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弘扬，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延安，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多次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陕西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政绩观要求大力弘扬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教育党员干部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校准政绩观“坐标”、剔除政绩观“杂质”、答好政绩观“三问”，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延安时期，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最根本的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陕西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责任，以高度政治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党员干部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结合党内历次集中教育，深化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深入开展“沿着总书记足迹看变化悟思想”实践研学，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作为学思践悟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内容，及时召开省委全会系统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定期组织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省委专题读书班、省级领导干部领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专题党课等深化理解把握，促进党的创新理论在陕西落地见效。

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全面对标对表内化为方法论，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精神，因地制宜创造性抓落实，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和政策初衷。紧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陕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这个重中之重，坚持“第一议题”抓学习、“第一遵循”抓贯彻、“第一政治要件”抓落实，持续完善闭环落实机制，确保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把接受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全面体检，以问题整改倒逼工作提质增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陕西见行动见实效。

坚定不移在站位全局服务大局中展现作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提出的“着眼全国大局、发挥自身优势、明确主攻方向”的殷殷嘱托，心怀“国之大者”全力服务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腹地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发挥比较优势主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源安全和外交大局，圆满完成中国—中亚西安峰会等重大会议活动服务保障任务，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创造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延安时期，我们党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解放出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我们把握和运用高质量发展规律的科学指南。陕西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作为谋划推进各项工作的总纲、作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和“磨刀石”，锚定在西部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贯通衔接“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聚力打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扩大有效投资、提振消费、外贸拓展、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稳就业促增收、问题整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八场硬仗”，全力以赴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秦创原”建设为依托整合激活创新资源，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改革为突破催生新质生产力，以现代能源、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万亿级产业集群为重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5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3.65万亿元，创新产出水平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产业链增至11条，近3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高新技术企业数、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速保持在30%左右。

着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突出以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倒逼深层次改革，紧跟国家开放布局适应性调整优化开放举措，拉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清单。近年来，交通、电力、水务、农业、外贸等领域20多家省属企业重组成5个集团，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从162家整合为123家，中欧班列（西安）累计开行3.4万列，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稳居全国前列，全省进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中亚国际人文旅游专列实现首发。

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召开省委全会审议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通过系统完整保护、内涵挖掘阐释、活态传承转化持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注重根植人民需求、丰富文艺创作、资源直达基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突出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业态创新，持续做强文旅产业。关中革命纪念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馆等建成开放，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电视剧《西北岁月》《主角》等一批精品力作广受好评，2025年全省接待游客8.62亿人次，8条重点文旅产业链实现营收9527亿元、增长10%。

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推动共同富裕。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突出强化县域分类管理和考核，增强以县城为枢纽、小城镇为节点、乡村为腹地的县域经济体系发展质效，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积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全省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差异系数持续下降，生产总值超200亿元的县域达到29个、较“十三五”末翻了近一番，集体经济强村占比增至13%以上。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间，陕西在全国考核评估中保持“好”的等次。

积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决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三大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和“三北”工程两场攻坚战，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培育绿色动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秦岭陕西段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等级面积保持在99%以上，黄河干流陕西段、汉丹江干流出省断面、长江流域46个国控断面保持Ⅱ类及以上，PM2.5浓度降到35微克以下、优良天数突破300天，关中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

强化公共安全治理，提升全域本质安全水平。坚持安全和发展两个硬道理，扭住健全和落实责任制这个重点持续提升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金融、耕地和粮食保护、能源资源、社会治理、安全生产等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不断夯实安全稳定根基。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总体保持上升趋势，电力外送规模突破千亿千瓦时，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连续保持双下降，近3年在全国平安建设考评中连续获得优秀。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延安时期，我们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这与新时代“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的政绩观要求内在统一。陕西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找准工作靶向、调配工作力量、打开工作局面，特别是今年又在全省部署开展全面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质效工作，推动党员干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企业关注、基层关切的实际问题，切实把政绩镌刻在人民心中。

在持续为群众排忧解难中提升服务群众质效。把信访工作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直接手段，建立定期研究、专题研究、领导包抓、公开接访、督办督帮、源头治理“六项机制”，紧盯不放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信访积案攻坚“三个专项行动”，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和自查发现信访积案实质化解成效明显。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作为凝聚民心民力的关键切口，深入整治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物业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严肃惩处一批“蝇贪蚁腐”，落地见效一批制度机制，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在持续为企业纾困帮扶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民营经济发展一部法律、七大行动、四个平台、七条措施“1747”服务体系。通过逐市（区）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常态化召开政企恳谈会及时掌握企业诉求，通过搭建升级“陕企通”等服务平台促进惠企政策“一站式办理”，通过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政务服务，通过推行“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等规范涉企执法检查，通过强化财金联动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市场主体。近3年，全省经营主体增长12.1%，企业办事主要事项申报材料精简390项、环节压减585个，2025年全省营商环境满意度95.3%。

在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中提升服务基层质效。紧盯“六个纠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幅压减会议、发文和督检考事项，全省创建示范活动保留清单内项目由136项减至8项，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全部编制完成。在减负的同时注重为基层赋权赋能，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调整完善乡镇（街道）机构设置，择优选派经济金融领域专业干部到基层任职，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让基层有更多精力、能力、动力服务群众。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切实以优良作风过硬能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延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应对了一系列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挑战，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面临着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更加需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陕西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尤其是通过匡正政绩观持续锻造过硬队伍、树立新风正气、提振奋斗精神，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扎扎实实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一体落实“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提升自我革命的系统性，在推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中增强自我革命的有效性，在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彰显自我革命的彻底性，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扎扎实实以开展“三个年”活动锤炼干部作风能力。连续4年召开新春第一会部署开展高质量项目推进年、营商环境突破年、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三个年”活动，深入实施干部培养锤炼“四个一批”工程和“千名干部东部行”，选派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招商引资、信访工作等一线实践锻炼，引导党员干部在大抓发展、大抓服务、大抓效能中持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更好担负起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职责使命。

扎扎实实完善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的管用机制。着眼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以市委书记季度工作汇报会、县委书记季度工作交流会、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等为重点的晾晒点评机制，以领导干部联系包抓、工作专班常态运作、上下联动同题共答等为重点的调度推进机制，以季度综合大督查、定期跟踪问效等为重点的督导反馈机制，优化以实干实绩为导向的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形成比学赶超、奋发有为的生动局面。

正确政绩观和延安精神本源相通、一脉相承。我们要坚持不懈从延安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体现到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上，体现到努力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上，体现到扎实解决现实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上，体现到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上，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方法论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创新理论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只有坚持好、运用好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在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才能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坚持世界观方法论的贯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这个“根脉”，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一以贯之，并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全过程各方面。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在一定领域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科学原理，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活学活用活的灵魂分析和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具体理论形态多种多样，但是贯穿其中的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诉诸现实运动的实践观点、立足于历史维度的唯物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这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集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道”，坚持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根据创新实践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不断从中汲取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始终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确保真理之树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割断的文化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历史作为一个民族曾经的存在，其精神生活沉淀为文化基因，是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继续存在的前提，作为传统一直活在现实的生活中。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历史文化沃土、更加根深叶茂。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根植于深厚的文化主体性，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就是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以中国智慧回答时代问题、以中国道理指明未来之路的文化复兴之路，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也就内在要求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坚守文化立场，通过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注重价值逻辑统一的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作为意识形态都由两个基本元素所构成：价值和逻辑。所谓价值，就是它主张什么、追求什么、把什么作为判断是非取舍的根本标准，决定着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所谓逻辑，就是它遵循什么样的路径来论证这个价值、实现这个价值。价值和逻辑应该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否则价值离开逻辑就可能停留于独断论或者理想主义的空谈，逻辑一旦离开价值就成为纯粹的推演而失去任何意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应该是基于价值和逻辑的内在统一，经过概念、判断、推理而外化为立场观点方法相一致的严密逻辑体系。基于一定的价值和逻辑，观察世界、分析问题、进行判断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就表达为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体现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就是一个坚持价值和逻辑相统一，对价值合理性、逻辑自洽性、方法正当性的系统论证过程。所谓体系化，就是通过确立一系列核心概念、重要范畴、基本命题，按照一定的逻辑充分呈现理论体系的价值立场、核心观点、方法原则，形成包含一定立场、基本观点、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从而体现理论的价值立场和逻辑方法统一的整体性。所谓学理化，就是基于一定的学术框架，深刻彰显理论体系所内在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体现出理论体系的深层次的“所以然”，即价值和逻辑相统一的“道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其科学性是以深厚的学理性和严谨的逻辑性为支撑的。马克思着眼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基于实践范畴的确立，以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为基础，创立了自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既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又超越了唯心主义，实现了哲学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紧抓住人类解放这一价值主题，基于唯物辩证法批判性和革命性的严谨逻辑，对资本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进行了深刻剖析，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正是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通过建构价值立场坚定、逻辑体系严密、观点方法鲜明的理论体系，在价值和逻辑的统一中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做到理论的彻底性、整体性，才具有穿透力、说服力，才能够掌握群众，从而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突出聚焦时代问题的实践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科学，立足伟大社会实践，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的创新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理论，而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所在。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代共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在实践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用符合新的实际的结论取代旧的过时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社会现实生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以及与具体时代条件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有不竭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也决定了它具有不断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的成果引领实践创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保持不断与时俱进的固有理论品质。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保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独特优势，也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短板，只有做到兼容并蓄、开放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更好实现自身的发展。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博采众长，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回顾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近180年的发展历史，能够看到其从形成到成熟就是一个兼收并蓄、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以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精髓，以1848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成果，都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因为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习惯不同、意识观念不同等原因，产生了千差万别的文明成果。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合理性和价值性，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总有其有益之处，总有其值得别人借鉴之处。同时，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不可能囊括人类的全部智慧、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总会有其不足之处。一个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始终保持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拓宽理论视野，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

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把好用权“方向盘”

权力观直接影响政绩观。领导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从规范权力运行这个基础环节着力，坚持把法治方式贯穿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规范权力运行，要以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关键岗位领导干部为重点对象，紧盯重大政策制定、重大工程审批、大额资金安排、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事项，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机制”。把好用权“方向盘”，从源头上为权力运行设定轨道、划清边界，才能保证领导干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创造出可持续、利长远的政绩。

领导干部的每一次用权，都是对政绩观的具体诠释。大量事实表明，政绩观偏差与权力任性滥用高度相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政绩观问题，大多能从权力行使不规范、权力监督不到位中找到根源。用权的“方向盘”一旦失控，原则就容易让位于一己私利，决策就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追求的“政绩”也必然偏离为人民服务的轨道。有效规范权力运行，就是要在用权的每一个环节设置校准机制，将科学决策与依法用权贯穿创造政绩的全过程，让正确政绩观在规范用权的实践中不断得以涵养和巩固。

制度的笼子扎得越紧，权力运行的轨道就越清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就有了稳固依托。规范权力运行，必须明确“权能所及”的行为底线，厘清公权与私权、权力与责任、授权与控权的边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持续健全授权用权制权相统一的制度机制，依靠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保障权力运行的规范性，以清晰的制度导向推动领导干部遵规守纪，做到为人民用权、为人民创造政绩。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筑牢精准有效的制度堤坝，细化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权力职责，强化决策程序的刚性约束，把权力运行的规矩立严立实，让制度的笼子密而不繁、有效管用，以制度刚性约束权力任性，以法治稳定性保障制度连续性，使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不能也不敢任性用权。

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就要跟进到哪里。权力运行中的问题如果长期不能被及时发现和纠正，政绩观就可能在监督缺位的环境中越走越偏。把监督融入决策、执行、评估等各环节，紧盯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节点，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重点领域，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纠偏、事后问责环环相扣的监督链条。通过近距离、常态化、全天候的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权力运行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如以集体决策之名行个人拍板之实、在工程招投标中“打招呼”“递条子”、违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将执法权审批权异化为个人谋利工具等行为，不断增强监督的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压缩错误政绩观滋生蔓延的空间，确保领导干部履职全程合法、政绩真实可靠。

规范权力运行，目的不是捆住领导干部的手脚，而是为他们明确履职的红线和政绩的底线，让干事创业更有方向、更有底气。权力运行有了清晰边界和刚性约束，决策就有了稳定预期；制度框架提供了明确遵循，广大领导干部就能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在规矩之内心无旁骛地施展才干、大胆探索，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在规范用权的前提下，应当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把容错纠错机制落细落实，把激励保障措施配套完善，让敢闯敢试的领导干部有舞台、有底气，让踏实干事的领导干部有奔头、有劲头，切实保护好领导干部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治国者，圆不失规，方不失矩。广大领导干部唯有常怀敬畏之心，始终严守规矩、不逾底线，在党纪国法的框架内积极作为、真抓实干，才能做到谋事有方、做事有度、成事有效，真正运用手中权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重要言论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步突破带动的。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持中央企业结合主责主业发展未来产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关键节点，其经济发展质量直接关系国民经济循环与区域协调发展。受区位空间、资源要素等条件的制约，一些县域在发展过程中容易陷入路径依赖，有的固守传统资源产业，有的盲目照搬发达地区发展模式，结果导致产业同质化、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如何立足自身禀赋走出特色化、差异化、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新时代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义乌从过去一个资源匮乏的传统农业小县，通过商贸引领、工贸联动、产城融合，逐步发展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商贸名城，为破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提供了经典范本。

义乌因地制宜发展的渐进式实践

义乌人多地少，工业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突出，远离核心交通干线与中心城市，无对外开放天然优势，先天发展禀赋短板明显。对此，义乌没有被动等、靠、要，也没有盲目跟风工业强县、农业大县的发展潮流，而是立足本地民间经商传统这一禀赋资源，并遵循以制度先发优势获得突破，迅速形成地方动态比较优势，而后又全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的政策脉络，逐步发展成为市场发达、产业匹配、城乡协调的国际商贸名城。

首先，大胆突破，取得制度先发优势，“无中生有”打造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所在的浙中地区历史上商贸和手工业发达，“鸡毛换糖”更是刻在义乌老百姓骨子里的经商文化。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根植于历史文化的民间商贸传统开始迅速恢复，对传统计划商贸流通体制造成不小的冲击。面对民间自发无序的商贸活动是“疏”还是“堵”，成为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抉择。义乌地方政府正视地方实际，尊重群众诉求，大胆冲破思想藩篱与体制障碍，于1982年主动开放了稠城小百货市场供商户集中交易，诞生了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奠定了义乌兴商建市（县）的基石，形成了商品市场的制度先发优势。通过建立小商品市场将无序分散的小商品交易集中起来，使得刚刚发展起来的商贸活动能够在政府的监管下规范健康成长，而起初由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举办的市场也为参与市场交易的商户开展的商贸活动提供了支持。这种商贸流通的“制度洼地”效应，吸引了县域内外的商户纷纷落户，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

其次，审时度势，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推动县域经济持续跃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单纯依靠制度先发优势难以持续推动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义乌通过三方面举措，着力将制度先发优势转化为动态比较优势。

一是不断扩大小商品市场规模，持续推动市场迭代升级。第一代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马路市场”，场地狭小，环境简陋。随着商户入驻需求的持续增长，地方政府果断扩大市场规模。1984年，义乌正式确立了“兴商建县（市）”发展战略，并着手推进小商品市场的扩建和升级。从湖清门小百货市场到如今的全球数贸中心，义乌小商品市场已经历了多次比较明显的迭代更新。市场升级和规模扩大，形成了义乌市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具有市场自增强机制，也就是规模越大，市场交易的商品品类越多，市场则越有竞争优势，保证了义乌市场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二是不断扩大市场网络，稳步塑造内外循环的枢纽节点功能。市场的核心在于网络，通过市场网络的链接，可以突破有形市场的空间局限，实现更大范围的资源配置。早在市场建立之初，义乌小商品市场就不满足于义乌县域市场的功能定位，而是大力吸引了浙江各地尤其是浙南的商户前来落户经营。外地商户的落户，带来的不仅仅是市场经营体量的增加，更是货源、客源、信息源的几何级数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义乌市场又将目光瞄准了全国，形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格局，在全国各地设立了规模不一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我国加入WTO后，义乌又将目光瞄准了全球市场，不仅吸引全球客商前来采购，还专门建立进口商品专区，吸引外商入驻。进入新时代，又积极推动跨境电商业务，极大拓展了全球市场网络，形成了名副其实的“买全球、卖全球”的格局。

三是以贸促工，工贸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市场与产业共生性强，产业发展为市场提供货源支撑，市场发展则为产业提供需求信息，引领产业转型升级。20世纪90年代，义乌市场快速发展，但是多数货源在外地，本地货源支撑不足客观上也影响了市场的持续发展。1993年义乌就提出了“以商促工、贸工联动”战略，鼓励引导市场经营户办工厂，把摊位订单转化为本地产能。随着义乌市场的扩大，这种本地产能转化极大促进了本地制造业的兴起，形成了贸工闭环的集群优势，市场订单提供稳定销路，提高了本地制造企业存活率。而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大量创业和就业，成为县域共富的“助推器”。

最后，前瞻谋划，着力打造县域竞争优势，构筑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塑造区域竞争优势根本是构建一套能够持续激发创新活力的制度体系。在政策制定上，义乌摒弃“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传统治理模式，立足群众创业需求优化营商环境，持续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保护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形成了“全民创业、户户经商”的创新创业氛围。率先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和市场规范治理，主动争取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跨境电商试点、通关便利化等政策创新。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义乌率先推进传统市场数字化转型，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商贸生态。同时，义乌还积极推动产城融合，以市场和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物流、金融、会展等功能。整个过程，不照搬政策模板，而是聚焦发展的痛点、难点、堵点，开展针对性和前瞻性改革，以制度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可以说，义乌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积极有为，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典范。

坚持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应立足县域禀赋差异，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准发力，走特色化、差异化、动态化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立足禀赋定赛道，构建差异化特色发展体系。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找准自身定位，必须摒弃跟风思维、同质化思维，依托本土资源、产业、人文、区位禀赋，确立核心发展赛道，保持战略定力、长期深耕细作。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挖掘、培育和转化县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通过动态比较优势的发扬和区域竞争优势的塑造，构筑县域发展路径的独特性。

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县域经济的主体是中小微企业与个体创业者，基层群众的创造力是县域发展最持久的内生动力。各地县域要摒弃“重大轻小、重外轻内”的发展思维，把激活本土创业活力、培育民间经济生态作为重要任务。需要在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降低创业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包容新业态、新模式的探索性发展。重点扶持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本土初创企业。通过全民创业、全域创新，构建内生驱动、自我迭代的县域经济生态，让群众成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

坚持改革破局赋能，推进本土化精准创新。县域发展面临的约束多、权限小、资源少，只有立足本地实际推进改革创新，才能有效破解发展瓶颈。借鉴义乌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的改革精神，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有效弥补县域市场资源不足、布局零散、抗风险能力弱的短板，实现因地制宜、精准施策、高效发展。秉持包容审慎的治理理念，对县域新兴业态和基层探索，杜绝“一刀切”禁止、简单化管控。

走“产城人”融合发展道路，筑牢可持续发展根基。立足特色主导产业，完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扩大产业就业容量，吸引人口、人才集聚。依托人口集聚优势，完善城镇教育、医疗、住房、交通、商业等民生配套，提升城镇承载能力与宜居度。通过城镇功能提质，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吸引资源要素集聚，实现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提质的双向赋能。坚决杜绝盲目扩张城镇规模、无序建设产业园区，立足县域人口、产业、资源承载能力，避免出现空城、闲置园区、资源浪费等问题，实现县域经济、城镇建设、民生改善协同可持续发展。

打破空间局限，立足双向开放借力发展。县域经济体量小、资源有限、市场规模不大，仅靠本土资源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跳出县域边界，立足自身禀赋主动对接外部市场、整合外部资源，以开放赋能发展。通过搭建流通平台、拓展内外贸渠道，对接中心城市科创资源、龙头企业，积极融入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依托数字化渠道赋能产业和市场双向循环，实现小县域、大开放、大发展。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悦己消费助推新业态

当前，我国消费规模持续扩大，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消费领域新增长点加速壮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明显提升。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将“情绪式、体验式服务”纳入潜力领域来培育，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悦己消费被写入上海等地《政府工作报告》，成为提振消费的关键举措。一般来讲，悦己消费是指消费者在面对特定的心理需求时，通过购买价格在承受范围内的非必需品或体验服务，以满足个体需求和自我价值确认的一种消费行为。悦己消费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消费需求结构发生转变的体现。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消费结构通常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服务消费占比显著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提升、消费观念迭代，情绪价值成为消费决策的重要考量。悦己消费折射出消费需求从以物质满足为主导转向日益重视情感体验。

悦己消费正成为推动新业态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以体验式、个性化、场景化的综合需求为导向，带动文化、旅游、体育、教育、文创等服务消费加速升级，推动沉浸式体验、情绪消费、共享消费等新业态快速发展。这一趋势的背后，是我国多重优势的共同支撑：一是我国拥有全球领先的数字化生态，推动消费场景沉浸化、消费业态融合化发展，有力赋能悦己消费在情感诉求、品质追求、场景体验等方面实现业态创新；二是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支撑小批量、定制化、个性化的柔性生产；三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国潮和时尚等消费形式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意灵感。与传统的大规模批量化生产不同，悦己消费的产业链条更长、附加值空间更大，并与数字技术和多元场景深度融合。

悦己消费虽然由情绪主导，但仍需合理引导与规范发展。要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推动悦己消费新业态走好规范化、品质化、多元化发展之路，实现蓬勃发展、健康发展。

强化政策引导，规范新业态秩序。悦己消费催生了情绪陪伴、沉浸式体验、定制文创等大量新业态、新职业，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则，市场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相关部门需要健全标准规范与监管体系。针对热点领域，加快制定服务流程、人员资质、质量评价等行业标准，让企业有标可依、消费者有据可查。强化市场监管，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以次充好、霸王条款等违法行为，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探索建立符合消费新业态特点的纠纷快速调解机制，保障新业态行稳致远。

坚持市场主导，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主动应对市场变化，摒弃粗放型经营思路，赢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当消费者不再满足于标准化、同质化的产品，转而追求能够表达自我、提供情绪共鸣的独特体验时，企业将难以依赖高成本的流量来获取客户，保持持久竞争力。企业需要通过文化赋能、场景创新构建差异化优势，让产品超越工具属性，成为消费者的情绪出口、价值观载体与身份认同的符号。利用数字技术增强体验感，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开发线上沉浸式体验、虚拟陪伴等新服务，打破时空限制，拓展悦己消费新场景。企业唯有不断创新才能赢得消费者信任、获得持续发展空间，推动悦己消费向品质化、多样化方向升级。

加强行业自律，构建健康消费生态。行业自律是弥补政府监管局限、提升行业整体信誉的有效途径。行业协会应与平台企业建立从业者信用评价体系，对新职业实行实名认证、服务留痕、用户评价、黑名单退出等机制，让低质服务提供者逐步被市场淘汰。针对老年人线上消费易遭遇直播带货误导、虚假信息和诈骗等问题，平台应主动设置银发消费专区、老年版专用界面，强化反诈风控与适老化服务能力；针对青年群体流行的二次元等新业态中的内容失范问题，行业协会与平台企业应承担相应的内容审核和价值导向责任。同时，推广示范合同与标准服务流程，引导企业制定权责清晰的服务协议，明确定制商品、预付式消费的退换货规则，从源头减少纠纷隐患。

引导理性消费，让悦己回归本真。引导理性消费是防范冲动消费陷阱、让“悦己”回归本义的关键。当情绪价值被部分商家作为营销噱头，刻意制造焦虑、煽动冲动消费时，消费者容易陷入“伪悦己”的过度消费陷阱，通过过度依赖消费来疗愈自我。这不仅造成一定的财务负担，而且还背离了悦己消费追求真实情感满足的初衷。为了让消费者真正从悦己消费中获得持久快乐，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障，帮助消费者识别营销陷阱，让人们既愿意为品质买单，也能够安心消费。大力倡导可持续的悦己方式，鼓励从一次性、高消费的“冲动满足”转向融入日常的、低成本的“小确幸式悦己”，让快乐来源更加多元、持久。此外，悦己消费的兴起与个体孤独感、压力感密切相关，应同步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社区社交活动等公共服务供给，通过青年公共空间建设和适老化改造，为不同消费人群营造可社交、可参与、可成长的生活场景。

何为“单项冠军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培育一大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注于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一般指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作为制造业优质企业代表的单项冠军企业，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未来产业和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在制造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曾提出“隐形冠军”概念，指在某一细分领域位居全球市场份额前三、年营收低于50亿美元，并且不为普通大众所熟知的中小企业。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我国提出了单项冠军企业概念，二者都强调注重企业对于细分领域的专注，要求在全球范围内有极高市场占有率、话语权以及技术创新投入和能力。但“隐形冠军”强调“隐形”，多为产业链中上游配套商，较为低调，公众关注度少，有年营收的规模上限要求。而单项冠军企业是为引导企业走“专特优精”发展道路而提出，鼓励企业做优做强，树立品牌，不将产品领域局限在中间产品领域，且有明确营收下限要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16年开始实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截至2025年底，已经组织遴选了九批单项冠军企业。此外，一些省份也相继开展了省级单项冠军企业的认定与培育工作。

推动单项冠军企业发展，是我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布局未来产业的迫切需要。单项冠军企业不仅常常是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还为我国产业安全保驾护航。从其他制造大国的经验看，关键核心技术十分广泛，很多并不掌握在终端集成企业或大型集团企业手中，而是掌握在众多单项冠军企业手中，其全球竞争力有利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占据全球产业链主导地位。从经济效益上来看，其一般辐射带动效应显著，以较小数量占比贡献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如浙江2024年全省单项冠军企业共实现营收1.73万亿元，以仅0.5%的企业主体占比贡献了全省规上工业企业14.8%的营收，成为支撑浙江工业的主力军。同时，单项冠军企业还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重要力量，其产品常是产业链上不可或缺但国内供给薄弱的环节，也是促进科技创新，培育未来产业的关键力量。未来产业往往概念超前、技术路线不确定，早期非常依赖在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等领域具备绝对优势的单项冠军企业来验证技术可行性。从第八批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来看，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领域，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方向企业。通过系统性地构建完整梯度培育体系，我国正在为未来产业储备主力军。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可以视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优质中小企业的基础、骨干和中坚力量，而一部分专精特新“小巨人”有望成长为国际市场领先的单项冠军企业。截至2025年末，我国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76万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超1800家。从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再到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呈现出数量逐层递减、专业化水平及市场竞争力逐层递进的梯度分布特征。通过荣誉、资金和政策的引导与扶持，能够激励企业弘扬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工匠精神，长期专注并深耕最终锻造出全球领先的产品，增强企业创新活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突破“卡脖子”环节，掌握产业链关键环节，保障供应链韧性与国家产业安全。国际上一些制造业强国也特别重视细分领域中专业型企业的发展，如德国通过长期稳定、体系化的中小企业与金融创新政策促进了其“隐形冠军”企业的发展，日本则通过官方的GNT认证对“国际利基企业”提供资金补助和税收减免等政策，鼓励其技术创新和海外拓展。

近年来，我国单项冠军企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同时仍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在技术层面上，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关键领域仍然存在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问题。探索式创新能力偏弱，颠覆性、突破性技术表现不足，在布局前沿技术、开拓新赛道方面仍需加强。在市场层面上，由于国内细分市场空间有限，企业增长空间存在“天花板”，再加上目前国际市场开拓仍然不足，单项冠军企业成长遭遇瓶颈。在要素层面上，单项冠军企业作为制造业企业面临普遍的人才困境，特别是高端人才、技能人才等短缺，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亟须耐心资本的支持。在区域层面上，目前我国单项冠军企业较为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区域协调性有待加强。

当前，推动单项冠军企业发展，需要结合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系统构建政府引导、金融赋能、企业创新、生态赋能的有机发展体系。一是加强顶层政策引领，加强统筹谋划，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前瞻性、战略性布局。强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梯度培育与全周期精准扶持。二是金融生态赋能，针对单项冠军企业发展特点构建立体化金融支撑体系，拓宽融资渠道，促进直接融资，设立支持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的政策性融资渠道。三是企业要坚持创新赋能，构建高效研发体系，实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积极参与国家级、省级等各类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和项目研发。推动国际化发展，建设海外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积极参与标准制定、修订，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注重人才要素保障，引育并重，构建人才高地和人才飞地，吸引全球优秀人才。同时，推动政企社联动，建立常态化沟通与供需对接机制，强化单项冠军企业“链主”引领作用，鼓励其参与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和制造业补链强链行动，突破关键共性技术难题，建立良好生态协同共赢体系。

“说理式执法”：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执法者必须正确处理执法与服务的辩证关系，既要坚决依法打击违法行为，又要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精准落实便民举措。现实中，一些执法行为之所以引发争议，有时并不是因为处理结果明显不公，而是道理没讲清、依据没说明，导致当事人“口服心不服”。《行政执法人员行为准则》明确要求行政执法人员“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强释法说理，认真倾听、耐心解答当事人的疑问”。《司法行政系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实施意见》强调，“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时，推行全程说理式执法，把普法融入案件受理、调查取证、案件审理、告知听证、处罚决定和处罚执行全过程”。近年来，“说理式执法”在税务稽查、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多领域积极探索推行，成为优化执法方式、促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

“说理式执法”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主动向行政相对人讲明执法的目的、要求、依据、事实、后果和救济渠道，将释法说理贯穿执法办案全过程的一种执法方式，要求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前提下，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释法理，让当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罚”“应当怎样做”。一次标准规范的“说理式执法”就是一场生动深入的普法宣传，不仅有利于提升行政执法水平，也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法治观念，得到当事人的理解与支持，真正做到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说理式执法”中的“理”，主要包括以下含义。一是违法事实的“事理”。事实是法律适用的基础。说清事理，就是坚持以事实为依据，全面准确说明案件情况、违法事实、相关证据和执法程序，清晰梳理违法行为的方式手段、主观意图和客观后果，构建完整的事实逻辑链条，确保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二是适用法律的“法理”。依法行政原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法律适用准确。说清“法理”，就是坚持以法律为准绳，在客观分析违法事实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法理分析，明确法律适用的逻辑和理由，精准认定案件性质，做到罚当其责、于法有据。三是处罚裁量的“情理”。说透“情理”，就是要将裁量理由公开化、透明化，合理考量当事人的主观恶性、配合程度、改正表现等具体因素，讲清从重、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的理据。这是严格落实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实现过罚相当的内在要求。四是执法文书的“文理”。无论是书面的处罚决定书还是口头的告知与沟通，都是执法说理的载体。说好“文理”，要求行政机关规范文书逻辑结构和语言表达，做到结构合理、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口头说理时用语规范文明、通俗易懂，让当事人听得懂、能接受，有效降低复议诉讼概率，提升执法公信力。

“说理式执法”作为一种执法理念，需要健全的制度和能力保障。当前，在推进“说理式执法”的过程中，不同领域、不同地区进展还不平衡，说理标准不够统一、说理能力参差不齐等问题依然存在。推动“说理式执法”提质增效，必须坚持合法与合理相结合、执法与普法相结合、公平与效率相结合、惩戒与教育相结合等基本工作原则，并在制度规范、能力建设、方式创新上持续用力，推动“说理式执法”走深走实。

提升“说理式执法”的规范化水平。执法活动的严肃性和一致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行为是否遵循了相对统一的程序要求。但具体到“如何说理”，如果缺少相对明确的规范加以引导，不同执法者围绕同类案件的说理在深度、方式和重点上就可能出现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会影响执法的严肃性，也可能让相对人对执法的公正性产生疑虑。从这个意义上说，推动“说理式执法”规范化，本身就是维护执法权威的内在要求。这要求“将说理式执法”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明确各个环节的说理要求，使执法人员在面对不同类型案件时都有章可循。实践中，一些地方已经作出了积极探索。例如，在税务稽查领域，国家税务总局出台《税务稽查“说理式执法”工作指引》，规范说理的内容、方式和流程；在交通运输领域，浙江省出台全过程说理式执法指导意见，围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行政裁量、执法语言等方面逐项明确说理要求，并将释法说理贯穿行政检查和处罚强制各环节，着力解决工作不平衡、不规范问题，推动“说理式执法”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开展。

以证据和事实为根基开展说理。说理是否令人信服，首先取决于事实认定的基础是否牢固。“说理式执法”不能等同于“说好听的话”，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证据为支撑，通过充分取证、严密论证、细致说理，最大限度化解争议、促进规范执法。实践中，一些执法部门构建典型案例库和政策汇编，采用递进式、抗辩式等说理方式，精准回应行政相对人关切。对于涉及复杂技术问题的案件，可以引入专家论证、数据建模等辅助手段，将专业判断的形成过程向当事人清晰呈现，消除其对事实认定的疑问。唯有让当事人在证据展示和逻辑推演中看清事实真相、理解法律定性，他们才能发自内心地接受执法结果，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强化执法者与相对人的有效沟通。执法的公信力，不仅来自对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也来自执法者对当事人处境的体察与尊重。人民群众面对行政执法，不仅需要明确的处理结果，而且需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说法”。“说理式执法”应持续优化说理方式，真正理解当事人的处境与关切，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前提下，以当事人能够理解的方式阐释法律、回应质疑。对合理的陈述和申辩予以采纳，对不予采纳的逐一解释原因，还要指导其防范违法风险、规范经营管理，实现执法与服务深度融合，使当事人在沟通中感受到被尊重、被倾听。例如，江西省交通运输厅印发实施的《江西省交通运输说理式执法工作指引（试行）》要求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全面履行“三个讲清楚”，即讲清楚违法危害、讲清楚法律后果、讲清楚救济渠道，并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企业合规建设建议书》，帮助当事人在接受处理的同时明确整改方向、防范再次违法，充分彰显“说理式执法”的说服力和公信力。

在“说理式执法”中提升执法队伍能力。开展一次成功的“说理式执法”，执法人员既要对案件了然于胸，又要将法律法规烂熟于心，还要善于将专业的法律判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当事人阐释清楚，善于在复杂案情中准确把握事实与法律的对应关系。这就对执法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一方面，进一步打牢释法说理的专业根基。执法人员不仅要掌握法律规范的文义，还要理解其立法意图和适用条件，清楚不同类型案件中事实认定的关键节点和法律适用的推导路径。在教育培训中，应当引导执法人员深入研习法律法规的构成要件与适用逻辑，围绕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裁量因素进行系统训练，确保每一次执法说理都经得起法律检验。另一方面，执法人员在精通法律的基础上，要善于把专业的法律术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日常表达，让当事人听得明白、听得进去。这要求执法人员在与当事人的沟通中注重积累经验，把握不同对象、不同场景下的表达分寸，以过硬的执法能力确保每一次执法说理都于法有据、合情合理，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执法的力度和温度。

（作者系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局长）

从延安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伟大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弘扬，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延安，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多次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延安精神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陕西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政绩观要求大力弘扬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教育党员干部从思想和灵魂深处校准政绩观“坐标”、剔除政绩观“杂质”、答好政绩观“三问”，以实干实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延安时期，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最根本的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实践充分证明，“两个确立”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陕西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责任，以高度政治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党员干部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结合党内历次集中教育，深化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深入开展“沿着总书记足迹看变化悟思想”实践研学，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坚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作为学思践悟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内容，及时召开省委全会系统部署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定期组织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省委专题读书班、省级领导干部领题调研成果交流会、市厅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专题党课等深化理解把握，促进党的创新理论在陕西落地见效。

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全面对标对表内化为方法论，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精神，因地制宜创造性抓落实，做到该为的必须为、能为的努力为、不该为的决不为，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和政策初衷。紧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陕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这个重中之重，坚持“第一议题”抓学习、“第一遵循”抓贯彻、“第一政治要件”抓落实，持续完善闭环落实机制，确保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把接受中央巡视、中央审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作为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全面体检，以问题整改倒逼工作提质增效，确保习近平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陕西见行动见实效。

坚定不移在站位全局服务大局中展现作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提出的“着眼全国大局、发挥自身优势、明确主攻方向”的殷殷嘱托，心怀“国之大者”全力服务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战略腹地建设等国家战略实施，发挥比较优势主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源安全和外交大局，圆满完成中国—中亚西安峰会等重大会议活动服务保障任务，努力以一域之光为全局添彩。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转化为创造性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延安时期，我们党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解放出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我们把握和运用高质量发展规律的科学指南。陕西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作为谋划推进各项工作的总纲、作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和“磨刀石”，锚定在西部地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示范作用，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贯通衔接“十四五”和“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文化强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民营经济、开放型经济、数字经济，聚力打好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扩大有效投资、提振消费、外贸拓展、重点产业链群建设、稳就业促增收、问题整改、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八场硬仗”，全力以赴把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秦创原”建设为依托整合激活创新资源，以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科技型企业发展“四个工程”、科技金融服务“五项机制”改革为突破催生新质生产力，以现代能源、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旅游、现代服务业等万亿级产业集群为重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2025年全省生产总值达到3.65万亿元，创新产出水平指数位居全国前列，千亿级产业链增至11条，近3年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高新技术企业数、技术合同成交额年均增速保持在30%左右。

着力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突出以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倒逼深层次改革，紧跟国家开放布局适应性调整优化开放举措，拉长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清单。近年来，交通、电力、水务、农业、外贸等领域20多家省属企业重组成5个集团，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从162家整合为123家，中欧班列（西安）累计开行3.4万列，开行量、重箱率、货运量等核心指标稳居全国前列，全省进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中亚国际人文旅游专列实现首发。

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召开省委全会审议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意见》，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通过系统完整保护、内涵挖掘阐释、活态传承转化持续提升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水平，注重根植人民需求、丰富文艺创作、资源直达基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突出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业态创新，持续做强文旅产业。关中革命纪念馆、西安碑林博物馆新馆等建成开放，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电视剧《西北岁月》《主角》等一批精品力作广受好评，2025年全省接待游客8.62亿人次，8条重点文旅产业链实现营收9527亿元、增长10%。

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推动共同富裕。全面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突出强化县域分类管理和考核，增强以县城为枢纽、小城镇为节点、乡村为腹地的县域经济体系发展质效，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积极适应人口结构变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努力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全省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差异系数持续下降，生产总值超200亿元的县域达到29个、较“十三五”末翻了近一番，集体经济强村占比增至13%以上。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间，陕西在全国考核评估中保持“好”的等次。

积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决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三大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和“三北”工程两场攻坚战，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培育绿色动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进入绿色低碳轨道。秦岭陕西段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等级面积保持在99%以上，黄河干流陕西段、汉丹江干流出省断面、长江流域46个国控断面保持Ⅱ类及以上，PM2.5浓度降到35微克以下、优良天数突破300天，关中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超过火电。

强化公共安全治理，提升全域本质安全水平。坚持安全和发展两个硬道理，扭住健全和落实责任制这个重点持续提升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金融、耕地和粮食保护、能源资源、社会治理、安全生产等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扎实做好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不断夯实安全稳定根基。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单产、总产3项指标总体保持上升趋势，电力外送规模突破千亿千瓦时，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连续保持双下降，近3年在全国平安建设考评中连续获得优秀。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延安时期，我们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写入党章，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这与新时代“坚持为人民出政绩”的政绩观要求内在统一。陕西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注重从群众实际需求出发找准工作靶向、调配工作力量、打开工作局面，特别是今年又在全省部署开展全面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质效工作，推动党员干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企业关注、基层关切的实际问题，切实把政绩镌刻在人民心中。

在持续为群众排忧解难中提升服务群众质效。把信访工作作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直接手段，建立定期研究、专题研究、领导包抓、公开接访、督办督帮、源头治理“六项机制”，紧盯不放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信访积案攻坚“三个专项行动”，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件和自查发现信访积案实质化解成效明显。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作为凝聚民心民力的关键切口，深入整治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物业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严肃惩处一批“蝇贪蚁腐”，落地见效一批制度机制，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在持续为企业纾困帮扶中提升服务企业质效。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民营经济发展一部法律、七大行动、四个平台、七条措施“1747”服务体系。通过逐市（区）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和常态化召开政企恳谈会及时掌握企业诉求，通过搭建升级“陕企通”等服务平台促进惠企政策“一站式办理”，通过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不断优化政务服务，通过推行“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等规范涉企执法检查，通过强化财金联动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市场主体。近3年，全省经营主体增长12.1%，企业办事主要事项申报材料精简390项、环节压减585个，2025年全省营商环境满意度95.3%。

在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中提升服务基层质效。紧盯“六个纠治”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幅压减会议、发文和督检考事项，全省创建示范活动保留清单内项目由136项减至8项，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全部编制完成。在减负的同时注重为基层赋权赋能，以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调整完善乡镇（街道）机构设置，择优选派经济金融领域专业干部到基层任职，精准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让基层有更多精力、能力、动力服务群众。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切实以优良作风过硬能力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品质，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基，也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的根基。延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本领有力应对了一系列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挑战，靠小米加步枪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面临着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更加需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陕西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尤其是通过匡正政绩观持续锻造过硬队伍、树立新风正气、提振奋斗精神，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扎扎实实把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要求进一步落实到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全面一体落实“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在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提升自我革命的系统性，在推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中增强自我革命的有效性，在坚定不移开展反腐败斗争中彰显自我革命的彻底性，推动政治生态持续向好。

扎扎实实以开展“三个年”活动锤炼干部作风能力。连续4年召开新春第一会部署开展高质量项目推进年、营商环境突破年、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三个年”活动，深入实施干部培养锤炼“四个一批”工程和“千名干部东部行”，选派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重点项目、招商引资、信访工作等一线实践锻炼，引导党员干部在大抓发展、大抓服务、大抓效能中持续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更好担负起推动改革发展稳定的职责使命。

扎扎实实完善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的管用机制。着眼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建立以市委书记季度工作汇报会、县委书记季度工作交流会、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等为重点的晾晒点评机制，以领导干部联系包抓、工作专班常态运作、上下联动同题共答等为重点的调度推进机制，以季度综合大督查、定期跟踪问效等为重点的督导反馈机制，优化以实干实绩为导向的目标责任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形成比学赶超、奋发有为的生动局面。

正确政绩观和延安精神本源相通、一脉相承。我们要坚持不懈从延安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更好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体现到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上，体现到努力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上，体现到扎实解决现实矛盾和历史遗留问题上，体现到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上，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

用法治划清智能驾驶的责任边界

智能驾驶的普及带来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法律命题：当智能驾驶状态下的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无人出租车在运营中造成损害，法律责任应当如何认定？伴随这一出行方式的快速铺开，侵权责任认定模糊、维权渠道不畅、裁判标准不一等制度性难题持续显现。以法治厘清责任边界、规范纠纷处置流程，既是保障受害者合法权益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产业规范化发展划定规则边界的必然选择。

与传统机动车交通事故相比，智能驾驶场景下的侵权纠纷呈现一些新特征。其一，责任主体方面，传统事故的责任主体基本限定在驾驶人、车主与保险公司之间，而智能驾驶事故的侵权链条可能延伸至车辆生产者、算法与软件开发商、系统运营商、数据服务商以及远程安全管理方，责任归属更加复杂。其二，事故成因方面，智能驾驶事故的成因往往涉及算法决策、传感器性能、系统设计等专业技术问题，普通消费者既不具备判断能力，也难以获取存储在车企手中的行车数据和系统日志，举证面临更大困难。其三，法律适用缺乏统一规范依据。目前，部分城市已出台地方性规制文件，但国家层面尚无专项立法，司法实践主要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在人机责任划分、归责原则适用、义务界定等方面缺乏明确规定，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时有发生。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责任归属、救济机制和源头治理等方面系统推进。

在“谁来担责”方面，关键是建立与自动化等级相匹配的归责框架。现行侵权责任体系以人的过错为建构基础，其预设的前提是驾驶人作为车辆运行的风险控制者，对损害发生具有可归责性。智能驾驶技术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前提，随着智能系统逐步替代人类完成环境感知、行为决策和车辆操控，风险控制能力的分布已与传统驾驶场景大为不同。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应根据车辆自动化程度的不同作出分层处理。

《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将汽车驾驶自动化能力明确划分为0级至5级六个等级。其中，0—2级为“驾驶辅助”，系统辅助人类执行动态驾驶任务，驾驶主体仍为驾驶员，人对路况监控和随时接管的义务并未因辅助系统的存在而消减，事故责任可继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与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保持衔接。如果车企刻意模糊辅助驾驶与智能驾驶的概念，通过虚假宣传误导使用者过度依赖系统、放松驾驶管控，由此诱发事故的，车企需依据自身过错承担相应侵权责任。在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场景，系统可在特定情况下独立执行全部动态驾驶任务，仅在超出设计运行范围时向驾驶人发出接管请求。此时需要根据事故发生时风险控制的实际行使者来判断责任归属。若事故发生于系统自主运行期间，驾驶人已合理履行保持警觉和及时接管的义务，损害系因系统未能正确感知环境或作出恰当决策所致，则不宜将责任当然归于驾驶人，而应审查系统是否存在设计或算法缺陷；反之，若驾驶人未对有效的接管请求作出合理响应，则应当对由此造成的损害承担与其过错相匹配的责任。在4—5级高度及完全自动驾驶阶段，车辆运行完全由系统主导，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基础不复存在，事故纠纷纳入产品责任范畴更为适当。依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若事故可归因于车辆系统的设计、算法或制造等产品缺陷，生产者、销售者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

在“如何追责”方面，重点是完善举证规则与赔付体系，为受害者提供有效救济。智能驾驶事故定责高度依赖车辆运行数据和系统决策记录，受害者对这些关键证据通常难以掌握。继续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可能导致部分受害者因举证负担过重而影响权利救济的实际效果。对此，一是更为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受害者是事故的亲历者，对于损害的发生以及事故发生时车辆处于智能驾驶模式等基本事实，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系统是否存在缺陷、数据记录是否完整真实，则由车企承担举证责任。车企无法完成举证或存在隐匿、篡改数据情形的，司法机关可依据既有证据规则作出推定。二是进一步优化赔付规则。智能驾驶事故涉及技术鉴定和数据核验，定责往往耗时较久，而受害者在人身救治、财产修复等方面的支出需求通常较为迫切，赔付机制有必要先行发挥作用。近期，北京启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商业保险开发应用，探索将智能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风险纳入保障范围，并建立先行赔付、事后追偿机制，为理顺现行救济和终局追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行思路。同时，目前已有地方探索补充性保障机制。例如，武汉市于2025年施行的《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鼓励相关企业、社会组织等联合设立社会风险基金，对因责任难以认定等原因不能及时得到赔偿的当事人先予补偿。在责任认定一时难以完成的情况下，通过社会风险基金为受害者提供先行医疗救助和基本损失补偿，有助于弥补司法程序在时效上的局限。

在“如何预防”方面，需要完善事前监管，从源头减少侵权纠纷的发生。一方面，落实包容审慎监管理念，通过监管沙盒等制度工具，允许企业在划定的测试区域、限定的运行场景内开展技术研发与商业化测试，为技术创新提供合法合规的试错空间。另一方面，落实常态化监管。市场准入标准应当覆盖算法安全验证、数据合规审查、功能安全评估等指标，确保进入公共道路的智能驾驶系统已经过充分的安全性检验。同时，加强产品宣传监管，对模糊功能边界、夸大系统能力、误导消费者形成不合理安全期待的行为，应当依法予以规制，引导企业将安全理念贯穿研发、生产和推广的全过程，从源头上降低侵权风险的发生概率。

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 推进机关效能建设

近年来，安徽省直机关坚持抓党建促效能，以转变工作作风、深化简政放权、规范履责行为、真情为民服务、创优营商环境等为重点，不断强化效能制度体系、督查体系、考核体系、服务体系、履职能力和履职效果评估体系建设，努力以效能建设持续提质增效，促进机关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效能建设已经成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推动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的重要抓手，更是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

强化政治引领，围绕中心工作提效能。高质量党建是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和保障。效能是检验党性和作风的“度量衡”，也是服务发展大局的“加速器”，坚持党建工作和效能建设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是安徽省直机关效能建设的鲜明特色。

把效能建设作为抓实机关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省直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始终把机关效能建设放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中认识，纳入省直机关党建重点工作整体推进，确保把政治标准、党建要求和效能理念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健全完善“第一议题”制度，持续落实“双随机”学习交流机制，常态化开展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列席旁听工作，督促基层党组织加强党性教育、政绩观教育和效能意识教育，组织开展“抓党建、促发展、提效能”大讨论，引导党员干部职工树牢“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精神，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

把效能建设作为检验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融合质效的重要标准。创新省直机关党建联系片工作机制，以重大项目跨部门合作、重点改革跨领域协同、重要任务跨地区攻关为牵引，重新组建14个党建联系片，定期交流机关党建经验做法，协调有关职能部门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落地见效。组织开展省直机关党组（党委）抓机关党建和效能建设主体责任督查，探索建立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牵头部门与配合部门落实情况的互评机制。注重把效能一流作为评选“两优一先”的重要条件，把党务工作岗位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重要平台，积极营造“有为者有位、能干者能上、优秀者优先”的氛围，凝聚重实干、肯担当的精气神。

坚持人民至上，聚焦为民惠企提效能。始终把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机关作为效能建设的初心使命，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强化能力素质、提升效率效果，既重“办事快”，更重“办成事、办正确的事、办好事”。

优质高效提供公共服务。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难点问题和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持续深化“为民惠企争模范”行动，指导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每年领衔约3000个事项，切实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聚焦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组织开展技能大赛、典型选树、经验宣传、调研督导等活动，推动“一件事”向“一类事”转变，从“一网通办”向“一网统管”“一网协同”延伸。开展省级政务服务办结件“回头看”，随机抽取政务服务办件卷宗和网上办件信息，助推政务服务事项“全省一单”“跨域通办”等重点改革举措落地见效，持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在全国工商联2025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四项指标，安徽都排在全国前三位。

用心用情回应群众关切。设立效能投诉窗口，开通96980效能投诉热线电话和网上投诉模块，打造线上线下一体的效能投诉“融平台”。在全省各级政务服务中心建设“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建立健全各级效能办（机关工委）牵头、政务服务管理部门统筹、各相关单位参加的协同推进机制，持续探索“线下+线上”“党建+政务”“窗口+单位”工作模式，整合政务服务“安徽码”功能，开发使用“办不成事”马上办信息系统，针对群众反映的疑难、复杂、紧急问题，提供“暖心”兜底服务。组织开展效能监督员联系党建指导员为民营企业办实事活动，变被动等待群众反映问题为主动问需于民、问需于企。近年来，年均办理效能投诉和解答问题咨询5000余件；2022年以来，省本级办结“办不成事”反映问题1000余件。安徽省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获评安徽省2022年度“十大法治事件”。

坚持守正创新，聚力转型发展提效能。工作作风是基础，规范履职、高效协同是内核，坚持两手抓、两促进，纵深推进效能建设，在抓好工作纪律、提高工作效率的基础上，更加聚焦履职能力提升和履职效果考评。

规范履行核心职能。着力破解“处室”梗阻点，督促省直单位把科学管理理念、思路、方法、手段融入机关建设之中，深化拓展权责清单建设成果，健全“单位核心职能—年度任务事项—牵头配合处室—责任人”落实体系，做到任务清、职责明，事有专管之人、人有规定之责。完善“清单+闭环”工作机制，推进工作方法数字化、工作职责明晰化、工作任务清单化、落实过程全面闭环，坚决防止把部署了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确保任务落实到位。针对省直机关履责特点，督促加强调查研究，力戒形式主义，落实民主集中制，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制度机制，提高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支持安徽广播电视台办好《政风行风热线》《为民惠企政策在身边——省直机关处长讲政策》等民生类栏目，强化公共政策解读，提升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开展公共政策落实情况评估，促进政策落地落实。

持续强化数字赋能。纵深推进效能建设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建好用好“互联网+效能管理”信息化平台。依托大模型、大数据、智能研判等创新应用，实现评估逻辑智能解构、评估指标具象可感、评估数据互通共享。持续迭代优化平台功能，完善履职能力指标体系，构建AI算法驱动的履职效果评估模型。聚焦核心职责任务，运用智能抓取、自动归集、动态获取履责数据，智能监测工作进度与目标完成度。综合运用省直有关部门日常评估、满意度调查、投诉建议等多源数据呈现各单位履职质效与工作实绩。

坚持实干导向，深化协同治理提效能。效能建设点多面广、工作领域宽，需要压实责任、聚焦重点，协同发力、常抓不懈，不断健全监督考核机制，发挥考核导向作用，倒逼作风优化、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努力以“实干”提效能。

严格开展效能督查检查。聚焦为民服务意识强不强、工作作风优不优、服务水平高不高等重点问题，完善分级负责机制，省直单位效能办侧重工作纪律明查暗访、省直效能办突出核心职能履职效果评估，采取常态化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统筹开展作风效能和履职情况明查暗访，并向直属机构、服务窗口延伸。根据上级部署要求，组织开展重点工作、节能降耗、反餐饮浪费、垃圾分类等方面的专项督查。强化省市县效能建设联动，会同各市效能建设管理机构，对省驻市单位作风效能建设情况进行暗访，及时反馈问题、督促整改。

完善精准考核评估体系。做好省直机关高质量发展考核工作，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基层减负、规范考核评估等新形势新要求，聚焦中心大局，重点考核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以及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推进落实等情况，抽选省直部门核心职能任务事项开展差异化考核评估，提高考核的针对性、精准性。组织开展中央驻皖单位效能建设考核，推动各单位持续改进工作作风，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质效，发挥职能优势，服务安徽高质量发展。

（安徽省直机关工委）

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国有企业如何通过高质量党建，将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创新活力和发展胜势，成为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命题。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以下简称华新山西）将党支部建在项目一线、攻坚阵地、创新链上，构建党委领航“三级”管控体系，创新实施“一图两表”挂图作战法和专项工作专班机制，推动并网发电、山地光伏、智能微电网等关键技术攻关落地，形成党建引领绿色发展的务实路径。实践证明，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

强化政治引领把关定向，在深化改革中发挥“压舱石”作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针对新能源行业项目布局分散、末端管控薄弱的“小、散、远”问题，华新山西推动管理方式由“部门管片区”向“片区自主管理、部门服务支撑”转变，同步实施片区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一肩挑”，将党建工作与安全生产、绿色运营深度融合。党员责任区延伸至风机塔筒、储能舱室，让党组织“触角”延伸到基层每个末梢。“协调堵点不过夜”机制高效攻克线路穿越铁路难题，能效达标率提升20%，实现了党委“牵头抓总”的有效部署和党支部全周期决策的有效落实，切实将党的组织体系嵌入企业治理各层级、各环节。持续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将党的领导制度嵌入公司章程与“三重一大”决策全流程。华新山西将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嵌入绿色投资决策链条，建立“三重一大”绿色决策清单，明确党组织对能耗强度、环境影响、技术先进性等核心指标的否决权与建议权。同步构建智慧数字化平台，实现工作数据实时归集、绿色绩效动态画像、风险预警自动触发，真正实现了重大决策从“议一议”到“定一锤”的质变跃升，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组织优势激活创新引擎，在科技攻关中锻造先锋队。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华新山西搭建创新平台，其光伏智能Ⅳ诊断系统等6项创新成果和风机叶片小翼等17项关键技术的研发攻克，是把党旗插在项目现场的生动体现。以党建联建共建为抓手，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共同研讨技术路线，链接外部科研资源。三年来，累计推动多项绿色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申请专利30项，实现从“要我创新”向“我要创新”深刻转变。抓实多层级政治理论学习。通过“第一议题”制度与技术例会有机结合，分层级抓好领导班子、党员干部、职工群众3个群体的政策解读与责任赋能，推动全员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上形成高度共识。当思想统一到这个高度，创新的内生动力便不再依赖考核驱动，而是源于使命驱动和价值共识的深度凝聚。

严实作风筑牢生态屏障，在管党治党中涵养清风正气。华新山西以创建“三清”（干部清正、企业清廉、政治清明）先进单位为抓手，构建“1+4+N”（纪委书记+4名纪委委员+各党支部纪检委员、廉洁监督员）立体廉洁监督体系，连续两年开展片区“微巡察”，累计发现整改问题近百条，整改完成率90%以上，监督触角延伸至绿色供应链、环保工程招投标、碳资产管理等新兴领域。抓实“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建立“逢三说事”工作机制，即每月3日为“问题征集日”、13日为“党支部反馈日”、23日为“领导接待日”。通过固定时间、固定渠道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让职工群众有地方说话、说了有人听、听了有反馈，职工诉求解决满意度达100%，保障“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在倾听中凝聚共识、在回应中激发活力、在落实中夯实信任，使绿色转型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队伍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在选贤任能中积蓄长久优势。当今时代，人才是第一资源。华新山西实施“梯队+匠才”复合型人才制度，以“师带徒”模式培养技能匠才，80后、90后干部占比提升至71%，累计向外输送专业人才及厂处级以上干部22名，培育各级技能匠才18名。片区改革中，“一肩挑”干部既懂党建又懂业务；科技创新中，年轻骨干在“党员攻坚队”中挑大梁、当主角，成为推动“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项目落地的中坚力量。这支朝气蓬勃的队伍，正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在新时代主战场持续攻坚克难。党员示范岗、责任区、攻坚队中，党的优良传统与工匠精神有机结合。2025年，芮城光伏获全国大型光伏场（站）劳动竞赛“标杆场站”，盐湖风电获中电联全国5A级场站，汾阳风电获全国大型风电场（站）劳动竞赛“优胜场站”。这些荣誉背后是数千名一线能匠在戈壁滩、盐湖边、深山坳里的坚守。这支“实干担当”的队伍，正在能源报国的实践中书写新时代产业工人新答卷。

“十四五”期间，华新山西累计保障发电量大幅增长，新增装机规模跨越式增长，管理场站倍增，资产总额显著提升，成为区域新能源发展的核心支柱。这一系列成绩的背后，始终贯穿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条红线，始终彰显着“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上，华新山西锚定建设世界一流清洁低碳能源企业目标，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推动“智能+AI”应用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更加自觉地将党建工作融入绿色发展大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华电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

“五项举措”激励干部敢担当善作为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2026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政绩观连着发展观，是干部队伍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天津市西青区始终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摆在干部队伍建设突出位置，以打造“青”锋品牌矩阵为牵引，以激发干劲、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吹响担当干事“集结号”，在全区掀起重实干务实功拼实绩的争先热潮，形成“人人打头阵、个个当尖兵”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砥砺担当干事之志。筑牢政治忠诚。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干部教育培训重点内容，作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对象必学内容，完善闭环落实机制。强化政治历练。严格组织生活制度，邀请纪检监察、巡视巡察机关负责同志开展政绩观偏差警示教育，用好日常调研、考察评价、谈心谈话等手段，推动党员、干部提高对标看齐的政治站位、增强把握大局的政治能力、严守令行禁止的政治规矩。促进政治担当。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好“青”叩家门、联点访户等党员、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制度载体，组织各单位“一把手”领题攻坚，示范带动班子成员落细落小调研课题，在深入走访中摸清民情民意，在办好实事中解决民忧民盼。

提升担当干事之能。遵循干部成长规律，精准摸清干部全周期成长发展的需求脉络，建立覆盖干部职业生涯的“培育链”，推动广大干部既敢闯敢干又善作善成。锚定筑基起步期，开设“青”锋新生训练营，以近3年新招录公务员为重点，强化源头培养、跟踪培养，构建“双重轮值、多维实践、精准激励、分层评价”运行机制，从一开始就纳入组织视野，重点关注、定向培养。锚定能力成长期，开设“青”锋优培营，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经济强区”建设目标，开展全科式、滚动式、递进式通识教育，设定“经济课题调研、产业献策报告、项目推荐服务”3项硬任务，实行6个月长效蓄能，不断夯实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必备的知识体系、科学思维、专业素养。锚定成熟稳定期，实施“青”锋竞榜重点项目攻坚行动，科学研判确定招商引资、土地整理、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攻坚项目，面向全区干部广发“英雄帖”，不设门槛、不限年龄、不论级别，把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放到关键吃劲岗位加钢淬火，磨砺“吃苦在前、冲锋在前、奉献在前”的担当品格。

校准担当干事之尺。着力构建以正确政绩观为导向的综合考核体系，推动考核标尺更科学、纠偏机制更刚性，凝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真抓实干的工作合力。夯实“考准”这个基础。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高质量发展情况作为评价政绩的基本依据，实行领导班子“共性+个性”差异化考核，将政绩考核项目整合为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作风建设“共性考卷”，设置畏难避责、斗争精神不强等负面清单。同时，坚持“一镇（局）一策”分道赛马，各有侧重设置指标权重，激励干部找准方向、担当实干。突出“考实”这个关键。开展“千名干部大调研”，组织部部长带队组建6个调研组，与区管处级单位领导班子成员、综合科室负责人、优秀年轻干部等千余人进行谈话，穿透性考察干部在稳定经济运行、做实惠民服务、兜牢底线红线等方面“干了哪些工作”“取得什么成效”“作出哪些实际贡献”，让每一个定性评价都有具体事例支撑。紧盯“考出干劲”这个落脚点。综合谈话掌握情况，吸收群众意见和相关业务部门考核结果，逐一建立领导班子分析台账，动态调整表现较好、较差和专业优秀3类干部名单。用准用好考核结果，对排名靠后的班子进行约谈提醒，对考核结果不好、反映较多的干部开展重点核查，让干部进有标尺、守有底线。

选用担当干事之人。坚持以实干论英雄、凭实绩用干部，竞相干事、争相成事成为西青干部队伍的主基调。更实举措把牢政治首关。研究细化区管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核细则，综合运用干部政治表现纪实档案等手段，跟踪关注干部在重要场合、重大事件、重点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在自觉执行组织决定、服从组织安排时的具体行动，把政治上的“两面人”识别出来、挡在门外，让表里如一、知行合一的干部站前排、挑大梁。更加鲜明坚持能者有位。坚持不拘一格，不搞论资排辈，谁有本事谁来，谁先成才谁先上，注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站产城”融合发展等大战大考中选人用人、知人善用，对于那些挑大梁、打硬仗、作奉献的干部打破隐性台阶，成熟一个使用一个，对不愿走出舒适区、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干部坚决不用。更大力度推进应下真下。把工作重心放在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上，研究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具体情形，分领域制定政绩观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职责清单，运用专题调研结果动真碰硬调整状态不佳、作风漂浮、不胜任现职干部。

弘扬担当干事之风。锚定破解三大难题，营造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干事创业环境。破解激发内生动力难题。制定《关于激发干部敢为善为奋发有为内生动力的若干意见》，拿出一定比例机动名额建立职级周转“激励池”，开展公务员及时奖励工作，对在重点任务和急难险重岗位上敢打敢拼、作出突出贡献的40个集体和108名个人进行表彰，以点带面营造对标看齐的浓厚氛围。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难题。健全领导干部政绩动态管理机制，对新任职领导干部，以一年为期开展适岗回访，重点了解继任者在推进政策落地、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接续干了什么，对离任领导干部，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对存量“家底”、遗留问题、潜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引导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破解“八小时外”监督难题。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岗位，联动纪检、审计等28个部门强化信息共享整合，建立干部工作监督员制度，动态掌握干部思想、工作和生活情况，发现政绩观偏差苗头迹象及时提醒、止于未然。落实党政“一把手”与年轻干部谈心谈话制度，及时回应诉求关切，把干部队伍建设成“有纪律、有本领、有冲劲”，同时“有温度、有情义、有担当”的“青”锋铁军。

（天津市西青区委组织部）

《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

199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反映优秀共产党员焦裕禄光辉事迹的同名电影，上映后在全国引起轰动，该部作品的发行拷贝数达到567个，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首轮国产电影发行拷贝数的最高纪录。之所以能引发如此热烈反响，是因为电影深刻揭示了为什么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仅475天，却能被称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电影因成功记录了一段无私奉献的感人经历、凝练了一种永不过时的时代精神，而成为经典。如今深情回望，经典历久弥新、精神永不谢幕。

坚强党性：生命最后的恪尽职守

天下黄河十八弯，最大的弯就拐在兰考。常年黄河水的冲刷淤积，给兰考带来了“三害”：风沙、内涝、盐碱。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兰考人民不断对“三害”进行治理，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肆虐，使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时任兰考县委新闻干事的刘俊生回忆说：“灾荒压头、人口外流、干部发愁。”环境极为艰难、物质极为匮乏，全县36万人当中灾民就有19.3万人。

电影《焦裕禄》正是从这里拉开帷幕，在兰考“三害”最严重时，焦裕禄临危受命来到这里。在此后的475天，一如他留下的手迹“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决心改变兰考面貌”，焦裕禄开始了他睁眼是兰考、闭眼也是兰考，生也是沙丘、死也是沙丘的特殊战场的战斗生活，在兰考打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封沙、治水、改地”斗争。

当时兰考的情况严峻到何种程度？1963年3月，时任河南省委第二书记的何伟曾带领毗邻兰考的4个县的县委书记到兰考调研，准备把“对省地拖累很大”的兰考一分为四划给周边4个县。考虑到撤县无助于解决兰考人民面临的困境，焦裕禄代表兰考县委坚决表示不能同意，并立下了3年改变兰考面貌的军令状：如果兑现不了诺言，就辞职回家种地，不劳省委分配工作。这不禁令人想起焦裕禄妻子徐俊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的：“我同焦裕禄同志生活在一起已有十多年，他好像永远不知道啥叫‘难’。”

可以说，焦裕禄在兰考工作的475天，自始至终都充满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并且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以（代理）兰考县委第二书记的身份主持县委工作。电影《焦裕禄》对主人公在兰考的任职经历勾勒出了清晰线索，而影片演绎得更为鲜明和浓烈的是：焦裕禄对上级的一切安排坦然视之、泰然处之，他心无旁骛除“三害”、全力以赴保民生，没有第一书记之名、却恪尽第一书记之责，视共产党人的职务为责任与使命。兰考的内涝在他手里解决了，盐碱在他手里开始消失了，唯有风沙源治理的成效尚未显现，但他已种下泡桐树苗。若干年后，这些树苗枝叶成荫、华盖如云，成为兰考人民防风固沙的救命树，更成为能奏响国风琴韵、幸福乐章的致富树。

赤诚初心：杜鹃啼血般至死甘为孺子牛

1964年5月14日凌晨，焦裕禄在郑州医院病逝，终年42岁。就在焦裕禄逝世后的第三天，1964年5月16日至20日，河南省沙区林业工作会议在商丘地区的民权县召开。会上，兰考县委的相关负责同志除按照要求汇报工作外，还声泪俱下地介绍了已故县委书记焦裕禄对兰考县除“三害”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及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先进事迹。当天参加会议的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等，进一步采访了这位负责同志。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新华社河南分社采写的《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 焦裕禄同志为党为人民忠心耿耿》；11月22日，《河南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的文章，并配发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其后《河南日报》又开辟专栏集中报道焦裕禄的先进事迹。

1965年12月17日，在新华社驻河南分社记者周原的陪同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一行来到兰考采访。于是才有了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与此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天上午10点播发了由著名播音员齐越录制的这篇通讯。电波发出后，焦裕禄的名字迅速响彻全国。

一位17岁青年从电台里听到了焦裕禄的事迹，他说：“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一位领导干部对老百姓说‘我是您的儿子。’这对我的冲击力真太大了，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立场，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这位青年后来成长为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正是他提出拍摄并亲自执导了1990年1月1日于全国公映的电影《焦裕禄》，他说拍摄这部电影是他当导演最初的愿望。他就是与共和国同龄的著名导演王冀邢。

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这样一个动人场景：大雪纷飞时，焦裕禄推开一间破屋子低矮的柴门，屋内住着两位老人，一个生病、一个眼瞎。“你是谁？”“我是您的儿子。”人民之问与初心所答，昭示了影片贯通始末的精神实质。影片自始至终，我们看到大风里有焦裕禄、大雨里有焦裕禄，大雪天他从不坐在办公室里烤火，而是坚持要到最艰苦的群众家里去。但是风里来雨里去的焦裕禄，却从未坐过县委那辆吉普车，反倒对那辆别人骑过11年、除了铃哪都响的自行车“情有独钟”，下乡调研全靠它。因为他怕乘汽车跑太快听不见群众说话，“与群众拉开了距离，就会隔了心”。

影片中焦裕禄四次落泪，都不是为他自己，因为他心中装着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心里向着党。影片中的老百姓，当听说焦裕禄因给长期缺油少粮的基层干部购买高价粮而要被处分时，他们集体守候在县委门前，要为自己的书记伸张正义；影片外的老百姓，他们为支持该部电影顺利拍摄，自己准备道具且拒绝剧组酬劳，说为焦书记做点事不要劳务。正如焦裕禄的女儿焦守云所说：“我知道老百姓记住的不仅是我的父亲，更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

匠心意象：藤椅焦桐是思念更是追慕

影片开场，片头字幕在音乐声中一页页闪过，字幕旁却始终如一地呈现着一幅意味深长的照片——一把右手扶握处因藤条断裂而形成窟窿的旧藤椅静静地立在那里。为什么电影要“先入为主”地让这把旧藤椅伴随整曲开场音乐，鲜明而持久地映入观众眼帘？

影片中这把焦书记坐过的旧藤椅几次出现，似乎在无声地诉说着60多年前那令人痛彻心扉的一幕幕：无论在开会、作报告抑或听汇报时，每当肝痛来袭，焦裕禄便随手拿起诸如钢笔、茶杯盖、鸡毛掸子、长把刷子等硬东西顶在肝部痛处。而当那顶住肝部的硬物不小心滑落时，疼痛便会骤然释放，它能把焦裕禄疼得从藤椅上栽倒、从自行车上掉下来，让1米76的大个子蜷缩成一团。焦裕禄为改变兰考的贫困面貌，默默忍受了多少疾病带来的痛苦，这把至今留存的珍贵藤椅便是最好的见证。就在焦裕禄前往医院治病的前一天晚上，依然是坐在这把藤椅上，他忍着剧痛用颤抖的笔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提纲。文章仅仅开了个头，病魔便不依不饶地逼迫着他放下了手中的笔……

与藤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影片中几次出现的泡桐。一如藤椅成为焦裕禄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见证，当年焦裕禄为防风固沙，带领群众种下的泡桐，俨然已成焦裕禄精神的象征。焦裕禄就像那一株株泡桐，把根须深深地扎入了兰考大地。哪怕在他弥留之际，心中惦念的依然是兰考这片热土：“请组织上把我送回兰考，埋在黄河故道的沙丘上……”焦裕禄病逝后，影片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其英灵重现沙丘之上。焦裕禄极目远眺兰考大地，只见麦浪翻滚、泡桐成林……他生前未写就的那篇文章，兰考的人民群众以实际行动续写完成，他们没有辱没焦裕禄这个伟大的名字。

就在电影《焦裕禄》上映的同年，1990年7月15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有感于焦裕禄精神，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词。“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以“焦桐”这一感人意象，树立了焦裕禄这一“好官”的光辉形象。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时强调：“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电影《焦裕禄》塑造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伟大与不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伟岸的身影跨越历史时空在一代代国人心中青山不老，那崇高的精神穿越岁月长河从未远离过民族的精神视线。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以一己涓滴，在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激荡起千顷澄碧。

勤政赋

乾坤定序，庶绩咸熙；邦国垂统，百僚攸归。天道恒行，昭自强不息之则；职道匡世，守夙夜惟寅之规。勤为理政之根，根深则邦基永固；政乃安民之本，本固则黎庶恒喜。非形迹之奔波，存戒惧之深虑；非案牍之繁冗，怀经世之远思。上稽千古圣轨，下鉴百代官仪。明勤怠之殊途，辨虚实之异歧。爰摛雅藻，以阐治微。

夫勤政之真蕴，蕴于四德；莅官之正轨，范于百司。一曰居敬：临事怀冰渊之惕，立朝守祗肃之仪，不轻庶务，不怠寸阴；二曰崇精：察几微之幽隐，辨事理之纤丝，纲纪毕举，纷剧咸治；三曰尚笃：黜浮文而修实政，却虚誉以顺民心，躬行不怠，惠泽广施；四曰秉恒：经寒暑初心不改，历艰危素节弥坚，始终恪慎，践履庄严。

鸡鸣起务，非贪簪绂之荣；星夜披章，岂逐轩裳之侈。勤以修身，克遵僚吏之矩；勤以辅国，永固宗社之基。川流不息，以通山海之脉；灯烛长明，以照闾巷之旭。是知勤为治道常经，实为从政真谛。

缅稽青史，代育贤臣；名垂竹帛，世流清馨。大禹拯民昏垫，栉风沐雨，三辞家室之私，九河顺轨，万姓以宁；周公辅祚鸿长，吐哺握发，广揽寰区之彦，礼乐聿兴，周基永宁。武侯匡蜀安疆，宵衣旰食，综核庶司惟谨，刑赏允当，巴蜀风清；文端赞时翊世，朝乾夕惕，恪持邦纪惟严，官方澄肃，九州泰平。龚遂绥柔渤壤，劝农薄敛，化凋敝为淳和；信臣镇抚南阳，浚川辟野，变荒瘠为膏泽。东坡治杭，疏水筑堤，贻百世蒸民之利；包拯尹汴，惩邪剔蠹，肃九畿邦宇之纲。古之循吏，存心济物，矢志安邦。任劳而不矜绩，殚智而惟图昌。故政无巨细，勤举则绩显；事无难易，实修则效彰。

暨乎华夏鼎新，赤旗肇宇；百年奋进，英哲踵驰。承先贤勤政之风，开新时代为民之治。焦裕禄躬耕兰考，抱疴治沙，殚心纾困，以毕生赤诚安黔首；谷文昌戍守荒陬，植木固疆，久久为功，以恒性实干润海隅。黄文秀辞华赴野，俯身振业，寸心眷念苍生；廖俊波秉忠攻坚，励精图治，嘉绩广敷闾阎。更有万千公仆，守初心于阡陌，担使命于疆场。科研志士潜研寂壤，砺器兴邦；基层干吏奔走乡关，纾烦济困；戍边将士傲雪凌霜，固疆宁宇。凡今贤彦，咸以实心践勤，以笃行施惠，承千古循吏之清操，焕当代公职之徽光。

盖勤政之要，不在朝夕驰逐之繁，而在存心济利之诚；从政之宗，不在举措纷纭之盛，而在施泽安民之实。居官宜祛浮竞之私，笃公忠之质。不图一时之显誉，惟求奕世之安宁；不矜一己之声光，常怀万姓之熙和。勤必有本，劳必有功，举事必裨民祉，施政必益邦基。

且夫治道之妙，贵在以简驭繁、以和成仁。昔宓子贱治单父，神闲气定，雅瑟高张，四境清宁，群黎向厚。古圣垂箴，为政类夫雅乐：律调则八音克谐，政和则万姓克亲。琴道之蕴，在缓急相宣、刚柔相契；治道之旨，在张弛相济、宽猛相循。一弦偶紊，则雅韵失谐；一职或疏，则庶务多棼。理繁如抽丝条理贯串，治剧如调徽节奏均平。

终日纷劳而昧治体者，形疲而功寡；澄心体道而善持纲者，政简而绩宏。勤政者，非细碎趋事之劳形，乃循理安邦之智度；理政者，非俯仰逐时之徇影，乃实心济庶之真诚。以静镇烦，以简清冗，以实祛浮，以和成化，斯乃琴治之微旨，勤政之元神也。

先衡世势以端趋向，复循理脉以布经纶。汰无裨之虚役，举有补之良谟；革沿袭之浮靡，树久长之诚笃。勤以提质，戒徒劳罔绩之弊；政以增效，蕲永安恒盛之图。昼思闾井之艰危，夜念苍生之休戚。建策必穷其终始，立猷必辨其疵纯。

缅惟勤政之鸿烈，泽敷当代，庆溢来辰。赖百僚夙夜寅虔，蔚四海升平之祯景；凭群职朝夕惇谨，固九土磐石之基垠。勤以修身，则廉隅砥砺而操行清峻；勤以立职，则纪纲振扬而庶政聿新；勤以惠民，则乡闾安堵而生齿丰盈；勤以辅世，则寰宇底宁而治道归真。

涤浮华之陋习，崇质厚之真风；绝粉饰之虚辞，秉担当之素志。勤而有度，方臻至治之隆；劳而存淳，克建无疆之桢。愿在位群彦，常怀兢业之忱，尽祛矫伪之习；坚守笃恒之操，共襄久安之伦。官恪其司，政臻其粹，民安其业，国固其垠。斯乃勤政之真诠，治道之至纯也。

（作者系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副会长）

从“观影”到“打卡”：推动影视与旅游融合发展

《我的阿勒泰》让新疆美景成为无数人心中的“诗与远方”，《狂飙》带火了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江门，《繁花》让上海黄河路成为热门“打卡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带动某地“出圈”，吸引观众旅行“打卡”，成为拉动文旅消费、促进文旅发展的新引擎。“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对“十五五”时期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影视与旅游融合发展，以影视传播地方自然和人文特色，激发文旅“流量”和“增量”，再以文旅口碑反哺影视剧“出圈”传播，正是文旅融合的生动体现，也是未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

打造突出地方特色的影视作品。促进文旅发展最关键的是影视剧所构建和传达的媒介地方感，由独具地方特色的自然风光、地标建筑、历史文化、特殊地产、人文关怀等要素组成。各地应深入挖掘地域特色，包括厚重悠久的历史文化、优美奇绝的自然景观、灿若星辰的人文传承、紧跟时代的发展浪潮等，以影视投资、项目资助、创作引导、剧本大赛等方式，吸引优秀创作者将其转化为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微短剧等多种样态，打造地方特色影视IP，形成讲述地方故事的合力，如浙江以《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等打造浙商IP，成为吸引文旅流量的新名片。在创作风格上，应突出多线叙事、情感叙事、以小见大等手法，展现自然风光的美学价值、疗愈价值，与观众达成逃离都市，过慢节奏生活的“合谋”；以小切口讲述历史和人文故事，以平凡人物群像展现当地历史变迁或中国式现代化奋进征程的非凡成就，以独特的人文场景、文化精神组成鲜明的地方意象；呈现地方日常生活瞬间与独特生活哲学，将烹饪的气息、美食的风味、热闹的市井以及豁达、温情、治愈等影像刻入观众记忆，成为地方密不可分的精神标识，获取观众基于日常切身感受的文化认同。

实现多元融合的参与式传播。传播是影视剧“出圈”的必经之路，也是影视剧到达观众，构筑地方认知的重要环节。地方要向影视剧借文旅助力，就必须为影视传播“造船”，使其更好地“走出去”获得观影流量，从而“引进来”文旅流量。一是形成合作传播机制。影视公司应建立主流媒体、社交平台、视频平台、旅行平台等多元传播矩阵，运用热点话题、议程设置、路演仪式等技巧提升影视传播效果。地方政府应在“热播黄金期”配合宣传推广，如官方文旅账号发布影视剧预告、取景地文旅特色和旅行建议等，还可以整合全域影视IP形成多条影视“打卡”旅行线路，以旅行线索串联起立体丰富的地方叙事。二是打造全民共创机制。各地应积极孵化网文写作营、作家村等创作基地，生产更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文艺作品，为影视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文艺资源。通过买入版权、作价入股等方式，改编如《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文学作品或《风吹半夏》《庆余年》等网络文学作品，直接将原著读者转化为影视观众，使其在熟悉的“故事世界”回忆、讨论，激发社会大众话题、二次创作、切片传播热度，以新大众文艺繁荣促进影视“出圈”。三是建立出海传播机制。各地应根据资源禀赋寻找对口海外市场制定差异化出海策略。此外，还应积极参加研讨会、商务合作会，与国外影视公司建立“内容出海+当地制作”合作机制，尽量缩小文化差异；积极研发影视大模型、智能翻译等先进技术，促进降本增效、精准传播。

建立多方联动的影游转化机制。观众被影视剧吸引到现场“打卡”，必须深度体验影视故事、风土人情、文化魅力，才能真正产生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从而激发文旅消费。这就需要构建“观影—体验—消费”的影游转化机制，以影游融合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消费，将文旅“流量”转变为文旅“增量”。一是打造场景联动机制。各地文旅部门应引导取景地搭建影视剧“打卡”场景，利用交互式灯光、无人机、VR等技术开发与剧情相关的衍生场景，配合行进式演艺、“剧本杀”等新业态，变单纯观光“打卡”为沉浸式体验影视故事。二是打造品牌联动机制。以对赌协议、合资运营、作价入股等方式驱动影视公司与旅游企业“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创作、拍摄、运营，打造影游融合IP，将影视内容转化为同款美食、民宿、文创、服饰等融入地方“吃住行游购娱”各产业，开发旅拍、夜游、动漫、游戏等新业态、新产品，促进产业融合，延展产业链条，激发文旅消费。还可以植入广告、品牌定制等方式引入美妆、美食、家电等企业跨界合作，进一步拓展用户圈与知名度。三是打造收益联动机制。影视公司可以授权观众切片传播剧集获得分成收入，开展现场“打卡”并在社交平台分享解锁剩余剧集等活动，还可以联动票根经济、“谷子经济”、“手搓经济”等新业态，如持取景地门票在当地住宿、美食、交通等环节享受优惠或在谷子集市、手搓门店免费体验，真正与观众建立经济和情感关联，使文旅体验更加沉浸、有趣。

推动影视与旅游融合，绝不仅是简单在影视剧中植入地方美景切片，而是要在增强影视剧独特地方感的同时，同步提升地方文旅的故事性、体验感，培育新业态、新场景、新产品，将简单的“打卡”巧妙转化为沉浸式的文旅消费，形成“观影—打卡—体验—消费—认同”的闭环。

虚拟电厂：能源转型催生“看不见的电厂”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随着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速，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大规模并网，但其发电出力具有间歇性、波动性，给电网稳定运行带来不小压力。传统电力系统主要依靠大型集中式电厂完成调峰、调频，应对电力供需波动。而新能源高占比场景下，仅靠传统电源已难以平衡电网负荷，这就要求电网侧、用电侧、储能侧同步从“刚性运行”转向“柔性调节”，推动“源网荷储”全环节深度协同互动。面对这一现实缺口，能够聚合分散资源、灵活参与电网调度的虚拟电厂顺势而生，并迅速成为行业关注焦点。它虽非物理层面的常规电厂，却能发挥真实电厂作用，没有集中型的大型机组，却能提供调峰、调频能力，通过数字技术凝聚可调度力量，具有重要价值。

什么是虚拟电厂

虚拟电厂是数字技术与能源系统融合的产物，本质是基于先进技术构建的智能能源网络聚合平台，也可形象理解为“电力智能管家”或“电源协调管理系统”，其核心功能在于“聚合”与“协调”。它运用多种技术将分布式能源资源聚合，形成可被电网调度的“虚拟”发电资源池。当电网需要支撑时，它可扮演“正电厂”输出功率，新能源电力富余时，也可扮演“负电厂”消纳功率，核心是将海量用电侧资源转化为电网调节资源。

发展虚拟电厂是能源转型的必然选择。当前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首要难题是化解新能源并网带来的出力波动问题。我国风光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新能源发电不稳定。传统电网靠火电机组调节，存在响应慢、成本高、不环保问题。虚拟电厂不建设新电源，而是挖掘用户侧调节潜力，为电网提供灵活资源。新能源过剩时消纳电力，用电高峰或出力不足时支撑电网。因此，发展虚拟电厂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

虚拟电厂与传统电厂有本质区别，为理解虚拟电厂颠覆性，可将其与传统火电厂对比。在物理形态上，传统火电厂是拥有锅炉、汽轮机、发电机等实体设备、占据大面积土地的集中式发电设施；而虚拟电厂没有实体发电设施，其核心是由软件、算法、通信网络构成的中枢控制IT系统，如同“电力智能管家”。在能量来源上，传统火电厂依赖燃烧煤、气等化石燃料，将化学能转化为电能；虚拟电厂则聚合多种分布式能源，包括分布式发电、储能放电，以及通过需求响应减少的负荷（即“节约的电”）。在能量流动上，传统电厂是单向流动，能量从电厂通过电网输送到用户，用户是被动的消费者；虚拟电厂则实现了双向互动，用户既可以是用电方，也可以是供电方（如光伏、储能），负荷端可动态调整。在功能定位上，传统电厂以单一物理发电为主，主要提供电量和部分调峰、调频服务；虚拟电厂功能多元，侧重于市场参与和聚合响应，既能提供电量，更能提供调峰、调频、备用等多种辅助服务，提升电网灵活性。在灵活性与响应速度上，传统电厂启停时间长达小时级，调节速度相对较慢，灵活性有限；虚拟电厂通过数字技术聚合海量小型资源，可实现秒级到分钟级的快速响应，灵活性极高，能够跨越地理界限进行资源优化。在环保属性上，传统电厂会产生碳排放和污染物，是主要的碳排放源；虚拟电厂聚合的主要是清洁能源和需求侧资源，本身不产生碳排放，属于典型的低碳、零碳技术，有助于消纳更多新能源。在投资建设上，传统电厂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选址困难，对环境影响较大；虚拟电厂主要投资于软件平台和通信设备，建设周期短、成本相对较低，对环境友好，能够有效利用现有社会资源。

可见，二者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虚拟电厂的分布式、灵活性和低碳属性，它通过软件定义能源，实现了对海量、分散资源的智慧调度。

虚拟电厂的重要价值与落地进展

虚拟电厂是一次能源管理变革，战略意义深远、应用场景广泛。

首先，虚拟电厂是支撑国家“双碳”目标、保障能源安全的“压舱石”。在促进新能源消纳方面，新能源发电高峰时段引导负荷消纳，解决“弃风弃光”，提高利用率；在替代化石能源调峰方面，提供快速调峰、调频服务，替代部分化石燃料发电机组功能，减少碳排放。在提升能源效率方面，虚拟电厂通过精细化负荷管理和优化调度，引导科学高效用能，减少能源浪费；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虚拟电厂盘活社会闲置资源，提升电力系统供应保障能力和应对风险的韧性，在关键时期可缓解供电紧张。

其次，虚拟电厂是提升电力系统灵活性的调节器。灵活性是新型电力系统的生命线，虚拟电厂整合多种资源为电网提供辅助服务。在削峰填谷方面，虚拟电厂在用电高峰降负荷、低谷增负荷，平滑曲线，降低峰谷差，延缓电网改造投资，提高发电设备利用率；在调频服务方面，虚拟电厂可组织快速响应资源，秒级完成充放电转换，稳定电网频率；在备用服务方面，虚拟电厂将聚合的可调容量作为备用资源，其提供的“热备用”或“冷备用”服务成本低、速度快。

再次，虚拟电厂是激发万亿级市场潜力的新引擎，蕴含巨大经济价值，有望拉动数字能源产业发展。在催生新业态方面，虚拟电厂运营涉及多领域，催生专业运营商、技术服务商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在创造新价值增长点方面，虚拟电厂将“用电行为”变为“电力资源”，居民和工商业用户可将设备变为“共享资产”，分享市场红利。在市场规模前景方面，多方机构预测，2026年中国虚拟电厂市场规模超百亿元，2030年有望迈入千亿元级别，背后是庞大产业链。

最后，虚拟电厂应用场景已渗透到生产生活各方面。对于智慧工业园区，虚拟电厂运营商与园区合作，可调节负荷智能调度，参与电网需求响应，为园区创造收益；对于大型商业综合体与办公楼宇，在夏季用电高峰期间，虚拟电厂通过调高楼宇空调温度，可释放大量电力；对于电动汽车充换电网络，通过V2G技术，虚拟电厂调度电动汽车反向送电、低谷充电，实现与电网互动；对于5G基站与数据中心，虚拟电厂聚合闲置储能设备，在电网紧急时提供电力支撑，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

经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培育，当前虚拟电厂已从概念探讨阶段，迈入规模化试点和商业化探索新阶段，进展显著。

一是核心技术体系构建与演进方面进步明显。调度控制与通信技术是虚拟电厂的“大脑”。借助5G、物联网和边缘计算，感知与通信技术可对海量分布式资源进行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数据采集和指令下发。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预测与决策技术能精准预测聚合资源，通过AI预测算法优化负荷与价格预测，制定最优报价策略，实现资源价值最大化。在安全与协同技术方面，通过区块链技术保障虚拟电厂内部多主体可信交易和数据安全，先进协同控制算法确保海量异构资源在复杂电网约束下安全高效调度。

二是接入容量与市场规模初具规模，形成多元主体并进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虚拟电厂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达到5000万千瓦以上。从具体实践来看，虚拟电厂接入容量快速攀升。据统计，截至2025年末，全国已建成运营虚拟电厂项目470个，全网经实测最大可调节容量达1685万千瓦，同比增长约70%。按照当前建设节奏，2026年底中国虚拟电厂累计装机容量有望达5000万千瓦，将提前完成设定的2027年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调节能力。

三是地方试点先行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上海、深圳、山西、山东等地在虚拟电厂领域探索突出。其中，上海作为最早试点城市，聚焦超大城市负荷调节，构建“1+5”管理体系，聚合规模228万千瓦，主打秒级响应与高预测准确率，深挖楼宇、数据中心柔性负荷，形成精细化调控模式。深圳建成全国首个城市级管理中心与云平台，可调能力达130万千瓦，创新“市场收益+财政补贴”模式，商业模式成熟。山西依托全国首个省级电力现货市场，虚拟电厂实现规模化闭环盈利，聚合容量突破300万千瓦，出台全国首份省级专项方案，工业与新能源资源丰富，领跑现货市场驱动模式。山东以高门槛、强激励为特色，作为全国电力市场综合改革试点，建成44家虚拟电厂，聚合容量超500万千瓦，设立全国最高聚合门槛，依托现货市场实现高效资源配置。

但虚拟电厂整体仍处于早期“邀约型”阶段，多数需求响应活动由电网公司或政府临时组织邀请用户参与，未形成常态化、市场化运营模式，商业模式、市场机制和技术标准尚在探索，距大规模商业化成熟应用有距离。

破解虚拟电厂发展现实瓶颈

当前虚拟电厂发展主要受技术、体制机制两大方面制约。技术领域存在诸多突出瓶颈。一是聚合难，可接入虚拟电厂的分布式设备种类多、品牌各异，通信协议和数据接口不统一，数据孤岛现象突出，缺乏国家统一技术标准和通信协议，运营商需投入巨大成本进行协议适配和改造，阻碍资源快速低成本聚合；可调节资源单体体量小、地理位置分散、行为不确定，要对成千上万个资源进行秒级监测、评估和协同控制，对平台算法、算力和通信能力要求高，现有技术在低成本、高效率方面有待提升。二是管控难，用户侧负荷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不确定性强，预测聚合资源响应能力和实际响应量的模型精度和鲁棒性需加强；虚拟电厂通过公共信息网络连接海量用户端设备，易成网络攻击目标，构建网络安全防护体系迫在眉睫。三是测算难，虚拟电厂精准控制和交易结算依赖智能电表系统，但我国智能电表覆盖率和功能水平不能完全满足动态、双向计量需求；虚拟电厂运行涉及大量分布式电源并网和负荷快速调节，可能冲击局部配电网，部分老旧配电网存在运行极限风险。

体制机制层面同样存在一些障碍。首先是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我国电力市场尚处于发展阶段，虚拟电厂的市场定位、准入标准、交易及结算规则尚未明确统一，配套实施细则不足，各地政策不一，存在政策壁垒和监管模糊地带。其次是激励不足，目前行业收入多依赖政府需求响应补贴或电网公司邀约补偿，盈利模式单一，缺乏可持续性，亟须打通多元化市场化收益渠道；同时价值传导机制不通畅，虚拟电厂为电网创造巨大价值，但缺乏将价值准确量化并传导给运营商和用户的成熟机制，影响用户参与热情。最后是权责不清，行业监管体系不完善，多头管理与监管缺位问题并存，管理主体与权责边界亟须明确。作为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灵活稳定运行的重要载体，上述问题严重制约了虚拟电厂规模化、商业化发展。

针对现存问题，需从多方协同发力破解发展难题。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政策法规与行业标准，明确虚拟电厂法律地位，统一技术规范，打破数据孤岛和技术壁垒，理顺监管权责体系。二是加快电力市场改革，丰富商业模式。优化市场准入，设计适应虚拟电厂的交易规则；建立容量市场，让虚拟电厂聚合能力参与交易；完善价格机制，引导用户参与需求响应。三是强化核心技术攻关与标准统一。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推广统一通信协议，降低资源聚合难度与成本。四是加大新型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智能电表部署，为精准计量和结算提供支撑，升级改造配电网，提升对分布式能源的接纳能力。五是持续开展试点示范，总结提炼可复制的成熟经验，结合各地实际探索多元化发展路径。

随着国家政策赋能与经营主体共同发力，虚拟电厂这一“看不见的电厂”将逐步实现规模化普及，持续赋能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筑牢能源安全防线，为美丽中国建设与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作者系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电力经济技术研究所所长）

人才培养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两项重大部署相互关联、彼此支撑，为“十五五”时期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从人才发展视角看，物质资本积累终究服务于人的成长与价值实现，而人的素质提升又会反哺物质资本使用效率与产出质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正是实现这种紧密结合要求的体制机制保障，破解长期以来教育、科技、人才领域各自为战的壁垒，让物的投入与人的培养形成协同合力。在人口结构深刻调整、技术变革加速演进、产业升级持续深化的背景下，唯有探索构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路径，才能让科研设施、设备平台等物质资源切实转化为人才成长支撑，让人力资本投入有效释放为创新动能。

究其根本，人才培养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背后有着内在逻辑，是时代发展、技术变革与制度革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发展逻辑深刻转型，资源配置重心从以物为主转向以人为本。“投资于物”模式在特定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口结构深度调整、劳动力供给呈现“量减质升”特征，单纯依靠物质资本积累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如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关系已转变为融合共生关系——投资于人并非替代投资于物，而是让二者形成合力。一方面，将更多资金配置于人力资源领域，可提升劳动者素质、生产效率和职业适应性，让物质资本投入获得更高回报；另一方面，加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人才培育支持，能让科研设施、实验平台等物的投入真正转化为创新产出，形成人的成长牵引物的布局、物的投入支撑人的价值实现的良性循环。

其次，技术变革加速演进，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出全新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数智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技术迭代正深刻改变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将有920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1.7亿个新岗位诞生，同时相当数量的劳动者现有技能将在5年内过时。这并非简单的岗位迭代，而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洗牌，意味着不少劳动者需更新技能才能适应变革。其深层变化在于，机器承担更多执行性工作后，人的价值集中在综合集成、价值判断等机器无法替代的领域——物越是强大，人的核心素养越需要提升，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相互赋能的共生关系。人才培养的核心命题，正从教会操作转向培养适应力，从掌握工具转向驾驭复杂。

最后，体制机制加速重构，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从分散运行转向一体推进。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提出，意味着三者从各自为战转向系统集成、协同发力，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这一推进的关键，正是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统筹谋划。让实验室、中试平台等创新基础设施布局同步支撑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让产业园区、实训基地等生产性投入深度嵌入教学环节，让财政资金、社会资本投向物时明确人的培养目标与预期产出，推动产教融合从“物理连接”走向“化学融合”。当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在同一目标下配置资源、在同一过程中协同发力，物的投入与人的培养才能形成真正的合力。这种体制机制变革，正重塑人才培养底层逻辑，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供坚实制度保障。

当前，我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人才培养已具备坚实基础。在投入规模上，2026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突破30万亿元，教育等4项民生支出超12.4万亿元，与基础设施、科研设施等物的投入形成双轮驱动，政府投入日益聚焦人的需求与发展。在政策设计上，“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推动教育科技人才平台与人的培养同步布局，探索长周期资助模式，完善科研人员流动政策，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提供政策支撑。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民营科创企业，依托高校学科积淀、高能级平台硬件、青年人才集聚的合力，成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鲜活实践样本。

在看到进展的同时也应认识到，当前人才培养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未能形成合力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在资源配置方面，长期存在的“重硬轻软”倾向使政策激励更多投向硬件建设，而教师的企业实践经验、课程与产业的适配性等见效慢但回报率更高的软件投入相对不足，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仍存在脱节。在平台建设方面，存在“先物后人”或“先人后物”的错位现象，要么投入设备却未引进适配人才，要么引进人才却无配套科研平台，造成资源浪费。在评价激励方面，“四唯”倾向仍未根本扭转，使关注点更多聚焦于外在标签而非实际价值，让投资于人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投资于标签。在能力培养方面，AI设备、智能平台等物的更新速度快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等人的适应速度，学生在AI工具深度应用与场景化能力上仍存在差距，这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时差正在成为制约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瓶颈。

为破解现存发展痛点，打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堵点、难点，全方位升级人才培养体系，需要从资源配置、平台建设、评价激励、能力培养等方面同步发力，构建适配时代特征的长效育人路径。

第一，推动资源配置逻辑从“重硬轻软”转向“软硬并重”，建立以人为核心的投入评估机制。调整以设备采购、基建投入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在教育、科技、产业平台立项评估中，增设人才培养绩效指标，将师资配备、课程开发、实训资源等“软件”投入纳入考核。探索建立“物随人走、人随物转”的资源调配机制，新建科研、实训平台需同步制定人才引育计划和教学转化方案，确保物的投入始终服务于人的培养。优化财政资金分配，逐步提高教师能力提升、校企联合教研等“软件”投入比重，实现硬软件资源协同适配。

第二，推动平台建设逻辑从“先物后人”或“先人后物”转向“人物同步”，构建平台与人才的耦合发展机制。摒弃先筑巢、后引凤的线性模式，将人才引育计划作为平台立项前置条件，将平台配套方案作为人才引进的必要保障，实现筑巢与引凤同频推进。对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平台，建立平台建设与人才队伍同步考核机制，确保两类资源协同配置。推动存量平台资源开放共享，搭建国家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信息平台，开放大科学装置、科研数据、实训设备等物的资源，让更多人才借助优质平台成长。

第三，推动评价激励逻辑从“以数为据”转向“以贡献论”，建立分类多元的人才价值衡量体系。扭转“四唯”倾向，重构人才价值认定逻辑，让提出真问题、突破真瓶颈、创造真价值的人才得到认可与重用。对基础研究人才，重点考察科学发现的认知拓展价值与实践检验能力，推行同行评议与长周期支持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对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人才，以产业痛点解决、成果转化为核心指标，将技术转让合同、产业解决方案等纳入评价范围，让实验室的“物”转化为产业的“力”。同时，赋予用人主体评价自主权，让人才不必在数论文、攒项目中消耗创造力，敢于挑战前沿、敢于坐冷板凳，让资源真正投入于人的创造力和难以被量化的未来价值。

第四，推动能力培养逻辑从阶段性教育转向终身学习，建立面向技术迭代的素养持续更新机制。立足数智技术快速迭代特点，将数字素养和AI技能纳入终身学习体系，建立覆盖职前、职中、职后的梯度化培训内容，满足不同阶段学习者的技能更新需求。破除年龄与学习能力、创新潜力的绑定思维，打破职场年龄壁垒，为各年龄段劳动者提供平等培训与发展机会，实现经验积累与技能更新互补。探索建立“个人学习账户”制度，实现学习成果与职业发展、薪酬待遇、职称评定的有效衔接，推动行业龙头企业、院校联合开发动态模块化课程，让人才能力更新跟上物的迭代节奏，实现人与技术、人与设备的深度协同。

（作者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全球科创人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制度建设

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建设，强化统一监管，严格对所有者、开发者乃至监管者的监管。2025年2月，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的指导意见》，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建设持续深化。当前，我国生态保护修复任务艰巨，部分地区生态系统退化形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一些地方破坏生态的行为仍时有发生。亟须从理论维度厘清统一监管的管理逻辑与职责定位，从实践维度总结成效与短板，从制度维度构建现代监管体系，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治理逻辑与职责定位

生态环境部门履行生态保护和修复监管职责，并非替代自然资源、林草等行业监管，而是基于生态公益性与国家生态安全作出的制度安排。从治理逻辑看，生态保护修复以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目标，关注生命与非生命物质的相互作用，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动态平衡与多尺度特征。它超越单一要素管理局限，立足区域乃至全国尺度，对山水林田湖草沙实施整体性、公益性监督。从职责定位看，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与行业监管存在本质差异。一是目标不同，行业监管侧重项目合规与工程进度，统一监管聚焦生态系统整体功能是否提升；二是对象不同，行业监管面向具体项目与自然资源开发者，统一监管主要侧重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履职行为；三是手段不同，行业监管主要依靠行政许可、技术规范和行业自律，统一监管还可依托督察执法、成效评估与责任追究；四是时间尺度不同，生态修复成效显现具有滞后性，统一监管更关注长期生态效应与风险变化，而行业监管往往以项目周期为限。这些差异决定了二者的监管指标、风险判断标准不可相互替代。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明确规定，“上级人民政府及其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为生态保护修复统一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是避免相关部门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确保公权力规范运行。

实践成效与短板

近年来，我国在政策标准体系、监测监管能力、监督执法力度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为统一监管纵深推进夯实了制度基础与能力支撑。制度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设专章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方面，从源头上预防或减轻规划和项目的不良生态环境影响，强化事前风险防控；先后出台《关于坚决防止生态保护修复中形式主义行为的通知》等文件，规范事中质量监管；制定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等系列标准规范，严格事后成效评估，基本建成全链条、闭环式监管制度框架。监测层面，修订区域生态质量评价办法，建成涵盖2376个县级行政单元、样线总长超过3.4万公里的物种分布数据库，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基本全覆盖。执法层面，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持续发力，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生态破坏问题，监管权威性和威慑力显著增强。

尽管监管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面对生态系统保护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修复任务的艰巨性，当前监管体系仍存在不少结构性矛盾与能力短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责任落实存在“空转”现象。部分地区生态保护修复规划与工程实施脱节，规划提出的目标未纳入考核要求，工程设计与本地生态状况评估脱节，甚至出现“边修复、边破坏”的怪象。这些现象暴露出部分地区生态保护修复责任停留在文件层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突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困境尚未根本破解。

监测评估呈现“碎片化”困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监测体系分头建设、标准不一、数据壁垒突出，未实现互通共享，影响生态系统评估完整性与协同决策精准性。这种碎片化治理与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求相悖，导致统一监管常常“看不清、判不准、管不细”。

法规标准建设相对滞后。生态监测数据存储、分析、共享机制缺乏刚性约束，技术应用到管理规程的全链条制度化尚未完成。法规标准滞后导致统一监管常面临于法无据、标准不一的困境，难以实现“理直气壮监管”。一些地方和部门以“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为由推诿监管责任，制度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监管效能的瓶颈。

成效评估存在“唯工程论”倾向。现有评估多聚焦工程完工率、资金执行率等过程指标，对生态系统结构恢复、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改善等结果指标关注不足，存在“交账”思维，与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目标脱节。这种重建设轻管护、重形式轻效果的评估导向，容易诱发形式主义，偏离生态保护修复的初衷。

着力完善统一监管体系

为顺利完成“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相关目标任务，必须以更系统、更务实的举措系统强化统一监管体系，加快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作为、从要素分割向系统协同、从粗放管理向精准监管跨越。

建立高效的问题发现与整改机制。针对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履职不力问题，可建立“五步法”“一清单”闭环工作机制。“五步法”包括：“查”，梳理国家层面政策，明确相关部委与地方事权任务清单；“评”，函请各省份根据任务清单开展自评估；“核”，实地调研核查评估结果，形成未落实任务清单；“转”，将未落实任务清单函送相关部门，指导督促落实责任；“督”，视情将相关问题线索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压实主体责任。“一清单”为任务清单。推动监管信息公开化，将任务清单、评估结果、整改进展等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责任主体履职尽责，减少统一监管的行政成本，实现监管效能与社会参与双提升。

完善差异化监管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区域自然禀赋与生态本底差异，明确不同区域监管重点与修复方向；结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构建多尺度、可量化、易考核、长短周期相结合的评估指标体系；基于成因和目标制定差异化监管策略，明确监测的优先级、频率、要素、范围、技术与主体；通过每5年一次的生态状况评估、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等方式核验治理效果，坚决纠正“唯工程论”倾向，确保监管方向与美丽中国建设目标一致。

强化监督执法与责任审计。明确生态环境损害案件中党政领导干部追责程序，加大对不作为、乱作为行为的追责力度，推动形成不敢懈怠的履职氛围。同时，加强生态监测数据共享制度建设，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建立跨部门、跨层级的生态监测数据共享平台，为精准监管提供坚实的数据底座和技术支撑。

推动系统治理与城乡协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考虑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生态保护与污染防治的协同关系。农村应尊重自然规律，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减少不必要的人为干预；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和城市群，可积极探索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深度融合的新路子，让城市更加美丽宜居。

（作者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方法论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创新理论是一个不断丰富拓展并不断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只有坚持好、运用好推进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在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才能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坚持世界观方法论的贯通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一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我们要始终坚持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这个“根脉”，最根本的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一以贯之，并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全过程各方面。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被长期实践反复证明了的、在一定领域具有普遍真理性的科学原理，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活学活用活的灵魂分析和解决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具体理论形态多种多样，但是贯穿其中的人类解放的价值追求、诉诸现实运动的实践观点、立足于历史维度的唯物辩证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这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集中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道”，坚持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根据创新实践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5000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不断从中汲取博大精深的思想智慧，始终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确保真理之树枝繁叶茂、生生不息。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不能割断的文化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历史作为一个民族曾经的存在，其精神生活沉淀为文化基因，是这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和继续存在的前提，作为传统一直活在现实的生活中。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孕育了伟大的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历史文化沃土、更加根深叶茂。

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根植于深厚的文化主体性，不断推动着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过程，就是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以中国智慧回答时代问题、以中国道理指明未来之路的文化复兴之路，也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也就内在要求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坚守文化立场，通过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让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风格。

注重价值逻辑统一的整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作为意识形态都由两个基本元素所构成：价值和逻辑。所谓价值，就是它主张什么、追求什么、把什么作为判断是非取舍的根本标准，决定着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立场。所谓逻辑，就是它遵循什么样的路径来论证这个价值、实现这个价值。价值和逻辑应该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否则价值离开逻辑就可能停留于独断论或者理想主义的空谈，逻辑一旦离开价值就成为纯粹的推演而失去任何意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应该是基于价值和逻辑的内在统一，经过概念、判断、推理而外化为立场观点方法相一致的严密逻辑体系。基于一定的价值和逻辑，观察世界、分析问题、进行判断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就表达为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就体现为具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就是一个坚持价值和逻辑相统一，对价值合理性、逻辑自洽性、方法正当性的系统论证过程。所谓体系化，就是通过确立一系列核心概念、重要范畴、基本命题，按照一定的逻辑充分呈现理论体系的价值立场、核心观点、方法原则，形成包含一定立场、基本观点、严密逻辑的理论体系，从而体现理论的价值立场和逻辑方法统一的整体性。所谓学理化，就是基于一定的学术框架，深刻彰显理论体系所内在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从而体现出理论体系的深层次的“所以然”，即价值和逻辑相统一的“道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其科学性是以深厚的学理性和严谨的逻辑性为支撑的。马克思着眼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基于实践范畴的确立，以唯物辩证法的逻辑为基础，创立了自称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史观，既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又超越了唯心主义，实现了哲学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紧抓住人类解放这一价值主题，基于唯物辩证法批判性和革命性的严谨逻辑，对资本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进行了深刻剖析，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正是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只有通过建构价值立场坚定、逻辑体系严密、观点方法鲜明的理论体系，在价值和逻辑的统一中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做到理论的彻底性、整体性，才具有穿透力、说服力，才能够掌握群众，从而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突出聚焦时代问题的实践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科学，立足伟大社会实践，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问题的创新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

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必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僵化的、凝固不变的理论，而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这也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所在。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代共同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在实践中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具体结论要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变化用符合新的实际的结论取代旧的过时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社会现实生活、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以及与具体时代条件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它有不竭的创造活力和蓬勃生机，也决定了它具有不断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用理论创新的成果引领实践创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互动中保持不断与时俱进的固有理论品质。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我们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形成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保持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历史合理性和独特优势，也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和文化短板，只有做到兼容并蓄、开放学习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才能更好实现自身的发展。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积极借鉴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博采众长，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回顾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近180年的发展历史，能够看到其从形成到成熟就是一个兼收并蓄、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以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以德国古典哲学、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想精髓，以1848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成果，都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因为地理环境不同、文化习惯不同、意识观念不同等原因，产生了千差万别的文明成果。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合理性和价值性，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总有其有益之处，总有其值得别人借鉴之处。同时，任何一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不可能囊括人类的全部智慧、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总会有其不足之处。一个有生命力的科学理论体系，必须始终保持开放性的理论品格，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汲取优秀思想文化资源来创新和发展党的理论，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理论大格局大气象。

创新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一定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拓宽理论视野，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定能够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生态综合补偿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这是继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持续完善之后，面向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作出的又一重要制度安排。生态保护补偿，表面上看是“谁保护、谁受益”“谁受益、谁补偿”的利益调节问题，深层次看则是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如何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何让保护者不吃亏、贡献者得实惠、受益者尽责任的治理命题。

推进生态综合补偿，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简单增加一个政策名目，而是在已有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化补偿探索基础上，把分散政策、零散资金和多元主体更好组织起来，提高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其制度指向十分鲜明：让生态保护贡献可衡量、可补偿、可持续，让绿水青山既成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也成为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

从“单项补偿”走向“综合补偿”，算好生态保护整体账。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补偿政策只按单一领域、单一项目、单一行政区安排，就容易出现政策分散、资金碎片、效果叠加不足等问题。推进生态综合补偿，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各补各的、各管各的”问题，把不同领域、不同资金、不同区域的政策目标统一到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上来。

综合补偿的“综合”，不是简单把几笔钱合在一起，也不是把几个项目并成一个项目，而是要围绕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统筹考虑生态保护贡献、生态产品供给、区域发展约束和群众增收需要。对生态功能重要地区而言，保护生态往往意味着压缩某些开发空间，承担更多公共生态责任。如果只讲保护要求，不讲利益补偿，生态保护就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如果只讲资金投入，不讲绩效结果，补偿政策也难以形成持久动力。把生态保护的成本、收益和责任算清楚，才能让生态保护从“要我保护”转向“我要保护”。

这也启示我们，生态综合补偿要坚持系统观念。对上游地区、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地周边地区，不能只看当期财政收入和项目数量，更要看其为全局提供了多少优质生态产品；对下游地区、受益地区和资源利用主体，不能只享受清水、净气、良好景观和生态安全，也要通过横向补偿、产业协作、市场交易等方式承担相应责任。只有把生态保护贡献看见、算准、兑现，才能使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可持续的公共财富和发展资本。

从“财政补偿”走向“多元补偿”，激发生态保护内生动力。长期以来，财政资金在生态保护补偿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但也要看到，生态保护补偿如果过度依赖财政“输血”，容易形成资金来源单一、激励方式单一、地方主动性不足等问题。生态综合补偿要进一步提升财政纵向补偿精准性，同时拓展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渠道，推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这其中，财政资金的作用不是弱化，而是更加精准、更有引导力。纵向补偿重点保底线、供产品、促公平，更多投向承担重要生态功能、发展机会成本较高、群众生产生活与生态保护关系紧密的地区。横向补偿重在明权责、促协同、建机制，推动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形成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共治的关系。市场化补偿把生态保护与绿色产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金融、社会资本参与结合起来，让保护生态不只是财政支出事项，也成为能够形成收益、带动就业、改善民生的发展过程。

生态补偿最怕“补完就完”。钱发下去了，生态质量有没有提升？群众有没有得到稳定收益？地方有没有形成绿色发展能力？这些问题都必须回答。比如，在水源涵养区，可以探索将补偿资金与水质稳定达标、面源污染治理、生态产业培育结合起来；在重要生态功能区，可以探索将生态管护岗位、特色农产品、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统筹起来；在资源开发影响较大的地区，可以探索由受益企业、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共同参与补偿。补偿方式越多元，生态保护主体的获得感越稳定，制度运行也越有韧性。

从“弥补损失”走向“提升能力”，拓宽“两山”转化路径。生态综合补偿不能停留在“弥补损失”的层面，更应面向“提升能力”。许多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往往也是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地区、山区、边境地区或流域上游地区。这些地方为国家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但产业选择、建设空间、财政能力受到一定约束。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就是通过制度安排，把保护生态形成的公共价值转化为地方发展能力和群众实际收益，推动生态保护、区域协调和共同富裕相互促进，拓宽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

这就要求生态综合补偿既重视“钱从哪里来”，又重视“钱往哪里用”。补偿资金不能只用于一般性支出，更应投向生态保护修复、绿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补短板、生态管护能力建设和绿色产业培育。对地方而言，生态补偿不是“躺在好山好水上等补助”，而是用制度支持把好生态经营好、维护好、转化好。只有把补偿政策与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结合起来，才能让生态优势持续释放发展效益。

推进生态综合补偿，还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是把补偿简单理解为“给钱”。生态保护补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财政转移支付，而是基于生态保护责任、生态产品供给和区域利益调节形成的制度安排。二是把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简单理解为“卖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以严格保护为前提，不能把生态优势异化为新一轮粗放开发。真正有效的生态综合补偿，应当是在保护中增值，在增值中反哺保护，在反哺保护中增强群众获得感。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应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基层可操作的制度细节。一是提高精准性。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绩效评价，都应更多依据生态保护贡献和生态质量变化来确定，避免平均用力、简单分配。二是增强协同性。生态保护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必须打通政策边界、资金边界和行政边界，形成同题共答的治理格局。三是突出可持续性。生态补偿不能“一阵风”，要通过长期协议、稳定投入、绩效考核和利益共享机制，让各方有预期、有责任、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