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政协工作内容丰富，涉及范围较广，始终贯穿着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是理解人民政协“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棋眼”。要深刻把握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重大意义，紧扣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强化履职保障支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刻把握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团结和民主作为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深刻揭示了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发展的历史依据，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的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

坚持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发展进程一以贯之的鲜明主题。人民政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增进团结、发扬民主的历史。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是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团结和民主作为人民政协的主题更加清晰并进一步明确。邓小平强调，“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纳入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创造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等重大论断，以原创性理论贡献彰显了我们党对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识的新高度。人民政协70多年历史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使命任务、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坚持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一性质定位深刻揭示了人民政协是实行团结和民主的重要载体，内在规定了政协各项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来谋划和推进。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和港澳台侨等方面的代表人士，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由所有民主党派参加并能以本党派名义在其中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通过搭建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平台，畅通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有利于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广谋良策，促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坚持团结和民主，是新征程上人民政协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繁重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凝心聚力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人民政协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这“四个凝聚”，既是对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也需要人民政协通过持续加强团结和广泛发扬民主来贯彻落实。人民政协要将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体现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赋予各项履职工作增共识、促团结、聚合力的意义；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效组织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以高水平协商建言服务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人民政协的团结和民主，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实现紧密团结，发展民主才更有基础；发扬广泛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聚焦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广泛凝心聚力。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加强理论武装，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人民政协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组织推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开展理论学习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一是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深化内化转化工作，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依托11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线上委员读书主题研学群和委员学习研讨班等，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常态化、机制化学习，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着眼以研促学、研学相长，举办理论研讨会交流学习体会和研究成果，围绕重大课题开展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理论成果。二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用“十个坚持”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这“十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保证、履职原则、价值取向、主题主旨、方式方法等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实现了党的人民政协理论的系统集成和创新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全国政协坚持把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研讨活动。三是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寓思想政治引领于学习全过程，助力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这是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但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有不同的视角。这样的组织特征，决定了人民政协的理论武装工作具有自身特点，必须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别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既尊重包容不同意见，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十四届全国政协寓思想政治引领于视察考察调研、协商议政、谈心交流、团结联谊等各项履职活动中，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多做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的工作，多鼓团结奋斗、共促发展的干劲，把更多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坚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议政建言，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推进协商议政”，“要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聚焦‘十五五’规划制定和实施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开展民主监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十四届全国政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围绕中心大局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努力做到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就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哪里。一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深入协商议政。全国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难点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综合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视察考察调研、协商会议等方式，努力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一大批协商建言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体现到党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中。二是紧扣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在开展战略研究、服务科学决策方面具有优势。十四届全国政协创设了专题研究制度，由主席会议成员牵头，围绕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跨专门委员会、跨界别组织开展，已开展专题研究100余项，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报告。三是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助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不具有强制性，发挥作用不是靠说了算，而是靠说得对。“十四五”时期，经党中央批准，全国政协以10个专门委员会为实施主体，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十四五”规划中10个方面重点任务，连续5年选择不同侧重点持续组织开展民主监督。四是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是党的信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助党中央了解掌握情况、科学民主决策、广泛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全国政协办公厅有99家信息报送单位，包括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地方政协等。广大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大多身处一线，了解实际情况，可以反映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发挥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人民政协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十四届全国政协创新开展统战工作的思路办法、制度机制和平台载体，拓展团结联谊广度深度，助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一是在合作共事中彰显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人民政协是实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指出，政协“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在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代表人士占有较大比例，换届时委员不少于60％，常委不少于65％；在各级政协领导班子中副主席不少于50％（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十四届全国政协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更好服务保障参加政协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比如，在提案方面，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每年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提案工作情况通气会，在重点提案遴选和督办工作中重视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提出提案，确保各民主党派都有重点提案入选；在大会发言方面，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以本党派、团体名义作大会发言成为制度性安排，确保一届内全体会议期间参加政协的34个界别代表都有机会作大会口头发言；等等。二是在团结联谊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做好团结联谊工作，是人民政协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我国55个少数民族、5大宗教都有代表人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十四届全国政协持续开展“委员促三交”系列活动，紧扣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履职尽责。在港澳工作方面，港澳委员既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连接内地与港澳的桥梁纽带，能够在内地和港澳发挥“双重积极作用”。港澳委员围绕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化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问题开展深入调研、积极议政建言，为巩固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三是在服务为民中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政协委员来自人民、扎根界别，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十四届全国政协创新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鼓励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捐资助学、扶残助弱、科学普及、法律援助、项目帮扶等，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彰显“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政协委员就在身边。四是在对外友好交往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按照国家对外工作总体部署，加强同各国人民、政治组织、媒体智库等友好往来，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立足政协自身特色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助力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服务元首外交，统筹推进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智库外交，深化同国外智库、民间组织、各界人士的交流往来，组建十四届全国政协中非友好小组、全国政协中国—柬埔寨友好小组；支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举办国际研讨会，参与世界宗教和平组织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等有关活动；支持指导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办好中国经济社会论坛、中非经社理事会圆桌会议、中欧圆桌会议等。

坚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十四届全国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协商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一是以丰富协商形式畅通民主参与渠道。经过长期探索发展，全国政协形成了广泛多层、形式多样的协商议政格局。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完善各类协商形式，推动协商活动更加灵活、更为经常、更有成效的开展。除了全体会议外，主要有10种协商形式，包括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远程协商会、专家协商会、界别协商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等，为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搭建了丰富的协商平台载体。二是以落实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与合法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着力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题中之义，也是人民政协工作必须遵循的价值立场。人民政协围绕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开展协商的过程，就是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过程。十四届全国政协把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作为履职重点，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校毕业生就业等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协商建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三是以健全协商制度机制深化政协协商民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妥善制定协商计划、明确协商内容、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十四届全国政协着眼于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着力完善协商制度规范，制定修订了全国政协协商工作规则、对口协商工作规则、界别协商工作规则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对各类协商活动的开展频次、协商议题、协商程序等进行全流程系统化规范，推动协商形式和协商内容相匹配、协商程序和协商效率相统一，更好展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优势作用。四是以强化协商成果转化运用彰显协商民主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抓实协商后的成果转化，是增强协商民主实效必须写好的“后半篇文章”。十四届全国政协进一步规范协商成果的转化、报送、采纳、落实、反馈等各环节，建立健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日常反映，会议报告、调研报告、工作报告综合反映，大会发言、会议简报快报集中反映，征求意见复函应询反映的立体化、多层次协商成果转化运用体系。完善协商成果转化机制，把收集委员意见和建议贯穿协商活动全过程。拓展协商成果报送渠道，创设《政协调研》，统筹转化提案、调研、谈心交流、协商议政、大会发言等协商建言成果。做好协商成果采纳落实情况通报反馈工作，全国政协办公厅收到相关部门反馈后，及时向有关专门委员会、政协委员等反馈协商成果采纳和落实情况。

坚持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和履职能力建设，为发扬民主、增进团结提供有力保障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协坚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推进自身建设，强政治、带队伍、抓基础、促履职，更好发挥政协党组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机关服务保障作用。

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切实落实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党的领导越是坚强有力，人民政协的团结民主就越是广泛有效，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优势作用就越能充分彰显。十四届全国政协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实际成效上。一是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度机制。建立和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全国政协重要例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建立和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常态长效机制，确保落实到位、取得实效。二是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对照《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每年制定全国政协党组、机关党组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事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确保政协履职始终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三是强化政协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十四届全国政协党组高度重视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先后召开全国政协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成立全国政协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全国政协党的建设工作规划（2024—2027年）、全国政协党组关于健全政协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实施意见，完善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履职机制，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加强对专门委员会分党组的领导，对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开展专项巡视，今年将实现全覆盖。建立政协党组成员同党外委员谈心交流、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推动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

注重发挥界别特色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提高政协履职质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是人民政协高质量履职的重要保障”。十四届全国政协落实党中央部署，完善界别活动机制，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引导委员更好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一是发挥界别特色作用。界别是人民政协组织的显著特色和独特优势，十四届全国政协多措并举推动界别活动更加活跃有序。2025年，全国政协召开20场界别委员座谈会。开展政协界别基础理论研究，制定实施全国政协副主席联系专门委员会、界别和委员工作办法，关于发挥全国政协界别作用的意见，关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意见等，为界别开展活动提供了制度依据。二是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服务和管理并重、正向激励和纪律约束相结合，推动委员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丰富履职形式。明确全国政协委员在学习培训、视察考察调研、协商议政、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对外交往等方面30项履职形式，让委员发挥作用有组织依托、有联络渠道、有履职平台。激发履职动力。制定关于高质量服务全国政协委员、建设政协委员之家的意见，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帮助委员解决实际问题；修订“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评选表彰暂行办法。严格纪律约束。坚持从严教育、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推动党员常委、委员发挥在政协履职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制定全国政协关于政协委员违反政协章程的处理工作规定，对违法违纪委员及时作出处理。

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提升履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积极健全人民政协工作制度机制”。十四届全国政协推进制度“立改废”，把健全制度和严格执行结合起来，切实强化政协履职的制度保障。一是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制定和修订全国政协层面工作制度45项、办公厅层面工作制度136项，推动政协履职有章可循、有制可依、有规可守。二是严格制度贯彻执行。实行制度落实责任制，明确责任主体，将制度贯彻落实情况纳入考核。围绕制度执行情况开展专项督促检查，全国政协党组专门听取机关党组、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制度落实情况汇报，推动各项制度执行到位。三是提升各项工作规范化水平。提出“三化、六性、两提高”的工作要求，着力规范工作流程，努力提高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增强计划性、体现超前性、把握系统性、强化创新性、提升针对性、注重实效性，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建立和落实“年计划、季统筹、月安排、周调度、日报告”工作协调机制，有力有序推进任务落实。

〔本文系作者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专题报告，发表时有删减〕

把文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引领发展的重要旗帜。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以文化力量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立足新时代，回顾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与经验，提炼规律性认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105年来，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始终与时代同频、与大局同步，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是革命文化的孕育和生成。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山河破碎、文明蒙尘的危局，传统文化转型滞后、西方文化纷至沓来、民众思想困顿迷茫，民族精神涣散，成为制约民族复兴的深层桎梏。救亡图存、思想启蒙、唤醒民众，成为近代中国最紧迫的文化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走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变革的崭新篇章。党成立后，通过创办报刊、成立社团、开办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先进思想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构建起服务革命战争的苏区文化体系。延安时期是革命文化成熟定型的关键阶段，党明确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彻底厘清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根本立场和价值底色。党团结革命文化队伍，深入群众、深入战场，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人民抗争、彰显民族气节的经典作品，形成了以延安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体系，为赢得全民族抗战胜利并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文化发展主题。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破除封建糟粕、肃清腐朽思想，建立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制度和文化体系成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制度构建上，从制度上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思想建设上，面向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深入人心，破除封建迷信和落后风俗。在文化方针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催生了一大批反映工农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弘扬奋斗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在精神塑造层面，以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相继形成。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总体上实现了中国文化从旧到新的根本性变革。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全方位变革的进程，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和活力迸发。这一时期，党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实现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升华。在思想层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文化领域封闭僵化的发展模式，主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蓬勃发展。在制度层面，逐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性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激活了文化生产力。文学、影视、音乐、美术、戏曲等各文艺门类全面发展，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在价值引领层面，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培育文明社会风尚，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冲击，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鲜明的时代标识。民族复兴对文化支撑、精神引领、文明赋能的要求更加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新时代文化建设坚持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持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革命文化传承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守正创新。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数字文化、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创新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总的来看，新时代文化建设实现了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整体跃升。

为民族复兴提供深厚持久的精神力量

105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文化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深厚、持久、磅礴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是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全党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实现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筑牢了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价值引领与时俱进，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从弘扬革命精神到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始终坚持以先进价值理念引领社会风尚。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社会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社会治理、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国民文明素质实现整体性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等，人民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百余年努力，我们真正实现了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成果惠及人民，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感持续增强。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随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文化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新时代以来，数字文化、网络文艺、短视频、文创产业、文旅融合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文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国产影视、原创音乐、网络文学、动漫游戏等文化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彻底扭转了外来文化主导市场的局面，形成了本土文化自主繁荣、自信输出的崭新格局。

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文化自信根基不断夯实。党始终坚持传承中华文脉、守护民族根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现代审美、现代传播深度融合，成为涵养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红色文化代代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断丰富。百余年党史孕育红色文化。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和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各地革命旧址、纪念馆、烈士陵园得到系统性保护利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水平持续提升，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深度融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实现了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精神生生不息。

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持续扩大。中国文化实现了从被动输入到主动输出、从边缘跟随到并跑引领的历史性转变。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创新国际传播方式，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持续增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文化支撑。

历史经验弥足珍贵

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仅创造了辉煌成就，更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百余年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把党的领导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才能保证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持续推进“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百余年文化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变革、以理论创新引领文化创新的历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深耕中华文脉、汲取传统智慧，实现真理力量与文化力量的深度融合，才能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文化为民的根本立场。人民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成果的最终享有者。百余年文化建设历史证明，只有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文化才能拥有不竭生命力；只有回应人民精神期盼、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文化事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文化传承与革新。守正才能固本培元、行稳致远，创新才能与时俱进、引领未来。百余年来，文化建设始终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守社会主义方向之正、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守革命文化红色根脉之正；创理念之新、创制度之新、创载体之新、创业态之新。正是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才有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必须坚持价值引领，构筑昂扬向上的精神家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追求，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铸魂育人。百余年来，党始终坚持以先进价值理念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始终以主流价值塑造社会风尚、培育时代新人。实践证明，只有持续强化价值引领、弘扬正气，才能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精神力量。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百余年以来，党始终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坚守自身文化立场的同时，积极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促进全球文明对话。自信开放、包容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百余年风雨兼程，文以载道。百余年历程波澜壮阔，成就彪炳史册，经验弥足珍贵。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历史打下的坚实基础、提供的精神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

重要言论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人的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根本性、前提性地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基本立场、根本力量、发展方向、道路选择。深入研究和阐释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过许多关于人的发展的著名论断，其中“人的全面发展”概念最具历史影响和时代魅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共产主义是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自由活动在共产主义者看来，是“完整的主体”从全面才能的自由发展中产生的创造性生活表现。《共产党宣言》更把人的发展概括为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人类社会的根本追求，“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则进一步提出“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

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过程性等概念的考察，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给出了关于人的现代化的立场、原则、目标、方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守正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更加长远的历史过程和更加远大的未来目标，而人的现代化则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必经阶段。实现人的现代化过程，本质上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的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价值引领，两者相互塑造、共同演进。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将人的现代化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方位，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现代化始终围绕“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展开，就是这个道理。

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率先开启现代化，但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造成并始终无法消除“资本增殖”与“人的发展”的根本对立，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则把人的现代化作为动力和目的，从根本上避免了“现实的个人”变成“单向度人”的历史尴尬。实际上，现代化道路最终能否走得通、行得稳，关键要看是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的环节，而是已经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环节、各方面、各领域，真正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中国式现代化始终以“人的现代化”引领发展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民至上的崇高境界

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的现代化老路迥异，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其核心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无不展现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无不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的需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人民的需要也趋向全面化，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民更加向往舒适、健康、安全、快乐、和谐的美好生活。只有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待转变为现实，让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生活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才能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努力实现物质富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会安定、生态宜人，让现代化更好回应人民各方面诉求和多层次需要”。人民对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条件、共享发展成果的追求，推动不断提升人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条件；人民对当家作主、公平正义、有序参与的追求，推动不断保障人民主体地位、拓宽人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人民对精神富足、文化创造和个性发展的追求，推动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文化创造能力和精神生活品质；人民对社会安定、公共服务和发展保障的追求，推动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人民对生态宜居、生命健康和永续发展的追求，推动不断创造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

人的全面发展是检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标准。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实现现代化，不能仅仅看经济总量、技术水平和物质指标，更要看“人”的现代化发展程度。人，既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目的。只有人的主体能力不断提升，才能更好担当现代化建设使命；只有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实现，才能真正体现现代化的价值。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成效，根本上要看人民是否形成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是否具备参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活动的能力，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生存方式、发展方式、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情感方式的深刻变革。现实的人的全面发展，构成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尺度。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视野中，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人的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核心和目的，两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人的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实现。我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既要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本国发展实际，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推进方式，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

人的现代化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等不得、急不得。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久久为功，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福利主义陷阱”。完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机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通道，共享人生出彩机会。

人的现代化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中实现。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推动人的现代化，既要通过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又要创造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丰富人民群众精神世界。这既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题中之义，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精神力量。

人的现代化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实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断夯实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在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机制、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人的现代化在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发展，与本国实际密切相关，也与世界发展大势密切相联。推动人的现代化，必须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谋求自身发展，同时以自身更高水平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在政治制度上进行的伟大创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协始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民政协工作内容丰富，涉及范围较广，始终贯穿着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这两大主题是理解人民政协“是什么”“干什么”“怎么干”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棋眼”。要深刻把握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重大意义，紧扣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强化履职保障支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心聚力。

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深刻把握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是凝聚人心、成就伟业的重要保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团结和民主作为人民政协的两大主题，深刻揭示了人民政协产生、存在、发展的历史依据，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的鲜明中国特色和显著政治优势。

坚持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发展进程一以贯之的鲜明主题。人民政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增进团结、发扬民主的历史。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会议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而是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后，团结和民主作为人民政协的主题更加清晰并进一步明确。邓小平强调，“人民政协是巩固和扩大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也是我国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纳入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创造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等重大论断，以原创性理论贡献彰显了我们党对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认识的新高度。人民政协70多年历史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践行初心使命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使命任务、永葆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坚持团结和民主，是人民政协性质的集中体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这一性质定位深刻揭示了人民政协是实行团结和民主的重要载体，内在规定了政协各项工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紧围绕团结和民主来谋划和推进。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汇聚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主要人民团体、56个民族、5大宗教和港澳台侨等方面的代表人士，具有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和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由所有民主党派参加并能以本党派名义在其中开展活动的政治组织，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通过搭建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协商平台，畅通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的渠道，有利于广纳群言、广集众智、广谋良策，促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坚持团结和民主，是新征程上人民政协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繁重前所未有，迫切需要凝心聚力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人民政协发扬优良传统，牢记政治责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这“四个凝聚”，既是对人民政协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也需要人民政协通过持续加强团结和广泛发扬民主来贯彻落实。人民政协要将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体现到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赋予各项履职工作增共识、促团结、聚合力的意义；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有效组织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以高水平协商建言服务和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

人民政协的团结和民主，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实现紧密团结，发展民主才更有基础；发扬广泛民主，加强团结才更有力量。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聚焦服务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广泛凝心聚力。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加强理论武装，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推动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进一步实现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上共同进步、行动上步调一致”。人民政协自成立之日起，就把组织推动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开展理论学习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断夯实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一是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深化内化转化工作，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依托11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小组、线上委员读书主题研学群和委员学习研讨班等，组织全国政协委员常态化、机制化学习，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着眼以研促学、研学相长，举办理论研讨会交流学习体会和研究成果，围绕重大课题开展研究，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理论成果。二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引导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2024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用“十个坚持”概括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坚持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坚持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坚持强化委员责任担当，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履职能力建设。这“十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保证、履职原则、价值取向、主题主旨、方式方法等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实现了党的人民政协理论的系统集成和创新发展，是新时代新征程做好人民政协工作的根本遵循。全国政协坚持把学习贯彻这一重要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研讨活动。三是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寓思想政治引领于学习全过程，助力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一致性是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一致，多样性是利益多元、思想多样的反映”，“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这是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根本利益和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但政协委员来自方方面面，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认识有不同的视角。这样的组织特征，决定了人民政协的理论武装工作具有自身特点，必须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别是争取人心的工作，既尊重包容不同意见，又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十四届全国政协寓思想政治引领于视察考察调研、协商议政、谈心交流、团结联谊等各项履职活动中，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多做宣传政策、解疑释惑的工作，多鼓团结奋斗、共促发展的干劲，把更多人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坚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议政建言，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入推进协商议政”，“要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聚焦‘十五五’规划制定和实施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开展民主监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十四届全国政协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围绕中心大局履行职能，积极建言献策，努力做到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推进到哪里，人民政协就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哪里。一是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深入协商议政。全国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点难点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综合运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视察考察调研、协商会议等方式，努力建真言、谋良策、出实招，一大批协商建言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体现到党和国家相关发展规划、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中。二是紧扣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人民政协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在开展战略研究、服务科学决策方面具有优势。十四届全国政协创设了专题研究制度，由主席会议成员牵头，围绕重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跨专门委员会、跨界别组织开展，已开展专题研究100余项，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报告。三是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助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不具有强制性，发挥作用不是靠说了算，而是靠说得对。“十四五”时期，经党中央批准，全国政协以10个专门委员会为实施主体，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十四五”规划中10个方面重点任务，连续5年选择不同侧重点持续组织开展民主监督。四是围绕改革发展稳定中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反映社情民意信息。人民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是党的信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协助党中央了解掌握情况、科学民主决策、广泛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全国政协办公厅有99家信息报送单位，包括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地方政协等。广大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成员大多身处一线，了解实际情况，可以反映鲜活的第一手资料，发挥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人民政协因团结而生、依团结而存、靠团结而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人民政协工作，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人民政协组织的重要特征”，“人民政协要完善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政治作用的工作机制，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十四届全国政协创新开展统战工作的思路办法、制度机制和平台载体，拓展团结联谊广度深度，助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一是在合作共事中彰显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人民政协是实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早在1954年，毛泽东就指出，政协“是党派性的，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在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党外代表人士占有较大比例，换届时委员不少于60％，常委不少于65％；在各级政协领导班子中副主席不少于50％（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十四届全国政协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更好服务保障参加政协的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发挥作用。比如，在提案方面，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每年召开各民主党派中央提案工作情况通气会，在重点提案遴选和督办工作中重视各民主党派以本党派名义提出提案，确保各民主党派都有重点提案入选；在大会发言方面，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以本党派、团体名义作大会发言成为制度性安排，确保一届内全体会议期间参加政协的34个界别代表都有机会作大会口头发言；等等。二是在团结联谊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做好团结联谊工作，是人民政协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的重要内容。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我国55个少数民族、5大宗教都有代表人士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在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条件。十四届全国政协持续开展“委员促三交”系列活动，紧扣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履职尽责。在港澳工作方面，港澳委员既是“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连接内地与港澳的桥梁纽带，能够在内地和港澳发挥“双重积极作用”。港澳委员围绕促进港澳青年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强化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问题开展深入调研、积极议政建言，为巩固壮大爱国爱港、爱国爱澳力量作出了积极贡献。三是在服务为民中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加强反映社情民意、联系群众、服务人民机制建设，多做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工作，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政协委员来自人民、扎根界别，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是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十四届全国政协创新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鼓励委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通过捐资助学、扶残助弱、科学普及、法律援助、项目帮扶等，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际行动彰显“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到政协离自己很近、政协委员就在身边。四是在对外友好交往中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按照国家对外工作总体部署，加强同各国人民、政治组织、媒体智库等友好往来，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围绕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立足政协自身特色开展对外友好交往，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人民民主故事，助力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积极服务元首外交，统筹推进公共外交、民间外交、智库外交，深化同国外智库、民间组织、各界人士的交流往来，组建十四届全国政协中非友好小组、全国政协中国—柬埔寨友好小组；支持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举办国际研讨会，参与世界宗教和平组织和亚洲宗教和平会议等有关活动；支持指导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办好中国经济社会论坛、中非经社理事会圆桌会议、中欧圆桌会议等。

坚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在协商中促进广泛团结、推进多党合作、实践人民民主，既秉承历史传统，又反映时代特征，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特点和优势”。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十四届全国政协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协商出办法、出共识、出感情、出团结。一是以丰富协商形式畅通民主参与渠道。经过长期探索发展，全国政协形成了广泛多层、形式多样的协商议政格局。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守正创新，进一步完善各类协商形式，推动协商活动更加灵活、更为经常、更有成效的开展。除了全体会议外，主要有10种协商形式，包括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远程协商会、专家协商会、界别协商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重点关切问题情况通报会、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等，为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搭建了丰富的协商平台载体。二是以落实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要求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与合法权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政协要把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着力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愿望，抓住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做好工作，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坚持协商于民、协商为民，既是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题中之义，也是人民政协工作必须遵循的价值立场。人民政协围绕人民群众急难愁盼开展协商的过程，就是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的过程。十四届全国政协把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作为履职重点，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高校毕业生就业等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实事协商建言，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三是以健全协商制度机制深化政协协商民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简便易行、民主集中的要求，妥善制定协商计划、明确协商内容、确定协商人员、开展协商活动”。十四届全国政协着眼于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着力完善协商制度规范，制定修订了全国政协协商工作规则、对口协商工作规则、界别协商工作规则等一系列制度文件，对各类协商活动的开展频次、协商议题、协商程序等进行全流程系统化规范，推动协商形式和协商内容相匹配、协商程序和协商效率相统一，更好展现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优势作用。四是以强化协商成果转化运用彰显协商民主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协商成果采纳、落实、反馈机制”。抓实协商后的成果转化，是增强协商民主实效必须写好的“后半篇文章”。十四届全国政协进一步规范协商成果的转化、报送、采纳、落实、反馈等各环节，建立健全提案、社情民意信息日常反映，会议报告、调研报告、工作报告综合反映，大会发言、会议简报快报集中反映，征求意见复函应询反映的立体化、多层次协商成果转化运用体系。完善协商成果转化机制，把收集委员意见和建议贯穿协商活动全过程。拓展协商成果报送渠道，创设《政协调研》，统筹转化提案、调研、谈心交流、协商议政、大会发言等协商建言成果。做好协商成果采纳落实情况通报反馈工作，全国政协办公厅收到相关部门反馈后，及时向有关专门委员会、政协委员等反馈协商成果采纳和落实情况。

坚持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和履职能力建设，为发扬民主、增进团结提供有力保障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协坚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推进自身建设，强政治、带队伍、抓基础、促履职，更好发挥政协党组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专门委员会基础性作用、界别特色作用和机关服务保障作用。

坚持党对人民政协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成立政协时的初心所在，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贯穿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切实落实党中央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各项要求”。党的领导越是坚强有力，人民政协的团结民主就越是广泛有效，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优势作用就越能充分彰显。十四届全国政协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把坚持党的领导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体现在实际成效上。一是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制度机制。建立和坚持“第一议题”制度，全国政协重要例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建立和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常态长效机制，确保落实到位、取得实效。二是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对照《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每年制定全国政协党组、机关党组向党中央请示报告事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确保政协履职始终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开展。三是强化政协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十四届全国政协党组高度重视加强政协党的建设工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先后召开全国政协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成立全国政协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全国政协党的建设工作规划（2024—2027年）、全国政协党组关于健全政协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实施意见，完善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和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履职机制，压实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加强对专门委员会分党组的领导，对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开展专项巡视，今年将实现全覆盖。建立政协党组成员同党外委员谈心交流、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制度，推动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的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的全覆盖。

注重发挥界别特色作用和委员主体作用，提高政协履职质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一支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政协委员队伍，是人民政协高质量履职的重要保障”。十四届全国政协落实党中央部署，完善界别活动机制，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引导委员更好为国履职、为民尽责。一是发挥界别特色作用。界别是人民政协组织的显著特色和独特优势，十四届全国政协多措并举推动界别活动更加活跃有序。2025年，全国政协召开20场界别委员座谈会。开展政协界别基础理论研究，制定实施全国政协副主席联系专门委员会、界别和委员工作办法，关于发挥全国政协界别作用的意见，关于完善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制度机制的意见等，为界别开展活动提供了制度依据。二是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十四届全国政协坚持服务和管理并重、正向激励和纪律约束相结合，推动委员珍视政治身份，锤炼政治品格，提高政治能力，自觉投身凝心聚力、决策咨询、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第一线的具体实践。丰富履职形式。明确全国政协委员在学习培训、视察考察调研、协商议政、建言资政、凝聚共识、对外交往等方面30项履职形式，让委员发挥作用有组织依托、有联络渠道、有履职平台。激发履职动力。制定关于高质量服务全国政协委员、建设政协委员之家的意见，健全委员联络机构，帮助委员解决实际问题；修订“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评选表彰暂行办法。严格纪律约束。坚持从严教育、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推动党员常委、委员发挥在政协履职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制定全国政协关于政协委员违反政协章程的处理工作规定，对违法违纪委员及时作出处理。

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提升履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功能建设”，“积极健全人民政协工作制度机制”。十四届全国政协推进制度“立改废”，把健全制度和严格执行结合起来，切实强化政协履职的制度保障。一是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制定和修订全国政协层面工作制度45项、办公厅层面工作制度136项，推动政协履职有章可循、有制可依、有规可守。二是严格制度贯彻执行。实行制度落实责任制，明确责任主体，将制度贯彻落实情况纳入考核。围绕制度执行情况开展专项督促检查，全国政协党组专门听取机关党组、各专门委员会分党组制度落实情况汇报，推动各项制度执行到位。三是提升各项工作规范化水平。提出“三化、六性、两提高”的工作要求，着力规范工作流程，努力提高各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增强计划性、体现超前性、把握系统性、强化创新性、提升针对性、注重实效性，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建立和落实“年计划、季统筹、月安排、周调度、日报告”工作协调机制，有力有序推进任务落实。

〔本文系作者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的专题报告，发表时有删减〕

接续孔孟道统，确立道学门户

《伊洛渊源录》由朱熹历时近二十年编撰，汇集周敦颐等四十六位北宋道学人物墓志、行状等原始史料，成书过程历经寻访资料、辨析师承等诸多难题，属未竟之作，但却是研究宋明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典籍。

南宋乾道九年（1173年），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讲：“欲作《渊源录》一书，尽载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这里所提到的《渊源录》编撰主旨——“周程以来诸君子行实文字”，在其他书信中被表述为“程门诸公行事”。从当前通行的版本看，《伊洛渊源录》共收集四十六位“周程诸君子”，以程颢、程颐为中心，包括“二程”的师长、交游、弟子等。“伊洛”本指流经洛阳的伊水、洛水，因“二程”兄弟长年讲学于此，故成了二程之学的代称。“行实文字”或“行事”，主要是通过收集、排比各位学者的家传、行状、墓志、事略、年谱、祭文、哀辞、赞文、挽诗等资料，编著成书。表面上看，这份以人物为纲、以原始文献来讲述学派历史的工作并不复杂，实际操作却非易事。比如，如何来确定学者与“二程”的关系、从而框定程门诸公的身份，不仅需要历史事实的依据，有时还需对不甚清晰的传承谱系或存在某种争议的材料作出相关论证与合理解释，一些易引人误解的书写亦须着力澄清。因此，四库馆臣说：“有朱子之学识，而后可定程子门人。”至于人物传记资料之网罗采撰，难度亦不小。朱熹一开始就意识到，“须目下不住寻访，乃有成书之日耳”，他动用大量的社交关系，不断写信请人或辗转托人寻访，一些人尽力提供了帮助，一些人则拒绝出借手稿。

到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已有未经认可的印本行世。朱熹在给门人的书信中叙及此事，称：“裒集程门诸公行事，顷年亦尝为之而未就，今邵武印本所谓《渊源录》者是也。”从动念写作到未完稿本面世，将近20年间，朱熹对此书的编撰不可谓不尽心。同时他也发现，“程门诸公”是基于师友划分的社会类别。在理想模式下，它应该是共享相同价值观、拥有同质性话语的群体。但事实上，即便作为程门弟子，其思想呈现也难以作统一而观，朱熹讲：“比来深考程先生之言，其门人恐未有承当得此衣钵者。此事尽须商量，未易以朝耕而暮获也。”故他对于该书“编集未成，而为后生传出，致此流布，心甚恨之”之外，更是提出费力裒集程门诸公行事，“此等功夫亦未须作”的言论。

尽管朱熹有过犹豫，学者亦普遍认为《伊洛渊源录》实为“晦翁未成之书”，但该书依然在后世获得了很高的价值认定。除了存录宋代文献、裨补正史阙略之功外，综观各家所论，《伊洛渊源录》至少呈现出三重重要价值。

第一，道学谱系的接续。自唐代韩愈首倡道统论，确定了儒家圣贤之道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递相授受的线索，而“轲之死，不得其传焉”的说法又为后世留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当道的传承中断后，谁来接续道统？朱熹《伊洛渊源录》以“写史”的方式具体回答了这一问题：孟轲死后，圣人之学不传，程颢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经过“二程”兄弟的“倡明道学”，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他们是孔孟之后道统的真正继承者。因“二程”曾向周敦颐问学，故在编撰上，《伊洛渊源录》十四卷，首卷以周敦颐开篇，作为这一道学谱系的“开山之祖”；卷二、三为程颢、卷四为程颐，集中呈现二程兄弟的传记与言行，构成叙事主干；卷五邵雍、卷六张载，二人虽年辈与“二程”相当甚至更长，却列于之后，被视为道统传承中的辅翼；卷七至卷十四则依次收录程门弟子，从谢良佐、杨时、游酢等程门高弟，到末卷那些“程氏门人无记述文字者”，以此作为枝叶，构成繁茂的学脉之树。

正因以道统论作为编撰之思想逻辑，使得《伊洛渊源录》不再只是一本北宋道学人物的资料汇编，它还被赋予了接续孔孟道统的使命。与此同时，具体、完整的道统谱系还呈现出可接续的流动性，后世耳熟能详的“周敦颐—二程—朱熹”之道学统绪，即自此书而确立。

第二，道学门户的构建。《伊洛渊源录》在确立道学人物谱系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种道学宗派的叙事。宋人分道学门户，自此书始。元代修《宋史》时，以《伊洛渊源录》作为依据，分列《儒林传》与《道学传》。明代杨廉亦说：“晦庵先生所编《伊洛渊源录》，自孟子以来，道学宗派，具见于此。”

道学门户的构建并不只是分梳出了时代人物，更重要的是后来者可通过阅读《伊洛渊源录》，在与书中诸君子的前言往行所进行的互动中，亦可发现并进行道学成员的自我认定。

元代的黄清老认为，学者研读伊洛之学，追思其道，考论其人之生平与交游，自然会“兴其高山景行之思”。苏天爵则指出，“盖学问之传授，不以时世而存亡；师友之渊源，不以风俗而间断”，那些“豪杰特立之士”必能从《伊洛渊源录》中“知求圣贤之学而学焉”。李世安更是形象地概括道：“盖《伊洛渊源》一书，凡周、程、张、邵及其门人之言行政事，无不备载，而圣贤相传之道，炳然见于其中，如五纬之丽天，百川之有源委。”到了明代，体会《伊洛渊源录》的价值并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依然是阅读者与刊刻者所希望彰显的主旨。永乐七年（1409年），十九岁的吴与弼“得《伊洛渊源录》，观周程张邵诸君子出处大概，乃知圣贤之学之美，而私心慕之，于是尽焚应举文字，一以周程张邵诸君子为心而自学焉”。弘治九年（1496年），杨方震称刊刻《伊洛渊源录》，“盖使学者一览而尽得其为人之实，法其所可法，而戒其所可戒”。到了崇祯二年（1629年），卢谦进一步提升了这本书的意义，讲：“伊洛诸子揭出人心渊源原头，点出人心渊源本体，并指出人心渊源功夫。彼不屑习《伊洛渊源》之书者，何处是原头，何物是本体，何事是工夫，出于清渊，迷于浊水，遵何道以上窥伊洛、洙泗哉！”在卢谦的诠释下，《伊洛渊源录》不仅为个人提供了一个“神圣中心”，它还成为“使人向往正学，不致旁溢以负圣明至意，又大可幸者也”的朝圣之地。

第三，史书编纂体例上的开创。《伊洛渊源录》以人物作为卷目，以行实记事来编类。每位传主由传状与遗事两类组成，传状集录各家所记的行状、墓志、铭记、事略等，遗事则多采传主语录与逸闻，前者出于“他人之言”，后者类似“我”之在场的所言所行。由此，两者成为一种同构的形式关系。这个粗糙的形式，既可以容纳不同撰述者的意图、兴趣以及表达的特定内容与意义，同时，通过对相关行实记事的有意筛选、去取与更定，朱熹以此来确定人物的一些基本属性，从而既勾画了“二程”之学师承授受的脉络，又使伊洛之学的学术大旨清晰可见。

明清以来，人们以《伊洛渊源录》作为范本，接续撰作，出现“渊源录”“源流录”“续录”以及“道录”“宗录”等众多类同与相似的文本，它们或“继朱子《伊洛渊源录》而作”，或“仿《伊洛渊源录》之例”，或“其意盖欲仿《伊洛渊源录》”，或多采“《伊洛渊源录》诸书”，或直接“节取《伊洛渊源录》”，这些文本构成了一种书写惯例。现代研究者认为，《伊洛渊源录》是“学案体”的开创之作，标志着一种新的史学编纂体例的诞生。

《伊洛渊源录》的三重价值，既有聚焦于思想体系上的阐释，也有社会学与史学上的意义与影响。从编者的角度，它将韩愈的道统论进行了宋代的具体演绎；从阅读者的角度，它不仅为后世关于道学的正宗提供了重要文本，还为学术史提供了新的写作范式。

意大利图书馆里的中国记忆

卡萨纳特图书馆位于意大利罗马城中心著名的科尔索大道附近的圣依纳爵街。该馆1701年建成并开放，现为意大利文化部管辖的国家公共图书馆之一。与毗邻的圣依纳爵堂、万神殿、许愿池等热门景点相比，显得颇为低调，其入口仅为可容一人通行之一扇小门，如非走到近处，很难发现。但卡萨纳特图书馆实际上拥有众多藏品，尤以藏有数量众多与中国相关的典籍而备受关注。

卡萨纳特图书馆的得名，源于意大利学者、枢机主教吉罗拉莫·卡萨纳特。1698年，他将所收藏的书籍捐赠给多明我会，用于创立一所公共图书馆，并预留资金用于馆藏扩充与场馆修缮。为表示纪念，图书馆于1708年邀请著名雕塑家小皮埃尔·勒·格罗斯为卡萨纳特专门雕刻了雕像，至今尚保存在馆中。18世纪以来，图书馆在原有馆藏的基础上，陆续通过购买与捐赠等渠道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藏品，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图书馆。在19世纪后期被意大利政府接管后，卡萨纳特图书馆仍延续着服务公共文化的初心。

相较于罗马诸多主打华丽外观的古迹，卡萨纳特图书馆外观朴素低调，内里包罗万象。整座建筑延续典雅的巴洛克极简风格，没有繁复浮夸的装饰，却藏有一座长达60余米的宏伟主阅览厅，古朴穹顶、精致雕饰与典籍相映成趣，厅中的巨型古地球仪更是标志性景观，寓意贯通全球的知识视野。300余年来，积累了40万册珍贵馆藏，其中既藏有欧洲古抄本、早期活字摇篮本，也留存着独一无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史料。

在卡萨纳特图书馆的诸多藏品中，有一批与中国关系极为密切的文献，其中多数同清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中国礼仪之争”有关。

明末清初，中西交流进入繁盛期，罗马教廷与清王朝围绕天主教徒祭天、祭孔、祭祖的礼仪问题产生激烈分歧。这场纷争看似是宗教礼仪之争，实则是西方宗教教义与中国千年礼制、儒家文化的深度博弈。为调和争端，教皇先后派遣特使多罗、嘉乐远赴清廷斡旋。两次出使路途遥远、局势复杂，特使团队全程记录朝堂交涉、朝野见闻、传教士派系纷争等细节，留下海量书信、奏报、会议纪要与调研文稿。这批档案多出自亲历者之手，大量内容从未刊行传世，历经层层辗转，于十八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入藏该馆，由当时的图书馆馆长詹·多梅尼科·阿尼亚尼加以编排整理，成为还原这段百年文化纷争的独家珍稀史料。

在众多档案中，一份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的奏折抄件记录一段清宫往事。奏折作者是意大利传教士德里格，他凭借精湛的音律技艺远赴中国传教，因精通乐理深得康熙赏识，常年供职清宫，是深受信赖的西洋近臣。彼时在华传教士派系林立、理念对立，德里格坚守教廷立场，与主流耶稣会士理念相悖，加之礼仪之争的立场分歧，触怒康熙。他一朝沦为阶下囚，深陷牢狱数年，直至雍正登基大赦才得以重获自由。这份奏折是他下狱之际的陈情自述，字字恳切，详细梳理了在华传教士内部的派系矛盾与自身境遇，为厘清礼仪之争的内部纠葛、还原清代中西外交细节提供了关键佐证。该文稿全球仅存两件，罗马方济各会总会档案馆还藏有一件，其稀缺性与史料价值无可替代。

如果说外文档案满是外交纷争的时代硝烟，馆内珍藏的清代中文古籍，则记录了外国人的跨洋求索。这批40余部中文典籍，全部源自法国人计有纲的毕生心血。计有纲曾长期旅居中国，深耕汉语文字、儒家礼制与民俗。1733年，他结束在华生涯返回欧洲，携带中文典籍与自编研究手稿奔赴罗马。

在旅居罗马的8年间，这批古籍是计有纲钻研汉学的重要依托。他逐字批注、反复研读，深究儒家义理、汉字音韵，耗时数年编纂中西双语词典。1741年，计有纲在罗马离世，临终前将毕生珍藏的古籍、未竟手稿与全部中国研究资料，悉数赠予挚友多明我会会长布雷蒙。布雷蒙感念其研究用心，将这批珍贵藏品无偿捐赠给卡萨纳特图书馆。如今翻阅《广舆记》《字汇》等典籍，书页间仍留存着“计有纲燦翁”墨笔题字。

从品种上来看，卡萨纳特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古籍，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四书五经与《孔子家语》等儒家典籍，二是《字汇》等常见的字书，三是《天下路程》等地理类文献。此外还有《雍正二年时宪历》等一些较为杂乱的品种。版本也多为清代刻本，虽大都称不上珍贵和稀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批文献正反映出清代来华外国人从实用角度出发，收集中文典籍的情况。四书五经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为当时外国人必读之书。字书可供其学习汉字，在阅读与写作时随时查阅。甚至像《拍案惊奇》这样的通俗小说，也是他们学习中文的重要途径，类似的《好逑传》《玉娇梨》等，都是当时在华外国人常读之书。可见，这些典籍在揭示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路径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馆藏数部珍本，更是中西文化交融、西学东渐的珍贵证明。其中明万历刻本《天主实义》，是利玛窦融合中西思想、传播西学的经典著作，也是目前该书现存最早的版本，全球存世寥寥。书后附十余页拉丁文手写批注，西方学者以本土视角梳理解读全书思想，双向文字对照。另一部1607年初刻本《浑盖通宪图说》，是明代学者李之藻编译自欧洲星盘经典的科技专著，也是国内首部系统介绍星盘制作与使用的典籍，未经后世删改的原始样貌，完整留存了明末中西科技互通的开拓印记，传世极罕。馆藏的明末《石渠阁精订天涯不问》巾箱本，则填补了明代民间商贸与出版史的研究空白。这本仅13×9厘米的巴掌大小袖珍读物，专为明代远行商人、旅人编撰，详细记录全国水陆交通脉络，小巧开本便于旅人随身携带，尽显古人实用智慧。该书全球存世极少，仅中国台湾省藏有全本、法国藏有零星残卷。结合英法馆藏同款袖珍典籍可证，明末石渠阁曾批量刊印便民小开本书籍，这一小众出版特色，为研究明代市井生活与民间出版业态提供了全新线索。

把文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政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引领发展的重要旗帜。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以文化力量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立足新时代，回顾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程、成就与经验，提炼规律性认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与时俱进、继往开来

105年来，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始终与时代同频、与大局同步，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核心是革命文化的孕育和生成。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山河破碎、文明蒙尘的危局，传统文化转型滞后、西方文化纷至沓来、民众思想困顿迷茫，民族精神涣散，成为制约民族复兴的深层桎梏。救亡图存、思想启蒙、唤醒民众，成为近代中国最紧迫的文化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走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变革的崭新篇章。党成立后，通过创办报刊、成立社团、开办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先进思想与工农运动相结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构建起服务革命战争的苏区文化体系。延安时期是革命文化成熟定型的关键阶段，党明确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彻底厘清了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根本立场和价值底色。党团结革命文化队伍，深入群众、深入战场，创作了一大批反映人民抗争、彰显民族气节的经典作品，形成了以延安精神为核心的革命文化体系，为赢得全民族抗战胜利并最终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文化发展主题。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破除封建糟粕、肃清腐朽思想，建立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文化制度和文化体系成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在制度构建上，从制度上保证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在思想建设上，面向全社会开展马克思主义普及教育，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深入人心，破除封建迷信和落后风俗。在文化方针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催生了一大批反映工农生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弘扬奋斗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在精神塑造层面，以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相继形成。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虽然经历过曲折，但总体上实现了中国文化从旧到新的根本性变革。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解放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全方位变革的进程，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思想解放和活力迸发。这一时期，党确立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实现了文化建设的战略升华。在思想层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文化领域封闭僵化的发展模式，主动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动思想文化领域百花齐放、蓬勃发展。在制度层面，逐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性区分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激活了文化生产力。文学、影视、音乐、美术、戏曲等各文艺门类全面发展，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极大满足。在价值引领层面，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培育文明社会风尚，抵御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冲击，为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奠定了深厚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鲜明的时代标识。民族复兴对文化支撑、精神引领、文明赋能的要求更加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文化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新时代文化建设坚持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持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革命文化传承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守正创新。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数字文化、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创新对外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总的来看，新时代文化建设实现了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整体跃升。

为民族复兴提供深厚持久的精神力量

105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文化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深厚、持久、磅礴的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工作是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全党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实现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筑牢了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

价值引领与时俱进，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从弘扬革命精神到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从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到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始终坚持以先进价值理念引领社会风尚。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社会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社会治理、精神文明创建全过程，国民文明素质实现整体性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普惠均等，人民文化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经过百余年努力，我们真正实现了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成果惠及人民，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感持续增强。

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随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我国文化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成长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新时代以来，数字文化、网络文艺、短视频、文创产业、文旅融合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文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质量稳步提升。国产影视、原创音乐、网络文学、动漫游戏等文化产品竞争力显著增强，彻底扭转了外来文化主导市场的局面，形成了本土文化自主繁荣、自信输出的崭新格局。

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文化自信根基不断夯实。党始终坚持传承中华文脉、守护民族根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现代审美、现代传播深度融合，成为涵养民族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厚根基。

红色文化代代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不断丰富。百余年党史孕育红色文化。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和一系列伟大精神，构筑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各地革命旧址、纪念馆、烈士陵园得到系统性保护利用，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水平持续提升，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深度融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实现了红色血脉代代相传、革命精神生生不息。

国家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持续扩大。中国文化实现了从被动输入到主动输出、从边缘跟随到并跑引领的历史性转变。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着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创新国际传播方式，加强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持续增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深厚文化支撑。

历史经验弥足珍贵

党领导文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不仅创造了辉煌成就，更积累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百余年实践充分证明，只有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把党的领导贯穿文化建设全过程、各领域，才能保证文化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持续推进“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百余年文化发展历程，就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变革、以理论创新引领文化创新的历史。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又深耕中华文脉、汲取传统智慧，实现真理力量与文化力量的深度融合，才能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文化为民的根本立场。人民是文化建设的主体，也是文化成果的最终享有者。百余年文化建设历史证明，只有扎根人民、服务人民，文化才能拥有不竭生命力；只有回应人民精神期盼、满足群众文化需求，文化事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

必须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文化传承与革新。守正才能固本培元、行稳致远，创新才能与时俱进、引领未来。百余年来，文化建设始终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守马克思主义之正、守社会主义方向之正、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守革命文化红色根脉之正；创理念之新、创制度之新、创载体之新、创业态之新。正是在守正中创新、在创新中守正，才有了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

必须坚持价值引领，构筑昂扬向上的精神家园。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追求，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铸魂育人。百余年来，党始终坚持以先进价值理念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始终以主流价值塑造社会风尚、培育时代新人。实践证明，只有持续强化价值引领、弘扬正气，才能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精神力量。

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推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百余年以来，党始终坚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坚守自身文化立场的同时，积极吸收借鉴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促进全球文明对话。自信开放、包容互鉴，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百余年风雨兼程，文以载道。百余年历程波澜壮阔，成就彪炳史册，经验弥足珍贵。新时代新征程，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历史打下的坚实基础、提供的精神和智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教授）

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

提问：尼玛多吉 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请问，如何理解平安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

解读：钟开斌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平安是指平稳安全，没有危险或动荡。平安涉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政治安全等方方面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这一论断，精辟指出了平安所承载的民生、经济、政治三重属性，是对平安工作特殊重要地位的深刻总结，是对做好平安工作提出的重大要求，是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行动指南。

平安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民生问题包罗万象、关乎万家，涉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油盐茶米等方方面面。在各种民生问题中，平安直接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到无数家庭的幸福安康，是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民生诉求、最基本的民生公共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平安是一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是极重要的民生；保障平安就是保障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守护平安就是守护群众最关切的民生期盼。

从人的需求层次来看，平安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基本需求，也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在呼吸、食物、水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生存压力和饥饿威胁基本消除之后，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稳定等安全方面的需求将更加凸显，人们希望拥有更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生命财产安全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能够更好地摆脱失业、疾病、贫困等的威胁。只有在迈过安全这一层级之后，人们才能进一步追求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目标。

从各类民生问题的关系来看，平安是所有民生福祉的前置条件，是群众安心生产生活的根本前提。平安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从事一切工作的底线。只有守住平安底线，才能真正实现民生福祉落地生根。日常生活中，街头巷尾的治安稳定、食品药品的安全可靠、交通出行的顺畅有序、邻里社区的和谐安宁，都是群众可感知、可触摸的平安民生；衣食住行、学习生活、生产劳作，每一处场景都离不开安全守护。没有平安作为保障，老百姓的美好生活便无从谈起，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就缺乏厚实的根基。各种不安全事件的发生，不仅直接危及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持续冲击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平安事关长远可持续发展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发展是大事，安全也是大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纵观历史，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能在动乱中实现现代化。对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来说，必须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到既促一方发展，又保一方平安。

平安既包含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安全属性，也蕴含推动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发展属性；它既是发展所处的基本环境，又是推动发展所需的基本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前提都是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最优的营商环境、最强的发展底气。经济发展离不开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新时代的经济竞争不仅是产业、技术、资本的竞争，更是发展环境尤其是安全环境的竞争。动荡不安、风险频发、意外不断的发展环境，必然会阻断产业发展、制约市场活力、破坏经济秩序，导致国家陷入停滞的“发展陷阱”，连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都可能得而复失。在这个意义上，平安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和最大保障。

平安具有经济属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理解。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大局稳定、风险隐患可控，才能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转，吸引资本、人才、技术等优质资源集聚，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筑牢基础。反之，无论是政局不稳、社会治安混乱、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网络乱象丛生，还是金融风险、能源资源短缺等安全问题的出现，都会直接冲击市场经济秩序，增加社会运行成本和企业经营风险，拖累国家经济发展。从微观层面而言，安稳有序、风险可控的平安生活环境，有利于消解群众内心的顾虑和不安，持续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消费信心，从而带动日常消费释放，充分激发市场内生活力。同时，规范可靠、隐患清零的安全环境，有利于减少各类风险隐患带来的经营损耗，切实保障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稳健持续运营，为技术改造、产能扩容铺路，稳步推动全链条产业提质升级。

平安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平安不仅是经济社会问题，也是关乎执政根基、制度稳定、国家存续的根本性政治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我们党要巩固执政地位，要团结带领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各种不安全事件的出现，尤其是各种重大灾难危机的发生，会对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平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保障平安就是保障党的执政地位。

平安是国家发展的根本依托，直接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和长远发展。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更是安邦定国、兴业利民的重要基石。一个国家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任何领域的发展改革都需要以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为前置条件和兜底保障——风清气正、安定有序的国内环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内部条件，和平稳定、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外部支撑。无论是经济转型升级、民生事业提质，还是科技自主创新、社会治理升级，所有发展目标的落地、各项建设成果的积累，都建立在平安稳定的基础之上。一旦发生全局性重大风险扛不住、过不去的情形，安全底线被突破，社会陷入动荡，各项建设工作便无从推进，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也会流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可能被迟滞甚至中断。

平安稳定不仅关乎国家发展全局，更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根基和执政地位。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内外挑战、维护和谐安定的社会局面，是检验执政党执政能力、治理效能与责任担当的试金石。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平安是民心最直接的体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唯有国泰民安、秩序井然，才能筑牢全社会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凝聚起上下同心、砥砺前行的强大合力，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反之，若平安建设失守，各类矛盾问题叠加蔓延甚至发生全局性、系统性风险，就会消解社会公信力、动摇社会共识，进而破坏社会稳定大局、危及政治安全。因此，坚守平安底线、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政治责任，是稳固长期执政根基的重要基础。

努力实现平安建设的多重目标任务

平安的民生、经济、政治三重属性，意味着平安既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必须立足战略全局和发展大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紧紧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安定、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这一目标持续用力，使之成为一项增进民生福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工程。

以平安建设创造高品质生活。要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把平安建设的美好愿景变成群众可感可触可及的幸福生活。伴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群众的平安需要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生命财产安全延伸到安居乐业、安康安心等更多层面，我们更有必要，也更有条件不断满足群众对更高品质平安生活的期待。要坚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相结合，进行前瞻性谋划，结合新形势新任务不断深化平安建设工作，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群众需求相适应的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以平安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发展是政绩、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在工作中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坚持预防为主和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各领域全过程，积极推进韧性城乡建设，推动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建立健全重大风险熔断机制和应急响应机制，有效抵御“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冲击。

以平安建设实现高效能治理。推进平安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需要推动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基层单元积极参与，形成党建引领、资源整合、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党的领导是平安建设的根本保证，要推动党建工作与平安创建深度融合，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平安建设的强大效能。广大群众是平安建设的根本保证，要最广泛地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平安建设共同体。

在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焦裕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将其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五个方面，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立身处世、干事创业树立了标杆。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路径。党员干部只有在思想深处解决好政绩观问题，才能真正从榜样身上汲取力量，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交出合格答卷。

传承弘扬亲民爱民精神，树立和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的政绩观。亲民爱民是焦裕禄精神的核心，彰显了“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一点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里，把群众急难愁盼扛在肩上，以民生温度检验政绩厚度。坚守人民立场，把准政绩取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准确把握发展优势、短板弱项、资源禀赋和制约因素，坚决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以群众的获得感检验政绩含金量。办好民生实事，夯实政绩根基。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把有限财力用到民生急需处，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更可持续地惠及全体人民。回应群众期盼，检验政绩成色。干事出彩，不是夸夸其谈的自我标榜，而是脚踏实地的为民担当。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坚持开门问策、开门纳谏、开门评绩，常态化开展“四下基层”，以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持续提升，彰显为民造福的初心使命。

传承弘扬艰苦奋斗精神，树立和践行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政绩观。艰苦奋斗是焦裕禄精神的底色，诠释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进取姿态。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正处在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迫切需要我们以艰苦奋斗破局开路，以勤俭节约涵养作风，以实干实绩展现担当。厉行勤俭节约，砥砺优良作风。坚决摒弃贪图享受、懈怠躺平的消极思想，积极锤炼吃苦在前、奉献在前的政治品格，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精力放在抓落实上，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凡业绩，让艰苦奋斗成为新时代各级干部的鲜明标识。摒弃虚功乱象，永葆奋斗本色。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坚决杜绝口号式、表态式、包装式抓落实的现象，对当务之急，要立说立行、紧抓快办。对长期任务，要保持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创造扎实业绩，奋力担当作为。克服浮躁情绪，抛弃私心杂念，对于定下来的事情以钉钉子精神一抓到底，创造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扎实业绩，使各项工作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

传承弘扬科学求实精神，树立和践行尊重规律、科学决策的政绩观。科学求实是焦裕禄精神的精髓，体现了“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务实态度。当前，形势在不断发展，任务在不断变化，迫切需要我们自觉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观察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各项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坚持调查研究摸实情。把调查研究作为干工作的基本功和作决策的前置程序，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企、问策于贤，确保各项决策既符合客观实际，又顺应发展大势。遵循客观规律提质效。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统筹发展和安全、速度和质量、发展和环保，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推动发展提质增效、行稳致远。力戒形式主义求实效。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打基础，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抓落实，以实打实的举措交出高质量发展合格答卷。

传承弘扬迎难而上精神，树立和践行敢于担当、真抓实干的政绩观。迎难而上是焦裕禄精神的品格，展现了“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无畏气概。面对复杂形势和艰巨任务，迫切需要我们勇于直面问题、不断破解难题，在攻坚克难中开创发展新局面。勇扛重担子。在其位、谋其政、尽其力，面对发展重任、改革难题、民生急事，主动扛责、积极担险，以担当诠释忠诚、以作为彰显价值。敢啃硬骨头。敢闯敢试、敢破敢立，特别是当前要聚焦要素保障、项目推进、营商环境等关键环节，着力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等发展难题，以改革突破激活发展动能，以攻坚实效打开发展空间。善于破难题。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做到既敢于担当又善于作为，既勇挑重担又善破难题。

传承弘扬无私奉献精神，树立和践行淡泊名利、清正廉洁的政绩观。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境界，彰显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把“十五五”规划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迫切需要我们铸忠诚之魂、守清廉之本，脚踏实地把既定目标变为发展成效。不计个人得失，涵养公仆情怀。把人生价值与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多想群众少想自己，多想事业少想名利，真正把心思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把个人追求融入发展大局中，以“无我”境界涵养公仆情怀、践行为民初心。永葆清廉本色，严守纪律底线。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书写时代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以实干实绩回报党和人民信任，以忠诚干净担当书写时代出彩答卷。（作者系河南省开封市委书记）

推动县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古老就是财富。文化遗产是承载民族文脉的宝贵资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厚滋养。“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这既是延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战略举措，也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内在要求。对于县域而言，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与传统风貌加速消逝的双重压力，如何在发展中守护好这些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是一道必须答好的时代课题。

锚定县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价值坐标。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城乡建设与遗产保护的矛盾凸显：一是拆旧建新的冲动强烈；二是目前体制资源重心倾向于高等级文保单位，大量如老屋等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缺乏管护；三是往往陷入封闭封存或过度商业化的两极境地；等等。因此，需要把握其深层价值破解这些问题。守文明根脉，护农耕基因。古建、古村、老屋、非遗共同构成完整的文化基因链条，任何遗存的消亡都可能造成文明断层。系统性保护应摒弃“重单体、轻整体”的思维，将建筑本体、村落肌理、民俗礼仪视为有机生命体一体守护。跳出“只保重点文物”的局限，将全县传统民居和公共古建纳入保护名录，全域建档挂牌，系统修缮民居、宗祠、古桥，同步挖掘农耕民俗、传承地方戏曲，以全域兜底式保护留住农耕文明的完整样本。应民生之盼，留乡愁底色。群众既期盼改善居住条件，又珍视祖宅故土与乡愁记忆。系统性保护应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统筹迁建、修缮与环境提升，让进城群众有乡愁可寻、留守村民有宜居家园。同步理顺农民下山与老屋修缮政策，优先整治安全隐患，在保留村落原貌、乡村肌理的前提下配套现代设施设备，实现保护惠民、护乡留根。

构建系统活化的实践体系。文化遗产保护是长期性、基础性系统工程，需要遵循“固本—造血—提质—塑势”的递进逻辑。全域规划，理清遗存保护底数。打破文物、非遗、住建等部门数据壁垒，全覆盖摸排传统村落、老旧民居、古构筑物、非遗技艺、民俗文化等全要素资源，厘清县域遗产底数、等级、分布与保存现状。编制整体保护规划，建立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分类保护名录，落实属地管护责任、修缮补助政策、风貌管控细则，形成“普查建档—规划定界—分级管控—动态更新”的闭环制度。业态植入，激活遗产经济价值。坚持适度、在地、原生原则，将闲置老屋盘活为精品民宿、非遗工坊、文化研学基地等新型载体，构建紧密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人民群众成为遗产保护的合作者与受益者，从根本上破解乡村空心化难题。

检验古物新生的实绩实效。衡量系统性保护是否成功的标准，不仅在于修缮了多少幢房子、恢复了多少项技艺，更在于这些“古老”是否真正融入了当代生活，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知的获得感。文脉的活态延续。文化遗产不再是远离生活的陈列品，而是成为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传统建筑得到有力保护，民俗节庆回归公共空间，非遗技艺实现代际传递。历史街区在保留居民生活烟火气的同时，实现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改造。这种“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场景，是文脉永续最坚实的证明。民生的共富跃迁。保护红利应惠及最广大的群众。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就业；闲置的村集体资产与农户房产通过流转获得稳定收益；依托文旅融合，村集体经济收入显著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持续缩小的良性趋势。当群众切实感受到“老屋能生金”“乡愁能致富”时，保护便从“政府要我干”变成了“我自己要干”的全民自觉行动。

把握永续发展的辩证逻辑。统筹保护与民生，实现文脉守护与共富双向赋能。保护与发展是辩证统一关系，既要守住历史遗存底线、杜绝破坏性开发，也要拒绝封闭保守、无所作为。根本在于立足群众需求，挖掘遗产多元价值，推动发展成果惠及全体群众，实现文脉守护与缩差共富的双向促进。统筹传承与创新，兼顾原生底色与现代转化。立足本土资源打造差异化标识，避免千村一面，让每片遗存保有独特生命力。统筹当下与长远，坚持潜绩深耕与久久为功。遗产保护是潜绩工程，无法短期见效。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甘于做基础性、铺垫性工作，保持政策连续稳定，一任接着一任干，通过长期持续努力，实现文化生态整体提质，真正把“古老财富”转化为永续发展的内在动能。

（作者系浙江省松阳县委书记）

从战略高度认识和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

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加快建设人工智能语料库，面向能源、交通、制造、教育、健康、金融等领域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建立人工智能训练数据合理使用制度。围绕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加快构建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

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十五五”时期是人工智能技术加速突破和应用广泛扩散的关键期。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数据的作用日益凸显，既是决定模型能力上限的重要因素，也是支撑人工智能应用成效的关键变量。加快构建面向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是推动我国人工智能跨越式发展和“人工智能+”行动走深走实的关键抓手，对于加速产业智能化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对数据要素提出了一系列新需求。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这背后离不开数据要素的坚实支撑。国家数据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突破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到52.26泽字节（ZB），同比增长27.28%，占全球数据生产总量的27.44%，连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其中，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的数据总量达到199.48艾字节（EB），同比增长42.86%；推理数据量首次超过训练数据量，反映出人工智能应用正从模型训练阶段加速迈向规模化落地阶段。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过11.6万个、规模超过960拍字节（PB），为我国人工智能突破性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下一步，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迈向通用人工智能新阶段，对数据要素将提出新的需求。

模型迭代需要实现“数据+场景”融合。近年来，人工智能基础模型能力快速跃升，多模态理解、复杂推理和工具调用等能力不断增强，智能体逐渐成为主要应用形态，推动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前沿模型的复杂任务处理能力已逼近甚至局部超越人类专业水平，应用重心正从“生成内容”加速转向“执行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依赖互联网公开语料的训练路径将难以为继，“数据墙”的制约日益凸显，单纯依靠数据规模扩张的边际收益持续收窄，通用数据已无法支撑模型代际突破。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应用落地与能力进化需要深度绑定垂直场景，场景既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载体，也是高质量垂直数据的源头。更核心的是，数据供需的主要矛盾已从量的不足转向供给的体系化支撑缺失。这就要求着眼于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构建自动化、标准化的数据工程体系，持续提升应用过程中的数据自我造血能力。构建数据与场景双向赋能机制，形成“场景沉淀数据、数据优化模型、模型赋能场景”的正向循环，为人工智能持续演进提供关键支撑。

模型训练重心的变化要求更加聚焦动态交互行为。大模型的初期发展高度依赖互联网公开的“静态语料”，以CommonCrawl等为代表的开源语料库汇聚了网络文本、电子书籍等多类公开资源，是大模型预训练阶段构建知识底座的核心支撑。然而，随着模型训练的重心从通用预训练向强化学习变迁，单纯的静态化语料已无法满足智能体自主决策、闭环执行等的高阶需求，模型训练数据的需求结构将随之发生重大转变。推动数据需求从静态知识数据向动态行为数据与交互流数据倾斜，涵盖智能体调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工具、规划执行路径、试错修正以及反馈流数据等更为丰富的现实世界数据。特别是高质量的动态交互样本与人类对齐反馈数据，正在成为突破智能体自主性不足、运行可靠性偏弱等瓶颈的关键要素。

通用智能演进需要进一步拓展物理空间数据。具身智能与世界模型是人工智能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必经之路。世界模型承担物理世界规律建模与决策推演的“认知大脑”功能，具身智能则是智能体与真实环境交互的“行动载体”，二者深度耦合、互为支撑，共同推动人工智能从被动感知理解向主动具身交互、自主决策执行的高阶阶段演进。当前，具身智能与世界模型尚未迎来类似大语言模型的“GPT时刻”，即出现类似ChatGPT发布的突破性进展，核心瓶颈在于物理世界高质量交互数据的积累尚未跨越能力涌现的临界阈值。据测算，支撑通用大模型实现能力跃升的训练语料规模达万亿词元量级，而全球可用于具身智能训练的高质量真机交互数据集，普遍处于百万级轨迹规模层级，二者在数据体量、样本丰富度上存在好几个数量级的差距。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的进一步发展，对数据供给范畴、形态、结构与质量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数据范畴从传统数字空间的静态图文音视频内容，向物理世界的多模态交互感知、连续运动控制、环境因果规律数据加速延伸，数据形态从离散独立的单模态样本，转向“感知—决策—执行—反馈”全链路的闭环时序数据。另一方面，世界模型对物理规则的学习、具身智能体对复杂环境的适配，都亟须覆盖多元场景、多类物体、多重物理规则的大规模连续交互数据，要求数据兼具场景丰富度、物理真实性与因果逻辑性。

面对人工智能发展对数据要素提出的新需求，应以“人工智能+”行动为牵引，以模数共振为关键路径，统筹推进数据扩容提质、流通共享、治理赋能和机制创新，加快构建系统完备、安全可控、充分激活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

扩充数据资源供给，筑牢要素支撑底座。紧扣大模型能力跃升、智能体落地应用、具身智能技术攻关的核心需求，聚焦科研、制造、医疗、交通等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以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针对性布局多类型数据集。围绕智能体自主决策与任务执行需求，积累任务规划、工具调用、多轮交互等决策轨迹类数据；围绕具身智能研发落地，搭建机器人操作、多模态感知、人机协同等真机数据集；围绕世界模型训练推演，探索构建数字环境交互数据和仿真生成数据体系，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和公共数据资源作用，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数据供给格局。同步发挥合成数据作用弥补物理场景数据短板，依托仿真引擎生成符合物理规律的三维交互数据，填补高危、小众场景数据缺口；建立覆盖生成、标注、入库全流程的数据质量评估机制，打通仿真生成、加工标注、模型验证、迭代优化的数据闭环。

升级数据加工能力，培育专业服务体系。数据工程体系是破解作坊式治理、实现数据自主供给的根本抓手。需适配大模型、具身智能等人工智能训练的高标准数据需求，顺应数据标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型趋势，大力发展大模型驱动的人机协同数据加工模式，推广智能标注、自动质检、辅助审核等新技术，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与质量。面向医疗、工业、法律等专业领域，培育兼具行业认知与技术能力的数据服务机构，推动数据加工从简单标注向知识提炼、逻辑组织和价值挖掘升级，完善多层次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同步推动标注范式从二维平面向三维空间、多模态时序升级，拓展三维点云、关节位姿、动作序列、因果关系等标注维度，做好多源感知数据的时空对齐，采用仿真预标注加人工精细化校验模式提升具身数据精度。把构建标准化数据工程体系作为提升数据自我造血能力的根本路径，布局人工智能数据工程技术基础设施，攻关多模态数据高效清洗、大规模向量数据库检索、合成数据生成流等核心技术，打造可复用的数据工程工具链，探索“云—边—端”协同的数据处理架构；加快研制与人工智能数据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评估体系，形成“需求—采集—治理—应用—迭代”的全周期数据工程闭环。

构建可信流通体系，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围绕人工智能跨主体协同创新需求，推动数据流通利用设施建设，并充分运用隐私计算、区块链、数据沙箱、可信执行环境等技术，实现数据价值共享和安全流通，破解人工智能创新中的数据共享顾虑。完善数据产权登记、价值评估、收益分配等制度安排，形成技术与制度协同的保障体系，为跨主体数据协作提供规则支撑。推动行业数据从分散化、封闭式管理向标准化、服务化供给转变，依托统一标准推进各部门、各区域数据资源整合，搭建逻辑统一、物理分布的数据供给网络，破除跨主体、跨行业、跨区域的数据流通壁垒，形成支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数据资源循环体系。打造公共数据服务平台，将隐私计算、合规脱敏、数据治理等共性能力封装为普惠型公共服务，降低中小企业、科研机构的人工智能创新数据门槛，持续盘活存量数据价值，赋能人工智能全域创新。

完善价值激励机制，激发数据供给内生动力。遵循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规律，探索建立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价值实现机制，完善数据资源托管、收益分配和权益保护制度，切实保障数据提供者的合法权益。按照“谁贡献、谁受益”的原则，建立科学合理的数据收益分配体系，增强经营主体参与高质量数据供给的积极性。引导模型企业、行业企业和数据服务机构加大数据领域的投入，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竞争从单纯比拼算力、模型参数，向提升数据质量、释放数据价值转变，形成“优质数据支撑模型迭代、模型价值反哺数据供给”的良性循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重，建立适应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分级分类监管体系，对不同类型数据实施差异化管理。在守住安全底线前提下，为人工智能数据领域的新技术、新模式预留发展空间，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支持地方和企业开展探索实践，营造包容审慎的发展环境。

强化产业协同联动，构建数据飞轮生态。聚焦人工智能全链条创新生态构建，充分发挥行业组织、龙头企业的桥梁纽带和引领带动作用，构建跨企业、跨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推进机制。鼓励行业标杆企业、数据服务商、模型研发企业结成创新联合体，通过场景开放、数据共享、联合攻关等方式，实现场景牵引、数据驱动和模型迭代的良性互动。统筹用好政策与市场工具，积极对接国家和地方相关产业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形成多元化、可持续的投入格局。聚焦行业核心痛点打造标杆数据集，持续赋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大对高价值中文开源数据集的扶持力度，以开源生态带动数据标准统一，降低全行业人工智能创新成本。依托行业智库、科研院所与龙头企业共建共性技术平台，积极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数据治理规则制定，牢牢把握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人工智能时代的竞争，不仅是模型和算力的竞争，更是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的竞争。谁能够率先构建覆盖数据生产、治理、流通、利用和价值实现的完整体系，谁就能够在新一轮智能化发展中掌握主动权。对此，要坚持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享、安全可控的发展路径，以高质量数据供给支撑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

促进数据供给“量”“质”齐升

2025年，我国年度数据生产总量达52.26泽字节（ZB），同比增长27.28%，占全球数据总量的比重约为27.44%。随着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不断提高，数据成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要素，海量数据资源优势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过程中持续显现。

与此同时，数据市场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数据价值释放还有较大潜力，数据赋能人工智能还有广阔发展空间。对此，需坚持“三个结合”，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充分调动社会各方资源，推动数据供给从量变到质变，在更大力度、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立足当前和着眼长远相结合。提升数据供给质量要立足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创新对高质量数据的紧迫需求，突出数据面向人工智能模型开发应具备的大规模、多模态、AI 就绪、高价值应用、高技术含量等特征。以落实“人工智能+”行动为牵引，按照急用先行、分类推进、合理使用的工作指引，分类推动通识类、行业通用类、行业专用类高质量数据集供给体系建设，统筹推动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开源社区以及平台企业共同参与构建，快速形成有利于公共数据跨行业融合创新应用的示范场景，支持企业购买数据产品服务及重点领域行业数据集建设，推动形成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标志性成果。着眼长远，即要回归高质量数据集的经济属性，强化优质数据供给的高市场价值特征，发挥经营主体配置数据资源的主观能动性和主导作用。持续推动数据持有权、使用权、经营权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落实，并在实践中持续完善，多措并举支持数据采集加工服务、专业数据产品服务、数据流通及其他专业服务等数据企业做大做强，培育大中小微、国央企和民营企业、多类型数据流通交易服务机构互补并进的多层次经营主体发展生态，建立多元数据定价机制，持续增强企业“投资于数”的动力和信心。

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瞄准数据供给的根本目标，深化对优质数据的内涵认识。数据供给从量变到质变，要以实现数据价值变现为基本前提，既确保数据供给源头多元，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能够高效、规范地供出，又保证供出的数据能够被有效采集、存储、治理、加工，最终形成有市场价值的数据产品服务，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数据供给的质量优劣，本质上取决于各类数据集能否具有比较清晰的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权属，能否高效规范地流通交易、有清晰且无争议的收益分配方案并恪守数据安全底线。高质量的数据集，可直接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或直接被用数方购买实现价值变现。同时，努力消除数据供给实现质变的卡点和堵点。虽然公共数据开放、政务信息共享工作在过去几年中获得长足发展，但起步晚、发展滞后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采存以及开发利用也面临不愿供、不想供、没有能力供等卡点，优质源头数据获取难问题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新兴领域制度从出台、落实到深入人心必然是一个长期、曲折、艰难的过程。当企业普遍担忧数据交易的安全和法律风险时，为数据付费并投资必然受到明显掣肘，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落实尚需时间。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开发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投入资金门槛高、价值转化周期长也是制约企业投入的一个卡点，相关投入涉及数据采集的软硬件投入、数据清洗和处理、数据标注、数据治理和质量管理、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数据合规和安全等多环节的高额成本支出。

政策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数据供给是一项长期、系统工作，在数据要素价值尚未高效释放的阶段，政策引导尤其关键。按照数源单位类型划分，公共数据供给将在现有政策体系框架下加快推进，伴随气象、交通、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更多场景的优秀案例率先“跑起来”。对企业数据，需通过加强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落实，持续释放积极信号，引导激励更多的企业为数买单、投资于数。个人数据供给重在破解个人信息隐私保护难题，应通过政策牵引和支持，持续夯实个人信息安全的数据安全基础设施、技术手段和治理体系。伴随数据供给价值实现路径的进一步明晰，越来越多的经营主体将有意愿、有动力、敢于大规模投资数据的采存治用，政策的着力点也将由基础制度建设、场景引导、直接扶持等，转向搭平台、造生态、底线监管等工具手段，确保市场能够发挥配置数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

（作者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高质量数据集夯实人工智能发展数据底座

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千行百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然而，大模型训练、行业应用落地、智能系统迭代，都离不开高质量的海量数据。数据常被比作人工智能的“燃料”，但低质量、碎片化、不合规的数据非但不能驱动模型进步，反而会放大算法偏见、产生虚假信息、带来安全隐患。因此，深刻认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战略意义，把握其基础性、紧迫性和全局性价值，是确保人工智能发展行稳致远必须回答好的重要命题。

从人工智能自身的技术发展规律来看，高质量数据集是突破其发展瓶颈的基础和前提。人工智能的突破依赖算法、算力和数据三大基石。近年来，我国在算法创新和算力部署上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数据层面的短板依然存在。事实上，互联网上规模庞大的公开数据虽然体量庞大，却充斥着噪声、偏差、重复和虚假信息，用这样的数据训练模型，极易出现“幻觉”、偏见甚至失控风险。与此同时，高价值的行业数据长期散落在不同主体之间，缺乏统一标准、规范标注和持续更新机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数据孤岛”。没有高质量数据集，再先进的算法和再强大的算力也难以发挥作用。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就是要系统性地开展数据采集、清洗、去噪、标注、增强、对齐和质检等工作，构建覆盖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多领域、多场景的标准化数据集。只有筑牢这一技术根基，才能确保人工智能技术迭代不偏离技术发展规律、不陷入低水平重复。

从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层逻辑来看，高质量数据集是优化数据治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载体。数据要真正成为生产要素，不能止步于原始记录，必须经过治理、加工和标注等环节，形成可流通、可交易、可保护隐私的高质量数据集。当前，数据确权、定价、流通等制度仍在探索中，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恰恰可以成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先导工程”。通过建立数据质量评估体系、分级分类标准和合规流通机制，高质量数据集能够以产品化、资产化的形式进入市场，激发数据供给端的积极性，带动数据清洗、标注、审计、安全等新兴服务业态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倒逼数据治理能力提升。通过明确数据采集、标注等各环节的责任主体与合规标准，推动形成可追溯、可审计的数据治理闭环，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提供可操作的制度保障，避免因数据质量问题引发系统性风险。

从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现实需求来看，高质量数据集是推动“人工智能+”行动落地的重要要素。“人工智能+”的本质不是堆砌技术概念，而是把人工智能嵌入生产流程、管理决策和服务体系，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与创新。然而，不同行业的业务逻辑、数据形态和合规要求千差万别，通用大模型难以直接适配特定场景。只有依托高质量、高相关性、高标注精度的行业数据集，才能训练出真正懂行业、懂业务、懂场景的专业模型。在医疗领域，高质量医学影像和电子病历数据集是辅助诊断、药物研发模型落地的先决条件；在金融风险防控方面，时序完整、标注精准、覆盖长周期的交易数据集，直接决定了反欺诈模型的识别能力；在自动驾驶领域，涵盖各类路况、天气和边缘场景的高质量视频数据集，更是安全驾驶模型的命脉所在。当前，我国不少行业仍缺乏公开、规范的数据集，导致“人工智能+”行动在落地时面临“数据荒”“标注难”“适配慢”等现实困境。加快建设面向重点行业的高质量数据集，推动公共数据、行业数据、企业数据的有序开放与安全共享，正是打通“人工智能+”赋能通道的关键所在。

从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格局来看，高质量数据集是提升我国人工智能国际竞争力的必争之地。全球人工智能竞争，在深层次上是数据治理能力和数据质量的较量。现阶段，主要发达国家竞相抢占全球数据治理规则主导权，纷纷将数据视为核心战略资源加快前瞻布局。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海量数据资源，若不能将其转化为高质量、高价值、可机读的数据集，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建设高质量数据集，有助于构建自主可控的人工智能数据底座，是支撑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升级、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无人机集群作战的航迹规划控制

无人机集群作战可以简化地理解为多批、多架次、多方向无人机围绕预定任务展开的侦、控、打、保等系列行动，航迹规划就是解决行动间冲突、加强配合协同的关键，了解航迹规划的手段方法，能够更好地理解、设计，进而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一是基于时域控制。即利用时间的单向流动性，对作战任务进行解构，将其分解为不同作战行动，以时间为轴规划不同个体无人机的具体行动路线、关键时间节点，进而避免行动冲突。

这是战场协同最常用也是最成熟的一种方式。其核心是制定协同计划表，依据表中明确的各作战行动对无人机进行编号、编码、编程，进而实现航迹规划及精确控制。此方法要明确某一时刻无人机飞行的高度、速度以及方向等参数，所需编程数据多，且无人机航迹准确度与时间划分的精细度成正比，规划完毕无需远程通信及实时的数据交互即可完成无人机集群编队飞行。这种方法抗干扰能力强但灵活性不够，应对战场态势变化能力不足，适用于单架无人机或小群队无人机群的编队及利用无人机集群打击高价值目标等行动。

二是基于速度控制。即通过明确不同无人机飞行的速度来对无人机集群航迹进行规划控制，因速度是具有方向、大小的矢量，通过控制速度可以完成无人机集群在三维空间中的有序编队、行动。

基于速度控制又可分为绝对和相对速度控制。绝对速度控制就是明确集群中每架无人机在每个时间段或时间点的飞行速度及方向，不需要远程控制及集群间实时通信即可完成航迹规划、编队飞行，但应对突发情况能力弱，适用于遂行简单的作战任务；相对速度控制就是在集群中设定“长机”并明确好“长机”的航迹，指定每架“僚机”相对于“长机”的“速度差”，通过实时的信息交互进而实现基于“长机”航迹上的整体有序编队飞行、遂行任务，能够很好地应对战场突发情况。

三是基于距离控制。即通过明确无人机在飞行中的机间距离或与障碍物、标志点的距离来规划无人机航迹或控制编队飞行的一种方式，机间距离控制是一种相对距离控制方法，与障碍物、标志点之间的距离控制是一种绝对距离控制方法。

机间距离控制采取相邻机间距离控制、“长机—僚机”距离控制两种方法，相邻机间距离控制，即通过明确两架相邻无人机间距离进行编队控制，“长机—僚机”距离控制即在无人机集群中明确好“长机”。此“长机”既可是真实“长机”亦可是虚拟“长机”，通过不同位置无人机与“长机”间距来控制整个编队飞行，进而规划航迹。这种方法对机间数据传输、通信能力要求较高。不同于相对距离控制方法，绝对距离控制通过不断测量三维地形图中明确的航迹点控制编队飞行，完成任务。

四是基于网格控制。即通过将战场空域划分为诸多网格，只明确无人机活动的网格区域及需要完成的任务，具体行动由在网格中无人机自行组织的一种航迹规划、控制编队飞行的方式。

此种控制方式类似于“杀伤盒”作战概念，利用横、纵、高将整个战场空间划分为若干个作战网格，明确各网格需要完成的任务、规避的障碍、打击的目标以及使用的时间等问题，不同作战网格之间的无人机相互不干扰。在算法、算力有限的情况下，采取此法，可将庞大的无人机集群作战问题“解构”为由多个无人机集群小编组在不同网格自组织作战问题。在不同网格的小编组无人机群可根据任务性质不同，灵活运用基于时域、速度、距离等规划，适用于大规模、多任务、多类型无人机集群控制。

五是基于模型控制。即运用大数据预测、大模型生成等技术规划无人机集群航迹、控制编队飞行的一种方式，此方式需要数据、算法、算力提供支撑。

在数据方面，需在平时演训、比赛、实战以及装备实验中，搜集不同类型、不同重量的无人机在风、雨、雾等不同天候，沙漠、丘陵、平原等不同地形条件下的飞行参数，为构建模型提供支持；在算法方面，可根据蜜蜂、鱼群、蚂蚁等聚集、群集、觅食等方面与无人机集群搜索、防御、集结、攻击等行动相似性，灵活采用蚁群算法、粒子群算法、人工势场等算法及相互混合的算法，为构建模型提供架构；在算力方面，既要关注“云计算”的高端算力加持，也要关注“边缘计算”等低端算力运用，由“云”到“边”实现算力升级，使航迹规划、编队飞行更精准、更实时。

FPV无人机的定制赋能模式

FPV，原指以“第一人称视角”遥控操作无人机的飞行技术，最初主要是在航模竞技领域使用。随着近年来使用该技术的穿越机被大规模运用于局部冲突之中，并成为现代战场低空突击与精确打击的重要力量，FPV成为军事用语中使用“第一人称视角”飞行技术的无人机代名词。

第一，模块化结构适配积木式拼装模式。

FPV无人机的模块化、开放式架构使其具备高度灵活、自由的组装特性。它的物理结构简单，整机采用模块化架构，机架、飞控、图传、电机、电池等组件之间没有复杂的嵌入式集成，不需要专业工具就能完成组装。各组件采用标准化的物理接口，接口通用、规格互通，避免了“专机专用”的使用限制，所有符合通用标准、不同来源的组件可以任意互换、组装。同时，FPV无人机的零部件主要来自民用供应链，采购渠道广、成本可控，特别是在战时环境下，不受军用物资出口管制约束，具有高可获取性与强替代性的优势。

基于以上特点，相较于整机设计、结构复杂、供应链封闭的传统战术无人机，FPV无人机可通过积木式拼装实现特定任务功能定制，进而成为通用型空中作战平台。

第二，积木式拼装适配多场景任务定制。

基于FPV无人机的模块化架构，它的硬件与软件都具备高度可重构性。

在硬件上，通过对物理组件进行针对性更换、改装和升级，可调整其战术功能，快速“拼装”出适配特定目标与战场环境的定制化专用型号FPV无人机。例如，通过更换大功率电机、大直径高速桨，加装拦截网等方式“拼装”出能够反无人机的高速拦截机；通过换装大功率动力组、挂载聚能装药战斗部等方式“拼装”出能够反装甲的FPV无人机；通过搭载红外热成像摄像头、加装低照度夜视镜头等“拼装”出能够执行夜间侦察任务的FPV无人机；通过加装光纤制造出能够物理抗电子干扰的光纤无人机。

在软件上，通过修改飞控参数、加载智能算法模块等方式，可动态优化FPV无人机的飞行特性，提升其智能作战水平。依托FPV搭载的可视化配套调试程序，无需编写底层代码，即可实现即插即用式的功能拓展与算法部署。飞控系统支持预先储存或现场加载算法模块，可按任务需求动态切换运行算法，快速适配不同使用场景。例如，搭载AI图像识别模块，能够读取预存目标影像特征，自主识别、锁定装甲车辆等高价值目标；搭载视觉导航算法模块，能够在强电磁干扰或GPS拒止环境下依托实景影像替代卫星定位完成飞行导航；搭载末端自主攻击模块，能够在无人机进入目标末端攻击范围或通信中断时，模块自动启动并接管控制系统，依托机载视觉采集实时画面，比对预设目标特征锁定打击点位，动态优化飞行轨迹，自主完成打击。

硬件与软件上，积木式拼装的优势在于将武器装备的功能拆解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同一个FPV平台可以根据战场环境与任务需求进行快速拆换和灵活组合。这种任务驱动的功能快速重构能力，正是FPV无人机区别于传统无人机实现定制赋能的核心优势。

第三，乐高化定制推动作战形态变革。

FPV无人机的乐高化定制从底层重构作战力量的生成逻辑与运用方式，驱动作战形态发生系统性变革。

在战术运用上，FPV无人机的乐高化定制突破传统战术无人机平台功能固化、适配任务单一的作战局限，深度赋能班组级作战单元，提升其独立遂行多元任务的实战能力。同一架FPV的机身通过更换不同功能的模块可在数分钟内完成侦察、打击、毁伤评估等任务模式的切换，班组级作战单元无需携带多架专用无人机即可应对不同任务，大幅压缩了传统作战中多任务转换所需的时间；班组级作战单元可根据战场实时态势自主决定完成任务的装备构型和攻击方式，无需层层上报等待炮兵或航空兵火力支援，就能独立完成“发现—决策—打击—评估”的全过程，实现“察打闭环”，战术决策权被下放至最基层作战单元，充分释放了战场临机处置的战术自主性；FPV无人机便携易组装，可随队伴随前推，在行进、穿插等过程中随时升空遂行侦察与打击任务，实现空中火力与机动突击的深度融合，提升有人无人协同效能。

在攻防形态上，FPV无人机可根据任务需求进行功能定制的特性，拓展了其作战边界，倒逼传统防御体系迭代，重塑战场攻防博弈格局。通过改装动力、扩容电池、更换载荷，可延伸其突防距离，实施全纵深远程精确打击，打破前沿与后方的界限；通过更换不同的战斗部、优化飞行性能，可有效打击工事、掩体、建筑物内部的零散目标，压缩静态防御的生存空间；根据任务需要进行现场改装，同一平台能够自由、快速切换侦察、打击、干扰等多种任务模式，在大幅提升装备适配速度的同时，将侦察—打击的闭环周期压缩至分钟级，加快了攻防对抗节奏。

在作战手段上，FPV无人机低成本与高效费比特性正推动战争从追求首战决胜、速战速决的闪击战转变为长期拉锯、以削弱敌战争潜力为目的的消耗战。闪击战强调通过高速机动，破敌体系，以速战决胜，其制胜基础是双方大致相等的成本交换比与有限的高价值装备补充速度。

而FPV无人机的组件均采用民用标准化通用元器件，价格低廉，作战双方都能够承受得起极高的损失率，这是展开持久消耗的经济基础。模块化架构使同一平台通过换装不同类型的战斗部可具备摧毁坦克、雷达、防空系统等高价值目标的能力，将低成本优势转换为高效费比战力，达成“以廉耗贵”的作战效果。依托民用供应链可大量采购各类元器件，搭配模块化设计快速组装的特点，大幅提升了FPV无人机的补给速度，作战双方能够快速补充损耗，具备持续作战的韧性。这三种因素的叠加瓦解了闪击战速决取胜的基础，战争演变为比拼产能规模与补给效率的无人机消耗战，形成以低成本装备支撑高强度消耗的持久对抗格局。

FPV无人机的定制赋能模式是高强度对抗环境下，战场需求倒逼、技术创新赋能的装备发展新路径。它使FPV无人机从一种固定配置的消耗品升级为可根据任务需要动态进化的可重构通用作战平台，重新定义了武器装备的开发逻辑，即由“整机定型、批量列装”转向“模块设计、按需组装”。

长征路上彰显建军初心的红军布告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件极具标志性的革命文物——1935年5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这件纵36.5厘米、横36厘米的油印文献，纸面虽历经91年岁月洗礼已微微泛黄，156字的六言韵文字迹依旧工整清晰、力透纸背。作为首次以正式文告提出“长征”概念的历史遗存，这张小小的油印纸，不仅是中央红军突破大渡河天险前的关键政治动员令，更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民族工作的纲领性范本，承载着人民军队自诞生之日起就坚守的初心使命与建军根本。

这篇布告的诞生，源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生死抉择。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迎来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随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兵锋直指大渡河天险。此时的红军身处生死困局：前有川军重兵布防大渡河沿线，后有薛岳十万追兵紧逼不舍，蒋介石叫嚣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妄图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南岸。而横亘在红军与大渡河之间的，是绵延数百里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近代以来，彝族群众长期遭受国民党军阀、地方奴隶主的双重压迫，造成了彝汉民族间的深刻隔阂。

红军入境前，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散布“红军烧杀抢掠”的谣言，煽动敌视情绪，红军前卫部队多次遭遇拦阻袭扰，甚至出现武器被抢、物资被扣等情况。面对这一局面，红军始终坚守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坚决摒弃旧军队“武力开路”的野蛮做法，选择用党的民族政策、严明军纪与真诚态度打破隔阂。这篇布告应运而生，为红军突破困局筑牢了政治根基与群众基础。

这篇短短26句的六言布告，看似是一篇战时安民告示，实则蕴含着人民军队政治建军的核心逻辑，其历史价值与理论意义早已超越时空，在多个维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篇布告彻底打破了旧政权文告晦涩生硬、官样文章的固有模式，采用彝族群众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六言韵文形式，将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革命宗旨，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的通俗语言。尤为重要的是，布告中首次以正式文告形式提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的重要表述，将此前的战略转移升华为有着明确政治目标、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征程，赋予军事行动鲜明的政治属性，实现了政治引领与军事行动的高度统一。

布告开篇便亮明核心立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布告中的夷人、夷族即彝族）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政策第一次以公开文告的形式，面向少数民族群众作出的郑重宣示，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落到了实处。布告痛斥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的深恶罪行，郑重宣告红军“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的纪律要求，用最直白的语言划清了红军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界限。正是以布告宣示的民族平等政策为核心遵循，才有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彝海结盟”的千古佳话。红军不仅毫无阻碍地顺利通过百里彝区，更赢得了彝族群众的真心拥护，在当地播撒革命火种，组建了第一支彝族人民革命武装。

布告不仅是安民告示，更是一篇面向广大群众的革命动员令。文中明确号召“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清晰阐明红军的革命目标，不仅是实现战略转移，更是为了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的劳苦大众。它将红军的军事行动与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深度绑定，把战略转移的过程转化为宣传革命主张、动员人民群众、播撒革命火种的过程。正是依靠这种植根人民、团结人民的根本立场，红军才能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

这篇布告所确立的政治引领、民族平等、群众路线的根本原则，不仅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战略时间，更为红军后续长征途中经过藏、回、羌等多个民族地区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深深融入了人民军队的血脉之中。

聚力南向 智汇东盟 构建智能经济发展新格局

2026年7月4日，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牵头，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联合主办的“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智能经济的内涵特征、国际比较、区域协同路径及人机协同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为推动智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服务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建言献策。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党组书记、主任黄琛在致辞中指出，广西紧跟国家战略，出台《广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落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正式确立“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广西坐拥面向东盟独一无二的地缘、人文、通道三重优势，平陆运河将于9月实现通航，打通西南最短出海通道，大幅缩减西部至东盟的货运距离，为数字技术、智能产业跨境流转提供实体支撑。驻京办立足首都科创资源高地，搭建常态化京桂科创对接平台，推动前沿算法、算力资源、高端产业项目持续向广西集聚，并向东盟市场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在产业落地层面，广西坚守三条核心发展逻辑：坚持融合为本，深度运用智能技术赋能糖业、有色金属等本土十大支柱特色产业，挖掘291个行业典型改造场景；坚持协同为径，建立跨区域产学研创新联动机制，打通算法研发、硬件集成、场景落地全产业链条，破解区域科创资源割裂难题；坚持共赢导向，创新推出“东盟出题、广西发榜、合作揭榜”跨境协同模式，围绕跨境贸易、智慧港口和多语种服务共建标准化智能应用场景。当前，广西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签约人工智能产业项目208个。驻京办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联动全国专家智库，完善招商引资“3+N”协同机制，引导科创资源深度嵌入广西产业体系，把南向通道区位优势转化为智能经济发展胜势。

学习时报社社长何忠国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部署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深化拓展“人工智能+”，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当前，智能经济已从概念走向现实，正深度重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从国内看，以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创新策源地，核心技术研发不断突破，创新生态日益完善；以广西为代表的承接地，正积极探索智能技术集成应用与制度型开放。从国际看，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与竞争并行展开，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发展智能经济，既要前沿突破，也要场景落地；既要自主创新，也要开放合作。广西提出的“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这一发展路径，恰好回应了这个时代命题。在学术层面上，人工智能推动研究范式革新，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注入了新活力。同时也要清醒看到，数据安全、伦理规范、跨境治理等问题日益凸显，需要学界业界协同攻关、妥善应对。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刘文强围绕“以智能经济为引领，加快推动AI+制造”进行了主旨演讲。关于智能经济新形态概念的界定，他认为，智能经济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以高质量数据为关键要素，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人机协同、自主决策的新型经济形态。智能经济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信息经济由信息技术催生，以信息传输加工为中心；数字经济由数字技术催生，以数据流通处理为中心；智能经济由人工智能技术催生，以算法训练和智能生成为中心，突破了传统信息与数据的范畴，创造全新价值。当前，智能经济仍处于初级阶段，智能经济新形态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终端、“人工智能+软件创新”、人工智能驱动生产制造流程优化与企业组织重构、“人工智能+消费体验”和智能原生等方面。未来，将从基础智能向增强智能、原生智能演进，智能体、具身智能、无人机等将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关于智能经济引领下的制造业变革，他认为，以往制造业生产流程依赖“人控”，如今正在向“智控”“数据驱动”转变。智能体的广泛应用，推动生产方式与决策模式跃迁。工业智能体与工业智能操作系统正在共同构建工业智能新范式。关于在广西推广“人工智能+制造”的思考和建议，他提出，广西发展“人工智能+制造”具有特色产业场景丰富、数据与创新平台集聚、面向东盟独特区位等优势，但也面临本土人工智能服务商不足、区域发展不均衡、外部竞争加剧等挑战。广西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制造”发展的核心是构建具有广西特色的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体系，按“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路径，聚焦东盟市场，推动智能产业化与产业智能化双向赋能。围绕十大产业，聚焦行业、企业、场景、产品、区域、设施六大领域，按照“1年筑基、3年成型、5年跃升”三步走，5年内实现支柱产业人工智能覆盖率超80%、核心产业产值达1800亿元，培育200家本土服务商、打造200个标杆场景、形成200个标志性产品、建成200个高质量数据集，14个地市差异化布局，建成面向东盟的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枢纽。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专家组成员张晓围绕“智能经济的三大特征、国际三条路径与对广西的三点建议”进行了发言。她提出，智能经济竞争是“技术+市场+制度”的综合较量，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区位优势明显。把握“广西集成”战略机遇，既是广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智能经济向南拓展的重要节点。对此，她提出发展智能经济的三条建议。一是做多语种人工智能的“转换器”，填补全球大模型对小语种支持空白，依托算力与制造业基础，向东盟输出微调适配的模型及智能制造装备；二是做跨境规则互信的“接口器”，试点“数据跨境安全港”，在人工智能治理新兴规则方面提出区域性方案；三是做区域长效合作的“连接器”，搭建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平台回应东盟共性挑战，同时通过联合实验室与研修项目强化本地能力建设，依托中国开源生态帮助东盟低成本适配人工智能模型，共育区域智能经济土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围绕“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定义数字智能经济新形态”进行了发言。他提出，当前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内涵、地方发展路径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待深入探索。他认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核心是算数网协同新生态，算数网协同新生态将定义智能经济新形态，其实现路径可能依赖技术标准、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连接，而非单纯的股权控制。人工智能作为新通用技术，其创新扩散将持续数十年。广西应在人工智能长链条中寻找差异化定位，立足小金属等资源禀赋，在数据产业等人工智能细分链条布局，实现跨越式发展。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研究员，工信部“十五五”规划专家组成员尹西明围绕“如何发挥场景优势，因地制宜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当前，全球智能经济正经历从“语言智能”向“物理人工智能”跃迁、大国博弈从技术单点突破转向产业生态系统竞争的两大范式变革，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场景的融合深度影响了制造业能否从规模扩张走向价值创造。他认为，广西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需把握三大抓手。一是培育智能原生企业，广西本土已有企业将开源模型与钢铁有色工业设计结合，实现规模化增长，印证了场景价值；二是构建全域场景创新产业生态，大模型要素正从“算力、算法、数据”升级为“算力、算法、数据、场景”，场景成为激活前三者的关键，可谋划重大综合性场景与未来产业小切口高价值场景；三是夯实数据要素与智能体基础，依托广西已建成的25个高质量数据集，借鉴先进地区数据交易所经验，推动数据与场景联动。他认为，因地制宜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应着力把握三个重点。一是提升场景战略地位，将其视为继数据、技术之后的新质生产力要素和新型政策工具，谋划一批战略性、牵引性场景；二是深化与东盟双向联动，统筹国内与东盟市场，在出海前集中开放一批高价值、高标准“中国场景”，既助力本土企业“创出来、强起来”，又吸引东盟企业来桂创新创业；三是直面核心技术瓶颈、数据流通不畅、场景开放不足、敏捷治理体系缺失四大挑战，规避“重硬件轻生态”的运动式建设、“重技术轻治理”的野蛮生长、“重招引轻培育”的同质化竞争三大误区。他提出，在国家层面，应加强智能经济理论探索与顶层设计，明确各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功能定位。在地方层面，应确立“场景优先、实效为王”的评价标准，以解决实际痛点、带动新业态为准绳招商引智。以企业为主体，发挥链主企业带动作用，开放场景、平台赋能，激活中小企业动能。深化区域协同对口支持，以高质量场景换取技术与人才合作。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加强智能能力共建，贡献中国方案，将场景优势转化为智能经济发展实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楠围绕“北京智能经济建设实践与面向东盟产业协同”进行了发言。她认为，作为全国人工智能产业策源地，北京依靠四大抓手构筑完整产业体系。一是夯实算力数据底座，统筹布局区域公共算力平台，依托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探索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二是以场景牵引技术落地，推行“揭榜挂帅”机制，开放政务、医疗、制造等标杆场景，促进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有效衔接；三是构建大中小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共生型创新生态，设立人工智能产业基金扶持初创企业；四是建立包容审慎的治理体系，针对数据安全、算法伦理先行先试，统筹发展与规范。北京完整的科创链条为广西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以“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分工实现梯度协同，将跨区域科创分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生产力，需破解四大问题。一是搭建标准化技术转移流程，建立“东盟需求识别—国内技术匹配—联合开发—本地轻量化部署”闭环，消除供需信息壁垒；二是完成模型本地适配改造，针对东盟多语种、多元文化习惯，优化通用大模型，推出低成本、轻量化行业模型；三是打造可复制标杆场景，聚焦智慧港口、跨境供应链、跨境电商等领域，形成标准化解决方案，实现规模化出海；四是完善跨境制度衔接，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行业标准互认等领域建立协同规则，为出海企业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专家成员、北京奇遇智界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鹏以“AI驱动的生产力跃迁与生产关系变革——从一线实践到中国—东盟合作路径探索”为题发言，结合真实产业案例，阐释了人工智能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变革的影响。立足一线实践，他提出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打造“一人公司（OPC）出海”模式，整合国内高端人才与智能体能力，提供一站式全链条服务，吸引顶尖单人科创主体集聚广西，大幅降低跨境协作成本。他提出，人机融合将拓展人类能力边界，重构价值评判标准。人工智能大幅提高生产力，打破传统稀缺性定价逻辑。对此，需统筹发展效率与社会公平，联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开展交叉研究，提前预判转型风险，依托东博会等平台持续完善中国—东盟智能产业协同体系。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郭晓杰围绕“人工智能+文化”，总结了河北在人工智能赋能文化方面的四条经验：一是深挖绿色算力禀赋，搭建文创算力配套体系；二是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资产化；三是深耕非遗数字化赛道；四是升级数据标注产业，完善人才引育布局。她提出，广西可借鉴这一“算力底座+数字资产+特色场景+产业集群”发展路径，结合壮乡、东盟多元文化资源，打造面向东南亚的人工智能文化产业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余典范围绕“以人机协同释放智能经济价值”进行了发言。他认为，人机协同是构建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抓手，人机协同的核心红利不是缩减用工，而是赋能劳动者、拓宽服务边界，要摒弃“岗位替代”单一思维，推动从业者转变为智能化共建共享主体。论及人机协同的新型生产关系，他认为，在分工上，标准化重复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处理，涉及重大决策和高风险的事务由人主导；人机需双向持续学习，构筑长期竞争力；收益分配、风险治理直接影响产业能否持续发展。他认为，现阶段发展重心要从单纯技术扩张转向组织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人有创新能力、机器有运行边界、产业高效协同、发展兼顾公平，让劳动者共享智能化红利。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校聘研究员周树斌围绕“智能技术集成应用促成文化资源资产化的实践路径”进行了发言。他认为，当前民族地区文化遗产智能应用面临文化资源碎片化、技术应用零散化、文化难以融入社会经济生态三重困境，亟须从智能技术与治理协同的视角寻求突破。文化遗产智能推进是文化、产业、生态、社会、制度五大系统深度耦合的协同过程。文旅融合、生态智慧、文化空间三条路径分别从经济动能、生态品质、社会认同三个维度释放价值，该模式能够兼顾经济增长、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民族团结四大目标，是符合民族地区实际的特色发展道路。

郑州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汤凯围绕“后发地区在智能经济时代的机遇与区域分化风险”主题进行了发言。他提出，我国智能经济发展迅猛，核心产业规模、企业数量等指标均远超预期，但智能经济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具有强人才虹吸效应、网络效应与规模效应，若后发地区未找准定位，可能加剧与发达地区的区域分化。他认为，核心抓手在于人才引育，应推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向后发地区倾斜，以人才支撑智能经济差异化发展。

西南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肖忠意围绕“智能经济的地方实践路径与生态构建”进行了发言。他认为，智能经济发展基础仍在夯实过程中，部分行业呈现技术布局投入和价值产出转化比较低的阶段性特征，需重视三大价值逻辑：一是纵向的数据贯通与价值创造逻辑，避免技术内卷；二是横向的产业协同逻辑，破解“卡脖子”困境；三是闭环迭代的商业价值逻辑，确保技术落地后能创造社会价值。他认为，发展智能经济不仅要带着激情干事，更要保持清醒“育生态”。

陕西革创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单英骥围绕“以场景开放引领国际合作，推动广西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发言。他指出，广西地处中国—东盟合作前沿，是连通国内技术供给与东盟应用市场的关键枢纽，立足“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协同布局，场景开放不是简单释放市场资源，而是“以场景聚产业、以市场引技术、以开放汇资源”的主动引智路径，更是推动区域协同模式落地的重要抓手。基于此，他提出三个维度的实践推进思路。一是系统化全域开放场景资源，构建体系化、常态化的供给机制，梳理高价值场景，分层开放工业制造、智慧农业、数字文旅、跨境贸易等场景，吸引优质人工智能创新主体集聚，形成良性循环；二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依托自贸试验区、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聚焦数据跨境流动、外资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标准互认等关键领域完善制度供给，推行“场景清单+制度清单”双清单动态更新机制，形成“场景开放吸引项目、制度创新保障运营、成效倒逼制度迭代”的闭环；三是建立常态化协同合作机制，将合作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牵引数据标注、智能算力等配套业态集聚，吸引头部人工智能企业在桂设立区域交付中心，推动本土数字化服务主体从技术应用方向技术输出方转型，最终形成“场景开放聚资源、国际合作促升级、产业升级强开放”的良性生态。

广西人工智能教育学会会长蒋明围绕“抢抓智能经济新形态机遇，构建产业AI人才新高地”这一主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具备自主能力的智能体与新一代智能终端正在深度渗透千行百业，东盟面临网络薄弱、语种繁杂、人才紧缺等挑战，适配本土场景的轻量化智能终端与行业智能体是广西抢占区域数字经济赛道的重要机遇。他认为，应推广开源开放、自主可控的技术架构，构建适配中国—东盟数字治理规范的本土人工智能体系。在实践层面，他介绍了广西人工智能教育学会参与共建的桂林市人工智能教育培训中心，该中心立足广西、服务全国、辐射东盟，以“培训+方案+孵化”三位一体模式，聚焦产业真需求与应用真场景，培养实战型人才，完整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路径。他表示，学会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人工智能教育培训为载体，为深化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创新贡献力量，助力广西抢抓智能经济发展机遇，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人才与产业高地。

（张流 王吕秀南 朱汝胜 邓双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