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参政党

当前，中共中央在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这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必然要求，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必然要求，是服务“十五五”高质量开局、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加强自身建设、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民进要立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大局，按照中共中央部署，在中央统战部指导下，自觉学习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品格、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经验，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以主题教育为抓手，促进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强化政治引领，端正从政意识，更好落实“四新”“三好”要求。

深入学习研讨，全面提高思想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立场、内在要求、实践途径和根本保障。要深入学习研讨，准确把握这一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

明辨正确政绩观和错误政绩观。正确政绩观与错误政绩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为民”，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错误政绩观则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错误政绩观集中表现为本位主义、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推脱责任，最终将损害党和国家事业。

深刻领会“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内涵要义。把握参政党性质和作用，深入学习民进会史会章。“坚持立会为公”是民进的优良传统之一，“参政为民”是民进的神圣使命，服务社会是民进的自觉行动。“为公”就是爱国爱民、为国为民，不为己不为私，克己奉公，崇尚奉献精神、服务精神、担当精神，发扬求真务实作风，始终用心尽力、实干苦干，以实绩体现自身作用。“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是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以“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绩”为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相互结合、思想引领与履行职能双向发力、突出重点与全面推进有机统一，聚焦主题、简约务实、不分批次、不划阶段、不做虚功、务求实效，不折不扣落实深入学习研讨、认真查摆问题、切实整改整治、注重建章立制、提高履职能力五项重点任务，教育引导广大会员坚守合作初心，胸怀“国之大者”，厚植为民情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突出重点、创新形式推进学习教育见行见效。全面系统地学习《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和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有关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精神，着力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做到学深悟透、笃行不怠。及时印发学习资料，开展专题学习，把主题教育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第一议题”学习和各类培训、讲座、交流等教育活动，与学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合起来，与“四新”“三好”评比表彰结合起来，丰富学习形式，增强学习效果。赓续优良传统，发挥多党合作历史和民进会史的资政育人作用，深入挖掘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故事，自觉赓续“与党同心、爱国为民、精诚合作、敬业奉献”的多党合作优良传统，讲好民进先贤清廉故事，宣讲身边会员“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先进事迹，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广大会员见贤思齐，自觉纠治政绩观偏差。

认真检视整改，切实解决突出问题

检视整改是主题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主题教育的成效所在。要抓紧抓实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健全制度各项任务，以纠正错误政绩观为切入口，深刻检查自身的认识问题、表现问题和工作成效问题，全面审视班子、机关和会员中的错误现象和问题苗头，强化以案为戒、以案促治，坚持风纪齐抓，加强相互监督。

深入查摆问题，在对标对表、找准短板上动真格。查摆问题要突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查摆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实事求是，做到真查问题、查真问题，切忌避重就轻、泛泛而谈、大而化之。查摆问题要全面系统，对照监察监督、审计监督、内部监督、调查研究、信访反映、谈心谈话等反馈的问题，跟踪“学规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中整改的问题。查摆问题要开门听取意见，充分发扬民主，拓宽查摆渠道，建立问题清单，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开展自我剖析和相互批评，用好民主生活会、述职和民主评议成果，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召开专题会议，进一步查实问题、找准根源。

狠抓整改整治，在动真碰硬、解决问题上出实招。整改整治要坚持分类施策，针对政治建设、履职尽责、作风纪律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区分问题性质和轻重缓急，统筹长期和短期、原则和表面、共性和个性、显性和隐性，分门别类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分工和整改时限，逐项细化措施。整改整治要强化跟踪问效，突出结果导向，实行清单式和台账式管理，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对账销号。发扬钉钉子精神，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锲而不舍整改那些积习已久的问题，力戒“纸上整改”“过场整改”。整改整治要以案促治，用好反面典型案例，重点剖析其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政绩观扭曲的问题，加强警示教育。将整改整治情况作为年底各级组织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述职和民主评议的重要内容，作出总结汇报，接受内部监督，把会员评价和实践成效作为检验主题教育的重要标准，确保整改落实见行见效。

坚持建章立制，以制度管人管事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靠自律，也要靠他律，要在发挥制度作用，在常态长效、完善制度上见实效。

完善制度规定。增强制度的系统性，围绕加强自身建设和履行职能，做好制度的立改废释，关键要切实管用，着力解决制度过时、相互冲突、不管用等问题，补齐制度短板。

注重制度激励。建立完善履职成果评价、跟踪问效机制，将成果转化、采纳运用作为衡量成果的重要标准，充分发挥制度的引导激励作用，将会员的履职热情激发出来，鼓励会员担当作为、双岗建功。

强化制度约束。坚持用制度管人管物管事，按照主题教育检视整改情况，结合纪律学习教育、“学规定、强作风、树形象”主题教育、民主生活会等检视整改情况，规范权力运行，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和议事决策规则，严控人财物管理的廉政风险点，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加强内部监督机制建设，强化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遏制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提升实践能力，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各项工作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突出实践导向，按照“四新”“三好”要求，在各项工作中践行正确政绩观。

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履职尽责的作为中，在服务大局、凝心聚力上出实绩。胸怀“国之大者”，体察“民之关切”，围绕“十五五”发展大局，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热情服务社会，坚持双向发力，不断提升履职质效，高质量完成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扩大文化消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重点考察调研、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议政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和海外联谊工作，找准服务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和着力点，推动成果转化。把主题教育与社会服务主题年建设有机结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弘扬奉献精神，出色完成定点帮扶任务，广泛开展公益活动，在服务国家、服务人民中更好展现民进担当、贡献民进力量。

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自身建设的作为中，自觉提升“五种能力”。直面民进自身建设中思想政治引领针对性实效性问题、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问题、纪律建设和作风建设力度问题、履职能力建设短板问题等，按照“三个从严”要求，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努力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深化政治交接，以政绩观为干部考察的重要标准，做好换届工作，推动组织建设、履职能力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内部监督工作取得更大成效。

切实推动主题教育见行见效、走深走实。各级领导班子要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细化工作安排，抓紧实施、有序推进，健全动员参与机制，形成上下贯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民进中央和各地方组织要大力帮助基层组织开展主题教育。坚持以上率下，发挥示范作用，以领导班子成员、担任公职的会员和代表人士为重点对象，引领广大会员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会员的作用，确保主题教育的组织覆盖面和会员参与度，呈现良好氛围。突出实绩导向，大兴务实之风，错误政绩观是形式主义的根源，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防止主题教育简单化、表面化，不搞花架子、不做虚功、不层层加码，不增加基层负担。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持续加强舆论导向，展示良好形象，防范舆情风险，避免出现“低级红”“高级黑”现象。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对参政党的政治要求，“参政为公、实干为民”是参政党的价值追求。民进全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本次主题教育作为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契机，从严自律、自觉担当，主动当好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加快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设置不断优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为代表的教材已经广泛使用，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正在系统推进，一系列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悠久历史和伟大实践的标识性概念和学理阐释等基础性研究成果正在陆续发表，有力推动了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加快速度，高质量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更加有力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扎根于中华大地的道理学理哲理为国际社会处理好民族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夯实理论体系本源基础。理论作为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的呈现，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由基本概念、原理、史料、方法经由紧密内在逻辑联系而成的多重理论有机体，反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中长期客观存在和发展事实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当然需要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建构，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特别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样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具备了科学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人类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历史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多重理论有机体，建基于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所沉淀的一整套历史、经验和知识。换言之，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视角来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历史事实，从历史视角探寻中华民族由多元汇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结构和文明的演进规律。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全面、科学、深入的叙述，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体系，进而从中抽象出道理、学理、哲理，凸显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的完备性。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夯实理论体系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接续奋斗中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守正创新中始终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创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局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前所未有的进步，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一方面，需要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工作历史，通过对党的民族工作宝贵经验的准确把握，深化对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内在规律的总结；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新时代党领导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以理解和提炼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机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从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高度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高度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的洞察，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而在发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形成党的创新理论与伟大实践之间的契合和相互促进。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彰显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彰显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其内在的现实逻辑和我们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伟大成就的事实及其取得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丰富实践养料和生动鲜活论据，从中提炼出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原点和方法论，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现实基础和必要环节。

坚持开放心态，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夯实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基础。经由五千多年文明史浸润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为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贡献。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全人类视野和长时段世界历史当中，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进程中去研究，在比较研究中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社会其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共同性，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独特性，在比较中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正确性，在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坚定文化自信。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些共同的经历使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形成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内凝聚的结构性、“和而不同”的向心性和善于学习的开放心态，也凸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有着浩繁史料支撑和悠久文明浸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演进路径雄辩地说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路径是多样的，并非只有一条，尤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语境之下，各国现代化的实现之路更具有开放的多样性而非唯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形成发展逻辑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提供有力支持，以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事实为人类社会多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提供鲜活的实践指引。

坚持从基础概念入手，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夯实理论体系学术基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离不开既有的民族、共同体、文明等基础概念，更离不开基于中国大地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所凝练出的标识性概念，如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等。因此，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需要从连接中国和世界的基础概念入手，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实践融汇到现有基础概念当中，赋予民族、共同体、文明等基础概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多样化历史与现实支撑；另一方面，需要把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以标识性概念作为点，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为线，点线相连，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术话语的各个面向。比如，“多元一体”作为标识性概念，就直接连接现有基础概念“民族”和中国的具体历史与现实。它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实，来说明整体的中华民族与内部各民族之间的有机结构，既以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事实展现了人类社会民族概念的丰富性以及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多样化构造，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伟大实践的历史、文化渊源批判和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为当前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随着史料资料的不断挖掘发掘，随着人类社会文明间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对客观世界的由来、现实和发展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推陈出新，已经是必然和必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必然要求立足中国大地追根溯源、正本清源，针对不同问题特别是基础性问题深入展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在优化学科设置的基础上，加强学科建设，从重大现实问题和挑战中深化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源源不断推出原创性理论成果，高质量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

重要言论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及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数据。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智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作为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新型生产方式，新一代智能制造代表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我国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核心战略支撑和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众所周知，蒸汽机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新一代智能制造将是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不仅在技术层面实现了生产效率重大突破，而且在生产方式、人机关系、产业组织和就业形态等方面引发了深刻的结构重塑，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超此前任何一次工业革命。2026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这一战略部署表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进入到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驱动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深刻分析新一代智能制造与传统制造的区别和联系，展望这一转变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厘清其实现路径与关键性因素，对于把握产业变革机遇、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主要特征

新一代智能制造之所以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标志，源于其与此前的工业革命形成了显著的差别，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即从大规模标准化预先生产到大规模差异化需求定制。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智能制造，实现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推动生产系统从“自动化”走向“智能化”的根本变革。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的变革都是沿着“机器替代体力”、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向发展，其基本背景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社会产出效率受到技术、资金、熟练工人的限制，在供需关系中生产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工厂生产什么，市场就消费什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系统借助网络信息技术趋向数字化和智能化。3D打印技术等新型生产设备将制造业带入数字化时代。但总体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仍以“数字化辅助制造”为主，信息技术的介入更多是优化既有生产流程，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先生产、后销售”的基本逻辑。

智能制造通过使用大数据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群体智能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重构产品、制造、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各环节。在这一新模式下，用户可以通过APP选择颜色、内饰、动力配置，系统实时生成个性化订单，工厂按需柔性生产。打破传统工厂原有的刚性、单一、批量化模式。智能制造体系可以根据市场需求随时调整工艺流程、灵活重构工位布局，真正实现多品种、个性化、大规模的柔性生产。

对比而言，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生产方式分别解决了“能不能快速生产”（机械化）、“能不能快速大批量生产”（电气化/流水线）和“能不能快速大规模精准地生产”（信息化/数字化）的问题，而新一代智能制造解决的是“能不能按每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生产”的问题。使工业生产模式从“以产定销”彻底转向“以销定产”，从“生产者主导”转向“消费者主导”。新一代智能制造根据消费者的具体需求，进一步实现供需适配，减少无效生产和资源浪费，更加贴合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增加企业市场的黏性。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底层基础是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广泛应用。

二是人机关系的革命，即从替代到协作再到共融。人机关系的演变是理解历次工业革命本质的一个重要维度。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机器替代人的体力劳动，生产动力逐步由自然力演化到机械力，具体表现为生产工具由简单转向复杂，人与机器进一步紧密结合：一方面，人成为机器的操作者，提升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工作节奏随着机器而动，也使劳动者成为生产线的组成部分。第三次工业革命，虽然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开启了机器开始替代人的部分脑力劳动，但这一阶段的人机关系仍是“人编写程序，机器按照预设指令执行”。

新一代智能制造重塑人机关系。具身智能的出现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机器成人”，成为企业的数字员工。与传统智能制造相比，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核心在于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它不再局限于单一环节的自动化改造，而是制造体系从传统自动化向具备感知、决策、学习能力的自主化、智能化全面跃升。人工智能不仅接管了重复性的认知任务，更通过实时数据分析与预测，为人类工程师提供决策辅助，使人类能够专注于更具战略性和创新性的工作。这种“人机共融”让制造系统具备了类似生物体的自适应与进化能力。

从历史脉络看，工业革命使人机关系经历了“机器替代体力—机器规训人—人指挥机器—人机协作共融”的演进路径。前三次工业革命中，机器始终是“工具”，人是“使用者”；而在智能制造时代，机器正在成为“伙伴”，人与机器形成“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系统，人机关系从“单向的工具性使用”转变为“双向的协作与共生”。从要素构成来看，这种转换使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同时也使人在生产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人不是简单的体力和脑力，而是更高技能的思维、判断和创新能力。

三是生产效率的革命，即从线性改进到指数跃升。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其提升的机制和幅度截然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动力使工厂摆脱了对水力和畜力的依赖，生产效率实现了从手工劳动到机械化的跨越式提升。据记载，珍妮纺织机的发明使纺织效率提升8倍。这一时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机制是“动力替代”，用蒸汽机提供稳定、强大的动力源，突破了人力和畜力的生理极限。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电力的应用提高了机械的控制精度和效率。流水线作业模式的引入使劳动生产率实现了数量级的跃升。这一时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机制通过流水线分工和电力驱动，实现了生产的连续化和规模化，是“流程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技术的应用，如计算机辅助设计和制造（CAD/CAM）使产品设计周期大幅缩短，企业生产周期大为缩短。这一时期效率提升的核心机制是“信息优化”，生产系统的效率提升不仅源于材料技术和生产工艺的改进，还与信息流、物流等生产辅助技术的成熟度相关。

新一代智能制造带来的效率革命在本质上与上述均有所不同。智能制造实现了物理世界与数字世界的深度融合，生产系统具备了自主学习和决策能力，生产系统的效率提升不再仅仅依赖外部输入的优化指令，智能决策的持续学习和自我进化成为效率提高的核心机制。对比而言，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效率提升是“线性增长”，智能制造带来的效率提升是“指数级改进”，效率提升呈现出自我加速的特征。

四是产业组织的变革，即从链式竞争到平台生态。产业组织形态的演变同样是历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建立了工厂制生产模式，促使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生产组织方式由家庭作坊转变为“垂直一体化的工厂”。生产环节集中在一个工厂内完成，企业成为市场交易的基本单元。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资产的形成，催生了公司制企业，形成了纵向整合、上下游一体的“链式结构”产业组织。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互联网成为贸易、信息交流的关键渠道，同时也构成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企业间的信息壁垒被打破，供应链管理成为核心竞争力。这一时期产业组织开始从“链式”向“网状”演变，但本质上仍是由企业主导的中心化结构。

新一代智能制造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将设备、技术、人才、数据等要素数字化、标准化、模块化，打破企业边界形成可动态调度的资源池。产业组织变革的核心是由分工走向融合，产业边界被打破。竞争逻辑从“零和博弈”转向“生态共生”。

五是社会形态的变革，即从单一技能需求到复合型劳动者需求。工业革命必然带来深远的社会变革，但每次变革的性质和方向各有不同。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化进程加速，形成新的劳动者——产业工人。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加速了城市化和社会分工，分工深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形成复杂的社会结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模式。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民主化，使知识获取的门槛降低，社会流动性增强，但数字鸿沟也随之产生。

新一代智能制造将引发更为深刻和全面的社会变革，开启一场对人类智力与经验的系统性重构。在就业结构方面，脑力劳动者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为劳动力素质的整体升级创造了机遇。劳动力市场正出现“低技能劳动力过剩、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短缺”的结构性矛盾。智能制造也催生了灵活就业、项目制等新就业形态，使劳动时间、场所和关系更具弹性，在数智场景下对劳动者的要求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简单的操作技能，而是“工艺工程、数据解读和系统思维”的复合能力。智能制造不仅是让人做得更快、更强、更好，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是人的工作”“什么是机器的工作”，推动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迈向“智能文明”。

智能制造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形成新的“智能鸿沟”。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同时，要主动进行制度设计、教育革新和社会引导。通过建立面向未来的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AI治理的全球合作，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向着更加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真正实现“科技向善”。

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实现路径与关键性因素

其一，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生产要素的构成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是区分历次工业革命性质的重要标尺。在以“有形要素”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构成了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且都遵循边际报酬递减的基本规律。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随着生产复杂度的提高和重资本的投入，技术和管理开始作为一种“隐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优化劳动力和资本的组合效率。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知识和信息对生产效率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信息本身尚未成为生产函数的独立变量，只是以“辅助工具”形式存在。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传统生产要素不同，数据要素遵循边际报酬递增规律，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和正外部性，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改变了要素之间的组合方式，大幅提升了人力资本的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要素深度嵌入企业研发创新网络与生产制造网络，并推动制造与服务实现融合发展。

其二，新型基础设施加速布局。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基础设施的根本性变革。基础设施的形态决定了生产活动的空间布局和运行效率。工业时代的基础设施，如运河、铁路、公路、电力与石油运输网络本质是“物理连接”，解决的是原材料和产品空间位移问题，其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覆盖范围有限。信息时代的基础设施是互联网和通信网络，它们虽然仍是连接工具，但流动的是信息，目标是实现信息的流通。智能制造推动基础设施从物理基础设施到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扩展。与新一代智能制造相适应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其核心是工业互联网、5G专网、人工智能算力、大数据平台和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所形成的数字型基础设施实现的是“人、机、物、系统的全面连接”，是从“单一功能”到“体系化智能”的构建。工业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正在推动基础设施实现体系化智能跃升。这意味着新型基础设施不再是大规模的“广覆盖”，而是针对工业生产场景的“精准部署”，为每个工厂、每条生产线量身定制数字化基础设施。

其三，发展与减排协同推进。工业革命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一直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深刻的矛盾之一。智能制造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关系。从产业变革与能源转型总是如影相随的发展规律来看，数字化推动绿色化发展，智能制造能显著提升企业的能源效率和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精准调控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在全生命周期层面，智能制造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通过全过程的数据监控和优化，实现对环境负面影响极小、资源利用率极高。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协同也促进能源结构由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绿色低碳能源为主，环境治理手段由“末端治理”转向“源头预防”“系统优化”。

其四，价值链重构正在形成。谁掌握了核心技术、谁占据了产业高地，谁就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重塑了全球经济格局，其根本原因是关键技术的控制者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的蒸汽机和纺织机械遥遥领先，其工业产品行销全球，是首轮“世界工厂”。受此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特征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工业国生产制成品，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市场。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源于电力和内燃机的广泛应用，美国和德国崛起为工业强国，重化工业成为其经济支柱。美国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模式奠定了其制造业霸主的地位。市场竞争的核心优势是规模竞争，竞争优势来自“谁能大规模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借助信息技术和精细化管理实现制造业崛起，全球价值链开始分解，研发、设计、生产、组装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中国在这一时期凭借劳动力比较优势和规模优势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这一时期全球经济格局的核心特征是“价值链分工”，发达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的设计和品牌环节，发展中国家从事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环节。

新一代智能制造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新一代智能制造对全球经济格局影响深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比较优势的逻辑被重构。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技术显著改变了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全球工业格局中的重要性，提高了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这意味着，过去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再取决于劳动力成本的高低，而取决于智能化水平的高低。传统依赖低成本劳动力与规模经济的“世界工厂”旧逻辑，正在被基于技术驱动、平台赋能和规则引领的“制造强国”新逻辑所取代。

二是改变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分工。智能制造通过创新驱动效应、融通对接效应和流程赋能效应，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智能制造的关键意义在于摆脱长期处于价值链低端的路径依赖。中国制造业正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向“全球智造的共建者”转变，“黑灯工厂”已从“单点效率优化”进入“端到端价值链重构”阶段。

三是全球竞争规则被重新定义。新一代智能制造时代的全球经济竞争，不仅是产能和成本的竞争，更是标准、生态和话语权的竞争。主要发达国家都将智能制造作为关键抓手，竞争焦点已从传统的贸易领域，转向以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工业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标准与控制权。对中国而言，这是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一跃，目标是从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转变为规则的定义者。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赛事经济何以避免“昙花一现”

伴随2026年世界杯等国际顶级赛事的火热进行，全球体育产业正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当前，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实现体育强国建设目标的重要抓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鼓励发展赛事经济”。自我国将体育赛事纳入新的消费增长点培育以来，赛事经济在扩内需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25中国马拉松赛事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284场田协A类认证赛事，创造直接经济影响185.1亿元，产生总拉动效应454亿元，其中对“吃住行游购娱”文旅六要素的拉动效应达201.1亿元，并带动18.3万个就业岗位，充分体现了体育赛事在扩大消费、促进就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但也应当看到，在赛事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仍存在市场结构不优、供需不充分不平衡、赛事消费新场景培育不足等问题，赛事经济“昙花一现”现象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一是赛事具有周期性，集聚效应短期化。赛事经济是有时效性的，其拉动效应往往在筹办和赛时阶段集中释放，并随赛事结束而逐渐减弱。尽管部分赛事可通过遗产规划延长其影响周期，但赛时消费的集中爆发与赛后效应的自然回落，仍是赛事经济的客观规律。二是场馆利用率不高，政府财政负担较重。体育场馆专用性资产占比较大，满足群众需求的健身设施种类较为单一，与自然生态、生活空间相融合的空间较少，多重因素导致场馆利用率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使赛事投入难以转化为长期经济回报，形成“赛时繁荣、赛后沉寂”的困局。三是赛事IP开发不足，经济拉动效应有限。有赛事不等于有经济。一些赛事知名度偏低，同质化、小众化、单一化问题突出，难以发挥引流作用，削弱了“体育+”或“+体育”的业态融合效应，对旅游、餐饮、住宿等方面的带动效应也较为有限，“赛事流量”难以转化为“经济留量”。

上述现象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结果。首先，赛事体系建设尚不健全，长效培育机制有待完善。目前来看，一些地方举办体育赛事仍多以阶段性、节点式办赛思路为主，尚未建立系统化、长期性的赛事IP培育规划，赛事规模化、区域化尚有明显发展空间。部分赛事的举办更多服务于阶段性城市宣传、文体活动等短期工作目标，在赛事定位、年度衔接、迭代发展方面缺少持续性布局。赛事资金保障、项目立项、运营合作多采用单年度、单次性安排，尚未形成稳定的保障机制，容易出现延期、调整乃至停办的情况。

其次，体育场馆运营方式单一，赛后利用效益有待提升。目前，我国体育场馆大多数属于事业单位，虽然在保障群众基本公共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受制于体制机制约束，运营主体的市场化意识和创收动力不足。国有资本在场馆建设中投入占比较高，社会资本参与度不够充分。此外，体育场馆的收入长期以来主要依靠租金收入，而赛事组织、无形资产开发、商业配套等高附加值业态占比较低。

最后，赛事经营主体活力不足，差异化供给有待扩容。“赛事火爆、企业艰难”正是中国赛事产业转型的阵痛，也是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挑战。目前，我国赛事经营主体仍以中小微企业为主，独立上市或挂牌新三板的企业数量有限。深耕赛事品牌建设，需要多元化的赛事创新供给，也需要相应的资金投入支持。但是，目前多数地方赛事的市场化尚处于起步阶段，营收结构相对单一，在赛事IP衍生、文体消费联动、多元商业合作等方面的开发深度明显不足，造血能力相对有限。同时，伴随各地办赛热情高涨，同类型、同品类群众性赛事供给趋于饱和，区域赛事同质化现象逐步显现。

避免赛事经济“昙花一现”，需要从多个方面协同发力。一是加快体育赛事体系建设，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着力增强竞技体育赛事、群众体育赛事与职业体育赛事经济带动效应的协同性，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产权赛事体系建设与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引进互促共进。以赛事经济发展为牵引，不断创新体育赛事产业新场景，丰富“赛事+百业”新模式，促进商旅文体健等业态深度融合。比如，将城市“金角银边”区域转化为赛事消费新空间，或打造商旅文体健等融合业态下的体育服务综合体。

二是推动体育场馆运营模式创新，提升赛后利用效率。推动体育场馆由单一赛事承载空间向复合型体育消费空间转变，通过业态融合和场景创新提升场馆资源利用效率。随着区块链、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基建”基础设施的不断夯实，应加速体育服务、休闲、娱乐、文化、餐饮、健康、商务等元素的交叉融合，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可穿戴智能设备等与科学健身指导方案的结合路径，运用体育场馆仿真系统、数字孪生技术打造虚拟消费场景。如在冰雪运动科技体验馆，VR技术可以帮助体验者打破地域限制，挑战高难度的冰雪任务，体育消费在虚拟空间内完成，可以极大拓展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空间边界，实现由“赛时利用”向“全年运营”的转变，推动赛事遗产持续释放经济价值。

三是加大赛事IP开发力度，深度挖掘经济溢出效应。体育赛事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传播力，是体育运动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体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应利用赛事举办契机，开展相关衍生活动，如赛事周边产品开发与销售、冰雪运动知识讲座等，以此延长赛事产业链，拓宽赛事收入来源，提升赛事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对于承办过冬奥会、亚运会、大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城市，可通过运用赛后场馆遗产继续承办赛事活动，充分展现大型体育赛事举办地体育文化的传承，进一步发挥赛事经济的带动效应。与此同时，优化政府投资结构，释放赛事经营主体活力。通过政府采购、财政补贴、产业基金和金融支持等方式，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经营主体，提升赛事IP开发水平，推动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增强地方人大执法检查实效

监督权是宪法赋予人大的一项重要职权，人大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大要统筹运用法定监督方式，加强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监督，确保各国家机关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执法检查是地方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法定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的要求，地方人大组织实施执法检查的主体是地方人大常委会。该法明确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对有关法律、法规或者相关法律制度实施情况组织执法检查。开展对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检查，即执法检查，是《监督法》规定的人大常委会监督形式之一，也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实践中运用比较经常、规范、有效的一种监督方式。近年来，各级地方人大常委会围绕执法检查工作开展了大量探索实践，取得了长足进步，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对照法律规定和实际需求，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以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实施，确保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依法正确行使。

找准执法检查选题，提升监督的针对性。选题是执法检查的起点，往往决定着监督方向是否正确、监督精力是否集中、监督资源能否高效运用。《监督法》要求执法检查围绕“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来开展，这为地方人大执法检查的选题提供了基本遵循。实践中，将这些要求落实为具体的检查题目，需要重点强化选题的针对性和计划性。一方面，地方人大开展执法检查，要紧扣法律规定和实践需要进行选题，确保每一次检查都能切中要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盼所愿，注重从地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比较集中的问题、代表建议和人民来信来访集中反映的问题、人大调研发现的突出问题中选择执法检查题目，切实推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另一方面，统筹考虑地方人大执法检查工作的整体布局，围绕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法律法规，合理安排检查项目，使之既有重点覆盖，也有长远规划。例如，我国不少地方人大常委会采取将上位法和本市地方性法规结合检查、同一领域多个法规综合检查、重点法规连续检查等方式，都是在选题之初就将相关法律法规结合起来统筹考虑的，体现了选题的计划性和前瞻性。

同时，地方人大执法检查在选题覆盖面上仍有拓展空间。从检查对象看，针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检查较为集中，涉及监察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的较少。从分布看，不同法律法规被列为检查对象的频次差异较大，有的法律法规多年内多次被检查，有的却从未被纳入检查计划。目前多数省级人大常委会每年安排的执法检查数量，相对于现行有效法律法规的总量，检查覆盖面仍显不足。对此，应当将各国家机关、各领域法律法规统筹纳入检查范围，将长期未被检查的根据实际情况纳入检查计划。

规范有序组织执法检查，着力发现真问题。《监督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对执法检查开展的方式和方法作了总体规定，地方人大应当在这一框架内，坚持依照法定职责、限于法定范围、遵守法定程序，着重发现研究分析影响法律法规实施、制约政策落实、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以翔实的数据、真实的案例反映法律法规实施的具体情况，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的建议，推动解决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是加强检查前调研。《监督法》规定，执法检查前，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可以对重点问题开展专题调查研究。通过检查前开展专题调研，预先发现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梳理出执法检查重点，确保有的放矢，为执法检查更好开展打下良好基础。二是丰富检查方式方法。将执法检查同听取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专题询问、作出决议决定、满意度测评结合进行，同时更多采用随机抽查、明察暗访、调阅案卷、问卷调查、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更好发现问题。三是提升执法检查报告的质量。人大执法检查不是一般性的工作检查，执法检查报告也不同于一般的工作报告或总结，应当敢于直面问题、善于分析问题，用具体案例和翔实数据说话。目前，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已经开始探索以清单化方式提升报告质量，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推行“三张清单”制度，检查前提出重点检查问题清单，检查中形成发现问题清单，检查后提出整改清单，使执法检查意见清晰可对照、可跟踪、可检验。

扎实开展跟踪督办，做好执法检查“后半篇文章”。《监督法》对执法检查后的跟踪督办作了系统规定，包括必要时可以对执法检查报告作出决议、有关机关在规定期限内报告执行决议情况、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可提请审议、必要时可以组织跟踪检查等。这些制度安排旨在形成从发现问题到推动整改再到跟踪落实的工作闭环。但从地方实践来看，后续跟踪督办仍然是执法检查工作的明显短板，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督的严肃性和实效性。目前，各地在强化跟踪督办方面进行了不少探索。有的地方将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纳入来年常委会会议议题，如贵州省2025年审议了8个执法检查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报告，甘肃省采取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跟踪督查、听取审议专项报告形式，连续两年开展食品安全工作跟踪监督；有的地方如四川、福建等地开展执法检查满意度测评，福建省三明市还在媒体上公布了满意度测评的具体票数。在此基础上，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强化跟踪督办，通过就重要执法检查报告作出决议、建立执法检查跟踪监督机制、委托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或常委会工作机构持续跟踪监督等多种方式推动整改落实，对拒不落实或落实不力等情况联动纪检监察部门启动追查问责机制，对满意度测评结果较低的责成再整改再报告，进一步做好执法检查“后半篇文章”。

坚持公开透明，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利。将执法检查报告及审议意见、相关部门研究处理情况或执行决议情况的报告向本级人大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是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法定义务。执法检查选题、组织、报告、审议、整改、反馈的各个环节，都要按照公开透明原则，以多种方式扩大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一方面，进一步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根据法律的规定，执法检查组应当按照精干、效能的原则来组织，可以邀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但受人数规模所限，代表的实际参与面还有较大拓展空间。应充分发挥代表来自人民、扎根人民的优势，将执法检查作为扩大代表对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参与、密切与人民群众联系的重要内容，动员人大代表听取身边周边路边企事业单位、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例如，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利用“万名代表走基层”机制，近年来先后就文明行为促进、食品安全执法检查组织代表听取意见，并通过代表之家、代表联络站等平台载体广泛征求市民群众意见，有效拓展了执法检查的参与面和信息来源。另一方面，拓宽面向人民群众的公开渠道。检查议题的确定应通过多种方式听取人民呼声，检查过程中可通过网络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小程序等渠道扩大群众参与，检查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应反映群众的关切和智慧，检查报告和整改情况也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检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

枫桥式人民法庭：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人民法庭工作

人民法庭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属于人民司法最基层机构，贴近基层、融入一线、直面群众，对于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具有独特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创建一批“枫桥式人民法庭”，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乡村建设。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首批100个“枫桥式人民法庭”进行命名，既是对近年来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主动融入基层治理实践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树立了示范标杆。

“枫桥式人民法庭”把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人民法庭工作之中，坚持预防在前、调解优先、依法治理、就地解纷，通过诉源治理、多元解纷、便民司法和依法裁判，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枫桥式人民法庭”具有如下鲜明特征。一是坚持“预防在前”。人民法庭处在矛盾纠纷产生和演变的前沿，既能看到个案，也能发现类案；既能办理诉讼案件，也能通过司法职能前移，推动纠纷源头预防。“枫桥式人民法庭”不满足于“案来办案”，而是更加注重“未诉先防”，通过矛盾排查、法治宣传、典型案例、司法建议、指导调解等方式，把工作做在纠纷形成之前、诉讼发生之前、矛盾激化之前。二是坚持“多元联动”。基层矛盾纠纷往往不是单一机关、单一程序能够完全解决。邻里、家事、土地、物业、劳动、小微企业经营等纠纷，背后常常交织着法律关系、利益诉求和社会情绪。“枫桥式人民法庭”通过主动融入基层治理体系，与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司法所、基层组织、调解组织、行业组织等协同发力，推动矛盾纠纷分层递进、繁简分流、依法化解。三是坚持“就地解纷”。对许多基层群众而言，纠纷能不能在家门口解决，程序能不能看得懂、用得上，直接影响他们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枫桥式人民法庭”以巡回审判、诉讼服务站、法官工作室、在线调解、上门服务、司法确认等方式，把司法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社区网格、企业园区和群众身边。司法越是贴近基层，群众越能感受到法治温度；法庭越是扎根一线，矛盾越有可能在早期得到妥善解决。需要说明的是，“枫桥式人民法庭”始终以依法治理为底线，不是简单追求“少立案”“少诉讼”，更不是用调解代替审判、用人情消解规则。调解不成或者依法应当裁判的案件，应当依法立案、依法审理、依法裁判。

建设“枫桥式人民法庭”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对群众而言，通过诉前调解、巡回审判等方式推动纠纷就近、及时、实质解决，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更可感的公平正义。对法院而言，通过合理分流和源头预防，有助于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还可通过类案分析发现治理短板，以司法建议等方式推动源头治理，形成“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效果。对基层治理而言，人民法庭扎根基层，在个案办理中明辨是非、厘清规则，在调解指导中划定法律边界，在巡回审判和以案释法中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权利、履行义务，有助于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当前，“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仍处于探索推进阶段，一些地方在功能定位、职责边界、运行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不够清晰、不够顺畅的问题；有的人民法庭对自身在多元解纷体系中的角色把握不准，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引导不足；有的人民法庭与其他基层治理主体之间的衔接机制不够健全，信息共享不及时；等等。进一步提升“枫桥式人民法庭”效能，既需要从功能定位、制度机制、协同联动等方面进行系统完善，也需要在队伍能力建设上持续用力。

提升“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的制度化与专业化水平。当前，我国在顶层设计层面对“枫桥式人民法庭”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功能和运行机制的规定，散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文件，且多是以意见、命令、规定、决定、通知的形式，相关文件的位阶较低。一些地方性司法文件对人民法庭的功能、机制、布局、经费等规定虽然较为详细，但缺乏统一标准，差异较大，这导致“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创建缺乏统一的规范依据。但综合性与灵活性作为“枫桥式人民法庭”的最大特点，又决定了法律法规对相关内容的规范不宜过细。因此，一方面，顶层设计应主要从“枫桥式人民法庭”的目标设定、功能定位、治理范围、方式方法和沟通协作机制方面给予原则性规定，如明确法庭在指导调解、法治宣传、司法建议等方面的具体职责和工作规范；完善诉调对接的制度化程序，规范诉前调解的启动、时限和程序衔接；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制度，指导调解质量、司法建议落实率等纳入人民法庭工作考核体系等。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基层形态差异较大，建设“枫桥式人民法庭”不能简单照搬一种模式，在制度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地方差异，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既强调规范化，又注重因地制宜。

强化人民法庭与各类基层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合力。“枫桥式人民法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多元联动。“枫桥经验”的核心要旨就在于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将这一经验融入人民法庭建设，必然要求人民法庭与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司法所、调解组织、行业组织等协同发力，推动矛盾纠纷分层递进、繁简分流、依法化解。社会治理的复杂性，需要各治理主体完备、畅通的联系沟通机制。应当在党委领导下，建立人民法庭与司法所、综治中心等基层治理主体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包括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联席会议机制等。通过强化矛盾纠纷日常排查、定期共享信息、研究分析辖区内矛盾纠纷动态，既实现与各多元治理主体的联系，又保障司法资源的合理使用。同时，推进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深入推动“共享法庭”等数字化阵地建设，延伸治理空间，增强信息收集、反馈、预警和共享能力，形成数字化沟通协调机制。

加强人民法庭队伍能力建设。人民法庭扎根乡土、贴近群众，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要求法庭工作人员不仅要在法庭内坐堂办案，还要走出法庭，深入乡村社区、田间地头，在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开展工作。这种工作方式要求法官既精通法律业务、能够依法公正裁判，又熟悉社情民意、善于做群众工作，还要懂得乡土社会和行业规则，能够有效指导调解、化解矛盾。与此同时，人民法庭具有人员少、分布散、距离远等特点，规范化科学化管理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结合“枫桥式人民法庭”建设需要加强队伍能力建设。一方面，结合人民法庭布局，进一步优化审判力量配置，充实基层力量。另一方面，围绕群众工作能力、调解指导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等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人民法庭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研究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符合基层司法规律的人民法庭工作考评机制，持续激发基层队伍活力，使“枫桥式人民法庭”的各项制度设计和治理功能真正落地见效。

古代“息争止讼”的治理智慧

“息讼止争”作为中华法系中极具标识性的理念，意为平息纷争、减少诉讼，使社会归于和谐有序，是我国古代司法的重要价值取向之一，既诠释了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又体现了调纷止争的治理智慧，深刻影响了古代社会重和睦、讲礼让、尚德行的社会风尚。

“讼”字出现于西周簋以及匜等多处青铜重器所镌刻的铭文之中，其含义为“将当事人所争之事诉于公庭以求公断”。《周易》中“讼卦”认为“讼”是“中吉终凶”之象，即争讼虽可能一时得利，却终将带来损害，这是我国历史上对诉讼行为较早的价值判断。历代统治者以实现社会关系和谐为要务，并将“无讼”视为所追求的理想状态。《论语·颜渊》中记载，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息争止讼”并不是否定诉讼产生的客观性，或漠视合法维权的正当性，而是重在防患未然、化解纠纷、修复关系、安民固本。且这一理念针对的主要是民间细故纠纷，如户婚田土、家庭关系、邻里之间的利益纠纷，而对严重刑事犯罪依然采取较为严厉的立场。基于“息争止讼”这一理念，我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

以教化为先，从源头减少纠纷。法律只能惩戒于纠纷发生之后，道德礼教的熏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诉讼产生的动机。《论语·为政》有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强调以德和礼来感化引导，真正形成人们内在的自律。《汉书·贾谊传》进一步指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即通过“礼”的教化使民众明辨是非、恪守本分，才能真正从源头减少纠纷、消弭矛盾。古代地方官吏兼司教化之责，定期宣讲忠孝仁义、谦和礼让、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如西周时设立“乡师”“乡老”，负责在民间推行礼教，通过教化讲理，减少争端；唐代将“德主刑辅”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唐律疏议》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通过德礼与刑罚的结合，实现“以礼止讼”；明清时期实行“圣谕宣讲”制度，安排专人在乡里巡游劝善。如康熙九年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中记载，“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将教化融入日常治理的做法，使和谐礼让的观念逐渐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为减少诉讼奠定了社会基础。

“结信止讼”，以契约提前明确权利义务。“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古人认为，契约不明是诉讼产生的根源之一，明确的契约是止讼的重要前提。契约在中国古代具有“立信”“结信”的功能，也常被视为一种预防诉讼的制度安排。《周礼》中即有“以质剂结信而止讼”的记载，即通过订立契约使双方的信诺得以固定和明示，减少因约定不明而引发的纠纷。当事各方通过订立契约，明确权利义务关系，将交易的内容、条件、期限、违约责任等逐一载明，使各方权益边界清晰可辨，将可能产生的争议消弭于事前。在买卖、借贷、分家析产等经济活动中，契约的订立需要有“中人”参与见证。中人所具有的公开性、权威性，使契约的约束力进一步加强。不仅如此，古代契约制度还注重对契约内容的规范统一，要求契式明确、条款周详，避免因文字歧义而产生争议。这体现了古人防患未然的治理智慧，与其在纠纷发生后费力调处，不如在事前以契约明确权责，减少诉讼发生的可能。

以调解化解争端，避免轻易成讼。在矛盾纠纷初起之时，尽量通过调解加以化解，而非动辄诉至公堂，是“息争止讼”的重要方面。古代调解制度可以分为三种，即民间调解、官府调解和官批民调，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民间调解以“乡规民约”为依据，由族长、乡绅负责调解邻里纠纷、家庭矛盾。清代康熙年间的六尺巷典故就是这一调处机制的例证。官府调解则由地方官员负责，往往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明代《教民榜文》规定“今出令昭示天下，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以刑罚手段确保调解先行。官批民调界于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之间，具有半官方性质，官府认为情节轻微，不值得传讯，或认为事关亲族关系，不便公开传讯的，有时即批令乡保、族长等人予以调解，并将调解结果报告官府。

提高诉讼的程序门槛，限制诉讼行为。古代在诉讼程序设计上采取了多种具有引导功能的制度安排，通过提高诉讼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风险成本，引导民众在权衡利弊后主动放弃诉讼，转向调解、和解等更加经济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诉讼。例如，自西周时期起，诉讼当事人就须缴纳“钧金束矢”作为诉讼保证金。历代的诉讼经济成本都比较高昂，甚至有“然民间千金之家，一受讼累，鲜不破败”的说法。又如，通过实行“务限法”来限制诉讼。《礼记·月令》记载，仲春之月，官府要“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即在农忙时节停止诉讼。唐代《杂令》规定：“诸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宋刑统》规定，“所有论竞田宅、婚姻、债负之类，取十月一日以后，许官司受理，至正月三十日住接词状，三月三十日以前断遣须毕”。再如，通过规定“放告日期”限制诉讼。明代中期地方官府实行“放告日”制度，民事案件仅在特定日期才能起诉，清代各地方官府一般都规定“词讼日”或“放告日”。在无法起诉的等待期内，不少当事人因亲友劝解、冷静思考等打消起诉念头。通过这些程序的设置，客观上让当事人重新审视争端的性质与解决方式。

“息争止讼”的理念和实践，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避免了诉讼可能带来的矛盾激化，减少了社会关系的破裂。其背后蕴含的价值追求，与当前法治建设强调的“抓前端、治未病”等理念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对于缓解司法实践中“案多人少”的现实压力，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提升矛盾化解效能，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提升纪检监察队伍工作效能

近年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省局（公司）〕按照“优化机构、整合队伍、完善机制、强化监督”的思路，确定黄山市烟草专卖局（以下简称黄山市局）作为试点单位，因地制宜推进纪检监察力量整合提升，并将此作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健全完善监督体系的重要途径。

守正创新、破立并举，以问题导向“破题”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也是我们党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025年2月，省局（公司）党组纪检组赴黄山调研时指出：“要发挥垂管系统体制优势，明确机构改革破立关系，建立统分结合、上下联动、左右贯通、协同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破解监督难题，不断提升纪检监察队伍工作效能、整体合力。”自此，拉开了安徽烟草纪检监察力量整合提升改革试点的序幕。

高站位谋划，把握改革试点“方向盘”。黄山市局党组坚持谋定而后动，成立由党组书记任组长、班子成员任副组长、各基层单位及机关负责人为成员的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协调改革试点任务。在研讨试点改革工作专题党组会上，党组书记明确表态，“‘破’的是旧体制、老状态，要注重时机、把握程度；‘立’的是新模式、新动能，要优化存量、精选增量”。黄山市局党组纪检组以创新思维有效推动改革，组织人员赴行业内外单位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对内加强沟通和上下联动，拟定改革实施方案，确定运行模式、机构设置、后勤保障等内容，确保顶层设计科学、路径清晰、切实可行。

强统筹协调，细化改革试点“路线图”。统筹力量整合，将7名直属单位专职纪检组组长统一划转至黄山市局纪检监察室，组建形成综合管理、巡察检查、执纪审查、监督联系4个专业化团队，在基层单位明确一名班子成员兼任纪检组组长，构建“市局统筹—团队攻坚—基层联动”三级监督架构。按照“区域相近、优势互补、便于协调”的原则将直属单位划分为3个片区，每个片区设置1个监督联系组，形成“片区负责、协调联动、相竞相补”的工作模式，有效破解监督力量分散、协同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统筹线索处置和队伍培训，市局全面负责市县两级问题线索处置，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统一组织开展监督执纪专业知识培训，突出办案能力和实践操作，推荐业务骨干到中央纪委和地方纪委跟班锻炼，选派人员参与全省交叉办案。统筹考评选用，落实垂管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求，调整完善基层单位纪检组考核内容，制定4个专业化团队考核细则，将纪检队伍年度测评单独作为一个序列开展，确保考评公平公正。

重长效保障，重塑改革试点“新范式”。明晰4个专业化团队职责任务，调整区县局兼任党组纪检组组长和监察办工作职责，出台“一细则、一方案、一清单”等日常操作文件，形成“领导带头履责、专业团队支撑、基层协同落实”的垂直化监督网络。全面梳理新形势下纪检监察工作内容，理清界定职责边界、细化压实具体责任，最大程度强化工作整体合力。“以前县局纪检队伍力量不足，工作内容和重点不明确，现在监督联系组每周有计划、每月有重点、每季有专题，面对面进行指导，监督的方向和方法更加明确，我也知道该怎么干了。”黟县局监察法规办主任深有体会地说。

系统集成、协同发力，以目标导向“解题”

纪检监察队伍整合提升是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的内在要求。省局纪检监察处主要负责人指出：“整合力量、优化结构、做好融合、破解难题，就是要我们坚持唯物辩证法，把握系统的整体性、动态性、结构性。”

以素能提升解决“能力不足”的问题。黄山市局聚焦政策不清、钻研不深、实战不强等短板弱项，以“学、研、战、复”闭环推进，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把业务制度吃透、监督规则卡准、履职流程摸熟，确保开展工作有底气、指出问题有依据。围绕招标采购、选人用人、货源投放、行政许可、专卖处罚等重点领域，建立“定人领题、实战破题、成果固题”机制，逐项梳理风险事项、细化监督措施，开展“一人专精一域”专项实战锻炼攻关，在监督执纪中锤炼担当作风、养成专业精神、积累实战经验。建立日常监督例会制度，坚持每案复盘、每战总结，将典型问题汇编为“错题本”，将管用招数纳入“经验库”，推动个人破题真招转化为团队实战实招。

以管理升级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强化思想引导与组组协同，常态化开展团队成员谈心谈话，及时掌握思想动态，精准疏通工作堵点、化解认识误区、指导工作实践；强化组组内部协同和市县上下协同，清单化明确协同事项，定期会商研判，推动信息共享、力量互补、步调一致。完善考核激励与结果运用，量化基层单位和专业化团队考核指标，依托月度调度会亮成绩、点问题，表扬先进、鞭策后进；强化考核结果兑现，与人员评先评优、绩效分配、晋档升级直接挂钩，树立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不一样的鲜明导向。明确优胜劣汰与队伍进出，建立岗位动态调整机制，围绕岗位匹配度、履职实绩、能力素质，精准识别不适宜、不胜任人员，推动改革后的队伍能进能出。

以模式优化解决“效力不足”的问题。纪检与业务部门协同联动，实现内部监督贯通协同，有效利用专卖、营销、财务、采购等业务平台，探索实施穿透式监管模式，减轻基层负担。监督联系组下沉直属单位，实行轮流驻点办公模式，锁定56个重点风险点，综合运用列席会议、查阅资料、谈心谈话、市场走访、专题会商等5种方式，有效解决基层监督“最后一公里”的难题。“通过这种面对面、零距离的沟通，拉近了纪检人员与我们的距离，将冷冰冰的监督转化为有温度的参与，监督的效果反而更透更好。”歙县局员工如是说。

标本兼治、提质增效，以结果导向“答题”

改革以政治监督为统领、日常监督为基础、专项监督为深化，有效破解行业监督存在的“上级监督远、同级监督软、下级监督难”的难题，推动监督从“有形覆盖”向“有效治理”跃升。

做实政治监督。为实现政治监督的具体化、常态化、精准化，市局制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及“一岗双责”四责清单，深化细化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紧紧围绕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制定7大类37项政治监督清单，将政治监督融入日常监督范畴。针对上级决策部署，先后围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降本增效等主题开展监督，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为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做深专项监督。黄山市局制定专项监督工作规范，按照“一季度一专项”的计划，先后围绕专卖行政执法领域、食堂采购管理、省局巡察反馈问题整改等开展专项监督，累计查阅卷宗2000余份，走访零售客户200余户，发现问题82个，提出改进建议17条，下发《监察建议书》7份，主动发现问题线索2起，彻底扭转了以往依赖信访举报的局面。扎实推动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新制定《食堂采购管理实施细则》《零星采购管理办法》等制度，确保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治理一个领域的效果。

做细日常监督。坚决打好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战，聚焦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重点问题和“营销打卡式服务”“专卖打卡式监督”等突出问题，开展全市系统作风建设大走访活动。制定会商监督办法、日常监督检查标准等5项制度，实施日常监督发现问题清单化管理，推进日常监督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构建纵向贯通市县两级、横向联通核心业务的大监督工作机制，建成“大监督问题库”和风险防控智慧应用平台，实现日常监督发现问题共享。制定《八小时以外行为正负清单》，将“八小时以外”纳入党员干部日常监督范畴，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持续巩固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

历经一年多的探索，通过人员整合、模式创新、机制优化、调整完善，改革理念深入人心、监督体系日趋完善、监督责任贯通协同、队伍素能有效提升、政治生态更加清朗。

（秦玮 李繁）

书院承文脉 心智育万家

神墨教育在深耕心智教育28载的基础上，于2024年至2025年间系统构建了神墨大书院教育体系。神墨大书院不是对传统书院的简单复制，而是以心智教育为灵魂、以文化养人为根本、以生命成长为目标、以协同育人为路径。它由三大核心书院共同构成，面向家长与家庭的神墨洲书院、面向教育仁才的泓央书院以及回归心性本源的元心道书院。三院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共同构筑起从孩子到成人、从课堂到家庭、从校区到社会、从技艺到心性的完整教育生态，让心智教育真正落地生根。神墨大书院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让教育者先觉醒、家长先成长、家庭先安定、社会先向善。

作为神墨大书院教育体系中最贴近千家万户的神墨洲书院，深刻洞察当代家庭教育的规律：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内心状态决定着孩子的心灵底色。焦虑的家长，培养不出安定的孩子；内耗的家长，引领不出清醒的孩子；迷失的家长，守护不住明亮的孩子。正是基于此，神墨洲书院把家长心智成长放在优先、核心、基础的位置，以“家长心智升维破解教育焦虑，以家校心智同频构建最稳固的儿童成长支持系统”为核心理念，致力于让家长从焦虑走向安定，从迷茫走向清醒，从消耗走向滋养。神墨洲书院不以培训知识为目的，不以管教技巧为核心，而是聚焦家长心灵安顿、心智升维、生命成长，让家长先成为内心安定、心智明亮、言行中正、充满力量的人，再以自身的生命状态自然唤醒孩子、滋养家庭、影响身边，最终实现“家长心智升维，孩子自然绽放；家庭心智同频，教育自然顺畅”的理想图景。

神墨洲书院的落地实践，以“神墨洲大讲堂”为依托，通过家长沙龙、心智教育讲座、家长读书会、小溪花道等教育公益活动，为家长群体提供了系列成长路径。截至2026年6月，全国已有230余家神墨洲书院分院授牌成立，累计举办家长智慧沙龙10万余场，心智教育公益讲座5000余次，惠及家长及社会公众百万余人次。家长智慧沙龙围绕情绪安顿、亲子沟通、习惯养成、青春期陪伴等真实话题展开，让家长在同伴倾听中释放压力，在真诚分享中获得启发，在彼此照亮中找到力量。心智教育公益讲座则系统阐释心智教育核心理念、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家长心智升维路径，帮助家长在认知上先清醒、在方向上先坚定。小溪花道、三圆课程、人生模式沟通、线上线下读书会等多元化活动，让家长在静心插花中感受内在安定，在系统审视事业、家庭、自我中看清生命本质，在专业引导下觉察潜藏的人生模式，在经典共读中沉淀智慧。这些教育公益活动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使心智教育与心智成长真正融入日常、走进生活、走入家庭。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神墨洲书院构建了以家长志愿者为核心的共建共享机制。一大批内心安定、热爱教育、乐于奉献的家长，主动汇聚成为家长志愿者，以身体力行、以心传心，共同参与书院建设、推动活动落地、传播心智理念、服务更多家庭。家长志愿者承担活动组织、成长分享、理念传播、书院建设等多元角色，让神墨洲书院从“平台服务家长”的单向模式，升级为“家长共建书院、书院滋养家长”的双向共生生态。在服务他人、奉献书院的过程中，家长们在付出中学会包容，在协作中学会理解，在陪伴中学会共情，在责任中学会担当，在利他中唤醒大爱。正是万千家长志愿者的微光汇聚，才点亮了书院的万家灯火，让心智教育的温暖与力量走进更多家庭、照亮更多心灵。

神墨洲书院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并非孤立地做家长教育，而是以“书院+社区+家庭”的协同模式，融入家校社协同育人战略，以社会力量参与“教联体”建设。国家政策强调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协同育人工作机制，推动多方资源联动、同向发力、形成合力。神墨大书院恰好以其完整生态，承担起连接学校、服务家庭、赋能社区的重要角色。在实践中，神墨教育的协同模式体现为三大机制：一是家校同频机制，二是校社联动机制，三是师生共长机制。这种模式打破了教育的围墙，让教育不再局限于一间教室、一堂课，而是真正成为家庭、校园、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

展望未来，神墨大书院的愿景是“神墨百年梦，书院遍天下，星光耀五洲”。以百年立心，以书院立制，以星光立人，这不仅是神墨的教育理想，更是对新时代书院教育使命的深情回应。随着全国“教联体”建设的不断推进，全民阅读和文化自信的持续深化，书院作为连接传统与现代、学校与家庭、教育与社会的重要载体，必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神墨洲书院将持续以全国书院分院为支点，不断丰富公益课堂与系统课程体系，更加深入地介入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个人成长等关键领域，致力于为广大家长与家庭面临的现实教育难题提供持续、专业、温暖的智慧支持。同时，泓央书院将继续培养新时代教育仁才，元心道书院将深耕心性本源研究，三大书院协同并进，共同构建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现代化协同育人生态。

神墨大书院教育以一所所书院为支点，以一个个家庭为单元，以一位位教育者与家长为火种，为家庭、为孩子、为社会建设精神家园。这是神墨作为教育企业的使命担当。书院传灯，灯火不息；心智育人，光明不止。在新时代书院教育发展的背景下，未来将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力量以书院为舟，以心性为桨，在教育长河中，驶向更加温暖、光明的未来。

在这里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

“悠悠赤水河，巍巍青杠坡，爷爷拉着我的手深情告诉我，红军长征从这里走过，先辈的热血洒满山河……”听到这首深情的歌，5年前参观土城的情景又浮现脑海。土城位于遵义市西北约200公里处，赤水河中游河畔，迄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古镇牌楼上书写的一副对联颇有意蕴。上联是“赤虺一川弦弹古镇千年曲”，说的是古镇作为赤水河上的重要码头、川盐入黔的集散地、盐帮船帮马帮等十八帮汇集的商埠千年史。下联是“红军四渡血沃神州万里春”，说的是土城战役拉开红军四渡赤水序幕。丰厚的历史文化遗存、珍贵的红军长征遗迹，成就了土城。

土城号称“博物馆小镇”。赤水河盐运文化陈列馆、千年古镇土城博物馆等，展示了古镇悠悠千年史，以及赤水河古盐道、古码头、古盐号的古风古韵。四渡赤水纪念馆、中国女红军纪念馆、红军医院纪念馆、红九军团陈列馆，以及毛泽东、周恩来住居，朱德住居，红军总司令部驻地，红军总参谋部驻地，红三军团司令部驻地，土城老街红军驻地，青杠坡战斗遗址，女红军街，土城渡口纪念碑等，则完整地留下了红军长征经过土城的红色印迹。

四渡赤水纪念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位于红军三军团司令部驻地旧址。纪念馆收藏有10141件（套）文物。我随同伴走入序厅，迎面而来的是1组人物圆雕，他们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5人是指挥红军四渡赤水的关键性领导人物。人物雕塑后面是整面墙的巨幅浮雕，展现了红军四渡赤水时气势恢宏的场景。在浮雕的左上方，毛泽东的“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最得意之笔”金光闪闪。纪念馆对四渡赤水的展示是全方位、多角度的。红军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经历的每一场重要战斗，每一次重要会议和整编，毛泽东在此过程中作出的每一项重大决策，都通过敌我双方指挥员的作战电文、文献记载、当事人回忆、文物、现场图片等作了详细介绍。除了作战外，红军的情报工作、宣传鼓动工作、群众工作等都有详细介绍。纪念馆的镇馆之宝是国家一级文物“红军门板”。展柜中的3扇色彩斑驳的门板，是一渡赤水时土城老百姓赠送红军搭建浮桥用的。伫立于门板前，可以想见一渡赤水前那个风急浪高的不眠之夜，土城百姓将门板、木材送到赤水河畔，红军工兵战士与船工彻夜奋战，搭建浮桥的情景。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驰骋于川黔滇边广大地区，一路群狼环伺、一路浴血奋战，一次次化险为夷、一次次绝处逢生，靠的是毛泽东英明的用兵谋略，靠的是红军永不言败的牺牲精神，靠的是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大力支持。土城人用门板记录了战火中的军民鱼水情。

土城战役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个大仗，虽然打得艰苦且未达歼灭敌人的预期，但它直接促成了红军改变行军路线，拉开四渡赤水的序幕。土城战役的发生地在土城以东3公里外的青杠坡。我们来到青杠坡战斗遗址，顺着石阶拾级而上，山腰处高19.35米的花岗岩纪念碑高高耸立。“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10个遒劲有力的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碑名是由参加过青杠坡战斗并在战斗中负伤的张震将军题写的。碑座的正面刻写着“青杠坡战斗遗址”，另3面刻写着“青杠坡战斗简介”。站在青杠坡上，看着阳光洒遍山谷，听着满山青杠树被微风吹拂沙沙作响。我浮想联翩，莽莽林海，你可曾记得，当年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朱德向毛泽东要求前往第一线指挥战斗时的话语：“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巍巍高山，你可曾记得，干部团打反击时“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宋任穷语）的恶战场面！对于四渡赤水，在缺乏对红军长征全面了解的一些同志的认知中，它充满着“神”与“奇”，而对其中的“惊”与“险”，“危”与“困”，则不甚了了。参观了四渡赤水纪念馆，又到了青杠坡战斗遗址，才会有深刻的体悟。毛泽东的得意之笔，是在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首场战斗失利、红军陷入被动局面的紧急情况下起笔的，直至巧渡金沙江、跳出合围圈收笔，整个运笔过程是在强敌的高压下进行的，开头阶段还受到部分同志的质疑，其每一页都写得极其艰难，每一页的内容都惊心动魄！

纪念碑的侧面，是红军烈士陵园。从纪念碑处向陵园望去，一排排花岗岩墓碑安卧在绿茵之中。讲解员说，这些墓碑上有的刻有烈士的姓名，有的则是无名碑。在青杠坡战斗中牺牲的1000多名红军将士，多数人都没有留下姓名，但是，世世代代人都记住了他们共同的名字——红军。讲解员的话音刚落下不久，蓦然间，四渡赤水培训学院的“诗朗诵情感教学”《祖国，只要您需要》在耳畔响起：“我看到这高耸雄伟的纪念碑，遗憾没有留下您的名字，没有留下您的音容。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在这二点五公里长的青杠山谷里，有上千战士在此安息，有上千英雄令人回忆。你们是四渡赤水战史上一次次声嘶力竭的冲锋，你们是长征中一面面猎猎作响的红旗，你们是共和国历史长卷中民族灵魂的象征。你们出生入死，视死如归，向世人证明，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年轻的教员们肃立于烈士纪念碑前，以他们深情而激越的朗诵声表达出牢记烈士遗愿，传承红色基因，为祖国的需要奉献一切的意志和决心，这，不正是对长眠于青杠山谷中千余烈士最好的告慰吗？似水流年，韶华易逝。但那未曾湮没的历史却以纪念碑和烈士陵园为依托永远地延续下去，向一代又一代人讲述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故事，激励人们像当年的红军将士一样披荆斩棘、奋勇向前。

离开青杠坡，我们来到中国女红军纪念馆，这是国内唯一以女红军为主题的纪念馆。2009年开馆之初，纪念馆陈列的仅是1934年至1936年红军长征过程中45位女红军的事迹。2017年扩展后，时间上拓展至从1927年南昌起义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系统收录4113名女红军的名字刻进英名墙，遴选了731位女红军的英勇事迹和传奇经历，这样就涵盖了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女红军，使中国女红军纪念馆更加实至名归。

走进纪念馆的院子，几尊女红军的雕塑神采奕奕，她们有的荷枪背包，有的身背医药箱。侧面有位老大娘捧着半床被子作答谢状，这是演绎的长征中发生的著名的“半床被子”的红色经典故事。离开院子迈入纪念馆序厅，正中间书写着“永远的女红军巾帼铁流巍峨丰碑”的巨型灯箱熠熠生辉，灯箱两侧竖立着两道刻录有女红军姓名的英名墙。序厅后面的5个展厅，以600多张历史照片，200多件历史文物，介绍了中国女红军的发展历程，展示了数百位女红军的个人事迹，其中，既有被称为“红军女司令”的康克清等一批领袖人物叱咤风云的战斗业绩，更有许多普通女红军战士扛枪战斗、医疗救护、宣传鼓动的动人事迹。在“红色课堂”厅，一尊以雪山为背景，身着红色毛衣，手打快板唱着歌的女红军雕像引人注目。这位至今不知姓名的女红军，是个小卫生员，由于她身体单薄，同行的女战士把唯一的一件红毛衣送给了她。红军翻越夹金山时，风雪弥漫。突然，风雪中传来歌声：夹金山高又高，坚持一下胜利了！翻过雪山是晴天，嘿！太阳暖和和，战士笑呵呵。大家抬头望去，山坡上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跳着唱着，挥舞着手里的快板。大家亲切地称她雪山上的“小太阳”。后来“小太阳”把红毛衣盖在一位几乎要冻死的受伤战士身上，战士得救了，可这位小姑娘却永久地倒在了雪地上，那一年她只有15岁。凝视着雕塑，看着小红军战士的事迹介绍，观众无不潸然泪下。正如纪念馆展览的前言中所写：“女红军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柔软的肩膀承载起革命重担和民族大义。她们为坚定信仰而战，超越战事无常和生理极限，历尽苦难淬火成钢！”

女红军纪念馆的红梅凌霄厅颇具创意。“红梅凌霄英雄本色”的标题下，多媒体照片墙用视频展示出数百位女红军的头像。照片墙中间有触摸屏，观众触摸屏幕上的“查看详情”，就能展示出各位女红军的经历和事迹。院落中分散布置的254根精神柱体现出“精神永远屹立，代代相传”的展陈定位，731位女红军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分别刻在精神柱上，观众漫步其间，可逐根瞻仰女红军的英名，感悟追求独立、向往自由，不怕牺牲、勇往直前，互相帮助、团结战斗，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女红军精神。讲解员说：“她们把名字刻在雪山、草地、荷塘里，也刻在今天我们的心里”。

在土城，同女红军相联系的，还有一条女红军街。1935年随中央红军长征经过土城的30位女红军，除康克清外，其余29位都曾住在这条街上。入口处的介绍牌上写道：“她们收起裹脚与罗裳，投身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熟悉的如“蔡畅住居”“邓颖超住居”“贺子珍住居”“刘英住居”等。女红军街的尽头是赤水河畔。女红军们在经过几天休整后，又踏上了四渡赤水的征程。董必武曾以这样的诗句赞颂长征中的女红军：“四渡赤水若等闲，大渡天险亦心坦。夹金山上积雪奇，茫茫草原何足难。红军女英爽夙志，风卷神州红烂漫。古来旧观须推翻，巾帼敢顶半片天。”这是对女红军准确的描述和歌颂！

参观结束后，暮色苍茫中我们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街道上，街道两侧店铺鳞次栉比，古盐号、古酒窖和十八帮商会建筑杂陈其间，更引人注目的是红军长征遗址和展陈，“毛泽东、周恩来住址”“朱德住居”“一渡赤水期间刘伯承住址”“耿飚长征陈列室”……还有多处立有“四渡赤水战役旧址”石碑的建筑不时进入视野，土城人精心呵护的每一处红色遗址和地标已经串珠成链，光彩夺目，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我想起刚进古镇时看到的一面墙上的绘画，墙上方是硕大的世界地图，地图下面赫然书写着：土城——一个改变世界的小镇。乍一看，感到土城人太夸张了。但参观完古镇再仔细一想，觉得也不无道理。“中国英雄们的长征，是中国人民的史诗，也是世界人类的史诗。这部史诗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用自己的脚步和鲜血镌刻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它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永远的纪念。”作家魏巍在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卷首语中如是说。土城作为这条红飘带上一颗绚烂的红宝石，见证了四渡赤水的开始，而四渡赤水是长征中生死攸关的一场战役，称其具有世界意义，不也是很自然吗？

歌曲《主角》：把非遗秦腔拉回生活现场

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主角》（陈彦著）改编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赖婷词、范炜曲），收获了极高的关注度，引发大量讨论。王菲的演唱不猎奇、不炫技，以近乎素朴的吟唱映衬出古老秦腔艺术的苍凉风骨。这首歌之所以能穿透圈层，恰是因为在国风音乐陷入“符号拼接”、影视原声沉迷“玄幻古风”的当下，倔强地回身望向乡土，望向平凡人的悲欢，这本身就是一种对文艺创作的启示。

“过了花期，才算果满枝低，谁让绚烂是陈迹……”歌词写得不事雕琢，没有刻意的煽情，靠具象平缓的意象就勾勒出秦腔名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风华。“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这一句的画面感极强——舞台追光造就万众瞩目，墙壁定格沉默阴影，两者并置在一起。台上锣鼓喧阗日复一日，台下岁月流转艺路波折，这句歌词精准击中了剧集的核心命题：戏曲人“戏比天大”的守艺信念。这句词之所以有力，还因为它戳破了一个幻觉。我们总以为舞台上的光是免费的，以为主角天生就该站在那里。但真相是，每一个“主角”的背后都有一堵墙，墙上钉着的是那些没熬过来的人、那些中途走了的人、那些才华不差但运气差一点的人。这首歌没有美化这个过程，只是平静地把这个事实摆在听众面前。

这首歌曲的格局不止于写一个秦腔演员。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把“主角”这个词重新解释了一遍。我们平时说主角，想到的是什么？站在聚光灯下的、拿奖的、被掌声包围的。但这首歌告诉你，主角不是那个意思。“我站在山河中央，影子无冠也无裳……”唱至高潮，歌者的目光穿过一方戏台的狭小边框，重新读解“主角”的本真内涵。王菲用风轻云淡的声线消解了那种功利化的成功叙事——一时绚烂终究会随岁月消散，而历经风雨沉淀下来的初心与坚持，才是生命最宝贵的底色。扎根乡土默默坚守的非遗匠人，奔走市井勤恳谋生的普通劳动者，在行业起伏中静心沉淀的职场人，他们从来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定义自身价值。守住内心的热爱，从容跨越人生的沟坎，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生命旅途中的“主角”。从忆秦娥一个人的命运，到所有还在坚持的普通人的命运，这首歌的叙事视野越走越宽，最终撑起了一份真正属于音乐的独立品格。

在编曲上，曲作者同样在“守正”与“创新”之间找到了自己的分寸。梆子的击节，是秦腔的节奏灵魂骨架；板胡的贯穿，是秦腔的文化血肉标识；一样都不能丢。钢琴和弦乐嵌入其中，不抢戏，让伴奏音乐背景空间更宽更深更厚。开头那段陕北童谣的采样很短，却一下子把人拉到了黄土地上。这与当下许多国风歌曲的做法截然不同，那些作品把传统元素当贴纸往现代编曲上贴，这首歌则是把传统元素当地基，上面盖什么都是顺着它来的。它既不照搬秦腔某些行当唱腔的嘶吼以彰显特色，也不削平其朴拙刚烈的精神内核来适应流行审美，而是提取其“隐忍坚韧”的美学基因，以现代听觉语法完成时代语境的转译。这对当前创作中或孤芳自赏或削足适履的两极倾向是一个清醒的纠正，它明确了一个铁律，真正的创造性转化，是尊古而不复古，是神似而非形似，是精神接续而非表层混搭。当板胡与电子音色在同一频段中共振，传统与现代之间便不再是替代关系，而是一种互文与共生。

这首歌把快要变成“博物馆展品”的非遗秦腔，重新拉回了活的生活现场。秦腔眼下的处境大家都知道，会唱的人在变老，年轻人觉得土，久居关中，外界几乎听不到。但《主角》用板胡的声音、关中方言的语调、不急不慢的苍凉旋律，把秦腔的记忆重新激活了。新生代不是不爱传统，是传统没有用他们能听懂喜欢看的方式打开。这首歌做到了。从这首歌的创作和传播中，可以提炼出几条实在的经验。其一，创新必须有人“懂行”。陕西本土音乐人来做这件事，和外地音乐人来“采风”做这件事，做出来的东西完全不同——前者是从里面往外长，后者是从外面往里看。非遗创新谁来做、谁主导，决定了成品是活的还是死的。其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要有分寸。太保守，年轻人听不进去；太激进，传统的魂就没了。这首歌的做法是用现代人的情感逻辑去理解传统精神，但不在形式上大动干戈。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文艺创作不能飘在半空中。不管什么题材、什么形式，最终要落到人的身上。宏大的文化叙事如果没有一个个具体之人的悲欢做底子，那就是空转。反过来，只要镜头对准了真实的人、真实的困境和坚守，哪怕只是一首4分钟的歌曲，也能扛起一个剧种的命运，照亮无数平凡人的坚守。

优秀文艺作品从不该止于感官愉悦，它要正视脚下土地与眼前众生。歌曲《主角》借婉转人声串联戏台与烟火人间，揭示了一个浅白而隽永的道理：波澜壮阔的时代叙事由亿万平凡奋斗者写就，真正的主角光环源于对初心的长久持守。当更多文艺创作摒弃凌空蹈虚，俯身深耕乡土、深情礼赞奋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能生生不息。

深夜，西安城墙根一家小戏园子里，秦腔老艺人还在教几个年轻人唱《三滴血》。台下只坐着七八个人，没有掌声，没有打赏，唱完了大家点点头，默默散去。第二天晚上，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方，他还会来。这个画面说的不只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故事，它说的是所有还在坚持的人——快递员、理发师、建筑工匠、乡村教师、守着一门手艺不肯放的老师傅。他们都是主角，只是没有人给他们打灯光。每一个认真生活的生命，终将在时代的舞台上，活出无愧于心的“主角”气象。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施光南音乐文化研究院院长）

流量的尽头是具体的人

就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分类，而今我们多么习惯于被贴上一个个归属标签啊，我们轻捷地定义世界与他人，也随意地自嘲互怼，是啊，拖延症、超级I人、强迫性人格、捞金女、妈宝男、伪专家、老登、死肥宅、杠精、脑残粉等等，层出不穷的油漆未干的标签，一个个抛出来，赢得一片点赞转发。自然，随之而来的那些斩钉截铁的金句也极受欢迎，并生发出无意识却是几何级的重复传播，这些标签越来越黏糊地乃至牢牢地贴在我们身上。我们被分格分层，被分派在不同的队伍或群体之中。也许吧，从流量数据看，这些标签分类是便捷有效的，也或者，在社会学的分析研究中，需要用类似角度以便于讨论，但毕竟生而为人，我们可不是为了服务或服从于流量，也不能够只是成为数据或表格，我们可是一个个具体的血肉之身的人哪，我们是复杂的，是柔软的，也是变化的，有着各样的面向与无数的可能。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名词、一句话或60秒的切片里，去了解并理解一个陌生人，去进入一段起伏激荡悲欢离合的生活或命运。

或者也正因为此，这个世界至今仍然需要文学、需要长剧、需要舞台、需要一则缓慢宁静的睡前故事。因为我们如此孤独，如此渴望得到理解与爱，我们需要去与他人发生深沉的隽永的联结——抵达了他人，实际上就是通往了自己，就构建出你这一生的情义世界。

想想写作已近30年，我至今依然觉得，文学最动人最根本之处，在于它对人类各个不同命运的庄重理解，在于对个体与时代长河的深切追踪，在于捕捉和记录下那些独具意味的面孔样本，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致哈克奈斯的信中的那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人物，这张面孔，其背后，有着TA所在的空间、时间，有着来自祖先的基因，有着家庭与教育的影响，有着经济或消费的制约，有着基本的善意，有着天然的欲望本能，也有着怯懦自私的时刻……文学的志业所在，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尊重地写出这样一个个具体而复杂的面孔。

有趣或者说有点叫人为难的是，最近我的新长篇《此时此刻》出来，需要在书店做活动，招募读者或线上分享时，编辑们总得煞费苦心想让宣传带点“网感”，给主人公加上“标签”，好不过要来一些“金句”等等。是啊，新媒体流媒体策略。可细想一下，这分明又有一点荒诞，嘿，我可是好不容易地，才从简单化标签化的极速流量中，一笔一画、一刀一斧地雕刻出我的主人公，这位50岁的艾胜春，这位走在南京街头的普通市民艾女士，她随着时代的节律走过了丰饶的漫长来路，她有着她的性格和小小的骄傲，她走到此时此刻，碰到了难处陷入了低谷，可你没办法也不可能简单地定义或命名她，简单地预判或审视她，因为她是带着所有的过往而成为的一个她，她自会用她“艾胜春”的方式，去拼尽全力，去从跌落中爬起，去艰难地重建她的生活，去发现自己独有的力量与尊严。

那怎么办呢，标签怎么办？流量怎么办？市场怎么办？且顺其自然吧，本来也不可能所有人所有事都在流量上，那未免也太拥挤了。在《此时此刻》里，艾胜春就是艾胜春，就是站在流量与标签尽头的一个具体的人——不止小说，现实之中，我们也应当是这样吧。

（作者系江苏省作协副主席）

如何让科技创新不“怕”风险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驱动引擎。然而，科技创新活动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化推广，每一个环节都面临着复杂多变的不确定性风险。作为风险治理的核心工具，科技保险的损失补偿和资金融通功能，既为科技创新活动筑牢风险“防火墙”，又为科技产业发展注入“催化剂”，成为防范化解科技创新风险、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可或缺的“风险压舱石”与“发展助推器”。

何为科技保险

国外虽已存在研发责任、研发中断、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等覆盖科技活动方方面面的保险产品，却并未形成独立的“科技保险”概念。我国自2006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0年来历经多次完善与深化，其内涵日益清晰。

概念的提出和演进，可以从理论和政策两个层面来看。在理论层面，早期学界主要从“研发项目失败、中止、达不到预期的风险保障需求”和“保障范围”两个角度定义科技保险。随着实践发展，有学者意识到科技保险并非一个具体的保险险种，而是一个保险服务范畴，是一揽子保险产品和服务的统称。在政策层面，2006年，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引领下，原保监会联合科技部制定《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科技保险”这一概念。2024年1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印发《科技保险业务统计制度》，首次从监管层面将科技保险的内涵明确为：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推广等科技活动以及科技活动主体，提供风险保障和资金支持等经济行为的统称。

这一界定不仅突破了传统单一险种的局限，而且纳入了资金支持，明确科技保险是涵盖多类产品、多种服务的综合性体系，其服务对象并不限于科技企业，而是覆盖了所有科技活动主体，标志着我国科技保险进入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的新阶段。

在属性与双重功能定位上，科技保险因其很强的正外部性而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此外，由于科技风险具有非标准化、强相关、小样本、高复杂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损失分布不稳定、损失难以计量，存在市场失灵风险，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供需平衡，适合采用“政府引导，市场运营”的发展模式，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牵引，撬动商业保险资源，从而形成科技风险治理的长效机制。

从功能作用来看，科技保险的“压舱石”作用通过风险分散与损失补偿功能实现：当科技活动主体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机构通过及时给予经济补偿缓解风险冲击，避免研发中断或企业破产，保障科技创新活动的连续性。科技保险的“助推器”作用则通过资金融通和社会治理功能实现：一方面，保险资金不仅作为长期、稳定的耐心资本，通过股权、债权、专项等投资计划直接支持科技活动主体的发展，而且通过增信作用撬动银行信贷、风险投资等更多金融资源，形成科技金融合力；另一方面，保险机构通过提供风险减量服务，帮助科技活动主体提升风险治理能力，从源头上降低风险发生概率和损失程度。

我国科技保险的发展历程

我国科技保险的发展是伴随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逐步推进的，历经市场初步探索、部分试点启动、全面推广深化三个主要阶段，从早期零散的地方尝试，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运营”的特色发展模式。

20世纪90年代，主要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保险机构开展零星探索，国家尚未出台统一的科技保险政策。受限于当时科技产业规模小、市场认知不足、风险管控能力薄弱等因素，业务推进效果不佳，科技保险在早期探索后一度逐渐淡出市场。直到2006年，科技保险迎来里程碑式发展，制定《关于加强和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保险服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科技保险”的概念，确定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研发责任保险、关键研发设备保险等首批试点险种和北京、深圳等一批试点城市。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激励，科技活动主体对科技保险的认知逐步提升，承保范围也进一步拓宽。

2010年起，科技保险从局部试点转向全国推广，政策支持持续加码，产品体系不断丰富，行业协同机制逐步建立。2015年，财政部、工信部、原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开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工作的通知》，这是科技保险领域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发力的典型制度设计，是我国针对高端装备创新落地推出的政策性科技保险工具，其核心目标是破解国产重大技术装备“高投入、低转化、少应用、难迭代”的结构性难题，通过“财政补贴激励、商业保险运营”，为重大技术装备首次商业化应用提供风险保障。该政策实施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呈现持续改善态势，成为我国支撑高端装备国产化、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核心工具，覆盖了能源、轨道交通、工业母机、航空航天等数十个关键领域，大量国产替代装备通过该机制完成首次商业化落地。

2024年1月，《科技保险业务统计制度》印发，首次从监管层面明确科技保险的定义、业务范围和统计口径，标志着科技保险进入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2026年3月，科技部、金融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加快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从6个方面提出20项举措，标志着我国科技保险正式进入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保险体制机制加快构建的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我国科技保险发展的现状和挑战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科技保险已从最初的地方探索，成长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能力和产品丰富度均大幅提升，但与科技创新的需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当前，科技保险正处于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型的关键时期，需直面挑战，进一步深化与科技创新的融合，聚焦“卡脖子”技术攻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完善产品供给、提升风控能力。

定价依据与风控能力不足。科技创新往往具有首创性、唯一性，同类风险案例稀缺，不同行业（如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的科技风险图谱差异巨大，复杂多样，且不符合传统保险的大数法则，历史数据匮乏导致难以科学量化风险，致使产品定价困难，保障范围受限。同时，科技活动往往具有很高的专业技术壁垒，关键技术数据分散，保险机构对相应技术的认知受能力所限，对科技风险识别、查勘定损能力不足，导致“不敢保、不会保”问题突出。

专业人才与服务能力不足。保险行业极度缺乏既精通保险原理又掌握前沿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长期以来，保险专业在高校被划定在文科（实际上保险是典型的文理工交叉学科）范畴，极大地限制了其专业基础，无法适应日益复杂的专业风险管理需求。科技保险的核保与理赔环节专业门槛极高，风险损失与责任认定也常存在争议；多数保险机构未设立专门的科技保险部门，业务仍并入传统财险条线，服务能力不足。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保险机构缺乏针对科技活动主体的专业化服务体系，导致投保率偏低；另一方面，多数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处于创业期，资金紧张，对科技保险认知不足，部分企业风险防范意识薄弱、抱有侥幸心态，将有限资金集中投入研发却忽视风险管理，一旦遭遇各类突发风险，研发将受阻受损，陷入恶性循环。

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

为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其风险保障与资金支持功能，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从以下方面综合施策。

第一，将科技保险纳入科技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构建适合国情的科技保险制度。科技保险具有准公共品属性，通过部门协同，打破数据壁垒，搭建风险数据库，实现数据平台“共建共治共享”。对于关键战略性科技攻关活动投保，给予财税政策支持。设立“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池”，对赔款超过保险费一定比例的超高额赔付给予一定的补偿，解决保险机构因科技保险承保标的少、业务收支难以平衡而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健全与资本市场衔接的SPV（特殊目的载体）配套机制，通过设计发行科技风险证券化产品，在更大范围内分散风险，逐步形成完备的多层次风险分散体系，提升科技保险的承保能力。

第二，强化服务供给，引导科技保险从单纯的风险补偿向全流程风险管理服务转型。做精做细风险减量服务，不仅可有效弥补经验数据不足导致的偏误损失，还可以降低被保险主体的风控成本，使保险成为科技创新活动的风险管家，真正实现为科技创新全方位保驾护航。同时，引导保险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引导产品体系向无形风险拓展，关注知识产权、数据安全、算法责任、生物安全等无形风险，产品要更加细分和个性化，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科技创新提供专属保险产品和服务，通过保险和投资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双重支持。

第三，加快推进交叉学科人才培养进程，提升科技保险专业能力建设。科技风险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风险结构复杂，加快推进“风险科学”作为一级交叉学科纳入教育部学科目录，系统培养文、理、工兼修的风险治理人才。加快推进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彻底解决“不敢保、不会保”的痛点，提升科技保险专业能力。

当前我国正向科技强国稳步迈进，我们要立足国情树立大保险观，构建中国特色保险体系。以科技保险夯实创新发展根基，当好科技创新的“压舱石”与“助推器”，为中国式现代化和全球风险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保险研究所所长）

概念验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布局建立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破解制约早期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概念验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最初一公里”，是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死亡之谷”的关键桥梁。“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布局一批国家未来产业研究院和概念验证中心，这是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旨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培育新质生产力。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政策支持，各地建设热情高涨，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相继挂牌运行。但在实践推进中，部分地区由于对概念验证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出现了重硬件轻实效、重数量轻质量、技术验证与商业验证混同的倾向，考核指标设置与概念验证阶段规律不相适应。只有准确把握概念验证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规律，才能保障概念验证良性运转，真正架起科创转化的桥梁。

概念验证的功能定位

概念验证定位于技术成熟度TRL2—4级（TRL2是技术概念与方案论证；TRL3是实验室关键功能验证；TRL4是部件/子系统样机环境试验，尚未进入产品试制阶段）的早期阶段，是基础研究成果迈向产业化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它不是简单的技术检测，也不是后端产业化的提前包装，而是通过专业的技术验证和商业评估，为早期科技成果“验明正身”——筛选出有潜力的好项目，同时及时终止无效投入。从这个意义上说，识别不可行路径与发现好项目同等重要。

概念验证包含技术验证和商业验证两个相互关联但性质不同的环节。技术验证主要回答“能不能造出来”“性能是否达标”，依赖检测设备、技术标准与资质能力，以及工程师队伍，产出主要是检测报告、样机、工艺参数等，完成标志是技术指标达标。商业验证主要回答“有没有人要”“能不能盈利”，依赖行业经验、专利分析、市场数据、客户访谈和投资人网络，产出主要是商业尽调报告、客户反馈、估值判断和早期合作意向，完成标志是获得种子轮投资或企业合作意向。二者目标不同、周期不同、能力基础不同、产出形态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用同一套指标去考核。

概念验证的本质是风险过滤和价值发现。一方面，它通过技术验证识别不可行的技术路径、不达标的性能指标，提前终止无效投入，避免将社会资源浪费在注定失败的项目上——这是“风险过滤”。另一方面，它通过商业验证识别真实的市场需求、可行的商业模式和有价值的应用场景，为优质项目后续融资和产业化铺平道路——这是“价值发现”。以最低的试错成本、最短的验证周期，让好项目脱颖而出、让差项目及时止损，这正是概念验证区别于后端产业化的核心所在。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长期调研发现，在各级政策扶持下，当前国内概念验证中心布局持续提速，载体数量稳步增长，为打通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创造了有利条件。各地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但部分地区对概念验证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规律认识不到位，导致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值得警惕的问题。

重硬件轻实效，形式导向导致资源错配与效能缺位。有的地方把买了多少设备、建了多少空间、挂牌多少平台、做了多少展厅作为概念验证中心建设的核心成果，导致不同区域、不同平台之间盲目攀比、重复采购大型仪器设备，热衷于挂牌布点和形象展示，对设备开放共享机制、专业工程服务能力和面向真实项目的验证组织能力投入不足。概念验证中心不是设备陈列馆，更不是成果展示窗，其核心使命是提供有效的验证服务。重硬件轻软件、重形式轻实质的导向，使得中心沦为展示平台而非转化平台，根源在于把“有没有建成”当成了“有没有成效”。

重数量轻质量，考核指标偏离创新规律，催生泡沫化发展问题。有的地方把入库项目数量、验证项目数量、促成转化金额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导致技术成熟度低、商业路径不清的项目被匆忙入库。概念验证处于成果转化链条前端，过早要求产品化、落地转化，不仅没有跨越“死亡之谷”，反而制造了新的“泡沫之谷”，最终偏离概念验证降低风险、识别价值的本源功能。

技术验证与商业验证边界不清、协同不足，造成发展定位模糊。当前不少概念验证中心采用了“大而全”的建设模式，强行将技术验证和商业验证纳入同一套考核框架，导致技术验证不如专业检验检测机构深入，商业验证又缺乏真正懂行业、懂技术、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这种“验证混同”使概念验证中心既无深度技术验证之实，又无高质量商业验证之能，最终沦为“两头不靠”的平台。

推动概念验证回归本源的对策

防止概念验证中心变形走样，关键在于尊重科技创新规律，按照功能定位分类建设、分类考核，避免用一把尺子衡量不同类型的验证活动。应摒弃“大而全”的粗放建设思路，转向“专而精”的分类发展模式，通过系统治理推动概念验证回归其制度设计的初衷。

强化统筹规划与协同创新，构建全国统一的概念验证生态。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牵引，制定全国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总体规划，明确功能定位、布局原则和建设标准，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推动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全国统一的概念验证线上服务平台，实现技术成果、验证资源、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提升验证服务的标准化、智能化水平。加强区域间开放合作，打破行政壁垒和地域限制，建立跨区域的资源共享和协同验证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配置。创新科技金融支持方式，探索建立投贷联动、风险补偿等机制，引导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等社会资本参与早期概念验证，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元参与的资金投入体系。

实施分类建设分类考核，构建差异化发展格局。可以将概念验证能力明确分为三类，分别由不同主体主导建设，各负其责、协同配合。一是检验检测机构主导的“技术性能验证中心”，聚焦材料性能、环境可靠性、安全性、标准符合性等硬核技术验证，考核指标侧重验证报告准确率、新验证标准开发数量、设备对外开放机时占比、无效项目拦截率。二是高校实验室主导的“前沿原理验证中心”，聚焦新原理可行性、实验室样机、小量制备工艺等，考核指标侧重研究生及高年级本科生实质性参与验证项目的人次与深度，验证成果支撑后续科研课题立项的数量，非保密验证数据纳入共享平台的比例，以及验证专用大型仪器设备对外开放服务机时占比。三是技术转移机构主导的“商业验证中心”，聚焦市场规模与竞争格局、专利壁垒分析、客户痛点验证、商业模式与定价策略等，考核指标侧重有效对接企业数量、商业验证报告被企业或投资机构采纳的频次、验证项目获得种子轮或天使轮投资的比例、技术经理人每年主导完成闭环验证的项目数量。实践表明，按照功能定位实施分类考核，能够有效避免“一刀切”的考核导向偏差，让不同类型的验证中心各展所长、各尽其责。同时，建立科学规范的项目评估体系，避免主观判断和经验主义，提升项目遴选与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优化经费使用结构，紧扣概念验证功能定位配置资源，严控通用大型设备采购，将资金重点投向验证服务、项目遴选、商业尽调、专业团队绩效等“软投入”。

盘活存量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不少地方并不缺设备和平台，缺的是开放共享机制和持续运营激励。地方政府在推进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时，应首先系统摸清本地已有的检验检测机构、高校实验室、科研平台和技术经理人队伍的真实家底，建立统一的资源共享台账。通过发放“概念验证服务券”、实施后补助政策、设立开放验证课题基金等方式，引导各类概念验证中心优先使用现有存量资源。确需新增的稀缺设备和平台，必须进行充分论证，由市级以上层面统筹配置，避免区县之间、园区之间重复建设。要打破部门壁垒和单位界限，推动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实验平台等向社会开放共享，让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补齐商业验证短板。概念验证的成效，最终取决于有没有一批真正能够识别技术价值、理解产业需求、组织市场验证的专业人才。技术经理人不是靠短期培训和证书堆出来的，而是在真实项目中“磨”出来的。要改变单纯考核培训人数和发证数量的做法，建立以实际业绩为导向的技术经理人评价体系，完善职称评审、薪酬激励、职业发展等配套制度，吸引具有产业经验、投资经验的复合型人才加入技术经理人队伍。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联合建立技术经理人培养基地，通过项目实战、挂职锻炼、交流学习等方式，提升技术经理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打造一支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懂金融的职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为概念验证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建立动态评价机制，形成优胜劣汰闭环。概念验证中心不能一建了之，要建立“年度评估、动态赛马、末位淘汰”的动态评价机制，对长期设备闲置、项目空转、数据注水、绩效不佳的中心及时进行整改、合并直至摘牌；对真正形成专业能力、服务成效明显、经营主体认可度高的中心给予持续支持。评价体系要大幅减少痕迹管理和材料考核，更多引入企业、投资机构、行业专家和项目团队的真实反馈，建立以市场评价为核心的绩效评价体系，防止用报表替代实效、用包装替代能力。要将评价结果与财政资金支持、政策扶持等挂钩，形成“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良性竞争格局。

总之，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的目的，就是用最低的成本、最短的时间，为早期科技成果“验明正身”，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只有尊重科技创新客观规律，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才能让概念验证真正回归本源，让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顺利走向“货架”，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实实在在的动力。

（作者分别系中南大学未来产业概念验证中心副主任，西安交通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主任）

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慢行交通系统

慢行交通系统是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基本民生，也是推进城市更新、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时期是落实党中央关于城市更新、绿色转型等决策部署的关键时期，应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高度，不断提升慢行交通系统的战略定位，统筹推进制度、路网、服务、产业、治理等协同发力，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现代化绿色慢行交通系统。

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慢行交通系统的意义

我国曾被誉为“自行车王国”。在小汽车大规模普及之前，自行车凭借经济、便捷的优势，一直是城乡民众生产生活的主要交通工具。随着社会经济和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小汽车、城市公交为代表的机动车逐渐成为城市交通的主要方式，包括步行和自行车在内的慢行交通变为补充和辅助交通工具。

从全球趋势看，慢行交通系统的战略价值正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2018年，联合国设立“世界自行车日”。2021年，泛欧50多个国家共同审议通过《泛欧促进自行车交通发展总体规划》，强调自行车在交通体系中的重要性。202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将自行车骑行纳入公共交通体系的主流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决议。2024年，欧盟发布《欧洲自行车宣言》，提出自行车是最可持续、包容、低成本且健康的交通与休闲方式，对欧洲社会、经济和气候目标至关重要。以自行车为代表的慢行交通，正从普通出行方式升级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转型的战略选择，并以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成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象征。

现代化绿色慢行交通系统以自行车与步行为主体，以身心健康、绿色低碳、宜居宜业为核心目标，与公共客运系统深度融合，兼具日常通勤、休闲游憩、健身运动、旅游观光等功能。既是交通基础设施，也是公共活动空间，更是赋能消费升级的场景平台，是涵盖民生、生态、经济、文体多维价值的综合性服务体系，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是支撑以人为本的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可推动城市交通从“以车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有力支撑服务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另一方面，将慢行服务延伸至县域与乡村，可补齐农村交通设施短板，缩小城乡出行品质差距。同时，通过保障慢行连续安全路权，可切实维护老人、儿童、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出行权益，提升城乡人居品质，促进社会包容和公平。

二是支撑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通过优化慢行出行环境，引导公众主动选择绿色出行，可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依托“慢行+公交”一体化接驳模式，构建高效绿色出行链条，可有效减少私家车等高碳出行，赋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三是支撑交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慢行交通网络可拓展健身休闲空间，满足群众日常健身需求，同时串联城乡生态、文旅、历史资源，构建“快进慢游”旅游交通体系，推动交通、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助力交通强国、体育强国、旅游强国建设。

慢行交通是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便捷出行这一基本民生，而且是推进城市更新、推动全民健身、促进交文旅体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也是实现“双碳”目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要求。

绿色慢行交通系统建设存在的短板

近年来，我国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绿道以及慢行系统等标准规范相继出台，各地因地制宜出台了一些专项规划，有力推动了慢行交通系统建设。但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出行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弱项。

一是缺少顶层设计，战略定位偏低。国家层面缺少相关发展规划与战略政策，慢行交通功能定位不够明确，路权分配、资金投入、标准制定等方面缺乏制度保障，难以与机动化交通形成均衡发展格局。

二是发展不够均衡，城乡差距明显。慢行交通建设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偏远乡村，慢行交通设施覆盖不全、品质偏低，与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发展要求不相匹配。

三是服务设施欠缺，出行体验不佳。城市非机动车路网基本建立，但停放设施供给不足，“有路可骑、无地可停”问题较为普遍。

四是服务场景单一，功能开发不足。目前，我国慢行交通服务功能主要是城市通勤和绿道休闲，其他服务功能和相关产业开发不足，无法适配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徒步、骑行旅行以及休闲、运动等需求，服务消费潜能未充分有效释放。

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慢行交通系统的路径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关键阶段。建议从四个方面加快构建现代化绿色慢行交通系统，全域推进慢行友好型社会建设。

一是加强统筹谋划，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强与国家、行业、地方等各层级规划的衔接，将慢行交通纳入城市更新、绿色出行、交旅融合等重点专项，强化资金支持，统筹推进慢行路网、非机动车停放及便民维修等设施建设。健全部门协调机制，加强交通、住建、发改、文旅、体育等部门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形成分工明确、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完善慢行交通法规标准，明确路权、设施、装备等标准规范，制度化规范化引导慢行交通健康发展。

二是重拾“自行车王国”文化，打造国家绿色名片。充分挖掘我国“自行车王国”历史文化底蕴，将其转化为新时代塑造国家形象的独特文化资源。搭建常态化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可通过举办国际自行车文化节、慢行交通高峰论坛等活动，推动中国自行车文化与慢行交通建设经验“走出去”，输出中国方案，提升我国在全球绿色交通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三是完善全域慢行网络，培育多元融合产业。加快推进步道、自行车道等慢行交通体系建设，整合国家步道、生态廊道、城市绿道、旅游公路等资源，构建贯通城乡、山水、人文的全域慢行交通网络。深化交通与文化、体育、旅游深度融合，丰富骑行、徒步、户外研学等业态，打造全链条慢行交通产业，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是打造协同创新平台，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推动组建慢行交通发展联盟，汇聚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资源，推动行业协同发展。聚焦体系规划、设施建设、场景营造、标准构建等关键领域开展科研攻关。研究搭建慢行交通大数据智慧平台，加强数字化运维、智能监测与评估，提升行业发展数智化水平。

（作者系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院长，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为何要发展“以绿制绿”模式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进零碳园区建设，发展以绿色能源制造绿色产品的“以绿制绿”模式。在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趋凸显、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科技和产业竞争日趋复杂激烈背景下，我国持续强化节能降碳政策力度，积极探索绿色能源与现代制造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有利于催生新技术、创造新供给、激发新需求，对锻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壮大绿色发展新动能、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以绿制绿”事关能源强国和制造强国建设全局

有利于促进新能源高质量利用。当前，我国正处在能源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能源发展有望逐步由“煤炭为主”的发展阶段，跨越“油气为主”的发展阶段，加快迈向“非化石能源为主”的新发展阶段。目前，我国新能源供给规模虽然快速增长，但在消纳利用方面仍存在诸多困难和堵点。2025年，全国风电和光伏发电平均利用率分别比上年下降1.9%和1.8%。加快发展“以绿制绿”，从需求侧进一步激发新能源利用的潜力和活力，是深化能源供需一体转型、稳步实现主体能源更替、夯实能源强国建设基础的必由之路。

有利于加快制造业高端化升级。我国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体量大”和“门类全”的优势不断彰显，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但从深层次看，我国产业结构倚重、用能结构倚煤的问题仍然突出，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低碳发展水平相对不高已经成为制造强国建设的突出短板。加快发展“以绿制绿”模式，促进新能源资源、技术优势与制造业规模优势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含绿量”，是实现“双碳”目标、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路径。

有利于引领高水平国际绿色合作。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动荡加剧，碳关税等“绿色壁垒”愈演愈烈，运输通道、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给全球绿色转型进程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我国作为贸易大国，一方面，通过出口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积极助力其他国家绿色转型和保障能源安全；另一方面，通过发展“以绿制绿”模式，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扩大全球绿色产品和服务供给，为国际绿色投资、贸易合作创造新的机遇，为加快全球绿色转型注入新的动能和活力。

差别化探索“以绿制绿”发展模式

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园区“以绿制绿”发展。我国风电光伏、电池制造、新能源汽车、算力中心等新兴产业用电需求增长迅速，并且面临日益严峻的“绿色壁垒”压力，是探索“以绿制绿”发展的重点。同时，新兴产业用能普遍以电力为主，推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绿色化改造潜力较大，与新能源集成融合发展的条件和基础较好。在新能源资源相对富集的西部地区，重点是提高新能源多品种互补开发水平，高标准承接新兴产业转移项目，实现“西电西用”和“以绿制绿”互促共进。在新能源资源相对有限的中东部地区，重点是发展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等新业态，实现新能源供给和需求精准匹配，提升“优质优用”水平。

因地制宜推进传统轻工业产业园区“以绿制绿”发展。我国食品、纺织、造纸、医药等产业规模大，煤炭消耗量多面广，加快绿色转型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形势。伴随热泵、储能等技术不断进步，传统轻工业深化电气化改造、扩大新能源消纳利用不仅能够带来提质降本效果，还能带来减污、降碳等协同效益。针对传统轻工业产业园区，重点是在新能源资源丰富地区和大气污染防治压力大地区，以更严格的节能、降碳、减污要求为“标尺”，推动绿色电力、零碳／低碳热力与绿色设计、生产工艺改造升级等深度融合，依托“以绿制绿”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综合效益最大化。

稳妥推进高耗能产业园区“以绿制绿”发展。我国钢铁、水泥、石化等“两高”行业是能源消耗、污染物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面临的深度减污降碳压力较大。针对高耗能产业园区，应区分增量和存量，充分考虑成本承受力和技术工艺可行性，稳妥推进高碳到低碳、零碳转型发展。针对高耗能产业园区，重点是把强化节能提效放在首位，持续提高新能源消纳利用水平，加快实现绿色能源对增量和存量化石能源的有序替代。在此基础上，结合新能源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加快示范发展零碳工业流程再造、绿氢耦合、二氧化碳资源化高值化利用等，由点及线、由点及面稳步推进“以绿制绿”发展。

瞄准国际国内前沿领域加强创新

瞄准国际领先水平，加强零碳技术融合创新。我国绿色低碳新技术、新业态创新活跃，在可再生能源、节能提效等一些领域技术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加之各地区、各行业应用场景众多，为发展“以绿制绿”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与“双碳”目标要求相比，我国在低碳、零碳前沿技术方面还存在很多短板弱项。国际能源署（IEA）研究表明，到2050年将近一半的减排量将来自目前仍处于演示或原型阶段的技术。以“以绿制绿”为突破口，加快深度节能降碳、高比例电气化、燃料原料替代技术等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示范应用，推动绿色化与数智化、高端化深度融合。

瞄准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建设零碳园区是贯穿我国碳达峰碳中和全过程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发展“以绿制绿”模式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必须结合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特点，持续开展探索创新。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现阶段，“以绿制绿”不仅应在创新低碳、零碳技术方面积极开展“先行先试”；更应在推动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勇于发挥改革“排头兵”作用。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引领，以能源、电力、碳排放等市场机制改革为重点，协同推进土地、金融等要素配置改革，带动全社会资源环境要素配置效率和效益水平不断提升。

瞄准参与全球竞合博弈，加强涉碳制度规则创新。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形势错综复杂，规则细化、利益分化趋势明显，对我国既有挑战也有机遇。要以发展“以绿制绿”模式为抓手，加快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的碳定价、碳足迹、碳标准、碳管理等治理体系。通过积极推动相关国家认可和采用我国标准，掌握国际涉碳制度规则博弈的主动权，将绿色合规压力转化为国际市场新优势。同时，加强交流对话，畅通绿色、低碳技术和产品自由流通，促进绿色低碳等标准衔接互认，助力各国传统能源地区加快转型。通过合力推进绿色公正转型，为世界绿色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更大贡献。

加快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学科设置不断优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为代表的教材已经广泛使用，以《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建设正在系统推进，一系列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悠久历史和伟大实践的标识性概念和学理阐释等基础性研究成果正在陆续发表，有力推动了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要进一步夯实基础、加快速度，高质量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更加有力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以扎根于中华大地的道理学理哲理为国际社会处理好民族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坚持“两个结合”，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夯实理论体系本源基础。理论作为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认识的呈现，离不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指引。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由基本概念、原理、史料、方法经由紧密内在逻辑联系而成的多重理论有机体，反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中长期客观存在和发展事实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当然需要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建构，而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特别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样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具备了科学性。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人类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历史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作为一个多重理论有机体，建基于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所沉淀的一整套历史、经验和知识。换言之，理论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历史脉络的梳理。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整体视角来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研究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历史事实，从历史视角探寻中华民族由多元汇聚为一体的内生动力，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结构和文明的演进规律。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演进全面、科学、深入的叙述，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叙事体系，进而从中抽象出道理、学理、哲理，凸显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基础上的理论体系的完备性。

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历史性成就，夯实理论体系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接续奋斗中始终致力于捍卫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守正创新中始终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开创了发展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的新局面，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前所未有的进步，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貌、民族关系面貌、中华民族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深刻总结国内外民族工作经验教训，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趋势，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一方面，需要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共产党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工作历史，通过对党的民族工作宝贵经验的准确把握，深化对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内在规律的总结；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新时代党领导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以理解和提炼党的民族理论创新机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念，鲜明提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从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高度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高度扎实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高度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度依法治理民族事务，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的洞察，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而在发现和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形成党的创新理论与伟大实践之间的契合和相互促进。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彰显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彰显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靠保障，其内在的现实逻辑和我们党作为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大认同度和凝聚力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伟大成就的事实及其取得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丰富实践养料和生动鲜活论据，从中提炼出党领导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原点和方法论，成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现实基础和必要环节。

坚持开放心态，立足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夯实理论体系的包容性基础。经由五千多年文明史浸润而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为人类文明的演进作出了贡献。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置于全人类视野和长时段世界历史当中，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进程中去研究，在比较研究中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社会其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共同性，发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独特性，在比较中坚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正确性，在借鉴和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坚定文化自信。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些共同的经历使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形成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向内凝聚的结构性、“和而不同”的向心性和善于学习的开放心态，也凸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性。有着浩繁史料支撑和悠久文明浸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演进路径雄辩地说明，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路径是多样的，并非只有一条，尤其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语境之下，各国现代化的实现之路更具有开放的多样性而非唯一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加快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就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体形成发展逻辑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提供有力支持，以中国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事实为人类社会多民族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提供鲜活的实践指引。

坚持从基础概念入手，立足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夯实理论体系学术基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离不开既有的民族、共同体、文明等基础概念，更离不开基于中国大地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所凝练出的标识性概念，如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大一统等。因此，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需要从连接中国和世界的基础概念入手，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实践融汇到现有基础概念当中，赋予民族、共同体、文明等基础概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多样化历史与现实支撑；另一方面，需要把富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清楚，以标识性概念作为点，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为线，点线相连，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术话语的各个面向。比如，“多元一体”作为标识性概念，就直接连接现有基础概念“民族”和中国的具体历史与现实。它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实，来说明整体的中华民族与内部各民族之间的有机结构，既以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事实展现了人类社会民族概念的丰富性以及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多样化构造，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伟大实践的历史、文化渊源批判和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为当前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随着史料资料的不断挖掘发掘，随着人类社会文明间交往交流的不断深入，对客观世界的由来、现实和发展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推陈出新，已经是必然和必需。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必然要求立足中国大地追根溯源、正本清源，针对不同问题特别是基础性问题深入展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在优化学科设置的基础上，加强学科建设，从重大现实问题和挑战中深化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源源不断推出原创性理论成果，高质量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