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实现供需平衡、人岗相适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力资源供需匹配工作，强调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作出重要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具体举措。这些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顺应时代之变，深刻把握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的重要意义

人力资源配置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人力资源配置长期实行统包统配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破除“铁饭碗”“终身制”，实施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三结合”就业方针，人力资源配置领域市场出现萌芽、服务开始发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事业单位改革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加快发展，逐步确立了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了“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新时代就业方针，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确立了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我国人力资源“供”与“需”不匹配的问题更加凸显，亟待与时俱进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是更加注重投资于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伴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变化，必须更加注重投资于人，让物的投入和积累服务于人的发展。当前，我国人口规模超过14亿人，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未来一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仍处于高位，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源仍是我国发展的重要优势。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我国抢抓机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加快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迫切需要大批具备交叉学科知识、掌握高超技术、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工程师队伍等。这就要求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将人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进行系统性投资与优化配置，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快速响应市场前沿人才需求，使人力资本的边际贡献最大化，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应对新技术发展对就业影响的必然要求。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是要突出发展的就业带动力，突出厚植良好的就业创业生态，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提质良性循环。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影响，就业结构发生调整变革，既创造新岗位、赋能传统岗位，也带来挑战。普通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复合技能需求增加，劳动者技能“保鲜期”缩短，人岗不匹配的现象更加突出，收入分配也出现新变化。这就要求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强化人工智能与就业协同发展，着力扩大就业创造效应，同时加强技术技能培训，使劳动者能够更快找到合适工作、更好适应岗位调整和职业转换。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是顺应劳动者就业方式多样化趋势、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应有之义。人岗匹配高效是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宏观层面的核心内涵之一。当前，我国就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吸纳新生和存量劳动力的主渠道。特别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商业模式快速迭代，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劳动者的就业需求趋向多层次多样化，终身从事单一职业的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劳动者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就业更加频繁。同时，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迫切需要完善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更好引导劳动力资源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推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服务水平，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

遵循客观规律，科学把握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的原则要求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企业和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涉及深层次变革的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持续推进人力资源在供给和需求上总体协调匹配、动态平衡。

坚持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供求理论与经济实践都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是常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入手、同向发力。一方面，精准洞察需求，以需求牵引供给。通过对需求的精准把握，引导供给优化升级，从而更快地从人力资源不平衡状态过渡到新的平衡。另一方面，系统优化供给，以供给满足需求。深化教育和培训改革，使其内容、方式、结构能够灵活响应人力资源需求变化，提升供给体系的适配性。供需协同发力关键在于建立双向互动、信息实时反馈的闭环系统，避免供给改革的盲目性，也克服需求信号的滞后性。

坚持开发和利用协同推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两者辩证统一、协同联动，为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提供关键支撑。这就需要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开发强素质，以使用增效益，两手抓、两手硬，着力打破培养与使用之间的壁垒，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更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最大限度盘活人力资源。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更有效、政府更有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人力资源配置领域，有效市场就是通过市场需求、工资弹性、发展预期等多元维度，引导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产业、岗位之间动态流动，由企业等用人主体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主用人，由劳动者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意愿自主择业，通过价格信号灵活调节供需。有为政府则是面对市场失灵，政府不缺位、不越位、更好补位，着力组织研判市场需求趋势、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普惠均等的就业服务、兜底保障困难群体就业。

坚持活力和秩序相得益彰。一个健康的人力资源市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活力体现在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市场充分竞争、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秩序则体现在权益保障有力、竞争公平透明、市场运行稳定。活力和秩序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保障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需要统筹人力资源市场安全性与灵活性，紧盯人力资源市场新变化，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破除户籍、地域、身份、学历等不合理限制，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释放创新创造潜能。

把握工作重点，加快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围绕投资于人、服务民生，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需要找准结合点着力点，加快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充分彰显我国人才优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优化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发布机制。建立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协同参与的需求调查和会商研判机制，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重点关注、科学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带来的岗位变化与技能要求。及时发布国家、区域、行业及重点职业（工种）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报告、短缺职业目录和未来技能展望，加快新职业标准开发，为教育规划、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个人择业提供权威指引。推动预测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教育资源配置有效衔接，实现“以需定培”“以需定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机制。始终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把高质量充分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财政、货币、投资、产业、价格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时同步开展岗位创造、失业风险评估，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健全就业失业监测预警体系，特别是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加强政策储备，推进智能向善、就业友好。

加强人力资源服务高品质供给。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资源库和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大数据+铁脚板”服务模式，持续推进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一件事”，加强困难人员就业援助。突出产业引导、政策扶持和环境营造，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培育发展优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加快形成产业集群。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更好激发市场活力，提供更多高品质市场化就业服务。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法规体系，完善网络招聘服务监管、经营主体严重失信惩戒等制度，规范市场运行秩序。持续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推进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学历双向比照认定，优化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优化就业、社保等年龄限制政策，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从学习到工作各阶段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焦新质生产力领域和社会民生急需，坚持“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注重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深入建设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加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着力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强化技能导向的薪酬激励，引导薪酬分配与技能等级挂钩，推行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指引，推动实现技高者多得。健全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办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激励更多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突出抓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开展数字人才培育行动，激发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从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就业信心入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观念引导，促进供需对接、价值认同。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深入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注重典型示范引领，引导用人单位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创新潜力和岗位适配度，防止就业歧视；引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积极理性就业，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基层就业，同样出彩”等良好舆论氛围和包容社会环境，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

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化的高速推进让我们拥有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城市，但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前所未有。如何在高速发展中维护人民福祉？如何在创新变革中传承历史文化？如何激发城市自身的活力？面对这些复杂问题，新时代的城市工作掀起了一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变革。这场变革强调以有机生命体的视角看见城市的内部差异性与多系统协同，以系统性、战略性的改革引领城市长期成长，以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价值理念激发细胞层级的城市活力。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提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思路方法植根于深厚的地方探索。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以亲身体验感知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将感性认识转化为科学思维，形成了解决城市发展矛盾的生动智慧，为我们今天重塑城市有机生命体提供了深刻启示。

以系统认知把握城市多维脉动

城市充满着多层次的互动关系和连贯性的集聚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手书“远亲不如近邻”贺年卡寄赠邻居。这一谚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城市系统的本质特征，邻近产生关联，关联构成系统，系统孕育生机。认识城市首先要意识到它是一个由多种不同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经济状态、价值观密集共存的有机系统。城市系统的多维脉动，“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身体验”，才能获得真切感受。

统筹协调是立足整体和全局的战略思维，也是系统部署、一体推进的重要方法。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骑自行车跑企业、坐拖拉机进山、登海岛访民情，走遍厦门的山、海、村、岛、厂、社区。看到山体被挖沙取土变成“癞痢头”，他深感痛心并明确表示“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厦门贯彻“先保护、后开发”的发展方式，在全国最早推出地方生态立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看到筼筜湖污水横流、蚊蝇滋生，他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明确了“市长亲自抓治湖”“市财政今明两年每年拨1000万元”，并创造性地将治湖方略总结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此后，厦门从一湖之治出发，形成了“市民湖长”“市民园长”等全民共治的生动实践。看到鼓浪屿的“地标”八卦楼建筑老化严重，他批示拨款30万元整修这一历史风貌建筑，为鼓浪屿后来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3年，鼓浪屿获评自然资源部“和美海岛”。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对城市生态肌体、历史文脉与市民日常生活三重维度有机统一的持续坚守。从单项突破到系统推进，从一湖之治到全域共生，厦门的探索实践告诉我们：要从“邻近产生关联”这一命题出发，深刻理解“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的重大意义。

城市工作既要看到湖与城、人与水、生态与生活之间的邻近关系，也要看到历史与现实、建筑与社区、居民与游客之间的邻近尺度。通过多功能复合、小尺度密布、生态系统联通等方式，推动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生态空间的有机融合。将原本相对独立的交通、水质、生态、社区目标整合为统一的行动矩阵，在政策协同中统筹实现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

以战略预见引领城市发展演进

城市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演进过程。它以自身的逻辑生长，时常超出常规预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略谋划是无用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城市的演进是非线性的、充满意外的，决策者才更需要超越即时功利的战略视野，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为城市谋划“成长坐标”。

注重把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尊重城市特色和发展规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的探索实践，立足城市成长的规律性特征，通过中长期规划的战略引领，推动城市位势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实现动态演进。经济特区建设伊始，资源紧缺，对外交通不畅，出口受阻，可谓困难重重。为了突破一系列瓶颈，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围绕厦门长远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全面广泛的调研，将厦门定位为“闽南的经济中心”“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实现祖国统一的桥梁”“我国同亚太经济区域联系的基地”，这一布局使厦门的发展具备了宏大视野。2002年，习近平同志立足于对战略位置与阶段特征的再判断、再深化，进一步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强调“厦门更要发展发展再发展，不能小富即安，不能浅尝辄止，要有大气魄大手笔”。基于这些前瞻性的战略指引，厦门持续推动城市空间格局向多中心、组团式调整，深入实施厦漳泉都市圈发展规划，积极对接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发挥对台工作优势，努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随着城市空间格局的扩展，规模经济、专业化优势和网络外部性等聚集效应不断增强，厦门实现了经济实力与产业能级的跨越，正在加速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城市有机成长的规律要求决策者必须具有超越即时功利的战略视野，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不仅要看城市在地理空间中的位置，更要看其在全球产业网络、区域创新生态、文化价值链、生态系统中的独特角色和不可替代的生态位。动态把握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方向、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等关键变量，根据新形势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城市空间在不同的专业化功能方面梯次协同、优势互补。打造多中心、空间平衡的城市连续体，让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能够在城市群、都市圈等更大范畴共建共享，实现区域创新生态的整体位势跃迁。

以人民立场激发城市基层发展活力

城市有机体最深层的生命力，最终要通过其最微观的社区、街道、邻里等细胞层级单元的生动活跃来体现。街道上的秩序、社区里的互助、邻里间的守望，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实践，构成了城市文明赖以运转的基础性秩序。城市工作的价值目标，是激活每一个基层细胞的内生活力，让人民在城市中产生真实的归属感与向心力，彼此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市基层实践中的具体表达。

坚持把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形成相互叠加的合力。习近平同志在领导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厦门日报》专门征集“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主题征文，10多篇征文中的意见建议被吸纳进这份战略蓝图。他明确指出，“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人民立场的落实，不止于倾听呼声，更在于主动关注那些有待激活的潜力与需求。他在分管既定工作外，主动要求分管农业，从全局出发提出，要通过改革开放增强城市综合实力，以二三产业的发展反哺农业，从根本上抑制“剪刀差”的扩大。如今，以人民立场激发基层发展活力的思路，已经转变为厦门城市治理的系统性制度安排。探索推广近邻党建模式，用“大党建”激活“微治理”，推动组织聚心、治理聚力、服务聚效、邻里聚和，将社区营造为有温度的生活场所；建设优质均衡的城乡生活圈，补足岛外郊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以城带乡、城乡互补，打造既有肌体之美又有灵魂之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真正的城市现代化，不只是城市变得更大、更高、更新，而是城市中的人民变得更活跃、更自觉、更幸福。把市民从城市建设的受益对象提升为共同主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落实到从规划编制、空间设计到社区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更加关注社会信任、邻里密度、居民归属感、地方文化认同、基层自治能力等“慢变量”，这些方面决定着城市的长期韧性与竞争力。推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从单向输送转向双向互动，让城市的资源、技术、市场能力与农村的生态、劳动、文化贡献形成真实的价值交换，最终实现城乡之间互利共生、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这是城市有机生命体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厦门市委宣传部实践基地研究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既要从全局看“形”又要从长远看“势”

形势蕴含事物的发展规律，指引事物的前进方向。科学判断形势，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是推动决策实施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正确把握形势，必须学会从全局看“形”，从长远看“势”。这一重要论断，立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揭示了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辩证统一，为正确把握形势、进行科学决策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遵循。

从全局看“形”，是运用系统观念看待事物的方法论要求。事物是普遍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变化发展的，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指出，革命者“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习近平总书记以长征为例指出：“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这些论述深刻表明，局部只有放在整体格局中才能获得准确定位。从全局看“形”，要克服认识论上的碎片化倾向。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党员干部“盲人摸象”，只凭个人经验、经历以偏概全；有的党员干部“坐井观天”，盲目自信或者妄自菲薄。这些不良作风根源在于缺乏系统思维，将局部等同于整体。党员干部要自觉树立大局意识，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做工作。胸怀两个大局、树立大历史观，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进一步在认清形势中统一思想，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从长远看“势”，就是要善于从中捕捉发展趋势、壮大发展优势、引领发展态势。一切事物都处于永恒的变化和发展之中，人可以在尊重客观规律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行长期之策，谋长远之效。越是复杂的局面，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当今世界正处于快速变革与深刻调整的关键时期，呈现出“日新月异”的显著特征，在此背景下，有的党员干部“刻舟求剑”，故步自封、行动滞后，就是没有坚持发展的眼光，前瞻布局不足。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敏锐把握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客观趋势，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策略，推动浙江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依托扎实的产业基础，在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这启示我们要前瞻思考，预见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主流、把握方向，研究思考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提早谋划、提前布局。

从全局看与从长远看互为条件。对整体的把握为时间上的前瞻奠定了基础，对时间趋势的把握又为整体性布局提供了方向。科学判断形势，最终要落脚于正确行动。党员干部要心怀“国之大者”、着眼战略全局。一切工作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积极作为，既对标全局、敢于争先，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找座次、定坐标，找优势、找差距；又观照全局、大胆探索，充分发挥局部对全局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着眼长远，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在解决当前问题的同时谋划未来。抓住重点，高度关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风险，特别是那些虽然只是萌芽性的、初生性的，但揭示未来发展方向、影响未来发展进程的方面，做到见于未萌、治于未发。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新时代新征程，党员干部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站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眼界、“勇立潮头敢为先”的勇气，将发展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中考察，不断激发推进发展的动力、活力和勇气，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重要言论

未来产业发展涉及面广，必须加强协同治理，防止出现政出多门、力量分散等情况。要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健全部际协同和央地协作机制。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探索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构建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前瞻应对技术失控、伦理失范、数据滥用等新型风险，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要不断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推动各方标准共建、规则共商、产业共促。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山海同心铺就戈壁滩上共富路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宁夏西海固地区调研扶贫工作，面对“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现状，提出要“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时强调，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好百万移民致富提升行动，建设美丽乡村，促进乡村移风易俗。”宁夏移民群众占全区农村人口近半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移民群众搬迁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早期的“吊庄移民”，到“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大规模搬迁，123.26万移民告别“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在黄河灌溉平原、贺兰山东麓等处安家落户。12个闽宁产业园区拔地而起，在宁闽籍经营主体近6000家；实施4100余个项目，相继孵化出160多个闽宁示范村，移民村全部通上硬化路、自来水和生产用电……如今的宁夏，“干沙滩”蝶变为“金沙滩”，贺兰山东麓葡萄美酒飘香，黄河两岸产业兴旺，戈壁荒滩绿意盎然，移民新村欢声笑语。从戈壁荒滩到产业新城，从贫困移民到致富能手，从生态脆弱到绿意盎然，百万移民的变迁，是闽宁协作的生动见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理念的实践成果。

从“简单转移”向“产业链重构”跃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这句话既道出了产业带动是脱贫地区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这一规律性认识，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位于北纬37°—39°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因日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土壤透气性好、矿物质丰富，是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2013年被编入《世界葡萄酒地图》，成为世界葡萄酒产区新板块。如今，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60.7万亩，占全国种植面积的近42%，是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达到340.19亿元，位列全国地理标志产品区域品牌榜第八位。基地覆盖全区约三分之一移民人口，每年提供就业岗位13万个，带动劳务收入超12亿元，小小的葡萄串成为当地移民增收致富的“紫色希望”。

与之同频共振，两省区共建闽宁产业园跑出“加速度”。突出“一县一园区、一园一主业”，推动宁德东侨、福清融侨、龙岩、漳州金峰、晋江等5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与宁夏12个闽宁产业园深度合作，实现资源互享、观念互通、经验互鉴，打造形成以滩羊产业园、工业产业园、科技产业园、纺织园等为代表的一批特色产业园区。厦门市联合宁夏创新设计“政策叠加”，形成强大的政策“引力场”。湖里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个投资项目可同时享受厦门市区两级和银川市、永宁县及闽宁镇的多重优惠，引进星汉智能服务器制造、捷能通教育智能装备、鑫金辉纸箱包装等一批智能科技企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近几年，我们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利用风能，发展新能源，建设绿电小镇，还利用光照资源，我们引入新能源企业，建设光伏电站。”闽宁镇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道。走进闽宁镇“绿电小镇”，连片的光伏板宛如深蓝海洋，在戈壁滩上静静汲取骄阳能量。传统视角中，西海固的烈日荒滩是贫瘠的象征，但在要素重组下，这束光成了最宝贵的资源。福建企业带着资金与技术跨越山海，与宁夏风光资源深度耦合，一场涵盖30项工程的“源网荷储”一体化改革正重塑这片土地：229.5兆瓦风电指标落地，197兆瓦光伏集群运行，200兆瓦分布式电站加速成型。这恰似一场产业“光合作用”：光伏板化身“钢铁叶片”，将自然禀赋的光能，经东部技术资金这一“叶绿体”精准转化，输出高质量发展动能。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以来，借助闽宁协作机制，宁夏引导落地投产企业552家，实际到位资金247.06亿元，从马铃薯、冷凉蔬菜，再到葡萄酒、绿色能源开发等高附加值产业，闽宁产业协作的核心逻辑已发生深刻演进：从早期的“宁夏缺什么、福建供什么”单向补给，转变为“福建研发、宁夏转化”及“福建总部、宁夏基地”的深度耦合模式。

打通“就业路”鼓起“钱袋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兴办扶贫车间目的是扶贫，要坚持扶贫性质，向困难群众倾斜，多招收困难群众就业。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虽然收入不比进城务工高，但省去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还能照顾家庭，一举多得。”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早年，福建飞毛腿集团赴宁夏固原市招工时发现，当地富余劳动力吃苦耐劳，但普遍缺少实操技能，面临“有力无处使、有活干不了”的供需矛盾。闽宁协作敏锐抓住这一痛点，将“授人以渔”作为先手棋，致力于破解“技能恐慌”。企业转变思路，共建宁夏飞毛腿技工学校，对脱贫家庭学员免收学费食宿，依托“校中厂、厂中校”订单化实训，帮助掌握一技之长。建校以来累计招生1600余人，其中脱贫家庭学员360多名。毕业生全部定向安排到飞毛腿集团及关联的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等企业工作，实现“入学即入职、毕业即就业”，上岗月薪稳定在5000至8000元。这种“订单式”培训极大地提升了劳务输出的“技术含金量”，让劳动力真正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人才资本”，从根本上阻断因缺乏就业能力导致的贫困代际传递。

“不光有钱挣，还能照顾老人孩子，连说话都有底气了！”很难想象，7年前对电脑还一窍不通的马燕，如今已经是闽宁禾美电商帮扶车间的客服主管。这个家门口的帮扶车间，带动90多位留守妇女稳定就业。依托“电商平台销售+福建消费帮扶”，推动枸杞、干果、牛奶等“宁夏优品”走出去，再把福建“八闽好物”引进来，实现了农产品的双向互通。

实现安稳就业不仅要向内深挖潜力，也要向外精准对接。李淑霞和丈夫汪淮是银川市同阳新村居民，今年是他们在福建务工的第五个年头。“过去在工地打零工，勉强维持生活；现在进了企业，我们俩月收入1.5万，还给缴社保！”李淑霞话语间难掩自豪，更让她安心的是同城化待遇：子女就近入学、医保异地结算……一系列政策让异乡有了“家”的归属感。李淑霞们的底气，源于闽宁多年构建的“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机制，通过点对点包车、就业奖补、驻闽工作站等精准措施，宁夏累计输送33万名赴闽务工人员，实现工资收入近50亿元。当务工者不再是城市边缘人，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便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坚实支撑。

观念的破冰，呼唤着制度的护航与市场的托举。当个体觉醒的契约精神与工匠意识，遇见政府因地制宜的政策赋能，便催生了规模化的人才矩阵。宁夏依托“一县一品”战略，将传统手艺与现代市场接轨，精心打磨出“贺兰山东麓葡萄种酿工”“贺兰渔工”“中宁枸杞技工”“吴忠厨师”等劳务品牌。从技能匮乏到持证上岗，从闲置在家到就近就业，这些带着泥土香的品牌，不仅让28.4万名从业者端上含金量更高的饭碗、带动54.4万人就业，也让西部群众在广阔的市场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在福建晋江的制鞋车间，来自固原的姑娘马小花第一次领到6000元跨省就业奖补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福建省出台的交通补助、就业奖补政策，让近6万宁夏人在八闽大地站稳脚跟；“点对点”输送专列载着梦想驶向远方，2025年宁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6.07万人，其中组织转移占比超四成；驻闽劳务工作站像温暖的家，为异乡游子提供从技能培训到劳动维权的全链条服务。更令人欣喜的是，福建企业的管理理念、市场思维如春雨般浸润着宁夏大地。福宁村村民吴维东从瓦工学徒成长为项目经理，原隆村村民通过土地入股共享酒庄红利，闽宁镇的“出户入园”养殖模式让农民深度嵌入产业链……跨越山海，改变的不仅是贫瘠的土地，更是千万普通人的命运。从体力的迁徙到素质的重塑，闽宁劳务协作正推动西部劳动力向“人才红利”扎实迈进，为人的现代化写下了最真实、最朴素的注脚。

“组团式”帮扶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闽宁协作把为民造福从治国理念转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

从八闽大地到六盘山下，从东海之滨到黄河两岸，一代代福建援宁干部怀揣“把心交给人民”的赤诚，在塞上江南书写着东西部协作的动人篇章。一批批福建医者跨越山海，把医术播撒西北，把仁心留给乡亲。

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建以宁夏5个国家重点帮扶县为重点，新增7家医院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医疗领域累计结对共建50对；新增10所高职学校定点帮扶，教育领域累计结对共建118对；选派265名教师、88名优秀医疗人才扎根宁夏大地，脱贫县医院“二级甲等”全覆盖，县域就诊率达90%以上；创新推广医疗新技术新业务151项、填补技术空白231项，让移民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在西吉县人民医院，来自莆田市的28名专家组成帮扶团队，覆盖14个专业，成功实施全县首例肩关节置换手术，填补当地技术空白。截至2025年底，福建共派出医疗卫生帮扶专家1417人，帮扶科室222个、新建科室30个，帮助申报自治区重点专科25个。

“幸好有你们在，不然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感谢你们，让我家人脱离了危险。”在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医院，刚脱离危险的患者家属由衷感叹。这感人的一幕，是闽宁医疗协作的生动缩影。当天，援宁医疗队队员、晋江市医院超声科专家蔡名利与队友罗强刚结束乡镇义诊，正准备休整，ICU的紧急呼叫便打破了平静：一名心包填塞患者命悬一线。两人飞奔而至，蔡名利在超声实时引导下精准定位穿刺点、规划进针路径，成功实施了床边心包穿刺引流，顺利置入引流管。随着积液引出，患者生命体征迅速回稳。险情未消，挑战又至。一名腹腔积液患者因位置刁钻、毗邻血管，穿刺风险极高。顾不上疲惫，蔡名利再次联手本地团队，在超声实时导航下，巧妙避开“雷区”，一次性穿刺成功，及时解除了感染危机。

走进银川市闽宁第二中学，人工智能教室、AI录播课堂等现代化教学场景扑面而来。从建校之初的10个班、不足500名学生，到如今的36个班、1897名学生，学校的发展是闽宁教育协作最直观的见证。“老师们愿意来，不是带着负担，而是带着了解与探索的意愿，促进两地文化、师生之间更深入的互动”，来自厦门市的支教教师曾令平这样说道。硬件条件的提质改造夯实了区域公共服务的底层基础，而常态化的人才互动则为当地积蓄了持续成长的内生力量。

开辟生态保护协作共赢新赛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优美的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优质资源，要找到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生态既是百万移民的生存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在迁出区，退耕还林、封育保护让800多万亩生态用地自然恢复，黄土高原得以休养生息；在迁入区，菌草治沙、盐碱地改良、碳汇交易等闽宁协作成果，将昔日“干沙滩”变为绿洲良田。实践表明，生态修复与移民增收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一条互促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守护绿水青山的过程，正是移民捧起“生态饭”、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过程。

福建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县份之一。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曾5次赴长汀进行实地调研考察，推动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多策并举、以人为本、持之以恒”的“长汀经验”。闽宁协作将这一经验引入宁夏。2018年，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省农科院与固原市携手，启动“一棵树、一株苗、一棵草、一枝花”的“四个一”林草产业试验示范工程，86名高层次专家组成科技合作专家组，共同编制了发展规划和10个专项规划。福建农林大学积极牵线搭桥，推动融侨集团投资10亿元在固原建设肉牛生态产业园，为当地草畜产业打开市场。经过多年努力，固原市水土流失面积减幅达66%，年入黄泥沙量从1亿吨降至2000万吨，流失面积与流失强度实现“双下降”。

宁夏内陆盐碱地总面积逾240万亩，“种啥啥不长”是老百姓最直观的感受。面对盐碱地治理中水资源、技术、资金等难题，闽宁协作引入福建生态改良与水产养殖技术，在盐碱地推广耐盐作物和生态牧草，探索“盐碱地治理—绿色养殖—生态循环”新路。“白花花”的盐碱地变身“活蹦乱跳”的鱼虾塘，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在这里实现了双赢。

“没有闽宁合作，就没有‘陆产海鲜’。”宁夏蓝湾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这样感慨道。在银川、吴忠等地，当福建技术遇上宁夏水土，10万亩盐碱地得以改良，大黄鱼、斑节对虾、青蟹在盐碱水中安了家，海鲜年产量达2000多吨，宁夏水产苗种数量跃居西北第一。这种“海鱼陆养”模式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生态治理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盐碱地治理—绿色养殖—生态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体系。

更鲜活的“生态变现”，发生在固原市泾源县的牛棚里。2023年8月，宁夏泾源县新民乡完成首笔闽宁协作农业碳汇交易，近2万吨高标准农田碳减排量通过福建交易平台成交，“卖碳”所得计入村集体经济收入，助力当地农民群众增收致富。这是将具有福建“同安特色”的农业碳汇交易经验复制到结成对口协作关系的宁夏泾源县，开启了农业生态价值市场化转化的新路径。

曾经，牛粪随意堆放、焚烧处置，既污染环境又浪费资源，也是乡村生态治理的难点痛点。而今，在厦门援宁工作组与同安区农业农村局的精准赋能下，专属肉牛养殖牛粪资源化处理碳减排方法学落地应用，使畜禽废弃物变废为宝。

2024年1月，泾源县1226吨牛粪堆肥碳减排量顺利完成线上交易，养牛大户马建国真切尝到了生态致富的甜头，“从前牛粪是累赘、是污染，如今能变现、能增收，一年多了一笔稳定收入！”3万余元的碳汇收益，让乡亲们真切读懂：守护绿水青山从不是无偿付出的“责任账”，而是久久为功、持续增收的“绿色银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持，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要搞好后续扶持，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闽宁协作推动百万移民安稳致富的实践证明，移民搬迁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转移，更是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全面重塑。从六盘山下的土坯房到贺兰山麓的新家园，从“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到“干沙滩变金沙滩”的闽宁镇，这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人“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是山海之间血浓于水的深情托举。奋进新征程，山海情更长，共富路更宽——闽宁携手的动人故事，仍在继续书写。

（作者单位：银川市委党校，学习时报社）

让一方水土养得起一方人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曾是宁夏西海固地区最沉重的叹息。这片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认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的土地，十年九旱、土地贫瘠，老百姓祖祖辈辈在温饱线上挣扎。然而，正是这样一片土地上的人民，在东西部协作的伟大实践中，书写了从“干沙滩”到“金沙滩”的人间奇迹。2025年，闽宁镇农民人均年收入已从搬迁之初的不足500元增长到2万元以上，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也从1996年的约1400元增长到2万元以上。透过这些数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逻辑：易地移民搬迁从“输血”到“造血”的深刻变革，本质上是一场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生动实践。

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福建与宁夏跨越山海结成对口帮扶关系。彼时，西海固贫困发生率高达70%以上，群众靠天吃饭，难保温饱。生存条件本身构成无法逾越的瓶颈，人与自然矛盾不可调和，陷入“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正是在此困局下，闽宁协作开启易地移民搬迁工程。1997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提议并命名“闽宁村”。30年来，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选派14批254名干部挂职帮扶，安排39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这些来自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是宝贵的“输血”，但真正的改变，始于“造血”能力的觉醒。闽宁协作最值得提炼的经验，不在于“给了多少”，而在于“激活了什么”。

在生态治理上，通过创造新条件来化解旧矛盾。闽宁协作将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引黄灌溉、防风固沙、土壤改良使昔日戈壁变绿洲，光伏板下种草养羊形成“板上发电、板下种草、草上养羊”的复合经营模式；闽宁镇6个行政村实现硬化路和安全饮水全覆盖，卫生厕所普及率92.2%、生活污水治理率83%、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90%。这样的治理成绩，不能仅将其理解为环境整治。西海固的贫困，本质上是人与地的对抗：地无力养人，人被迫伤地。在原地，这对矛盾无法调和。易地搬迁不是简单地把人挪个地方，而是通过空间的重置，把人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放到有条件发展的地方去，这就为矛盾的化解创造了前提。此后的每一项生态改善、每一次产业扎根、每一批技能培训结业，都在积蓄量变。当这些局部量变汇聚成势，9个贫困县摘帽、1100个贫困村出列、80.3万人脱贫、113万人告别苦咸水，“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终于向“一方水土养得起一方人”完成了质的飞跃。

在产业培育上，构建可持续的要素交换机制。“福建企业+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宁夏产品”“福建技术+宁夏场景”等协作模式，将扶贫从行政性转移支付升格为市场化的要素互补：宁夏提供土地、光照、特色农畜资源，福建带来资本、技术标准、销售渠道和管理经验，双方在产业链分工中实现互利。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千亿元，在宁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近6000家；闽宁镇形成葡萄酒、菌草、肉牛、滩羊等特色主导产业，建成酿酒葡萄核心产区7.3万亩、酒庄20余家，闽宁产业园入驻企业30多家、产值突破10亿元；全区特色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超88%，农民经营性收入40%以上来自特色产业。表面看是引进了企业，深层看是让移民群众融入了现代产业链。在参与葡萄酒酿造、菌草栽培、电商运营的过程中，他们练就了“带得走、用得上的真本事”。这就是“授人以渔”的真谛，帮扶不是替代，而是让被帮扶者拥有同样的竞争能力，这种能力一旦长在自己身上，就不再简单依赖外部“输血”。

在就业帮扶上，把外援转化为开启“内生增长”的钥匙。两省区建立劳务工作站25个、劳务基地6个，开发闽宁劳务协作对接服务平台，累计帮助宁夏转移就业33万人次，其中稳定在闽就业近6万人；引导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帮扶车间，带动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闽宁镇3万多劳动力中的1.5万人实现转移就业，酿酒葡萄基地年用工2000余人，帮扶车间解决480余人家门口就业，“巧媳妇”直播团队所在的闽宁禾美电商帮扶车间入选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同步推进的是“组团式”人才帮扶，福建选派教育、医疗等专业技术人才7000余人次赴宁，推动122所学校、41家医院分别与宁夏84所学校、29家医院结对。这里触及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传统的“给钱给物”式扶贫，往往陷入“给了就花光、花光再伸手”的循环，根源就在于忽视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创新能力的培育。闽宁协作把外部资源锁定在技能培训、经营启蒙和本土带教上，让劳动力从“等着被人帮”变成“自己能上场”，从被动接受救济转为主动向市场供给要素。当移民从旁观者变为产业链中的能动主体，发展的动力便从“别人推”变成了“自己转”。外部帮扶只是启动的第一步，人力资本积累才决定了能走多远、走多久。

“让一方水土养得起一方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更是一个关于尊严与希望的哲学命题。闽宁协作的实践证明，只要方法得当、久久为功，再贫瘠的土地也能焕发生机，再困难的人群也能实现梦想。站在闽宁协作30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既要发挥好政府引导、社会参与的外部推动作用，更要激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在动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让每一片土地都能滋养生活其上的人民，让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应有的光彩。

弘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引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名言，深刻指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风建设的重要意义，强调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解决好学风问题，要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培养“甘坐板凳”的学术自觉、不怕“十年冷”的历史耐心、不写“一句空”的学术志向，推动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学术规律决定了“坐十年冷板凳”是做大学问、做真学问的必经之路

人文学科的精进，需要长时段的文本浸润和思想对话，社会科学的突破，需要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实证分析。一项具有原创性的研究，从问题意识的萌发，到材料的系统搜集，再到理论的反复推敲和写作的精心打磨，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坐得住“十年冷板凳”，才有可能使研究成果抵达“大学问”与“真学问”的境界。

所谓“大学问”，必然是那些回应时代重大问题、具有持久思想生命力的成果。“大学问”不可能靠“快”做出来。它需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问题有足够深厚的积累，对前人的成果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对材料有独到深入的解读。这就如同盖高楼，地基打得越深，楼才能盖得越高；而那些地基只有几尺深的“速成楼”，经不起风雨的考验。同样，那些靠拼凑、跟风、取巧做出来的“速成学问”，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所谓“真学问”，必然是那些从真实问题出发、以科学方法推进、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成果。“真学问”绝非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的空谈虚论，它要求研究者走出书斋、敞开大门、深入实践、贴近大地。田野调查需要研究者长期蹲点，与研究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历史研究需要研究者泡在档案馆和图书馆里，一页一页地翻阅原始文献；理论研究需要研究者反复阅读经典，与先贤对话，与时代对焦。这些工作都是不容易被看见、被喝彩的，但正是这些“冷”工作，才能孕育出真正有温度的“真学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这恰恰就是遵循和回应学术规律的内在要求。“板凳要坐十年冷”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更是一种由此衍生出的人生信念。学术研究拒绝速成，所以研究者必须淡泊；它要求扎实，所以研究者必须诚信；它指向长远，所以研究者必须有耐心。这种淡泊、诚信与耐心，恰恰是处世之道在治学上的具体体现。归根结底，那些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的人，才能做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大学问、真学问。

要以“坐十年冷板凳”的大格局做出大学问

大学问固然可贵，但如果仅为个人学术成就而做，格局终究有限。真正的学者应当有超越个人得失的视野，将学术追求与社会责任、国家需要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启示我们，要以“坐十年冷板凳”的大格局做出大学问。

大格局首先体现为超越个人名利的社会责任意识。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项研究、每一篇文章、每一个观点，都可能对社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学者不能只问“是不是符合学术规范”，还要问“有没有社会效果”“传递了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在研究选题上，应当关注那些真正关乎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真问题；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应当力求客观、严谨、负责，避免哗众取宠或误导公众；在学术传播中，应当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

大格局还要求学者不仅用成果说话，更用自身的人格力量影响世界。“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尊重，以高尚的人格魅力引领风气。”学识修养是坐在“冷板凳”上一天一天积攒出来的，没有捷径可言；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最终取决于面对名利时的态度、面对困难时的韧性、面对后辈时的提携。这些品质，与论文数量无关，与课题级别无关，却在无形中影响着学界的风气和生态。

大格局最终要落脚到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上。学者坐“冷板凳”不是出于孤芳自赏，而是为了回应时代的呼唤；学者的寂寞坚守不是为了名声事业，而是为了给国家和人民留下真正有价值的思想成果。当下我国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有使命、有责任以自己长期的、扎实的研究，见证和参与这场伟大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只有把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的大局中，坐“冷板凳”的岁月才能真正开出花来，大格局才能真正成就大学问。

优良学风的涵养需要个体与学术共同体的双向自觉

学风问题既是个体问题，也是生态问题。一个学者的浮躁或许只是个人修为不够，但当一个领域普遍浮躁时，就必须审视学术生态本身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坚守，不能仅仅依赖个体的道德自觉，还需要整个学术共同体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良好风气。

学术生态的良性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机制。什么样的成果被认可、什么样的学者被推崇，直接影响研究者的行为选择。如果评价体系只看数量不看质量，只看短期产出不看长期积累，那么即使再有定力的学者，也难免在生存压力下妥协。当前学术界普遍感受到的节奏加快、竞争加剧，正是学术生产力提升过程中需要认真对待的课题。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评价机制入手，引导学者树立质量优先的学术导向，让那些真正坐得住“冷板凳”、做出真学问的人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回报。

在现有的学术生态中，研究者面临着如何处理短期激励与长期积累之间关系的问题。“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回应。当他人较快地产出成果并得到认可时，自己仍在为一个问题持续钻研，这是“寂寞”；面对课题申报、评奖评优、学术头衔等机会，研究者如果被短期目标所牵引而放弃长周期的基础研究，这种急功近利的倾向即是“诱惑”；即便学术不端行为未能被及时发现和处理，甚至个别人因此获利，但仍然坚守学术诚信，这是“底线”。耐得住寂寞才能不被诱惑所动，守得住底线才能让寂寞与抵抗真正有价值，这三者，是每一位在学术道路上长期发展的学者都无法回避的现实议题。

正因如此，弘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既需要学者个体的定力，也需要学术共同体的自觉自律。同行评议中的认真负责，学术批评中的坦诚相待，对学术不端的零容忍，对后学的悉心引导，这些都是共同体自我治理的方式。一个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靠的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所有参与者内心的认同与践行。当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做大学问、做真学问”作为自己的追求，把“板凳要坐十年冷”作为自己的信条，整个学术生态就会逐步得到改善。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也对学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弘扬“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俯下身去、沉下心来，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态度，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拿出真正有思想分量、有理论深度、有实践价值的研究成果。不负时代赋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书写下无愧于先贤、无愧于后人的学术篇章。

（作者系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理论宣讲如何“直达”青年群体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要求“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这不仅是政治嘱托，更是深刻的教育哲学。面对青年的理论宣讲，不能只是简单的理论单向输出，更要点亮思想、引发价值共鸣，筑牢理想信念、感召自觉行动。当前，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是，面对青年主体性增强、信息渠道多元、话语体系代际更迭带来的挑战，基层理论宣讲该怎样避免理论悬浮架空、脱离青年实际？该怎样引导青年跳出碎片化信息的浮躁裹挟、沉淀独立思考？破解这些难题，关键要在“情”“理”“形”三个维度上下功夫，往走心入脑的境界深耕，将理论送达青年眼前、掌握真理内涵，让理论与青年思想深度相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言之有情”，在生命共鸣中铺设思想通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感不是理论宣讲的装饰，而是让理论真正入脑入心的前提。面向青年做理论宣讲，最关键的是放下说教姿态、做到真诚共情。做与青年平等交流的同行者，而不是居高临下、单向灌输的施教者。

走近青年、打动青年，需要有发自内心的共情与真诚，读懂当代青年的所思所想。当今的青年亲历祖国走向强盛，充满底气与自信；也面临竞争内卷压力，身心疲惫成为常态。宣讲者唯有沉下身子，读懂新时代青年的成长特质与内心状态，找准关切与困惑，才能真正走进青年心里。否则，宣讲便只是隔窗喊话。

构建“生命对生命的映照”。例如，在讲述焦裕禄事迹时，不仅着重阐述其奉献精神，更深入探究青年干部在极端困境下如何达成个人价值与人民利益的统一；在讲述共同富裕时，不仅阐释其内涵，更对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程中青年所面临的机遇以及需承担的责任展开探讨。要求宣讲语言蕴含丰沛的情感力量，以有血肉、有温度、有活力的话语，说出共同的困惑与追寻。当青年感受到宣讲者是在与他们共同面对这个不确定的世界，并试图从理论中寻找答案时，信任的桥梁才真正架起。此时，理论成为内在需求，宣讲产生“思想共鸣”。

“言之有理”，在思想穿透中供给价值内核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如果说“共情”打开了门，那么真正让人停留并信服的，是屋内的“风景”。青年思想活跃、求知欲强，反感空洞说教，但绝不拒绝真理光芒。关键在于把理论讲清、讲透、讲彻底，彰显理论自身所蕴含的启发性魅力及其直面复杂现实世界的理论勇气。

展现理论的彻底性与解释力，着力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讲清楚，更要把贯穿其中的世界观、方法论和立场观点方法讲透彻。例如，在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阐释时，深入探究其历史哲学内涵，它是如何破除“现代化=西方化”这一迷思的？引导青年深入思考，掌握分析中国道路、甄别西方话语的思想工具。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回答时代之问。青年关注科技伦理、人工智能挑战、气候变化、阶层流动，这些全球性、时代性议题，正是理论创新的前沿领域。理论宣讲应呈现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成果，思考如何为这些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与解决方案。例如，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视角对碳中和展开探讨，从“发展为了人民”的立场对算法治理进行审视。当青年群体发现，理论不仅能够阐释中国取得成功的内在逻辑，还能够为人类未来所面临的困境提供具有启发性的解决思路时，理论就不再是被束之高阁的教条，而是观察世界、规划人生的重要“导航工具”。

“言之有形”，在审美创造中激活传播势能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在信息传播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今天，形式不仅是内容的承载，其本身也深刻影响着内容的到达率与接受度。青年是网络空间最活跃的群体，对内容的呈现形式有着更高的审美期待和互动需求。“酒香也怕巷子深”，再好的理论，若以陈旧、呆板的形式呈现，也难以吸引青年的关注。

实现理论产品的“供给侧改革”。主动适应分众化、差异化、可视化、互动化的传播态势，将理论要点精心转化为适配于短视频、动画、图解、H5、互动海报、VR/AR体验等形式的融媒体产品，并借助社交、视频等青年群体聚集的平台进行精准投放。此类改革并非单纯地把理论讲稿转化为视频或其他形式，而是依据不同平台特性以及青年受众心理，开展具有原创性与审美性的再创作。例如，将高质量发展转化为一组呈现中国产业链从“微笑曲线”底部向两端攀升的动态数据可视化作品；将乡村振兴战略创作为一辑融合乡村实景与农民肖像的沉浸式VR纪录片，使观者“置身”于山乡的巨大变迁之中。真正的形式创新，是使理论内涵与艺术表达深度融合，让青年在审美体验中潜移默化地完成思想浸润。

更深层次的参与，是促使青年成为宣讲主体。这要求构建相应机制与平台，激励青年运用其自身的话语体系和创新方式，对理论进行阐释、演绎与传播。可以是高校学生创作的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辩论赛的实录短视频，也可以是青年工程师运用代码动画模拟“新质生产力”的演进路径，还可以是乡村青年通过直播镜头呈现乡村振兴中生态与人文之美。当青年由被动受众转变为主动的创作者与传播者时，理论真正融入其生活、思维及表达方式，实现了从外部灌输到内部生长的深刻变革。这种基于共同兴趣与话语的朋辈间传播，通常具备官方宣讲难以比拟的穿透力与可信度。

推动理论宣讲直达青年群体，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情感、内容、形式三维发力、协同增效。新时代的青年理论宣讲工作，必须自觉遵循传播规律和青年成长规律，将“情”“理”“形”有机统一于理论宣讲实践中。以深厚的情感走近青年，以透彻的学理说服青年，以新颖的形式吸引青年，最终以真理的光辉照亮青年，引导广大青年在深刻的理论滋养和自觉的实践锻造中，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业，真正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既是理论宣讲工作的价值旨归，也是其方法论创新的必然要求。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实现供需平衡、人岗相适是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力资源供需匹配工作，强调完善供需对接机制，力求做到人岗相适、用人所长、人尽其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作出重要部署。“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具体举措。这些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顺应时代之变，深刻把握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的重要意义

人力资源配置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至关重要。新中国成立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我国人力资源配置长期实行统包统配制度。改革开放以后，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破除“铁饭碗”“终身制”，实施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的“三结合”就业方针，人力资源配置领域市场出现萌芽、服务开始发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事业单位改革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加快发展，逐步确立了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了“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新时代就业方针，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持续完善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确立了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随着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变革，我国人力资源“供”与“需”不匹配的问题更加凸显，亟待与时俱进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是更加注重投资于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迫切需要。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伴随着我国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变化，必须更加注重投资于人，让物的投入和积累服务于人的发展。当前，我国人口规模超过14亿人，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未来一个时期劳动年龄人口仍处于高位，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源仍是我国发展的重要优势。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我国抢抓机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加快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迫切需要大批具备交叉学科知识、掌握高超技术、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工程师队伍等。这就要求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将人力资源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进行系统性投资与优化配置，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快速响应市场前沿人才需求，使人力资本的边际贡献最大化，更好促进生产力发展。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应对新技术发展对就业影响的必然要求。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就是要突出发展的就业带动力，突出厚植良好的就业创业生态，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容提质良性循环。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劳动力市场带来深刻影响，就业结构发生调整变革，既创造新岗位、赋能传统岗位，也带来挑战。普通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复合技能需求增加，劳动者技能“保鲜期”缩短，人岗不匹配的现象更加突出，收入分配也出现新变化。这就要求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强化人工智能与就业协同发展，着力扩大就业创造效应，同时加强技术技能培训，使劳动者能够更快找到合适工作、更好适应岗位调整和职业转换。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是顺应劳动者就业方式多样化趋势、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应有之义。人岗匹配高效是高质量充分就业在宏观层面的核心内涵之一。当前，我国就业格局发生明显变化，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吸纳新生和存量劳动力的主渠道。特别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商业模式快速迭代，新就业形态不断涌现，劳动者的就业需求趋向多层次多样化，终身从事单一职业的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劳动者跨行业、跨区域流动就业更加频繁。同时，构建新发展格局、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迫切需要完善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更好引导劳动力资源向先进生产力集聚，推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就要求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大市场，不断提高人力资源服务水平，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

遵循客观规律，科学把握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的原则要求

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关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关系企业和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涉及深层次变革的系统工程，必须运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持续推进人力资源在供给和需求上总体协调匹配、动态平衡。

坚持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供求理论与经济实践都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人力资源供需不平衡是常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入手、同向发力。一方面，精准洞察需求，以需求牵引供给。通过对需求的精准把握，引导供给优化升级，从而更快地从人力资源不平衡状态过渡到新的平衡。另一方面，系统优化供给，以供给满足需求。深化教育和培训改革，使其内容、方式、结构能够灵活响应人力资源需求变化，提升供给体系的适配性。供需协同发力关键在于建立双向互动、信息实时反馈的闭环系统，避免供给改革的盲目性，也克服需求信号的滞后性。

坚持开发和利用协同推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两者辩证统一、协同联动，为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提供关键支撑。这就需要把人力资源开发和使用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开发强素质，以使用增效益，两手抓、两手硬，着力打破培养与使用之间的壁垒，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从破解“有活没人干”入手解决“有人没活干”的问题，更好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结构，最大限度盘活人力资源。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更有效、政府更有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人力资源配置领域，有效市场就是通过市场需求、工资弹性、发展预期等多元维度，引导人力资源在不同区域、产业、岗位之间动态流动，由企业等用人主体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自主用人，由劳动者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意愿自主择业，通过价格信号灵活调节供需。有为政府则是面对市场失灵，政府不缺位、不越位、更好补位，着力组织研判市场需求趋势、制定战略规划，提供普惠均等的就业服务、兜底保障困难群体就业。

坚持活力和秩序相得益彰。一个健康的人力资源市场，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活力体现在人力资源自由流动、市场充分竞争、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秩序则体现在权益保障有力、竞争公平透明、市场运行稳定。活力和秩序如同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共同保障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需要统筹人力资源市场安全性与灵活性，紧盯人力资源市场新变化，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破除户籍、地域、身份、学历等不合理限制，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释放创新创造潜能。

把握工作重点，加快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围绕投资于人、服务民生，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需要找准结合点着力点，加快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充分彰显我国人才优势，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优化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发布机制。建立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协同参与的需求调查和会商研判机制，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重点关注、科学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带来的岗位变化与技能要求。及时发布国家、区域、行业及重点职业（工种）的人力资源需求预测报告、短缺职业目录和未来技能展望，加快新职业标准开发，为教育规划、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和个人择业提供权威指引。推动预测结果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教育资源配置有效衔接，实现“以需定培”“以需定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开发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

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机制。始终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把高质量充分就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财政、货币、投资、产业、价格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提高发展的就业带动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在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项目确定、重大生产力布局时同步开展岗位创造、失业风险评估，支持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健全就业失业监测预警体系，特别是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加强政策储备，推进智能向善、就业友好。

加强人力资源服务高品质供给。优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资源库和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完善“大数据+铁脚板”服务模式，持续推进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一件事”，加强困难人员就业援助。突出产业引导、政策扶持和环境营造，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扩能提质，大力培育发展优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加快形成产业集群。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促就业行动，更好激发市场活力，提供更多高品质市场化就业服务。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法规体系，完善网络招聘服务监管、经营主体严重失信惩戒等制度，规范市场运行秩序。持续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推进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与相应职称、学历双向比照认定，优化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优化就业、社保等年龄限制政策，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

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贯穿劳动者从学习到工作各阶段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深入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聚焦新质生产力领域和社会民生急需，坚持“岗位需求+技能培训+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注重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深入建设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加强技能人才精准供给。着力推进技工教育高质量特色发展，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强化技能导向的薪酬激励，引导薪酬分配与技能等级挂钩，推行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指引，推动实现技高者多得。健全完善中国特色职业技能竞赛体系，办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技能大赛，激励更多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突出抓好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开展数字人才培育行动，激发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强化择业和用人观念引导。从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就业信心入手，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观念引导，促进供需对接、价值认同。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深入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注重典型示范引领，引导用人单位更加注重实践能力、创新潜力和岗位适配度，防止就业歧视；引导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积极理性就业，营造“职业无贵贱，劳动受尊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基层就业，同样出彩”等良好舆论氛围和包容社会环境，以择业新观念打开就业新天地。

深刻理解“平安”内涵推进平安中国建设

提问：张艳 四川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安全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安全，平安是发展中的平安、动态中的平安、开放中的平安、法治中的平安。请问，如何理解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内涵？

解读：赵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事关事业兴旺发达、事关人民美好生活、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体安全是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安全，平安是发展中的平安、动态中的平安、开放中的平安、法治中的平安。”这为我们准确把握安全、平安的内涵与外延，科学实现高水平的安全和平安，提供了重要遵循，是新时代国家安全实践的规律性总结。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遵循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安全篇，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发展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告诫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当前，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确保国家安全与保障百姓平安，始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议题。

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当今社会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所形成的风险综合体。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相互缠绕、相互作用，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因此，在实践中，必须树立“总体为要”的大安全理念，强调其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以解决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问题。

总体安全是全面的，是各领域安全的汇聚，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集成。今天，影响和冲击国家安全的内外因素更加复杂，国家安全不只是国防、公安、国安等特定部门防范外敌入侵、维护社会治安、防间谍反渗透等工作，需要不断突破传统安全的认知边界。目前，我国国家安全已经涵盖21个重点领域，且不断有新兴领域安全汇入，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主阵地主战场，总体战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几乎所有新兴领域安全都是高门槛安全，往往与科学技术共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具体体现，对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全面检验国家的综合实力。

总体安全是整体的，强调全局意识，关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要重视国家安全内部各重点领域，以及同外部各关键要素之间的不可分割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的理念，在工作中自觉把发展和安全统一起来，共同谋划、一体部署、相互促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因为，没有经济社会发展就不会有就业和民生保障，必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但如果没有稳定的环境，国家、社会、个人的发展都无从谈起。整体性的另外一层含义是，要拆除本位主义藩篱，打破部门和地方壁垒，形成建设平安中国的整体合力。

总体安全是系统的，强调协同作用，关注要素间的动态联系、功能互补。增强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系统思维能力，就是在关联性、耦合性和协同性的基础上善用“十个指头弹钢琴”，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安全形势、分析安全问题、谋划安全对策。在系统性思维下，国家安全的各重点领域如同精密的仪器，不能只看国家安全是如何构成的，更要剖析每个组成部分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实现系统的整体运行。例如，我们常常将粮食、能源矿产等称为初级产品安全，它们作为国家经济安全最为基础的部分，往往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国民经济运行以及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深刻理解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内涵

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也是我们党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平安中国建设，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成功续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成为亮丽的国家名片，建设平安中国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实现并维护好这个第一需求，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发展中提升质量、在动态中增长本领、在开放中驾驭风险、在法治中稳定预期。

平安是发展中的平安，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平安的新期待。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基础部分便是生理和安全需求，只有迈过安全这个层级，才能自由地去追求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古人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来形容社会治安良好。事实上，人民群众对平安的需求也有层次性，平安已从单纯的身体无病痛、生活无灾祸，拓展为涵盖心理、情绪、社会关系、价值实现等多维度的整体福祉，既寻求外在成就，也珍视内在稳定，既期待安业、安居，也期待安康、安心。就本质而言，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此，需要党员干部主动倾听和顺应民意、主动服务和保障民生、主动依靠和发挥民力，真正形成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成果人人享有的生动局面。

平安是动态中的平安，要超越指标安全、静态安全。在实践中，有些干部把平安片面地理解为“不出事”，把捂着乌纱帽保官凌驾于老百姓的平安幸福之上，做事急功近利、消极被动，顾虑“洗碗越多，摔碗越多”，信奉“多栽花少种刺”，深陷“数字迷思”“痕迹管理”，认为“指标足够漂亮，就有出彩的政绩”，从而导致其成为“庙里的泥菩萨，经不起风雨”，遇到矛盾惊慌失措，不仅无法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问题，甚至成为危机应对中的“次生灾害”。因此，要真正激励领导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坚持强基导向，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仅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也要坚持全面、动态、辩证看政绩，看是否真正啃了“硬骨头”，是否真正用实干的业绩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平安是开放中的平安，要超越绝对安全、封闭安全。现实中，个别国家寻求绝对安全往往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大多数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导致短期个体得益但长期群体受损，二元对立的绝对安全是不可持续的。同时，开放并非没有风险，但封闭一定更不安全，因此，对平安绝不能持自我隔绝孤立的态度。人类的任何决策以及技术进步都有可能系统性地制造风险，但风险不等于不安全，“倒增长”“反增长”的退步策略并不可取。例如，发展人工智能必然存在技术、伦理等问题，但是不能因为有安全风险就束手束脚、因噎废食。对新技术涌现导致的复杂情景应持积极拥抱、趋利避害的开放态度，只有在开放条件下才能提升驾驭风险的能力，通过“阈值管理”，探索开放与安全的平衡之道。

平安是法治中的平安，要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说文解字》将“法”解为“平之如水”。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平等观念。面对各类矛盾纠纷，要善于纳入法治轨道依法化解，更好发挥法律的定分止争作用，以法律关系的确定维护社会的稳定。我国是世界上命案发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枪爆案件最少的国家之一，是世界公认的最安全国家之一。2024年中国每10万人命案发生数为0.44起，而2024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凶杀率为每10万人发生27.5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出台20余部国家安全专门立法，制定修订110余部含有国家安全条款的法律法规，国家安全法律工具箱愈加齐备，国家安全工作法治化水平越来越高。

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是平安中国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平安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在多重目标下实现动态平衡的过程，既要避免安全泛化，也要避免安全缺失，要始终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作为重要任务。

确保重点项和优先序，始终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政治条件，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党在生死考验和艰苦奋斗中经受住各种风险挑战、付出巨大牺牲，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汇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磅礴精神动力，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但是，越在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越要坚定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最根本的是维护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山河无恙、国泰民安。

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公共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确保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当前，全球灾害形势复杂严峻、极端天气频发，人工智能等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快速迭代，这些变化均具有极强的溢出效应，正在对公共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作为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需要持续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此外，要不断完善安全生产风险排查整治和责任倒查机制，完善食品药品安全责任体系，健全生物安全监管预警防控体系，加强网络安全体制建设以及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等。唯有把公共安全防线筑在基层、把能力强在基层，才能从源头防范化解风险，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守护万家安宁。

念平安、盼平安，是老百姓的朴素向往，要把珍视人民、深入人民、造福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紧紧围绕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稳定、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目标，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以全周期管理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强调，以完善体制机制促进一体推进，健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反腐败工作机制，完善反腐败责任落实机制，深化以案促改促治，注重科技赋能，加快推进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严格依规依纪依法使用。以案促改促治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力抓手，是深挖腐败根源、推进源头治理、净化政治生态的有效路径。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跳出“就案办案、就改论改”的惯性思维，以全周期管理理念统筹“查、改、治、育”各环节，推动以案促改促治从“个案整改”向“系统治理”深化、从“问题纠治”向“制度重塑”提升、从“治标震慑”向“治本清源”拓展，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根本方向。以案促改促治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安排，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具体实践，绝非简单的查案纠错，而是通过查处一起案件、深挖一类问题、治理一个领域，从根本上清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助力维护党的肌体健康、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必须始终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高度，将以案促改促治深度融入正风肃纪反腐各项工作，以精准化、常态化、系统化治理成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深化政治剖析，深挖问题根源。始终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反腐败工作，在查清查实违纪违法事实的基础上，聚焦案件背后潜藏的政治隐患、作风积弊、监管漏洞，深度剖析管党治党宽松软、政治生态受损、责任落实缺位等深层次问题。健全完善领导干部“政治画像”机制，重点聚焦“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精准排查履职用权风险、廉洁自律隐患、管党治党短板，找准“病灶”、挖出“病根”，为靶向整改、系统治理筑牢坚实基础。聚焦目标要求，实现效能统一。始终以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夯实党的执政根基为核心目标，统筹兼顾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

坚持系统施治，构建闭环体系。作为贯通执纪执法、整改治理、源头防控的系统性工程，以案促改促治必须树立系统思维、贯通理念，统筹治标与治本、当下与长远，推动整改治理从个案纠治向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转变。深化案件剖析，精准靶向施策。严格落实“谁办案、谁剖析、谁促改”工作要求，坚持办案与析因同步、治标与溯源并行。严格执行“一案一剖析”工作制度，在查清违纪违法事实基础上，重点剖析典型案件、系统性案件背后的制度短板、监管盲区和廉政风险，总结行业性、领域性腐败问题发生的规律，精准锁定治理薄弱环节，为专项整治、系统整改、源头防控提供依据。坚持分类施治，提升整改质效。摒弃“一刀切”粗放整改模式，根据问题性质、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健全评估机制，巩固整改成效。评判以案促改促治成效，关键看权力运行是否规范、干部作风是否转变、突出问题是否根治、民生福祉是否提升、政治生态是否向好。建立健全动态跟踪、定期研判、常态复盘的整改评估机制，定期梳理整改进度成效，动态优化治理举措、调整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整改“回头看”，紧盯“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整改反弹、边改边犯等突出问题，严格追责问责，防止“纸面整改”一改了之，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

压实责任链条，健全共治体系。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以案促改促治绝非纪检监察机关的“独角戏”，必须构建党委统一统筹、纪委牵头推动、部门协同联动、全域齐抓共治的责任体系。压实主体责任，夯实治理根基。各级党委（党组）是以案促改促治的责任主体，必须将该项工作纳入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清单，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党委（党组）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亲自研究部署、推动落实、带头督办。班子成员落实“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的整改治理工作，构建主要领导牵头抓、班子成员协同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闭环。聚焦专责监督，精准跟踪问效。纪检监察机关要履行好牵头抓总、监督推动职责，健全完善“一案一督促、一改一评估”工作机制。聚焦案件暴露的突出问题，精准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明确整改任务、整改标准、完成时限和责任主体，做到精准点题、靶向督改。常态化开展专项督导、随机抽查、实地核查，对整改不力、敷衍应付、虚假整改、屡改屡犯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完善协同机制，凝聚共治合力。健全纪检监察机关与行业主管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的协同联动机制，完善信息共享、线索互通、联合核查、专项整治、成果共用的工作体系，推动行业监管、日常治理、执纪监督深度融合、一体发力。加强与巡视巡察机构的贯通协调，将巡视巡察发现问题整改与以案促改促治有机结合，督促职能部门主动履职、查漏补缺，形成各司其职、同向发力、协同共治的工作格局。

健全长效机制，筑牢治本根基。重在常态、贵在长效，是以案促改促治的关键所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健全完善制度约束、廉洁教育、严管厚爱长效机制，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机融合。完善制度体系，强化刚性执行。坚持边整改、边总结、边提炼、边提升，及时将整改治理中的成熟经验、有效做法固化为长效制度。聚焦权力决策、审批、执行、监督全流程，完善“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权力运行制约等机制，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强化制度刚性执行，常态化开展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对制度执行打折扣、搞变通、恶意规避的坚决严肃查处，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深化廉洁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充分用好同级同类典型案例“活教材”，分层分类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推动警示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全体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让党员干部近距离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思想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将警示教育与党性教育、政德教育、家风建设深度融合，深耕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持续涵养崇廉尚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作者系河南省周口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

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

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国家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化的高速推进让我们拥有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的城市，但伴随而来的问题也前所未有。如何在高速发展中维护人民福祉？如何在创新变革中传承历史文化？如何激发城市自身的活力？面对这些复杂问题，新时代的城市工作掀起了一场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变革。这场变革强调以有机生命体的视角看见城市的内部差异性与多系统协同，以系统性、战略性的改革引领城市长期成长，以现代化人民城市的价值理念激发细胞层级的城市活力。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规划、建设和治理，提出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些思路方法植根于深厚的地方探索。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以亲身体验感知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将感性认识转化为科学思维，形成了解决城市发展矛盾的生动智慧，为我们今天重塑城市有机生命体提供了深刻启示。

以系统认知把握城市多维脉动

城市充满着多层次的互动关系和连贯性的集聚效应，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曾手书“远亲不如近邻”贺年卡寄赠邻居。这一谚语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城市系统的本质特征，邻近产生关联，关联构成系统，系统孕育生机。认识城市首先要意识到它是一个由多种不同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经济状态、价值观密集共存的有机系统。城市系统的多维脉动，“要扑下身子、沉到一线，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到车间码头，到田间地头，到市场社区，亲自察看、亲身体验”，才能获得真切感受。

统筹协调是立足整体和全局的战略思维，也是系统部署、一体推进的重要方法。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骑自行车跑企业、坐拖拉机进山、登海岛访民情，走遍厦门的山、海、村、岛、厂、社区。看到山体被挖沙取土变成“癞痢头”，他深感痛心并明确表示“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厦门贯彻“先保护、后开发”的发展方式，在全国最早推出地方生态立法，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看到筼筜湖污水横流、蚊蝇滋生，他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明确了“市长亲自抓治湖”“市财政今明两年每年拨1000万元”，并创造性地将治湖方略总结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此后，厦门从一湖之治出发，形成了“市民湖长”“市民园长”等全民共治的生动实践。看到鼓浪屿的“地标”八卦楼建筑老化严重，他批示拨款30万元整修这一历史风貌建筑，为鼓浪屿后来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3年，鼓浪屿获评自然资源部“和美海岛”。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对城市生态肌体、历史文脉与市民日常生活三重维度有机统一的持续坚守。从单项突破到系统推进，从一湖之治到全域共生，厦门的探索实践告诉我们：要从“邻近产生关联”这一命题出发，深刻理解“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的重大意义。

城市工作既要看到湖与城、人与水、生态与生活之间的邻近关系，也要看到历史与现实、建筑与社区、居民与游客之间的邻近尺度。通过多功能复合、小尺度密布、生态系统联通等方式，推动就业、居住、公共服务、生态空间的有机融合。将原本相对独立的交通、水质、生态、社区目标整合为统一的行动矩阵，在政策协同中统筹实现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

以战略预见引领城市发展演进

城市的发展，本质上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演进过程。它以自身的逻辑生长，时常超出常规预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战略谋划是无用的。恰恰相反，正因为城市的演进是非线性的、充满意外的，决策者才更需要超越即时功利的战略视野，在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中为城市谋划“成长坐标”。

注重把握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尊重城市特色和发展规律。习近平同志在厦门的探索实践，立足城市成长的规律性特征，通过中长期规划的战略引领，推动城市位势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实现动态演进。经济特区建设伊始，资源紧缺，对外交通不畅，出口受阻，可谓困难重重。为了突破一系列瓶颈，习近平同志领导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围绕厦门长远发展的核心问题进行全面广泛的调研，将厦门定位为“闽南的经济中心”“我国东南沿海的门户”“实现祖国统一的桥梁”“我国同亚太经济区域联系的基地”，这一布局使厦门的发展具备了宏大视野。2002年，习近平同志立足于对战略位置与阶段特征的再判断、再深化，进一步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战略，强调“厦门更要发展发展再发展，不能小富即安，不能浅尝辄止，要有大气魄大手笔”。基于这些前瞻性的战略指引，厦门持续推动城市空间格局向多中心、组团式调整，深入实施厦漳泉都市圈发展规划，积极对接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充分发挥对台工作优势，努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随着城市空间格局的扩展，规模经济、专业化优势和网络外部性等聚集效应不断增强，厦门实现了经济实力与产业能级的跨越，正在加速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城市有机成长的规律要求决策者必须具有超越即时功利的战略视野，强化城市规划的管控和引导作用。不仅要看城市在地理空间中的位置，更要看其在全球产业网络、区域创新生态、文化价值链、生态系统中的独特角色和不可替代的生态位。动态把握人口结构变化、产业转型方向、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等关键变量，根据新形势及时调整发展战略，推动城市空间在不同的专业化功能方面梯次协同、优势互补。打造多中心、空间平衡的城市连续体，让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能够在城市群、都市圈等更大范畴共建共享，实现区域创新生态的整体位势跃迁。

以人民立场激发城市基层发展活力

城市有机体最深层的生命力，最终要通过其最微观的社区、街道、邻里等细胞层级单元的生动活跃来体现。街道上的秩序、社区里的互助、邻里间的守望，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实践，构成了城市文明赖以运转的基础性秩序。城市工作的价值目标，是激活每一个基层细胞的内生活力，让人民在城市中产生真实的归属感与向心力，彼此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市基层实践中的具体表达。

坚持把党的领导与人民至上相统一，形成相互叠加的合力。习近平同志在领导编制《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过程中，《厦门日报》专门征集“2000年——我心目中的厦门”主题征文，10多篇征文中的意见建议被吸纳进这份战略蓝图。他明确指出，“厦门取得的成绩，是一任接一任、一代接一代的接力赛，靠的是厦门建设和改革的参与者，厦门人民群众才是厦门建设的主体，各方面的建设都离不开厦门人民的辛勤努力”。人民立场的落实，不止于倾听呼声，更在于主动关注那些有待激活的潜力与需求。他在分管既定工作外，主动要求分管农业，从全局出发提出，要通过改革开放增强城市综合实力，以二三产业的发展反哺农业，从根本上抑制“剪刀差”的扩大。如今，以人民立场激发基层发展活力的思路，已经转变为厦门城市治理的系统性制度安排。探索推广近邻党建模式，用“大党建”激活“微治理”，推动组织聚心、治理聚力、服务聚效、邻里聚和，将社区营造为有温度的生活场所；建设优质均衡的城乡生活圈，补足岛外郊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短板；以城带乡、城乡互补，打造既有肌体之美又有灵魂之美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真正的城市现代化，不只是城市变得更大、更高、更新，而是城市中的人民变得更活跃、更自觉、更幸福。把市民从城市建设的受益对象提升为共同主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落实到从规划编制、空间设计到社区运营的每一个环节。更加关注社会信任、邻里密度、居民归属感、地方文化认同、基层自治能力等“慢变量”，这些方面决定着城市的长期韧性与竞争力。推动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从单向输送转向双向互动，让城市的资源、技术、市场能力与农村的生态、劳动、文化贡献形成真实的价值交换，最终实现城乡之间互利共生、共同富裕的发展格局。这是城市有机生命体走向成熟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应有之义。

（作者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厦门市委宣传部实践基地研究员，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

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富民产业升级，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形成的经济形态，推进其发展是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构建产权清晰激励相容分配合理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当前，我国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因此，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难、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开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局面，作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系列战略部署，在坚持农民集体所有不动摇的前提下，以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要求为方向，不断优化集体产权制度、不断创新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不断实现“统分结合”新平衡，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茁壮成长。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进一步作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重要部署。为此，必须深刻领会人口结构变化特别是乡村人口变化对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继续创新思路、深化改革，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

继续夯实发展基础，构建产权清晰的要素机制。任何生产的基础都是要素投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最为根本的物质基础是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资源资产的类型、数量、区位、产权等都将决定集体经济发展的水平，但产权清晰是最为根本的必要条件。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传统集体经济全面迈上以产权清晰为特征的新型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坚持不能把集体经济改弱了、改小了、改垮了，不能把农民的财产权利改虚了、改少了、改没了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这项改革已于2021年底基本完成，总体而言，成效显著。根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清查核实集体土地等资源65.5亿亩，农村集体账面资产7.7万亿元，已登记赋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96万个，其中，乡级864个、村级57万个、组级39万个。与此同时，集体资产登记、保管、使用、处置等制度也得到健全。这意味着，这些潜在的资源资产在产权所有关系上被厘清了，呈蓄势待发状态，为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22年，有关部门出台《关于做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巩固提升工作的通知》，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等方面，要求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进行巩固提升，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奠定了产权制度根基。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内容丰富，但其本质是在任何时期都要厘清村域内物的产权、人的资格、物与人的匹配关系，即把村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的量和权属厘清；村域内的人，根据户籍和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确定其是否具备集体成员资格；把集体所有的资源资产按照某种规则分配给具有集体成员资格的人。随着乡村人口变化和村庄格局演变，物与人发生显著变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不断深化，以更好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产权清晰的要素机制。

一是构建与乡村人口变化和村庄格局演变相适应的“三资”管理机制。随着乡村人口的减少，不少村庄将面临撤并和建制调整，这些村庄的“三资”如何衔接、如何管理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应始终按照产权清晰的总原则建立健全跨村“三资”管理机制，多个村庄合并形成的片区村既要有一本总账，也要有多本小账。每个村都应有权属清晰的“三资”台账，不能因合并而打破原集体所有的界限。形成的片区村应按照新的自治规则厘清所有合并进来的“三资”台账，既要发挥“1+1>2”的资源整合规模效应，也要避免资源整合造成权利替代。

二是构建与乡村人口变化和村庄格局演变相适应的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机制。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最具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往改革中，多以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来确定一个人是否具备集体成员资格，总体效果很好，但也出现不少问题。例如，发达地区的村有很多外来常住人口，这些人参与了后期的乡村发展和治理，但没有获得集体成员资格。未来，一些村特别是合并形成的片区村，将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尤其是专业人才投身本村振兴和发展，应该以此为契机，实事求是地增强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的开放性和动态性，让真正有贡献的人获得集体成员资格。甚至可对成员资格进行分类认定，对只参与乡村治理但没参与经济发展的人也可界定为某类成员。这个过程要坚持自治原则，但也要避免“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的问题发生。

创新激活发展主体，构建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谁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根本问题。总体而言，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主体至少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层党组织、村民、社会力量和各级政府。构建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的本质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基本原则，厘清不同主体分工、给足各类主体激励。由于各类主体存在不同程度的重合，分工并不具备全国统一模式，各地可因地制宜开展，但分工清晰是发展的前提。激励相容的动力机制，要求统筹物质激励、荣誉激励和晋升激励，让应该干事的人、愿意干事的人获得应该获得的激励。对于多重身份的人，每种身份都应获得相应激励。

一是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干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主体。中央和地方相关文件中，基本都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特殊的经济组织，承担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等方面的作用。重点是理顺薪酬激励机制，代表或者受雇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发展集体经济的个体要获得对标市场水平的薪酬激励，即使该个体同时具有村党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的身份，也应对其在发展集体经济中的贡献给予激励。

二是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对经营主体无法或不易完成的事情，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创造条件、统筹协调作用。比如，可积极开展村内“小田并大田”等资源整合连片工作，为投身集体经济发展的经营主体（包括集体经济组织）提供便利；可积极与其他村党组织沟通，为跨村连片经济规模发展和错位发展提供便利。另外，也要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经济主体的管理，确保集体经济发展方向和广大农民利益。需要指出的是，乡镇以上政府要因地制宜制定关于村党组织发展集体经济的考核机制，激发其内生动力。

三是充分激发村民投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热情。同等条件下，本村村民具有优先参与权。集体成员和非成员村民同等对待。对参与村民给予应有激励，即使是集体成员，也应使其对集体经济发展的贡献得到应有收益。

四是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全面畅通乡村CEO、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士参与渠道，对其市场经营利益进行充分保护，营造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

五是各级政府发挥应有作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并不只是村级组织的责任，各级政府及部门都应找准定位，充分发力。可主要从政策提供、财政支持、金融服务和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比如，县乡政府具备在更大范围内发挥“统”的能力，可对整个区域内的集体经济发展进行统筹规划，形成集聚发展和错位发展态势。县政府可开展人才教育培训服务，在全县范围内对优秀者进行表彰激励。需要指出的是，各地应积极探索保险服务，以更好发挥“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要求”对发展集体经济的激励作用。

始终坚守发展初心，构建分配合理的共享机制。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农民增收和乡村发展。

处理好几对关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具有高度复杂性和异质性。构建分配合理的共享机制的核心是厘清“分给谁、分什么、怎么分”这三个问题。一是分配与积累的关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收益不能一分了之，处理好分配与积累的关系，本质是处理好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可在还清集体正常历史欠账的基础上，提取一定比例公积金和公益金，确保集体经济持续发展和乡村公益事业支出，以及经营管理人员应有收益后，可将部分或全部剩余收益用于成员分配。二是直接贡献者和享有成员权益者的关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贡献者往往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优先确保其利益。对于没有直接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根据股份权能确定其收益。三是中心村与边缘村的关系。这个问题随着片区、组团发展将越来越常见，收益分配需要处理好村间关系。在双方自由协商的基础上，在确保联合集体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在村与村间进行合理收益分配。片区化发展可能使得中心村成为生活集聚区，边缘村的生活居住功能不断弱化，集体经济收益分配需在中心生活区投资建设和边缘区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任何分配模式都必须坚持规则公平、程序透明的要求。应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村内公示和监督机制。乡镇和县政府要加强对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监督和管理，确保公平公正和共建共享。

确保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利。上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村级党组织、乡镇和县政府应加强监督，确保农民股份权利落地。同时，应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利的抵押、流转、退出等机制，切实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以村企混合经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23年底，全国农村集体总资产已突破9.6万亿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呈现出总量扩张、结构优化的良好态势。然而，与庞大资产规模形成反差的是，全国仍有约36.3%的村集体年经营收入不足5万元，大多数村集体仍面临增收路径单一、发展后劲不足的现实挑战，迫切需要创新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村企混合经营正是一条值得深入探索的重要路径。

村企混合经营，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通过产权联结、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实现集体经营与企业经营深度融合的发展模式。从理论上看，村企混合经营赋能集体经济的逻辑可从“混”与“合”两个维度加以理解。在“混”的层面，村企混合经营打破了传统集体经济社区封闭运行的桎梏，通过引入外部企业的资本、技术、管理与市场渠道，弥补集体经营在稀缺要素、市场运营能力上的天然短板。在“合”的层面，成功的混合经营普遍建立了权责清晰、激励相容的治理机制，即村集体聚焦资产监管、公共产品供给与利益协调，企业专注于市场开拓与效率提升，二者各司其职、功能互补，能够化解公平优先与效率优先之间的内在张力。

目前，村企混合经营在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中已展现出显著的成效，能够有效突破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本瓶颈与能力约束，实现存量优化与增量拓展的双重跃升。但村企混合经营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不少难点。例如，由于农村集体经济责任财产受限、破产机制缺失，外部企业担心风险分担不公，往往只愿意租赁集体资产，而不愿开展深度的股份制合作；农村集体资产使用权抵押、转让等权能不完善，资产评估缺乏公信力，导致村企合作中的资产定价难、交易成本高；受过去“分”得彻底、“统”得不够的影响，不少村集体仅剩老旧校舍、废弃厂房等少量资产，缺乏与外部企业合作的“本钱”；加之“村账乡管”等传统监管体制与混合经营所需的市场灵活性存在冲突，有的村干部因担心问责过严而不敢尝试、不愿探索。

推进村企混合经营，需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真正让混合经营成为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路径。一是完善制度供给，破解村企合作的瓶颈制约。鼓励村集体通过领办公司或设立子公司的方式，规避特别法人责任财产受限的制度障碍。同时，加快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稳步扩大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收益权流转范围，在流转交易中实现资产有效定价，让“沉睡”的资产“活”起来，让村集体有“本钱”与企业搞混合经营，有效破解村企合作的瓶颈制约。同时，健全混合经营治理机制指导体系，总结推广各地区村企混合经营发展的典型经验。探索在县级层面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法律服务团队，提供合同审查、纠纷调解等服务，提升混合经营的专业化水平。二是做好各项风险防范，守好集体资产安全底线。建立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风险防控体系。事前做好合作方尽职调查与集体资产评估备案，事中强化财务审计、重大事项报告与分级决策，事后建立资产流失追偿与农民利益救济渠道。优化“三资”监管机制，探索推行村级财务会计代理制和信息化监管平台，在保障资产安全的同时赋予村集体必要的经营自主权，建立健全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制度，避免因“管得过死”而扼杀基层创新活力。三是坚持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引导各地选择适配路径。各地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差异较大，实施村企混合经营不能“一刀切”，对起步期薄弱村，可优先探索抱团发展模式，多村联合组建强村公司，通过资本联合实现规模效应；对成长期村庄，宜借鉴多元融合经验，引入专业运营团队；对成熟期强村，则可审慎以集体资本对外投资实现跨域扩张。

以村企混合经营激活沉睡资源、释放制度红利，既是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时代创新，也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抓手。坚持“混”而不乱、“合”而有序，在开放中守住底线、在融合中激发活力，才能真正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消费底气足起来、日子好起来。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各地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取得了较好成效，但也面临一些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组织权责不清，政策支撑体系不够健全。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于202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是法人地位还不够具体、经济社会职能边界不够清晰，这种结构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式发展能力。一是村干部权责边界模糊，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人员混编、职责交叉，导致村干部兼具基层治理与集体经营双重身份，职能定位与权责边界不清晰。依据中办、国办印发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村干部属于被监察对象，其在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时的廉政风险较高。同时，现有激励保障机制不够健全，对集体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干部缺乏有效正向激励，致使村干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生动力不足。二是村级运转与社会公益负担较重，集体经济积累较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较重的村级社会公益性职责，支出压力较大，导致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积累较缓慢。三是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还不完善。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的社会公益职责相对应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不够健全，导致其面临税收负担偏重、融资渠道有限、用地空间不足、高端人才引育不畅等困难。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小组、集体企业之间的财务往来仍需要缴税，压缩了集体经济积累空间。

农村集体资产规范盘活难度大，合规审批不够顺畅。农村集体资产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但规范有序盘活农村集体资产仍面临产权法定认可不足的问题，制约了其经营效率提升。一方面，集体资产无证运营问题突出。目前，大部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仍未完成确权登记，长期处于无证运营、低效利用状态。农村集体厂房大多建成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建设标准比较低，设施现已老化，导致集体资产无法提质升级，也就无法实现高效运营。另一方面，集体资产确权办证难度较大。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确权办证普遍受到土地性质界定模糊、资产归属不清、证明材料缺失、税费负担较重、消防安全不达标等多重阻碍。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入市过程中，集体资产必须同时满足规划指标和用地指标双重要求才能维修或翻建，而满足这两项条件会面临合规审批程序繁琐、周期漫长、土地出让价格偏高、征用协调难度大等困难，大幅增加集体资产优化升级的成本和难度。

运营增收渠道有限，抵御风险能力偏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以稳健性较强的资产出租、资源发包为主，集体资产专用性较强，致使其创新经营方式的路径有限，抵御风险能力较低。一是收入渠道相对单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入高度依赖资产出租，此类收入在经济下行背景下面临较大降价压力。挂账利息收入则受银行利率持续下行影响逐年缩减，进一步压缩了农村集体资产收入。二是开源渠道较少。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受到农村集体资产以物业形态为主、部分集体资产权属不清、银行金融产品创新不足等影响，开源渠道比较窄。三是抵御风险能力较弱。农村集体资产资源高度本地化，产业类型普遍单一，议价权弱且成本刚性，集体资产抵押担保的融资能力不足，经营决策往往需要遵循村级治理程序，导致决策效率偏低、内控松散，易错失避险时机。部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收入过度依赖于政策性补贴，在财政补贴逐年收紧、政策红利边际递减的背景下，抗周期波动能力持续弱化，部分村出现收不抵支现象。

发展呈现区域不平衡态势，出现“省际失衡—省内分化”的空间分布。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在持续扩大，且呈现出多层次的不均衡性。一是在省际维度，东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3年东部地区村均集体经济总收入达192.2万元，分别是中部地区（87.9万元）、西部地区（54.6万元）的约2.2倍、3.5倍。二是在省内维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异质性也比较突出。东部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呈现“中心—腹地”辐射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形态、资源转化能力均呈现中心城区、城乡结合地区、远郊区的显著空间梯度差异。中西部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呈现“亮点—荒漠”跳跃型。三是高水平区域并未形成连片扩散效应。尽管一些发达地区已开始探索片区化发展，但大部分中西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缺乏显著的省域内空间差异收敛态势，个别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村并没有带动相邻村获得溢出效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是地区间经济社会协调与否的重要分界，这种“省际失衡—省内分化”的空间分布格局，对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出了现实挑战。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把准无人作战政治工作新要求

无人作战是指人类指挥运用无人作战力量所进行的作战行动，其突出特点就是“平台无人、前线无人、行动无人、系统有人”。政治工作作为我军的生命线，在无人作战中更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通过与先进理念融合、前沿科技耦合、先进手段结合，实现政治工作智能化，在作战中焕发新的活力。

第一，无人作战指挥扁平高效，政治工作要融入作战链路增强渗透性。

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的特点和战争形态演进的趋势来看，随着战场通信、指挥控制等技术的发展和突破，作战指挥体系普遍采用扁平的网状结构，指挥层级大幅压缩，指挥跨度不断增大，指挥效能大幅提升。无人作战中，这一特点将更加明显。借助无人化智能化作战指挥平台，指挥员和战斗员可以同步感知战场信息，指挥员可连续快捷下达命令。紧急情况下，为使战场态势始终按照预期的作战意图发展，确保战略服从政略，一些高级将领甚至可以直接向底层操纵人员发布指令，传统政治干部“思想把关”的角色被弱化、边缘化。

需要关注的是，受指控通信技术水平的制约，大部分无人作战平台还难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的远程操控。为了提高部队的生存能力，部队大多在物理空间和网电空间实行分布式部署，指挥员和无人装备操控人员异地多点部署较为常见，部队开展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生活等活动受到一定限制。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备战打仗这个第一要务，将政治工作内容融入作战链路，在“观察—判断—决策—行动”（OODA）环的每个环节实现政治工作的全维渗透。

一是政治工作要与作战行动同步实施，通过一体化作战指挥平台实时掌控作战进程，利用大模型技术解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令，将上级的政治意图转化为作战遵循与具体参数，确保作战行动始终与上级政治意图保持一致。二是政治工作要通过监督预警发挥保证作用，例如，通过嵌入实时监控无人集群作战行动，当检测到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的行动时，及时触发分级干预机制，启动“熔断”算法，及时阻断不合规的作战指令，并实施人工复核。三是政治工作要通过技术融合实现在新的作战环境中的创新运用，例如，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分布式决策技术，赋予官兵对战术方案的讨论、表决等权利，实现军事民主的颗粒化下沉；通过设定相关作战算法规则，实现作战中的“分布式集中”；等等。四是政治干部要进一步强化“四个素养”，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努力成为政治军事“两个行家里手”。

第二，无人作战人员规模精简，政治工作要紧盯“关键少数”增强针对性。

随着无人系统的广泛运用，可以预见，官兵在前线作战的任务将逐渐减少。作战人员或在后方通过操控各型无人平台，或通过与配属的无人平台协同遂行作战任务（如作战人员与机器狗以类似“猎人与猎犬”的方式并肩作战），或在无人作战行动之后收拾残敌，作战方式逐步由直接作战、接触作战、现场作战向间接作战、非接触作战、远程操控作战转变。当前，无人系统多在半自主的模式下执行任务，人扮演着重要的“人在回路”的角色。由于无人作战系统造价低廉、运用场景广泛，未来投入战场的数量势必远超作战人员数量，作战人员通常需要同时操控或监管多个无人平台，而每名人员在作战中所产生的影响、权重则更大，作战人员将成为未来战争中的“关键少数”。

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政治工作必须着眼确保“关键少数”绝对忠诚，针对作战人员的选配、教育、培养、评估、监督等各个环节持续用力。一是进行资格审查，确保执行作战任务的人员无政治问题，能够经得住无人作战中的各类考验。二是开展政治锻炼，构建高沉浸度XR训练场景，模拟复杂情境来锤炼官兵政治判断力。三是做好心理防护，针对无人平台操控人员可能产生的应激性心理障碍和道德焦虑，及时开展心理干预。四是进行认知对抗，防范敌方对通信链路进行干扰，从而对无人平台操控人员产生心理欺骗，积极通过舆论战、心理战进行反制。

第三，无人作战法理风险凸显，政治工作要建立防控机制增强预置性。

近年来，人工智能、无人自主等技术虽发展迅猛，但还远未成熟，加之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而在规范无人系统运用方面还存在不少空白。无人作战无论在道德伦理层面，还是在法律层面均存在诸多潜在风险。

存在突破道德伦理风险。在作战节奏不断加快的无人作战中，指挥员不得不将一定的决策权让渡给机器，这种将生杀大权交给有缺陷、有盲区且没有感情的机器的行为，势必引发人类伦理认知的担忧。存在突破法律界限的风险。交战双方使用无人平台进行作战，机器在作战中还无法完全做到准确区分军事目标和民用目标，极有可能突破区分原则。另外，极有可能为了达成作战目的而突破军事比例原则，过度使用武力。存在责任认定困难的问题。一旦突破道德伦理和法律的界限，责任判定存在较大困难。例如，无人平台发生误杀平民、滥杀人员、误击开火等问题，在战时难以在短时间内判定是操作失误还是算法缺陷，抑或受到敌方干扰，难以厘清责任主体和责任归属。

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政治工作必须积极作为，建立防范机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一是利用无人作战国际规制尚不完善的窗口期，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完善法律战预案，灵活运用国际法解释权捍卫行动合法性。二是战前和战中主动发声，积极推动双方互划无人作战、电子战“禁攻区”，构建“数字日内瓦公约”，最大限度保护民用关键设施。三是运用区块链技术记录无人平台操控员的决策全流程，开发可解释AI的军事专用版本，使杀伤链决策具备逆向追溯能力，协助政治工作主体做好责任判定工作。四是构建伦理道德防范屏障，设计VR沉浸式训练系统，模拟遭遇“电车难题”式的道德困境，培养官兵在极端场景下的伦理决断能力，强化人机价值观对齐。

第四，无人作战可能疏离官兵情感，政治工作要构建强心支撑增强文化性。

同传统作战模式相比，无人作战中官兵更多地与平台、系统为伴，给人员的情感、心理等方面带来了诸多新的挑战。官兵之间的感情容易疏远。不少官兵可能需要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工作站，在共同执行任务时难有传统作战中并肩作战的感受，削弱了“共患难”的聚合力，易造成官兵之间的感情缺失。官兵之间的信任感容易降低。官兵之间的交流、任务的下达多是通过操作界面和信息反馈等方式，面对面的交流减少，技术故障或通信延迟既可能引发官兵对系统的信任危机，也会使官兵之间信任感和默契度下降。利他精神容易缺失。无论是情感上的疏远，还是信任感的降低，都容易造成战友之间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利他精神缺失，而这种精神正是战斗精神生成的重要因素，更是激发官兵胆气血性的关键支撑。

面对这一现实问题，政治工作需要打造无人作战中的强军文化，通过文化提升人机协作的战斗力，确保技术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一是利用技术重构荣誉体系。建立与无人作战力量相适应的荣誉体系，例如“技术尖兵”荣誉体系，对无人平台操控人员的技术创新和战功进行实时记录，利用元宇宙技术模拟颁奖仪式，让参战官兵及时获得奖励，持续激发战斗热情。二是创新战斗精神培育机制。致力于让官兵“既保有战士的血性，又具备工程师的理性”，构建虚实结合的战场环境，让官兵体验系统故障、遭受网络攻击、信息过载等紧急情况，开展针对性训练。三是建立协作互信的演练机制。一方面，组织无人作战力量与传统部队、不同类型无人作战力量的联合演习，安排研发人员赴一线部队见习，组织参战官兵参与无人平台研发，打破不同岗位之间的隔阂，增进互信。另一方面，情感化无人平台的人机交互界面，可视化无人系统的决策逻辑。开展“人机互信”实战演练，训练官兵对无人平台信任与质疑的精准度。

现代自行高炮：不可替代的近程速射防空装备

自行高炮是集火力、机动、探测、指控功能于一体的自动化防空武器系统，以履带或轮式装甲车辆为机动底盘，集成速射高炮、火控雷达与光电探测设备，可伴随地面部队机动部署，遂行全天候近程防空作战任务，是陆军专属的伴随式防空装备。

不可替代的近程速射防空装备

自行高炮的发展始于二战，这一时期空中作战体系快速发展，低空抵近轰炸、低空战术突袭成为主流空袭手段，传统牵引式高炮的作战短板彻底暴露。牵引式高炮依托固定阵地部署，机动能力薄弱、展开与撤收流程繁琐、行军战斗转换时间长，完全无法适配机械化装甲部队快速突击的伴随作战需求。一些国家探索将中小口径高炮适配搭载军用越野底盘或装甲底盘，初步实现高炮机动化部署。这一时期的自行高炮结构简陋，仅解决了“能机动”的基础问题，作战效能有限。

冷战时期是自行高炮技术成熟、规模化列装、体系化成型的关键阶段。冷战对抗格局下，空地协同作战战术快速普及，低空高速战机、专用武装直升机批量列装部队，这类目标凭借低空突防、快速机动的优势，可规避中远程防空系统拦截，对地面装甲集群和野战阵地形成致命威胁，倒逼防空装备技术加速迭代升级。这一阶段的自行高炮突破传统人工操作模式，普遍配备专用搜索跟踪雷达、机电式火控计算机与自动化供弹系统，实现目标自动捕捉、参数自动解算、火力自动射击的一体化作战模式，有效解决了传统装备响应滞后、精度不足的问题，射速、打击精度与全天候作战能力大幅跃升。

冷战结束至今，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彻底重塑低空作战格局，低空战场呈现目标小型化、突防隐身化、作战蜂群化、速度高速化的全新特征，单一火炮防空模式已难以适配复杂多元的新型作战需求，自行高炮进入体系化、智能化升级新阶段。近年来，现代局部战争的低空对抗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无人机、巡航导弹、精确制导滑翔弹药成为主战突袭装备，具备低成本、饱和式、多维度突防特点，对末端防空体系提出全新挑战。实战中，多款主流自行高炮凭借密集速射的独特优势，在末端拦截场景中展现出强劲实战效能，多次成功拦截低空突袭的巡航导弹、战术无人机与低空滑翔弹药，充分印证了近程速射防空装备的不可替代性。

性能优秀的精密武器平台

历经技术迭代与多轮装备升级，现代自行高炮已形成成熟完备的技术体系。一是机动伴随能力突出。依托一体化装甲底盘，可实现快速机动、即时展开、高效撤收，破解传统牵引高炮机动滞后、部署僵化、无法伴随突击的痛点，真正实现“边走边防、随停随打”的伴随防空能力。二是火力拦截效能优异。普遍采用多管速射、转膛发射等成熟技术，射速可达每分钟数千发，能够形成高密度、全覆盖拦截弹幕，对小型低速、低空突防目标毁伤效果极佳。三是全天候作战能力扎实。集成雷达、红外、光学、激光多维探测系统，可实现昼夜全时段、复杂气象、复杂电磁环境下的目标搜索与持续跟踪。

除核心防空任务外，自行高炮还可以打击地面轻型装甲、野战工事与集群有生力量。在城市作战中，自行高炮凭借高射速、大角度俯仰射界、灵活转向机动优势，可精准压制楼宇隐蔽火力点、街巷集群步兵，填补城市近距离火力空白。

现代自行高炮是多系统深度耦合的精密武器平台，绝非简单的火炮与底盘拼接，而是集感知、指控、火力、防护、机动于一体的综合作战系统。一是火力打击模块。以中小口径速射火炮为核心，配套智能化储弹、供弹、输弹系统，可快速切换防空爆破弹、穿甲弹、可编程引信弹等多型制式弹药，精准匹配无人机、导弹、装甲目标、人员工事等不同目标的拦截毁伤需求。二是探测感知模块。整合搜索雷达、跟踪雷达与光电观瞄一体化系统，兼具广域搜索、精准锁定、动态持续跟踪能力，可同时探测多个空域目标，具备多目标探测、抗干扰、反隐身基础能力。三是指挥控制模块。搭载专用高性能火控计算机与车载智能指控终端，可自动完成目标参数采集、动态解算、射击诸元实时修正、火力智能分配，自主完成作战流程，无需人工干预，响应速度达到秒级。四是机动防护模块。采用标准化装甲底盘，配备轻型装甲、烟幕遮蔽及三防装置，可有效抵御轻武器打击与炮弹弹片毁伤。

未来融入体系化作战

推进探测体系多维融合，实现抗干扰智能化升级。未来低空对抗的核心博弈在于感知对抗与抗干扰博弈，单一雷达探测模式极易被电子压制、伪装欺骗，难以适应复杂战场。自行高炮将构建雷达、光电、红外、毫米波多源融合的一体化感知体系，实现多设备互补、多频段覆盖、全场景补盲。同时，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目标智能识别、分类研判、威胁分级，精准甄别战机、导弹、无人机、诱饵等各类空中目标，自动过滤虚假目标和环境杂波。重点强化复杂电磁环境下的抗干扰、反诱骗、反隐身能力，有效破解现代战场电子压制、目标伪装、隐身突防带来的探测难题。

深化弹炮一体集成设计，构建分层拦截作战体系。单一火炮拦截模式已无法适配多元低空威胁，弹炮合一一体化设计将成为末端防空装备主流发展方向，是破解射程短板、提升综合防御能力的核心路径。典型弹炮合一防空系统集成小口径速射火炮与近程防空导弹，形成远近双层拦截圈，大幅提升末端防御成功率。未来将持续优化模块化集成设计，精简装备结构、降低平台自重，兼顾防御范围、打击精度与机动性能，深度适配城市街巷机动、快速占位、即时拦截的实战需求。

推行平台通用模块化设计，实现全域适配与迭代升级。未来，自行高炮将全面普及通用底盘、开放式设备架构，适配轮式、履带式多型制式底盘，有效降低后勤保障、装备维护、备件储备成本，提升部队持续作战保障能力。同时采用开放式模块化架构，打破传统装备固化设计的局限，根据战场威胁动态变化，快速更换火力、探测、指控等功能模块，灵活适配无人机蜂群拦截、高速目标防御、对地火力支援、城市反恐防空等多元作战场景。

深度融入智能作战体系，实现全域协同一体化作战。未来，自行高炮将彻底打破单平台独立作战的局限，依托战场物联网、高速战术通信网络、大数据共享平台，深度融入全域一体化防空作战体系。可与远程防空系统、预警雷达、空中预警平台、无人机侦察平台、地面作战单元实现实时数据互通、态势共享、火力协同，构建全链路协同作战模式。通过体系赋能弥补射程有限、高速目标拦截能力不足的性能短板，显著提升复杂战场环境下的整体防空拦截效能。

黄草岭阻击战：抗美援朝战争首次大规模阵地防御战

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中，志愿军第42军第124师在朝鲜人民军一部配合下，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7日，在朝鲜东北部黄草岭地区阻击美军及南朝鲜军。这是抗美援朝战争首次大规模阵地防御战。

抢占要点，构筑防线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迅速北进，东线美第10军及南朝鲜军直指江界，企图与西线美第8集团军形成钳形合围，严重威胁中朝边境安全。为粉碎敌军攻势、保障西线志愿军主力作战，首批入朝的志愿军第42军奉命担负东线阻击任务，其核心是扼守长津湖通往江界的战略要地黄草岭。一旦此地失守，敌军可长驱直入，整个东线战局将陷入被动。黄草岭位于狼林山脉东段，是朝鲜东北部的军事要冲，山势险峻、密林覆盖，主峰海拔约1200米，南坡陡峭、北坡较缓，构成易守难攻的天然屏障。从咸兴至黄草岭峡谷地带延绵约40公里，可控制长津湖地区至江界的唯一公路和铁路通道。

10月22日，为先敌一步抢占军事要点，42军军长吴瑞林当即命令124师组建先遣队，乘坐军里仅有的两辆车赶赴黄草岭，一方面侦察地形，另一方面与当地朝鲜人民军取得联系，寻求支援。朝鲜人民军派出18辆车，加上42军原有的2辆，共计20辆汽车，往返接运两次，将124师两个营送达黄草岭地区。24日，敌人提前抢占了黄草岭前沿的松茸洞、水洞、烟台峰等，并加紧组织构筑工事。此时，装备有大量坦克、火炮的南朝鲜军首都师，已进抵黄草岭脚下。

第42军主力124师、126师及配属炮兵赶到后展开防御部署。军长吴瑞林、政委周彪根据山地作战特点，采取“前轻后重、纵深配置”的部署：124师配属炮兵第45团及人民军坦克、炮兵，以4个营扼守一线阵地，5个营为师预备队；126师以第376团配属炮兵第44团一个营防守赴战岭，其余两个团为军预备队。

坚守高地，顽强阻击

10月25日拂晓，黄草岭阻击战正式打响。10多名南朝鲜军首都师尖兵趁夜色向阵地搜索，但显然没有发现志愿军已经抢占阵地。当敌军抵近阵前30米处时，370团2营4连机枪手朱丕克率先开火，毙伤敌数人，打响黄草岭阻击战第一枪。从25日至28日，战斗进入第一阶段，主要抗击南朝鲜军首都师的进攻。28日起，南朝鲜军第3师接替首都师，战斗进入第二阶段。敌军每日以1—2个营兵力，在20余架飞机及密集炮火支援下，向124师前沿阵地发起集团冲锋，重点猛攻796.5高地和662高地。

796.5高地为黄草岭制高点，由370团2营4连坚守。该连在零下20℃的严寒中，面对敌军整营规模的集团冲击，阵地曾数次被突破，但数次被夺回。全连官兵连续激战3昼夜，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以伤亡5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250余人。为扭转防御中的被动局面，29日晚，124师集中8个营，在人民军部分炮兵、坦克配合下，向占领烟台峰、松茸洞的南朝鲜军第3师第26团实施反击。部队分三路突击：右翼3个营攻烟台峰，左翼1个营迂回阻援，正面4个营在人民军坦克协同下直扑主峰。此次反击虽未按原计划全歼敌人，但重创其攻势，迫敌转入休整。

11月1日，美军陆战第1师参战，战斗进入第三阶段。2日清晨，陆战1师动用400多架次飞机、百余门榴弹炮对黄草岭主阵地狂轰滥炸，并以40余辆坦克、装甲车为掩护，以一个团兵力发起猛攻。我军工事大部被毁，人员伤亡严重，一线阵地多处被敌突破。据守烟台峰方向的371团2营4连，激战5昼夜，连长、指导员在战斗中牺牲，司号员张群生主动代理连长指挥，率领仅存的19名战士继续与敌人血战。他们用石头、刺刀一次次击退冲到阵前的敌军，最终全连仅剩8名伤员仍坚守不退。

创新战术，不辱使命

面对严峻形势，124师师长苏克之判断再硬拼全团将覆没，果断下令部队撤至二线阵地，保存有生力量。当夜，吴瑞林军长命令124师发挥近战、夜战之长，乘敌立足未稳，组织4个营的兵力实施反击。其中，370团参谋长邢嘉盛率领的第3营，利用大雪掩护，全营人员反穿棉衣，与雪融为一体，秘密穿插至烟台峰东侧，歼灭美军一个加强排。午夜时分，该营继续深入，直插龙水洞以南的400.1高地，一举全歼美军一个炮兵营指挥所，击毁榴弹炮3门、汽车10余辆。3营的敌后破袭行动，严重打乱了美军的进攻部署。11月3日，美军急调1个团兵力，在60余架飞机、20多辆坦克支援下，对孤悬敌后的3营实施合围。邢嘉盛率部固守400.1高地，深挖工事，顽强抗击。4日，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学南率一个加强连，沿密林小道前去接应，3营采取战术佯动成功突围，终于5日与接应部队会合。

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志愿军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战术。为避免敌军直射火力，防御工事设在山脊反斜面，坑道结合野战工事，敌炮击时退入坑道，敌步兵进攻时从坑道出击反击。面对坦克集群，在道路险要处埋设炸药包，吴瑞林军长命令工兵在山缝中塞上小包炸药，炸开口子，再装上两百公斤炸药，用电发火，用电话机起爆。4日，美军以40余辆坦克为先锋，后随汽车、装甲车200余辆，沿公路直插真兴里。守备公路两侧高地的124师两个营被分割孤立，仍顽强作战。6日，42军致电志愿军司令部报告：124师坚守黄草岭十余天，战斗力已受大消耗。此时，鉴于西线志愿军已取得初步胜利，东线无必要继续坚守。6日10时，彭德怀司令员指示第42军撤离黄草岭，节节阻击，诱敌至长津湖地区，为第9兵团围歼敌军创造条件。7日，42军按预定计划主动撤出黄草岭，主力向西转移。黄草岭阻击战历时13昼夜，迟滞了东线敌军攻势，为西线主力歼敌创造了条件。

发挥政府督查抓落实促发展利器作用

督查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决策部署的重要保障。福建省政府办公厅深入贯彻落实《政府督查工作条例》，扎实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不断加强和规范政府督查工作，全力推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贡献督查力量。

突出政治统领，把准政府督查方向

紧扣政治要件。服务保障省政府党组坚决扛起主体责任，把督促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印发《关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组建工作专班，建立工作台账，项目化、清单化、具体化分解督办，每年开展贯彻落实“回头看”，推动各级政府各部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盯重大部署。将督促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作为重要原则，主动从全国工作大局中找方位、促落实。每年开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和有关专项督查，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作为重点，加强督促推动和协调服务，确保各项决策部署在福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紧抓重要文件。健全党中央、国务院文件分类办理机制，分类界定贯彻方式，健全文件收发、办文、督办等3个工作台账，形成上下贯通、横向联动、内外协同的办理合力。比如，对国务院文件有明确办结时限的，严格按时间节点完成，没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311”机制限时办结，即行业规划类和宏观指导类的文件，3个月内出台配套措施；任务分工类的文件，1个月内细化实施方案；直接执行类的文件，10个工作日内提出工作要求，并督促各地各部门抓好落实。

突出服务发展，增强政府督查实效

聚焦工作重点。对每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的任务，逐项明确细化目标、进度安排及责任单位，在年度省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交办，并开展“一月一跟踪、一季一通报”，确保目标任务全面完成。对省政府重要政策文件及会议议定、领导交办等事项，建立分解交办、跟踪督促、落实整改、情况反馈、考评问效的全链条督办体系。聚焦民生热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督查理念，把政府督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为民造福上。针对每年度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工作，通过日常调度、明查暗访、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加强督促，确保项项有落实、群众得实惠。针对地方和企业提请的支持事项和意见建议，建立和完善“常态收集意见建议、及时解决基层诉求”工作机制，进一步明确主要内容、工作流程、办理要求、督查考评等，2025年以来共组织办理相关事项679项，帮助基层和企业解决了一大批重点难点问题。聚焦政策堵点。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咨政建言，坚持“四下基层”工作制度，积极收集并真实准确反映基层意见，对督查发现的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或政策措施，及时提出调整或完善建议。比如，在2025年开展的“闽执法”平台运行使用情况督查调研中，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工作情况和基层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呈报省政府领导决策参考，推动解决问题809个。

突出创新机制，强化政府督查权威

构建“马上就办”机制。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践行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从7个方面提出48条具体措施，促进各项工作提速增效。连续4年开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推动各级各部门紧紧围绕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目标，把深学敢为实干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自觉行动，把争优争先争效贯穿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构建“全员督查”机制。省政府办公厅内部建立由省政府督查室和省效能办牵头抓总、各有侧重，各有关处室按照职责分工共同负责的督查工作机制。统筹政府系统督查力量，省直单位对牵头主抓的工作定期跟踪落实，市、县政府督查机构对涉及属地的任务主动督查督办；对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情况较为复杂的工作，推行多部门联合督查、省市联动督查。构建“考评问效”机制。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对标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国家部委对我省的考核事项，科学设置绩效管理考评体系，不同地区、不同部门实行差异化考评，扩大正向激励范围，评价结果作为地方、部门及公务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对贯彻落实不认真、不担当、不作为的，运用约谈、通报、挂牌、问责等形式督促限期整改。

突出减负增效，改进政府督查作风

在落实减负要求上下功夫。认真贯彻落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制定印发《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措施的通知》，归口管理政府系统省级督查检查考核项目，严格计划和备案事项管理，开展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严控规模、范围、频次和时限。省直部门不得自行设置以地方党委和政府为对象的督查项目，确需开展的要按照“一事一报”原则，报省委、省政府批准。在实施数智督查上勇探索。打造政务督查信息化系统，任务交办、智能提醒、跟踪督促、落实反馈等实现全过程电子化办公和监管。运用“效能福建”、福建省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系统等平台，对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线上核查。运用省政务服务远程视频监督系统、省网上办事大厅等平台，对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窗口服务等进行日常监测分析，精准高效开展督查。在提升服务水平上出实招。更多采取“四不两直”暗访工作法和线索核查法，掌握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加大“督帮一体”“督服结合”力度，针对经济开发区低效用地盘活、“海上福建”总平台建设等工作，既加强督办、压实责任，又帮助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在全省部署开展“进窗口、走流程”活动，由省政府领导带头，推动各级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深入政务服务窗口或基层办事机构，促进办事流程再优化、服务质效再提升。

以实干实绩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党委（以下简称上海公司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在深学真查实改上见行见效

上海公司党委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第一时间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统筹谋划、系统部署，研究制定了重点任务清单，从10个方面明确28项具体举措。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对所属4家基层企业、13个党支部开展全覆盖、全过程指导。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要的是增强党性。上海公司党委认真落实“四个深入学习”的要求，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绝大多数”，结合落实基本培训机制，通过中心组学习、党支部“三会一课”、班组理论学习等方式解决“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奋进方向。

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领导班子带头落实“四下基层”，持续深化“职工实事项目”，先后12次深入生产一线、工程建设现场调研走访，倾听发展所需、企业所盼、群众所忧，实事求是找问题、动真碰硬抓落实，着力让清单上的“问题项”变成群众看得见的“满意项”。

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改整治。领导班子动真碰硬、真抓实干，针对集团公司巡视反馈指出的所属基层企业安全生产基础不扎实问题，先后5次带队赴现场开展专题调研，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讨论，确定专项行动方案，“一厂一策”明确整改路径。在供能冗余不足的特殊工况下，班子成员挂图作战，协调供应商开放“绿色通道”，千方百计攻克难关，提前完成备机租赁调试，全面治理设备现存隐患缺陷，为迎峰度夏能源安全稳定供应打下坚实基础。

绿色电力推动能源转型

上海公司立足上海安全韧性城市建设，深刻把握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战略机遇，以市场为导向，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主动融入上海和长三角电力市场建设，直面严峻市场形势和改革转型挑战，探索绿色能源市场化交易。2024年，上海公司先行先试，创新联动绿证交易与新能源发展，成为上海市首家完成建档立卡、申领并交易绿证的新能源企业，以能源转型牵引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推动能源转型是关乎永续发展的“必答题”。上海公司聚焦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绿色升级需求，大力推动绿电在工业领域的深度发展，助力用户企业建成低碳绿色工厂。在数字经济领域，深度服务企业数据中心绿色转型，精准匹配企业在高算力下的低碳需求。在消费品制造领域，推进用户生产基地绿色升级，创建国家级绿色工厂。

为有效破解阶段性时段性绿电“产地有富余、需求有缺口”的难题，上海公司主动融入国家能源资源优化配置大局，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今年5月，上海公司充分利用区域间电力资源禀赋和消纳差异，将东北丰富的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资源引入长三角负荷中心，积极参与省间绿电交易，利用错时错峰方式最大限度释放盈余电力，畅通“北电南送”资源优化通道。

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核心区域，建立长三角电力市场是保障能源安全、促进清洁能源消纳的关键支撑。上海公司所属售电公司深度参与富余发电资源互济交易、省间绿电集中竞价交易，虚拟电厂积极参与富余新能源消纳互济交易，长三角区域绿电消纳比例、新型经营主体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2024年，由上海公司建设的上海首座能快速响应的“多能互补、双向互动”数字化虚拟电厂，高效完成长三角省市间富余需求侧可调节资源互济首次调电交易，为长三角省市间“电力互济、错峰互补、容量互备、供需互动”提供了可推广、可复制的创新方案。

近年来，上海公司以绿色电力赋能高质量发展，从追求“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交出了一份“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的绿色转型答卷。

坚定不移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是一以贯之的战略要求。5年来，上海公司始终着力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坚定不移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按照“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光伏+”应用迭代升级，跨界融合成果分布于上海10个区、28所中小学、63家企业，形成了集中式“领跑”、分布式“跟跑”的全域推进格局。

“十五五”时期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期，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决胜期。上海公司围绕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深度融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遵循客观规律，全力推动海上风电项目开发，大力发展陆上风电和“光伏+”场景应用，积极推动“新能源+”融合发展，试点开发零碳园区、新型储能，探索推进极地零碳能源建设，切实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不等不靠，主动上门”，在找准能源央企自身禀赋的基础上，深度融入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建设。该项目启动于2016年，受各类因素影响，开发工作进展受限。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加大外部沟通协调，主动优化调整项目设计方案，反复进行生态影响评估与避让研究，持续推动规划衔接与用地手续办理。“十年磨一剑”，今年4月上海华电崇明新村风电项目主体工程终于开工建设。这也是上海市近10年来首批核准的陆上风电项目。

项目开工建设后，面对临时用地涉及林地权属未确权的难题，上海公司组建专班，按照“一日一对接、一周一调度”的频次，反复协调推进最终获取保障临时用地批复。针对升压站进场道路管理权模糊问题，专班成员挂图作战，先后多次与相关部门对接，最终敲定“共同管理、分块负责”方案。同时，主动对接住建部门，推动施工许可“缺项受理、容缺审批”政策落地，实现“拿地即开工”。当前，该项目顺利完成所有机位混凝土灌注桩浇筑，预计年底建成投产。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上海公司党委将围绕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创新奋进、奋勇争先，努力为集团公司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清洁低碳能源企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持系统观念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乡位于北京市中心城东南部，乡域面积约14.16平方千米，是首都核心区与城市副中心之间的绿色廊道。近年来，豆各庄乡以系统观念统筹生态修复、基层善治、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探索出一条生态优、治理强、产业兴、文化润的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以系统思维夯实城乡融合的生态基底

豆各庄乡深入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理念，以大尺度绿化和水系治理重塑空间格局，夯实山水人城和谐共生的生态基底。

锚定规划引领，重塑城乡空间格局。将全乡作为一张蓝图整体谋划，坚决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严守生态控制线与城市开发边界。深入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2021年以来，累计拆除违法建设20.5万平方米，为城市发展释放优质空间。精准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区域发展减量提质。

突出源头管控，打赢生态修复攻坚战。聚焦水环境治理，彻底封堵改造全乡230个排污口，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系统推进河道清淤、岸线修复与水生态系统重建，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水乡风貌。马家湾湿地蜕变为71万平方米的城市生态明珠，曾经的“牛奶河”变成了贯通全乡的绿色动脉。

推进大尺度绿化，构筑都市生态屏障。作为北京市第一道绿化隔离地区城市化建设试点乡，全乡绿化覆盖率达50%以上。统筹马家湾湿地公园、原乡公园与金田郊野公园，形成“南湿、中园、北野”的绿色格局。纵深推进“拆围透绿”工程，将成片公共绿地与街区、社区无缝衔接，让推窗见绿、出门即景的“无界公园”，成为提升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以基层善治兑现绿色民生承诺

豆各庄乡始终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将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供给普惠生态产品、发动群众共建共治作为基层善治的核心，让优美生态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底色。

立足生态利民，着力解决突出环境痛点。环境就是民生，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诉求，是城乡善治的底线要求。做实“豆网精治”工程，将网格化治理与环境整治深度融合。针对地区垃圾乱堆、污水溢流等问题，乡党委吹哨报到、未诉先办。通过主动治理，拔除环境顽疾，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坚决捍卫群众环境权益。

强化生态惠民，提升高品质绿色福祉。豆各庄乡不仅致力于减污治乱，更致力于变美共享。在重塑大尺度水乡绿化的同时，全面叠加“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将新建成的绿地公园与周边的便民商业、医疗康养、文体设施有机串联。让原本单一的绿化隔离带，转变为全龄友好的高品质生活圈，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普惠共享。

践行生态为民，凝聚共建共治合力。面对辖区原住民、疏解新居民、流入新市民并存的群体结构，豆各庄乡推行“三元四区·五融共生”社会治理模式。依托“阳光社区通”搭建线上共治平台，畅通群众建言环境治理渠道。推行“城市合伙人”机制，创新“青年合伙人”“七彩志愿服务”载体，精准孵化“河道守护”“鸟类保护”等特色生态项目，积极培育“民间河长”“护绿志愿者”，深度参与环境管护。依托水系地标，常态化举办“马家湾大舞台”“萧太后河民俗文化节”等活动。引导各类主体从城市治理旁观者转变为绿水青山守护者，凝聚成充满韧性的生态治理共同体。

以高水平生态溢价驱动区域产业蝶变

豆各庄乡坚持理水营城、产城融合，打通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的现实路径。

发挥生态溢价效应，筑巢引凤招大引强。优良生态是最具竞争力的营商环境。随着区域环境品质的整体跃升，高端发展要素加速集聚。惠多港商业综合体建成运营，年营业收入达8亿元，铸就区域消费新地标；北京中医医院新院区全面开建，总建筑面积近21万平方米，擎起区域医疗康养新高地。重大民生与优质产业项目相继落地，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带动大健康产业聚链成群，实现环境优化、价值提升、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聚焦双引擎驱动，激发区域发展新动能。确立“都市水乡”城市生态休闲活力片区与绿色经济创新发展示范片区两大功能定位。做活文旅，以马家湾“城市滨水会客厅”为先行示范，前瞻布局“都市水乡”特色品牌，全面塑强文商旅体康养深度融合的产业生态，精准培育涵盖短途高频、家庭亲子、商务休闲等多维场景的全域亲水城市微旅游度假目的地；发力科创，聚焦“一业十园”，紧扣“北京绿谷”目标，对腾退出的老旧工业厂房实施“腾笼换鸟”，升级为以数字科技、大健康为主导的高附加值产业园区。以双轮驱动推动区域实现职住商服交多维平衡，为经济注入新质生产力。

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拓宽“两山”转化通道。豆各庄乡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组建乡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做实做强集体资产专业运营平台，精准盘活生态修复后产生溢价的土地与物业资源。通过创新股权合作、引入第三方专业运营等方式，将集体资产与高端产业项目深度绑定。健全利益联结机制，畅通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集体收益、群众福祉有序转化的通道，破解“两山”转化落地难题。

以文脉赓续培植厚重底蕴和独特品格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豆各庄乡坚持文脉赓续与生态空间治理相融合，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时代生机。

在传承保护中留住乡愁，赋予水乡厚重底蕴。在生态空间有机更新中，豆各庄乡深度梳理区域历史遗存。在水系治理中重塑古漕运底蕴；依托四九一电台旧址，打造党性教育阵地；保护张氏祠堂古建，深化非遗文化传承。将历史遗存巧妙融入生态景观廊道，让文化可感可及，让各类群体在优美环境中建立深厚的情感认同与家园归属。

在融合创新中做强IP，点亮绿色人居生活。坚持以文化赋能激活生态空间，深入挖掘萧太后河的禀赋资源，推动高辨识度城市文化IP的转化。依托水系湿地等自然生态载体，植入沉浸式文化体验与现代消费场景。实现文化价值向社会认同、经济活力的有效转化，不断增强群众对生态保护的情感共鸣与行动自觉。

在活化利用中引育业态，塑造城市独特品格。积极唤醒老旧工业遗存。以锦珑文创园为标杆，推动老厂房蜕变为艺术展览与创意办公新空间。吸引青年创新人才和先锋团队集聚，孕育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新业态。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豆各庄地区工委书记）

端午节的起源与发展

端午，原意是夏历五月第一个午日。因为夏历建寅，正月为寅月，二月为卯月，三月为辰月，四月为巳月，五月为午月，所以，端午就是午月午日，故称“重午”。这是中国古代历法使用天干地支的结果。东汉以后，逐渐流行数字记日法，就以五月五日为节，但国人好古，还是叫端午节。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自2008年起被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在古人的认知里，农历五月素有“恶月”之称，五月初五更是被视作“恶日”。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

“恶月”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礼记·月令》就认为仲夏月（五月）很危险：“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五月是夏至所在的月份，代表生命的阳气盛极而衰，代表死亡的阴气开始复活，双方激烈争斗，导致生命之物死生各半。君子斋戒，把身体遮盖好，勿急勿躁，停止声色享乐。说五月是“恶月”，这是用当时的阴阳哲学给五月的定性。《史记》记载，战国时代有一种禁忌，不养育五月出生的孩子，理由是“五月子长与户齐，将不利于父母”。意思是说，五月出生的孩子长到房门那么高的时候，就会危害父母。所以，被称为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五月五日出生，就差点被父亲抛弃。在他长大成人以后，用事实驳斥了父亲的迷信。当然，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一定抛弃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但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许久。由此可见，五月在人们心目中的恶感。所以，先秦时代人们为了平安度过五月是谨小慎微的，甚至有点战战兢兢。他们要斋戒，要停止娱乐。还要采药，防止这一天的“毒气”。《大戴礼记·夏小正》说仲夏（即五月）之午日：“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又说：“（五月）蓄兰，为沐浴也。”采来兰草泡热水洗澡，也是驱除邪气的方法。这些“恶月恶日”的观念和消除邪毒之气的习俗行为，就是端午节的最早形态，这是符合先秦时代的巫术文化氛围的。

为什么“恶月恶日”能成为节日？因为节日都是被人们赋予了特殊性质的日子，普通的日子、平常的日子是成不了节日的。所谓特殊，不外两种：其一是好日子、吉利的日子；其二就是恶日。吉利的日子敬神祭祖，尽情享乐；恶日则设法避免灾难，保证平安。这种避灾消灾的行为就构成了有别于日常生活的节日民俗。

先秦时期萌芽状态的端午节主要存在于北方地区。随着秦汉大统一，端午节逐步扩展到南方地区。

汉代，端午节获得了长足发展。五彩丝、屈原传说、食枭羹仪式纷纷出现，端午节的巫术气氛渐渐淡化，而世俗娱乐气氛慢慢增多。可惜的是，汉代材料比较零散，代表性的节日名字还未出现。到了西晋周处的《风土记》，“端午”节名才第一次得到记录。而现存第一部节日民俗志——南北朝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关于端午节的记载，比较全面地展现出一种新面貌：由带有巫术性的端午节发展为世俗性质的节日。

《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这是沿袭先秦两汉时代的“恶月”观念，忌讳晒床和席子，还忌讳建造房屋。古人认为五月晒席会导致幻觉，招致主人死亡。建房屋则使人“头秃”。这些禁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五月的恐惧感，使它从一年十二个月份中突显出来。又有“五月五日，谓之浴兰节。四民并蹋百草，今人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这里的“浴兰节”就是《夏小正》所谓的“（五月）蓄兰，为沐浴也。”只是这种活动此时被称为“节”了。老百姓还出门踏青，采来各种野草做斗草游戏，各拿一根草秆互相拉扯，看谁采来的草秆更结实。这大概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人们又采来艾草编成草人，悬挂门上，以禳除毒气。端午节在门上悬挂艾草人来驱邪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现在则简化为直接挂艾草了。至于雕刻菖蒲或切碎菖蒲泡酒喝，则可看出其中浓厚的娱乐气氛。

此外，还有“是日竞渡，采杂药”的记载。“采杂药”，就是采各种药材防治邪气和瘟疫，这无须赘言。关键是“竞渡”。据隋朝杜公瞻注解：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江，人们悲伤于他的殉国，所以划船竞渡表示要拯救屈原。这个传说现在已经成为端午节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略早于宗懔的吴均，在《续齐谐记》中则完整记录了粽子起源的传说：“屈原午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年号）中，长沙欧回（或作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云三闾大夫（屈原的官职名），谓回曰：‘君尝见祭，甚善。但当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五色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作粽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屈原的这两个传说既不是祛除“毒气”，也不是辟邪。这说明荆楚大地的端午节已经部分地摆脱了巫术色彩，具备更多世俗性质。

关于“五彩丝”还有一段记录：“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取鸲鹆教之语。”五彩丝，就是五色丝线。端午节时，蚕已经吐丝结茧。人们用五色丝线缠在手臂上来避免兵器伤害、避免瘟疫传染——这也是巫术。人们还编织条达等装饰品，互相赠送，其乐融融。这两条跟东汉应劭《风俗通》的记载相同。至于“取鸲鹆教之语”，鸲鹆就是八哥。据杜公瞻注解：“此月，鸲鹆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养之，必先剪去舌尖，以教其语。”五月，八哥幼鸟羽毛丰满，百姓喜欢捉来人工饲养，教它学说话。这是古人纯粹的娱乐活动。

南北朝时期荆楚地区的端午节在继承了先秦两汉“恶月恶日”的核心概念和部分巫术的同时，将楚国文化名人屈原当作了这个节日的灵魂人物，并大大强化了节日的世俗文化色彩，从而奠定了此后一千多年端午节的基本面貌，可谓是泽被后世。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记功有方，吏不数迁

在政绩考核方面，《群书治要》中积累了很多有效的经验和方法，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循名责实，总计大功

考察功绩按照实际能力，是行道以公；不按实际能力考绩，是行道不公，《袁子正书·用贤》中云：“论士不以其德而以其旧，考能不以其才而以其久，而求下之贵上，不可得也。”评判治理能力要依据官员所处职位而定，依照一个人的职位所应尽的责任（名），考察其实际工作效果是否符合职责要求（实）。

不同的官员应依据不同的考核标准。《管子·明法解》云，所谓功劳，是要能够安定君主、利益万民。军士的功劳是破军斩将、夺取胜利，使君主无危亡之忧，百姓无亡虏之患。官吏的功劳是奉行法令，治理政务，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百姓能欢喜尽力，奉养其主。大臣的功劳是匡正君过，补救君失，阐明理义以引导君主，使君主没有邪僻行为，不被蒙蔽欺骗。因此，明君治理国家，明确官吏各自的职责，考核其功绩，有功者赏，有罪者罚。惩罚奖赏施加都安置得当，而君主不必亲自参与。

名实相符是考察官员的准绳。《尸子·发蒙》云，考核名实是否相符，名实不副之臣应当被治罪。致力于政事，要能取得实效，勤于政事却没有实效，那么即使再辛苦，也没有功劳可言。“名”“实”为二，其实是合二为一。是非根据名实判断，赏罚根据是非决定，正确则赏，错误则罚。

“名”是一把尺度，也是牵引绳，能够循名责实，臣子自然依循“名”而践行“实”，实现主动作为，就像镜子明亮则美丑自现，秤砣公平则轻重自知一般。《申子·大体》中云：“主处其大，臣处其细，以其名听之，以其名视之，以其名命之。镜设精，无为而美恶自备；衡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意为能实现名实合一，说明能当其职，如果完成出色，便可考虑晋升，承担更大的职责。如果名实不符，说明力不胜任，心余力绌，当考虑调离岗位，选拔合适之人上位。

三载考绩，黜陟幽明

《尚书·舜典》中记载：“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意为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政绩考核，总共经过三次考核（九年周期）后，黜退昏庸无能的官员，提拔贤明能干的官员。这是因为天地不成仓促之功，艰难之业当累以时日。政绩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才能够显现。

《春秋左氏传》中也有这样一则故事：子产治理郑国时，区别了国都和边塞，并且通过乘车、服装的尊卑等级体现他们不同的分属，上下级之间要穿着不同的服饰，田地之间要开挖沟渠作为疆界，住户五家编成一组，以便于管理。公卿大夫中忠诚、俭朴的，都应给予适当的奖励；骄横奢侈之人，则应依法惩办。子产执政一年之后，众人唱道：“子产收走了我的衣帽，又对我的田地编伍、丈量，谁去杀了子产，我愿意帮忙！”因为当时民众已经习惯于过骄奢淫逸的生活，子产的改革提倡节俭，很多人难免有怨言。但到子产执政的第三年，众人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对其进行开发。如果子产死了，有谁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呢？”经过三年时间，子产的治理使大家对他的政令生起信心。因为按照他颁布的政令，子弟能得到良好的教育，百姓生活得以改善，社会风气也随之改变。

吏不数迁，尽心恤下

倘若官吏任期过短、调任频繁，政绩就会难以累积。特别是与民相接的基层官吏（长吏），倘若任期过短，会导致他们不能安于治民以积累政绩。此时，任何影响晋升的因素都会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例如长官的意见、众人的评价等，那么基层官吏就会把向长官行贿或讨好众人作为努力的方向。如此一来，吏治就会败坏，治民之事被搁置，国家政事也就衰败了。

汉宣帝因幼年生活于民间，知道倘若官吏频繁调换，百姓便难以安居；官吏长期任职，民众就容易服从教化。于是汉宣帝对卓有政绩的官员下诏书勉励，增加秩俸、赏赐钱财。官吏因此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西汉优秀的官吏也以汉宣帝时期为最多，因而方能建立中兴之功。

《汉书·循吏传》记载，黄霸为颍川太守时，尽力施行道德教化，教化不起作用才使用刑罚。此外，他还特别注意维护下级官吏。许县县丞年老耳聋，督邮想要辞退此人。黄霸认为县丞虽然上了年纪，但还能做好公事，即使耳聋，又有何妨呢？倘若频繁更换长吏，奸吏可能会乘机藏匿销毁账册和文书、盗窃财物，且新换的官又未必贤德，只会加剧乱象。故黄霸任颍川太守八年，勤于政事，深得吏民之心。皇帝下诏褒扬黄霸治理有功：“颍川太守霸，宣布诏令，百姓向化，孝子、悌弟、贞妇、顺孙日以众多，田者让畔，道不拾遗，养视鳏寡，赡助贫穷，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向于教化，兴于行谊，可谓贤人君子矣。”

然而东汉时期，出现了官吏任期过短、调任频繁的问题。《后汉书·朱浮传》记载，汉光武帝时期，曾一度出现地方官因小的过错就被斥责罢免的情况，导致州郡守宰频繁调换。对此，朱浮上疏进行劝谏，认为州郡守宰多次被调换，迎来送往，疲于奔波。他们任职治事的时间本就不多，在不足以显现政绩时就遭到严厉的责备，导致人人不能自保、互相观望，不能自安其心。更有甚者，趁机发泄私人恩怨，无原则地巴结讨好上级。二千石的郡守和长吏迫于检举弹劾的压力，害怕被指责讥讽，就争着掩盖是非。海内治理并非一日之功，希望陛下能长远考虑，留意于多年之外的效用，寄天下治化于一世之后。汉光武帝将朱浮的谏议交由群臣商议，获得了大多数臣子的赞同，此后牧守的更换频率就减少了。

东汉中后期，风俗凋敝，奸伪萌生，再次出现官吏频繁流转的问题。崔寔在《政论·用臣》中指出，文、景二帝时，县令长官任职可达十余年。由于长期任职，官员互相熟悉，上下没有隐瞒。加上心意坚定专一，安于官位、乐于职事，考虑问题长远，处理政事不会苟且。吏民皆能奉公尽忠，没有敷衍一时的想法，所以君臣和睦、百姓康乐。若人人充满康乐之情于内心之中，自然会感召祥瑞之气于外，于是灾害不生、祸乱不作。

《傅子·安民》中也总结了“吏不数迁”对安民的积极影响：“重亲民之吏而不数迁。重则乐其职，不数迁则志不流于他官；乐其职而志不流于他官，则尽心恤其下；尽心以恤其下，则民必安矣。”不使官吏频繁调迁，才能使他们乐于尽职、尽心体恤民众，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

晚清大儒俞樾以学术“新变”为朴学注入活力

晚清之际，中国社会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学术格局因此发生深刻裂变。以“经世致用”为显著特征的今文公羊学日益勃兴，而乾嘉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朴学（考据学）则渐呈衰势。但朴学并未就此消亡，它在晚清学术格局中虽地位下降，却仍在延续自身的学术生命。俞樾（1821—1907年，字荫甫，浙江德清人）便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面对变局，其态度颇为复杂，曾言：“不变固不能通，而变之实难，是以君子慎言之也。”这番话道出了一位传统学者在两难困境中的真实心态。他一方面意识到变革的必然，另一方面又深知变革的艰难，因此持守审慎立场。但总体而言，俞樾并未固步自封，而是在坚守朴学根基的同时，做出了若干重要的学术“新变”。

回归经世致用

明末清初学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来回归元典。至乾嘉时期，这一传统转变为以考据为目的的回归元典，学者们专注于文字训诂、版本校勘、名物制度考辨，经世精神有所淡化。扬州学派诸君率先开始回归清初“经世”传统，焦循明确提出：“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为之辅，汇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训故，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旨，以正立身经世之法。”这启动了明末清初以来被朴学家所淡化的经世观念，试图弥补朴学重考据、轻义理的倾向。

俞樾继承并发展了扬州学派的这一转向。他在《与王补帆》信函中明确表示“夫通经而不足致用，何贵通经”，指出“经义治事”是历史传统，科举的要务是“为国储才”。在《又与补帆》中进一步申明：“苟于经史并通，即于体用兼备……观其断制乎古者不谬，则其设施于今者可知。”通经致用、会通古今之义，昭然若揭。

值得注意的是，俞樾将朴学的治学范式融入了文学创作中。以《右台仙馆笔记》为例，他将考据、音韵、训诂等乾嘉治学方式运用于小说创作，加强了小说的写实性。通过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的巧妙嫁接，既忠于现实之真，又传达理念之美善。俞樾以晚清江南社会现状为主体，记述所见所闻，不乏典型塑造；反映世间众相，颇多议论品评；时有抉微探幽，出经入史。以看似不成片段的“文明碎片”来体现深层的社会结构，将隐于历史深处的士风世运呈现于读者面前，在历史的潮起潮落中留下自己的阐释。这正印证了他的自述：“聊备《右台》一故事，敢附《左传》三不朽。”

打破汉学宋学门户之见

清代朴学内部，汉学与宋学之争由来已久。戴震总结治经原则时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其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这代表了典型的汉学路径。阮元则试图调和汉宋，他指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试图将宋学重视义理的特点和汉学强调考据的长处结合起来，藉以补偏救弊。与此同时，“以礼代理”成为朴学转向过程中一个著名的经学理论，阮元等人还提出了科学“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的经学思想。

俞樾继承了这一会通传统。他虽然以“通经致用”为宗旨，认为“义理”“名物”“训诂”“三者之中固以义理为重”，但同时又特别重视“即训诂名物以求义理，而微言大义存其中矣”，将三者融合起来。这一学术取向在其《论语》研究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俞樾为梁章钜《论语集注旁证》撰序云：“世谓汉儒专攻训诂，宋儒偏主义理，此犹影响之谈、门户之见。”他要求“合汉宋而贯通之，使空疏者不致墨守讲章，高明者亦不敢拾西河唾余，轻相诟病，于学术士风非小补也”。俞樾的《论语》研究，在何休注与郑玄注之间寻求平衡，会通今古文经学；既有何、郑之说，又走向笼统的古注，不分今古、汉宋。《论语小言》1卷52则议论风发，颇具特色。俞樾的《论语》研究呈现出前后差异性、汉宋兼采性、思想丰富性等多重特征，体现了他作为非专守章句的文化型学者、通儒的一面，正是一种独特文化存在的表征。

开拓诸子学

清代朴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专治经学向兼及诸子学的扩展。晚清时期的朴学家，在诸子学复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在子书整理上成就卓著，俞樾的《诸子平议》无疑是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俞樾对“以子证经”的方法有充分自觉。《诸子平议》序言中说：“圣人之道具在于经，而周、秦、两汉诸子之书亦各有所得……且其书往往可以考证经义。”他明确指出子书既自有其价值，又可佐证和诠释经书。同时，他指出“诸子之书文词奥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尽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传写苟且，莫或订正，颠倒错乱，读者难之”，揭示了子书文本的独特性、传承的特殊性及阅读的困难性。

俞樾将子书范围扩充至汉代，达15部，涵盖先秦两汉时期道家、墨家、儒家、法家、杂家等学派的重要文献。通过“以子证经”的方法，俞樾实现了经、子研究的相辅相成。一个典型例证是《论语·季氏》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两句，今人注本多认为当作“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此说即本于俞樾《群经平议》卷31《论语平议》“寡贫二字传写互易”之论，俞氏以《春秋繁露·度制篇》所引“孔子曰”异文为证。此外，“引史证经”在俞氏《论语》研究中也有运用，如《论语小言》第21则“请言士”，借孟尝君与冯谖、平原君与毛遂、晏子与北郭骚之史事，来验证“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之义。喻大华评价俞樾“是晚清学者中最早从事诸子研究并取得很大成就者”，诚为的论。

打通经学与政治的关联

晚清在经学诠释方面出现了转型与超越，公羊学的复兴尤为引人注目。公羊学思想主要包括“大一统”“张三世”“异内外”等，核心是宣扬一种政治历史秩序论。

俞樾重视公羊学，其《茶香室经说》中的《春秋三传》以《公羊传》居首，改变了高邮王氏《经义述闻》的排序，这是他重视公羊学的重要表征。

此外，俞樾经常阅读国外典籍或介绍外国情况的典籍，能接触到西方文化及科技产品，对新生事物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与接受。但不可否认，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俞樾，在危难之际持有对民族文化的护卫之心，秉持“中体西用”观和“西学中源”观。当“功令新颁罢场屋，精庐一律同零落”之际，他的内心充满悲伤；“守先待后百年事，会有天生极盛时”，又期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道咸以来，考据与义理的会通已成为朴学的重要特征。俞樾遵循朴学家以训诂明义理的路径，发扬皖派实事求是的学风，强调证据；顺应以阮元为代表的扬州学派总结与转向的学风，重视会通。在此基础上，努力开拓研究领域，由经学、小学、金石、天文历算等传统领域拓展至诸子学乃至西学。治学方式上注重归纳与举例，强调通经致用，实践经子互证，以朴学立根基而兼及义理，会通汉宋。这些特点共同形成了俞樾“新变”的治学风貌。在晚清学术转型的大势中，俞樾以其特殊的学术坚守与创新，为传统朴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他既非顽固守旧者，也非激进变革派，而是在变与不变之间寻找平衡点的文化守成主义者。

（作者系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古典文献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