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活动的日益拓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

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升华凝练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管党治党摆在治国理政全局至关重要的位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向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从根本上扭转了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成功开创和推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保证。

正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在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创新创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要概念，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制度上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明确了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提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重大课题，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重大举措。特别是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以“十三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2024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以“九个以”实践要求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正是在党的建设的丰富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来自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建设重大问题的卓越理论创造和重要实践创新，镌刻着新时代管党治党强党的鲜明时代印迹，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强大理论生命力。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创作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许多经典文献，解决了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运用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际，创立了一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探索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形成了完整的列宁建党学说。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提出和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加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注重从制度上建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全党要学习党史，特别是学习传承好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吸收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精华，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经验，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管党治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从党的建设时代课题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使党的理论建设重心置于怎样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上来。从提出政治建设的布局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政治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并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使党的建设立起了“纲”、有了“魂”。从提出管党治党体系化理论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系统理论，提出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把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开创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等一整套管党治党理论和方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达到了新高度。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蕴含着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民为邦本的人民情怀、正心明道的修身哲学、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了对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推进党的建设注入文化生命力。

从为政以德、以上率下看，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提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引用“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等古语，强调理想信念是关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党员干部要立大志、明大德、守大义。引用“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明确选人用人要解决“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这三个问题，切实把党的干部工作做好，指出从严治吏最关键的就是严厉惩治腐败，强调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从小事小节上严起，注重在防微杜渐中加强修养、明心正道。

从民为邦本、执政为民看，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语“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善为国者，顺民之意”，引用《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道理，告诫党员干部要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加强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党员干部要懂得“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的道理，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

从知行合一、自我革命看，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文化中关于实事求是、正心明道、知行合一的名言警句，强调我们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坚持永远吹冲锋号，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讲古人勇于改过、自我净化的思想，强调“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形象地告诫党员干部“治病救人，哪能不吃药，对那些顽症须下点猛药才行，对有病毒扩散风险的肿瘤还得动刀子”。引用“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的古语，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要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道理。

从监督权力、惩贪治腐看，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等古语，强调“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制度建设既要“禁于未然之前”又要“禁于已然之后”等。这些对形成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思想性、创新性和感染力，就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具有深远的思想智慧、深刻的道理哲理。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

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是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政党类型。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注重传承、维护和强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优势，又注重镜鉴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管党治党强党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从苏共垮台等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在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他指出，“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这些对全党是极为重要的教育警诫，也是管党治党的长鸣警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采取的很多重要举措，就汲取了包括苏共垮台等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过程中的反面教训。比如，为防止和解决政治观念淡薄、政治纪律松懈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管党治党坚持从政治上看、在政治上抓，强调“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来抓，列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从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等七个方面逐一强固政治根基，形成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体系和工作思路。比如，为防止党员队伍在理想信念上出问题、在精神上缺“钙”，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不断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权力观。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体系，无论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还是“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既有我们党立足自身实际不断探索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需要我们随着学习推进不断深化理解和领悟。

（执笔：汤俊峰）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到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从“巩固文化主体性”到“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入思考与深刻论述，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作为一项战略性谋划和现实性任务，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既是接续中华文明、弘扬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创造属于这个时代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要求

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属性，文化主体性表征着某种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具有统领能力。从文化所属主体角度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彰显，是文化主体内在品质与创新能力的印证。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文化主体性渊源深厚。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尽管近代以来因列强入侵使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受到严峻冲击，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仅夺取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而且创造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接续中华文化根脉、赋予新内涵与新品质的新的文化主体性。

“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建立起的文化主体性，紧密联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以矗立在社会主义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本体，同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营养、借鉴其他文化合理成分，展现出超越旧时代、催生新文明的包容胸襟和创新精神。我们务必倍加珍视、维护，必须大力传颂、高扬。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时代的深化发展，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伟大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紧密联通的。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然突出中华文化的一脉联通，强调中华民族自主建设和创新发展自己的文化，昭示作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建设和发展文化过程中有主见、有远见，具有高站位、洞察力，这一切恰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必备、所需要并不可缺少的。只有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是有底蕴、有底气的，才能够扎实推进并行稳致远。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朝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进发，必须广泛凝聚力量，创造有利条件，“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中，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重要内容，也是基本要求。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既需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需要文化文明的全面提升。要实现文化文明的全面提升，必须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仅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其必备的精神条件和必要的动能源泉。

坚守魂脉和根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时代有要求，我们就要着力把时代要求落到实处。为此，要理清由必要性、必然性到可行性、现实性转化的原则遵循，把握从主张倡导达至实际操作的践行路径，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只停留在舆论号召上，而且能够进展到可见可感的实质性运行过程之中。新时代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涉及多层面、多领域，需要从多角度着手、在广范围推进。如坚持党的领导，为之提供正确方向和政治保障；激发人民文化创造精神，为之提供广泛力量和深厚基础；加强文化遗产开发保护，为之提供实证资料和信念支撑；深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之提供施展空间和广阔视界；等等。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需求、从高扬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要义来看，最为直接的内容、最为重要的遵循，当是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是深化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理论指导、奠定思想基础、指明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魂脉”。我们党成立10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成为指引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是我们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依赖，是增树信心、强实底气的动力之源。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在新时代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作用，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凝心铸魂。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既是当代中国主体性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又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彰显并发挥功能的依据和保障。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联通历史源流、赓续文化传承、丰厚精神内涵。“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精深厚重，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思想命脉和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命脉，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传承，中华文明才能代代相传。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务必深刻把握文化历史渊源之深厚，深刻把握民族文化生命力之旺盛，并以此为基础去创造新文化、彰显文化主体性、为文化主体性赋能。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嫁接起联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桥梁与精神纽带，是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可或缺且无可替代的重要内容。

深化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设科学路径、明晰践行措施、提供根本方法。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各有独特内容、任务与方式，尤需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联袂推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贯通在我们党的历史奋进中，是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本质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为关键。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只有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才能回答好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才能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蕴着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内涵、践行路径和科学方法；两个方面结合了、结合好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高扬也就融入其中、顺理成章、落地落实了。

把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任务，融汇到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

作为一项时代性任务，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全面性。无论从主体性文化（文化形态）整体看，还是从文化主体性（文化属性）特征看，文化主体性的高扬，都关联着文化、文明、文脉以及精神成果、思维方式、理念智慧等多个视域。当深入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以及文化基因、文明传承、民族血脉等方面来审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高扬就展现出一幅宏阔的场景，昭示出十分丰富的内涵。把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任务落到实处，需要将之置放于更大的实践场域中，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来推动，需要在整体性、宏阔性的实践背景及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去实现。

融汇到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精神文明建设是着眼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文明建设。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全民族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加大力度，实现新的发展提升。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包含着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高扬，亟须通过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文化建设注入充足能量。精神文明建设与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目标方向上是一致的，可谓是同一个实践过程、同一条运行轨迹。精神文明建设犹如一个宏阔的实践园地，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搭建起一个宽广场域，使之具备激发潜能、施展能量的充足条件。

融汇到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中。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努力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文化强国建设，重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充分振奋精神；重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文化自信。这一切，都与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直接相关、紧密相连。以增强文化自信而言，文化主体性源自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又进一步激发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犹如一条纽带，紧密联结文化强国与文化主体性，昭示出文化强国建设与文化主体性高扬的一致性、统一性。

融汇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和全方位提升，既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又为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精神文化成就，使之获得了比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更为充足、更为有利、更为坚实的条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让全体人民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追求与努力，恰是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目的所在、目标所及。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以悠久历史为根，以科学理论为魂，以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为力量依靠，必能走进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并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结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天地，使不断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历久弥新、根深叶茂，充满生机活力，进入新的境界。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

坚定理想信念，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将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革命理想高于天”来说明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理想信念是事业和人生的灯塔，决定我们的方向和立场，也决定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说明了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党员干部要着力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人无精神不立，党无精神不兴。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回顾党的百余年历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从理想信念中获得察大势、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奋斗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得辨别是非、廓清迷雾的政治慧眼，获得抵御侵蚀、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靠着对理想信念的激情和执着代代相传，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散一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一个政党理想信念坚定，就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理想信念淡薄，就会失去精神动力和精神纽带而成为乌合之众，难逃失败的命运。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动摇了，思想防线失守了，教训极为深刻。同样的道理，一个人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一些党员干部曾经理想信念坚定，后来随着环境的变化、职务的升迁，在党性修养上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滑向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深渊。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醒，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可能在乱云飞渡的复杂环境中迷失方向、在泰山压顶的巨大压力下退缩逃避、在糖衣炮弹的轮番轰炸下缴械投降。因此，只有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党员干部方能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这一共产党人的“本”，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

理想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党员干部必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定理想信念，必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上。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把理想信念教育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融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各方面。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定的最好诠释。党员干部要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在做好本职工作的过程中，自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苦干实干，在胜利时和顺境中不骄傲不自满，在困难时和逆境中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考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把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深刻领会其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运用好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法，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心中的灯塔，成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重要言论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点任务

现代化都市是承担强大消费功能和促进消费升级的重要载体。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具有很强的消费引导和带动作用，已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重要功能支撑。2021年7月，我国开始在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5年来，5个城市的培育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5个城市的入境外国人次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消费品进口占全国的二分之一，离境退税销售额占全国的三分之二。5个城市通过不断丰富高品质供给、持续优化消费环境、打造多元化消费场景、用足用好入境便利政策等重要举措，在科技创新、便捷服务、安全宜居、卫生环境等方面大幅改善，有力吸引了全球优质消费资源集聚，5年累计引进了国内外品牌首店、旗舰店超过1.3万家，培育了一批本土特色品牌，打造了一批特色消费空间和城市名片或IP，赢得众多入境消费者的青睐和盛赞，提升了在全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塑造了中国城市安全舒适、便捷高效的良好国际形象。

加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要继续聚焦“国际”、紧扣“消费”和突出“中心”，更好发挥5个城市促消费的示范带动作用，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着力打造“购在中国”品牌，进一步优化升级政策支持体系，推动更多城市提升国际化消费水平，形成一批引领消费潮流风尚的都市圈和城市群。

打造创造新供给和引领新消费的业态融合策源地

公认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通常具有持续推出新产品新服务和引领全球消费潮流的创新策源能力。首先，通过外引内育，加速集聚大量的优质资源，适时推出具有全球引领性的高品质供给，持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广泛吸引国内外的品牌首店、旗舰店、优质高流量品牌，扩大优质消费品进口，开展新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深入实施消费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战略，支持企业研发更多高品质的国货“潮品”，增加高端化、时尚化、高附加值的商品和服务供给，培育一批植根中国、享誉全球的民族特色品牌，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其次，深入实施老字号品牌焕新行动，推进与新消费品牌的跨界合作，让老字号和新品牌相映生辉，探索推出一批城市定制的创意产品和精品服务，带动具有标识性的城市品牌形成新风尚。最后，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精品消费月、城市之约等促消费活动，培育时尚消费、智能消费、绿色消费、服务消费等消费新业态。积极发展逛街、购物、展览、走秀、体验、赛事等多业态融合新模式，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美食之都、体育赛事圣地、旅游康养港湾、历史文化名城，让城市成为引领全球消费新潮流的风向标。此外，推动城市塑造“东西合璧、古今交融”的多元化消费场景。将创意设计、科技创新等元素融入消费场景，加快推动智能穿戴、低空物流、直播电商等多业态融合创新，让多元场景成为擦亮城市消费的金字招牌。

建设更具现代化人性化的城市风貌和标志性商圈

城市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要更好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2026年5月，国务院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强调要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首先，城市要提供更加便捷畅通的路网、管网、信息网等基础设施网络，让城市有吸引更多消费者流入、融入的配套条件。城市更新中要持续改造升级市政交通、建筑、绿地等配套设施，广泛运用数智化绿色化技术手段，改造升级城市路网、商场、住宅、公园等硬件设施，推动在生活商圈、交通枢纽、旅游景点、城市主干道沿线等区域适当增加停车场、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加快开展城市环境美化建设，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城市。其次，城市要有更加紧凑、便利、发达的商业设施和特色街区，让城市有更多可供消费者购物、享受服务、驻足停留的消费空间。加快升级改造一批老旧街区厂区、低效产业园区、低效楼宇等地产设施，完善购物中心、百货店、家居市场、快递收发站、自提点（柜）等商业设施，持续推进商业街区提档升级，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推出一批具有标识性的特色街区、智慧商圈、文化地标。最后，城市要更好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创造吸引人才流入的产业创新活力。让城市拥有更强的产业承载能力和人才吸引力，需要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精准布局产业形态，深化农文旅商康体融合，强化产教融合和技能培训，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入驻和更多人才就业、生活。

构建联通国内外市场的商贸物流枢纽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往往是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重要集聚地。首先，城市要有四通八达的商贸流通体系。城市要依托综合交通网络，打造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建立起全球性的货物物流枢纽和快捷的配送网络体系，不仅增强世界各国商品的可获得性，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买全球”，也使长尾理论在城市空间发挥效应。其次，城市要有规范有序的市场和相对平价的商品和服务供给。更好发挥便捷高效的综合物流体系，城市能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让消费者通过国际营销服务保障网点获取来自世界各地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切实让城市成为跨国企业全球营销服务网络的重要支点。最后，城市要有可及可感可视化的多元零售渠道。城市可探索使用低空物流、智能配送等物流渠道，构建更加智能可及、友好可感的零售渠道，在城市地铁站、交通枢纽等人流量较大地区，适当布局建设食品、饮料、文创商品等智能售卖设施，实现优质商品和服务的精准投放，让消费更便捷高效易得。

持续优化具有全球吸引力的消费环境和入境政策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尚需营造更友好便利的消费环境和更具全球吸引力的入境政策，以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入境消费活力。一是营造更加人性化便利化的消费环境。办好“购在中国”系列活动，制定完善促进消费相关政策，持续净化优化消费软环境，制定消费环境标准体系指南，简化商品和服务的审批流程，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比赛等活动审批和安全许可流程，放宽相关投资门槛，加强社会信用监管，健全市场监管和消费维权体系，持续畅通消费纠纷诉求渠道，规范消费维权诉讼工作。二是优化单方面扩大免签、便捷通关、导览服务、支付便利等政策举措，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推动城市简化优化外籍人员入境签证、通关、结算等手续，提供入境服务指南、货币兑换、通信服务、移动支付等便捷服务，增加公共场所多语种标识及导览服务，设立外籍人员服务热线。三是营造良好退税环境，落实好市内免税店政策。优化离境退税办理流程，推进退税商店扩围和布局优化，推进“即买即退”业务试点推广和跨区域办理，做好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导引服务，利用自助退税机等工具，提高退税智能化水平和退税办理效能，不断增强消费者退税的体验感、获得感。

着力打造高水平国际经贸渠道和交流交往平台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不仅是国际物流集聚、商务交流和人文交往的枢纽城市，还是通过举办商品和服务展销展览开展宣传推介的重要载体。首先，进一步提升城市国际贸易投资功能，打造支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国际经贸往来平台。更好发挥城市对外贸易投资的功能，搭建用好商品博览会、服务贸易交易会等会展平台，密切与主要贸易伙伴经贸联系，促进国际商务洽谈合作，吸引中高端消费品牌跨国经营主体在当地设立全球总部、地区总部及功能型总部，打造国际高端品牌总部集聚地、零售形象地和物流集散地，塑造和推广国际消费之都的美名。其次，推进城市文明交流互鉴，打造高水平的国际交流交往平台。统筹开展形式多样的对外交流宣介活动。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时装周、电影节、旅游节、艺术节、购物节等消费交流活动，搭建整合景区、餐饮、交通功能的国际游客平台，使其成为展示中国消费市场魅力的重要窗口。最后，适时开展城市扩消费政策及活动的对外推介。借助外国驻华使馆、国际航空公司等国际渠道，打通外国人在华消费的卡点堵点，促进中国消费文化与国外消费文化交流互鉴。更好地发挥友协组织优势和国际友城的纽带作用，共同策划全球新品联名首发首展及文化交流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质升级和扩围增容

一方面，加快推进试点城市可复制经验的推广，持续提升上海市、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重庆市5个城市引领消费新风尚的能级，更好发挥其试点示范集聚辐射和引领带动作用，带动更多有能量的城市汇集来自全世界的优质商品和服务，吸引更多的国际消费者入境消费，努力建成全球消费者集聚地和区域联动发展中心。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扩围升级，重点培育一批国际消费集聚区，鼓励南京市、杭州市、厦门市等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更加突出国际化、消费型、包容性等现代元素，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同时注入更多中华文化和本土元素，彰显城市古今中外兼容并蓄的融合魅力，打造享誉世界、独具特色的城市品牌和国际形象。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科研信息部副部长）

站城融合：释放枢纽经济新动能

交通是现代城市的血脉，车站是城市发展的引擎。截至2025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6.5万公里，其中高铁超5万公里。步入“十五五”，面对庞大的“交通流量”，如何将其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留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深化站城融合既是落实交通强国战略、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路径。这要求我们打破“站”与“城”的边界，通过系统性重构，将单纯的交通枢纽打造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站城融合是通过TOD开发（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土地综合开发）等模式，引导枢纽偏好型产业向车站周边集聚，不仅可以有效缩短企业与市场、人才与资本间的距离，更能将交通枢纽的通道优势真正转化为区域发展的平台优势。然而，当前站城融合实践仍面临三重阻滞，导致“交通流量”难以顺畅转化为“经济留量”。一是规划协同难。一方面，部分地区历史规划滞后于现实需求，许多枢纽的早期规划未能预判高铁时代的人流爆发，导致现有设施难以承载高强度开发；另一方面，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等多规并行缺乏有效衔接，部分地区在铁路选线、站点选址与地方土地利用上缺乏统筹，导致“路归路、城归城”的现象存在。二是物理联通难。铁路对城市的物理阻隔，是站城融合面临的“硬伤”。它不仅阻断了城市路网，造成“铁路围城”的交通拥堵，还影响了旅客和市民的出行体验。三是利益共享难。站城融合投入资金较大，部分地区铁路部门、地方政府、社会资本间利益分配失衡，缺乏可持续的“以地养路、以站促城”机制，高成本与弱动力形成恶性循环。例如，部分地区铁路部门囿于传统职能，对城市开发“心有余而力不足”；地方政府面临财政约束，难以独力支撑。

推进站城融合发展，进一步释放枢纽经济倍增效应，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破题。

构建“多规合一”的协同治理体系。规划是龙头，协同是关键。规划协同之难，根在“九龙治水”、政出多门，需要以治理体系重塑破解难题。一是建立健全刚性约束机制。将铁路枢纽总图规划深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实现“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规划编制阶段，建立铁路部门与地方政府联席会商与联合审批制度，从源头统筹枢纽选址、红线范围、路网配套、配套设施等关键要素。二是实施差异化的全周期规划策略。对于新建枢纽，坚持“适度超前、预留空间”的原则，对于地下空间、上盖物业进行一体化管控；对于既有枢纽，则要在保护城市肌理的前提下，通过微改造来实现老旧场站的精提升。三是采用多元化的融合策略。针对不同城市、不同区位的站点，分类施策。例如，特大城市和区域性节点城市，可实施深度立体开发，提升用地集约度；中小城市或远郊地区则应避免盲目贪大求全，可采取低强度的生态型开发模式；而位于老城中心区的枢纽，要注重保护利用现有肌理，进行适度更新。

实施“立体联通”的空间缝合策略。针对铁路对城市空间的阻隔效应，要充分利用现代工程技术，实施“空间缝合”。一是构建“多维立体”的交通网络。通过建设跨线天桥、地下通廊、空中连廊等设施，消除铁路红线对城市路网的切割，实现人车分流和站城一体。例如，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通过五大层次组成的立体交通设计，让高铁、地铁、航空、汽运等多种交通方式在垂直空间高效换乘。二是打造“无界融合”的公共空间。利用下沉广场、景观绿化、光导照明等手段，弱化铁路对城市视觉和心理的阻隔感，将铁路割裂的空间转变为城市公共客厅。例如，雄安站通过“光谷”设计将自然光引入地下空间，既消除压抑感，又创造了生态化的站城共享空间，让枢纽真正成为连接城市、服务市民的公共空间。三是植入“活力场景”促进功能融合。通过多层衔接、立体互通的设计以及慢行系统的引入，有效串联车站与周边商业、文化、休闲设施。通过打造可以满足旅客及市民个性化需求的多元场景，将交通枢纽升级为全天候活动中心。例如，杭州西站打造的“云城”概念，让旅客在候车时可享受城市级的商业、文化体验。

创新“多方共赢”的利益共享机制。站城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长效的运营维护，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来激发市场活力。一是创新“铁路+土地”的开发模式，探索“轨道+物业”反哺机制，允许铁路建设主体依法依规参与枢纽周边的土地综合开发，通过土地增值收益反哺铁路建设和运维，实现“以地养路、以站促城”。二是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站城融合项目，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共赢的投融资体系。三是培育“枢纽经济”的产业生态。站城融合的最终落脚点是释放经济活力。要改变传统“重建设、轻运营”的惯性思维，大力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围绕车站布局商务服务、科技创新、文旅消费等枢纽偏好型产业，打造“站产城”融合的产业集群。例如，天津西站片区依托高铁枢纽优势，打造“京津冀同城生产生活引领区”，通过精准招商引入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等企业，有效盘活了存量资产。四是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同体系。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公众监督的治理平台，在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各方合法权益。特别是在老站更新改造中，应充分尊重民众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将公众参与度转化为更新改造的满意度，确保站城融合成果精准惠及于民。

何为“一人公司”

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一种名为“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简称OPC）的新型微型创业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兴起，深度融入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成为当前智能经济发展的新风口。

传统法律意义上，OPC是指股东仅为一个自然人或法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以此区别于承担无限责任的个体工商户。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下，OPC实现了内涵跃升：由创始人主导战略决策与核心创意，依托AI工具集群完成市场分析、产品研发、内容生产、营销客服等全流程标准化任务，形成“单人成军”、独立闭环的新创业模式。中关村人才协会《中国OPC发展趋势报告（2025—2030年）》显示，截至2025年6月，全国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已突破1600万家，占企业总数的27.4%；2025年上半年新注册OPC达286万户，同比增长47%，占全部新注册企业的23.8%，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

OPC不仅是创业模式的革新，更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变革的生动体现，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组织形态轻。它摆脱了传统企业的层级管理与固定雇佣模式，实现去中心化、去雇佣化运行。它的启动资金多在数千至数万元，依托云服务与AI工具，能将运营成本控制在每月数百至数千元，边际成本趋近于零。二是运营效能高。尽管实体人员精简，但经AI赋能后效能实现指数级提升，组织的能力密度显著增强。创始人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后，可以专注战略规划、创意研发、市场洞察等高价值环节。凭借“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它可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大幅缩短从创意到产品的验证周期，灵活调整业务方向。三是市场扎根深。依托创始人的专业能力，它深耕高科技服务、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领域的细分赛道，精准填补大企业不愿涉足、难以覆盖的市场缝隙，形成“小而美、专而精”的差异化竞争力。

OPC的爆发式增长是多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技术驱动重构创业底层逻辑。生成式AI、多模态大模型及AI智能体的普惠普及，带来了能力平权与成本革命，大幅降低技术研发、内容创作、市场运营的门槛，推动创业从依赖人力和资本的“组织级”活动，降维为以“个人智慧+AI工具”为核心的“个人级”活动。二是经济转型催生多元市场需求。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数智技术全面赋能实体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与数字经济深化发展，催生了大量碎片化、个性化、快响应的创新需求，为具备单一核心技能的个体提供了广阔生存空间。三是政策扶持点燃创新创业热潮。新修订公司法的实施，为自然人多元化、链条化创办一人公司扫清了制度障碍，同时，上海、深圳、北京、苏州等城市出台了专项扶持政策，形成政策组合拳，系统性降低了创业综合成本。四是消费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互联网时代，个人品牌、“创作者经济”、“影响力经济”深入人心，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大幅降低个人品牌塑造与产品分销成本。越来越多青年群体特别是95后、00后“数字原生代”，不再满足于在传统组织内当“螺丝钉”，转而追求自主掌控、价值回报与工作生活平衡，而OPC正好成为介于雇员与传统企业家之间的“第三选择”。

发展OPC绝非简单鼓励创业，更是在AI时代重构经济增长的基本单元与组织形态，具有多重战略价值。对个体而言，它打破传统雇佣关系对个体价值的束缚，为有技能、缺资本的群体开辟了低风险、低成本创业通道，推动“打工者”向“创业者”转变，让专业能力更快转化为市场化有效供给，也让个人价值更好变现为商业价值。对产业而言，它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微单元”和“种子库”，能快速响应并验证碎片化、前沿性市场需求，有效填补了大企业的创新盲点和市场盲区，与其他类型企业形成互补共生格局，从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韧性与创新效率。对区域而言，它吸引和集聚“AI原生”的创新创业人才，能够为一个地区注入持续创新动能，并创造大量高质量的弹性就业岗位，不断增强区域经济活力与竞争力。

推动“我有所应”更加规范高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人民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实现，要落实到一件件具体诉求的回应与办理上。在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构建协商、参与、回应与监督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将人民意志有效嵌入治理过程，激发社会活力、凝聚治理合力，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践中，群众反映诉求的途径是多样的，既包括通过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府网站、领导信箱等渠道反映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也包括通过信访等渠道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健全群众诉求回应机制，推动“我有所应”更加规范高效，使不同渠道反映的合理诉求都能得到及时办理、规范答复，是丰富民主形式、提升基层民主实效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各地在整合诉求渠道、提升办理质效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探索。例如，北京市依托“接诉即办”机制，对群众来电统一受理、快速派单、限时办理、及时回访，并开展“每月一题”推动高频共性问题系统治理；上海市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全面融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平台，实现诉求一口归集、智能分派，并与网格化管理、应急指挥等系统联动；浙江省打造“民呼我为”统一平台，整合信、访、网、电各类渠道，构建全量归集、智能分派、办理反馈全流程可溯的诉求办理体系；等等，为提升诉求回应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和办理效率积累了经验。

在诉求总量持续增长、内容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群众诉求回应工作仍面临一些短板。例如，一些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诉求缺乏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在不同主体间反复流转，办理周期较长。又如，群众诉求的性质存在差异，有的侧重于要求改善公共服务，有的涉及权利确认、责任界定等复杂问题，两类诉求的办理逻辑和程序要求不同，实践中有时不加区分、混合办理，导致办理诉求回应的规范性不足。再如，有的基层单位在诉求办理的事前预防、事后跟踪等环节参与不够，缺少跟踪回访和长效治理的衔接安排。这些问题影响了“我有所应”的规范性和高效性，需要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针对上述问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持续完善群众诉求回应机制，不断提升处置效率和工作规范化水平。

建设统一高效的诉求受理机制。回应群众诉求，首先要看渠道是否畅通、流程是否衔接。诉求入口分散、多头受理，容易造成标准不一、答复不一，群众反映的问题难以得到一致的处理，这直接影响了群众对回应工作的感受，也影响着民主参与的实际效果。对此，应当进一步整合各类诉求入口，推动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政府网站、领导信箱、信访等渠道的有效衔接，建立集归集、分派、办理、督办、评价、分析于一体的综合受理平台。在受理环节进行统一登记和初步甄别，统一受理标准和流转规则，每件诉求均予以登记留痕，确保后续办理有据可查。受理后及时向诉求人反馈受理情况，增强群众对回应工作的预期，为后续分类办理奠定基础。

健全精准规范的分类办理机制。群众诉求性质不同，办理的逻辑和路径也应有所区别。简单笼统地混合处理，既不利于保障群众的法定权利，也不利于提高办理效率。应当在诉求甄别环节明确诉求性质、救济路径和牵头责任，将诉求按照性质准确区分不同类型，匹配相应的办理程序。对适宜通过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定途径解决的，及时进入相应程序，发挥法定途径在定分止争上的权威性；对属于公共服务改善、政策咨询等日常性事项的，由相应职能部门依据职责范围快速办理，缩短响应时间。在这个阶段，可探索引入律师、调解员等专业力量参与会商，协助研判诉求性质和适用程序，提高分类的精准度和群众的认同度。同时，建立分类办理结果的信息同步机制，确保同一诉求在不同渠道间流转时信息不丢失、程序可衔接、结果可互认，从制度层面减少事项回流和程序空转。

构建高效透明的闭环运行体系。群众对诉求回应工作的评价，不仅看“办没办”，还看“办得快不快”“过程透不透明”。流程不清、时限不明、进展不告知，容易让群众感到诉求“石沉大海”，影响对回应工作的信任。应当统一受理登记、分办转办、限时办结、结果反馈、回访评价、办结归档等各环节的操作标准，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对咨询类诉求，原则上即时答复；对求助、投诉等一般性诉求，明确相关办理时限；对确因客观原因难以按期办结的，应向诉求人说明进展和后续安排。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办理进度实施全周期监控，设置临期提醒和超期预警，防止“一接了之”“久拖不决”。完善办理过程可查询、可追溯机制，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在评价体系上，应将群众满意度与办理合规性审核结合起来，既关注群众的满意度，也关注程序是否合法到位，防止为追求满意率而迁就不合理诉求，或因过分强调程序而忽略群众真实感受。

压紧压实全链条责任。责任边界不清、协同机制不畅、问责刚性不足，是导致回应效率不高的深层原因之一。推动群众诉求回应机制由分散运行走向系统集成、由并行处置走向协同融合，关键在于建立上下贯通、横向协同的责任落实机制。既要明晰属地责任和部门职责边界，防止责任交叉、推诿扯皮，又要强化协同配合，形成衔接顺畅、运转高效的工作合力。对跨部门、跨层级的复杂疑难诉求，应完善提级办理、联合会商和协同处置机制，确保责任落实不悬空、问题解决不断链。通过持续优化责任体系和运行机制，切实把“我有所应”落到实处，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强化源头治理与前端化解。群众诉求是民情民意的“晴雨表”，大量诉求背后往往反映着治理中需要改进的共性问题。提升回应工作的质效，既要在诉求提出后高效办理，也要善于从诉求中发现规律、主动作为。依托社区网格员、楼门长、新业态从业人员等基层力量，建立常态化走访排查机制，对可能引发群众诉求的矛盾苗头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在诉求办理过程中，综合运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等多种方式，整合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公共法律服务站等资源，推动大量邻里纠纷、物业服务、设施维修等小微诉求在社区层面就地解决。一些地方探索的“先解决问题再说”机制，赋予基层一线一定的灵活处置权限和应急资金保障，使大量“小事”能够第一时间就地就近解决。办结之后，对可能存在反弹风险的矛盾纠纷，建立必要的跟踪回访机制，防止问题反复出现，有效降低诉求上行率，从源头上减少同类诉求的产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

守护好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现代社会离不开信赖。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是一项重要的法治原则，可被通俗地理解为“政府不应出尔反尔”。其含义是指：公权力机关实施的行为引发了相应的法律状态，公民善意地信赖这一法律状态而对自己的生活作出了相应的安排，公民因此而产生的正当利益应该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在涉企执法领域，执法行为能否保持稳定连续、执法标准能否做到前后一致，直接关系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也影响市场对规则的信心。《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6—2030年）》明确提出健全政府守信践诺机制，将政务履约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三十一条以行政法规形式严禁以政府换届、机构调整等为由违约毁约，清晰地彰显了保护企业信赖利益的坚定立场，确立了行政机关守信践诺的法定义务。《关于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监督职能规范涉企行政执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涉企执法应“依法维护有关企业信赖利益等各项合法权益”，这是贯彻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规范涉企执法的具体体现。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现代行政法的重要基石，要求行政机关对其作出的授益性行为或承诺保持稳定性与连续性，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不得擅自变更或撤销；即便出于重大公共利益的需要确需调整，并因此给无过错的行政相对人造成损失，也须依法给予公平补偿。在涉企执法实践中，受法律保护的企业信赖利益至少要具备以下要件：一是存在明确、合法、稳定的信赖基础。具体而言，该基础既可能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行政协议、执法承诺等授益性行为，也可能是长期延续、一贯稳定的执法惯例或公开施行的惠企政策，使企业对自身经营行为的合法性形成了合理信赖，且该基础本身不存在违法情形。二是企业基于上述信赖基础实施了具体的投资、生产或交易安排，如投入资金、购置设备、签订长期供销合同等，形成了实质性的“信赖表现”，且该安排与信赖基础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三是企业的信赖出于善意且无过错，即不存在明知或应知相关基础违法而仍予信赖的情形，亦无利用政策漏洞、投机取巧等不当行为。当上述要件齐备时，法律应为企业的合理信赖提供充分保障，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朝令夕改”等政务失信行为。

在执法实践中坚持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有重要价值。首先，它是稳定市场预期、提振投资信心的“压舱石”。企业的长期规划与投资行为，高度依赖于对政策连续性、政府行为可预测性的判断。唯有政府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营主体的后顾之忧。其次，这是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升政府治理效能的内在要求。政府守信践诺，能显著增强行政行为的公信力与社会认同感，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最后，这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的法治保障。依法保护经营主体的信赖利益，就是维护市场准入的公平起点与竞争过程的规则公正，对于营造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环境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规范涉企执法，在维护企业信赖利益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在权利救济与监督层面，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纠正执法偏差的重要渠道。行政复议机关注重发挥监督职能，利用其便捷、高效、专业的优势，及时纠正涉企执法中不履行承诺、不依法变更协议等失信行为。行政诉讼则以司法裁判树立标准，人民法院在审理涉企执法案件时，将信赖利益保护作为审查执法行为合法性的重要依据。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市场准入行政诉讼十大典型案例中，就涉及对企业信赖利益的保护。在政务诚信建设层面，许多地方将政府履约践诺情况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核，探索建立政务失信记录与问责机制，并在招商引资等活动中加强前期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核，从决策源头有效降低了失信风险。

持续筑牢企业信赖利益保护的法治屏障，需坚持系统观念，多措并举、协同推进。在执法方式上，要注重刚柔并济。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时，应当综合考量企业信赖利益因素，在法定裁量幅度内选择对企业影响最小的方式；涉及许可撤回或变更的，应当为企业预留必要的过渡期限，避免“一刀切”式执法让企业措手不及。在执法程序上，要严格落实正当程序要求。作出不利于企业的执法决定前，应当充分告知并听取企业陈述申辩，对企业提出的信赖利益主张进行实质性审查，在决定文书中说明是否采纳及理由。在执法标准上，要保持统一和透明。对同类情形适用相同执法尺度，不因企业规模、所有制形式不同而区别对待；执法标准发生变化时，应当通过公开渠道清晰告知，给企业留出合理的调整适应空间。在执法监督上，要强化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审查。行政复议机关在审查涉企执法案件时，应当将是否保护企业信赖利益作为重点审查事项，对执法机关未予考量或考量明显不当的，坚决予以纠正。同时，通过发布涉企执法典型案例，明确信赖利益保护的执法标准和尺度，为一线执法提供清晰指引。此外，应积极培育诚信守约的法治文化。加强执法队伍的诚信行政教育与法治思维培养，使执法人员在面对政策调整时，能够自觉将企业的信赖利益纳入权衡，做到既严格执法又审慎用权，使“有约必守、有诺必践”成为行为自觉。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从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到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从“巩固文化主体性”到“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入思考与深刻论述，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南。作为一项战略性谋划和现实性任务，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既是接续中华文明、弘扬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创造属于这个时代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要求

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属性，文化主体性表征着某种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具有统领能力。从文化所属主体角度看，文化主体性是文化主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彰显，是文化主体内在品质与创新能力的印证。中华文化传承数千年，文化主体性渊源深厚。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尽管近代以来因列强入侵使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受到严峻冲击，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仅夺取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而且创造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接续中华文化根脉、赋予新内涵与新品质的新的文化主体性。

“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建立起的文化主体性，紧密联结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以矗立在社会主义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本体，同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厚营养、借鉴其他文化合理成分，展现出超越旧时代、催生新文明的包容胸襟和创新精神。我们务必倍加珍视、维护，必须大力传颂、高扬。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新时代的深化发展，是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伟大实践基础上的文化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紧密联通的。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然突出中华文化的一脉联通，强调中华民族自主建设和创新发展自己的文化，昭示作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在建设和发展文化过程中有主见、有远见，具有高站位、洞察力，这一切恰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必备、所需要并不可缺少的。只有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是有底蕴、有底气的，才能够扎实推进并行稳致远。

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建设，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朝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目标进发，必须广泛凝聚力量，创造有利条件，“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在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中，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重要内容，也是基本要求。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既需要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也需要文化文明的全面提升。要实现文化文明的全面提升，必须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仅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其必备的精神条件和必要的动能源泉。

坚守魂脉和根脉，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时代有要求，我们就要着力把时代要求落到实处。为此，要理清由必要性、必然性到可行性、现实性转化的原则遵循，把握从主张倡导达至实际操作的践行路径，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只停留在舆论号召上，而且能够进展到可见可感的实质性运行过程之中。新时代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涉及多层面、多领域，需要从多角度着手、在广范围推进。如坚持党的领导，为之提供正确方向和政治保障；激发人民文化创造精神，为之提供广泛力量和深厚基础；加强文化遗产开发保护，为之提供实证资料和信念支撑；深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为之提供施展空间和广阔视界；等等。从文化主体性的内在需求、从高扬文化主体性的核心要义来看，最为直接的内容、最为重要的遵循，当是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是深化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理论指导、奠定思想基础、指明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的“魂脉”。我们党成立10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成为指引我们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是我们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依赖，是增树信心、强实底气的动力之源。新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在新时代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作用，坚持不懈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凝心铸魂。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既是当代中国主体性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又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彰显并发挥功能的依据和保障。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联通历史源流、赓续文化传承、丰厚精神内涵。“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精深厚重，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思想命脉和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精神命脉，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传承，中华文明才能代代相传。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务必深刻把握文化历史渊源之深厚，深刻把握民族文化生命力之旺盛，并以此为基础去创造新文化、彰显文化主体性、为文化主体性赋能。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嫁接起联通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桥梁与精神纽带，是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不可或缺且无可替代的重要内容。

深化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设科学路径、明晰践行措施、提供根本方法。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各有独特内容、任务与方式，尤需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联袂推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贯通在我们党的历史奋进中，是取得成功的根本经验、本质力量。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深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尤为关键。历史和现实表明，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只有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才能回答好中国之问、人民之问，才能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5000多年文明宝库进行全面挖掘，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内蕴着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内涵、践行路径和科学方法；两个方面结合了、结合好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高扬也就融入其中、顺理成章、落地落实了。

把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任务，融汇到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

作为一项时代性任务，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全面性。无论从主体性文化（文化形态）整体看，还是从文化主体性（文化属性）特征看，文化主体性的高扬，都关联着文化、文明、文脉以及精神成果、思维方式、理念智慧等多个视域。当深入到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以及文化基因、文明传承、民族血脉等方面来审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高扬就展现出一幅宏阔的场景，昭示出十分丰富的内涵。把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时代任务落到实处，需要将之置放于更大的实践场域中，在更为广阔的平台上来推动，需要在整体性、宏阔性的实践背景及取得的显著成就中去实现。

融汇到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精神文明建设是着眼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建设、文明建设。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越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越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新时代新征程，精神文明建设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全民族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立足当前，面向未来，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加大力度，实现新的发展提升。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包含着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高扬，亟须通过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文化建设注入充足能量。精神文明建设与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目标方向上是一致的，可谓是同一个实践过程、同一条运行轨迹。精神文明建设犹如一个宏阔的实践园地，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搭建起一个宽广场域，使之具备激发潜能、施展能量的充足条件。

融汇到文化强国建设实践中。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要把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任务，坚持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坚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努力推动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行为规范。”文化强国建设，重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充分振奋精神；重在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文化自信。这一切，都与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直接相关、紧密相连。以增强文化自信而言，文化主体性源自文化自信，文化主体性又进一步激发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犹如一条纽带，紧密联结文化强国与文化主体性，昭示出文化强国建设与文化主体性高扬的一致性、统一性。

融汇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发展和全方位提升，既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又为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精神文化成就，使之获得了比任何时代、任何时期都更为充足、更为有利、更为坚实的条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让全体人民拥有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开拓进取的主动精神、健康向上的价值追求，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追求与努力，恰是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目的所在、目标所及。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以悠久历史为根，以科学理论为魂，以中国共产党和亿万人民为力量依靠，必能走进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并重、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新结合、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统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天地，使不断高扬的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历久弥新、根深叶茂，充满生机活力，进入新的境界。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以新理念新担当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骨干和支柱作用，进一步明确新征程上中央企业肩负的职责使命。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能建）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新时代的使命责任，坚持以聚焦能源电力水利主责主业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的发展主线，以“守正、创新、实干、担当”为导向的发展方针，以“创新图强、设计创优、数智重效、精益求实”为内核的发展理念，全力走好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牢牢把握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中国能建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明确方向、找准定位、担负起职责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与理论武器，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

把牢政治方向。始终把政治方向作为第一位的问题。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学习会，原原本本学习重要指示精神，全面系统把握其中的重大意义和深刻内涵，并融入企业创新、发展、改革、管理、党建工作全链条各环节，系统性、针对性制定具体落实方案和举措清单，并常态化、机制化抓好落实，坚定不移用指示精神统一思想、引领发展、指导实践。

把准战略方向。忠诚践行国家战略，立足企业功能定位、发展现状、资源禀赋、比较优势，科学提出以打造值得尊重的世界一流能源电力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集团为愿景的战略目标，确定以“1358”为核心的“十五五”战略路径，即坚持“一个根本遵循”：胸怀“国之大者”，始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把企业发展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聚焦“三大定位”：能源安全和水资源安全保障的排头兵、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国家队；实施“五大行动任务”：国家能源安全行动、科技创新行动、绿数转型行动、高质量发展行动、使命引领行动；全面夯实“八个底座”：坚持以党建夯实央企底座、以精益夯实管理底座、以绿色智能夯实发展底座、以聚焦主业夯实方向底座、以创新夯实经营底座、以改革夯实治理底座、以品牌夯实文化底座、以人才夯实能力素质底座。

把稳发展方向。坚持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突出主责主业，围绕“经营有没有效益、增长有没有潜力、发展有没有价值”，全面优化以能源电力、水利两大主责主业和九大相关多元业务为核心的“2＋9”业务布局和经营策略，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当期和远期、局部和全局、显绩和潜绩的关系，主动摒弃规模情结、速度情结，更加注重内在价值、长期价值、战略价值。

坚决扛起新征程上的职责使命。75年来，中国能建始终牢记“央企姓党、能源报国、电力铁军”的初心使命，先后建设了三峡工程、西电东送、乌东德、白鹤滩、华龙一号等一批“大国重器”，承担了我国90%以上的电力规划科研设计等重大任务，聚焦储能、氢能、算电协同、交能融合等领域前瞻性发展特色新质生产力，投资建设的全球首座300兆瓦级压气储能项目、全球规模最大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等一批示范工程实现投产发电，“十四五”期间主要经营指标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0.1%、10.9%、4.6%、1.3%，企业运营质效持续改善，总体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全力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坚持以“国之所需”定“企之所向”，一方面依托国家级智库电力规划设计总院，以及6家区域电力设计院、15家省级电力设计院强大的规划咨询研究能力，高标准承担好国家及地方“十五五”能源规划等专项规划编制任务，建设好雅下水电工程、“沙戈荒”大基地、跨区域输电工程等重大项目，全面助力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勇当保障能源安全的排头兵；另一方面赓续水利建设光荣基因，全力服务国家现代化水网建设任务，主力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等重大项目，创新打造电化运河、电化洞庭湖、电化长江等融合发展方案，勇当保障水资源安全的排头兵。

全力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统筹好稳增长与保安全，锚定“一利五率”经营指标稳中有进，系统打好提质增效稳增长组合拳，切实以自身稳助力宏观经济大盘稳；统筹好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聚焦新能源、新基建、新材料、新装备主赛道，因企制宜发展能建特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统筹好国内和国际发展，以规划咨询业务为龙头重构市场与资源布局，推动全业务链与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求精准匹配，深度参与国家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网”建设，打造一批能建特色服务方案、重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全力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认真履行央企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三大责任”，持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充分发挥工程建设稳就业作用，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助力职工成长成才，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接续做好乡村振兴、援藏援疆等专项工作，依托农光互补、文旅帮扶、消费帮扶等特色实践，提升精准帮扶成效；融入国家应急工作大局，优化应急救援体系，增强应急处置能力，广泛参与抢险救援任务，全面彰显能建责任担当。

全面开创企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中国能建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全面构建以“八个底座”为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坚持以党建夯实央企底座。旗帜鲜明讲政治，牢记“央企姓党、央企报国”的初心使命，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企业改革发展全过程，狠抓政治能力提升工程，全方位建设精益党建，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定向领航、以严密组织体系筑牢根基、以严明纪律规矩净化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精益夯实管理底座。树立“精益即增效”理念，系统构建以“四精三全两端四化”（即精益规范、精细高效、精准穿透、精诚合作；全层级、全过程、全要素；企业端、项目端；科学化、标准化、集约化、透明化）为核心的能建特色精益化管理体系，按业务板块10大领域和职能职责4个方面，系统打造“能建精益屋”模型，综合运用数智化穿透式监管手段，加强项目等典型场景应用示范，提升精益化管理水平。

坚持以绿色智能夯实发展底座。加快绿色化转型，聚焦新能源大基地、可再生能源发电、新型储能、绿色氢氨醇及交能、水能、建能融合等优势领域，打造一批绿色低碳示范项目，擦亮绿色底色；加快数智化转型，做强具有能建特色的“融光”智能大模型，创新算电协同一体化解决方案，提升智能设计、智能建造、智能制造、智能运维能力，打造数智引擎。

坚持以聚焦主业夯实方向底座。牢固树立围绕主责主业推进高质量发展鲜明导向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主责主业，锚定存量、增量、未来、海外“四个市场”，强化战略聚焦、资源聚集，将70%以上资源优先投入到主业，同时相关多元业务必须协同支撑主业发展，一体提升主业产业控制力与市场竞争力，筑牢高质量发展“基本盘”。

坚持以创新夯实经营底座。锚定建设高水平科技型企业总目标，全面实施“登高”计划，围绕新型储能、一体化氢能、算电协同、“能源＋”等领域，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三大创新”，强化工程转化、商业转化、产业转化“三个转化”，不断丰富和迭代升级新产品、新技术、新方案和首版次、首批次、首台套“三新三首”成果体系，持续做强产品、做专服务、做优品牌。

坚持以改革夯实治理底座。坚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关键一招，科学构建与战略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纵深推进新一轮深化改革，狠抓总部适应性组织建设，推进组织机构扁平化、高效化、敏捷化改革，系统优化子企业布局，深化企业治理体系、董事会建设及“三项制度”改革，释放发展新活力。

坚持以品牌夯实文化底座。加快打造中国能建卓著品牌，把品牌作为重要战略资产，制定实施品牌中长期发展规划，系统建立卓越文化体系，加大新闻宣传力度，全周期培育发展“能储一号”“青氢一号”“追光一号”等品牌IP，强化全球品牌形象识别，全方位提升能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坚持以人才夯实能力素质底座。狠抓人才强企工程，把投资于人作为核心关键，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加强领导班子和年轻干部队伍建设，创新人才引进、培育、选拔、考核、评价、任用机制，鼓励争当有政治素养、战略思维、专业能力、实践经验、创新意识、沟通能力、服务意识、做到清正廉洁“七有一做”优秀员工，打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争当一流绿色低碳智慧供应链排头兵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中央企业要充分认识肩负的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三个服务”为新时代央企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能源央企供应链专业企业，中国华电集团物资有限公司（华电招标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物资）党委始终自觉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所需、中国华电所向，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探索建设一流绿色低碳智慧供应链平台，在践行“三个服务”中找准坐标、彰显价值。

胸怀“国之大者”，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扛牢政治责任。华电物资党委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将企业发展融入国家战略布局，以供应链之“稳”支撑国家能源安全之“基”，在落实重大决策部署中彰显使命担当。

聚焦党建引领铸忠诚。华电物资党委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落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年度学习研讨计划。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印发重点工作任务清单，一体推进学查改，抓好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等工作。深化实施“四力四推”高质量党建工程，规范党组织联建共建，纵深推进产业链创新链党建赋能行动，深化“党建+业务”融合，推动基层党组织在重大项目、重大任务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做实书记领衔项目和“岗区队”创建，攻克重点难点任务，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互促共进。

聚焦国家战略强支撑。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拓展在共建“一带一路”新能源项目中推广联储模式，实现跨国备件协同，构建共享网络，推进进出口业务。探索参股、合资等方式绑定核心技术厂商，协同推动产品设计与工艺改进。大力推进国产化替代，遴选优质供应商，打造“直供”合作模式，逐步实现关键部件自主可控，增强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聚焦能源安全保供应。充分发挥能源供应“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充分发挥集采议价优势，强化风险防控，主动破解保供难题，积极协调设备供货，实现物资高效稳定供应。打造“数智采购、智惠电商、绿色贸易、低碳减排”四大平台，招标采购规模连续5年创新高。深化“五早”原则和“一企一策”专项保供方案，发布商情分析报告，积极打造服务前沿技术和未来产业的国际化合作基地，以坚实物资保障支撑能源安全新战略落地。

勇担时代重任，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锻造核心功能。立足供应链核心环节，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向绿而行，主动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以“交易创效、政策获利、服务赋能”为核心，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供应链管理全过程。碳排放报告数据准确率达99.9%。助力集团公司连续4年位居“中国能源企业碳中和贡献力50强”榜首。取得“零碳工厂”“零碳园区”评价双资质，牵头编制绿氢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方法学，牵头建设中国华电发电板块碳足迹因子库，起草参编4项零碳团体标准和1项行业标准，形成“工厂—园区—乡村”全场景零碳评价体系，以标准化建设引领供应链高质量发展。受邀参加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发展论坛等重要活动，承担生态环境部“碳排放分类管理研究”，反馈政策建议30余份，向国家贡献碳管理的“华电方案”，以专业力量推动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实施。

向新求质，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主动服务“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和重大装备攻关项目建立采购“绿色通道”，聚焦新兴产业，拓展氢能销售渠道。深入开展管理微创新专项行动，鼓励全员围绕业务痛点开展微创新。积极开展协同攻关创新，联合开展供应链碳足迹研究，开辟了绿色供应链价值创造新路径，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

向智转型，激活创新发展新引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开发智能辅助评审、围串标智能检测等应用场景，建成智慧监督系统，精准识别阻断2000余个潜在风险。坚持“试点先行、小步快跑”，高标准完成北京智慧评标中心建设并正式启用，并以此为模板，积极推进成都、南京评标中心升级改造，将数智化管理贯穿专家准入、安全防控、环境管控、节能调度全过程，实现从“人力驱动”到“数据驱动”再到“智能驱动”的转变。加快提升AI技术的自主应用研发能力，推进智能采购系统的研发与建设，开发智能问数、智能问答、智能审查等功能。采购管理智能监督预警系统在“首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全国总决赛中荣获银奖，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跑出“加速度”。

坚守为民初心，在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厚植发展根基。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彰显央企为民情怀的落脚点。华电物资党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优质服务融入企业发展各环节。

以优质高效服务提升用户获得感。践行“规范、高效、专业、贴心”服务理念，服务质量满意度逐年提升。以打造“品类齐全、质优价廉、阳光规范、高效集约、数字智能”的央企标杆商城为目标，建成“自主可控区块链+一站式阳光采购链”应用平台，构建“400热线+在线咨询+云宝数字人”立体化服务体系，服务超21万家供应商用户和千余家华电系统内企业。高效落实甘肃、山东等多个区域约70余个项目组件供货，以高度责任担当服务支撑绿色发展，让能源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以乡村振兴实效增进群众幸福感。华电商城设立帮扶产品专区，新增上架新疆、四川等7个地区帮扶产品62个，在售帮扶产品总数达333个，实实在在促进脱贫群众增收。积极响应参与国资委“央企消费帮扶迎春行动”等各类消费帮扶活动，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持续动力，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以清正廉洁形象赢得社会认同感。深化“清廉·绿链”廉洁文化建设实践案例，制定“三清”企业创建实施方案，常态化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巩固拓展党纪学习教育和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紧盯“关键少数”和重点领域，每季度开展“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通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聚焦采购管理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重要环节，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优良作风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赢得社会各界广泛认同。

〔作者系中国华电集团物资有限公司（华电招标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碳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坚持以作风建设为引领提升干事创业能力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能力提升没有休止符。山东省平邑县紧抓作风建设不放松，2026年全面开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以沂蒙精神固本铸魂，以思想解放破局突围，以“三专”建设提升素养，以正风肃纪净化生态，为加快建设名副其实市域副中心城市，锻造一副敢担事、能干事、干成事的“铁肩膀”。

铸魂赋能强根基，在传承沂蒙精神中淬炼党性。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平邑县始终把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摆在重要位置，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学细悟中强党性、转作风、践初心，筑牢信仰之基。一是实施党建引领铸魂行动。将沂蒙精神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和党校主体班次必学内容，广泛开展“进基地、受教育、寻初心”活动。推动社科、党史、党校跨部门协作，深挖桃峪高干会议旧址、苏家崮战斗遗址等本土红色资源，打造具有平邑辨识度的品牌。二是开展党群同心连心行动。深入践行“四下基层”制度，县级干部联乡包村、乡镇干部联村包户，做实机关党员社区“双报到”。围绕生态环保、消防安全、热线诉求等8个民生领域集中攻坚，县委常委会逐项研究推进，“一攻坚一专班、一方案一台账”，让党员干部在一线练就服务群众的硬本领。三是推进红色基因传承行动。集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推出《陈毅担架队》等红色书籍，开发精品党课3堂。推动红色文化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打造“沂蒙精神代代传”沉浸式红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对标赶超破藩篱，在转变思想观念中拓展视野格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坚持“改革破局、思想先行”，对标先进、瞄准一流，推动各项工作争先进位、提质增效。一是精准对标找差距。县级层面重点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营商环境等七大领域对标学习先进地区；县直部门围绕主责主业选定本系统标杆；镇街立足自身定位锁定赶超目标。深入开展“对标先进差什么、缩小差距做什么”大讨论，分层级形成问题清单，坚决破除经验主义、路径依赖的思维桎梏。二是公开承诺强监督。各单位将对标任务细化为具体事项，形成可量化、可核查的承诺清单，通过适当渠道向社会公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细化梳理20条措施，实行台账推进、节点销号，把对标从“思路”落到“任务”、从“部署”落到“进度”，推动承诺掷地有声、落地见效。三是比学赶超争一流。组织赴对标单位实地考察，建立动态跟踪机制，滚动更新学习内容。开展“互评、互比、互学”活动，将对标成效放在实践检验和群众评价中衡量，重点看有没有形成突破性变化、实质性破解堵点、形成可推广经验。年度总结盘点，选树标志性成果，营造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

提能塑形练内功，在精进笃行中打磨实战本领。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树牢实干实绩导向，构建“系列专题培训、十个领域专训、一线练兵、比武晾晒”体系，培养具备专业知识、专业思维、专业能力的“三专”干部队伍。一是强化适配性选用。坚持在基层一线识别干部，既看工作实绩，也看人品作风，既看资历经历，也看人岗适配，畅通干部“能上能下”渠道。通过精准考录和灵活聘任，引进一批“招来即用”的急需紧缺人才，让想干事的有机会、能干事的有舞台、干成事的有地位。二是开展“短实新”培训。围绕安全生产、舆情处置、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举办专题培训班。开展“局长上讲台”“科长讲业务”活动52场，培训万余人次，推动干部精进业务、成为行家里手。组织年轻干部与“企二代”同堂培训，推动政企共学、同题共答、双向赋能。三是组织跨岗历练。打破部门壁垒，精准匹配专业化干部，健全干部交流长效机制，由“一把手”结对指导60名年轻干部，轮岗交流30名干部。选派优秀干部进专班、到一线，让干部在不同岗位、不同环境中换思维、强本领、增阅历，在实践实干中淬火成钢。

激浊扬清树正气，在正风肃纪中严明纪律规矩。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强化法治思维，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以优良作风振奋精神、赢得民心，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一是聚焦依法行政。深化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严格执行合法性审查协审机制和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深化“综合查一次”改革，推广“执法+服务”融合机制，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二是聚焦正风肃纪。完善问题线索收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风险排查，及时纠治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风腐同查同治，既严查违纪违法问题，也深挖背后的作风顽疾，持续强化惩治震慑效应。深化以案促改，紧盯农村集体“三资”问题、医保养老、食品安全等领域开展系统施治，推动源头治理、标本兼治。三是聚焦廉政教育。集中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针对不同群体量身定制“警示套餐”，实现精准滴灌、分类施教。深化拓展“清廉+”活动，开展廉洁文化作品征集巡展、小戏小剧展演，营造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通过“每季一主题、每月一警示、每周一提示”，让清廉意识深入人心，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作者系山东省平邑县委书记）

跟着古典诗词去旅行

展读古典诗词的书卷，仿佛打开了一张张穿越千年的旅行指南，当我们亲临诗人所经之地，脑海中浮现与此地相关的诗句，山水便有了性格，风景也有了温度。南宋诗人杨万里曾云：“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四首》其二），今天的我们如果跟着诗词去旅行，就不仅是看沿途的风景，还是在回望历史、触摸情感，更能安顿身心、提升境界。

领略绿水青山之美

中国的古典诗词中多有描绘壮丽山河的佳句，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旅途，那短小精悍的诗词仿佛就是我们眼前视觉盛宴的注脚，“深知壮观增诗律”（陈与义《周尹潜雪中过门不我顾遂登西楼作诗见寄次韵》）“独将佳句了山川”（陈与义《题向伯共过峡图二首》其一）。

当我们走进西北大漠，吟诵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天地辽阔的景象让我们的心胸也随之开阔；当人们来到黄河岸边，想起李白笔下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也会被黄河奔腾向前、一往无回的壮观景象所折服。而江南的美，则是细腻而柔和的。小桥流水，乌篷轻舟，白墙黛瓦，细雨如烟。白居易在《忆江南》中的名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若还是泛写江南之春，那么刘嗣绾《自钱塘至桐庐舟中杂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就让人们能够真切感受此地全方位的艺术浸染。“景到严陵自不凡，幽清如画始开函”（李渔《七里溪》）嘛！

品味山水田园之乐

以书写自然风光、乡村景物以及从容自洽的生活见长的山水田园诗中，往往寄托着诗人的人生理想。“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孟浩然《过故人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二）……山水田园之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我们走入这一幅幅产业兴旺的“农家乐”，“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陆游《游山西村》）、开启生态宜居的乡村游，这些“新农人”不仅演绎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王维《渭川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的动人乡村故事，更在为守护生态宜居的家园付出努力与坚守。“风烟绿水青山国，篱落紫茄黄豆家”（杨万里《山村》），山水田园间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画面，构建起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壮美画卷。“无限田园乐，长歌陶令辞”（安希范《削籍东归留别秣陵诸相知》其四），中国历代山水田园诗中书写的山水田园之乐所代表的历代中国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今日的神州大地变为现实。

感受节义丹心之气

诗词不仅记录风景，也承载诗人的精神品格。跟着诗词去旅行，在寻访名士遗踪中抵达我们的精神原乡。安徽泾县的桃花潭边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黄鹤楼上可见“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样的友情跨越千年依然令人向往。

诗词不仅表达个人情感，也承载着诗人推己及人、心系天下的情怀。到了成都，“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武侯祠的游客们自然会由杜甫的《蜀相》联想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精神；到了西湖，袁枚《谒岳王墓》“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也值得人们从西湖美景到西湖内涵的不断探究。走进白鹭洲书院，人们除了领略李白诗中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登金陵凤凰台》）的图景，恐怕更会想到曾在此受教的“唯有一腔忠烈气，碧空常共暮云愁”的文天祥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跟着诗词旅行，是在名士游历、名篇创作、精神腾跃之地，沉浸式体验一个民族的浩然正气与担当精神。

体悟人间烟火之暖

真正地“跟着诗词去旅行”，并不仅仅是走遍山川大河，更是时刻保有一颗诗心，于平凡中诗意地生活。走进绍兴沈园，“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陆游《沈园二首》其一），陆游与唐琬那份爱而不得的痛楚，让满园的春色都染上了哀愁。而漫步衢州常山，也一定会被曾几《三衢道中》的“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所感染，旅程中又增添了几分对自然界的关爱。

诚然，旅行在外，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家”的意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其一），当我们在外奔波后再回到生养自己的土地，听到熟悉的乡音，这两句诗便直击我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当我们身处远方，看见一轮明月，不由自主地吟出“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月夜忆舍弟》），月亮便不只是自然景物，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苏轼说“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陈与义说“南北东西底非梦，心闲随处有真游”（《次韵答张迪功坐上见贻张将赴南都任二首》其一），可见日常生活中一餐饭、一盏茶、一阵风、一场雨，都可以唤醒诗意：做饭时，是“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甫《赠卫八处士》）的烟火温暖；种花弄草时，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其五）的心灵休憩。

中国古典诗词中蕴含着无数山川风物和诗人们的身世经历、情感抱负、理想志意，许多地方因为诗词而被赋予了更深的意义，“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待到我们用脚步丈量山河，用心灵触摸历史时，那些深植于心底的诗词便如同文化密码一样被瞬间激活。“只是征行自有诗”，真正的旅行，从来都不只是脚步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时刻保有一颗诗心，且歌且行，无论身处何地，境遇如何，都能眼中有景，心中有诗，灵魂有家。

（作者系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那张椅子那棵树

那张椅子，是焦裕禄办公坐过的藤椅，现存河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那棵树，是焦裕禄当年亲自栽下的泡桐树，如今挺立在焦裕禄纪念广场，参天耸立，人们称它为“焦桐”。

我终于来了，驱车1200余里，从家乡江苏省射阳县来到河南兰考——焦裕禄当年工作、生活过的地方，只为看这张藤椅，看这棵树，了却一桩心愿。

走进纪念馆，我终于见到了著名记者穆青笔下焦裕禄用过的那张藤椅。椅子右侧有一个明显的破洞，那是焦裕禄身患肝癌疼痛难忍时，用搪瓷茶缸盖子顶住身体右边疼痛处留下的痕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个茶缸盖就这样在藤椅上顶出了一个洞。我站在椅子前，仿佛看到了焦裕禄忍着剧痛伏案工作的身影，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

我伫立良久，凝视着那个洞孔，它不言不语，却诉说着无数个深夜：灯光下，一个佝偻着身躯批阅文件的身影。一阵阵隐忍的疼痛钻入藤缠竹节，织进了时光，成为永不消逝的印记。我看到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胸前的党员徽章又鲜亮沉甸了几分。

第一次知道焦裕禄这个名字，是在1966年。当时我只有12岁，才上小学三年级，见到报纸上穆青等记者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把焦裕禄读成了“焦俗禄”，是老师告诉我裕字读错了。从那时起，焦裕禄这个名字就深深埋在了我心底。

后来，我教中学语文，也教过这篇文章，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故事，深深打动着我和学生，撞击着我的心灵。焦裕禄全身心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和老百姓一起栽泡桐，在生命最后一刻叮嘱，“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我教学时激情难抑，热泪盈眶。

焦裕禄踏踏实实搞调研，在兰考的475天，走遍全县1600座沙丘，全县140多个大队他去了120多个。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更让我感觉他不仅有一颗赤子之心，还十分注重把感性上升到理性，是一位有较高理论水平的领导干部，我从内心里仰慕他，觉得他确实是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精神影响了几代人。有时间，我一定要去河南兰考，看看焦裕禄坐过的那张藤椅，看看他亲手栽下的泡桐，听听他“政声人去后”的口碑，这是我几十年前就有的心愿。

走出纪念馆，我来到焦裕禄纪念广场。那棵“焦桐”高大挺拔，树冠如盖。树下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干部，正在认真聆听工作人员讲解焦裕禄事迹。他们神情肃穆，边听边记。还有人在此对着党旗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或重温入党誓词。我站在“焦桐”前，整理好衣冠，向“焦桐”也是向焦裕禄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我敞开双臂，紧紧抱着“焦桐”树干，测量这棵大树的外圆长度，感受它的体温。经过测量，圆周是三庹半，算下来应有五米多。我伸手抚摸，树皮粗糙而温暖，仿佛还能感受到60多年前那双手的温度。

望着这片焦裕禄曾经战斗过的土地，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60年前那个读错您名字的小学生，如今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但焦裕禄精神却依然年轻，依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张带着破洞的藤椅，这棵参天的“焦桐”，都在诉说着一个共产党人对人民的赤子之心，都在见证着人民对好干部的永恒怀念。这次，来的不是我一个人，我还带着女儿一家人。女儿为我拍了许多照片，我告诉孙辈们，这位焦书记，他是党的好干部，也是天下第一等好人。

穿行兰考大地，我追寻焦裕禄的足迹，遍地泡桐，绿荫匝地，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焦书记永远和我们在一起，他一刻也没有离开。我的耳畔，仍忘不了纪念馆中讲解员的声音。当年的兰考，九曲黄河的最后一湾，灾害频仍，全河南省最穷的县份，老百姓纷纷从火车站外出逃荒，焦书记心急如焚，他立下誓言“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最终奉献了一切。

如今我明白了，最好的教育不是重复别人的话语，而是传递真实的感动。如果我能返老还童重登讲台，再教“焦裕禄”一课时，我要告诉学生们：我曾站在那棵树下，抚摸过那棵泡桐的纹理；我曾凝视那把破藤椅，仿佛看见了一个备受折磨又愈发高大的身影。英雄不是课文中的铅字，而是曾经活生生的存在过的人。

我终于看到了那张椅子，看到了那棵树。破椅提醒我们什么叫不忘初心，大树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人民心中的永恒！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必然随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活动的日益拓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胆魄和勇气，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

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升华凝练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坚持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管党治党摆在治国理政全局至关重要的位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反腐败斗争，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向纵深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从根本上扭转了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使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有力，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成功开创和推进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保证。

正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在破解百年大党独有难题的创新创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明确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重要概念，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从制度上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的十九大鲜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原有党的“五大建设”调整扩充为“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新布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明确了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党的二十大从七个方面部署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任务，提出“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重大课题，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重大举措。特别是202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以“十三个坚持”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2024年1月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提出以“九个以”实践要求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正是在党的建设的丰富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深化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来自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生动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党的建设重大问题的卓越理论创造和重要实践创新，镌刻着新时代管党治党强党的鲜明时代印迹，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强大理论生命力。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职责。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创作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许多经典文献，解决了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过程中，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运用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际，创立了一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各党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探索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形成了完整的列宁建党学说。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提出和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加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注重从制度上建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形成了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重大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教育全党要学习党史，特别是学习传承好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

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吸收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理论精华，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经验，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党的建设特别是管党治党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从党的建设时代课题看，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使党的理论建设重心置于怎样为党的长期执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南上来。从提出政治建设的布局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政治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之中，并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使党的建设立起了“纲”、有了“魂”。从提出管党治党体系化理论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了建设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系统理论，提出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把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从抓作风入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开创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等一整套管党治党理论和方略，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达到了新高度。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蕴含着革故鼎新的创造精神、民为邦本的人民情怀、正心明道的修身哲学、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实现了对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推进党的建设注入文化生命力。

从为政以德、以上率下看，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提出“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引用“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等古语，强调理想信念是关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党员干部要立大志、明大德、守大义。引用“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明确选人用人要解决“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这三个问题，切实把党的干部工作做好，指出从严治吏最关键的就是严厉惩治腐败，强调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芒”的古训，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从小事小节上严起，注重在防微杜渐中加强修养、明心正道。

从民为邦本、执政为民看，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古语“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善为国者，顺民之意”，引用《尚书》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道理，告诫党员干部要牢记党的性质宗旨，加强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党员干部要懂得“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的道理，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首先要从政治上看，才能看得更明白，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

从知行合一、自我革命看，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文化中关于实事求是、正心明道、知行合一的名言警句，强调我们党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坚持永远吹冲锋号，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讲古人勇于改过、自我净化的思想，强调“要在自我净化上下功夫，通过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不断纯洁党的队伍，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形象地告诫党员干部“治病救人，哪能不吃药，对那些顽症须下点猛药才行，对有病毒扩散风险的肿瘤还得动刀子”。引用“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的古语，强调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要坚持问题导向的基本道理。

从监督权力、惩贪治腐看，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等古语，强调“腐败是最容易颠覆政权的问题，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权力”“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制度建设既要“禁于未然之前”又要“禁于已然之后”等。这些对形成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思想性、创新性和感染力，就在于其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具有深远的思想智慧、深刻的道理哲理。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

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崇高政治理想、高尚政治追求、纯洁政治品质、严明政治纪律，是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政党类型。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注重传承、维护和强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优势，又注重镜鉴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管党治党强党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从苏共垮台等历史事件中汲取教训，在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中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力。他指出，“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九十多年历史、连续执政七十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这些对全党是极为重要的教育警诫，也是管党治党的长鸣警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采取的很多重要举措，就汲取了包括苏共垮台等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过程中的反面教训。比如，为防止和解决政治观念淡薄、政治纪律松懈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管党治党坚持从政治上看、在政治上抓，强调“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特别是把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来抓，列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从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等七个方面逐一强固政治根基，形成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科学体系和工作思路。比如，为防止党员队伍在理想信念上出问题、在精神上缺“钙”，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不断拧紧思想上的“总开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权力观。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科学体系，无论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还是“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和根本之策、“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是全面从严治党需要牢牢牵住的“牛鼻子”，既有我们党立足自身实际不断探索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需要我们随着学习推进不断深化理解和领悟。

（执笔：汤俊峰）

全球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态势与布局策略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产业作出系统性、战略性部署，提出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里提及的未来产业，核心正是以重大原创技术为支撑、具备颠覆性变革潜力的前沿未来科技产业，是未来产业体系中最具成长性、竞争性的核心板块。当前，人类正处于科技发展的历史性交汇期，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太空探索为代表的前沿未来科技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格局。这类前沿科技不仅代表人类对未知领域的深度探索，更是大国综合实力竞争的核心主战场。在这一背景下，精准研判全球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脉络，明晰其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价值，统筹构建前瞻、系统的发展布局策略，对抢占全球发展制高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深远现实意义。

前沿未来科技产业的多重价值与加速发展态势

前沿未来科技产业是基于重大科学发现或技术集成，具有颠覆性潜力，能够催生全新业态、重塑产业格局，并对未来经济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科技集群及其产业化方向。作为科技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方向、经济增长接续核心动能，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国家长远发展主动权。综合来看，其战略价值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具有前瞻性和先导性作用。前沿未来科技产业的发展常常领先于市场需求，能够主动创造全新消费与产业需求、开辟增量市场空间。脑机接口技术可能引领全新的医疗康复和人机交互产业；太空互联网正构建覆盖全球的新型通信基础设施，催生规模庞大的太空经济新业态。这种先导性体现在对产业发展方向的牵引和未来生活方式的塑造上。

二是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作用。前沿未来科技产业的竞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国际话语权。在全球化竞争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成为大国战略必争之地，能否掌控将深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掌控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的制高点，意味着掌握了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的主导权和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三是具有颠覆性和基础性作用。此类技术颠覆创新往往会引起其他产业变革，是产业升级与创新基础底层支撑。先进材料颠覆创新，会从基础层面引发高端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产业变革；量子计算可能重新定义密码学、药物研发与复杂系统模拟的计算范式；人工智能则作为通用使能技术，渗透至研发、生产、服务全链条。它们构成了未来生产力跃升的新型基础设施。

当前，我们正经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化与加速期，其驱动力主要来自：一是多学科交叉汇聚，极大缩短了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应用的周期，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拓展人类认知边界；二是数字化、网络化基础日益坚实，为复杂技术的迭代与扩散提供了平台；三是全球主要国家将科技创新提升至国家战略核心，投入巨资并展开激烈竞争。这些因素共同推动前沿未来科技产业从“点状突破”走向“群体迸发”，从“实验室探索”加速迈向“产业化应用”，发展速度远超以往任何时期。

全球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主要特征

放眼全球，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具身智能、太空互联网、先进能源等各类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加速落地，各国产业布局、技术攻关与商业化实践呈现出一些共性鲜明特征。

一是技术融合创新成为主流范式。单一技术突破难以形成颠覆性产品，多技术交叉融合成为创新源泉，前沿技术呈现加速突破、交叉融合和群体跃升态势。例如，“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加速新药与合成生物研发；“量子计算+材料科学”助力发现新型超导材料；“脑机接口+AI”提升信号解码与交互智能水平。技术集群的协同效应日益凸显。

二是研发与应用双轮驱动，迭代周期急剧缩短。得益于强大的算力、开源平台和海量数据，前沿技术的研发模式从线性走向闭环快速迭代。大型AI模型通过实际应用反馈持续优化；商业航天公司通过高频次发射快速验证并改进火箭技术。实验室与市场的边界日益模糊。

三是政府主导下的科研体制与市场生态协同并举。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国家量子倡议法案》等强化国家战略投资；欧盟通过“地平线欧洲”计划聚焦关键领域；我国亦在多个领域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同时，风险投资、大型科技企业深度参与，形成了“国家战略引导—大企业引领—初创企业活跃—资本市场助推”的立体生态。

四是伦理、安全与治理问题前置化、全球化。面对AI偏见、基因编辑伦理、脑隐私、太空资源分配、量子安全威胁等挑战，主要经济体均在技术发展初期即着手制定伦理准则、安全标准和监管框架。相关议题已成为国际多边机制的重要议程之一，规则制定权争夺日趋激烈。

五是人才争夺白热化，成为竞争核心焦点。顶尖科学家、工程师及跨学科复合型人才是稀缺资源。各国通过优化移民政策、设立国际研究项目、提供顶级科研条件等方式全球引智。企业间的人才争夺更是达到空前高度。

六是开源开放与知识产权保护并存。在AI、生物信息等领域，开源社区加速了技术扩散与协作创新。但与此同时，围绕核心算法、关键工艺、基础专利的竞争与保护也更加严格，形成“底层开放、上层闭环”或“核心保护、外围开放”的复杂格局。

七是基础设施建设竞争升级。争夺的不仅是技术，更是支撑技术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AI算力网络、量子通信网络、太空互联网星座、生物安全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比如，美国政府推出“创世纪计划”，整合国内超级计算机与数据资产以生成科学基础模型，并为机器人实验室提供技术支持，重点领域涵盖先进制造业、生物技术、关键材料、核裂变与聚变能、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和微电子学及太空探索，旨在利用AI加速科学研究的重大国家计划，该计划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与基础科学突破。这些设施是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的“底座”，投资巨大且具有先占性。

八是地缘政治因素深度嵌入科技产业发展。技术民族主义抬头，供应链安全、技术标准、数据流动等问题与地缘战略紧密捆绑。部分领域出现技术体系、供应链乃至市场“平行化”的风险，全球化研发合作面临新的挑战与调整。

总之，全球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已呈现出融合加速、生态竞争、治理先行的全新阶段，各国围绕这些领域的综合竞争，本质是国家创新体系效能、战略布局能力与制度适应性的综合较量。

系统性谋划与推进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

面对全球竞争态势与历史性机遇，我国必须坚持前瞻布局、系统谋划、重点突破、生态培育，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结合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我国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强化顶层设计与动态研判，实施“非对称”赶超战略。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在国家层面建立跨部门的前沿未来科技产业战略规划与协调机制。依托专业机构，持续开展全球技术趋势预见与产业风险评估，科学论证技术路线，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立足客观条件，避免“全面跟随”，而是基于我国自身优势（如场景丰富、工程化能力强、产业链完整）和未来需求，在若干关键赛道（如人工智能应用、新能源体系、空天科技、生物制造）集中资源，力争形成领先优势。发挥比较优势，在部分“无人区”敢于率先探索，定义技术范式。同时，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联动发展，防止单兵突进。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构建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优化国家科研项目布局，加大对高风险、长周期前沿探索的支持。改革评价机制，鼓励“十年磨一剑”的原始创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核心攻关作用，同时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畅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孵化—市场应用”的全链条，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梗阻。

打造世界级产业生态与特色产业集群。围绕重点领域，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群落。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成渝等区域，依托现有优势，布局建设若干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先导区或示范区，促进创新要素集聚和产业链协同。大力发展面向前沿未来科技产业的科技金融服务，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入。

实施更加开放包容的国际人才战略。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培养好”方面，改革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强化跨学科培养，储备前沿未来科技产业所需的战略科学家、卓越工程师和高技能人才。在“引得进”方面，完善外籍顶尖科学家、工程师来华工作的便利化政策和长期居留制度，建设国际社区和一流科研环境。在“留得住、用得好”方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建立以信任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

前瞻布局新型基础设施与标准规范体系。统筹规划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量子保密通信干线、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生物数据库等重大设施。鼓励地方和企业参与投资建设。同时，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标准制定，在人工智能治理、数据安全、生物伦理、太空活动规则等领域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主张，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优势、规则优势。

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敏捷治理框架。坚持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并重。对快速发展的领域（如生成式AI、脑机接口），探索建立“监管沙盒”、敏捷治理和伦理审查机制，在保障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创新留足空间。加强科技安全预警与应对能力，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韧性。

对我国而言，全球前沿科技变革既是严峻挑战，更是推动产业全面升级、建设科技强国的重大机遇。我们要立足国家发展全局，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同时激活市场活力、培育多元创新生态。既要深耕基础研究、人才培育、基建建设等根基，也要大胆探索前沿领域、开辟全新发展赛道。坚持系统谋划、久久为功，方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掌握发展主动权，让前沿科技产业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动力。

破解同行评议的结构性困境

作为现代科研体系不可或缺的质量管控制度，同行评议历经数百年发展，已然成为筛选学术成果、把控科研水准、维系学术生态的基础性制度，在全球学术出版与科研评价体系中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近年来，一些顺利通过同行评议流程、刊载于包括国际顶级期刊在内的论文，被曝出存在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问题。这接连出现的学术不端的案例充分说明，即便经过多轮评审把关，学术造假论文依旧能够顺利见刊，乱象不能完全归咎于科研人员个体学术诚信缺失，传统同行评议机制失灵也是重要诱因，推进评议体系迭代升级已势在必行。

复盘相关学术不端案例能够形成两项关键认知：一是科研从业者无论学术资历深浅，都存在突破学术伦理底线的可能性，不存在天然的学术道德免疫；二是顶级期刊经过规范流程刊发的论文，无法完全规避科研瑕疵与数据造假，期刊层级不能等同于论文学术严谨度。抛开科研人员个体学术诚信缺失的因素，学术造假的核心根源在于利益驱动，个别科研人员为在学术领域获得丰厚学术资本，进而换取名誉、地位与实际利益，不惜背弃学术诚信铤而走险。学术不端主要分为伪造、篡改、抄袭三类，简称FFP。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低门槛的抄袭行为极易被识破，学术造假逐渐转向隐蔽性更强的伪造、篡改数据等形式。倘若学术造假的违规违法成本始终低于投机收益，便总会有人受利益驱使触碰学术红线。回到核心问题，那些被学术界奉为圭臬的顶刊，刊发文章必经层层评审，为何造假文章仍能顺利发表？学术界用来把控文章质量的同行评议机制为何频频失灵？单纯惩戒涉事作者只能治标，进一步优化升级论文评审机制，才是从根源化解乱象的关键。

同行评审（Peer Review）制度起源于17世纪英国皇家学会。最早的同行评审实践可追溯至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全球首本科学期刊《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由首任秘书长亨利・奥尔登堡（Henry Oldenburg）负责编辑，他邀请学会会员审阅来稿、判定刊发资格，这也成为同行评审制度的雏形。该机制在19世纪逐步成型，至20世纪中后期被全球科技界广泛采纳。客观地说，同行评议作为一种质量把关机制，在科学的建制化初期以及整个小科学时代对于科学的健康与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大科学时代，知识的生产方式与小科学时代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很多新情况是原有的同行评议无法胜任的。历经300多年发展，同行评议的核心架构始终未曾作出实质性革新，早已出现滞后脱节问题，无法贴合当代科技发展需求，评审失效成为必然。那么传统同行评议机制失灵的核心原因究竟何在？

从架构层面来看，传统同行评议是由作者、期刊、评审人构成的封闭式短链运行模式，整个评审流程仅局限于科学共同体内部，缺乏外部力量监督约束。这种封闭架构极易滋生机会主义乱象，作者与期刊、作者与评审人、期刊与评审人之间极易滋生利益纠葛与主观偏好，各类人情往来、利益勾兑潜藏于评审各个环节。

科学社会学相关研究早已证实，“承认是科学界的硬通货”。学术领域内的行业认可是科研人员发展的重要依托，而论文的发表恰恰是获得承认的最关键环节。这就使得部分作者为顺利刊发论文，刻意迎合期刊刊发偏好调整论文的结构与叙事方式，去改写论文逻辑、调整研究结论，不是纯粹做客观科研，而是顺着学术规则“搭建”出容易发表的知识，这就导致知识的建构论主张大行其道，在这种建构过程中就会渗入更多的社会因素，甚至滋生学术不端行为，更是出现了顶刊影响学术发展方向的情况。回到评审人与作者之间的关系，除了会遭遇熟人困境之外，还面临另一种结构性困境，即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抛开利益考量，同行评议的质量取决于参与评议同行的水平。如果被评审文章的水平远高于评审人的水平，那么这篇文章很可能由于评审人的认知局限而被毙掉，很多时候不是出于道德上的恶意，而是由于评审人的水平与认知的硬性约束。客观地说，大多数同行评议的结果，只能保证被评审文章的水平维持在平均线以上的有限高度内，这是由同行评议的内在结构决定的。它存在的最大意义，就是保证科研整体水平不下降，至于能不能真正推动科技向前突破，已经超出了它的能力边界。

在学科高度分化与知识快速迭代的当下，传统同行评议的结构性困境愈发凸显。该制度是针对小科学时代知识生产方式设置出来的。面对少量的知识产出，同行评议完全可以胜任文章质量把关人的角色，这种科技共同体的相互协作甚至无需向评审人支付评审费。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质的不同，学科越分越细，小同行也随之越分越少，诸多前沿突破性研究甚至没有对口评审专家，只能用粗糙的大同行来完成这个评价任务，大量前沿学术观点、创新研究成果早已超出大同行的能力范围，同行评议自然难以发挥实效。更有部分评审人因对研究领域陌生，导致其为了评审而评审，随意提出修改意见，作者又不得不对评审人的每条不论合理与否的意见逐一作出回应，极大耗费科研精力。长此以往，同行评议逐渐沦为阻碍创新的桎梏，不少业内学者直言，很多极具颠覆性的创新思路都止步于同行评审，学术界早已深受传统评审机制束缚。

同行评议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学术质量把关机制，在科学的形态完成从小科学向大科学转变的当下，其结构亟须发生改变，否则将迅速沦为退化的结构。立足大科学时代知识生产特征，在新的成熟结构没有出现前，对原有结构进行升级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进策略。笔者认为：构建一种长链开放的同行评议结构，是破解评议失灵、遏制学术投机的重要路径，将大幅改善评审质量与提升作者专注度，并能进一步遏制机会主义的泛滥。知识生成过程中涵盖多元主体与各类客观要素，此类主体与要素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评审流程。该结构以作者、期刊、专业评审人为核心，联动科学共同体与网络舆论，形成开放长效的长链评审模式。外部出现的学术打假就是由新结构中的延展共同体与网络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知识的消费者也是监督的一环（广义的外部同行评审的一种），由于结构是开放的、打假人来自延展的科学共同体，这个延展共同体形成对传统的狭义同行评议机制的二次评审，相当于在原有的同行评议结构的外层又嵌入了一个全天候、全方位的评审机制。它会对作者、期刊、评审人等形成一种更持久的检视与监督压力，由于整个社会与网络参与进来，在这个开放的分布式结构上，任何科研主体内在的机会主义倾向都将被巨大的潜在沉没成本有效阻挡与遏制。

具体而言，构建新同行评议结构短期内可以从如下几点切入。其一，优化评审人员激励体系，推行有偿审稿制度，实现权责、付出与收益相互匹配，调动审稿人履职主动性，夯实首轮评审质量。当下学术论文刊发数量早已远超以往，学术审稿耗时费力，评审人员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理应获得合理劳务报酬。不少问题论文顺利刊发，正是退化的评审结构、无偿审稿催生的评审敷衍懈怠，加之投稿人员投机取巧三方叠加导致的结果。其二，清晰划定评审人员工作职责与评审范围，明确评审主体与评审标准。评审人员核心工作是研判研究课题的创新观点、研究方法、实验设计是否科学合理，论文格式、文字部分等基础性工作，应由期刊专职编辑负责。需要明确的是，评审人无需全程复核验证论文所有研究结论，也没有义务重复开展论文相关实验，彻底的数据核验并非评审人员的核心职责，仅凭单一环节同行评审，本就难以彻底排查深度隐蔽的数据造假。正因如此，单纯依靠原有大同行评审模式无法堵死学术不端漏洞，推进评审精细化改革成为必然路径。其三，组建规范严谨有约束力的小同行，推动宽泛化的大同行评审向精准化的小同行评审转变。明确评审主体是完善同行评议机制的核心关键。各期刊需结合自身办刊方向与学科特色，聚拢细分领域专家，依靠精准小同行提升造假甄别能力，最大限度压缩刻意篡改、伪造数据蒙混过关的概率，弥补大同行跨领域评审辨识能力不足的短板。其四，为了避免陷入小圈子的熟人困境，设立评审人的征信机制，将评审履职情况同步通报其所在单位，设立优秀评审人才表彰机制，形成一种实质性正面激励与反面约束。针对失职失责评审行为，划定明确惩处准则。在体系转型过程中，若评审人员出现审稿敷衍、偏袒徇私等评审不端行为，将会受到行业声誉、学术口碑等多重约束，一经查实纳入学术征信黑名单，联动所在单位予以追责，直接影响其后续学术发展，这些来自短期与长期的影响会约束评审人的行为选择。传统同行评议最大的漏洞便是奖惩机制缺失，匿名审稿模式下，评审质量优劣不会对评审人造成实质影响，顶多“未来不评就是了”，难以倒逼其认真履职。改变后的评审结构在明确评审人责权利的背景下，更强调评审质量终身要受到整个社会的监督。

推动新能源固废利用健康有序发展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阶段，也是新能源产业由规模领先迈向质量引领、由产品出海迈向规则引领的关键窗口期。近年来，我国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但随着风电、光伏、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新能源产品大规模应用，退役设备和新型固体废物将进入集中释放阶段。未来几年，这些新能源装备将陆续进入集中退役期，相关废弃物处置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退役风电叶片、光伏组件、动力和储能电池中蕴含玻璃纤维、树脂、高纯硅、银、铜、铝、锂、钴、镍、稀土永磁等大量有价材料，是重要的再生资源“富矿”。因此，新能源固废处理，不仅是简单的末端处置问题，而是事关生态环境安全、关键矿产资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全球绿色治理话语权的重要系统工程。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在确保固体废物零进口前提下有序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为此，应提前谋划布局，推动新能源固废高值化、规范化、规模化利用。

坚持绿色发展导向，推动新能源产业实现全生命周期闭环。新能源产业本身承担着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使命，其发展也应坚持全生命周期绿色化要求。风电叶片复合材料不熔不溶、自然降解难度大；光伏组件若拆解处置不规范，可能带来材料浪费和环境风险；退役动力电池、储能电池若流入非正规渠道，既可能引发安全和污染隐患，也会造成锂、钴、镍等战略金属流失。这就要求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出发，把新能源固废治理纳入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和新型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推动治理理念从“末端处置”向“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从“低值消纳”向“高值再生”转变，从“被动应对退役潮”向“主动开发城市矿山”转变。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协同推进，推动退役风电、光伏、电池等产品从设计、制造、销售、使用、退役到回收利用全过程闭环管理，让绿色产业真正形成绿色闭环。

聚焦资源安全，把新能源固废转化为战略资源保障能力。关键矿产是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新能源装机规模、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储能应用规模持续扩大，锂、钴、镍、稀土、银、铜、铝等资源需求不断增长。我国目前新能源相关关键矿产对外依存度较高，随着国际矿产价格波动、地缘政治风险、供应链不确定性叠加，新能源产业安全稳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新能源固废不是产业负担，而是重要的潜在战略资源。把退役新能源产品资源化利用摆在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重要位置，推动形成“原生矿产开发利用+再生资源循环供给”协同支撑的新格局。依托退役风电设备、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系统提升关键材料回收能力，提升国内二次资源供给水平，降低对原生矿产的单一依赖。同时，高度重视我国新能源产品出口后在海外市场形成的退役资源潜力。在严格遵守我国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和国际环境治理规则的前提下，探索符合标准的再生原料、再生材料和资源化产品国际循环利用路径，严防以再生资源名义变相进口固体废物，推动全球资源循环利用与国家资源安全保障有机衔接。

强化科技创新，突破高值化利用关键技术瓶颈。新能源固废循环利用的核心在技术，难点也在技术。当前，风电叶片复合材料高值化再生、光伏组件精细拆解与高纯材料回收、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安全拆解及高纯度提取等方面仍存在技术瓶颈。一些领域仍停留在破碎、填埋、低值建材化利用阶段，材料价值释放不充分，产业化应用水平有待提升。需坚持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围绕自动化拆解、低能耗分离、高纯度再生、污染协同控制、再生材料性能重构等重点方向，组织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和用户单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有组织科研攻关。把人工智能作为提升新能源固废循环利用能力的重要赋能技术，推动大模型、机器视觉、智能传感、数字孪生和工业机器人深度应用于退役新能源固废的回收。加快建设国家级新能源固废循环利用技术创新平台、中试验证平台和工程示范基地，打通从基础研究、工艺装备、场景验证到产业应用的创新链条。

健全协同体系，提升新能源固废规范化循环能力。新能源固废循环利用涉及生产企业、运营企业、回收企业、拆解企业、材料企业、装备企业以及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链条长、环节多、区域分布广，必须强化系统观念，推动上下游协同、跨区域协同、跨部门协同。要进一步压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健全退役设备处理责任机制，推动风电、光伏、电池生产企业在产品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可拆解、可回收、可再生要求，提升绿色设计水平。鼓励央企、行业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发挥带动作用，围绕重点区域、重点园区和重点品类，建设一批规范化回收分拣中心、专业化拆解基地、高值化利用示范工程，培育一批技术先进、管理规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循环利用骨干企业。加快建立覆盖产品编码、流向追踪、拆解利用、再生材料去向和环境风险管控的数字化监管平台，探索推广产品数字护照制度，实现关键材料全生命周期动态追踪。强化部门协同监管，依法打击非法拆解、违规转运、低水平处置和虚假回收等行为，形成规范有序、集约高效、价值共生的产业生态。

完善标准制度，以规则优势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当前，全球新能源固废回收利用仍处于规则形成和标准竞争的重要阶段。谁能率先建立科学完善、国际认可的技术标准、认证体系和绿色核算规则，谁就能在未来绿色产业竞争中掌握更大主动。加快完善我国新能源固废循环利用标准体系，围绕退役风电叶片、光伏组件、动力电池、储能电池等重点品类，制定拆解、检测、分级、运输、梯次利用、再生利用、污染控制、碳足迹核算、再生材料质量评价等标准规范。推动标准、认证、监管和市场应用协同发力，建立再生材料质量认证、绿色产品认证和碳减排效益评价机制，提升再生材料市场认可度和应用比例。加强国内标准与国际规则衔接，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相关工作，主动提出新能源固废资源化利用国际标准方案。坚持技术、标准、装备、服务一体化推进，以标准输出带动产业输出，以规则参与提升价值链地位。

拓展全球布局，以绿色循环提升国际话语权。我国是“新三样”生产大国、出口大国，也应成为新能源固废绿色治理方案的重要贡献者。随着我国新能源产品走向世界，未来退役固废将在海外市场逐步产生。需顺应全球新能源产业链重构趋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建立覆盖重点出口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回收网络。依托海外经贸合作区、境外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海外渠道，布局区域性回收分拣中心、初级拆解基地和合规处置能力，探索“海外回收+原位处理+合规转运+国内精深加工”的闭环模式。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华裔新生代融通中外、熟悉当地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联结产业资源与社会网络的独特优势，支持华商企业参与新能源固废回收网络建设、绿色技术推广、标准认证对接和本土化运营服务，推动中国优势产业、优势技术、优势标准更好走向海外、融入当地、服务全球。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重点出口国在环保、海关、商务、标准等领域的沟通对接，建立政策对接、标准互认、信息共享、执法互助机制，帮助合作国提升新能源固废治理能力。通过输出先进技术、装备、标准和治理经验，推动形成公平合理、开放包容的全球新能源固废治理合作格局，彰显负责任大国担当。

强化政策支撑，推动循环利用由试点示范走向规模发展。推进新能源固废循环利用，必须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加强顶层设计，将新能源固废循环利用纳入循环经济、资源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等“十五五”时期相关专项规划，明确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工具。建立新能源固废重点品类目录和退役规模动态监测机制，选择风光大基地、汽车产业集聚区、储能应用集中区和外贸出口重点地区开展综合试点。完善绿色金融、税收优惠、政府采购、产业基金等政策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回收网络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高值化利用项目。探索再生材料优先应用机制，推动再生材料在新能源装备、交通运输、建筑材料、电子电器、高端制造等领域扩大应用，打通资源循环利用的市场出口。同时强化法治保障和风险防控，完善环境准入、污染控制、安全生产、运输管理和信息追溯制度，坚决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和环境风险转移，推动新能源固废循环利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暨南大学校长）

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人与自然关系优化

随着全球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超大特大城市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城市空间形态。在土地资源约束、空间开发高强度的背景下，城市生态系统碎片化、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弱化、人与自然疏离等生态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超大特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挑战。

目前我国超大特大城市在追求高效且集约式发展过程中，生态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的要求仍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城市生态空间碎片化，生境连通性不足。随着超大特大城市开发强度不断加大，自然生境呈现一定程度的空间分割趋势，城市中的绿地、湿地以及水系在道路和建设用地的分割下，逐步形成离散化的斑块格局。城市环境在为部分物种提供栖息空间的同时，也对生境连通性提出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部分对栖息环境完整性需求较高的物种，如依赖连续森林环境的鸟类与昆虫，其生存状况或许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种群稳定性面临挑战。这类问题进一步凸显了优化城市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服务能力的现实必要性。

人与自然日常联结弱化，生态情感纽带日渐脆弱。超大特大城市在提供便利与高效服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与自然接触的方式。对于成长在城市的居民而言，日常接触泥土、植物、昆虫等自然元素的机会相对较少，对自然运行规律的认知仍有提升空间，与自然之间的情感联结也有待进一步强化。这种人与自然互动模式的改变，影响着社会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和态度，也关乎生态保护事业群众基础的构建与巩固。

高密度建成环境的生境营造多样性不足。在人口密集的城市环境中，生态保护的目标需要落实到特定地块、空间形态以及建设细节之中。在城市建成环境中，适度保留接近原生状态的自然风貌，通过合理的人为干预，为不同植物的生长创造更适宜的土壤、水分、光照和种源条件，促进形成健康的生态系统。如何在有限空间内更好地统筹生境营造、公共使用和建设实施，是超大特大城市生态建设中需要不断探索的现实问题。

上述问题的出现，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与超大特大城市发展的长期惯性、社会认知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现有工作机制的繁杂性密切相关，值得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城市发展中对自然生态价值的度量不够全面。超大特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主要围绕居住、就业、交通等核心功能展开。在土地资源较为紧张的情形下，生态保护和开发建设之间需要不断统筹平衡。生态空间具备调节局部气候、净化大气、涵养水资源以及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等功能，但这些功能及其综合价值在城市建设中仍需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如何在保障城市高效运行的同时，更充分彰显与发挥自然空间的多元价值，需要在超大特大城市发展实践中不断探索。

城镇化进程中居民对自然的认知不够充分。随着大量人口涌入，超大特大城市居民与土地、森林、河流等自然环境的日常联系逐步减弱。特别是对于在超大特大城市长大的儿童来说，接触自然的主要场所多为公园草地、街道绿植等经过人工营造和养护的环境，对自然的认知易停留在较浅层面。

生态空间多元价值的识别与转化机制不够完善。生态区域还承载着自然体验、环境教育和公共活动等社会功能。但与建设规模、开发强度等更易于量化的指标相比，这些价值通常具有长期性、间接性与复合性特征，在超大特大城市建设实践中往往难以得到充分认知与体现。在保障城市高效运行的基础上，如何充分发挥生态空间的多元价值，仍然是超大特大城市发展中需要持续探索的主要议题。

“十五五”时期，促进超大特大城市人与自然关系优化，可从规划布局、营建模式、公众参与、空间更新、监测管理五个方面系统推进，以各类生态空间和绿色空间为支撑，夯实城市生态基础。

树立生态优先的规划导向，完善全域生态网络。将超大特大城市中的绿地、湿地、水系等生态空间串联起来，形成互联互通的生态网络，强化生态空间连通性。在城市生态格局方面，依托河流、道路、铁路等线性空间，规划打造生态廊道，将分散的园林、林地、农田连接成有机整体。在具体规划中，着重把控生态廊道的宽度以及植物选择，为鸟类、昆虫等营造迁徙通道与栖息场所。与此同时，在生态节点与廊道之间预留自然缓冲空间，增强生态网络的完整性与稳定性，为提高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保障。

推行乡土植物应用与近自然群落营造，让野性自然回归城市绿地。在园林植物设计方面，遵循自然演替规律，坚持乡土植物优先的原则，挑选能够给本地鸟类与昆虫供给食物和栖息场所的植物种类。在植物配置方面，可借鉴自然群落，建立乔灌草相结合的复合植被结构，减少过度人工修饰，保留适度野化空间与自生植被演替可能。此种近自然的营造模式，不但能够提高绿地的生态效能，增强生态系统自我维系能力与韧性，还可降低灌溉、施肥、修剪等日常养护成本，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

营造可感知、可体验的自然空间，促进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在超大特大城市的社区、学校、公园等日常空间，可打造更多可感知、可体验的自然空间。可在社区里规划建造社区花园，让居民亲手栽种花草、观察昆虫；在学校里设置自然观察角或者小菜园，让学生们在课余时间接触土壤与植物；在公园中开辟自然体验区域，保留枯枝落叶，设置观鸟平台以及科普标识。

以绿色基础设施带动城市更新，挖掘存量空间生态价值。超大特大城市新增绿地空间有限，城市更新为生态建设提供了重要契机。可将生态理念融入这些城市的老旧小区改造、工业遗址更新、滨水空间整治等工作中，将原本硬质化、闲置化的区域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休闲价值的绿色基础设施。

建立监测评估反馈体系，推动生态建设持续优化。可建立监测评估体系，在规划初期明确生态目标，并在建成后持续跟踪植物生长、物种多样性、市民使用情况等数据，据此对养护管理策略进行调整。若监测发现某类植物不适应当地气候，可及时进行更换；若观察发现某片绿地市民使用频率偏低，可增加便民设施或活动场地。这种动态调节机制有助于使生态建设更贴合实际需求，实现长效管理。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院长）

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

节能降碳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统筹节能降碳与产业优化升级，统筹节能降碳与能源绿色转型。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并非单一的节能技术推广或减排措施实施，而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工程，是立足我国发展实际、顺应全球发展大势的重大战略抉择，更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必由之路。

协同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本质上是推动生产力从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形态，向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低能耗、低排放的新质形态跃迁。节能降碳是提升生产力生态效能的重要手段，绿色转型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路径。两者协同推进突破了传统生产力的局限，将生态维度纳入生产力评价体系，以绿色化、低碳化为鲜明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

节能降碳聚焦碳减排与能效提升，绿色转型聚焦发展模式重构，二者统一于建设美丽中国的总目标，统一于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节能降碳通过技术改造、结构优化、管理提升实现源头减排与过程提效，为绿色转型提供切入点；绿色转型通过产业升级、能源变革、制度创新实现系统性变革，为节能降碳提供长效保障。

当前，各地持续推进节能降碳与绿色转型深度协同，但在落地实践过程中仍面临机制落地、产业转型、技术创新等多重挑战。唯有针对性破解短板弱项，统筹市场、产业、科技多方力量，才能稳步推进全域协同绿色低碳转型。

健全政策体系，筑牢协同转型制度根基。以市场化激励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节能降碳，激发经营主体积极性。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设立节能降碳专项基金，对重点节能改造项目、绿色技术研发、绿色产业发展给予补贴、奖励。深化能源价格改革，实行差别电价、阶梯电价，倒逼高耗能企业节能降碳，激励高效用能行为。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节能降碳设备、绿色产品给予税收减免，引导企业绿色生产、居民绿色消费。强化监管约束机制，确保节能降碳政策落地见效，规范市场行为。加快修改节约能源法，将碳排放双控、绿色转型等内容纳入法治轨道，实现有法可依。加强节能监察与碳排放监管，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严厉打击能耗超标、碳排放造假、违规建设高耗能项目等行为。建立统一的节能降碳统计监测与预警体系，实现数据共享、精准核算、动态预警。加快制定能效标杆、碳排放核算、绿色产品认证等标准，构建覆盖全面、科学规范的标准体系。培育节能服务产业，壮大节能服务企业，发展合同能源管理、能源托管、节能诊断等服务模式，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聚焦重点领域，夯实协同转型核心支撑。深化绿色制造，推进深度脱碳，实现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协同。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持续培育绿色工厂、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供应链，完善工业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推动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回收全覆盖。推动工业电气化与绿电替代，扩大工业领域可再生能源应用，发展工业微电网、绿电直供模式，推进清洁低碳氢在冶金、合成氨等行业规模化应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推广低碳建筑，优化用能结构，构建全生命周期绿色建筑体系。严格新建建筑节能标准，全面推广绿色建筑、超低能耗建筑、近零能耗建筑，提升新建绿色建筑占比，推动建筑光伏一体化应用。深化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推进外墙保温、高效门窗、节能供暖制冷系统改造，提升建筑运行能效。大力推进大宗货物“公转铁”“公转水”，完善多式联运体系，降低公路货运能耗占比，提升综合运输能效。加快运输装备清洁化，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提升城市公交、网约车、物流车新能源化率，完善充换电、加氢基础设施，推动车网互动、光储直柔技术应用。

强化科技赋能，激活协同转型内生动力。加快绿色低碳技术研发与推广，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节能降碳提供技术支撑。聚焦前沿技术攻关，加大高效节能、清洁能源、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绿氢制备储运、新型储能等关键技术研发投入，突破核心技术瓶颈。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支持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创新平台，建立绿色技术产权保护、交易转化机制，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节能降碳，以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为方向，运用数字技术提升节能降碳精准度与效率。建设能源与碳排放智能监测平台，实现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能耗与碳排放实时监测、趋势分析、预警调控，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推进产业数字化绿色融合，运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生产流程、能源调度，挖掘传统产业能效提升潜力。发展数字节能新业态，培育综合能源服务商、节能诊断服务商、碳管理服务商，依托数字技术提供一站式节能降碳解决方案。强化技术创新基础能力建设，夯实节能降碳技术创新基础，为长期转型提供保障。搭建技术交流合作平台，加强国际绿色技术合作，引进先进技术，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