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
□ 蔡昉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积极主动解答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如何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等课题，探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正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新挑战，居于诸多民生领域新课题的中心位置。
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强大引擎，是解决资源禀赋和配置效率制约的重要出路，是中国必须抢占的科技制高点。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具有双刃剑性质，既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也可能造成对就业的冲击。人工智能表现出的自身技术特点，归根结底取决于研究开发所秉持的理念和导向。面对强化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冲击，应该通过引导人工智能对标预先规范，积极主动应对，消除其负面效果。这要求打造积极就业政策的升级版，强化劳动力市场制度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完好地解答民生相关课题、破解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正是人工智能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形成智能向善、惠及民生的积极效果。
人工智能强化结构性就业矛盾
层出不穷、迅速迭代的大语言模型，已经在很多白领岗位上达到平均技能水平，对技能禀赋有所不足的群体，特别是仅具备入门技能的青年劳动者及遭遇数智鸿沟的大龄劳动者产生替代。随着人工智能的日新月异，其对就业的影响将会增强，具体来说将产生两种情形。一方面，人工智能模型在现有方向上向通用人工智能提升，人工智能模型掌握的技能将扩展到更多依托认知型技能的行业和岗位，冲击的对象从平均技能逐渐达到顶端技能，对白领职工的就业替代将是全面的。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赋能机器人、智能体将是下一个不可阻挡的突破性浪潮，大范围替代操作性工作即蓝领岗位也是大势所趋。
就业替代的核心是人工智能相对于人类劳动者具有技能优势，替代的路径则是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和拓宽，逐渐降低劳动者传统技能的竞争力。由于这个过程的特点在于新旧技能之间的不断消长，就业冲击本质上仍然是结构性就业矛盾表现，即技能或人力资本的供需平衡不断被打破，同时也不断实现再平衡的调整过程。既然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的性质就是不断强化结构性就业矛盾，相应地，应对人工智能冲击与破解结构性矛盾，在政策方向和工具的选择上也具有很明显的一致性，可以预期产生异曲同工的效果。
鉴于人工智能造成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加强版具有持久化乃至不可逆转的性质，应对就业冲击的政策理念应该立意更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应的政策工具也应该是升级的版本。目前，人工智能的就业冲击效应看似尚未充分显现，其实已经悄无声息的发生，很可能在某个时点上突然显化。除非尽快、有效实施升级版的积极就业政策，形成与人工智能时代相适应的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否则人工智能的指数型进步和渗透难免造成指数级的数智鸿沟，指数型变化的颠覆性技术同相对稳定的现行政策框架及制度安排之间便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
对标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防范和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应该先从技术源头着眼和入手，主动引导研究和开发方向，并根据所产生的效应不断进行修正。人工智能具有强大且日益增强的赋能能力，也意味着其实际运用可以被引导到不尽相同的方向、产生大相径庭的后果。在人工智能科学领域一直就有所谓“对齐”的说法，旨在以法律、社会规范、公众意图、智能向善等要求约束和引导技术发展与应用。因此，我们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把与此相关的命题表达为人工智能对标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
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对标，是贯彻落实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和题中应有之义。在坚持就业优先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是要求引导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最大化创造新岗位，并赋能促进就业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这种对标的结果应该表现为：模型的研发和应用更加聚焦增强劳动者能力，而较少替代劳动者岗位。例如，增强现实和具身智能相结合的技术路径，在性质和方向上最符合岗位创造的要求。在增强现实提高人们感觉能力的基础上，包括机器人在内的智能体可以在更多感知和动作方面增强劳动者能力，弥补特定方面技能的不足，使相对弱势的劳动者胜任更多的工作和任务；具身智能可通过使智能工具更聪明、导向更明确，与人类劳动产生更强的互补性和协同性，从而在诸多领域增加岗位，在宏观层面保持就业稳定。
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积极就业政策，既包括对既有的公共就业服务内容予以提质和升级，更精准聚焦现实中的制约因素，提高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和匹配度；也包括按照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要求，拓展公共就业服务的内涵和外延。这个拓展中最不可或缺且至为紧迫的方面，便是借助法律、规制和产业政策的权威性和奖惩机制，引导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对标积极就业政策，使最新技术融入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具体来说，以规制、奖惩、引导的方式，让人工智能的岗位创造效应，尽可能大于对既有岗位的破坏效应。
打造公共就业服务升级版
面对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的严峻挑战，应该基于既有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政策框架，进一步加大积极就业政策力度，增进措施的针对性，培养并形成超前治理的理念和机制。人工智能和智能体的学习能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擅长掌握劳动者的各种技能，提升人力资本以应对人工智能冲击无疑是必要之举。新技能不断变成过时技能，劳动者能力随着岗位而持续更新，不能指望技能培训可以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对公共就业服务来说，适应人工智能时代人力资本性质的变化以及培养模式转变的要求，对劳动者进行培训的力度应明显加大，特别是要立足于显著增加培训时长、不对培训的频次设置上限、与时俱进扩充和更新培训内容。对于学校教育来说，人力资本培养体系中培训占比将大幅度提高，成为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
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前所未有挑战，应该从以下方面树立理念和部署措施。首先，完善人力资本培养模式。无论是学校学习还是终身培训，支出责任均主要在政府，应该作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其次，技能培训重点除了旨在提升劳动者使用和驾驭人工智能的“急用先学”、旨在促进尽快再就业的转岗培训外，特别注重顺应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互补性质，发挥人类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在与人工智能的博弈中尽可能把握先机。最后，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因应人工智能时代特点，通过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协同，不断提高匹配效率。通过改革提高行政管理的一体化水平、强化就业友好型目标的一致性、统筹使用资金和重新配置资源，不断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
高效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应该善于运用人工智能，借助数据、模型、算法等技术和赋能手段，“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理论上说，人工智能创造岗位的能力，不仅可以同替代岗位的威力一样强大，甚至长期看就业创造完全可以跑赢就业破坏。只是由于激励的导向，即替代就业可以获得即时的市场回报，创造就业却只能形成长期的社会回报，才会使就业替代效应超过就业创造效应的情形更经常发生。破解这个激励不相容的纠葛，需要以公共政策的方式，预先做好社会回报率的分享，鼓励旨在创造就业岗位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
劳动力是以劳动者即人本身作为载体的特殊要素，因此在经济活动或社会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既需要借助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进行配置，也需要借助一系列制度形式对劳动者权益予以保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失灵现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越是具有颠覆性，创造性破坏来得越是剧烈，市场机制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就越是捉襟见肘，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愈加明显。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同样在这方面显现出来，对各项相关的制度建设提出新课题。
在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人工智能就业影响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特征性变化是，以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运行，譬如就业和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和执法、实施最低工资制度、集体协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以及进行劳动争议仲裁等，都是以用人单位为规制和监督的对象，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和预期中，努力减轻劳动力市场失灵现象的负面影响；如今则要面对几近无所不能的技术手段掌握者，抗衡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算法和模型；就业和创业也超出了传统用人单位的范围。相关制度形式不仅需要掌握更加硬核的科技手段，更需要具有对技术、经济和社会的前瞻判断。
如果说在一定阶段上，为了保持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制度运行需要强调贡献和受益的对等原则，为此还需要借助严格的识别机制，在人工智能渗透率不断加大的条件下，对受益人群进行识别的必要性和可操作性受到挑战。如今，我们越来越无法确定受过多少年的学校教育，在职业学校、大学和研究生选择什么样的专业，或者说具备哪些技能，才无需担心自身岗位受到冲击。相应地，借助特定机制识别特定群体是否应该得到某种社会保障给付，执行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因此，把握适当的限度和程度以及循序渐进的节奏，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具有更强的普惠性，显著降低门槛以便覆盖更广泛群体。
随着人工智能日益广泛地渗透于众多行业，同时表现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确定性。各国纷纷讨论和探索过一些新型劳动力市场制度形式以及普惠性社会福利方式，旨在广泛分享生产率红利和应对就业冲击。其中一些比较流行的制度，对应着中国现有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或社会保障项目，可以作为相应制度演进的参照点。例如，如何以“全民基本收入”作为参照，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范围和保障水平；如何推动从最低工资制度向生活工资制度靠拢和过渡；如何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升为非缴费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无条件均等地覆盖全体老年人；如何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实质性落实智能向善，激励形成企业新型社会责任；等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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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个维度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 宋福范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这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取得新的重大成果，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对于全面深刻准确地把握其理论体系，在强党强国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具有重大意义。
时代课题一以贯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202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系统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时，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围绕“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展开。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把“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重大时代课题确认为统摄性问题和理论主轴。
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历程看，党的建设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中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重点回答无产阶级为什么需要自己的政党、怎样建设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先进政党。列宁重点回答怎样建设有严密组织、铁的纪律和强大战斗力的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以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党，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党，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保持先进性品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100多年奋斗历程、上亿党员、领导人口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建设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如何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而是进一步表现为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如何防止权力腐蚀、组织涣散、精神懈怠和脱离群众，如何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历史进程中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一个普通概念，而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课题。它把党的建设问题置于长期执政这一根本条件下加以把握，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要求同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现实要求统一起来，把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统一起来。抓住这一时代课题，就抓住了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钥匙。
理论形态更加成熟
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到习近平党建思想，变化的不只是话语表达上的调整，而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从重要论述、重要思想进一步走向更加成熟思想形态的重要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已经对新时代党的建设作出系统概括，集中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理论创新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充分说明，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标识、更加清晰的思想边界和更加完整的体系结构。
从理论发展规律看，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通常要经历从重要论述到系统观点、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概括、从工作部署到学理表达、从内容展开到概念命名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领导、政治建设、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管党治党责任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在实践中不断展开、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在体系上不断成熟，最终凝练为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具有鲜明标识的思想形态。
习近平党建思想使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获得更加鲜明的概念标识，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成果，避免将其理解为若干分散观点和具体要求的集合。它使党的建设理论的系统性更加突出，有助于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内容放到统一理论体系中把握。它为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大众化传播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对象。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继承基础上的集中凝练和提升。它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但表达更集中、标识更鲜明、体系意味更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从重要思想向思想形态跃升。
战略方针更加突显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地位获得更加突显的体系表达。“全面从严治党”在2014年提出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后逐渐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202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时，明确提出“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题主线”，并将其摆在总叙述中，虽然“十三个坚持”没有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列为独立条目，却将它作为贯穿“十三个坚持”的统摄性主线发挥总领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十四个坚持”的内容表达之中，并将其置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后。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转化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容体系中的结构性表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承上启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位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后，又位于“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之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是功能贯通。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党的建设某一单项任务，而是贯通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责任落实等各方面的总要求。三是逻辑转换。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但优势要转化为现实力量，必须依靠党的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正是把最大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实践、把党的建设要求转化为强党强国效能的重要机制。
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体现在对象全覆盖、领域全覆盖、过程全覆盖、责任全覆盖。管党治党不是管少数人，而是面向全党；不是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不是止于部署要求，而是贯通教育、管理、监督、执纪、问责和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从严”，则体现为政治上从严、思想上从严、组织上从严、作风上从严、纪律上从严、反腐上从严、制度上从严、责任上从严。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方针，决定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不是抽象谈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是把先进性和纯洁性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不是一般强调从严要求，而是形成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系统方案；不是单纯解决党内管理问题，而是通过强党建设保障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系统结构更加严密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使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体系更加严密，形成了全领域覆盖、全链条衔接、全方位发力的系统结构。“十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些内容不是简单并列，而是构成一个内在关联、层次分明的整体体系。
这一体系“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离开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指向，党的建设就容易被理解为一般组织管理；离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原则，党的建设就难以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
这一体系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党的领导要坚强有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落到实处，必须依靠全面从严治党来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既承接党的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又统摄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是把根本政治原则转化为党的建设实践体系的关键机制。
这一体系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答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指向何处”的根本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必须长期坚持，根本上不是为了单纯加强党内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一体系以“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以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凝心铸魂，以组织体系和干部队伍建设固本强基，以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强化约束保障，以反腐败斗争清除重大风险，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责任落实巩固长效机制。由此形成从根本原则到结构性支点、从价值牵引到实践展开、从政治统领到组织保障、从思想铸魂到纪律约束、从反腐攻坚到制度保障、从责任落实到治理效能的完整链条。
由此可见，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容体系具有鲜明系统性。它不是把党的建设各方面简单罗列，而是把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初心使命、政治建设、理论武装、锤炼党性、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和责任落实贯通起来，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科学性。
理论品格更加鲜明
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有理论本体，又有实践功用；既讲清根本原理，又提供实践路径；既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又回答“干什么、怎么干”。
所谓“明体”，就是揭示党的建设的根本道理、根本原则和根本规律。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思想体系，就在于它不是停留于具体经验层面，而是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体性问题。比如，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必须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什么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什么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为什么必须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为什么必须加强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什么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这些问题都不是一般工作问题，而是关系党的性质宗旨、领导地位、执政基础和使命任务的根本问题。
所谓“达用”，就是把这些根本原则和规律认识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实践要求和制度机制。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抽象理论，而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行动指南。它不仅阐明党的建设应当坚持什么，而且明确怎样坚持；不仅提出目标要求，而且提出实现路径；不仅强调思想原则，而且强调制度执行和责任落实。
“体用贯通”，则强调理论本体与实践运用之间不是“两张皮”，而是内在统一。没有“体”，“用”就容易成为零散措施和经验做法；没有“用”，“体”就容易停留在抽象原则和口号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政治原则、组织原则、纪律要求、制度规范转化为治党强党的现实路径，使理论和实践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这一理论品格还体现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实践指向。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不是在没有矛盾和风险的环境中推进的，而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化解风险中发展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实践载体，以强党强国为战略指向，形成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的科学体系。
同时，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供根本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深厚滋养，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提供现实基础。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才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实践生命力。
总的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时代课题，明确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全局性、时代性问题；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到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形成更加鲜明的思想标识和体系形态；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把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贯通起来；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理论品格，实现理论本体与实践运用、根本原则与制度机制、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标识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形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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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 本报评论员 李曼青
我们党是一个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自身建设历来关系重大、决定全局。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是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更深深植根于我们党的丰厚历史土壤之中。回望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从革命战争年代将党的建设视为“伟大的工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强调“党要管党”，再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要求“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我们党始终把自身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深刻总结100多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概括。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不仅是对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更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和清醒的历史自觉。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理论也会发展到什么阶段。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时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担当。以“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守正创新、推陈出新，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一系列原创性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内在逻辑，标志着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引领中国号巨轮破浪前行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艰巨任务。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历史主动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实现了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找到了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这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真理力量、实践伟力的有力印证。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更好指引全党深入系统地研究和解决新情况、新问题。新时代新征程，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就越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建设强，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根本优势、制胜之道。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我们要切实把这一强大思想武器坚持好、运用好，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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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言论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构筑人才竞争优势。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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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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