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书写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回望105年奋斗征程，我们更能读懂中国共产党矢志奋斗的价值所在，更能明晰未来前进的方向，更能凝聚起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向全球大规模扩张。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逐渐落后于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为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探索，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和组织优势，把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基础上，确立根本政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建设。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的确立，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到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不懈奋斗，新中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将主要任务聚焦于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取得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共同富裕。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打赢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党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水平大幅度提升，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5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彻底摆脱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14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

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105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我们一步步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断迈进。105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牺牲、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便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民族复兴的征程从此有了领路人。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这个原本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国家昂首阔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民族复兴的航船从此有了坚实的压舱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改革开放不仅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也使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这一历程通过四个历史时期的接力奋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便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但由于一度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致使革命多次遭受重大挫折。经历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而迸发出强大的理论伟力，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深刻认识到，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成功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着眼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进行理论创新，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判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历史方位，提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等，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耀眼的真理光芒。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使其在实践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特别是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作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始终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事业迅猛发展，更加吸引全球革命者向中国学习借鉴经验。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当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时，我们党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最终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支援发展中国家建设。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主动打开大门，拥抱世界。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从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到成功加入WTO，开拓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开放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不仅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我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建设成为“世界工厂”，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我国持续扩大进口，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坚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坚决采取负责任宏观政策，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促进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用实际行动承担了大国责任。中国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举办博鳌亚洲论坛，主动分享中国经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持续供给公共产品，在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打开对外开放新局面，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更多正能量。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我们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给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国际经贸秩序的情况下，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局限与弊端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典范、提供全新选择。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在虚心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同时，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同各国分享机遇，为人类作出重要贡献。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问题。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三大法宝，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统一，全党同志“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高度警惕执政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脱离群众问题，坚决抵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对党的侵蚀，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以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问题为主的整党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加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为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针对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种种体制弊端，党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解决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在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党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加强党性锻炼、牢记为民服务宗旨、依法依纪惩治腐败、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等方面，实现进一步发展。党的十六大后，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中央坚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内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严的主基调，突出抓住“关键少数”，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经过持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党的建设，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回首过去105年，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推进理论创新，把握历史主动，坚持党的领导，勇于自我革命，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总结概括为我们党的优秀特质之一。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深刻把握这一优秀特质的科学内涵，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敢于斗争是在风雨洗礼中锻造必胜信心的必由之路。信心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是在一次次与强大敌人、艰难险阻的交锋中拼出来、斗出来的。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际，党领导人民走过的每一步，都铭刻着斗争的印记。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没有吓倒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没有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铸就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将士以“钢少气多”的大无畏气概，打出了中国人民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信心与底气。历史和现实已充分表明，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的，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斗争，都是对必胜信心最有力的检验。

善于斗争，是在复杂变局中巩固必胜信心的重要法宝。斗争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方法，只有科学斗争，才能巩固必胜信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把握历史主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而掌握了斗争的科学方法。一方面，善于斗争表现为我们党能够深刻洞察矛盾变化，精准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保斗争方向不偏移、信心不动摇。另一方面，善于斗争还表现为我们党能够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合理选择斗争方向、把握斗争火候，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取得共赢。

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只有始终怀有必胜信心，才能在漫长的斗争中保持韧劲、愈挫愈勇。这种必胜信心源于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对人民力量的坚定依靠、对实践成果的充分验证。信心来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照亮了前路，让我们党始终能够透过迷雾看清历史大势，哪怕在革命处于低潮的至暗时刻，依然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心来自人民，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有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就有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强力量。信心来自实践，从长征的血战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从脱贫攻坚的千年梦圆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05年的奋斗实践都反复印证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正是这种必胜的信心，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和发扬这一优秀特质，继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不断夯实党和人民攻坚克难的信心，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建构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时代重大理论创新。从学理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表达，集中彰显了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的鲜明品格，三者相互支撑、彼此贯通、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特质，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关键支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学理基础。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三重特质，对于我们深化理论研究、强化话语自信、推进理论创新、服务强国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以原创性打破西方范式，重塑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表达的生命力所在，标志着我们在现代化理论领域摆脱追随西方、实现自主创新。其根本意义在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跳出“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立足中国实践提出原创性概念、内涵与范式，实现现代化理论的范式革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体现为对西方现代化认知框架的根本突破。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内核、以对外扩张为历史路径，将自身模式包装为普适性标准，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超越这一框架，明确现代化并非西方专属，而是具有多样性道路、多样化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国以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以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实践改写人类现代化历史版图，用事实证明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体现为理论内涵与标识性概念的系统创新。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系统阐释，提出的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与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均为立足中国实践、面向时代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基本国情、价值目标、发展方式、生态理念、国际路径等维度，形成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完整理论表达。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则从领导力量、道路方向、实践路径、世界贡献等层面，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清晰的原创理论体系，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植根于波澜壮阔的实践创新。新时代以来，中国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高。这些前所未有的实践成果，为理论原创提供了坚实基础与鲜活素材，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并经受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其原创性具有深厚实践根基与强大真理力量。

以主体性坚守中国立场，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根基

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表达的根本立场，彰显以我为主、立足中国、服务人民、赓续文明的理论自觉，坚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坚守人民立场、中国道路与文明根脉，确保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与中国气派。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主体性。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必然导致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社会撕裂等深层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彰显人民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地位。这一价值主体性，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人民性底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体现为坚持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立足中国具体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始终坚持自主探索发展路径，依据自身实际制定发展战略，在独立自主中推进现代化，以历史主动精神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体现出高度的实践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体现为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沃土，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抛弃传统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等思想精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与精神支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文明根脉滋养理论创新，以现代精神促进传统文明转化，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文明底蕴与精神独立性，筑牢了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根基。

以体系性构建严密逻辑，完善现代化理论形态

体系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表达的成熟标志，指理论内涵完整、逻辑严密、结构清晰，实现本质规定、鲜明特征、战略布局、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形成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学理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体现为本质规定清晰明确。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构成理论体系的核心，层层递进、逻辑贯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根本保证，为现代化提供坚强领导力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方向，明确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实践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担当与文明贡献。本质规定则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朝着什么目标走、怎么走”的重大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体现为特征内涵的系统完整。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构成理论体系的主体骨架，人口规模巨大是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本质特征，彰显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发展要求，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底色，保障永续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国际定位，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全面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属性与实践要求，形成完整的理论阐释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体现为战略布局的科学完备。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两步走”战略安排，清晰规划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实践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五项重大原则，形成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实、从长远目标到当下任务的完整实践链条，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体现为内在逻辑的严密自洽。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逻辑起点、以人民为中心为逻辑主线、“五位一体”建设为逻辑展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逻辑归宿，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维度，形成闭环式、贯通式的理论逻辑，成为系统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体系。

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的辩证统一与时代意义

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原创性以主体性为根基，脱离中国立场与人民需求的“原创”，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体性以原创性为支撑，没有理论创新的主体性，难以形成具有说服力与影响力的自主话语；体系性以原创性与主体性为内核，将理论创新与立场坚守固化为成熟规范的学术形态，使理论更具学理性、系统性与指导性。三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从理论层面看，以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为核心的学术表达，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核心支撑与范式引领，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长期垄断，提升了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成熟与完善。从实践层面看，这一理论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帮助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妥善应对风险挑战，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从世界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路径，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新动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表达的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坚持守正创新、强化理论自觉、提升话语能力，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课题，把理论优势转化为实践优势、话语优势、发展优势，以高度的理论自信与学术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重要言论

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在守正创新中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记初心使命、勇担历史责任、顺应发展潮流，凝心聚力抓党建、谋改革、促发展、保安全，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守正创新、接续奋斗，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宏阔征程中，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更加强大、中国人民更为幸福、中华文明更具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鲜明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以百姓心为心，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深深植根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2021年9月，当在中共绥德地委旧址看到“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说：“端端地，这是关中话，稳稳正正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就在于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理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接续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五个维度上都有显著进步，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在经济建设方面，面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和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复杂局面，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从这一大判断、大逻辑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领导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首先是党对经济工作加强了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完善了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集中对我国发展进行部署，作出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重大决策，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发展智能经济。同时，党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完善宏观经济治理，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制定一系列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区域重大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行常态化帮扶，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202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4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近1.4万美元，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首次跻身前十，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

在政治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总结国内外政治发展成败得失，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导下，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新时代的政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其中，制度建设尤为突出。党中央通过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总体擘画，重点部署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同时，以巨大政治勇气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推动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得以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得到全面贯彻，人权得到更好保障。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设，司法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

在文化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领导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新时代，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工作视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召开一系列工作会议，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坚决清理网络乱象，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广泛开展中国梦宣传教育，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学习中国共产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坚持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推动全民阅读，打造城市会客厅，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新时代的中国，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

在社会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补齐民生保障短板、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社会建设的紧迫任务，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

党在社会建设领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领导打赢了脱贫攻坚战。2020年，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形成了伟大脱贫攻坚精神。在保障改善民生方面，党按照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经过努力，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均预期寿命超过79岁。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教育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在社会治理方面，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新时代，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极大激发。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着眼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强调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调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新时代，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组织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建立健全各类制度，制定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坚决查处一批破坏生态环境的重大典型案件。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承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新时代，中国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抓环保，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弹钢琴”，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并推动祖国统一，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之所以取得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和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共产党就是给人民办事的，就是要让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年比一年过得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说到底就是让中国人民生活得更美好。

以天下利为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自古至今，中国人民就有利为天下的宽广情怀。党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继承发扬了这一优秀文化基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不确定难预料因素不断增多。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智慧、战略视野，强调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从提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再到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等，这些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上的深邃洞见，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率先示范走四方、交朋友，为我国外交举旗定向，为全世界指引方向。仅党的十八大至二十大期间，就42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69个国家，在国内接待了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曾一个月内四度踏出国门、一周主持70场双多边活动。党的二十大后，又多次出访、接见外宾，继续站在最前线推动对外交往，使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

党中央紧扣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外交主线，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截至2025年，中国与180多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11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涵盖全球各大洲。我们运筹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在保持中俄、中欧友好合作的同时对美提出双方应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全球南方合作，整体合作机制实现全覆盖。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不断扩容。适应“走出去”日益扩大的新形势，不断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有力应对一系列海外利益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170多个国家的7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经常性联系，深化政党交流合作。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累计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西部陆海新通道辐射国内76座城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3个港口。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全球倡议，以推动解决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文明隔阂与治理赤字，召开世界古典学大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等，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优质公共产品。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经过持续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我们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迈出坚实步伐，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以建强党为要，推动建设世界上最强大政党

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中国共产党。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谈到了对党的责任问题，强调“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后来他又明确提出“我们党要搞好自身建设，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和鲜明的目标要求，体现了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和高度自信，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大党核心的宽阔眼界和历史担当。

以思想革新筑牢强党之魂。思想引领航向。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这一创新理论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在指导实践、推动实践中展现出巨大真理力量和独特思想魅力，是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的强大思想武器，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针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存在的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问题，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要加强党的领导，进而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的前两个都是讲党的领导，彰显其具有贯穿和统领的位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领导的重要论述很丰富，集中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五个最”充分表明了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作用。为落实党的全面领导，我们系统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强化纪律规矩意识，强调“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反对分散主义、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等，要求全党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同时，我们还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健全了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改善了党的领导。通过上述科学部署和严密举措，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得以牢牢确保。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针对十八大前有些党员、干部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严重，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率先提出打铁必须自身硬，要注重强健自身。党的十八大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我们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反腐败斗争取得显著成效，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经过不懈努力，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

新时代取得的伟大成就、发生的伟大变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同全国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熬出来的。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总结梳理成就，是为了更好开辟未来。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三个务必”，矢志不渝兴党强党、为民富民、兴国强国，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作者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自治区电影局局长）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伟力从哪里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概念，理论原创性突出，思想穿透力很强。这种伟力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基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先进本质的强大支撑，以及直面解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针对性和实践性。这一理念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宇宙观和天下观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统一起来，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千秋伟业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一崇高事业统一起来，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天下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其中，“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协和万邦”“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等宝贵思想，概而言之就是“天下观”。

“天下观”强调兼容并蓄、化成天下。“天下”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以文化认同而非血统作为界限；大道可以推己及人乃至世界，达到“化成天下”、涵养浸润家国天下情怀的境界。“天下观”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非攻等基本原则，体现和平主义倾向；主张把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同理心、认同感等视为“仁”的基石，一切以此为出发点，可以推己及人、及国、及天下、及全人类，拓展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做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爱好和平的思想深深嵌入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天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天下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蕴含丰富的包容性、和平性，这已成为中国古代和近代施政者的政治理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有气象的政治憧憬。在变乱交织、动荡加剧的世界，在求和平、求发展、求合作、求共赢早已成为全球共同诉求的大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这种深厚文化基因和文明特性赋予其强大影响内核和动力生发源泉。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始终把解放全人类作为崇高追求。在马克思看来，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只有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从全人类的视角分析和研究问题，才能够找到造福全人类的正确道路。马克思强调，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破边界的限制，在世界范围内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作，实现“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这些思想在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巨大深远影响。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秉持解放全人类的先进本质，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把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支持世界上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斗争，努力实现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特别是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坚决支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维护本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利益的正当要求，并同它们一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抵制大国干涉和入侵。当时，虽然我国发展面临各种困难，但毛泽东强调：“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改革开放后，中国领导人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实现国家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全方位和平外交，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合法权益。在我国经济发展还十分困难的情况下，邓小平指出：“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只顾自己的。衡量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使我们自己发展起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能够随着自己的发展，对人类做更多的贡献。”进入21世纪，中国向世界郑重阐明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争取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给世界源源不断注入独特的精神力量。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郑重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坚持胸怀天下是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历史基因和百年奋斗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好、运用好，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以中国发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增强世界发展的正能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理想，践行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和胸怀天下的世界观方法论要求，充分彰显真理的光芒和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开创世界和平与发展新愿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面对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天下观”和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价值追求，弘扬守正创新的理论品格，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战略思想。从外交角度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即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以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战略引领，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经过10多年的不断丰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涵盖广泛、思想宏阔、架构完备的科学体系，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

从人类发展前景高度看，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这是站在历史十字路口，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中国方案和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指明了人类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正在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开创人类文明新图景。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

书写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回望105年奋斗征程，我们更能读懂中国共产党矢志奋斗的价值所在，更能明晰未来前进的方向，更能凝聚起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来，西方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向全球大规模扩张。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逐渐落后于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为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独立富强，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可歌可泣的探索，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和组织优势，把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力量。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前途命运，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巩固新生政权的基础上，确立根本政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大规模建设。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制度的确立，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到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经过不懈奋斗，新中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将主要任务聚焦于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明确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取得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共同富裕。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打赢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党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惠民举措，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水平大幅度提升，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5年来，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彻底摆脱被欺负、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14亿多人口实现全面小康，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变为现实。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

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105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引我们一步步向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不断迈进。105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牺牲、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便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民族复兴的征程从此有了领路人。党领导人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进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这个原本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国家昂首阔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的一切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民族复兴的航船从此有了坚实的压舱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改革开放不仅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也使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潮流，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这一历程通过四个历史时期的接力奋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日起，便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但由于一度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致使革命多次遭受重大挫折。经历艰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进而迸发出强大的理论伟力，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深刻认识到，必须以理论创新引领事业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极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成功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着眼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立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以伟大的历史主动、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进行理论创新，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判断，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历史方位，提出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论断等，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使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耀眼的真理光芒。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更使其在实践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强大生命力。特别是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

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

作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始终受到国际社会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事业迅猛发展，更加吸引全球革命者向中国学习借鉴经验。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初，当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时，我们党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最终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力支援发展中国家建设。

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人民主动打开大门，拥抱世界。从创办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城市，从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到成功加入WTO，开拓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开放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不仅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我国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建设成为“世界工厂”，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我国持续扩大进口，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与世界共享中国机遇。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坚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坚决采取负责任宏观政策，率先实现经济复苏，促进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阴影，用实际行动承担了大国责任。中国推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举办博鳌亚洲论坛，主动分享中国经验，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持续供给公共产品，在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进入新时代，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打开对外开放新局面，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更多正能量。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我们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30%，给不确定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国际经贸秩序的情况下，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在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局限与弊端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典范、提供全新选择。面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胸怀天下，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在虚心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同时，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同各国分享机遇，为人类作出重要贡献。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便高度重视自身建设问题。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实际，总结党的建设经验，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三大法宝，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统一，全党同志“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党高度警惕执政条件下可能出现的脱离群众问题，坚决抵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对党的侵蚀，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以解决党内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问题为主的整党活动，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等举措，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加深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

为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针对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发挥的种种体制弊端，党积极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解决干部新老交替问题，在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面对国内外复杂形势，党开展“三讲”教育活动，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在加强党性锻炼、牢记为民服务宗旨、依法依纪惩治腐败、增强党员干部纪律意识等方面，实现进一步发展。党的十六大后，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党中央坚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内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在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下，党中央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坚持严的主基调，突出抓住“关键少数”，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方面。经过持续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推进党的建设，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回首过去105年，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推进理论创新，把握历史主动，坚持党的领导，勇于自我革命，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发展进步作出更大贡献，赢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和荣光。

善绘“图样”方能善作善成

提问：贾敬远 江苏省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马克思指出，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请问，如何理解这一论断？

解读：唐爱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曾指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这句话概括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关于“劳动过程”的深刻思想。习近平同志以“房屋的图样”这一形象比喻，将马克思原典中“观念地存在着”的哲学表述转化为人们易于理解的工作方法论，既忠实于马克思的本意，又赋予其新的实践指向。因此，要准确理解这一论断的丰富内涵，就要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原始文本，回到马克思关于劳动问题的系统论述中去。

劳动是人类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

马克思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在这里，蜜蜂和建筑师喻指的是“动物本能劳动”和“专属人的劳动”，或者说是两种“劳动过程”。马克思深刻揭示了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活动的本质区别——前者是有目的、有计划、有意识的自觉活动，是在观念中预先建构结果的活动，后者则是本能的、无意识的活动。

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表述过类似的观点：“诚然，动物也生产。动物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劳动（或实践）是人类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其自觉性和目的性体现在诸多方面。马克思在关于蜜蜂和建筑师的劳动隐喻中，主要通过“劳动目标”这一核心概念来揭示人类劳动的自觉性和目的性。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概括为“房屋的图样”。人们在劳动之前，必须先确定劳动目标（或图样、蓝图、规划等表述），然后根据劳动目标的要求去规划自己的行动、展开自己的劳动过程。劳动目标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人们在劳动活动开始之前存在于头脑之中的“观念模型”，即便它通过文字、图像、数据、结构图等呈现出来，也没有改变其作为观念形态的本质。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蜂房建成了。劳动目标集中表征了人的思维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劳动目标不是对现存事物的简单反映或摹写，而是在正确地反映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关于未来劳动成果的提前反映，简单地说，就是对经过劳动改造之后要出现的对象或结果的提前反映。劳动的自觉性和目的性不仅体现在人们能够预见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事物的未来发展形态提前反映，而且体现在人们通过劳动目标，指引、规范甚至纠偏将要在实践中展开的劳动过程。

劳动目标、观念建构与实践的飞跃

劳动目标不仅是基于客观性对外部事物的“观念建构”，而且是人们主体需要的产物，体现了人的目的、需要、意志等。马克思论述过劳动者的目的问题：“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劳动者的目的、需要不同，劳动目标也就会不同。比如，同样是建造房子，但是由于需要不同，就会有不同的建筑设计，确定诸如教学楼、住宅楼、办公楼等不同的建筑目标。劳动对象是劳动目标的客体尺度，人的需要是劳动目标的主体尺度。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劳动目标是人们的“观念建构”、体现了主体需要，充分彰显了人类劳动的主体性、自觉性、创造性等，但它本身是基于科学认识而建构起来的，是对外部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马克思借助于蜜蜂和建筑师两种劳动过程的区分，论证人类劳动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通过对观念建构、劳动目标、劳动过程等方面的具体分析，马克思实际上揭示了实践目标在实现理性认识向实践飞跃过程中的重大意义和关键作用。理性认识是对客观事物及其一般规律的反映，而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对象总是具体的、复杂的、多变的，因此，理性认识的成果是无法直接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的。要实现由理性认识向实践的伟大飞跃，就必须结合具体的实践活动、实践需要使理性认识具体化，建立和形成特定的实践目标、实践理念。实践目标、实践理念作为关于实践的观念模型或理想蓝图，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实践改造的先导、前提。人们的实践活动是根据实践目标、实践理念的要求开展的，是由实践目标、实践理念规范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其实早在建构实践目标、形成实践理念的时候就开始了。当然，实践目标的建构、实践理念的构造只是“观念形态的实践”，其目的还没有真正实现。实践仍然要继续，即由观念的实践转化为客观的实践、由思想的建构转化为行动的践行。

领导干部要善于设计“图样”

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说：“这个设计‘图样’的过程，也就是务虚的过程。可见，务虚作为一种方法论，与务实一样，对任何领导干部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平常说的务实，是指从事某项工作时，能够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实话、办实事、想实招、求实效。而务虚，则常指在某项工作实际开展之前，先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进行学习、思考、研究、讨论，以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信心、鼓舞士气。务虚就是某项工作实际开展之前设计“图样”的过程。如果说务实是“决胜千里之外”的实践，那么务虚则是“运筹帷幄之中”的谋划。领导干部既要务实，更要务虚，要善于设计“图样”，善于把握事物本质、把握发展规律、把握工作关键、把握政策尺度，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创造性。

把牢工作方向，避免工作偏离核心目标。建造师在自己的头脑中建造房屋、领导干部设计“工作图样”，就是要形成清晰目标蓝图、周密思路规划。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领导干部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坚持既定目标不动摇，在实践中不断校准方向。在日常工作特别是基层工作中，各类琐碎事务、临时交付任务层出不穷，领导干部如果没有务虚谋划，没有“工作图样”规划，就极易陷入“事务主义”，陷于千头万绪的事务泥潭而不可拔。领导干部切忌盲目蛮干、工作方向频繁偏移、没有核心目标指引，随波逐流、主次颠倒。

运用牵引式思维推动工作。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头脑中就有了房屋的图样，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一开始就已经观念地存在着等论断，表征的是思维的超越性特征、牵引性功能。用“房屋图样”指导实际层面的房屋建造，这背后蕴含的就是牵引式思维、牵引式工作方法。牵引式思维，就是用未来引领现在、用远景确定现实目标、用目标指导工作的思维。牵引式思维是一种目标牵引、目标展开的思维。确定目标，然后根据目标来决定工作过程中的每一步行动。目标是不断展开的，原初目标的完成，是引导到更高目标的起点，要逐步扩大目标层级、层次，推动实践不断深入、事业不断前进。牵引式思维是一种顶层设计的思维，着眼于长远、全局、未来进行宏观谋划、本质规划，充分体现预见性、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思维。牵引式思维还是一种通过应然不断打破现状、通过未来推动革新的创新思维。总而言之，牵引式思维集中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主动性、能动性、创造性。领导干部要时刻关注方向、远景、意图、价值，用目标来引领工作，不断革新和创造。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成工作合力。领导干部常常面临跨单位、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工作，如果没有集中务虚研讨环节，没有统一工作方案，就会出现各自为政、工作不匹配、步调不统一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干部就需要务虚，先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政策上进行学习、思考、研究、讨论，形成各方认同的同一份“工作图样”，以求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让各部门人员朝着同一目标发力，凝聚协同作战的整体合力。

提升工作的预见性、前瞻性，特别要预判、防范各种风险。蜜蜂筑巢是一种本能活动，无法预判诸如极端天气等外部风险；而人类建筑师在设计房屋图样的时候，就会提前考虑诸如地质条件、气候环境等各种外部因素，预留风险应对方案，从源头上规避生产、使用等方面的安全隐患。人的实践的主观能动性鲜明表现在预判性决策、前瞻性谋划、超前性设防等能力上。“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领导干部要有“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不备”的意识，事前设计“工作图样”，研判各种风险，配套风险应对预案。在工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把防风险摆在突出位置，预判风险所在、把握风险走向，善于整合各方力量，化解风险，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让行政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行政执法一头连着政府公信，一头牵着百姓民心，是法治政府建设落地见效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严格执法，让违法者敬法畏法，但绝不是暴力执法、过激执法，要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行政执法中法治刚性与为民服务温度的辩证统一关系，为新时代行政执法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行政执法是行政机关履行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式，面广量大，同基层和百姓联系最紧密，直接体现执政水平，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严格执法是法治的生命线，要求法律一经制定就必须严格执行，不打折扣、不搞变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有法外之地、法外之人、法外之情。唯有守住这条底线，法律才能长出牙齿，执法才能挺起腰杆。法治刚性首先体现为对违法行为的坚决查处。涉及群众的问题，要准确把握社会心态和群众情绪，充分考虑执法对象的切身感受。但是，不论怎么做，对违法行为一定要严格尺度、依法处理。严格执法，让违法者敬法畏法。这种“严”，是对法律的敬畏，是对人民的负责，也是对市场秩序的维护。法治刚性还体现为对执法行为本身的严格约束。严格执法重点解决“执不执行”的立场问题，规范执法重点解决“怎么执行”的方式问题。长期以来，一些执法人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认知，认为只要处罚结果合理，程序简化、流程变通无关紧要。事实上，程序正义不仅是实体正义的保障，更具有独立价值。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即便实体结论正确，执法决定的合法性也要打上问号。行政处罚法等设定的立案、调查、听证等程序规范，是约束权力、保护权利的制度设计，绝非繁文缛节。规范执法，要求亮证执法、全程记录、法制审核、裁量基准等制度真正落地，使每一个执法环节都经得起检验，让程序正义成为执法活动不可逾越的底线。严格与规范是行政执法的一体两面。前者侧重态度和力度，后者强调方式和程序。严格若无规范约束，易滑向粗暴执法；规范若无严格支撑，易沦为形式主义执法。严格规范执法，核心是落实“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在法律的框架内把该管的事管住管好，杜绝履职缺位、权力越位。

执法为民是行政执法工作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始终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坚决杜绝选择性执法、趋利性执法等问题。执法要有温度，执法活动不只是法条适用，同时也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要善于换位思考，多从当事人角度考虑问题，在依法办事前提下，充分考虑执法对象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诉求，做到将心比心、以心换心。法律的威严依靠公正执法维护，而非执法者的强硬姿态。简单粗暴、冷硬横推的执法方式，不仅难以树立法律权威，反而易激化矛盾、引发对立，降低执法公信力。文明执法是执法温度的体现，要求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规范执法语言、执法行为。善于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释法说理等柔性方式，向当事人讲清违法事实、法律依据、处罚标准和权利救济途径，让群众既敬畏法律刚性，也感受执法的人情温度。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在方式方法上不生硬，才能赢得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可，营造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在执法实践中统筹把握力度与温度的辩证关系。行政执法必须统筹把握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执法效率与执法公平的辩证关系，构建起科学规范、协同高效的执法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执法必须保持应有的力度，坚决查处各类违法行为，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绝不姑息纵容违法问题。把握好力度与温度的平衡点，守住底线彰显法律的刚性，优化执法方式传递为民温度，让执法刚柔并济、情理兼顾。执法工作要统筹效率与公平。执法机关既要及时排查整治违法行为，防范风险隐患积累扩散，也要坚守公平公正原则，保障各类经营主体、群众的合法权益。通过完善制度机制实现效率与公平动态平衡，对简单轻微案件推行“简案快办”，通过优化流程、快速办结，提升执法处置效率；对重大复杂案件推行“繁案精办”，通过严格审核、层层把关，守住公平底线。当前，执法领域仍存在以“快”代“准”、视“量”为“效”、程序空转等问题，本质是执法体制机制不够顺畅、协同体系不够完备。针对这些问题，必须持续优化执法运行机制，纵向深化执法重心下移、力量下沉，让基层有权有责、权责匹配；横向推动跨部门协同执法，深化推行“综合查一次”，减少重复检查、多头执法；跨区域建立线索通报、案件协查、结果互认等机制，消除执法真空和监管盲区，切实提升执法精准度。

情理法有机融合是实现力度与温度辩证统一的关键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是一个整体，要准确把握、全面贯彻，不能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其中，严格是执法底线，要求刚性执行法律规定，不打折扣、不搞变通。规范是执法基础，要求严格在法定权限、法定程序内履职，每一个执法环节都经得起检验。公正是核心价值，要求统一裁量标准，做到同案同罚，避免过罚失当。文明是行为准则，要求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做到语言文明、方式得当，杜绝简单化、粗暴化执法。这四项要求相辅相成、有机统一，构成了完整的行政执法工作标准。情理法融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新时代行政执法要坚持情理法有机融合，兼顾法治刚性和人本温度。法律条文具有严肃性，但执法工作不能机械教条、生搬硬套。执法者既要严格依法办事，也要结合实际兼顾情理，在法律框架内体现人文关怀，统筹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在实践中，部分执法案件虽符合法条规定，但处理结果与群众的朴素公平认知有落差，主要原因就是忽视社会效果、脱离实际情况。情理法融合执法，关键在于找准契合点，在法律框架和裁量范围内，充分考虑案件的具体情节、当事人主观过错、危害后果、整改情况等因素，做到当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罚当其过，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执法工作实处。

行政执法既要守住法治底线，又要传递为民温度。只有在法治轨道上把握好力度与温度的辩证统一，做到程序正当、裁量合理、结果公正，才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法决定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

（作者系浙江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省综合执法办主任）

在学习理论上要舍得花精力

重视理论学习，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在学习理论上，干部要舍得花精力，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这一重要论述，核心在“舍得”二字，落脚在“学”的四个方面，为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

理论上的清醒是政治上坚定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治上的坚定、党性上的坚定都离不开理论上的坚定。”一个干部如果理论功底不扎实，面对复杂形势就容易迷失方向，遇到困难挑战就容易动摇退缩。我们党在一个有着十四亿多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负繁重的执政使命，如果缺乏理论思维，就难以战胜各种风险和困难。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深层次矛盾问题躲不开、绕不过。党员干部如果不舍得在学习理论上花精力，就难以跟上时代步伐，难以胜任肩负的职责。因此，必须把理论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和精神追求，舍得投入时间、投入精力。

“舍得”二字，关键在于“舍”什么、“得”什么。舍，就是暂时放下事务性的忙碌，主动为学习腾出时间。现实中，不少干部以“工作太忙”为由放松学习，有的把自学变不学，有的学习碎片化、随意化。这些现象的背后，说到底是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求领导干部哪怕一天挤出半小时，即使读几页书，只要坚持下去，必定会积少成多、积沙成塔。舍得花精力，不在于一次学多少，而在于持之以恒、日积月累，舍得把刷手机、应酬闲聊的时间用来读书思考，舍得在完成日常工作后静下心来啃几本大部头。得，则是在日积月累中坚定信仰、提升能力、把握规律。理论学习能够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能够帮助干部跳出经验主义的局限，掌握分析问题的“显微镜”和研判形势的“望远镜”，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主动性。可以说，舍的是那些刷手机、应酬闲聊、读快餐文章的时间，得的是遇到复杂问题时不慌神、有主见、能破题的硬本领。这一舍一得之间，考验的是党员干部的战略眼光和政治自觉。

舍得花精力，不是盲目地花、漫无目的地花，而是要把精力花在刀刃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就是精力投放的四个着力点。全面系统学，要求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义、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系统而不是零散地学、全面而不是片面地学，真正把握理论精髓。及时跟进学，要求对党中央作出的新的决策部署、出台的新的文件在第一时间学习领会，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工作不偏向、不掉队。深入思考学，要求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通过摘录、批注、撰写心得等方式精耕细读，把书本知识内化为自身的理论素养，在深学细悟中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联系实际学，要求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既向书本学习、更向实践学习，善于从党的创新理论中寻找破解难题的办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的思路、解决问题的举措，真正让理论成为推动工作的“金钥匙”。四个方面各有侧重，又层层递进——全面系统解决“学什么”的问题，及时跟进解决“跟得上”的问题，深入思考解决“学得深”的问题，联系实际解决“怎么用”的问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学习闭环。

理论学习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下一番“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苦功夫。有的干部学了几天就觉得差不多了，有的读了几篇文章就觉得够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舍得”。真正的舍得，是把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做到学在日常、悟在经常、用在平常。唯有舍得时间、舍得精力，在日积月累中不断提升理论素养，在学深悟透中不断增强工作本领，才能在复杂形势面前保持定力，在艰巨任务面前从容应对。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新的赶考之路上的各种挑战，只有在学习理论上真正舍得花精力，以厚实的理论功底和科学的理论武装支撑实践，才能更好地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作者系湖北省襄城区委书记）

以政党使命引领发展方向 以治理智慧共绘时代新篇

盛夏的北京，天高云阔，满城葱茏。6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周年华诞之际，2026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在京举行。论坛主议题为“政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下设三个平行论坛，分别聚焦“政党与全球发展”“政党与社会治理”“政党与全球治理”三大主题。来自马来西亚、巴西、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上百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引领作用、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功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责任担当，深入研讨交流、广泛凝聚共识，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治理现代化之路贡献智慧力量。

引领现代化方向，凝聚全球南方合作共识

现代化是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政党是引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围绕“政党与现代化”“政党与全球南方合作”两个议题，来自中国、马来西亚、巴西、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柬埔寨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共同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引领现代化，锚定发展方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政党在其中发挥着目标设定、资源整合、制度构建和社会动员的关键作用。马来西亚科学院院士、拉曼大学校长尤芳达分析了东盟科技创新的优势与机会，尤其是东盟在人口红利、区位优势、政策支持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指出数字经济、绿色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应依托“一带一路”深化东盟与中国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发展等领域的合作。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吴志成围绕“政党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提出三点认识：实现现代化是现代政党治国理政的核心任务；现代政党是现代化的引领者与推动者，以前瞻性引导力锚定方向、以高效组织动员力提供动力、以强大利益协调力保障有序发展；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展现出使命性政党的政治领导力、理论创新的思想引领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群众组织力和自我革命的社会号召力。澳门理工大学巴西籍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指出，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政治极化、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外部干预等挑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和互利合作，不要求他国选边站队，为推动共同发展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全球南方国家应加强团结协作，共同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副院长徐秀军指出，政党在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目标设定、社会动员、利益整合和国家治理等重要职能，中国共产党通过中长期战略规划、党管干部制度、试点推广与任务分解等机制，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强政治保障和组织支撑，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团结南方国家，共赴发展之路。全球南方是推动世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加强团结合作是实现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尼日利亚反腐败学院教育长加利·谢里夫指出，中国共产党长期支持非洲国家反殖民斗争，通过干部培训、理论交流、人才培养等方式为非洲民族解放和政党建设提供了重要帮助。新时代中非合作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带动下取得丰硕成果，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契合非洲发展需求，呼吁增强非洲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合作。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王雪坤指出，要以高水平开放赋能共同发展。中国通过融入全球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和持续扩大开放，实现了经济腾飞和全面脱贫，充分证明开放促进发展、合作实现共赢。同时，中国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高标准自贸协定释放制度红利，以南南合作新范式筑牢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的根基。哈萨克斯坦总统直属国家行政学院阿克托别州分院院长阿谢尔汗·玛加乌伊娅介绍了中哈经贸合作在贸易、投资、交通物流和高技术产业等领域的显著成果，提出未来应深化数字治理合作、加强教育与人才培养、拓展科技创新合作、完善交通物流互联互通。柬埔寨参议院司长索·莉柯娜分享了柬埔寨人民党带领国家实现和平重建、减贫发展的实践，提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应立足各国国情、坚持独立自主和文明互鉴、加强机构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设，呼吁全球南方国家政党坚持平等互信、务实合作和经验共享，共同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合作新格局。

筑牢治理根基，创新治理路径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政党是世界各国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围绕“政党与社会治理”议题，来自中国、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以及国内高校、智库的多位专家学者，就政党建设、基层治理、社会治理创新、科技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既要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自身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优势，又要积极学习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既要充分发挥政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又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治理；既要主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又要注重制度建设与价值引领的协调统一。

坚持党的领导，筑牢治理根基。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陈荣卓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从“一五”到“十四五”，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党的领导全面覆盖、一贯到底，通过健全严密的组织体系、完善系统的制度安排、高效的运行机制，确保基层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朱涛提出，要通过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党建协调议事会等机制作用，广泛动员党员参与基层治理，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尼日利亚国家政策与战略研究所教授莫吉索拉·阿德扬琼从非洲视角指出，健全的制度框架是民主稳定的基石，没有强有力的政党和可信的选举，民主就缺乏合法性。非洲国家需要建立制度化框架，唯有通过科学决策和透明问责，才能推动可持续发展。

创新基层党建，激活治理效能。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执政骨干和战斗堡垒，基层党建创新是破解治理难题、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向春玲以舟山“航行的支部”为例，介绍了海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创新。面对海上流动分散的治理特点，“航行的支部”通过创新组织覆盖模式、健全海上党建工作机制、统筹整合涉海行业资源，实现了海上一线的平安稳定，构建了流动领域党建治理的新范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王道勇聚焦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提出“聚人—聚心—聚力”的实践路径，指出要通过“找”党员、“聚”群众实现社会再连结，发挥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职业优势，让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担任网格员、平安志愿者。陈荣卓提出，要坚持政治引领、组织引领、导向引领和目标引领相统一，聚焦“核心”“壮骨”“补短”三个着力点，锻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确保治理不留白、服务不缺位。

凝聚多元主体，奏响协同乐章。现代社会治理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奏曲”。朱涛提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坚持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力量协同的多元共治格局，完善民主协商机制，推进政党协商和基层协商相结合，加强法治保障和科技支撑，同时警惕“数字鸿沟”和“AI鸿沟”风险。王道勇展示了多元协同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出要通过建设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推行“10+N”服务模式，将医疗、法律援助、就业指导等服务送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身边。目前，全国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超过2.38亿人，各类志愿团队135万个，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活力不断释放。中国人民大学和平与发展学院副院长郭伯威从高校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指出，高校最重要的方式是培养理解治理、服务治理、改善治理的人才，通过学生走进边疆一线、英雄模范走进大学课堂等方式，将国家治理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借鉴中国经验，探索治理新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家治理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治理道路提供了重要参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云山领军学者李形系统阐述了中国模式的独特优势，提出中国模式是“政党—国家—市场—社会”四位一体的混合体系，具有政策连续性和问责性强、政策纠错机制灵活等特征，通过长期任人唯贤的干部选拔制度积累了地方治理经验，通过协商民主机制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合法性巩固。辽宁大学教授塔里克·马利克从科技治理视角切入，提出叙事对齐治理（NAT）的概念框架，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答案变得廉价，而有意义的问题、叙事对齐、信任和治理成为新的竞争领域，中国的发展哲学强调包容性与共享未来、平衡与和谐、内外一致性，为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浪潮中实现平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拥抱智能时代，应对机遇挑战。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格局。朱涛分析了智能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多重新形势，包括智能社会来临、老龄化加速转型、新兴领域迅速发展、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以及社会交往方式变化等，强调技术与社会之间是互构关系，既要看到技术对社会的正向塑造作用，也要警惕算法统治和生产不平等等负向效应。塔里克·马利克通过翔实的数据展示了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格局失衡：经合组织（OECD）国家仅占全球人口的17%，却产出了62%的人工智能论文；发展中国家拥有83%的人口，人工智能论文占比仅为38%。他引用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名句，强调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问题与答案”的平衡治理，技术发展必须与社会制度、文化叙事相协调。

破解治理赤字，贡献中国方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在这一背景下，政党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围绕“政党与全球治理”议题，来自中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巴西、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就中国共产党治理理念的国际认同、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发展中国家政党的角色与作用、中国方案对全球治理的贡献等展开深入研讨。

彰显治理成效，赢得广泛认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意义与实践成效引发与会嘉宾的高度关注。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于运全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先进性、人民性和革命性三大鲜明特征，为各国政党交流互鉴提供了生动范例，也为政党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推出的《中国政党治理与现代化发展国际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全球38国1.4万余名受访者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中国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分可感。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谢茂松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理念，构建起了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德性政治体系，其成功源于百年党史积累的实践智慧、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与战略思维。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孕育于中华文明的“文明型政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德国汉学家、哲学家，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欧乐·德林认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以服务人民、统筹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治理能力，其全球治理模式虽不可简单复制，但值得深入探讨与借鉴。

直面多重赤字，破解治理难题。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外交学院副院长孙吉胜认为，当前全球治理面临功能性、理念性、规范性与社会性四重困境，表现为治理效能不足、国际共识严重缺失、全球治理机构效能下降及各国政治文化对立加剧。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罗伯特·沃克以英国工党政府的政策调整为例，指出当前一些国家政党政治博弈导致国际责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治理困境。意大利经济学家、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教授蓬佩奥·德拉·波斯塔表示，当前“基于规则的秩序”实质上是一个为维护发达国家既得利益而设立的模糊概念，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面临着话语权不足、利益被忽视等问题。欧乐·德林也指出，政党在全球化时代应肩负起维护国内团结和履行国际责任的双重使命，但当前一些政党在这方面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导致全球治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担当时代使命，贡献全球南方智慧。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政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于运全强调，发展中国家政党应当成为共同现代化的方向引领者，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成为破解治理赤字的合作倡导者，以务实行动应对全球紧迫问题；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推动者，共同贡献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智慧。蓬佩奥·德拉·波斯塔表示，在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共建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政党应同时发挥代表社会诉求和引领长期战略共识的双重作用。谢茂松主张，全球治理应当倡导主权平等、发展优先与文明互鉴，全球南方国家要立足自身历史文化特点和条件探索适合自身的现代化路径。巴西卢拉研究所中国事务顾问卡罗琳·西卡雷洛认为，中国的党政干部与公职人员培训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事业深度融合，兼具历史深度与时代使命，中巴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领域的合作正持续深化，为全球治理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部主任于佳表示，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未来中非合作可聚焦绿色转型与数字赋能，以“因地制宜、科技惠民”的发展模式，为全球治理贡献共克难题的“南方方案”。

提出中国方案，引领治理变革。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王义桅指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倡导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强调发展、安全、能力与信任的协同推进，推动实现共同、可持续的发展与安全，超越了西方排他性的治理模式，充分彰显了实事求是、兼济天下的文明底色。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史志钦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重要倡议逻辑连贯，建议以“中国式全球倡议体系”作为统领性表述，从而完整呈现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系统性与整体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苏庆义表示，构建“以人为本”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应当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础，强化发展导向与社会保障两大支柱，中国通过深化南南合作、降低投资壁垒、建立贸易调整援助协调机制等路径，推动包容性的全球化发展。清华大学巴基斯坦籍研究员金明竺认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一系列全球倡议，跳出了西方依附性发展逻辑，为全球南方国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

以政党担当共绘治理新篇

三个平行论坛研讨气氛热烈、成果丰硕，形成了广泛共识。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政党应当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携手共进，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民主有效的方向发展。

面向未来，各国政党应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分享治国理政经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政党应深刻把握和顺应时代潮流，引领国家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聚焦和破解发展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成为文明发展的传承者和创新者，担负起维护和平、完善治理的历史责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

中国共产党愿与各国政党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政党一道，深刻把握和顺应时代潮流，共同肩负起政党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以引领现代化的政治担当，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以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智慧，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增进人民福祉贡献方案；以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姿态，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注入政党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以行动诠释价值，以担当书写未来，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不断贡献政党智慧、注入政党力量。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

防范无人智能武器的战争伦理风险

迄今为止，伦理法理约束战争犯罪，要么是针对作为战争主体的人，在事后追究战犯的责任；要么是针对作为战争手段的武器，在事前就明确限制其使用条件、方式与规模等。进入智能化时代，具有一定“主观能动性”的无人智能武器逐步走向普及应用，模糊了战争中人与武器的责任界线，引发了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传统非智能武器的伦理法理问题。

从本质上讲，无人智能武器也是武器，是战斗工具而不是生产工具。在正确和正常使用情况下造成的杀伤和其他非智能武器一样是可接受的，不会被追责，但一旦出现明显的滥杀、误杀、过度杀伤等人道主义问题时，同样要面临道德谴责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这时至少需要清晰地回答四个问题，明确事故性质、责任主体和责任大小等，扫除“灰色地带”，将无人智能武器作战运用关在道德和法律的“笼子”里。

第一，人故意为之还是无人智能武器失误。

从法理角度讲，任何过失性致命行为的追责，无论是在民事还是在军事领域，都应该有清晰的责任链条才能实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地雷、激光武器等传统非智能武器，在使用过程中出现滥杀、误杀、过度杀伤等人道主义灾难时，绝大多数都是人为造成的，而非武器自身故障。不管使用者如何辩解都难辞其咎，因而主要追究使用者这个责任主体。

无人智能武器由于具有一定的自主决策和行动能力，且其内在运行机制非常复杂，超出设计者和使用者预期，出现各种问题的概率大为增加。以深度学习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具有“黑箱效应”，使得无人智能武器很可能因算法故障、数据污染、网电干扰，甚至因“自作主张”等，导致敌我不分、过失杀人等失控现象。这就需要从底层一一搞清无人智能武器失控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以此辨别其错误行为是人授意还是它“自己”所为，从而揪出“幕后真凶”。

如果事故是由人指挥控制无人智能武器做的，第一责任人自然是使用者；如果是无人智能武器“自己”做的，由于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行为主体，因而需要对所有涉事人员进行追责。责任主体很可能不是事故发生时无人智能武器的操控者，而是在时空上均远离现场的其他相关人员，因为在无人智能武器研发、作战规则制定、作战任务规划、武器系统调试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事故。这就需要前移伦理法理追责的关注点，从无人智能武器的操控者、指挥者到生产者、设计者等都可能面临追责，甚至需要同时追究多方面人员责任。

以往战争法条款通常是单一责任主体，只追究武器使用者的责任，而不会追究武器设计者、生产者等非战斗人员的责任。在智能化时代，需要针对无人智能武器大量走向战场的实际，有针对性地拓展战争法相关条款。在无人智能武器研发、生产、调试、部署、运用等各个环节，因人为因素而造成无辜伤亡，涉及人员都不能豁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是否充分评估无人智能武器的风险。

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规定，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时，国家有义务按照国际法确定该新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的使用是否违反国际法，风险评估和减小风险的措施，应成为任何武器系统设计、发展、测试和部署周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智能武器作战运用风险远大于传统非智能武器，应把因未对其进行充分风险评估而导致事故，作为重要追责事项之一。应基于“负责任的人工智能”理念，建立无人智能武器风险评估机制和专门力量，在无人智能武器研发、生产、运用过程中，加强对其合法性、稳定性、可靠性和透明性的全面评估，减少其事故概率以及由此造成的意外伤害和附带损害。2007年，英军发现投入阿富汗战场的“硫碘石”智能导弹，可能会把校车里的学生误认为乘坐卡车的叛乱分子，不得不紧急召回并对其导弹头和制导软件进行改进。

无人智能武器风险评估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条。一是算法和数据安全评估。开发自动化测试技术、工具、样本集，模拟敌方数据污染、算法欺骗等攻击手段对己方无人智能武器实施攻击，评估其算法可靠性、数据安全性和各种可能的失控情形。二是虚拟环境评估。模拟复杂战场环境，创设数字化试验环境，在各种虚拟作战场景中对无人智能武器进行大样本遍历式试验，以战争预实践方式评估其伦理法理风险。三是实际环境评估。在日常军事演练和作战实验中反复对无人智能武器进行试验，充分评估其实战运用中的伦理法理风险。

第三，是否预置采取必要的技术防护措施。

只要人们普遍认定无人智能武器本身存在较大的不可靠性，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预防措施来防患于未然。作为无人智能武器的设计者，有责任同步研发预防无人智能武器失控的各种技术手段，作为解决其伦理法理问题的重要一环。

这些技术预防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一是在无人智能武器控制软件中加入伦理法理控制程序来限制其行为。例如，为无人智能武器配备“道德适配器”程序，使其具有类似人类悔恨、同情、内疚等“情绪”，有意识地去匹配火力打击强度与目标失能最低要求，力求符合战争法中的比例原则。二是在无人智能武器控制软件外附加植入独立的自毁模块，作为预防失控的保底手段。在无人智能武器正式启用前，就设置好这种“后门”式自毁模块。一旦其失控，操作人员可不受外部环境影响或无人智能武器自身阻止立即启动自毁，使其不可逆转地彻底死机或殉爆。三是为无人智能武器配备摄像、录音等取证工具。通过全程记录无人智能武器作战时的行为，尤其是开火瞬间的具体细节，并存入自身数据库或回传后方。一旦出现事故，就可采取“录像回放”办法，为追究责任提供直接依据。

第四，是否制定合理的伦理法理约束规则。

美国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为确保机器人行为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制定了一套名为“机器人三定律”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无人智能武器是战斗机器人，而非用于生产生活的民用机器人，“机器人三定律”对其明显不适用，需要专门制定相应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保护准则。

现代战争法主要有必要原则、人道原则、区别原则、限制原则、比例原则和诚信原则等。例如，区别原则，要求攻击行为仅限于军事目标，不得将平民作为攻击对象。比例原则，强调作战手段的相称和适度。形象地说，就是不能因为别人偷了你家的一只鸡，你就烧了别人家的房子。无人智能武器要符合以上六项战争法基本原则，至少应做到三点：服从人，不可更改依附于人的程序，“一切行动听指挥”，不能脱离使用者约束而滥施暴行；尊重人，将人与其他物体严格区分开来，不能不加区别地一毁了之；保护人，能够适时中止和限制使用暴力，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置人于死地。这其中，谨慎授予开火权是避免无人智能武器“失手闯祸”的关键。这就需要正确划定无人智能武器的作战区域、运用时机和开火条件，形成一系列具体的作战运用规则，既要发挥无人智能武器观察判断快于人的速度优势，避免因开火慢于对手而贻误战机，又要防止其作出错误决策导致“鲁莽”行动带来严重后果。

这些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条。一是区分环境复杂度灵活授权。在敌我和平民目标混杂的作战区域，无人智能武器难以识别敌我和判断目标性质时，应采取“人在回路中”指挥控制模式，由人决定是否开火；在环境背景比较干净，确信没有己方和平民目标的作战区域，可采取“人在回路外”指挥控制模式，让无人智能武器自主决定，选择最有利时机开火。二是当无法判断目标对象意图和威胁程度时，开火前必须警示。例如，在边境线执行警戒任务的无人值守机器人面对擅自入境的不明身份人员，在正式开火前应至少发出三次警告给其机会离境。三是尽量为无人智能武器配备使用非致命弹药。这些非致命弹药不是用来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是使敌人暂时失去战斗力，且尽量不造成永久性伤害。四是精确选择目标打击部位。当无人智能武器攻击有人装备时，应尽量选择瞄准打击敌有人装备中易损但又不易造成其载员伤亡的部位，既能消除敌威胁，又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

自行火炮：现代陆战体系的火力中坚

在现代陆战体系中，自行火炮承担着远程火力压制、阵地攻坚、火力遮断、战场支援、反装甲作战等核心任务，是联合作战中衡量陆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性装备。

历经百年发展

自行火炮是将火炮武器、车载底盘、动力系统、防护装置与信息化指控单元深度集成的一体化装甲火力装备。区别于传统牵引火炮需要外部牵引、阵地构筑、人力操瞄的作战模式，自行火炮可快速完成阵地转换、火力打击、撤离转移全流程作战动作，满足机械化战争的战术需求。

一战后期，伴随装甲底盘技术的初步成熟，各国开始尝试将火炮与机动底盘结合，诞生了自行火炮的雏形装备，但结构简单、防护薄弱、火力精度不足。二战是自行火炮规模化发展的关键阶段，逐步形成功能明确的装备体系，广泛应用于阵地攻防、装甲突击、纵深火力支援等作战场景。冷战时期，伴随火控技术、装甲防护技术的进步，自行火炮进入高速迭代期，实现了火力、防护、机动三大核心性能的全面跃升，自动化操瞄、封闭式炮塔、复合防护结构成为主流设计，逐步摆脱简易改装模式，发展为专业化主战装备。

进入21世纪，信息化战争形态加速普及，自行火炮告别单一火力打击定位，融入战场信息体系，实现了从“机械火力平台”向“信息化火力终端”的转型，具备态势感知、信息共享、协同打击、快速反应等多元能力，适配全域、立体、体系化现代陆战需求。

按机动底盘划分，主要分为履带式与轮式两大类别。按作战功能划分，可分为自行榴弹炮、自行加榴炮、自行反坦克炮、自行迫击炮等品类。其中自行加榴炮兼具榴弹炮曲射覆盖与加农炮平射攻坚的优势，适配多元战场打击任务，是当前装备规模最大、通用性最强的主力型号；自行迫击炮侧重近距离、隐蔽性火力支援，适配山地、城市巷战等复杂场景；自行反坦克炮主打精准平射反装甲作战，是地面反装甲的重要补充力量。

核心技术支撑机动作战

现代自行火炮已形成机械化、信息化、集成化的完备配置体系，核心技术装备由四大系统构成。

一是火力打击系统，以大口径身管火炮为核心，搭配模块化弹药体系，可发射杀伤爆破弹、远程底排弹、精确制导炮弹、末敏弹、特种弹等多型弹药，兼顾面状压制、点状精准打击、特种作战等多元需求，射程、精度、毁伤效能持续提升。二是机动承载系统，采用高强度专用底盘、可调式悬挂结构，兼顾承载能力与越野性能，动力系统功率充沛，可适配战场快速机动与复杂地形通行，轮式型号还可适配公路、平原快速机动，满足全域部署需求。三是自动化操瞄装填系统，集成液压调炮、自动供输弹、弹道解算设备，实现调炮、装填、击发、复位全流程自动化，大幅提升射速与打击精度，降低人工操作强度。四是信息化指控系统，搭载卫星导航、惯性定位、火控计算机等设备，可实时接入联合作战信息网络，自动接收目标参数、修正弹道误差、同步战场态势，摆脱传统火炮对前沿观测、人工测算的依赖。

依托上述技术装备，相较于传统牵引火炮，自行火炮的核心优势集中体现在机动、生存、响应、适配四大维度，满足现代机动作战的核心需求。

一是战略战术机动性突出。依托一体化车载底盘，无需外部牵引保障，可自主完成战场机动、阵地转移。履带式型号适配复杂野战地形，轮式型号可实现快速全域机动，大幅缩短阵地展开与撤离时间，有效规避敌方反火力打击，实现“打了就跑”的游击式火力作战。二是战场生存能力显著提升。封闭式装甲车体可有效抵御轻武器、炮弹破片和爆炸冲击波，为操作人员、车载设备提供可靠防护。三是作战响应高效精准。现代自行火炮集成自动化操瞄、快速装弹、火控解算系统，摒弃传统人工测算、人工装填的烦琐流程，大幅缩短火力准备时间，可快速完成目标锁定、参数修正、火力打击。四是体系适配性极强。可伴随装甲集群、机械化步兵同步推进，提供实时伴随火力支援，填补部队推进过程中的火力空白，同时可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接收卫星、无人机、前沿侦察单元的目标信息，实现协同精准打击。

持续彰显实战价值

现代战争正加速向智能化、全域化、体系化演进，战场对抗节奏更快、打击精度更高、体系融合更深，对陆军火力装备的快速响应、精准打击、全域适配、体系协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自行火炮作为陆战核心火力装备，正摆脱传统机械装备的发展局限，朝着精准化、轻量化、智能化、模块化、无人化方向持续迭代，全面适配未来联合作战需求。

精准化与远程化是核心能力升级的基础方向。现代战场对火力打击的精准度、覆盖范围要求持续提升，传统面状压制模式已无法适配高强度体系对抗。未来，自行火炮将持续优化身管工艺、弹道算法，升级精确制导弹药体系，大幅提升远程精准打击能力，实现对指挥所、装甲集群、防空阵地、纵深工事等关键目标的点对点精准毁伤，减少附带损伤。同时，通过优化弹药构型、采用增程技术，持续拓展有效打击射程，延伸陆军火力覆盖纵深，实现全域纵深火力压制。

轻量化与高机动化是全域作战的必然要求。为适配快速反应、应急机动、立体攻防作战需求，未来，自行火炮将广泛采用新型轻量化复合材料、一体化集成设计，在保障火力与防护性能的前提下，有效降低装备自重，提升战略投送能力与战术机动能力。重型装备将进一步优化地形适配性，提升复杂战场通行效率；轻型轮式装备将朝着高机动、快部署、易投送方向升级，可依托运输机、直升机实现快速战略投送，适配全域快速部署、应急火力支援任务。

智能化与体系化是装备迭代的核心主线。未来，自行火炮将深度融入陆军智能化作战体系，升级智能火控、自主感知、协同作战模块，具备自动目标识别、智能弹道规划、自主火力协同、毁伤效果自主评估等能力。依托无人机、卫星、前沿侦察终端的信息支撑，实现“侦—控—打—评”全链路闭环作战，摆脱单一平台作战局限，实现多炮协同、跨域联动、体系打击。同时，简化操作流程，优化人机交互设计，降低人力依赖，提升复杂战场环境下的自主作战能力。

模块化与无人化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模块化设计可实现武器站、防护装置、信息化设备、动力系统的快速换装与升级迭代，根据不同作战场景灵活搭配装备配置，兼顾攻坚、压制、特种支援等多元任务需求，大幅提升装备通用化、多用途能力。随着无人自行火炮技术的持续成熟，无人化火力平台可适配高危战场环境，替代人员完成前沿火力打击、抵近压制、阵地警戒等任务，有效降低人员战场伤亡，成为未来陆战火力体系的重要补充力量。

飞越开国大典的东北老航校战机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展陈区，停放着两架历经岁月洗礼的战机：一架是机身厚重的C-46运输机，一架是线条凌厉的蚊式轰炸机。它们机身斑驳的蒙皮上，既有战火留下的痕迹，更镌刻着一段永载史册的荣耀——1949年10月1日，这两款战机作为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编队的重要组成，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这一历史性瞬间，不仅是人民空军的首次公开亮相，更是东北老航校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高光时刻，彰显着老航校人“开拓新路、勇于献身”的精神底色。

C-46运输机与蚊式轰炸机，两款诞生于二战时期的机型，有着截然不同的设计定位与战场履历，却因开国大典的神圣使命，与东北老航校结下不解之缘。C-46运输机由美国寇蒂斯·莱特公司研制，1940年首飞，是二战期间美军主力运输机之一。该机采用双发下单翼、全金属半硬壳结构，搭载两台普惠R-2800活塞发动机，起飞功率每台1490千瓦，最大平飞速度438公里/小时，实用升限8410米，航程可达3680公里，可搭载40余名士兵或4.5吨物资，凭借载重量大、航程远的优势，成为当时性能优异的运输机。

蚊式轰炸机由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研制，1940年首飞，采用木质机身、双发中单翼结构，搭载两台劳斯莱斯梅林活塞发动机，起飞功率每台895千瓦，最大平飞速度612公里/小时，实用升限11000米，航程2574公里，可携带炸弹、机枪等武器，兼具轰炸、侦察、截击等多种功能，因速度快、隐蔽性强，被誉为“木头奇迹”。

这两款战机能够翱翔在开国大典的蓝天上，背后离不开东北老航校的艰辛付出与坚实支撑。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吉林通化正式成立。作为我党我军第一所航空学校，老航校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为人民空军培养骨干力量、奠定航空事业基础的使命。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一批C-46、蚊式飞机被我方缴获或由起义人员驾驶而来，成为老航校补充的重要装备，也为开国大典空中受阅埋下了伏笔。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决定，开国大典举行隆重阅兵，军委航空局受命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东北老航校培养的航空骨干肩上——当时参加受阅的飞行员中，林虎、孟琎、姚峻等一大批骨干，均是东北老航校精心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而受阅的C-46、蚊式飞机，更是由老航校的机务人员全程负责检修、调试，确保战机顺利升空。彼时，受阅任务紧迫，且受阅飞机型号繁杂、大多老旧，检修保障难度极大。

为确保受阅万无一失，东北老航校的机务人员迎难而上、精益求精。针对C-46运输机构造复杂、维修资料匮乏的难题，老航校美械班教员马龙章等人主动担当，在没有完整实物和教材的情况下，做成起落架、方向舵等五种模型，采用“小先生”互教制，快速培训出一批C-46机务维护人员，为受阅飞机保障奠定了基础。

蚊式轰炸机木质机身易受损、发动机故障频发，机务人员便顶着烈日、冒着酷暑，手工修补机身蒙皮，用简易工具排查发动机故障，甚至通宵达旦调试战机，每一颗螺丝、每一处线路都反复检查，确保战机处于最佳状态。老航校的飞行员们更是刻苦训练，他们大多没有受阅飞行经验，且受阅编队为混合机型编队，队形保持、航线精准度要求极高，须反复进行分练、合练，模拟飞越天安门广场的场景。还要克服机型差异、气象变化等诸多困难，只为在开国大典上展现人民空军的精神风貌。

1949年10月1日下午4时35分，随着指令的下达，17架受阅飞机从北平南苑机场依次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后，向着天安门广场飞去。其中，2架蚊式轰炸机组成第4分队，以“一”字队形翱翔蓝天，由邓仲卿率领；3架C-46运输机组成第5分队，以“品”字队形紧随其后，由刘善本率领。两款战机轰鸣着飞越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尤为值得铭记的是，包括部分蚊式、P-51战机在内的4架飞机，还带着实弹参加受阅，肩负着受阅与防空作战的双重任务，这在世界阅兵史上前所未有，彰显着老航校培养的航空健儿的担当与勇气。当战机编队掠过天安门广场时，地面群众欢呼雀跃，战机轰鸣声与群众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成为新中国诞生之初最震撼人心的交响。由于编队衔接巧妙，9架P-51战机通过天安门后折返再次受阅，群众误以为有26架飞机受阅，成为一段流传至今的佳话。

用律动编织公共文化互动空间

在传统观念中，图书馆常被想象成博尔赫斯笔下那座静谧无声的知识天堂——除了纸张翻动的沙沙声，这里似乎与城市的喧闹天然绝缘。然而，漫步于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的街头，会发现这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音乐之城”，正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公共图书馆的空间形态与社会功能。知识的传递不再局限于纸质文本的视觉接收，听觉与律动正成为连接市民、重塑社区的核心媒介。以2026年“新西兰音乐月”为契机，一项名为《塔马基·马考劳的声音》的文化倡议，将奥克兰市议会下辖的图书馆与各类社区空间，编织成一个立体的公共文化互动空间，使各个族群的多元文化、历史记忆与日常交往在社区空间中彼此连接。

让城市记忆被听见

在奥克兰，城市记忆不止藏于宏大的历史叙事，更交织在20世纪40年代的爵士乐、80年代的朋克演出，21世纪初的爆满音乐会中，不同年代的音乐书写了城市文化的变迁史。奥克兰议会图书馆系统推出了“古拉遗产线上平台”。这个以毛利语“珍宝”（kura）命名的数据库，对家族和地方史进行数字化的收录与索引，使那些曾流传于社区的民谣、礼堂里的民众歌咏、普通市民自制的录音影像，以及亲历者、组织者和观众的故事，被正式纳入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让过往的律动得以永久保存和随时查阅。

如果说数字平台是记忆的骨架，线下展陈则赋予记忆以血肉的温度。在中央城市图书馆的遗产展陈区，《安可！》与《我当时就在现场！》两个展览，正是一次让城市文化记忆“活起来”的生动实践。展览通过视听再造，打造全方位的沉浸式体验。可以一边聆听曾在这些场馆演出的精选原声，一边在展柜中观赏奥克兰市政厅、水晶宫、酒吧，以及西泉体育场、奥克兰公园和阿尔伯特公园户外舞台等标志性场所的实物收藏，包括各类音乐录音材料、文献、手稿和印刷品。甚至可以在互动地图上标记自己的音乐回忆，阅读音乐记者与5位本土艺术家的深度访谈，回家后还能继续收听相关播客，了解那些塑造奥克兰舞曲音乐场景的制作人和推广人的故事。城市文化从纸面跃入声波，完成向真实声景的华丽转换。当经典的旋律在展厅响起，过往现场的欢呼、拥挤与肢体碰撞仿佛扑面而来。今天的读者看着老海报、听着旧唱片、读着乐迷的日记，仿佛重返那些难忘的夜晚，踏入过往的音乐现场。图书馆借由这种视听再造，让过去与现在的人们在同一段旋律中不期而遇，让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不仅被看见，更真真切切地被听见、被接续。

让艺术回归普通人

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不止于地标性的大剧院，更体现为公共资源能否为普通人的创造力提供土壤。然而，在惯常的演出市场中，观众需要支付不菲的票价、遵循严格的观演礼仪、在固定的座位上正襟危坐——这种仪式感，恰恰将许多人与艺术隔离开来。奥克兰的公共图书馆体系，正试图打破这堵无形之墙。

实现这一转变的第一步是降低参与的门槛。音乐月期间，市议会发起的“站起来，脱颖而出”项目，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提供了重要路径。在图普青年图书馆、街角公园等社区空间，新兴艺术家的展演没有高昂票价，也没有准入门槛。市民在日常通勤中，就能在社区空间听到原汁原味的本土音乐。在午休间隙，中央城市图书馆的馆员们也拿起设备，接管音响系统，播放经典黑胶唱片，唤醒珍藏档案中沉睡的音符和故事。

第二步是重塑演出的空间与氛围，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中央城市图书馆推出的《回望过去，展望未来现场演出》系列，则借鉴了著名的“小桌音乐会”微型音乐会模式。在为期3年的13场演出中，知名乐队在书架间演奏民谣、嘻哈、爵士等多种类型的音乐。不插电的表演营造出温和、私密的氛围，观众可以随意地站着、靠着，甚至坐在地上来欣赏音乐。其中，音乐家和词曲作者的轻松对谈，也剥离了商业演唱会的景观化包装，让艺术回归交流本身。这种将优质资源“向下扎根”的策略，使图书馆和社区空间成为星罗棋布的文化节点。作为文化供给的末梢，它们敏锐地回应社区最真实的文化需求，源源不断地为城市输送艺术养分。

让陌生人因音乐而相遇

现代都市生活日趋“原子化”，人们承受着生活的高压，尤其是青年群体和特殊群体如孤独症患者等，更容易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社交上的疏离。如何通过文化活动重建连接？奥克兰公共图书馆试图通过低门槛的艺术参与促成社群共创，用音乐来创造相遇的理由。这种理念与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高度契合——共同的身体在场，共享的关注焦点、情感连接，最终生产出群体的情感能量。

翻开各区图书馆的活动日程表，强互动的音乐体验占据了主导。在蒙特艾伯特图书馆，每月举办的“尤克里里即兴演奏”为参与者提供免费乐器和基础和弦教学，哪怕你从未弹过琴，也能坐下来与陌生人合奏一曲；沃克沃斯图书馆和塔卡普纳图书馆的“社区合唱”活动宣称：无需试镜，无需经验，欢迎任何喜欢音乐的居民；布洛克豪斯湾图书馆邀请市民亲手制作铃鼓和沙锤，鼓励居民在活动中用自己做的乐器演奏；埃文代尔图书馆则邀请了当地知名的家庭乐队，以轻松的现场互动，带动其他家庭一起享受音乐。

这些活动不追求极致的专业艺术水准，而是将音乐当作社交的媒介，使文化交往嵌入社区活动日常。素不相识的邻里，因合唱一首歌而有了交集；疲惫的都市人，在音乐分享中疗愈心灵。通过这种参与式体验，在无形中积聚了社区的认同感与凝聚力，为现代都市人开辟了一方免于孤独的精神栖息地。

让不同文化彼此致敬

奥克兰是全球最具文化多样性的城市之一，太平洋岛国裔、毛利裔、亚裔及欧洲裔等众多族群汇聚于此，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在此交织。如何让不同文化从“并存”走向“共鸣”？奥克兰的公共图书馆以音乐为媒介，让多元文化在共享的社区空间中彼此看见、彼此聆听。

在中央城市图书馆，毛利裔的艺术家将传统的毛利乐器与现代电子迷幻律动相交织，带来了一场极具先锋色彩的演出。这不仅是一场跨界的听觉实验，更是原住民艺术家在现代都市空间中对传统文化的破旧立新。古老的部落回响与现代音符在此交汇，引发了跨越族群的深层共鸣。

同样平等的文化对话也发生在社区深处。在格伦因尼斯图书馆的“萨摩亚语言、音乐与烹饪工作坊”，岛屿部落的悠扬乐声与传统饮食相伴，参与者在多感官的沉浸体验中轻松交流，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对异域文化的深度接纳；而在亨德森的科马纳瓦剧院，由艺术家领衔的音乐项目，更是直接以全球乐器为媒介，致力于放大奥克兰移民和原住民社区多元声音和文化声景。在这里，不同族群的文化声轨不再是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亦非对立——它们以平等的姿态彼此致敬，最终汇聚成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多元交响。

从古拉遗产线上平台传来的历史回响，到社区图书馆里各个家庭音乐互动的节拍，奥克兰的公共图书馆早已超越传统文献借阅功能。线上资源的丰富，非但没有削弱线下空间的吸引力，反而在虚实交错中赋予了实体空间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者系郑州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

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建构与时代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我们党百余年奋斗的重大成果，也是新时代重大理论创新。从学理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学术表达，集中彰显了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的鲜明品格，三者相互支撑、彼此贯通、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核心特质，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关键支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学理基础。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三重特质，对于我们深化理论研究、强化话语自信、推进理论创新、服务强国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以原创性打破西方范式，重塑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表达的生命力所在，标志着我们在现代化理论领域摆脱追随西方、实现自主创新。其根本意义在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桎梏，跳出“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立足中国实践提出原创性概念、内涵与范式，实现现代化理论的范式革新。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体现为对西方现代化认知框架的根本突破。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内核、以对外扩张为历史路径，将自身模式包装为普适性标准，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超越这一框架，明确现代化并非西方专属，而是具有多样性道路、多样化形态的历史进程。中国以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以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实践改写人类现代化历史版图，用事实证明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全新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体现为理论内涵与标识性概念的系统创新。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全面系统阐释，提出的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与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均为立足中国实践、面向时代问题的原创性理论成果。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从基本国情、价值目标、发展方式、生态理念、国际路径等维度，形成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完整理论表达。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则从领导力量、道路方向、实践路径、世界贡献等层面，构建起逻辑严密、内涵清晰的原创理论体系，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与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创性植根于波澜壮阔的实践创新。新时代以来，中国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提高。这些前所未有的实践成果，为理论原创提供了坚实基础与鲜活素材，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来自实践、指导实践并经受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其原创性具有深厚实践根基与强大真理力量。

以主体性坚守中国立场，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根基

主体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表达的根本立场，彰显以我为主、立足中国、服务人民、赓续文明的理论自觉，坚持以中国实际为研究起点，坚守人民立场、中国道路与文明根脉，确保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立场、中国价值与中国气派。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主体性。西方现代化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目标，必然导致贫富分化、阶层对立、社会撕裂等深层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重要目标，彰显人民作为现代化主体的地位。这一价值主体性，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现代化，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人民性底色。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体现为坚持中国道路的实践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立足中国具体国情、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始终坚持自主探索发展路径，依据自身实际制定发展战略，在独立自主中推进现代化，以历史主动精神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体现出高度的实践主体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性体现为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沃土，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抛弃传统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和而不同等思想精髓，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文化滋养与精神支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文明根脉滋养理论创新，以现代精神促进传统文明转化，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鲜明的文明底蕴与精神独立性，筑牢了理论的文化主体性根基。

以体系性构建严密逻辑，完善现代化理论形态

体系性是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表达的成熟标志，指理论内涵完整、逻辑严密、结构清晰，实现本质规定、鲜明特征、战略布局、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形成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学理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体现为本质规定清晰明确。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构成理论体系的核心，层层递进、逻辑贯通：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根本保证，为现代化提供坚强领导力量；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道路方向，明确现代化的制度属性；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的实践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担当与文明贡献。本质规定则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朝着什么目标走、怎么走”的重大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体现为特征内涵的系统完整。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构成理论体系的主体骨架，人口规模巨大是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本质特征，彰显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发展要求，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底色，保障永续发展；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国际定位，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相互联系、有机统一，全面揭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属性与实践要求，形成完整的理论阐释框架。

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体现为战略布局的科学完备。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两步走”战略安排，清晰规划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实践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五项重大原则，形成从顶层设计到具体落实、从长远目标到当下任务的完整实践链条，确保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行稳致远。

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系性体现为内在逻辑的严密自洽。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为逻辑起点、以人民为中心为逻辑主线、“五位一体”建设为逻辑展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逻辑归宿，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贯通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维度，形成闭环式、贯通式的理论逻辑，成为系统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体系。

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的辩证统一与时代意义

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并非彼此孤立，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原创性以主体性为根基，脱离中国立场与人民需求的“原创”，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空想；主体性以原创性为支撑，没有理论创新的主体性，难以形成具有说服力与影响力的自主话语；体系性以原创性与主体性为内核，将理论创新与立场坚守固化为成熟规范的学术形态，使理论更具学理性、系统性与指导性。三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从理论层面看，以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为核心的学术表达，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核心支撑与范式引领，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长期垄断，提升了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走向成熟与完善。从实践层面看，这一理论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帮助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律，妥善应对风险挑战，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从世界层面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理论与实践，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新路径，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注入新动力。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学术表达的原创性、主体性、体系性，坚持守正创新、强化理论自觉、提升话语能力，不断丰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课题，把理论优势转化为实践优势、话语优势、发展优势，以高度的理论自信与学术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没有信誉，就不知道他在社会上如何立足。如同牛车（大车）缺少连接车辕与横木的輗，马车（小车）缺少固定车辕与马轭的軏，少了这两处关键连接销钉，车马便无法前行。孔子将“信”以“大车无輗，小车无軏”的形象比喻，不仅言近旨远地讲明了一个人重诺守信的重要性，也将其作为一个人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与根本遵循。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是孔子面对春秋乱世“礼崩乐坏”而发出的呐喊。这一时期，各诸侯国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背信弃义、相互征伐，以致社会动荡、人心离散，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遭受严重破坏。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谓：“《春秋》之中，弑君者三十六，亡国者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为改变无序的现实社会，开创私学，教育弟子“主忠信”，要求为政者“敬事而信”，以期建构“朋友信之”的理想社会。在孔子看来，“信”首先是个人修身以成君子的必备品格，主张“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将“信”视为达成君子人格的关键；其次，“信”是朋友相处以及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与人之间只有彼此守信，才能建立“朋友有信”的和谐社会秩序；最后，“信”是安邦治国的根本，认为“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为官从政者只有带头讲信，老百姓才会讲信、守信。如子贡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他将“民信”置于比粮食、军队还重要的地位。与之相反，若为官从政者言而无信、朝令夕改，就会失去百姓的信任，失掉民心，国家将会出现“民无信不立”的悲惨结局。“信”并非高高在上、空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个体安身立命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正常有序运转的内在支撑，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所在。

“信”是人格完善的内在精神需求，是儒家“修齐治平”人生价值追求的逻辑起点。其核心要义在于信守承诺、诚实不欺。一个人只有做到言行一致，才能赢得他人尊重与社会认可；反之，失信于人，终将丧失人格尊严，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即便身怀才学，也难成大业。《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始终将信作为修身的首要准则，无论身居高位还是退归林下都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退居洛阳十四载，潜心编撰《资治通鉴》，以笃实态度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但他在给宋神宗的《进书表》中，不夸大功绩、不掩饰艰辛，以恳切笔触如实陈述编撰历程，尽显其“不欺心、不欺人”的本色。他承诺照料恩人庞籍的孤儿寡母，数十年如一日，视其子女如己出，供其读书成家，从未食言。

“信”是社会正常有序的基础与保障。“信”如同社会运行的“润滑剂”与“黏合剂”，能够和谐关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促进人际和谐、邻里和睦、社会有序；反之，失信成风，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互不信任，以致相互欺诈、人心涣散，社会秩序必将一片混乱，其害不可胜言。《战国策・魏策一》记载魏文侯终生信守承诺，《资治通鉴・周纪》亦引述其事。他对待群臣百姓、下层官吏都是言而有信，以自身诚信引领社会风气。一次，他与管理山林的虞人约定打猎，但当日天降大雨，侍从纷纷劝阻，他却坚持冒雨赴约，向虞人致歉并取消约定。这一诚信之举，在魏国上下引发强烈反响，促进了魏国形成守信重诺的风气，让群臣同心、百姓归心，因之魏国成为三晋之首。《后汉书·董宣传》记载，董宣在任洛阳令时，面对权贵横行、百姓受欺的局面，他向百姓承诺整顿吏治、严惩不法。面对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仗势杀人、躲匿避罪，董宣不顾权势，亲自将其捉拿归案、依法定罪，即便面对汉光武帝问责，也始终坚守承诺、直言不讳，最终获“强项令”之称。这一举动震动洛阳，权贵收敛恶行，一时间社会秩序焕然一新。

为官从政者重信守诺，会得到民众的信任，实现国家的治理良性循环；反之，言而无信、朝令夕改，民众会无所适从。历史一再证明，“祸莫大于无信”。《汉书·黄霸传》记载，黄霸以诚信治国、实干安民，被班固称赞道：“自汉兴，言治民吏，以霸为首。”在任颍川郡太守时，他面对豪强称霸、百姓困苦的局面，承诺推行教化、重视农桑、严惩豪强，引导百姓讲信守信，结果颍川出现“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景象。《汉书·召信臣传》记载召信臣以诚信安民、稳固国本，被百姓尊为“召父”。他在任南阳郡太守时，面对水利落后、旱灾频发、百姓流离的困境，承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让百姓摆脱困苦。经过亲自勘察水源，组织百姓修建沟渠塘堰，解决了农业灌溉问题；通过劝农教耕、倡导节俭、严惩豪强，使百姓富足、社会安定。他用实干取信于民，兑现了对百姓的所有承诺，印证了以信治国的根本道理。

（作者系孔子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