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造实绩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引领。我们将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坚定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团结奋斗，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把牢正确政绩观政治标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我们始终坚持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检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理论清醒铸牢政绩之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首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持续用好导学解读、专家辅导等机制，办好全区领导干部大讲堂、区管干部培训班，扎实推进“四个深入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化内化转化中滋养初心、锤炼党性，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不断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

以政治坚定把准政绩之向。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是锚定正确政治方向。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全过程。坚持规划引领，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大局定位定向，对标“十五五”规划纲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认真谋划和落实自治区党委规划建议和自治区规划纲要，加强各类规划有机衔接，集中精力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一张蓝图绘到底，满怀信心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

以行动自觉答好政绩之卷。正确政绩观贵在思想上扎下根、要在实践中见行动。我们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作为“第一政治要件”，完善学习研究、部署推进、跟踪问效闭环，健全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责任体系，持续开展“回头看”，加强“四防”督查和常态化专业化检查，推动全区上下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创造性抓好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号令、党中央政令在宁夏一贯到底。树牢抓整改也是政绩的理念，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展现担当、检验实绩。

树牢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绩观，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决定着发展观。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正确处理一域和全局、当前和长远、显绩和潜绩的关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奋力拼搏、争先进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更好统筹发展质量和数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落实“四稳”要求，把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力量体现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上，着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升级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精耕细作、持续推动现代化工、新型材料、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加力释放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动能，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作用，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三年攻坚行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聚焦规划建设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扩大有效投资，激活文旅、赛事、餐饮等消费潜力，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

更好统筹发展和保护。宁夏是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之义。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纵深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实施清水河、苦水河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综合治理，推动贺兰山东麓水源涵养和生态治理、六盘山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罗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持续推进汝箕沟太西煤火区安全与生态治理，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更好统筹发展和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才能更好汇聚发展力量，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我们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模范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示范区各方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起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强大合力。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五史”“五观”宣传教育，扎实推进党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魂、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浸润心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族群众搞清楚“惠从何来、恩自何处”，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强化对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思想政治引领，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促进宗教领域和顺平静，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信教群众的精力凝聚到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团结奋斗上来。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保稳定同样是政绩。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维护政治、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等领域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安全风险源头管控，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全链条整治，提升安全事故、极端天气预报预警和自然灾害应对处置保障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案化解，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我们将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把为民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的成效作为检验政绩的标尺，用人民群众的“脸色”检验政绩成色。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共同繁荣是现代化建设最直观的展示，事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抓实抓细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快补齐城乡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有序开展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是最实在的政绩。我们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推进各级各类教育优化布局，全面提升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解决好文化、体育、养老、托育、住房、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让政绩镌刻在群众心中。

扎实推进增收共富。干事业、树政绩，目的就是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我们将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大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稳内拓外促就业行动，深化闽宁协作、东西部协作，强化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实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完善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加力解决收入平均线以下人群增产增收问题，推动群众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我们将全面落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动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区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锻造坚强组织和过硬队伍。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提质增效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标准，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带”，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过硬领导班子和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增强现代化建设能力。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和常态化教育机制，以考核指挥棒校准用人导向、引领干事方向，让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心为民造福的干部得重用、受褒奖。

弘扬务实作风和实干精神。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纠治“四风”顽疾，坚决整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牢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引导党员干部把转变作风与创造业绩有机统一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严查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系统治理地域性、行业性腐败，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插手工程项目等专项治理，坚决铲除错误政绩观滋生土壤。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整治，扎实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象专项整顿。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加强对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监督，加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营造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十五五”时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适配未来产业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特点，打造由创新主体政策、资源配置政策、科技人才政策、成果转化政策、环境营造政策构成的“五维”政策体系，加快营造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促进多元主体有机互动，各主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惠共生，形成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价值共创的动态平衡、共生发展的开放创新局面，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优化创新主体政策，构筑多元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这为明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尤其是企业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定位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中小企业、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园区等创新主体，就像未来产业创新生态这个“热带雨林”中的“植物”，每种“植物”都有其独特功能以及生长所需的“微环境”，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定位差异化赋权赋能，破除体制壁垒，推动从单点分散创新转向联合体协同攻关。当前，我国未来产业的创新主体存在结构性失衡，高校院所偏重基础理论攻关，技术研发导向偏向论文产出，对工程化、产业化落地关注不足；龙头企业聚焦成熟技术规模化落地，底层前沿基础研发投入意愿偏弱，中小科创企业受制于资金、设备短板难以承接前沿技术迭代，创新联合体覆盖面不足。此外，地方盲目扎堆布局未来产业赛道，同类创新主体重复设立、资源内耗严重，主体同质化竞争现象普遍。

“十五五”时期，优化创新主体政策需聚焦分类支持、联盟共建、区域分工三大方向。一是厘清各类主体权责边界，分类给予专项政策支持。推动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锚定原始创新，主攻量子算法、合成生物底层机理等“从0到1”颠覆性突破；科技领军企业牵头产业攻关，聚焦中试熟化、场景落地与规模化量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深耕细分环节配套，补齐产业链零部件、细分工艺短板；新型研发机构立足中间地带，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化衔接空白。二是以政策引导组建跨领域、跨所有制的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联合体联合攻关项目单列立项等扶持举措，鼓励龙头企业开放闲置专利，降低中小企业技术获取成本。三是建立跨区域主体协同机制，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区域创新联盟，推行创新券跨省通用、大型科研仪器区域共享，以飞地经济、共建产业园破解区域主体重复建设与资源割裂难题，形成“东部策源、中西部配套”的差异化主体布局格局。

完善资源配置政策，搭建全周期稳健可持续的资金要素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资源要素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养分”，涉及财政资金、社会资本、科研设施、土地载体等要素，其核心是破解未来产业长周期、高投入与资本短期逐利、财政年度预算约束间的结构性矛盾。由于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商业模式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探索特征明显，必须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政府应更加包容，通过市场试错和迭代逐步减少不确定性。当前，我国未来产业资源配置短板突出，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失衡，竞争性立项占比过高，稳定性长期资助偏少，科研人员常年耗费精力申报短期项目，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显著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金融体系错位，国内创投机构普遍“重后端产业化、轻早期孵化”，耐心资本稀缺，保险、社保等长线资金进入早期硬科技投资渠道受限，初创企业面临融资困境；资源区域错配，优质科研设施、专项资金过度集聚于一线科创城市，中西部地区即便适合布局氢能、生物育种等未来产业，也缺乏配套科研平台与资金支撑。

“十五五”时期，应从财政改革、金融创新、资源统筹三方面优化资源配置政策。一是改革财政投入管理制度，适度放宽未来产业年度预算约束，对量子、基因编辑等长周期项目设置5—10年中长期稳定与滚动支持资助；压缩竞争性项目经费占比，设立非共识颠覆性创新专项稳定资金，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冷门前沿基础技术突破。二是创新多层次科技金融工具，在科创板放宽未盈利前沿科技企业上市门槛；发行技术里程碑挂钩债券、未来产业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商业银行探索设立未来产业科技支行，落地专利质押贷、首台套创新保险等产品；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清理县域同质化新设基金，延长国资创投考核周期，取消单项目短期盈利硬性考核。三是统筹全国创新资源布局，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国家层面发布未来产业技术白名单与观察清单，统筹国家级重大专项资金投放，严控各地同质化项目审批，通过跨区域资源定向转移、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异地分中心建设，带动中西部特色未来产业落地。

强化科技人才政策，培育多层次适配产业需求的人才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人才是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种子”和“基因库”。未来产业跨界融合的特征，催生了对战略科学家、顶尖技术专家、领军企业家等三类复合型人才的刚需，科技人才政策亟须围绕人才培养、引进、评价、流动、激励全链条改革设计。我国现行人才政策滞后于产业迭代，高校专业设置更新滞后于前沿技术，跨学科培养体系缺位；科研人员倾向短平快论文产出，不愿深耕长周期硬核技术；跨体制人才双向流动不畅，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到企业创业、企业技术专家入校任教面临障碍；面向非共识创新人才、青年跨界技术人才的专项扶持政策稀缺，懂技术、通资本、熟产业的复合型将帅人才供给不足。

“十五五”时期，应从未来产业人才的培养、评价、流动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突破性举措。一是分层实施专项人才培育计划，启动战略科学家培育工程，遴选具备跨学科视野、战略研判能力的顶尖科学家牵头“大兵团”攻关；围绕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方向打破高校院系壁垒，推行课程学分与企业实训挂钩的联合培养模式。二是重塑差异化人才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人才实行长周期考核，宽容科研探索失败；对产业化技术人才破除论文、职称门槛，以技术落地、产业化效益、专利转化成效为核心评价标准；建立非共识人才单列认定通道，聚焦原创技术价值给予稳定经费扶持。三是打通人才跨域流动壁垒，试点事业编制弹性管理制度，推行科研人员双聘、兼职离岗创业制度，人才职称、职业资质跨省市互认；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际化人才社区，优化海外顶尖人才签证、子女教育、医疗配套政策，提升全球顶尖人才来华落地便利度。四是完善企业家培育激励政策，建立未来产业投资容错清单，对前沿领域探索性投资落实尽职免责制度，通过专项贴息、风险补偿增强民营企业家投身早期未来产业的投资信心。

健全成果转化政策，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化的产业转化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果转化就像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从概念验证的“种子萌芽”到中试验证的“幼苗破土”，再到首台套示范的“成林成材”，每一环节都不可或缺、环环相扣。成果转化政策聚焦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痛点，重点是完善从概念验证、中试放大、首台套示范到商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制度设计，能够疏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堵点。当前，我国的成果转化面临梗阻，概念验证缺位，大量原创技术停留在实验室样品阶段；中试平台稀缺，专业化共享中试基地布局不足，中小企业自建中试成本过高，龙头企业自建平台对外开放意愿低；场景落地受限，政府优先采购成熟产品，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款新软件缺少示范应用场景，新技术无法通过市场化迭代完善性能；知识产权对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算法等新型成果保护规则模糊，侵权取证难、维权成本高，进一步挫伤成果转化积极性。

“十五五”时期，应从未来产业的全链条出发，完善未来产业成果转化政策。一是央地联动设立未来产业概念验证基金，对早期原创技术提供种子资金与商业化辅导，补齐转化前端空白。二是统筹布局共享型中试基础设施，由政府牵头联合龙头企业、高校共建量子制造、生物合成、先进材料等公共中试平台，实行阶梯化收费，向中小科创企业低价开放；将中试平台建设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三是扩容政府首台套采购场景，出台未来产业新技术场景开放强制性政策，要求各地新建基建、智慧城市、能源项目预留一定比例试点份额用于国产前沿新技术示范；建立首台套保费补贴、应用风险补偿机制，降低企业试用创新产品成本。四是深化知识产权转化改革，赋予科研人员职务成果长期使用权或部分所有权，提高成果转化收益科研人员分配比例；建设国家级未来产业知识产权交易所，探索专利池质押、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盘活沉睡专利资源。

升级环境营造政策，构建包容审慎安全可控的制度保障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环境营造政策是创新生态的土壤与防护网，涵盖监管治理、科技伦理、知识产权、创新文化、国际合作、区域治理等多重维度，核心是在安全底线之上为市场放开创新试错空间。未来产业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产业，传统事前审批的刚性监管模式容易束缚创新，而基因编辑、自主智能、脑机接口、合成生命等颠覆性技术又潜藏伦理与安全风险，我国当前的未来产业环境治理中监管滞后与规制缺位并存，跨部门政策协同不足，存在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科技伦理全周期治理体系不完善，前沿技术伦理备案、全过程审查机制尚未全覆盖；区域政策壁垒仍存，地方准入标准、产业扶持规则互不统一；全球层面面临技术封锁、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等外部挑战。

“十五五”时期，应从监管革新、伦理治理、开放合作、创新文化等方面优化环境营造政策。一是推行敏捷柔性监管，在自贸试验区、未来产业科技园开展监管沙盒试点，对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低空经济等新业态实行可控范围内测试；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伦理安全红线，红线之外最大限度放权市场，配套技术动态监测与政策快速响应机制，推动监管随技术迭代动态调整。二是构建全周期科技伦理治理框架，出台基因技术、自主智能领域伦理细则，鼓励大中型科创企业设立内部伦理委员会，筑牢创新安全护栏和底线。三是破除国内制度壁垒，统一全国未来产业准入、标准、扶持规则，清理地方不合理产业壁垒与要素流动限制。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量子通信、6G、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国际标准研制；依托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化创新试验区，放宽跨境数据流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基金准入限制，通过“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合作拓展海外市场与规则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领导干部要涵养“接力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接力意识”对于干事创业的重要意义，更彰显了共产党人正确政绩观和接续奋斗的历史担当。

事业发展贵在接续传承，政绩优劣重在格局担当。一个地方的发展，离不开一任接一任的赓续前行；一项事业的成功，离不开一茬接一茬的持续奋斗。为官一方，为政一时，当然要大胆开展工作、锐意进取，同时也要保持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想要干事、想出政绩是对的，但如果各行其是、前后割裂，为了出政绩都要自己另搞一套，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朝令夕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领导干部涵养“接力意识”，本质是运用系统观念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这既是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对党员干部政治品格和现实担当的检验。

干事创业，是一步一步的攀登。在有限的任期内干出不凡的业绩，造福一方，这是领导干部的职责，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但一个地方的发展蓝图，是经过长期探索和论证得出的集体智慧结晶，往往不是一届班子就能实现的。所谓接力，首先需要“一任接着一任干”，既要靠每一届领导班子的力量，还要靠上下届班子间“传好棒、接好力”。一张蓝图干到底，并非循规蹈矩，不求创新，而是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根据实践中的反馈，及时调整不适合的发展思路。在接力中创新、在创新中接力，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以新思路、新举措把既定的科学目标、美好的工作蓝图变成现实。接力不仅要接过权力，更要接下问题，绝不能为了所谓的“政绩”置前任既定规划、在建项目、民生承诺、历史遗留问题于不顾甚至全盘搁置。只有主动接下问题、化解矛盾，才能避免旧账越积越多、积重难返，才能为新决策的制定执行、新蓝图的铺展落地扫清障碍。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也在有序推进。领导干部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锚定目标、把握大势，稳扎稳打、全力以赴，对符合实际的规划不翻烧饼、一抓到底，以顽强的意志去完成既定目标任务，让发展的美好愿景在不懈奋斗中逐步变为现实。厚植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始终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不能因为是“前任作为的事”而消极懈怠，也不能因为是“后任见效的事”而不思作为，更不能因为难以立竿见影而甩手不管。增强奋发有为的历史主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履职尽责，敢于直面矛盾、迎难而上，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自觉摒弃和抵制“另起炉灶”“原地踏步”“政绩冲动”“创新焦虑”等现象，以真抓实干的作风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我们唯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始终涵养“接力意识”，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奋发有为，才能够在接续奋斗中交出一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

重要言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要求一级一级落实下去，没有正确政绩观是做不到的。要处理好稳和进、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的关系，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自觉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推动各级领导班子认真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加快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强调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农业基础还比较薄弱，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等多重挑战。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农业领域未来产业，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抓手，对于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密切相关。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以超出我们预料的速度和深度发生，新质生产力正在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进，一场全新的农业产业变革也正在同步推进。借助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先进和前沿的生物技术，农业生产模式有望从根本上重塑，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有望深度革新。农业的自然属性和业态属性正在历史性地发生着变化。农业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最为广阔的运用场景之一，从而催生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

新兴产业具有技术新、市场前景大、增长速度快、已经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等特征。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产业：一是智慧农业。近年来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取得积极进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高端传感器和智能装备对外依存度高、数据标准不统一、应用场景碎片化、投入成本高、农民接受度低等问题。二是生物农业。我国生物农业发展势头良好，智能设计育种领域核心种源技术攻关深入推进，基因编辑等前沿技术研发取得突破。生物农药、生物肥料等绿色投入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但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专利较少、商业化育种体系不健全、产业规模小、产业化应用进展缓慢等问题。特别是在基因编辑工具、高通量测序、合成生物学等前沿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三是农机智能装备。近年来我国农机装备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国产大型智能农机等产品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但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仍是短板，大马力拖拉机、智能联合收获机等关键装备的核心技术尚未完全突破，农机专用芯片、高端液压元件、精密传感器等核心部件对外依存度高。丘陵山区和特色作物适用机械严重短缺，制约了农业机械化全程全面发展。四是农业绿色发展相关产业。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效。但仍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技术装备水平不高、产业链条短、经济效益低、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农业废弃物高值化利用技术有待突破，资源化利用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循环农业产业体系尚未健全。五是农业低空经济。目前，农业低空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以无人机为载体开展高效、精准的播种和植保作业已越来越普遍。但在技术上仍面临原创技术积累不足、部分关键部件依赖进口的问题。针对复杂地形及多变气候等复杂场景的精准作业技术尚不成熟。与此同时，发展农业低空经济的相关立法也相对滞后。

前瞻布局农业领域未来产业

未来产业是指当前尚处于技术萌芽或早期探索阶段，距离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还有一定时间，但未来有望成为经济增长新支柱的前沿产业。农业领域中，农业生物制造和新型食品产业、农业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农业”、太空农业等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有望形成未来产业。

一是农业生物制造和新型食品产业。国际上，人工合成淀粉、精密发酵蛋白、细胞培养肉等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多家企业已实现商业化生产。我国在合成生物学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整体处于跟跑阶段，存在核心技术积累不足、产业化能力弱、成本居高不下、监管体系缺失、公众接受度低等问题。未来食品产业尚处于萌芽期，亟须超前布局和系统谋划。

二是“人工智能+农业”。将AI大模型、物联网、计算机视觉等技术深度融入农业生产全链条。通过智能系统为农民提供种植决策支持，自动控制灌溉，预测病虫害和市场行情，打造“无人农场”。

三是太空农业。太空农业已成为农业科技的前沿领域，国际上一些航天大国开展了大量太空农业实验，在空间站成功种植生菜、小麦等作物，太空育种培育出数千个突变品系。我国太空农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利用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天宫空间站等平台开展了多次空间诱变育种和植物栽培实验，育成了一批优良品种。但总体看，太空农业仍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实验机会少、成本高、技术积累不足、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

加快构建适应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治理体系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现实动力。农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出了农业领域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要求，要求农业治理体系进行适应性变革。

构建更为清晰合理的数据产权制度。建立农业数据产权规则。应避免将农业数据资源简单划分为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的两分法思维，建立健全农业经营者数据产权保护、数据资源共享、数据权益分享规则，防止科技巨头通过数据平台垄断挤压农业经营者，特别是小农户的生存空间，确保技术红利公平分配。应建立农业数字领域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强化新型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业数据的流通和共享提供平台支撑。建立统一、明晰的数据标准体系与共享规则，出台农业数据安全管理的配套政策。强化数字能力培训，提升参与主体的数字素养与技能水平。

构建更为有效适应的产业组织模式。加快构建以科技型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涉农科技型企业应成为引领农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主力军。多措并举增加农业耐心资本供给，引导创新要素向涉农企业聚集、促进涉农企业要素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农业“共享”经济模式。建立健全为广大农户服务的数字化网络服务平台，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实现小规模生产条件下的农业共享经济。

构建更为包容可及的利益分享机制。加快构建将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有效渗透和融入传统农业产业体系的体制机制。着力提升包括小农户在内的现有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承载和利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能力，提高传统农业产业体系中新质生产力的渗透率和融入度。加快建设小农户能力提升体系。通过强化培训、更新升级培训内容、创新培训方式等举措，将更多的小农户培养成为能运用新质农业科技成果的新质劳动者。

完善更为开放精准的支持政策。要研究制定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领域、空间布局、重大工程和政策措施，绘制产业发展路线图。制定农业领域新兴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和指标体系，加强产业发展动态监测和评估。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产业化示范应用、龙头企业培育。构建多元化产业投融资体系。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尤其要注意的是，应破除“农业在村、农地在村”的思维，创新农业用地支持政策，积极为利用各种类型城乡建设用地发展涉农产业新业态创造条件。构建更为交融的农业科教体系。农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诸多前沿技术交叉融合跨界发展的农业产业，要求为之服务的农业科技体系也必须足够开放，以促进多学科的交叉融合。为此，应推动科研组织模式调整。针对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农业新业态变化，重构农业科研机构设置，改变目前农业科研机构单纯聚焦常规农业产业的现状。制定支持不同领域科研机构开放合作的激励政策，打造多学科联合科研攻关和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的机制。健全以市场应用为导向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与此同时，健全学科专业体系。聚焦科技前沿动态，超前布局新兴交叉学科与未来技术专业，促进跨领域前沿技术向农业场景深度渗透。针对农业科技高度交叉融合的特性，打破传统学科分类的固定边界，构建以前沿科技和产业问题为牵引、具备动态更新能力的学科发展体系，推动多学科知识在农业领域的有机整合与创新应用。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发展“小而美”文旅业态要打好“组合拳”

国务院近期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教育、康养、体育等产业深度融合，打造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乡村文旅业态。这为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乡村文旅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游客不再满足于同质化、浅表化的“千村一面”，而是追求有特色、有温度、有沉浸感的个性化体验。

所谓“小而美”文旅业态，指的是乡村立足在地资源、聚焦细分市场，追求优质体验的内涵式发展模式，通过小尺度、低干预、高情感投入的方式，精准匹配多样化需求。其中，“小”是精准切口，深耕细分化资源，做精做透一个主题、一种体验；“美”是价值依归，不仅涵盖田园风光之美，更拓展至服务之美、文化之美、体验之美，是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发展“小而美”乡村文旅，需要在四个维度上系统发力。

在“特”字上精准定位，因地制宜塑造独特IP。特色是“小而美”的灵魂。坚持宜农则农、宜文则文、宜旅则旅，以敬畏之心做好资源的深度挖掘与创意转化。一是深度挖掘资源禀赋，确立特色定位。立足特有的自然生态、农耕传统、非遗技艺和土特产品，提炼具有辨识度的主题，找准特色赛道。二是打造微型IP矩阵，实现主题化产品落地。围绕主题策划“一村一品”的微型IP矩阵，将抽象文化符号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的产品，既有茶园研学、稻田咖啡、非遗手作工坊等“小而雅”的项目，也善用创意设计、艺术介入打造引人入胜的打卡点，让小村庄拥有大辨识度，变“流量”为“留量”。三是推动活态传承利用，让在地文化可感可触。将散落于乡间的传统技艺、民俗节庆、历史记忆整合为可体验的文化场景，通过非遗工坊、乡村博物馆、实景演艺等载体，让文化从“静态保存”走向“活态再生”，使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获得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真正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在“精”字上深耕细作，以新质生产力提升多维品质。“特”解决“凭什么吸引人”，“精”则回答“靠什么留住人、让人还想再来”。一方面，坚持资本轻量化，降低参与门槛。引导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户以闲置农房、土地经营权、传统手艺等入股，发展轻资产、重体验、巧运营的文旅项目，既保留乡村原真性与烟火气，又让农民深度参与、分享收益，实现产业发展与共同富裕同频共振。另一方面，构建沉浸式体验体系。以微改造、精提升营造环境美，让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健全服务标准、培育服务意识赢得口碑；深度挖掘农耕民俗与非遗，彰显文化美；推出丰收市集、乡村民谣夜、手作体验等沉浸式活动；把土特产转化为有故事、有设计的伴手礼，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推动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体验”升级。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打造智慧茶园、数字农场等可体验的农业景观，探索AI导览、智能机器人服务、低空观光等新业态，利用生物育种培育兼具观赏性与经济性的特色作物品种，丰富大地景观。

在“暖”字上倾注情怀，构建主客共享的友好生态。“小而美”的魅力，归根到底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情感共鸣。需要把人文关怀贯穿全过程，对新农人友好、对游客友好、对村民友好。一是大力引育人才，壮大农创客队伍。健全引才育才机制，培育农创客、乡村工匠、返乡青年等人才，让他们成为项目运营的操盘手和内容生产的创作者。鼓励运用短视频、艺术策展、乡土写作等方式，从文化底蕴中提炼动人故事，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学价值，持续输出有质感、能共情的内容，推动乡土故事与文化内容共生，实现从一时“网红”到持久“长红”的转化。二是健全联农带农机制，保障农民主体地位。始终把农民作为参与主体和受益主体，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合作模式，完善订单合作、入股分红、托管服务等利益联结形式，让农户在土地流转、房屋租赁、务工就业、经营分红等环节稳定获益，在自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感受尊严与体面，成为乡土文化最真诚的讲述者和乡村美景最自觉的守护者。三是提升服务温度，营造友好消费环境。充分考虑游客体验与情感需求，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优化接待流程，注重细节关怀，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与人情味。

在“融”字上系统谋划，融入县域发展整体格局。乡村文旅不是孤立单元，需要将其置于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棋局中一体化推进。发展“小而美”文旅，既要立足一村一隅精耕细作，也要跳出局部看整体，强化系统思维，推动文旅与农业、康养、加工、商贸等跨界协同，实现文旅引领、多业融合、全域提升。一是加强规划融合，推动产业协同布局。将“小而美”文旅项目布局与县域特色农业、休闲康养、加工流通等产业统筹安排，形成功能互补、价值共创的产业生态圈。坚持从容涵养底蕴、注重长远规划，绝不搞大干快上、盲目铺摊子，让每一处“小而美”都有根可寻、有魂可依，经得起时间与市场的检验。二是促进业态融合，延伸产业价值链条。坚持以农为本、以文铸魂、以旅兴村，发展采摘体验、农事研学、田园民宿、生态康养等复合型业态，实现从单一观光向多元体验转型，释放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三是强化要素融合，精准配置资源要素。将“小而美”乡村文旅纳入县域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统筹财政涉农涉旅资金，创新乡村文旅小额信贷、特色农产品价格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精准破解中小微经营主体融资难题。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推进农创客培育和乡土人才回归工程，为“小而美”文旅持续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数字经济时代支付产业发展新特征

支付产业是与交易、清算、结算等支付活动紧密相关的产业，具有市场参与者多、业务链条长、技术依赖度高等特征。数字经济时代，作为具有基础性和渗透力的服务形态之一，支付产业是兼具科技属性、服务属性和金融属性的复合型产业。这一定位，使得支付产业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及金融强国建设的有力支撑。

科技属性日益增强，成为前沿信息技术的集成应用平台。从底层技术到前端应用，支付产业全链条都承载着信息技术自主创新的关键突破。一方面，高频、复杂的交易场景倒逼核心技术自主攻关，技术基础越打越牢。以“双十一”、春节红包等瞬时高峰交易为例，支付行业推出了世界一流的分布式架构和弹性处理能力。例如，多家头部支付机构基于长期市场实践，自主研发了金融级分布式数据库及高可用解决方案，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能力。此外，国家级网络支付清算基础设施的交易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支付产业不仅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科技应用试验场之一，更是我国在分布式架构、高可用系统、实时清算等关键技术上实现大规模自主创新和落地验证的重要实践平台。

另一方面，前端应用从二维码普及到AI与生物识别，支付生态不断重塑。从现金、银行卡到互联网支付、移动支付、数字人民币，技术迭代持续推动支付模式变革。依托智能手机与移动通信的普及，支付主体创新性利用二维码技术，将支付能力下沉至街边小店、菜市场、出租车、公共交通等“长尾”场景。当前，人工智能、生物识别、智能合约等技术正对支付业态进行新一轮重塑。“AI+支付”正推动支付向深度嵌入智能体任务链路的方向演进，未来有望让用户在自然对话中完成从信息查询、商品推荐到下单付款的完整交易链路。生物识别技术拓展了无感支付边界，“刷掌支付”“刷脸支付”已在智慧零售、餐饮服务、公共交通、校园及企业园区、医疗自助等场景落地，在部分场景中已让“无需出示手机、无需输入密码”成为现实体验。数字人民币则将智能合约技术加载于自身体系，在满足预设条件时自动触发支付执行，赋予法定货币“可编程性”，确保资金流转完全按约定自动进行，可应用于预付资金管理、补贴发放等场景，并在供应链金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等领域开展探索。

现代服务属性凸显，成为数字经济运行的基础连接纽带。当前，支付服务已经不只是单纯的交易结算工具，逐步转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连接设施与价值流通网络，成为驱动经济数字化、服务民生普惠、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商业交易数字化的入口，更是一条连接亿万消费者和千万商户之间的纽带。通过高效的清算和结算能力，有效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升社会整体流转效率。

一是以“支付+”为支点，赋能实体经济发展。通过“支付+”衍生出的供应链金融、数字化经营解决方案，支付服务商将服务链条从单一的收付款延伸至库存管理、会员营销、融资对接等全链路经营环节，有效破解了长尾市场获客难、融资贵、信息不对称等传统痛点。在县域和乡村市场，移动支付的深度普及让广大农户、小微商户低门槛接入数字经济网络，特色农产品、地方文旅、手工艺品等通过电商与直播渠道触达全国消费市场，激活了县域消费活力与乡村特色产业，将数字红利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末梢，助力万千商家降本增效。

二是缩小数字鸿沟，助力社会民生与绿色发展。支付产业通过持续推进适老化改造、无障碍优化以及金融服务下沉，让偏远地区群体与老年群体平等享受便捷、安全的现代金融服务。在公共服务领域，支付网络正成为各类惠民资金高效触达终端的重要通道，支撑消费券精准投放、惠农补贴直达到户。同时，支付过程中的电子化交易记录与电子票据，也在客观上减少了线下流程中的纸张消耗，叠加碳积分、绿色消费激励等机制，推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

三是便利跨境往来，服务双向开放。一方面，随着“外卡内绑”“外包内用”等移动支付服务的推出，让来华人员的“食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消费更加便利，使来华商旅、文旅交流等跨境往来更加顺畅。另一方面，无论是国人出境游、海淘购物、留学缴费等C端跨境消费，还是中小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商户的B端跨境收付款、外汇结算、合规风控等需求，支付服务商都在持续优化基础能力，为资金的高效、低成本、合规流转提供专业化解决方案，助力“中国制造”与“中国服务”走向全球。

把握新特征，推动支付产业高质量发展。现阶段，全球主要经济体日益重视支付产业的战略价值，将其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并综合运用税收减免、研发补贴、创新沙盒、专项引导基金等政策工具加以体系化培育。相较而言，我国支付产业政策以规范市场秩序、防范金融风险与保障消费者权益为导向，对产业发展的系统性激励相对不足，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考虑到支付产业在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参与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价值，建议从战略定位、产业生态与政策环境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支付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完善产业发展规划。重视支付产业的高科技属性，将其有机融入数字中国建设、科技创新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整体布局。研究制定支付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或中长期专项规划，加强金融监管、科技、财税等部门的政策协同，形成推动产业升级的整体合力。

另一方面，健全财税金融支持体系。保持支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推动符合条件的支付机构及产业链科技企业充分享受高新技术企业、软件企业等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并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研究完善与之相适应的财税支持举措。引导政策性银行、产业基金及社会资本加大对支付科技领域的中长期资金投入，支持企业拓展上市、发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为产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与金融环境。

依法预防和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

近年来，随着民营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发生在民营企业内部的腐败犯罪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关注。2025年7月，公安部公布5起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典型案例。这类犯罪直接侵蚀企业资产、破坏市场秩序，成为制约一些企业发展的“隐形毒瘤”。2026年5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法律适用规则、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等问题作出规定，为依法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问题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依据。面对犯罪手段的持续升级和犯罪治理中的结构性难题，如何在法治轨道上系统推进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的预防与惩治，已经成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主要是指民营企业内部人员或机构利用职务或工作上的便利，谋取私利的犯罪行为，通常表现为“个人获益、整体受损”，既包括出卖民营企业利益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以及侵害民营企业财产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也包括为企业利益而实施的行贿罪、单位行贿罪等。近年来，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在行为样态、主体构成和危害程度上均呈现出新的特点。其一，犯罪主体向关键岗位集中趋势明显，直接经手资金往来、掌握资源分配权的销售、采购、财务等关键岗位人员发案率较高，同时掌握决策权和审批权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涉案金额普遍偏大，危害后果更为严重。其二，在犯罪手段上，利用系统漏洞、操纵数据权力、借助虚拟财产等新型腐败形式不断出现，技术性、隐蔽性显著增强，对传统内控机制和侦查手段形成严峻挑战。“内外勾结”式共同犯罪比例上升，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利益输送模式。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的危害具有传导性和外部性，不仅直接侵蚀企业资产，而且可能扭曲市场规则、破坏公平竞争秩序、危害公共利益。

面对这些新态势新问题，现有的法律在预防与惩治上仍面临若干结构性难点。在实体规定方面，对国有财产与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及其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部分渎职犯罪主体不包括民营企业人员，导致难以追责。在追诉程序方面，面对隐蔽性强、涉众性广的复杂案件，民营企业自行发现线索、固定证据困难重重，立案难、取证难、追赃挽损难等问题制约了刑罚威慑力的有效发挥。在源头治理方面，部分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关键环节缺乏规范流程，给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立足我国刑法的预防功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预防与惩治结合，构建衔接有序的治理体系。

在制度层面进一步落实平等保护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刑法对各种所有制经济主体的规范与保护，应当在法治框架下遵循统一标准，这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解释（二）》明确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分别参照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标准执行。这蕴含着对不同所有制主体同等保护、同等惩处的导向。落实这一理念，需要在立法层面推动相关罪名的持续完善，统筹研究对渎职类犯罪、背信类犯罪等规制范围的适度扩展，将实践中反映突出、社会危害性相当的行为逐步纳入刑事规制范畴，使刑法对各类经营主体的保护更加周延、标准更加统一，从制度源头上体现平等保护的原则。在司法层面，要准确把握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入罪标准、量刑尺度等方面，确保同等情形得到同等处理。

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在惩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中需要全面准确贯彻。《解释（二）》在明确规定民营企业相关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数额加法定情节”的同时，要求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这意味着，在依法惩治犯罪行为的同时，也应当充分考量个案的具体情况，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对于犯罪数额巨大、情节恶劣、主观恶性恶劣的重大犯罪，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形成有效震慑；对于认罪认罚、积极退赃退赔的，在法律规定框架内依法从宽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尤其要注意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保护企业正常经营结合起来考量。惩治民营企业职务犯罪的目的在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净化市场环境。在办案过程中，既要严厉打击犯罪，也要注意把握法律政策的界限，坚决防止和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避免因不当司法给企业正常经营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应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的经营发展诉求，综合评估案件处理对企业存续、员工就业、商业信誉等方面的影响，在依法处理的前提下寻求最佳办案效果，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着力提升追责效率与追赃挽损实效。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往往涉及复杂的资金流向、隐蔽的交易结构和专业的技术手段，对追诉程序的效率提出较高要求。当前，应当进一步强化对犯罪行为的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一是健全线索发现与案件启动机制。行政执法部门在市场监管、税务稽查、金融监管等活动中发现的涉嫌犯罪线索，应当依法及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对民营企业提出的控告，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受理、审查，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迅速启动侦查程序，保障被害企业的控告权落到实处。二是强化专业化侦查取证能力。针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资金流向复杂且隐蔽性高、交易结构繁琐专业的特点，充分运用资金穿透分析、电子数据取证等专业化侦查手段，依法调取银行流水、税务记录、工商登记等关键证据，以公权力的调查手段克服民营企业自行取证难的现实局限。三是将追赃挽损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侦查阶段及时查封、冻结涉案财产，防止赃款赃物转移隐匿；审查起诉阶段将涉案财物处理情况作为审查内容，依法提出追缴意见；审判阶段依法作出追缴、责令退赔的判决，确保最大限度地挽回受害企业的经济损失。追赃挽损不仅是刑罚功能的延伸，更是对被侵害权益的实质修复，唯有让企业切实感受到司法追偿的力度与实效，才能坚定其依法维权的信心。

建立健全内部廉洁风险防控制度。从源头上预防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需要将法治要求深度融入企业内部治理，形成内外协同的制度合力。一方面，引导企业健全内部廉洁风险防控制度。民营企业应当依据《民营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财务审批、采购招标、销售回款等关键环节建立规范的流程控制机制，强化对资金流向、合同管理、物资采购等重点领域的监督和定期审计，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同时加强对数字化系统和数据权限的管理，防范利用技术优势实施的隐蔽性犯罪。另一方面，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牵头建立从业人员信用档案和信息共享平台，将经司法认定的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纳入信用记录，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相关犯罪人员的从业限制和行业禁入，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建立健全涉新就业群体权益协商恳谈机制

新就业群体在吸纳灵活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会保险、劳动安全等权益保障问题也较为突出。当前，部分企业存在算法规则不透明、劳动报酬核算不清晰、罚款机制不合理等问题，根源之一在于新就业群体缺乏有效的诉求表达渠道，难以参与自身权益相关规则的制定与调整。中办、国办近日公布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提出：“建立健全涉新就业群体权益重要事项常态化协商恳谈机制，协商结果通过适当形式向新就业群体公开。”协商恳谈机制是新就业群体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重要途径，是破解该群体权益保障难题的重要形式。

在新就业群体开展协商恳谈，是指劳动者代表围绕劳动报酬、算法规则、劳动安全、社会保险等重要权益事项，与企业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规则共识的过程。新就业群体高度分散、流动性强、工作地点碎片化，传统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难以全面有效覆盖，亟须探索与这一用工方式相适应的民主参与形式。协商恳谈机制以定期恳谈、民主协商、柔性沟通的方式，为劳动者提供了表达诉求、参与规则制定的制度化渠道，有助于推动构建和谐的平台用工关系。

当前，我国各地积极引导平台企业或平台用工企业开展协商恳谈，取得了一系列协商成果，推动部分头部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代表签订了劳动规则和算法专项协议，在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方面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作用。但部分协商恳谈活动存在碎片化、偶发性的问题，协商的议题设置、代表产生、时间安排等尚未形成稳定的制度规范，协商成果的落实机制还不够健全，需要在程序规范、配套保障、效力约束和技术支撑等方面统筹推进，使协商恳谈实现常态化运行。

将协商恳谈纳入规范化轨道，夯实常态化运行的制度基础。常态化协商恳谈须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使协商的启动、推进和成果确认都有明确的依据，保障双方能够在平等有序的氛围中充分表达意见。近年出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协商指引》《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等规范性文件，对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形式、协商程序等作出了总体规定，为协商恳谈的常态化运行提供了基本遵循。在此基础上，还需将相关文件中的原则性要求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的制度规范，使协商恳谈的各个环节都有明确的依据。例如，在健全协商代表产生方面，进一步明确劳动者协商代表的构成与产生方式，综合考虑岗位性质、区域分布、性别等因素，保障不同类别劳动者均有相应代表；在协商议题确定方面，重点明确协商议题的征集渠道、提出主体和确定程序，确保议题反映劳动者的真实意愿；在协商程序方面，明确协商会议的召集方式、议事规则、表决办法和记录规范，保障协商过程公开透明、平等有序，使各方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和认真对待。

完善配套保障机制，为协商恳谈的常态化运行提供坚实支撑。协商恳谈要形成高质量的对话，前提是双方掌握的信息大体对等、具备相应的对话能力。目前，这两个条件在新就业形态领域都还存在明显短板，应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一方面，构建规范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新就业群体与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劳动者对平台的运营数据、算法逻辑、行业标准等信息往往掌握有限。对此，应通过协商信息共享机制，要求企业在协商前向劳动者代表和工会提供必要信息，如平台用工规模与结构、计价规则与调整情况、劳动者收入分布、奖惩规则与执行数据、职业伤害发生情况等，使劳动者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劳动者也应表达自身的工作需求以及对劳动条件的期望等信息，使企业更准确地把握劳动者的实际处境。另一方面，健全协商能力建设机制。从实践看，目前的新就业群体协商恳谈活动主要由工会组织和推动，但平台经济的运作模式和算法规则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部分工会干部对此缺乏系统了解，一些劳动者代表也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和议事表达能力，导致协商中难以进行实质性讨论。应当将协商能力建设纳入常态化工作机制，由工会定期组织面向干部和劳动者代表的专题培训，内容包括劳动法律法规、平台经济运作模式、算法基础知识、协商谈判技巧等。同时，探索建立协商专家库，吸纳法律、经济、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为协商恳谈提供专业支撑。

以数字化手段拓展协商恳谈的覆盖范围，提升运行效率。新就业形态的用工和管理高度依赖数字平台，其工作方式与沟通习惯具有鲜明的数字化特征。协商恳谈机制应当与这一特征相适应，以技术赋能降低劳动者参与协商的门槛和成本，扩大协商的覆盖面。在代表推选和诉求征集阶段，可依托工会线上平台，实现协商代表线上选举、诉求在线提交、议题在线公示，使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劳动者能够便捷地参与协商恳谈过程，也让协商更加公开透明。在协商阶段，可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协商会议模式，通过线上签到、云端审议、实时投票等功能，有效突破时空因素对协商参与的制约。同时，协商恳谈的常态化运行离不开对平台用工状况的持续跟踪和研判，应当整合各部门监管数据、用工数据、协商数据，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为科学确定协商议题、评估协商效果提供数据支撑，也为及时发现权益保障中的苗头性问题提供信息参考。

压实企业责任，确保协商成果落地见效。当前，部分协商达成的共识仅停留在口头承诺或简易会议纪要层面，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书面协议，部分企业对协商成果的执行存在一定的选择性，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和惩戒手段，影响了各方参与协商的积极性和效果。企业作为用工管理与权益保障的主要责任主体，应当主动参与协商、积极履行义务。在成果确认上，每次经协商达成的意见，应形成书面协议或正式的制度修订文本，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落实时限和违约责任，并向劳动者公开，接受监督。从近年来的实践看，一些地区通过引入职代会等规范的民主管理程序强化恳谈协议的效力。例如，上海等地运用“集体协商+职代会+集体合同”的协商模式，依托平台就业的全网劳动者推选代表组建职代会、开展集体协商并签订全网集体合同，为新就业群体集体协商提供了一个相对规范的制度工具，也强化了约定的正当性和约束力。在监督方面，《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要求建立协商结果公示制度和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定期反馈协商执行情况，为成果落地提供了制度依据。在此基础上，可探索将企业参与协商的程度和履行协商成果的情况，纳入企业合规经营评价体系，与其市场准入、企业信用评级、政策扶持等挂钩，对诚信协商、扎实履责的企业给予正向激励，对拒不落实协商成果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约谈、曝光和信用惩戒。

法治如何应对AI“幻觉”侵权

人工智能（AI）大模型的广泛应用，正在带来一种新型的侵权纠纷——AI“幻觉”侵权。所谓AI“幻觉”，是指大语言模型输出看似通顺合理，实则错误甚至完全虚构的信息。如果这种虚假信息恰好指向现实生活中的特定个人或企业，就可能造成实际的损害。例如，一个人的社会声誉可能因为一段从未发生过的“往事”而受到贬损，一家企业的商业信誉可能因为一则子虚乌有的“经营状况”而遭受冲击。近期，一些因AI生成虚假信息引发的侵权纠纷陆续进入司法程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如何用法治方式加以回应，成为亟待研究的问题。

从已有的案例来看，AI“幻觉”侵权的形式主要包括生成重大负面虚假信息，直接侵害特定主体的核心人格权益，如凭空捏造某人存在违法违纪记录，或者虚构某企业发生产品质量事故；还包括生成事实性误导信息，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干扰，例如错误表述企业经营状态、虚构个人的从业经历等。两种情形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均非出于故意侵权，而是算法在概率计算中产生了偏差，却可以通过开放的信息入口扩散出去，让受害者陷入难以防范的困境。

与传统网络侵权多源于人为的恶意不同，AI“幻觉”侵权往往根植于算法系统的技术局限性。依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提供和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和伦理道德”“尊重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他人身心健康，不得侵害他人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和个人信息权益”。但当受害者面对AI“幻觉”侵权背后的“算法黑箱”时，往往会在寻求法律救济时遇到多重困难。一是取证、举证困难。传统网络侵权内容多以网页、图文等静态形式存在，受害者可以通过公证等方式固化证据。但生成式AI的输出是动态、随机的，同一个用户输入同一个提示词，在不同时间得到的回答可能完全不同。这种技术特性使得侵权过程具有瞬时性和不可复制性，侵权证据难以回溯查找。二是停止侵权困难。AI“幻觉”侵权往往发生在与搜索引擎、公共查询平台深度融合的场景。一旦底层模型将虚假信息固化，便会污染信息入口。即使在诉讼周期内，AI仍会向每位查询者输出相同内容。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以前，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可能会持续受损。三是损失难以量化。无论是自然人的名誉权，还是企业、组织的声誉，其损害主要表现为社会评价降低、公众信任流失等无形损失。这些损害往往难以准确折算为金钱损失，进一步加剧了受害者的救济难度。面对上述困境，有必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从以下方面探索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案。

在责任认定方面，进一步明确AI“幻觉”侵权的过错认定标准和举证责任规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过错责任的一般规定，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服务提供者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的要求，AI“幻觉”侵权的责任主体通常为服务提供者，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原则。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过错时，主要审查服务提供者是否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包括是否设置风险提示、建立纠错渠道、对严重失实内容采取拦截措施等。服务提供者未尽到上述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举证问题上，AI“幻觉”侵权的技术特点决定了生成内容的机制和决策依据由服务提供者掌握，受害人难以知情和获取。对此，在受害人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侵权内容系由某AI服务生成且内容指向其自身后，法院可以要求服务提供者就自身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对于不同类型的生成内容，应当构建差异化的注意义务标准：涉及恐怖主义、煽动暴力、侵害隐私或捏造犯罪事实等信息的，服务提供者应承担更高注意义务，未能有效拦截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属于新闻误报、常识错误等一般性不准确信息的，服务提供者已履行风险提示义务并提供纠错渠道的，可以认定其无主观过错。

在救济机制层面，构建前置预防与快速响应相结合的救济机制。在司法程序中，应充分发挥行为保全制度在AI“幻觉”侵权案件中的作用。法院可依当事人申请，在诉前或诉中责令平台暂停生成特定虚假内容，及时遏制损害蔓延。在平台治理层面，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涉个人、涉企业的侵权信息建立快速响应机制，在接到权利人有效通知和初步证据后，及时对底层模型或知识库的相关信息输出进行人工核查与暂停，从源头防范侵权行为反复发生。在损害赔偿环节，法院可以综合考量AI服务的影响力、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侵权内容出现的频次以及社会评价的实际变动等因素，酌情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实质性填补权利人损失。

在制度配套方面，进一步落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信息记录保存要求。AI“幻觉”侵权之所以难以追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成过程缺乏有效的记录和存证。《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要求服务提供者发现违法内容的，应保存有关记录。在此基础上，有关部门可以研究确立更为明确的存证技术要求，使每一次内容生成的关键要素都有迹可循。这些信息在涉诉时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调取和审查，为司法裁判提供可靠的事实基础。同时，网信、市场监管等部门应加强协同，建立侵权信息的快速受理和核查机制，畅通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的衔接。行业协会应推动制定风险防范的行业标准，引导服务提供者将AI“幻觉”侵权风险防控纳入合规建设，推动形成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格局。

以高标准引领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汽车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是发展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业链长、关联度高、带动性强，在稳增长、调结构、促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四五”期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汽车产业抢抓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汽车产销量均突破3400万辆，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突破1600万辆，汽车出口突破700万辆，搭载辅助自动驾驶系统的智能网联乘用车市场占比超过60%。这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汽车标准化的基础支撑与引领赋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汽中心）作为国务院国资委直属中央企业，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授权的国内汽车标准法规技术归口管理及国际标准法规协调对口单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等文件要求，联合多方力量，统筹推进汽车标准体系升级、供给优化、国际协同等各项任务，推动我国汽车标准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完美收官：“十四五”时期汽车标准化实现跨越式发展。“十四五”期间，我国汽车标准化工作坚持“守底线、固基础、强引领、融国际”工作导向，累计发布汽车行业标准647项（强制性国家标准54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35项、行业标准258项），推动我国汽车标准实现从“跟跑”向“并跑”再到部分领域“领跑”的阶段性跨越。

一是守底线，筑牢汽车安全发展根基。安全是汽车产品的生命线，更是标准化工作的首要使命。“十四五”期间，中汽中心组织行业统筹推进汽车安全标准迭代升级，完成电动汽车安全、乘用车制动系统、汽车碰撞等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修订，特别是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牵头起草整车信息安全、软件升级等首批3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对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引领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动力电池领域，联合牵头修订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新增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等内容，全面提升电池安全水平；在基础结构方面，牵头制定汽车门把手强制性国家标准，从产品设计源头筑牢安全防线。通过强化安全标准高质量供给，筑牢群众出行安全防线、厚植民生福祉底色，不断增强消费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让标准成果普惠于民、服务于民。

二是固基础，助力产品质量水平提升。中汽中心立足行业发展需求和公众需要，坚持以更高标准引领产品品质升级，截至目前，现行汽车国家和行业标准达1685项，标准供给质量与效率显著提升。在系统性能方面，发布汽车可靠性、动力性能、电池耐久性等标准，为汽车产品设计开发和试验验证提供标准支撑。在节能减排方面，牵头制定全球首个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强制性国家标准，限值要求加严约11%，显著提升了车辆能效水平。在使用便利性方面，组织制定充电接口、全景影像监测、动力蓄电池在役检测等一系列标准，有效改善了用户的用车体验。在兼容互换方面，发布换电安全要求等标准，提升换电电动汽车的兼容性和安全性。从动力性能到用车体验，从能耗水平到换电安全，每一项标准的优化，都让消费者用得更舒心。

三是强引领，促进关键技术创新应用。产业变革，标准先行。“十四五”期间，中汽中心立足我国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持续建立健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前瞻布局固态电池、电动汽车换电、汽车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标准子体系，为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创新发展提供标准化支撑。在关键技术标准研制方面，正在积极组织制定组合驾驶辅助系统、自动驾驶系统等标准，明确自动驾驶产品技术基线；牵头制定通信预警等标准，为“车路云一体化”发展奠定标准基础。标准布局的每一步，都让消费者用得更顺心、体验更称心。

四是融国际，提升国际兼容水平。标准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制高点，也是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十四五”期间，中汽中心深化国际标准化布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秩序建设；设立我国首个海外标准化专门机构——中国汽车标准国际化中心（日内瓦），揭牌运营中国汽车标准国际化中心（曼谷），构建起“欧洲聚焦规则协调、东南亚侧重双边合作”的双中心联动格局；连续举办4届世界汽车标准创新大会（WASIC）和2届汽车标准化国际青年工程师交流项目（Go-YEEP）。从标准跟随到标准引领，从国内应用到国际互认，中国汽车标准正加速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重要参考，也让中国汽车品牌更加自信地走向世界。

承压谋变：汽车标准化面临新的历史性挑战与机遇。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迭代突破，标准化战略地位迎来系统性重塑，汽车产业发展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汽车标准化工作面临的形势挑战空前严峻、肩负的使命愈发艰巨。

一是把握政策层面新要求。从“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到“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再到近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强化国家标准引领”“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安全、环保、能效、质量等规范管理”，标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愈发凸显。标准功能实现从产业技术支撑向国家基础性制度的转变，已成为破解行业发展难题、协调产业规范管理的重要抓手，正在全方位、深层次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大局。

二是顺应产业发展新趋势。新一轮科技革命下，电动化、低碳化、智能化、网联化趋势并行演进，汽车产品研发及投放周期不断缩短，技术、产品及功能迭代速度显著加快，技术研发与标准制定同步部署乃至标准先行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汽车与交通、能源、环保、电子、信息安全等领域深度耦合，对优化跨领域协同合作机制、加强标准体系适应性、强化标准研制技术兼容性与场景适配性提出更高要求。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相比传统汽车，系统架构和产品功能发生颠覆式变化，管理边界不断拓展，管理环节逐渐向使用端延伸，技术标准已成为准入管理与政策落地的核心技术支撑。

三是应对国际竞争新态势。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将标准法规作为战略性工具，通过碳关税、泛化安全概念等构筑技术与贸易壁垒，试图重塑全球竞争规则。同时，中国汽车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逐步进入技术、产品、资本和供应链全面出海阶段，对国际标准法规研究、评议、参与、主导及属地化服务的需求显著提升，对标准国际化工作提出新要求。

乘势向新：擘画“十五五”汽车标准化新篇章。面向“十五五”，中汽中心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以高质量标准供给引领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体系引领，制定更适配更科学的工作新指引。科学分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立足全链条、全流程和全生命周期，高质量建设汽车行业“十五五”技术标准体系，构建总量适度、结构合理、覆盖全面的标准供给格局。强化汽车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统筹规划，加快完善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汽车、节能低碳等重点领域标准子体系，以体系为“纲”统筹推动重要标准体系任务落实。前瞻布局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标准，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

二是重点突破，打造更坚实更领先的标准新高地。聚焦安全，推进车辆尺寸轴荷、信号指示、智能底盘、正面碰撞等重点标准研制，进一步提升车辆主被动和一般安全技术水平；研制驾驶自动化系统安全、网络与数据安全、功能安全与预期功能安全等新型安全标准。聚焦智能，制定修订自动驾驶、智能座舱、人机交互、网联功能应用、“车路云一体化”等重要标准，构建适应高阶自动驾驶的安全保障机制。聚焦绿色，增加汽车碳管理、绿色制造、汽车节能、新能源汽车、循环利用等领域标准供给，覆盖材料、生产、使用、回收全生命周期，支撑全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聚焦融合，面向汽车人工智能、新形态汽车等未来产业方向，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提前开展标准规划布局。聚焦质量，构建汽车质量提升标准体系，引领汽车行业提质升级。

三是开放共赢，构建更广泛更互通的国际新格局。积极开展国际标准转化工作，不断增加汽车标准外文版供给，进一步提升汽车标准对外开放水平。纵深推进标准国际化战略，完善“日内瓦+曼谷”国际化发展机制，形成多区域协同工作格局。实施国际标准培育计划，围绕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碳足迹等前沿方向实现国际标准突破，积极贡献中国智慧。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国、上合组织成员国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标准化交流合作，推动更多中国标准被海外认可采用。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与应对，让中国标准成为中国汽车扬帆出海的“国际名片”。

努力做向绿而行向新而进向实而干的排头兵

“十五五”开局之年，能源强国建设击鼓催征。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中央企业“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湖北公司）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与担当，主动融入国家战略，以“一轴三线四核七片”战略布局重塑发展版图，在向绿而行的转型中争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在向新而进的突破中争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在向实而干的担当中争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为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助力能源强国建设贡献华电湖北力量。

向绿而行：守护一江碧水，点亮荆楚绿能。长江奔涌，绿意盎然。大力实施“楚能奋进”行动，率先布局“电化长江”、低碳科技、综合能源、氢能及新型储能等新业态。

江上换电，让船“零排放”跑起来。华电湖北公司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服务湖北“支点”建设，全力推进长江干线绿色智能船舶充换电项目建设，依托长江沿线电站布局，以点扩面向上下游拓展，逐步打通内河主要水道电动船舶航线。一场覆盖“货—运—船—港—站”全链条的绿色航运革命，正在长江干线全面铺开，一期航线江陵至武穴、二期航线江陵至奉节将陆续全线通航。联合中船712所研发的甲醇增程器，成功纳入湖北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揭榜挂帅”任务，让绿色航运从“跑得动”迈向“跑得远”。

陆上增绿，清洁能源版图加速扩张。“十四五”期间，华电湖北公司新增发电装机近270万千瓦，风光电装机占比从5.4%跃升至29.15%。武穴、洪湖2个百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同步推进，湖北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锂电循环产业园）成为湖北省唯一入选《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第一批）》的园区。大冶毛铺12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完成可研审查，建设条件和经济性均优于同类项目。传统火电同样可以“绿”起来。2台100万千瓦煤电项目加快推进，采用超超临界先进技术，让煤电更清洁、更高效。不止于发电，综合能源也在多点开花，从分布式光伏到智慧能源管理，绿色发展的“毛细血管”正在向更广领域延伸。

向新而进：敢闯技术“无人区”，锻造硬核“新引擎”。创新是从“跟跑”到“领跑”的奋力一跃。华电湖北公司用真金白银和硬核成果，在科技自立自强的赛道上跑出了加速度。“十四五”期间，累计研发投入超14亿元，研发投入占比从1.2%提升至2.5%，斩获行业及华电集团科技创新奖16项，获国家级、行业级、华电集团级管理创新奖18项，发表科技论文428篇，授权专利286项。

华电湖北公司瞄准能源科技前沿，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一批标志性项目串珠成链。所属襄阳公司生物质气化耦合发电6号机组被国家能源局列为2021年度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船舶充换电项目入选“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交通强国专项试点；秭归船舶充换电一体化智能微电网项目入选全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能力提升试点（第一批）名单，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精准高效的“数智方案”。荆楚大地科教资源富集，华电湖北公司主动“登门”，联合国家重点高校与科研院所，把实验室“搬”到江边，将论文“写”在产业一线，打造国家级生物质气化耦合发电技术平台，“1+5+N”生物质降碳集群初具规模。

创新涌动，根在人才。华电湖北公司坚信“人是创新火种”，大力实施“楚才工程”，构建多元挂职交流机制，让优秀人才在不同岗位“墩苗”历练。依托“全国劳动模范”潘登成立创新工作室，点燃全员创新热情，在这片创新沃土上，一项项技术难题被攻克，一批批骨干脱颖而出。在国家、行业级的技能大赛上，华电湖北公司员工频频站上领奖台。

向实而干：融入“支点”建设，挺起中部脊梁。国之所需，民之所盼，企之所向。融入中部崛起，把企业发展嵌入“支点”建设。主动对接湖北省“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部署要求，以大投资撬动大发展，一幅“一轴三线四核七片”的战略版图已在荆楚大地铺开——以长江为主轴，紧扣绿色低碳转型、科技创新驱动、数字智慧赋能三条主线，聚焦发电售电业务、综合能源服务、绿色船舶供能、工程技术服务四大核心业务，在襄阳、荆州、黄石、宜昌、黄冈、武汉、荆门七大片区落子布局。“十五五”期间，力争完成总投资500亿元，到2030年底装机规模力争达到1500万千瓦。

兜底能源安全，把保供稳价的担当落在实处。华电湖北公司统筹推进“风光水火储”协同发展，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筑牢防线，以自主检修、自主技术监督、发电生产价值创造“三项提升”夯实内功。“十四五”期间，发电总量突破1500亿千瓦时，供热总量突破3200万吉焦，营业总收入突破650亿元，所属6家火电企业全部获评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

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让绿色航运贯通黄金水道。从绿色智能船舶充换电项目作为推动传统产业加速绿色转型的典型案例入选《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蓝皮书（2025）》，到推动绿色航运与风光制氢、生物质制醇深度耦合，华电湖北公司正把一条江的绿色实践，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华电方案”。当前，华电湖北公司正携手华电煤业，以“绿电+绿运”模式积极探索煤电路港航一体化低碳转型，为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智慧。

助力乡村振兴，把央企温度送到田间地头。“十四五”以来，华电湖北公司先后派出11批30名党员干部驻村帮扶，实施帮扶项目74个，投入帮扶资金3000余万元。从教育帮扶到产业帮扶，从消费帮扶到项目帮扶，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特色产业培育，“华电湖北”的招牌在荆楚乡村越擦越亮。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进能源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更是华电湖北公司实现战略地位全面跃升、综合优势系统重塑、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全力冲刺的黄金窗口期。华电湖北公司充分发挥“三个作用”，争当“三个排头兵”，以创新破局、以实干争先，把政绩书写在长江碧水之上、万家灯火之间、发展根基之中，在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挺膺担当，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走好能源强国建设的华电湖北征程。

（华电湖北发电有限公司党委）

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科技创新主战场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煤业）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中国华电党组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部署，牢牢把握能源央企使命定位，聚焦煤矿智能化转型与绿色低碳发展两大核心任务，坚持把党建工作深度融入科技创新主战场，找准基层党组织服务科创攻坚、人才培育、文化建设的着力点，创新实施“强先锋领航、强人才赋能、强文化铸魂”三强举措，推动党建与数智化转型同频共振，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

强先锋领航，驱动数智转型“主引擎”。华电煤业党委坚持“以煤为主、产业协同、向新逐绿、争创一流”发展战略，紧扣数智化建设与产业升级发展目标，以党建引领凝聚科技创新攻坚合力，构建形成“党委统筹抓总、党员攻坚在前、全员协同发力”的工作体系。

主动担当科技创新使命，聚焦重大课题攻关与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发力，累计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30项，其中近3年占比近70%，彰显企业创新能级加速跃升。华电煤业党委坚持将党员“岗区队”建设作为党建融入科技创新的重要抓手，累计创建科技创新党员先锋队书记领衔项目29个，党委书记亲自挂帅“智创先锋党员先锋队书记领衔项目”，带头冲锋攻坚“无人驾驶机器人井下多场景智能作业关键技术与装备研发项目”防爆架构设计、多场景智能适配等核心技术难题，加速推进工信部“矿用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项目成果转化落地。团队赴江苏大仪风电场开展协同作业应用探索，面对复杂运行环境，党员先锋队冲锋在前，亮身份、作表率，在防爆架构设计、多场景智能适配等关键环节连续攻坚，成功构建“空中防线+地面枢纽”立体化巡维体系，实现机器人集群全场景无人化作业——让党旗在科研一线高高飘扬。

强人才赋能，锻造科技创新“主力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华电煤业党委把科技人才培育作为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抓手，以党建引领人才引育、机制创新激活人才活力，健全“引、育、留”全链条人才支撑体系。

牵头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依托房山研发中心实体化平台，建立“一人一策”精准引才机制，采用全职引进与柔性引才相结合模式，靶向引进高层次行业领军人才6人，同步选拔基层一线业务技术骨干纳入研发中心人才队伍，形成本部统筹、基层支撑、外部赋能的三级人才联动格局。坚持以“党建工作登高行动”为牵引，创新推行“党建+科研”融合育人模式，依托党组织联建共建搭建校企协同平台，与相关高校打造“科教才+产学研”“三实三效”合作新范式，落地双聘任职、双基地培养、双成果激励机制，形成全链条实战化培养体系。纵深推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为多名核心科研人员赋予成果转化权益，破解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动力难题，以完善激励机制拴心留人，为加快数智化转型筑牢坚实人才根基。

强文化铸魂，激扬干事创业“新动能”。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坚持党建引领企业文化建设，在实践中形成了“创新有为、合作共赢”的文化特质和价值追求，持续深化文化赋能与品牌创建双向融合，紧扣重点工作、重大工程、重点项目推进节奏，以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为核心，深入挖掘培育特色品牌。

聚焦煤矿智能化转型需求，打造矿用智能无人驾驶机器人品牌华电“奋进一号”，将“安全、高效、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产品研发、井下应用、市场推广全链条。该品牌聚焦井下辅助运输、智能巡检及应急救援等场景，攻克煤矿行业长期存在的安全隐患高、作业效率低等难题，行业领先优势突出，为煤炭行业智能化转型提供了“华电方案”。锚定绿色矿山建设使命，打造全流程自研集团型矿山生态修复管控系统“华电智翼”。通过“空天地深时”监测体系与智能分析模型，实现矿区生态环境“监测—分析—治理—评估”全闭环管理，填补国内复杂地质条件下矿区生态修复监测的技术空白，实际应用成效显著。

同步打造全方位品牌传播矩阵，依托行业展会、实景演示、媒体宣传、产业交流等渠道，全面展示科技品牌技术优势与实践成效，讲好科技赋能智慧矿山、绿色转型的品牌故事。华电“奋进一号”成功入选中国华电首批优秀子品牌，参与《“我想对80年前的前辈说”互动式主题宣传》作品荣获第十一届“国企好新闻”特别推介作品；“华电智翼”矿山生态修复管控系统斩获“绿色矿山科学技术奖”重大工程类一等奖、基础研究类二等奖，全面提升了华电煤业品牌影响力与行业美誉度。这些品牌成果不仅是技术创新的结晶，更是党建引领文化铸魂、价值塑造的生动体现。

下一步，华电煤业党委将持续深化“三强举措”，推动党建工作从“有形覆盖”向“有效引领”跃升，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打造世界一流能源企业贡献更大力量。

（华电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从电视剧《主角》品味秦腔的艺术魅力

电视剧《主角》自2026年5月10日在央视一套首播以来，收视率持续走高，最高达4.615%，累计收视人次10.8亿。该剧于6月8日圆满收官，成为央视黄金档及多个卫视平台爆款，并带动秦腔文化与陕西文旅热潮。“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若借用这句话来概括《主角》里“主角”忆秦娥的人生际遇，无疑是精准而恰切的。作为一位逐步成长的职业戏曲演员，忆秦娥的人生由《洪湖赤卫队》《打焦赞》《杨门女将》《游西湖》《狐仙劫》等一个个秦腔剧目串联起来，穿插着“手、眼、身、法、步”等训练，点缀着旋子、跟头、卧鱼、吹火、枪花棍花、打出手等技巧。她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无不和她所扮演的舞台角色掩映比照，构成了强烈的“互文”。可以说，忆秦娥就是秦腔的化身。

电视剧《主角》改编自作家陈彦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陈彦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曾是享誉全国的剧作家。他十几岁就进剧团，先当演员，再写剧本。作为剧作家，他编剧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尤其是被称为“西京三部曲”的眉户剧《迟开的玫瑰》和秦腔《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作为院团管理者，他不仅完成了“出人、出戏、出精品”的任务，而且积累了对艺术院团、戏曲演员及相关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深刻体悟。离开陕西戏曲研究院后，陈彦先后出版多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其中《主角》《装台》《喜剧》又被人们称为“舞台三部曲”或“秦腔三部曲”。尤其是《主角》，不但斩获了茅盾文学奖，而且受到了戏剧影视二度创作者的青睐，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化IP。截至目前，《主角》已经被多个剧种改编。

电视剧《主角》融合电视媒介直观鲜活的视听语言和迅速快捷的大众传播以及戏剧叙事巨大的情节张力和生动的人性表达，不仅用视听语言讲好了忆秦娥的人生故事，同时通过这个“主角”彰显了秦腔的风采，引发了观众对这一地域特色浓郁的中华戏曲的强烈兴趣。

电视剧《主角》持续为我们提供了感悟秦腔的绝佳“窗口”。细细品味，秦腔独特的艺术魅力体现在三个方面。

秦腔是中华戏曲中的“古调”。王国维在《戏曲考原》中指出，“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作为唱念做打技艺多彩、生旦净丑行当多元的舞台艺术，戏曲的独特魅力集中体现在其艺术呈现的综合性、写意性和程式化。秦腔，是梆子戏的鼻祖，积淀着中国戏曲传统的美学范式和艺术情韵。在《主角》中，通过现代戏《洪湖赤卫队》和老戏《打焦赞》《游西湖》等之间的对比，特别强调了传统戏的魅力和价值。1924年，鲁迅来西安，在讲学之余多次去西安易俗社观看秦腔，题下了“古调独弹”四个字。在《主角》中，通过“存”字辈老艺人苟存忠、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四位师父给忆秦娥说戏、教戏、排戏的生动过程，创作者生动展现了秦腔“古调”的魅力。这一魅力，表里融合、内外兼修，既体现在一招一式、一眼神一动作的精细打磨和严苛要求上，也体现在苟师“戏不是唱给人，而是唱给苍天看”“演员两盏灯要亮，戏才会有光芒”的执着信念上，更体现在他精彩绝伦“吹火”绝技和在舞台殒命、为艺术殉道的悲壮上。令人慨叹的是，歌手出身、年近花甲的孙浩，为了演好苟师这一角色，在戏曲指导任小蕾老师的指点下，不畏艰难，“死磕”练习。在AI流行，替身泛滥的当下，孙浩具身投入“进入角色”，彰显秦腔“古调”之“慢工、笨活、真绝技”的独特魅力。最终，他以令人信服的表演震撼了观众，赢得了尊重和赞誉。

秦腔是秦人生命的呐喊。陈彦在《说秦腔》一书中有言，“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哪一门艺术能如此酣畅淋漓地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激情，如此热血涌顶地呼喊一个人的生命渴望，如此深入腠理地宣泄一个人的生命悲苦，那就是秦腔”。赳赳大秦之地上的芸芸众生，天性生、冷、噌、倔，脾气憨厚耿直；情感豪迈激越，表现慷慨酣畅，有时还外带一点儿冷幽默。秦腔结合地方语音特色和秦人性格特点，由此形成的“西皮”唱腔活泼欢快、高亢明亮、节奏紧凑，适合表达跳跃、坚定和悲愤的情绪。“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儿女齐吼秦腔”——陕西人习惯说“吼秦腔”。电视剧《主角》中胡三元吼的花脸戏《斩单童》“呼喊一声绑帐外”，就是“吼秦腔”的典型范例，极有“黄土地上摇滚”的感觉。而剧中小来弟被逼无奈吼出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是乡野的民谚，和秦腔丑角戏小段《大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诙谐描述生活中一些自相矛盾现象，幽一默，逗一乐。生活中有苦有乐，秦腔音乐中也有欢音和苦音之分。欢音，又称花音、硬音，音阶是汉族的“清乐音阶”，常表现明朗欢快、肯定坚决的情绪；苦音又名哭音、软音，音阶是汉族的“燕乐音阶”，常表现低沉凄楚、慷慨悲壮的情绪。无论苦音、欢音，都率真、鲜明，和秦地秦人或荡气回肠或欢快明丽的故事相映相称，热耳酸心、动人心脾。

秦腔是在不绝传承中不断创新的大众文艺。陈彦说，“中华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系，戏曲正是从源头活水直接汲取生存养料的大众艺术，其赓续发展永远有赖于民间的直接滋养”。忆秦娥的人生故事和艺术成长，离不开民间，离不开大众，也离不开传统，更离不开创新。如果说，教她老戏和绝活的存字辈“忠、孝、仁、义”的四位师父代表着秦腔积淀深厚的传统，那么剧作家“秦八娃”则代表着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而胡三元、花彩香、米兰、忆秦娥等人，则是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迷惑也有坚守，有怀疑也有创新。电视剧中忆秦娥和苟师学习和表演的《游西湖》中的“鬼怨·杀生”片段，貌似非常传统，但实际上，这段戏之所以成为经典，离不开著名秦腔演员马蓝鱼在继承传统中的大胆创新。她多元继承多个剧种中的“吹火”技艺，加以提炼升华，形成了当代戏曲表演的新经典。马蓝鱼在前人基础上独创的长达3分钟的“慢卧鱼”，更成为后来众多名家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饶有趣味的是，在电视剧《主角》中，大量专业秦腔演员的加盟拍摄，和不少其他行业演员的“入戏”扮演戏曲演员，相映生辉，体现了秦腔艺术巨大的包容性和诸位演员不竭的创造力。而这包容性与创造力，正是秦腔魅力千年不绝的根源所在。

（作者系陕西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莫让“十年磨一剑”变成“十年藏一剑”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出自唐代诗人贾岛的《剑客》，意思是十年磨成一剑，还未试过锋芒。贾岛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的典范。一般文人把吟诗作词当作生活消遣，而贾岛却将其作为人生追求。今天，我们在治学时也应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一是日积月累，坚持不懈。个人要实现厚积薄发，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正如范仲淹所言：“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知识在于积累，文化在于沉淀。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人将这句名言误解为牛顿能够发现“牛顿定律”，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事实上，牛顿的意思是说，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得益于此前研究者的集体努力，其所要阐释的，是知识积累的重要性，以及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治学确实要深思熟虑，知识需要长期积累，学术绝无“捷径”可寻。

二是专心治学，心无旁骛。治学应当提倡悉心研究、持之以恒、寂寞自守、不怕孤独。学者应当淡泊明志，能够抵挡外界的各种诱惑，徜徉在学术的海洋里，把学术当作自己的第二生命。“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如果被繁花迷眼，经不起各种诱惑，是很难做出好的学问的。贾岛所说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就集中体现了心无旁骛的治学精神，反映出贾岛本人已经完全沉浸在做诗的快乐中，达到了忘我的境界，这样才留下了不朽的传世佳作。

三是惜时如金，刻苦钻研。贾岛曾经被称为“苦吟派”，今天在治学中也应当提倡这样一种刻苦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我在求学期间，时常到图书馆库本阅览室阅读，在那里我经常见到方立天教授等人，方老师穿着一双布鞋，拎着一个水壶，经常在图书馆一坐一天，无论寒暑。据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介绍，方老师大年三十都在这里看书，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的人，图书馆专门给他准备了一个座位。后来方老师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佛教学家、宗教学家，与他长期埋头治学、“板凳坐得十年冷”密不可分。因此，在治学过程中提倡“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对于实现知识的厚积薄发具有重要意义。法学研究有着严格的学术规范与学术规律，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也要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精神。

但是，“十年磨一剑”这句话也常常被理解成述而不著，或者多述少著。甚至有人认为，应当花大量时间去打磨，不到十年八年，绝不推出作品。有的学者不屑于发表文章，认为宁可让文章烂熟于心，也不轻易问世，如此才算“治学严谨”。应当看到，社会科学的大量研究是对策性、应用性的。尤其是对法学而言，其主要是一门实践之学，需要从实际出发，回应不同时期的现实需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律应当因时而治，法学研究也应当以实践需要为出发点，重点解决实际问题。

光阴荏苒，斗转星移，岁月催人，只争朝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已然不复存在。各类社会问题和挑战层出不穷，社会科学负有迅速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使命，社会工作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回应社会发展中的新需求、新挑战。时间不等人，事情不等人，如果我们的作品不到十年不出手，一概要求“十年磨一剑”，可能许多研究成果就会失去时效性，“十年磨一剑”变成“十年藏一剑”，社会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如果一味埋头象牙塔之中，积年以做的研究可能会与社会需求脱节，这既会浪费社会资源，也会荒废学者自身的年华。

对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来说，应当时刻关注社会问题，及时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倡“十年磨一剑”的治学精神，反对急功近利和浮躁的学风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以此为借口，数十年里都没有向社会提供任何知识产品，也不可取。学者的研究要紧跟时代发展、把握时代脉搏、回应社会关切。正如王安石在《上人书》中指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学以致用，治学的目的仍然是服务于社会。任何研究都应该尽可能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之上，学者在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时，需要对其进行缜密的思考、认真地求索、详尽的考证，但成熟的作品或者好的作品也许永远是一个相对概念，它只是对某个阶段成果的总结，未必永远都是成熟的，学者在推出成果后，还应当不断修正研究思路和研究成果。社会在发展，知识在更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完美”的作品也可能有瑕疵，但如果要求从事任何社会科学研究都要“两句三年得”，在今天看来也不现实。

重温贾岛的名句“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深为古人的治学精神所折服，现代社会需要提倡这种严谨治学的精神，但在新的时代，也需要为“十年磨一剑”注入新的内涵。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营造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十五五”时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适配未来产业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的特点，打造由创新主体政策、资源配置政策、科技人才政策、成果转化政策、环境营造政策构成的“五维”政策体系，加快营造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促进多元主体有机互动，各主体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互惠共生，形成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价值共创的动态平衡、共生发展的开放创新局面，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

优化创新主体政策，构筑多元协同共生的创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用”，“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这为明确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尤其是企业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定位提供了根本遵循。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中小企业、新型研发机构、产业园区等创新主体，就像未来产业创新生态这个“热带雨林”中的“植物”，每种“植物”都有其独特功能以及生长所需的“微环境”，必须因地制宜、根据不同主体功能定位差异化赋权赋能，破除体制壁垒，推动从单点分散创新转向联合体协同攻关。当前，我国未来产业的创新主体存在结构性失衡，高校院所偏重基础理论攻关，技术研发导向偏向论文产出，对工程化、产业化落地关注不足；龙头企业聚焦成熟技术规模化落地，底层前沿基础研发投入意愿偏弱，中小科创企业受制于资金、设备短板难以承接前沿技术迭代，创新联合体覆盖面不足。此外，地方盲目扎堆布局未来产业赛道，同类创新主体重复设立、资源内耗严重，主体同质化竞争现象普遍。

“十五五”时期，优化创新主体政策需聚焦分类支持、联盟共建、区域分工三大方向。一是厘清各类主体权责边界，分类给予专项政策支持。推动国家实验室、高水平研究型大学锚定原始创新，主攻量子算法、合成生物底层机理等“从0到1”颠覆性突破；科技领军企业牵头产业攻关，聚焦中试熟化、场景落地与规模化量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深耕细分环节配套，补齐产业链零部件、细分工艺短板；新型研发机构立足中间地带，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化衔接空白。二是以政策引导组建跨领域、跨所有制的未来产业创新联合体，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联合体联合攻关项目单列立项等扶持举措，鼓励龙头企业开放闲置专利，降低中小企业技术获取成本。三是建立跨区域主体协同机制，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区域创新联盟，推行创新券跨省通用、大型科研仪器区域共享，以飞地经济、共建产业园破解区域主体重复建设与资源割裂难题，形成“东部策源、中西部配套”的差异化主体布局格局。

完善资源配置政策，搭建全周期稳健可持续的资金要素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资源要素是创新生态系统的“养分”，涉及财政资金、社会资本、科研设施、土地载体等要素，其核心是破解未来产业长周期、高投入与资本短期逐利、财政年度预算约束间的结构性矛盾。由于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商业模式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探索特征明显，必须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政府应更加包容，通过市场试错和迭代逐步减少不确定性。当前，我国未来产业资源配置短板突出，财政科技投入结构失衡，竞争性立项占比过高，稳定性长期资助偏少，科研人员常年耗费精力申报短期项目，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显著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金融体系错位，国内创投机构普遍“重后端产业化、轻早期孵化”，耐心资本稀缺，保险、社保等长线资金进入早期硬科技投资渠道受限，初创企业面临融资困境；资源区域错配，优质科研设施、专项资金过度集聚于一线科创城市，中西部地区即便适合布局氢能、生物育种等未来产业，也缺乏配套科研平台与资金支撑。

“十五五”时期，应从财政改革、金融创新、资源统筹三方面优化资源配置政策。一是改革财政投入管理制度，适度放宽未来产业年度预算约束，对量子、基因编辑等长周期项目设置5—10年中长期稳定与滚动支持资助；压缩竞争性项目经费占比，设立非共识颠覆性创新专项稳定资金，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冷门前沿基础技术突破。二是创新多层次科技金融工具，在科创板放宽未盈利前沿科技企业上市门槛；发行技术里程碑挂钩债券、未来产业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商业银行探索设立未来产业科技支行，落地专利质押贷、首台套创新保险等产品；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管理，清理县域同质化新设基金，延长国资创投考核周期，取消单项目短期盈利硬性考核。三是统筹全国创新资源布局，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国家层面发布未来产业技术白名单与观察清单，统筹国家级重大专项资金投放，严控各地同质化项目审批，通过跨区域资源定向转移、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异地分中心建设，带动中西部特色未来产业落地。

强化科技人才政策，培育多层次适配产业需求的人才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人才是未来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种子”和“基因库”。未来产业跨界融合的特征，催生了对战略科学家、顶尖技术专家、领军企业家等三类复合型人才的刚需，科技人才政策亟须围绕人才培养、引进、评价、流动、激励全链条改革设计。我国现行人才政策滞后于产业迭代，高校专业设置更新滞后于前沿技术，跨学科培养体系缺位；科研人员倾向短平快论文产出，不愿深耕长周期硬核技术；跨体制人才双向流动不畅，高校院所科研人员到企业创业、企业技术专家入校任教面临障碍；面向非共识创新人才、青年跨界技术人才的专项扶持政策稀缺，懂技术、通资本、熟产业的复合型将帅人才供给不足。

“十五五”时期，应从未来产业人才的培养、评价、流动等方面采取针对性、突破性举措。一是分层实施专项人才培育计划，启动战略科学家培育工程，遴选具备跨学科视野、战略研判能力的顶尖科学家牵头“大兵团”攻关；围绕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前沿方向打破高校院系壁垒，推行课程学分与企业实训挂钩的联合培养模式。二是重塑差异化人才评价机制，对基础研究人才实行长周期考核，宽容科研探索失败；对产业化技术人才破除论文、职称门槛，以技术落地、产业化效益、专利转化成效为核心评价标准；建立非共识人才单列认定通道，聚焦原创技术价值给予稳定经费扶持。三是打通人才跨域流动壁垒，试点事业编制弹性管理制度，推行科研人员双聘、兼职离岗创业制度，人才职称、职业资质跨省市互认；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际化人才社区，优化海外顶尖人才签证、子女教育、医疗配套政策，提升全球顶尖人才来华落地便利度。四是完善企业家培育激励政策，建立未来产业投资容错清单，对前沿领域探索性投资落实尽职免责制度，通过专项贴息、风险补偿增强民营企业家投身早期未来产业的投资信心。

健全成果转化政策，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化的产业转化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将科研创造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果转化就像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从概念验证的“种子萌芽”到中试验证的“幼苗破土”，再到首台套示范的“成林成材”，每一环节都不可或缺、环环相扣。成果转化政策聚焦破解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痛点，重点是完善从概念验证、中试放大、首台套示范到商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制度设计，能够疏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关键堵点。当前，我国的成果转化面临梗阻，概念验证缺位，大量原创技术停留在实验室样品阶段；中试平台稀缺，专业化共享中试基地布局不足，中小企业自建中试成本过高，龙头企业自建平台对外开放意愿低；场景落地受限，政府优先采购成熟产品，首台套装备、首批次新材料、首款新软件缺少示范应用场景，新技术无法通过市场化迭代完善性能；知识产权对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算法等新型成果保护规则模糊，侵权取证难、维权成本高，进一步挫伤成果转化积极性。

“十五五”时期，应从未来产业的全链条出发，完善未来产业成果转化政策。一是央地联动设立未来产业概念验证基金，对早期原创技术提供种子资金与商业化辅导，补齐转化前端空白。二是统筹布局共享型中试基础设施，由政府牵头联合龙头企业、高校共建量子制造、生物合成、先进材料等公共中试平台，实行阶梯化收费，向中小科创企业低价开放；将中试平台建设纳入地方高质量发展考核指标。三是扩容政府首台套采购场景，出台未来产业新技术场景开放强制性政策，要求各地新建基建、智慧城市、能源项目预留一定比例试点份额用于国产前沿新技术示范；建立首台套保费补贴、应用风险补偿机制，降低企业试用创新产品成本。四是深化知识产权转化改革，赋予科研人员职务成果长期使用权或部分所有权，提高成果转化收益科研人员分配比例；建设国家级未来产业知识产权交易所，探索专利池质押、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盘活沉睡专利资源。

升级环境营造政策，构建包容审慎安全可控的制度保障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环境营造政策是创新生态的土壤与防护网，涵盖监管治理、科技伦理、知识产权、创新文化、国际合作、区域治理等多重维度，核心是在安全底线之上为市场放开创新试错空间。未来产业技术迭代速度远超传统产业，传统事前审批的刚性监管模式容易束缚创新，而基因编辑、自主智能、脑机接口、合成生命等颠覆性技术又潜藏伦理与安全风险，我国当前的未来产业环境治理中监管滞后与规制缺位并存，跨部门政策协同不足，存在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科技伦理全周期治理体系不完善，前沿技术伦理备案、全过程审查机制尚未全覆盖；区域政策壁垒仍存，地方准入标准、产业扶持规则互不统一；全球层面面临技术封锁、国际规则话语权不足等外部挑战。

“十五五”时期，应从监管革新、伦理治理、开放合作、创新文化等方面优化环境营造政策。一是推行敏捷柔性监管，在自贸试验区、未来产业科技园开展监管沙盒试点，对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低空经济等新业态实行可控范围内测试；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伦理安全红线，红线之外最大限度放权市场，配套技术动态监测与政策快速响应机制，推动监管随技术迭代动态调整。二是构建全周期科技伦理治理框架，出台基因技术、自主智能领域伦理细则，鼓励大中型科创企业设立内部伦理委员会，筑牢创新安全护栏和底线。三是破除国内制度壁垒，统一全国未来产业准入、标准、扶持规则，清理地方不合理产业壁垒与要素流动限制。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国际标准化组织，牵头量子通信、6G、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国际标准研制；依托海南自贸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化创新试验区，放宽跨境数据流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基金准入限制，通过“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合作拓展海外市场与规则影响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

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的战略价值和未来前景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深入推进，“双碳”目标引领绿色低碳发展，传统地面太阳能面临土地资源紧张、光照稳定性不足、电网承载受限等多重约束，构建新型稳定、绿色、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成为时代必然选择。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是顺应能源革命与科技革命的战略性前沿工程。通过航天技术手段，在太空部署太阳能收集、转换、传输设施，将太空富集、稳定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既可原位支撑太空算力、在轨制造、深空探测等前沿应用，也能通过无线传能技术输送至地面或其他服务对象补充能源供给。这项工程融合航天、能源、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领域技术，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引领科技突破、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太空经济新业态具有深远战略意义。

核心内涵与独特优势

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是依托航天发射、在轨组装、光电转换、无线传能等核心技术，在地球静止轨道或太阳同步晨昏轨道等区域，大规模构建和运营天基太阳能开发利用体系。其核心载体包括太空电站与太空算力设施，太空电站侧重天地传能，太空算力侧重在轨用能，二者技术同源、功能互补，共同构成太空能源经济的核心底座。

地面太阳能受昼夜、气象、大气遮挡影响，能量密度低、供电稳定性差，且大规模开发占用大量土地资源，供需矛盾突出。而太空处于真空环境，无大气衰减、云层遮挡与昼夜中断，太阳辐射能量稳定富集，是优质天然发电场。

相较于地面太阳能，空间太阳能具有四大突出优势。一是能量密度高、发电效率优，太空太阳常数稳定在1353W/m²，能量密度为地面的6倍以上，同等规模设施发电量显著提升。二是供电持续稳定，地球静止轨道或太阳同步晨昏轨道等区域日照覆盖率超99%，不受季节、气象影响，可24小时连续供电，具备稳定基荷电源特性。三是绿色低碳环保，全程零碳排放、零污染物排放，契合“双碳”战略目标要求。四是覆盖范围广、适配性强，不受地理限制，既能为偏远地区和灾区提供无线电力保障，也能为太空设施原位供电，实现地面与太空双向赋能。

战略价值与主要应用场景

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是一项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系统性战略性工程，价值贯穿能源、科技、产业、安全等多个维度。主要体现在：

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支撑绿色低碳发展。我国化石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及地缘安全直接影响供给安全。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应用后，可提供GW级稳定清洁电力，构建“地面传统能源+可再生能源+太空清洁能源”多元互补体系，降低对化石能源依赖。同时，大规模太空发电可大幅减少碳排放，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推动能源结构深度转型。

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引领前沿技术突破。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融合航天、新材料、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突破超大空间结构、高效光伏、无线传能、抗辐射芯片等关键技术，是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

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太空经济新空间。空间太阳能是太空经济的能源核心，为太空算力、在轨制造、深空探测提供稳定绿电，破解太空产业能源瓶颈。太空算力依托天基绿电，构建全球覆盖、低时延、绿色高效算力网络，缓解地面算力能耗、散热压力，支撑遥感处理、AI训练与服务等场景，催生万亿级太空产业集群。

强化战略支撑能力，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空间太阳能兼具能源、算力双重功能，可支撑全域监测、应急响应、远洋作业及境外业务等场景，为经济建设、民生保障、国际合作提供坚实支撑，助力航天强国、数字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建设。

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后，主要聚焦三大核心应用场景，形成天基能源赋能体系。

太空电站作为终极应用，在地球静止轨道部署大型设施，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通过微波无线传能技术输送至地面并入电网，提供稳定基荷电力。同时可为偏远山区、海岛、灾区提供应急供电，实现天地能源互联。

太空算力是核心在轨应用，依托太空稳定绿电构建太空数据中心，开展遥感解译、灾害预警、AI训练与服务等任务。具备节能低碳、全球覆盖、低时延优势，与地面算力协同，构建天地一体化算力网络，支撑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

在轨制造与深空探测是延伸应用，利用太空能源为在轨工厂、3D打印设备供电，实现航天器部组件在轨制造，降低发射成本，为月球、火星探测器提供无线供电，支撑长期探测任务，拓展人类太空活动边界。

国内外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

全球范围内，空间太阳能与太空算力已进入工程验证加速期。美国1968年率先提出太空电站概念，起步最早、布局全面。近年来依托商业航天优势，SpaceX、谷歌等企业加速发力，规划GW级到百GW级太空算力网络与大型太空数据中心，推进相关技术验证与星座建设。欧盟启动太空数据中心专项计划，明确MW级试验、GW级建设节点，聚焦技术协同与产业生态构建。日本重点攻关无线传能技术，稳步推进工程化验证。

我国虽起步较晚，但依托70年航天积淀实现快速追赶。2014年提出发展设想，2021年成立宇航学会空间太阳能电站专业委员会，关键技术持续突破。航天领域提出原创电站方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逐日工程”实现微波传能技术传输效率指标居世界前列；北京邮电大学、之江实验室等推进太空算力在轨验证，较早实现算力、大模型上天应用。

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是世界级复杂工程，发展过程中面临多重技术与经济瓶颈制约。一是超大空间结构构建难度大，GW级电站需布设公里级太阳电池阵列，结构重量达万吨级，在轨组装、超大航天器控制技术尚未成熟。二是无线传能技术有待提升，现有传输能力仅达公里级、转换效率仅20%左右。三是空间极端环境适配技术存在短板，太空高密度散热、抗辐射高性能芯片技术亟待突破。四是经济性瓶颈明显，火箭发射费用高昂，太空高效光伏成本高；核心部件造价远超地面，在规模化开发利用前难以形成商业闭环。值得注意的是，太空电站与太空算力技术同源，均依赖大功率平台、高效光伏、空间散热、在轨组装、超大型航天器控制、抗辐射技术等，差异在于太空电站侧重远距离高效无线传能，太空算力则侧重算力芯片环境适配、算网一体化调度协同、高速星间链路等。

上述技术短板与经济性难题，都是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进程中亟待克服的关键问题。我国需立足国情，遵循“技术先行、试验验证、示范引领、商业落地”原则，分阶段稳步推进。除此之外，要坚持自主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组织各方力量突破核心技术；加强国际合作，参与规则制定、落地频轨资源；培育产业生态，推动技术成熟与成本下降。

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是能源革命与太空经济的双重战略机遇。随着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高效光伏、在轨组装等技术持续突破，太空电站将从试验走向示范，太空算力将从边缘走向核心，形成天地协同的新型能源与算力格局。空间太阳能规模化开发利用将会为能源安全、碳中和目标、科技自立自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支撑，助力航天强国建设，开启人类大规模利用太空能源的新纪元。

（作者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加快建设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文献和数据平台，发起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鼓励重大基础研究成果率先在我国期刊、平台上发表和开发利用”。科学引文数据库是重要的科技文献和数据基础设施，在科技期刊建设、科研论文评价中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科学引文数据库评价论文的核心原理是通过论文间的引用，来判断论文的重要性，一般来说被引用的次数越多，对应的论文质量越高。由于这种引用是科研人员在论文写作中自主标记的，因此引文评价本质上也是一种同行评议。

当前全球科研评价体系中，尽管非英语国家也在积极建设本国语种的科学引文数据库并开展学术评价，但这些评价还主要局限在本国语种的期刊和论文上。比如，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俄罗斯科学引文索引（RSCI）、韩国科学引文数据库（KCI）等，这些引文数据库与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国家建设的科学引文数据库还存在较大差距。英国科睿唯安公司的SCI科学引文数据库和荷兰爱思唯尔的Scopus科学引文数据库在全球科研评价中应用最为广泛。例如，U.S.News大学排名、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使用SCI数据；QS世界大学排名、THE（泰晤士高等教育）等大学排名使用的是Scopus的数据。同时，中国国内的大学学科评估、高校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和期刊评价中也采用了上述国外引文数据库的数据。应该看到，当前国际主要的科学引文数据库（SCI和Scopus）收录的80%以上的期刊都是英语出版，大部分非英语研究论文因此被排除在此系统之外，这与非英语国家科研投入与实力极不相称。例如：中国已成为科研论文全球第一产出国，2024年出版科技期刊5325种，但SCI数据库仅收录了244种，还有大量高质量的中国期刊特别是中文期刊未被收录，尤其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领域中文科技期刊长期被拒之门外。相似的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其他非英语国家的期刊和论文中。

开放科学时代的来临，科研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跨区域、跨文化的科技创新日益重要，亟待突破单一英语语种限制，从更公平、更包容、更科学的全球视野来评价学术的影响力，而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则成为担此重任的基础设施，同时AI的快速发展也为跨语种的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奠定了可行的技术基础。

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是建设新型科研评价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高质量科研评价体系是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的重要抓手，是科技创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的关键举措。依赖英语为主的国际科学引文数据库的评价标准，不利于全球创新生态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中文期刊与本土成果的“低可见度”导致优秀学者不愿投入本土平台建设，进一步削弱了中国本土创新载体的吸引力。建设跨语种的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正是破解“评价依赖”、突破“语言壁垒”、推动“开放升级”的关键抓手，不仅是学术评价工具的技术革新，更是国家创新生态的底层系统升级。

我国尽快建设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至关重要。立足全球视野，遴选自然科学领域、多种语言、质量优良的国内外科技期刊，依托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兼容各国主流科学引文数据，打造一个权威可靠、智能开放的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支撑学术评价体系重塑，面向科研管理和学术研究提供科技信息服务，推动全球科技创新与知识传播共享。科学引文数据本质是重要的科学数据资源，长期的外部依赖不利于战略和安全。目前国际主流引文数据库的数据存储、处理与分析主要由国外掌控（如科睿唯安、爱思唯尔），我国科研论文的海量数据与引用行为被持续采集，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西方科学引文数据库平台的数据存储与处理中心位于境外，并受相关国外法律管辖，存在被强制调取或中断服务风险。因此，亟待强化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建设与服务保障。同时，在AI4S的变革时代，引文数据作为高质量、可信的科学数据来源，建设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也是掌控智能革命的“数据石油”、培育科研大模型的高质量数据集、构建国家人工智能竞争力的核心基础设施重要内容。

建设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国家层面已将“建设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纳入科技创新的重点任务布局，2019年由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建设科技期刊论文大数据中心”，基于大数据分析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增强中国在世界科技舞台的话语权，为国家科技创新战略制定提供数据支撑。2021年由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中再次明确了“加强学术期刊论文大数据中心建设，打造世界科技论文引文库”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更是提出了“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重要任务。我国在多源异构科技文献数据采集与整合能力方面具备较为充足的技术和人才储备。特别是经过多年建设与积累，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国家图书馆为主干的科技文献保障体系，积累了大量文献信息数据和较为成熟的跨语种、多源异构科技文献数据的加工、治理、融合、服务完整链条的技术研发能力和人才梯队。例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之江实验室已经形成了支持亿级文献、数十亿级引文关系的跨语种存储与快速计算能力，可快速实现对多语言非结构化数据的分布式存储和索引。我国拥有大型信息平台运行的经验和能力，相关机构和企业强化了大型信息平台的研发和建设，并投入应用，取得较好成效，为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服务平台的建设积累了大量可借鉴经验。例如，以国家工程技术图书馆为代表的公益服务机构，以中国知网、北京万方数据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信息服务企业通过多年大型信息平台的实践，形成了对国内外的高质量期刊、会议录文献、学位论文、科技报告、专利等文献在内的特色资源体系建设与服务能力，为用户提供资源导航、知识服务、科学评价、决策信息等全方位服务。

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是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的重要基础设施，是重塑全球学术评价体系的重要一环，也将为构建开放合作的全球科技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

坚持以正确政绩观立身立业谋事成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创造实绩提供了思想指引和实践引领。我们将一体深学细悟笃行党的二十大、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聚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高质量发展主题，坚定扛起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守正创新、精耕细作、团结奋斗，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

把牢正确政绩观政治标尺，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落实，是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领导干部党性和政绩观的重要标志。我们始终坚持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检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以理论清醒铸牢政绩之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首要解决的是思想认识问题。我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持续用好导学解读、专家辅导等机制，办好全区领导干部大讲堂、区管干部培训班，扎实推进“四个深入学习”，引导党员干部在深化内化转化中滋养初心、锤炼党性，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不断夯实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

以政治坚定把准政绩之向。正确政绩观最根本的是锚定正确政治方向。我们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全过程。坚持规划引领，自觉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大局定位定向，对标“十五五”规划纲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科学决策，认真谋划和落实自治区党委规划建议和自治区规划纲要，加强各类规划有机衔接，集中精力推动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落地，一张蓝图绘到底，满怀信心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

以行动自觉答好政绩之卷。正确政绩观贵在思想上扎下根、要在实践中见行动。我们始终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作为“第一政治要件”，完善学习研究、部署推进、跟踪问效闭环，健全区市县乡村五级贯通责任体系，持续开展“回头看”，加强“四防”督查和常态化专业化检查，推动全区上下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创造性抓好落实，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号令、党中央政令在宁夏一贯到底。树牢抓整改也是政绩的理念，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巡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各类督查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等突出问题，以整改的实际成效展现担当、检验实绩。

树牢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政绩观，坚定不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决定着发展观。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正确处理一域和全局、当前和长远、显绩和潜绩的关系，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奋力拼搏、争先进位，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更好统筹发展质量和数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落实“四稳”要求，把正确政绩观的实践力量体现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上，着力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质升级传统产业，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精耕细作、持续推动现代化工、新型材料、特色农业等重点产业集约集群发展，加力释放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全面打造数字宁夏、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动能，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发挥东西部科技合作引领区作用，加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三年攻坚行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聚焦规划建设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扩大有效投资，激活文旅、赛事、餐饮等消费潜力，形成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

更好统筹发展和保护。宁夏是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应有之义。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纵深打好黄河“几字弯”攻坚战，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碳达峰碳中和整体战，实施清水河、苦水河流域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综合治理，推动贺兰山东麓水源涵养和生态治理、六盘山生态保护修复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罗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持续推进汝箕沟太西煤火区安全与生态治理，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更好统筹发展和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才能更好汇聚发展力量，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才能夯实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社会基础。我们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模范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示范区各方面，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凝聚起共建共同体、共赴现代化强大合力。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五史”“五观”宣传教育，扎实推进党员干部培元固本、青少年夯基育苗、各族群众凝心聚魂、社科理论正本清源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浸润心灵，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族群众搞清楚“惠从何来、恩自何处”，进一步增进“五个认同”。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强化对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思想政治引领，法治化系统化精准化治理宗教事务，加强宗教工作“三支队伍”建设，促进宗教领域和顺平静，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把信教群众的精力凝聚到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团结奋斗上来。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安全保稳定同样是政绩。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维护政治、意识形态、经济金融等领域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强化安全风险源头管控，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问题全链条整治，提升安全事故、极端天气预报预警和自然灾害应对处置保障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和信访积案化解，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不断增强人民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我们将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稳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把为民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的成效作为检验政绩的标尺，用人民群众的“脸色”检验政绩成色。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城乡经济社会高度一体、共同繁荣是现代化建设最直观的展示，事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们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抓实抓细规划、兴业、夯基、富民、赋能、治理重点任务，逐步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快补齐城乡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一体推进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有序开展老旧小区、城中村和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大力实施“塞上江南·和美乡村”工程，不断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是最实在的政绩。我们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主动顺应人口流动变化趋势，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实推进各级各类教育优化布局，全面提升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全力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解决好文化、体育、养老、托育、住房、社保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推进地质灾害避险搬迁，让政绩镌刻在群众心中。

扎实推进增收共富。干事业、树政绩，目的就是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我们将深入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大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稳内拓外促就业行动，深化闽宁协作、东西部协作，强化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稳定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持续实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完善联农带农富农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加力解决收入平均线以下人群增产增收问题，推动群众收入“芝麻开花节节高”。

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营造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我们将全面落实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动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全区上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锻造坚强组织和过硬队伍。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深入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提质增效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标准，优化干部“选育管用带”，以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为契机选优配强过硬领导班子和高素质干部队伍，全面增强现代化建设能力。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和常态化教育机制，以考核指挥棒校准用人导向、引领干事方向，让坚持高质量发展、一心为民造福的干部得重用、受褒奖。

弘扬务实作风和实干精神。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持续纠治“四风”顽疾，坚决整治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等不正之风，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发扬“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牢记“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引导党员干部把转变作风与创造业绩有机统一起来，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加大风腐同查同治力度，严查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腐败，系统治理地域性、行业性腐败，深入开展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插手工程项目等专项治理，坚决铲除错误政绩观滋生土壤。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整治，扎实开展行业协会商会乱象专项整顿。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加强对领导班子和“一把手”监督，加强对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从源头防范化解矿山重特大安全风险

矿山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清醒认识到，矿山作为高危行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扣矿山安全治理现代化要求，从源头精准辨识风险、从短板破解治理难题、从体系筑牢防控根基，系统性、根本性防范化解矿山重特大安全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安全底线。

清醒认识矿山重特大风险叠加的严峻形势

开采条件持续劣化，原生安全风险显著攀升。经过长期高强度资源开发，我国矿山总体逐步进入深部开采、复杂开采、残采复采新阶段。井工矿山开采深度持续增加，高地应力、高瓦斯、高水压、低透气性问题集中显现，冲击地压、煤与瓦斯突出、突水溃砂等重大灾害由偶发转为多发。露天矿山逐步向深凹、高陡边坡延伸，边坡岩体破碎、稳定性变差，滑坡、垮塌、滚石风险持续升高。尾矿库存量规模大，服役周期长，“带病”运行比例偏高。

隐蔽致灾因素复杂，风险识别管控存在盲区。随着开采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老空区、地质构造、陷落柱等隐蔽致灾体分布不明、规律不清。部分矿山对采空区积水、积气、火区等致灾因素勘查不精，物探、钻探等手段受地形和开采技术限制难以实现全覆盖。现有的监测预警体系对井下瓦斯突出参数、冲击地压倾向性、水文地质条件等复合型灾变前兆识别能力有限。一些中小矿山因技术力量薄弱、装备落后，风险辨识停留在“眼观手摸”层面，极易发生突水、瓦斯突出、冲击地压等重特大事故。

灾害联动特征凸显，风险防控难度上升。当前矿山灾害由单一独立迸发向多元联动异变转变，瓦斯、水害、地应力等灾害要素相互渗透、耦合联动，链式触发特征显著，灾变扩散速率更快、破坏层级更深。受深部地层结构特殊性影响，各类灾害孕育过程极具隐匿性，爆发节点无明显规律，突发性、随机性特征突出。相较于单一灾害防控，复合型链式灾害的预警预判、前置治理门槛更高，从客观层面大幅增加矿山本质安全防控难度。

深刻剖析源头治理面临的突出挑战

源头治理体系系统性不足，事前预防机制偏弱。部分地区和企业仍习惯于“事后整改、事故追责”的模式，事前风险预控、分级管控、动态治理体系不健全。风险分级管控标准不细，高风险岗位、高风险时段、高风险区域管控不严；重大隐患排查整治管理不到位，查而不改、改而不实、屡改屡犯的问题仍然存在。部门监管、属地管控、企业主责的责任链条衔接不够紧密，联合防控、联动处置、联合督导机制运行不畅，系统性防控能力不足。特别是责任穿透机制尚未建立，对企业实际控制人相对缺乏有效监管手段，安全责任难以追溯到决策源头。有的地方行政处罚“宽松虚软”，违法成本远低于非法收益，个别企业心存侥幸、屡罚屡犯，重特大事故风险持续累积。

科技防控水平适配不足，智能化赋能支撑不足。当前矿山安全科技供给与高风险防控需求不适配，一些长期制约安全生产的技术难题尚未有效突破。隐蔽致灾因素精细探查、重大灾害早期识别、复合灾害耦合预警等关键技术仍不成熟，部分监测系统重建设、轻应用，数据采集不连续、预警模型不精准，难以及时捕捉灾变临界状态。科研攻关存在力量分散、重复布局、成果转化不畅等问题，深部开采、智能感知、无人化作业等重大方向缺少持续性、体系化攻关。基层科技应用能力相对薄弱，部分监管人员和企业一线技术人员对新技术、新装备掌握不足，设备“装而不用、用而不准、坏而不修”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同时，矿山装备性能测试、标准验证较为缺乏，部分装备可靠性、适用性和稳定性未经充分检验，科技兴安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基层安全基础薄弱，治理能力存在落差。基层矿山安全监管力量与监管任务不匹配。部分地区监管人员少、专业结构单一，懂地质、通风、机电的复合型人才匮乏，对深部开采、高地压等复杂条件下的风险识别能力不足。矿山企业一线技术人员流动频繁，班组长和关键岗位人员安全素养参差不齐，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现象禁而不绝。小型矿山安全投入意愿低，应急预案针对性差、演练流于形式，安全治理下沉落地不畅。

系统构筑矿山重特大事故防控的坚固防线

抓牢源头辨识与管控，实现风险前置清零。第一，做实隐患普查。常态化开展隐蔽致灾因素全覆盖、高精度排查普查，坚决杜绝形式化普查、数据造假、底数不清等问题。全面梳理矿山地质灾害类型、风险点位分布、重大隐患存量，建立动态更新、精准翔实的风险隐患台账，推行“一矿一策、一灾一治、动态管控、闭环治理”模式，彻底摸清安全风险底数。第二，深化重大灾害系统治理。严格坚持瓦斯、水害、冲击地压、边坡失稳等矿山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原则，坚持风险等级就高不就低、管控标准从严不从宽，对各类高风险灾害从严定级、从严管控、从严整治，破解复合灾害防控难题。第三，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矿山生产作业秩序，严格管控超能力生产、超强度作业、超定员施工等违规行为，坚决整治企业“抢产量、赶进度、重效益、轻安全”的突出问题，严厉打击各类违章作业行为，全方位筑牢源头安全屏障，从根本上切断风险隐患演变为安全事故的传导链条。

健全现代治理体系，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第一，清晰权责，实现责任穿透。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明确属地、部门、矿山企业主体责任清单。运用股权穿透、资金核查等手段锁定实际控制人，建立履职台账，对“挂名不担责”、拒不履行安全投入义务的，实施“一案双罚”，既处罚企业又处罚实际控制人，确保责任落实到具体人。第二，强化执法，保持高压震慑。推行差异化精准执法，对矿山领域非法生产、超能力超定员、监控造假、瞒报事故等严重违法行为，依法从重处罚，提高违法成本，实施行业禁入、联合惩戒。健全行刑衔接机制，对涉嫌危险作业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杜绝“以罚代刑”，形成高压震慑。第三，推动共治，倒逼责任落实。鼓励矿山从业人员举报重大隐患，落实奖励和保密制度。完善安全诚信体系，对失信企业实施失信约束。强化社会监督，对重大隐患查而不改、改而不实的，倒查问责、公开曝光，推动形成政府、企业、社会齐抓共管的治理格局。

强化科技赋能筑基，提升本质安全防控能力。第一，建强科技创新平台。依托国家矿山安全技术创新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落实新型举国体制，统筹高校院所、龙头企业、监管部门和矿山一线力量，完善问题发现、揭榜攻关、协同攻关、成果转化机制，集中破解矿山安全重大科技难题。第二，强化有组织科研。围绕隐蔽致灾因素探查、重大灾害预警、智能感知识别等久拖不决问题，部署一批“小而美”项目，精准补短板、快速出成果；面向深部、高原高海拔等极端环境矿山安全开采场景，部署一批“大而智”项目，系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装备攻关。第三，加强基层监管力量和专业人才培养。加大监管人员培训力度，健全矿山安全科技人才梯队，推动科研人员、监管监察人员、企业技术骨干和基层一线人员联合培养、实战练兵，提升基层识险、研判、处置和应用新技术装备能力。第四，强化装备质量支撑。加强矿山安全装备性能测试、安全生产标准验证和适用性评价，建立常态化抽检抽查机制，综合运用自动检测、在线监测、无损检测等新技术，严防不合格装备入矿使用，以可靠装备支撑本质安全。

（作者系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

优化空间布局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

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科学有序、因地制宜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为常住地公共服务资源科学配置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此举是顺应人口流动发展规律、破解民生领域突出矛盾的关键举措，对持续提高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质量、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是当前顺应人口大规模常态化跨域流动趋势、破解公共服务供需空间错配的战略选择。第一，人口流动常态化推动公共服务布局转型。2025年国家统计局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约3.58亿人，占总人口的25.5%。传统按户籍人口静态配置资源的模式下，人口流入地学校、医院等设施严重不足，而人口流出地出现大量资源闲置，供需空间错配问题日益凸显。第二，民生需求升级呼唤公共服务供给精准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群众对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人口中，0—14岁人口2.14亿人，占15.25%；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亿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5.87%。随迁子女和老人的看护服务需求快速增长，要求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更加贴近小区、贴近生活圈。第三，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要求资源配置提质增效。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7.89%，进入提升质量的关键阶段。优化公共服务空间布局，让所有常住人口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城市包容性、增强城市吸引力，也是扩大内需、培育消费新增长点的重要途径之一。

现阶段，按常住人口与服务半径优化公共服务布局具备坚实的基础条件。其一，政策顶层设计已全面落地。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逐步打破户籍制度对公共服务的限制，推动公共服务从户籍人口向常住人口覆盖。此次国务院印发的《意见》，进一步系统部署了按常住人口配置公共服务资源的具体路径和配套支撑，形成了从顶层设计到实施细则的完整政策链条，为优化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其二，区域试点与资源共享经验逐步成熟。此前，各地探索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和积分跨域转换机制，为全国推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浙江省实现了省内居住证“一证通办”，持有省内任何一地居住证的人员，可在全省范围内同等享有8项基本公共服务；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积极推进跨区域合作办学办医，上海与苏州、嘉兴等地共建了20余所优质学校，长三角已形成多个跨省域医联体、专科联盟和质控联合体，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均等化水平有效提升。其三，政务数智化支撑能力持续增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联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45个国务院部门政务服务平台，接入国务院部门1391项及地方520多万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从单一事项通办升级为“一件事一次办”，国家层面已推出五批共55项重点事项，长三角等地已实现超200项事项远程视频协同办理，电子社保卡已在全国全域覆盖，电子居住证已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部分城市试点互通互认并正加快推广，为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共享和公共服务协同办理夯实了数智化基础。

需看到，目前部分地区仍按户籍人口开展公共服务规划，适配人口流动的精细化政策体系尚不健全，资源配置与实际需求存在偏差。人口集聚区域教育、医疗等服务扩容滞后，社区服务半径覆盖不均。同时资金、土地要素配置不够科学，存量资源盘活不足，制约服务布局效能。为此，需围绕常住人口、服务半径精准施策，推动公共服务随人口流动优化布局，加快实现均等化供给。

建立人口动态监测机制，精准划定服务半径标准。一方面，构建多部门协同的人口动态监测预警体系。整合公安、人社、教育、卫健、民政、住建等部门人口数据，搭建全域覆盖、动态更新、可多维分析的常住人口信息库。运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常态化监测，分析人口总量、结构、分布与流动特点，精准掌握各类群体服务需求，提前谋划配套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建立分类差异化的服务半径标准体系。结合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与服务类型分级划定布局要求，鼓励探索中心城区将小学服务半径控制在500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控制在1000米；郊区及县域统筹建设综合服务中心，通过巡回、远程服务拓宽服务覆盖面。此外，聚焦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完善嵌入式社区服务设施，持续优化15分钟便民生活圈，推动公共服务由普惠供给转向精准供给，不断提升群众生活幸福感与获得感。

倾斜配置资源要素，保障人口流入地设施供给。其一，深化财政转移支付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进一步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常住人口因素权重，鼓励省级财政加大对人口流入较多市县的财力倾斜，确保人口流入地政府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同时探索跨区域成本分担模式，由人口流入、流出地按比例分摊随迁人员公共服务开支。其二，优化城镇建设用地保障机制。严格落实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与常住人口增加协调联动政策，优先保障人口流入地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养老育幼等民生设施建设用地需求。盘活存量闲置土地和低效利用土地，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鼓励将闲置的工业厂房、商业用房、办公楼等改造为公共服务设施。其三，加强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健全跨区域的教师、医护人员交流轮岗机制，鼓励中心城市的优质人才向人口流入地和基层流动，完善公共服务人员薪酬待遇、职称评定和职业发展体系，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于公共服务。

推行差异化梯度布局，统筹城乡区域、存量增量均衡配置。一是推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公共服务梯度布局。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周边延伸，与周边市县学校、医院等组建公共服务共同体。二是统筹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标准统一、制度衔接。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建立城市公共服务机构与农村的对口帮扶机制，促进资源双向流动。三是优化存量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对人口流出地闲置公共服务设施摸清底数、整合利用，并根据当地人口结构和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和布局，最大限度发挥存量资源的社会效益。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社会调查研究室副主任）

以城际铁路服务提质激活跨城出行动能

伴随我国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步伐持续加快，城市之间产业联动、人口流动愈发频繁，跨城通勤、商务往来、休闲出游成为常态化出行形态，中短途跨城客流逐年攀升，群众对城际铁路运输服务质量提出更高需求。《关于推进城际铁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意见》提出，要优化购票、进出站等环节和流程，积极探索多样化票制，有序实现城际铁路与干线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市域（郊）铁路票制互通、支付兼容、安检互认、信息共享、应急联动。作为服务都市圈1小时生活圈、承载中短途跨城出行的重要交通载体，城际铁路是衔接城市联动、畅通人员往来的关键基础设施。提升其运输服务质量，是助力城市群、都市圈协同发展、回应群众出行期盼、激活跨城出行动能的必然之举。

近年来，我国城际铁路建设稳步推进，网络覆盖范围持续延伸，运营服务体系日趋成型，成为都市圈同城化、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支撑。从出行成效来看，城际铁路网络不断织密，有效重塑区域跨城出行格局。依托日趋完善的轨道布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全面建成1小时轨道交通圈，跨城通勤、商务往来、休闲出游等出行需求得到有效释放，公交化运营模式落地普及，逐步替代传统客运方式，成为中短途跨城出行的主流选择。从路网成效来看，我国城际铁路网络化布局稳步落地，行业发展步入转型升级新阶段。京津冀等地均已搭建完善的城际铁路网络，贯通域内重点城市。城际铁路成为串联都市圈各城市的关键载体。现阶段骨架路网基本成型，行业发展重心由新增线路拓网，转向盘活存量资源、深耕精细运营。各地主动探索票务、安检、调度一体化模式，为破解多制式轨道衔接壁垒、推进城际铁路互联互通积累了实践经验。从社会价值成效来看，铁路出行优势持续释放，助力交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凭借大运量、低能耗、高时效的独特优势，城际铁路持续吸纳短途流动客流，优化区域整体出行结构，有效降低私家车出行占比，减少区域交通碳排放，在健全绿色综合交通体系、助推区域低碳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目前城际铁路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受多重因素约束，行业发展尚存优化空间，综合运输潜能未能得到充分释放。一是运营统筹机制待优化，协同运营基础薄弱。当前城际铁路运营主体涵盖国铁集团、地方交通平台、轨交企业等多方，运营模式较为分散，暂无适配城际短途属性的统一行业标准。各运营主体权责边界、成本分摊及收益分配机制尚不清晰，运营过程中多以自身线路效益为中心，跨线联动运营积极性不足。同时各地安检、票务、调度规则存在差异，叠加多数线路沿用干线铁路管控模式，调度弹性不足，难以适配高频碎片化的跨城出行特征。二是枢纽配套建设有短板，内外接驳效能有限。部分地区枢纽建设存在重主线、轻配套的建设倾向，过于侧重线路与站台主体工程，忽视换乘流线优化、交通接驳、站城一体化开发等配套工作。部分老旧枢纽内部换乘通道规划欠佳，高峰时段易出现客流拥堵。外部尚未搭建一体化接驳网络，未能结合列车到发规律调配公交、地铁等运力，运力错配、夜间接驳缺位等问题突出，末端集散能力滞后主线运输水平。三是服务供给体系较固化，便民服务精度不足。线路服务普遍采用“一刀切”的单一服务模式，产品设计滞后市场需求。班次规划侧重工作日通勤，节假日、夜间等场景班次供给不足；票价模式较为单一，缺少通勤、学生、老年群体专属优惠票种；各运营数据平台相互独立，未整合全流程出行服务功能，数字化赋能作用难以发挥，无法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出行诉求。

针对当前城际铁路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各地主管部门及运营主体需立足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大局，突破传统铁路运营思维，破除发展桎梏，全面释放城际铁路运输效能。

打通多维运营壁垒，构建一体化换乘运行机制。一是统一行业通行准入标准。统筹规范安检核验流程，推动城际铁路、干线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全面落实安检互认制度，普及“一次安检、全网通行”模式，删减重复报备、二次核验等冗余环节，切实降低跨线换乘时间成本。二是共建全域互通票务生态。依托数字化信息技术打通各类轨道出行平台，全面实现票制互通、多端支付兼容；丰富票务产品矩阵，推出定期票、计次票、通勤月票等特色票种，兼顾单次出行与高频通勤群体的差异化诉求。三是健全联动调度运行机制。搭建共享数据库，实时同步列车到发时刻、客流峰值波动等关键数据，联动市内公交、地铁等交通业态动态调配运力，补齐节假日、夜间等薄弱时段运力缺口，筑牢多轨协同运营基础。

补齐枢纽接驳短板，打造全域化综合集散网络。其一，精准匹配接驳运营时序。运用大数据常态化研判客流动态，深度剖析城际列车到发规律，微调市内公共交通运营时刻，缩小不同交通方式到发时间差，有效化解高峰时段枢纽拥堵、旅客滞留等难题。其二，优化全域运力调配模式。上线智能化客流调度平台，实时监测枢纽客流密度，统筹巡游出租、网约车等弹性运力，推行平峰精简控本、高峰加密保供的差异化策略，提升接驳资源利用效率。其三，升级枢纽硬件配套设施。优化站内换乘步行流线，翻新老旧换乘通道，增设休憩、指引类便民设施；深化站城一体化开发，配套建设风雨连廊、立体步行通道，实现轨道交通与城市功能板块无缝衔接。

丰富优质服务供给，升级全场景公交化服务体系。首先，科学优化全域班次布局。覆盖通勤、商务、休闲出游等全出行场景，加密早晚通勤高峰、法定节假日及夜间班次，将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压缩至5—10分钟，实现旅客“随到随走”，强化出行便捷性。其次，健全分层惠民票价体系。平衡市场化运营与公共服务属性，针对通勤人群、学生、老年人等群体定制专属优惠票制，降低常态化跨城出行成本，引导短途客流向绿色轨道出行转移。最后，迭代升级智慧服务能力。整合全域轨道交通数据，搭建一体化综合服务平台，集成行程规划、一键购票、换乘预警、应急通知等功能，完善全流程信息引导与应急处置机制，以数字化赋能城际铁路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