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全面加强基础研究 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擘画，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基础研究”“如何加强基础研究”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切实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筑牢根基和底座。

强大的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标志

加强基础研究，既是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力量的战略需要。

加强基础研究是夯实国家创新体系根基、提升科技创新综合能力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基础研究处于创新体系的最底层、科研链条的起始端，是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石，决定着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度和厚度。纵观科技发展史，重大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往往都建立在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之上。这些突破能够孕育出新的重大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深刻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拓宽人类认知边界，推动原创性、颠覆性创新。

加强基础研究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当前，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面临的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实质上是底层的科学原理、基础理论没有搞清楚，技术底座和底层技术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基础原理和基础理论难题，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牢牢掌握科技创新和发展的主动权。实践证明，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摆脱路径依赖，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赢得先发优势。

加强基础研究是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马克思多次强调“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科技创新是其核心要素，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驱动力和重要策源地。我们亟须加强基础研究，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底座，打通从基础研究强到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的强盛往往得益于其先发的基础研究积累，基础研究的繁荣进步可以带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进而支撑国家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实现整体跃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无不证明，基础研究突破引发的科技革命总是能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变化，推动世界科学中心迁移，使在基础研究领域具有先发优势和雄厚实力的国家率先崛起为科技强国，成为全球科学技术的引领者和创新高地。从根本上说，科技强国首先应是基础研究强国。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是建设科技强国、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一环。

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实现新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基础研究在国家科技创新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飞跃。《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等制度文件相继出台；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长，从2012年的约499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7.08%，实现量级与结构双重突破；管理机制不断创新，从“揭榜挂帅”“赛马制”支持敢闯敢试，到经费“包干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成功组织实施，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和研发人员总量均位列世界第一，国家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世界第9位，基础研究正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带动我国科技创新从“高原”向“高峰”攀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靠专家，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持续提升资助效能，取得明显成效。在资助布局方面，试点重大非共识项目，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破除人才项目“帽子化”倾向，重塑人才资助格局，构建全链条支持机制，探索人才类项目分类评价，开展结题分级评价和择优接续资助，在团队项目中为青年人才单设赛道，在交叉科学人才类项目中设立科学工具赛道，推进临床医师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在支撑保障方面，拓展联合基金合作范围，试点设立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支持具备条件的央企研发机构注册为依托单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国际合作方面，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吸引国际优秀人才来华科研。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焦点向基础前沿领域加速前移，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基础研究的内涵和范畴深刻变化，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呈现出跨学科、大协作、系统性特征，学科交叉成为孕育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源泉。世界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更加突出，与未来产业体系深度融合，从传统的学科驱动向科学问题与未来场景双重驱动转变。人工智能驱动科研范式发生变革，数据、模型、算力、工具等成为战略性和基础性资源。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世界科学共同体已对基础研究的基本功能与重大价值形成共识，主要国家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战略地位，纷纷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支柱性内容，加速基础研究布局、抢占科技制高点成为各国的科技发展战略。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开创新局面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和“源”，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地基”。立足“十五五”时期这一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锐意进取，全力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开创新局面，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加强战略性、前瞻性谋划，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我们要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既要稳定支持科研人员基于好奇心和兴趣开展自由探索，更要注重基础研究对国家重大需求的支撑能力，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前沿领域、重点领域、战略领域，结合不同领域情况分类施策，进行针对性部署。突出原创导向，实施原创探索计划，开展重大非共识项目遴选资助，为意义重大、争议性大、风险性高的奇思妙想撑腰鼓劲，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调动各方力量协同攻关，强化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注重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生力军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健全学科布局，优化项目申请代码，推动基础学科全面发展，促进应用学科不断提升，关注扶持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培育新兴学科，构筑全面均衡协调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建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高质量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科技史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我们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打造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育引用”协同并进，锻造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自然科学基金委推进人才资助体系改革，聚焦基础研究人才培育，构建了“青年学生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团队类项目”覆盖科研人员职业生涯全周期的资助体系，打通科研人才培养全链条。通过项目结题分级评价和延续资助，对优秀科研人才和研究团队实行竞争择优基础上的接续支持。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青年人才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要全方位培养和用好青年人才。自然科学基金委把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80%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由45岁以下的青年人承担。强化青年科学基金“第一桶金”功能，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C类项目资助规模，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基础研究广阔舞台上脱颖而出，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为35岁以下优秀青年人才在青年科学基金A类项目中单设赛道，发掘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讲好科学家故事，加强科普宣传，培育基础研究文化，使热爱科学、崇尚创新成为社会新风尚。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为基础研究培养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强化政策引导和条件支撑，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保障力度。基础研究是固根本、打基础、利长远的大事要事，必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以改革创新精神和强烈使命担当做好支撑保障。强化经费保障。资金投入是基础研究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优化投入结构，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稳步增加中央财政投入，充分发挥联合基金“黏合剂”作用，引导地方、行业部门、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多元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把宝贵的科技资源投向最具创新活力的一线科研人员，对重大原创项目采取滚动式支持，对优秀研究团队和人才实行竞争择优基础上的接续支持。强化条件支持。科研条件已成为支撑原创突破和破解重大基础研究问题的关键保障，要加大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力度，发挥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等支撑作用，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仪器研发。打造世界一流期刊，鼓励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优秀成果率先发表在我国期刊和平台上。加强科研数据管理，提高流通利用和开放共享效率，有效维护数据安全。加快科研智能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科学发现、机理揭示、实验优化与工程验证中的深度应用，让人工智能充分赋能基础研究。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建立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分类评价模式，对自由探索类研究看重原创性和科学价值，对目标导向类研究看重解决关键问题的成效和实际贡献。优化科研管理方式，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弘扬科学精神，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培育追求真理、久久为功的长期主义科学文化。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巩固深化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成果，严肃查处科研不端行为，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科学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其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和开放共享。我们要树立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坚定文化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在保障科技安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发挥科学基金独特优势，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科学计划，继续实施好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吸引世界优秀人才来华开展基础研究，构建更加稳定、高效、坚韧的面向全球的科研资助与合作体系。举办高水平科学论坛，开展高层基础研究战略合作对话，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主动争取科技领域标准和规则制定权，支持在华设立或参与各类国际科技组织，牵头发起或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主动设置全球性科学议程，加强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国际合作，在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这一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新征程城乡怎么融合、乡村怎么振兴、农民怎么增收的重大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我们党立足基本国情、深刻把握城乡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全局，明确部署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新阶段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底座提供了根本遵循。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时代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这是夯实农业强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城乡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关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系统性制度重塑、全局性资源重构、精准化政策赋能，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城乡资源配置失衡格局，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通过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能够从根本上破解农业转型升级滞后、乡村建设短板突出、农民增收动力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迭代、传统乡村向和美乡村蜕变、传统小农向职业农民转型，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筑牢最坚实的乡村振兴底盘。

从政策逻辑看，这是落实新阶段“三农”工作部署的刚性要求。“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攻坚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更加注重制度定型、系统集成、长效赋能，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要素配置、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这一部署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从阶段性攻坚、外部输血式扶持，转向常态化提质、内生造血式发展，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步入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轨道。

从现实逻辑看，这是破解发展失衡、激活乡村动能的关键举措。经过多年持续发力，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新时代“三农”领域最突出的矛盾。部分地区仍存在重城市轻农村、重产业轻民生的惯性思维，优先发展政策落地虚化、执行弱化。健全系统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能够从顶层设计上确保资源优先配置、投入优先保障、发展优先推进的鲜明导向，精准破除乡村发展堵点难点，全面激活农业农村内生活力。

当前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突出短板

优先发展刚性约束机制总体偏弱。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配套刚性制度保障不足，部分地区存在口号化、表面化落实问题。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要素优先倾斜、公共资源优先配置等刚性制度执行不严、监督缺位。“三农”工作在地方政绩考核中权重偏低、指标偏软，激励约束、督导问责机制不够健全，导致优先发展战略在基层落地层层递减，难以形成常态化、闭环式的工作推进格局。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当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释放不充分，承包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范化机制不完善，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未能充分激活。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不健全，返乡创业、人才下乡的政策吸引力不足、配套保障滞后，乡村人才匮乏问题长期存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短板突出，社会资本入乡门槛高、意愿弱，优质要素单向流出乡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碎片化仍较明显。现有惠农政策系统性统筹和整体性设计不足，政策叠加效应、聚合效应未能充分释放。产业扶持政策重规模扩张、轻质量提升，聚焦种养环节多，对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培育、精深加工、品牌塑造、冷链物流、数字营销等增值环节支持不足，导致乡村产业低端内卷、附加值不高。联农带农政策机制不够完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链衔接松散，农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的渠道有限、份额偏低，政策富民惠民的核心效能有待提升。

内生发展与长效治理机制较为薄弱。部分乡村产业结构单一、业态低端，过度依赖财政扶持和外部帮扶，自主造血、自我发展能力薄弱。农村基础设施长效运维机制缺失，重建轻管问题普遍存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乡村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与城市差距仍然明显。农民主体培育机制不完善，农民参与乡村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内生动力未能充分激发，制约农业农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实践路径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刚性保障机制。坚持把制度建设摆在首位，构建常态化、刚性化、长效化的优先发展保障体系。压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财政保障机制，持续落实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农业农村、土地出让收益重点用于乡村发展等制度，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优化资金配置方式，提升支农资金精准度和使用效益。完善现代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健全考核督导机制，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体系，将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城乡融合、乡村治理等核心指标纳入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压实各级各部门“三农”工作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闭环工作格局。

以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引领改革深化。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优质资源向乡村集聚。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平稳有序推进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试点，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和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充分释放土地改革红利。完善乡村人才振兴政策体系，健全人才下乡、能人返乡、乡土育才全链条机制，优化就业、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培育一批乡村工匠、土专家、产业带头人，夯实乡村人才支撑。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适配乡村产业发展的信贷产品、保险品种，降低社会资本入乡门槛。

完善产业扶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政策。立足各地资源禀赋，深入做好乡村“土特产”文章，构建全链条、系统化的产业扶持政策体系。持续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大特色种养、加工、流通扶持力度，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健全乡村品牌培育和保护机制，打造差异化乡土产业IP，推动优质优价。健全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小农户全面融入现代农业体系，共享产业增值红利。强化科技赋能政策，以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优化城乡融合政策补齐乡村民生短板。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健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公共服务同质均等。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完善农村道路、水利、电网、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下沉延伸，统筹优化城乡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保服务供给，健全城乡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持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功能布局、要素布局，推动城乡产业联动、资源互通、功能互补，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构建城乡融合、协同共进的发展新格局。

不断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新动能。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健全农民赋能培育机制，常态化开展种养技术、加工工艺、电商运营、品牌营销等技能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农民创业创新内生动力。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党组织统筹资源、引领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健全乡村绿色生产、生态保护、低碳发展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深入挖掘传承农耕文化、乡土非遗、民俗风情，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滋养乡村文明，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农”固本，国运方兴。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抓手，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始终坚守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锚定“十五五”时期“三农”工作新部署新要求，以制度创新破难题、以政策赋能强根基、以要素改革激活力、以产业振兴惠民生，持续完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度政策体系，持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推动乡村更兴旺、农民更富裕、城乡更融合，以高质量的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

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正经历着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只有不断以党的创新理论之“矢”射中国发展实践之“的”，才能在变局中开新局。

实践永不停歇，理论必须与时俱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理论作用发挥的效度取决于理论见诸实践的深度。实践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演进、持续深化的历史进程。理论如果停滞不前，就无法客观反映实践、有效引领实践，可能成为束缚实践前行的桎梏。回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苏联亡党亡国的深刻警示之一，就是理论僵化、体制僵化，面对时代巨变却死守过时的教条，最终被历史抛弃。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我们曾有过照搬本本、脱离实际而导致革命受挫的沉痛教训，更有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理论的发展来适应和引领实践的宝贵经验。可以说，党的创新理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紧跟时代、立足实践、吸纳科学成果持续丰富完善的开放理论体系，是对“发展着的实践”作出的科学理论回应。

实践的深入，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如果说发展理论离开实践会变得空洞，那么发展实践离开理论指导则会变得盲目。马克思曾作出生动阐释，一旦探索到社会规律，便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形象地说明，实践创新需要理论创新的支撑和引领，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减轻阵痛。理论对规律的揭示越深刻，对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引领作用就越显著。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其复杂程度、艰巨程度世所罕见，没有现成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供照抄的模板。越是实践任务艰巨、挑战严峻，就越需要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定盘星”和“导航仪”，不断用发展着的理论及时校准实践的方向，在复杂变局中保持战略定力，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是相互激发、相互促进的。真正的科学理论从来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在实践土壤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思想武器；高质量的发展实践也绝非盲目简单的试错，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的创造性探索。在脱贫攻坚战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正是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的生动写照。这一理念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在深入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等地调研、直面“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现实难题中逐步形成的。基于这一发展着的理论，全国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教育扶贫等具体做法，最终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壮举。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得到检验、丰富和升华。今天，时代变化以及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我们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既反对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也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鼓励大胆探索、敢为人先，及时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经验提炼为中国理论，让理论真正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实践永不停顿，理论创新没有止境。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发展着的实践”，唯有依靠守正创新的“发展着的理论”，才能做到方向明确、头脑清醒、应对有方、行动有力。在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新的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丽篇章。

重要言论

未来产业培育周期长、市场风险大，政策上要大力支持，政府要做好服务。要完善财税等政策，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科技金融，构建与未来产业全生命周期融资需求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引导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优化政府采购等政策，支持首台（套）、首批次商品的推广应用。人才是未来产业发展最宝贵的资源。要全方位做好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氛围，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推动构建大国关系新范式

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5月19日至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到访北京。短短一周之内，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国家元首接踵而至，这是中国外交本年度重要议程，带动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新一轮互动升温，也再度引起国际战略界及舆论场对中美俄关系的热议。

中美俄互动新态势

中国、美国、俄罗斯是全球三大战略性力量，三国及其三组双边关系构成了二战后全球格局的核心脉络。多年来，中美俄关系经历了阵营对立、策略联合、单极主导、竞合交织、动态平衡等不同历史阶段，每一次调整都深刻影响世界秩序。美俄元首接连到访中国，反映出中美俄关系的最新发展态势，也体现出未来全球力量版图的调整变化趋势。

中美关系确立历史新定位。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最重要政治共识，相互尊重、珍视和平、探讨合作，始终是贯穿会晤的基调。此外，双方还愿就外交、两军、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各领域开展更多交流，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了新的动力。

中俄进一步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他举行了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两国元首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中俄关系持续稳固，是三组双边关系中最紧密的一对。

美俄关系有一定接触。特朗普总统第二任期以来，美放松部分对俄制裁，推动俄乌和谈，试图拉近美俄关系。但是乌克兰危机、北约东扩等核心矛盾难解，美俄缓和仅停留在表面，难以突破结构性战略冲突、权宜性战术对抗。

寻求最大公约数

历史照进现实，但现实绝非历史的完全翻版。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一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径严重冲击国际规则和秩序，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家间竞合关系面临重塑。中美关系、中俄关系双线共振，牵动中美俄力量格局调整，是内外需求的共同作用，也是形势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美俄战略稳定符合三国根本利益。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中国处于“十五五”开局之年，发展同主要力量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是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要外部条件。美国进入中期选举周期，加之中东战事趋紧，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对华关系，减少自身战略消耗、解决国内难题。俄罗斯在推进国内经济转型、对冲危机压力，亟需稳定的大国战略关系环境。无论战略动机如何，内生动力是最大的驱动力，中美俄各自需求成为三方关系总体趋稳的内在基础。

大国关系历史表明避免冲突至关重要。大国对抗没有赢家，只会给本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损失。中美关系过去十几年的经验表明，个别国家大搞关税壁垒、脱钩断链，无异于抱薪救火，不仅无法阻碍对方发展，反而会反噬其身，最终加剧全球动荡。确立对话而非对抗、双赢而非零和的交往基调，才能实现基于各方长远利益、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真正战略稳定。

世界动荡变革呼唤大国承担责任。当前，伊朗危机外溢影响还在持续扩大，美对华科技围堵加剧全球产供链波动，美俄双边核裁军条约全部失效等，正在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国际贸易秩序，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应对地区热点和局部冲突，解决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需要大国承担起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因为大国拥有更多的资源、具备更强的能力，有责任也有义务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为人类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多贡献。

促进大国良性互动

习近平主席指出，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中国以美俄两国元首密集访华行程及成果为依托，积极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为国际秩序跳出“冷战式阵营对抗”提供了大国关系互动的新范式。

一是和平共处。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和世界大国，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历史阶段，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中俄是搬不走的好邻居、患难与共的真朋友、相互成就的好伙伴，双方已经成功探索出一条相邻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独立自主、成熟坚韧的中俄关系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福祉，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作出重要贡献。

中美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造福了两国和世界。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双边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

二是总体稳定。“战略稳定”概念最初源于冷战时期的核军控领域，指美苏基于“相互确保摧毁”形成的核力量平衡状态，是避免大国直接冲突的核心保障。随着传统地缘冲突、新型军备竞赛、人工智能治理等新挑战层出不穷，战略稳定的内涵已经延伸到经济、科技、网络、人工智能和供应链安全等更广泛领域。

中美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聚焦避免军事冲突、管控科技经贸分歧。中俄加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聚焦发展对接、产业链互补、多边治理协同。中美、中俄关系虽重点不同，但均寻求和探索安全与发展议题的有机统一。从特朗普访华谈经贸、谈全球治理，到普京访华深化战略协作，推进能源、粮食、高科技合作，都是中国倡议的原创性大国相处之道的具体落实。

三是均衡发展。牢固的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重要的特征，坚定的相互支持是两国关系的核心价值。中俄关系具有清晰的历史逻辑、强大的内生动力、深厚的文明底蕴，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制于任何第三方。中俄夯实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非建立安全同盟，不以对俄协作作为对美谈判的筹码。

中美之间相处应该坚持三点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利益深度交融，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中美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追求一方压倒另一方，不以牺牲对美关系来换取对俄利益。

大国之间和睦相处才能世界和平，大国相互合作才有全球发展。以推动热点问题为例，单一大国不能也无法独立解决乌克兰危机、中东危机，必须在双边或多边框架下寻求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政治解决成为主流选项。如果中美俄三个大国能一直保持频密交往、良性互动，齐心协力承担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提供有利于世界的国际公共产品，将有助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进，真正惠及全球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026年5月的中美、中俄元首北京会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大国外交议程，再一次打破了源于冷战时期的权力博弈理论，开创了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实践场，也标志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了主动引领、系统建构的新境界。

中国倡导并践行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中国进入新时代，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工业体系全球最完整，科技自主不断突破，贸易、基建、数字经济辐射全球，综合实力持续跃升。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新路，同时以自身道路引领新型大国关系之路。

对美，中国是战略稳定的共同构建者。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运筹中美关系，坚定捍卫我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我们基于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平等参与定义“建设性战略稳定”的内涵、机制与底线，与美商定推动构建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应是双方坚守的目标、共同采取的行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沿着两国元首明确的方向，不断丰富这一新定位内涵，将其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际举措，共同开启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对俄，中国是战略协作的积极引领者。中方主动规划合作方向，设定优先级，推动协议落地，与俄方一道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走出了一条大国、邻国相互尊重、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崭新道路。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正在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包括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推动对美战略稳定、加强对俄战略协作，同时回答了“21世纪大国如何相处？”“全球化向何处去？”“多极世界如何有序运行？”等时代之问，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重大贡献，更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中国在全球战略稳定格局中具有建设性引领作用。中美俄三国元首密集会晤，共同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标志着中国的全球分量、话语权、影响力的不断提升。特别是，中国凭借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综合优势，为动荡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系统性冲击，集中精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中，中国风雨不动安如山，就是最鲜明的例子。

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两轮驱动下，中美俄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重塑阶段，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同时引领两组双边关系稳定发展的主导性、建设性作用。这一地位和影响力并非刻意而为之，是水到渠成的，真实地反映出中国与其他全球主要力量平等互动的客观现实。

中国作为国际秩序重塑进程的一支重要引领性力量，愿与各国一道，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民族复兴与人类进步同频共振、共创辉煌。今年中美两国将先后举办APEC峰会和G20峰会，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均向普京总统发出了邀请。全世界都在期待中美俄携手合作、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世界。

中美俄元首密集互动是中国外交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又一次生动实践。新时代以来，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理解与支持，凝聚了广泛的国际共识。我们推动对美战略稳定、对俄战略协作进程，为国际关系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也再一次验证并提升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前瞻与实践效能。

中国通过塑造和引领中美、中俄关系给世界带来了诸多深刻启示，如独立自主永远是大国立足的根本；实力是硬道理，但和平发展才是软实力；“中国机遇”源于对自身道路的坚定坚守、对多元文明的开放包容；唯有继续坚持走自己的路，才能在百年变局中继往开来、永立潮头。

在此过程中，我们也锻造了驾驭复杂国际关系的大国外交能力，积累了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中驾驭全局的宝贵经验。面对百年变局，我们既要看到对话合作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也要清醒认识长期博弈的艰巨性，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扩大开放合作，在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坚定不移推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伟业。

（作者分别系外交学院院长，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研究员）

芬兰的学校心理健康服务

欧盟在2024—2025年欧洲学校心理健康政策指南中，将芬兰作为优先推广案例，向成员国推荐其创新模式。芬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学段构建一体化服务体系，将心理健康全面融入课程、师资、筛查、干预与家校社全流程，实现了校园心理健康服务常态化、专业化与全覆盖，在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具有借鉴价值。

芬兰曾面临严峻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芬兰青少年心理健康形势严峻，抑郁、焦虑、校园欺凌与青少年自杀率长期位列欧洲前列，约10%—15%的儿童、20%—25%的青少年存在明显心理症状，学业倦怠、网络欺凌逐年增多。受气候高寒、民风内敛、心理病耻感突出、早期心理服务缺位等影响，学生对于心理健康问题普遍求助意愿偏低，难以及时干预，逐步演变为突出社会难题。为破解长期形成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难题，芬兰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探索，搭建全国青少年健康监测体系，依托常态化摸排精准掌握心理风险底数，夯实早期预防基础。90年代，陆续出台《精神卫生法》等专项法规，改变了以往零散化帮扶模式，推动心理服务迈入法治化阶段，以制度规范明确校园心理建设发展方向。2010年后，芬兰深化教育改革，依托新版课标将心理健康教育融入日常课堂，推动预防关口前移，实现常态化育人渗透。2020年前后，芬兰推出国家级精神卫生顶层战略，逐步建成全方位、标准化的校园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具体采取以下关键举措。

完善法治规范夯实专业配置。芬兰以法律体系建设为心理健康服务筑牢底线，形成国家立法、地方执行、学校落实的执行机制。《学生福利法》明确每所学校必须配备学校心理学家与辅导员，2023年出台《改变学生福利的快速指南》，严格限定配比，每位心理教师对接学生数量不超过780人，每位辅导员对接学生数量不超过670人。常规求助需在7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应，紧急情况当日或次日响应处置。学校心理学家须具备心理学硕士学位与国家认证，培养周期6—8年，覆盖发展心理、评估干预、家校协同等核心能力。芬兰公立学校心理服务覆盖率近100%，80%—90%的学生可在校内获得有效评估与咨询，仅少数重症学生转介校外专业机构，有效实现了“早发现、早支持、少转介”。

构建筛查干预协同服务机制。芬兰将心理健康服务工作重心前置，构建了“筛查—预防及干预—与家庭合作”的全链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学校每年开展全覆盖健康检查，包含情绪状态、欺凌经历、睡眠饮食等维度，心理学家运用韦氏智力量表、本土神经心理评估等工具开展专业测评，精准识别风险学生，实行分层干预。轻度问题由辅导员与校医提供支持，中度问题由心理学家一对一辅导，重症快速转介专业机构，形成校内托底、校外衔接的响应机制。芬兰要求每所学校设立多专业学生福利团队，成员包括学校心理学家、辅导员、校医、护士、校长、教师代表、家长与学生代表，形成“全员参与、全程覆盖”的支持网络。校内早期干预使学生心理问题恶化率降低约40%，校园欺凌发生率持续下降，专业化协同效能突出。

搭建全学段递进课程体系。芬兰构建了分层递进、学科融合的心理健康课程体系，将情绪管理、压力应对、反欺凌、生涯规划贯穿全学段。小学1—6年级不单独设课，融入环境、自然、体育等课程，侧重情绪识别、同伴交往与自尊培养；7—9年级设置健康教育独立学科，聚焦抑郁、焦虑、欺凌防治、网络安全与心理求助；高中将心理学列为独立学科，分五大模块强化情绪健康与社会适应能力。推行“美好心灵技能徽章”项目，设置情绪、社交、自我照顾等八大模块，以游戏化任务提升学生心理技能。通过课程学习有效降低了学生的心理病耻感，约75%的学生能正确认识心理问题并主动求助，为预防干预奠定了认知基础。

依托数字赋能深化家校社协同。芬兰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提升服务可及性与精准度，推出“心理健康之家”“青年精神卫生院”等平台，提供7×24小时测评；School Day工具实时监测学生幸福感、睡眠与压力，生成分析报告辅助教师干预。强化家校社协同，学校与家庭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心理健康协会联动，提供家庭咨询、同辈小组、支持假期等服务，社保机构为心理治疗提供报销，减轻家庭负担。数字化与社会化结合，打破时空限制，使服务覆盖率提升至95%以上，形成了校内支持、家庭配合、社会托底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

芬兰一系列创新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持续改善，抑郁、焦虑检出率下降，欺凌发生率降低，自杀率较20世纪90年代降幅超过50%。二是服务体系高效运转，校内心理支持覆盖率近100%，80%以上的问题在校内得到解决，转介率控制在较低水平。三是社会认知根本转变，心理求助从耻辱转为正常健康行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幸福奠定了心理基础，形成了系统化治理、全链条服务、数字化赋能的校园心理健康服务体系，为全球提供了可借鉴的创新模式。

法治先行，筑牢制度化治理根基。芬兰遵循立法先行、标准量化的治理规律，将心理健康服务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法定责任。通过分层立法固化服务权责，依靠法定细则锚定实操规范，依托资质管理与督导机制规避短期化建设弊病，以制度刚性保障心理健康服务长效机制建设。这启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应加快完善校园心理健康法治保障体系，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教育基本制度与办学评估核心指标，明确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方责任，制定可量化、可考核的人员、场地、经费、时效标准，确保以制度标准保障落地效能。健全督导问责与绩效评价机制，把心理健康服务落实情况作为教育督导、校长履职、学校考核的重要内容，以制度刚性夯实长效治理根基。

课程贯通，构建一体化心理健康服务体系。芬兰基于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遵循学段认知规律布设贯通式差异化课程。依托常态化课程建设实现心理健康前置预防与问题疏导的有机统一。小学阶段依托学科融合渗透情绪启蒙、初中学段单列课程聚焦现实心理困扰、高中学段开设专业课程提升心理素养，辅以趣味实践项目破解心理病污名压力。这启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应将心理健康教育全面融入课程体系并贯通全学段，常态化开展心理筛查，建立预警、干预、转介、回访的全链条服务机制，把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全员覆盖、全年贯穿、全程干预理念，构建心理健康服务三级预防体系：一级面向全体学生普及心理知识与情绪技能，二级针对风险群体开展早期支持，三级对确诊学生提供专业治疗与康复跟踪。

专业引领，数字赋能心理健康现代化治理效能。芬兰以多主体协同的复合型服务队伍组建跨学科学生福利团队，整合心理学家、辅导员、校医、教师、家长与社会资源，依靠专业化人才夯实服务根基，实现多方资源联动，形成了校内专人负责、班级全面渗透、家庭协同引导、社会兜底保障的多元服务格局。遵循专业筑基、多元协同、科技赋能的建设规律，联动家校社形成全域支撑网络，借力数字化手段优化服务模式、拓宽服务边界。这启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应完善心理工作者准入制度，严格心理健康教师资质与培训，构建专职为主、兼职为辅、全员参与的师资体系。统筹家校社各类资源共建协同机制，加快心理健康服务数字化平台搭建，打通教育、卫生、民政、社区等资源壁垒，形成多方联动、同向发力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大格局。

发挥权力监督对促进干部干事创业的作用

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是党员干部行稳致远、担当作为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业。”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权力监督与党员干部干事创业之间的逻辑关系，为进一步推进权力监督体系建设，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指明了前进方向。

权力监督与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具有内在统一性

立足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可以发现，权力监督与干事创业相互支撑、同向同行，具有内在统一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规定了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党的五大选举产生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为清除队伍内的动摇分子、腐化分子提供了组织保障。延安时期，我们党不断强化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建设，明确提出“改造旧政权，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针对党执政后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风险，党先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严厉查处权力滥用行为，同时配套建立了行政监察、群众监督等制度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成立并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1993年1月，中央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权力监督逐渐从侧重事后惩处转向事前预防与事中约束相结合，监督模式的转型有效纠治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立铁规矩、强硬约束，深化标本兼治，不断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与同级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确保权力始终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权力监督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重要保障

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绝非个人谋私利的“工具”。从日常履职到重大决策，从“关键少数”到基层党员干部，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监督约束。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不能正确看待监督，甚至有的党员干部将监督与信任对立起来，不习惯也不情愿受监督。实际上，权力监督能够为党员干部划出边界、排除干扰，避免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的道路上走偏、走歪、走错。

明确党员干部履职边界，降低违纪风险。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便容易突破边界，造成权力滥用。没有边界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没有约束的党员干部极易踩雷越线。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大力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通过制度的约束，让党员干部明白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红线不能碰、什么底线不能越，让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心里有底、行事有准。

坚持抓早抓小，防止小错酿大祸。“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权力监督从小处抓起、从日常抓起，使每个党组织、每名党员干部都处在纪律的约束中，是保证权力运行不“脱轨”、不“偏航”的内在要求。大量案例表明，权力滥用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过到大错的过程，吃一顿饭、收一点礼、打一个招呼，看似小事小节，往往是党员干部作风问题的发端，权力异化的开始。如果在出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时候有人及时提醒、咬耳扯袖，能够有效避免小错演变成大过、小问题发展成大案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198.4万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98.7万人次，占总人次的49.7%，充分体现了日常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重要作用，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在监督提醒下及时纠正偏差，避免了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治未病”的权力监督模式，既是对党员干部个人负责，也是对党和国家事业负责，能够让党员干部在干事创业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不栽跟头。

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权力监督是破除歪风邪气、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抓手。实践证明，监督一旦缺位，往往容易出现逆淘汰现象，埋头实干的党员干部得不到认可，搞投机钻营、旁门左道的人反而得利，对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造成伤害。权力监督以严格监督执纪问责，深挖权力行使中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正用权偏差，保障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破除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隐性梗阻，让党员干部能够把全部心思放在谋发展、抓落实上。这种“扶正祛邪”的监督模式，能够持续推动政治生态向上向好，确保党员干部既能放开手脚干事创业，又严以用权不逾底线。

依靠权力监督促进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以权力监督促进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并不是束缚党员干部手脚，而是通过权力监督为党员干部划出干事创业的底线、搭建规范干事的框架，实现严管和厚爱的有机统一，让敢担当的党员干部有底气、善作为的党员干部有舞台、乱作为的党员干部受惩戒。

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为干事创业兜底线。“不敢腐”的核心目标是靠精准惩戒形成震慑，遏制党员干部产生滥用权力的侥幸心理，避免党员干部在干事路上走偏走歪。一方面，要对违规违纪行为保持零容忍，对以权谋私、不作为乱作为、损害群众利益等触碰底线的行为坚决查处、通报曝光，从根源上打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错误思想，推动党员干部在纪法框架内行事。另一方面，要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避免问责泛化、简单化，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纠偏，同时建立诬告陷害澄清机制，对受到不实举报的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澄清正名、消除影响，让别有用心的“抹黑者”受到惩戒，真正为担当者担当、为实干者撑腰。

扎紧“不能腐”的笼子，为干事创业明边界。“不能腐”的核心目标是依靠制度压缩权力寻租空间，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清晰的行为指南。一方面，要围绕权力运行全链条完善制度体系，细化权责清单、岗位负面清单和办事流程清单，明确不同岗位的权力边界、运行程序和公开要求，特别是针对项目审批、资金拨付、民生政策落实等风险高发领域制定专项管控规则，从制度层面堵死权力暗箱操作的漏洞。另一方面，要把容错纠错机制嵌入制度设计，明确“三个区分开来”的具体适用标准和认定流程，将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失误与明知故犯的违纪行为明确区分，让党员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筑牢“不想腐”的堤坝，为干事创业注动力。“不想腐”的核心目标是从思想根源上消除贪腐动机，激发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常态化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正面典型引导、反面案例警示，引导党员干部树牢正确的权力观，使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利益诱惑，避免在干事过程中被利益裹挟走偏。另一方面，要把思想建设和党员干部关怀结合起来，及时了解党员干部的工作难点、生活困难，主动给予支持帮助，同时强化担当作为的价值引导，树立鲜明用人导向，让清正廉洁、敢闯敢干的党员干部得到认可、获得提拔，引导党员干部把干事创业、造福群众当成自身的价值追求，从根源上消解权力滥用的思想土壤。

防止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2026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一则通报，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通报显示，侯维栋毫无纪法底线，将金融科技资源配置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的另一则报道显示，玉林师范学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卓华“靠校吃校”，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在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以上案例说明，公权力一旦偏离为民服务的本色，就会沦为少数人谋私的工具，不仅损害公共利益、破坏行业的公平秩序，更会透支公众信任、侵蚀执政根基。权力异化的根源，在于个别党员干部从根本上忘记了“公权姓公”，丢失了权力为民的初心，把手中的公权力当成了个人的“私产”，在利益诱惑面前突破了纪法红线。权力一旦脱离约束、沦为私器，必然滋生腐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九十四条明确规定：“党员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清正廉洁，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行为。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收受对方财物，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此外，《条例》还明确禁止“权权交易”“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违反有关规定占用公物归个人使用”等行为。这些腐败问题，虽然表现各不相同、手段花样百出，但归根结底都是权力观扭曲、价值观跑偏，把公权力当作私人“提款机”、把分管领域当成个人“自留地”，背离为民初心、漠视党纪国法，一步步在贪欲中迷失方向、在特权中丧失底线。

公权私用、权力异化绝非偶然发生的，其背后根源值得警醒。其一，思想滑坡是首要诱因。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信仰动摇必然带来行为失范。少数党员干部长期忽视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放松自我要求、弱化初心坚守，慢慢淡化权力的公共属性，逐渐滋生特权思想、享乐心态。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错误思想，抱有侥幸过关、蒙混了事的投机心理，淡忘“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思想防线崩塌，为权力异化、违纪违法埋下隐患。其二，权力监督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部分领域仍存在监督缺位、执行走偏的问题，对权力运行的全链条约束不到位。部分单位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全面从严治党压力传导层层递减，纪律约束宽松软。日常监督中，上级监督距离远、同级监督力度弱、下级监督难度大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尤其对“一把手”和重要岗位党员干部的监督存在盲区。同时，部分领域权力边界划分不清、决策流程不够透明、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制度笼子扎得不紧、监督体系运行不畅，客观上为权力寻租、违规用权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三，风气侵蚀是外在影响。良好政治生态是规范用权的重要保障，不良风气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当下，少数地方和领域圈子文化、人情文化依然存在，商品交换原则渗透到党内政治生活和行政履职当中。部分党员干部分不清公与私、辨不清情与法，将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庸俗化、利益化，被人情裹挟、被利益绑架，逐渐突破纪律红线、触碰法律底线，让公权在人情往来、利益交换中逐步变质异化。

防范权力异化、守住用权底线，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源头上管控风险、从过程上规范用权、从思想上固本培元，全方位织密防护网。第一，强化思想淬炼，厚植“不想腐”的思想根基。思想自觉是最持久、最根本的防线。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用好典型案例，以案为鉴、以案明纪、以案促改，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坚决破除圈子文化、码头文化，营造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从严抓好家风建设，严格规范亲属及身边人员言行，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将外在纪律约束转化为内在思想自觉，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第二，健全制度体系。以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从源头堵塞监管漏洞。全面厘清权责边界，细化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明确权力行使范围、规范履职办事流程，以公开透明压缩人为操作空间。优化权力运行架构，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衡、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杜绝权力过度集中的现象。依托大数据、信息化手段搭建智慧监督平台，实现权力运行全程留痕、实时监控、智能预警，让权力全程可追溯、全程受监督，真正做到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第三，高悬执纪利剑。始终保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不动摇，坚持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紧盯金融、教育、工程建设、资源配置、资金审批等廉政风险高发领域，聚焦项目承揽、人事任免、利益输送等关键环节，精准排查隐性腐败、新型腐败、变相腐败，做到露头就打、严查到底。持续强化执纪问责震慑力，让纪律“带电”、让制度“长牙”，彻底打消少数党员干部的侥幸心理，坚决斩断利益输送链条，以高压态势守住纪律红线，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

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当前，我国已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广大党员干部秉持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造福于民，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仍有少数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有的重显绩轻潜绩，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热衷于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甚至留下“半拉子工程”；有的重局部轻整体，只顾打小算盘、算小账，甚至不惜以损害全局利益换取局部利益。这些问题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和发展梗阻，更会侵蚀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靠思想政治引领，更要靠制度机制保障。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抓好党性固本机制、科学决策机制、考核评价机制、监督问责机制，从源头上防范、过程中纠偏、结果上问责，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其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健全党性固本机制，从思想源头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强化理论武装的深化内化转化机制。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的必修课，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开展专题研讨，对照检查、反躬自省。建立健全政绩观教育常态化机制。健全把正确政绩观教育融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生活会等党内政治生活的机制，引导党员干部常思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干什么、身后留什么”，不断增强为党分忧、为国尽责、为民奉献的思想自觉。健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常态化调研机制，推动党员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在察民情、听民声、解民忧中厚植为民情怀。完善“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党员干部的“履职清单”，让党员干部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中深刻体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建立与群众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无论是定政策还是上项目，都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

其二，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必须健全科学决策机制，以程序的规范性保证决策的正确性。

健全重大政策项目的论证把关机制。严格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把调查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法定程序。建立健全地方项目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项目，须召开听证会、座谈会，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完善专家咨询论证制度，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综合效益进行全面评估，坚决防止“三拍”工程等政绩冲动。强化发展规划的约束和衔接机制。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等的编制实施约束机制，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防止因领导变动而随意改变发展思路、另起炉灶。建立财政承受能力和债务风险评估机制。健全政府投资项目财政承受能力评估，防止一些地方盲目举债搞建设。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坚决封堵违规举债的口子，严禁以市场化名义变相举债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其三，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必须健全科学精准的考核评价机制，让正确政绩观成为选人用人的硬杠杠。

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实绩考核机制。健全体现正确政绩观要求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严格落实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完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指标体系，注重完善打基础、利长远的考核机制。完善差异化考核，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特点，设置各有侧重的考核内容和权重，防止“一把尺子量到底”。健全群众参与的政绩评价机制。完善民意调查、第三方评估等评价，坚持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政绩的根本标准。建立健全政务服务“好差评”机制，把群众的“点赞”作为党员干部的“加分项”，把群众的“差评”作为整改的“风向标”。探索建立政绩公示制度，让党员干部的政绩“晒”在阳光下，接受群众监督。强化考核结果的刚性运用，完善挂钩机制，把政绩观考核结果与党员干部选拔任用、职级晋升、评优评先、问责追责挂钩。完善考核结果运用，对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实绩突出的党员干部，大胆提拔使用；对政绩观存在偏差、搞“形象工程”的党员干部，及时提醒、诫勉甚至调整；对弄虚作假、违规举债、造成严重损失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其四，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问责的制度最终会成为“纸老虎”。必须健全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问责机制。

强化党内监督。把政绩观偏差问题纳入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并作为巡视巡察的重点任务。完善上级“一把手”对下级“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对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和纠治。强化审计监督，完善党员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对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建设、财政资金使用、债务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审计。加大对审计发现的脱离实际搞“政绩工程”、数据造假等问题的处理力度。健全终身问责机制。完善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三拍”干部的问责力度。同时，加大对违反决策程序、脱离实际搞“形象工程”、盲目举债留下“烂摊子”等相关人员的追责力度。强化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完善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机制，定期通报曝光政绩观偏差的典型案例。完善对查处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统计造假、违规举债等案例的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反面教材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意义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伟大事件，彻底粉碎了外部势力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开启了西藏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征程。75载风雨兼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这不仅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更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其伟大历史意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巩固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元代正式将西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以来，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主权。元朝设立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方事务；明朝实施多封众建，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行都指挥使司；清朝设驻藏大臣，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规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中央政府批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多次策动分裂活动，严重破坏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宣告了通过谈判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的政策。1951年《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使西藏地方政府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西藏和平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势力被彻底驱逐出西藏，实现了祖国大陆完全统一，完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

《十七条协议》第一条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第二条强调：“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第十四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从法理和政治层面确认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管辖地位。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全面行使主权，统一管理西藏的外交、国防等重大事务，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边防要地、统一行使边境管控权，统筹西藏地方行政体系建设，逐步推行国家统一的法律和政策，废除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通过非法条约攫取的所有在藏特权，结束了近代以来西藏主权被帝国主义势力干涉和侵犯的历史，西藏的主权地位得到了充分保障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西藏和平解放打破了西藏长期封闭隔绝的状态，有力促进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了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情感联结，让西藏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显著增强，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75年来，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夯实了深厚的思想根基和社会基础。

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近代以来，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一直没有放弃染指西藏的野心。1888年和1903年，英国先后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均遭到当地军民的坚决抵抗。1907年，英俄秘密签订《西藏协定》，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中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1913年，英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独立”的非法要求。1914年7月，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声明绝不承认任何此类条约或文件。1949年前后，西藏地方政府制造拉萨“七·八”事件，派遣所谓“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所谓“西藏独立”的支持。西藏和平解放，彻底挫败了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阴谋，有力维护了国家的核心利益。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驻各边防要地，建立巩固的国防，结束了西藏4000多公里边境线上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1959年，中央政府在平息叛乱基础上果断开展民主改革，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西藏大局稳定。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西藏各族人民全力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西藏和平解放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实现了国家对西藏主权管辖的完全统一。75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行径，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西藏事务、利用涉藏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的图谋，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根本立场毫不动摇。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有决心、有勇气，而且有能力、有办法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昌都战役到和平谈判，从签订《十七条协议》到进军边防，西藏和平解放的全过程，充分展现了新中国维护统一的坚定意志、正确方针和强大实力。面对帝国主义的军事挑衅和政治干涉，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坚持原则立场，以和平方式实现西藏解放，既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又保护了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避免了战火对西藏社会的破坏。75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

实现了西藏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转折

旧西藏封建农奴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续，除了三大领主对农奴的残酷压迫和人身控制外，其外部支撑就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扶持与渗透。帝国主义势力通过武装入侵、签订非法条约、培植亲帝分裂势力等手段，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深度勾连，为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站台撑腰，成为阻挠西藏社会进步的最大外部障碍。西藏和平解放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彻底驱逐出西藏，从根源上斩断了封建农奴主阶级与帝国主义势力的政治勾结，使封建农奴制度失去了赖以存续的外部靠山，为后续西藏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扫清了外部障碍。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彻底改变了旧西藏有政府无行政、有法律无人权的混乱状态。西藏内部的封建割据状态被逐步打破，零散武装冲突得到有效管控，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宗教、经济、文化政策，保障各民族平等权利，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团结各方力量，维护西藏社会大局稳定，西藏社会得以在和平环境中逐步积蓄变革力量，为此后民主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为西藏全面进步与长远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这从法理上排除了西藏维持封建割据的任何可能性，确立了西藏必须在新中国统一治理框架下发展的根本原则。与此同时，科学把握西藏社会改革规律，制定了“慎重稳进”和“六年不改”等方针，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和平解放、积蓄力量、民主改革、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渐进式发展道路。这一历史方向的确立，从根本上避免了西藏在封建农奴制的泥潭中继续沉沦，也为后续废除封建农奴制、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终实现社会制度的历史性跨越指明了前进方向。

开启了西藏人民重获新生的历史征程

西藏和平解放前，广大农奴和奴隶处于社会最底层，人身完全依附于农奴主，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残酷的压迫和剥削。1959年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牲畜等生产资料，成为自身命运的主人。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全面落地，西藏各族人民充分行使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治权利，广泛参与国家和自治区事务管理，政治地位得到根本性保障。这一伟大历史进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1.29亿元，经济基础极度薄弱。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只有3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医人员不足百人；和平解放时，人均预期寿命仅35.5岁。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大力推动西藏民生事业发展。现代教育体系从无到有，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西藏历史性消除绝对贫困，62.8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全面实行15年免费教育，主要教育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2024年全区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2.5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持续位居全国前列。这一系列历史性成就，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更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落地见效的有力证明。

旧西藏长期处于封建农奴制封闭状态，没有现代交通体系，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游离于祖国发展进程之外。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和中央派遣的大批干部、教师、医生、工程技术人员与藏族人民同甘共苦、并肩战斗，将新中国的理念、技术和温暖带入雪域高原；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打通了西藏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动脉；西藏各族群众开始走出高原，到内地参观学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增进了与全国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先后召开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作出“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形成国家直接投资、中央财政补贴、全国对口支援的稳定格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鲜明提出“十个必须”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西藏长远发展指明了根本方向。如今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各族人民正与全国人民一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西藏和平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伟大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族工作领域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生动写照。在新时代，我们要铭记历史、开创未来，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执笔：崔禄春陈旭东强巴欧珠）

我国汽车制造“零的突破”的历史见证

1953年6月下旬，毛泽东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题词复制件（吉林省档案馆藏）

1956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区平面布置图（一汽集团档案室藏）

新中国成立后，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党领导人民积极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一五”时期，多项国家重点工程开工建设。其中，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成实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伟大跨越。2025年6月，由吉林省档案馆、一汽集团、吉林大学联合申报的《新中国首个汽车工业基地建设档案》成功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该档案文献组中的1011卷（件）档案全面反映了中国汽车工业蹒跚起步的艰辛历程及汽车制造实现“零的突破”的历史全貌。

擘画蓝图：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厂的前期筹备

1949年底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在斯大林汽车厂参观时，望着流水线上鱼贯而出的汽车，他当即对随行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在随后进行的援华项目商谈中，毛泽东与周恩来将“建设汽车制造厂”的设想纳入苏联援华重点工程。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订，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4月，重工业部组建汽车工业筹备组；7月，重工业部派出工作组赴各地开展厂址考察。考察期间，苏联专家提出汽车生产必须考虑钢铁、木材以及电力等原材料因素，建议将厂址选在东北地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3次主持会议讨论选址工作。结合考察情况及苏方专家建议，1951年初，周恩来批示将厂址设于东北长春附近。1月18日，政务院正式作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址决定在四平至长春间选择”的决定。随后，工作组又对长春西郊孟家屯铁路东西两侧进行重点考察，最终选择在孟家屯车站对面、铁路以西地区兴建第一汽车制造厂。

为筹备汽车厂建设，工作组专程前往莫斯科，与苏方人员洽谈建设方案，决定由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汽车拖拉机设计院负责设计工作。此外，筹备组还专门组织力量搜集工厂设计所需的各类技术资料，并接收了北京、天津、哈尔滨等地的一批汽车修配厂和坦克修理厂。在此基础上，筹备组对钢铁、有色金属、橡胶制品、玻璃制品等汽车生产原材料作出统筹部署，并同步筹划新建扩建轴承、化油器、汽车电器等汽车配件工厂。1952年7月，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六五二厂（第一汽车制造厂代号）正式成立。

汽车制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苏联给予大力援助，提供成套设备和图纸，但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兴建汽车厂仍面临重重困难。1953年5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党组就苏方三年建成汽车厂的建议和我方筹备情况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提交了专题报告：“按我部现有力量，四年完成犹有困难，三年完成更无把握……”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讨论该报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一致支持汽车厂三年建成出车，并决定向全党发文，要求举全国之力兴建汽车厂。1953年6月9日，毛泽东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指出汽车厂的建设对我国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有极重要的意义。对于建厂时间，中央认为应通报全国，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内建成。1953年6月下旬，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了汽车厂即将动工的消息，毛泽东听闻后挥毫写下“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题词。题词后不久，毛泽东又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即将生产的4吨卡车命名为解放牌。

工业奇迹：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成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厂区中心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时任中央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等领导同志及吉林地方党委、政府、驻军、群众团体代表等参加典礼。首任厂长饶斌致开幕词，李岚清等6名青年共产党员将刻有“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题词的白玉基石安放在广场中央，黄敬和饶斌等同志挥锹铲土，培埋基石。在锣鼓和鞭炮声中，万名建设者在长幅红绸上签名以示决心，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动工兴建。

为保障建设力量，中央从各省抽调大批业务骨干和技术人员；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国家又将拥有1万多人的解放军建筑第五师调至建设现场。在物资运输方面，铁道部坚持优先运送汽车厂建设所需物资，对临时追加的一些紧急物资，均由相关领导亲自指挥，第一时间发往建设工地。来自北京、上海、鞍山等地的建筑材料通过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与此同时，为保证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汽车拖拉机设计院的通讯联络，邮电部专门开通了一条莫斯科专线电话；外交部则为汽车制造厂增设4名信使，协助联络建厂及设计有关事宜。

1953年下半年，木工厂、辅助工厂、热电站等率先动工。1954年起，车身压制、模型、铸工等场地全面开工。面对艰巨的建设任务和极为紧张的工期，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始终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建厂工作。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大军坚持冬季施工、雨季施工、交叉施工。1953年12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第一次冬季施工正式开始，建设者们在严寒中爬上30多米高空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为解决大吊车因冰冻不能发动的问题，工人使用炭火烘烤吊车，确保物资能够正常吊装。此次冬季施工他们提前20天完成全部施工任务，热电站、底盘等四座厂房拔地而起。1954年6月至8月，工人们坚持雨季施工，完成了计划任务的105%。通过全体建设者的共同努力，1954年下半年，木工厂、有色修铸工厂等多个厂房竣工；1955年6月，热电站汽轮机组运转发电；11月，通电、通水、通气“三通战役”取得全面胜利；1956年3月，铸工车间诞生第一炉铁水……1956年6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设工作基本结束。

按照“建厂先建校，生产先育人”的指示精神，汽车人才培养及职工培训工作也与建厂施工同期开展。1952年7月，重工业部批准成立六五二厂技术训练班，同年10月更名为长春汽车技术学校。1955年7月，该校首批298名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担负起汽车制造、工具设计制造等生产任务，成为新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批中级技术人才。1954年9月，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正式成立，该校是新中国第一所以培养汽车、拖拉机高级专门人才为主的高等学府，培养输送了大量汽车高级人才，为我国汽车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开创纪元：第一辆国产汽车、第一辆国产小轿车等陆续下线

1956年7月12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总装车间正式投入试生产。在总长150余米的装配线上，2200余种零部件、总成、合件等整装就绪；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驶下装配线，彻底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次日，《人民日报》以《解放牌汽车试制出来》为题，报道这历史性一幕。7月14日下午1时，400多名工人代表分乘12辆崭新的解放牌汽车绕厂一周后往市区行进，向省、市党政领导机关及人民群众报喜，长春市一时间万人空巷。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吴德等领导同志专程在省委门前迎接，并向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赠送了“祝贺你们生产了第一批国产汽车”的旗帜。8月21日，第一批38辆解放牌汽车运抵北京，准备参加1956年国庆阅兵，并在天安门广场展出，吸引了大批群众参观。

1957年，国产轿车的研发制造准备工作全面开启。面对无资料、无经验、无工装、无设备的“四无”状态，设计人员及工人坚持边学边干，工程师利用原有汽车相关零件测绘样车图纸，车身的制造和各种钣金件更是全靠工人一锤一锤敲打而成。1958年2月，毛泽东来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视察。视察期间，他对陪同视察的时任厂长饶斌表示，“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能制造汽车很高兴”，并充满信任与期待地询问道：“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小汽车？”在毛泽东的激励下，全厂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轿车生产中。5月12日，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驶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试制车间。彼时，因毛泽东刚刚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该车型被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命名为“东风CA71”。为以汉字标识车头，时任厂长秘书的李岚清到《人民日报》社找到了毛泽东题写的“东风压倒西风”字样，取其中“东风”二字作为车标。5月21日，“东风CA71”样车驶进中南海怀仁堂门前。当天下午，毛泽东坐进轿车说道：“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了。”1958年6月末，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启动国产高级小轿车的研制工作，经过33天夜以继日的奋战，第一辆国产高级红旗轿车于当年8月1日试制成功。8月2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共青团花园举行红旗轿车命名大会。吴德正式将该车型命名为“红旗”牌，并在车头上插上红旗。1959年，红旗轿车首次以检阅车身份亮相国庆10周年阅兵仪式。此后，红旗汽车成为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国事用车，扛起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大旗，“国车”印象逐渐深入国人心中。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成投产，不仅奠定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基石，更凝聚了全国一盘棋、敢打硬仗的集体力量。

中朝友谊这棵参天大树苍劲挺拔、历久弥坚

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金正恩总书记举行会谈时，特别回忆起6年前的那次访问：“所到之处无不感受到中朝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庄严的中朝友谊塔、壮观的大型团体操表演、热情的朝鲜人民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访问中，习近平总书记以“参天大树”生动比喻中朝关系——“尽管沧海桑田、风云变幻，中朝友谊这棵参天大树依然苍劲挺拔、历久弥坚”。

1949年10月6日，中朝正式建交，朝鲜成为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友好邻邦之一。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峥嵘岁月中，中朝两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用鲜血凝结了伟大的战斗友谊。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用“参天大树”比喻中朝关系，生动形象地指明了中朝友谊根植于历史、贯通于血脉，根基从未动摇，生生不息、万古长青。

大树之所以有参天之势，在于主干挺拔。中朝友谊的强健主干，正是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和亲密交往。历史上，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相交相知、亲密无间。2008年6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中央工作后首次出访，第一站就是朝鲜；金正恩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后首次出访选择了中国，从2018年3月到2019年1月，他在不到一年时间里4次访华。2019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他第一次访问朝鲜。2026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首次出访又选择了朝鲜，朝方以最高规格礼遇欢迎“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同时，金正恩总书记强调，“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

参天大树之所以繁茂，来自枝叶的交融共生。依托深厚积淀与高层引领，中朝友谊之树在务实合作中舒展枝叶。中朝地缘相亲、文缘相通，各领域合作既有悠久传统，也有深厚潜能。在两国最高领导人引领下，中朝友好合作持续巩固发展，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时至今年3月，中朝之间公路、铁路、航空已实现全面复通，这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促进人文交流。

任何参天大树都经历过狂风暴雨的洗礼，中朝友谊同样在风云变幻中愈发坚韧。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复杂深刻的演变，面对外部环境的种种不确定性，中朝两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双方坚定站在一起，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从朝方积极支持和响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到双方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保持沟通协作，再到围绕地区和国际问题加强协调，中朝携手捍卫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地区长治久安和世界和平发展注入稳定性。

岁月共磨砺，烈火见真金。此次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将再启中朝友好新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期许的一样，“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执锹培土、提水浇灌，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种下一株枞树。枞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信在两国的悉心呵护下，中朝友谊这棵参天大树必将愈发枝繁叶茂、苍劲挺拔。

制度何以影响国家贫富乃至兴衰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罗宾逊著

国家兴衰始终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相应地，为何有的国家繁荣富足而有的国家凋敝贫困，也成为社会科学各学科都竭尽全力想要回答的命题。美国学者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结合各大洲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大量历史实例展开分析，认为国富国穷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制度。2015年，该书的中文版本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推出后，就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关注。2024年，两位作者因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而共同获得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书再次引起学界热议。

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A·罗宾逊从一个现象入手，层层递进提出核心观点。这个现象就是跨越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小城诺加利斯，国境线两边自然条件和居民背景相近，但居民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公共服务却长期相差悬殊，原因在于“国境线两边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制度”。两位作者由这一现象作为例证推而广之并提出了核心观点：决定国家贫富乃至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为了论证不同制度如何导致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如何决定国富国穷乃至国家兴衰，作者运用“包容—汲取”和“政治—经济”这两对概念构建了四象限制度解释框架。具体来说，作者首先把经济制度区分为包容性的和汲取性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提供可靠的产权保护、公平的市场准入、公共服务和法律秩序创造包容性市场，由此激励生产、创新与投资，鼓励技术进步和技能教育以增进繁荣；而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特征相反的制度则是汲取性经济制度，其制度设计是让一个社会的少数人从多数人那里攫取收入和财富，由此导致生产性激励不足，创新和教育机会也都被限制，经济就难以增长。尽管经济制度直接决定国家的贫富，但“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于是两位作者又进一步把包容性和汲取性这对概念延伸到政治博弈当中，如果政治制度能够确保国家权力集中以维护秩序，且保障人民拥有政治权利、参与政治活动，就是包容性的，反之，政治制度就是汲取性的。相应地，包容性政治制度因把权力广泛分散于社会并限制其滥用，且形成了强有力的国家以提供稳定秩序，就能够支持包容性经济制度并约束当权者不能运用权力为自己建立汲取性经济制度。而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政治权力一直非常狭隘地集中在当权者集团手中且不受限制，由此就形成汲取性经济制度，当权者从社会其他人那里攫取资源和财富以维持权力，缺乏鼓励经济进步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激励因素，从而造成经济萎缩和贫困，由此带来动荡并导致国家归于失败。

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大部分国家中长期存在，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时期的美洲等，政治权力被少数当权者垄断，制定出的经济制度也就成为当权者掠夺和攫取广大民众利益的工具，当权者将资源配置到他们所控制的高生产率活动中，可能会得到一定时期的增长，但这种增长不可持续。在两位作者看来，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则是当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写照，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大革命后的法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等，都以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获得了经济繁荣。由此，就明确了该书的中心主题，即“经济增长和繁荣与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关，而汲取性制度通常会造成停滞和贫困”。

既然包容性制度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且包容性政治制度不可能产生汲取性经济制度，即包容性政治制度与汲取性经济制度的组合在人类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两位作者就重点对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这个组合作出进一步解释，并提出汲取性制度转化为包容性制度需要的条件。在他们看来，朴正熙领导下的韩国快速工业化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结合的典型，但“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支持经济增长的各种安排，从本质上讲是脆弱的”，尽管能够实现增长，但不可持续，还需要转向包容性政治制度，实现与包容性经济制度的良性循环，才能够激励创新创造和技术变革，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维持经济繁荣。那么，汲取性政治制度如何转型成包容性政治制度？答案是出现改变既有社会经济和政治平衡的重要事件或重要因素的汇合点，即历史上微小的制度差异和关键节点事件之间的互动。书中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例如，16世纪英国和法国、西班牙在皇室和议会制度上差异甚微，却在17世纪以后大西洋贸易、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制度差异不断扩大，及至1688年，光荣革命成为英国政治制度创新转型为包容性制度的关键转折点，新生的商人阶层以及农民、各种产品制造者和大西洋贸易者形成了反对斯图亚特王朝专制主义的广泛联盟，这个联盟通过革命获得了政治权利，在限制王权的同时加强了议会的集权，通过议会加强法治，进行了促进生产的经济制度改革，为工业革命开辟了道路，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良性互促开启此后英国长期的经济繁荣。“向包容性制度大转变的关键要素，就是通过广泛联盟来反对专制主义，并用更加包容的多元制度取代专制制度。”

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是自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源起美国的“失败国家”研究中一部可读性很强的著作，其“包容性制度”与“汲取性制度”分析框架把人类社会长历史尺度中不同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力形塑制度、制度决定激励、激励导向繁荣或贫困的过程具象化。尤其是以翔实的例证指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汲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但只有包容性制度能够实现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这个观点极具洞见，深刻提醒当今各国，要促进国家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就要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政治权利以参与到制度过程中，形成并维护包容性政治制度，这样才能够遏制和避免少数人垄断权力并仅为其自身谋利益的寻租和腐败，才能够减少和避免因对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造成限制或扼杀而错失发展机遇或阻碍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包容性政治制度把人民对经济增长及其社会福祉效果的期待与时俱进地转化为鼓励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够以市场的准入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为经济繁荣发展护航，确保人民从经济繁荣发展中受益。换言之，包容性制度本身还是需要保持包容性的。在现实中，只有不断改革和优化制度以回应时代、科技、人民的需要，才能够保持制度的包容性，从而形成和保持导向繁荣的稳定可期的激励。唯其如此，才能够说国富国穷是由制度决定的。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具有简单的学术逻辑，之所以简单，正在于舍弃了两位作者认为不具解释力的诸如地理、文化等因素，也并不深究制度从何而来、受什么因素制约，这就使得人类社会历史和现实中多彩多样实践的非完善性就被舍弃或直接归入历史的偶然性。不仅如此，该书以美欧价值观和历史观为主导，具有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固有的制度傲慢，把今天欧美国家的民主标榜为包容性制度的样板，否认当今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选择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行性，具有局限性。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主任〕

全面加强基础研 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我国基础研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加强基础研究作出战略擘画，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加强基础研究”“如何加强基础研究”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更强决心、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切实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筑牢根基和底座。

强大的基础研究是科技强国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标志

加强基础研究，既是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也是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更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力量的战略需要。

加强基础研究是夯实国家创新体系根基、提升科技创新综合能力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基础研究处于创新体系的最底层、科研链条的起始端，是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石，决定着一个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度和厚度。纵观科技发展史，重大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往往都建立在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之上。这些突破能够孕育出新的重大科学思想或科学理论，深刻改变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拓宽人类认知边界，推动原创性、颠覆性创新。

加强基础研究是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当前，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面临的许多“卡脖子”技术难题，实质上是底层的科学原理、基础理论没有搞清楚，技术底座和底层技术相对薄弱。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解决基础原理和基础理论难题，强化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牢牢掌握科技创新和发展的主动权。实践证明，只有筑牢基础研究根基，敢于挑战最前沿、最根本的科学问题，才能摆脱路径依赖，在科技竞争中占据主动，赢得先发优势。

加强基础研究是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马克思多次强调“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趋势，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科技创新是其核心要素，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底层驱动力和重要策源地。我们亟须加强基础研究，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底座，打通从基础研究强到科技强、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加强基础研究是建设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的强盛往往得益于其先发的基础研究积累，基础研究的繁荣进步可以带动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进而支撑国家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实现整体跃升。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无不证明，基础研究突破引发的科技革命总是能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变化，推动世界科学中心迁移，使在基础研究领域具有先发优势和雄厚实力的国家率先崛起为科技强国，成为全球科学技术的引领者和创新高地。从根本上说，科技强国首先应是基础研究强国。提升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是建设科技强国、以科技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一环。

新时代我国基础研究实现新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进一步提高了基础研究在国家科技创新全局中的战略地位，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新飞跃。《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等制度文件相继出台；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增长，从2012年的约499亿元跃升至2025年的2778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至7.08%，实现量级与结构双重突破；管理机制不断创新，从“揭榜挂帅”“赛马制”支持敢闯敢试，到经费“包干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成功组织实施，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各学科最具影响力期刊论文数量、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量及被引用次数和研发人员总量均位列世界第一，国家创新指数排名上升至世界第9位，基础研究正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部分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带动我国科技创新从“高原”向“高峰”攀登。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作为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在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自然科学基金委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依靠专家，推进科学基金系统性改革，持续提升资助效能，取得明显成效。在资助布局方面，试点重大非共识项目，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在人才培养方面，破除人才项目“帽子化”倾向，重塑人才资助格局，构建全链条支持机制，探索人才类项目分类评价，开展结题分级评价和择优接续资助，在团队项目中为青年人才单设赛道，在交叉科学人才类项目中设立科学工具赛道，推进临床医师科研评价体系改革；在支撑保障方面，拓展联合基金合作范围，试点设立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支持具备条件的央企研发机构注册为依托单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在国际合作方面，设立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吸引国际优秀人才来华科研。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焦点向基础前沿领域加速前移，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基础研究的内涵和范畴深刻变化，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呈现出跨学科、大协作、系统性特征，学科交叉成为孕育重大原创性成果的源泉。世界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更加突出，与未来产业体系深度融合，从传统的学科驱动向科学问题与未来场景双重驱动转变。人工智能驱动科研范式发生变革，数据、模型、算力、工具等成为战略性和基础性资源。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世界科学共同体已对基础研究的基本功能与重大价值形成共识，主要国家不断提升基础研究战略地位，纷纷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支柱性内容，加速基础研究布局、抢占科技制高点成为各国的科技发展战略。

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开创新局面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把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和“源”，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地基”。立足“十五五”时期这一推动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不懈、锐意进取，全力推动我国基础研究开创新局面，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加强战略性、前瞻性谋划，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有一定之略，然后有一定之功。我们要把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和国家战略需求，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强化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既要稳定支持科研人员基于好奇心和兴趣开展自由探索，更要注重基础研究对国家重大需求的支撑能力，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前沿领域、重点领域、战略领域，结合不同领域情况分类施策，进行针对性部署。突出原创导向，实施原创探索计划，开展重大非共识项目遴选资助，为意义重大、争议性大、风险性高的奇思妙想撑腰鼓劲，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调动各方力量协同攻关，强化国家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注重发挥新型研发机构生力军作用，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健全学科布局，优化项目申请代码，推动基础学科全面发展，促进应用学科不断提升，关注扶持冷门学科和薄弱学科，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培育新兴学科，构筑全面均衡协调发展的高质量学科体系。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建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高质量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科技史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我们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打造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育引用”协同并进，锻造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自然科学基金委推进人才资助体系改革，聚焦基础研究人才培育，构建了“青年学生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团队类项目”覆盖科研人员职业生涯全周期的资助体系，打通科研人才培养全链条。通过项目结题分级评价和延续资助，对优秀科研人才和研究团队实行竞争择优基础上的接续支持。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高水平人才，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青年人才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要全方位培养和用好青年人才。自然科学基金委把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有80%以上的科学基金项目由45岁以下的青年人承担。强化青年科学基金“第一桶金”功能，大幅增加青年科学基金C类项目资助规模，让更多青年人才在基础研究广阔舞台上脱颖而出，支持他们挑大梁、当主角。为35岁以下优秀青年人才在青年科学基金A类项目中单设赛道，发掘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讲好科学家故事，加强科普宣传，培育基础研究文化，使热爱科学、崇尚创新成为社会新风尚。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为基础研究培养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

强化政策引导和条件支撑，加大对基础研究支持保障力度。基础研究是固根本、打基础、利长远的大事要事，必须立足当下、放眼未来，以改革创新精神和强烈使命担当做好支撑保障。强化经费保障。资金投入是基础研究发展的物质基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优化投入结构，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稳步增加中央财政投入，充分发挥联合基金“黏合剂”作用，引导地方、行业部门、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多元投入格局。提高科学基金资助效能，把宝贵的科技资源投向最具创新活力的一线科研人员，对重大原创项目采取滚动式支持，对优秀研究团队和人才实行竞争择优基础上的接续支持。强化条件支持。科研条件已成为支撑原创突破和破解重大基础研究问题的关键保障，要加大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力度，发挥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等支撑作用，加快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仪器研发。打造世界一流期刊，鼓励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优秀成果率先发表在我国期刊和平台上。加强科研数据管理，提高流通利用和开放共享效率，有效维护数据安全。加快科研智能体系建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科学发现、机理揭示、实验优化与工程验证中的深度应用，让人工智能充分赋能基础研究。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建立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和规律的分类评价模式，对自由探索类研究看重原创性和科学价值，对目标导向类研究看重解决关键问题的成效和实际贡献。优化科研管理方式，赋予科研人员更大自主权，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最大限度激发创新活力。弘扬科学精神，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培育追求真理、久久为功的长期主义科学文化。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巩固深化评审专家被“打招呼”顽疾专项整治成果，严肃查处科研不端行为，推动形成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

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科学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其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和开放共享。我们要树立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坚定文化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在保障科技安全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发挥科学基金独特优势，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科学计划，继续实施好面向全球的科学研究基金，吸引世界优秀人才来华开展基础研究，构建更加稳定、高效、坚韧的面向全球的科研资助与合作体系。举办高水平科学论坛，开展高层基础研究战略合作对话，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主动争取科技领域标准和规则制定权，支持在华设立或参与各类国际科技组织，牵头发起或加入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主动设置全球性科学议程，加强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国际合作，在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

高校要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打通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环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理应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深刻把握“双一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时代使命

使命之变催生责任之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已全面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产业创新成为夯实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支撑。“双一流”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集聚了顶尖科研人才、高端科研平台和前沿学科资源，在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必须始终坚持“四个面向”，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产业发展实际，把科研攻关的主攻方向聚焦到赋能新质生产力、服务高质量发展上来，以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和智力保障。

格局之变催生路径之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绝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研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研范式正在发生深刻重塑，“科学突破—技术开发—产业回报—反哺科学研究”的创新闭环日益完善。“双一流”高校在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中具有突出优势，肩负着打破创新壁垒、贯通转化路径的重要职责。必须主动顺应科研范式变革，深化科研模式改革，着力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关键堵点，推动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驶入生产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竞争力、产业竞争力。

竞争之变催生转型之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教育竞争。“双一流”高校的核心竞争聚焦于一流学科建设。学科竞争力的本质是知识生产能力、技术供给能力与产业服务能力的综合体现，成果转化是其外化与检验的核心维度。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既是检验一流学科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也是高校集聚人才、汇聚资源、提升行业话语权的关键要素。必须主动革新办学理念、优化科研导向，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长效机制，充分释放人才集聚、学科交叉、创新赋能的叠加效应，强化高质量科技供给，服务支撑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发展，同时以产业需求反向牵动学科提质、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反哺学科建设，助力“双一流”高校提质增效的良性循环。

精准破解“双一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难点堵点

内生动力不足制约转化主动性。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繁杂，涵盖知识产权界定、职务成果认定、风险分担、收益分配等多个方面，不少科研人员因顾虑重重望而却步。一方面，部分“双一流”高校仍存在传统科研范式惯性，科研选题与市场需求脱节，侧重理论突破和学术价值，导致成果成熟度、市场适配度不足，难以直接实现产业化落地；另一方面，科研评价体系仍有“重学术、轻转化”倾向，对论文发表、课题立项等学术指标权重偏高，对成果转化成效的考量不够充分，直接影响了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政策机制不畅影响转化效率。完善的制度体系是科技成果转化有序推进的重要保障。当前，部分“双一流”高校现行职务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与转化现实规律不相适配，成果定价、权属变更、退出机制不够完善，科研人员面临国有资产追责风险，“不敢转、不愿转”的顾虑未能完全消除。同时，成果转化涉及财务、人事、法务、资产等多个职能部门，部分高校存在部门协同不足、审批流程繁琐、权责划分不清等问题，制度衔接存在断点，难以形成协同推进的工作合力，制约了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服务保障不专阻碍转化落地。科技成果转化兼具专业性、市场性和复合型特征，既需要科学家的技术视角，也需要企业家的市场眼光。目前，部分“双一流”高校缺乏专业化的成果转化运营队伍和职业技术经理人，在市场化研判、商务谈判、价值评估等方面能力薄弱，难以有效打通技术落地、市场对接的关键壁垒。同时，中试熟化平台、产业孵化载体、投融资服务等配套支撑体系不够完善，前期试验、工艺优化、量产适配等条件欠缺，导致大量优质科研成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小试阶段，难以跨越产业化“死亡之谷”。

探索“双一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路径

完善制度体系，激活转化内生动力。“双一流”高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首要任务是从源头破解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敢转”的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这为激发科研人员转化积极性提供了政策遵循。一方面，主动联动地方政府、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共建创新联合体，精准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区域产业发展需要，聚焦产业一线难题和实际需求开展有组织科研，构建“产业提需求—高校攻关键—企业来验证—成果再转化”的协同闭环生态，让科研成果更具市场价值。另一方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探索推行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先赋权后转化等举措，完善精准确权与权益共享机制，提高成果完成人收益比例；优化评价激励体系，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与职称评审、绩效考核等直接挂钩，以制度导向激活科研人员干事创业、成果转化的内生动力。

搭建载体平台，畅通转化实施路径。“双一流”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科、平台、人才优势，打破“实验室”与“市场端”的壁垒，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转化载体体系。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完善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建设，为成果转化搭建高效便捷的桥梁。一方面，整合校内优质科研资源，联合高新区、行业龙头高企共同建设概念验证中心、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中试基地、孵化器，聚焦优势学科领域开展技术熟化、中试验证，推动实验室成果向可产业化、可市场化产品转化，推动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源源不断转化为生产线上的“好产品”。另一方面，联动科技成果交易机构、行业协会、投融资机构，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成果展示、交易、对接平台，探索“飞地孵化器”等模式，精准匹配成果供给与企业需求，简化转化流程、降低转化成本，构建“成果展示—需求对接—落地转化—后续服务”的全链条转化路径，让优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落地。

建强队伍力量，夯实转化人才支撑。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关键在于打造一支兼具科研能力、转化意识和市场素养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破解“没人转、不会转”的困境。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引进、激励机制，夯实成果转化人才基础。“双一流”高校要发挥人才培养优势，一方面，优化校内人才培养体系，在科研人才培养中融入成果转化、市场运营等相关内容，推行“双导师制”等模式，提升科研人员的转化意识和实操能力，引导科研人员从“懂科研”向“懂转化、会转化”转变。另一方面，精准引进技术经理人、知识产权专员、投融资顾问等专业人才，组建专业化转化服务团队，创新“技术经理人合伙模式”等人才使用机制，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将成果转化服务成效与职称评定、绩效奖励挂钩，激发转化人才的工作热情，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双一流”高校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必须牢记使命、勇担重任，以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以载体建设畅通转化路径，以人才培育夯实发展根基，持续释放科技创新活力，让科技成果在转化应用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真正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沃土，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作者系哈尔滨工程大学党委书记）

记录丝绸之路上的生活画卷

在河西走廊中西部、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深处，静卧着一处被誉为“世界最大地下画廊”的文化奇观——嘉峪关魏晋墓壁画。千余座魏晋时期的古墓星罗棋布于嘉峪关东北部的戈壁滩上，已发掘出土的700余幅彩绘砖壁画，以“一砖一画”的质朴形制、墨线朱砂的简单笔触，定格了公元3世纪至4世纪古丝路要塞的烟火人间。这里虽然没有中原地区的名士风流，却以最写实的笔触还原了河西走廊先民的真实社会生活，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丝路文明交融互鉴的生动见证。

戈壁深处的魏晋风华

自古以来，河西走廊便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优势与历代王朝的经略开发，渐成丝绸之路上一片难得的文化绿洲。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的移民实边政策使中原的农耕技术、儒家文化与西域的商贸文明、民族习俗在此深度交融，造就了嘉峪关一带农牧并举、胡汉共生的繁荣景象。魏晋时期（公元220—420年），中原地区先后遭遇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兵连祸结、民生凋敝，社会秩序遭受重创。而远在西北边陲的河西走廊，因僻处一隅远离中原战乱，在曹魏、西晋及五凉等政权治理下，保持了百余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成为中原百姓避乱迁居的一方净土。加之魏晋时期厉行“禁碑薄葬”，地表不立碑、不封土，时人便将对生前生活的眷恋、对死后安宁的祈愿，尽数绘于墓室砖壁之上，从而较为完整地保留下了这一河西走廊社会生活的珍贵文化遗存。

沿着十余米深的斜坡墓道下行，青砖错缝干垒、不施任何黏合剂的墓室豁然开朗。墓中没有墓志铭刻，亦无繁缛明器，却以满壁彩绘留存下千余年前古人的生活日常。这些出自民间画工之手的壁画有着极为鲜明的艺术特色：在形制上，单砖成幅、多砖成景，既可独立成章，又能串联形成完整叙事；在绘制方式上，线条粗放劲健、简洁流畅，粗线塑形体、细线描神态，刚柔相济；在设色上，仅使用土红、墨黑、石白三色，以土红起稿、墨线勾勒、平涂赋色，色调明快，历经千余年仍色泽鲜艳；在构图上，不拘焦点透视，重在意境与神韵，寥寥数笔便形神兼备，尽显中国古代以形写神的东方美学要义。

河西走廊先民的生活长卷

近观壁画，一派田园牧歌的诗意扑面而来。魏晋时期的河西走廊不仅远离中原战火，屯田政策也在此延续发展，农牧并举是这一时期的社会底色。在二牛抬杠的《犁地图》里，农夫扬鞭驱牛、铁犁深耕沃土的画面，是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农业生产活动的真实写照。在数十幅《牛耕图》中，既有汉族农夫的娴熟劳作，也有披发跣足的羌、氐等少数民族同胞躬身田间，胡汉百姓并肩耕耘，成为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历史注脚。《采桑图》里，赤足女子攀枝摘叶，是中原蚕桑技艺西传戈壁的生动证明。《畜牧图》中，牛羊成群、骏马矫健，“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盛景重现眼前，农牧共生的繁荣景象跃然壁上。

庖厨宴饮的生活烟火，让历史有了温度。壁画上椎牛、杀猪、宰羊的画面鲜活逼真，三股铁叉串肉烤制的场景、《肉条图》中挂起的鲜肉，正是今日嘉峪关非遗烤肉的历史源头。《井饮图》中，辘轳汲水、牛马分槽饮水的设计，则体现了古人的用水智慧。《宴乐图》上，乐师抚琴吹笛，墓主凭几而坐，闲适风雅的生活一览无余。尤为难得的是，多幅壁画中刀、叉、勺等饮食器具齐备，胡汉饮食文化相交融的细节，进一步勾勒出丝路要塞的多元生活风情。

“三边锁钥河山壮，万国车书驿路通。”作为丝路咽喉与边防要地，嘉峪关魏晋墓壁画还镌刻着军屯戍边的家国记忆。《屯营图》中，中军大帐居于核心，士兵营帐环列四周，戈矛甲盾森然罗列，坞壁高墙环绕、角楼矗立，“且耕且守”的军屯制度具象可感。史载魏晋军屯以60人为一营，士兵披甲执戈、下地耕耘，既守边关安宁，又解粮草之忧，这正是“移民实边”“屯田戍守”的重要印证。5号墓出土的《驿使图》更是栩栩如生，驿使策马疾驰、手举文书，唯独没有绘出嘴巴，寓意邮驿“守口如瓶”的保密准则。这幅千余年前的画作，自1982年起便成为中国邮政的标志性图案。

牵驼商旅的身影，更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经贸往来。头戴尖顶高帽的商人牵着骆驼稳步前行，驼载丝绸、货物绵延不绝，东、西方商贸往来的繁忙景象定格其中。在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到中原的农耕技术、蚕桑丝织向西传播，西域的畜牧技艺、生活习俗东渐落地，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互学互鉴。尤为可贵的是，嘉峪关魏晋墓壁画摒弃了汉代以来流行的神仙祥瑞、圣贤典故，全程取材现实生活，只写人间烟火、劳作、商贸与戍边，这种彻底的写实主义取向，在同期墓葬绘画中堪称孤例。

从艺术价值来看，这些壁画可谓魏晋时期民间绘画的精品。画工们无署名、无落款，以生活为稿、以砖石为纸，将劳动场景、生活情趣、民族风情、家国担当融于笔墨，既保留了汉代绘画的质朴厚重，又开启了南北朝至隋唐写实画风的先声。画面造型夸张但不失准确，构图简约却十分生动，人物、牲畜、器物皆有动态美感，无一笔冗余、无一处堆砌，兼具稚拙美与力量感。这种粗犷、鲜活、接地气的艺术风格，与中原地区的绘画形成鲜明对照，真实反映出彼时河西走廊先民的审美志趣。

文化遗产的当代新生

2001年，嘉峪关魏晋墓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前，文物保护工作已从传统人力巡查、围网防护的粗放模式，全面转向科技化、智能化、精细化保护。嘉峪关当地依托魏晋墓保护研究所，构建起全天候智能安防系统，通过视频监控、地埋入侵报警、电子巡查等技术，实现墓区全覆盖远程监管，严防盗掘与人为破坏。针对壁画本体病害，文物保护团队采用传统工艺与现代材料结合，开展起甲回贴、酥碱治理、霉菌清除等抢救性修复。同时，全面推进高精度三维激光扫描、数字化建档等技术应用，建立毫米级精度的壁画三维模型，为永久留存与虚拟修复提供数据支撑。此外，通过严格控制游客数量、实施墓室微环境物联网实时监测、限制光照与通风强度，最大限度降低开放展示对壁画的二次伤害。目前仅6号、7号墓适度对外开放，其余墓葬均实施原址封闭保护。

如今，这座“世界最大地下画廊”早已走出戈壁、走向世界。《采桑护桑图》《牧马图》入选为初中历史教材的插图，《驿使图》中的驿使形象更成为广为流传的文化符号。此外，壁画元素也逐渐融入当地的文创设计、文旅场景，线上虚拟展厅让全球观众足不出户即可一饱眼福。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嘉峪关关城时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根脉。”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作为河西走廊沉淀千年的文化瑰宝，是丝路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活历史印记。当我们凝视这些跨越千年的壁画时，触摸的是历史的温度，感受的是艺术的魅力，见证的是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新生的时代答卷。

职校为什么成了“香饽饽”

近年来，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中悄然发生转向。过去，“考不上高中才去读职校”几乎是无数家庭的共同执念，中考分流常被视为“一考定终身”的焦虑源头。然而，2026年招生季，画风突变。5月10日，北京昌平职业技术学校自主招生面试日，计划招生800人，现场却涌来数千名家长，有人凌晨3点便开始排队。该校自主招生报录比超过6∶1。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地也传来类似消息——一些高分考生主动放弃普高，转而填报职校，部分中职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达到10∶1。那些被“嫌弃”了几十年的职校，为何成了人人争抢的“香饽饽”？

职校之所以能成为“香饽饽”，国家政策的制度托举功不可没。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是与普通教育平行的“另一条赛道”。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持续扩大，职业本科学校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职校生的学历“天花板”被正式打破。职教高考制度在全国推开，技能大赛获奖者可免试升学。国家“双高计划”推动职校高质量发展……一整套政策组合拳，充分表明国家将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制度之力托举职校腾飞。

这种托举不仅带来了资源聚集，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当一个孩子选择职校，不再被视为“走投无路”，而被看作“审时度势”，这份选择本身便拥有了尊严。

如果说政策支持是“推手”，那么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则是职校热的“拉力”核心。当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制造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业走向专业化、精细化。然而，技能人才队伍却呈现出“金字塔”结构，高技能人才占比与制造强国仍有明显差距。这种“人才倒三角”困境，倒逼企业不得不高薪“抢人”。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大量新型技能岗位，职校凭借“专业随产业动态调整”的灵活机制，快速开设新兴专业，培养企业“拿来即用”的人才。当一名智能制造专业的职校生在毕业前就被企业“预定”，起薪甚至超过不少本科生时，市场的选择便不言自明。产业升级需要掌握数字化、复合型技能的技术工人，重塑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评价：职校培养的不是“廉价劳动力”，而是支撑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核心力量。

传统观念认为，学历越高，收入越高。但在今天的就业市场上，真正决定收入的并非学历本身，而是“稀缺性”。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唯学历论，而是更看重实际动手能力。部分头部企业甚至主动与职校共建产业学院，实行“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的订单式培养。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极大降低了毕业生的就业搜寻成本，也给了家长和学生明确的心理预期：选择职校，就是选择一份有尊严、有前景的职业。

职校热的形成，同样离不开职校自身的积极作为。过去，职校常被诟病课程陈旧、设备落后、师资薄弱。而近年来，一批优质职校主动求变，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抓手，全面提升办学质量。一方面，职校紧贴产业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淘汰落后专业，增设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技术等前沿方向；另一方面，大力引进企业工程师、技术能手担任兼职教师，建设高水平实训基地，让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真实的生产。更值得关注的是，职校在升学通道上的积极布局。许多职校与高职、职业本科院校开展贯通培养项目，学生在入学之初便明确升学路径，“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立交桥日益畅通。同时，职校还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大赛，获奖者不仅可获得升学优惠，更能在就业市场上一战成名。正是这种“一手抓技能、一手抓升学”的务实作风，让职校逐步赢得了社会信任。家长和学生的“职校犹豫”自然转化为“职校信心”。

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与其让孩子在同质化的文凭赛道上“内卷”，不如让其掌握一门市场真正需要的技能；与其在不擅长的赛道中苦苦挣扎，不如在职教赛道将孩子的特长与兴趣转化为职业竞争力。

职校成为“香饽饽”，不是对普通教育的否定，而是对教育多样性的肯定；不是学历贬值时代的无奈之举，而是技能升值时代的主动拥抱；是中国从“人口红利”走向“人才红利”、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必然选择。

明代治理官场“姑息之弊”的考成法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官吏考核。从秦汉时期的“上计”，到唐代“四善二十七最”，再到明代“考满”“考察”，历代王朝都试图通过考核区分优劣、奖惩官吏。然而，在实际运行中，官吏考核往往容易受到品行声望、上司评价和资格年限的影响，对具体政务是否按期完成、责任是否落实的约束相对不足。明万历元年（1573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其制度精神可概括为“立限考事、以事责人”，把模糊的人格评价转换为可追踪的实绩考核，对整顿当时官场积弊、提高政令执行力产生了积极作用，给后世的考核制度建设留下了重要启示。

万历年间突出的“姑息之弊”

万历年间，明朝已经立国200余年，承平日久、吏治松弛。张居正将当时官场顽疾概括为“姑息之弊”，并直言“贿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难治也”。

所谓“姑息”，本质上是因循敷衍，遇事不愿认真办理，遇错不肯严格追究，遇人不敢秉公直言，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纪纲松弛，政令不行。张居正描绘当时的情形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各级官员为求自保，办事重人情、轻法度，遇到棘手问题，官员之间相互推诿。中央诏令一经颁下，往往在各部之间辗转传抄，难以真正落实。

明代并非没有考核制度。“考满、考察，二者相辅而行”，本应是约束官员的利器。但这些考核方式大多依靠上司考语和官场风评，标准模糊，操作弹性大，时间一长，便容易受到人情关系、官场声望和政治风向的影响，逐渐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起到约束之效。

正如张居正所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明朝并非无律令章程，所缺者，乃律令章程落到实处的机制。如何让考核从“考人”转向“考事”，成为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必须解决的难题。张居正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推出考成法，整顿吏治。

以客观的政务数据替代模糊的主观评价

所谓考成法，就是根据行政任务的完成情况，对官员进行奖励或处分的制度。其之所以能有效破除“姑息之弊”，核心在于通过建立一套严密的文书行政流程，以客观的政务数据为准绳，替代过去模糊的主观评价。万历元年，张居正援引《大明会典》中的相关规定，在原有文书稽查制度的基础上，重新强化其执行力。

这套程序可以概括为“立限、登记、稽查、注销、处分”五个环节。各衙门收到章奏或政务后，先按事情的轻重缓急、路途远近设定完成期限，并将应办事项登记入文簿。本衙门置簿存照，另造文册二本，分别送六科注销、送内阁查考，使同一事务的办理进度能够被多方掌握，减少承办衙门自行隐匿、拖延的空间。此后即按文簿核查办理进度，做到“月有考，岁有稽”，办完的注销，办不完的继续追查、累积考成，不允许敷衍了事。

考成法最关键之处，在于建立了一条从地方到中央层层追责的监督链条：“若各该抚按官奏行事理，有稽迟延阁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注销文册，有容隐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缴本具奏，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由此，逐级监督、层层稽查，对于违限失职者依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予罚俸、降级、革职等处分。

不过，考成法的目的并不只是追责官员，更在于通过赏罚相济引导官员积极履职。因此，受到处分的官员若后续补办了应办事项（如补齐拖欠钱粮），还可以申请“开复”，即在补完应办事项后，经有关衙门核查，撤销此前处分对考课、升迁的影响。开复并未见于张居正的原疏，但在后来考成法的实际运行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环节。崇祯朝户部尚书毕自严指出：“国计宜充人才，可惜缓于催科者原有降住之条，而勉为续完者幸有开复之例，所以鼓舞新图，而争思祓濯者，用此道也。”开复的意义在于，它使考成法不仅有处分压力，也有补救空间。官员一时未能完成任务，会受到处分；但若后来补办、补征完成，又可以通过核查程序解除处分影响。以处分倒逼责任，又以开复鼓励改过，让考核从单向的惩戒走向奖惩并行的完整闭环。

由此可见，考成法的意义不只在于处分几个失职官员，而在于它改变了官吏考核的运行方式：把笼统的“称职与否”落实为可以查核的具体事务完成情况，把分散的文书流转纳入连续追踪的行政流程，把单向的惩处发展为处分与开复相结合的补救机制。

在整顿吏治、督促政务落实方面成效显著

考成法推行后，在整顿吏治、督促政务落实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政令执行力明显增强。过去诏令难以落实的局面被扭转，朝廷的命令能够顺畅地传达到地方并落到实处。《明史》评价“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说明考成法在督促政务落实方面的效果。二是吏治为之一新。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朝廷查核各省抚按官员名下未完事件，发现未完事项200余件，涉及抚按官50余人，部分官员因未完数多受到罚俸处分。三是考核理念发生重要转变。传统考核多依赖上司的主观考语和官场风评，考成法则将考核建立在有据可查的客观数据之上。这种“主观”向“客观”的转变，使考核不再是上级对下级的主观裁定，而是基于实绩的客观考核，在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四是为重大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万历初年的一条鞭法、清丈田亩等改革，都涉及深层利益的调整，推行起来阻力重重。这些改革能够有力推行，与考成法提供的任务到人、限期办理、逾期追责机制密切相关。在考成法的督促下，明朝财政状况大为改观，万历前期出现了国库充盈、边备整饬的局面，天启朝户部郎中杨嗣昌追述其效，称“无复旧欠可追，而太仓有九年之积”。

考成法虽功效显著，但在后来的运行中也逐渐暴露出局限。一是考成法高度依赖强势中枢。张居正主政时期，考成文簿送内阁查考，使内阁得以监督六科的稽查工作，从而强化了内阁对政务执行链条的控制，这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然而张居正去世并遭改革反对派报复后，考成法执行力度逐渐下降，并在万历中后期趋于形式化。二是考成法在财政压力下容易发生异化。到天启、崇祯时期，随着辽东战事、西南用兵导致军费压力不断加重，考成法再次被强化，但其重点越来越集中于钱粮征解。这样一来，考成法从整顿吏治、督促政务的制度工具，逐渐转化为财政催征的重要手段。

尽管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考成法总体上是明朝中央政府在官吏考核方面的一次重要制度探索。考成法以文书行政为基础，通过立限、登记、稽查、注销、处分和开复，将官员政绩同具体政务完成情况联系起来，有助于治理“姑息之弊”，提高政令执行力，推动了官吏考核从“主观”走向“客观”、“考人”走向“考事”，是中国古代政绩考核制度史上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制度成果。

二十世纪美国城市更新运动

城市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也是社会变迁的生动映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住房严重短缺、郊区化进程加快和中心城市衰败的局面，美国联邦政府以《1949年住房法》颁布为起点，推动了一场延续20余年的城市更新运动。这场运动以清理贫民窟、改善住房条件、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借助征收、拆迁、重建和补贴等手段，深刻重塑了美国的城市空间。然而，在“联邦推土机”的轰鸣声中，传统街区遭到破坏，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承受了代价。这场运动试图以物理空间改造解决复杂的城市问题，却忽视了城市作为社会共同体的有机属性和公共利益，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走向终结。

战后美国严峻的城市衰败和住房危机。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引发了一系列“城市病”：住房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居住需求，垃圾堆积、废气排放、水源污染等造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种族隔离与社会不平等问题也在城市空间不断显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为解决住房短缺问题并为建筑业创造就业机会，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颁布《1937年住房法》，启动公共住房计划并对贫民窟展开清理。这一法案为战后的联邦城市更新制度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法案未能得到完全实施。

二战结束后，美国进入经济扩张期，退伍军人回归社会、新家庭组建和婴儿潮兴起，使住房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同时，汽车的大规模普及与高速公路网建设，提升了中心城市与郊区的通勤效率，为城市边界的拓展创造了条件。富裕阶层与中产阶级开始向生活环境更好和住房质量更高的郊区迁移，美国城市化进入郊区化的新阶段。这一趋势在1970年达到标志性节点，当年郊区人口首次超过中心城市人口。人口的大规模外迁致使工商业等经济活动也随之向郊区转移，中心城市产生了就业减少、税基收缩、设施老化、生活质量下降等连锁反应，贫民窟蔓延和城市衰败问题日益突出。

1948年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的住房特别咨文中提出，美国有超过500万套住房未达到最低标准，约250万对已婚夫妇与其他家庭同住，这一数字较1940年增长了50%，大量家庭无法为子女提供像样的居住空间。在住房数量短缺叠加质量不足的多重背景下，解决城市衰败和住房危机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的重要议程。

20余年出台多部“城市更新”法案。1949年7月15日，杜鲁门正式签署《1949年住房法》，确立了联邦资助下的城市更新框架，从而对1937年法案中的贫民窟清理作出了进一步的制度化安排。按照这一框架，政府通过住房建设及社区发展以解决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同时通过清理贫民窟和衰败地区以淘汰不符合标准的住房，最终实现“每个美国家庭拥有体面住房和适宜生活环境”的目标。联邦政府原计划在6年内每年开工建设不超过13.5万套公共住房，到1954年建成81万套公共住房。然而，由于物资短缺以及地方社区的反对阻力，住房建设远未达到预期。到1957年底，81万套住房中仅有约21万套得到落实。

1953年12月，政府住房政策与项目顾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和加强城市更新计划的建议，得到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支持。一年后修订颁布的《1954年住房法》正式引入了“城市更新”一词，用以指代公共部门对衰败的市中心以及部分郊区社区进行振兴的努力。新法案扩大了联邦政府的参与度，使政府不仅为新建和拆迁提供资金支持，还为衰败地区的修复与保护划拨经费，这标志着政策重心向综合性城市更新拓展。艾森豪威尔认为，“新法案首次为美国城镇和城市的居民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帮助他们摆脱贫民窟和衰败地区”。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总统约翰逊将城市更新纳入其“伟大社会”的施政纲领，于1965年8月10日签署《1965年住房与城市发展法》。新法案明确赋予政府在城市更新中承担更多职能，例如要求住房与家庭金融局负责搬迁与安置工作的实施细则制定，并向低收入个人或家庭提供房屋修缮补贴等。约翰逊对这一法案评价道，“它拓展、扩大并改进了城市更新计划，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并消除存在于城市中的衰败”。随后，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成立，作为内阁级别部门直接向总统负责，对接受联邦资助的住房和城市更新项目进行监督。

到20世纪70年代初，住房建设计划因开发周期过长、投入成本过高、政府干预过度和存在不公现象而招致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国总统尼克松认为住房计划既未能为家庭提供体面的住房，也让联邦政府在建设和维护方面承担了过高成本，遂于1973年暂停了新的联邦补贴住房项目。此后，联邦政策减少了政府的过度管控和统一规定，转向提高地方的自主权，倡导以社区认为最佳的方式满足自身的多样化需求。由此，持续20余年的联邦城市更新运动基本终结。

一项重要且极具争议的国内政策。美国联邦城市更新运动累计投入了逾13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地方实施城市更新项目，影响了数十万户家庭。美国居住在不符合标准住房中的家庭比例从1950年的37%降至1960年的18%，到1970年下降为8%。这场运动改变了市民的住房条件和生活方式，也留下了交通工程、会议中心、文化设施、体育场、大学、医院等大规模的建筑遗产，重塑了街区风貌和城市形象。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纽约曼哈顿林肯广场更新改造项目便是典型案例。这一项目由城市规划师罗伯特·摩西领导的纽约市贫民窟清理委员会推进，是美国规模最大的城市更新项目之一。项目拆除了大量老旧建筑，取而代之的是林肯中心，汇集了茱莉亚学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纽约爱乐乐团等机构，使之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艺术会场。

与此同时，城市更新运动被批评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流离失所。政府以公共利益为名，动用征用权拆除被认定为衰败地区的房屋以进行重建，而这些地区往往是低收入群体、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长期生活的社区。大多数居民被驱离后只能住进同等程度或条件更差的住房，并可能支付比原先更高的租金，这导致非贫困人口成为城市更新的主要受益者。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尖锐指出，城市更新只是把贫民窟从一个地方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这种家长式的规划思想破坏了街区活力，没有尊重贫民窟居民的利益并帮助他们在现有条件基础上进行重建。美国学者马丁·安德森在《美国联邦城市更新计划（1949—1962年）》中把城市更新运动比作“联邦推土机”。他直言不讳：“联邦城市更新计划的整体成效表明，更新计划是个失败的计划。”“联邦推土机”因此成为美国城市更新负面遗产的象征性说法。

城市更新是美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重要且极具争议的国内政策。尽管城市更新运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后的住房问题和城市衰败，但以政府干预为核心的政策设计把当地居民排除在决策之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回望20余年的美国城市更新运动，“联邦推土机”推倒的不只是老旧建筑，也撕裂了社区记忆、历史文化、邻里关系以及弱势群体的生活基础。这场运动的兴衰始末，揭示出城市规划建设中尊重规律和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为当代城市更新提供了值得深思的历史镜鉴。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这一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新征程城乡怎么融合、乡村怎么振兴、农民怎么增收的重大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我们党立足基本国情、深刻把握城乡发展规律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全局，明确部署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新阶段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底座提供了根本遵循。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时代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这是夯实农业强国、推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石。城乡关系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社会关系。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核心要义，就是通过系统性制度重塑、全局性资源重构、精准化政策赋能，彻底扭转长期以来城乡资源配置失衡格局，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通过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能够从根本上破解农业转型升级滞后、乡村建设短板突出、农民增收动力不足的深层次矛盾，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迭代、传统乡村向和美乡村蜕变、传统小农向职业农民转型，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筑牢最坚实的乡村振兴底盘。

从政策逻辑看，这是落实新阶段“三农”工作部署的刚性要求。“十五五”时期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攻坚期，“十五五”规划纲要更加注重制度定型、系统集成、长效赋能，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要素配置、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这一部署标志着我国“三农”工作从阶段性攻坚、外部输血式扶持，转向常态化提质、内生造血式发展，推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步入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轨道。

从现实逻辑看，这是破解发展失衡、激活乡村动能的关键举措。经过多年持续发力，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乡村产业体系逐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显著改善，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仍是新时代“三农”领域最突出的矛盾。部分地区仍存在重城市轻农村、重产业轻民生的惯性思维，优先发展政策落地虚化、执行弱化。健全系统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能够从顶层设计上确保资源优先配置、投入优先保障、发展优先推进的鲜明导向，精准破除乡村发展堵点难点，全面激活农业农村内生活力。

当前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突出短板

优先发展刚性约束机制总体偏弱。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配套刚性制度保障不足，部分地区存在口号化、表面化落实问题。财政支农投入稳定增长、要素优先倾斜、公共资源优先配置等刚性制度执行不严、监督缺位。“三农”工作在地方政绩考核中权重偏低、指标偏软，激励约束、督导问责机制不够健全，导致优先发展战略在基层落地层层递减，难以形成常态化、闭环式的工作推进格局。

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当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红利释放不充分，承包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范化机制不完善，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未能充分激活。乡村人才引育留用机制不健全，返乡创业、人才下乡的政策吸引力不足、配套保障滞后，乡村人才匮乏问题长期存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短板突出，社会资本入乡门槛高、意愿弱，优质要素单向流出乡村的格局尚未根本扭转。

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碎片化仍较明显。现有惠农政策系统性统筹和整体性设计不足，政策叠加效应、聚合效应未能充分释放。产业扶持政策重规模扩张、轻质量提升，聚焦种养环节多，对乡村“土特产”全链条培育、精深加工、品牌塑造、冷链物流、数字营销等增值环节支持不足，导致乡村产业低端内卷、附加值不高。联农带农政策机制不够完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链衔接松散，农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的渠道有限、份额偏低，政策富民惠民的核心效能有待提升。

内生发展与长效治理机制较为薄弱。部分乡村产业结构单一、业态低端，过度依赖财政扶持和外部帮扶，自主造血、自我发展能力薄弱。农村基础设施长效运维机制缺失，重建轻管问题普遍存在。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失衡，乡村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与城市差距仍然明显。农民主体培育机制不完善，农民参与乡村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内生动力未能充分激发，制约农业农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实践路径

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刚性保障机制。坚持把制度建设摆在首位，构建常态化、刚性化、长效化的优先发展保障体系。压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财政保障机制，持续落实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农业农村、土地出让收益重点用于乡村发展等制度，统筹整合涉农资金，优化资金配置方式，提升支农资金精准度和使用效益。完善现代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健全考核督导机制，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体系，将农民增收、产业升级、城乡融合、乡村治理等核心指标纳入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压实各级各部门“三农”工作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闭环工作格局。

以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引领改革深化。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优质资源向乡村集聚。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平稳有序推进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试点，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闲置农房和集体建设用地资源，充分释放土地改革红利。完善乡村人才振兴政策体系，健全人才下乡、能人返乡、乡土育才全链条机制，优化就业、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培育一批乡村工匠、土专家、产业带头人，夯实乡村人才支撑。优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适配乡村产业发展的信贷产品、保险品种，降低社会资本入乡门槛。

完善产业扶持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政策。立足各地资源禀赋，深入做好乡村“土特产”文章，构建全链条、系统化的产业扶持政策体系。持续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大特色种养、加工、流通扶持力度，补齐农产品精深加工短板，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健全乡村品牌培育和保护机制，打造差异化乡土产业IP，推动优质优价。健全紧密型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小农户全面融入现代农业体系，共享产业增值红利。强化科技赋能政策，以智慧农业、数字农业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升级。

优化城乡融合政策补齐乡村民生短板。坚持城乡一体化发展，健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推动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公共服务同质均等。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完善农村道路、水利、电网、通信、物流等基础设施长效管护机制，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下沉延伸，统筹优化城乡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社保服务供给，健全城乡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机制，持续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功能布局、要素布局，推动城乡产业联动、资源互通、功能互补，持续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构建城乡融合、协同共进的发展新格局。

不断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新动能。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健全农民赋能培育机制，常态化开展种养技术、加工工艺、电商运营、品牌营销等技能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激发农民创业创新内生动力。坚持党建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基层党组织统筹资源、引领发展、服务群众的能力。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底线，健全乡村绿色生产、生态保护、低碳发展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深入挖掘传承农耕文化、乡土非遗、民俗风情，以文化赋能乡村发展、滋养乡村文明，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农”固本，国运方兴。健全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抓手，也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新征程上，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始终坚守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锚定“十五五”时期“三农”工作新部署新要求，以制度创新破难题、以政策赋能强根基、以要素改革激活力、以产业振兴惠民生，持续完善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制度政策体系，持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推动乡村更兴旺、农民更富裕、城乡更融合，以高质量的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研究员）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

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5日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聚力期刊学术新担当服务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6月2日，由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与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聚力期刊学术新担当服务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高校、党校、科研机构及期刊出版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年来的实践成果，重点探讨如何通过学术期刊建设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

守正创新，奋力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怎样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锚定了坐标、明晰了路径。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高培勇强调，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从波澜壮阔的实践经验中凝练原创性理论，贯通“两个结合”，实现“魂”与“根”的深层互促，真正开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研究》主编崔唯航认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落到实处，将其所蕴含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和原理性理论成果，有机融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要对核心概念进行梳理与厘清，将其嵌入学科理论框架之中，转化为可具体研究、分析和比较的学术议题，在具体情境中展现解释力与生命力。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张树华围绕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谈道，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战略部署，这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赋予了当代中国政治学人新的使命担当。他表示，中国政治学界已实现从西方理论验证到中国理论生产的重心转移，围绕国家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题，提炼了一批具有解释力、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推动计算政治学、数字治理等交叉学科蓬勃发展。

勇担使命，学术期刊赋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学术期刊是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

谭铁牛指出，期刊要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坚持扎根中国大地，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坚持为人民做学问，切实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厚植学术根基，加快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坚持拓宽国际视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社长何忠国认为，期刊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设置议题，以高质量选题策划引导学术研究正确方向，避免学术生产的碎片化和盲目性；聚焦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通过有深度的学术对话，塑造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与话语体系，扭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担负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以科学严谨的评价标准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重视扶持培养青年作者，通过开设青年专栏、组织青年论坛等方式，为自主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源头活水，确保学术事业薪火相传。

以“南京倡议”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期刊建设走深走实

2024年底，南京大学牵头发起的“南京倡议”在国内学术界和期刊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切实推进了期刊建设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同构进程。

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沈洁就进一步落实“南京倡议”提出四点期望：一是进一步推动期刊建设聚焦服务“国之大者”的战略方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二是进一步推动文风转变、涵养优良学风和期刊生态，倡导言之有物、简洁明快的学术表达；三是进一步以关爱育新秀，做好青年学人成长的“摆渡人”；四是进一步实现学理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的有机统一，推动学术成果向政策建议转化。沈洁还就如何创建国际一流期刊群、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如何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如何通过精准的选题策划催生更多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如何完善数智规制、筑牢新时代学术伦理防线等提出建议。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云松认为，回答“中国之问”，要以评价体系为杠杆引导期刊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鼓励开设“自主知识体系”专栏；要实施高影响力成果海外出版计划，推动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传播；要大力扶持青年学者成长，适度扩大期刊载文量；要推动学理研究与智库研究深度融合，提升期刊回应现实、服务时代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与会专家还就期刊建设转型提出了意见：在议题设置上，实现从被动“跟题”到主动“命题”的根本转变；在审稿标准和学术评价上，实现从“唯洋”至上到“唯实”为本的立场转变；在学术生产主体上，推动构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向“合唱”转变；在知识生产方式上，实现从零散、偶发向系统化、体系化转变；在国际学术交流上，实现从单向“介绍”中国情况到自信“定义”学术范式的话语权转变；打破学科壁垒吸纳跨领域研究者，搭建互通共享的开放式学术循环格局。

多维发力，共商期刊评价发展新路径

针对学术评价变革、评价标准建设议题，与会代表提出，要加快建立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破除单一化、西方化评价导向，破除学科壁垒，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科学评价体系，把原创性、本土性、思想性作为核心评价指标，以评价改革推进中国知识体系自主创新。

陈云松从实证角度出发，对CSS-CI来源期刊在支持青年作者、载文量等方面的收录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用数据揭示了当前评价体系的实际运行效果及其对学术生态的影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刘曙光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包括期刊）的评价应当充分体现国家主体性和中国特色，突出社会服务贡献导向，深化分类评价，增加多元评价方法。评价不能“削足适履”，评价工作应大力支持新兴学科、新锐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时传承好冷门绝学，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评价体系。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仲伟民从期刊发展的现实困境出发，建议进一步理顺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间的关系，推动评价体系更好服务期刊内涵发展，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他还呼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强期刊自身的传播能力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徐拥军介绍了该中心构建原创导向学术评价体系的探索实践。他建议科研管理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真正将原创性贡献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引导学术研究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跟踪模仿转向自主创新。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党校期刊具有政治站位高、实践导向强、决策影响力大的独特优势，应推出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坚持党刊姓党原则，把牢正确办刊方向，不断提升办刊质量，主动服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研讨会共设置六个平行分会场，分别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术期刊与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期刊高质量发展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六大议题，从理论创新、评价改革、青年扶持、数智赋能、国际传播等多维度展开深入研讨。

（韦磊余茜）

山东省委党校夯实培训体系提升干部国际化专业化能力

本报讯 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围绕服务省委国际化专业化能力锻造工程，充分发挥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作用，持续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培训质效，引导学员全面提升国际化专业化能力。

强化组织管理。充分发挥校（院）教学研究中心作用，紧扣国家、全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部署要求，找准党员干部国际化专业化能力素质提升方向和着力点，征求外事、发改、商务等省直部门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制定《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服务省委“国际化专业化能力锻造工程”课程建设方案》。推行“招标遴选+定向委托”课程开发模式，围绕全省产业能级跃升、科创能力攀登、市场活力和开放能级提升等重点工作，发布课程开发清单，面向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公开招标，聚焦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前沿内容，定向委托教研团队开发课程。

丰富教学供给。搭建由“基础理论”“国际视野”“山东实践”“实战赋能”四大模块组成的国际化专业化课程矩阵，开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专题课程，设置习近平外交思想、山东对外比较优势领域定位分析、山东重点产业链建设解读等课程47门。举办“强省大课堂”，聚焦新兴领域，截至目前已邀请战略科学家、行业领军人物等作《山东航空航天产业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加力加效做强工业经济“头号工程”为打造北方地区经济重要增长极筑牢产业支撑》等辅导报告6场。面向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征集典型案例700余个，遴选特色高质量案例打造“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以人为本科学救援”等专题案例课程28门。推进“理论教材+案例汇编”教材建设，编写出版《提高科学思维能力》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篇、案例篇等教材，会同相关省直部门单位编纂《“走在前、挑大梁”教学案例集》。

创新教学模式。结合教学内容创新设计访谈式、研讨式、体验式等教学模式，灵活嵌入各类培训班次教学。深化现场教学，设计“凝心铸魂”“敢为人先”“自信自强”“攻坚克难”四大板块，精选337个现场教学点，形成“8线N点”精品路线，组织学员赴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山东重工集团国际化智能制造基地等开展现场教学，赴上海自贸试验区、广东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开展异地教学。高标准建设全国一流的省级应急管理培训基地，围绕各种突发事件、灾难灾害的预防和处置，形成“97+X”课程体系，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等17家单位的26名专家学者组建核心师资队伍，承办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应急管理教学科研咨询协作联席会议、山东省安全发展论坛，截至目前，共承接培训、调研3.1万余人次。举办“智荟‘十五五’”等学员主题论坛，邀请深耕前沿科技布局、国际化专业化赋能和增进民生福祉等领域的学员作专题分享，组织学员开展交流研讨。

夯实基础保障。深化国际交流平台建设，建强国际友城研究、文化传播、国际合作培训三大平台，建设“中国—加勒比发展中心”，组建加勒比研究和发展智库合作联盟，打造国内加勒比研究高地。聚力建设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兼具国际视野和专业素养的优秀师资队伍，每年选派骨干教师赴国（境）外高校、国际机构访学进修，安排教师到省直部门单位和基层一线挂职锻炼，深度参与各类合作项目。加强师资培训，开设全省党校（行政学院）国家治理专题培训班、教学方式方法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等，全面提升教师国际化专业化素养和课程开发、案例编写与教学实施能力。扎实开展有组织科研，着眼“组建大团队、解决大问题、作出大贡献”，制定《关于组织学员参与决策咨询工作的实施方案》，搭建“党校+部门”“教师+学员”等集中攻关模式，建立“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咨询进决策”机制，聚焦山东制度型开放、产业链国际化等重点工作，组织学员撰写咨政报告19篇，其中16篇咨政报告获省部级领导批示。制定《基本培训班次学员考核实施办法（试行）》，加强学员国际化专业化能力建设等方面的考核。

（刘震孟宏恩）

江西省党校系统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

本报讯 5月27日，江西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在江西省吉安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江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李能出席并讲话，吉安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龚平秋致辞，江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院）长高莉娟主持。

会议指出，党校（行政学院）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守党校初心，夯实科研基础，着力提升学术原创能力，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应有贡献。要紧跟新的形势、新的实践、新的任务，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扎实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研究，切实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拓展历史文化特别是江西传统文化研究，在理清脉络、融会贯通中提升科研工作的独创性。要加强有组织科研，恪守学术规范，建强人才队伍，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努力推出更多有分量、标志性的科研成果，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会议对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获奖个人进行了表彰。会上，来自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的3名特邀专家围绕“新时代党校更好为党献策的几点思考”“强化诚信管理弘扬优良作风”等主题作了专题辅导，辅导报告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党校（行政学院）职能定位、聚焦为党献策核心任务，既理清了科研与决策咨询工作的发展思路，又夯实了从严治学作风建设的根基，为全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精准履职、提质赋能指明了实践路径。与会人员围绕研讨会主题开展了学术交流。当晚，还召开了省市党校（行政学院）第六次协作研讨会，就进一步推进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智库联盟建设作了部署。

江西省各设区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和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党校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院）领导、科研管理部门负责人、入选研讨会优秀论文作者代表；江西省委党校（行政学院）相关人员共110余人参加了会议。

重庆市委党校召开科研资政工作会

本报讯 重庆市委党校（行政学院）近日召开2026年上半年科研资政工作会，常务副校（院）长刘晓吾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要求，牢记党校初心，做好探索规律、经世致用的大学问，奋力交出为党献策的优秀答卷，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中作出党校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要集中力量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更好地彰显“为党献策”独特价值。一是全速冲刺国家课题。把国家课题申报作为首要攻坚任务，强化统筹领导、精准指导，做好课题申报全流程服务保障，组织开展高水平活页论证会，发挥先发优势、提升领先地位，全力以赴打赢“课题突破年”攻坚战。二是全力巩固资政态势。保持初心不变、节奏不变、状态不变，建强“轻骑兵”团队和“六大智库”，畅通资政报送渠道，发挥比较优势，注重大成集智，推出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三是全心办好“学术大讲堂”。坚持系统谋划、精细组织，打造学术交流、思想碰撞的学术品牌，系统化、制度化、长效化提升教研人员学术能力，培育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教师队伍。四是全面抓好文章发表和学术活动。突出理论文章的政治性、思想性、引领性，学术论文的创新性、规范性、前沿性，在权威报刊、核心期刊上持续发声，谋划举办更多高规格学术活动，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学术交流品牌。

会议强调，坚持重在统筹把关、重在管理服务、重在有效激励、重在密切配合，开展有组织科研，构建高效协同的工作新格局。要树牢“全校一盘棋”思想，校（院）委会牵头抓总，校（院）领导每季度定期调度，首席专家带头履职，科研处主动做好服务保障。坚持重培育、重使用、重激励的工作导向，让有真才实学、有扎实成果的人脱颖而出，让广大教师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推动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局面。

副校（院）长侯晋雄主持会议，副校（院）长张健宣读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成果奖、校（院）2025年资政突出贡献奖和科研卓越成就奖表彰文件。校（院）领导为获得全国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成果奖、校（院）资政突出贡献奖和科研卓越成就奖的获奖人员颁发荣誉证书。

（刘斐苏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校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交流会

本报讯 6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召开2026年春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交流会。常务副校（院）长刘宝东出席。校（院）领导、教务处、培训部负责人、各班组织员、教学组长及全体学员共150余人参加了交流会。

交流会上，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二班、三班的6名学员，立足自身岗位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谈体会、找差距、明方向，深学细悟正确政绩观“是什么”，准确把握应该“怎么干”，检视政绩观偏差，锤炼坚强党性，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帮扶支持下，始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充分发挥干部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坚决贯彻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自3月1日开班以来，校（院）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培训全过程，在校（院）1个月以上主体班次开设“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学单元，按照“理论讲授+案例教学+研讨交流”的教学方式，设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等10门课程，引导学员深学细悟《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认真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推动学员在对照检视中找差距、查根源，不断校正思想偏差、明确实践方向。截至目前，累计培训学员4100余人次。赴自治区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等院校开展专题宣讲42场次，培训2100余人次。

学员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学习教育作为新起点，把党校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智慧与力量。

练好“磨课”基本功

教学是党校的中心工作，课程是教学的基础。为不断提升课程质量，要坚持把“磨课”作为重要抓手，以工匠精神对每一门课程精打细磨、反复雕琢，推动课程质量实现全方位、系统性提升。

深刻认识“浅、旧、老”问题。少数教师的课程，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理浅了，课程缺乏深度和厚重感，削弱了理论武装的彻底性和科学性；有的案例旧了，疏离时代与实践，导致课堂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大打折扣。“磨课”，正是要对这些顽疾进行靶向治疗，让课程在推倒重来、精雕细琢中焕发新生；有的讲法老了，缺少互动与共鸣，“一份讲稿满堂灌”的讲授方式，难以激发学员从“被动听”转向“主动思”，导致学习停留在浅层记忆层面，无法内化为真正的素养和能力。

锻造“内容、讲法、心志”。一是磨内容，深化学理和课程厚度。磨去陈旧，注入鲜活。引导教师深入改革开放前沿、社会治理基层蹲点调研，把来自一线的真问题、真探索、真经验转化为课堂上的鲜活案例，让课堂充满时代气息和泥土芬芳。磨去繁芜，凸显逻辑。精心打磨课程的内在逻辑，厘清各部分之间是并列、递进还是因果关系。磨去浅表，深化学理。督促教师对授课主题进行深度的学理挖掘，揭示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对于重要论断，要能够回溯其思想源头、梳理其发展脉络、展示其学理依据，做到抽丝剥茧、层层递进。

二是磨讲法，提升课堂的魅力与效力。磨好“导入”与“设问”。精心设计引人入胜的课堂导入，迅速抓住学员的注意力。同时，善于设置环环相扣的“问题链”，用高质量的问题牵引思考，让学员始终处于“愤悱”状态，在不断追问中逼近真理。磨活“互动”与“对话”。磨出从容驾驭互动环节的能力，如，讨论前如何澄清议题、讨论中如何引导深化、讨论后如何总结升华。教师在互动中要实现角色转变，从知识灌输者变为思维引导者，在平等的对话碰撞中激发智慧火花。磨精“表达”与“共情”。反复打磨授课语言，把宏大的理论转译成学员听得懂、记得住的知心话。磨炼与学员共情的能力，以真情感动真心，使课堂形成强大的精神共鸣场。

三是磨心志，铸就大师的匠心与道心。磨去傲气，树立“空杯心态”。放下“我的课已经很好了”的自满，以虚怀若谷之心倾听各方面批评和建议。磨去惰性，追求极致标准。“磨课”要求以“止于至善”的标准自我加压，反复雕琢。磨去惧心，砥砺担当之勇。磨出强大的抗压能力，把每一句批评都当成淬炼的烈火，从而练就对三尺讲台的敬畏、对干部教育事业的忠诚。

构建“初磨—讲评—返场—展示”闭环机制。“磨课”必须建立规范化的操作流程，形成一套刀刃向内、循环上升的机制，从随机行为走向制度常态。

初次备课后，开展团队会诊，“把脉定向”。集中审视课程的政治性、框架性和逻辑性，如核心观点是否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篇章结构是否平衡合理，各部分过渡是否自然。校领导和全体教师各抒己见，填写评审表，“磨课人”记录所有修改建议，之后对照修改。这种“一人主讲，众人帮扶”的“磨课”形式，能够有效聚合群体智慧，帮助讲课人跳出自身盲区，从源头上扫除硬伤、校准靶向。开展教学讲评，深挖病灶，红脸出汗。紧扣“学理浅”“讲法老”“案例旧”三大靶心，进行解剖式诊断。比如，直接点出“此处过度生硬，逻辑链断裂”“对‘自我革命’的学理解释仍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文化根脉”。这种毫不留情、直击要害的专业批评，是打破思维定式、突破平庸状态的必经阵痛。讲评要形成书面反馈清单，作为后续修改的刚性依据。

二次“返场”时，做到刀刃向内、脱胎换骨。教师拿到评审表后，要带着“归零”心态进行全链条重塑。面对被指出的学理浅问题，需要重新进行文献研读和理论溯源，重构分析框架；面对案例陈旧问题，需走出书斋，进行补充调研或重新采集，让新素材成为课堂血肉；面对讲法生硬问题，则需重新设计互动情节，细化教态教案，甚至磨炼语音语调的抑扬顿挫。二次“返场”要在各个方面发生显著变化，真正实现脱胎换骨。

在反复实战中催生精品。课后系统收集学员意见，既验证前期“磨课”成果，也发掘依然存在的细微瑕疵。对于学员评价优异、教学反馈上乘的课程，可将其纳入优秀课程库，在校内外进行观摩展示、录制推广，并给予相应激励。从初出茅庐的“合格课”，到评价尚可的“良好课”、经过争鸣打磨的“优质课”，再到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同行公认的“精品课”，“磨课”打通了一条课程持续进化、螺旋上升的完整通道。

（作者单位：海南省委党校）

武汉市委党校以读研论践阅读活动锤炼干部履职能力

本报讯 武汉市委党校第8期处级干部进修班近日精心组织读书交流会与“微论坛”，以“读、研、论、践”形式，引导学员在“悦读”中汲取养分，在“精研”中廓清思路，在“深论”中凝聚共识，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能力，为武汉全力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大武汉注入思想动能。

以“书香研学”强根基，筑牢思想理论高地。将读书交流会作为理论学习的重要载体，围绕《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开展集中学习与深度研讨。读书交流会上，学员代表分享学习心得，畅谈对“两个结合”等重要论述的理解，并立足岗位实际“谈体会、找差距、明方向”。现场气氛热烈，实现个人深读与交流悟理的良性互动。学员们表示，要以守正传承文脉，以创新激活产业，讲好文化故事。

以“微论践行”拓思路，破解实践发展难题。为破解理论与实践脱节难题，班级组织开展课前15分钟“学员微论坛”活动。围绕“如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武汉如何以文化赋能‘五个中心’建设”等主题，坚持“小切口、深挖掘、实举措”原则，为学员搭建交流实践经验、破解工作难题的平台。来自不同行业的学员代表结合自身工作实践“晒经验、剖案例、解难题、提建议”。宣传文化领域学员结合长江江豚成为全国首个法定城市吉祥物的契机，分享依托江豚IP全球传播优势，为武汉加快建设国际交往中心提出实施路径；基层一线学员借鉴“修旧如故、最小干预”理念，提出“一片一策、一街一策”推动古建活化利用，引入社会资本培育文旅IP；城市建设领域学员以长江天地项目为例，交流了在城市更新中保护历史文脉、打造“可阅读、可感知”文化空间的经验，分享了通过古今对话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城市发展优势的有益探索。实现了“知识互补、能力互促、经验互鉴”，取得了“教学相长、学学相长”的良好效果。

以“长效机制”促转化，推动成果落地生根。读书交流会与“微论坛”活动得到全班学员的积极参与，是学员在培训中“渐入佳境”的生动展现，也是党校深化教学改革、创新培训形式的有力实践，有效破解了传统培训中“重理论、轻实践”“重讲授、轻交流”的难题，为学员们搭建了互学平台，激活了碎片化时间的育人价值。为推动学习成果落地见效，防止学用脱节，在指导教师参与下，学员们建立了“课后研学”交流机制，选定课题方向，通过读书研讨、实地调研等形式，聚焦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撰写调研报告，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工作深度融合。

全体学员一致认为，在读书交流、论坛分享、小组调研等活动中收获颇丰，既深化了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解，也更加清醒认识到自身肩负的责任重担。（付慧王彬彬）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党校依托特色教材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党性教育离不开优质教材的支撑，优质教材是将党性原则具象化、生动化的重要载体。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委党校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等系列采访实录作为党性教育的特色教材，循着习近平总书记地方领导实践“足迹”，并结合本地实际，围绕“信仰、方法、理论、情怀”四个维度进行深入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

构建“四位一体”课程体系，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根基。在信仰筑基层面，开设“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读《习近平在正定》”等专题课，引导学员深入剖析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为何顶着压力为百姓减负、如何“扯开嗓子喊人才”等具体实践，促使学员深刻思考“政绩为谁而树”，强化“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价值认同。引导学员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赤子情怀和“为人民做实事”的初心。在方法赋能层面，重点萃取“足迹系列丛书”中蕴含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求实作风。开发“跟总书记学调查研究”“‘四下基层’工作法的时代价值”等课程，将“半城郊型经济”“千万工程”等蕴含的科学方法论转化为案例教学，破解“政绩如何树好”的实践难题，提升学员在民族地区发展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理论溯源层面，设置“‘系统治理’与‘精准施策’——用福建‘生态省’智慧解锁呼伦湖治理新篇章”等理论课程，引导学员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实践轨迹，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孕育、萌发的内在逻辑，深化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的理解，从理论高度明晰“树什么样的政绩”。在情怀滋养层面，运用系列采访实录中“三进下党”“心无百姓莫为官”等感人故事，通过情景教学、实践锻炼，厚植学员“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奉献精神。

创新多元互促教学方式，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实效。现场教学，在“行走的课堂”中感悟思想伟力。将系列采访实录中的理念与呼伦贝尔的实践相结合，引导教师在实景实情中感悟思想魅力，思考如何将正确政绩观融入服务地区发展的具体行动。案例剖析，在思想碰撞中深化规律认识。在“‘八八战略’——《习近平在浙江》”案例教学中，深挖习近平总书记“补短板”“锻长板”等科学思维方法，引导学员对标呼伦贝尔生态优势、极寒环境、广阔的空域、特殊的边疆优势深度思考，提升履职能力。实践体验，在一线工作中练就本领。以系列采访实录为实践指南，组织学员走出课堂、深入一线，在基层实践中检验和深化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开设“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城市社区治理一线锤炼与检验正确政绩观”等实践课堂，带领学员赴呼伦贝尔市老旧小区改造示范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生态保护治理现场等开展现场教学，引导学员对照领袖足迹找差距、对照本地实践明方向，实地感悟如何把“为民造福”落到实处，形成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受益的生动局面。

健全主题突出的研讨交流机制，以党性教育内化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主题教育要求，设定研讨主题——“循着领袖足迹，感悟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引导学员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宁德等地如何通过具体工作展现坚强党性。结合党纪学习教育要求，设定研讨主题——“循着领袖足迹，感悟共产党人的纪律规矩”，探讨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领导实践中如何带头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引导学员把党规党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要求，设定研讨主题——“循着领袖足迹，感悟‘潜绩’与‘显绩’的辩证统一”，引导学员思考如何立足岗位，甘于做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聚力期刊学术新担当服务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6月2日，由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与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聚力期刊学术新担当服务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高校、党校、科研机构及期刊出版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系统梳理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年来的实践成果，重点探讨如何通过学术期刊建设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凝聚智慧、贡献力量。

守正创新，奋力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

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怎样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进一步锚定了坐标、明晰了路径。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原副院长、国家一级教授高培勇强调，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从波澜壮阔的实践经验中凝练原创性理论，贯通“两个结合”，实现“魂”与“根”的深层互促，真正开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新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研究》主编崔唯航认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当务之急是要把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作用落到实处，将其所蕴含的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思想观点和原理性理论成果，有机融入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转化为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要对核心概念进行梳理与厘清，将其嵌入学科理论框架之中，转化为可具体研究、分析和比较的学术议题，在具体情境中展现解释力与生命力。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张树华围绕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谈道，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战略部署，这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赋予了当代中国政治学人新的使命担当。他表示，中国政治学界已实现从西方理论验证到中国理论生产的重心转移，围绕国家治理、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议题，提炼了一批具有解释力、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推动计算政治学、数字治理等交叉学科蓬勃发展。

勇担使命，学术期刊赋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学术期刊是赋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

谭铁牛指出，期刊要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阐释，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坚持扎根中国大地，聚焦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坚持为人民做学问，切实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坚持厚植学术根基，加快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坚持拓宽国际视野，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报刊社社长何忠国认为，期刊建设要坚持问题导向，主动设置议题，以高质量选题策划引导学术研究正确方向，避免学术生产的碎片化和盲目性；聚焦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通过有深度的学术对话，塑造中国学术的主体性与话语体系，扭转“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担负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责任，以科学严谨的评价标准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反对任何形式的学术不端；重视扶持培养青年作者，通过开设青年专栏、组织青年论坛等方式，为自主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源头活水，确保学术事业薪火相传。

以“南京倡议”为基础，进一步推动期刊建设走深走实

2024年底，南京大学牵头发起的“南京倡议”在国内学术界和期刊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切实推进了期刊建设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同构进程。

北京市委党校（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沈洁就进一步落实“南京倡议”提出四点期望：一是进一步推动期刊建设聚焦服务“国之大者”的战略方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二是进一步推动文风转变、涵养优良学风和期刊生态，倡导言之有物、简洁明快的学术表达；三是进一步以关爱育新秀，做好青年学人成长的“摆渡人”；四是进一步实现学理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的有机统一，推动学术成果向政策建议转化。沈洁还就如何创建国际一流期刊群、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如何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如何通过精准的选题策划催生更多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如何完善数智规制、筑牢新时代学术伦理防线等提出建议。

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陈云松认为，回答“中国之问”，要以评价体系为杠杆引导期刊聚焦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鼓励开设“自主知识体系”专栏；要实施高影响力成果海外出版计划，推动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传播；要大力扶持青年学者成长，适度扩大期刊载文量；要推动学理研究与智库研究深度融合，提升期刊回应现实、服务时代的穿透力和影响力。

与会专家还就期刊建设转型提出了意见：在议题设置上，实现从被动“跟题”到主动“命题”的根本转变；在审稿标准和学术评价上，实现从“唯洋”至上到“唯实”为本的立场转变；在学术生产主体上，推动构建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向“合唱”转变；在知识生产方式上，实现从零散、偶发向系统化、体系化转变；在国际学术交流上，实现从单向“介绍”中国情况到自信“定义”学术范式的话语权转变；打破学科壁垒吸纳跨领域研究者，搭建互通共享的开放式学术循环格局。

多维发力，共商期刊评价发展新路径

针对学术评价变革、评价标准建设议题，与会代表提出，要加快建立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破除单一化、西方化评价导向，破除学科壁垒，积极探索跨学科的科学评价体系，把原创性、本土性、思想性作为核心评价指标，以评价改革推进中国知识体系自主创新。

陈云松从实证角度出发，对CSS-CI来源期刊在支持青年作者、载文量等方面的收录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用数据揭示了当前评价体系的实际运行效果及其对学术生态的影响。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刘曙光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包括期刊）的评价应当充分体现国家主体性和中国特色，突出社会服务贡献导向，深化分类评价，增加多元评价方法。评价不能“削足适履”，评价工作应大力支持新兴学科、新锐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同时传承好冷门绝学，真正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评价体系。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仲伟民从期刊发展的现实困境出发，建议进一步理顺学术期刊与评价机构之间的关系，推动评价体系更好服务期刊内涵发展，形成互利共生的良性互动关系。他还呼吁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强期刊自身的传播能力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徐拥军介绍了该中心构建原创导向学术评价体系的探索实践。他建议科研管理部门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坚决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真正将原创性贡献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引导学术研究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跟踪模仿转向自主创新。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党校期刊具有政治站位高、实践导向强、决策影响力大的独特优势，应推出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坚持党刊姓党原则，把牢正确办刊方向，不断提升办刊质量，主动服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研讨会共设置六个平行分会场，分别围绕“党的创新理论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术期刊与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期刊高质量发展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六大议题，从理论创新、评价改革、青年扶持、数智赋能、国际传播等多维度展开深入研讨。

（韦磊余茜）

精准抓实干部履职能力培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领导干部必须全面增强各方面本领，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强化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干部队伍现代化建设本领。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坚持把履职能力培训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立足组织需求、岗位需求、干部需求，科学谋划、精心设计，突出精准化、实战化，帮助学员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强能力弱项，更好地胜任工作，增强现代化建设本领。

聚焦“讲什么”，进一步明确培训重点内容。围绕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聚焦省委工作要求，以增强党员干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本领为重点，科学设置培训班次和专业课程。优化教学设计。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发布的基本课程方案全面完整地落实到相应班次的教学设计之中，有针对性地设置内容、优化讲题，分领域分专题学深学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七种能力”培训长班全覆盖。持续完善“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为核心课程，以打造‘三地一区’战略定位为重点课程，配套N门多元化专题课程”的课程体系，现有相关课程165门。加强专题培训。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每年举办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全面从严治党等专题班次20多个，由省委组织部、省委党校、省直相关厅局联合举办，三方共同参与课程安排、师资选用、教学组织等，着力打造精品班次、示范班次。“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多个专题班次获省领导批示肯定。加大课程供给。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围绕“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等主题，开设一批切口小、专业性强的选修课，两个月以上班次学员培训期间至少选修2门课程，其他班次学员自愿选修，更好满足学员需求。

聚焦“谁来讲”，进一步优化师资力量配备。坚持内外相结合，充分调动教与学两个积极性，切实强化履职能力培训师资保障。推动校内教师积极讲。坚持把教学能力强、教学效果好作为师资配备首要考量，参考教学评估排名，加强教学统筹，安排教学能力过硬的教师授课。按照“共备共用”原则开展集体备课，设置核心课程ABC角，组建教学团队常态化打磨，统一讲题、统一提纲、统一讲稿，让更多年轻教师站上讲台、讲好课程。邀请领导干部深入讲。坚持“干而论道”，持续打造形势报告会和书记讲堂、市（县）长讲堂、厅（局）长讲堂、院士讲堂、企业家讲堂等教学品牌，常态化邀请领导干部、名师名家、先进典型进党校、上讲台，让干过的人讲干过的事、专业的人讲专业的事。邀请省领导和省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来校作报告、与学员座谈交流等，全面落实领导干部上讲台制度。引导参训学员主动讲。会同省委组织部，面向省、市、县三级党校主体班学员，创新开展“学思想、重践行”学员攻坚克难工作案例课的课前分享活动，以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引导学员分享认识体会，营造学学相长的浓厚氛围。在不同学制班次有针对性地安排学员论坛、结构化研讨、工作经验交流等教学活动；组织学员到沪苏浙等地开展异地教学，共同举办跨省域学员双向交流活动，使不同岗位、不同地域、不同经历的干部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聚焦“怎么讲”，进一步丰富教学方式方法。积极拓展培训场景，增加更多研讨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以及实践性强的教学内容，努力使履职能力培训更加务实管用。加大案例教学力度。建好用好案例教学研究中心，加大“安徽首创”特色案例课程开发力度，累计开发“安徽林长制改革”“江淮粮仓”“合肥产业投资”等案例课程41门。进一步创新案例教学方式，由与案例深度关联的改革亲历者、实践参与者、政策制定者和党校教师共同授课，录制“一江一渠一村一巷”（新安江、淠史杭、小岗村、六尺巷）等宣介安徽经验慕课4门，并在安徽干部教育在线等平台展播。提升现场教学质效。围绕安徽改革发展生动实践、安徽红色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以合肥为中心，辐射带动15个省辖市，串点成线加强现场教学点建设，推行现场解说、理论阐释“双课双讲”，精心打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安徽生动实践”精品教学路线，推动学员学思践悟。畅通实践教学渠道。坚持把教室“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组织中青班和选调生班开展“进村入户”“进园入企”社会实践教学，深入开展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商量“五同”实践教育，将履职能力培训的课堂延展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广阔实践之中。注重发挥学员实践经验丰富、问题意识强、一手资料多的优势，组织教师学员“结对”开展研究，将党校学习和实际工作贯通起来，努力提出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近两年，学员撰写的咨政报告获省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160篇，“打造科技创新安徽范式”等一批咨政成果得到转化运用。

聚焦“长效讲”，进一步加强制度机制建设。着眼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围绕教学管理、师资建设、资源共享等加强制度“废改立”，为增强履职能力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供有力保障。完善需求分析机制。训前，定期与省委组织部会商、到学员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调研，了解和掌握培训需求，并在教学计划中进行针对性安排；对学员“两带来”内容进行分类汇总，分析研判学员思想疑问和工作难题，将其作为教师备课特别是集体备课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有针对性地释疑解惑。训中，通过学员临时党支部书记座谈会、学员网上社区等形式收集学员意见建议，逐条梳理、分类归纳，及时加以改进。训后，通过调研、座谈、问卷调查等形式进行跟踪回访，进一步优化教学安排。完善师资培训机制。依托教师进修学院，分级分类开展全省党校师资培训，每年培训人数在1200人左右，常态化举办集体备课会。定期举办全省党校教学比赛，并纳入省劳动和技能竞赛，推动以赛促教、以赛促提升。通过选派参加访学研修、省委巡视、挂职锻炼、跟班学习等方式，帮助教师积累实践经验，努力克服“先天不足”和“倒挂”问题。拓宽对外交流渠道，支持骨干教师、青年教师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拓宽国际视野。完善资源共享机制。加强与长三角、中部地区党校等联系交流，在合作办班、异地教学、课程开发等方面深度融合、优势互补。创新开展“双支一送”活动，省市两级党校每年遴选一批优质课程到县级党校，同时指导开发履职能力实操课程。强化数字赋能，用好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网上党校”等优质资源，建好“皖美党校”数智平台，建立全省党校系统精品课程库、科研成果库、师资库和现场教学资源库，增强“直播课堂”“好课共享”计划性、针对性，着力提升全省党校履职能力培训整体水平。

〔作者系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长（副院长）〕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

干部教育培训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决定培训方向、质量和成效。新时代新征程，必须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各方面。

铸牢政治忠诚，把稳根本方向。干部教育培训的根本任务是铸牢政治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展开，决不能偏离政治主线、淡化政治属性。当前，少数培训存在政治站位不高、理论武装浅表化、党性教育形式化等问题，根源在于政绩观出现偏差，忽视了政治引领的核心作用。

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首课、主课、必修课地位，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主线。构建“理论筑基+党性淬炼+实践赋能”课程体系，将正确政绩观教育纳入主体班次必修模块。完善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等形式，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引导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性教育和政治训练，坚持把党性教育贯穿培训全过程，把政治训练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用好红色资源、现场教学基地，开展沉浸式、体验式教学。常态化开展政治历练，围绕“国之大者”设置研讨课题，引导干部自觉把岗位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从根本上破解政绩观错位、功利化倾向、短视化行为等难题。健全政治成效评估机制，建立培训政治成效“双评价”机制，既看理论测试、党性分析等书面成果，也看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提升的实际表现。将政治建设成效作为培训机构考核、教师评优评先的首要标准，倒逼培训工作始终坚守政治属性。

突出实干实效，彰显育人价值。干部教育培训的政绩，不在于办了多少班、覆盖多少人，而在于能不能提升干部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推动事业发展。当前，培训工作仍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有的片面追求办班数量、参训人次，搞“大水漫灌”；有的课程设置同质化、施教方式简单化；有的学用脱节。根源在于没有树立以实干论政绩、以实效定优劣的正确导向。

精准对接需求，建立常态化需求调研机制，通过座谈访谈、问卷调研等方式，精准掌握组织、岗位、干部三类需求，形成“需求清单”。推行“菜单式”“点单式”培训，区分不同群体量身定制培训方案，杜绝“一锅煮”。建立培训反馈闭环机制，动态优化课程内容，确保培训精准对接需求。创新教学模式，减少空洞理论说教，增加案例教学、现场教学、实战演练比重。运用案例式教学的课程比重不低于每学期总课时的15%，运用研讨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等其他互动式教学的课程比重不低于每学期总课时的20%。聚焦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风险防范等重点领域，开发本土化、实战化案例教材。严格落实每学期领导干部讲课课时占主体班次总课时比例不低于20%的要求，综合运用情景模拟、工作复盘等方法，摒弃“填鸭式”教学，让干部在仿真情境中练本领、解难题。强化学用转化，推动培训成果落地见效。建立“培训+实践”跟踪问效机制，要求学员结合培训内容制定履职改进计划，培训机构定期回访跟踪成果转化情况，倒逼干部端正学习态度，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破解难题的办法、推动发展的本领。同时，力戒形式主义，勤俭规范办学，努力营造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

强化系统谋划，厚植长远根基。干部教育培训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战略工程，必须遵循规律、坚守初心、谋划长远，坚决防止急功近利、贪大求洋等政绩观偏差。当前，部分地区存在阵地建设盲目扩张、师资力量薄弱、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亟须以系统思维补齐短板。

推进阵地建设，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合理规划党校建设。聚焦县级党校办学短板，通过资源整合、改扩建等方式改善办学条件。建强师资队伍，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构建“专职+兼职+客座”师资体系。加强专职教师培养，实施“名师带徒”计划，安排教师到基层挂职锻炼、到上级培训机构进修。大力推行领导干部上讲台，选聘优秀基层干部、先进模范、行业专家担任兼职教师，破解基层党校名师匮乏难题。建立师资考核评价体系，将教学质量、学员评价、成果转化成效作为核心指标。省级以上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体班次课程更新率年均不少于20%。整合优化资源，打破部门壁垒、数据壁垒，建设以中国干部网络学院为引领、省级网络培训平台为支撑、各单位网络培训平台为补充的平台体系，逐步形成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网络培训格局。提升信息管理系统智能化水平，实现培训计划、学员管理、课程资源、成效评估全流程精细化管理。统筹区域内培训资源，建立师资、课程、基地共享机制，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倾斜。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干部教育培训考核评价体系，把“干部能力提升、问题解决成效、事业发展推动”作为核心评价指标，摒弃单纯以办班数量、参训人次论政绩的做法。建立专项督查机制，定期查纠形式主义、功利主义问题，对政绩观偏差、培训成效不佳的严肃追责问责。强化典型引领，营造重实干、求实效的良好氛围。

从三方面发力增强教育培训针对性实效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教学改革，突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增强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实效性。”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委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从构建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夯实支撑保障三方面精准发力，有力推动全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守正创新，构建科学规范的课程体系。严格落实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关于规范地方党校基本培训课程的要求，持续优化课程内容，构建起“强主课、成体系、有特色”的教学格局。一是抓实主业主课。聚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题主线，科学设置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等五大教学单元，建立完善基本培训课程库，系统梳理入库课程近150门。二是打造特色课程。立足宁夏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实际，专门设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研部，打造形成“从‘陌邻’到‘睦邻’——吴忠市利通区21年邻居节破解城市互嵌式社区治理难题的创新实践”等一批体现党校特色、地方特色的课程。三是动态更新课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体班次邀请中国科学院、北京邮电大学的专家开设“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等前沿课程，专题研讨班邀请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能源等领域的专家领导登台授课。今年上半年，累计邀请28名专家领导前来授课，着力提升教育培训质效。

突出实践实效，创新多元融合的教学模式。持续深化教学改革，推动教学方式融合升级，实现教学质效稳步提升。一是优化教学方式。创新开展案例式、研讨式、模拟式、现场式等多元教学模式，如将“七一勋章”获得者王兰花的先进事迹开发成案例教学，聚焦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层实践打造现场教学。“宁夏红寺堡区脱贫富民的生动实践”获评全区党校（行政学院）系统攻坚克难案例精品课。二是拓展教学载体。依托市县乡三级党校“云联优课”数字化平台，搭建“市级主课堂+县级分课堂+乡镇微课堂”教学矩阵，有效破解基层培训资源不均、参训不便难题。平台运行以来，累计云端送课40余门、培训学员2.4万人次，实现优质资源全域共享。三是推动学用结合。在主体班次开展“战略蓝军”、产业新“三同”实践锻炼，组织学员围绕产业升级、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主题深入一线调研、合力攻坚，形成自治区级、市级课题39项，报送《调研咨政专报》20篇，15篇获市领导批示。

注重强基固本，夯实协同高效的支撑保障。抓实教学质量、师资培育、体系建设，努力为干部教育培训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一是提升备课质量。常态化推行“两级三轮”集体备课机制，构建“教研部初备打磨—校级集中评审—课后复审复讲”的闭环流程，打造全流程规范化备课体系。严守政治导向、学理支撑、教学设计、本土融合四大关口，实施备课准入制度，以严实举措提升教学质量。二是聚力师资培育。将业务骨干、先进典型等纳入师资队伍，构建以“专职为主、兼职为辅、特聘提质”三位一体师资库，储备6类人才共249人。连续4年开展“师带徒”“一线行”“筑基续航”系列培养活动，累计选派49人次赴上级党校、知名高校进修深造，成功培育市级名师工作室1个、高层次人才3名，以专业化师资队伍筑牢教学支撑。三是推进一体化建设。制定全市党校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建立市委党校领导班子成员分片包抓联系制度，将4个县级党校全部设为分校，建成48所乡镇（街道）党校，在全区率先实现乡镇党校100%覆盖，构建起“1+4+48”全域教育培训体系。

（作者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委党校）

创新工作机制做好决策咨询文章

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研究是党校为党献策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浙江省平阳县委党校通过构建“三项机制”，强化“三个协作”，把握“三个环节”，努力提升决策咨询水平，先后荣获浙江省党校（行政学院）系统科研工作进步奖、温州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优秀科研工作组织奖，科研和决策咨询工作水平得到持续提升。

构建“三项机制”，不断激发决策咨询动力。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全链条激励机制建设，激活教师参与决策咨询的内生动力。通过构建“正向激励”机制提干劲。推动党校工作列入县委、县政府年度专项考绩工作项目，调整工作量化激励方案，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导向。出台《教科研精品成果统计办法》，引导教师努力出成果、出精品。通过构建“反向倒逼”机制促落实。制定《关于教师年度教科研工作任务最低要求的规定》，提高科研咨政在教师年度教学科研任务清单中的比重，将年度教学科研任务完成情况同评先评优、职称晋升等挂钩，形成硬性约束效应。通过构建“晋升成长”机制树导向。经过与组织、人社等部门多轮协调，提升党校高级讲师岗位比例，增设正高级讲师岗位，明确岗位任职条件，进一步打开教学科研人才的职称晋升空间。积极向县委推荐和争取，重视从党校内部选拔人才，近3年有3名中层业务骨干提拔进入校委班子，有效盘活人才资源，营造了“有为才有位”的干事创业浓厚氛围。

强化“三个协作”，不断整合决策咨询力量。构建“纵横联动、内外协同、师生共融”的科研生态圈，推动咨政研究合作攻坚，形成“1+1>2”的聚合效应。一是团队协作破壁垒。组建党校教学科研创新团队，突破“单打独斗”的科研模式，每个团队内部再根据选题自由灵活组建2—3人的研究小团队，共谋提纲、共同调研、共商共写、成果共享，团队咨政成果《积极推动乡村振兴加“数”跑——关于我市数字乡村建设情况的调查与思考》获温州市委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目前，已创建8个教研团队，其中4个被评为温州市级教研创新团队。二是内外协作聚资源。同省委党校、市委党校以及县委组织部等建立课题合作研究机制，围绕重大问题联合调研、联合攻关。与温州大学等合作撰写的《关于推动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国际化合作的思考与建议》获温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三是师生协作促转化。根据课题研究方向组织相关专业教师全过程参与学员课题研究，将学员的实践经验优势和教师的理论学术优势有效结合。近3年，完成“学员+教师”咨政研究课题31项，共获得县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39次。

把握“三个环节”，不断优化决策咨询成效。锚定“深调研、准选题、强推介”三大支点，打造咨政过程闭环，真正实现“研有所用、策有所应”。注重深入调研夯基础。制定周密的调研方案，从调研组组成、资料收集、点位选择、调研提纲、走访人员、行程安排等各个环节精心安排，全方位、多层次收集基层真实情况和鲜活案例，确保调研成果“真、全、透”。注重精准选题抓热点。通过领导点题、研讨出题、委托课题等方式精准选题、主动破题。围绕市委提出的龙平苍一体化发展战略撰写的《加快推进龙平苍文旅一体化发展的建议》，获温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肯定性批示。注重主动推介扩影响。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向上级党校和党政领导汇报科研进展，主动呈现研究动态与成果价值，形成“研究—反馈—优化—再研究”的良性循环，有力推动决策咨询工作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浙江省平阳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2022年11月20日，我突发高烧住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25日转到北京协和医院。经诊断，我得的是急性白血病。这场重病一下把我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我没有心理准备。生病之前，我曾设想过退休后的生活：和爱人外出旅游；回老家桂林过一段柴米油盐的日子；陪伴母亲安度晚年；每天散步、打太极拳、喝茶、读书，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因为这场病，这一切似乎成了不可能。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假如走到人生最后阶段，我该怎样面对？医生帮助我延长生命的时长，但是这个生命是否有质量？治疗过程会不会痛苦不堪？怎样才能让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活得有尊严？这些过去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一下子全都涌进了我的脑海。

我们似乎能理解他人的重病死亡，但当自己得了重病，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才深切体会到生命的可贵，要保持淡然的心态确实不易。一个疗程结束了还有下一个疗程，看不到彻底治愈的希望。住院头半个月，我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和焦虑，想象着各种可能的情况，担心病情会变得更加严重，心情如同乌云般阴郁，仿佛被黑暗笼罩。因为这场病，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关注那些和我一样患重病的人，考虑怎样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有一天我和爱人马加在校园散步，看到一只白蝴蝶在花丛中飞舞，我说很美。马加说：“蝴蝶的生命周期很短，有的只有两周时间，但它不在乎，活一天就美丽快乐一天。”这句不经意说出的话刻在了我心里，引起了我的深思。其实，人与其他生物一样，生命都是短暂的、宝贵的，但活法却可以很不一样。许多人在疾病和死亡面前过度担忧，每一天都过得很忧虑和痛苦。而有些人则可以像蝴蝶一样，活一天就过好一天。

住院前我曾经有个计划，打算用3至5年时间写一本书，已经为此做了多方面的资料准备。正当我按计划写作这本书时，却突然因病住院，打断了这一进程。已经66岁的我，是否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这时，我读到了美国著名原始派画家摩西奶奶的人生哲学随笔集《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摩西奶奶全名叫安娜·玛丽·罗伯森·摩西，是一位传奇人物，她的传奇之处不在于她活了101岁，也不在于她一生创作了1600多幅绘画作品，而在于她70多岁时才开始绘画，并坚持画了20多年，成为美国艺术史上自学成才、大器晚成的代表性人物，享誉世界。她有句话成了总结她一生的经典话语：“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门，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我从摩西奶奶的这本书中获得了许多启迪。

我又想起了知名作家、剧作家苏叔阳。1994年，他被确诊肾癌。在长达25年的抗癌旅程中，他经历多次手术和放疗，3次闯过癌症关隘，凭借过人的毅力，在治病之余写出了300万字左右的著述。刚得病那会儿，他每天打针、吃药、练气功。日复一日，好像永远都是这些事情，觉得生活很没意思。后来，一位同样得了重病的邻居老大姐给了他启发，她说她是计时活着的，这个月做一件自己能完成的事情，下个月再做一件能完成的事情，如此会很有成就感，会感觉没有虚度年华。于是，苏叔阳决定把从死神手中抢回来的时间留给写作。之后的7年中，他的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创作了诸多在国内外流传的文学著作。

我还想起我爱人在西班牙旅游时结识的一位翻译家，张玲女士。她曾与丈夫合译《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世界经典名著。在丈夫去世后，她一直独居生活，80岁高龄时依然每年抽出时间到国外旅游采风，为写作收集素材，笔耕不辍。在86岁时，她为父亲完成了传记作品《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翻译家张谷若和他的世纪》。这样的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让我钦佩不已。可惜的是，就在作品出版后不久，她因突发脑出血与世长辞。

上面这些鲜活的事例让我深刻领悟到：生命的价值不在于你活了多久，而在于你赋予了多少时光以意义。死亡的必然性让我们明白，时间不等人，必须抓紧当下去践行、去改变，放下那些无关紧要的执着，将精力投入真正重要的事——那些值得用心感受的瞬间，那些应当倾注热情的追求。

由此我想，不管是年纪大了还是不幸患病，都要用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再短的路，不迈开双脚永远无法到达；再长的路，一步步走也能走完。从我作出著书计划并付诸行动的那一刻起，过去所有的努力都是积累，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厚积薄发，绝不能半途而废。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逃避死亡，而要去创造有价值的人生。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写作计划，用自己的方式为人生画上完美的句号，不留遗憾。

于是有了《智慧如水》这本小书。

当这本书最终得以面世，我心中充满了感激与欣慰。这份情感，不仅源于书稿的完成，更源于它诞生过程中那些宁静而难忘的时光。

本书部分文章曾发表于《学习时报》，大部分是我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完成的。疾病带来了挑战，却也意外地馈赠了宝贵的沉静。它让我暂时远离了日常的喧嚣与职责，得以回归内心，专注于那些长久以来萦绕心头的关于哲学、文学与人生的思考。中山大学哲学专业的学习背景和对文学的热爱，终于在此刻交汇。过去，因工作所需，我的文字多涉及政治、哲学、管理；而这段难得的宁静，让我圆了静心阅读文学、书写感悟的夙愿。

写作过程本身，于我而言，就是一剂良药。当我沉浸于思想的流淌和文字的构建时，那些对病情的焦虑似乎被暂时搁置了。专注于自己热爱且感兴趣的事情，竟让我常常忘记了自己身处病房。而当想到这部凝聚心血的作品即将如新生儿般面世时，一种生命得以延续的欣慰感便油然而生。

本书能在漓江出版社出版，对我意义非凡。我生于桂林，在漓江边长大。漓江的灵秀之水早已融入我的血脉。写作《智慧如水》一书，正是源于这份深切的漓江情结和对生命本质的思考。

更值得记述的，是孕育这些文字的土壤——那段在宁静中阅读的时光。回想那段日子，书房、阳台、病床旁，都成了我与伟大灵魂对话的场所。暖阳穿过病房的窗户，落在书页上，带来温暖与希望。手捧一卷书，在阳台独坐，避开纷扰，放下琐碎，让因生活奔波而浮躁的心灵得以栖息。

我重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思考理想社会的图景。在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中，我读懂了乱世中保持理性、服务社会与修养内心的平衡之道——温家宝总理对它的推崇让我初识其魅力，而奥勒留在戎马倥偬中坚持哲学思考的精神，深深慰藉了病中的我。蒙田的《蒙田随笔》则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淡定谈论疾病与死亡，他引用柏拉图的话说老年通向的死亡“最轻松也最美满”，这种豁达让我第一次学会以另一种眼光看待生命的终点。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中那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更是以其亲身经历的磨难所淬炼出的达观，深深震撼了我，让我思考如何以平和的心态对待生命的有限，珍惜当下的每一份礼物。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描绘的湖光山色与简朴哲思，起初略显平淡，但当心真正沉静下来，便能感受到那份融入自然的深邃宁静，它教会我在喧嚣的世界中守护内心的平静。路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则以其燃烧生命般的创作历程打动了我。他描述自己为写作《平凡的世界》，“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那份在生命正午仍要求自己如朝阳般充满青春朝气的执着，是追梦者最动人的精神丰碑。

住院期间，我还带来了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的《世界文明史》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这样的大部头。疾病“慷慨”地给予了我大块的时间，让我得以每日沉浸其中，为构思中的《文明思考：向往·忧思·觉醒》积累养分。阅读这些厚重的历史，不仅充实了研究，更奇妙地将我从对病情的焦虑中抽离，在人类文明的宏大叙事里找到了精神的锚点。

有人曾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彼岸，唯有阅读者能真切感知其美丽与诗意。我深以为然。一杯清茶半卷书，在宁静中与智者对话，汲取智慧、涵养性情、丰富精神，实在是生命中最有味道的享受。这本书中的文字，正是我在这样的心境下，对生命、智慧与存在的点滴感悟。

愿《智慧如水》这本小书，能给读者的心田注入一泓清泉，滋养片刻的宁静，引发对生命智慧的思考。

（作者系原中央党校教育长。本文所引《智慧如水》一书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杭州梅雨千年意

入梅后的第一个周末，我和朋友驾车沿西湖出行。杭城刚步入梅雨季，天地间便被一层氤氲水汽裹住。车过北山街，窗外的雨丝渐渐密了起来，不是盛夏那种瓢泼的急雨，是江南独有的、细如牛毛的黄梅雨，飘飘洒洒，把整个西湖都笼进了一层薄薄的水雾里。环湖的垂柳、亭台、长桥在雨雾中轮廓朦胧，少了晴日里的明艳，反倒多了几分含蓄温婉的气韵。

我们来到龙井山林深处的茶馆。这里清幽静谧，与绵绵梅雨相得益彰。茶馆正对着一片长势繁茂的芭蕉林，青碧的叶片层层叠叠，在雨中更显鲜活。我们拣了临窗的位置坐下。煮水的铜壶咕嘟作响，茶烟袅袅升起，窗外的雨打在芭蕉叶上，淅淅沥沥，声声入耳。

坐在窗边，听雨声、闻茶香，心绪也跟着沉静下来，我不禁想起唐代柳宗元《梅雨》中的诗句——“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原来，这“梅雨”之名，是源于果梅（梅花树的果实）黄熟这一物候现象。古人极重物候，依循天地时节起居劳作，见枝头梅子渐渐由青转黄，连绵阴雨也就如约而至。这份对自然时序的体察，藏着古人与天地相处的大智慧。

北宋的贺铸，他那句“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将绵长心绪化作连天阴雨，而“梅子黄时雨”也成了文人墨客心中相思与怅惘的代名词。而到了南宋，赵师秀在《约客》里，把梅雨的氛围写得生动而又有趣：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一雨一蛙，勾勒出江南梅雨季独有的田园图景，平淡却满是生活气息。千百年来，这场雨浸润了无数诗词篇章，也沉淀出独属于江南的文学底色。

古代杭州的官员与这雨多有牵绊。白居易在杭三年，心系民生，主持修筑钱塘湖石堤，蓄水灌田，疏导水流；苏轼两度为官杭州，疏浚湖道、筑建苏堤，漫步长堤烟雨间，留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绝唱。

尽管墙面会生出斑驳霉点，地板总带着散不去的潮气，衣物晾晒多日仍难干透，但江南人都知道，这雨实则是大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小满过后，暑气渐生，也正是万物生长最迅猛的时节。充沛的雨水滋养着整片江南大地，催生出无限生机。那路边的香樟树，几天前还是嫩绿色的新叶，几场雨过后，就变成浓郁的深绿；西湖里的荷花，昨天还只是尖尖的小荷，今天就舒展成圆圆的荷叶。湖畔的草木、水中的鱼虾、田间的作物，都在雨水的润泽下肆意生长。整个杭州，就在这一场又一场的梅雨中，从春天的娇嫩慢慢长成了盛夏的苍翠欲滴。

江南人自古便有顺势而为的应对智慧。旧时历书上说“芒种后逢丙日入梅”，老辈人总能精准掐算出入梅、出梅的时日。为了应对这挥之不去的潮湿，民间便有了“苦夏”之说。虽然“青梅煮酒”是流传千古的三国典故，但在当下的杭州，家家户户更盛行泡杨梅酒。每年的梅雨季，我母亲都会精心泡上两坛，她说这酒要等来年梅雨季再喝，以“梅”（杨梅）解“梅”（梅雨），最是祛湿。一层杨梅一层冰糖，缓缓倒进高度白酒里密封起来，放置在阴凉处静静发酵。一坛杨梅酒，封存的不仅是果香酒香，更是属于江南人酸甜温润的生活智慧。

古人还相信，梅雨季最初的几场雨，历经山林净化，水质甘滑清冽，用来烹茶最佳，称之为“梅水”。文人雅士常会专门收集梅雨水，藏于瓮中慢慢享用。而等到农历六月初六，天况稍好，烈日当空，家家户户还要“晒红绿”——把衣物、书籍、字画尽数搬出暴晒，名曰“晒霉”。这不仅是应对潮湿的生活技巧，更是一种直面困顿、不认输的乐观。

如今，这份顺天应人的治水智慧，早已藏进了杭州城的每一处肌理。老小区改造后的透水路面，梅雨季里干爽整洁，告别了往年积水的烦扰；街边山体公园的雨水花园错落排布，植草沟引着雨水缓缓渗入地下，成了雨天里独有的温润景致。从社区里的“小海绵”到铜鉴湖、东沙湖的生态调蓄“大海绵”，再到智慧平台实时监测西湖水位、动态调控闸口，千年的治水传承就这样化作了“小雨不湿鞋、大雨不内涝”的日常安稳。

古人治水，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今人治水，是为了让城市更宜居、让生活更美好。一脉相承的理念，在千年时光里生生不息。

车过宽阔的钱塘江，雨还没有停。江风裹挟着细雨扑面而来，远处的奥体中心在雨雾中若隐若现，现代化的建筑勾勒出新城轮廓；而车窗外这场连绵不绝的雨，恰似流淌了千年的江南古意。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杭州人对这梅雨又爱又恨——因为这雨，已经融进了这座城市的性格里。它温润、包容，却又带着一丝倔强，如同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雨打芭蕉的清越声响还在耳边回响，茶杯里的茶汤还留有余温。这一场下了千年的梅雨，岁岁如约，还会继续下去。滋养着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也静静见证着这座古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里，步履从容，向着更宜居、更美好的生活稳步前行。

“偃师造倡”寓言中的哲学思辨

“偃师造倡”是《列子·汤问》中的一则寓言故事。故事讲述周穆王西巡归国时，途中遇到一位自愿献技艺的工匠偃师。偃师为周穆王献上他制作的艺人人偶，此人偶栩栩如生、能歌善舞，甚至能用眼神传递情感，以致周穆王惊怒要诛杀偃师。偃师拆解人偶，揭示其仿生内脏与骨骼是“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并让周穆王拿掉其中某一内脏，人偶则会失去某一功能。而重组后，人偶又复如初。周穆王转怒为喜，惊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人的技艺竟可以和自然造物有着同等功效吗？）而能造云梯的鲁班及能造飞鸢的墨翟得知人偶后，便不再谈论自己的技艺了。

这则故事是中国古代哲学与科技想象的经典寓言，不仅展现出先秦时期自动机械、仿生技术的奇思妙想，而且反映了道家思想对人类技艺的赞颂以及对现实与幻象的哲学思辨，触及了先秦哲学中多个核心命题。当我们拨开故事的文学性外衣，会发现其中蕴藏着关于技艺与自然、表象与本质、技艺与创造的深刻思辨。这些思想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列子》全书的哲学基调乃至道家思想紧密相连。

关于技艺与自然，技进乎道。“偃师造倡”提出了技进乎道的可能性。偃师的技艺可以说是“惊若鬼神”，其造的人偶外表与真人无异，其行为表现同样与真人无异。偃师揿动人偶的脸颊，它就会唱出合于音律的歌；抬起它的手，它就会跟着节拍跳舞。实在是千变万化，随心所欲。列子借此暗示，最高的技艺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对自然之道的领悟与再现。若将视野扩展至《列子》全书，会发现这个故事的思想张力更为丰富。《列子》常被归类为道家著作，但“偃师造倡”中体现的对技艺的态度，与《庄子》中“轮扁斫轮”“庖丁解牛”等寓言有相通之处，都强调通过技艺的精进体悟“道”的境界。

在自然与技艺的边界问题上，故事中“造化”一词的使用尤为关键。周穆王感叹偃师之巧“可与造化者同功”，实际上提出了技艺创造能否等同于自然创造的问题。道家哲学中，“造化”通常指天地自然的化育功能，具有某种神圣性。偃师的人偶虽然“巧”，却终究是“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而成。故事通过拆解与还原的手法，明确区分了“造”（基于材料的组合）与“化”（无中生有的创生）的不同。这种区分不是贬低人的技艺，而是划定界限：技艺可以达到极高的精妙程度，甚至可以“功侔造化”，但本质上仍是对自然原理的运用而非超越。

关于现象与本质，洞察真伪。故事刚开始时，周穆王对人偶的反应不是赞叹，而是恐惧与愤怒——因为一个人偶竟然能够有“惑人”的情感。这种恐惧反映了人们囿于表象而产生的疑惑。周穆王从“怒”到“叹”的情感变化，展现了认知被挑战后的调适过程。这种调适本身暗示，人们对某些事情的定义往往是基于习惯或表象而非本质，因为技术本身并不必然导致认识偏差，关键在于是否保持对其本质的清醒认知。

在现实世界中，事物的表象纷繁复杂，常掩盖其内在的真实本质。因此，人们需要掌握“洞察真伪”之道，即穿透表象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故事中偃师通过“剖散”与“合会”人偶暗示周穆王不要被事物表象所迷惑。这则故事提示人们，在辨别事物真伪方面要有深度观察的敏锐性，要对感官信息进行深度挖掘，运用逻辑与知识构建有效的分析判断，在行动与反馈中分析得出结论，然后再回归现实进行验证。

关于技艺与创造，永无止境。故事中偃师造的人偶、鲁班制的云梯、墨翟造的飞鸢都可以被视作他们体悟天道的过程，其本质是超越形式、抵达本真的永恒探索。在故事的最后一段，讲述了鲁班、墨翟听闻了偃师巧制人偶的故事后，终身不再谈论技艺，只得老实地守着他们做工用的规和矩。这其实是在向世人说明“技无止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哲学道理。历史上，每一项伟大的艺术成就或发明创造，在当时背景下可能被视为“巅峰”，但站在历史的维度回望，它们更像是通向广阔天地的一个驿站。它提醒每个人必须保持必要的谦逊，认识到自身认知与能力的局限，避免陷入故步自封或夜郎自大的陷阱。正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客观存在的无限性与个体认知的有限性，要求我们摒弃傲慢与自满，永葆谦逊与敬畏之心。总之，技艺和创造的永无止境，本质上是人类对“更好”的永恒追求。

“偃师造倡”的故事根植于古代科技土壤，赞扬了人类智慧与创造力，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思辨精神。这篇古老的文本，跨越时空，直到今天依然能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与生命伦理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