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习近平党建思想凝结着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深刻洞察，饱含着对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提供了重要法宝。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凝聚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磅礴力量。

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必然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管党治党和强国复兴相统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国际影响力。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努力掌握好这一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的锐利思想武器。

深刻把握其重大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看政治意蕴，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廓清了一系列大是大非，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正本清源，必将推动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看理论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看实践价值，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着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使命担当，指引党的自我革命开辟了新境界，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看国际影响，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胸怀天下，以崇高的价值取向、独特的思想魅力，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为世界各国政党自身建设及治国理政提供了中国方案。

深刻把握其科学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概括为“十四个坚持”。这“十四个坚持”，是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具有鲜明的体系化、系统化特征，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金钥匙”；是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理清了党的建设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环环相扣、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是特色鲜明的理论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标识性、辨识度，在党的历史上、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深刻把握其时代必然。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既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又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可谓顺应历史大势、响应时代呼唤，矗立起新的思想高峰。实践基础，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验证。理论基础，在于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极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积厚成势、水到渠成。现实需要，在于当前两个大局交织，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以科学理论指导形成正确的实践，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

发挥独特优势，努力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前头、作表率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对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许多极具前瞻性、战略性、开创性的探索实践，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支撑。福建有条件、有责任、更有使命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得更深、悟得更透、贯彻得更彻底，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怀着深厚感情，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悟、联系实际用，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在学习研究阐释上下功夫、见成效。推动各级党委（党组）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学习思考领悟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在党校所有主体班次开设习近平党建思想相关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依托我省创新开展的支部学习“开篇课”同步推出视频课件，推动学习有质量、广覆盖。用好省党建研究会会员单位力量，发挥党校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要阵地作用，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高质量、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在用好思想富矿上下功夫、见成效。结合深入实施“探源计划”，优化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室，以及“3820”战略工程展示馆、“四下基层”主题展、下党乡党性教育教学基地等现场教学点，构建富有特色、生动鲜活、立体可感的“沉浸式”学习场景，引导党员干部在循迹溯源中汲取精神滋养，加深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解和领悟。组织开发“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福建的孕育和实践”等系列课程，讲清讲准理论源起、历史演进和逻辑演变，切实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推动入脑入心、深入人心。

在推动落地转化上下功夫、见成效。结合省委连续4年开展的“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福州市全面实施“堡垒工程”35周年活动为契机，全面总结我省党的建设成效经验，对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动员部署，统一思想行动，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力打造学习实践高地。

坚持以学促干，为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立起了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的“纲”和“魂”。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总依据，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工作，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员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强化党性锤炼。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用好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铸牢政治忠诚，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化理论武装。着力在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将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和溯源理论实践“富矿”结合起来，完善落实“第一议题”等制度，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知之深、信之笃、行之实。强化政治担当。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强化政治监督，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

在服务中心大局中精准定位、积极作为。心怀“国之大者”、党之大计，自觉将组织工作放在全局中思考谋划，通过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推动组织力量、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坚持事业为上、锻造过硬队伍。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统筹谋划，以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契机，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福建的功能定位，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打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组合拳”，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坚持一体推进、强化人才支撑。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主线，在推动人才工作系统集成、协同发力上下功夫，科学编制实施“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聚焦服务全省“555X”产业集群建设，深化拓展“人才兴链”行动，健全“以赛引才”机制，营造更有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形成才聚八闽、聚才兴闽的生动局面。坚持大抓基层、巩固执政根基。赓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分领域制定工作指引，系统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优化“一书记三大员”帮扶工作机制，深入开展“头雁强·产业兴”专题培训，全面拓展“近邻党建”工作，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持续锻造党员先锋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组织部门是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必须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职能作用。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全面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从严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强化领导干部履职用权行为监督，督促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提高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大力弘扬好的作风。秉承“四下基层”“滴水穿石、久久为功”“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传统，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形成实的导向。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用好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这个“指挥棒”，逐级传导压力，督促抓实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确保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作者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制度机制

国家法治统一是新时代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规律和经验总结，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维护国家法治统一至关重要”。“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宪法法律实施和监督，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制度机制”。为此，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制度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部统一和协调，亦是贯穿新时代法治建设全过程和各领域的基本目标和逻辑起点。

从“法制统一”到“法治统一”的内涵升级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法治统一”的重要概念。由此，我国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法制统一”到“法治统一”的历史性跨越。在概念内涵层面，“国家法治统一”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由过去侧重法律文本完备、法律法规规范体系完善的静态制度构建，转向兼顾法律实施效能、权力运行监督、制度保障的动态治理转变。显然，“法治统一”绝非局限于法律规范文本层面的形式统一，而是覆盖规范制定、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统一。

“国家法治统一”是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之下，统筹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并辅以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从整体上塑造一个结构完整、内在统一、运行协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推进统一的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重在强调国家法治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协调同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功能耦合、整体增效的动态运行结构。

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重大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国家治理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统一的制度、法令来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统一。这就是“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的治国之道。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法令由一统、法度施于天下的历史时期，政权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安康。新时代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正是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下对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国家法治统一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国家法治统一本质上是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政治要求所决定的，是确保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内在要求，必须把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好、贯彻好、落实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是一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要通过集中统一的法治来保障实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家法律是对党的意志的国家权威性、强制性体现，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如果各个地方法律标准不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不一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难以在法治轨道上得到有效贯彻，还有可能在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被地方化、本位化、碎片化。党内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依据，其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政治性，即体现党中央的统一意志并要求全党统一施行。因此，不管是国家法律法规还是党内法规，其目标依归都是要强化集中统一、令行禁止。只有在统一、权威、稳定的法治秩序基础之上，才能确保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确保党的意志通过国家立法程序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为遵循。

国家法治统一是推动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统一完备的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广大人民基本权益的制度基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任务。

随着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收入分配、公共服务、执法司法等公平正义问题越来越关注。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如果各地方之间法治环境、社会成员的权利差异太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公平发展被忽视，势必严重影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妨碍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感受。因此，只有不断增进国家法治统一，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以平等表达和充分沟通、推动各种公共资源得以公正配置和有效整合，才能逐步达成对一些社会治理难题的共识，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享和公平感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国家法治统一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所在。制度之治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即制度体系之治。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然需要有一个以统一、权威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为基础的“最好的营商环境”。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就是国家法治统一。只有以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执法标准、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来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经济促进行为，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土政策”，消除规则不一致、标准不统一、监管不协同等问题，才能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如果各个地方在市场准入、行政审批、司法裁量标准等领域各自为战、各行其法、各设门槛，就会引发各种制度壁垒和“法治割据”，导致市场的隐形割裂和支离破碎。

国家法治统一对于实现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也至关重要。如果各地法出多门、令不一致、各行其是，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民营经济对统一市场的信心和预期。只有国家法治统一，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司法裁量标准，切实解决“执行乱”等问题，才能真正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进行依法平等保护。

加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制度机制保障

2011年，我们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截至2026年5月，我国现行有效国家法律311件、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600余件、地方性法规超过1.5万件。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譬如，有的法律法规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规范体系的制定和修改做不到同步同频。不同规则之间相互割裂、相互掣肘，一些下位法与上位法未能实现有效衔接，实体性、程序性及保障性配套措施未能及时出台，针对性、稳定性与可操作性不足。一些法律法规未能及时开展清理工作，修订或废止相对滞后。为此，应不断深化理解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制度机制，推动国家法治体系的内在一致、功能互补和同向发力。

一是健全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础就在于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全面实施。就此，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为此，我们要不断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自觉贯彻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大力弘扬宪法文化，推动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筑牢国家法治统一的宪法基石，以宪法之统一保障国家法治之统一。

二是加强统一的立法规划、立法解释和答复工作机制。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必然要求进行统一的立法规划、解释和答复工作，实现各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从规划到解释全过程的内部协调、共同发力。为此，要推进关口前移，健全立规与立法的沟通协调机制。在制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方面，注重各种立法规划计划、国家立法规划计划与党内法规制定规划计划的配合联动，增强两者在目标、任务、方向上的一致性，在布局、分工、进度上的协调性。在起草方面，应提前加强工作沟通，确保与相关党内法规精神一致、与国家法律要求不相冲突。此外，针对有可能产生的歧义或内容冲突，还要加强立法机关对执法、司法机关法律法规适用问题的统一解释和答复工作，加大对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解释力度，推动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的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

三是完善常态化法律法规清理工作机制。在制定、修改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过程中，应对照宪法和党章的相关规定，及时清理调整一些不一致、不衔接、相抵触或者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相关规定。对废止不用、不合时宜、重复矛盾，特别是与宪法、党章规定相冲突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及其具体条款彻底摸底排查，按程序按步骤及时进行清理、修订或废止工作。在党内法规制定或修改过程中，保证其内容、权限、程序与宪法和党章、党的大政方针、国家基本法律、上位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存在直接冲突，能够有效对接。在法律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要积极推进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前置审核并形成机制化工作安排，确保符合党章党规的精神与要求。在做到常态化法律法规清理的基础之上，应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信息平台建设。建设全领域、全覆盖的法律法规信息平台，统一规范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电子文本标准和格式，确保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本的准确和权威。

四是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机制。备案审查是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的基础性制度和重要着力点。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备案审查工作实行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对于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效保障宪法法律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还应不断拓展备案范围，进一步研究建立集中高效、专业权威的政府立法审查制度机制，建立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还应健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尤其是要强化党内法规备案制度，严格审查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规定内容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制定程序等。

五是健全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协调机制。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指引之下，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系统集成，使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各项制度成为统一的有机整体。首要的是必须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边界，明确哪些事项是专属于党内法规的调整领域，哪些事项是国家法律调整的专属领域，哪些事项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共同调整的领域。一方面，在立法层面要加强国家立法和党内立规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这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实现党的执纪和行政、司法机关的执法相贯通，进一步健全执规与执法的会商协商、问题线索移送等贯通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议事协调、联席会议、督查检查等工作机制保障，推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体适用。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

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从严管党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使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不断增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不惧任何风浪，不怕存在问题，就怕有问题没发现，发现了不能及时解决”，并将“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作为我们这个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之一。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启示广大党员干部要在党的建设中从最突出的问题改起，让党的建设落点更实、成效更彰显。

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马克思认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这一论断指明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质，即在直面矛盾、破解难题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只有将问题意识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从最突出的问题改起，才能精准识别并祛除侵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各类因素，对于可能变成大问题的小问题、可能沦为大塌方的小管涌严加防范、及时整治，党才能始终保持肌体健康。

回望党的百余年光辉历程，坚持问题导向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经验。延安时期，为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我们党以整风运动破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等突出问题，党中央果断出台《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以严明纪律整肃党风。历史反复证明，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党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在于敢于直面问题、善于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问题导向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将破解大党独有难题作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

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一些深层隐患相互交织，增加了管党治党的复杂性。坚持问题导向，就要做到系统分析、综合施策。立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放眼世界百年变局，扎根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紧跟时代前进步伐；把历史镜鉴与现实挑战贯通起来，把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联系起来，把理论指引与具体工作结合起来；从发展所需、改革所急、民心所系中发现问题，找准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痛点难点，在纷繁矛盾中既分清主次，又区分轻重缓急；既立足当下破解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固本培元。在此基础上，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靶向施治、精准发力。针对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存在落差、偏差的情况，着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针对“四风”屡禁不止的顽疾，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针对腐败这个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让鲜明的问题导向真正转化为破解难题、推动事业发展的实际成效。

历史总是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前进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还深刻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靶向施治、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的内在规律，呈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关键时期。只有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从解决突出问题入手从严管党治党，在发现问题中把握主动、在筛选问题中聚焦要害、在研究问题中探求规律、在解决问题中推动落实，才能以从严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和动真碰硬的务实作风，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重要言论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梦的价值旨归与根本属性。中国梦从人民的期盼中激荡而生，将复兴伟业与个体幸福紧紧熔铸，必将在亿万人民的坚实奋斗中化为现实。

根植于人民深切期盼

历史唯物主义指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能够激荡人心的梦想，必有其深厚的现实根基。中国梦深深扎根于近代以来中华儿女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长河之中。中华民族在磨难中抗争、在屈辱中奋起，其最深沉的动力源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渴望。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梦的凝练，正是对全体中华儿女期盼国家好、民族好、大家好的深刻洞察与理论升华。

中华民族创造了辉映万古的灿烂文明，近代却坠入百年沉沦的深重苦难。对民族复兴矢志不渝的追寻，构成了推动中华民族奋起前行的精神动力。在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旧社会，中华儿女的夙愿是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任务转向建设社会主义，追求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改革开放以来，实践重心聚焦于摆脱贫困与加快发展，迈向全面小康。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成为复兴梦想的现实落点，涵盖着更优质的发展、更充分的法治、更坚实的保障、更优美的环境等诸多方面，将近代以来的复兴追寻汇聚为全面现代化的宏伟愿景。

中国梦的提出精准把握了这一历史脉络和时代脉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真正源于人民愿望的梦想，必然要用人民最熟悉的语言来表达。“梦想”一词本真直白地表达了对未来的愿景，“民族复兴”锚定了近代以来最深沉的历史主题，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话语转换。用“梦想”指称家国大业，打破了时代愿景与个人生活的语境隔膜；用“复兴”引领人民期盼，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升华为整个民族的历史自觉，使党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与人民的向往紧密相连。中国梦，生发于人民的愿望，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人民期盼，对民族未来愿景作出的庄严擘画与真挚凝练。这一伟大梦想正因根植于人民的内心期望，才拥有了坚实的依托与不竭的动力。

以人民幸福为根本旨归

马克思主义始终将“现实的个人”作为核心关切。《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梦秉持“旧邦新命”的自觉，推动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把人民幸福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最终落脚点。

中国梦描绘了中华民族的壮阔前程，以现代化承载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实践自觉。在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实践路径差异显著，内在价值取向根本上决定现代化前途方向。在资本逻辑下，西方现代化受制于“工具理性”，引致物性膨胀与个人异化并存，人沦为资本的附庸。以此为鉴，中国梦所引领的中国式现代化力争摆脱物化桎梏，实现向“价值理性”的深刻复归。这种复归是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推进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拒斥两极分化的资本扩张，而以共同富裕惠及全体人民；超越单向度的物欲追逐，而以物质与精神相协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牺牲人的生存环境，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守护生态福祉；摒弃零和博弈的对抗思维，而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兼济天下。现代化的客观进程、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在中国梦的感召下最终指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民族复兴的价值归宿。国家与民族的全部奋斗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民的幸福正是复兴伟业的最终落脚点。这种以人民幸福为底色的家国天下情怀，构成了中国梦独特的价值标识。美国梦、欧洲梦因深陷物化与自利逻辑，事实上割裂了个人与共同体的联系，致使幸福沦为孤立私欲无法普遍实现。中国梦则是将世界、民族与个人视为命运共同体，强调民族振兴是个人幸福的坚实基石，将复兴宏愿落脚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实现了真正全面的个人幸福，开辟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文明新境。

中国梦就是人民幸福之梦，民族复兴的宏图大业最终体现为个体的生活福祉，人民幸福是民族复兴最根本的意义所在，也是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根基。中国梦的最终目的是让具体的现实的人民幸福得以完满实现，使复兴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历史演进的合规律性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合目的性的统一。

依靠人民接续奋斗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国梦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其实现过程必然要求紧紧依靠人民，在人民的磅礴力量中实现伟大梦想。

中国梦必须依靠人民实现，这是历史进程的深刻启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没有历史先例可供遵循，没有现成模式可供参照。从农村改革在群众推动下破冰，到新时代各项事业在基层攻坚中闯出新路，切实有效的方法路径无不源于人民回应现实挑战的实践探索。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是中国道路不断向前的根本动力。

中国梦必须依靠人民实现，这是破解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凸显。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行的根本力量，身处在最为鲜活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对发展的脉动拥有最真实的体察。应对深水区的挑战，必须诉诸人民的无穷智慧，向人民求教是实践发展的必然逻辑。

中国梦必须依靠人民实现，这是引领未来变革的根本路径。面向未来，无论是产业形态的迭代还是新一轮技术变革的孕育，其先兆往往最先在人民的日常实践中显露，其方向更需人民的敏锐探索来标定。越是深刻的社会变革，越需要广大群众的实践探索与先行先试。依靠人民的创造活力，是驾驭未来变革的根本所在。

梦之所向，行之所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它源于人民的向往，成于人民的奋斗。当国家意志与人民向往深度契合，无数个体的奋斗必将汇聚成时代的巨澜。新征程上，以民心为基，以实干为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在亿万人民的接续创造中，化为华夏大地上最壮阔、最鲜活的现实。

（作者系吉林大学东北与东北亚研究院院长）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照搬西方模式的现代化，也不是脱离历史传统的现代化，而是在赓续文明血脉、回应时代课题的基础上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深植中华文明沃土，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顺应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展现出历史根基、现实创造与世界担当内在贯通的文明意蕴。

在中华文明主体性中厚植文明根基

中华文明主体性，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延续中孕育形成的文化自觉，彰显着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历史主动和实践自信。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文明在长期传承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主体性，正是依托中华文明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才始终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独特价值依据和鲜明实践逻辑，能够在赓续文明血脉中坚定文化自我，在回应时代要求中彰显主体意识。

中华文明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历史根基。传统的本质是在保存中彰显文明主体性，在更新中激发文明生命力。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涵养了深厚的治理智慧、伦理观念和人文精神。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它深植于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继承中华文明重视民本、崇尚和合、讲求大同、追求天人合一的思想因子，在“两个结合”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彰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自觉，使古老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新的时代活力。

中华文明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独特价值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不是外在移植而来，而是从中华文明深处生长出来，并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转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人民至上，强调共同富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些价值追求，与中华文明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惟邦本、天下为公、以和为贵等理念一脉相承。中华文明的价值传统并没有停留在历史记忆中，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转化为现实的发展理念和治理原则，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持续进步和文明整体提升。

中华文明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鲜明实践逻辑。文明主体性不只是对自身文明传统的认同，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自主选择道路、自主建构制度、自主推进实践的能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其实践逻辑就在于立足中国历史文化和基本国情，把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自主探索中走出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把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时代发展要求贯通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守正中开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化道路。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书写文明创造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不仅体现于其深植中华文明沃土，更在于它以新时代伟大实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其关键在“新”，它不是对既有现代化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坚持“两个结合”中形成的整体性文明创造；其根本在“文明”，它超越单纯经济增长，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展现出物质富足、政治清明、精神充盈、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文明新图景。

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文明形态。西方现代文明在工业革命、科技进步、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等方面推动了人类社会巨大变革，开启了现代化进程。同时，西方现代文明长期受到资本逻辑、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深刻影响，把现代化等同于经济增长、资本扩张和技术进步，把人的发展从属于资本增殖，把文明进步化约为效率提升。西方现代化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贫富分化、社会撕裂、精神失衡和生态危机等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回应西方现代文明困境中生成的现代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把中华文明古老智慧转化为现代文明建设的现实力量，赋予现代文明以新的价值方向和实践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超越资本至上，以共同富裕回应贫富分化，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克服价值空心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破解生态危机，完成了对文明结构、价值秩序和发展道路的深刻重塑。

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书写文明创造，实质上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推动现代文明形态的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既符合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中华文明底蕴；既重视物质发展和制度建设，又强调精神充盈、社会和谐和生态良好，把现代化从单一的经济过程拓展为文明整体进步的过程，展现出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拓展现代化道路中彰显文明担当

中国是拥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华文明绵延至今，形成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制度成果和文化成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蕴含着处理传统与现代、守正与创新、多元与一体、自我与他者、发展与和平关系的智慧。正是这些文明特质，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人类现代化探索提供有益启示。一个传承古老文明并不断走向现代化的大国，如何在自身发展中实现文明更新，如何在世界变局中贡献文明智慧，本身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回答的重要课题。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自身文明主体性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推动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创造了新的文明形态。这种现代化道路，既体现中华民族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也体现中国作为文明大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意识。

在拓展现代化道路中彰显文明担当，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以文明大国的历史自觉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模式在世界现代化叙事中占据主导地位，似乎现代化只能沿着西方工业化、市场化、资本扩张和制度移植的道路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破除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路径想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道路，拓展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实践空间。

深厚文明传统可以成为现代化的根基，独立自主探索可以开辟现代化新路，文明多样性可以为人类进步提供更多可能。中国式现代化不以输出模式为目标，而是以自身成功实践表明，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现实条件，走出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启示我们，追求现代化不必丧失自身文明主体性，推动经济发展不必以社会分化和生态破坏为代价，参与全球化进程也不必依附于西方中心秩序。中国式现代化由此为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经验参照，也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注入新的信心，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用人干事，重在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把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使用起来，把不作为、乱作为的干部调整下去。”重实干、重实绩，是新时代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干部队伍的关键抓手。要牢固树立这一用人导向，激励广大干部摒弃虚功、崇尚实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合力。

强化正向激励。激励是最好的催化剂，正向激励是激发干部实干热情、催生实绩成效的重要引擎。正向激励的核心在于树立鲜明价值导向，把实干实绩作为选人用人、评优评先、职级晋升的首要标准，坚决打破论资排辈、平衡照顾的惯性思维，让那些攻坚克难、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受尊重、得实惠、有前途，从根本上破除“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不良风气。突出政治激励，把实干实绩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对在重大任务、改革攻坚、服务群众一线中真抓实干、成效显著的干部，及时表彰奖励、优先提拔使用，真正让有为者有位、能干者能上、优秀者优先。强化精神感召，大力选树实干实绩先进典型，深入宣传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实干精神，用榜样力量感召干部、凝聚共识，营造崇尚实干、尊重实绩、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干部见贤思齐、比学赶超。做实关心爱护，健全减负松绑、待遇保障、心理疏导等配套机制，精准落实关心关爱举措，切实为实干者减负，消除干部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激励广大干部自觉摒弃虚功、求真务实，把心思用在干事创业上、把精力投入到狠抓落实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履职尽责，在实干中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精准容错纠错。改革进入深水区，任务越重、探索越多，越需要为敢于担当、踏实做事的干部消除后顾之忧，让改革创新者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展现的是组织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的鲜明态度，可以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三个区分开来”，精准厘清改革探索中的无心之失与蓄意为之的违纪过错，明确区分是出于公心还是源于私利，是程序合规还是有章不循，是先行先试还是明知故犯，是推动发展还是谋取私利，以制度刚性保护改革创新、宽容探索失误，同时坚决防止容错成为违纪违法的挡箭牌。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统筹考虑动机态度、客观条件、性质程度、后果影响等因素。对符合标准的大胆容错、当容则容、应容尽容，同时坚持容纠并举、有错必纠、有过必改。对探索中出现的偏差及时提醒、对产生的失误及时纠正，既不能让实干者流汗又流泪，也不能让违纪者借容错之名逃避惩处。强化澄清保护举措，旗帜鲜明地向诬告陷害者亮剑，对恶意举报、造谣中伤、打击报复干部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并通报曝光。完善不实举报澄清正名机制，对受到不实反映、诬告陷害的干部，及时在一定范围内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旗帜鲜明为实干者撑腰、为担当者护航，形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

科学考核评价。考核评价是干部政绩观的“指挥棒”，也是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用人导向的重要抓手。要落实干部考核、工作检查相关制度，科学评价干部政绩，纠正工作过度留痕、检查考核过多过频、问责泛化简单化等问题，促进干部更好担当作为。科学考核评价的核心，在于把干部实绩考准考实，把干事导向立正立稳，让考核真正成为激励担当、促进落实、推动发展的有效手段。做实日常考核，把干部考核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注重掌握干部平时工作状态、一贯现实表现和长期履职情况，把干部在抓落实、解难题、办实事中的具体表现掌握清楚，把平时表现和关键时刻表现贯通起来，真正做到经常了解、持续跟踪、动态掌握。坚持分类考核，紧扣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职责定位、工作基础和任务特点，分类设置考核指标、分类明确考核重点、分类细化评价标准。对承担打基础、利长远任务的重点考核长期贡献和综合效益，对处在改革攻坚、矛盾集中的重点考核担当精神和破题能力，对基层一线的重点考核群众评价和服务实效，真正做到考核内容与岗位职责相匹配、考核重点与工作实际相契合。深化近距离考核，深入工作一线、任务一线、群众身边考察干部表现，把干部放到具体工作中去看、放到矛盾问题中去察、放到急难险重任务中去识，注重从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群众的感情、对待名利的态度、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中识别干部，把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应对重大考验、处理复杂矛盾中的现实表现作为重要依据。

（作者系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政治委员）

朱熹《四书或问》的哲学逻辑与思辨意蕴

《四书或问》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所作，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或问》《孟子或问》四部分，是朱熹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后撰写的答疑辨难之作，以问答体例来阐发观点，目的是辨析汉唐以来诸家异说、考订文本义理。它与《四书章句集注》相辅相成，共同构筑起朱熹四书学体系，对后世治学影响深远。

四书学体系的重要补充

中华文化虽有复杂的面向，但儒家经学却是中国学术思想的核心所在。儒家经典系统自有其庞杂的内容体系，今人往往以《四书》《五经》（本为《六经》，因《乐》亡佚，故称《五经》）作为其代表。孔子通过总结中国早期政教实践而确立《五经》这一经典系统，成为文化史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能与《五经》的成立并列的另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事件则是《四书》这一新经典体系的形成。正如钱穆所指出的：朱熹“退《六经》于《四书》之后，必使学者先《四书》后《六经》，更为中国学术史上有旋乾转坤之大力”。因此，《四书》的确立，可以看作是与孔子删订《五经》并立的重要事件。

四书学是“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朱熹为确立《四书》这一经典体系，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朱熹早期的四书学著作主要有《论语精义》《孟子集解》等。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他在给蔡季通的书信中提到，“某数日整顿得《四书》颇就绪，皆为《集注》，其余议论别为《或问》”。可见两者是同时完成的，而且《四书或问》本身即朱熹为了表达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无法表达的“议论”而专门撰写的，可以看作是其重要补充。《中庸章句序》《中庸或问》在他生前也作为《章句》的附录而正式出版过，可见《四书或问》在四书学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为何“不须看”

朱熹生前没有正式刊刻过完整的《四书或问》一书——最早的完整刻本是书商偷刻的。而且他自己也明确说过该书为“未定之书”“不须看”。这似乎表明《四书或问》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事实上并非如此。

朱熹之所以说“不须看”，并不是因为观点错误。首要的原因是《四书章句集注》作为他对《四书》这一经典的直接注释，在有生之年花了大量精力反复修改，以至在去世之前三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但《四书或问》作为“注脚之注脚”，在成书之后未能重新修订，从而导致其与《四书章句集注》很多地方“不相应”。但“不相应”并不意味着错误，而是其中很多“问”本来就是解释注释部分的，后来对《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进行了修改，但《四书或问》并没有改动，所以“不相应”了。因此，他强调《四书章句集注》更为重要：“某《语孟集注》，添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公仔细看”；“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

朱熹说“不须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四书或问》的言说方式。作为一部以“设问”的方式自问自答的书，他曾言：“某作《或问》，恐人有疑，所以设此，要他通晓。而今学者未有疑，却反被这个生出疑！”此外，古代有“疏不破注”的注经传统，而其中的问答往往都是长篇大论，因此朱熹自己也说《四书或问》有“支离”之病。

但正是因为这种设问与议论的写作方式，使得《四书或问》在当前具有独特的治学价值。以设问的方式展开论述，表明其论述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相对于《四书》原文的直接陈述、《四书章句集注》的“疏不破注”式的注解，这一设问或直接针对《四书》的原文、或针对《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这就使得读者在问题的引导下能够对原文或注释的相关内容做进一步的思考。这种具有明确问题意识的写作方式，对于不擅长思考、发问的读者而言，往往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也能够促使读者学会思考、学会发问，从而不只是诵读经典、盲从注疏。

以思辨确立儒学本位

与“问”相对的是“答”。从具体内容看，朱熹的“答”，往往都是一篇篇相对独立的议论文。议论文要求有论点、论据、论证。尤其是论证部分，需要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往往被批评为“不讲逻辑”。冯友兰曾经对此做了辩护，说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的体系”但有“实质的体系”。从《四书或问》中也可以看出，其中对很多问题的论述，不仅有“实质的体系”，而且有“形式的体系”。而这种逻辑思辨背后体现的是理性思辨能力。实际上，理学之为理学的形式意义就在于“讲明义理”。《四书或问》充分展示了中国哲学的逻辑与理性思辨能力。

《四书或问》的议论往往有其明确的针对性。如《大学或问》在论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结尾处，朱熹写道：“自孟子没而道学不得其传，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为学。于是乃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又有爱身独善，自谓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顾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过，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谬者鲜矣。”这里实际上区分了孟子之后治学的三种形态。其中第一种形态显然指向法家，也包括这一时代的陈亮、叶适等事功学派；第二种形态显然指向道家与佛教；第三种则指向儒家内部。实际上，法家与佛老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家们批判的主要对象。通观《四书或问》可以看出，朱熹对法家与佛老，尤其对佛老的批判可谓不遗余力。也正因为此书的批判性过强，张栻曾说：“《或问》之书，大抵固不可易之论，但某意谓此书却未须出，盖极力与辩说，亦不能得尽。”张栻对其中“极力与辩说”的批判性心存隐忧，因此建议朱熹不要出版此书。

但从当前来看，这种批判性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义。“出入佛老，返诸《六经》”构成了朱熹等道学家共同的为学经历。这里所说的佛老主要指佛教，佛教作为一种起源于印度的外来文化，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强调“爱身独善”，而后者则以《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学问的基本结构。对朱熹而言，只有讲明儒家与佛老的根本差异，才能确立对儒家文化的自觉；只有通过佛老之学的批判，才能够确立儒家文化的自主知识形态。因此，其中对于佛老之学的批判，本身是儒家文化复兴的重要方法。故《四书或问》可以看作是朱熹建构儒家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方式，对于今天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启发意义。

以愚公精神治江的清代义商李本忠

在《愚公移山》一文中，北山愚公以耄耋之龄，誓言平山，智叟嘲笑他，愚公对曰：“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愚公的恒心，就算过去千百年，读之依旧使人心情振奋。可大家都知道这只是个寓言故事，很少有人相信世上真有这样像愚公一样执着的人。然中华自古多义士。清朝嘉庆、道光年间，李本忠（1759—1841年，字凌汉，湖北汉阳人）以血肉之躯，倾三代之力，耗费36年光阴，凿平三峡航道险滩48处，开纤道300余里，论其志之坚、其行之久、其事之伟，皆是愚公精神的真实写照。

李本忠家族世代经商，祖父李武、父亲李之义常年往返四川、湖北之间，靠驾船做生意谋生。川江险滩素有“舟楫之墓，商旅之坟”的恶名，李家也未能幸免于难，成了无数遇难家庭中的一个。起初，祖父李武商船覆于秭归泄滩，尸骨无存；没过多久，父亲李之义复遭泄滩之难，噩耗传到家中，母亲悲痛至极，以至于自尽殉夫。万幸父亲落水后漂流近百里，终被路人救起，但财货全失、负债千两，室如悬磬，可谓凄惶之极。

幼时家破人亡的惨剧，成为李本忠此生挥之不去的梦魇。每到清明，秭归城畔招魂幡动；三更夜雨，巫山祠中哭冢声寒，商旅闻滩色变，稚子见楫胆惊。滚滚江水之中，藏着无数离别之人的血泪。这些景象，使他越发清楚江滩的凶险。古往今来，面对三峡这个不可测之敌，在那个寄托于“鬼神之力”、推崇生死由命的年代，多少丧父之子、毁家之翁、泣血之殇只能黯然归于命运使然。可李本忠既有愚公移山的韧劲，又有精卫填海的胆量，凭着一腔孤勇，下定决心要和凶险的江水硬碰硬，立下誓言：“必凿平川江险滩，永杜后患！”

此誓一出，便如磐石生根，终其一生，未曾稍改。有重庆府巴县禹王宫碑记为证：“忆公贸川，常抱先人之隐痛，悲行旅之为害，呼天矢愿，他日苟有力，必凿尽诸滩乃已。听斯语者，无不以公言大而夸，一介人耳，思与河伯为仇固难，险滩累累欲行凿尽尤难。公贫士也，顾安所得数万金工资，则难之更难者也。孰知公发愤自雄，罔辞劳瘁，不数年，囊积厚资，填还父债，即将余资，自嘉庆十年至道光十六七年，禀请各宪，独力修凿蜀省下游各险滩，并培修各处纤道”。为了兑现誓言，李本忠接手自家商号“李祥兴”后，常年奔波在四川、湖北两地，风吹日晒20多年，只为筹集治江之资。

自古以来，疏通河道、治理水患，向来是朝廷官府负责的政务。因此，李本忠可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钱出力治理三峡航道的普通百姓。修整江滩的艰难，没亲身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彼时没有炸药和各类机械，处理礁石只能依靠火煅水淬的办法。但此法颇为艰辛，往往要累月煅凿，方得破碎，且耗费巨大。

李本忠最先治理的是牛口滩与泄滩（纤路），他一共雇佣石匠、挑夫600余名，历时122天，才修凿出泄滩纤路83丈、牛口槽道34丈、莲花滩槽道15丈。可在一场夏季洪水后，辛苦修好的道路、水道全都被冲毁。但他没有灰心，冲毁了就重新修，反反复复，直到彻底修整妥当。李本忠治滩不只是靠蛮干，眼光也十分长远。每到完工后（枯水期），他都会派人守在滩边，仔细观察汛期水流变化，收集船夫的建议，为第二年修整工作做准备。渣波滩修好之后，他还专门派人看守3年，把新的行船方法一一告诉过往船夫，生怕大家还采用从前的办法行船，遇上危险。

修整碎石滩更能看出他考虑周全。这片河滩是山洪冲下来的碎石堆积形成，所以年年除之，年年复现。李本忠顺着江水向上勘察，发现上游阴阳山的百姓过度开垦，泥土没有植被固定，一遇到山洪暴发，泥沙石块就顺着江水冲下来，重新堆出新险滩。为此他直接出钱买下整座山，花钱将山上的住户迁走，并明令禁止开荒种地，把整片山林交给归州政府“入官封禁”，开始封山育林。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做法，现在来看也算是较早开展生态移民、封山护林的举措。李本忠治江不仅仅停留于疏浚河道本身，还在于养护山川。阴阳山山林约有600余亩，封禁后一直保持原有植被。新中国成立后，这片山林直接成为秭归县国营林场的基础。真正做到了造福当下、惠及后世。

李本忠的治江事业持续了整整36年，共整治险滩48处。耗费白银近18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三峡地区归州、奉节、巫山、东湖四县36年的税赋总额。其整治规模之大、历时之长、耗资之巨，均前无古人。

1823年秋，与李本忠并肩治江近20载的挚友周步洲病逝。1825年春，李本忠长子李良政，因积劳成疾病故。没过多久，次孙亦不幸病故。接连遭遇至亲离世的巨大打击，已近古稀的李本忠强忍锥心之痛，在次子李良宪、长孙李贤俊辅助下，依旧坚持完成剩下的工程。

1838年，李本忠再次率孙子李贤俊向夔州府请示打凿鸡心石、大磨滩等处险滩，获批后立刻动工。这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委实令人动容。1840年，李本忠日渐衰弱，病痛缠身，只能停下治江的工作回到汉口家中。但他心系峡江航船安危，闭门整理多年的治江经历，编纂成《平滩纪略》《蜀江指掌》两书。

湖北当地为李本忠立凿滩功德碑，开篇写着这样一句话：“从来大事之难成，匪惜费之多，即畏事之难；不畏事之难，更难持诸久。且任非其人，功多不就，往往然也。”诚哉斯言，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绝非一时之功也，而是数十年如一日之坚守；所谓愚公精神，亦非愚不可及之执着，而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愚公移山，惠及“冀之南，汉之阴”；李本忠治江，泽被七百里川江，万千舟楫。《列子》里的愚公终究只是虚构人物，李本忠却是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现实愚公。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李本忠虽为商人，心中始终保有赤诚善心，做出了圣贤一般的大义之举。故其“愚”实为至仁，其“痴”乃是至情。

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制度机制

国家法治统一是新时代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规律和经验总结，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法治工作的总体要求。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维护国家法治统一至关重要”。“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加强宪法法律实施和监督，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制度机制”。为此，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制度机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内部统一和协调，亦是贯穿新时代法治建设全过程和各领域的基本目标和逻辑起点。

从“法制统一”到“法治统一”的内涵升级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国家法治统一”的重要概念。由此，我国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法制统一”到“法治统一”的历史性跨越。在概念内涵层面，“国家法治统一”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由过去侧重法律文本完备、法律法规规范体系完善的静态制度构建，转向兼顾法律实施效能、权力运行监督、制度保障的动态治理转变。显然，“法治统一”绝非局限于法律规范文本层面的形式统一，而是覆盖规范制定、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统一。

“国家法治统一”是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总目标之下，统筹构建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并辅以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从整体上塑造一个结构完整、内在统一、运行协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推进统一的国家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重在强调国家法治系统的各个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协调同步，实现从无序到有序、功能耦合、整体增效的动态运行结构。

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重大意义

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国家治理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统一的制度、法令来维护国家政权和社会秩序的统一。这就是“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的治国之道。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只有法令由一统、法度施于天下的历史时期，政权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人民才能安康。新时代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正是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之下对中国传统“大一统”国家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国家法治统一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国家法治统一本质上是由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根本政治要求所决定的，是确保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的内在要求，必须把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好、贯彻好、落实好。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是一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要通过集中统一的法治来保障实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家法律是对党的意志的国家权威性、强制性体现，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如果各个地方法律标准不统一、执法司法尺度不一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难以在法治轨道上得到有效贯彻，还有可能在法律法规实施过程中被地方化、本位化、碎片化。党内法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依据，其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政治性，即体现党中央的统一意志并要求全党统一施行。因此，不管是国家法律法规还是党内法规，其目标依归都是要强化集中统一、令行禁止。只有在统一、权威、稳定的法治秩序基础之上，才能确保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确保党的意志通过国家立法程序转化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为遵循。

国家法治统一是推动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迫切要求。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统一完备的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广大人民基本权益的制度基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和目标任务。

随着法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收入分配、公共服务、执法司法等公平正义问题越来越关注。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如果各地方之间法治环境、社会成员的权利差异太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公平发展被忽视，势必严重影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实现，妨碍人民群众对于公平正义的感受。因此，只有不断增进国家法治统一，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得以平等表达和充分沟通、推动各种公共资源得以公正配置和有效整合，才能逐步达成对一些社会治理难题的共识，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享和公平感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才能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国家法治统一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所在。制度之治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法治即制度体系之治。维护国家法治统一，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这是因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必然需要有一个以统一、权威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为基础的“最好的营商环境”。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前提就是国家法治统一。只有以统一的法律制度、统一的执法标准、统一的司法裁判尺度来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等经济促进行为，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土政策”，消除规则不一致、标准不统一、监管不协同等问题，才能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如果各个地方在市场准入、行政审批、司法裁量标准等领域各自为战、各行其法、各设门槛，就会引发各种制度壁垒和“法治割据”，导致市场的隐形割裂和支离破碎。

国家法治统一对于实现民营经济的平等保护也至关重要。如果各地法出多门、令不一致、各行其是，最先受到冲击的是民营经济对统一市场的信心和预期。只有国家法治统一，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司法裁量标准，切实解决“执行乱”等问题，才能真正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进行依法平等保护。

加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制度机制保障

2011年，我们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截至2026年5月，我国现行有效国家法律311件、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600余件、地方性法规超过1.5万件。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新挑战。譬如，有的法律法规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规范体系的制定和修改做不到同步同频。不同规则之间相互割裂、相互掣肘，一些下位法与上位法未能实现有效衔接，实体性、程序性及保障性配套措施未能及时出台，针对性、稳定性与可操作性不足。一些法律法规未能及时开展清理工作，修订或废止相对滞后。为此，应不断深化理解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重大意义，进一步完善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制度机制，推动国家法治体系的内在一致、功能互补和同向发力。

一是健全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础就在于维护宪法权威、保障宪法全面实施。就此，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为此，我们要不断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完善宪法相关规定直接实施工作机制，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自觉贯彻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大力弘扬宪法文化，推动宪法实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筑牢国家法治统一的宪法基石，以宪法之统一保障国家法治之统一。

二是加强统一的立法规划、立法解释和答复工作机制。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必然要求进行统一的立法规划、解释和答复工作，实现各种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从规划到解释全过程的内部协调、共同发力。为此，要推进关口前移，健全立规与立法的沟通协调机制。在制定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方面，注重各种立法规划计划、国家立法规划计划与党内法规制定规划计划的配合联动，增强两者在目标、任务、方向上的一致性，在布局、分工、进度上的协调性。在起草方面，应提前加强工作沟通，确保与相关党内法规精神一致、与国家法律要求不相冲突。此外，针对有可能产生的歧义或内容冲突，还要加强立法机关对执法、司法机关法律法规适用问题的统一解释和答复工作，加大对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解释力度，推动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的全面准确理解和适用。

三是完善常态化法律法规清理工作机制。在制定、修改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过程中，应对照宪法和党章的相关规定，及时清理调整一些不一致、不衔接、相抵触或者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相关规定。对废止不用、不合时宜、重复矛盾，特别是与宪法、党章规定相冲突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及其具体条款彻底摸底排查，按程序按步骤及时进行清理、修订或废止工作。在党内法规制定或修改过程中，保证其内容、权限、程序与宪法和党章、党的大政方针、国家基本法律、上位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不存在直接冲突，能够有效对接。在法律制定和修改过程中要积极推进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前置审核并形成机制化工作安排，确保符合党章党规的精神与要求。在做到常态化法律法规清理的基础之上，应加快推进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信息平台建设。建设全领域、全覆盖的法律法规信息平台，统一规范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电子文本标准和格式，确保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本的准确和权威。

四是完善和加强备案审查制度机制。备案审查是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的基础性制度和重要着力点。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党的十八大以来，备案审查工作实行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的原则，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对于保证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有效保障宪法法律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还应不断拓展备案范围，进一步研究建立集中高效、专业权威的政府立法审查制度机制，建立国务院部门和省级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还应健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制，尤其是要强化党内法规备案制度，严格审查是否同党章和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是否同宪法和法律不一致，是否同上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相抵触，是否与其他同位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冲突，规定内容是否符合制定权限和制定程序等。

五是健全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协调机制。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指引之下，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系统集成，使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各项制度成为统一的有机整体。首要的是必须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边界，明确哪些事项是专属于党内法规的调整领域，哪些事项是国家法律调整的专属领域，哪些事项是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共同调整的领域。一方面，在立法层面要加强国家立法和党内立规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这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衔接协调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实现党的执纪和行政、司法机关的执法相贯通，进一步健全执规与执法的会商协商、问题线索移送等贯通协同工作机制，强化议事协调、联席会议、督查检查等工作机制保障，推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体适用。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主任〕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提问：柴锋 中国钢研人工智能（工程）事业部总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请问，如何理解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

解读：吕品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

考核是发展的风向标、干事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考核导向，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事业导向和干事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健全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评价办法，是校正干部政绩观偏差、激励担当作为的根本性制度安排，对凝聚高质量发展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深刻认识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评价办法的核心要义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着力破解传统考核重速度、重总量、重短期的短板，构建起以政治标准为统领、以质量效益为核心、以民生福祉为根基的现代化政绩考核评价方法。

考核定位突出政治标准，锚定发展根本方向。政治性是政绩考核的第一属性。健全考核评价办法要把政治标准贯穿全过程，将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列为首要标尺，重点检视地方是否摒弃本位主义、服从发展大局，实现政治建设与发展实践同频共振。

考核标准突出质量导向，重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重构考核指标框架，实现从速度优先向质量效益优先转变。弱化GDP增速等总量指标权重，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内涵式指标，压实隐性债务防控、低效资产盘活等约束要求，严格落实终身追责制度。统筹发展和安全，将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基层治理等纳入考核清单。

考核价值突出民生本位，坚守为民造福初心。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最大的政绩。健全考核评价方法要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核心权重，将就业质量、教育医疗、养老保障等民生实事纳入考核，设置居民收入增速、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指标，树立普惠共享的政绩导向。

考核方式突出精准长效，提升综合考评质效。构建分类施策、长短兼顾的考核评价体系。区分年度考核与任期考核，重点激励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工作；立足区域功能定位和岗位差异实行差异化赋分，杜绝同质化攀比。坚持重心下沉，常态化开展一线核验、群众评议，推动考核从看台账向看实绩转变。持续纠治过度留痕、多头督查等形式主义问题，落实基层减负要求。

深刻把握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评价办法面临的时代课题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必须直面高质量发展赋予考核工作的新要求、新挑战。传统考核评价办法在特定发展阶段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发展阶段、发展理念的变革，其固有的结构性特征已难以充分适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要从制度层面回应发展转型提出的新命题，才能凝聚干事创业合力，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筑牢坚实制度保障。

以质量导向破解发展惯性的路径依赖。传统政绩考核办法形成于高速增长阶段，以经济增速、总量规模为核心的考核框架具有历史合理性，但也形成了固化的利益导向和行为惯性。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惯性单纯依靠思想教育、作风引导难以彻底扭转。一方面，在考核结果与干部任用深度绑定的背景下，若指标体系不能及时反映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要求，仍易催生重显性政绩、轻长远实效的功利化倾向。另一方面，地方财权与事权匹配不足，叠加干部任期与产业培育、生态治理等长周期任务的错位，导致发展成效与考核周期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这就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必须着力构建长短兼顾、质效并举的评价框架，通过延长考核视野、强化过程评估、落实终身追责等制度设计，引导干部正确处理当期增量与远期风险、显性业绩与隐性根基的关系，从根源上斩断粗放发展的惯性循环。

以精准适配回应区域差异化的治理需求。我国幅员辽阔，各地资源禀赋、发展阶段、主体功能定位差异显著。生态修复、产业培育、制度搭建、基层治理升级等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见效周期长，在短期年度考核中容易被边缘化。部分地区受考核导向影响，无视产业规律和承载能力，跟风布局新兴产业、盲目上马建设项目，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同时，台账填报烦琐、督查频次过高，也使得基层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检查，偏离了考核摸清实情、补齐短板的初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必须立足主体功能区定位实施差异化考核，将共性要求与个性指标有机结合，让不同区域都能在各自赛道上赛出水平、赛出质量。

以约束对等构建权责对称的制度预期。高质量发展对干部激励约束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在正向激励与反向约束之间构建更加对等的制度框架。通过权责对等、赏罚分明的制度设计，为干部干事创业提供清晰稳定的预期，真正营造敢担当、善作为的良好生态。

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评价办法的实践路径

考核导向明确，干部发力精准。校正政绩观偏差、引领发展转型、激励干部担当，必须直面考核堵点、痛点、难点，坚持系统施策、靶向发力，贯通指标设计、考评实施、结果运用、配套保障全链条，推动正确政绩观深度落地、常态践行。

健全差异化考核机制，更好适配区域发展。考核导向精准是发挥考核效能的前提和基础。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待干部和政绩，统筹显绩与潜绩、当下与长远、速度与质量、发展与安全，坚决破除简单以GDP论英雄的固化思维和重显性成效轻隐性根基的评价偏差。推动政绩考核评价从重规模速度向重质量实效、重长远根基转变。

坚持激励约束并重，激发干部担当内生动力。政绩考核的核心价值在于奖优罚劣、激浊扬清、推动发展。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破除干多干少一个样的逆向激励格局。在约束问责上，健全全链条追责问责机制，严格落实政府债务管控、离任审计、终身追责制度，坚决整治违规举债、重复建设、地方保护、“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对“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低效无效投资以及破坏生态、忽视安全底线的行为从严追责、终身问责，坚决杜绝制度空转、监督虚化。在正向激励上，树立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鲜明用人导向，将考核结果与干部奖惩任免、职级晋升、评优评先直接挂钩，让务实干事、担当作为的干部有舞台、受褒奖。严格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完善容错纠错实施细则，细化容错认定流程。对符合容错情形的干部依规免责减责，及时为遭受诬告陷害的干部澄清正名，打消干部怕出错、怕担责的思想顾虑，构建严管有力度、厚爱有温度的良好政治生态。

优化考核方式流程，深化基层减负提效。考核方式科学化、流程规范化，是破除形式主义、提升考核质效的关键。健全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干部考察体系，推动考核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坚持把功夫下在平时，整合日常督查、专项考评、任期核验等各类载体，常态化深入基层一线、项目现场、群众当中，通过实地核查、实绩核验、群众口碑、巡视巡察、第三方评估等多元方式，全方位、多角度考察干部在重大任务、复杂考验、紧急处置中的履职实效。建立考察考核、问题交办、限期整改、回头复核的整改机制，以考核倒逼短板补齐、工作提质。

强化配套制度协同，筑牢长效考核制度体系。政绩考核改革无法单兵突进、形成独立闭环，必须依托配套制度协同发力、一体推进。要保持考核导向、指标体系、评价规则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因班子换届、人事调整随意变更考核标准，要持续传递重实干、重质量、重长远的稳定信号。常态化开展政绩观专题教育和业务培训，引导各级干部破除短视思维、功利思想，树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科学政绩观。统筹推进财税体制、干部任期管理、生态补偿、风险防控等配套改革，打通考核落地的体制机制堵点，破解粗放发展路径依赖。立足新业态、新产业、新风险动态迭代考核指标清单，持续优化考核体系，推动高质量政绩考核常态化、长效化、制度化。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绘就现代化城市幸福底色

城市是人民生活的家园。让城市更有品质和温度，更加宜居和安全，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保障。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将以人民为中心贯穿城市建设和治理全过程，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以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质效，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民生福祉更有质感、幸福底色更加鲜亮，绘就一幅幸福和美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画卷。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篇章，必须始终把人民满意作为检验城市工作的最高标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河流是一座城市的血脉，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根基。我们从中心城区“七河提升”匠心起笔，到“我家门前那条河”全市推进，以河为脉、生态筑基，因地制宜开展水岸共治，打造改善人居环境、提高城市品质的重要民生工程。对中心城区重点河流，立足本地文化和河流特色，以“生态、便民”为出发点，按照“一河一方案、一河一主题、一河一特色”原则，统筹推进河道生态修复、滨水景观打造、便民设施完善、历史文化挖掘，聚焦人文、民俗、健身等特色和功能，升级打造主题文化公园，让群众尽享“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就近休闲”的生态红利。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水清岸绿不仅关乎自然之美，更承载着群众对诗意栖居的深切向往，是城市温度最直观的体现。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推动全域生态优势转化为民生优势、发展优势。

营造高效安全有序的出行环境。交通是城市运行的核心骨架，是群众感知治理温度的重要窗口。深入开展专项行动，聚焦出行痛点、交通堵点、治理难点，实施系统治理、精准治理、柔性治理，在安全底线与民生温度之间寻找最优解，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畅通、便捷高效、智慧有序的出行环境。交通治理既要追求运行效率，更要彰显社会公平，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在有序出行中感受到城市的尊重与关怀，这是人民城市善意治理的应有之义。长期以来，非标低速电动车已成为交通拥堵和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坚持循序渐进、疏堵结合，设置科学过渡期，通过全域普法宣传、重点路段试点、核心片区管控，稳步引导群众规范出行。依托社区网格化治理体系，组建专项服务队伍，提供旧车置换、代办上牌、停车优化等暖心服务，推动群众从“被动守法”向“主动遵规”转变，实现城市秩序规范与民生权益保障有机统一。持续推进主干道优化升级，完善高速、快速路、市域道路衔接体系，构建中心城区到周边县市区“半小时交通圈”，有效破解城市路网梗阻，畅通城市循环脉络。深耕智慧交通建设，用好大数据、智能监控等科技手段，实现交通态势动态研判、信号灯精准配时、拥堵隐患提前干预，全面提升路网通行便捷度。

提升宜居安居的城市品质。环境卫生、街区秩序、居住品质、配套服务，连着群众日常生活与烟火质感。以“手拉手·让城市更美好”共建活动为抓手，推动城市治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型、从粗放管控向精细服务升级，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核心在于激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让城市治理从政府的“独角戏”变为全民的“大合唱”，才能真正实现治理效能与民生温度的同频共振。聚焦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搭建共建平台，推动双方资源、需求深度对接，统筹推进沿街垃圾桶更新、卫生死角清理、绿化修剪补植、树穴平整修复、路面道板修补、街区秩序整治，让城市家园更加洁净、优美、平整、有序。深入开展“把好品质安全关提升消费烟火气”共建活动，聚焦早市、夜市、美食街等便民场景，选树品牌样板、规范经营秩序、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深挖本土特色资源，推广“一招鲜”品牌门店，推动便民市场提质升级。盘活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因地制宜建设口袋公园、休闲驿站。从“各扫门前雪”到“共理一件事”，治理合力持续凝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涵养崇德向善的城市气质。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是群众品质生活所需。我们将文化“两创”融入现代生活，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中汲取人文气魄，涵养城市精神，激活崇文尚教、耕读传家的文化基因，让千年文脉焕发出蓬勃生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厚植城市精神不仅需要赓续历史根脉，更需在时代发展中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使之成为凝聚人心、引领风尚的深层动力。传承与弘扬并举，激活城市文化品牌资源，挖掘潍坊历史名人文化，让群众尽享传统文化“大餐”，让手造体验、文化创意、“非遗+”的生活范式成为日常。赓续千年耕读传统，书写城市文脉长卷。在全国地级市首创基层文化建设指导员制度，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百米”。全力打造基础教育名城、职业教育高地、高等教育强市，以优质教育资源赋能城市创新发展。熔铸凝聚人心、汇聚合力的强大力量，“崇文尚德、惟实励新、开放包容、自信图强”的城市精神，成为丰厚的文化滋养。

筑牢全民健康的坚实“医靠”。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是群众“家门口看好病”的踏实幸福。我们锚定建设山东医学新高地目标，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兼顾“一老一小”、统筹医养康养的健康服务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让优质卫生健康服务更加贴近群众。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构建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是城市对每个生命最温暖的承诺，也是现代化城市人文关怀的基石。统筹资源布局，以“双校双院”协作提升行动为牵引，联动教学、科研、医疗资源，推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依托校院协同平台，打破传统医疗服务层级壁垒，深度联动街道社区治理网格，创新打造“健康邻里圈”，推动便民惠民健康服务直达基层、贴近群众。深耕医改赋能，统筹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基层卫生健康综试区、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中医药传承创新四大国家级试点改革，柔性引进多位院士及近百名顶级中西医专家，设立院士工作站、名医工作室，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立足中医药大市优势，秉持“中医生活化、普惠常态化”理念，创新“中医药+”融合发展模式，推广药膳、茶饮等药食同源服务，实现市域中医药服务全覆盖。完善医养结合，探索医院、专业机构与社区居家相衔接的服务模式，依托市级重点医院建设专业化医养基地，推进医疗、康复、护理、养老一体化，用城市温度护佑桑榆晚晴。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委书记）

人民需要是创造业绩的“源头活水”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这一重要论断，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指明了方向。人民需要就是创造业绩的“源头活水”，离开了人民需要，任何所谓的“政绩”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扎根人民、心系人民，在满足人民需要中真抓实干，才能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真业绩。

政绩，历来是从政者绕不开的话题。但什么是真正的政绩、怎样创造真正的政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一些人把政绩当作晋升的“阶梯”，热衷于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追求“领导可见”“媒体可看”，唯独忘了群众是否受益；一些人把政绩当作炫耀的资本，大干快上、拔苗助长，留下一堆“半拉子”工程。究其根源，就在于脱离了人民需要这个根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人民期盼什么，我们就努力实现什么。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从革命战争年代“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土地需要，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一穷二白上搞建设满足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从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激发发展活力，到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让一个贫困群众掉队。每一次历史性跨越，都是在回应人民需要中创造的伟大业绩。可以说，人民需要在哪里，党的工作重心就在哪里；人民需要什么，党的事业就朝什么方向努力。脱离了人民需要，任何业绩都是空中楼阁。

人民需要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具体的、现实的、多样的。同样是“教育需要”，有的地方缺学校，有的地方缺好老师，有的地方缺素质教育资源；同样是“医疗需要”，城市居民可能更关注三甲医院挂号难，农村群众则发愁村卫生室基本药品。如果不对人民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决策，或者简单照搬照抄外地经验，就很可能“药不对症”，不仅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反而造成资源浪费、群众反感。如何精准把握？最根本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走进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楼院，与群众坐一条板凳、说一家话，听真话、察实情。不能搞只看几个精心准备的“示范点”的“盆景式”调研，也不能搞前呼后拥、走马观花的“作秀式”调研，更不能搞只去条件好的地方，不去矛盾多的地方的“嫌贫爱富式”调研。要敢于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群众意见最多的地方去，在“刺耳话”里发现问题，在“牢骚话”里找准症结。除了“身到”，更要“心到”。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去了解人民需要，从群众的“微表情”“小动作”中读懂真实需求。同时要科学分析，区分哪些是多数人的共性需要、哪些是少数人的特殊需要，哪些是当下的迫切需要、哪些是长远的潜在需要。只有把人民需要弄精准，才能做到“对症下药”，使创造出的业绩真正符合人民期待。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再精准的“需求清单”，如果不一件一件去抓、一项一项去落实，人民需要就始终落不了地。一要迎着需要上，不推不拖。人民的需要就是无声的命令。对于群众反映强烈、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等、不能靠、不能拖。比如老旧小区改造、断头路打通、黑臭水体治理，这些“老大难”问题往往牵涉面广、矛盾集中，但恰恰是群众最盼、最急、最忧的事情。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建立健全“民呼我为”“接诉即办”等机制，让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二要盯着实效干，不虚不假。满足人民需要，最终要看效果，而不是看过程有多热闹。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杜绝“堆盆景”“造亮点”等花架子。我们要追求的是“实绩”而不是“虚绩”，是群众得实惠的“真绩”而不是自娱自乐的“假绩”。三要跟着变化调，不僵不滞。人民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满足的需要，明天可能有了新的更高要求。不能满足于“一锤子买卖”，要建立动态跟踪、持续改进的机制，定期回访、听取反馈，看看已经办成的好事实事有没有“回潮”“反弹”，群众还有哪些新期待。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业绩好不好、真不真，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现实中，一些干部习惯于“向上看”，领导点头就认为工作到位了；一些干部满足于“数据好看”，GDP上去了就沾沾自喜，却忽视了生态环境的破坏、群众幸福感的下降。这样的“业绩”，与人民需要背道而驰。要真正把人民满意作为最高标准，建立健全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让群众口碑成为干部考核的“硬杠杠”。畅通群众评价渠道，通过政务服务“好差评”、民生实事“群众评议”等方式，让群众直接打分、直言评价。对于群众不满意的，要深刻反思、坚决整改；对于群众点赞的，要总结推广、再接再厉。同时，要正确处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有些工作满足的是群众当下的迫切需要，见效快、看得见，比如修一条路、建一所学校，这是“显绩”；有些工作满足的是群众长远的根本需要，周期长、见效慢，比如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人才培养，这是“潜绩”。但无论是“显绩”还是“潜绩”，只有是人民需要的，才是真业绩。

（作者系山西省晋中市太谷区委书记）

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多次强调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指出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共同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努力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围绕推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积极引领推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变革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同时，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深刻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治理方式。一方面，新技术新应用创造了新的经济业态，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数字霸权阴影浮现，全球范围内数字鸿沟持续拉大、网络治理赤字日益凸显。网络空间秩序变乱交织，正处于深刻变革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深化网络空间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让人类社会迈向更加美好的数智未来。

当前网络空间秩序演变的趋势。网络空间是伴随人类对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使用而产生的活动空间，与现实社会日益交融，关系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网络空间范围呈指数级快速迭代扩展，在算力、算法、数据等要素驱动下，形成广泛涵盖各类终端、产品、社交媒体等的社会空间，几乎将全人类席卷其中。网络空间秩序关系人类发展和普遍繁荣，日益受到地缘政治、技术变革、产业竞争等多重因素的冲击和影响。

受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博弈深度影响，网络空间发展的治理理念和路径分歧日益明显。网络空间竞争与合作态势和地缘政治相互交织，特别是在技术主导权、规则制定权、国际话语权、供应链掌控权等领域，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个别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优势，主张所谓“网络自由”，推行网络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南方国家普惠发展意愿强烈，普遍主张尊重网络主权、数字主权，弥合数字鸿沟，反对技术垄断，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网络空间秩序。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迭代，数字鸿沟、治理赤字、规则碎片化等深层挑战更加严峻，治理理念、治理路径分歧日益明显，进一步加大了网络空间治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多边合作与区域协调机制持续涌现，网络空间治理参与主体更加多元。联合国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主渠道作用持续增强，《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为网络空间治理注入动力。与此同时，区域治理呈现“阵营化”“组团化”趋势。一些国家建立的排他性机制激发新兴市场国家不断加强国际制度框架建设，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在数字经济与网络安全务实合作上取得显著进展，东盟、非盟等也加快建设各自的数字治理框架。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及民间机构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规则制定，国际话语权分配日趋复杂。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多元利益中凝聚共识、构建切实有效的协调机制，已成为网络空间治理下一阶段的重要命题。

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数据跨境流动纷争不断升级。随着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数据已成为驱动创新、提升效率的核心战略资源，各国围绕数据主权与治理权的博弈日趋激烈。有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张“数据自由流动”以维系其科技企业全球竞争优势，同时以数据安全为名强化数据出口管控，打压他国企业，如捏造毫无实据的数据传输问题等；有的国家或地区构建起严格的数据保护规则，对科技企业加强规制；有的国家对数据本地化的要求持续收紧，引发科技公司担忧；等等。受多重监管规则影响，跨国数字企业合规难度增加，争端解决机制缺位等结构性难题随之凸显，全球数据治理体系碎片化加剧。

人工智能作为战略性技术向全域扩展，围绕发展安全与规则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人工智能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为抢占发展优势，各国围绕数据、算力、算法等的竞争空前激烈。随着人工智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技术带来的风险挑战影响日益深远，促使人工智能治理议题范畴不断扩展，涵盖深度伪造与算法治理、伦理规范、网络与数据安全、法律权责归属等诸多领域，治理难度不断攀升。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现代战争形态加快融合，军事化趋势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加大军事智能化建设和运用，抢占军事战略制高点。各国关于人工智能军事应用边界、算法透明度要求、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管控等关键议题仍存在分歧。面对这些挑战，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建设仍然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领先在相关国际标准组织中占据关键席位，持续输出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治理模式，掌握较大规则标准的话语权与主动性；新兴经济体产业生态仍不成熟，规则话语权、标准制定权和治理参与度不足，迫切需要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

网络空间秩序的演化与构建是各种力量交错的产物，但起决定性作用的最终是人民的力量。中国始终站在人类大多数一边，努力推动全球网络空间朝着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方向发展。中国政府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人类共同利益，立足全球治理现实，提出推进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等一系列立场倡议，为推动建立更加符合全人类利益的网络空间秩序作出了一系列努力，日益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认同。

推动引领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迈向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作为网络大国和负责任大国，将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把握网络空间秩序演变趋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深度参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进程，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开放包容、安全稳定、富有活力的网络空间秩序，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迈向新阶段。

持续发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作用，围绕发展、安全、治理、普惠等方面凝聚实践共识。尊重网络主权，坚持《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权利。积极运筹大国网络关系，在技术创新、规则制定、网络和供应链安全等各国关切的议题上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在网络空间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走深走实，积极推进民生领域交流互鉴，在数字经济、网络文化、在线教育、网络医疗等方面加强与各伙伴国合作，实现网络赋能普惠发展。完善各方对话协商机制，共同研究制定网络空间治理规范，更加平衡地反映各方利益关切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使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

推动多边与区域机制协调发力，深化多元参与协同共治。坚持多边参与、多方参与，充分发挥联合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主渠道作用，支持就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国际法适用等问题持续开展讨论。推动提升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在区域合作中的积极效能，主动加强议题设置，贡献更多中国数字公共产品。积极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深化跨境电商和数字贸易便利化国际合作。搭建全方位、多层面的治理平台，积极发挥互联网企业、技术社群、民间机构、公民个人等各主体作用，构建相互信任、立体协同的治理架构。

构建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打造共赢的数据领域国际合作格局。积极参与全球数据治理规则制定，依托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制定包容性全球数据规则，积极推进数据跨境流动双边合作协定谈判，形成多方认可的数据治理国际共识与实践方案。以《全球数据安全倡议》为蓝本，不断吸引更多国家支持和参与，拓展数据安全治理共识。落实《全球数据跨境流动合作倡议》，合力构建开放、包容、安全、合作、非歧视的数据流通使用环境，共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健全数字企业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充分发挥国际调解院等机构作用，推动解决数字贸易和数据跨境相关国际纠纷，共同保障各国公民和企业合法权益。

积极引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战略主动，加快推进数智化发展进程。完善风险评估、算法备案、分类分级监管等治理工具的探索应用，形成丰富的中国实践，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可借鉴的实践路径。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等进一步落实，以技术生态、产业合作和应用普及促进人工智能普惠共享。推动各方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共同研判、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推动建立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形成具有普遍共识的国际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控、可靠，共同构建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全球人工智能开放生态。

把握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

当前，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数字技术为关键驱动力的深度变革期。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科技等新技术加速突破和迭代，网络空间已成为影响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和国际格局的关键场域。然而，与此同时，网络攻击频发、数据风险增加、技术垄断抬头、规则碎片化和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等问题日益凸显，国际网络空间正面临失序明显、风险集中、共识缺乏的多重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正遭遇系统性的、多维度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难预料成为常态。破解不确定性、重塑良性治理秩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直面的紧迫命题。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高度不确定性，主要源于三个维度因素的叠加共振。首先，技术迭代与风险演化的非对称性。随着AI大模型、具身智能等技术的飞速突破和快速普及，技术创新呈现明显的高速性、自发性、跨界性特征，而治理规则、监管机制、风险防控体系则存在天然滞后性，形成“技术跑在治理前面”的常态化格局。这就导致新型风险层出不穷，攻击手段更隐蔽、成本更低、破坏力更强，对各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构成严峻挑战。而现有治理手段难以适配快速迭代的技术场景，进一步放大了治理的不确定性。其次，全球治理规则体系的碎片化与权威性缺失。目前，全球网络空间尚未形成一套普遍认可、统一适用的国际治理规则，各国竞相出台治理法规与政策，双边规则、区域规则、行业规则、单边规制并行并存，规则冲突、标准不一、权责模糊问题突出。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垄断和先发优势，主导制定偏向自身利益的治理规则，挤压发展中国家的数字发展空间。同时，联合国等多边治理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各类治理平台功能重叠、衔接不畅，对跨国网络安全事件、数字治理争端、技术伦理和标准争议等问题，缺乏有效的约束与处置机制，导致全球网络空间治理长期处于“无统一规则、无强力约束、无协同治理”的不确定状态。最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当下，传统地缘竞争加速向网络空间延伸，部分国家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将网络治理、数字技术、数据供应链高度政治化，人为割裂全球数字生态，破坏网络空间的互联互通属性。网络空间阵营对立、规则分裂、市场分割的态势持续加剧，原本应统一开放的全球网络生态体系逐步呈现碎片化、区块化特征。各国基于自身战略利益，对网络主权、网络安全、数据流动、数字贸易等核心议题的认知分歧持续扩大，缺乏统一的价值共识与行动框架，导致全球治理合力难以形成，治理进程反复摇摆、难以推进。

面对如此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其幻想“达成全面共识”、等待“完美规则”的降临，不如在深刻理解差异的前提下，探索更为务实的治理路径。由此，应以“包容性多边主义”替代“排他性阵营逻辑”，推动构建能容纳差异、管理分歧的共治架构。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最大困境并非“没有规则”，而是“规则太多、共识太少”。各国在数字主权、数据流动、人工智能治理等议题上存在根本性的价值差异，且这些差异不会因为增加对话而自然消解。与其追求空洞的“共识一致”，不如转向更为务实的策略。在规则层面坚持“多轨并行”的包容思维。尊重各主权国家在数字治理领域的正当权利与差异选择，在承认规则多元的前提下寻求最大公约数式的制度衔接与标准互认。世界数据组织（WDO）2026年3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其核心使命正是通过构建兼容务实的全球通用规则体系，缓解因规则碎片化和标准不互操作带来的合作摩擦。包容性治理的核心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建立连通差异的桥梁。在制度层面重拾联合国等多边框架的协调功能。尽管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治理进程存在诸多争议与摩擦，但它仍然是目前唯一能够容纳各国平等参与、开展实质性多边对话的制度平台。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为全球网络空间秩序构建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坐标和行动框架。在不确定性的时代，维护多边平台的包容性与权威性，是防止世界滑向全面“数字冷战”的重要防线。在执行层面注重能力建设与合作实效。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安全能力、规则参与度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若不弥合这些结构性差距，“全球治理”只会沦为少数强权的舞台。推动技术援助、能力共建和人才培养，将合作从“原则宣示”转化为“行动实效”，是夯实全球治理确定性的长远之策。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但变局之中蕴藏新机，我们应在深刻认知不确定性的基础上，以更加包容、务实、有韧性的治理思维，在多方参与和多元共存中寻找秩序的平衡点，持续降低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稳步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数字技术更好造福全人类。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空间风险治理新变革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空间的运行逻辑、风险形态和责任链条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推荐和智能体系统深度嵌入网络空间，使许多问题超出单一国家、单一平台和单一环节的治理范围。加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成为应对技术变革、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稳定的重要课题。

网络空间运行逻辑发生深刻变化。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网络空间，正在推动网络空间由人生产内容、平台组织传播、用户参与互动的信息交互空间，转向人机共同参与、算法持续驱动、行动自动生成的智能行动空间。过去，网络空间更多被理解为信息发布、传递和交互的场所，人工智能时代，模型、算法和智能体开始深度参与内容生产、任务执行和影响扩散，网络空间越来越成为内容生成行为的重要土壤。这种运行逻辑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行动来源更加多元。许多内容和操作可能由模型和智能体参与生成。二是行动过程更为动态。算法推荐、用户反馈和模型迭代会不断改变信息传播和行为扩散路径，使网络行为呈现持续演化特征。三是权力结构深度嵌入技术体系。模型能力、算法规则、平台接口和算力资源都可能影响网络行为的生成和扩散。由此可见，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嵌入网络空间的内容生产、行为组织和影响分配之中，成为理解网络空间治理变化的重要背景。

网络空间风险生成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过去，网络空间治理较多围绕内容发布、平台传播和事后处置等环节展开。人工智能时代，模型可以参与内容生产，智能体可以执行任务，算法可以持续放大影响，网络风险由此变得更难识别、更难处置，也更难追责。一是内容识别难度上升。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快速生成文字、图片和音视频，使虚假信息、深度伪造、诈骗话术更接近真实表达。网络治理面对的已不只是删除虚假有害内容，还要判断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是否经过伪造、是否被有组织地放大。这使网络空间治理的前端识别和精准处置难度明显上升。二是行为处置难度上升。智能体系统可以根据目标设定调用工具、执行任务并调整策略，网络攻击、跨境诈骗、虚假账号运营等行为可能呈现更强的自动化和隐蔽性。传统依靠事后发现、人工审核、单点处置的治理方式，越来越难以及时覆盖完整风险链条。三是风险溯源难度上升。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风险，可能同时涉及模型服务、平台传播、用户互动和损害结果等多个环节。不同环节相互连接、相互放大，使风险来源、行为主体、扩散路径和损害后果更难准确界定。网络空间治理面对的是贯穿生成、传播、扩散全过程的复杂风险。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空间风险生成方式的变化使网络空间风险更容易跨境外溢，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完成风险防控、责任协调和技术权力失衡防范，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一是跨境风险链条延长，需要通过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提升共同防控能力。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风险，在内容生成与传播中不断被扩散和放大，单一国家依靠事后处置，难以覆盖完整风险链条。加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有助于推动跨境风险识别、预警和处置协同，提升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的能力。二是规则脱节导致跨境治理碎片化，有赖于通过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加强责任协调。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行为，可能同时涉及数据、模型、平台、用户和损害结果等多个环节，责任识别、证据获取、管辖衔接和执法合作更加复杂。若各国规则彼此脱节，容易出现规则冲突、执法叠加、责任真空。加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有助于推动基本规则衔接、责任合理分担和跨境执法合作，避免技术高度互联与治理高度割裂之间的矛盾持续扩大。三是技术权力失衡已成现实，需要通过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人工智能时代，网络空间权力越来越嵌入模型能力、数据资源、算力基础设施和平台生态之中。少数技术领先国家和大型科技企业若长期掌握这些关键节点，就可能把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标准优势和结构性权力。加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有助于防止关键技术节点被少数主体垄断，维护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发展的权利。

网络空间风险治理应更加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新变化。治理重心上，更加重视风险生成前端，加强人工智能内容生成、模型应用和平台传播等环节的识别预警。治理方式上，更加重视链条化协同，推动各国在责任分担、证据协作、执法合作和规则衔接方面加强沟通。治理目标上，在强化风险管控的同时更加注重秩序塑造，防止技术优势固化为规则优势，确保各国平等参与网络空间发展，为营造清朗有序的网络空间提供更加稳定的国际环境。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智能化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新发展

战争行为认知智能、跨域作战群体智能、人机协同混合智能等前沿技术群体性突破，成为智能化战争引爆点。智能化感知与信息处理、智能化指挥控制与辅助决策、多功能无人作战平台发展应用，推动战争形态迈向有人与无人系统深度协同、以机器自主与人机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智能化战争新阶段，“有人主导的平台对抗”转向“有人/无人协同的体系对抗”。当前，一些武装冲突已成为有人无人协同作战的“试验场”，引发战争制胜机理等发生革命性变革。

制胜机理：数智赋能、瞬时聚优、成本非对称

人工智能技术与大量无人作战平台进入体系后，作战方式向着智能化、体系化和无人化方向加速转型，智能技术实现体系赋能，作战节奏与时空灵活转换，对抗双方成本极度不对等。

数智赋能。基于先进模型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统将成为核心战力，贯穿至指挥控制、作战行动、作战平台乃至单兵全链路全要素，作战效能呈指数级倍增，体系有人工智能决策，平台有人工智能控制，集群有人工智能引导，算法战在作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制智权”演变为核心制权。瞬时聚优。依托新一代智能化网络信息体系，跨域调度广域分布的作战力量和资源，针对关键目标与行动，创建和利用瞬时优势窗口，实现作战效能瞬间最大化释放，有效打击或毁瘫敌作战体系，歼灭敌作战力量，迭代累积局部优势，积小胜为大胜，逐渐转变为全局胜势。非对称成本强加。大量低成本可消耗无人机的使用，彻底颠覆以往主战平台之间的对等“互殴”，以极其廉价的手段达成作战目的。对抗中依托智能无人系统“量大管饱”的优势，对敌重要据点、机场、雷达、主战平台等目标实施无人“蜂群”毁耗，以最低成本毁耗敌高价值防御体系。

侦察感知：多域联动、数据融合、智能分析研判

在多域侦察监视平台与智能情报系统加持下，侦察感知能力将向“广域覆盖、空天主导、融合共享、智能判情”发展。运用新一代智能情报融合系统，将天基军民商卫星、低轨卫星“星云”、预警机、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技侦监听、队属无人机、战场监视雷达乃至单兵传感器等获取的侦察情报数据充分融合、筛选与提炼，智能辅助研判战场态势、敌情动向和关键目标，并实时更新情报信息动态，将情报信息按需推送至指挥机构和作战单元，最大化缩短“从看到打”循环链路。雷神公司“郊狼”无人机，其搭载的人工智能识别系统通过CNN算法对战场图像进行分析，能够在0.3秒内识别出坦克、装甲车等目标，识别准确率高达97%。

指挥控制：智能辅助、抢单派单、分布式指挥

针对未来战场环境复杂、体系对抗激烈、作战进程多变等对指挥控制影响较大的实际，构建陆海空天一体的智能化指挥控制网络，实现网络信息体系与各装备平台以及单兵系统的深度铰链融合。

人机融合决策。能够利用特征识别、语义理解、虚拟增强现实、图像识别、语音对话、全息感知、脑机接口等方式，构建智能化的人机交互环境，为指挥员感知态势、掌控战局提供智能化手段支撑。指挥员负责方向性、总体性判断，人工智能负责快速计算、方案生成与风险评估。基于“云端大脑”“数字参谋”等技术实战应用，构建精算深算模型算法，辅助参谋人员制定多级多类作战方案，并展开智能任务规划，对作战方案进行沉浸式推演验证，评估分析预期效果、风险代价等，支撑指挥员科学决策。

抢单派单。一方面，基于低轨卫星“星云”和中高空长航时无人机、队属无人机等实施通信中继与天地组网，构建从目标探测、识别、跟踪，到决策、打击、评估的完整杀伤链，确保“陆海空天网任意平台上的任意传感器都能为精确打击武器提供瞄准制导”。另一方面，采取“订单规划、派单分发、接单打击”方式，在对各类型有人无人系统开展智能任务规划基础上，确立“谁距离最近谁打，谁效果最好谁打，谁响应最快谁打”的“就近”“效优”“时敏”规则算法。作战单元与打击平台能够快速接收指令信息，并根据目标态势评估结论完成自主接单打击、任务协同、弹目匹配等，构建最优最短打击链，从不同方向和作战域对敌发起多链路、有人无人并行攻击，即时高效打击临机目标、时敏目标。如将人工智能与数百颗卫星进行网络集成，自主完成图像处理、精确定位、历史轨迹识别等，建立即时敏捷杀伤网，催生高效益“抢单派单”式作战。

分布式指挥。鉴于未来作战空间广阔、作战方向相对独立、战场通联易受干扰、部队协同难度大等问题，依托天地一体高速宽带通信网络和新型数据链互联互通，建立“物理分散、逻辑集中”指挥体系，采用分布式、去中心化架构，动态重组恢复受损节点，实施分布式、弹性可重构指挥，大幅提升指挥效能。如“阿尔塔”炮兵地理信息系统，基于Uber打车算法，通过军民商通信网络、无人机数据链、星链等，把侦察、指控、打击、评估横向数字化链接，将目标“分发”至最适合的打击单元，从目标探测到开火的OODA环由平均20分钟降低到了1—2分钟，命中率90%以上。

作战力量：无人主导、有人无人耦合、模块化编组

智能无人系统的广泛运用，能够弥补战场侦察监视盲区，提升侦察感知效率，降低作战代价风险，提高持续作战能力，优化战场评估手段，拓展支援保障方式，实现“全域覆盖式”侦察、“分布式”杀伤和“饱和式”攻击。对高风险目标实施无人先导主打，对入侵之敌无人突防、有人破击，无人瘫体、有人夺控，无人破障、有人攻击，谋求速决制胜、控局收局。

能够依托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自组网和协同交互等技术，打通人机协同交互链路，建立“人为主导、机器协助、混合编组、联合行动”的有人—无人协作体系。通过安全可靠的信息传输、精准高效的行为控制、高度协同的人机混编，实现高契合度的人机协同作战。如在地面作战中，以陆军合成部队为基本作战单元，深度嵌入侦察、打击、通信中继、网电、保障等空地无人系统以及中小型无人机“蜂群”、巡飞弹、穿越机等，与陆上合成部队一体行动、联合运用，并在其他军兵种力量协同配合下，实施有人无人联合突击、体系化分布式打击。创新异构组网随遇接入、有无融合模块化编组、跨域分布动态聚能、智能规划即时打击、人机协作高效杀伤、超越直达派单保障等模式，基于作战任务灵活组合拆解，以精干多功能编组高效达成作战目的。

作战方式：拔点夺要、纵深突贯、集群反击

针对敌方各类关键目标，通常以精确拔点夺要方式开启首战，以智能无人力量为主，综合运用无人精确引导、无人即时察打、无人集群毁耗、无人“点穴”狙杀等战法手段，并以特战渗透破袭、“空中+远火”精确打击、无人巡飞瞰制等相配合，达成精确拔点、夺要控域的目的。以战场主要通道为进攻轴线，选准主攻方向和关键目标，采取陆上机动、空中突击集群与空中、地面（水上）无人集群联合并行突贯，强行楔入敌防御纵深，夺占通道要点，实现拔点作战由线式推进向机动穿透、由接力突贯向向心并行突击转变。采用无人“蜂群”击要瘫体、无人“狼群”夺要控域、无人“鱼群”水上（水下）破袭等方式，附加导弹和远火突击、空中穿透、网电攻击等行动，形成有人—无人高强度集群打击效果。

综合保障：前沿支援、多点跟进、持续不间断

未来作战，战场环境复杂，部队机动性强，作战地域快速转换，支援保障距离远，物资装备需求量大，后勤防卫任务重。无人化保障系统优势凸显，普通装备和人员到不了的地方，无人机、无人车能够抵近精准投送，特别是对一线机动部队和阵地实施弹药、给养持续供给。基于智能化指控系统，科学编配有人、无人平台协同参与后装保障行动，能够从多方向、多点位为机动部队提供维持作战所需的伴随保障资源，解决目前在远域复杂地域作战，陆空运输投送力量装备有限、时效性不高、持续保障困难等问题，实现“伴随支援、精准供给、应急投送、持续赋能”。

舰载声呐未来发展方向

由于训练与作战活动暴露在海面，因此水面舰艇通常隐蔽性较差，容易受到来自敌方各个方向的威胁。目前，水面舰艇面临的主要水下威胁是潜艇、水雷及水下无人自主攻击型兵器等，而声呐是水面舰艇实现“水下态势感知”、对付水下威胁的主要手段，也是目前升级改造活跃度很高、各国海军重点发展的装备之一。舰载声呐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不断突破水下探测技术发展瓶颈

声呐是一种通过声波与目标之间相互作用来获取信息的技术。声呐技术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它是1906年由英国海军的刘易斯·尼克森发明的，当时被称为“水听器”。根据工作方式不同，声呐可分为主动声呐和被动声呐。根据不同的使用对象，声呐可分为潜艇声呐、水面舰艇声呐、航空声呐和海岸声呐。

经过多年发展，声呐已成为水面舰艇搭载的水下声学探测与通信系统，水面舰艇通常搭载有2—4类声呐系统。例如，主/被动声呐、拖曳线列阵声呐、可变深声呐等。纵观声呐发展历史，由于水下环境复杂多变及潜艇等水下目标隐身能力的不断增强，声呐与水下目标始终处于一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相互竞争的状态，不断突破水下探测技术“瓶颈”，促使声呐在探测功能方面不断向更远、更快、更精的方向跨越。目前，声呐在水下探测深度、探测精度、探测广度还存在一些需要不断改进的“短板”。例如，声呐普遍还存在探测距离与精度受水文环境限制、实时高分辨率成像困难、被动声呐对“静音目标”探测能力有限、主动声呐易暴露自身位置等问题。

为此，各国仍在不断对声呐进行升级改造，如发展合成孔径高分辨率声呐（SAS），这是近年来少数国家大力研发的新型水雷探测装置。其原理是利用小孔径基阵的移动来获得移动的方向（方位向）上大的合成孔径，从而得到方位向中的高分辨率，合成孔径声呐可以得到水下二维图像。在此基础上，部分国家开始致力于干涉合成孔径声呐（IN-SAS）的研究，其原理是通过对分别安装在平台上的相隔短距离的两个（对）接收器接收的相位图像进行干涉，产生相位差，通过干涉图计算出目标的高程，生成高精度的水下三维图像。这两型声呐可以对沉底水雷和掩埋水雷进行高分辨率探测和识别。

为解决拖曳线列阵声呐对目标测深的难题，国外正在研究多线阵声呐。多线阵可提供二维直至三维的声孔径，实现对目标的三维定位，并且可获得较高的目标方位精度。采用新型材料如柔性电子器件和超材料，可显著提升声呐系统的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为减少浅海环境中主动声呐系统面临的强混响的干扰，部分国家正在进行有关多输入多输出（MIMO）声呐技术的研究。

由传统人工处理向智能化自主工作演进

随着无人平台（UUV/USV）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以及复杂水下战场环境需求的驱动，海军装备正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无人化浪潮，相对于有人驾驶装备，无人化装备具有前所未有的优势。例如，无人平台能进入高危海区活动，活动时间长、航程远，由于成本低，可“集群化”大范围部署。同时，这也为声呐未来延伸探测“触角”提供了更好的搭载平台，特别是为声呐探测由传统人工处理向智能化自主工作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条件。

传统的声呐工作模式主要通过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进行听音辨识，然而其辨识精度高度依赖于人员的经验、健康状态和心理等多方面的因素。智能化“自主”声呐系统具备独立感知、智能决策、自动跟踪及协同作战能力。为推进声呐“自主化”进程，各国不断加大相关方面的研发力度，例如，通过机器学习理论和方法构建智能识别模型架构，利用AI算法自动过滤海洋噪声（如洋流、生物噪声），精准识别潜艇、水雷等目标，无需人工干预即可输出目标方位、距离和类型。针对无人艇水下目标探测过程中声呐图像受干扰多、单个目标可能分裂为多个亮斑等问题，部分国家开展了基于三维成像声呐的无人艇水下目标检测技术研究。

为便于无人艇搭载，有的国家进行了声呐小型化和模块化研发。法国泰雷兹公司公布了一款名为“76纳米声呐系统”的紧凑型模块化声呐系统，该系统专为无人潜航器和固定式海底节点设计，接收面板尺寸为75厘米左右，在超大型无人潜航器的左右舷和船艏部位最多可布设48块。有的国家展开矢量水听器技术研究，相比传统声压水听器，矢量水听器能同时测量声压和质点振速，提供360°无模糊定向能力，且体积小、重量轻，特别适合小型无人平台。有的国家增强通信传输能力，建立通用的数据接口和通信协议，解决搭载声呐的无人装备与传统情报链、指控链之间的“方言”问题。无人声呐侦察单元采集的视频、图像、信号能自动汇入全军通用的战场态势图，实现数据级融合。

由单舰独立探测装备向体系共享“信息节点”演进

传统的舰载声呐各自独立，甚至与本舰武器系统及部分信息装备互不相通，功能单一，信息处理能力低，处理目标数量有限，影响到探测效率。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颠覆性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未来海战将呈现智能化的特点。在智能化战争背景下，声呐装备正从传统的单一探测设备演变为作战体系中智能网络共享“信息节点”，在复杂多变的水声对抗中可与其他“节点”共享目标轨迹信息，显著提升对隐身目标的探测与跟踪能力，实现从“听声音”到“懂战场”的跨越。

目前，在提升声呐“体系化”信息共享能力方面，舰载声呐系统正在通过各种相关手段积极融入海上作战体系。例如，加强多平台网络化协同（多静态/分布式探测），打破平台孤岛，实现舰艇、潜艇、反潜机、UUV、浮标阵列间水下/跨介质数据链实时共享，构建“发射端—接收端—决策端”分离的多基地探测网，提升隐蔽性与覆盖密度。各国重视对传感器智能化升级，推动主/被动声呐（尤其是低频大孔径舰壳/拖曳阵）、声呐浮标与无人潜航器（UUV/AUV）搭载的多频段声呐融合，加强体系级数据融合与C4ISR集成，将声呐数据与非声传感器（磁探、红外、雷达等）、海洋环境场（温盐流实时建模）及指挥控制系统深度集成，依托数字孪生与战场云边端架构，实现“探测—跟踪—识别—打击—评估”闭环时间缩短至秒级。

作为一种百年老装备，声呐一直是水面舰艇水下防护利器，随着水下武器隐身能力的不断提高，围绕着水下探测与反探测的争斗日趋激烈，声呐在发展和运用上也不断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新技术的不断运用，声呐装备在未来海战中仍是水面舰艇重要的“水下顺风耳”。

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习近平党建思想凝结着对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深刻洞察，饱含着对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提供了重要法宝。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凝聚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磅礴力量。

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和时代必然

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管党治党和强国复兴相统一、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具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国际影响力。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吃透精神实质、把握核心要义，努力掌握好这一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的锐利思想武器。

深刻把握其重大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看政治意蕴，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廓清了一系列大是大非，在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上旗帜鲜明、正本清源，必将推动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看理论贡献，习近平党建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看实践价值，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着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使命担当，指引党的自我革命开辟了新境界，确保党始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看国际影响，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胸怀天下，以崇高的价值取向、独特的思想魅力，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为世界各国政党自身建设及治国理政提供了中国方案。

深刻把握其科学体系。习近平党建思想集中概括为“十四个坚持”。这“十四个坚持”，是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具有鲜明的体系化、系统化特征，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金钥匙”；是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理清了党的建设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环环相扣、协同推进的强大合力；是特色鲜明的理论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标识性、辨识度，在党的历史上、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深刻把握其时代必然。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既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又是现实的迫切需要，可谓顺应历史大势、响应时代呼唤，矗立起新的思想高峰。实践基础，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验证。理论基础，在于习近平党建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党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极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积厚成势、水到渠成。现实需要，在于当前两个大局交织，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迫切需要以科学理论指导形成正确的实践，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

发挥独特优势，努力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前头、作表率

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17年半，对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许多极具前瞻性、战略性、开创性的探索实践，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坚实支撑。福建有条件、有责任、更有使命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学得更深、悟得更透、贯彻得更彻底，我们将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怀着深厚感情，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悟、联系实际用，推动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在学习研究阐释上下功夫、见成效。推动各级党委（党组）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集体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的重要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学习思考领悟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在党校所有主体班次开设习近平党建思想相关课程，作为党员干部基本培训的必修课常修课，依托我省创新开展的支部学习“开篇课”同步推出视频课件，推动学习有质量、广覆盖。用好省党建研究会会员单位力量，发挥党校作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重要阵地作用，加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高质量、有特色的研究成果。

在用好思想富矿上下功夫、见成效。结合深入实施“探源计划”，优化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室，以及“3820”战略工程展示馆、“四下基层”主题展、下党乡党性教育教学基地等现场教学点，构建富有特色、生动鲜活、立体可感的“沉浸式”学习场景，引导党员干部在循迹溯源中汲取精神滋养，加深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解和领悟。组织开发“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福建的孕育和实践”等系列课程，讲清讲准理论源起、历史演进和逻辑演变，切实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推动入脑入心、深入人心。

在推动落地转化上下功夫、见成效。结合省委连续4年开展的“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推进党的建设，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以开展习近平总书记推动福州市全面实施“堡垒工程”35周年活动为契机，全面总结我省党的建设成效经验，对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行动员部署，统一思想行动，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力打造学习实践高地。

坚持以学促干，为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立起了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的“纲”和“魂”。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总依据，自觉用以谋划和推进工作，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根本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员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与党中央同心同德。强化党性锤炼。加强政治忠诚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用好情景党课《人民公仆谷文昌》，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铸牢政治忠诚，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化理论武装。着力在增强针对性实效性上下功夫，将深学细悟党的创新理论和溯源理论实践“富矿”结合起来，完善落实“第一议题”等制度，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知之深、信之笃、行之实。强化政治担当。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强化政治监督，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地见效。

在服务中心大局中精准定位、积极作为。心怀“国之大者”、党之大计，自觉将组织工作放在全局中思考谋划，通过建强组织、配强班子、用好干部、盘活人才，推动组织力量、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力、发展优势。坚持事业为上、锻造过硬队伍。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统筹谋划，以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为契机，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福建的功能定位，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打好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组合拳”，激发干部队伍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坚持一体推进、强化人才支撑。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主线，在推动人才工作系统集成、协同发力上下功夫，科学编制实施“十五五”人才发展规划，聚焦服务全省“555X”产业集群建设，深化拓展“人才兴链”行动，健全“以赛引才”机制，营造更有吸引力的人才发展环境，努力形成才聚八闽、聚才兴闽的生动局面。坚持大抓基层、巩固执政根基。赓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分领域制定工作指引，系统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优化“一书记三大员”帮扶工作机制，深入开展“头雁强·产业兴”专题培训，全面拓展“近邻党建”工作，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持续锻造党员先锋队伍，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红色动能”。

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组织部门是管党治党的重要职能部门，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力量，必须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职能作用。始终坚持严的基调。坚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全面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组织部门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从严加强日常管理监督，强化领导干部履职用权行为监督，督促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提高管理监督的穿透力和有效性。大力弘扬好的作风。秉承“四下基层”“滴水穿石、久久为功”“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等优良传统，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推动形成实的导向。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用好党委（党组）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这个“指挥棒”，逐级传导压力，督促抓实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确保管党治党责任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作者系福建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创新构建“五同”对口协作机制

区域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2022年12月以来，广东全力推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构建“多极发力、多维联动、多点支撑”的全域发展新格局。作为深圳中心城区，福田区在对口协作省内博罗、和平、湘桥“两县一区”的过程中，直面跨区域协作普遍存在的规划对接难、政策落地难、服务衔接难等问题，创新构建“同规划、同政策、同招商、同服务、同受益”的“五同”对口协作机制，以产业协同为抓手，统筹推进规划建设、基础设施、要素配置、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探索出一条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同规划：以一体布局夯实协同发展底座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开展跨区域协作，首要任务就是打破各自为战的传统思维，以协同规划确保两地发展步调一致，从源头规避重复建设、产业同质、空间碎片化等问题。福田区始终坚持规划先行、统筹联动，搭建多层次一体化规划体系，把对口协作深度融入双方发展大局，一体规划区域协同发展蓝图。福田区联合各对口区县编制共建产业园工作方案、产业规划和空间规划，推动两地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一是联合编制共建产业园工作方案。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紧密协同的工作推进机制，统筹抓好园区综合协调、政策谋划、联合招商等各项工作。二是精准编制产业规划。由福田区牵头引入优质专业智库，联合对口区县开展产业规划研究，严格遵循“一园区一特色”原则，全面对接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确保发展部署落地见效。三是科学编制空间规划。由对口区县牵头、福田区协同配合，依托专业机构优化空间布局，紧密衔接产业定位，着力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共建产业园区。其中，福田区与博罗县立足生态、区位、产业禀赋，联合国内专业规划团队，参照高于中心城区的建设标准，规划了总面积192平方公里的罗浮未来城。

同政策：以政策叠加释放协同发展效能

打通跨区域政策壁垒，是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针对以往协作中存在的政策割裂、互不联通、体系碎片化等问题，福田区坚持政策协同、双向赋能，搭建双向叠加、精准落地的一体化政策体系，切实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成本，充分释放“1+1>2”的协同倍增效应。

一是出台跨区域产业协同配套政策。专门制定产业协同发展专项举措，把本地成熟的企业服务政策延伸覆盖至共建园区，确保两地政策衔接顺畅。对总部、研发中心设在福田，生产基地布局博罗的企业，叠加两地研发、技改扶持政策，有效压缩企业运营成本、激发创新动能，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优化跨区域布局。二是强化跨区域金融服务保障。依托福田金融资源集聚优势，围绕罗浮未来城等重大项目，编制专项投融资方案，统筹财政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资源要素，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拓宽县域项目融资渠道，有效化解新城建设、园区升级等领域的资金难题。三是丰富市场化配套服务。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联合市场服务机构推出“益企同行”礼包，针对初创型、成长型、龙头型企业分类施策，着力化解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面临的各类难题。

同招商：以联合招商激活协同发展引擎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福田区联合各对口区县，严格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整合双方资源禀赋，建立联合招商工作机制，推动优质产业资源跨区域流动、产业链条跨区域延伸，持续培育县域经济新增长点，加快构建分工协作、优势互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是组建联合招商队伍。福田区与对口区县整合招商力量，围绕重点产业绘制全景图谱，协同开展招商推介与项目对接。2024年以来，福田和博罗两地共引进16个优质产业项目，供地面积超600亩。项目全部投产后，预计总产值将突破70亿元，产业招商成效持续显现。二是健全项目跨区域落地模式。创新“母公司+子公司”一体化布局方式，引导企业在深圳及对口区县共建园区双向布局，配套高品质、定制化产业载体。依托福田品牌、技术、市场优势和博罗土地、产能、人力优势，已成功推动一家国内知名液冷散热技术企业在两地分别注册落地。三是做实以商招商、链主招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效应，探索“链主扎根中心城区、配套布局对口区县”的发展模式，逐步打造龙头引领、配套集聚、链条完备的产业生态，助力对口区县补齐产业链短板，筑牢实体经济根基。

同服务：以全域服务优化协同发展环境

推动政务服务、园区服务、专业服务一体化，是优化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重要保障。福田区坚持服务先行、全域协同，推动政务服务、专业服务等跨区域互通共享，营造跨域办事顺畅、生产生活便捷的发展环境，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物资等要素高效流动。

一是推行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深化政务服务一体化改革，构建异地经营、同城服务的办事场景，有效压缩办事时长、减少办事成本。福田区与对口区县签订跨域通办合作协议，梳理整合高频服务事项，112项福田政务服务事项和75项博罗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了线上、线下、自助终端全渠道办理。二是推动园区服务品牌共建共享。统筹“飞地”与“反向飞地”园区品牌共建、一体运营。联动10余家行业协会，为企业搭建行业交流、市场开拓、规范运营的服务体系。三是强化跨区域专业服务支撑。依托福田专业服务产业集聚优势，在罗浮未来城布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建成集科技、金融、法务、人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同受益：以共建共享筑牢协同发展根基

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福田秉持共建共享的理念，统筹产业提质、企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完善收益分配机制，深化民生领域共建，打造企业增收、群众得利的利益共同体，让区域协作成果真正惠及广大群众。

一是创新产业项目收益分配机制。探索形成收益分成和产业链分成两类共享模式，制定联合项目收益共享指引，健全权责明晰、公平合理的成本分担、收益分配与激励体系。对两地“双增量”的项目，按约定实行收益均分；对产业链协同项目，依托产业链分工落实“产业链分成”，引导链主企业落户福田、配套企业布局对口区县，实现收益均衡共享。二是推动教育医疗优质资源共建共用。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实施学校、医院、公园等10余项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累计投入资金超亿元。深化校地结对帮扶，促成福田区15所学校开展对口协作，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深化医疗领域合作，选派百余名医疗骨干驻点服务，引入知名专家设立名医工作室，搭建跨区域远程会诊平台，持续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兜牢民生底线。

〔深圳市福田区发展研究中心（区“百千万工程”指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