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以真抓实干更好推动发展造福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真抓实干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要求，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党员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准。河南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既以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又在学习教育中进一步树牢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引导党员干部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坚持从严从实，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学习教育的目的是改造主观世界、指导客观实践，最忌流于形式，最怕学用脱节。河南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安排部署上“松一寸”，工作落实上就会“散一尺”。省委牢牢扛起对全省学习教育负总责的主体责任，第一时间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行动员安排，启动当天就印发工作提示，督促各级党委（党组）立即进入状态，先后9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进行部署推动。坚持以上率下细化学习教育“施工图”，省委常委班子认真制定学习教育工作清单，明确14项重点任务，带动各地各单位认真细化工作举措、健全推进机制，不折不扣抓好规定动作落实。为了加强精准指导、传导责任压力，省委先后分3个片区召开省辖市学习教育座谈会，分领域召开省直单位、省管企业、省管高校学习教育座谈会，针对性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分2批派出10个督导组对问题突出、推进不力的24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省委工作专班组建15个调研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先后4轮赴各省辖市、62家省直单位、38所省管高校、41户省管企业开展调研，推动立行立改解决问题724个。对学习教育中可能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早预判、早提醒、早防范，省委系统梳理6个方面41项形式主义及“低级红”“高级黑”潜在问题表现，指导各地各单位逐项对照、严防严控，不搞不必要的形式创新、不随意增加“自选动作”、不追求表面热闹，及时纠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学习教育的政治性和严肃性。

抓实学习研讨、夯实思想根基。学习教育，学是打头的、也是贯穿始终的。我们坚持把“深学”的要求一贯到底，通过党委（党组）“第一议题”、专题读书班、支部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持续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一周年之际，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将重温总书记重要讲话、回顾检视贯彻落实情况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展集体学习研讨，进一步明方向、查差距、增动力。焦裕禄是中央层面《典型案例》中9个正面典型之一，我们组织编写《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从档案看焦裕禄的政绩观》，组织领导干部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焦裕禄》，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最能触及灵魂、引发共鸣。我们召开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虚假政绩蠹政害民》；分级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选取省内70个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4类编印，分省管篇、市管篇分别提供给市厅级、县处级党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反躬自省。

敢于动真碰硬、聚力真查实改。查而不透，便不知症结所在；改而不净，必埋下复发病根。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涉及面广、新老问题交织等特点，需要上下协同、各方联动查摆。省委常委班子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带头查摆问题、制定问题清单，同时结合中央和省委巡视、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环保督察及有关省直部门反馈的问题，省级层面梳理并向各市反馈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386个，督促各地把问题查准查实查全。组织各地各单位对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发现的问题，以及违规利用公共资源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一步深查细照，及时更新问题清单。坚持抓机关带系统、抓本级带下级，组织12家与纠治政绩观偏差密切相关的省直部门，聚焦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的突出问题，省市县三级上下贯通共同抓好联动整改。“新官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我们坚持把集中整治这一突出问题作为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的重要切入口，召开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制定“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系统梳理23个具体问题表现，提出25条具体整治措施，抓实集中整治、带动整体整改。结合县乡党委领导班子换届，教育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既严防“新官不理旧账”，也要做到“现官不欠新账”。中央通报我省商务部门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导致数据造假等问题后，我们全面清理规范引进省外资金工作相关政策，同时举一反三，深化开展发改、财政、工信等领域数据造假问题整改整治，硬起手腕严控相关问题发生。

突出以学促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真抓实干推动发展造福人民进行全面再动员、系统再部署，以深学提升认识、转变作风，以真查找准问题、有的放矢，以实改促进实干、务求实效，不断开拓事业发展新局面。

在胸怀大局、落实国家战略上勇担使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摒弃本位主义、部门倾向、狭隘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凡事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动，努力在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作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承载地，我们研究制定推动河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河南省推动中部崛起“十五五”实施方案，在更高起点上建设“三基地、一枢纽”。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首倡地，出台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决定、建设幸福黄河三年行动方案，一体推进安澜黄河、生态黄河、新质黄河、惠民黄河、文化黄河建设，深入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黄河干流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我们着力加强核心水源区和干渠沿线生态治理，深化入库（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水土流失、石漠化治理，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立法，陶岔取水口水质持续稳定在Ⅱ类及以上标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我们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坚持向科技要粮、向管护要粮、向防控要粮、向市场要粮，在去年实现粮食增产7亿斤的基础上，全力打赢抗湿播种、促弱转壮、病虫防控、“三夏”攻坚4场硬仗，今年夏粮已丰收在仓，产量有望创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河南扬长补短、为国家发展大局作贡献的重要责任。以立法形式出台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接续实施年度重点任务和重点攻坚事项，研究制定“四枢纽、三支点”建设系列专项行动方案，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枢纽、消费商贸枢纽、要素配置枢纽、产业链接枢纽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融汇支点、对外贸易擢转支点、国际投资合作支点。

在勇挑大梁、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重大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既有效克服短期增长焦虑，防止急功近利、盲目蛮干，又秉持长期主义，保持战略定力，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说立行、紧抓快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坚定沿着高质量发展这条最优曲线、最佳路径前进。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实效用心，吃透用好中央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今年以来先后召开全省推动新一年良好开局动员部署会、二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会议、推动二季度全省经济持续向好动员部署会，科学决策、精准调度，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2%，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坚定不移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出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方案及13个配套行动计划，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产业发展大文章，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前5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2%，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2%、26.7%。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方面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精神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铁心、铁面、铁腕根治各类问题，另一方面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今年前5个月，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8.1%，降幅比前4个月增加0.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113.6天，同比增加18.1天。

在牢记宗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倾心倾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深入查摆纠正热衷“为己造势”、漠视“为民造福”，重经济发展、轻民生福祉等错误倾向，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努力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今年1—5月，全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75.4%，其中社保、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重点支出分别增长9.2%、10.2%、21.9%。就业是民生的头等大事，我们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城镇新增就业71.5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110万人的65%；特别是今年河南高校毕业生99.6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约占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的1/13，我们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502020”计划，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吸纳就业50万人、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招聘20万人、支持创新创业20万人。“一老一小”牵动千家万户，是党委政府牵挂的民生大事。我们从老年供餐服务“一餐热饭”抓起，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提升127家县级特困供养机构服务水平，完成1054个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建成1309个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为中度以上失能失智老年人发放和核销消费券71万张，带动养老消费10.6亿元；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试点，支持社区嵌入式托育等新模式发展，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94个。健康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我们持续深化三医协同发展与治理，接续推行“便民就医”补短板等举措，全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330项，与9省建立了省际互认机制，儿童健康“五小”专项行动惠及82.56万名儿童，老年健康“六健”专项行动为3.05万名失能老年人提供免费上门健康服务。

在守牢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上担当尽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戒慎恐惧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深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开展严打暴恐专项行动，稳妥做好涉民族、宗教等敏感工作，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固根本，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模式，抓好开展和谐社区建设行动等22项重点工作，制定基层治理单元任务要素清单，持续提升网格化治理效能；在去年招录5000名优秀高校毕业生担任乡村振兴协理员基础上，今年优化升级、扩面延伸，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2个专项计划，分别招录1万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强基层力量。坚持防早、抓小、排雷、拆弹多管齐下，有力有序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制定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实施办法，聚焦煤矿生产、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带头下矿井、巡河防、查漏洞、排风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针对群众信访居高不下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强化矛盾纠纷属地管理、源头防范和多元化解。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今年1—5月，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1.2%、15.9%，刑事、治安案件立案数分别下降18.7%、2.9%。

强化政治保证，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既要加强思想教育引导，也要健全制度机制、强化组织保障。我们坚持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持续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

树立鲜明导向。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我们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今年是河南省市县乡党委集中换届年，我们把换届作为配好班子、选好干部、树好导向的重要契机和关键举措，严格人选考察把关，严明换届纪律风气，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目前全省1731个乡镇党委、156个县（市、区）党委换届圆满完成，对新一届党委书记实行全覆盖任职培训。着眼解决部分重要职能部门缺少专业型干部问题，今年以来为有关单位配备专业型副厅级领导干部34名，提升了班子整体功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方面，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今年以来为1654名党员干部澄清正名，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另一方面，常态化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及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硬起手腕对躺平者当头棒喝，推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在中原大地蔚然成风。

弘扬新风正气。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我们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推出“大别红营”研学品牌、《“90”后告诉90后》系列报道等，发布首批“河南楷模”，大力选树和弘扬“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王妙丽等先进典型，推动党员干部加强党性淬炼、强化务实担当。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制定《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作风树新风的若干规定》，持续深入实施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问题4个“十严禁”，特别是对违规吃喝问题露头就打、反复敲打、人人喊打。

严明纪律规矩。纪律是“紧箍咒”，更是“护身符”，标注了党员干部履职用权的底线和边界，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行动准绳。我们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严肃查处政绩观错位、数据造假、形象工程等典型案件，督促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开门抓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持续开展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接访包案、深入基层督导，紧盯县级以下主战场，深化开展问题起底整改行动，更好纠治顽瘴痼疾、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统筹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建立立行立改、专项整治、建章立制、长期整改4个任务清单，逐条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加强台账管理和工作调度，开展3轮实地督查，高质量完成集中整改阶段整改任务，慎终如始、始终如一抓好持续整改阶段任务落实。

新征程上，河南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行动坐标，大力弘扬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

“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深刻指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特质之一。这一优秀特质贯穿党的奋斗历程、理论创新和伟大实践中，是激励全党勇于担当、主动作为，跨越历史山河、不断铸就辉煌的强大力量。

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一以贯之的政治品格。中国共产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正是这份沉甸甸的使命，驱动我们党在顺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中确立中心任务，锚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系统思维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确保党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挺身而出，毅然扛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以科学理论指引，彻底扭转近代中国发展被动局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自觉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振兴中华民族的时代使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彻底打破外部封锁遏制，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坚实制度基础和物质根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以巨大政治勇气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从小岗村“大包干”一声惊雷，到深圳特区建设中“杀出一条血路”，我们党始终以主动求变的战略姿态把握发展机遇、化解发展难题。

进入新时代，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接踵而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使命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以道不变、志不改的战略定力切实担当起历史责任，赢得战略主动。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开启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战略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灵活机动、随机应变、临机决断，在因地制宜、因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主动。要以高度的历史主动和历史自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掌握主动。站稳人民立场，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提升战略思维，善从历史看现实、从全局看局部、从长远看当下，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真抓实干、拼搏进取，把使命扛在肩上，把主动握在手中，奋力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华章。

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走过了105年，依然保持着青春活力，奥秘就在于我们党能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是我们党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根本原因。

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最鲜明的品格”“最大的优势”到“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自我革命精神根植于对政党性质的深刻把握。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进性是我们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如果失去了先进性，党就不能保持先锋队的地位。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的，正所谓“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如果不把握好这一切，丢失了自己的特质，丢弃了自己的优势，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会走向反面，甚至会导致失败。因此，只有不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锤炼自身，才能够确保党的先进性，确保党永葆活力、永续坚强领导力。

自我革命精神根植于对初心使命的执着坚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宣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些都表明，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之外，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不私，而天下自公。”一个毫无私利、时刻坚守初心使命的政党，才有勇气进行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革命性锻造。

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荡涤尘埃、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100多年来，正是由于党具有敢于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从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及时纠正错误路线，转变战略策略，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面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了在与“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长期斗争的历史教训，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统一了全党思想，维护了全党团结，为党继续前进提供了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将这一战略方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和党的建设各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百余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敢于直面问题与挑战，始终保持并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刀刃向内革除自身病症、解决自身问题，我们党才能实现自我修复、才能永葆青春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依靠自我革命精神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和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并以“四个不容易”告诫全党：“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四个不容易”，是历史难题，也是党始终面临而又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对于如何破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打出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党内许多突出问题得到解决。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更需要发扬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增强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聚焦解决“六个如何始终”，标本兼治、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之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就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就要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党外监督贯通起来，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伟大自我革命保障和推动伟大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

重要言论

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在艰苦探索中实现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伟大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系统总结我们党创造的伟大成就，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华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进步事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为我们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全面认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从中汲取不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提供了科学指引。学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这段历史，就要准确把握这是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深入领会这一时期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建立植根中华大地、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人民愿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仅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而且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而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彻底改变了旧中国的落后面貌。

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党领导人民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建立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具体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不仅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4个五年计划，逐步建成了一批门类比较齐全的基础工业项目，涉及冶金、汽车、机械、煤炭、石油、电力、通信、化学、国防等领域，为国民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交通运输业取得许多“天堑变通途”的显著成就，全国除西藏自治区以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了铁路，全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党领导人民通过兴修水利、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培育推广良种、提倡科学种田，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生产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党决策和实施三线建设，不仅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改善了工业布局。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曾感慨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经过努力，我国不仅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逐步提高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不断改善，教育、卫生等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从1952年到1976年，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从65元、154元增加到131元、365元。从1949年到1976年，小学、中学、高等学校的在校生人数，分别从2439万、103.9万、11.7万发展到1.5亿、5836.5万、56.5万，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0％以上。从1949年到1976年，全国医院总数从2600家发展到7850家，全国人口的死亡率从20‰下降到7.25‰。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1949年仅为35岁，1975年提高到63.8岁。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重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在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的基础上，我国运动员的技术水平也有很大提高，这一时期共获得22项世界冠军，打破和超过171项世界纪录，向全世界展现了奋勇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党领导人民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并在建立必要的社会秩序后，对城乡基层政权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形成上下贯通、集中高效、具有高度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行政体系。这种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党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方针政策，推动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迈出较大步伐，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大家庭。党不断加强和扩大同各爱国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的通力合作，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有力地促进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我们党顺应历史大势，不失时机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开辟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进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艰辛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在开辟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实践中，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点的由初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形式。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通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的，步骤是从简单的共同劳动、具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临时互助组，到在共同劳动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的常年互助组，再到实行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最后到具有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民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地制宜采取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一般经过手工业生产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过渡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得以实现，创造了不由国家付出大批赎金，而是在相当一段时期让资本家继续从企业分得一部分红利和股息的办法，不仅有利于资本家接受改造，而且能继续发挥私营工商业在扩大生产、搞活流通、维持就业、增加税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群众拥护的情况下完成的，这是很难做到而确实做到了的事情。特别是争取到大多数民族资本家的有益配合，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为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内容。毛泽东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在党的八大召开前后，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党的八大召开前，毛泽东经过周密调查研究，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十大关系”，初步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明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强调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召开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成果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除了上面提到的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思想，党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等独创性理论成果。

比如，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提出生产关系的变革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坚持按劳分配；提出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改善人民生活与经济建设应当兼顾；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强调要处理好中央同地方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出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在企业内部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体制；等等。

又比如，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提出国家政治生活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提出要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提出要发展和巩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出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等等。

再比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提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提出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提出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等等。

这一时期，我们党根据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国家建设的新任务，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等方面也提出一系列新的方针。明确提出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倡议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两党为了民族和祖国的利益实现第三次合作。尤为重要的是，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步骤，设想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估计建设社会主义强国需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些重要思想和理论观点，体现了党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景象，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

我们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新中国彻底结束了鸦片战争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值此危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不仅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而且深刻塑造了二战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

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国胜利前夕，党正确分析国际形势，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基本外交方针。新中国一经成立，就以此为指导，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经过谈判，又与多个亚洲民族独立国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迈出了打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新中国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等重要会议，在通过协商解决国际争端，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等方面，日益显示重要作用，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争取到较为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也正是在这些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中，我国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的有力武器，不仅成为我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也逐渐在国际社会中被普遍接受，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通过战略调整打开对外工作新局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的世界冷战格局中，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坚决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有力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我国积极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同大批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国际上得到他们的支持。70年代初，党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推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党根据国际形势变化，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作出中国永远不称霸的庄严承诺。这个时期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打下良好基础。

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加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

我们党充分预见到在全国执政面临的新挑战，通过开展整风整党，加强党内教育，整顿基层党组织，提高党员条件，坚决惩治腐败，提高了党的领导水平，增强了党的纯洁性和全党的团结，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打江山不易，守江山更难。”难就难在取得政权后，面临着更多的诱惑和考验，可能丢掉自己的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告诫全党要有“进京赶考”的清醒认识，“决不当李自成”。也因为有这样的深刻忧思，新中国刚刚成立，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处理中央直属各部门和各级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犯党的纪律的行为，绝不容忍利用执政党地位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在人民中间树立起秉公执法、严惩腐败的形象。

坚决反对官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教育引导下，绝大多数党员能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使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但是，也有不少党员未能经受住诱惑，在“糖衣炮弹”的攻击面前打了败仗。为了防止不良作风特别是官僚主义的滋生蔓延，我们党接连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重点整顿干部作风，有针对性地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纠正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思想，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从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对全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普遍整顿，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关于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条件的教育。“三反”运动全面开展后，要求把“三反”运动同整党结合起来进行。1953年1月，党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结合整党建党及其他工作，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认真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党对官僚主义及其危害性的深刻认识。

深入探索执政党的建设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准确把握所处方位和使命任务的变化，既要求全党警惕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以功臣自居等情绪的滋长，也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尽快掌握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的全新本领。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党的八大突出强调反对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批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提出群众路线是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同时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要求“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强调“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并在新党章的党员义务方面增加“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等内容。毛泽东还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强调要大力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实践证明，这些成果对于党和国家的长远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望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能够更深理解“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更深感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从党的辉煌历史中汲取信心和力量，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不断创新基层统一战线工作方式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掌握规律、坚持原则、讲究方法”。《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要求“重视加强基层统一战线工作”，为新时代基层统战工作提供了遵循。当前，面对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基层统一战线工作，既是坚持党对统战工作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发挥统一战线法宝作用的重要举措。

越往基层走，统战工作的任务越具体。从工作范围和对象看，基层聚集了大量统一战线成员，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基本涵盖了新时代统战工作所有对象。不少人在县区、社区、园区、高校、科研院所等基层一线，思想观念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影响较大，同时流动性比较强。从工作使命看，基层统战工作与基层治理关系密切，都需要协调社会关系、调节利益矛盾，增进团结、促进和谐。同时，基层处于我们党团结联系党外人士的最前沿，是党外代表人士培养使用的重要源头。这些特点决定了基层统战工作必须更加注重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更加注重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同时，当前基层统战工作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如有的地方推进基层统战工作方法相对单一，有的思想政治引领的针对性、实效性有待增强，有的工作覆盖存在盲区、数字化手段运用不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迫切要求基层统战工作在方式方法上不断创新。

拓宽联系服务渠道，夯实工作根基。基层统战工作对象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复杂，且流动性较强，联系服务的难度较大。做好基层统战工作，必须立足基层实际，着力在摸清底数、分类联系、日常走访等环节下功夫，把联系服务工作做细做实。一是全面摸清统战工作对象底数。精准掌握辖区内各类统战工作对象的基本情况，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前提。可借助网格化管理体系，充分发挥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等基层力量的作用，通过入户走访、信息采集等方式，对辖区内各类统战对象进行全覆盖摸底。同时，建立动态更新的信息数据库，结合人口流动、就业变动等实际情况定期核实补充，确保数据准确可用，为精准联系服务提供可靠依据。二是针对不同群体实行分类联系。基层统战工作对象类型多、差异大，不同群体关注的问题、活动的空间、沟通的方式都不同。必须针对不同类型人员的特点，采取差异化的联系方式。如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可通过政企对接、纾困解难等方式加强联系；对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通过搭建建言献策、服务社会的平台来加强联系等。三是用好走访联系机制。日常走访是基层最常用也最有效的联系方式之一。当前，有的地方建立领导干部联系党外代表人士制度，有的推行常态化走访机制，明确联系对象、方式和频次，推动统战干部与统战成员经常见面、经常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利益诉求，在日常联系交往中增进理解认同。

丰富活动平台，增强工作吸引力。基层统战工作对象较为分散，与统战部门之间往往缺乏制度化的联系纽带，更要在贴近统战对象的地方搭建平台、创设载体，让统战成员参与进来、统战工作深入下去。一方面，活动平台要融入日常生活。基层的优势在于与统战工作对象距离近、接触多，平台只有建在身边，联系才能成为常态。有的地方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立统战之家、同心驿站等工作阵地，把统战工作的触角延伸到统战成员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活动内容要与统战工作对象的专业特长、实际需求等相结合。例如，有的地方以“坝坝会”“板凳会”等群众熟悉的方式开展政策宣讲和议事，有的地方组织“同心服务进社区”“统战人士公益行”等活动，回应统战对象的关切，引导统战成员发挥专业特长，让参与者在活动中感受到尊重、体会到价值，提升基层统战工作的灵活性有效性。

融入基层治理，汇聚共治合力。推动统战工作更好融入基层治理，既是拓展统战工作方式方法的重要路径，也是发挥统战优势服务基层治理的必然要求。基层治理需要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而统一战线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可以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各地在发挥统战优势、参与基层治理中探索出不少好的经验和做法。当前，有的地方邀请统战人士参与“社区发展智囊团”，协助社区发展规划决策；有的地方设立基层统战专家服务站，以“群众点单、工作站派单、专家接单、群众评单”的闭环机制，推动统战智力资源精准下沉基层；有的地方探索“需求+资源+服务”联动机制，引导统战资源精准服务基层需求，让各方面智慧在基层治理中充分涌流。同时，统一战线在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基层是各类矛盾问题的高发地带，需要把统战工作与矛盾化解有机结合起来。有的地方吸纳党外代表人士参与矛盾调处，发挥他们群众基础深、社会公信力强的优势；有的地方整合统战成员中的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等人才资源，综合运用政策宣讲、协商调解、帮扶救助等多种手段化解矛盾纠纷，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问题，更能在过程中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在维护基层和谐稳定中彰显统战工作的独特价值。

强化数字赋能，提升统战工作效能。统战工作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人在哪里，工作就要做到哪里。当前，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生活，信息传播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青年群体和网络人士的信息获取习惯与沟通偏好呈现出明显的数字化特征，这对统战工作传统的联系方式和引导手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做好基层统战工作，必须主动适应这种变化，善于将数字技术融入联系服务和思想引导各环节，以信息化手段拓展工作边界、增强工作实效。一方面，适应沟通习惯的变化，善于运用各类网络社交平台建立联系渠道，在平等的对话中增进了解、建立信任。统战干部应当提升网络沟通能力，熟悉和理解网络表达的特点和规律，善于运用网络语言开展交流互动，使联系工作更接地气、更有温度。另一方面，结合社会热点和统战成员关注的实际问题，以更加灵活、更加贴近的方式开展思想引导工作。可探索运用短视频、网络互动等形式，将思想引导融入日常的信息传播和话题讨论之中，善于通过网络平台收集和分析统战工作对象的思想动态和关切。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化手段是提升工作效能的重要工具，但面对面的沟通交流、有针对性的思想引导依然是基层统战工作不可替代的基本方式，应当坚持线上与线下协同发力，持续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实现工作效能的整体提升。

涉外法治实验室：在法律实务场景中提升专业能力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作为涉外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直接关系到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培养出一批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涉外法治人才”。近年来，我国企业出海规模迅速增长、质量大幅提高、步伐明显加快，涉外法治应用场景更加多元复杂，对法治人才的综合素养、专业能力和跨界视野提出了更高标准、更高要求，也暴露出涉外法治人才的严重不足。例如，截至2025年，我国具备办理涉外业务的律师为1.2万人，仅占全国83万律师的1.46%，可以从事“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业务和可以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独立办案的律师数量更少。跨境电商贸易、高技术产品出口、对外服务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等领域纠纷不断增多，急需一批精通国际经贸规则、熟悉知识产权跨境保护、掌握贸易救济机制的法治人才，为企业应对国际经贸争议、防范贸易风险提供专业支撑。可以说，涉外法治人才供给的短板，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涉外法治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经过数十年建设，我国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日趋完善，学科布局持续优化、培养体系不断健全，为涉外法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输送了大批专业法治人才。但对标企业出海的实务需求和新时代涉外法治建设要求，当前人才培养工作仍存在三方面突出短板。其一，学科专业与实践需求的适配性不足。一方面，现有涉外法治学科培养体系以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传统学科为主，较少培养“国别法”人才。而企业出海首先遇到的就是东道国的“国别法”，涉外法治人才首先需要熟悉不同法域的制度特征和法律运行逻辑，才能准确识别东道国法律风险、提供有针对性的法律意见。目前国内开设“国别法”特色专业、设立专门国别法治研究平台的高校数量有限，国别法人才培养供给相对薄弱。另一方面，法学相关新兴交叉学科较为滞后。在出海企业数据合规、高技术新能源专利诉讼等涉外法治新战场，相关人才还较为不足。其二，实战训练场景匮乏。外国法处于不同的文化和法律传统之下，学习者难以借助背景知识、生活经验和法律直觉，仅靠理论学习来准确理解其含义。国际争端解决往往涉及条约法、国际投资法和国际仲裁程序知识的复杂交织，高度依赖跨文化沟通，课堂讲授的效果较为有限，实战训练尤为重要。但目前，我国高校的相关实践平台数量还不多。其三，高水平应用型师资较为稀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要求教师既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拥有跨境合规、国际仲裁、涉外诉讼等一线实务经验。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同时兼具这些能力的教师数量明显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涉外法治实验室作为一种融合法治研究、法治实践与人才培养的创新平台，正在成为补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短板的重要探索方向。近年来，我国高校文科实验室建设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实验室是其中重点布局的方向之一。立足涉外法治建设实际需求，涉外法治实验室以全球区域国别法数据库为支撑，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数字技术为驱动，对接企业出海现实法律需求，引导学生主动汲取、融合法律、商业和科技知识，在法律实务场景中提升专业能力。

夯实“国别法”教学研究基础。在涉外商事审判、国际投资仲裁和企业跨境合规等法治实践中，判断东道国法律的具体含义与适用边界，往往直接决定案件的处理结果。针对“国别法”研究长期面临的资料分散、更新缓慢、获取成本高等困难，可依托检索增强生成、大语言模型等数字技术，智能化归集全球各国法治规制、司法判例、监管通报、行业标准等各类资源，整合形成可视化、动态化的“区域国别法世界地图”。系统实时更新各国法治制度修订、监管政策调整动态，全面呈现全球法治格局特征与区域规则差异。可组织学生参与规则梳理、条文比对、案例整理和风险归纳等基础性工作，帮助其系统认识不同法域的制度特征、监管重点和常见法律风险，逐步建立完整的“国别法”知识体系，持续夯实涉外法治理论基础与规则认知基础。

搭建智能化域外法查明系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当准据法为外国法时，法院、仲裁机构应当查明该外国法的内容。域外法查明是涉外案件法律适用的必经环节，也是涉外法治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企业出海面临的监管规则和平台政策变动频繁，对域外法查明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提出了很高要求。目前，我国高校在域外法查明教学方面，主要依靠人工检索，难以应对出海企业面临的监管规则和平台政策变动风险。可以基于师生共建的区域国别法数据库和中企出海典型案例库，开发并以学生为主训练垂类模型，探索打造智能化的域外法查明系统，将“国别法”、行业规则、执法动态和典型案件整合为可供检索、预警和研判的数据库，提供更为便捷的查明服务。

探索建设产业出海合规实验中心。企业出海涉及的合规问题日趋复杂，涵盖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劳动用工、环境法律等多个领域，涉外法治人才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了解产业、熟悉技术、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面向跨境电商、光伏锂电、人工智能应用、游戏短剧、工程承包等场景，可探索开发商标专利检索、平台政策比对、合同审查、供应链溯源、数据跨境评估、劳动用工和环境合规检测等系统。将系统的全链条功能融入教学体系，引导学生参与企业出海合规咨询和知识产权风险监测等实战任务。与有关科技企业合作，开展法律问答机器人、海外专利检索、权利要求解析、技术特征比对、侵权风险初筛和规避设计辅助算法等活动，培养兼具法学思维与科技应用能力的复合型法治人才。

完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的研究和教学平台。提升处理跨境商事纠纷的专业能力，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之一。可基于虚拟仿真和智能交互技术，搭建全覆盖、沉浸式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虚拟平台，覆盖跨境贸易、知识产权、海外投资等高频涉外纠纷场景，通过还原国际仲裁、涉外调解、跨境法务谈判全流程，支持学生以调解员、案件当事人、办案助理等多重身份开展沉浸式学习。依托智能化评价机制，精准评估学生法律适用、逻辑思辨、跨文化沟通、数字工具应用等综合能力，系统提升涉外法务实战素养，为新时代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和企业高水平出海提供更为坚实的人才保障。

法贵简当，使人易晓

“法贵简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或一事两端，可轻可重，吏得因缘为奸，非法意也。”“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我国古代立法者倡导的“法贵简当”，是传统法律文化中一项重要的立法理念和目标。所谓“简当”，就是条款简洁、规定恰当、内容明确，使人易知易守。历代围绕这一追求，在法律创制、法典编纂和法律传播等方面展开了持续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法律重在“简而能禁”、务实管用。商鞅在《商君书·说民》篇提出，“法详则刑繁，法简则刑省”。唐代开元元年，晋陵县尉杨相如在《时政疏》中提出：“法贵简而能禁，罚贵轻而必行。”所谓“简而能禁”，是指立法虽简明扼要，却能够为社会提供清晰的行为规范，真正起到禁奸止邪、定分止争的作用。

法律的繁简程度，应与社会发展程度相适应。“法贵简当”，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区，似乎法律条文越少越好，实则不然，其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法律的繁简程度应当和社会发展程度相匹配。战国初期，魏国李悝所撰的《法经》，被认为是最早的封建成文法，共分为六篇，分别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之中，前四篇以罪名归类，后两篇分司量刑标准与总则性规定，统摄了当时最主要的社会需求，篇目简要而主次分明，符合时代的要求。到唐代，社会经济繁荣、事务众多，《唐律疏议》以十二篇五百条的规模加以应对，条理分明，规范周详，被后世评价为“得古今之平”。这个“平”字，说的正是法律与社会之间恰当的匹配关系——精简而不粗陋，详备而不烦苛。可见，立法的繁简取舍，不能脱离所处时代的社会条件。

法律应当简明精当，不宜烦琐无序。晋代律学家杜预曾说：“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也就是说，法律是裁断是非的规矩绳墨，而非穷究义理的学术著作，因此条文不尚铺陈，语言不尚繁缛。北宋司马光也说“法制之设，贵于简要”。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学风中“清通简要”的要求也影响到立法，追求法律的抽象性和概念的精确性，不再依赖大段的描述性表达，律文大为精简，《北魏律》“取精用宏”、《北齐律》结构层次更为清晰。隋《开皇律》在此基础上继续精简，律文五百条，有“刑纲简要，疏而不失”之称。《大明律》更进一步，全律仅四百六十条，立法技术更为精细，体例更趋完善，在遣词造句上注重通俗晓畅。

法典编纂注重内在的逻辑性和实用性。“法贵简当”在法典编纂中有充分体现，那就是以精当的体例统摄复杂的内容，以相对有限的律文应对多变的社会生活，注重内在的逻辑性和实用性，实现“以简驭繁”。

建立总分有序的体例结构，是法典编纂实现“以简驭繁”的重要方式。《法经》首设六篇，末篇“具”篇在规定罪名与刑罚加减的同时，实际上承担了统领全典的功能。曹魏《新律》将“具”改为“刑名”置于律首，确立了“总则冠首、分则在后”的编纂格局。总则部分集中规定通用原则和基本概念，分则各篇便无需逐一重复，律文得以大量节省。《晋律》进一步将总则分为“刑名”“法例”两篇，《北齐律》合为“名例”，此体例为后世沿用。总则统领全典，在“断罪”“定罪”“量刑”等各个环节为分则提供统一的规范依据，大大减轻其余法律概念、法律规范设置的压力，使法典不是简单堆砌规则，而是形成了纲举目张的内在秩序。

以原则性规定弥补条文有限的不足，是法典实现“以简驭繁”的另一重要方式。《唐律疏议》在《名例》篇中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意思是，对律文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如果应当减轻处罚，就列举重罪的处罚规定，比照以决定轻案；如果应当加重处罚，就列举轻罪的处罚规定，比照以决定重案。这一原则使法典以有限的条文获得了较强的覆盖能力。各篇律文之后所附“疏议”对律意作进一步阐释，律文确立规范框架，疏议说明适用条件与范围，二者相互配合，避免了因条文简省而产生歧义。明清律除了其律文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更强之外，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律目系统，将部门与其所管事类对应起来，直接使得法典更为简明，实用性也更强。

简洁清晰的法律为官民知晓遵循创造条件。“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一方面，条文越是简当，传播便越容易，百姓知晓和遵守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方面，法律越是简明概括，条文背后蕴含的立法原意与适用尺度就越需要准确理解。历代围绕如何将法律传达到官民手中、理解立法原意，进行了大量探索。

法律条文越是简明概括，留给执法司法者的裁量空间往往就越大。如果官吏不通律意、不晓法理，那么非但不能“禁奸止邪”，反而可能因裁量失当而背离立法本意。因此，历代在追求“立法简当”的同时，始终重视确保官吏准确理解律意。例如，明清律典均设“讲读律令”专条，以法律形式要求各级官吏熟读律典、通晓律意。唐代早有“四善二十七最”考课之法，将“决断不滞，与夺合理”列为法曹官员的重要标准。《大明律·吏律·公式》规定，“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年终考校时，“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钱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将法律素养与职务考核直接挂钩，使学习法律成为不可推卸的职责。从唐代到明清，确保官吏通晓律令，始终是法律实施中的一项重要安排。

法律条文简当，便于口耳相传、记诵遵循，这给法律传播创造了必要条件。例如，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府州县及乡里设立“申明亭”，作为宣讲朝廷律令的固定场所，每月定期宣读律令，并在此调处纠纷、公示善恶，使法律宣教融入基层日常运转。与此同时，明代将律令宣讲融入礼制仪式。每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举行的“乡饮酒礼”专设“唱读律令”环节，“赞礼唱读律令，执事举律令案于堂之中。读律令者诣案前，北向立读，皆如扬觯仪。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读毕复位”。这使民众在参与公共礼仪的过程中获知法律内容。

我国古代“法贵简当”的传统，在法律创制、法典编纂和法律传播等方面留下了系统的经验，其中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让法律既周密又不烦琐，既规范又易遵行。这与今天针对法律制度的“密而不繁、有效管用”“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等要求，在方向上是相通的。古代立法者在制度繁简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对于当前如何在立法中兼顾周详与简便，如何在实施中让法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知晓和遵守，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智能经济新形态“新”在何处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以人工智能为重要驱动力的新阶段。智能经济不是数字经济的简单延伸，而是经济运行方式的一次重要变革。深入理解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新意所在，有助于把握这一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为培育新动能提供理论支撑。总的来看，智能经济的“新”主要体现在动力机制、要素体系、生产方式、产业组织与价值逻辑五个方面。

在动力机制上从赋能工具转向关键驱动。智能经济最明显的变化在于人工智能的角色定位发生了根本调整。此前的“人工智能+”行动主要将人工智能作为赋能工具，用于改造传统产业；而“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意味着人工智能从辅助性工具上升为驱动经济运行的关键力量。在智能经济中，人工智能具备自主感知、智能决策和自适应执行的能力，这些能力逐渐嵌入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即从依赖规模扩张转向依靠认知能力驱动。目前，具备多模态理解、复杂推理与智能体能力的大模型正深入参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催生出智能原生企业，为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正在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

在要素体系上从传统资源转向数据算力算法协同。农业经济时代，生产活动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要素；工业经济时代，生产活动以土地、资本等为核心要素；而智能经济时代，数据、算力、算法则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劳动对象发生了重要改变：互联网上的海量数据以及物理场景中的专有数据，成为可以被深度加工的新型生产资料。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可共享、自生长等特性，在使用过程中持续增值，是智能经济的基础资源。我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善的产业体系，数据总量位居全球前列，应用场景丰富。算力相当于智能经济的动力支撑，已成为继热力、电力、网力之后的新型基础设施。截至2026年一季度，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到每秒1882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位居全球前列。算法则决定了人工智能系统理解和处理信息的深度与广度。大模型的训练与部署对算力提出较高要求，需要适度超前建设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并同步带动能源、网络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升级。数据、算力、算法三者相互支撑、协同发力，构成了智能经济运行的基础框架，这是智能经济区别于工业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要素特征。

在生产方式上从被动执行转向人机智能协同。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智能经济在微观层面的集中体现。工业经济时代的机器被动执行指令，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技术充当流程优化的辅助工具，而智能经济中的人工智能具备了自主感知、学习、决策和持续进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变化，使得人工智能从被动执行指令的工具发展为能够自主决策的智能体，推动生产方式和生产函数发生深刻变化。具身智能机器人已在汽车压铸、电池生产等高精度场景中自主完成复杂任务，人机协同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在生产过程优化方面，不再主要依赖经验判断，而是基于实时数据流进行动态调优，形成智能生产的新模式。制造业正从传统的自动化流水线转向由人工智能赋能的柔性化、协同化生产，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多品种、小批量、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同时，人与机器的关系也在变化：机器不仅继续承担体力劳动，也开始分担复杂的脑力任务，逐步从工具转变为人类的工作伙伴，推动传统的人人协作模式向人机协同的新形态演进。这种从被动工具到主动伙伴的转变，使得人工智能真正嵌入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成为经济运行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产业组织上从线性链条转向网络化生态重构。智能经济在产业组织层面的变化体现为生态级的系统调整。数字化和网络化主要解决产业内部的连接与效率问题，而智能经济则打破了传统产业的线性关联与垂直边界，推动产业运行从要素驱动向协同驱动升级。智能经济并非独立于现有产业体系的新赛道，而是将智能能力深度嵌入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各个环节，催生出大量智能原生型的新业态新模式。例如，智能汽车不仅仅是单纯的交通工具，而是融合了自动驾驶算法、能源管理系统和出行服务生态的智能终端，从基础上改变了汽车产业链的价值分配格局。在微观组织形态上，智能经济催生了“一人公司”，依托多智能体协同系统，单人即可完成研发、生产、营销、售后全链条业务，效率可与数十人的传统团队相当。制造业中的“黑灯工厂”依托智能体自主决策能力实现24小时无人值守，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开源社区与共享平台的兴起促进了创新资源的广泛流动与重组，使产业组织从垂直分工走向网络化协作。生态级的产业重构，打破了传统产业的线性关联与垂直边界，推动产业运行从要素驱动向协同驱动转变，这是智能经济区别于数字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价值逻辑上从效率提高转向共创能力提升。智能经济最深层的变化在于经济系统价值创造逻辑的转变。数字经济主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提高信息流动效率来优化资源配置；而智能经济依托的是价值共创能力，推动经济系统从信息驱动向共创能力驱动转变。一方面，技术层面实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量子科技、生物制造、6G等前沿领域深度结合，技术供给与场景需求在互动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价值层面实现范式转换。智能技术加速向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核聚变、低空经济等新领域渗透，推动经济系统从行业分割、线性关联的价值链，走向跨界共创、网状协同的价值网络。价值创造不再局限于企业内部，而是在多元主体、动态组合的协作网络中实时进行。通用大模型可以复用在金融风控、医疗诊断、工业质检等多个领域，边际应用成本大幅下降，而创造的价值明显增长，边际成本递减效应突出。此外，人工智能发展还带来一系列新的工作任务，如数据治理、模型训练、算法部署、伦理治理等，由此衍生出大量新就业岗位，拓展了价值创造的新空间。智能经济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效率提升，驱动经济系统从信息驱动向共创能力驱动转变。

总之，智能经济新形态之“新”体现在动力机制、要素体系、生产方式、产业组织、价值逻辑的系统性、深层次转变。这一新形态的加速形成，将为拓展经济增长空间、挖掘经济发展潜力提供新的动能。当前，我国智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25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已达6.02亿人，形成了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面向未来，应继续深化对智能经济规律的认识，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迎接智能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

从抹茶出海看茶产业发展

今年以来，我国抹茶在国际市场迎来热销浪潮，出口数据一路走高，亮眼成绩成为我国农产品出海的一大亮点。2026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达1.4亿元，同比暴涨7.3倍；贵州铜仁抹茶出口量同比增长超40%，产品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2026中国抹茶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据全球总产量近七成，近5年产业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8.67%。曾经以原料茶出口为主的中国茶叶，如今凭借抹茶这一深加工产品风靡全球、持续爆单，是市场需求、产业供给与文化赋能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市场需求来看，健康消费、场景拓展、年轻风尚相互交织，成为抹茶走俏的外在推力。全球消费风向正向天然、健康、轻量化加速转变，抹茶保留茶叶完整的营养成分，零添加、抗氧化、温和提神的特性，契合当下健康养生的消费需求。在消费场景上，抹茶彻底打破传统茶叶“冲泡饮用、礼品收藏”的单一模式，有效实现全场景渗透。新茶饮、咖啡品牌纷纷推出抹茶系列爆款产品，成为门店引流主力；抹茶蛋糕、抹茶冰淇淋、抹茶坚果等休闲食品风靡消费市场；抹茶作为天然色素与风味剂，广泛应用于预制菜、代餐、保健品等食品工业。同时，抹茶依托鲜亮的视觉特质、仪式感的制作过程，适配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成为短视频平台热门打卡内容，牢牢抓住了年轻消费群体。

在产业供给层面，技术攻坚、标准建设、全链升级协同发力，成为抢占市场的内在支撑。茶叶是我国传统优势农业品类，长期以出口原料茶为主，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利润空间小。近年来，不少企业攻克色泽保留、细度控制等核心技术难题，引入智能化生产设备，建立严苛品控体系，多款产品顺利通过数百项国际农残检测，成功从低端代工转型为全球高端抹茶市场的重要供应商。浙江、贵州、四川、湖北等多地依托生态与农业优势，陆续出台抹茶生产、茶园管理等相关标准，搭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机制，打造特色抹茶产业集群，完善全链条配套体系，盘活了以往滞销的夏秋茶资源，让茶农实现全年稳定增收，茶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工业化转型。

从文化赋能角度，传承茶脉、业态创新、茶旅共生深度融合，成为品牌出海的独特优势。抹茶起源于中国，余杭径山作为宋代点茶文化发源地，传承千年禅茶文脉，径山茶宴更是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抹茶出海增添了独特魅力。抹茶以年轻化、潮流化的姿态，褪去了传统茶饮的厚重古韵，以时尚、简约、新潮的形象融入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让茶文化以更轻盈、更接地气的方式渗透大众生活，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一些地方深挖传统点茶技艺、禅茶文化，“禅茶剧本杀”“宋韵茶宴”等特色体验项目走红，茶旅融合、文化赋能，提升了国产抹茶在国际市场的辨识度与吸引力。

这场全民追捧的抹茶热潮，实际上是我国传统茶产业突破同质化瓶颈、拥抱年轻化消费、实现全产业链升级的生动缩影。《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促进“菜篮子”产业提质增效，推动蔬菜、水果、茶叶产业优质发展。抹茶爆单为我国传统茶产业提质增效、迈向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延伸产业链条、深挖产品价值，是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高品质抹茶背后是一整套农业、加工、食品安全和仓储系统。借鉴抹茶深加工的发展模式，积极延伸茶产业链条，打破“只卖鲜叶、只售原茶”的局限，持续强化科技创新，深耕茶叶深加工领域，围绕茶叶开发茶饮、茶点、茶日化等多元产品，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推动茶叶从初级农产品向高附加值深加工商品转变，让茶资源价值得到充分释放。

科技赋能、标准化生产，是茶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支撑。成立抹茶研究院，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联合科研院校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持续优化茶树品种、种植模式与加工工艺。逐步普及智慧茶园、智能化生产线，依托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实现茶园精细化管护，依靠精密加工装备稳定产品品质。搭建标准化生产体系，持续完善从茶园种植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条标准体系，以过硬品质全面接轨国际市场，推动中国茶产业逐步掌握行业话语权。

打造特色品牌、塑造强势IP，是茶产业走向全球的重要途径。依托千年茶文化底蕴，主动契合当下传播趋势和消费潮流，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用年轻化、潮流化的语言讲好中国茶故事，让厚重的茶文化以轻盈的方式走向大众、走向世界，打造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特质的中国茶叶品牌。结合茶旅融合、非遗研学、沉浸式体验等形式，生动讲好中国茶故事，推动更多中国农产品从原料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文化出海，打造径山抹茶、梵净抹茶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公共品牌与企业品牌。

促进三产融合、释放富民红利，是茶产业赋能乡村的必然选择。推动茶产业与文旅、手工、研学深度融合，打破产品边界，开发沉浸式体验场景、多元化文旅产品，依托抹茶产业串联起茶园观光、抹茶DIY、非遗研学等新业态，让茶叶成为强村富民、带动区域发展的支柱产业。同时，以茶兴旅、以旅促茶，带动乡村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产业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增添动能，真正实现一片叶子富裕一方百姓的产业价值。

当前，抹茶已成为我国茶产业延链补链、提质增值的重要赛道，更是推动茶产业转换发展动能、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的关键抓手。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标准体系为基石、以传统文化为底蕴，持续推动传统种养加工向全产业链、高附加值、国际化方向迈进，引领更多传统特色产业完成转型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动力。

协同发力扩大乡村消费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乡村消费是我国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潜在增长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多措并举扩大乡村消费”，并将其置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战略框架下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深刻认识扩大乡村消费的战略意义，全面落实扩大乡村消费的各项举措，对于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扩大乡村消费意义重大。乡村消费既是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体现，也是衡量农业农村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指标。充分释放乡村消费潜力，对于稳增长、促转型、惠民生具有多重意义。

扩大乡村消费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必然要求。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消费需求也从“有没有”转为“好不好”。当前，农村居民在住房改善、家用汽车、智能家电、文化娱乐、健康养老等领域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这是城乡融合发展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必然结果。要顺应这一趋势，通过改善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把农村居民的生活愿景变成具体的消费场景，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扩大乡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支撑。我国4.5亿左右的乡村常住人口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消费群体，广大乡村也是提振消费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受收入水平、消费环境、供给质量等因素制约，乡村消费潜力未能充分释放。2025年，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仅为13.6%，与农村人口的占比形成鲜明反差，乡村消费蕴含着巨大挖潜空间。推动农村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就是要打通城乡经济循环堵点，让乡村市场成为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支撑力量。

扩大乡村消费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引擎。在投资边际效益递减、外需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农村居民消费的增长对GDP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激活乡村消费市场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支点。乡村消费增速连续多年高于城镇，展现出强劲的增长韧性。要着力培育丰收市集、赛事演出等乡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在广袤乡村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

扩大乡村消费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消费差距。202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5869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0259元，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为1.77∶1，差距依然较为明显。为此，要将扩大乡村消费与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相结合，通过提升农村消费能力，逐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乡村消费市场活跃起来，农产品有了更畅通的销路，农村服务产业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农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将随之提升，从而形成城乡融合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良性循环。

扩大乡村消费的前提是农民增收。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直接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量和质。没有稳定增长的收入作保障，扩大乡村消费就是无源之水。《规划》将“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作为专门章节进行部署，并与扩大乡村消费紧密衔接，体现了对消费规律的深刻把握。

产业振兴是农民增收的根本之策。从全国看，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构成，这两项收入的增长都离不开产业支撑。要实施乡村特色产业提升行动，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通过产业链延伸提升附加值，让农民在产业链各环节分享增值收益。

就业优先是农民增收的稳定器。要完善农民工就业扶持政策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充分释放养老、家政、托幼、物流等社会服务领域就业潜力。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工增收的主要来源，“十五五”时期，要稳定和扩大外出务工规模，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民工就业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同时发展壮大县域经济，通过“雨露计划+”、乡村工匠培育工程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让农民在家门口有事做、有钱赚。

联农带农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机制。只有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条并分享增值收益，才能真正释放出巨大的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探索“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等模式，推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经验，通过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扩大乡村消费需要协同发力。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基础上，扩大乡村消费还应在消费供给、消费载体、消费业态等方面协同发力。

一是持续推动农民增收，增强农民消费能力。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增收，针对性提供就业创业服务，持续增加农村居民经营性和工资性收入。不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升农村居民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水平，增加转移性收入，消除农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二是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优化消费供给结构。支持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绿色建材向基层下沉，持续实施汽车下乡、家电下乡等政策，满足农民消费升级需求，同时健全农村废旧家电家具等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动绿色消费、循环消费。

三是规范发展农村电商和直播带货，激发消费新活力。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开展“数商兴农”。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培育农村电商人才，规范直播带货、视频展示等新型营销方式，加强电商平台和售后服务监管，让电商真正成为农民增收、乡村消费的新引擎。

四是完善农村商贸物流体系，实施县域商业提质增效行动。促进农产品产供销精准衔接，推进“千集万店”改造提升。加快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支持邮政、快递、供销、运输等企业共建共享末端配送网络。推动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构建城乡融合、辐射力强的商贸流通节点体系，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乡镇商贸综合体。推动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乡镇商贸中心、村级便利店提档升级，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五是拓展丰富消费场景，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扩大农村服务消费，培育乡村消费新场景新业态。创新探索适合农村居民的消费场景，依托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源，发展乡村民宿、农事体验、研学旅行等新业态，带动农村餐饮、住宿、购物等关联消费。拓展健康、养老、托幼等服务消费，满足农村“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的消费需求。

扩大乡村消费，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把优化供给、创新场景等作为关键举措，充分释放广大农民消费潜力，努力开创乡村消费繁荣发展新局面，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

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对新大众文艺的启示

前不久的一次社区读书会上，一位基层干部向我提问：为什么现在喜欢写作的人好像没有以前多了？我告诉他，不是写东西的人少了，而是创作方式变了。在互联网时代，短视频、直播、动漫、随手拍下的生活或者旅行片段，都是新大众文艺创作。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革命，更是让文艺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可以把创意随时转化为虚拟影像。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感召下，赵树理走上了大众文艺创作的道路，并进行了多方面颇为成功的实践。茅盾评价赵树理的小说：“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而当年赵树理的文艺实践就不仅仅局限于写作，他是个全才，写小说、编剧本、拉二胡、打快板、唱戏，被誉为“一个人能唱一台戏”。可以说，赵树理作为大众文艺的探索者与新时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从形式多样性上是一脉相承的。

赵树理的创作精神，核心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和“大众化”。他出身农民，了解农民，一辈子为农民写作。他不愿意做书斋作家、圈子作家，喜欢写老百姓爱看的通俗故事，拿到集市上摆地摊去卖。“人民性”和“大众化”，正是赵树理文艺创作的核心，这对于我们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作用。

“人民性”和“大众化”

赵树理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终极追求，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来到北京，和老舍等文艺名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并担任会刊《说说唱唱》的主编，这本曲艺刊物被确立为“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目的就是让识字的群众能看懂读懂，不识字的群众能说能唱。翻开中国文学史，民间文艺需求与经典创作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哪一部没有大量吸收民间说唱文学的养料？而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干脆直接选用了评书的简明口头语言。赵树理的朴素初心，就是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他的作品故事主人公是老百姓，读者和听众也是老百姓，创作立场与人民大众彻底结合。赵树理关心人民大众的生活改善和精神需求，自述创作主张两句话：“老百姓看得懂，政治上起作用。”这里的政治作用指的是社会进步作用。1943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创作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批评了旧社会包办婚姻的陈规陋习，在解放区推进了婚姻自由的新风气。作品既让老百姓拍手叫好，又推动了社会进步，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的人民民主、婚姻自由的新面貌得到了国际认可。

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激发了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带来了新大众文艺创作高潮。新大众文艺作为新时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其繁荣发展更要秉承赵树理创作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刻把握新大众文艺“人民性”和“大众化”。无论技术和平台如何发展，文艺创作的核心始终是人，表现的是人民大众的生活，电视剧《人世间》和《主角》的热播，正是以普通大众为表现主体和作品主角的时代要求和社会反映。同时，创作者本人也应认识到自我也是人民大众之一员，永远不能脱离这种血肉联系，就像周扬在1946年《解放日报》评论赵树理所说：“他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没有以旁观者的态度，或高高在上的态度来观察与描写农民。”

“精品意识”和“时代担当”

有人可能会问：大众化、通俗化，会不会降低艺术的格调？会不会只能出一些快餐式的作品，而诞生不了经典？

赵树理用他一生的创作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不单老百姓喜闻乐见，被转化为电影、戏曲、评书、连环画，也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在海外有上百种译本。茅盾、郭沫若等老一辈艺术家给予高度评价，这些作品至今仍被反复阅读、研究、改编。2025年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在太原举办，“重读赵树理”系列活动引发新的热潮。这就证明：为人民创作，不仅不会降低艺术品质，反而能锻造出真正有生命力、能传世的精品力作。

赵树理的精品意识体现在哪里？他常年吃住在乡下，与农民一起劳作，倾听群众心声，在老百姓当中寻找人物和故事。他善于运用评书、地方戏曲、快板等民间艺术形式，作品中满是生动鲜活的农民语言。他不是粗糙地“应付”大众，而是用最精湛的技艺去打磨老百姓看得懂的作品。他在《也算经验》中说：“要书写新的经验和生活，只能通过‘在群众中工作和在群众中生活’来获得。”正是这种深入生活的扎实功夫，才让他的作品既有泥土气息，又有艺术高度。他的每一部作品都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现实关切，既有艺术感染力，又有社会推动力。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恰恰是这种“不想”的纯粹，反而让他站上了文坛的高峰。

“精品意识”与“时代担当”是相辅相成的，新时代以来，脱贫攻坚、科技强国、生态文明、乡村振兴……这些重大主题也是亿万人民正在经历的火热生活。无数奋战在一线的干部群众，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生活环境的巨变，他们在基层的奋斗故事，都应该是新大众文艺关注和表现的主题，把镜头对准这些奋斗者，把笔触伸向这些新变化，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梦想挣扎、人性光辉，就能诞生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赵树理的创作告诉我们：最光辉的形象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日子里，最伟大的作品往往生长在人民大众的土壤里。从《我的阿勒泰》到《给阿嬷的情书》，都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因而成为新时代的精品力作。

“大众写”和“写大众”

赵树理生活的时代，创作主体主要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大众更多是“被服务”的对象。而今天，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读者也是作者，大众既是创作者，也是受众。这正是新大众文艺区别于传统大众文艺的显著特征。

新大众文艺的勃兴，首先体现在“素人写作”的活力空前。短视频平台每天有数百万条来自普通人的原创作品；网络文学站点日均新增投稿数以千计；社交媒体、音频社区让每个人都成为“内容生产者”。越来越多的非职业创作者提起笔来、举起手机记录生活，市井生活、柴米油盐里流淌出的文字和视频，扣动了千万读者的心弦。这不就是赵树理当年做的事情吗？只不过从前是毛笔写在纸张上，如今是手指划在手机屏上；从前是在集市上摆地摊去卖，如今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工具变了，场域变了，但内里的精神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样的把笔尖对准身边人的故事，一样的用自己听得懂、乡亲们也听得懂的语言来书写。

“大众写”意味着创作门槛的彻底打破，“写大众”意味着作品内容始终围绕着普通人的生活。这正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繁荣的标志。一个文化真正繁荣的时代，绝不是少数精英自娱自乐的时代，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都能参与创作、都能表达自我的时代。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已成为我国拉动文化消费、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些“新三样”的原创力量，恰恰来自数以百万计的网络作家、短视频创作者、游戏策划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素人出身。

当然，“大众写”也带来了新的课题：流量逻辑深刻影响着创作选题，同质化、猎奇化、低俗化的问题不容忽视，出现历史虚无主义、过度娱乐、炫富拜金等“爽文”“爽剧”不良倾向；人工智能“一键生成”文本、图像、视频都便捷，也带来版权伦理等风险。这些挑战，赵树理当年没有遇到过，但他的态度早已给出了方向——用精品意识去引导，用健康审美去涵养，用专业力量去提升。我们要像赵树理当年主编《说说唱唱》那样，既尊重群众的创造热情，又提供专业的引导和平台。“大众写”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营造一个既自由又健康、既活跃又有品位的创作生态。

2026年是赵树理诞辰120周年，我们重读赵树理，不只是重温那些经典篇章，更重要的是获得有益启示。让新大众文艺创作能少一些对流量的焦虑，多一些对生活的深耕；少一些对圈子的迷恋，多一些对大众的亲近，让文艺的根系在人民沃土中扎得更深，让新大众文艺开出更加绚烂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这是我们对赵树理最好的纪念。

（作者系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以真抓实干更好推动发展造福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总要求之一，真抓实干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内在要求，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党员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准。河南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既以真抓实干推动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又在学习教育中进一步树牢真抓实干的鲜明导向、引导党员干部锤炼真抓实干的能力作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坚持从严从实，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学习教育的目的是改造主观世界、指导客观实践，最忌流于形式，最怕学用脱节。河南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从一开始就严起来、实起来，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要求，持续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扛牢政治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安排部署上“松一寸”，工作落实上就会“散一尺”。省委牢牢扛起对全省学习教育负总责的主体责任，第一时间召开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行动员安排，启动当天就印发工作提示，督促各级党委（党组）立即进入状态，先后9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进行部署推动。坚持以上率下细化学习教育“施工图”，省委常委班子认真制定学习教育工作清单，明确14项重点任务，带动各地各单位认真细化工作举措、健全推进机制，不折不扣抓好规定动作落实。为了加强精准指导、传导责任压力，省委先后分3个片区召开省辖市学习教育座谈会，分领域召开省直单位、省管企业、省管高校学习教育座谈会，针对性提出工作要求。省委分2批派出10个督导组对问题突出、推进不力的24个地方和单位开展督导；省委工作专班组建15个调研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先后4轮赴各省辖市、62家省直单位、38所省管高校、41户省管企业开展调研，推动立行立改解决问题724个。对学习教育中可能出现的形式主义问题早预判、早提醒、早防范，省委系统梳理6个方面41项形式主义及“低级红”“高级黑”潜在问题表现，指导各地各单位逐项对照、严防严控，不搞不必要的形式创新、不随意增加“自选动作”、不追求表面热闹，及时纠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学习教育的政治性和严肃性。

抓实学习研讨、夯实思想根基。学习教育，学是打头的、也是贯穿始终的。我们坚持把“深学”的要求一贯到底，通过党委（党组）“第一议题”、专题读书班、支部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等形式，引导党员干部持续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一周年之际，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将重温总书记重要讲话、回顾检视贯彻落实情况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开展集体学习研讨，进一步明方向、查差距、增动力。焦裕禄是中央层面《典型案例》中9个正面典型之一，我们组织编写《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从档案看焦裕禄的政绩观》，组织领导干部集中观看沉浸式党性教育课程《您好，焦裕禄》，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把正确政绩观根植于心。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最能触及灵魂、引发共鸣。我们召开全省警示教育大会，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虚假政绩蠹政害民》；分级开展典型案例警示教育，选取省内70个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4类编印，分省管篇、市管篇分别提供给市厅级、县处级党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反躬自省。

敢于动真碰硬、聚力真查实改。查而不透，便不知症结所在；改而不净，必埋下复发病根。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具有涉及面广、新老问题交织等特点，需要上下协同、各方联动查摆。省委常委班子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带头查摆问题、制定问题清单，同时结合中央和省委巡视、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环保督察及有关省直部门反馈的问题，省级层面梳理并向各市反馈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386个，督促各地把问题查准查实查全。组织各地各单位对2025年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发现的问题，以及违规利用公共资源突出问题进行全面排查，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一步深查细照，及时更新问题清单。坚持抓机关带系统、抓本级带下级，组织12家与纠治政绩观偏差密切相关的省直部门，聚焦本行业本系统本领域的突出问题，省市县三级上下贯通共同抓好联动整改。“新官不理旧账”是政绩观偏差和错位的典型表现，我们坚持把集中整治这一突出问题作为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的重要切入口，召开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制定“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方案，系统梳理23个具体问题表现，提出25条具体整治措施，抓实集中整治、带动整体整改。结合县乡党委领导班子换届，教育引导各级领导班子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既严防“新官不理旧账”，也要做到“现官不欠新账”。中央通报我省商务部门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导致数据造假等问题后，我们全面清理规范引进省外资金工作相关政策，同时举一反三，深化开展发改、财政、工信等领域数据造假问题整改整治，硬起手腕严控相关问题发生。

突出以学促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以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真抓实干推动发展造福人民进行全面再动员、系统再部署，以深学提升认识、转变作风，以真查找准问题、有的放矢，以实改促进实干、务求实效，不断开拓事业发展新局面。

在胸怀大局、落实国家战略上勇担使命。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摒弃本位主义、部门倾向、狭隘观念，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凡事从政治上考量、在大局下行动，努力在服务全国大局中实现自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作为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承载地，我们研究制定推动河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奋勇争先三年行动方案（2026—2028年）、河南省推动中部崛起“十五五”实施方案，在更高起点上建设“三基地、一枢纽”。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首倡地，出台全面推进幸福河湖建设决定、建设幸福黄河三年行动方案，一体推进安澜黄河、生态黄河、新质黄河、惠民黄河、文化黄河建设，深入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黄河干流水质稳定达到Ⅱ类标准。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我们着力加强核心水源区和干渠沿线生态治理，深化入库（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和水土流失、石漠化治理，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河南段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质安全立法，陶岔取水口水质持续稳定在Ⅱ类及以上标准，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我们扛稳保障粮食安全重任，坚持向科技要粮、向管护要粮、向防控要粮、向市场要粮，在去年实现粮食增产7亿斤的基础上，全力打赢抗湿播种、促弱转壮、病虫防控、“三夏”攻坚4场硬仗，今年夏粮已丰收在仓，产量有望创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河南扬长补短、为国家发展大局作贡献的重要责任。以立法形式出台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接续实施年度重点任务和重点攻坚事项，研究制定“四枢纽、三支点”建设系列专项行动方案，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枢纽、消费商贸枢纽、要素配置枢纽、产业链接枢纽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融汇支点、对外贸易擢转支点、国际投资合作支点。

在勇挑大梁、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积极作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重大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来，既有效克服短期增长焦虑，防止急功近利、盲目蛮干，又秉持长期主义，保持战略定力，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说立行、紧抓快办，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坚定沿着高质量发展这条最优曲线、最佳路径前进。全力稳定经济运行，坚持抓扭提用力、逆跨顺用策、准实效用心，吃透用好中央出台的一揽子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今年以来先后召开全省推动新一年良好开局动员部署会、二季度全省重大项目建设工作会议、推动二季度全省经济持续向好动员部署会，科学决策、精准调度，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2%，高于全国0.2个百分点。坚定不移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在发展实体经济上，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主攻方向，出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方案及13个配套行动计划，统筹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产业发展大文章，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前5个月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2%，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3.2%、26.7%。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方面以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精神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以铁心、铁面、铁腕根治各类问题，另一方面抢抓绿色发展机遇，深入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绿色化改造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努力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以“含绿量”提升“含金量”。今年前5个月，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8.1%，降幅比前4个月增加0.2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省优良天数113.6天，同比增加18.1天。

在牢记宗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上倾心倾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理念，深入查摆纠正热衷“为己造势”、漠视“为民造福”，重经济发展、轻民生福祉等错误倾向，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努力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今年1—5月，全省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75.4%，其中社保、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重点支出分别增长9.2%、10.2%、21.9%。就业是民生的头等大事，我们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城镇新增就业71.5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110万人的65%；特别是今年河南高校毕业生99.6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约占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的1/13，我们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502020”计划，支持企业稳岗扩岗吸纳就业50万人、机关事业单位招录招聘20万人、支持创新创业20万人。“一老一小”牵动千家万户，是党委政府牵挂的民生大事。我们从老年供餐服务“一餐热饭”抓起，完善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持续提升127家县级特困供养机构服务水平，完成1054个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转型，建成1309个村级标准化养老服务站点，为中度以上失能失智老年人发放和核销消费券71万张，带动养老消费10.6亿元；积极推进托幼一体化试点，支持社区嵌入式托育等新模式发展，千人口托位数达到4.94个。健康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我们持续深化三医协同发展与治理，接续推行“便民就医”补短板等举措，全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330项，与9省建立了省际互认机制，儿童健康“五小”专项行动惠及82.56万名儿童，老年健康“六健”专项行动为3.05万名失能老年人提供免费上门健康服务。

在守牢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上担当尽责。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戒慎恐惧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坚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深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开展严打暴恐专项行动，稳妥做好涉民族、宗教等敏感工作，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固根本，抓好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五基四化”，深化运用“党建+网格+大数据”模式，抓好开展和谐社区建设行动等22项重点工作，制定基层治理单元任务要素清单，持续提升网格化治理效能；在去年招录5000名优秀高校毕业生担任乡村振兴协理员基础上，今年优化升级、扩面延伸，实施乡村振兴村级协理员、社区网格事务协理员2个专项计划，分别招录1万名优秀高校毕业生加强基层力量。坚持防早、抓小、排雷、拆弹多管齐下，有力有序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房地产等领域风险隐患，守住了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制定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实施办法，聚焦煤矿生产、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领导干部带头下矿井、巡河防、查漏洞、排风险，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针对群众信访居高不下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强化矛盾纠纷属地管理、源头防范和多元化解。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今年1—5月，全省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1.2%、15.9%，刑事、治安案件立案数分别下降18.7%、2.9%。

强化政治保证，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激励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既要加强思想教育引导，也要健全制度机制、强化组织保障。我们坚持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持续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

树立鲜明导向。用人导向最重要、最根本，也最管用。我们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大力选拔政治过硬、敢于担当、锐意改革、实绩突出、清正廉洁的干部，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今年是河南省市县乡党委集中换届年，我们把换届作为配好班子、选好干部、树好导向的重要契机和关键举措，严格人选考察把关，严明换届纪律风气，高标准高质量做好换届工作，目前全省1731个乡镇党委、156个县（市、区）党委换届圆满完成，对新一届党委书记实行全覆盖任职培训。着眼解决部分重要职能部门缺少专业型干部问题，今年以来为有关单位配备专业型副厅级领导干部34名，提升了班子整体功能。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一方面，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今年以来为1654名党员干部澄清正名，让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另一方面，常态化推动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及时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硬起手腕对躺平者当头棒喝，推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在中原大地蔚然成风。

弘扬新风正气。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我们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精神，推出“大别红营”研学品牌、《“90”后告诉90后》系列报道等，发布首批“河南楷模”，大力选树和弘扬“全国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王妙丽等先进典型，推动党员干部加强党性淬炼、强化务实担当。驰而不息纠治“四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制定《关于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进一步改作风树新风的若干规定》，持续深入实施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侵害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问题4个“十严禁”，特别是对违规吃喝问题露头就打、反复敲打、人人喊打。

严明纪律规矩。纪律是“紧箍咒”，更是“护身符”，标注了党员干部履职用权的底线和边界，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行动准绳。我们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严肃查处政绩观错位、数据造假、形象工程等典型案件，督促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开门抓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我们持续开展以脱贫攻坚精神大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接访包案、深入基层督导，紧盯县级以下主战场，深化开展问题起底整改行动，更好纠治顽瘴痼疾、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指导，统筹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建立立行立改、专项整治、建章立制、长期整改4个任务清单，逐条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加强台账管理和工作调度，开展3轮实地督查，高质量完成集中整改阶段整改任务，慎终如始、始终如一抓好持续整改阶段任务落实。

新征程上，河南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行动坐标，大力弘扬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着力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AI时代好作家不会消失

近期，看到某著名科幻作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自己创作的科幻作品，有一半以上篇幅是借助AI辅助完成的，引起了热议。文学的本质在于作家与读者情感的沟通，这也是文学作品亘古不变、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好作品都是作家用“血和泪”完成的，饱含着作家痛彻心扉的感受和体悟；高水平的叙述技巧、诗化语言就像一座座山峰，需要作家经过无数次尝试、无数次失败之后才能登顶。读者拿到作品后，可以通过文字感悟作家的情感，与他开展无声的灵魂对话。读完一部凝聚着作家心血和丰沛情感的好作品，可以与作家形成共鸣，情感得到抒发，灵魂受到触动，对世界和自然的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得到升华。理想的作家和理想的读者理应如此。然而，利用AI创作的作品是没有情感和灵魂的，如果说作家写出来的每个字都是“心血”，那么AI即刻输出的大段文字只算是没有营养的“自来水”。

在AI时代，似乎人人都可以借助大模型，随便输入几句指令，就能随意得到动辄上千字的所谓“作品”。照这个速度，如果人人参与的话，每天利用AI产生的“作品”真是可以用海量来形容了。但是，问题来了，这么多所谓的“作品”到底有多少价值？这些海量的文字给谁看？当一个事物变得没有门槛的时候，它本身的价值实际上就被消解了。人人都可以“生产”的AI“作品”，是没有价值的。

有人说，生成“作品”质量的关键是看输入的指令如何，指令的精准与否决定了产出文字水平的高低。作家创作水平的高低，现在主要体现在输入指令水平的比较上了。而有的作家连指令都是借助AI生成的，用AI指令生成的AI作品，更是没有价值的。

一个作家的成熟、成名，都是靠自己的生命体悟，加上深入思考和辛勤写作来一步步实现的。读者之所以会把好作家放在心上，就是因为好作家给他们带来了情感的共鸣。读者对作家的信任，都来源于此。作为作家，一定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如果看到别人都在用AI辅助创作，就好像看到一个作弊的竞争对手一样，心理不免失衡，那你是选择同样作弊还是选择坚守？作弊的对手可能会一时风光得意，但时间久了，最终无法再通过真诚的文字感动读者，肯定会被读者抛弃。而坚守初心，坚持用“心血”打动读者的作家，一定会得到读者持久的热爱。如果一个作家开始借助AI来创作，不经过自己的深刻思考，就产出一堆堆排山倒海的文字，这无异于欺骗读者的感情。

有人说，在AI时代作家这个职业将逐渐消失。我要说的是，消失的不会是好作家，消失的只会是偷懒的作家、借助AI创作的作家。

合成生物学：从“理解生命”到“设计生命”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合成生物学作为21世纪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变革性的前沿方向，正从“能构建”向“能设计”的范式深水区演进，其核心使命是在深刻认知生命系统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推动从“格物致知”到“造物致用”的跨越，进而为生物制造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科学原动力。当前，我国已将生物制造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在规模高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深层瓶颈正日益凸显：我们虽能“造出”大量生物系统，却难以“设计出”真正符合预期的生物系统。目前，绝大多数菌株与工艺开发仍依赖“设计—构建—测试—学习”的反复试错循环，从实验室发现到产业化落地平均耗时5至10年，成本高企且成功率有限。这一困境的根源，在于合成生物学自身尚未攻克的核心科学难题——对生命功能“涌现”所遵循的定量规律认知严重不足。正是这一挑战，催生了定量合成生物学这一前沿研究方向。唯有从基础层面突破认知瓶颈，方能为生物制造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源头动力。

合成生物学的概念内涵与战略意义

合成生物学是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材料科学、数理科学和工程学等深度交叉融合的新兴领域，其核心思路是以工程化理念设计和构建新的生物系统，使之拥有预期的功能——例如高效合成特定化合物、精准响应环境信号、靶向治疗疾病等。如果说传统生物学是在“解析”生命，那么合成生物学则是在尝试“重写”乃至“创造”生命，它使得对生物系统的操作不再局限于对自然存在的修修补补，而是迈向基于定量设计原则的“从0到1”构建。当前，通过基因测序、编辑与合成等技术，已经能够快速“写出”海量的基因序列，构建出具备基础功能的菌株，这体现了合成生物学在“构建”层面的强大能力。但是，合成生物学的更高目标在于“设计”——即根据预定功能需求，从原理出发预测并构建出性能可预期的生物系统，而这恰恰是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理解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制造的内在关系，是把握战略布局的前提。合成生物学是生物制造的底层科学基础与技术源头，生物制造则是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应用出口。没有合成生物学对生命系统“设计原理”的持续攻关，生物制造就难以摆脱经验试错的路径依赖，无法真正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合成生物学的核心使命，是以工程化理念探索生命系统的设计构建，为生物制造提供可依赖的“设计工具”。然而，当前合成生物学自身尚未完成从“能够构建”向“能够设计”的范式跃迁——当生命系统的复杂性远超人类直觉和经验所能把握时，传统的定性描述与试错积累便难以支撑精密设计的需求。这种“设计赤字”，正是生物制造产业陷入低水平循环的根源。从全球竞争格局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已将合成生物学上升为国家战略，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测，到2030年全球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将超过万亿美元。在这场关乎未来产业主导权的竞争中，谁率先掌握生命系统的定量设计法则，谁就将在生物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为何要发展合成生物学

当前，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在政策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下呈现持续高速扩张态势。“十四五”期间，全国生物制造产业总规模已达到1.1万亿元，生物发酵产品产量占全球70%以上，食品及添加剂、生物制药等细分领域年产值超4000亿元。但从产业质量视角审视，繁荣表象之下结构性矛盾不可忽视，集中体现为三大瓶颈。这些瓶颈的深层症结，反映了合成生物学基础研究与生物制造工程应用之间尚未弥合的断层。

一是缺乏预测性设计理论，导致高质量科技供给“数量多、质量低”。当前，借助基因测序、编辑与合成等高通量技术，我们可以快速“写出”海量基因序列，构建出大量具备基础功能的菌株。但是，对于基因线路、代谢网络与宿主细胞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始终缺乏可预测的定量模型。这导致生物系统的整体功能无法从元件特性科学外推，所谓的“设计”多依赖于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直觉判断。正因缺少理论指引，科技供给虽在数量上快速增长，但质量提升受限——我国已积累大量新颖的基因编辑工具和合成路径专利，而真正能跨越产业化门槛、实现工业级稳定高效生产的“底盘细胞”“工业酶”等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却依然稀缺。究其根本，正是对生命系统“运行逻辑”的底层认知不足，造成了高质量科技供给的结构性缺口。

二是缺失工程化定量原则，致使实验室成果难以跨越产业化门槛。实验室受控环境下表现优异的合成系统，一旦置于大规模发酵罐的复杂工业场景中，常出现稳定性差、适应性弱、效率骤降等现实问题。由于缺乏对规模化发酵过程中细胞生理状态变化的定量认知，当前的菌株优化多为针对特定故障的碎片化修补，难以基于全局视角进行系统性重设计。这种“实验室成功”与“工厂失效”之间的转化断层，本质上是科学原理向工程化可预测设计原则的转化机制缺失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没有一套涵盖工业环境变量（如传质、剪切力、渗透压）的定量准则，实验室成果便只能停留在论文中，无法转化为真正可靠的工业生产力。

三是缺乏差异化设计能力，导致产业集中于低门槛同质化赛道。当前多数企业不具备从性能需求逆向推导生物系统设计的系统性能力，难以围绕特定性能指标或应用场景开发具有差异化优势的核心产品。于是，企业普遍选择技术路径成熟、专利壁垒较低、市场预期明确的领域进行布局，依靠规模扩张、能源消耗和人力成本展开同质化价格竞争。这种模式不仅导致利润微薄、创新动力不足，也使得企业无力反哺需要长期投入的基础研究。产业缺乏高端增值产品，发展陷入低效循环，根源正在于企业层面缺少真正的“设计”能力——无法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有竞争力的技术方案，只能被动追随成熟路径，从而加剧了整个行业的同质化困境。

上述困境虽表现于产业端的不同层面，但追本溯源，共同指向一个根本问题：生命功能究竟如何从基因线路的组合中“涌现”出来？能否用定量理论来描述、预测乃至指导合成系统的设计？这便是定量合成生物学所要攻克的核心瓶颈。从学科发展逻辑来看，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困境无法仅通过生产工艺优化得到根本解决，必须回溯至合成生物学基础研究层面寻找破局路径。当前生物制造面临的理性设计瓶颈，本质上是合成生物学自身发展亟待攻克的核心科学挑战，也直接推动了定量合成生物学这一前沿研究范式的兴起。

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前沿是定量合成生物学

在产业需求与科学逻辑的双重驱动下，定量合成生物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应运而生。它基于定量生物学与系统生物学的思维方法，致力于建立可定量预测生物系统行为的数理或人工智能模型，为理性设计提供科学基础。其核心命题可以凝练为：生命功能如何跨层次涌现，以及能否用定量理论来描述、预测乃至指导合成系统的设计。这一方向的提出，标志着合成生物学正从“工程化构建”向“科学化设计”的范式转型。历史上，当一门学科从描述现象走向探索原理、从积累经验走向工程构建时，定量化与理论化往往是必经之路。化学从炼金术走向现代化学，离不开定量测量和原子理论的建立；气候科学从天气记录走向气候预测，离不开大气动力学方程的构建；电子工程从分立元件搭建走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离不开半导体器件物理和设计自动化工具的发展。同样，合成生物学要从经验试错走向理性设计，必须建立自身的定量理论体系。

我国科学家较早认识到这一方向的重要性，并在关键科学问题上展开了系统性探索，形成了相对先发的布局。这些探索的核心特征，是在复杂生命现象中寻找简洁的定量规律，将生物学从“发现新现象”推向“发现新原理”。近年来，在单细胞、多细胞体系以及应用导向的研究中，我国科学家已取得一系列重要进展，在多个层面验证了生物过程存在可被定量描述的深层逻辑。这些成果的共性在于，它们不满足于发现“某个基因有什么功能”，而是追问“功能如何从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涌现，并能否被定量描述”。这种从经验描述到规律提炼的范式转变，正是定量合成生物学区别于传统合成生物学的根本所在。

展望未来，定量合成生物学的发展亟须在若干前沿方向上取得突破。其一，是建立跨层次的定量模型，将分子水平的反应动力学、基因线路水平的网络逻辑、细胞水平的生理状态乃至多细胞体系的空间组织结构，统一纳入一个可计算的理论框架。其二，是将人工智能与机理模型深度融合，利用高质量、标准化的定量数据训练可解释、可泛化的预测模型，逐步提升对复杂合成系统的理性设计能力。其三，是以“从头构建合成细胞”为终极目标，在利用无生命大分子自下而上构建具有生命基本属性的系统的过程中，验证并深化对生命涌现原理的理解，这一方向既有望解答“生命是什么”的科学之问，也将为生物制造提供最可塑的“细胞工厂”平台。

建制化转化衔接基础研究与生物制造

定量合成生物学的兴起，不仅是研究内容的扩展，更是研究范式的转型，对科研组织方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首先，核心科学问题具有高度系统性。“生命功能如何涌现”这一命题横跨分子、回路、细胞、群落等多个层次，涉及能量代谢、信息处理、物质组装等不同物理化学过程的协同运作，没有任何单一学科或课题组能够覆盖全部研究手段，必须在数学、物理、化学、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中寻找答案。其次，定量规律的发现高度依赖标准化、大规模、可比较的数据，在传统分散化单课题组研究模式下，不同实验室的实验条件、菌株背景、测量方法存在显著差异，数据难以整合复用，研究结论难以重复验证。最后，这一领域的关键里程碑——实现利用无生命大分子构建具有生命基本属性的人工合成细胞——是需要数十年乃至更长周期持续投入的宏大科学工程，完全超越了个人学术生涯周期，要求国家层面的战略定力和组织化支持。

正因为如此，定量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必须走使命驱动的建制化基础研究之路。所谓“建制化”，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科学家的自主探索，而是需要在清晰的战略目标框架下有机整合多学科科研力量，形成“分可独立开展研究、聚可协同开展攻关”的新型科研组织形态。围绕这一需求，我国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依托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以“生命功能涌现定量原理”等核心命题为牵引，组织多学科团队开展协同攻关，同时通过设立“原创项目”支持青年科学家自由探索“无人区”。在基础设施层面，建成全球首个面向合成生物学的全自动大科学平台——深圳合成生物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实现高质量定量数据的标准化获取提供了条件。在人才培养方面，依托重大任务和大设施，在实践中锻炼兼具数理建模与实验素养的复合型科研骨干，逐步形成结构合理、梯次衔接的人才矩阵。在国际合作中，牵头发起“亚洲合成细胞联盟”和“亚洲合成细胞技术路线图”，主办首届“合成细胞国际会议”，推动了全球学术共同体的协同发展。面向未来，亟须加快建设国家级人工合成细胞基础设施，构建标准化的生物元件库、标准品库和数据共享平台，逐步弥合不同实验室、不同平台之间的“精度鸿沟”与“数据孤岛”。

基础研究的突破，终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定量合成生物学追求的理性设计能力，若能逐步兑现，将在根源上改变生物制造的研发范式：从试错筛选走向理性设计，大幅缩短研发周期，提高构建成功率，降低产业化门槛。但是，科学原理的突破不会自动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必须在范式探索的早期就将转化机制纳入系统工程。传统成果转化多为点对点的线性模式，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面临特殊困难——生物制造产品往往是底盘细胞、代谢途径、发酵工艺、分离纯化等环节的系统集成，零散的单项技术转让难以形成整体竞争力。因此，需要探索建制化转化模式，推动科研机构与企业开展整建制合作，围绕产业需求系统性输出技术群、人才群和解决方案。另一种值得重视的趋势是构建“需求牵引研发、资本催化转化、产业反哺创新”的闭环生态，依托大科学设施、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构，推动科研人员在前沿问题攻关过程中同步开展阶段性成果转化，实现快速工程化验证。

抢占定量合成生物学范式国际制高点

面向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定量合成生物学承载着双重使命，既要攀登“理解生命”的科学高峰，又要打通“设计生命”的工程之路，为生物制造提供原理支撑。当前我国生物制造产业面临的理性设计能力的不足，既是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也是我国在前沿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切入点。抢占定量合成生物学研究范式的国际制高点，亟须国家层面的系统谋划与体系化部署。

在强化建制化基础研究布局方面，进一步完善使命驱动与自由探索相融合的协同攻关模式，围绕“生命功能涌现定量原理”等核心命题凝聚多学科力量，同时为原创性自由探索留出沃土，让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在共同目标下深度融合，形成协同创新效应，从根本上破解高质量科技供给不足的难题。

在完善体系化成果转化机制方面，推广建制化转化模式，构建从基础发现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应用的完整价值循环，让定量设计能力从实验室走向工厂，使生物制造真正进入“理性设计”驱动的新阶段，从根本上破解同质化低效竞争的低端发展锁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贡献核心动力。

在夯实平台化基础设施支撑方面，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快布局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设施，建设标准化的生物元件库与数据平台，弥合“精度鸿沟”与“数据孤岛”，使高质量的定量数据真正成为驱动发现、服务设计的基础资源，为跨越成果转化鸿沟提供工程化支撑。

在构建梯队化复合型人才体系方面，在现有学科培养体系中创新机制，将数理建模能力与生物学实验素养有机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依托重大任务和大设施在实践中锻造兼具战略视野和一线攻坚能力的科研骨干，同时面向全球开放引才，形成跨学科、跨代际的协同矩阵。

在深化高水平国际开放合作方面，持续推动“合成细胞国际联盟”“亚洲合成生物学协会”等国际合作平台建设，积极参与和设置国际学术议程，在开放交流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提升我国在定量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

定量合成生物学是破解我国生物制造理性设计瓶颈、推动合成生物学实现范式跃迁的核心路径。它既回应了“生命功能如何涌现”这一基础科学根本之问，又直面了生物制造产业“有规模无设计”的现实困境。面向科技强国建设战略目标，持续夯实定量基础研究、完善建制化创新体系、打通产学研价值闭环，不仅将推动生命科学实现从定性描述到定量预测的认知跃升，更将为生物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源头动力，助力我国在全球生物技术变革中抢占战略制高点，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定量合成生物学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

科技创新投入既要重数量也要优结构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9262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80%，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025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我国创新指数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这两个“首次”来之不易，更意义深远。

投入强度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彰显了中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定力，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创新底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高强度的研发投入，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筑牢了核心根基，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同时，这一突破意味着中国在研发投入上已不再是“追赶者”，而是迈入了创新型国家的核心梯队，日益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为全球科技进步注入强大的中国动能。然而，科技创新投入的“量”已达标，但“质”的提升仍任重道远。当总量逼近4万亿元的高位时，“花钱的效率”和“花钱的结构”就变得愈发关键。如果说科技投入的第一阶段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那么新阶段必须回答的是“好不好”“优不优”的问题。当前投入结构的失衡，正成为制约创新效能的深层瓶颈。

从活动类型看，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偏低，源头创新的根基仍不牢固。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2778亿元，占R&D经费比重为7.08%，虽然创下历史新高，但与全球科技强国相比，依然存在明显差距。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就难以摆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更难以诞生颠覆性、引领性的重大原创成果。从执行主体看，研发投入与市场需求脱节，多元投入格局尚未完全形成。我国企业R&D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75%以上，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强化。但企业研发投入高度集中于试验发展阶段，对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的投入比例偏低。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承担了大多数基础研究任务，但其经费来源高度依赖财政拨款。这种“前端靠政府、后端靠企业”的二元结构，加大了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难度。从区域分布看，研发经费区域不平衡的问题突出，难以形成全国协同创新的整体合力。研发投入高度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与东部差距显著。这种区域投入的失衡，不仅导致区域创新能力差距持续扩大，更造成了创新资源的低效配置，制约了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

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止于投入的“体量”，更在于投入的“结构”。“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同时提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的目标。这一安排释放出明确信号：在保持投入力度不减的前提下，结构优化将成为科技创新投入政策的重心所在。

一是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坚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强化财政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财政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占比持续提升。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健全多元化投入体系，引导鼓励全社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完善激励政策，引导企业从“短期应用研发”向“长期基础研究”延伸，推动企业成为基础研究的重要力量。

二是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提高科技创新效能。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将产业端的真实需求有效传导到科研端，解决科研与产业之间的“最后一公里”突出瓶颈。推动企业从技术应用的“下游”向原始创新的“上游”延伸，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的双向通道。构建概念验证到中试熟化再到产业化的完整通道，加强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的适配。

三是完善区域创新布局，促进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一方面，继续发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创新高地的引领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科技创新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提升。2025年中央安排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60亿元，这一规模未来还应进一步扩大，并更加注重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四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激活投入效能。结构优化的背后是制度创新，好的投入结构不是“分蛋糕”分出来的，而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长”出来的。在财政科技投入方面，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投入机制，加大对从事基础研究的优势团队和青年科技人才长期稳定支持。在激励评价方面，加快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让论文数量导向真正让位于原始创新导向和产业贡献导向。在成果转化方面，要深入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以法治力量破除体制壁垒。

2.80%的研发强度，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新起点，而非终点。数量是底气，结构是锐度，从“投得多”到“投得准”“投得科学”，科技创新投入的下半程考验的是一个国家配置创新资源的智慧与能力。唯有既重数量又优结构，才能真正将庞大的研发投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创新动能，不断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维持的“空间密码”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持续加剧的背景下，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系统退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重大环境挑战，也是影响生态安全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不仅是遏制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稳定推进“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保护目标的重要基石，也是持续提升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固碳释氧等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核心举措，对稳固全球生态安全极为关键。然而，不同于草地、灌丛等较为简单的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以空间异质性强、生命周期长而著称，因此深入理解森林树种的独特分布模式和空间共存机制，有助于揭示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维持的“空间密码”，对于提升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的“抱团取暖”规律

针对森林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强、生命周期长的特点以及传统小样方监测空间信息缺失、监测时间短的缺陷，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于2004年发起建立中国森林大样地。经过20余年的发展，目前已建成30余个森林大样地，基本覆盖主要气候带与森林类型，为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提供了关键数据基础。

这些大样地面积多大于20公顷，并统一按照全球森林大样地监测网络的规范要求，对样地内的每个植株个体定位、挂牌、编号、测量，每5年定期复查一次，相当于给每个植物建立了户口档案。因此，与传统小样方监测相比，大样地具有标准统一、长期定位、数据量大、空间信息全的独特优势。例如，长白山25公顷阔叶红松林大样地自2004年建立以来，已经完成了5次调查工作，累计记录50余种木本植物、3万余株个体的精确空间位置及其动态变化数据20余万条。这些高精度树种空间信息，为破解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维持机制打下了坚实基础。

依托长白山温带森林大样地20余年的长期监测，我们研究发现超过80%的树种呈显著聚集分布（“抱团取暖”），也就是同种植物一簇一簇地长在一起，而传统小样方研究仅能识别约30%的聚集物种，导致这一关键空间特征长期被低估。由于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维持理论体系主要基于小样方研究发展起来，这说明传统理论可能存在缺陷。为了揭示“抱团取暖”对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维持的意义，亟须突破模拟个体聚集与预测群落动态的技术瓶颈，定量刻画“抱团取暖”对物种空间分布及群落多样性的影响。为此，科研人员通过发展考虑聚集分布的个体—物种—群落多水平空间过程模型，发现该模型对森林多样性长期动态的预测精度较传统模型（不考虑聚集分布）提升约52%，说明森林里的很多树种可以通过“抱团取暖”方式和邻居们和平共存，最终实现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长期维持。这些发现首次打开了植物通过“抱团取暖”实现长期稳定共存的“空间密码”，突破了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维持的传统认知。

热带与温带森林“抱团取暖”的殊途同归

全球森林生物多样性呈现“热带高、温带低”的纬度格局，那么热带森林和温带森林的“抱团取暖”规律存在怎样的差异？造成“抱团取暖”的生物学机制又有何区别？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科研人员系统收集了全球21个跨越热带、温带地区的森林大样地数据，同时采集了植物种子传播方式、菌根共生属性等信息，因为种子扩散限制、菌根共生保护是决定植物“抱团取暖”的两个核心生物机制。

研究发现，“抱团取暖”是驱动森林植物多样性“热带高、温带低”纬度梯度格局的重要原因，但其“抱团取暖”规律及形成机制存在显著差异：温带森林树种的“抱团取暖”主要由菌根真菌等土壤微生物决定，这些真菌会给树根套上一层“防护铠甲”防止病原菌等有害微生物侵害，因此温带森林的“抱团取暖”呈现“围绕母树、抱团程度高且集中”的规律，容易形成围绕母树的大斑块空间聚集。与温带森林不同，热带森林树种的“抱团取暖”主要由种子的动物传播方式决定，鸟类、松鼠等动物将种子带离母树并进行埋藏，导致热带森林的“抱团取暖”呈现“远离母树、抱团程度低且分散”的规律，容易形成远离母树的小斑块聚集。

虽然热带和温带森林“抱团取暖”的方式存在差异，但是模型模拟结果显示，“抱团取暖”对两类森林的生物多样性维持存在“殊途同归”的效果：温带森林多样性低、个体数量多的优势种占比大，围绕母树的“抱团取暖”有利于维持这些优势种稳定性；热带森林多样性高、却存在大量个体数量少的稀有种，远离母树的“抱团取暖”对这些稀有种的长期维持极为关键。这些发现从真菌微生物、种子传播动物影响植物空间分布的新角度，加深了对温带和热带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维持的认识。

这项研究突破了传统生物多样性理论在空间维度上的局限，打开了森林生物多样性长期维持的“空间密码”，为全球森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森林管理实践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例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研究发现热带森林中动物介导的种子传播是维持植物多样性的关键，应加强对鸟类、啮齿动物等传播者的保护；温带森林中菌根真菌对植物共存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应重视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森林生物多样性，未来应该制定“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协同保护策略。

在森林经营方面，研究发现聚集分布是维持森林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空间特征，因此应该重视对“斑块型”林地的经营保护，重点维持森林的空间异质性分布，避免同质化的保护策略。同时，在人工造林与经营中，为强化树种共存稳定性和人工林生态系统持续性，应该借鉴天然林树种的“抱团取暖”优势，重视斑块结构配置，通过合理设计种植密度、接种菌根真菌等辅助措施，探索多密度镶嵌的新型营林模式，提升人工林稳定性。

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未来发展与中国贡献

面对全球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持续丧失的新挑战，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仍需在监测体系、技术创新和理论突破等方面持续发力。

在数据支撑方面，大范围、长时间、高精度的生物多样性长期定位监测数据仍然相对不足，现有监测网络尚未覆盖全部生态系统类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共享与协同研究机制仍有待完善。今后应持续加强森林大样地等长期生态监测网络建设，完善跨区域、多尺度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为揭示生物多样性形成与维持机制提供更加坚实的数据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传统生物多样性监测仍以人工地面调查为主，存在监测周期长、覆盖范围有限、动态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为此应进一步加快推动卫星遥感、无人机、近地激光雷达、监测塔群、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深度融合，构建“天—空—塔—地”一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实现森林生物多样性的实时感知、动态监测和智能预测，不断提升我国生态监测现代化水平。在理论发展方面，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涉及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与环境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过去受学科分割限制，不同生物类群研究相对独立，对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的整体认识仍显不足。未来，应加强“植物—动物—微生物”协同研究，推动空间生态学、微生物生态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进一步完善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理论，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新的科学范式。

近年来，我国依托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等重大科研平台，持续完善长期定位监测体系，探索形成了植物—动物—微生物协同监测、多源数据开放共享和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型研究模式，实现了我国在全球森林生物多样性研究中由“数据提供者”向“科学问题提出者”的重要转变。森林生物多样性维持“空间密码”的发现，是我国在森林空间生态学领域的重要理论突破。

面向未来，我国应继续发挥长期生态监测网络优势，坚持原创理论创新，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为落实“昆蒙框架”、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副所长）

利用气象资源促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农业与生态环境紧密联系，农业绿色转型在全社会绿色演进格局中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农业生产是光、热、水、气等气象资源向生物质与农产品转化的过程。气象资源的时空节律、供给总量、匹配程度与波动特征对农业生产关系重大，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甚至可以起主导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重新认识气象资源的特征与作用机理，对于推进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气象资源对农业生产的作用与调控机制

气象条件（光照、热量、降水、二氧化碳等）在农业系统中同时具有环境与资源双重属性，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特征之一。气象条件的环境因素构成农业生物生存和发展的外部背景，其时空变化直接影响生物生长发育进程。气象条件的资源因素以物质和能量形态直接进入农业生产过程，成为有机物的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农业生产是气象资源的转化过程。农业生产通过光合作用合成生物质，这个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要素为太阳辐射、水、二氧化碳等气象要素。因此，农业生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把以气象资源为核心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农产品和生物质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氮、磷、钾等要素的参与，这些要素可以促进或抑制作物的生长发育与产量形成，从而影响气象资源的转化率。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气象环境背景下的气象资源转化速率不同：当温度、水分等要素适宜时，转化速率就快，就会有较多的气象资源被转化为生物质；否则，就转化得慢或不能转化。

气象资源与农事活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人们可以采取技术措施调控气象资源的转化过程，使更多的气象环境转化为气象资源。农业生产中的品种选择、播期调整、肥料施用、灌溉排水、田间设施调控等人工措施，本质是对气象资源的主动适配与优化。一方面弥补气象资源供给不足，挖掘资源潜力；另一方面规避气象环境胁迫，弱化负面环境影响。合理的农事管理能够拓宽作物气象适宜区间、提升资源转化效率；而盲目增量投入、统一化管理、违背物候节律的生产方式，则会打破气象要素与作物之间的平衡关系，最终造成生产与生态双重损失。

科学把控气象资源是协调生产与生态的关键。气象资源贯穿农业生产资源转化的全过程。当条件适宜时，转化过程顺畅；当条件不适宜时，转化过程受阻。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是保障这一转化过程高效、稳定、低损耗、低扰动。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的矛盾，集中体现为对气象资源的利用强度和程度。利用强度不超过资源更新速率、利用程度不超过生态承载阈值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充分利用气象资源可促进农业生产，如光热资源丰富地区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增加产量。但过度利用会引发生态问题，如过度抽取地下水会导致地面沉降，盲目开垦会造成水土流失。

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在具体农业生产中由于对气象资源的认识不足，衍生出一系列生产生态问题。

一是单一强调环境属性，忽视资源属性价值。农业生产中将气象简单视为影响产量的外部环境，防控气象灾害成为主要目标，而气象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价值未被充分重视。生产布局、品种选育、播期设置未能依据区域光热、降水资源禀赋优化配置，导致气象资源闲置，光能利用率、热量利用效率较低，区域农业生产潜力未能有效释放。片面依靠化肥、农药、灌溉等人工投入弥补产量短板，陷入“重人工、轻自然”的认知误区。

二是资源利用不足与过度利用并存。在一些情况下，气象资源利用不充分。在光热条件优越的农区，由于种植制度相对单一、品种搭配不合理，作物冠层对太阳辐射截获率偏低，热量资源利用率不足，气象资源转化效率未达区域最优水平。在另一些情况下，气象资源又被过度利用。生产中不管气象要素适宜阈值与承载上限，高强度施肥、大水漫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和地下水超采等问题。

三是人工管理与气象时序节律不匹配。气象资源具有显著的季节波动、日变化节律，作物养分吸收、光合速率也随之动态变化。传统生产中，水肥供给、农事操作与气象节律、作物生长节律总是错位。光热充足、作物需肥需水旺盛时，供给不足；光热偏弱、作物代谢缓慢时，水肥过量。节律错位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下降，形成“投入高、效率低、污染重”的恶性循环。

科学利用气象资源的路径

强化理论认知，树立气象资源综合调控理念。在农业科研、技术推广、生产管理中加大气象资源的知识普及力度，树立“趋利避害、适度利用、阈值管控”理念，将气象资源利用率、气象适配度纳入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从思想层面纠正重投入、轻资源，重防灾、轻利用的偏差。

把握分布规律，制定气象资源分类管理与利用策略。在气象资源优越区，主攻潜力挖掘，优化种植制度与品种布局，提升光热水资源转化效率；在气象资源临界区，坚守适宜阈值，严控投入总量，防止气象胁迫与人为过载叠加；在气象资源脆弱区，优先规避气象风险，适度开发气象资源，保护原生生态。

坚持协同匹配，发展节律适配型精准农业技术。针对气象与农事节律错位问题，发展气象适配型精准管控技术。根据气象要素实时状态、作物生育阶段，动态调整施肥、灌溉等农事活动。推行看天管理，让水肥供给、田间调控紧跟气象节律，在气象资源高效期加大利用力度，在气象胁迫期减少人工投入，从技术层面提升资源转化效率、降低生态污染。

严守气象阈值，构建阈值约束型投入管控体系。将作物气象适宜阈值作为农业投入的刚性约束，严禁在高温、渍涝、寡照等气象超限阶段增施化肥、大水漫灌。配套推广缓释肥、保水剂、节水灌溉等绿色生产技术，在发挥气象资源效能的同时，把人工投入严格控制在气象资源承载范围之内，从源头削减农业面源污染与水土资源消耗。

优化生产布局，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气候韧性。研发推广抗逆、高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物新品种。合理安排作物布局和茬口衔接，提高光温水资源的匹配度和利用率。推行轮作、间作、套种多元化种植制度，构建农林复合系统，实施秸秆还田、绿肥种植等措施，维持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升气候韧性。

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走过了105年，依然保持着青春活力，奥秘就在于我们党能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是我们党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的根本原因。

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从“最鲜明的品格”“最大的优势”到“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标志着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

自我革命精神根植于对政党性质的深刻把握。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先进性是我们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如果失去了先进性，党就不能保持先锋队的地位。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的，正所谓“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如果不把握好这一切，丢失了自己的特质，丢弃了自己的优势，马克思主义政党也会走向反面，甚至会导致失败。因此，只有不断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锤炼自身，才能够确保党的先进性，确保党永葆活力、永续坚强领导力。

自我革命精神根植于对初心使命的执着坚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核心力量，原因就在于我们党能够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宣告，“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这些都表明，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之外，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特殊利益。“不私，而天下自公。”一个毫无私利、时刻坚守初心使命的政党，才有勇气进行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不断加强革命性锻造。

自我革命精神是我们党百年风华正茂的基因密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一部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史，就是一部荡涤尘埃、激浊扬清的自我革命史。100多年来，正是由于党具有敢于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从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及时纠正错误路线，转变战略策略，领导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全面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了在与“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长期斗争的历史教训，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统一了全党思想，维护了全党团结，为党继续前进提供了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本着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检视自身，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将这一战略方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和党的建设各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内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永葆初心，才能走得远。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百余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敢于直面问题与挑战，始终保持并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一次又一次刀刃向内革除自身病症、解决自身问题，我们党才能实现自我修复、才能永葆青春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

依靠自我革命精神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

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和不懈探索的重大课题。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防止人亡政息。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是摆在全党同志面前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并以“四个不容易”告诫全党：“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这“四个不容易”，是历史难题，也是党始终面临而又必须破解的重大课题。对于如何破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就是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要不断进行自我革命的根本意义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打出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党内许多突出问题得到解决。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的厌倦情绪”。踏上新的赶考之路，我们更需要发扬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我们党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来谋划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党的自我革命更好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不断增强推进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及时消除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各种隐患；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聚焦解决“六个如何始终”，标本兼治、协同发力、久久为功；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之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动态系统；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不断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就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就要切实把党内监督同党外监督贯通起来，形成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实现自律和他律良性互动、相得益彰。

伟大自我革命保障和推动伟大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教育长〕

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建筑领域基层治理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关乎发展全局、就业稳定、民生福祉。当前，建筑行业深度调整、风险叠加、矛盾集聚，对行业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作为建筑行业主力军，集团党组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建筑纪检监察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同题共答，立足企情社情，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并在基层项目中创新性应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形成建筑企业治理标识性概念，为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准确认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建筑领域基层治理的科学内涵。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金字招牌”，其科学内涵是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中国建筑党组和驻中国建筑纪检监察组牢牢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科学内涵，在基层一线项目创建中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小事不出班组、大事不出项目、矛盾不上交”，把风险矛盾化解在基层。比如，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某项目建立“枫桥式”调解室和劳资驿站，实施工资专户管理和全程旁站监督代发机制，推动劳务纠纷的就地化解，实现劳务工人讨薪上访事件“零发生”，做到了“矛盾不出项目、平安不出事”。再比如，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某物业项目，运用“枫桥式工作法”，建立“红马甲服务联盟”和“议事协商联建制度”，就地快速化解社区居民矛盾，被评为广东省优秀物业示范项目。

深刻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建筑领域基层治理的时代价值。中国建筑在项目创建中注重推动矛盾风险在基层化解，对建筑领域基层治理具有丰富的时代价值。

一是防范化解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项目一线是建筑企业的基本生产单元，一线稳则企业稳。大型建筑企业管理层级多、链条长，监管穿透到项目难度较大，一线风险矛盾不可忽视。项目的小隐患、小纠纷，如果发现不及时、处置不妥当，容易叠加传导，出现“涌现效应”，严重的会演变成系统性风险。中国建筑项目将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实现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变、点状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把问题解决在班组、风险化解在项目，以基层善治推动企业善为。

二是融入基层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项目一线治理不单是建筑企业的责任，也牵动着属地基层社会治理的神经。重大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城市运营、房屋建筑、物业运营等项目，涉及征地拆迁、管线迁改、交通疏解、生态环保、资金支付、社区服务等大量工作，利益关联方众多，矛盾纠纷易发多发，处理不当，容易激化，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中国建筑项目主动将企业的项目治理融入属地党委领导下的基层治理体系，整合各方资源力量，形成企地共建、矛盾联调、风险联防、问题联治的综合治理格局，实现“小事不出班组、大事不出项目、矛盾不上交”，以企业善治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保障群众权益，践行人民至上的必然选择。新时代“枫桥经验”走的是党的群众路线，要把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合理诉求解决好、智慧力量凝聚好。建筑行业一头连着重大工程建设，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民生。工程质量是否优质过硬、款项是否按时支付、施工是否安全文明、物业服务是否及时周到、社区纠纷是否妥善化解，都与群众息息相关。中国建筑项目把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治理重点，全力协调好、解决好，让群众在基层治理中可感可及。同时，激发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汇集民智，促进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及时化解。

四是履行政治责任、发挥央企优势的重要举措。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中国建筑承担着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的重要使命，引领着行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中国建筑项目推动工程建设、社区服务、城市运营协同治理，从源头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韧性、促进社会和谐。

中国建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路径。新时代“枫桥经验”转化为建筑领域的基层治理效能，需结合中国建筑行业新形势不断探索实践路径，在传承中实现创新性发展。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压实责任。中国建筑党组和驻中国建筑纪检监察组牢牢把握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要求，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不断完善“法人管项目”治理体系，加强对项目的穿透式监管和精细化管控。建强基层党组织，消除空白班组，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善“121”监督体系，实现项目监督员全覆盖，充分发挥纪检干部“探头”作用，深入项目一线听民意、察实情，主动解决问题。开展风险项目专项治理，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更好推动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二是坚持分类探索，精准施策。中国建筑项目类型多样，不同板块、业态、区域面临的矛盾风险各不相同。推进项目创建，不能千篇一律，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针对不同项目类型精准施策。施工项目应重点选择体量大、工期紧、征地拆迁、管线迁改、安全环保和劳务用工矛盾较集中的项目。物业运营项目应重点选择业主诉求多样、服务纠纷频发、邻里矛盾较多的小区和商业综合体。城市运营、城市更新和投资类项目应重点选择涉及政府、企业、居民多方利益的综合开发项目，探索跨部门、跨主体、跨周期协同治理机制。境外项目应重点选择重大标志性工程、“小而美”民生项目，加强境外员工关心关爱，实现基层治理理念与属地风土人情和谐共生。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抓主抓重。中国建筑项目在创建之初，首先要找准问题、查透症结。围绕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聚焦“三重一大”、供应链、清欠支付、质量安全、招录清退、物业管理、房产销售等重点环节，系统排查，科学制定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明确项目一线“零欠薪”“零重大投诉”“零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矛盾不上交”等治理目标。其次要加强策划、关口前移。把风险防控和矛盾化解要求嵌入业务关键环节，防止治理与业务“两张皮”。针对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项目授权、分包分供、资金支付、信访投诉、廉洁风险防控等制度，形成长效机制。

四是坚持多元共治，多方协同。中国建筑项目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各类基层治理主体组织起来、联动起来、协同起来，形成多元共治、多方协同的良性治理格局。要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可以定期召开由项目党支部、分包分供、社区代表、属地主管部门的联席会议，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大家的事情大家商量着办，实现“小事不出班组、大事不出项目、矛盾不上交”。同时，建立“矛盾排查—调查核实—协商调解—跟踪落实—反馈评价”闭环链条，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五是坚持把握规律，科学引导。系统梳理不同类型项目的有效做法、典型案例和制度成果，在充分试点基础上，探索一套科学实用的创建标准、评价指标、操作指引等规范体系。对探索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权责边界不清、协同联动不足、数字化应用不充分等问题，深入分析原因，持续改进完善。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领、迭代优化，推动项目创建从局部探索走向体系建设，从经验做法上升为制度机制。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之治的一张亮丽名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建筑党组和驻中国建筑纪检监察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不断探索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建筑领域基层治理新路径，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建筑纪检监察组）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能源央企高质量发展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谋篇开局、能源转型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四川公司）始终胸怀“国之大者”，锚定能源安全新战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在坚守初心、实干担当、健全机制中笃行不怠、勇毅争先，奋力书写新时代能源央企高质量发展优异答卷。

强化价值引领，在聚焦高质量发展中永葆初心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在于淬炼坚强党性、校准思想坐标。华电四川公司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化理论武装、沉浸式文化浸润、常态化锤炼党性，推动全员筑牢思想根基、统一行动步调。

深化理论武装，把牢“定盘星”。华电四川公司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三会一课”、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的必学内容，构建分层分类、全覆盖、常态化学习体系。紧扣能源保供、绿色转型、科技创新、提质增效等中心工作开展专题研讨，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立足国家战略大局、企业发展全局谋划工作、推动落实，从思想根源纠治政绩偏差、校准奋进方向。

淬炼坚强党性，锤炼“过硬作风”。坚持以党性修养锤炼过硬作风，将政绩观检视纳入党员党性分析、干部履职评议内容，常态化开展思想自查、问题自纠，坚决纠治重表象轻实效、重短期轻长远、重形式轻实绩等问题。健全班子成员联系基层、服务职工长效机制，深入一线察实情、解难题、谋实效。深度挖掘能源保供、项目建设、创新攻坚一线先进典型，以榜样力量传递奋进“正能量”，依托道德讲堂、文化展厅等阵地，引导全员从企业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涵养实干品格。

开展文化赋能，凝聚“动力源”。深入推进华电奋进文化知行合一行动，持续深化“单项争先进、整体创一流”，将务实求真、担当作为、久久为功的奋进理念融入制度体系、日常管理和履职实践。坚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纳入干部轮训、全员培训课程，常态化开展形势任务宣讲，构建“领导干部带头讲、支部书记专题讲、先进典型分享讲”三级宣讲格局，以身边榜样诠释奋进精神、以鲜活案例解读政绩内涵。组织开展“奋进‘十五五’攻坚创佳绩”劳动竞赛，搭建比学赶超、争先创优平台，用好正反面典型，引导全员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长远、重实效”的价值导向。

强化实干担当，在服务战略大局中彰显奋进底色。华电四川公司始终立足国企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遵循能源行业发展规律和区域资源禀赋，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把正确政绩观贯穿能源保供、绿色转型、创新攻坚全过程，以实打实的发展成果检验履职成效、彰显使命担当。

坚决完成保供任务。电力保供是能源央企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扛起能源保供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雷霆行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三从严三提升”行动，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充分发挥“水火风光储”多能互补资源优势，抓实机组精品检修、设备隐患治理、技术改造升级，持续提升设备健康水平与保供能力，圆满完成成都世运会、迎峰度夏关键时段保供任务。面对暴雨山洪、地质灾害等突发险情，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应战，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以绝对可靠的电力供应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用真抓实干诠释为民履职的价值追求。

深耕绿色转型。华电四川公司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立足四川清洁能源资源禀赋，聚焦重大新能源项目建设，连续3年成为四川省新能源年度投产最多、建设周期最短、落地成效最优的发电企业，超80%新能源项目实现“当年核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后将盐源公司建成全国最大整县高海拔风光一体化基地、四川省在运最大风光一体化基地，内江公司建成国家第一批燃机创新发展示范项目，阿坝新能源公司建成首座构网型储能光伏电站等一批标志性示范项目，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在服务“双碳”目标中展现国企担当。

聚力攻坚突破。谋划实施“211”科技创新行动，聚焦高海拔新能源开发、储能技术应用、智慧能源建设等关键领域，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培育一批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纵深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迭代升级智慧运维数字化管控平台，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与能源生产运营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破解发展瓶颈、以数字赋能提升发展质效。近5年获集团公司及重点行业学会科技进步奖29项，较“十三五”增加25项，获奖数量、质量均创历史最优。

强化系统施治，在涵养清风正气中激发奋进动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华电四川公司坚持文化浸润与制度约束双向发力，以责任体系压实担当、以用人导向引领风气、以从严作风保驾护航，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健全责任闭环体系。始终锚定国家能源战略，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全程管控的责任体系，实现责任层层传导、层层落地。建立重点工作台账化、清单化管理机制，明确任务清单、责任主体、时限节点，做到部署有据、推进有力、跟踪有序，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强化全过程监督管控，常态化开展专项督查，对落实不力、推诿扯皮、成效不佳的严肃督促整改。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打通工作堵点难点，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检验。

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把是否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否实干担当、是否实绩突出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考核评价、培养使用的重要标尺。深入实施全员赋能三年深化行动，完善全方位、系统化人才培育管理体系，重点发现、培养、选拔一批扎根生产一线、绿色发展、创新前沿的实干型、攻坚型干部。出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14条硬措施，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撑腰，激发奋进活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务实、善作善成、堪当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涵养良好政治生态。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抓实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通过日常约谈、廉洁谈话、述职考评等方式压实责任。深化华蜀清风“1+N”廉洁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作风督查、“四风”整治，严肃查处违规违纪、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通过庭审旁听、案例剖析等形式，引导全员深刻认清政绩观错位的政治危害、作风不实的发展隐患，筑牢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党委）

制度创新守护“一江碧水”

漓江的一江碧水，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2026年4月25日，第五个“漓江保护日”到来之际发布的《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报告（2025年）》显示：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达到87.48，连续5年保持“优”级。2025年，漓江干流水质稳定维持地表水Ⅱ类标准。这份亮眼的生态成绩单，源自一条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法治建设为保障、现代化治理为支撑的漓江保护特色路径，为全国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

立法先行，织密法治防护网。漓江保护的首要突破，在于通过立法将生态保护从“软倡导”转为“硬约束”。2012年，广西开始实施第一部地方综合性生态环境保护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桂林市配套出台《桂林市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10部制度文件，构建起层级衔接、务实管用的法治体系。

一是坚持精准管控，构建“五级保护区”制度。将景区划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保护区与控制协调区：特级保护区严守原生生态风貌，一级保护区严控新建建筑，二级保护区管控人流车流，三级保护区合理布局文旅设施，控制协调区保护田园村落与农耕生态。二是严格划定生态红线，出台管理负面清单。法规明确三类禁止行为：严禁河堤烧烤、沿岸500米范围内露天焚烧等污染行为；严禁开山采石、无序攀岩，对喀斯特地貌永久性破坏实施“零容忍”；严禁擅自移动生态界桩等破坏管理秩序行为。科学划定500米禁烧管控线，从源头阻断污染物扩散。三是坚持立法动态迭代，持续优化制度供给。2026年3月，桂林市启动条例修订工作，紧盯治理堵点优化制度设计，让法规紧跟治理新形势，确保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漓江保护摒弃“一刀切”粗放模式，每一项制度都立足流域实际，直击突出问题，做到靶向务实、落地见效。

体制改革，重构治理新格局。长期以来，漓江治理涉及自治区、市两级20多个部门和10个县区，职能交叉、权责分散，“多头管理、权责不清”难题长期存在。桂林以系统性改革重塑治理架构，实现全域统一管理。

一是高位统筹理顺权责，组建漓江风景名胜区党工委、管委会，由市委书记、市长分别担任主要领导，实现统一指挥、集中管理，真正形成“一支队伍管漓江”的治理格局；二是推动监管力量下沉，搭建市、县、乡、村四级网格化执法体系，配齐210余名警察、1680余名辅警，实现全流域闭环监管；三是创新多元共治模式，打造“五位一体”保护网络，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协同发力。全市累计开展联合执法120余次，查处生态违法案件80余起，查扣违规排筏、作业设备50余台（艘），流域游览秩序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体制改革破解了“谁都管、谁都管不好”的顽疾，推动漓江保护从多头分散治理迈向一体化高效治理。

科技赋能，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坚持制度创新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推动漓江保护由“传统人防”转向“智慧技防”，由经验治理升级为数据治理。

一是建立量化评价标尺，让保护成效可测可评。打造漓江生态环境质量指数（LJEEQI），围绕生态质量、环境质量、生态环境友好、环境安全4个维度，设置28项量化指标。2021至2025年，指数从85.86稳步升至87.48，生态改善成效可量化、可追溯，为科学施策提供数据支撑。二是建设“数字漓江”，实现全流域智慧监管。整合卫星遥感、空中巡查、地面站点监测资源，融合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搭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形成“实时预警—线上派单—快速处置”执法新模式。2024年，阳朔依托数字化平台，1小时办结非法排筏停靠举报，各类生态违法行为无处藏身。三是数字赋能生态修复，助力生物多样性回归。在漓江重要水源涵养地海洋山部署森林碳通量自动观测系统，精准测算林区碳汇储量。持续修复野生动物栖息地，白鹭成群栖息洲岛，濒危水生生物桂林马蹄鳖重现漓江水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扎实成效。数字化手段为制度执行装上“千里眼”，制度与科技双轮驱动，不断提升流域现代化治理水平。

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凝聚保护合力。制度落地生根，离不开全社会共同践行。桂林持续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推动漓江保护由政府单打独斗转向全民共建共治。

一是常态化凝聚社会共识，自2022年起将每年4月25日设立为“漓江保护日”，定期发布生态质量报告，守护山水成为全民思想自觉。二是畅通民意立法渠道，推行人大代表联络站与基层立法联系点“站点合一”，累计开展意见征集活动2000余场，吸纳群众建议3000多条，让法规制度更接地气、贴合民心。三是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基层防线。漓江主城区入境第一站叠彩区打造“组织链、执法链、修复链”三链联动机制，组建先锋队，党员干部冲在清淤治污、岸线修复一线，保障各项保护举措落地见效。四是激活基层自治内生动力，全面落实河段长制，流域各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担任辖区河段河长，带头攻坚排污治理、岸线修复等重点任务。村民把不乱排污、不侵占岸线写入村规民约，生态保护融入乡村日常治理。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汇聚起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力量。

守护一江碧水，贵在久久为功。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制度创新，用好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全民共治综合举措，用心守护漓江这一“甲天下”的山水瑰宝，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贡献漓江智慧、桂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