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蕴含着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笃信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之所以不断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是因为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这深刻阐明了理想信念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根本性、战略性地位。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靠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追求的是真理、遵循的是规律、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理想信念是具体的、实践的，不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把坚定理想信念体现在本职岗位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才有说服力。衡量一名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的事，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无论顺境逆境都坚贞不渝，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

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历史主体的自身建设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历史主体只有在洞察历史大势、抓住变革时机中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才能将历史必然性转化为实践创造性，真正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确保党的肌体始终健康、永葆生机活力，凝聚党心民心、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习近平党建思想建立在辨明历史发展方位、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顺势而上、主动作为。这一思想把党的建设放到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坐标中统筹谋划，准确分析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潮流，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重视从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汲取经验，深刻阐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体现了高度的主动性、科学性、创造性。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到部署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再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每一项重大举措都展现了主动把握、积极顺应发展大势的特质，饱含着对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充分彰显了回应时代之问的强烈历史主动。

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洞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深层次矛盾，主动研判党的建设面临的风险考验，主动谋划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路径，深刻总结我们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成就和经验，科学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思路举措。发扬斗争精神，既要善于识别风险，更要善于化解风险。主动研判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唯有勇于创新创造，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带领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开创美好未来。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耐心和恒心，在风云变幻中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权，确保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推动我们党在新时代充分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在具体实践中面临诸多新的问题，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众所周知，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科学认识问题、准确把握问题、正确解决问题的过程，回答并指导解决好问题恰恰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党内存在的少数党员干部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现象突出，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每一个重大举措都建立在对问题的精准研判之上。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直接针对党内存在的“七个有之”等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问题，以最高政治原则确保全党真正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鲜明回应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重塑党内政治生态；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的顽疾，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等等。

坚持鲜明问题导向，要求永葆“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务实品格，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聚焦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全面把握。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发展问题要方向清晰，难点问题要明确回答，实际问题要重点解决。习近平党建思想将问题意识深深植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之中，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十五五”时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面梳理党的建设各领域短板弱项，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使命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也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郑重宣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的理论品格，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了最彻底、最生动的实践转化，集中体现为一种深沉而自觉的使命担当。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精神内核。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强烈使命担当贯穿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全过程，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实现了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习近平党建思想还以其崇高的价值取向、独特的思想魅力，开创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新气象，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为世界政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时代变迁，初心不改；使命在肩，砥砺前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复杂，要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推动世界政党共同探索执政规律、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各领域交往合作、打造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力量。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就在于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的奋斗史。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从深入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进群众的生态福祉，到持续深化医疗、教育领域等改革破解看病难、上学难等群众急难愁盼。每一项决策部署、每一次具体行动，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亲民、爱民、忧民、为民的真挚情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前进。“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确保全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了典范，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建设实际工作中科学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等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提供了锐利武器。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加强党的建设、准确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正是立足这样的实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坚持系统的科学方法论。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各方面建设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系统观念，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抓什么、又讲怎么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规律启示和策略方法，体现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治本和治标、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高度统一。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党的建设领域坚持“两个结合”、运用“六个必须坚持”的最新成果。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从其鲜明理论品格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准确把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基本要求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七个坚持”的提出，不仅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是为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十五五”时期，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七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强、不确定性高、危害性大的显著特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任务繁重、涉及面广、挑战性强、统筹协调难度大，唯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凝聚多方合力，提高工作实效。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推动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的协同联动。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扛起防灾减灾救灾的政治责任，把政治担当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务实行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补齐防灾减灾救灾的短板与弱项，以坚强的政治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守牢安全底线，坚决打赢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受灾地区干部群众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疏散演练，积极参加抢险救灾，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价值遵循。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为根本价值遵循。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牢固树立“生命重于泰山”的工作理念，推动安全关口前移，进一步增强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灾害预警能力，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针对极端灾害天气完善避险转移预案，细化避险对象、范围及应急措施，确保灾害来临前灾区群众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特别关注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提高预案适应性。此外，还要尽最大可能降低或消除灾害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建立健全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坚持把保障民生作为工作着力点，优先恢复重建受灾群众住房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抓紧恢复基础设施功能，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坚持尊重自然规律是逻辑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演化是气候变化、地理环境、生态系统等多种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被人创造、改变或消灭，但可以通过总结提炼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规律，加以正确利用，从而降低甚至避免自然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科学认识致灾规律。用好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引导医院、学校、养老院等机构科学选址。严把规划安全关，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严控生态脆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河道行洪区、地震断裂带等高风险区域的开发建设活动，从源头上降低自然灾害发生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加强自然灾害的科学研究，依托相关专业科研机构深化重大自然灾害形成演变机理和规律研究，为完善灾害风险防控机制、灾情监测预警体系、灾害应急处置措施提供科学支撑，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

坚持预防为主是战略转型。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是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线任务。实践证明，事前预防是比事中抢险救援、事后恢复重建更为经济、有效、安全的防灾减灾策略，能够从根本上降低灾害风险的发生概率，尽可能地减轻灾害损失。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心从灾后处置向灾前预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加强源头治理，把常态减灾作为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提升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建设空天地一体化的自然灾害监测系统，进一步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各类灾害风险隐患。强化抗灾设防能力建设，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实施一批骨干防洪工程、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防治工程，完善现代化灾害防御工程体系。牢固树立应急准备也是防的观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事前做实做足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健全各类应急预案体系，细化极端灾害应对举措，开展常态化、实战化的应急演练，提升各类防灾减灾救灾队伍的战斗力。

坚持改革创新是发展动力。坚持改革创新，对于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日趋复杂，多灾并发、链发叠加特征更加明显，传统的灾害风险治理模式、体制机制和应对措施难以有效满足新时代的防灾减灾救灾需要。“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深化防灾减灾救灾的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一件事”全链条细化明确行业部门在防汛抗洪、防震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方面的安全管理责任，发挥好应急管理部门综合优势及相关部门专业优势，明晰“统”与“分”的职责边界，衔接“防”与“救”的责任链条，确保责任细化、各司其职。持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进一步规范现场指挥机构和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与协同联动机制，优化应急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应急指挥级别确定机制，以实战标准建强各级应急指挥部，构建权威、统一、高效、安全和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同时，坚持依法治安、科技兴安和人才强安相统一。依法治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根本保障，要不断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的防灾减灾救灾法律法规体系，将防灾减灾救灾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制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科技兴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抓手，在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评估、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灾后重建等关键领域，不断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和先进装备研发力度，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卫星遥感、无人机等现代信息技术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深度融合，搭建智慧应急管理平台，实现风险研判智能化、监测预警精准化、指挥调度高效化、应急处置科学化。人才强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关键举措，要进一步优化专业人才成长环境，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相关学科建设，构建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和重大工程，造就一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坚持系统观念是科学方法。防灾减灾救灾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灾种、多环节、多主体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按照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的总体要求，全面推进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持全灾种统筹应对，充分发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整合各部门专业人员、技术力量、监测体系，建立多灾种综合研判、监测预警、协同处置机制，有效应对多灾并发、灾害链发等复杂局面，实现全域灾害统筹防控、一体治理。坚持全过程统一管理，构建“灾前预防—灾中处置—灾后恢复”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既要强化监测预警、防灾备灾、风险管理、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又要切实提高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水平，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坚持全天候积极防范，通过健全风险研判机制、预置救援力量物资、确保行动高效，尽可能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坚持全力量有序协调，统筹用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力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相关部门专业救援力量、中央企业和社会救援力量等各类力量。既要建强专业队伍、提升攻坚能力，也要动员社会力量、筑牢人民防线，将不同的救援力量整合为应对复杂灾害风险的强大合力。

坚持社会共治是基础保障。人民群众是防灾减灾救灾最大的力量源泉，社会共治是筑牢公共安全防线的坚实基础。防灾减灾救灾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守护。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引导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主动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拓展人民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有效途径。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培育壮大防灾减灾救灾志愿者服务力量，引导其有序参与风险排查、科普宣传、应急救援、灾后重建等工作。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要建立群防群控防线，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把风险防控责任落实落细。着力厚植安全文化，将防灾减灾救灾纳入公民安全教育体系，加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的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

重要言论

优化高等教育布局，着力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不断提升自主培养、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培育壮大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实现早发现、早培养，强化工程硕博士培养。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顺应人才多样化需求，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优化政策环境，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城市新形象上久久为功

作为我国最早设立的四大经济特区之一，厦门是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的第一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从倾力保护“国之瑰宝”鼓浪屿，到精心擘画《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从筼筜湖的生态治理到推动一系列改革开放、增进民生福祉的探索实践，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开创的宝贵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是厦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富矿，也是厦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城市新形象的宝贵资源。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考察，殷殷叮嘱“要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厦门始终牢记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厦门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建设高品位文化强市”为目标，将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城市新形象作为事关厦门城市发展根基、未来竞争态势和战略全局的重大系统工程，真抓实干、驰而不息，奋力将习近平总书记为厦门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推动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厦门把保护好、传承好文化遗产当作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找准赓续与创新的契合点，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将历史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鼓起波浪……登上日光岩眺望，只见云海苍苍。”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鼓浪屿之波》一经唱响，便蜚声海内外，几十年来传唱不息，这座被称为“国之瑰宝”的岛屿也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鼓浪屿自然与人文交融荟萃的美，既有先天的禀赋，也源于历史的际遇，更得益于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深刻认知并提早纳入保护的胸怀和远见。

20世纪80年代初，鼓浪屿的状况令人担忧，自然景观遭到挤占蚕食、一些人文景观岌岌可危。岛上的地标性建筑八卦楼年久失修、破败不堪。1986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决定拨款30万元用于修复八卦楼，解了燃眉之急，也彻底扭转了一座百年建筑的命运。整修后的八卦楼，不仅是鼓浪屿老别墅修旧如旧的样板，也成为日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核心要素之一，获得世遗专家的认可。当年那笔拨款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在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率”的同时，那些承载历史记忆、彰显文化特质的“国之瑰宝”，同样需要被珍视，甚至被优先保护。

如果说当年的30万元拨款缓解了八卦楼的燃眉之急，那么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特别做了一个附件《鼓浪屿的社会文化价值及其旅游开发利用》，对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前瞻性规划，明确提出“考虑到我国城市和风景区的建设中，能够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十分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者为数并不多，因此很有必要视鼓浪屿为国家的一个瑰宝，并在这个高度上统一规划其建设和保护”。这为包括鼓浪屿在内的厦门各类文化遗产厚植了永续保护的根基，也为中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厦门经验”。2017年，鼓浪屿申遗成功，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要总结成功经验，借鉴国际理念，健全长效机制，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

守护好文化的根脉，这样的价值取向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厦门制定实施《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划（2026—2035）》等规章制度，高标准对八卦楼、南薰楼以及莲塘别墅等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保护修缮，累计投入约6.3亿元，分两轮对438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集中修缮，用实实在在的举措，让文物“活”起来。积极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面保护历史文化遗存，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让历史文脉更好传承下去。随着文博热、非遗热持续升温，厦门博物馆通过技术手段和创意运营，将观展从静态参观变为沉浸式互动，深受年轻群体喜爱。通过“科技赋能”“活化利用”，实施“厦门记忆”数字化记录工程，对南音、歌仔戏、高甲戏、答嘴鼓、漆线雕等非遗项目进行高清数字化采集和保存，为濒危记忆建立数字档案，确保核心记忆得以原真性保存。

从2017年鼓浪屿申遗成功，到2020年“送王船”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再到2024年嘉庚教育遗产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厦门文化遗产的每一次“出圈”，都是中华文明与世界的一次深情相拥，都是文化自信生动的时代表达。

推动文化兴与产业旺同频共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厦门坚持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深化文艺精品创作，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切实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打造“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影视之都”。

2026年3月5日，《镖人：风起大漠》专家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举行。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作为2026年春节档的现象级影片，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是国产武侠片的一次重要突破，也为中国电影的IP开发与类型创作提供了新的实践范本。中宣部电影局副局长秦振贵表示，这部电影的成功为中国电影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底气和信心。

《镖人：风起大漠》是厦门市影视精品项目，凭借优秀品质、硬核动作、深厚情怀，在激烈竞争中强势突围，电影票房一路走高，目前已突破14.4亿元。另一部由厦门立项、厦门出品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首次聚焦台湾隐蔽战线斗争，引发两岸观众强烈共鸣，连续创下多平台收视纪录，700多次登上全网热搜，累计触达观众超10亿人次，成为现象级“爆款”。两部精品从IP源头孵化、剧本打磨，到资金投入、服务保障，再到拍摄制作、宣发推广，厦门全链条参与推动，充分反映了厦门影视产业的厚实“家底”。近年来，厦门深耕影视产业，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升级影视扶持政策，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全力做好“服务员”，为广大电影人搭建追梦圆梦的广阔舞台。如今，2600多家影视企业集聚厦门，已形成集摄制、后期、特效、动画、音乐等业务于一体的完整影视产业链条，多元化的“影视+”产业格局全面构建。

办好一个节，带火一座城。近年来，厦门星光熠熠，成功举办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文艺“星光奖”、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中华情·中国梦”中秋展演等一系列国字号文化品牌活动，充分彰显这座城市强大的软硬件实力以及强大吸引力。2025年11月，金鸡光影再次闪耀厦门，这届金鸡百花电影节成功举办8大类77项活动，吸引海内外电影界嘉宾2500多人，网络平台总阅读量245亿次，带动城市经济效益29亿元，签约文化影视产业项目177个、总金额318亿元。

依托长期落地的重大文化活动，厦门有力推动影视、音乐演艺、动漫游戏等文化产业不断升级，带来“吸睛”流量和产业资源。人文与经济融合并进，“文旅+”“+文旅”激发破圈新活力，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超过1.44亿人次，文化“软实力”持续转化为发展“硬支撑”，“海上花园·乐动厦门”的品牌愈发响亮。同时，节展品牌效应的持续释放，有力带动厦门文艺精品创作迈上新台阶。2019年以来，厦门3部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阿搭嫂》《怒江》获得金鸡奖提名，4部剧集《山海情》《绝密使命》《去有风的地方》《漫长的季节》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充分彰显“厦门出品”的强大实力，也让厦门的城市形象更加立体鲜活、更具影响力。

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最深纽带。面对海峡，厦门坚持以文为媒，促进交流交融。为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推出系列纪录片《复疆——两岸抗战共同记忆》，两岸的历史联结和情感纽带，在两岸同胞共同的记忆与情感共鸣中得到强化。持续办好海峡论坛、海峡两岸文博会、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等一系列两岸重大活动，让两岸同胞心贴得更近、情融得更深。此外，深入落实中央综改试点任务，积极汇聚两岸流行文化资源，聚焦厦门音乐、影视、演艺等优势领域，举办明星演唱会、音乐节等文化活动，流行文化中心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2025年举办营业性演出超4万场，其中大型演唱会（音乐节）65场、剧场演出超4000场，观演人次破110万，蓬勃的演艺经济成为连接两岸青年的潮流纽带，为两岸流行文化中心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

推动文明成为城市最美底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厦门持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城市风尚、涵养文明新风，聚焦“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定位，加快推动从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转变，奋力谱写崇德向善、宜居宜业的文明发展新答卷。

一个民族的繁荣，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城市的进步，离不开文明的滋养。“海上花园”厦门以风光旖旎著称于世，但比风景更动人的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早在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明确为这座城市指明路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富有成效，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建设相适应。”从1990年初开展“建文明城市，创文明单位，做文明市民”系列活动到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七连冠”，厦门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从生动鲜活的群众文明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走出一条具有特区特色的城市文明内涵式发展之路，“文明城市”已然成为厦门耀眼的城市名片。

文明是美好，是温暖，更是力量。2026年5月20日，以“厦门我爱你”为主题的第十二个厦门市民文明行为示范月活动启幕。在活动现场，十位市民作为“城市文明讲述人”，分享他们多年来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感受。常年组织无偿献血的台胞林姵蓁说：“感谢厦门的包容，让我有机会和两岸同胞、国际友人一起组建‘热血联盟’，开展公益活动。”在全新上线的“厦门我爱你”全民共创平台上，更多市民分享身边文明点滴，汇聚向善向上力量，共同推动厦门从“创建文明城市”向“建设城市文明”跃升。

厦门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建设、生产、生活各领域、全链条融入文明城市建设理念，于细微处见真章、于持久中见成效：土地资源稀缺的厦门，“健身去哪儿”曾困扰城市居民。厦门系统性破题，在全国率先推进中小学体育场地对外开放，“15分钟健身圈”从目标变为现实；面向新市民群体，厦门启动“文明有礼星耀厦门”城市文明星耀行动，解决新市民租房住房、就业创业等需求，让新市民“融进来、留得住”。

厦门将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结合，通过全方位多维度的文明品牌矩阵，不断丰富和发展厦门文明新形态，汇聚文明之力：“近邻文明”志愿服务品牌凝聚百万市民力量，2700余个五级实践阵地，“文明积分超市”“市民议事厅”等参与平台，让文明实践走向“全民共创”；在全国率先引入ESG理念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探索编制《可持续发展型文明单位支持办法》，形成文明建设与企业“需求双向对接、发展双向赋能、内涵双向提升”的机制，让城市既有摩天大厦的“高度”，更有人文关怀的“温度”，诠释文明城市的立体内涵；全面开展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三年行动，构筑共建乐建的城中村文明治理格局，激活城市“神经末梢”。

厦门注重擦亮品牌讲好故事，创新推出“月·阅·谈”学习明理读书沙龙活动，2022年以来已成功举办学习活动56场，线上参与人次超3500万，短视频点击量超6000万次。探索构建“专家讲理论、干部讲政策、基层讲感悟”的理论宣讲轻骑兵模式，全市700多支轻骑兵队伍约4000人，发挥“小快灵”“精准实”的机动性，常年活跃在基层一线，平均每年深入基层宣讲超1300场。设立在筼筜湖畔的“筼筜故事馆”，成为厦门理论宣传的一处热门阵地。党员干部群众在这里，通过故事馆内精彩生动的图文及影像、故事馆外目光所及的筼筜美景，亲身感受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关于筼筜湖治理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近年来，厦门系统打造“筼筜故事馆”“高山党校初心使命馆”“学习之路”等一批主题鲜明、感染力强的教学基地和主题教室，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和厦门走过的足迹、工作的事迹、从政的轨迹中感知伟大思想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宣传更接地气、更有生气。

近两年，厦门受到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2025年7月，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主流媒体到厦门开展习近平同志主持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验启示主题采访，深刻阐释《发展战略》对高质量编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启示，先后推出13篇系列报道，网上信息约1万条，浏览量超15亿人次。2024年1月，中央主流媒体到厦门开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厦门实践”采访调研活动，推出报道200多篇，网上信息约12.9万条，浏览量超9.5亿人次。央媒连续聚焦一个城市开展重大主题宣传，让厚重的思想富矿释放出澎湃的当代能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新征程上，厦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将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打造“文化中心、艺术之城、音乐之岛、影视之都”，以高品位文化展示厦门新形象，为努力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作者单位：厦门市委宣传部，学习时报社）

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

城市不仅是物质文明的集聚空间，更是精神文明的高地。城市文化滋养市民精神、塑造城市品格、助力城市发展，为城镇化稳步推进、经济社会持续进步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支撑与不竭的动力源泉。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最关键的表征与核心的支撑，来自于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然而，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部分城市在物质空间急速扩张的同时，未能同步激活文化内涵，从而出现历史文脉割裂、城市特色风貌消解、公共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等现实困境，“千城一面”的同质化现象日益凸显。这种文化标识度的模糊，不仅削弱了城市的独特魅力，也制约了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守护城市独有的历史记忆与人文习俗，持续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不仅是破解城市同质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建设崇德向善文明城市、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力量。

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是一项涵盖城市治理、文旅产业、历史古迹、民生保障、对外交流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文化，作为一种柔性而持久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推动城市文化影响力持续提质增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城市历史文脉传承与文化创新为核心，以公共文化场景营造为支撑，锚定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以文化城的目标要求，综合施策，走出一条内涵厚重、特色鲜明、开放包容的新时代城市文化发展之路。

以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价值目标，推动城市文化影响力由外在引导转向主体自觉。立足民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诉求优化公共文化供给，精准补足城乡文化服务短板，夯实文化认同构建的民生根基，打造覆盖面广、品质上乘、内容丰富的文化供给体系，让文化发展成果转化为可触可感的民生福祉。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行动，纵深推进移风易俗；依托全域人文空间实现全环境育人，达成“以境化人”“以城塑人”的文化治理效能，在社会微观单元中培育崇德向善的文明风尚。健全公众文化参与机制，明确民众肩负的城市文化传播者、践行者、创作者的责任使命，推动民众不断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内生主体，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靓丽的城市文化标识。

以培育文化新业态、构筑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为有力牵引，推动城市文化影响力实现内涵式发展。统筹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一体化规划与提质建设，加快博物馆、艺术馆、城市展览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的功能迭代与服务升级，打造分层分类、便民普惠的公共文化服务矩阵，优化城市文化传播与公众文化参与的空间载体，使之成为市民承载文化情感、共享文化生活的“城市会客厅”。立足地域文化禀赋培育特色文化产业集群，推动创意设计、文旅融合等朝阳产业向纵深发展；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实现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城市发展的有机融合、相得益彰。抓住数智化时代机遇，推进城市文化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的数智化转型升级，持续拓宽文化传播边界、创新文化体验模式，涵养塑造城市特色文化品牌，构建辨识度突出的城市文化标识体系，让城市文化释放更强劲的辐射力。

以公共文化体系优化完善、城市文化供给体制机制改革为重要抓手，有计划、有逻辑地推进城市文化影响力统筹协同的扩能提质。健全公众文化参与动态反馈机制，打通群众文化诉求的传导链路，建立基于大数据的诉求感知网络，从民生文化刚需出发精准调适公共文化供给方向，让优质文化资源以“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服务直达基层。构建市域特色文化建设示范引领机制，遴选市域标杆性文化建设实践样本，梳理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通过现场会、典型案例库等形式，真正发挥典型示范对全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建立跨片区城乡文化联动协同机制，主动破除行政区划所设的种种壁垒，促进要素跨界流动，让全域文化资源要素真正互通互联、共建共治共享，切实达成市域文化一体化均衡发展的目标。完善公共文化供给全流程督导考评机制，对文化服务供给、运维、落地各环节都予以明确考核，厘清各级治理主体职责，引入第三方评估与群众满意度指标，让各项文化治理举措落实落细。上述机制彼此衔接、互为支撑，既有利于文化治理改革的纵深推进，也有利于完善现代化公共文化治理架构，进而为城市文化影响力统筹协同、内涵式长效提质构筑起可靠、有力的制度保障。

新时代构建现代化人民城市，本质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坚持历史文化传承、城市风貌塑造、精神生活丰富协同推进，持续深化文明城市创建，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全民参与热情。在未来的城市现代化治理征程中，应当进一步依托文化新业态培育提升文化供给品质，通过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搭建拉近人与文化的距离，持续充实城市文化内核。通过制度与文化双向发力，推动城市摆脱粗放式扩张路径，真正走上深耕底蕴、提质增效的内涵式成长道路，让城市成为更有温度、更有厚度、更有标识度的精神文化家园。

以优良文风涵养务实学风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这一重要论述，直指当前学术领域存在的浮夸浮躁、言之无物等突出问题，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治学态度和文风准则，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涵养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风事关党风、学风

文风是一面映照党风、检视学风的镜子。认清文风与党风、学风的深刻关联，才能真正理解改进文风的深层价值，自觉把端正文字作风、锤炼治学风气、涵养优良党风贯通起来，做到为文、治学、立身相统一。

文风根植党风，文风之变反映党风焕新。文风是思想的外衣，集中体现了党员干部和科研工作者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态度问题，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情感问题。回顾百余年党史不难发现，但凡全党开展作风整肃，改文风、刹虚风都是开篇之举。党风正则文风淳，党内清风正气的持续涵养，为文风由虚向实、由繁向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以中央八项规定破题推动作风建设，围绕文风问题，专门提出“要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以文风之变促作风之实，树立起“讲短话、讲实话、讲新话”的鲜明导向。

文风检视学风，文风之变引领学风走向。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文章是治学成果的最终载体，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本就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泥沼，如果脱离了严谨务实的治学风气，也就无法产出思想饱满、论据扎实的文章。反过来，对文风提出“不写一句空”的刚性要求，也会引领治学导向，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校正治学心态、恪守治学规范，自觉认识到——想要写出有思想、有深度、有价值的文字，就必须沉下心来积累学识、扑下身子调研实践。

正党风、端学风，都要落脚于改进文风。文风在党风与学风之间直接发挥了纽带作用，“改文风”不只是“改文字”，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风建设，更是涵养清朗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的重要抓手。三者彼此交融、相互依存的关系进一步体现在，党风问题、学风问题都会首先通过文风问题表现出来。而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则是改进文风的首要问题。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既需要严谨学风深耕细作，也需要优良党风一锤定音。

从文风问题精确识别学风问题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蓬勃发展，学术成果日益丰硕，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不良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他同时作出警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从文风问题入手精准识别学风症结，才能更好地做到“滴灌式整治”。

一是“耐不住寂寞”的治学定力缺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被称为“冷板凳”，正是因为其具有研究周期长、成果产出慢的特点，无论是基础性研究，抑或是应用型研究，都需要长期繁复的知识积累、资料挖掘和社会实践。然而，有的研究人员丧失了潜心钻研的定力，放弃了对实证精神的坚持，习惯于浅层次阅读和碎片化借鉴。更有甚者，为贪图便捷，过度依赖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写作，主动放弃独立思考、原创凝练的核心治学过程，全程依托智能算法拼接素材、生成文稿。在“靠什么做学问”这一治学修为的问题上丧失定力，将庄重的知识生产异化为“文字游戏”，于是，算法堆砌、言之无物的不良文风逐渐滋生。

二是“经不起诱惑”的价值选择偏差。功利主义始终是学术研究的劲敌，其中固然有学术评价、职称评定、项目申报等量化导向催生的名利诱惑，但更关键的是研究人员自身的价值偏差。在功利主义的裹挟下，学术研究成为部分研究人员争夺资源的“名利场”，他们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拉关系、跑门路上，热衷跟风热点、重复阐释，不愿深耕原创性、实践性研究。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浮躁功利的风气会对青年一代产生较强的负面传导，导致他们初入学界便陷入“重名利、轻能力”的治学误区。文风问题体现了与群众的联系是否紧密，在“为什么做学问”这一治学目标的价值追求上出现偏差，就会导致虚浮文风久治不绝、学术生态难以向好。

三是“守不住底线”的职业立场歪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关意识形态、价值导向和公共认知，兼具政治属性与学术属性。在个人道德层面，部分研究人员存在内容洗稿、数据敷衍、论点造假等问题，严重亵渎了公平诚信的学术环境。在社会影响层面，有些知识分子治学撰文脱离中国实际、背离主流价值，不能有效处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关系，罔顾政治立场和职业操守，醉心于“为流量做学问”。要认识到，“假”也是“空”，并且是更具社会危害的“空”，在“为了谁做学问”这一治学立场上底线失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会背离资政育人、正本清源、服务大局的核心职能。

以文风建设纵深推进学风治理

整治空洞文风、纯正学术风气，切入点在于扭住文风这个“牛鼻子”，向深层学风治理纵深掘进，聚焦导向引领、标准设定、制度保障等维度综合施策。

以导向引领夯实学风治理根基。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导向。政治站位决定文章格局，学风文风绝非单纯学术技术问题，“空”的本质是信仰虚化、立场偏移。习近平总书记用“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勉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树立起为学先立志、为文先立心的高远理想追求和深沉家国情怀，才能从根本上破解学风漂浮、文风空洞的内生性难题。另一方面，要坚持问题导向。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能困在文献堆里自我循环，而是要针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议题和改革发展稳定的难点堵点，找准知识增长点和现实关切点。研究人员要形成解答什么、为何研究、价值何在的思想自觉，从而杜绝机械式摘抄、教条化复述、口号式堆砌等惰性治学行为。

以科学评价校准学风治理标尺。评价体系是学风建设的“指挥棒”，评价刻度往哪里偏，治学重心就往哪里移。重构科学多元的学术评价体系，压缩同质化阐释、重复性研究的生存空间。例如，对于理论宣传文章，不刻板地限定篇幅长短，鼓励意尽言止、精炼务实；对于基础理论研究，强化理论原创性、逻辑凝练度的贡献权重，剔除冗余引证和无效叠加；对于应用对策文章，要求行文直接、条目清楚、方案可行，砍掉铺垫式和表态式论述。把文风表现纳入研究人员阶段考核、课题立项、成果评优全过程，为纵深推进学风治理树立清晰正向的价值标杆。

以制度刚性筑牢学风治理屏障。学风文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改文风、正学风不能依靠阶段性、运动式集中整治，必须建立全链条的长效机制。建立准入审查机制，课题和著作在申报立项阶段就明确写作要求，严禁预设空洞框架、堆砌理论文献的选题立项，从源头杜绝“先天不足”；健全文稿审核把关机制，建立分层审读、问题回溯制度，对空洞无物、照搬照抄、对策虚化的不予刊发支持；完善学术伦理监督、不端行为惩戒机制，把空洞敷衍、低水平重复写作纳入研究人员学风失范管理范畴。在建立起“严格准入—审核把关—考评追责”的制度闭环后，还要不断适应学风建设的新问题动态修订制度细则，敦促资深专家、领军人才率先发挥“短文实写”的示范效应，持续涵养崇德尚实、严谨治学的良好学术生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学习理论也要有三种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必须追求学习理论的精神境界。王国维曾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第一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乃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方至第三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加以引用，强调“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

学习理论首先要明确方向、志存高远。“望尽天涯路”的第一种境界，是指学习理论的眼界和胸襟。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为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马克思主义增强了我们的眼力，为我们提供了“望远镜”。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宏大视野来看，现在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理论常新常青，现实道路不断延展，马克思主义既引领时代发展，又通过解答时代命题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今天要学好理论，就要学思践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充分领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除了立意高远，学习理论还要夯实基础，在打基础的过程中，要受得了“清冷”、耐得住寂寞。《论语》中有句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从动机看，学习不应该是做样子，不是被人推着去做的事情，也不是竞赛，而是秉承“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的态度进行学习。学习理论需要好学深思，在学习的过程中独立思考独自求索。这在当今短视频流行的时代，或许会格格不入。表面上看，阅读一本理论著作似乎远不如看五分钟短视频来得愉悦，但是“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理论的味道就是一种真味，需要于清冷中发现热闹，在寂寞中感知力量。正所谓，“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

学习理论必须下苦功夫，经历第二种境界。对于学习，即使“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人憔悴”也心甘情愿。这种状态，古人有一个词叫作“困学”，这是对《论语》所说“困而学之”的概括，也是一种学习心境和念头。读书当志“大人之学”，下困勉之功。凡事都难免有困难的时候，学习理论更是如此，这时候要坚持“耐”字诀。“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里的“消得”是值得的意思。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要深刻感受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紧跟理论创新的节奏与方向，保持学习理论的持续性、动态性和创新性。对于学习理论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有深刻论述：“学习理论最有效的办法是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强读强记，常学常新，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

学习理论的第三种境界，更值得琢磨体察。它其实包含着两个阶段，“众里寻他千百度”是强调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坚持“干中学、学中干”；经过“千百度”求索，“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说的是从量变到质变，所谓“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灯火阑珊处”说的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认知深化和升华。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所强调的人的认知过程的两次飞跃。理论的真理力量要在科学指导实践中得到展现，马克思的名言今天仍然熠熠生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我们今天的学习理论，最为重要的是立足当下，把生动鲜活的思想变为强大坚实的物质力量。学习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在于把思想变成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武器。

学习理论的三种境界，是对学习的系统综合和辩证统一的诗性表达。这三种境界不仅是对成就大学问的说明，而且是对成就大事业的解答。大事业和大学问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之下，学问是事业的内化，事业是学问的外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立德、立功、立言”本质上说的就是大事业与大学问的统一。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要有“独上高楼”的学习气概，“望尽天涯路”的学习追求，享受清冷与“寂寞”的学习状态。要拿出“挤”和“钻”的精神去“学而知之”，哪怕“憔悴”也不悔。整个的学习过程，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用科学的理论力量去立足时代潮流、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变，做到“一心不散”、党性坚强、勇于担当、不懈奋斗。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达到学习理论的境界升华。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握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经验教训的总结和镜鉴，蕴含着坚定理想信念、高度历史主动、鲜明问题导向、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科学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坚定理想信念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笃信马克思主义，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理想信念是立党兴党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安身立命之本。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之所以不断强调坚定理想信念，是因为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力量和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这深刻阐明了理想信念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根本性、战略性地位。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50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靠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的坚定。认识真理，掌握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是坚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追求的是真理、遵循的是规律、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信念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坚守。理想信念是具体的、实践的，不是拿来说、拿来唱的，更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只有把坚定理想信念体现在本职岗位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才有说服力。衡量一名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就看他是否能在重大政治考验面前有政治定力，是否能树立牢固的宗旨意识，是否能对工作极端负责，是否能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是否能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勇挑重担，是否能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坚定理想信念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的事，要常修常炼、常悟常进，无论顺境逆境都坚贞不渝，经得起大浪淘沙的考验。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高度历史主动

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历史主体的自身建设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我们就能够更好前进。”历史主体只有在洞察历史大势、抓住变革时机中顺势而为、奋发有为，才能将历史必然性转化为实践创造性，真正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确保党的肌体始终健康、永葆生机活力，凝聚党心民心、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习近平党建思想建立在辨明历史发展方位、把握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顺势而上、主动作为。这一思想把党的建设放到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历史坐标中统筹谋划，准确分析世界政党政治发展潮流，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特别重视从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汲取经验，深刻阐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种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历史发展大势的深刻洞察，体现了高度的主动性、科学性、创造性。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只要把握住历史发展大势，抓住历史变革时机，奋发有为、锐意进取，人类社会就能更好前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到部署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再到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每一项重大举措都展现了主动把握、积极顺应发展大势的特质，饱含着对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清醒认知，充分彰显了回应时代之问的强烈历史主动。

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历史主动精神的重要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习近平总书记洞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深层次矛盾，主动研判党的建设面临的风险考验，主动谋划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路径，深刻总结我们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成就和经验，科学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思路举措。发扬斗争精神，既要善于识别风险，更要善于化解风险。主动研判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风险和挑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推动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时代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唯有勇于创新创造，才能适应时代发展，带领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开创美好未来。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耐心和恒心，在风云变幻中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主动权，确保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推动我们党在新时代充分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鲜明问题导向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马克思指出：“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在具体实践中面临诸多新的问题，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中发展起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众所周知，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科学认识问题、准确把握问题、正确解决问题的过程，回答并指导解决好问题恰恰是理论的根本任务。

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面对党内存在的少数党员干部对坚持党的领导认识模糊、行动乏力，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现象突出，政治信仰发生动摇，一些贪腐问题触目惊心，管党不力、治党不严等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断清除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每一个重大举措都建立在对问题的精准研判之上。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直接针对党内存在的“七个有之”等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问题，以最高政治原则确保全党真正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鲜明回应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以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重塑党内政治生态；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屡禁不止的顽疾，锲而不舍纠“四风”树新风；等等。

坚持鲜明问题导向，要求永葆“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有多少问题就解决多少问题、问题该用什么方法解决就用什么方法解决”的务实品格，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聚焦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全面把握。厘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原则问题要旗帜鲜明，发展问题要方向清晰，难点问题要明确回答，实际问题要重点解决。习近平党建思想将问题意识深深植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之中，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

“十五五”时期，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需要坚持问题导向，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全面梳理党的建设各领域短板弱项，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强烈使命担当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使命担当，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也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郑重宣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的理论品格，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得到了最彻底、最生动的实践转化，集中体现为一种深沉而自觉的使命担当。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精神内核。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强烈使命担当贯穿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全过程，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实现了党的革命性锻造，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习近平党建思想还以其崇高的价值取向、独特的思想魅力，开创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新气象，打破西方政党制度的迷思，为世界政党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时代变迁，初心不改；使命在肩，砥砺前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加严峻复杂，要坚决摒弃权宜之计、一时之举的思想，坚决克服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坚决防止转变风向、降调变调的错误期待，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推动世界政党共同探索执政规律、交流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各领域交往合作、打造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力量。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深厚为民情怀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就在于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的奋斗史。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从深入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增进群众的生态福祉，到持续深化医疗、教育领域等改革破解看病难、上学难等群众急难愁盼。每一项决策部署、每一次具体行动，无不彰显着共产党人亲民、爱民、忧民、为民的真挚情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方向前进。“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十四个坚持”的重要内容，确保全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的科学思想方法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解决“桥或船”的问题，为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树立了典范，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党的建设实际工作中科学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等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我们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提供了锐利武器。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过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实事求是。今天，我们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还是要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加强党的建设、准确把握党的建设规律。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正是立足这样的实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提升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坚持系统的科学方法论。党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各方面建设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系统观念，既讲是什么、又讲为什么，既讲抓什么、又讲怎么抓，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规律启示和策略方法，体现了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治本和治标、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高度统一。落实到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集中体现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党的建设领域坚持“两个结合”、运用“六个必须坚持”的最新成果。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从其鲜明理论品格中体悟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

提问：张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请问，如何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

解读：彭希哲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

有效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加深，如何进一步提升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问题。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单列一章，强调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并明确了完善城乡养老服务网络、营造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等重点任务。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构建高效可及的养老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绝非单纯的民生问题，而是关乎亿万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期繁荣的基础性工程。

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就与挑战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主张“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每个老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养老服务看似是照顾老年人的琐碎小事，实则是社会福利的标杆、社会公平的底线、共同富裕的基础。

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是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的过程。从2000年提出“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机制”，到“9073”养老格局，即约90%居家养老、7%依托社区支持养老、3%机构养老，成为国家指导意见，再到明确提出“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十六字中国特色养老服务体系的总体要求。这一演进深刻反映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思路的不断成熟，养老服务的顶层设计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形成。

人口结构变化是必然趋势，这就要求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将人口压力转化为长寿红利、人才红利，最终实现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0%。我国老年人口数量排名世界第一，约占世界老年人口的24%，并将在未来30多年间维持这一比重。预计到2035年左右，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人，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当前，我国养老服务面临短板和挑战。其一，养老服务的规划布局需要进一步贴近老年人口的实际分布和需求结构，提高资源配置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其二，农村养老与长期照护体系存在显著短板，农村老人经济保障偏低，家庭养老功能弱，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相对匮乏，服务设施和专业资源落后于城市。其三，我国目前失能老年人约3500万人，失智老人也在1000万人以上，长期照护严重失能失智群体的缺口较大。此外，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进下，医养结合已取得很大成绩，但医疗健康资源与护理康复等养老服务的衔接通道尚未完全打通，医保政策在社区和居家场景中的应用仍有一定限制。

筑牢资金与服务双重保障，健全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机制

制度化的资金安排和专业化的服务供给，是养老服务体系平稳运行的两大支柱。前者重在通过多层次筹资渠道实现风险共济，后者则要求服务网络覆盖城乡、医养功能有机衔接。当前的重点在于打通从资金到服务的传导链条，让保障资源能够精准转化为老年人可感知、可获得的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

社会保障是养老服务的“压舱石”。巩固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落实全国统筹，缩小群体间待遇差，并加速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及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拓宽养老财富储备。尤为关键的是要全面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我国在经过近10年90多个城市的试点后，长期照护保险正从地方分散试点向全国全面建制发展，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起覆盖全民、统筹城乡的制度框架，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费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在“十五五”时期“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健全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制度”；2026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行，为长期照护体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和时间表。

在服务供给层面，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服务体系。当前，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已超40万个，床位约800万张，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已提升至67.5%，家庭养老床位49.5万张，老年助餐点达8.6万个，各地“十五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稳步发展。同时，补齐农村养老短板，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探索邻里互助、结对帮扶、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等互助养老模式，将养老服务延伸至基层治理单元。此外，深化医养融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养老服务，鼓励养老机构内设诊所、卫生室，简化医保报销审批流程，让“养中有医”“医中有养”更具操作性和可及性。

发展银发经济与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激活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内生动力

养老服务体系不能长期依赖外部输血，而应形成事业与产业相互赋能的内生循环。科技创新正在重塑养老服务的形态，智能设备和数据平台显著提升了照护效率与安全水平。同时，低龄健康老年人本身就是宝贵的人力资源，应通过灵活就业、志愿服务、代际互助等方式继续贡献社会。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事业与产业协同。大力发展智慧养老，支持人工智能、智能产品在养老服务、安全监护、康复辅助等场景的应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银发科技提供了海量的真实数据、迫切的市场需求和明确的应用场景，科技创新则有效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技术含量和服务质量。“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作为营造老年生活的重要内容，提出“丰富适老化产品和老年服务供给，培育银发经济龙头企业和知名品牌，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完善银发经济统计”。这表明银发经济正在从社会议题上升为系统性经济布局，需要制度创新与产业培育双向发力。

践行积极老龄观，推动老有所为。2025年，民政部等1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这是首次多部门系统性部署老年人社会参与，明确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优良便捷的服务，为健康老人提供社会参与和价值创造的良好社会环境。老年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不仅能增加个人与家庭收入，更能将老年群体的专业经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部分抵消年轻劳动力减少的影响。开发老年人力资源还需要教育培训的赋能，需要充分动员正规教育体系和各种社会办学力量，真正形成全社会、全生命周期终身教育和学习的制度环境、机制保障。

强化政策整合与治理创新，提升养老事业产业协同整体效能

养老服务体系的持续运转，离不开人才、观念与制度的坚实支撑，养老服务的最终效果，取决于治理能力与要素配置的协同水平。只有把这些基础性、制度性的短板补齐，养老服务体系才能真正做到公平、高效、可及。

培养老年医学、护理、社工专业人才，提高养老护理员薪酬待遇和职业认同。养老服务师、医疗陪诊师等新型职业岗位正在不断涌现，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增强职业吸引力。我国护理人员缺口超过500万，且存在从业人员老化、队伍稳定性差等问题，亟须从培养体系、职业晋升、薪酬激励等方面系统施策。

突破单一的生理年龄标准，构建动态多元的老年人界定体系。1956年联合国确定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的标准，1982年又将标准下调为60岁，此后两个标准一直并行使用。但从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视角看，衰老不再是不可逆转的退行性风险，而是正在成为可调控的生物学过程。传统上基于固定年龄测算老年人口，实际上是将老年人预设为衰老、失能、需供养的对象，忽视了老年群体蕴藏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本。必须转变将老年人简单预设为“被供养者”的偏见，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更有利的制度环境与社会氛围。

加快养老服务立法，建立全国统一的老年人能力评估和服务质量评价标准体系。我国养老服务体系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未来的重点将聚焦于补齐农村养老短板、攻坚长期照护体系、壮大专业人才队伍。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唯有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实现公平、高效、可及的养老服务，才能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体面、无忧地安享晚年，为世界应对老龄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需统筹好五对关系

城市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支撑。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明确要求“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非一日之功，也不会一蹴而就。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关键是要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着眼于人、着手于物，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常备与应急、硬件与软件、政府与社会、传承与创新五对关系，上有美丽天际线、下有安全地平线，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增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战略定力。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安全不是成本而是资本，高水平安全有效降低社会运行的信用成本和应急成本，反向释放高质量发展的潜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须重构城市发展底层逻辑，把安全韧性要求嵌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推动安全与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在多重目标叠合中保持动态和谐平衡。安全评估前置，严把项目韧性门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重在源头治理，贵在顶层设计。风险社会理论指出，现代城市风险具有高度的延迟性和累积性，一旦在源头失守，后期治理成本将呈现指数级增长。坚持底线先防、规划先行、制度先立，把安全韧性评估摆在首位，在城市更新、土地出让、产业升级、空间开发前组织安全韧性全面审查，实行安全一票否决，从末端整改转向策源设防，使安全成为融入发展肌体的“导航仪”，杜绝“带病建设”“风险炸弹”。

统筹好常备与应急的转换关系，健全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运行机制。常备与应急是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一体两面。韧性安全城市的核心能力，不在于永远不发生应急突发或自然灾害事件，而在于事件发生时迅即从常备常态转换到应急应战。常备与应急的本质关系不是“准备”与“使用”的先后顺序，而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使“平时投入”与“急时产出”无缝衔接转换。完善基础设施，突出基本功能冗余度。供水、电力、燃气、通信等生命线基础设施是城市安全有序运行的重要保证。冗余就是有备胎，一个系统运行效率越高越容易出现剑走偏锋式脆弱。工程韧性理论指出，系统在遭受冲击后能否维持基本功能，关键在于备份程度和替代路径。冗余不是浪费，而是无法预知不确定不稳定的灾害类型和强度，留有余地、保持弹性，无用之用、以备不虞。优化空间布局，挖掘平急结合潜力值。

统筹好硬件与软件的耦合关系，织密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支撑网格。硬件是韧性安全城市的“躯体骨骼”，而软件则是“神经网络”。只有使硬件更硬、软件更软，硬软耦合、人机协作、双脑交互，才能布设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天罗地网”。夯实韧性安全城市文化“压舱石”。韧性安全文化是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沉稳持久的精神支柱。一座城市的灾害应对能力，既依托物资、设施等有形物质资源，更根植于全民风险防范意识与城市灾害集体记忆等无形文化力量。打造感知末梢延伸覆盖“前哨所”。控制论告诉我们，没有感知就没有反馈，没有反馈就难以有效控制。加强慢变量管理和标识系统建设，将感知末梢延伸扩展至巷道里弄，应装尽装、应联尽联、全域覆盖、全程捕捉，在重点区域场所布设视频监控、物联网传感器、智能消防、烟感温感、震动监测、燃气泄漏报警、井盖位移监测、人流热力感知等智能终端设备，使风险从无所可见变成无时不见，从事后追溯变为实时感知，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提供“千里眼”“顺风耳”。

统筹好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凝聚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共治合力。政府与社会，是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两大主体。韧性安全城市理论强调，城市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其安全水平取决于系统中所有主体的集体行动能力。政府力量再强，也无法触达每一个角落；社会参与再广，也离不开政府组织协调。城市只有形成“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多方参与、协同联动”的治理共同体，才有“免疫系统”超级自愈能力，把韧性安全城市建设成果惠及每一位市民。明责确权，制定协同联动制度清单。公共治理理论指出，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协同困境往往源于责任边界模糊和激励机制缺位。搭台架桥，拓展社会力量参与形式。社会力量是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生力军。社会治理理论表明，社会资本即公民之间的信任网络和合作规范，是应对集体风险的重要资源。坚持平时织网、急时收口、开放包容、共建共享，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作用，搭建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社会参与平台，鼓励辖区企业参与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建设、安全设施升级、风险排查整治，支持社会组织承接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宣传教育等专业服务，理顺隐患上报、意见反馈、参与监督、志愿服务公众通路，打好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人民战争”。

统筹好传承与创新的共生关系，提升韧性安全城市建设的品位质效。传承与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永恒主题，在韧性安全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静安区现有大量的红色旧址、历史建筑、风貌街区、里弄社区和工业遗存等，它们承载城市厚重底蕴，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如何通过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老旧小区品质改善有机统一，是必须回答解决好的重大命题。在加固韧性安全中赓续历史文脉。要因地制宜因情施策进行保护肌理、改造结构、修缮功能、适配安全、彰显价值。坚持保护优先、安全跟进、应保尽保、修旧如旧，将韧性安全城市要求嵌入施工方案，建立“一栋一档”数字档案，实现文保建筑全生命周期监测，在完整保留街坊气质、街巷尺度和建筑风貌的基础上，消除韧性安全隐患、兜牢韧性安全底板。

（作者为上海市静安区委副书记、区长）

准确把握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基本要求

防灾减灾救灾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和谐稳定，是衡量执政党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评判国家动员力、体现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七个坚持”的提出，不仅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经验的系统总结，更是为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十五五”时期，我们必须完整、准确、全面学习贯彻“七个坚持”的基本要求，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全面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强、不确定性高、危害性大的显著特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任务繁重、涉及面广、挑战性强、统筹协调难度大，唯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才能凝聚多方合力，提高工作实效。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推动跨地域、跨层级、跨部门、跨军地的协同联动。各级政府部门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扛起防灾减灾救灾的政治责任，把政治担当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务实行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加快补齐防灾减灾救灾的短板与弱项，以坚强的政治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守牢安全底线，坚决打赢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动员受灾地区干部群众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应急疏散演练，积极参加抢险救灾，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价值遵循。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保护人民生命安全面前，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我们也能够做到不惜一切代价”。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作为根本价值遵循。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牢固树立“生命重于泰山”的工作理念，推动安全关口前移，进一步增强灾害风险防范意识，提高灾害预警能力，强化突发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等临灾预警。针对极端灾害天气完善避险转移预案，细化避险对象、范围及应急措施，确保灾害来临前灾区群众应转早转、应转尽转。特别关注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提高预案适应性。此外，还要尽最大可能降低或消除灾害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建立健全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坚持把保障民生作为工作着力点，优先恢复重建受灾群众住房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抓紧恢复基础设施功能，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坚持尊重自然规律是逻辑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没有止境，防灾减灾、抗灾救灾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课题。”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和演化是气候变化、地理环境、生态系统等多种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被人创造、改变或消灭，但可以通过总结提炼自然灾害发生发展的规律，加以正确利用，从而降低甚至避免自然灾害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一方面，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科学认识致灾规律。用好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引导医院、学校、养老院等机构科学选址。严把规划安全关，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严控生态脆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河道行洪区、地震断裂带等高风险区域的开发建设活动，从源头上降低自然灾害发生对人类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加强自然灾害的科学研究，依托相关专业科研机构深化重大自然灾害形成演变机理和规律研究，为完善灾害风险防控机制、灾情监测预警体系、灾害应急处置措施提供科学支撑，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

坚持预防为主是战略转型。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是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新时代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线任务。实践证明，事前预防是比事中抢险救援、事后恢复重建更为经济、有效、安全的防灾减灾策略，能够从根本上降低灾害风险的发生概率，尽可能地减轻灾害损失。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重心从灾后处置向灾前预防、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加强源头治理，把常态减灾作为基础性工作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提升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建设空天地一体化的自然灾害监测系统，进一步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及时有效识别和化解各类灾害风险隐患。强化抗灾设防能力建设，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实施一批骨干防洪工程、中小河流治理、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等防治工程，完善现代化灾害防御工程体系。牢固树立应急准备也是防的观念，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事前做实做足抢大险、救大灾的各项准备。健全各类应急预案体系，细化极端灾害应对举措，开展常态化、实战化的应急演练，提升各类防灾减灾救灾队伍的战斗力。

坚持改革创新是发展动力。坚持改革创新，对于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灾害风险、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日趋复杂，多灾并发、链发叠加特征更加明显，传统的灾害风险治理模式、体制机制和应对措施难以有效满足新时代的防灾减灾救灾需要。“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深化防灾减灾救灾的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三管三必须”原则，“一件事”全链条细化明确行业部门在防汛抗洪、防震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方面的安全管理责任，发挥好应急管理部门综合优势及相关部门专业优势，明晰“统”与“分”的职责边界，衔接“防”与“救”的责任链条，确保责任细化、各司其职。持续完善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的应急指挥机制，进一步规范现场指挥机构和救援力量之间的关系与协同联动机制，优化应急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应急指挥级别确定机制，以实战标准建强各级应急指挥部，构建权威、统一、高效、安全和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同时，坚持依法治安、科技兴安和人才强安相统一。依法治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根本保障，要不断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的防灾减灾救灾法律法规体系，将防灾减灾救灾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及时上升为法律制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压实地方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的监管责任。科技兴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抓手，在灾害监测预警、风险评估、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灾后重建等关键领域，不断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和先进装备研发力度，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卫星遥感、无人机等现代信息技术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深度融合，搭建智慧应急管理平台，实现风险研判智能化、监测预警精准化、指挥调度高效化、应急处置科学化。人才强安是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关键举措，要进一步优化专业人才成长环境，加强防灾减灾救灾相关学科建设，构建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培养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和重大工程，造就一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

坚持系统观念是科学方法。防灾减灾救灾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灾种、多环节、多主体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按照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的总体要求，全面推进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坚持全灾种统筹应对，充分发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整合各部门专业人员、技术力量、监测体系，建立多灾种综合研判、监测预警、协同处置机制，有效应对多灾并发、灾害链发等复杂局面，实现全域灾害统筹防控、一体治理。坚持全过程统一管理，构建“灾前预防—灾中处置—灾后恢复”全链条闭环治理体系。既要强化监测预警、防灾备灾、风险管理、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又要切实提高应急处置、灾害救助、恢复重建水平，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坚持全天候积极防范，通过健全风险研判机制、预置救援力量物资、确保行动高效，尽可能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坚持全力量有序协调，统筹用好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各专业救援力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相关部门专业救援力量、中央企业和社会救援力量等各类力量。既要建强专业队伍、提升攻坚能力，也要动员社会力量、筑牢人民防线，将不同的救援力量整合为应对复杂灾害风险的强大合力。

坚持社会共治是基础保障。人民群众是防灾减灾救灾最大的力量源泉，社会共治是筑牢公共安全防线的坚实基础。防灾减灾救灾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守护。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引导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主动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拓展人民群众参与防灾减灾救灾的有效途径。发挥群团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培育壮大防灾减灾救灾志愿者服务力量，引导其有序参与风险排查、科普宣传、应急救援、灾后重建等工作。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要建立群防群控防线，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推进安全风险网格化管理，把风险防控责任落实落细。着力厚植安全文化，将防灾减灾救灾纳入公民安全教育体系，加强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的科普宣传和应急演练，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全面提升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社会氛围，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出自《荀子·王制》，这一命题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儒家建构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思想。在荀子看来，人类社会的存续依赖于“群”，即个体通过公共性联结形成的共同体；而“群”的稳定与繁荣，则取决于“群道”，即协调人际关系、分配公共资源、规范个体以及群体行为的根本准则。当“群道”合乎天理人情，天地万物便能各安其位、各遂其性，从自然生态到社会秩序，从个体福祉到文明赓续，皆能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皆得其宜”的理想状态。

荀子对“群道”的重视，源于他对人性本质与社会存在的深刻洞察。荀子通过对自然万物的层级划分，确立了人“最为天下贵”的独特尊严，“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里的“义”，指的是人在群体生活中生成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使人超越个体本能的自私性，意识到自身作为“群体一分子”的存在本质。“群道”的核心在于“明分使群”，荀子认为人之所以能够组成群体，根基在于“分”，即依据公共理性确立的差序格局与职分划分。对人的划分并非制造等级对立，而是让个体在群体中明确自身的位置与责任，避免因利益纷争导致共同体解体。当个体都安于自身职分、履行自身义务，群体内部的资源便能得到合理分配，不同诉求也能得到协调安顿，群体自然能保持凝聚稳定，进而发挥出个体无法企及的力量，实现对自然万物的有序治理。这种以“分”定“群”、以“义”制“欲”的“群道”思想，也是儒家礼乐制度内在逻辑的体现。众所周知，“礼乐”的本质就是通过规范差异实现整体的和谐，最终达成“万物各得其宜”的秩序。

荀子反对将人视为孤立的原子式存在，而是将人置于公共生活的脉络中加以审视，所谓“以群观之”。在荀子看来，个体的“自然性”（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是共通的，但若放任个体仅凭本能追逐私利，必然导致“争则乱，乱则穷”的恶性循环。就此而言，人的本质并非“自然性的集合”，而是“公共性的存在”。这种公共性，既体现为对共同利益的自觉维护，也体现为对群体规则的主动遵从。“群”不是个体之外的附加物，而是个体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荀子“以群观之”的公共性认知视角，将社会秩序的构建从个体道德的叠加转向群体关系的协调。

荀子提出：“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群”的形成依赖于“分”，而“分”的合理性则根植于“义”。所谓“分”，即对社会成员的身份、职责、资源进行差异化分配；所谓“义”，则是指导“分”的价值原则，它既要符合自然天道（如四季更替、万物生长的规律），也要契合人心公义（如对公平、正义的普遍认同）。“分”的必要性，源于人性的现实与社会的复杂。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若强行抹杀个体差异，追求绝对平均，反而会导致“不可相制”的无序状态。例如，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权责不同；在社会中，士农工商的职业分工各异；在国家中，君臣上下的职能有别。这些差异不能简单理解为等级压迫的工具，承认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公共生活高效运转的基础。唯有承认差异，才能通过“分”确立每个成员的“位置感”，使其对自身权利与义务有清晰预期，从而减少冲突、提升协作效率。然而，“分”若缺乏“义”的引导，便会沦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儒家强调“分”必须以“义”为准则，即“义以分则和”。“义”的核心，是“正当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义”要求资源分配既满足个体合理需求，又兼顾群体整体利益；既承认差等，又防止极化。

《荀子·富国》中提到“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这并非为了“淫泰夸丽之声”，而是“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即通过礼义的规范，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的差异，最终服务于“养天下之本”的公共目标。这种“差中有序，序中有和”的智慧，在礼乐制度中表现为“辨贵贱”“辨轻重”的功能。钟鼓管磬的演奏，不仅是为了娱乐，更是为了“辨吉凶、合欢定和”；宫室台榭的建造，不仅是为了居住，更是为了“避燥湿、养德、辨轻重”。可见，礼乐的本质，是通过符号化的仪式，将抽象的“义”转化为可感知的秩序，使“分”的合理性深入人心。礼乐并非单纯的仪式规范，而是“群道”的具体化。“礼”以“分”明确秩序，“乐”以“和”融通情感，二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着“群”的存续。如果说“分”是对个体差异性的承认（如长幼、尊卑、亲疏的差等），那么“和”则是对群体共同性的追求（如对和谐的向往、对共识的达成）。礼乐制度的建立在于通过“明分”实现“达和”，使差异化的个体在公共生活中形成有机整体，这也正是“以群观之”思维在制度层面的展开与落实。

“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指向一个涵盖自然、社会、个体的整体性和谐图景。在这一图景中，“宜”不仅是“合适”“恰当”的意思，更蕴含着“各遂其性”“共生共荣”的生态智慧与社会理想。从自然维度看，“群道”的合理性体现在对天道的顺应。荀子强调“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主张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避免过度索取。这种“时”的观念，也是礼乐精神在生态领域的延伸。祭祀山川的礼仪，本质上是对自然的敬畏；渔猎耕作的节律，本质上是对生态平衡的维护。当“群道”合乎自然之道，六畜繁衍、草木茂盛，人与自然便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这与现代生态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彰显了儒家公共性思维的普适性意义。从社会维度看，“万物皆得其宜”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在公共生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实现自身价值。荀子描述的“百姓一，贤良服”的理想状态，正是通过“明分”使士农工商各安其业，通过“达和”使人伦秩序得以端正。这种秩序不能理解为僵化的等级固化，而是动态的“各得其所”，也即贤能者因德才兼备而居上位，普通民众因勤恳劳作而获温饱，特殊群体因礼乐教化而受关怀。“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也。”当公共权力服务于“群”的利益，社会成员自然会心生认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从个体维度看，“皆得其宜”意味着个体在公共生活中实现“自然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一方面，礼乐制度保障个体的基本需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的本能得到合理满足；另一方面，礼乐教化引导个体超越私利，培养“义”的公共理性。如“孝悌”不仅是家庭伦理，更是“群”的情感纽带；“忠顺”不仅是政治道德，更是“群”的协作基础。当个体将“群”的利益内化为自身价值追求，便能实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当然，这并不是主张孤立个体的任性而为，而是强调个体基于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理性自律。

“群道”提醒人们必须警惕“原子化个体”的陷阱。“个体本位”的价值观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个体创造力，但也容易导致人际疏离、社群瓦解、信任缺失等问题。当前，从“空巢老人”到“躺平青年”，从网络暴力到社会冷漠，无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公共性缺失的危机。“以群观之”的思维主张个体并非孤岛，而是“群”的组成部分，个体的幸福离不开群体的繁荣。另外，“群道”也为多元社会的治理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智慧。当今世界，文化差异、利益冲突、阶层分化日益凸显，荀子“明分使群”的理念强调，差异不是导致分裂的根源，反而是社会活力的源泉。由此，社会治理的关键，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通过“义”的原则协调差异，既要承认不同群体的合理诉求，又要确立共享的价值共识；既要保障个体权利，又要维护公共利益，这也正是“群道”及其礼乐精神在现代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

从“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这一传统儒家命题可知，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基于“群道”的礼乐精神对于维系公共秩序有着重要意义。“以群观之”，良性公共秩序的构建与维护，既需要承认个体的合理诉求，也需要个体树立公共意识，明确自身对共同体的责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共识，从而创造人人各得其所、万物共生共荣的美好公共生活。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西周的敬德保民思想

西周是我国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商周之际的王朝更迭，不只是一次政权更替，更是一场思想变革。殷商尊天尚鬼、笃信天命恒常，将王朝存续全然寄托于神灵庇佑；周人克商之后，反思商亡教训，跳出宗教天命的桎梏，逐渐构建起以“敬德保民”为特点的政治哲学体系。

失德取祸，以殷为鉴

周初统治者面对“殷鉴不远”的历史变局，思考了两个问题：天命是否永恒？王朝兴衰的根本何在？周公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意为我们要以夏和商的政治失败为鉴戒。他认为王朝兴衰更替是天命的结果，而丧失天命的原因，是统治者的败德所致。正如《尚书·多方》所云：“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夏、商二代的灭亡，并不是上天抛弃他们，而是统治者放逸无度、违反天命，众多背德恶状声闻于上天，故丧失天命是自取其祸。《尚书·酒诰》所载周公告诫康叔之语中，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回答：“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殷商灭亡并不是因为上天暴厉，不爱护殷商，而是殷人咎由自取啊！殷纣王不敬天命已完全“失德”，故天命不再护佑殷人。因而，天命并非专属一姓、恒久不变，王朝覆灭的根源，不在于上天严苛无情，而在于统治者自身失德败政。

天命予德，事天保民

殷商统治者行为乖戾、征伐无度，且对民众暴虐，从而招致天命的厌弃。以此为鉴，西周要敬天修德保护民众，也就是“敬德保民”，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

与商代喜怒无常、纯粹神秘化的至上神不同，西周的“天”被赋予明确的道德属性。西周统治者认为，上天虽冷峻无私，但“天祚有德”，天命能否眷顾，不再取决于祭祀占卜的虔诚，而是完全系于统治者的德行修为。对上天敬德，唯有常怀敬畏、勤修德行，方能沟通天命、守住国祚。如《诗经·大雅·文王》中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人通过修德而获得“多福”以配天命，而君主的主观敬畏天命勤修德行，成为维系天命的核心依托。那么如何把握天命？要保有天命，必须敬德以配天命。如何落实敬德？敬德要落实于经国序民的具体政治实践中，首先，就必须处理好人神之务，即“事天敬神”。在周代，事神祭祀是国家大事，周人主张祭祀不是为了一家一姓，而是为了广大民众的福祉。其次，统治者要完善自身的行为并且克制自己的欲望，摒弃一切背德之事，执政为民勤修政务，并爱惜保护民众教化民众，以自身的德行去应合天意，从而去真正地落实对上天的敬德。

统治者要施行“保民”的措施。“王以小民受天永命”，通过对民众的爱护和保护以达成对天的尊敬，“保民”是周代固守天命的不二法门。在《尚书·康诰》中有“用保乂民”“用康保民”“唯民其康乂”等字句，这是将“保民”提升至安邦定国的政治高度。要永受天命就要做到“保受王威命明德”，践行美好的德行并对百姓施以恩惠，从而应合天心天意。对上天敬德的核心即在“保民”，还应以民众的切身福祉作为侍奉上天的落脚点，进而确保国家稳固。

为政以德，保民教化

西周用德行维护社会秩序并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是对“敬德保民”观念的有效践行。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上表现为施政为民、吸纳民意和教化民众。

君主的作用是代天施政、以为民生。君主因具有美好德行而受天命，民乃上天所生所爱，天委托民于君主，君主应保护并且爱护民以更彰显其德行，从而不负上天所托。君主执政为民、施以德行，亦是秉承天命的体现。《尚书·梓材》中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亦可知君主受命于天。因此，周武王在夺取天下后，“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大意为，天下万民从法理上属于天，天将民托付于有德行的君主，君主是代替上天治理万民，以使得民众能安享太平天恩。

重视对民意的接纳。民意即天意，民意是把握天命的媒介。如何把握天意？从夏商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可以看出，认识不到天意取决于民意，是商灭亡的重要原因。所以，将天意与民意直接联系起来，将天与民紧密联系起来，是执政和为政的要务。周人认为天的意志体现于民意，天心见于民心，民心即天心。对民意、民心的把握，是理解天命的重要途径。

上天设立君主是为了爱民保民并教化民众。天命将民托付于有德者，而德政之本在保民，为政之本亦在为民。人世间的万民乃是上天所生，人间的道德伦理也是上天为了教化百姓所作，君主和万民的行为是否符合德行教化，亦有上天的审视。西周青铜器豳公盨铭文中云：“天命禹敷土，隓（堕）山浚川，乃釐方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贵唯德，民好明德，忧在天下。”“降民监德”，意为上天降生下民，并监察下民的德行；“自作配乡”，意为上天在人世间设立君主，使他成为民之父母。君主肩负教化万民的责任，君主治民不在于刑罚威吓，而在于教化民众“怀德而畏威”，这样才能在政治上实现“保世以滋大”。

对民众的教化亦是对“敬德保民”的实践。对民众的教化规训可以促进民众的和谐，防止内部动荡，从而稳定国家。在对民众的教化中，“孝”“友”亦是重要的方式。在西周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中，家庭不稳定对社会影响巨大。《尚书·酒诰》中，周公告诫殷地遗民，当勤于农商、孝养父母、和睦家庭，恪守人伦本分。《尚书·康诰》中也强调兄弟之间要相互友爱并且相互尊重。“孝”“友”并非单纯的家事，更是关乎社会安定、国运绵长的国事。

纵观商周时期的思想变革，西周统治者将前代“祈天永命”的被动天命观，转化为“敬德保民”的主动治理，将天意与天命落实在民意上，“保民”更是遵循上天的旨意，是治理国家中最大的“德”。“天”“德”“民”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打破了前代天命恒常的认知。

“取人以言”还是“取人以人”

李因笃（1631—1692年），陕西富平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学问深厚，被尊为“关西夫子”，为顾炎武所推重。《用人》一文收录于其《受祺堂文集》，以“恃法”“恃人”之辨为核心，梳理历代选官制度，辨析了取士标准的名实、公私利弊，集中体现其重人守法、循名责实、因时变通的人才观。

重人守法

基于周汉以来铨选制度的演变，《用人》将历代取士方式划分为科贡与征辟两类，并对比明经、辞赋、策论、制义等科考形式的优劣，指出“周汉以来，取人以人；唐宋以后，取人以言”。

何谓“取人以言”？即以应试文辞、策论言论的优劣，作为录用人才的核心标准。这并非泛泛针对八股取士的传统，而是直指清初罢八股、改试策论的制度改革。对这场改革，李因笃直言“罢制义而用策论，楚固失矣，齐亦未为尽得也”，认为改革未能革除选材取士的痼疾，废八股、用策论，不过是避开一种短处，又新添另一种问题。踏实干事的人依旧选拔不出来。具体原因有二：其一，言行之间常有鸿沟。士子笔下，忠孝廉节、民生利弊可以写得淋漓尽致，自己却未必躬身践行。考场文章雷同空泛，很难据此辨别一个人是真有本事还是徒有其表。其二，科考文章缺乏实际效用。康熙三年（1664年）甲辰科，录取百余人，传世文章不少，却没有一条建议可被吏部、户部采纳，无一言一策能用于朝政实务。这直接暴露了“取人以言”徒有其表、无用于世的本质。

与“取人以言”相对的是“取人以人”，将平日的品行操守、实干实绩作为取士的核心依据。它的制度蓝本，是周、汉两代的选官制度。一是《周礼》中记载的乡举里选。至汉代发展为州郡察举孝廉、贤良方正的常规选官途径。二是汉代通行的征辟制度。地方长官可按需自行辟除属吏、选拔贤才。两代双制并行，形成了重实绩、重品行的取士传统。反观“取人以言”，则容易让巧言善辩、虚饰外表的人平步青云，而敦厚务实、勤于任事的人，反倒遭到埋没。如何跳出这一窠臼？李因笃提出了改良方案。经学考试，应侧重辨析经义疑难，弱化文辞雕琢，考察士子的学识底蕴与本心修为。策论考试，则要紧扣六部时政要务，严格要求所论具备施行的可行性。这才能摆脱“取人以言”的老路，回到重实、重人的取士传统上来。

循名责实

主张“取人以人”，人又该如何衡量？朝廷设科名，本意是求实才。有一些士子却只顾博取虚名，来应付这些科名。“求之以实而应之以名者有之矣，未有上以其名求而下以实应者也。”科目越多，名与实脱节就越严重。贤良、孝廉等选官名号，一旦脱离了真实的德行和学识，便不过是徒有虚名。

这一判断奠定了李因笃以德为先的选人立场。但他并未因此走向求全责备，反而从人才各有差异这一事实出发，主张量才使用。人无完人，禀赋、特长各有不同。倘若苛求细行、苛责小过，世间便没有可用之人。为了反驳世俗惯常的取人标准，他一连举出舜、傅说、吕尚、张良、司马相如、扬雄、裴度、霍光、司马光九位古人为例。这些人有的出身寒微，有的曾有过失，有的文章并不出众，却都成就了一番事业。因而，选用人才不必纠结于出身门第、细微过失、文字优劣等。古人宽小过、举贤能的思路，值得今人记取。他还以汉、宋两代的制度对比来佐证这一观点。汉代依托征辟制度，地方长官可按需选人，不拘一格任用有专长的人。宋代之后，人才统一纳入铨选体系，标准虽然划一，却也趋于固化，有特殊才能的人反而难以出头。李因笃的思路，也是对孔子“君子不器”、张载“大者器，则小者不器矣”思想的延伸。

因时变通

选人要看德行才干，若发现了人才，如何才能使其脱颖而出？答案是“破格”。李因笃认为，论资排辈正是滋生吏治弊病的源头，但也并不否定设置这一资格制度的初衷。这套制度的创设，本是为了规范选官、甄别人才。行之既久，逐渐沦为束缚贤才、固化吏治的枷锁。循年资晋升的规则，让贤才与庸人同步迁转，久久无功。即便身负超凡才干、过人魄力，也敌不过时间的消磨。

对于资质中等的官员，循年资晋升可以保障吏治的平稳运转，也能堵住钻营奔竞的路子，维持基本秩序。但国家治理不能只靠中等之才，若一概用资历来要求，满腹才华之人便永无出头之日，最终朝廷会错失那些能济世的良才。因此，他主张在常规科贡之外，参照周、汉两代的选举、征辟之法，在资格体系中为“破格”留出一条通道。

清初选人用人陷入两难局面的原因是：一方面固守科贡的旧套路，不敢革新；一方面又片面预判古制有隐患，不肯恢复良法。人才的晋升之路，就这样越走越窄。破解这一困局主要是平衡“恃法”与“恃人”的关系。李因笃赞同“有治人，无治法”的古训，认为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法令，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执行，才能见成效。主事之人公正务实，法令即使有漏洞，也能灵活补救。相反，若其徇私昏聩，律法再周全，照样滋生贪腐、埋没人才。所谓历代用人得失，说到底无非是“公”与“私”之辨、“恃人”与“恃法”之辨，这也正是吏治好坏的关键所在。

现代作战指挥须强化“三位”决策思维

现代作战是复杂系统下作战双方指挥员思维的博弈和全域多维条件下体系力量的对抗，指挥员决策应跳出传统思维局限，紧跟科技之变、紧盯战场之变，善于站上高位看任务，进入换位判敌情，回归战位做权衡，在思维转换过程中找准决策制胜不变的基点，强化谋算之本，决胜未来战场。

站上高位看任务，找准决策定位

善于洞察全局发展方向，深度领会上级意图。全局态势发展具有方向性、目的性。上级指挥员的决策，犹如一根线，牵引影响着战场全局的发展。可以说，当前战场布局、作战部署是着眼于未来战场发展而设计。因此，各级指挥员都需要站在未来看现在，以未来态势反推现在局势，用发展的眼光洞察战场发展大趋势、大方向，深度领会上级意图。

重点研判全局作战重心，找准本级任务定位。关键局部对抗往往决定战场整体发展走向，是敌我对抗重心所在。因此，指挥员站在全局分析时，其核心首先是研判全局中的关键局部，其次是厘清本级任务在关键局部中的地位作用，为谋断决策提供关键支撑。回看解放锦州战役，其关键局部体现在塔山方向、黑山方向和锦州方向。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作战任务地域处于塔山这一关键局部内，其决策部署事关全局，同时又因黑山方向、锦州方向战场的发展而变化，彼此相互关联制约。

以局部必须服从服务于全局的意识，加强贯彻战场全局化设计。作战指挥体系层级嵌套、承上启下，上级决策的落地效能，取决于下级对战略意图的深度领会与坚决执行。指挥员必须牢固树立局部服从服务于全局的意识，主动挣脱局部得失、短期效益的思维桎梏，始终以上级决策部署、战场全局需求为决策准绳，上下同欲锚定全局态势向预期方向演进。在我军历史上，既有“囿于局部牢笼”决策的卓资山战斗，因战术局部失利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也有着眼全局所需的塔山阻击战、三所里战斗等，以局部代价赢得全局胜利。

进入换位判敌情，找准决策靶标

换位思考是克敌制胜之利器。指挥员应善于跳出自身的思维定式，掌握敌人的思维“范式”，按照敌人“习性”构设战场，研判清楚敌方“为什么打”“用什么打”“怎么打”等关键问题，有针对性地为本级决策找准“靶标”。

研究敌方以往作战经验，掌握其固有作战“范式”。现代战场数据真假难辨，对手打法复杂多变，但敌人在战场上的短期决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以往经验的即时决断，有其固有“范式”和思维“惯性”。同时，现有智能辅助决策系统仍重度依赖过往数据，难以真正突破固有经验的作战模式。因此，指挥员应预先加强对敌作战数据的全方位收集和融合分析，系统化地提炼敌擅长打法、体系作战模式和指挥员思维逻辑特点。善于从原始而未受其他因素影响的信息中分析细节，掌握敌未言之隐、弦外之音；善于剥离主观干扰，从客观的角度还原敌作战特点。

建构敌情当前作战场景，理清体系内在关联。己方指挥员按照敌方作战“范式”，将敌作战企图、力量部署、可能行动等在脑海场景化建构呈现，便于理清敌任务脉络与体系内在关联。粟裕将军在每次筹划组织作战的过程中，敌人的相关部署都“印”在其脑海，故能清晰掌控敌人动向。现代作战的多域混合特征日益明显，作战手段日益智能。指挥员在建构敌情作战场景时，在力量方面，不仅要构设敌人的主要部署，还要关注敌人的盟友、敌人的敌人等力量，以应对援敌介入，团结可团结的力量；在空间方面，不仅要聚焦敌军事域构设，还要着眼于敌政治、经济、外交、民生等域构设；在手段方面，不仅要通过数字战场直观形象呈现敌情态势，更应善于将敌情场景“印”入脑海，达成战场动态了然于胸的效果。

抓住敌将这一关键要素，洞悉战局未来发展。打仗就是打将。在敌情场景构设的基础上，我方指挥员深度沉浸敌方指挥员“角色”，牢牢抓住事关敌方决策的力量、行动、目的及性格特点等关键要素研判，有效预测敌战场未来走势。现代战场变化多端，新质力量逐步涌现。指挥员在研判时，应善于围绕敌上级企图判下级目的；根据敌整体作战实力判敌新质力量运用方式；依据战场环境、体系支援、盟军行动等外部诱因判当面之敌关键行动设计；抓住敌性格特点判决策可能倾向。同时，还应多案预判、客观预判，反复换位预判。

回归本位做权衡，找准制胜之机

作战决策的关键是指挥员立足本位，聚焦决策“靶标”，找准本级作战行动在时机、空间、力量层面的“着力点”，科学设计，以奇制敌、以正驭敌。

在时机把握上，找准灵感决断与精算谋断的融合点。灵感决断是基于战场“嗅觉”的定性决策，能够快速把握住战机，缺陷是易导致巨大风险；精算谋断是基于战场数据的定量决策，能够科学分析降低风险，缺陷是过于烦琐而易错失良机。灵感决断与精算谋断相互补充制衡，是决策艺术与科学高度融合的体现。指挥员决策时间充裕时，在战场直觉的引导下，以精算谋断为重，算时间算空间算力量，追求客观科学；战机紧迫时，以灵感决断为要，敢于相信自己内心的声音，果断确定决策方向，在兵力运用、行动设计、效果达成等方面展开概略分析，降低作战风险。

在空间利用上，找准我强敌弱的战场专属“生态位”。敌我作战行动的强弱优势是相对的，在战场系统内因作战维度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决策的关键是找准我强敌弱的战场专属“生态位”，并展开重点设计，使强弱对比达到最大“阈值”。如抗美援朝期间，“联合国军”的“钢铁洪流”机动能力强，远程火力杀伤能力强；志愿军近战能力强，战斗意志强。因此，我军指挥员预设的战场多在山地起伏明显、通道狭窄地区，并挖掘坑道防护，待敌接近与其拼杀。科学的战场空间预设使敌我强弱发生转变，最终制衡强敌。现代作战，指挥员预设作战空间时，首先应向内看，研清敌我能力的强弱点；其次是向外看，找准我强敌弱的战场专属“生态位”；最后是科学改造，达成以强击弱的最大“阈值”。

在力量运用上，找准分散部署与动中聚优的平衡点。分散部署可有效保存有生力量，但杀伤敌人需要时间“窗口”；动中聚优可有效杀伤敌人，但集结过程易暴露企图，甚至遭敌集中杀伤。决策的关键是在分散部署与动中聚优间找准平衡点，在保存有生力量中有效杀伤敌人。当前，部队指挥员可在传统力量与新质力量间寻求平衡，巡飞弹、中小微型无人装备等新质力量集中部署使用，担负机动前出耗歼任务，传统力量以分散部署为主，担负控制清缴任务；可在分散与集中间寻求平衡，根据装备性能、任务分配、地形条件等，将兵力集中式高密度杀伤模式向兵力分散式高效能毁伤模式转变，于分散中聚能歼敌；可在机动与计划间寻求平衡，将传统的通过兵力机动实现聚优向以计划调控为主、兵力机动为辅实施聚优转变，通过调整计划，实现无需机动或短距机动达成效能聚优的目的。

从科幻到实战：定向能武器开启“能量战争”

定向能武器，是一种利用激光、微波、粒子束等高能射束，沿特定方向集中释放能量，以光速或近光速毁伤目标或使其失效的新型武器系统。这类武器通过产生高温、辐射、电离或声波等综合效应，对敌方人员、电子设备或武器装备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具有反应速度快、打击精度高及使用成本低等显著优势。与传统武器依靠火药推进的化学能不同，定向能武器的弹药就是能量本身，它以光速或近光速传输，实现“发现即摧毁”的作战效果。

定向能武器的百年演进

1917年，爱因斯坦提出的受激辐射理论，为激光技术奠定核心原理，让人类逐步认识到电磁波、光束、粒子流所蕴含的巨大能量。1960年，美国科学家梅曼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标志着定向能武器正式迈出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

冷战时期，大国战略竞争直接催化了定向能武器的跨越式发展。为谋求反导、反卫星等战略优势，相关国家相继推出宏大研发计划，将定向能武器作为打破核威慑平衡、夺取空间优势的核心手段，投入巨资开展天基、海基、陆基多平台试验。在高强度技术竞赛下，大功率激光器、脉冲功率源、自适应光学、精密跟踪等关键技术接连突破，定向能武器逐步走出实验室，初步具备了毁伤与拦截能力。尽管受限于体积、功耗和可靠性，未能大规模列装，却极大完善了技术体系，积累了宝贵经验。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其核心构想之一便是在太空部署天基定向能武器，用于拦截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一计划极大地刺激了定向能武器的研发投入。

进入21世纪，随着材料科学、储能技术、人工智能与微电子技术的成熟，定向能武器迎来小型化、模块化、实战化拐点，应用场景由战略级反导、反卫星转向战术级防空、反无人机、反巡飞弹，适配现代战场低烈度、高精度需求。以激光武器和高功率微波武器为代表的定向能武器，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实验室走向战场，以光速重塑现代战争的面貌。它的崛起，不仅标志着人类战争史上继冷兵器、热兵器之后的第三代武器革命，更预示着“能量战争”时代的全面到来。

按照发射能量束的类型，定向能武器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及粒子束武器。其中，激光武器和微波武器是目前技术最成熟、实战化进程最快的两类。激光武器以高度聚焦的光束通过高温烧蚀毁伤目标，擅长精准点杀；微波武器则通过释放高能电磁波瘫痪目标的电子元器件，可实现面杀伤。粒子束武器是粒子加速器将电子、质子等微观粒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然后聚集成密集的束流射向目标，依靠粒子束的巨大动能和辐射效应摧毁目标。由于技术难度和巨额成本，粒子束武器处于从实验室向实战过渡的探索阶段，其真正的成熟部署尚需时日。

技术优势塑造作战全新范式

定向能武器作战优势极具革命性，相较传统动能杀伤装备，具备颠覆性的实战特质，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光速打击，见即摧毁。定向能武器利用激光、微波、粒子束等高能束流以光速或近光速毁伤目标，相较于传统兵器需经弹道飞行、航路规划才能命中目标，定向能武器无需计算提前量、无需等待飞行时间，从瞄准到命中几乎无延迟，彻底消除了传统防空系统因弹道计算、飞行时间导致的拦截窗口限制。实现发现即命中、命中即摧毁，令高速机动、低空突防、快速突袭等目标无处遁形、无从反应，牢牢掌控战场先机。

无限弹药，成本革命。定向能武器以电能为驱动，摆脱了传统弹药生产、储运、装填的物理限制，具备近乎持续不间断的打击能力，实现了广义上的无限弹药。例如，沙赫德无人机单价约2万至5万美元，拦截导弹的成本却超过300万美元。相比之下，以电力为弹药的定向能武器，单次发射的边际成本仅为1至30美元。在大规模对抗、持续压制与饱和防御场景中，定向能武器能够大幅降低作战消耗与后勤压力，以低成本实现高效能打击，重构战场效费比，引发作战保障与火力运用的成本革命。

灵活可控，软硬兼施。定向能武器可通过调节功率实现硬杀伤与软杀伤的灵活切换，其杀伤模式可调、作用强度可变、打击范围可控，既可实施高能硬摧毁，直接毁伤装备结构、瘫痪作战平台，也可开展低功率软压制，干扰电子设备、致盲侦察系统、阻断通信链路，实现软硬杀伤一体、打击尺度可调。在实战运用中，可根据任务需求灵活切换作战效能，既能对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毁伤，也能对集群目标进行区域压制，还可在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实施警示驱离，兼具威慑、压制、摧毁多重能力，作战运用具备很强的弹性与适配性。

定向能武器作战优势极具革命性，相较于传统动能武器具备多重颠覆性特质。但受技术条件制约，其现阶段仍存在能耗散热负荷大、环境适应能力弱、输出功率有限、装备小型化困难等短板，实战部署与持续作战能力尚存明显瓶颈。

实战应用改变战场攻防规则

构筑体系化作战能力。未来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单一武器的性能，而在于体系化作战能力的深度融合与高效联动。随着定向能武器与传统火力单元、无人作战平台的深度融合，融入“侦—控—打—评”闭环的体系，一个多域联动、全域覆盖的作战格局正在形成。这种跨域协同，不仅消除了防御盲区，更极大压缩了从决策到打击的时间闭环，使拥有体系优势的一方能够全维掌控战场节奏，从而主宰战争胜负，深刻重塑战场制胜机理与作战样式。这种体系化思维正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制胜之道。

形成成本不对称优势。面对无人机蜂群的饱和攻击，传统防空体系面临“破产式防御”的困境，成本上难以承受。而定向能武器彻底改写了这一规则，其单次发射成本低，且具备“无限弹药”的持续作战能力。这种极致的效费比优势，不仅让防御方在应对“蜂群”饱和攻击时不再捉襟见肘，更让空中威胁失去了原本的不对称优势，迫使战争逻辑从单纯的火力对抗转向能源与技术的较量。定向能武器正在使攻防优势发生根本性转换，将防御成本从不可承受变为可以忽略。

实现软硬杀伤一体化。依托软硬杀伤一体化运用，可以重构现代作战范式。激光、高功率微波等多型装备协同发力，既可对无人机、精确制导弹药等目标实施物理毁伤，又能对敌方指挥通信、侦察预警链路实施电磁压制与节点瘫痪，实现“硬摧毁”与“软压制”无缝衔接。其作战响应快、持续火力强、使用成本低的特点，打破传统攻防消耗模式，推动作战节奏由线性推进向瞬时决胜转变。

从科幻到实战，定向能武器的发展历程，是人类军事技术不断突破极限的生动缩影。作为第三代武器，它以无形的能量束，划破传统战争的壁垒，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战争时代。面对这场军事技术革命，唯有把握技术趋势、抢占发展先机，才能在未来的“能量战争”中占据主动，守护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

火攻八滩：新四军反“扫荡”攻坚战

1943年3月，新四军第3师在师长黄克诚部署下，由第8旅24团团长谢振华指挥，于滨海八滩王桥口对侵占据点的日伪军发起突袭攻坚战。此战粉碎了侵略者控制盐阜沿海的企图，成为盐阜区第二次反“扫荡”全面反击阶段的关键胜利，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临危定策，合围守敌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第3师与苏北群众携手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盐阜抗日根据地日渐壮大，成为日伪军眼中的“心腹之患”。1943年2月，日军纠集2万余兵力对盐阜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采取分进合击、分区清剿的战法，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3月下旬，日军侵占东坎后，山本中队178名日军及伪军300余人于29日占领八滩，在镇南王桥口王家油坊依托三座院落构筑核心据点。

八滩距东坎30公里，作为盐阜沿海交通枢纽与海盐集散地，素有“金东坎，银八滩”之称，人口稠密、物产丰饶，战略与经济价值举足轻重。日军在此安设据点，意在割裂滨海、阜东两地联系，从政治、经济、军事上遏制抗日力量。日军占领当日，黄克诚师长当机立断，决定趁敌立足未稳、防御工事未完善之际拔除这颗“钉子”。此时，正率部在东坎、八滩周边活动的24团团长谢振华主动请战，他深知战机稍纵即逝，若等待援兵必会延误战机，敌人防御便加固一分。

黄克诚随即电令谢振华统一指挥24团主力及师特务营两个连，联合地方武装与民兵实施合围，副团长陈玉才率3营阻击东坎方向援敌，形成“攻点打援”的战术布局。谢振华与参谋长连夜制定方案：2营从北侧抗日沟主攻，1营先清剿伪军再助攻，特务营从东南侧牵制，各部队务必于当夜完成合围。

暗夜突袭，撕裂防线

暮色四合时，参战部队沿田野小道隐蔽集结，谢振华将指挥所设在八滩西头一座闲置房屋内，距镇仅半里地，靠前掌控战局。30日夜里9时，各部队全部抵达指定位置，对据点形成铁桶合围，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的瞬间，总攻号角应声吹响。

2营副营长王光汉率突击排如利刃般直插日军中队部，冲破前沿火力网后迅速捣毁敌报话机与电台，切断其对外联络。日军情急之下放出三只信鸽求援，却已无法改变孤立无援的处境。另一侧，1营对镇内伪军发起猛攻。面对这群乌合之众，战士们奋勇冲杀，仅20余分钟便歼灭大部伪军，残敌仓皇溃散。

谢振华随即把指挥所前移至镇东堆堤，距敌核心据点不足200米，借着敌人的照明弹观察战况。日军龟缩在三座院落内负隅顽抗，频繁发射照明弹暴露我军队形，机枪从穿墙枪眼疯狂扫射，造成我军不小伤亡。10余名战士冒死冲上院落房顶，准备投掷手榴弹时不幸被机枪扫中。20余名日军趁机冲出包围圈，直扑指挥所。谢振华当即调1营3连增援，连长米富珍率部迅猛反击，将突围日军全部歼灭。

火攻破垒，尽歼残敌

次日凌晨1时许，我军相继攻克两座院落，残余日军被压缩至山本中队队部所在大院。敌人依托厚实砖石围墙顽抗，门窗皆被改造成枪眼。我军迫击炮因距离过近无法施展，战士们数次攀爬围墙肉搏，均因寡不敌众受阻，多名干部战士伤亡。

天快亮时，东坎援敌已在路上，拖延战局必陷被动。谢振华与负伤赶回的参谋长紧急商议，果断决定实施火攻，这是战前预设的备用方案，引火物早已备好。战士们将蘸满煤油的棉花团绑在手榴弹或长竹竿上，纷纷投向院落，顷刻间烈火熊熊燃起，吞噬着敌人的工事。

日军在火海中狼狈逃窜，5连以两挺机枪牢牢封锁大门，日军一露头便被击毙，尸体几乎堵塞门洞。拂晓时分，几架日军飞机低空掠过，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据点化为灰烬。残余的10余名日军推倒围墙突围，谢振华不顾伤痛上前指挥追击，右肩中弹负伤仍坚持督战，最终将溃敌全部肃清。与此同时，3营在新港成功阻击东坎援敌，迫使其仓皇回撤。

此战共击毙日军山本中队长以下50余人、伤29人，毙伤俘伪军200余人，缴获迫击炮2门、轻重机枪8挺、步枪250余支，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更为敌后抗日作战提供了速战速决、合围攻坚、军民协同的宝贵经验。后来，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评价，八滩战斗是盐阜反“扫荡”中最激烈的一战。

澎湃八十载 奏响最强音 矢志打造自主动力“中国心”

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对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展给予肯定。这为潍柴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引潍柴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主业，奋力向世界一流企业迈进。

2026年是潍柴成立80周年。八十载时光淬炼，潍柴始终坚持扎根实体经济、做强装备制造。从胶东半岛的战火硝烟中蹒跚起步，到屹立于全球装备制造业之林；从第一台柴油机的艰难诞生，到4次刷新柴油机本体热效率世界纪录；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地方国企，到布局全球、营收超过3500亿元的装备制造跨国集团——潍柴的80年，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是一部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创业史，更是一曲投身制造强国建设的壮丽凯歌。

红色国企，在百废待兴中点燃产业希望

解放战争时期，为支援前线、保障民生，发展工业生产成为紧迫的战略任务。

1946年1月，山东威海市人民武装部工人纠察队以裕成铁工厂为基础，办起了建国铁工合作社，有工人8名、设备6台，主要从事军工修理。同年3月16日，更名为环海铁工厂。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向胶东解放区发动进攻，工人们响应“不把一颗铁钉留给敌人”的战斗号召，靠人拉肩扛将设备和物资安全转移。1947年初，工厂迁回威海市。1947年夏，环海铁工厂被迫再次转移，运送物资的船只遭敌舰追击，运输船突遇暗礁倾覆，大家奋不顾身跳下海抢捞物资，苦战一周将器材全部打捞出来。铁工厂转移后，除了继续修理、制造步枪外，还仿制生产了11马力单缸低速柴油机，支援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工厂已迁至潍县坊子，并更名为大华机器厂。1950年，治淮工程开工。工厂急国家之所急，在11马力柴油机基础上紧急仿制生产了25台15马力柴油机，派人到现场安装调试。在恶劣环境下，大华的机器一刻不停，产品一炮打响。

1953年8月，工厂收归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机器工业管理局领导，并更名为潍坊柴油机厂。1956年，潍坊柴油机厂试制成功6160型中速柴油机，走上了柴油机专业化生产之路。

勇担重任，在国家建设中建功立业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63年至1965年，潍柴克服重重困难，走出低谷，摘掉了连续3年亏损的帽子。潍柴主动服务国防大局，研制生产6160系列中速柴油发电机组，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作出贡献。1965年，潍柴被国务院评为全国七十个大庆式企业之一。

1968年，潍柴自主研发制造6200型中速柴油机，额定功率450马力，适配灯光围网捕捞船，大大提高了灯光围网船和远洋捕捞船的作业效率，奠定了企业在国内中速柴油机行业的优势地位。

1970年4月，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确定潍柴承担研制8V160型特种发动机的任务。面对艰巨任务，在技术人员和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8V160型特种发动机当年完成设计并开展样机试制，于1973年和1976年分别通过了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技术鉴定，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1978年，该产品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从国防基地的电力保障，到近海渔业装备的动力革新，再到特种发动机的自主攻关，潍柴始终紧跟国家战略。

敢为人先，在改革发展中破冰突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此背景下，潍柴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扩大产品系列，提升产品质量，逐步筑牢潍柴品牌根基。

20世纪80年代，国家决定从奥地利引进斯太尔重型汽车项目。潍柴凭借行业口碑和影响力，争取到了发动机生产任务。“两手血泡一身汗，自己动手来拉线。”1987年6月中旬，潍柴汽发分厂组成120人的青年突击队，展开了斯太尔机加工设备拉线大会战。1989年10月，潍柴斯太尔项目提前通过全面评审验收。

市场的认可更加坚定了潍柴对标国际的信心和决心。为了扩大铸造生产能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潍柴抓住难得机遇，于1991年购买了奥地利斯太尔公司因产品结构调整而拍卖的一个铸造厂的全部设备。当时，国内各大企业购买国外二手设备时，大多会委托专业公司或雇用外国人进行拆迁，而潍柴人决定自己干。以全国劳模陈宝昌为团长的潍柴拆迁团远赴异国自主拆解设备，在狭窄的拆迁现场用风铲一点点打掉炉内的150吨耐火材料，比合同规定的工期提前了3个月，仅拆迁费一项，就节省了1150万元。

1998年，潍柴陷入困境，负债率高达98%，濒临破产。为了摆脱困境，在管理层面，潍柴推行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针对技术人员推行“工程技术职务改革”，打破技术职务“终身制”。在市场层面，1999年，潍柴提出“由终端市场向配套市场转移”，开始将WD615产品引入工程机械和客车市场。其后，WD615柴油机凭借优异的性能和可靠的质量迅速赢得市场认可。

双轮驱动，在逐梦全球中构建开放生态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潍柴应势而动，实施“产品经营+资本运营”双轮驱动战略，坚持传统业务与创新业务、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协调发展，创新发展模式，彻底摆脱了单一产业和单一区域市场的束缚。

2002年12月，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潍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里程碑。2004年3月，潍柴动力在香港成功上市，创下诸多纪录，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2005年，潍柴成功收购湘火炬，成为其最大股东。通过这次并购，潍柴获得了湘火炬旗下的重卡、变速箱、车桥等核心资产，创新构建动力总成一体化模式，打造重卡黄金产业链。2007年4月，潍柴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湘火炬，在深交所上市，开创了内地、香港上市公司合并的先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潍柴抓住了海外并购的机遇。2009年，潍柴果断出手，以299万欧元买下全球高端大缸径动力供应商——法国博杜安公司，有了第一个海外工厂。通过优化提升，博杜安大缸径发动机在大功率发电机组和大吨位矿卡配套市场显出巨大优势，成为企业结构转型的重要战略支撑。重组17年来，法国博杜安营业收入增长超过20倍，发动机年销量增长超过130倍。2012年，潍柴战略重组豪华游艇制造商——意大利法拉帝集团。2022年3月、2023年6月，法拉帝分别在中国香港、意大利米兰双重上市。并购14年来，法拉帝营业收入增长了5倍多。

2012年，潍柴与德国凯傲集团达成战略合作，收购德国林德液压。2016年，潍柴推动凯傲集团收购美国德马泰克。2017年，潍柴战略投资美国PSI公司。其后，潍柴于2018年投资英国希锂斯、加拿大巴拉德，于2020年重组德国欧德思、奥地利威迪斯，加速推进新能源动力领域布局。

潍柴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国家大局，扩大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在阿联酋迪拜建立潍柴中东公司，并以技术输出助力埃塞俄比亚、缅甸提升工业水平。

如今，潍柴已形成动力系统、商用车、农业装备、工程机械、智慧物流、海洋交通装备、电力能源七大业务板块。旗下主要产品行业地位实现了“七个第一”。

创新突破，在自立自强中创造佳绩

潍柴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努力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005年，潍柴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升、12升大功率“蓝擎”欧Ⅲ发动机。从1989年引进斯太尔，到2005年自主研发“蓝擎”，十六年磨一剑，潍柴完成了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创新”的转变，把科技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015年，科技部批准潍柴建设内燃机可靠性国家重点实验室。2022年11月重组为内燃机与动力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

2019年1月，潍柴“重型商用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20年至2024年，潍柴先后发布全球首款本体热效率突破50%、51%、52%、53%的商业化柴油机，4次刷新世界纪录。根据目前中国柴油机保有量测算，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53%热效率柴油机每年可节约燃油3100万吨，减少碳排放近1亿吨。

2021年，国家燃料电池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落户山东，由潍柴牵头承建。2023年，潍柴发布全球首款大功率金属支撑商业化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SOFC）产品，热电联产效率达92.55%。潍柴SOFC系统可为AI数据中心、商业楼宇及工业园区等场景提供高效节能、绿色低碳、持续稳定、快速部署的综合能源解决方案。“十五五”期间，潍柴将投资约40亿元推动SOFC国内产业化落地，形成从单电池、电堆到发电系统的全系列产品供应能力。

截至目前，潍柴累计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9项、省部级科技奖励190余项，拥有授权专利14000余件（其中发明专利5000余件），荣获中国专利金奖。

领航未来，在加速转型中实现新作为

面向未来，潍柴将坚持绿色化、全球化、数智化、生态化转型，不断提升科技竞争力。

坚持绿色化转型，在巩固发展传统业务的基础上，前瞻布局新能源赛道，打造“纯电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多元技术路线，完成动力电池、电机、电机控制器等各系列产品的全产业链布局。2025年，占地1700亩、年产能50GWh的潍柴烟台新能源动力产业园正式投产。2026年一季度，潍柴新能源动力系统收入同比增长约200%。

坚持全球化转型，深度参与全球竞争，出口贸易、海外并购、本地化运营“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推动从“走出去”到“融进去”，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潍柴发动机板块出口收入突破110亿元，再创历史新高。随着全球化运营体系的不断完善，潍柴跨国指数提升至40.93%，位列“2025中国跨国公司100大”第19位。2026年，潍柴动力品牌价值达876.99亿元，品牌价值连续9年稳步提升。

坚持数智化转型，加速推动AI技术与核心业务场景深度融合，通过大模型将工程师的经验转化为算法决策，打造“AI超级工程师”，研发周期缩短20%。AI驱动的精益敏捷制造，重塑了柔性制造、零缺陷生产及预测性维护全工艺流程，重点工序100%自动检测。2025年，潍柴成功入选全国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2026年，潍柴牵头申报的“动力装备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联合体”项目，成功入选工信部面向人工智能赋能的高质量行业数据集建设先行先试联合体名单。

坚持生态化转型，充分发挥产业链“链主”优势，牵头构建开放协同的产业合作生态，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成长。以潍柴为“链主”的动力装备、智能农机装备产业集群跻身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产业集群迈进。潍柴正加速从单一设备制造商向全生命周期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聚焦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出全生命周期成本（TCO）服务模式，搭建“智慧云”平台，实时监测超160万台在途车辆，通过故障预测，一次维修成功率达98%，非计划停机时间减少60%，维修成本降低40%。

潍柴大力传承红色基因，赓续革命精神。正是靠着这份精神，潍柴的创业者们打破敌人封锁，克服重重困难，一点一点“抠”出了第一台柴油机，逐步走上专业化生产道路；正是靠着这份精神，潍柴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自主研发出第一台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蓝擎”发动机，牵头完成了“重型商用车动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面向“十五五”，潍柴将坚持党建引领，心无旁骛攻主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打造自主动力“中国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更加坚实的潍柴力量。

（作者系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