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政党应该是国家发展的引领者、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也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追求，不同的追求决定不同的结果。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一经成立就胸怀远大理想，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这一使命的激励和感召下，我们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领导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从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领导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朝着既定目标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

波澜壮阔的复兴路，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责任与担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带领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步步把伟大梦想变成美好现实，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第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引。思想如炬，照亮征程。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亟须我们党作出新的理论回答。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的历史方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经验总结和实践探索中，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思想以全新的理论视野、深邃的理论洞见，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涵盖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对进入关键时期的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科学谋划和系统部署，清晰回答了怎么看、怎么干等问题。依靠科学理论的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统一、步调一致、同心追梦，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让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复兴梦想，让中国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屹立在世界东方。现在，世界上很多政党都在探寻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毫无疑问，有科学理论指引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第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和拓展了正确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在中国这样一个曾经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实现民族复兴，梦想无比光荣，任务十分艰巨。历经千辛万苦，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辟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进入新时代，这条路在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中开拓前进：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1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的过程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行进在康庄大道上。我们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这一世界性难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受住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中国经济总量从2012年50多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超过140万亿元，亿万中国人民实现了人生梦想，中华大地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历史巨变。在成功实践面前我们最有理由自信：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今天的中国，现代化成果惠及全民，现代化程度远超设想。越来越多的来华外国游客感叹：“中国生活在未来的世界里，这才是现代化应有的样子！”

第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擘画了宏伟战略蓝图。中国梦不是空想幻想而是科学蓝图，既需要登高望远、谋好大事，又需要脚踏实地、办成大事。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成功走完了现代化的“前半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分两个阶段对现代化的“后半程”作出战略安排，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展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前景。在这个阶梯式递进的历史过程中，我们党在战略上不断完善，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实现了发展战略的统筹谋划、系统集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支撑。同时以五年为一个发展周期，通过制定规划把战略分解为阶段性任务，确保在正确的时间做好该做的事、走好该走的路。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已经延续70余年。曾经有外国政要对习近平总书记感叹：“中国有一大优势，你们总是制定各种规划，而且各种规划总是能实现。”事实的确如此。世界上像中国这样能够连续制定实施规划、效果这么好的国家，应该说是不多见的。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和人民正锚定任务、乘势而上，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第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制度保障。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根本，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要使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就必须不断探索总结、不断改革创新，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破立并举、先立后破，从人民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基本确立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推动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改革涉及范围之广、推进力度之大、效果之显著前所未有。评价一种制度好不好、管不管用，归根结底要看实际效果如何。我们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统一起来，使制度在实践中能够有效运转、切实执行，从而最大限度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近年来，我经常有机会同一些国家的政党政府人士、专家学者交流，他们对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如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等，都赞叹不已、非常羡慕。制度优势越充分彰显，制度自信就越坚定。面向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断书写“中国之制”新篇章，成就“中国之治”新辉煌。

有梦想才会有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中华民族素有天下为公的气度和襟怀，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我们相信，只要各国政党携手合作，共担历史使命，就一定能让梦想照进现实，让行动成就未来，为人类社会开辟更加美好的前景。

（本文系作者在2026年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上的致辞）

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对于共产党人而言，人民立场是根本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将“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作为我们党的六大优秀特质之一。这一特质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相贯通的视角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科学阐明了我们党是其所是的本质规定，鲜明昭示了只有深深扎根人民，才能拥有坚如磐石的根基。

回望历史，深深植根人民，筑牢了百余年辉煌的历史根基。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写在旗帜上、融入血脉里。我们党的百余年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不懈奋斗史。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团结领导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带领亿万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创造了“两大奇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这是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的哲学依据，也是党百余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立足现实，深深植根人民，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今天，我们党之所以能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根本在于始终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共产党人无论是想问题、搞研究，还是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站在人民立场上，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是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关键所在。

展望未来，深深植根人民，夯实了民族复兴的发展根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持人民至上，把维护人民利益作为目标，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做到问需于民；把紧紧依靠人民作为动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做到问计于民；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标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好事实事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做到问效于民。

知其所来、识其所是、明其所往。一个高度自觉的党，方能精准识别自身的优秀特质并不断将其发扬光大，方能把握历史主动、创造历史伟业。新征程上，只要深深植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我们党就能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就能接续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持续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和社会韧性，是国家抵御外部冲击、在冲击下迅速复原并实现适应性转型的核心能力。大国竞争，说到底是一场韧性的较量，唯有持续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才能真正实现以发展固安全、以安全保稳定。

深刻认识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内涵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性支撑，是筑牢新安全格局、护航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一部署充分体现了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在“十五五”时期的关键作用。

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辩证统一、双向赋能、互为依托。经济韧性是“骨”，社会韧性是“筋”。骨不坚则难立，筋不柔则易折，二者必须协同发力，才能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坚强肌体。一方面，经济韧性是社会韧性的物质前提与动力源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的丰裕与稳定，自古便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所系。稳固的经济底盘带来财政增收、就业扩容、公共财力提升，支撑社保、医疗、养老、基层治理投入。经济抗波动能力强，可以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韧性城市提供资金与产业资源，可以在危机时稳住就业，保障民生资源储备。另一方面，社会韧性是经济韧性的环境底座与稳定保障。再宏阔的经济版图，若无民众的信任、共识与协力作为支撑，也不过是沙上之塔，社会韧性是国家安全的精神内核与组织灵魂。完善的社会治理、健全的民生保障及稳固的社会共识，能够熨平收入波动、化解社会矛盾、畅通国内大循环，能够提升基层应急能力，在突发风险中快速修复生产生活秩序，为经济恢复营造安定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协同推进经济和社会治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作出系统性论述指导，为全面提升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根本遵循。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提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等重要论述，点明了我国作为超大经济体的天然韧性禀赋，为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信心。我国立足“办好自己的事”，依靠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底盘，用发展的厚实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国内稳产保供、内需扩容、产业提质的确定性，应对全球变局、地缘冲突、周期波动等各类外部不确定性。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筑牢社会韧性，以民生为本夯实国家治理底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社会韧性的要求，是民生诉求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的重要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增强社会韧性、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落脚点。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既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内需扩容、经济循环畅通的支撑。经济政策内嵌民生导向，民生政策兼顾经济效能，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夯实社会稳定内生动力。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证明以人民为中心才是韧性建设的正确途径。

三是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防患于未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这一重要论述为系统统筹多领域韧性建设，推动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协同共建，提供了强大指引。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粮食、能源、矿产、科技、金融、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搭建一体化应急保障机制，既立足短期纾困稳大盘，又着眼长远夯基补短板，全力提升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综合承压韧性。

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国内大循环塑造内生韧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并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本质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提升我国整体经济韧性的战略部署。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要部署，进一步推动我国夯实产业与市场双重韧性，从循环架构上提升经济抗冲击能力，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经济和社会韧性建设的基本要素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包括制度优势、经济实力、内生动力、社会保障、文化认同五大基本要素，这五个方面共同决定了经济和社会系统应对冲击、恢复发展的综合能力。

制度优势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根本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最大政治优势，党立足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统一规划韧性建设的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处置风险，化解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契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高效配置资源，兼顾公平与效率，规避市场失灵，化解经济波动风险。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为经营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为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

经济实力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物质基础。产业结构现代化，传统产业底子厚，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形成梯次接续、双向赋能的有机整体，这些可增强发展后劲，扩大发展空间，提升产业竞争力。完备的产业体系、完整的产供链，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保障能力强，可在外部断供或需求骤变时通过内部调整弥补缺口。经营主体多元协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可保持经济活力，充分吸纳就业，形成稳定发展格局。基础设施完善，可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确保生产流通、民生保障、应急救援有序开展。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能形成增长合力，有效分散区域风险，提升整体经济抗冲击能力。

内生动力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核心引擎。全面深化改革，有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激发发展潜力，强化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有助于提振消费、扩大投资，持续为经济注入新活力。产业体系配套完整，能自主满足各类生产需求。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撑。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创新改造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从供给端提升产业抗外部制裁、技术断供风险的能力。

社会保障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重要基石。基础性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灵活就业、共享用工、零工经济等新形态涌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相应社会保障，可增强就业韧性；社保、医保、救助兜底网络健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筑牢困难群体安全网，可减少因收入波动、突发变故引发的社会矛盾。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可将矛盾就地化解，提升社会自我修复和调适能力。

文化认同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涵养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共同的历史记忆、坚韧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深厚的民族向心力，使我们在面对打压遏制时能顽强不屈；在面临风险挑战时能团结应对；在出现内部矛盾时能及时化解、共建和谐。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实践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重要论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将党的领导贯穿经济和社会韧性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我们党的优势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凝聚全社会力量持续打造强大的经济和社会韧性，共同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完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防风险和促发展政策协同，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这就需要不断健全国家安全预警防控体系，否则，“韧性”只能是面对突发风险时的应急反应和事后紧急补救，应对不力易引发难以预估的风险和后果。为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国家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实现“关口前移”，强化“事前预防”能力，做到对各类安全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既为应对风险挑战做足准备，也为后续发展储备和创造空间。

强化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重点领域的风险一旦处置不当，易产生连锁反应并对整体国家安全态势造成冲击。为此，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夯实国民经济根基去打造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压舱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权，着力破解难题，确保产供链自主可控安全，推动经济和社会韧性的能力跃升。持续强化能源、粮食、重要基础设施等安全保障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国家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提升维护社会安全的能力水平。社会安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坚实底座。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目标，全面提升社会安全能力水平；多措并举筑牢人民防线，通过高效能社会安全治理，在发展中化解安全隐患，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并转化为发展红利。

对外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当前，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突出，全球性安全问题此起彼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更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应对所有安全挑战。我们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坚持立己达人，持续深化与各国的发展和安全合作，联手应对跨国性风险挑战，助力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韧性。

经济韧性，可以使国家在狂风暴雨中保有生存与反击的底气；社会韧性，可以使亿万个体在考验面前融为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面向未来，唯有驰而不息地锻铸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韧性，方能在百年变局中稳把航向，驶向民族复兴的壮阔航程。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在伟大觉醒中开启翻天覆地历史巨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是对党105年辉煌成就的高度凝练，更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肩负使命、创造伟大成就的生动写照。深入分析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担当与伟大作用，从党史中汲取奋进新征程的智慧和力量，在新起点上继续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启示。

应运而生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门户洞开，中华民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慷慨悲歌，他们的救亡图存努力虽可歌可泣，却终因阶级局限与理论武器的缺失，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无论是旧式的农民起义、封建王朝的自救改良，还是模仿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方案，都无法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社会陷入深刻的迷惘：旧路已穷，新路何在？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彻底的觉醒，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引，需要一个全新的、能够将亿万民众组织起来的领导核心。这一历史性的课题在召唤着最先进的思想与最坚强的组织力量。正是时代的呼唤，催生了伟大的觉醒。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其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获得了思想上的大解放。当这一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与中国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相结合，就产生了伟大的力量。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的诞生，星火初燃，使处于黑暗和迷茫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有了指引方向的灯塔，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的革命面貌自此焕然一新，开启了深刻影响世界历史的伟大进程。党的创立，绝非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发展和思想解放的逻辑必然，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百般求索后的历史选择。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便以其鲜明的阶级性、彻底的革命性和前瞻性，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这是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深刻洞察。

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了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前途。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具革命彻底性的无产阶级政党，清晰地认识到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实现其最高理想的必经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全部奋斗，都围绕着“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这一核心任务展开。历史已经证明，秉承着这一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凝聚成改天换地的磅礴力量，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最终的胜利。

在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中形成中国革命道路

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是一部在血与火中探索、在挫折与奋起中前行，最终走向辉煌胜利的雄浑史诗。其紧密相连的伟大历史阶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展开的顽强斗争与勇于创新的辉煌历程。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放在领导工人运动上，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初步展现了党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随后，党审时度势，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进行了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在革命危急关头召开的党的五大，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等重要原则，但对如何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等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使党遭受了成立以后从未遇到过的严峻考验。大革命虽然失败了，其历史意义则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经过大革命，党从正反两方面积累了深刻的经验，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认识到开展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面对白色恐怖，在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地下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而投入新的战斗。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开启了向土地革命战争转变的历史进程。南昌起义以及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相继爆发的武装起义，如星火燎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实践不断推动党在探索中寻求一条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革命道路。

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受挫后，果断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军，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党在广大农村地区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深厚的群众基础；通过提出和发展“思想建党”“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建党建军思想，建设起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再到湘鄂西、鄂豫皖、陕甘等多个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初、最伟大的成果。

然而，革命的征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征程。在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党领导红军克服千难万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长征不仅是军事上的战略转移，更是伟大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它宣传了党的主张，播撒了革命的火种，更淬炼与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央抵达陕北后，革命的新局面就此打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步步紧逼，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最先高举全民族抗战的旗帜，始终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从毛泽东写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党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并推动一二·九运动，到在东北三省组织和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再到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解放旗帜，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力量。在异常惨烈的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并实行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党充分动员、组织和武装抗日民众，使抗日战争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让侵略者深陷泥潭。党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和战略相持、反攻阶段的中坚力量。在这场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坚强的中流砥柱。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入总结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断深化，并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加以推进。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并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期盼和平建国。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毛泽东以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赴重庆谈判，签署了《双十协定》。然而，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和平协议，发动了全面的反革命内战。在关乎民族命运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毅然领导中国人民，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战争初期，敌我力量悬殊，党坚持“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战略论断，采取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军事原则，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解放区深入进行土地改革，亿万翻身农民以“保家保田”的热情踊跃参军支前，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奠定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从战略防御到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和山东的重点进攻，从战略进攻到气势恢宏的战略决战——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战果，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不断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党中央为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准备。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主张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各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从1948年12月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到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都为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从军事、政治、思想和理论上作出了充分准备。毛泽东经过深入思考，高瞻远瞩地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始终鼓励着全党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的历史性伟大成就，对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之后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

在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井冈山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到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再到带领人民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党在探索中走向成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这标志着民族复兴的道路被彻底打通，中国得以在一个全新的、独立自主的起点上开始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伟大胜利。面对极其复杂的革命形势，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革命斗争实际，对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作了深刻的理论概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的理论贡献，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领导权、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活的灵魂，成为党永葆生机的思想源泉。

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明确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命题，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相连。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解放战争的胜利极大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中国革命成功从多个维度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它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中国探索出的独具特色的革命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宝贵经验。

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了自身的革命性锻造。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弘扬并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以此为源头，构筑起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系列精神丰碑。通过延安整风等运动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在残酷的斗争中，党形成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三大法宝”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并得到系统总结和巩固。这种千锤百炼，使党从一个最初只有几十人的小党，逐步发展壮大，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长为拥有坚实群众基础、掌握战略主动、具有强大领导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锻造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不仅践行了对国家和民族一以贯之的使命与责任，更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写下了最为悲壮、最为辉煌的开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孕育淬炼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极其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孕育、淬炼出自身优秀特质，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交相辉映，成为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关键密码”。

早期共产党人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新的希望，选择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并将其写在党的旗帜上。在革命实践中，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闯出新路，引领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确保了革命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党自成立起，就确立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党深刻认识到，革命战争就是人民战争，要推翻三座大山必须紧紧依靠工农大众。在苏区时期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红军中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了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土地改革政策赢得了亿万农民的拥护，“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便是极为生动的写照。正是这种血肉联系，让党拥有了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面对空前的民族危局，党主动扛起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立足自身，依靠中国人民的力量推进革命进程。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将不同阶层、党派、团体最大限度地凝聚在党的正确主张周围，牢牢掌握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和战略主动权。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一条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党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锐意进取。在全民族抗战的推动下，党顺应抗日救亡的时代大潮，在革命斗争中始终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体现了胸怀天下、放眼世界的宏大境界与深厚情怀。

面对武装强大的敌人和极其艰险的道路，党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铸就了伟大建党精神。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跨越万水千山，到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解放战争的摧枯拉朽，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领导人民展开殊死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

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始终把自身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来推进。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到延安整风运动创造性地运用整风形式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统一全党思想，彻底纠正党内错误倾向。革命时期虽然历经挫折，党总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将自身锻造成为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烽火岁月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核心作用、初心使命与历史经验已深深熔铸进中华民族的血脉，激励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势不可挡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教授〕

全过程人民民主何以成为标识性概念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实际，深刻把握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原创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这一理念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极具辨识度、引领性的标识性概念，不仅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问题，更以中国自主的理论建构、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与坚实的制度支撑，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标识性概念的理论依据

全过程人民民主之所以能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其理论根基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真理内核、中国共产党百年民主探索的实践积淀与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厚滋养，是“两个结合”在民主政治领域的生动体现，具备坚实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源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民主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新型国家制度，区别于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虚伪民主。列宁进一步强调，无产阶级民主要实现“全体人民真正管理国家”，打破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主义局限。全过程人民民主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核心要义，摒弃了西方民主“选举时被唤醒、选举后被休眠”的弊端，将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贯穿国家治理全流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原创性拓展。从理论定位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被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个明确”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这一概念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简单照搬，而是结合中国国情与时代特征，将“人民当家作主”从价值理念转化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制度安排与实践路径，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标志性成果。

中国共产党百年民主探索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初心使命，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持续探索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从陕甘宁边区的“豆选”民主、“三三制”政权，到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从改革开放后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到新时代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领导人民积累了丰富的民主实践经验。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百年民主探索的理论升华。它总结了中国民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核心经验，打破了“民主只能是西式选举民主”的认知误区，将党在不同时期的民主实践整合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体系，让百年民主探索的成果以标识性概念的形式固化下来，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回应中国民主实践需求的核心理论成果。

中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与治理智慧，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下为公”“政得其民”等，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它将传统民本思想中的“以民为贵”转化为现代民主的“人民当家作主”，将“和而不同”的协商智慧融入民主实践，形成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得益彰的中国特色民主模式。这种立足中华沃土的理论创新，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成为区别于其他民主理论的重要标识。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内涵

作为标识性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系统完备、逻辑清晰的思想内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特征是实现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的“四个”有机统一，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核心要义，是让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停留在口号或形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不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这一内涵突破了西方民主“重选举、轻治理”的局限，将民主延伸到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五个核心环节，形成环环相扣、无缝衔接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服务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实践理念。它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激发人民创造活力为动力，将民主建设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紧密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与力量支撑。作为标识性概念，它明确了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方向——民主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

全过程人民民主标识性概念的学术建构功能与意识形态特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标识性概念，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与实践根基，更具备强大的学术建构功能与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为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区分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撑。

在学术层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自主建构的、科学的原创性概念，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体系的完善提供了核心框架与标识性范畴。其一，它填补了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研究空白。长期以来，西方民主理论垄断学术话语权，将西式选举民主等同于民主的唯一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以中国实践为基础，系统提炼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四个相统一”等核心范畴，构建了区别于西方的民主理论体系，为学界研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范式。其二，它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征的系统归纳。全过程人民民主将分散的民主实践、制度与理念整合为有机整体，清晰界定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属性、核心特征与实践路径，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从零散的经验总结上升为系统的科学理论，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民主政治领域的标志性学术成果。其三，它拓展了民主理论的研究视野。它打破了“民主=选举”的单一认知，将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环节纳入民主范畴，推动民主理论研究从“选举中心”向“全过程中心”转变，为全球民主理论发展贡献了中国学术智慧。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其本质特征与实践逻辑，清晰划清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资本主义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以“三权分立”“多党竞争”为核心，服务于资本利益与少数群体诉求，存在明显的阶级局限性与形式虚伪性。其民主往往局限于选举环节，选举后民众难以持续参与国家治理，形成“民主休眠”现象，且容易陷入党争内耗、决策低效、社会撕裂的困境。

全过程人民民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依法治国为保障，实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而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政党协商制度等，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种鲜明的意识形态区分，让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标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属性的核心概念，有力回击了“西方民主优越论”的错误认知。

全过程人民民主标识性概念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与重大实践意义，既丰富发展了党的创新理论，又为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方面，它拓展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民主政治建设这一重大课题，以原创性理论成果填补了党的创新理论在民主领域的标识性范畴空白，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体系更加完备、内容更加丰富。另一方面，通过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实践，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与自己命运的主人，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民主凝聚共识、优化决策、强化监督，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总之，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具有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的核心概念，它植根马克思主义真理、立足中国实践、传承中华文脉，以系统的思想内涵、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与坚实的制度支撑，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问题。这一标识性概念，不仅是中国自主建构的科学理论成果，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旗帜。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必须深刻把握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度载体作用，不断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民主的蓬勃活力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让这一标识性概念在实践中绽放出更加耀眼的真理光芒。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所长）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自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项为民族立心、为人民立命、为时代立学的崇高事业。这一事业能否立得住、走得远，取决于能否建构一套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课题的自主知识体系。“自主”是这一知识体系的本质特征，也是建构知识体系的关键所在。要充分认识“自主”的重要意义，正确把握“自主”的深刻内涵，朝着“自主”的方向不懈努力，从根本上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自主”的核心在于思想体系的自主，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与旗帜

思想体系的自主，首先是指导思想的自主，根本也在指导思想的自主。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根本性引领作用，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要把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根本牵引和首要任务。

具体而言，一方面，从本和源上充分体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要求，牢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善于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学术概念、学术语言，研究阐释党的创新理论中的标识性重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和原理性理论成果，使自主知识体系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在抓好新思想总体研究的基础上，从“体”与“用”的视角，推进分领域研究，形成一套系统全面、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当前重点就是要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研究，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推出一批有理论逻辑和思想体系的研究成果。同时，结合新时代发展实践，系统梳理新思想的孕育脉络，开展好溯源研究。就福建而言，围绕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党的建设、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等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系统研究其历史生成、理论演进和实践逻辑，切实把理论的溯源优势转化为知识体系创新的研究优势，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注入鲜活的源头活水。

“自主”的根源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突出文化的主体性、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

“自主”的本质在于主体性与独立性的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有深厚的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和辐射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丰沃的土壤，牢牢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深沉厚重的“根脉”，在学术层面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中汲取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

具体而言，一方面，深耕传统文化资源库，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哲学理念、伦理准则和史鉴智慧，将固有的概念术语、理论传统有机融入当代学术生产，从而激活本土学术的原创活力，夯实自主创新的学理根基，实现中国学问的丰赡与革新。另一方面，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在解答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重大课题中，提炼出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体现中华民族立场、经验和智慧的原创性概念群、理论范式和解释框架，以此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比如，区域国别学研究要着力构建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大标识性概念和理论框架，最终形成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

“自主”的基点在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善于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用创新理论指导伟大实践

凡是伟大的理论，都要反映时代声音、彰显时代特色、回答时代命题，孕育于伟大实践并指导伟大实践。当代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即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进程实际上是在实践中推动知识创新和理论生成的过程，也是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和升华的过程，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中国式现代化越向前推进，就越需要用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定盘星”和“导航仪”来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让理论有力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具体而言，一方面，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现实使命，积极从伟大实践中概括凝练规律性认识、升华提炼学理性的新理论、新概念；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为研究导向，推进前瞻性、基础性研究，加快形成一批高质量、有影响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学深悟透用好党的创新理论，针对中国式现代化推进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用党的创新理论进行有思想穿透力和理论说服力的科学解答，用蕴含其中的科学思想方法破解难题、推动工作，让自主知识体系真正成为指导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

“自主”的动力在于守正创新、开放发展，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以开放的态度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自主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在守正中创新的过程，也是一个在开放中发展的过程。从守正创新看，“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这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而“创”的核心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维智慧深度融合，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从开放发展看，哲学社会科学只有兼收并蓄才能丰富多彩，如果自我封闭、排斥外来，就会失去活力，甚至走向衰亡。通过开放，辩证地吸收借鉴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走出一条开放创新的发展道路。守正创新和开放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统一于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必须在创新中壮大“自主”，在开放中保持“自主”。

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推进“三大创新”。在知识创新上，重塑知识图谱，创新学术概念体系，实现知识内容的更新拓展和知识体系结构的优化完善；在理论创新上，构建支撑中国实践、解释中国经验的自主理论框架，为国家发展提供系统的学理支撑与智力支持；在方法创新上，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对接，不断拓宽研究的新空间，由此形成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坚持引进来，坚守开放发展这一中国知识体系自主自信的鲜明标识，以辩证思维吸收国外优秀理论，汲取契合中国本土研究语境的科学方法，在比较中借鉴、在借鉴中超越，使国外优秀学术成果有效服务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努力走出去，通过深化国际学术对话、拓展中外人文交流等国际传播路径，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新成果展示给世界，让世界了解“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自主”的标志在于拥有一批名家大师和鸿篇巨制，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生态，构建种类齐全、梯队衔接的人才体系

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必然伴随着一批名家大师和鸿篇巨制的产生，这既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更是成熟的标志。在实践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等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终究是“以精品奉献人民”的事业，需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学贯中西的思想家、理论家和立得住、传得开、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精品力作。而大师和力作并不是孤立的个体现象，是学术生态与人才培育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归根结底，一要靠抓生态，二要靠抓人才。

具体而言，一方面，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涵养健康向上的学术生态，引导专家学者在学术交流和实践检验中不断拓展研究的新空间、新路径。完善学术评价机制，将原创性贡献及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作为衡量科研成果价值的核心标准，鼓励学者沉下心来坐冷板凳、搞真研究，让潜心研究的学者得到应有尊重与支持。另一方面，实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工程，深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发现、培养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和一批年富力强、锐意进取的中青年学术骨干，鼓励青年学者围绕“自主”方向深耕细作，挑起研究大梁，形成人才辈出、精品涌流的生动局面。

以金融“活水”滋养未来产业发展

未来产业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主动权。今天的未来产业，可能就是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支柱产业。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未来产业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应用，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金融的有力支撑。构建适配未来产业的金融体系，绝非简单的产品叠加，而是一场涵盖资源配置、风险管控、行业治理的系统性变革，需要我们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统筹推进。

从国际竞争视角来看，未来产业的较量，本质是创新生态与资本实力的比拼。一项前沿技术从基础研究、中试放大到场景落地，往往需要五至十年时间，前期投入巨大、短期难以产生稳定收益，仅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和短期信贷，很难跨越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依托长期创投、多层次资本市场、政策性金融协同发力，引导耐心资本投向早期硬科技领域。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调整金融资源配置逻辑，培育长期风险包容型资本，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金融根基。

从产业发展规律分析，未来产业的属性决定了传统金融模式难以适配。传统金融依托不动产抵押、历史财务数据开展风控，服务对象以成熟重资产企业为主。而未来产业的核心价值集中在专利技术、算法模型、科研团队等无形资产，普遍具备“轻资产、高成长、高风险”特征，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截然不同。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仍存在股权资本不足、债权服务滞后、风险分担机制薄弱等问题，造成前沿项目融资难、融资贵、转化慢。唯有从供给端系统重构服务模式，才能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

从金融使命层面来讲，服务未来产业是金融业转型发展、践行初心的重要方向。支持未来产业发展，既是金融杜绝脱实向虚、坚守服务实体定位的内在要求，也是行业拓展发展空间、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金融业要摒弃规模冲动与路径依赖，树立正确发展观，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在服务前沿技术攻关、培育新兴动能的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对照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当前金融服务未来产业仍存在短板。一是融资结构失衡，长期耐心资本供给不足。银行信贷依旧占据融资主导地位，股权投资体量偏小，创投基金存续周期与产业培育周期不匹配，资本扎堆中后期项目，早期硬科技领域投入乏力。二是风控体系滞后，难以适配轻资产主体。现有授信规则过度依赖有形资产和经营业绩，无形资产质押存在评估难、处置难、变现难等问题，金融机构慎贷、惜贷现象普遍。三是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创新容错空间不足。政府风险补偿、政银担合作、科创保险等工具覆盖面有限，对技术试错、市场试错的包容度不够，尽职免责政策落地不到位。四是专业协同能力偏弱。金融机构缺少前沿产业专业人才与专营机制，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资本市场联动不足，全链条一体化服务缺失。五是配套制度滞后于产业创新。传统分业监管难以适配跨界新业态，金融沙盒、试点容错运用不足，无形资产估值、交易、征信等中介服务体系存在明显短板。

面向“十五五”发展阶段，我们要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目标，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需求，搭建协同高效、风险可控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做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夯实长期股权资本根基。发挥资本市场核心枢纽作用，持续优化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制度规则，完善未盈利科技企业上市机制，评价标准侧重技术壁垒、创新能力与成长潜力。做大各级未来产业引导基金，延长基金存续周期，优化考核导向，引导资本深耕早期硬科技项目。落实税收、股权流转、退出等配套政策，畅通保险资金、养老金、理财资金入市渠道，培育包容创新的耐心资本生态。

重塑银行信贷模式，提升轻资产服务能力。依托银行体量优势，推动信贷服务从“重抵押、重过往”向“重创新、重未来”转型。强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中长期支撑作用，针对6G、可控核聚变、深空深海装备等重大领域设立专项低息长期贷款。大型商业银行应组建未来产业专营机构，简化授信流程，放宽抵押限制，大力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人才信用贷等纯信用产品。优化内部考核机制，合理提高科创贷款不良容忍度，细化尽职免责清单，打通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堵点。中小银行应立足区域产业禀赋，走特色化、差异化发展道路。

健全风险分担网络，放大创新容错效能。结合未来产业高试错、高迭代的特点，构建多层次市场化风险缓冲体系。丰富科创保险品类，扩大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材料、研发责任险、知识产权保险覆盖范围。优化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持续压降担保费率，做实政银担三方风险共担机制。围绕氢能储能、前沿新材料、商业航天等赛道，研发风险对冲工具，平滑企业长期研发投入压力，降低金融机构服务顾虑。

打造全周期接力服务，精准匹配阶段性需求。遵循“基础研究——中试转化——场景示范——规模量产”的成长路径，实行分阶段服务。种子期依靠天使投资、科研贴息、小额研发贷款保障基础攻关；初创期以股权投资、投贷联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助力技术落地；成长期综合运用中长期信贷、科创债券、融资租赁、科技保险支撑规模化示范；成熟期依托资本市场、并购金融、供应链金融推动企业整合扩张。通过股债结合、投保联动，实现金融服务全程无缝衔接。

深化数字金融赋能，破除信息壁垒。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搭建统一科创信息平台，整合企业专利、研发、人才、应用场景等数据，实现精准画像与授信。建立前沿产业专属估值模型，跳出传统财务评价框架，综合研判技术实力与发展前景。优化线上审批、智能授信服务，精简流程、压缩时限，持续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强化综合保障体系，护航产融协同发展。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践行“五要五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牢牢把握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方向。创新包容审慎监管方式，用好金融沙盒与容错试点，区分技术风险、市场风险、伦理风险，做到放管结合、守住底线。培育金融、科技、政策复合型人才，完善无形资产估值、技术交易、科创征信等中介服务。坚持全国一盘棋，引导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强化要素保障，杜绝同质化竞争与重复建设。（作者系天津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深化基层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融合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基层党组织一项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来抓，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提高村级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1990年召开的“莱西会议”，把“带领群众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经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确定为村级组织的中心任务，发端于基层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等经验，在全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近年来，我们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持续深化基层党建与集体经济发展融合，着力夯实基础、增强活力、提高效能，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资产盘活、多元共富的新路子。

夯实组织根基，增强集体经济发展后劲。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首要的是建强组织体系，把党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践中，要健全抓乡促村工作机制，强化乡镇党委统筹协调功能，压实乡镇抓党建、抓发展的主责主业，选优配强乡镇班子，优化职责清单，有效破解基层权责不匹配、力量分散等问题，为村级组织减负赋能。同时，为了适应农业规模化、现代化发展趋势，因地制宜优化村级组织设置，合理调整村庄规模，按照“位置相邻、功能相近、产业相联”原则，在自然村或片区设立党支部，延伸组织触角，构建纵向到底体系，确保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留空白。带头人队伍是组织振兴的关键。实施村级带头人选育工程，推动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和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实现“一肩挑”，强化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的全面领导。对政治过硬、业绩突出的书记实行提级管理、备案管理，定期围绕集体经济经营、项目管理等专题开展集中培训和实战实训，组织赴先进地区体悟实训，提高村干部适应市场、发展经济的能力。还要着眼长远，加大在青年农民、致富能手、返乡创业大学生、退役军人中发展党员的力度，建立村级后备力量“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公开选拔优秀年轻人才到村任职，确保村级事业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规范资产管理，激活集体资源内生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搞好农村集体资源资产的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善于通过盘活存量来带动增量”。集体经济要发展，首先要摸清家底、管好资产。针对公共资源被侵占、闲置低效等突出问题，开展集体“三资”清理专项行动，坚持县乡村三级联动，领导干部带头包联，逐户逐项复核，全面清收被违规占用的资源资产。建立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数字化描边、实地测绘等手段，实现集体资产可视化、动态化监管，让每一寸土地、每一处房产都在账可查、在管可控。在资产融合方面，由于原建制村资产状况差异较大，不宜“一刀切”推进，应综合考量资产、人口、历史等因素，分类施策，探索直接融合、折股融合、存量挂账等多元融合模式。同时，把党的领导贯穿资产管理全过程，推动村党组织书记兼任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健全集体资产统一管理、集中决策、监管审计制度，重大资产处置须经党组织研究。推行村级财务预决算制度，配强专业经管人员。县乡两级建立城乡产权交易平台，公共资源一律进入平台公开交易，统一对接市场。严格落实民主决策和监督机制，保障农民对集体“三资”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确保资产在阳光下运行。

创新经营机制，拓宽集体增收共富路径。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传统集体经济运行方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必须运用组织力量和市场手段，推动农民从“分散经营”向“抱团发展”转变。探索由党组织主导成立“强村共富公司”等集体经营平台，按照“县级统筹、乡镇整合、村级承接”思路，构建龙头带动、全域统筹、因需发展的产业平台体系。通过公司化、市场化运营乡村资源资产，拓展农产品销售、物业服务、绿化管护等多元业态，提高集体资产运营效率。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深耕“土特产”文章，系统谋划特色产业扶持政策，推动资金、技术、人才直达乡村。顺应数字经济发展，培育“直播+农业”新业态，建设县乡村三级直播阵地，打造区域公共品牌，拓展产地直供、田间直销等线上模式，让流量转化为销量。深化城乡党组织联建共建，搭建城乡资源对接平台，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互补共享，放大城乡融合效应。在利益联结上，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服务精准配置。引导村集体和农户以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入股联建项目，巩固契约式、分红式、股权式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同时，重视风险防范，建立“普惠保险保基本、特色保险保增收”的农业保险体系，扩大特色农产品保险覆盖面，筑牢集体经济发展安全底线。

（作者系山东省莱西市委书记）

提升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质效

强化人工智能对实体经济的赋能，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是一场涉及生产力重构、生产关系调整的系统性变革。算力、电力、模型、数据、人才等要素，任何一环出现短板都将制约整体效能的释放。唯有立足全局、系统谋划，在协同联动中打通堵点、在制度创新中激发活力，方能将技术势能真正转化为产业升级的澎湃动力。

夯实算力底座是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和前提。算力不仅是技术参数的堆叠，更关乎产业智能化转型的自主可控与安全韧性。近年来，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快速增长，“东数西算”工程稳步推进，为大规模模型训练提供了有力支撑。然而，算力布局仍需进一步向实体经济倾斜。当前，大量算力集中于语义、视频等通用生成式任务，服务于工业生产、材料研发、装备检测等垂直场景的模型训练偏少，算力资源的分布结构未能充分匹配产业场景的实际需要。与此同时，数据中心在极端条件下的抗毁安全能力亦有待加强。破解这一矛盾，需要以场景牵引算力配置，构建国家算力资源开放与市场化调配机制，打通算力训练场与产业中试基地之间的联动通道。针对国产芯片在工业应用中的性能短板，应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场景需求拉动研发迭代，加快提升其在训练推理、实时渲染等环节的适配能力。此外，还应在西南、西北等纵深地区前瞻布局洞库式新型数据中心，筑牢特殊时期国家算力基础设施的安全屏障，确保产业赋能源头活水不断。

深化算电协同降低产业智能化成本。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与推理耗能巨大，算力基础设施的能耗水平与电力供给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企业“用得起、用得好”智能技术。当前，各地在电价政策、数据中心支持措施上差异明显，面向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制造、矿产开采等具体场景的专项电力配套尚属空白，跨省电力调度机制亦不够顺畅，客观上推高了企业智能化改造的综合成本。因此，需将电力保障纳入人工智能产业规划一体化考量，针对训练池与推理池分别建立常态化、全流程电力供给预案，统筹推进绿电交易、跨区域调度与峰谷平衡。需要成立跨部门算电协同专项工作组，围绕不同产业场景制定差异化电力补贴政策，通过精准降本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拥抱智能化的内生动力，真正实现“好电用好算、好算促好产”。

深耕行业模型激活场景赋能潜能。通用大模型展现了强大的泛化能力，但实体经济生产流程复杂、标准严苛、安全要求高，行业模型必须在专业性与实用性上做深文章。当前，我国大模型数量众多，应用覆盖范围持续拓展，但深度应用于工业质检、工艺优化、设备预测维护、材料配方设计等核心生产环节的垂直模型仍较为有限，模型研发供给与产业一线需求之间的对接还有待加强。破题之要，在于聚焦降本增效提质这一核心目标，系统梳理并发布高价值应用场景清单，引导科研力量从“炫技”走向“实战”。国有企业作为实体经济主力军，应率先开放生产场景，提供中试环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参与模型迭代。对成效显著的行业模型，需借助行业协会、标准化组织等渠道加大推广力度，推动优秀解决方案从“样板间”走向“商品房”，形成规模化应用的溢出效应。

畅通数据循环筑牢产业智能根基。数据是人工智能的燃料，其质量与流通效率决定着模型学习的深度与广度。我国数据资源总量持续增长，数据要素市场体系逐步健全。面向实体经济细分领域的标准化、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正加快推进，但部分产业数据的整合加工与跨行业共享流通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打破这一局面，需坚持“开放共享、互惠互利”原则，通过组建产业联盟、搭建行业社区等方式，构建面向场景的数据生态圈，明确流通规则与收益分配机制，让数据持有者“愿开放、能受益”。同时，围绕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等代表性产业，建设国家级数据标注和应用示范基地，形成分类聚簇的场景化供给体系，为行业模型训练提供精准可靠的“养料”，实现从数据资源到数据资产的跨越。

强化产教融合厚植人才沃土。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的深度，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队伍的高度。当前，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持续完善，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的互动日益紧密。但在具体实践中，高校院所的基础前沿研究占比较高，面向产业一线的应用型研发仍需加强；部分实体企业的人工智能工程化能力尚处于积累阶段，一体化协同攻关机制仍在健全之中。需要构建实体经济企业、AI技术公司与高校院所一体化联动机制，引导企业建立自主AI工程化团队，在实战中培养复合型人才。应拓展工程硕博士、卓越工程师等计划覆盖范围，将大模型落地效果纳入科研评价与毕业考核体系，推动青年人才在生产线边成长。同时，创新央国企人才激励机制，对科创板块单独核算工资总额，破除薪酬壁垒，营造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制度环境，以人才活水润泽产业沃土。

（作者系中国电信贵州分公司副总经理）

持续推进县域营商环境优化

县域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营商环境建设落地终端、服务经营主体前沿，其治理效能直接决定经营主体活力与区域核心竞争力。当前，随着“放管服”改革向纵深推进，县域营商环境已从流程简化、服务提速的初级阶段，步入规范行政权力、重构政商关系、完善制度体系的攻坚期。优化县域营商环境要实现从“管理本位”到“企业本位”的理念转向，把“一心一意帮企”作为根本价值遵循，将需求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在现有制度体系基础上系统集成、打通堵点。

营商环境优化的生命力在于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构建从诉求发现到制度迭代的动态响应机制，实现因需而改。搭建统一的涉企诉求归集平台，整合线上线下多元诉求渠道，建立“一口受理、分类流转、分级办理、限时办结、全程追溯”的诉求办理机制，实现一般事项快速办、跨部门事项协同办、疑难事项提级办。建立诉求大数据分析机制，定期梳理归集企业高频诉求、共性痛点，将企业反映最集中的问题作为制度优化的核心切入点，形成“诉求归集——分析研判——制度迭代——成效反馈”良性闭环。建立刚性纠错机制，推行“不满意二次交办”制度，对企业评价不满意事项启动重新办理与督查督办；对答复“无法办理”的事项引入人大评议等第三方监督，全面核查流程与依据，确保件件有落实。

数字技术是压缩自由裁量空间、规范权力运行的刚性抓手，要贯通政企两端、覆盖涉企全流程，以技术刚性保障制度刚性。构建覆盖企业全周期的数字化平台，统筹整合行政审批、要素供给、政策兑现、执法监管等业务模块，企业登录单一入口即可享受从开办到退出全流程服务，杜绝多头申报、流转失管、多平台来回跑等堵点。将各类惠企制度、审批标准、监管规范转化为系统刚性程序，自动核验审批流程、时限；实行执法检查数字化计划管理，严控随意、重复检查；对要素分配、政策兑现等事项设置量化打分模型，自动匹配、全程留痕。打造实时动态评价反馈模块，量化动态数字评价体系，实时抓取超时办理、高频投诉、不满意件等异常数据，同步接入营商环境考核体系。

经营主体诉求多元分化，营商环境改革必须针对性分类施策。针对要素保障类诉求，建立公开透明的土地等要素分配评价体系，以亩均效益、创新能力、产业贡献等为核心指标，实行市场化配置，破除暗箱操作与人情干扰；加大低效用地盘活、闲置空间挖潜力度。针对创新转型类诉求，建立常态对接机制，以数实融合“公共平台+总包服务”、科技赋能“市场运作+技术总投”等模式创新为牵引，搭建政府、企业、创新资源三侧合作的对接桥梁，解决全产业链提能升级问题。针对工程项目类诉求，建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深化拿地即开工、并联审批、分段验收等改革，配套项目专员数字化驻点服务，以数字化闭环管控实现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达效。针对降本增效类诉求，重点压降融资、物流、能源等生产经营成本，健全企业综合降本机制，实现降本政策精准匹配、降本资源智能供给、降本成效动态监测。针对政策兑现类诉求，重点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全面梳理惠企政策清单，精简申报材料、优化兑现流程，推行“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模式，确保企业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以系统思维搭建完整治理链条，推动营商环境治理向体系化升级。构建量化评价体系，从政府服务效能、权力运行规范度、经营主体满意度等核心维度，结合本地产业特征设置差异化量化指标，打造反映营商环境“晴雨表”。健全系统赋能机制，围绕经营主体全生命周期需求，推动营商环境从“单点突破”向“系统提升”转变，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的治理升级。完善激励约束制度，树立“以实干论英雄、以服务论实绩”用人导向，将营商环境成效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划定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责情形，建立常态化督查督办机制；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建立尽职免责事项清单。强化县委高位统筹，建立县委统一领导的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专项督查，严肃追责问责损害营商环境行为，强化齐抓共管合力。

县域营商环境的系统性优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改革，更是县域治理的变革。要坚持需求导向，把经营主体获得感作为根本标尺，立足本地发展阶段、锚定企业高频诉求，因需而改。坚持系统观念，以整体思维破解碎片化治理难题，统筹制度设计、机制运行、技术支撑、队伍建设各个环节，形成闭环。坚持法治思维，推动治理模式向制度保障型转型，用制度管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权，夯实县域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根基。（作者系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委书记）

积极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必须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提高基层治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围绕提高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水平，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拓展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必须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这个根基。高质量推进基层治理作为一项基础工程，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基本要求。

基层社会形态呈现新变化。当前，我国基层社会形态正处于转型期，涵盖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技术手段、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系统性、深层次变化。

一是人口结构呈现高龄化和高流动性。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从2021年的2.01亿人增长到2025年的2.24亿人。在地域人口流动特征上，偏远村镇常住人口减少、高龄化加剧；核心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流动人口规模较大，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并存。这就导致不同地域空间的公共服务需求出现较大差异。

二是就业形态日益灵活化。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占比持续攀升，劳动关系从固定雇佣为主逐渐延伸至平台算法管理为主。同时，自由职业者、网络作家、“一人公司”等新兴群体占比逐年提高，而且部分群体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频繁更换工作。

三是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快、覆盖面广。数字基础设施加速向社区（村）延伸，城乡数字鸿沟持续缩小。目前，我国已经实现县县通千兆、乡乡通5G，行政村实现100%通宽带、95%以上通5G。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从2021年的1.58亿户增长到2025年的2.04亿户，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从2021年的57.6%增长到2025年的69.5%。农村公路、电网、水利、冷链物流等设施数字化改造加快推进，多地构建起“县级统筹调度、乡镇中转分拨、村级便民服务”的三级物流网络。

四是生产方式智慧化、生活方式智能化。智慧农（牧、渔）场模式加快推广，“数商兴农”提速升级，持续推动供应链、物流配送、商品和服务下沉以及农产品上行。“电商+产业带”为农村经济注入新活力，手机成了“新农具”、数据成了“新农资”、直播成了“新农活”。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分别为3万亿元、7833.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9.9%。基层居民活跃于线上社群等数字生活空间。截至2025年底，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74亿人，微短剧成年用户规模超6.64亿人。数字消费用户规模持续扩大，“银发族”用户占比达12.2%，健康监测手环、扫地机器人等数字产品成为银发族的消费重点。

基层治理面临新挑战。基层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导致传统基层治理模式面临一些新挑战。

首先，基层组织存在信息不对称、资源碎片化问题。人口流动频繁导致常住人口底数不清，传统以户籍或村（社区）为基本单元的基层治理边界被打破。

其次，各个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资源精准调配的难度较大。基层常住居民组织度下降、就业形态多样化，权益保障难度增加，尤其是对流动儿童和偏远地区老人的公共服务供给有待进一步优化。

再次，基于数字空间的基层矛盾纠纷隐蔽性强、变化快，难以被及时发现。当前，网络空间已成为“第二基层组织”，线下矛盾容易在线上发酵，线上乱象亦可能反噬线下秩序，谣言传播、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等网络空间风险可能直接冲击基层社会安全。

最后，传统治理模式不仅效率低、成本高，还面临响应慢、覆盖面不足等难题。由此可见，基层治理的主体多元、任务繁杂、变数较大，呈现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双重特征，迫切需要从“人力驱动”转向“数字赋能”。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着力点。在数智化背景下，以数智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数字赋能，要努力推动基层治理模式从被动式向主动式、从粗放式向精准化、从碎片化向协同化转变，且这种转变是基层治理理念、体制机制和治理模式的系统性重塑。

一是数据成为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要素。只有打破基层数据壁垒，才能够精准摸清基层社会人、地、事、物、情等全要素底数，将分散的“数据孤岛”整合为“数据全景图”。随着社会供数用数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数据要素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

二是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成为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变量。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加快发展，基层治理的组织方式和运行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人工智能与社区治理深度融合，能够打造“天、地、人+AI”四位一体的智慧社区，且通过物联网和智能终端，能够实现养老、托幼、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的精准化推送，让社区服务更加普惠便捷。

三是网络生态综合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任务。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生活家园和工作载体，基层是发现安全隐患、化解矛盾的第一道关口。人民群众对清朗网络空间的期待日益迫切，因此，基层治理必须实现网上网下的同频共振。网络生态综合治理必须深度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成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保障基层群众利益的关键抓手和重要阵地。

“十五五”时期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网上网下协同治理。强化市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推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面对“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务必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为务实的举措，找准着力点，进一步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根基。

一是强化数据赋能。建好用好面向基层治理的高质量数据集，为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加快完善数据流通共享开放机制，打破基层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整合优化公安、民政、医疗、教育、人社等公共数据，一体化推进党建、政务、网格管理、综合执法、应急指挥等领域的数据融合创新工作。建设贯通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的高质量数据集，推动基层数据资源“跑起来”“用起来”，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机制，通过数据加密、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确保基层治理数据在采集、存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和合法性，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权益。

二是强化技术赋能。用好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持续丰富拓展应用场景。运用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智技术推动基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创新。通过人工智能“视频办”等手段，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解决异地办事难问题，确保特殊群体平等享受数字化便利。开发智能语音助手和无障碍交互界面，助力老年人及残障人士跨越“智能鸿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群众诉求进行智能派单、语义理解和趋势预判，推动基层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推广使用“AI数字员工”，承担报表填报、工单分流等重复性、标准化事务。通过升级数字化流程释放基层干部精力，使其能更多投入复杂事件处置和群众沟通中。注重防范化解人工智能伦理安全风险，提升人工智能治理能力。

三是强化平台赋能。建好用好基层数字服务平台，实现物理网格和数字网格的有机统一。加快基层“数字党建”建设，通过“数字网格+党建”，将党组织延伸至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解决“小马拉大车”与组织覆盖的盲区问题。对功能相近、内容重复的工作群及政务APP进行整合，破解“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为基层干部进行“数字减负”。全面梳理现有基层治理流程，优化基层治理数字化服务平台，有序推进平台智能化升级，强化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在村（社区）安装智能政务服务终端，方便群众办理业务。为基层网格员配备移动终端，实现信息收集、事件上报、任务处理等线上闭环功能。建立社区论坛、微信公众号等互动平台，整合优化热线电话、网络平台等群众诉求渠道，打造一体化“接诉即办”平台。

四是强化网络空间综合治理。要坚持发展和治理相统一、网上和网下相融合，持续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广泛开展基层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等网上宣传，在网络空间弘扬正能量。健全网络舆情和突发事件网上处置机制，强化属地管理和主管主办责任，把应对舆情和解决事情结合起来。聚焦基层网民关心关切的问题，加强对社会情绪、社会心态的疏导。强化网络内容管理，整治短视频领域的恶意营销，重视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及时处置违法不良信息，广泛开展“网络普法下基层”等宣讲活动。

五是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精准化、普惠化。对于数字治理水平较高的地区，强化优化算力、算法、数据供给，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场景，进一步提升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对于数字治理相对薄弱的地区，积极参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国家“六张网”建设工作，加快升级改造数字基础设施。同时，提升基层干部群众的数字素养，弥合不同地域、不同群体间的“数字鸿沟”“智能鸿沟”。利用“城市大脑”“乡村新基建”等推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针对流动儿童、留守老人及新就业群体，加快建立健康权专项关爱与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健全数字网格管理机制，按照街巷、楼栋、村民小组等最小居民单元划分数字网格，并为每个网格配备专职网格员，负责安全巡查、矛盾调解等工作，实现“数字小网格”守护“基层大平安”。

（作者分别系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预测部副主任）

重视防范数字技术给基层治理带来的新问题

近年来，随着中央层面持续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得到明显遏制。各类冗余APP和工作群的清理、打卡签到和积分排名的规范，让基层干部从数字治理负面效应中有所解脱。然而，形式主义的顽固性，以及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数字技术应用带来隐形负担。为推进整治形式主义，基层清理了一批APP，规范了打卡签到，但基层干部的数字负担并未如期下降，反而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首先，减负政策催生了更多的线上会议。为规避对线下会议数量的考核，许多工作从会议室转移到了视频会议平台。一个正常会议，可能被拆解为早调度、晚复盘、短碰头。这些线上会议时长虽短，但频繁打断基层干部的正常工作节奏，实际占用的注意力远超过会议时长本身。其次，任务下达从平台留痕转向即时通信。与过去集中派发到平台不同，现在任务以工作提示、紧急通知、临时调度的形式随时出现，要求立即回复、马上落实。任务本身未必繁重，但持续的心理消耗和注意力切换成本，构成了一种难以量化的隐形负担。最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数字留痕从强制性打卡演变为内卷化晒工作。虽然不再强制要求签到、积分排名，但仍需要基层干部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做到工作成效的有效呈现与及时反馈。为此，基层干部需要精心梳理工作亮点，以直观、精炼的形式进行信息传递，在高效执行的同时也确保上级部门精准掌握一线动态，实现决策与执行的有效联动。隐形负担的根源，不在于技术工具本身，而在于上级对“可控性”、基层对“可见性”的需求，需探索更为有效的方式，实现基层治理的有效平衡。

算法强制减少了基层治理的弹性。数字治理平台的深度嵌入，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基层治理中的权力结构。上级部门借助平台获得了对基层工作全时段、全流程的监控能力，如任务自动派发、办理时限倒计时、进度排名等。技术手段使上级“可控性”需求的满足成为可能，但基层的自主裁量空间同步被压缩，典型表现是系统派单式的执法与服务模式。在网格治理、数字城管、政务热线等场景中，算法根据预设规则自动将任务分配给基层网格员或社区工作人员，并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各种流程。这种模式在处理标准化事务时效率较高，但在面对复杂、模糊、需因地制宜的基层矛盾时往往难以适应。例如，一个社区内因历史遗留问题引发的邻里纠纷，可能需要多次上门调解、反复沟通，无法满足系统的“一次办结”要求。更深入地看，算法决策正在取代部分人的判断。一些地方将信访、投诉、求助等事项的优先级和责任归属等判断交给算法处理，系统根据关键词、历史数据自动判定。因此，基层治理作为高度依赖人际信任与情境判断的领域，在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非人格化”优势的同时，也需保持治理的温度，避免过度依赖算法导致治理弹性的压缩。

数据保护的合规性要求给基层带来压力。随着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等数据安全法律法规的深入实施，基层对数据采集、存储、利用的合规性要求大幅提高。但在基层执行层面，却衍生出新的不敢用数据的问题。数据安全责任层层分解，最终落到乡镇、街道、社区等最基层单位，基层逐渐成为数据安全责任的重要承压点。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采集的居民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联系方式、收入状况等敏感信息，一旦发生泄露，将成为第一责任方。然而，基层普遍缺乏专业的数据安全管理能力，缺少专职信息安全员、加密存储设备、数据脱敏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少采集、少存储、少利用成为理性选择。对于基层而言，采集数据意味着承担安全风险和高昂的合规操作成本，而利用数据的收益却很模糊，导致基层对数据采集、储存、利用工作普遍持消极态度，能少采就少采，能不录就不录。因此，实现数字赋能，必须解决好这种“成本—收益”的错位，巩固好数字治理的基础。

算法推广使用增加技术伦理风险。当算法开始深度介入公共资源配置、矛盾化解、资格审核等基层治理核心环节时，技术伦理问题就不再是抽象讨论。首先是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的缺失。在一些地方试点的智慧系统中，算法自动判断申请人的资格和待遇等级，决策依据包括权重设置、数据来源、判断逻辑。这些对基层工作人员和普通群众来说多为“黑箱”，基层干部面对群众质疑，既无法给出充分合理解释，也无法对算法结果进行有效复核，进而引发新的不信任。其次是责任认定问题。在传统治理中，责任归属相对清晰。但在人机协同的数字治理中，责任边界变得模糊。当算法派单导致任务错配，当自动生成的处置建议引发不良后果，基层干部往往成为最终的执行者和责任人。这种技术担责不清的状态，不仅会导致基层干部承担不应有的责任，也会产生避责问题。最后是算法偏见和数据歧视的潜在风险。训练数据中隐含的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地域差距等社会结构性特征，可能被算法捕捉并放大，导致某些群体在公共服务获取中处于系统性的不利地位。基层往往最先感受到这种技术不公带来的问题，却缺乏校正算法的权力和能力。

当前，“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深层次矛盾并未随之消失。从新的负担到算法强控，从数据安全焦虑到伦理风险，这些问题不再是简单的、表象性的，而是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深度嵌合后产生的结构性难题，需要从技术、制度、能力、伦理等多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反思与重构。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数字化是手段不是目的

随着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平台、政务APP、智能终端等治理工具被广泛运用于基层治理中，治理的精度和效能不断提升。具体来说，在政务服务方面，“全国一体化平台”上线运行，统一电子证照库、数据共享枢纽等内容建设极大降低了基层政府的数据采集负担，“数据直达基层”“一表通”等改革创新更是直击基层治理中的工作痛点，为数字技术驱动治理创新提供了典型示范。在“一网统管”领域，“党建+网格+大数据”已然成为基层治理的主流模式。“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数字技术打通了基层治理中的信息壁垒，推动治理方式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从分散粗放向整体智治转变。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技术认知、评价设置、组织协同、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本应发挥赋能作用的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突出表现在工作中的“数字景观化”“痕迹主义”，以及基层工作人员“数字疲惫感”增强等诸多方面。“数字景观化”与数字转型中的技术认知相关联，客观上表现为过度追新、追热。以技术叙事取代用户和价值叙事，盲目跟风，投入重金建设数字大屏、智慧大屏，而对实用性、可用性关注不足，最终将数字系统转变为专供检查和参观的“盆景工程”和“面子工程”。“痕迹主义”则与过程性指标以排名、竞争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有关。数字技术在治理过程数据记录方面的独特优势，为绩效测量提供了一种过程可见的指标。新指标开发有助于加强纵向监督管理，但是对过程性指标的过度关注，也容易引发对结果数据的目标置换和过程留痕行为，挤占基层治理中的有限注意力资源。“数字疲惫感”反映的则是数字转型背景下基层工作人员在生理、心理、价值认知等方面的一种状态。它并非源于工作人员对技术本身的排斥，而是与数字化对基层自由裁量削弱，以及基层工作人员的“责权利”失衡相关联。数字技术带来的管理精细化提升以治理任务微型化和数据采集全量化为前提，而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一直面临财政、人才等方面的资源制约。任务刚性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使行政负担在实践中具体化为高频、细碎与持续的工作压力。

以“手段”取代“目的”，为数字化而数字化的现象削弱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正面效果，影响了基层治理的持续创新。因此，迫切需要重塑和改革，弥合数字治理实践和目标之间的执行差距。

优化评价设置，重视“简约治理”，学会适度“留白”。提升数字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效能、减少数字负担，需要认识到数字技术在增强绩效信息管理的同时，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过程无法反映最终的价值信息，也无法完全衡量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创造性程度。在转型过程中需要保持一定的“信息克制”，给基层裁量空间适度“留白”，为基层工作的创造性和灵活性创造条件。而且，基层权责的边界模糊容易导致纵向政府间责任分配的不对等，行政责任以目标考核的方式层层下压，若数字化利用不当，则容易加剧这一问题。因此，要实现数字赋能还需要将数字技术、绩效考核评价与基层权责清单精细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权与责之间的精准匹配。

加强制度和流程的协同变革，久久为功。从数字化建设的角度出发，可以以组织协同和数据共享为抓手，坚持政务标准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构建一体化的政务服务和治理体系。精简政务应用，通过数字化手段优化条块关系和办事流程，搭建省、市、县、乡一体贯通的基层数智平台，真正做到数字链路的畅通无阻，提高服务效能。从职责体系调整的角度看，可以将数字技术赋能与职责管理的精细化相结合，借鉴北京“接诉即办”等数智一体化平台在事项分拨等方面的经验，以大数据为手段，融合基层精细化权责清单，实现层级政府间责任事项的有序流转和联动共治。

重点关注基层政府“责—权—费”之间的匹配关系。在完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机制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等动态分析基层政府间责任、权力以及财政经费之间的分配关系，实现责任下移的同时，匹配下放对等的权力和资源，通过资源整合、能力建设等手段实现技术压力与基层承载力的良性互动。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基层工作人员的数字能力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的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素养，充分挖掘数字技术在赋能增效方面的潜力。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兵棋推演：现代战争的“练兵场”

兵棋推演简称“兵棋”，是一种不涉及实际军事力量，通过规则、数据等来模拟对立双方或多方决策活动，在低成本、沉浸式、可反复的模拟对抗环境中训练指挥能力和制定作战策略的工具。作为一种研究战争和设计战争的有效手段，兵棋推演常被誉为“第0.9999场战争”。

发展沿革

一般认为，现代兵棋诞生于19世纪初的普鲁士。1811年，普鲁士宫廷战争顾问冯·莱斯维茨按照1∶2372的比例用胶泥制作地形模型，以瓷方块表示军队和武器，设计了相应的规则、概率表和骰子进行对阵表演，随后被命名为战争游戏“克里格斯贝尔”，英文名Wargame。1824年，冯·莱斯维茨的儿子小莱斯维茨中尉引入经验、时间等概念，对其父的“克里格斯贝尔”进行了升级改进，初步形成了一套基于数学计算的图板式模拟体系，并出版了名为《用兵棋器械进行军事对抗演习的指南》的详细推演规则。随后，在普鲁士军方支持下，“克里格斯贝尔”正式成为军官训练和作战计划制定的辅助手段，由此迈出了从宫廷游戏向作战模拟工具的关键一步。

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兵棋推演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克里格斯贝尔”跨越国界迅速风靡欧洲大陆。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统计学、概率论、博弈论等数学理论的支持下，兵棋推演对战争双方复杂的攻防对抗情况的模拟更加精细，作战模拟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二战后，计算机兵棋推演采用三维建模技术，能够更加真实模拟作战环境，支持模拟成百上千规模的武器装备，同时能够将多台计算机连起来进行诸军兵种、陆海空天电网等多域联合作战模拟，推演效率和精度大幅提升。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应用，兵棋推演加速向智能化和人机协同迈进，战争模拟能力进一步跃升。

严格来讲，兵棋推演是“人”在“兵棋”这一平台上进行的战争模拟活动。从物质形态角度看，兵棋主要由棋盘、棋子和规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棋盘用来模拟地形、地貌、水文、气象、电磁等战场环境，过去主要借助沙盘或地图实现，而现在多依托地理信息系统、计算机模拟系统等进行。棋子用来模拟部队、装备、武器平台等作战力量或作战单元，如坦克连、步兵营、战斗机、舰艇编队等。每个棋子都拥有作战力量或单元的真实属性，如运动速度、攻击方向、防御能力、侦察能力等。规则是整个兵棋的“灵魂”，规定了兵力如何机动、火力怎么运用、胜负如何判定等法则。规则体系通常比较复杂，包括机动规则、交战规则以及毁伤裁决等。

战略价值

支撑锤炼指挥员决策能力。兵棋推演之所以被称为未来战争的“练兵场”，关键在于其为指挥员提供了一个高强度、可重复、低成本的决策训练环境。具体来说，一是在推演中故意设置侦察盲区、通信中断、情报滞后等战争“迷雾”，迫使指挥员在“看不清”的情况下定下作战决心，锤炼态势判断能力；二是每轮推演设置严格的时间限制，加速敌情变化，要求指挥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观察——判断——决策——行动”循环，超时即视为“贻误战机”，进一步锤炼指挥员快速反应能力；三是构建数倍之敌、补给断绝、孤立无援等极端情境，通过高强度对抗锤炼指挥员抗疲劳和逆境下的心理承受能力；四是组织推演复盘，从外部视角指出指挥员未曾觉察的问题，共享“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引导指挥员打破自我惯性思维，探寻思维漏洞，迭代提升决策水平，推动指挥员在实兵战场外学会打仗。

用于探索新型作战概念、武器装备开发、战法设计和作战方案验证。发挥兵棋推演虚拟“试错场”和孵化创新战法的“实验室”效用。在探索新型作战概念方面，把“分布式杀伤”“马赛克战”等抽象的作战概念转化为兵棋中的具体规则和模拟行动，设置典型或切片化作战场景，设定任务完成率、时间消耗比等量化指标，通过极端条件推演，找出概念适用的边界条件和失效阈值；通过多轮次大样本推演，观察作战概念效能变化趋势，推动作战概念论证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在作战方案验证方面，通过引入高水平强敌对手，主动推演攻击方案弱点，检查在不利天气、地形、敌情条件下的作战方案优劣性；针对多种作战方案进行多案比较推演，观察在同一初始条件下的有效性，或者探索不同方案的组合运用，通过寻找最佳搭配方案开展备选作战方案验证。

检验评估部队作战能力水平。破解传统作战能力评估多依赖观察员的主观判断，缺乏统一标准，难以精确衡量部队真实水平的瓶颈，在将作战能力分解为可测量、可比较的具体指标基础上，构建多维度、全要素的评估指标体系，同时在推演关键环节和部位预埋数据采集点位，进行全要素、全过程、全时段的数据采集记录。推演结束后，自动生成“作战过程回放”，以动态数据形式“溯源”部队行动轨迹，清晰展示每一道指令的下达时机与间隔。同时，利用归因分析、模式识别等技术进行推演数据深度挖掘分析，从全样本推演数据中精准定位能力短板所在、针对性提升部队作战水平。

此外，随着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兵棋推演的身影频繁出现在政治、经济、教育、灾害应对等众多非军事场合。例如，为应对台风、洪水、地震、森林火灾等多种自然灾害，人们可以依托专门的桌面兵棋，通过模拟地图、代表救援力量、受灾群众的棋子和推演规则，对实际案例的应急疏散过程进行推演复盘和评估，进而验证不同疏散方案的优劣，提高应急指挥人员的决策能力。

未来走向

近几场局部战争表明，现代战争从“小时级”“分钟级”逐步向“秒级”甚至“毫秒级”拓展延伸，战争节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指挥员面临的决策压力呈指数级增长。面向未来战争形态演变，兵棋推演正朝着四个方向加速演进发展。

一是极速化，从战前“预推演”迈向战中“平行推演”。借助超级计算与云架构，未来兵棋推演的速度将提升至实时速度的万倍以上。战前作战筹划阶段，指挥员可设定初始态势和任务目标，由兵棋推演自动生成数千种行动方案，筛选出成功率最高的作战方案供指挥员选择。当作战推进态势发生变化时，兵棋推演可在数分钟内实时完成对原有方案的重新评估，并根据新态势生成调整建议。例如，当侦察发现敌军主力向侧翼移动时，兵棋推演可立即推演出“正面突击”“侧翼包抄”“纵深穿插”等多种应对方案的预期效果。

二是实战化，从“纯虚兵推演”转入“虚实结合推演”。随着数智仿真、军事仿真标准化和异构系统互操作技术的发展，未来将有望打通实兵指控系统与兵棋推演系统的“鸿沟”，利用真实的情报信息与数据来生成训练中的“威胁模型”。指挥员接入数字战场指挥调动虚拟部队进行机动和火力打击，将实战中的实时情报数据注入推演系统，虚实兵力一体联动实现“推演即作战”，推动兵棋推演从“训练工具”真正嵌入“作战指挥链路”。

三是智能化，从“静态规则”驱动迈向“动态算法”驱动。摆脱传统兵棋推演依赖预先设定的静态规则和专家经验建模，适应未来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多域交互耦合和信息迷雾等对推演的要求。利用AI的动态建模能力、研判推理能力和学习进化能力，将人类指挥员的经验、直觉、判断模式转化为算法可识别的指令，实现推演智能虚兵模型的动态演进和自主进化，开展智能化兵棋推演。

四是全域化，从“单域推演”进入“全域推演”。随着技术的发展，有望实现兵棋推演系统与作战仿真系统的深度融合与互操作，在保真度和可计算性之间取得平衡，构建太空与地面、网络与火力、电子战与机动联动的联合全域推演环境，支撑开展跨域联动作战兵棋推演。

见证人民军队诞生的怀表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这是一块由瑞士制造的金壳怀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时任起义军总指挥的贺龙同志正是用这块怀表精准对时，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7年7月中旬，为挽救中国革命，中共中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决定于7月28日晚在南昌举行暴动。7月27日，周恩来赶到南昌，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共商起义大计。考虑到部队行军匆忙，贸然发动起义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不大，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改在7月30日晚举行。

7月28日，周恩来在二十军军部会见贺龙，面告起义计划，并征求意见。贺龙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尽管当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仍然以前敌委员会名义任命他为起义军总指挥。7月30日晨，以中央代表身份前来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指示的张国焘从九江赶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起义时间被再次推迟至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

起义前夕，贺龙把这块怀表紧紧地攥在手心里，将时间调整到最准确的位置，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起义军将士们颈上系着红布带，左臂上扎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贺龙紧盯着怀表，静静等待着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料，7月31日晚，二十军中的一个副营长突然投敌告密，情况十分危急。

为确保起义顺利打响，前敌委员会当即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凌晨2时，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按照预定部署，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贺龙的指挥部和敌人隔街相望，距离不到200米。贺龙、刘伯承站在石阶上，观察情况，指挥作战。流弹不时在他们头上呼啸飞过，他们从容不迫、处之泰然。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部队一举歼灭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将8月1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成立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8月1日又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南昌起义也因此成为人民军队光辉历程的起点。这段峥嵘岁月，也成为贺龙同志革命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转折。因为南昌起义，贺龙同志的命运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紧密相连，他亦从一位旧军人彻底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58年，贺龙将这块见证了人民军队诞生的珍贵怀表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之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经过军事博物馆同意，照原样复制了一块，在纪念馆陈列展出。

持续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和社会韧性，是国家抵御外部冲击、在冲击下迅速复原并实现适应性转型的核心能力。大国竞争，说到底是一场韧性的较量，唯有持续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才能真正实现以发展固安全、以安全保稳定。

深刻认识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内涵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基础性支撑，是筑牢新安全格局、护航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一部署充分体现了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在“十五五”时期的关键作用。

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辩证统一、双向赋能、互为依托。经济韧性是“骨”，社会韧性是“筋”。骨不坚则难立，筋不柔则易折，二者必须协同发力，才能构成国家总体安全的坚强肌体。一方面，经济韧性是社会韧性的物质前提与动力源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的丰裕与稳定，自古便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所系。稳固的经济底盘带来财政增收、就业扩容、公共财力提升，支撑社保、医疗、养老、基层治理投入。经济抗波动能力强，可以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韧性城市提供资金与产业资源，可以在危机时稳住就业，保障民生资源储备。另一方面，社会韧性是经济韧性的环境底座与稳定保障。再宏阔的经济版图，若无民众的信任、共识与协力作为支撑，也不过是沙上之塔，社会韧性是国家安全的精神内核与组织灵魂。完善的社会治理、健全的民生保障及稳固的社会共识，能够熨平收入波动、化解社会矛盾、畅通国内大循环，能够提升基层应急能力，在突发风险中快速修复生产生活秩序，为经济恢复营造安定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协同推进经济和社会治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作出系统性论述指导，为全面提升经济和社会韧性能力建设，提供了全方位的根本遵循。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和发展要同步推进”，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提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等重要论述，点明了我国作为超大经济体的天然韧性禀赋，为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信心。我国立足“办好自己的事”，依靠高质量发展夯实经济底盘，用发展的厚实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国内稳产保供、内需扩容、产业提质的确定性，应对全球变局、地缘冲突、周期波动等各类外部不确定性。

二是以人民为中心筑牢社会韧性，以民生为本夯实国家治理底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增强社会韧性的要求，是民生诉求向社会治理领域拓展的重要体现。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增强社会韧性、维系社会稳定的根本落脚点。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既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也是内需扩容、经济循环畅通的支撑。经济政策内嵌民生导向，民生政策兼顾经济效能，实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双向赋能，夯实社会稳定内生动力。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力证明以人民为中心才是韧性建设的正确途径。

三是坚持底线思维和系统观念，防患于未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这一重要论述为系统统筹多领域韧性建设，推动经济韧性与社会韧性协同共建，提供了强大指引。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粮食、能源、矿产、科技、金融、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搭建一体化应急保障机制，既立足短期纾困稳大盘，又着眼长远夯基补短板，全力提升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综合承压韧性。

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国内大循环塑造内生韧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并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本质上，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提升我国整体经济韧性的战略部署。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要部署，进一步推动我国夯实产业与市场双重韧性，从循环架构上提升经济抗冲击能力，把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经济和社会韧性建设的基本要素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包括制度优势、经济实力、内生动力、社会保障、文化认同五大基本要素，这五个方面共同决定了经济和社会系统应对冲击、恢复发展的综合能力。

制度优势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根本保障。坚持党的领导是最大政治优势，党立足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统一规划韧性建设的顶层设计；总揽全局、协调各方，集中力量处置风险，化解重大突发事件冲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契合我国的发展阶段，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高效配置资源，兼顾公平与效率，规避市场失灵，化解经济波动风险。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可为经营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为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预期。

经济实力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物质基础。产业结构现代化，传统产业底子厚，新兴产业不断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形成梯次接续、双向赋能的有机整体，这些可增强发展后劲，扩大发展空间，提升产业竞争力。完备的产业体系、完整的产供链，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保障能力强，可在外部断供或需求骤变时通过内部调整弥补缺口。经营主体多元协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可保持经济活力，充分吸纳就业，形成稳定发展格局。基础设施完善，可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确保生产流通、民生保障、应急救援有序开展。城乡融合、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能形成增长合力，有效分散区域风险，提升整体经济抗冲击能力。

内生动力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核心引擎。全面深化改革，有助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筑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激发发展潜力，强化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有助于提振消费、扩大投资，持续为经济注入新活力。产业体系配套完整，能自主满足各类生产需求。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支撑。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可创新改造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技术自主可控，从供给端提升产业抗外部制裁、技术断供风险的能力。

社会保障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重要基石。基础性民生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灵活就业、共享用工、零工经济等新形态涌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相应社会保障，可增强就业韧性；社保、医保、救助兜底网络健全，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筑牢困难群体安全网，可减少因收入波动、突发变故引发的社会矛盾。现代化社会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建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可将矛盾就地化解，提升社会自我修复和调适能力。

文化认同是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涵养了强大的文化自信、共同的历史记忆、坚韧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深厚的民族向心力，使我们在面对打压遏制时能顽强不屈；在面临风险挑战时能团结应对；在出现内部矛盾时能及时化解、共建和谐。

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实践路径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要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的重要论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将党的领导贯穿经济和社会韧性建设的各方面全过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我们党的优势转化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凝聚全社会力量持续打造强大的经济和社会韧性，共同防范化解风险挑战，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完善风险预警防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防风险和促发展政策协同，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这就需要不断健全国家安全预警防控体系，否则，“韧性”只能是面对突发风险时的应急反应和事后紧急补救，应对不力易引发难以预估的风险和后果。为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需要通过不断完善国家风险预警防控体系实现“关口前移”，强化“事前预防”能力，做到对各类安全风险的早识别、早预警、早处置，既为应对风险挑战做足准备，也为后续发展储备和创造空间。

强化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重点领域的风险一旦处置不当，易产生连锁反应并对整体国家安全态势造成冲击。为此，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夯实国民经济根基去打造经济和社会韧性的压舱石。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牢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权，着力破解难题，确保产供链自主可控安全，推动经济和社会韧性的能力跃升。持续强化能源、粮食、重要基础设施等安全保障能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国家安全筑牢坚实屏障。

提升维护社会安全的能力水平。社会安全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是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坚实底座。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以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目标，全面提升社会安全能力水平；多措并举筑牢人民防线，通过高效能社会安全治理，在发展中化解安全隐患，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并转化为发展红利。

对外深化国际安全合作。当前，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更突出，全球性安全问题此起彼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更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应对所有安全挑战。我们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坚持立己达人，持续深化与各国的发展和安全合作，联手应对跨国性风险挑战，助力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韧性。

经济韧性，可以使国家在狂风暴雨中保有生存与反击的底气；社会韧性，可以使亿万个体在考验面前融为坚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面向未来，唯有驰而不息地锻铸经济与社会的双重韧性，方能在百年变局中稳把航向，驶向民族复兴的壮阔航程。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周易》中的治理智慧

《周易》作为中华经典，核心要义在于顺时趋变，并以此为历代治理提供了因势制宜、灵活变通的施政方略。纵观《周易》，德治、礼治、法治三种思想相融互摄、互为补益，秉持人道取法天地自然的根本旨归，蕴藏着源远流长的治理智慧。

垂衣裳而天下治

黄帝、尧、舜所处的上古时代，历来被儒家视作理想治世。《周易·系辞下传》载：“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意思为衣冠玄黄之别只是乾坤秩序的外在象征，核心并非单纯颁布服饰制度，而是君主以“德”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百姓。彼时民风质朴淳厚，辅以简约仪制，便可实现天下安定，这正是上古德教与简易礼制相融共治的写照。

《乾》《坤》二卦是理解这一思想的核心。《乾》，纯阳为天，象征君主、父道；《坤》，纯阴为地，象征臣僚、母道。古有“天玄地黄，上衣下裳”的象喻，玄色上衣统属乾道天象，黄色下裳对应坤地厚德，但不可机械绑定《乾》卦九五爻、《坤》卦六五爻单一爻位。《坤》卦六五爻的爻辞为“黄裳，元吉”，黄为中正之色，裳居下体，喻人臣守中持顺、居下不僭，是以服饰喻德行，而非专指某套衣冠规制。乾坤定位分明，尊卑名分有序，朝野各安其分，天下方能长治久安。《乾》卦《文言》称其时“天下文明”“乃见天则”，中正之道普行天下，是大同治世的鲜明特质。

《系辞上传》进一步阐发《乾》《坤》二卦蕴含的治理智慧：“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天地既定高下秩序，人间便生成君臣、长幼名分；万物动静自有恒常规律，社会运转方能平稳有序。又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意为乾道平易坦荡，使人易于体悟道义，人心亲睦向善，涵养君子仁德；坤道简约务实，使人安分履职、建功立业，成就济世功业。大道至简，把握乾坤阴阳之理，便可通晓治国根本。由此可知，乾主明德修身、启迪智慧，坤主务实任事、建立功业，德业并举、阴阳相济，是上古天下大治的根基。

落实到德治，《乾》卦以四德统摄治心之道。唐代李鼎祚认为，乾为君，主信，元为仁，亨为礼，利为义，贞为智。君主修身应推己及人，从孝亲敬长延伸至体恤万民、礼待四方，其理想图景与《礼记·礼运》大同之说相通：“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乾》卦倡自强不息，是人君教化天下之德；《坤》卦主厚德载物，是人臣辅理四方之德。二者合一，构成君主修身理政的准则，也成为后世教化育人、立身行事的标尺。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当社会形态逐步演进，单纯的道德教化已难以维系运转，礼治便登上历史舞台。《序卦传》梳理了人伦礼制的生发脉络：“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天地化生万物，衍生男女、夫妇、父子、君臣逐层人伦序列，尊卑名分划定之后，“礼”才有施行的依托。

家庭是人伦礼制的起点，《家人》卦集中阐释了齐家之道。卦辞“利女贞”，点明传统社会内外分工之义。《系辞上传》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坤阴阳之别，划定男女天然职分。《家人·彖传》直言：“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在家礼框架中，男女各司其职，是顺应天地阴阳的大道；父母为一家之主，承担端正家风、调和宗族的责任。父子、兄弟、夫妇各守本分、安于名分，家道方能端正，而齐家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蛊》卦拓展齐家内涵，提出晚辈可以匡正长辈过失的伦理准则，丰富了传统家庭礼法。“干父之蛊”，即纠正父辈过错：初六爻的爻辞为主动匡正先辈过失，历经磨砺终获吉祥；六四爻的爻辞为姑息纵容、懈怠不改过错，则招致困厄。规劝母亲过失又需变通分寸，九二爻的爻辞为“干母之蛊，不可贞”，意为劝导母亲宜委婉柔和，不可刚直强谏。一刚一柔、直婉有度，兼顾长幼、男女之别，尽显传统礼法通人情、合时宜的特质，印证修身、齐家、治国一脉贯通的内在逻辑。

君臣关系是国家礼制的核心，《贲》卦借爻象描绘出理想的君臣共治图景。六五爻柔居臣位，以礼乐文饰之礼寻访山野贤才，虽初有不足，终获吉祥；上九爻高居全卦之终，弃浮华、守质朴本心，以直道辅佐君主，故得“无咎”。历代易家注解此卦，皆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君王礼贤下士、虚心纳谏，隐士贤才出仕辅政、尽心尽责，君臣同心同德，方能成就太平治世。

周公制礼作乐

殷商覆亡、周室代兴，周公制礼作乐，确立礼乐教化与刑罚惩戒并用的智慧。在六十四卦之中，《谦》卦最为独特，六爻皆吉利，《系辞下传》明言“谦以制礼”，谦逊恭敬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精神内核。《谦》卦中六二爻、上六爻并言“鸣谦”，将谦德与乐声相联系，足见谦敬之道融于乐舞、贯通礼乐体系。

《谦》卦九三爻为全卦主爻，《系辞上传》盛赞其德盛礼恭，即身任劳苦而不自恃功劳，建立功业而不夸耀德行，始终以谦卑之心待人接物，这便是“礼”的核心要义。“德言盛，礼言恭”，德行贵在充盈深厚，礼仪贵在谦和恭谨，常怀谦敬，方能各安其位、朝野和睦。西周的礼乐并非偏重文德而废弃约束，六五爻的爻辞为“利用侵伐，无不利”、上六爻的爻辞为“利用行师，征邑国”，明确了征伐、军事之权归于天子，印证《论语·季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国家纲纪。礼乐教化安抚民心，兵刑征伐震慑奸宄，文德与武功相辅相成，构成西周完整的治理架构。

《豫》卦专论乐舞与祭祀礼制，其《象传》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大意为先王创制乐舞，彰显天地大德，隆重献祭上天，并以先祖配享祭祀，追念生命本源。相传周文王作卦辞、周公完善爻辞体系，周公制礼作乐的思想与《周易》蕴含的礼乐之道同源。郊祀以先祖配天地之礼，又见于《孝经》，《礼记·祭法》与《豫》卦对此有完整记载；周公并非首创郊祀，而是对殷商旧礼加以完善规范，确立以孝为本的祭祀制度，且天下诸侯一体遵行。由此可见，《谦》《豫》二卦所载的礼乐内涵，正是周公礼乐制度在《周易》中的思想映照。与礼乐教化互补，《噬嗑·象传》中的“先王以明罚敕法”，更集中体现了西周礼主刑辅的法治理念。

纵观殷周更迭的历史，两代的兴衰对比足以印证《周易》的治理智慧。殷商末年统治者沉溺鬼神祭祀、好酒淫奢，礼制废弛，虽有严酷刑律，却专任暴力，失却德教根基，最终走向覆亡；西周确立以德治为追求、礼治为主体、刑罚为辅助的体系，宽严相济、恩威并用，维系周代近800年基业。《周易》成书于殷周鼎革的动荡之际，完整留存了这次重大变革的思想结晶。相较于夏商两代偏重祭祀鬼神的巫觋风俗，西周的祭祀不再单纯崇拜神灵，而是寄托慎终追远、知恩报本的孝道，人文精神成为礼乐文明核心。同时，周礼从国家制度层面废止殷商大规模的人殉恶俗，虽民间仍偶有残余殉葬现象，但已然从根本上革除殷商的残暴祭祀旧习，从此开启了绵延千载的华夏礼乐文明传统。

但丁故乡的珍贵文献遗产

坐落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圣洛伦佐广场的劳伦齐阿纳图书馆，全称为美第奇——劳伦齐阿纳图书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收藏机构之一。它既是一座珍藏古典、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文献的图书馆，也是一件由米开朗琪罗参与设计的建筑杰作。这座图书馆使人得以从书籍与空间的交汇处，进入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历史现场；而其中保存的但丁文献，也让我们看到《神曲》如何在诗人故乡被阅读、抄写和重新发现。

美第奇家族藏书的公共化

劳伦齐阿纳图书馆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美第奇家族的藏书史。15世纪的佛罗伦萨，商业财富、政治权力与人文主义学术相互交织。美第奇家族不仅资助艺术家，也收藏、抄写和整理古代文献。该图书馆的核心收藏，最早可以追溯至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私人藏书。科西莫在1417至1418年间拥有63部书籍，到1464年去世时，这一数字已增至150部。此后，他的后人继续扩充藏书，洛伦佐·德·美第奇更大量搜集希腊文抄本，逐渐形成一批高质量的人文主义文献收藏。

私人藏书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空间，还需要空间、制度与政治意志的共同推动。真正为这批藏书规划一座专门图书馆的，是朱利奥·德·美第奇，即后来的教宗克莱孟七世。他委托米开朗琪罗为美第奇家族的手稿设计一处专门用于收藏与阅读的空间。工程始于1524年，后因米开朗琪罗离开佛罗伦萨及克莱孟七世去世而中断。直到托斯卡纳公爵科西莫一世时期，工程才重新启动，并于1571年6月11日正式向公众开放。这标志着美第奇家族数代积累的私人文化财富，被妥善安置进一个面向广大读者的公共空间。劳伦齐阿纳图书馆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私家藏书馆，它既保留着家族收藏的趣味，又逐渐承担起保存古代知识、服务人文学术的公共使命。

米开朗琪罗为书籍建造的空间

进入劳伦齐阿纳图书馆，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书籍，而是空间本身。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入口厅高耸，最著名的三分式楼梯由巴托洛梅奥·阿曼纳蒂依照米开朗琪罗的构想完成，中央阶梯呈椭圆形向下展开，仿佛把人引向书籍的世界。

米开朗琪罗有意把入口厅处理成通向阅览室之前的前奏。与入口厅的垂直感相对，阅览室则横向展开，光线明亮，秩序井然。长长的空间两侧排列着木质书案。这些书案并非单纯的桌椅，而是兼具阅读台与书柜功能。1571年图书馆开放时，核心藏书便安放在这些书案之上或其中，并以链条固定。每张书案侧面配有木质书目牌，列出其中所藏书籍。手稿和印本则按照神学、天文学、修辞学、哲学、历史、语法、诗歌、地理等门类排列，这种设计使书籍成为空间秩序的一部分。读者坐在书案间，面对的不只是某一本书，更是一个经过分类、安排和展示的知识世界。劳伦齐阿纳图书馆的独特之处，也正在于将建筑、美学、藏书制度和阅读行为结合在一起，使“读书”成为一种高度可见、可感的文化仪式。

古典与人文主义文献的宝库

今日的劳伦齐阿纳图书馆，藏有约11000件抄本、2500件纸草文献、43件陶片文书、566件摇篮本、1681件16世纪印本，以及大量17至20世纪的图书。

在劳伦齐阿纳图书馆的珍藏中，既有古典世界的重要遗产，也有人文主义时代重新发现和整理古代知识的证据。除了塔西佗、普林尼、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昆体良等古代作者珍贵或独一份的手稿，还有一部公元494年经校订的维吉尔抄本，以及优士丁尼《民法大全》现存最早的抄本。该图书馆还保存着多位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手迹或旧藏。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手迹、圭恰尔迪尼带有本人批注的《意大利史》、切利尼的自传手稿，使这座图书馆成为理解意大利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文化的重要场所。

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为这些文献提供了物质条件，那么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则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古典文本不再只是修道院和宫廷中的遗物，而成为学者校勘、翻译、讲授和重新解释的对象。劳伦齐阿纳图书馆所承载的，正是古典知识到现代研究之间不断传递的过程。

但丁在故乡的流传记忆

劳伦齐阿纳图书馆与但丁作品在佛罗伦萨的传播密切相关。2021年，为纪念但丁逝世700周年，劳伦齐阿纳图书馆与佛罗伦萨国家中央图书馆、里卡尔迪亚纳图书馆共同举办“但丁与他的时代”展览，集中展示三馆所藏的但丁文献遗产，并试图重构但丁作品在故乡的流传轨迹。

抄本、早期注释、珍贵细密画以及后来的印刷本，共同塑造了《神曲》的文本生命和视觉想象。劳伦齐阿纳图书馆尤其关注《神曲》在佛罗伦萨的抄写与传播形式。佛罗伦萨在但丁去世后很快见证了《神曲》“非凡而即时”的成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劳伦齐阿纳图书馆所藏Ashburnham 828号藏品，是现存最早的完整见证之一，年代早于1335年。对于但丁研究者来说，这样的藏品价值极高，因为但丁的亲笔原稿早已不存，《神曲》的文本只能通过后世抄本传统加以重建。一个古老而完整的见证，是进入诗歌本身及其早期传播与接受的重要通道。

此外，劳伦齐阿纳图书馆还保存和展示了其他与但丁相关的重要材料，如《爱的言说》残篇、乔瓦尼·斯特拉达诺于1587年创作的《神曲》插图。Plu-teo 40.7则是劳伦齐阿纳图书馆所藏14世纪《神曲》抄本之一，曾在2018年由意大利百科全书研究院出版影印本。由此可见，劳伦齐阿纳图书馆中有关但丁的收藏，实为一整套由抄写、注释、绘画、收藏、校勘和出版共同延续的文化传统。

这正是劳伦齐阿纳图书馆与但丁之间最有意味的联系。它并不只是“收藏了但丁作品”的地方，更是让我们看到但丁作为诗人与客死他乡的流放者如何在故乡被阅读、解释和观看。对现代学者而言，《神曲》的历史不仅是文本阐释史，也是书籍流通史、注释史和阅读史。抄写者的笔迹、页边的评注、卷首的图像、旧书案上的目录系统，都参与了作品意义的生成。文学在这里不是脱离物质形态的抽象文本，而是在抄写、收藏、阅读和研究中不断被重新组织的历史存在。从这一意义看，劳伦齐阿纳图书馆是一座连接古典世界、中世纪、文艺复兴和现代学术的桥梁。它由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开始，经由米开朗琪罗的建筑设计获得空间形态，又通过一代代学者的整理、编目、研究和展览不断重获新生，它保存的不只是书籍，更是人类理解世界并与过去相遇的方式。

存爱民之心行为民之政

在中国古代官箴书中，有一部以“民”为核心的重要著作——《图民录》。作者袁守定（1705——1782年），江西丰城人，雍正八年进士。曾任湖南会同、洪江、芷江知县，署理桂阳知州，治绩出众、政声卓著，民间称其“袁青天”。乾隆六年，袁守定回乡奉养寡母；乾隆二十一年再度出仕，先后任八沟厅同知、直隶曲周知县、礼部主事。《图民录》正是在其复出北上任官前夕编撰完成，辑录了古人懿言嘉行和他在湖南任职的阅历所得。其编撰初衷本是自我镜鉴，但因该书对州县治理颇具助益，多次刊印，不少内容还被其他官箴书摘录，广为流传。《图民录》的“图民”二字取自《国语》“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意为如果真心实意为百姓考虑，即便才智有所欠缺，也必定能达成目标。全书共四卷253篇，“民”字出现500余次，处处强调以民为本、设身处地为民着想，存爱民之心，行为民之政。

为政首在爱民

《图民录》第一篇即为《为民》。袁守定引“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说，认为治理天下如此，治理一邑同样如此，“为民即是效忠”。为民的基础是爱民，临民治事怀有“爱人之心”，具备“爱人之才”，方能实现“爱人之政”。

州县官作为父母官，应“视民如子，治民如家”，像父母养育照顾子女一样关爱百姓。在袁守定看来，那些明察隐微的能吏虽然被颂为神明，但召信臣、杜诗这样被百姓称为“召父杜母”的官员才是最值得效仿的榜样。爱民的方式，一是保民，源自《尚书》“若保赤子”之语，意为主政者要像呵护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保护百姓。官员应为一方保障，即“为民作主，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伸之，危者援之，阙者完之”，为百姓提供支持和守护，使其安心、安全、安定地生活。二是宜民，即顺应百姓，使其安居乐业。“民则犹是故民，须我宜之也”，治理不是强行改变民众，而应符合民情、顺应民意，维持安逸稳定的社会状态。

爱民才会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百姓，也即“将心比心”。为官从政者如何对待民众，民众便如何回报。官民关系总是相互的，“视民如子，民亦父母视之”“视民如仇，民亦仇之”。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图民录》强调“诚”“敬”二字。“诚”指“实心实政”，心怀诚意地推行务实之政，百姓自然会被感化和带动。反之，一丝一毫的粉饰都骗不过群众的眼睛，“官之性情心术，百姓无不知之洞然，无所蔽隔”。“敬”是对政务认真谨慎，对民生心存敬畏。“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福，不敬则百姓受无穷之祸。”

政通方能人和

“政通人和”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理想和治理追求。“政通”具有双向意涵，首先是下情上通，上面能够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才有可能政事通达、政令畅通。《图民录》强调“上下之情必通”“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如果官员的政令和措施不被吏役阻隔，直接传达给百姓，百姓的诉求和意见不被吏役挡住，当面告诉官员，则官民信息畅通，治理就会成功。反之，官民隔绝，治理就会失败。

“通”为何如此重要？袁守定说，“当官无他术，只务合人情，事之顺民情者可行，拂民情者不可行也”。为政需要得民心、合民意、顺民情，而这一切的前提是了解民情。治理中的“共情”不仅仅是情感共鸣和心理慰藉，更重要的是真正站在民众的角度去制定和推行政策。深入了解百姓的生活疾苦、所忧所盼，感知百姓的处境、理解百姓的情绪，回应百姓的诉求，这种顺应民情的政治，自然可以赢得百姓的认同。这就是书中所说的官与民“同好恶”之意。“凡百姓所利，官亦曰利”，即便利尚未达成，百姓也会感念；“百姓所苦，官亦曰苦”，哪怕苦暂未脱去，百姓也不会怨恨。可见，善政的基础在于及时有效地体察民情，政通方能人和。

如何确保下情上通？一是“平易近人”。官员温和谦抑，和蔼可亲，不端架子，不摆威仪，“俾民可近，而后民得以尽其情”。二是“博采舆论”。地方上推行某事，必须广泛征集民众的意见。如果独断专行，政策也会中途受阻。三是“随处咨询得失”。主动求谏，虚心听取他人指出自己的得失，引以为鉴。如果常怀谨慎之心，随处征求意见、倾听民声，并及时改过，必能不拂民情。

安民贵在不扰

“安静是为治之本”，这是袁守定站在百姓的角度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他把良吏分为两种：一种才智过人、决策果断，足以把各种事情处理妥当，这是“能吏”；另一种质朴宽厚、安定平稳，做事总想着不折腾百姓，这是“福吏”。后者给百姓带来福祉，是更高境界的良吏。“能安静，则民受其福，且足以有为；不安静，则民受其害，亦不足以有为。”

“安静”可以理解为宽简省事，即宽大而不苛急，简便而不琐碎，不烦扰、不滋事、不累民。对待民众，宽和一步对方就会感念，严苛一步对方就会怨恨；处理政事，宽缓一步就能办成，急切一步就易失败。政务便民，百姓就容易接受和配合，自然能顺利推行和落实；程序繁琐，百姓不胜其烦，官吏也会出现执行困难、推诿腐败等弊病。书中罗列了五种“烦扰之病”：一是政令过于繁杂，百姓反而搞不清该怎么做；二是征收摊派过于频繁，会掏空百姓的钱包；三是大兴土木，让百姓劳苦疲惫；四是政策朝令夕改，百姓无所适从；五是政务太琐碎，百姓难以承受。“官多一事，民多一扰”，民众被烦扰便会产生怨气，等到官员知道是在扰民，再撤销停止，百姓已深受其害。因此，袁守定在“清慎勤”的居官三字诀基础上又加了“和缓”二字，五字缺一不可。

“安静”不等于懒政。让百姓省事，官员就得有“耐烦”的功夫。居官事务应接不暇，没有技巧捷径，只能以不厌其烦、谨慎勤勉的态度逐一处理。所谓“官怠于有成”，耐烦一时不难，难的是始终如一。袁守定因此提醒“疲是居官大病”，他把疲官比作疲马，无论怎么督促命令，都无动于衷。这种消极怠惰的行政麻木状态并非天生，而是在能拖则拖、得过且过的敷衍心态下日积月累形成。一旦习惯了拖延推诿，政事必废，百姓则受其害，不可不警醒。

以“山海连城”建设绘就绿美新画卷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生态空间的高质量供给，正是检验人民城市建设成色的重要标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以“山海连城”建设为重要抓手，探索出了生态空间重构与高品质生活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

顶层设计先行绘制一张蓝图

城市生态空间的系统性重构离不开规划引领。宝安生态资源禀赋优越，山、海、林、城、湖等要素齐备，承担了全市“一脊一带”总长度约20%的建设内容以及六条山海连廊的建设使命。全市“一脊一带”两个标志性起点位于宝安，奠定了宝安在全市山海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早在2021年，宝安就完成了全区“山海连城”连接框架设计研究，形成“11650”实施密码——即“一脊一带六廊”与约五十组漫游城径，力争到2035年建成绿道1000公里以上，全面形成“山海融城、河林织城、功能复合、全民共享”的全域漫游网络。

这一顶层设计，不仅提供了清晰的行动蓝图，更以慢行系统为“针”，将散落的自然生态资源与城市功能节点“串珠成链”。这种系统性的规划思维，体现了对城市生态空间价值的深度认知与整体把握。

创新路径探索打通生态“断点”

蓝图已经擘画，关键在于落实。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进程中，山与海之间、公园与公园之间、绿道与绿道之间，存在着因道路阻隔、用地分割而形成的“断点”。打通这些“断点”，让生态空间真正连网成片，是宝安“山海连城”建设的攻坚重点。

宝安坚持“贯通+提升”并举的策略。2025年12月，深圳最长的环湖骑行道——环石岩湖骑行道正式贯通。环石岩湖骑行道项目针对原有绿道存在的“断点”、部分路段狭窄和磨损等问题，系统实施“断点”连接与路段改造，大幅提升了骑行的安全性与流畅度。升级后的骑行道主环线宽度达3至6米，路面平整，蜿蜒于荔林、湿地、花田与杉林之间，勾勒出“一步一景”的生态画卷。

同样的“贯通”思路，还体现在纵贯城区的绿脉织补上。全长约12公里的四季绿道横跨福永、新桥、松岗三个街道，串联五大水库，将成为“山海漫道”的重要绿脉。在四季绿道建设工程项目开展前，宝安便将打通多处“断点”纳入规划，并充分融入海绵城市理念，计划通过增设雨水花园、湿地公园等生态设施，实现生态功能与游憩功能的有机融合。

从一条骑行道的精雕细琢，到一条绿脉的系统贯通，宝安以“针灸式”的精准介入，逐一消除城市生态空间的结构性阻隔。这种不搞大拆大建、以“贯通”求“连通”的路径，既避免了重复建设的资源浪费，又在存量资源中挖掘了增量价值。

从人民利益出发彰显民生温度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建设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人民群众生活更幸福。在宝安，“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已从美好愿景变为触手可及的日常。

过去一年，宝安新改建各类公园5个，打造口袋公园及小微绿地30处，新增乔木3.6万株、立体绿化3万平方米，新建健步道120公里，实现“15分钟即达健步道”全覆盖。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宝安在生态产品供给上的“颗粒度”越来越细——不仅有大型公园和绿道这样的“主动脉”，更有口袋公园、小微绿地等遍布社区的“毛细血管”。截至2025年，全区公园总数已达223个，新改建休闲骑行道81公里，休闲骑行道总长达92公里。这种分层级、网格化的生态空间布局，让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市民都能在家门口找到属于自己的休闲空间。

在“山海连城”建设过程中，相关部门广泛听取市民意见，让建设成果真正满足民生所需。面对用地协调的复杂性、资金投入的压力、生态保护与开发建设的平衡等多重挑战，宝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以系统思维逐个破解难题。这种“不回避问题、以实干破题”的做法，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内在要求。

融入发展大局，迈向更高目标。当一条条绿道穿城连海、一个个公园嵌入社区，“山海连城”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这项工程的意义，远不止于物理空间的贯通。高品质的生态环境正在成为吸引人才、涵养产业、塑造城市品牌的战略资源。

滨海廊桥以“空中、地面、地下”三位一体的立体绿廊，让市民从中央商务区直达海滨，“湾区之光”摩天轮、欢乐剧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沿前海湾岸线渐次展开，一幅立体灵动的滨海画卷已然成形，生态治理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也在显现。

宝安正处于战略政策的红利释放期、前期积淀的投资兑现期、枢纽流量的价值变现期、龙头企业的生态构筑期、新锐企业的成长贡献期、新业态新模式的集中涌现期、城市品质的突破跃升期“七期同频”的发展阶段。“山海连城”建设，正是宝安推动城市品质突破跃升的关键落子。

从打通一条骑行道的“微更新”，到编织全域漫游网络的“大棋局”，宝安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努力把生态红利转化为产业动力和开放优势。

（吕全伟）

政银协同推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

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激励机制，发挥新就业群体特点优势，调动新就业群体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主动性。”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与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开展金融赋能社会工作，打造“交心暖”服务平台，鼓励引导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促进共建共治共享。

构建线上线下协同的服务网络。创新打造“1+1+N”项目合作体系，线上以“交心暖”服务平台为连接渠道，线下以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为实体依托，同步拓展N个友好场景，构建覆盖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半径的系统化支持网络，优化服务管理。

在线上层面，以数字化为支撑，将“交心暖”服务平台嵌入微信小程序，实现“项目发布——项目申请——完成申报——项目审核——积分积累——积分查询——积分兑换”全流程操作。社区工作人员根据辖区内实际治理需求，在平台动态发布如社区巡逻、隐患信息上报、助老志愿服务等各类具体服务项目。新就业群体根据自身时间安排、工作路线以及兴趣偏好，自主选择相应的服务项目。完成服务后，以拍照、文字说明等形式完成申报，社区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金融权益或生活物资。

在线下层面，利用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位于城区的自有网点空间，携手合作企业共同建设新就业群体服务中心。创新规划“两通六点六中心”。“两通”指新就业群体就业快速通道和医保社保快速通道，为新就业群体提供基本的办事指引。“六点”指党员报到点、参与基层治理报到点、政务便民点、城市骑士志愿基地、城市骑士联合工会和暖心课堂，“六点”共同构成基础服务矩阵。“六中心”是指进一步建成党建活动中心、协商恳谈中心、权益关怀中心、道路安全宣传教育中心、金融帮扶创新中心和金融消费者教育宣传中心六个专项功能空间，为新就业群体提供获取帮助的固定场所。

在场景延伸方面，聚焦社区、商圈、写字楼等新就业群体高频活动区域，建设N个友好场景。例如，在部分住宅小区设置外卖骑手专用停车区，在商业综合体内部开辟快递员临时中转接驳点，在写字楼大堂增设网约车司机候单休息椅。通过空间优化，传递城市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

实践证明，“交心暖”服务平台的运行，对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意愿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是降低参与门槛，破解动员难题。新就业群体工作节奏快、闲暇时间少，动员其参与基层治理不能“增负”，而要“融入”。将治理任务嵌入新就业群体的行动路线，是实现有效动员的前提条件。平台将基层治理任务拆解为“随手拍”“顺手帮”等贴合职业特征的“微任务”，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现井盖破损可随手拍照上传，快递员在派件时可顺路为独居老人送去问候。这些任务不额外增加负担，让参与治理从“专门抽时间做的事”变为“顺带就能完成的事”。同时，畅通的积分兑换通道也让新就业群体获得了可感知的回馈。

二是沉淀行为数据，为精准服务提供依据。平台记录的参与行为与积分流向，能够初步勾勒新就业群体的活跃时段、需求偏好与关注焦点。这些数据为线下服务中心调整开放时段、优化物资储备以及银行精准对接其金融需求提供了参考，有助于提升服务资源投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深化双向互动，促进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新就业群体通过参与社区事务，从路过者逐步转变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在获得积分的同时，也与社区工作者、居民建立起情感纽带，有助于提升归属感和幸福感。

持续推动平台功能拓展与体系升级。立足当前“交心暖”服务平台的运行实际，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将持续联合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围绕新就业群体的真实需求，不断完善平台功能，推动金融赋能社会工作进一步走深走实。

一是扩大用户规模。通过社区网格员推广、合作平台企业内嵌入口、已注册用户邀请带动等方式，引导更多新就业群体使用平台。同时，持续丰富积分兑换品类，将交通银行面向新就业群体推出的“城市建设者主题卡”专属权益与更多生活服务场景挂钩，使参与基层治理的回报更加丰富多元。

二是增强平台工具属性。在积分兑换基础功能之上，逐步集成本地政策速递、社保缴费测算、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指引、贷款模拟计算器等实用工具，推动平台从单一的积分管理窗口向综合性个人事务助手演进。

三是提升线上线下协同效能。优化线上积分兑换与线下服务中心、友好场景的联动机制，推动“指尖上的治理参与”与“家门口的实体服务”形成功能互补的闭环结构。

四是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协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医疗保障等部门以及保险机构，探索开发适合新就业形态的普惠保险产品。研究“积分+信用”增信模式，将治理参与积分作为辅助评估维度，为符合条件的个体提供小额信贷或周转资金支持。依托暖心课堂开展金融科普、反诈宣传和技能培训。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共享者。下一步，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将继续坚守金融为民初心，以“交心暖”服务平台为抓手，持续提高政银协同效能，让金融活水真正润泽每一位劳动者，助力提升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归属感。

（作者系交通银行福建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党建引领润初心文明建设育新风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作为全国文明单位，安徽省安庆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安庆市局（公司）〕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把精神文明建设嵌入企业高质量发展全过程，以“四好”文化铸魂、书香阵地育人、志愿服务践诺、先进典型引路，构建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常态长效的文明创建工作体系，以实干担当为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坚持党建引领，锚定文明创建新航向

近年来，安庆市局（公司）统筹谋划、系统推进，推动党建与文明创建深度融合、同频共振。明确建设“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协同型、幸福型”的“五型”安庆市局（公司）目标，树立“给思想充值、给过程升阳、给氛围以温暖”的管理理念，推进全员承诺践诺“211”工程，引导全体干部职工立下学习提升、向善向好的成长愿景，让文明理念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安庆市局（公司）持续夯实思想文化阵地，组建青年理论学习小组，搭建素养提升大讲堂、清风讲堂等多元学习平台，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廉洁文化分享等，累计开办近30期素养提升大讲堂，许多一线员工走上讲台，实现从听众到宣讲人、分享者、传播者的转变。同步推行党员干部“双联系双报到双服务”制度，推动机关党员下沉社区，把文明劝导、隐患排查、环境整治等任务落到实处。针对职工“八小时之外”，常态化开展廉政家访、谈心走访，筑牢反腐倡廉的家庭防线，塑造风清气正的企业生态。

聚焦主业建功，激发争先创优新动能

安庆市局（公司）聚焦主责主业搭建建功平台，激发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在人才培育层面，全面深化“师带徒”双导师培养机制，制定新进员工5年成长规划，围绕专卖稽查、市场营销、物流配送等领域，分层分类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创新攻坚。全体干部职工立足岗位攻坚克难，近一年来，累计申报知识产权30项，3项创新成果荣获省级表彰，专卖职业技能鉴定通过率达100%，一大批青年职工在实干中成长成才。

在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方面，安庆市局（公司）大力挖掘岗位先锋、行业榜样，培育出全省系统“成长人物”、全市“最美职工”、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等先进典型。一线员工扎根岗位、精益求精，在服务零售客户、保障产品配送、规范市场秩序等工作中主动担当作为。“全国工人先锋号”“安徽省工人先锋号”先后花落物流中心、市局稽查支队，充分展现了安庆市局（公司）队伍敢闯敢干、争先创优的精神风貌，实现队伍建设和业务发展一体推进、同向发力。

深耕文明实践，涵养向上向善新风气

安庆市局（公司）持续丰富精神文明实践载体，整合志愿服务、书香阵地、特色文化、廉政建设多类抓手，全方位涵养向上向善的企业新风。

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酷暑时节，志愿者前往社区规范车辆停放、逐栋排查飞线充电隐患；雨雪天气，第一时间赴社区铲雪除冰、保障居民出行；日常开展文明劝导、政策宣讲、困难群众慰问、乡村助学帮扶等公益行动。志愿者不惧高温严寒，坚守一线，流动的“志愿红”成为城市中一道亮眼的风景线。

深入推进书香企业建设。持续打造多层次、全覆盖的文化阵地，以阅读赋能文明素养提升。先后获评“安徽省职工书屋”“全国工会职工书屋示范点”，岳西县局荣获“全省十佳书香企业”，书香阵地成为文明创建的重要载体。联合安庆市图书馆共建安庆市局（公司）分馆，藏书3500余套（册），配套电子借阅系统，实行职工“点单配书”，面向职工常态化开放。各基层单位分别打造“成长课堂”“衙前·阅读”等特色阅读品牌，联合地方图书馆共建“徽映成长·书屋”。创新“阅读+文明创建”模式，向对口帮扶村捐赠图书，开展家庭亲子阅读、读书分享等活动。

特色文化浸润人心。纵深推进好人、好家庭、好团队、好企业“四好”文化建设，持续发掘凡人善举。目前在全市系统中，2人获得“安徽好人”及“安徽好人”提名奖，7人获评“安庆好人”，4人获评县级好人。先进典型不断涌现，形成了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同时，抓实文明办公、勤俭节约、廉政建设，依托书法、健身、阅读等文体协会丰富职工精神生活。

常态长效推进，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成绩属于过去，奋斗赢得未来。已经获得的荣誉既是对安庆市局（公司）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深耕岗位建功的肯定，更是推动企业持续向好发展的动力。站在新起点，安庆市局（公司）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健全文明创建常态化、长效化工作机制，持续巩固文明创建既有成果。对内不断丰富文化活动载体，加强职工道德、文化、艺术综合素养培育；对外持续拓展社区共建、社会公益服务渠道，丰富志愿服务形式，推动文明实践走深走实。

面向未来，安庆市局（公司）将始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精神文明建设深度融入产品经营、市场监管、基层服务全链条，为安庆文化强市建设、安庆市局（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强劲的文明力量。

（张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