯通。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让生态优势成为县域参与区域竞争的最硬底气。
价值转化激活县域经济的增长动能。绿水青山不会自动变成金山银山，中间需要转化机制这个“催化剂”。从经济学视角看，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需要打通“定价难、交易难、变现难”三个环节的堵点，构建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价值实现链条。县域丰富的生态资源往往以公共品形态存在，市场机制难以自动发挥配置作用，这就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政府提供制度供给和基础设施，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以工业化思维和经营乡村理念打造农业产业平台，打通种植养殖、加工生产、品牌销售、文旅融合全环节，推动缙云烧饼、菜干、麻鸭等从“田间”走向“车间”，把“短链条”拉成“全链条”，成为富民支柱产业。将连绵群山的“先天瓶颈”转化为抽水蓄能电站的“绿色充电宝”。这种转化为既有资源找到新的“打开方式”，使原有的劣势成为不可复制的优势。
改革创新锻造县域经济的持续竞争力。绿色发展的长效支撑，不能依赖要素堆砌，必须以改革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县域经济体量小、创新资源有限，但“小县”同样可以探索改革创新之路。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围绕制造业构建创新动力体系，通过“共享工程师”“科技副总”等机制强化人才支撑，以“培养本地人才、服务本地产业、实现本地就业”三个本地化思路发展职业教育。针对林业资源“资源在山上、价值在账上”的现实困境，探索实施跨乡镇林地综合治理，运用生态修复、资源置换、业态集聚等模式，推进山林连片整合、整体开发。同时，创新“生态信用”应用场景，实施“生态产品抵质押标准”“生态信用贷”等改革，构建“生态可估值、资源可抵押、收益可变现”的金融闭环，让沉睡的林业资源蝶变为流动的绿色资产。“两山”转化的深层堵点不在技术而在制度，通过改革畅通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通道，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
（作者系浙江省缙云县委书记）
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新疆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这一重大论断，深刻揭示了新疆发展和安全、稳定与繁荣的辩证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谋划新疆工作，形成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为做好新疆工作提供了“纲”与“魂”。新疆公安要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扣公安工作现代化主线，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兴警，破除传统履职惯性、跳出部门本位局限，加快构建“安全、开放、法治、便民、多元”警务保障体系，持续培育新质公安战斗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筑牢坚实平安基石。
向“主动防、智能控”转型，完善安全保障体系，守牢战略底线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高水平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和前提保障。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疆、对外开放前沿，区位特殊、形势复杂、使命特殊，安全治理覆盖政治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领域。当前，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纵深推进，各类传统与非传统风险交织叠加，隐患形态呈现隐蔽化、跨界化、联动化、突发化的全新特征，传统依赖人力、侧重末端、被动处置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配新时代边疆复杂风险治理格局。深化新时代公安改革、系统重塑安全保障体系，核心是推动边疆警务治理范式全方位、系统性重塑，彻底实现从“被动处置、末端维稳”向“主动预判、源头防控、智能管控、全域固本”的根本性跃升。
坚持理念革新、源头施治，构建前瞻防控新格局。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和前瞻思维，全面前移防控关口、下沉治理重心，依托“情指行”一体化实战体系，健全风险研判、精准预警、分级处置、闭环督办、复盘提升的全链条工作机制。聚焦经济运行、社会治理、公共安全、边境管控、意识形态等重点领域，精准捕捉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风险，深度拆解风险传导、叠加演变规律，从源头阻断风险滋生蔓延链条，彻底扭转事后补救、被动应对的治理惯性，实现安全治理从“末端灭火”向“源头防火”的质变升级。
坚持科技赋能、数字智治，锻造精准防控新能力。深入落实科技兴警战略，以数字化改革、智慧警务建设为牵引，破除部门壁垒、打通数据壁垒、整合资源壁垒，搭建全域感知、动态监测、智能研判、闭环管控的智慧防控矩阵。依托大数据建模、智能研判、全息画像、靶向整治等现代化手段，以科技赋能的确定性对冲边疆风险演变的不确定性，推动风险治理从粗放式管控向精准化、智能化、常态化治理转型，全面提升全域全时风险防控质效。
坚持系统集成、协同施策，塑造安全发展新平衡。统筹推进立体化、常态化、系统化安全治理，全方位夯实多维安全屏障。常态化推进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斗争，稳固动态清零、平稳可控的社会大局；常态化守护油气、电力、矿产等战略基础设施，筑牢边疆能源资源安全防线；依法依规打击生态破坏、资源侵害等违法犯罪，护航绿色低碳发展；全链条保护知识产权和科创成果，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营造安全纯净的创新生态，持续将警务治理效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保障红利。
向“护大局、保畅通”发力，完善开放保障体系，服务向西开放
开放融通是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比较优势，要素高效流动、资源优化配置、内外双向联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的核心支撑。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亚欧大陆经贸联通的关键枢纽，新疆在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中占据特殊战略地位，发展的潜力在开放、动能在融通、未来在联动。传统封闭化、壁垒式、管控型警务模式，容易形成制度性流通梗阻，抬高跨境贸易、产业流通、人才往来交易成本，制约内外要素高效循环。深化警务机制改革、迭代升级开放保障体系，本质是推动警务履职理念、模式、机制全方位迭代，实现从“封闭管控型”向“融通赋能型”深度转型，通过警务流程再造、制度机制创新、涉外服务提质，精准衔接国家对外开放顶层战略，打通内外联通堵点、激活区域发展势能、释放枢纽经济活力，全方位助力新疆深度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精准嵌入开放场景，赋能枢纽经济提质增效。紧扣自贸试验区建设、中欧班列集结运营、跨境贸易通关、口岸对外开放等核心场景，健全重大项目护航、跨境秩序管控、警企联动护航常态化机制。持续精简涉外警务审批流程、优化口岸通关警务服务、疏通跨境物流堵点，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力支撑口岸经济、通道经济、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深耕平安文旅建设，规范文旅市场秩序、整治涉旅突出乱象，以平安底色擦亮“大美新疆”开放名片，实现安全治理与开放发展双向赋能。
破除要素流通壁垒，优化全域开放发展生态。迭代升级涉外服务、人才通行、跨境居留、外资服务等惠企惠才举措，畅通人才、资本、技术、物资跨区域流动通道，破除制约开放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打造安心安业的开放营商环境。深化跨区域、跨境警务协同共治，推动警务服务与开放业态、产业布局、枢纽功能深度融合，助力加快从过境通道向资源集聚、产业承载、辐射带动的区域战略枢纽转型，全面释放向西开放区位势能。
向“优环境、促活力”深耕，完善法治保障体系，培植发展沃土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法治化、规范化、可预期的治理生态，是区域高质量发展最持久、最核心、最可靠的核心竞争力。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经营主体的培育、市场活力的激发、优质要素的集聚、产业业态的升级，根本依托于稳定健全的法治体系、公正规范的执法行为、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公安执法司法处于法治建设第一线、市场服务最前沿，执法尺度、服务质量、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市场信心、营商环境和群众感知。深化法治公安改革、系统夯实法治保障体系，核心是重塑新时代边疆警务法治逻辑，坚守法治底线、平衡治理关系，统筹秩序规范与活力释放、刚性管控与柔性服务、依法履职与助企赋能，以全方位、高质量、精准化的法治供给，护航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固本培元、蓄势赋能。
坚持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守住公平竞争底线。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明晰执法边界、规范执法流程、统一执法尺度，坚决杜绝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逐利执法。全面落实涉企包容审慎监管要求，细化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罚、柔性执法清单，最大限度减少执法活动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扰动。不折不扣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一视同仁、平等保护，切实维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坚持精准靶向法治赋能，破解产业发展堵点难点。主动对接重大项目落地、自贸区建设、新兴业态培育、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常态化开展企业合规指引、风险预警、涉企纠纷调解、法治宣传服务。聚焦市场监管痛点、企业发展难点、产业转型堵点，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商业贿赂、不正当竞争、合同诈骗、恶意逃废债等涉企违法犯罪，全力维护公平有序、诚信透明的市场秩序，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信心。
坚持法治优势迭代转化，培育优质发展生态。持续推进执法服务增值化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法治约束力转化为发展驱动力、法治规范力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以稳定的法治预期、公正的执法环境、暖心的警务服务，持续集聚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发展要素，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激活创新动能，让法治成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向“顺民意、解民忧”贴近，完善便民保障体系，彰显发展温度
为民造福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价值归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初心底色、根本立场和价值原点。新疆公安扎根边疆基层、直面各族群众、深耕一线治理，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各族群众的重要桥梁纽带，是传递党和政府温暖、凝聚民心民意的关键窗口。深化公安服务改革、迭代完善便民保障体系，是公安机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警务治理从“管理本位”向“服务本位、民生本位”的系统性重塑。通过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靶向破解群众急难愁盼、精准优化基层治理服务，全方位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边疆高质量发展既有硬核发展支撑，更有温暖民生底色。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实现便民利企提质增效。持续推进“一窗通办、一网通办、就近可办、全程快办”改革，依托数字化赋能精简流程、压缩时限、优化服务，以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全面提升户籍、证照等高频事项服务质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化车驾管领域改革，优化城市交通组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靶向整治交通拥堵、出行梗阻等民生顽疾，全方位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坚持包容审慎监管，呵护城乡烟火发展活力。主动适配夜间经济、特色巴扎、民俗展演、小微业态等边疆特色经济场景，严守安全底线、优化监管模式、精准动态施策，做到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治理有效度。统筹治安秩序规范与民生活力释放，实现安全稳定与繁荣发展双向共赢，以精细化民生警务厚植执政根基、凝聚民心合力，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
向“聚同心、铸同魂”拓展，完善多元保障体系，汇聚磅礴合力
边疆治理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特征，单一警务力量、单兵作战模式难以实现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的治理效能。多民族聚居交融、兵地一体共生、城乡统筹发展的特殊治理格局，决定了必须打破条线分割、区域壁垒、单兵作战的传统治理局限，构建多元联动、优势互补、共建共治、协同赋能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深化基层警务改革、拓展完善多元保障体系，核心是推动边疆警务治理格局系统性重构，实现从“单一履职、条线治理”向“多元共治、全域联治”的深度转型，统筹民族团结、兵地融合、群防群治、社会参与各类治理资源，全域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边疆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夯实长治久安的社会根基、群众根基和治理根基。
以基层共治赋能民族团结，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特征，深耕“石榴籽警务室”特色治理品牌，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全方位融入基层警务实践。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排查化解邻里交往、生产生活、民俗共处中的细微矛盾隐患，从源头消解隔阂、融洽关系、促进和睦。通过精细化治理、温情化服务、常态化帮扶，持续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不断巩固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以兵地融合破除治理壁垒，提升全域协同治理效能。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治理一张网”系统思维，打破行政区划、警务管辖、资源配置壁垒，健全兵地情报互通、治安联防、隐患共治、应急联处、案件协查的常态化联动机制。推动兵地警务资源整合、力量融合、功能聚合，以警务一体化协同赋能兵地经济、社会、文化全方位融合，实现风险共防、平安共建、发展共赢。
以群防共治激活基层末梢，构筑全域平安坚固防线。依托基层网格治理体系，系统整合社会组织、志愿力量、基层能人等社会治理资源，健全专群结合、联防联治、自治自助的常态化治理机制。完善基层风险自查、矛盾自调、隐患自纠的治理模式，规范群防力量建设管理、健全激励保障机制，推动专业警务力量从单兵作战向引领带动转型，构建全域覆盖、联动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筑牢边疆长治久安最深厚、最广泛的群众根基。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原文 ↗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是适应当前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并将“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作为“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围绕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原文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70%，城市建设的重心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然而，空间供给与居民真实需求之间的错位依然突出，许多老旧小区缺少适老化设施、新建社区缺乏便民服务、公共空间重景观轻实用等问题较为突出。尽管近年来各地在更新改造方面有所探索，但“改而不优”“建而不用”的现象仍不少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已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对城市发展价值逻辑的重新审视。国家层面对此作出系统部署，其落地成效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
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转向与特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这既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提供了指引。衡量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尺度，不再是空间的规模与速度，而是空间能否承载人的尊严、能否回应人的多元需求。城市更新和空间营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在城市中安居乐业。
以人为本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原点。高速增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当前则更注重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最终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长期以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是效率优先，通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释放大量土地资本，催生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但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人口总量迈过拐点，增量空间已极为有限。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两个转向”，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标志着城市工作的重心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就要求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必须关注老城与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在公共服务设施规模、质量和标准上的均等化。从空间生产理论来看，城市空间既是物质存在，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存在张力，当空间被过度赋予物质属性、强调经济属性而忽视其社会功能、服务人的能力时，就产生了“见物不见人”的偏差。因此，过去一些更新实践存在重形象轻民生、重建设轻运营、重规模轻品质的倾向。当前，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应当将空间从交换价值的逻辑中解放出来，回归使用价值，即服务于人的日常生活。
科技向善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要支撑。数字时代，科技手段为城市更新与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也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赋予了新动能。如北京通过人工智能巡检、公共摄像头智能化、接诉即办智能坐席系统等多场景应用，驱动城市治理方式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跃升。然而，技术本身并不天然带来美好生活。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使人成为技术的附庸。在存量更新阶段，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从土地、资本等要素驱动转向依靠治理改革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智慧城市建设不应停留于技术堆砌，而应回归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城市韧性等本质目标。当前，城市发展在智慧社区、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数字孪生城市等方面已有积极探索，但距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仍有差距。未来，需要推动制度变革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让技术进步转化为居民可感的便利与安宁。
可感可知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检验标准。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要融入每一位居民的日常体验之中。支持加装电梯，关乎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能否安心居家养老；背街小巷整治、小微公共空间改造，关系居民出行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优化公共活动场地和慢行系统，增设健身休闲运动场所，关系居民日常生活中看似琐碎却实实在在的需求。如上海普陀区曹杨新村对近1500户居民实行“一户一图纸”，根据每户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改造方案。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运动，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尊重社区的内在肌理和社会网络。可感可知不仅体现在物质环境的改善上，也体现在社区归属感的增强、邻里关系的改善、日常生活秩序的提升等更为柔性的层面。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建设成效的最终标尺，让居民成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创造者和受益者。
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营造体系。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价值取向的引领下，从经济、社会、自然三个维度协同推进。三个维度不是孤立的板块，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经济是基础，社会是归宿，自然是底线。
秉持经营思维，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面向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城市更新是一项激活存量、培育新质生产力、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树立经营思维，摆脱对规模扩张和资源投入的路径依赖，转而推动实现城市内部要素的优化配置、结构升级与动能转换。首先，经营思维要求对城市的资产价值进行重新认知。城市更新的核心驱动力，过去是土地增值，但在存量时代，则是土地上承载的功能、产业、人才和活力。追求资产增值不能把地产增值作为唯一目标，而应追求综合资产增值，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文化账。老旧厂区不是一拆了之，而是通过功能转换植入新业态；老旧商业街区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完善功能布局，丰富文商旅体展等融合业态。其次，经营思维要求从开发走向运营。存量时代规划引领的实施，需要把内容和场景结合起来，充分尊重运营，才能使更新落地。老旧交通枢纽与周边街区的一体化更新、养老托育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改造，都涉及后续运营模式的可持续性。最后，经营思维要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物指硬件设施的改善，如建筑修缮、管网更新、公共空间改造。投资于人指人力资本的积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育、消费环境的营造以及居民就业技能的提升。二者结合的核心在于物质更新要服务于人的能力发展和活力激发。例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应同步配套社区食堂、日间照料等养老服务，让设施真正便利老年人；商业街区改造时，应嵌入创业孵化空间和技能培训站，使商户和居民能借助新场景提升经营能力。城市更新关键是人、地、钱关系的协同适配，特别要以投资促消费。通过改善物质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进而激发消费意愿和社区参与热情，形成“物促人、人活物”的良性循环。
坚持多元共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完整社区建设。公共参与的深化、基层治理的完善、社区文明的培育，都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可或缺的社会根基。城市更新通过物质空间更新引发社会空间效应，空间正义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在社会维度上的核心诉求，空间资源配置应当以公平正义为规则导向。因此，城市更新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应成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主体围绕公共议题达成共识的共同参与行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维度的核心内容，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性、救助性福祉的相对均衡与充分释放，将成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标识。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简单地在空间上平均布点，而是要针对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精准配置，如在老年人口比例高的社区优先安排养老服务和适老化改造，在年轻家庭集中的区域重点保障托育服务和儿童活动空间。完整社区建设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载体，其目的是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社区凝聚力。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补齐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活动场地和慢行系统，离不开物质层面的更新改善，更需要结合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城市治理从单向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文明。
重视生态韧性，加强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应对能力。当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频发态势，从特大暴雨到极端高温，从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到冬季极端寒潮，城市面临内涝、高温、极寒等多重挑战的交织叠加。应对多元化的极端气候风险，建立系统性气候韧性，需要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首先，韧性建设需要尺度拓展。各类灾害正逐步成为关乎全国性、系统性、流域性的重大课题。以极端强降雨为例，持续数日的降水本质上已超出单个城市的排水能力范畴，而是整个流域水文循环的异常表现。因此，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需要跨越更大区域乃至流域尺度，统筹上下游的水库调度、河道疏浚、蓄滞洪区规划，以及跨行政区的应急联动机制。如京津冀地区已探索建立潮白河流域联合防汛体系。其次，韧性建设需要体系构建。应对城市洪涝灾害，需统筹构建包含管网排水、内河排涝、区域河道行洪与应急管理体制紧密衔接的综合防灾体系。如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绿色低碳与气候韧性理念深度融入规划建设，构建“通州堰”综合防洪体系。应对城市高温热浪，需通过增加城市绿地与水体比例、优化建筑布局以改善通风条件、推广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等方式综合施策。最后，韧性建设需要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城市发展存在重地上轻地下、重资本积累轻标准提升等倾向，这在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今天亟须改变。韧性建设要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留有余地、保有弹性，在空间布局上为不确定性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尤其不能把应对常规问题的工具当作解决极端问题的万能药方。这既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发展理念问题，需要以更加审慎和前瞻的态度审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城市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适应，从单一工程措施走向系统治理，在安全底线之上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原文 ↗城市是集聚经济要素资源、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主要载体，同时也是承载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进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9%，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5亿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连，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务工，为我国参与全球分工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资源。随着人口不断流向城市，城市规模不断壮大，大量农村户籍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工作生活在城市，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建设好现代化人民城市、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已成为带动全国城乡居民实现共同富裕和幸福生活的关键举措。
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其自身特征，建好现代化人民城市要避免出现“城市病”。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几乎都面临过“城市病”的困扰。城市人口过度集聚、规划建设失衡，超出资源环境承载力与治理能力，往往会引发一系列城市发展失序问题，最终导致居民生活质量下降、经济运行成本抬升，给世界各国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困扰。当前，住房负担过重、交通拥堵、优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等问题在我国部分地区、部分城市凸显，成为制约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增强的因素。
重视城市作为生活、消费场域的功能是破解“城市病”的关键。城市不仅是要素集聚的生产中心和工作所在地，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场所。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我国城市建设较多考虑生产属性，对生活属性关注不足，兴建了大量的大马路、大广场和工业园区，大城市中心城区地价房价高昂，上班族职住分离，大量社会财富和宝贵精力浪费在克服“城市病”带来的诸多不便上，整体上降低了城市的运行效率。特大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居民的高品质生活首先就是要依托城市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增进人民福祉，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居民在大城市通过个人努力过上体面的生活，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进步不断创造出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改善居住条件是当前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首要任务，也是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潜力的关键领域。中国房地产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超过40平方米，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对住房面积的需求。然而，在房地产市场规模高速扩张的过程中，住房质量没有被足够重视，部分商品房户型设计、建筑施工工艺落后，人民群众仍有大量改善型住房需求尚未得到满足。通过新建“好房子”、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特别是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才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品质的需求。在当前内需不足、消费乏力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扩大改善型住房需求，也是扩大内需、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领域。
不断优化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等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着力解决城市居民的“后顾之忧”。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并非简单的住房硬件升级翻新，而是通过系统性的城市功能完善和公共基础设施改进，从制度和软件层面切实提高生活品质，提升城市整体运行效率。通过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供充足、具有公共品属性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关键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保障，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并使居民不必为应对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的不确定性而过度储蓄，充分释放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潜力，形成“居住品质提升——居民消费意愿激活——内需活力持续扩容”的正向循环。
（作者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
原文 ↗城市是一座活着的生命有机体，不断更新发展是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更重要的是，城市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是一个不断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让居民生活更加舒适、更加优雅的现代人类文明居所，更是促进社会包容、文化融合、行为文明、规范有序的人类高品质公共活动空间。作为各类空间叠加的综合体，除了以家庭为主的私人生活空间外，城市更多体现为社区、街区、园区、校区、景区、公园、广场、商场、医院等更多群体从事社会活动的公共生活空间，这也是当今旧区改造、微更新等一切城市更新的主体实践场域。城市的这种空间属性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涵养、孕育功能，决定了既要见物又要见人，既要注重硬件又要注重软件，全面打造既满足人的需求又引导人的发展的生活空间。
近年来，全国各地在国家城市更新规划、城市高质量发展等顶层战略指引下，结合当地特色，按照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推进城市生活空间的更新营造，产生了诸如上海的“一江一河”（黄浦江、苏州河）、北京的“27院儿”、成都的“西村大院”、广州的“幸福里”等从“网红”走向“长红”的优秀案例，树立了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典范。但从全国更多城市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生活空间建设普遍缺乏“用户思维”，空间软服务和硬件建设不相匹配的问题仍然突出，面临重建设轻实效、有空间缺内容的困境。如有些空间虽然具有较好的硬件设施，但更多是按照成人化的标准设计，对不同年龄或特定群体的真实需求关注不足，导致空间难以满足全龄服务、特定群体服务的需求；有些基层空间缺乏与居民生产生活相匹配的活动组织、便民服务等，导致年轻人不愿进入，空间成为少数群体的专属；一些公共空间，管理运营能力弱，存在设施破损无人修、人文关怀服务缺失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存在，降低了城市生活空间应有的功效和价值。
打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需要实施硬件建设和软服务并重的综合策略。在硬件设施完善和管理上，一方面应锚定“人”的尺度，树立全龄友好的空间改造理念。应加强城市规划设计，将全龄友好作为刚性约束条件。由旧城区成片改造以后的生活型更新或历史文化街区，需要从人的生活尺度出发，推行人车分流设计与无障碍设施全覆盖，确保从儿童到老年人、残障人士均能安全、便捷进出。整体建筑风貌设计需要兼具美学表达与文化传承，在保障居住生活安全的同时，让人们从中感受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另一方面需实施精细化管理运维，建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机制。必须改变以往重建设、轻管护的做法，构建“政府监管+专业运维+公众监督”的协同参与模式，利用物联网技术对道路平整度、设施完好率进行智能巡检，确保设施持续满足居民需求；建立社区层面的设施使用快速响应渠道，确保出现问题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修复。
在软服务供给上，一方面应创新打造多元场景，以新供给激活空间活力。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不仅在于“建得好”，更在于“用得好”。可推行“空间+业态”的融合运营模式，根据街区定位精准引入新经济、新消费场景。在空间配套体系上，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不仅满足普通民众衣食住行游购娱等多种需求，更关注老年人、年轻人、儿童等不同群体多时段、高频次互动交流的需求，持续推出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需强化软服务的供给，提升城市生活空间的精神文明承载功能。随着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升级，城市生活空间必须承担起心智增长与精神慰藉的功能。要站在更高的价值层面上，关注居民对多样化、高品质精神文化的需求，因地制宜、因城制宜、因场制宜，积极引进和嵌入城市志愿服务、特殊群体关爱、就业指导、家庭教育等多元化、高品质的软服务。同时，鼓励街头音乐、艺术快闪、戏曲展演等文艺形式常态化进驻，让居民在衣食住行中潜移默化地感受文化艺术的熏染。借助空间特有的情感共鸣与文化链接，使城市生活空间真正成为促进人际友爱、增强社会韧性、实现个人精神升华的空间场域。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 ↗纵观人类战争史，人们对战争的普遍认知往往定格于“闪击战”的雷霆万钧、“歼灭战”的摧枯拉朽或是“核威慑”下的恐怖平衡。然而，另一种曾在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战争形态也不容忽视，它往往着眼于相对模糊的战略目标，进而演变为一种长期化、低强度、持续消耗、难以终结的“慢性战争”。
第一，时间维度的“慢性化”：从“决战决胜”到“来回拉扯”。
传统战争追求在特定时间窗口内集中优势兵力，达成决定性战果。而“慢性战争”的首要特征在于时间的延长与节奏的放缓。
“慢性化”首先源于战争目标的模糊与膨胀。当战争不再局限于夺取领土或摧毁敌军有生力量，而是转向更迭政权、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乃至消耗对手综合国力时，速胜便失去了逻辑基础。初始阶段，发起战争的一方往往设定了有限的战术目标，并能够凭借力量优势在短期内达成。然而，随着冲突的持续，各方目标逐渐升级、叠加乃至相互排斥，弱势一方从“阻止失败”上升为“恢复失地”，强势一方从“有限惩戒”膨胀为“根本改造”。双方的战略目标之间缺乏交集，战线也随之从军事领域向经济、能源、舆论等方向弥散。战争的终结不再取决于某次关键战役的胜负，而取决于哪一方先在社会承受力、经济韧性与政治意志的漫长拉锯中崩塌，于是，“决战”被“对峙”取代，“胜利”被“生存”置换，战争沦为一场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
“慢性化”反过来重塑了作战节奏。在“慢性战争”中，各方逐渐忽视了对快速决胜的追求，转而采取一种“脉冲式”的烈度管理模式。高强度打击与低烈度摩擦交替出现，进攻与防御呈现周期性起伏。当一方发动集中突击后，随即转入防御或休整，等待对方消耗或国际局势变化，另一方则利用间歇期恢复力量、调整部署。与此同时，谈判桌与战场之间形成一种复杂的耦合关系，军事行动不再是决出胜负的唯一手段，而成为影响谈判筹码的工具，谈判进程反过来又制约着军事行动的节奏。当一方在战场上取得局部优势时，往往借此向对方施加政治压力，当谈判陷入僵局时，则通过有限度的军事升级来打破平衡；反之，当一方在战场上遭遇挫折，则会主动寻求外交缓冲。在此过程中，哪一方能够承受更长时间的消耗，便掌握了制胜的钥匙。
第二，空间维度的“泛在化”：战场无边界，对抗全方位。
“慢性战争”进一步消弭了战争的空间界限。战场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渗透至社会每个细胞、覆盖所有活动领域的“泛在空间”。一些地区冲突中，战火从前线蔓延至后方城市，能源基础设施、粮仓皆成为重点打击目标，有的冲突则集中于重要运输线。
在物理层面，传统的前后方界限遭到瓦解。战场不再局限于两军对峙的线性地带，而是扩散至整个国土乃至跨国界的关键节点，能源枢纽、交通要道、通信中枢、人口聚居区，无一不成为冲突的潜在瞄准对象。攻击的选择不再以战线推进为导向，而是以社会的“脆弱性”为标尺，任何一处能够支撑对方战争潜力或维持民生稳定的节点，都可能被纳入打击清单。这种空间上的无差别化，使得战争从“争夺地域”演变为“渗透系统”。反复的打击与反制，将物理空间的每一个节点都转化为彼此消耗的载体，其破坏效应不是在瞬间爆发，而是随着时间累积，逐步放大为系统的秩序崩溃。
在认知与社会层面，“慢性战争”展现出极强的渗透性与动员力。网络空间成为不眠不休的第二战场，各方在此展开持续的叙事争夺，旨在分化对方社会共识、放大内部矛盾、消解民众战争意志。社会成员的认知边界被反复冲击，身份认同在信息洪流中被撕裂与重组，每一个人都被卷入叙事对抗的漩涡，成为被争夺的对象。战争由此从军队之间的对抗，演变为社会体系与社会体系、意志与意志、叙事与叙事之间的全面较量。在这张没有边界的战场网络中，任何一处都可能成为突破口，任何一人都可能成为参与主体，明确的“前线”与“后方”已不复存在。
第三，手段维度的“混合化”：低烈度、高频度与可逆性打击。
“慢性战争”多采取低烈度、高频率、可逆性与不可逆性交织的复合打击模式，将此作为一种持续性的消耗工具。近年来的地区冲突中，双方大量投入低成本无人机与巡飞弹，昼夜不息地袭扰对方纵深目标，双方的对抗演变为弥漫于时间和空间的持续状态。
低成本持续消耗成为主导逻辑。“慢性战争”将手段重心从“毁灭效果”转向“成本交换”，交战双方大量运用廉价、可批量生产且具备一定突防能力的作战平台与投射工具，对对方前沿与纵深实施昼夜不息的袭扰。这类单次打击的毁伤效果有限，但高频次、长周期的持续施压，会迫使防御方为应对每次威胁而消耗价值高昂的拦截弹药及人力成本。当防御方的消耗速度显著高于进攻方时，战场上的经济效益便发生了根本性逆转，这种以“慢”耗“快”、以“廉”耗“贵”的手段逻辑，使得战争在资源层面变得难以持续，却恰恰成为“慢性战争”得以长期延续的内在动力。
非传统杀伤与系统性窒息成为隐秘武器。“慢性战争”将电子战、网络战、经济制裁、金融封锁、技术禁运、外交孤立等非传统手段纳入日常对抗工具箱，这类手段不追求即时的物理摧毁，而是通过持续的电磁压制、链路干扰、数据渗透与系统欺骗，使对手的指挥控制、态势感知与协同作战能力在长期对抗中逐步钝化与碎片化。在更高维度上，制裁与封锁足以切断对手与国际体系的联系，达成一种长期的系统性窒息，其效果往往以年为单位慢慢累积，战争因此陷入更深层次的僵持。
第四，主体维度的“多元化”：责任外移与代价漫溢。
“慢性战争”的又一显著特征在于作战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加剧，其本质在于战争责任的不断外移与战争代价的无序扩散，这反过来又成为战争长期化、低强度、难以终结的结构性支撑。有的地区冲突中，第三方“间接参战”的模式，使得冲突既不会因一方承受不了直接伤亡而停火，也不会因幕后力量不愿升级而迅速结束。作战主体的链条越长，每一环的诉求与责任就越分散，任何一方都难以单独决定停战，战争便被锁定在一种可调节烈度、可无限延长的慢性轨道。
战争呈现出“代理化”。“慢性战争”往往催生出“代理化”的主体结构，其中，幕后力量通过提供武器装备、情报支持、资金援助乃至作战人员，支撑前线部队进行战斗，自身则保持“非交战方”的法律身份规避直接伤亡、政治追责与国际法风险。在这种结构中，幕后力量缺乏速决的内在动力，甚至有意将冲突长期化，以便在持续消耗中削弱对手的战略资源与韧性，而前线部队自身力量有限，无力在短期内达成决定性胜利。于是，战争不再是两支军队之间的速决，而是一场责任层层外移、利益多方交织的漫长博弈，终结遥遥无期。
战争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由于手段上的混合化，“慢性战争”将战争代价向全社会扩散。一方面，平民被动员成为准作战主体，通过传播战争信息、参与网络舆论、社交媒体报送敌情等方式参战，成为情报链、补给链与认知链上的活性节点；另一方面，平民及其赖以生存的民用基础设施也成为重点打击目标。在这种双重角色下，平民不得不承受战争代价，而这种代价在社会与代际之间埋下了难以化解的仇恨，社会信任被撕裂，战后重建与和解变得遥不可及，和平回归的门槛被无限抬高。
第五，结局维度的“非对称”：没有胜利者，只有幸存者。
“慢性战争”鲜少以明确的“胜利”告终，更多是以“疲惫的妥协”或“暂时的停火”收场。战局陷入僵持，和平条约难以达成。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胜利者，参战各方都将长期承受巨大的人员伤亡与经济耗损。
战争的胜负标准从“胜利逻辑”转向“生存逻辑”。在慢性战争中，强势一方可能在战役中取得一连串可观的战果，例如摧毁对方的关键设施、削弱其军事力量、压制其战略空间，但这些成果始终无法将战术优势转化为战略胜利。其原因在于，弱势一方的抵抗目标已从“赢得战争”降为“坚持生存”，它不再追求彻底击败对手，而是为了确保政权和社会的基本存续。于是，战争能否终结不再取决于某一次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在这种格局下，没有一方能够宣称自己是传统意义上的“胜利者”。战争的终结机制从“外部决胜”转向“内部崩溃”。在慢性战争中，压垮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并非来自对手的炮火，而是来自己方内部的结构性崩塌。
原文 ↗攻击机也常被称作强击机，是专门设计用于低空、超低空飞行，直接支援地面作战的固定翼军用飞机，核心任务是打击前线步兵集群、野战工事、装甲车辆、炮兵阵地等近距离地面目标，填补战斗机制空、轰炸机远程轰炸之间的火力空白。
发展简史
战斗机侧重空战夺取制空权，轰炸机主打远距离纵深轰炸，而攻击机以低速低空稳定性、厚重防护、对地专用火力为核心特征，能在己方前沿上空长时间滞留，随时响应地面部队火力请求。作为空地协同作战体系里的前沿空中火力单元，攻击机也是陆军地面部队抵御装甲冲击、突破坚固阵地最直接的空中支援力量。
早期没有专用攻击机，作战飞机大多由侦察机、轻型轰炸机改造而来，仅加装机枪、小型航空炸弹，低空向地面目标俯冲投弹。这类飞机没有针对性防护，低空俯冲时极易被地面高射机枪、步兵防空火力击落，只能在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条件下短暂出击，滞空时间短、生存能力差。专业化装甲强击机成型于二战中后期至冷战中期。随着地面装甲集群的大规模运用，地面防空武器快速普及，各国开始研发机身自带装甲防护、专门用于低空作战的攻击机。机型强化低空低速操控性能，挂载火箭弹、航炮、常规航空炸弹，能够长时间伴随地面部队推进。但该阶段机型航电设备简单，缺乏全天候作战能力，夜间、阴雨、浓雾环境下难以执行支援任务，打击精度依靠飞行员目视观察。
20世纪90年代至今，多任务智能化攻击平台成为攻击机的主流发展形态。一方面保留低空低速、装甲防护的核心设计；另一方面全面升级机载航电系统，搭载光电瞄准吊舱、激光制导、卫星导航设备，实现全天候精准打击。弹药体系拓展至精确制导炸弹、反坦克导弹、集束弹药等多种类型，同时兼顾简易跑道起降能力，不需要大型机场，前线野战跑道即可快速出动，适配山地、边境、海岛等复杂地域支援作战。
独特设计与作战优势
攻击机包括多元化对地武器挂载系统、低空防弹防护体系、全天候光电航电瞄准系统、低空低速专用气动与起降结构四大核心技术系统。攻击机机翼、机身设置多组通用挂点，可自由搭配航炮吊舱、制导炸弹、反坦克弹药、侦察吊舱。标配座舱防弹装甲、发动机防护衬层、自密封防爆油箱，装甲采用轻量化高强度合金，在控制整机重量前提下，重点阻挡地面直射火力，减少关键设备损毁概率。新一代机型搭载红外光电吊舱、激光测距仪、机载火控计算机，昼夜、烟尘环境下均可远距离识别目标；搭配高速数据链，直接连通地面前沿作战单元，实时共享目标信息。机翼面积更大、低速升力充足，起落架强化减震设计，适配简易粗糙跑道。
百年航空作战发展历程中，攻击机依靠低空稳定飞行、厚重防护、多样对地火力、快速空地协同四大独特优势，牢牢占据空地作战体系关键位置。
低空超低空适配性极强，可精准打击遮蔽目标。攻击机机翼、气动布局专为低速低空优化，低空飞行平稳，能贴近树梢、山脊飞行，精准分辨战壕、掩体、装甲车等小型地面目标，打击精度远高于高速战机，可直击地面部队当面威胁，实现随叫随到的近距离支援。
整机防护设计完备，低空生存能力突出。座舱、发动机、油路等关键部位铺设钛合金、高强度防弹装甲，可抵御地面高射机枪、小口径防空炮弹直接命中；机身采用冗余油路、双发布局，单台发动机受损仍可维持基本飞行，即便遭遇地面火力打击，也有更大概率返航，适合长时间穿梭敌方前沿防空火力区。
对地火力配置全面，适配各类地面目标。标配大口径机载航炮，可近距离扫射装甲车辆与步兵；兼容无控火箭弹、精确制导炸弹、反坦克集束弹药、燃烧弹、烟幕弹等多种载荷，既能大范围压制集群步兵，也能定点摧毁坦克、坚固工事，一套平台覆盖多种地面作战需求。
部署灵活，空地协同响应速度快。多数攻击机不依赖高标准大型机场，前线简易场地即可完成加油挂弹；机载数据链可直接接收地面步兵前沿观察员目标坐标，无需中转指挥，大幅缩短从请求支援到发起打击的时间，适配瞬息万变的地面战场。
未来持续升级弥补短板
伴随地面防空装备智能化、无人作战体系成熟、全域空地协同需求提升，攻击机需要持续弥补速度不足、空战薄弱、突防风险高等短板，深度融入有人——无人一体化空中作战网络。
轻量化通用多用途改造，降低部署门槛。大量碳纤维轻质复合材料替代传统金属机身，在保留基础防护的同时减轻整机重量，进一步缩短起降距离；统一弹药挂点标准，兼容对地、简易自卫空战武器，适度提升基础空战自保能力，减少对制空战机的依赖。同时，简化维护流程，降低前线保障难度，适配偏远、简易场站长期部署。
全流程智能火控，实现空地“侦——打——评”闭环。机载AI辅助识别系统可自动区分坦克、工事、步兵、民用车辆，智能匹配最优弹种；整合微型气象、高度、风速传感器，自动修正弹药弹道；打击完成后依托光电吊舱自主评估毁伤效果，信息同步传回地面班组与指挥中心，省去额外侦察确认环节，提升多轮打击效率。
有人攻击机与无人作战平台组网协同。有人攻击机作为空中指挥节点，指挥小型隐身攻击无人机、巡飞弹前出突防，深入高密度防空区域执行高危打击任务，有人机在相对安全空域管控、补射目标，大幅降低飞行员低空突防风险。无人机负责前沿侦察定位，快速回传坐标，缩短支援响应时间，弥补攻击机低空易遭伏击的短板。
优化低可探测性和隐身性，提升突防生存力。针对低空便携式防空导弹威胁，优化机身外形抑制雷达、红外信号，搭配机载红外、雷达干扰系统；研发低红外尾喷口降温技术，减少被光电防空设备锁定概率，在不完全掌握全面制空权的环境下，依旧能够执行有限近距离支援任务。
原文 ↗正确政绩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纯洁性在执政实践中的集中彰显，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行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对政绩观高度重视，大力倡导、亲自示范正确政绩观，带领全党上下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实践路径和根本保障，鲜明体现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有力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立场和执政理念。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牢牢把握蕴含其中的丰富内涵、大本大源、大道大义，牢固树立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政治标线、思想标杆、行动标尺，不断自我革命、反躬内省，时刻牢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做到知行合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在党性淬炼中形成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是校准政绩观偏差的重要法宝。党性铸魂，意志如钢。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强化爱党、忧党、兴党、护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一心为公、大公无私，以坚强党性涵养正确政绩观。
必须强化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从延安整风运动“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新时代以来“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我们党始终把加强学习作为一项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的战略任务，抓得紧而又紧、毫不放松。学贵自觉持续、融会贯通，学习不仅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宝贵经验，也是一个不断坚定理想信念的过程。学贵结合实际、力行落实，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只有做到反复学深入学全面学，才能深谙要义、把握规律。要始终注重修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作为一辈子的事，在常学常新中汲取思想的伟力，在学习力行中明晰前进的方向，不断开创认识新境界和实践新高度。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在正定一心为民减征购，在宁德“三上毛家坪”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在福州下大力气改造棚屋区，一桩桩一件件，无不彰显赤子之心和为民情怀。人民是我们党执政最深厚的基础和最大的底气，人民至上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原点。为了人民幸福安康，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都是应该的、都是必须的。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办法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由人民检验。
必须汲取历史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凝结着治国理政的深刻智慧，历史观指引着政绩观。一路走来，习近平总书记为守护福州三坊七巷、保护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等，付出了大量心血，让中华文脉不断赓续、发扬光大。向史求源并非泥古不化，而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深刻把握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内在逻辑，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历史自信、掌握历史主动，多做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实事，以长远眼光、历史视角审视工作得失、评判政绩成效、增强实践耐心。
必须服从服务大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要心怀‘国之大者’，就是要求领导干部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心有大局，行有格局，方有胜局。讲政治就是讲大局，大局本身就是政治。要增强大局观，坚持系统观念，察微观、想宏观，求客观、不主观，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以系统集成放大综合效益。要提高执行力，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党中央确定的原则、明确的举措、提出的要求不折不扣落实好，在深度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展现更大作为。
必须做到求真务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务实是必备品格”。发展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符合规律，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垂范的。在正定因地制宜提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在福建倡导“山海协作”，在浙江实施“八八战略”，都生动诠释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唯物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正确政绩观的哲学根基，其鲜明特质在于实事求是，干事创业必须立足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来看待、衡量、创造政绩，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鼓作气跑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工作落细落小落实，步步为营、年年有成，不断积小胜为大胜。
在斗争锤炼中校正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了多年、抓了多年，取得一些成效。但从巡视、督查和查办案件的情况看，政绩观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题，需要长期不断地抓”。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感到一些问题影响确实很大，寻根究底，这些问题背后都有错误政绩观的影子。要坚决同不正确的政绩观作斗争，担重担难担风险，敢于把盖子揭开来、把雷排除掉、把问题解决好。
坚决与好大喜功、热衷作秀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重显绩、轻潜绩，搞自我设计、浮夸造势，盲目上所谓的“大项目”、搞所谓的“大手笔”，不计成本搞扩张、铺摊子，留下一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半拉子”工程。若不深入纠治，会造成资源严重损失和浪费，助长形式主义，滋生不正之风，侵害群众利益，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要坚持把工作实效、群众评价、问题解决率作为衡量标准，持续抓现行、抓典型、抓通报，形成震慑、以案促治、完善制度，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从根源上防范类似问题发生。
坚决与脱离实际、任性决策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对经济规律认识不深、把握不准，研判自身条件、本地特色不足，别人搞什么自己就抄什么，盲目追风口、频繁换赛道。还有的不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机制，违规决策上马不该干的项目。若不深入纠治，会造成工作举措和客观规律脱节，错失发展时机，耽误地方发展进程。要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自以为是、不自行其是。要坚持因地制宜抓工作，善于发现优势、发挥优势、塑造优势，错位竞争、扬长避短，确保各项工作符合发展规律、符合自身实际、符合群众期盼。
坚决与违规举债、寅吃卯粮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过度依赖负债拉动经济发展，只管花钱、不管还钱，忽视了项目实际收益和偿债能力，看似创造了“一时的政绩”，实则留下了“沉重的包袱”，透支了当前乃至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若不深入纠治，会深陷借新还旧、拆东补西、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恶性循环，严重威胁财政金融安全，极易引发系统性区域性风险。要构建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做好存量隐性债务化解，坚决遏制违规举债冲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投资方式、工作方式，涵养税源、培植财源，增强造血功能，走出一条以质取胜、量质齐升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决与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时，不主动想对策、破难题，不踏踏实实抓项目、帮企业、育产业，反而在数据上“想办法”“造业绩”，制造泡沫繁荣，导演虚假剧本。若不深入纠治，会造成事实扭曲、决策误导、资源错配，动摇长远发展根基。要完善制度机制，把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应当怎么干，规定得清清楚楚，筑牢源头防范、过程管控、技术赋能和事后追责的屏障，严惩严治造假问题，推动各项工作实现“严、实、快、稳”。
坚决与畏难避事、不思进取的问题作斗争。这类问题突出表现在思进、思变、思干的劲头不足，怕困难怕担责，遇见难事东躲西藏，碰到矛盾上推下卸，处理问题左搪右塞，搞“击鼓传花”、推诿扯皮那一套，存在“只要不出事、宁可不干事”的消极懈怠思想。若不深入纠治，会加剧矛盾积累，问题“滚雪球”，最终积重难返。要坚持大胆负责、大胆工作、大胆管理，到最困难的地方解决问题，到工作推不开的地方打开局面，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疏堵排淤，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干出有分量的“硬业绩”。
在实践锻炼中强化正确政绩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要求，“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发展实践的全过程、各方面，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稳和进要良性互促。稳是大局和基础，为进创造前提条件，行稳方能致远；进是方向和动力，为稳注入持久支撑，有进才有稳。稳不是故步自封、不思进取，而是把该稳的稳住，防止大起大落；进不是急功近利、盲目冒进，而是在稳的基础上该进的积极进取，实现高质量发展之进、高品质生活之进、高效能治理之进。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立和破要协同有序。立是建章立制、树立标准，是目的；破是革除积弊、破除障碍，是手段。立得住才能破得好，该立的要积极主动立起来，为破打下坚实基础；破得彻底才能立得稳固，该破的要在立的基础上及时地破，为立打开更大空间。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做好内外统筹、双向开放文章，用市场化的思维、市场化的办法抓工作，做到政府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推动新旧发展动能平稳接续转换，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
虚和实要相得益彰。虚是抽象、无形、软性的，实是具体、有形、可量化的。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数字技术、平台经济、金融服务等，都要建立在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发展上。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必然造成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化。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加快构建具有自身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标和本要统筹兼顾。标是事物的外在表象，本是事物的内在本质，治标重在应急处置，治本重在固本培元。如果只治标不治本，问题就会无法根除，难免反反复复、层出不穷。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聚焦生态环境保护、防风化债、安全生产、社会治理等领域，加强穿透式分析，找准问题背后的症结，把“治已病”与“治未病”结合起来，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强化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近和远要科学衔接。近是立足当前，完成阶段性工作任务，做实眼前显绩；远是着眼长远，谋划可持续未来，厚植长期潜绩。现代化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揠苗助长、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好高骛远、不重当下，只会凌空蹈虚。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必须做长期主义者，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回应好群众的急难愁盼，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打开发展空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实在在造福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奋斗的伟大事业。对党员干部来讲，能够参与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任务，是人生之大幸、无上之荣光。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担好每份责、干好每件事、走好每步路，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为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作出更大贡献。
原文 ↗翻阅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其首页卷端多钤有一枚朱文方印——“丰华堂书库宝藏印”，朱墨灿然，雅洁可观。丰华堂是晚清至民国时期杨文莹、杨复父子经营的私家藏书楼。这方印记向世人昭示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即1929年杭州丰华堂藏书售归清华大学的事实。丰华堂藏书曾是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购古籍的最大一宗，也是近代私人藏书化私为公的典型代表。
杨氏父子与丰华堂藏书之缘起
丰华堂主人为杨氏父子。杨文莹（1838—1908年），字粹伯，号雪渔，钱塘人。清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编修。九岁能文，出语惊宿耆。稍长即能综览百家，诗词古文，咸有师法。曾担任湖南考官，不久又督贵州学政。任满假归，遂不复出。在杭州主学海堂及养正书墅，所成就者甚众。杨文莹工书法，出入颜、柳，晚年参苏、黄，笔姿瘦劲，有铁画银钩之势，为杭州近代史上著名书法家。
杨复（1866—1945年前后），字见心。家住杭州崔家巷，曾任清中书科中书。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杭州郡绅创办杭州藏书楼；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浙江巡抚与学政议定，将藏书楼扩建为浙江藏书楼，此即今天浙江图书馆的前身，杨复被聘为监理，相当于现在的馆长一职，主持馆务。在他任职的6年中，订立了藏书、阅书、借书的各项规章，对于浙江藏书楼的藏书建设、管理完善方面贡献尤著。他曾手编《浙江藏书楼书目》甲、乙编二卷，收书69990卷、35000册，并于1907年出版刊行。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巡抚奏准将浙江藏书楼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改称浙江图书馆，杨复改任创办浙江图书馆事务所会办。杨复的读书处名“丰华堂”“读史亭”，故杨家藏书主要钤“丰华堂”印。
杨家藏书始自杨文莹。杨文莹任职贵州学政时，见黔地荒瘠，民俗鄙陋，书肆中欲求一般的文史书籍均不可得，便按部类逐一搜求经史典籍，罗列不同版本，以利督导学生，劝善民风。杨复秉承父志，以读书、藏书为雅事，其家富有，更可利用家财网罗图籍。杭州自古即典籍集散之地，清末民初战乱纷起，江南故家藏书多有散出；杨复搜购勤力，很快就使丰华堂缥缃盈架，颇具规模。会稽鲁氏贵读楼、黟山李氏娱园的藏书均被全部买进，甚至同时代的杭州著名的丁氏八千卷楼的藏书也有少量流入杨家。杨复在1921年以后的几年间收书量最为可观，但不久就入不敷出并欠债累累，不得不决定售书还债。
丰华堂藏书入藏后的辗转历程
1925年，清华学校（1928年改称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一代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荟萃清华园，他们潜心研究古史、文化史、民族史、古文字学，致力于古籍的校勘、训诂和集释。学校对古籍的收藏也极为重视，一些深受西方近代图书馆学思想熏陶的知名学者，如洪有丰、袁同礼等担任当时的图书馆主任（即馆长），亲自主持文献入藏。
杭州杨家因无力继续收藏，愿出让全部藏书的消息传出时，正值清华校长罗家伦南巡之际。罗校长得知后立即电知校评议会，主张本校购买。学校评议会本着“英锐年华之本校图书馆，其事业当更有以迈进无疆”的目的，对此事极为关注。因其内容需详细检阅，决定派当时的图书馆馆长洪有丰亲往察看。1929年5月9日洪有丰抵杭，得晤丰华堂主人杨复。杨复当面检交书目6本：1.现藏书籍目录四本；2.部分业已押出书籍目录一本；3.浙江省志书目录一本。经略加检阅，发现其中宋、元、明、清刊本俱全，还有许多稿本、精抄本、名人批校本以及日本刊本、高丽刊本，此外尚有四库全书本五册，阁名待考。据统计总册数为42653册，开出素价4万元。洪有丰又将其与校内藏书目录核对，有重出部分约十分之三，但版本仍各有别。将情况报告学校，经评议会决定购买后，即与杨复议价，双方一再磋商，始定价为34000元。议定后，杭州书贾曾出价4万元拟收这批书，但杨复希望家藏化私为公，所以并未动摇。洪有丰与杨复签订合同后，便照书目逐一点收，另有书目所未载者4893册，杨复亦全部赠送，总计5720种、47546册。据1929年8月30日洪有丰给学校的报告，其中宋版书2种、元版书6种、明版书400余种、清版书及民国以后刊本4000余种、抄稿本200余种。
全部书籍登记后点书装箱，因手续颇烦琐，历时一个月方竣事，计装80大箱。此后辗转上海、天津，经海运、铁路，至7月8日终于使这批书籍悉数安全运至清华大学。校内外对丰华堂藏书的购进欢欣鼓舞，认为此事不仅使清华大学图书馆位列华北第一，即使在全国也将居于首列，“岂仅为本校生色，亦中国文化学术之幸也！”《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大学图书馆增刊》密切关注并连续报道事情进展。书籍到校后，图书馆工作人员日夜加班，整理出简略的书名目录登载在校刊上，以便及时供校内研究之用。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所藏古籍的善本精华被挑出随行南下，丰华堂藏书尚未编目者和其他古籍不下数十万册只得忍痛割舍，留在北平。南运的图书仪器400余箱由汉入川，至1938年冬尚留存重庆北碚。这批善本总6660种、9692函，共12764册，分装224大箱，包括清华馆藏全部宋元版书。1940年6月24日，日机轰炸北碚，空投的燃烧弹使这批图籍顿时淹没在火海中。校方组织人力连夜灭火，仅于灰烬中抢得部分残卷，而10074册珍本已尽付一炬，其中便有丰华堂藏书的全部宋版书和大部分元版书约1000余种。这段痛史书来，至今仍让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1952年院系调整后，杨氏藏书中的家谱、族谱等古籍随之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等兄弟院校。从此，丰华堂藏书余下的4252种便再无散失，至今仍珍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中。
丰华堂藏书的特色与文献价值
丰华堂藏书虽不似八千卷楼藏书那样名播宇内，为世人津津乐道，但也偶见于时人笔下记载。清华大学馆藏清抄本《鸣野山房书目》载有越人樊镇圃记于1922年的跋语，从中可一窥丰华堂及主人的风采：
“余生平笃嗜典籍，于军事之余频诣孙康侯师、吴䌹斋丈斋中，考古质疑，纵谈文艺，因得识杨见心舍人，时相过从。舍人温文尔雅，蔼然可亲，守其先公雪渔翰编之业，青毡一片，不改儒素。其藏书之所曰丰华堂，插架充栋，都人艳称之。余自丙辰以来，重雕先谏议公七种家注本，摭采有关绵诗绛记之书，因类而求，忘其寝食。屡向舍人作一瓻之借，舍人无有吝啬且不以烦恼也……”
丰华堂藏书与丁丙、丁申兄弟的八千卷楼藏书处同一时代，历经两代人数十年的穷搜极访，虽宋元刊本不能与丁氏媲美，然而其特藏亦可称雄一方。其中的浙江省各府、厅、州、县、镇、乡志书，以及山志、水利志，非但名目可称无遗，而且版本咸备；金石之书亦复如是；诗文集中尤以浙江先哲著述为多；此外还有众多珍贵的抄稿本、特别收藏的日本刻本等。为此，丰华堂主人被洪有丰誉为近代浙杭私人藏书家中仅次于丁氏者。这些藏书大都书品上佳、纸墨莹洁，反映了藏书家的苦心经营。杨复酷嗜丹黄手校，于目录版本之学尤具只眼。今天，我们仍可在昔日的丰华堂藏书上看到众多的杨复手批题跋，这些文字是杨复披览群籍、读书治学的心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杭州素称文献之邦，私人藏书遗风流绪，代有传人。杨氏父子尽两代人之功，穷搜二酉，收书不辍。丰华堂藏书琳琅满目、珍品杂陈，虽然藏书未及杨氏身后即散，但幸运的是化私为公，终得其所，为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系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原文 ↗古人认为，为民造福体现在恤民、利民、听民、教民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文化人是重中之重，也是最终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根本保障。
人文化成，教学为先
《周易·贲卦·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君子观贲之象，效法贲之精神。据《周易集注》，贲是饰之义，山下有火。山为百物草木之所聚，山下有火，则照见其上，品汇皆被光彩，这是贲之象。圣贤君子通过观察天文，即日月星辰的运转、寒暑阴阳的更迭，以知晓四时变化的规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农业赖以生存的根本，因为只有按照四时节律生产生活，才能实现仓廪实、衣食足。“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是通过观察社会人文，即人伦之序及相应的德行要求，使人们知礼节、明荣辱，行为举止合于道，才能实现天下大治。这一过程就是人文化成。
大德行者施行教化，则四方都能从其政教。《诗经·大雅·抑》云：“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西周时地方官有教民之责。《尚书·泰誓上》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礼记·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孙希旦《礼记集解》云：“长，谓乡大夫、州长、党正之属。”“长与君，皆有教民之责。”据《周礼·地官》，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州长“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党正“各掌其党之政令教治”。地方官贤德，就能教导一方民众。孔子说：“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迩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大臣是民众的表率和先导，对引导民风民俗起着重要作用。
仁心感化，民不忍欺
孔子对社会发展庶之、富之、教之的论述，就是孔子以仁心、仁政治理民众的具体体现。《群书治要·新序》记载，子路治理卫国蒲县三年。孔子经过蒲县，尚未见到子路就三次称赞。子贡请教，孔子说进入蒲县县境，可见田地整治、荒地开垦、沟洫甚深，这是子路做事认真诚敬，民众才会尽力劳作。进到县城，可见屋墙高大、树木茂盛，这是子路忠信宽宏，民众才不会苟且懈怠。进入县府大堂，门庭清闲，这是子路明察判决，所以民众不来申诉。孔子通过观察治理的环境，推断子路能够实施德政。开垦荒地，深挖沟渠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时间，倘若子路自己不认真，没有用真诚之心打动民众，民众自不愿意做这等辛劳之事，即使做也会敷衍了事。屋墙高大、树木茂盛，说明城邑建设得好，倘若子路没有竭忠尽智的工作态度，不会成为民众的表率。县衙门庭清闲，说明没有累积的案件，这不仅显示子路能够明察公正，也说明民风淳朴，鲜有刑事诉讼。所以，地方官的官德官风对治下民众的影响很大。
地方官有德行，能够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宓子贱治理单父，民不忍欺，巫马期向孔子请教原因。孔子说自己曾问子贱治理的方法，子贱回答“诚于此者形于彼”，孔子认为子贱一定是将这种理念运用到治理之中。诚于此者形于彼，诚于中而形于外，一个人对身边的人和事物有精诚之心，会在百姓之中产生影响。子贱有一片真诚的爱民之心，民众明白子贱的种种政令、举措、教化都是为了自己的幸福，就能遵从子贱。这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正如《群书治要·文子·精诚》所云，冬天天气寒冷，人们都喜欢太阳；夏天天气炎热，人们都喜欢阴凉。最精诚的感应，是不用招引人们自己就会归附，不必驱使人们自然就会前往，不知做了什么，事业却自然成就。圣人精诚形于内，爱憎显于外，言语和情理相副，发号以明确意图。刑罚不足以改变民风，杀戮不能够禁止奸邪，只有感化最为可贵。精诚的感化，就像春日之阳使万物生长、秋日之气使万物肃杀一样。因此，为官从政者想要政令迅速推行，最好的办法是用仁道来感化。
德教普施，化洽太平
官员德行高尚，推行教化，自然能够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实现民风向善。鲁恭治理的中牟就是典型。鲁恭是至孝之人，其父死在武陵太守任上，当时鲁恭十二岁，弟弟鲁丕七岁，兄弟二人日夜痛哭，郡中人赠送的安葬钱物一概不受。鲁恭十五岁时，与母亲和弟弟住在太学学习《鲁诗》，受到儒士们称赞。太尉赵憙钦慕其志气，每年固定派自己的儿子带着酒和粮食慰问，但鲁恭推辞不受。鲁恭前有不收助葬钱物，后又面对官员的馈赠坚持原则。见微知著，鲁恭为官也是廉洁正直。鲁恭不仅孝道卓著，而且悌道突出。为爱护弟弟鲁丕，自己称病不出仕。建初元年（公元76年），鲁丕因品行端正受到举荐，鲁恭才开始担任郡府小吏。此时赵憙已升任太傅，听说后立刻聘用了鲁恭，后又“举直言”举荐了鲁恭，朝廷用公车召见，拜鲁恭为中牟县令。
鲁恭治理中牟，注重用道德教化治理百姓。《群书治要·后汉书一·鲁恭传》记载，百姓许伯等人争夺田地几年，郡守县令都不能判决。鲁恭评判曲直，双方退堂自我检讨，停止耕作，互让田地边界。之前的县令不能判决，而鲁恭能调解成功，原因就在于鲁恭德行高尚，是正人君子，为人处世能使人信服。这就是领导者修身有成，身治而天下治，周围的人自然受到感化。又如，有位亭长从民众手里借牛却不归还，牛主人向鲁恭诉讼。鲁恭多次命令亭长归还未果，叹息这是自己失职，解下绶带准备辞官，结果佐吏哭着挽留。亭长惭愧悔悟，归还了牛并自己请求到狱中服罪。鲁恭赦免了亭长，吏民却因此愈加信服。鲁恭之所以赦免亭长，是因为知道亭长已认错并甘愿受罚，教化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没有必要再行惩罚。这种罪己的行为，反而赢得吏民的信服，所有问题迎刃而解。在鲁恭的治理之下，中牟县的民风越来越好。故当德教普遍实施，天下自然能化洽乎太平。
原文 ↗在越南河内，一处融合了法式特点与越南本土元素的建筑群——越南国家图书馆，静静地矗立于闹市之中。作为越南拥有最多珍稀历史文献的图书馆，越南国家图书馆纵使历经战火，却始终肩负为国存史、守护珍贵典籍之责，如今已然成为越南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由殖民遗存蜕变为重要文化符号
越南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法属时期。1917年，为巩固法国文化在当地的统治，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签署法令，决定成立印度支那联邦中央图书馆。历经2年的建设，1919年以河内中央图书馆之名正式向公众开放。1922年，法属印度支那总督颁布在印度支那实施文化产品法定缴存的制度，中央图书馆作为法定保存本图书馆，开始系统接收当时印度支那出版的每种出版物各1册。
随着政权的更迭，该馆的名称数次变更。1935年，为纪念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皮埃尔·帕斯基耶，馆名改为皮埃尔·帕斯基耶图书馆。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更名为国家图书馆。1946年，胡志明签署关于越南文化产品法定缴存的法令，规定所有出版社和印刷厂须将新出版物提交国家图书馆，此举为新生的国家文献体系奠定了基础。1947年，更名为河内中心图书馆。法国撤离越南时，将部分馆藏转移至西贡（今胡志明市）和巴黎。1954年，越南党和政府正式接管图书馆。1958年，根据越南文化部的决定，被正式定名为越南国家图书馆，并沿用至今。此后，越南长期陷于战火，越南国家图书馆在炮火与动荡中艰难守护着国家典籍。战争结束后，越南政府对文化事业日益重视，越南国家图书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1976年，越南总理签署决议，全面明确越南国家图书馆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与责任，特别是首次赋予其提供科学、文化和艺术信息之责。
越南国家图书馆的建筑本身亦是历史的见证者。其主体建筑的前身为顺化阮氏朝廷派驻北方的经略府所在地，右侧阅览室则是农林研究所旧址。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在这些砖瓦梁柱间留下了痕迹。1996年，为适应形势发展与时代需要，越南政府对图书馆进行扩建。经过现代化改造，越南国家图书馆包含了数座风格各异的建筑，其中不仅有承载历史记忆的传统馆舍，还有融入现代设计理念的楼房，总面积也大幅增加。
汉喃古籍与特色馆藏文献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积淀，越南国家图书馆已收藏有17世纪起出版的250余万册（件）纸质文献，以及近500万页数字资源。除数量庞大的越南语文献外，还包括可观的中文、法文、英文和俄文藏书，以及亚洲各类语言文献、少数民族资料、雕版印刷品、照片、录音资料和儿童读物等专题收藏。这些语种多元、品类丰富的馆藏，清晰勾勒出越南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
其中，最具辨识度的馆藏当属珍藏的5280件汉喃古籍文献，这使越南国家图书馆成为全球汉喃文献研究的核心资源库。汉喃古籍是越南历史上以汉字（汉文）和喃字（又称字喃，是古代越南专为记录本土口语创造的方块汉字型文字）书写，用手工纸抄写或刊印的典籍，内容涵盖历史、法律、文学、哲学、宗教和科学等领域，堪称研究越南古代社会与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活化石”，亦是中越两国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为更好地保存与推广这份遗产，越南国家图书馆2006年与美国一所非营利性语言保护组织“喃字遗产保护会”合作，启动了“汉喃古籍文献典藏数字化计划”，借助现代数字技术对馆藏汉喃古籍进行系统性扫描与元数据编目。数据库沿用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支持检索与浏览，每笔记录均包含题名、作者、年代、内容简介等10余项信息，并提供全文图像。至2024年4月，已完成1952卷、147955页古籍的数字化工作，全球研究者均可通过图书馆网站在线查阅全文。
除独一无二的汉喃古籍外，越南国家图书馆还拥有一项举世瞩目的特色收藏——印度支那文献。该馆藏有68500件相关藏品，包括1700种报刊。这些文献时间跨度覆盖1858年至1954年的法属时期，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语种包括法文、越文等，是研究法属时期中南半岛历史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宝库。为保护这些易损的珍贵资料，越南国家图书馆与法国驻越南大使馆、法国外交部合作开展越南法语古籍数字化项目，完成超过95000页（约800册）的数字化工作，读者可通过图书馆网站在线浏览。2026年2月，越南政府正式提议，提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以借助国际平台加强文献保护，提升其历史文化的全球认知。
面向未来的文献研究与利用
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越南国家图书馆收集和保存国家书目资源、保护珍贵历史文献、编制国家书目，并为国内外用户提供信息服务。1986年，在澳大利亚图书馆的帮助下引入计算机。1987年，实现计算机编目。1994年，完成与各省、直辖市图书馆的联机。2001年，全面启动数字化图书馆建设。2010年至2012年，出版越南语《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第22版），促进全国图书馆的标准化建设。自2000年起，越南国家图书馆还相继加入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东南亚图书馆员大会，并成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亚洲及大洋洲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的正式成员，加强了与专业组织的交流合作，向世界展示了越南文化的魅力，也推动了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的引进，日益成为推动区域乃至全球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
作为文化传承与传播的重要机构，越南国家图书馆在公众服务领域始终坚持“人人为读者”的目标，致力于营造友好而富有创意的阅读环境。馆内设有多间阅览室、儿童文化空间、数字图书馆管理系统、自助服务系统等。实行每周一至周日全天开放制度，每日更新线上数据库书目，确保为公众提供全面便捷的阅读服务。此外，还经常开展书籍展览、讲座、阅读节等文化活动，其中自2002年以来连续举办的“图书与阅读文化日”活动，吸引大量读者参与。近年来，越南国家图书馆日均接待国内外读者约2000人次，在线服务读者约6500人次。通过不断优化升级公共服务，全方位满足民众阅读、研习与学术研究多元需求，越南国家图书馆已成为便民惠民的全民知识空间。
（作者系广西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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