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报

重要言论

科技突破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深度。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大力提升科技支撑引领能力。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上下功夫，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辽宁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快，新旧动能转换迟缓，少数地区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导致振兴发展一度遭受严重挫折，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错位、发展观严重扭曲。辽宁振兴，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顶住转型阵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实现全面振兴也要靠实体经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扎实实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既抓技术升级也抓产品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绘制强链补链延链图谱。围绕机器人、高端制造、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与江苏省开展共链行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辽宁，打造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

激活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辽宁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底蕴深厚，但长久以来创新成果转化不足、产学研用不畅通等瓶颈问题，制约了动能转换。我们整合利用优势产业和科创资源，充分发挥撮合作用、做足对接文章，帮助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等牵线搭桥，促进科技和产业精准对接，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辽宁振兴的“最大增量”。今年前5个月，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为363.8亿元。召开原子级制造、量子科技、半导体产业、6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7场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引导各级干部积极拥抱时代、紧跟时代，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下气力抓好平台建设，专门召开辽宁实验室建设工作座谈会，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打造高能级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

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辽宁改革开放活力不足，开发区“高”“新”特色不明显，地方国企改革不到位，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经营主体“小散弱”问题突出，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开放平台引领作用不强。我们把改革开放作为关键一招，进一步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下气力重塑金融生态，召开与中央金融机构座谈会，举办一系列政金企对接活动，全省主要金融指标稳中向好，今年前5个月，直接融资同比增长91.1%。下气力整合优化园区和开发区，省级经开区数量由92家减少至71家，精简率为22.8%。系统部署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文化场馆改革和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成立辽宁鲁艺集团，叫响鲁艺品牌。召开全省事业单位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系统优化事业单位结构布局、编制配备。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大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带”建设，组建远洋运输船队，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46.6%。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等战略合作，加强辽宁与江苏、沈阳与北京、大连与上海对口合作，提升对内开放水平。

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在优化营商环境上革故鼎新

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的营商环境尤为关心，每次来辽宁考察都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良好营商环境是党员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也是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金招牌”。我们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举全省之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坚决整治营商环境顽瘴痼疾。营商环境问题，痛在企业、损在振兴，破坏的不仅是当下的预期，更是辽宁的未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以雷霆手段坚决整治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行政效能不高、检查执法不规范、政策效果打折扣、吃拿卡要、关系文化盛行、市场意识不强等八个方面突出问题，让企业和群众感受到营商环境新变化。成立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以“发现——核查——整改——反馈”闭环管理机制受理营商环境问题投诉。持续深化“涉企业、涉信访、涉超期”案件专项监督，严打侵害企业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针对中央层面通报的海城市花费高额费用购买咨询服务问题，专门制定整改工作方案，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出免职处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同时组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和专项审计，约谈14个市党委负责同志，坚决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大突破，辽宁才有大发展。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营商环境，出台《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加快建设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强化法治建设和诚信建设，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让企业家在辽宁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深入开展新官不理旧账问题专项整治。建立省市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常态化收集和解决企业诉求。目前省领导联系企业680家，各地联系企业近1万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2000余项。

健全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我们主动对标上海、江苏等国内先进地区，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持续完善辽宁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常态长效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及时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服务模式和管理办法等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积极探索符合辽宁实际、务实管用的标准、规范和机制，推动从“治标”向“治本”深化。强化制度执行，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督查考评、奖惩问责机制，以制度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在增进民生福祉上用心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增进民生福祉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

千方百计扩就业增收入。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民生之源。我们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供需精准匹配。研究谋划城乡居民增收政策举措，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拓宽增收渠道。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遗余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坚决纠治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坚决纠治“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持续推动省级20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紧盯看病就医、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等群众切身利益事项，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用心用情解民忧纾民困。不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推行房票安置，今年全省计划发放2000张以上。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辽宁全面振兴，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我们坚持文化惠民，推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延时开放热门文博场馆，建立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机制，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会同兄弟省区举办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成为撬动体育、文旅、商业深度融合的有力支点。抓住筹办全国“十五冬”重要契机，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今年前5个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综合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以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担当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辽宁肩负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推动安全发展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但现阶段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多、重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风险隐患点多面广，给振兴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我们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使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筑牢国家安全辽宁屏障。维护国家安全是政治“必答题”，辽宁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快现代边海空防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发挥粮食主产省优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强化能源、矿产等战略物资储备，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当前，辽宁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干部重发展轻安全、重处置轻预防等政绩观偏差造成的。我们痛定思痛、吸取教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被动“灭火”转向主动“防火”，全力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既防止“击鼓传花”式的侥幸心态，也避免掩盖风险、粉饰太平的短视行为，确保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织密织牢安全发展的防护网。

大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辽宁是工业大省、危化品大省，是各类管线老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安全生产风险点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着力解决制约安全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通过争取农业农村部渔船改革试点、协调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贴息贴费等方式，目前已累计更新改造渔船1761艘，减船转产1361艘，强力整治渔业领域违法违规问题，坚决铲除事故背后的利益链条。大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截至5月底，已淘汰退出装置或设备3060台（套），更新改造装置或设备3293台（套）。深入开展矿山全面排查整治，采取“一矿一策”，着力推进“关、改、扩、转”，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社会安定有序，是振兴发展的基石，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我们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引导更多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开展为期两年的涉法涉诉积案清理专项攻坚行动，制度化开展压茬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巩固深化“平安护航”专项行动，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以正确政绩观涵养政治生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久久为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务实为本。党的建设是抓好各项工作的根本，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我们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为推动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是应有之义。我们先后与沈阳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大连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级政法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等开展6场集体谈话，督促各级“关键少数”忠诚干净担当，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抓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鲜明树立实干实绩导向。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就必须突出实干实绩这个衡量标尺。我们立好选人用人“风向标”，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凭实干实绩说话，以干成事论英雄，让政治过硬、清正廉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扎实开展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决整治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搞“政绩工程”等问题，坚决查处结党营私、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等问题，坚决惩治政治骗子、政治掮客等问题。用好实绩考核“指挥棒”，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细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和澄清正名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正确政绩观与良好政治生态互为表里，只有持续正风肃纪反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才能铲除错误政绩观的滋生土壤。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力整治“躺平”不作为、谎报瞒报、工作简单粗暴“一刀切”等问题，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力开展金融领域腐败问题起底彻查除恶务尽专项行动，对住建系统、法院系统等开展专项巡视巡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项治理师德师风、医德医风问题，狠刹歪风邪气，清除顽瘴痼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结合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填补议事决策、项目审批、涉企执法、选人用人等方面制度漏洞，推动构建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夯实新发展格局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深刻揭示，统一大市场的“统一”不仅要求消除物理层面的区域壁垒，更需在市场深层结构中确立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法治基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公平竞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大市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正是以法治之力打通市场“经脉”、破除垄断壁垒、修复竞争生态的关键制度安排。从制度功能看，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发挥着规则确立与边界厘定的双重作用。竞争秩序的形成和维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经营主体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的稳定预期。相较于行政监管的灵活性与政策导向，司法裁判具有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这种确定性的司法预期，是经营主体敢于投资、勇于创新的基本保障。

从现实作用看，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是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有效利器。实践中，一些地方出于本地利益考虑，有意无意地设置了隐性市场壁垒，通过地方标准排斥外地产品，或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准入，以政策倾斜保护本地企业。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地方对市场的分割，直接损害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体性。行政诉讼制度、跨行政区域的司法管辖制度和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等诉讼制度安排，使得人民法院能够跳出地方利益的掣肘，依法撤销或纠正那些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限定交易、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让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从发展趋势看，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是回应新经济形态挑战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极大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型不正当竞争问题。流量劫持、数据爬取、算法共谋、平台“二选一”等行为，利用技术和平台优势构筑起新型竞争壁垒，其隐蔽性更强、影响范围更广、认定难度更大。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认定框架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增设了对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条款，明确了数据权益保护、平台主体责任等内容。人民法院通过个案裁判，不断细化法律规则的适用场景，厘清技术创新与不正当竞争的边界，为数字时代公平竞争提供明确指引。

当前，我国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已基本建成，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配套规章为支撑的制度框架逐步完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持续加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向好，有效激发了经营主体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但同时也要看到，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市场待遇不平等，“内卷式”竞争有所加剧，数字经济领域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隐性壁垒尚未完全破除，执法司法协同效能仍有提升空间。面对这些新形势新问题，应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法治需求，不断提高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有力执法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以统一裁判尺度为目标，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规则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统一”的核心在于规则统一。围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时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细化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明确“内卷式”竞争行为的司法认定规则，统一证据规则、举证责任分配和赔偿计算等核心问题，统一法律争议问题的适用标准，做到同案同判。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案例库和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对涉及网络不正当竞争、数据权益、商业秘密等前沿领域的疑难案件及时提炼裁判规则，填补新兴领域规则空白，推动完善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体系。

二是以平等保护为原则，增强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市场的信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质是让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一目标实现的首要前提，是各类经营主体无论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内外资属性，都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无差别对待、平等化保护。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深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破除各类显性隐性市场壁垒和歧视性政策，保障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权利平等、市场机会平等。依法平等保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重点规制大型企业利用“背靠背”条款转移资金风险、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等问题，在维护交易效率的同时，注重保障交易实质公平。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健全外商投资司法保护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汇聚全球先进资源要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是以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关键，监督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当前，行政性垄断带来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问题，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最大障碍。严格落实“非禁即入”政策，妥善审理与经营主体密切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协议、行政允诺、招投标等领域案件，依法遏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市场格局。在依法纠正个案中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同时，还应延伸司法职能，通过司法建议、行政审判白皮书等方式，推动地方政府系统清理含有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壁垒等内容的规范性文件，从制度源头消除“土政策”“隐形门槛”。

四是以规制“内卷式”竞争为重点，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竞争。“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同质化、不可持续的恶性竞争，是当前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准确把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文要义，依法规制平台经营者利用算法、数据、定价规则等手段实施的强制压价行为，切实保护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合理利润。重点打击以窃取、利诱、胁迫、有计划有组织“挖人”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技术秘密、攫取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着力阻断由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发的“向下竞争”的恶性循环，划出公平竞争底线。既要保护自由竞争，又要防止无序恶性竞争，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

五是以保护和激励创新为导向，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统一大市场是推动创新要素集聚的大市场，是注重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大市场。当前，在市场竞争中还存在抄袭创新成果、不当获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阻碍创新要素优化配置，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大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原创性成果的执法司法保护力度，依法积极适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惩罚性赔偿等制度，严厉打击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违法行为，引导要素资源向效率更高、技术更优的领域集聚，促进市场竞争从低质低价竞争向高质量竞争和创新竞争转变。依法制止权利滥用，有力打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综合治理，形成风清气正、公平有序的创新生态和竞争秩序。

六是以执法司法协同为抓手，构建多元共治的反不正当竞争格局。反不正当竞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司法、执法和社会各方协同发力。加强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协调，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情通报等衔接机制，形成反不正当竞争的“组合拳”。支持行业组织发挥自律作用，引导平台企业完善内部公平竞争规则和纠纷处置机制，压实平台作为公平竞争秩序维护者的主体责任。坚持以“谁执法谁普法”“以案释法”的方式广泛宣传典型案例，让经营主体对竞争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有明确预期，以规则透明促进行为规范，让全社会逐步养成公平竞争的行动自觉。

（作者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用人得当关键要知事识人

选人用人，关乎事业兴衰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明确要求“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知人深，才能识人准，才能选对人、用好人。精准科学选人用人，首先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完善知事识人体系，着力考准考实干部。

干部的德才表现是丰富的、具体的，涵盖德、能、勤、绩、廉等各个方面。有的干部政治过硬、品行优秀，但能力不强、业绩不行；有的平时表现很好，但遇到重大考验就畏首畏尾；等等。因此，考准考实干部就要全面考察、深入了解各方面的表现，既要看政治素质、也要看业务能力，既要看担当作为、也要看实绩实效，既要看廉洁自律、也要看家教家风。综合运用平时考核、年度考核、专项考核、任期考核等多种手段，通过实地走访、个别谈话、民主测评、延伸考察等方式，全方位、近距离了解干部的真实表现，真正把干部的“立体像”画准画实，防止“一俊遮百丑”，也“不以一眚掩大德”。特别是要加强政治素质考察，深入了解廉洁自律情况，对政治上的两面人、廉洁不过关的要坚决挡在门外，能力再大、本领再强也不能用。

干部的成长成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治素质、党性修养需要长期锤炼，能力本领、工作经验需要时间沉淀。有的干部早慧早熟、进步较快，有的干部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有的干部坚守职责、默默无闻，有的干部甘当绿叶、不求名利。因此，考准考实干部不能搞“急就章”，不能因一时一事的表现就轻易下结论，既要看过去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也要看现在履职尽责、工作实绩，还要看将来发展潜力、成长空间，把过去与现在结合起来，把当下与未来贯通起来，全链条、全周期考核评价干部。防止把一时优秀当成永远优秀，避免因现在普通就难被重用。特别是对那些甘坐冷板凳、甘为他人作嫁衣的干部，长期扎根基层一线和艰苦地区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干部，要作出客观评价、合理使用，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流汗者流泪。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识人用人，贵在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在矛盾中把握统一。有的干部原则性很强，往往显得“不够灵活”，但正是这种“不够灵活”守住了原则底线；有的干部开拓意识强，但可能经验尚浅，但正是这种开拓意识打开了局面、闯出了新路。如果只看缺点、不看优点，只重表面、不察实质，就容易埋没人才、挫伤积极性。因此，考准考实干部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统一，既看主流又看支流，既看成绩也看问题，既看能力也看潜力。特别是对那些敢于担当、勇于创新、出于公心、勤勉履职但出现失误的干部，改正错误、实绩突出、表现优异的干部，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客观分析、公正评价，防止求全责备和以偏概全。

全面、历史、辩证，是知事识人的三把尺子。三者相辅相成，统一于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实践。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一大批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新时代好干部，要将全面、历史、辩证的观点贯穿干部选拔任用全过程，以精准科学选人用人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锻造中坚力量、提供组织保证。

本期导读

（正文抓取失败）

崇尚“士以弘道”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把“士以弘道”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价值目标，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中实现价值指明了根本方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弘道”为己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大道，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弘扬马克思主义真理大道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弘扬马克思主义真理大道，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指引下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才能科学、全面、准确地认识、解读、解释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的各种现象，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规律，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歪理邪说谬论，才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领域有所建树、有所作为，成就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真学问。

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召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时代问题、实践问题。既不能不顾条件变化、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理论陷入教条主义，也不能根据需要肆意裁剪理论陷入机会主义，而是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让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展现真理力量。

推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实践，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为了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为谁著书、为谁立说，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搞清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提出“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党建言献策和为人民述学立论具有根本一致性，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正道。

立场决定人们的思想观点、政治倾向，甚至决定人生命运和国家前途。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选题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中来；成果要在回答和解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成效要用是否有利于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是否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否能够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来评判。立场对了，方向才不会偏；方向不偏，学问才谈得上“弘道”。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努力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切实增强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同频共振的使命自觉，积极为人民发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言群众之所言，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做进人民群众心坎里，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避免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搞成孤芳自赏的精神装饰品和艰深晦涩的概念游戏。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方法论。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践行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从人民群众丰富的实践中提炼研究题材、汲取精神养分、提出真知灼见、创造学术精品，在聚焦人民实践创造中增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树立“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开拓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先进思想的倡导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应该有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自觉，以更高的标准立德、正己，自觉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真正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统一起来。

旗帜鲜明讲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古往今来的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巨著，无不包含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在做人、做事、做研究中传马克思主义之道，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发中国式现代化之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相统一，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

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是守护社会良心的事业，“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自古以来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严肃对待学术研究的社会效果。把社会责任放在首位，在为国尽责上鞠躬尽瘁，自觉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在对历史尽责上一往无前，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坚决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在对真理负责上义无反顾，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在谬误面前不随波逐流，在丑恶面前不退缩畏葸；在学术规范上不马虎懈怠，坚决守护科研诚信，自觉抵制学术不端行为。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学术研究的全过程，将其内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道德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自觉的行动实践，推动形成崇尚精品、严谨治学、注重诚信、讲求责任的优良学风，营造风清气正、互学互鉴、积极向上的学术生态，以优良学风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崇真、向善、爱美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也是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应当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命线，崇真就是要做真学问，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把基础理论研究做深、把前沿对策研究做实，拿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以深厚的学识修养赢得学界同仁的认可和社会公众的尊重。“善”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底色，要用明德引领风尚，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感染人、影响人，牢牢守护中华文脉的精神脊梁。“美”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境界，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正确处理文与质、形与神的关系，不刻意追求优美的辞藻，以思想的深刻性彰显理论的价值性，以思想之美、逻辑之美和价值之美成就更多传世之作，在积极回应时代召唤、满足人民期待中彰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话语表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通过话语表达来实现。一般而言，话语主要包括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等形态。运用好这三种话语形态、实现三种话语的相互转化，不仅有助于准确表达话语的政治内涵和学术内涵，而且有助于实现知识体系的通俗化、大众化表达，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落地见效。

三种话语的独特功能定位。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分别扮演着相对独立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同时，三种话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相互支撑，形成一体多面的关系，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

学术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根基。同任何领域或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一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首先是通过学术话语实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自由人联合体、全人类解放等学术概念和范畴，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本元素。正是基于众多内涵丰富、相互联系的学术概念，马克思主义才能展现出思想的严密性、逻辑的自洽性和理论的系统性，才能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从功能上看，学术话语聚焦于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揭示的是思想本源和理论本质，阐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没有学术话语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就会沦为空洞的口号或零散的经验，不仅无法展现其理论的彻底性、在学理上站立起来，也无法成为指导人们开展社会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政治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组成。马克思主义不是纯粹的学术存在，而是改造世界的政治理论，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功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其基本功能在于确立知识体系的核心立场、价值导向和时代使命，将人民大众引向正确的政治方向上。它通常以纲领、文件、领导人讲话等形式出现，具有高度的权威性、统摄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从功能上看，政治话语主要解决“为了谁”和“向何处去”的问题。政治话语为知识体系的构建划定底线和方向，确保知识体系不会偏离国家发展的大局，同时为其提供转化为国家政策的通道，体现其独特的政治定向、政治宣传、政治动员的功能。

大众话语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场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归根到底要体现为武装人民大众的头脑，在实践中展现其理论的生命力。只有将高深的学理和宏大的政治理念转化为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日常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意义才能最终得到体现。只有被人民大众所理解和接纳，内化为思想自觉，运用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才算真正落地生根。这也决定了大众话语只有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沾露水、接地气的表达方式，才能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活生命力，激发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

三种话语的相互转化与融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必须充分发挥三种话语各自的独特功能，促进三者相互衔接、相互转化、协同发力。

重视政治话语的“学理化”。政治话语的“学理化”，是阐明政治话语学理基础、表达学理意蕴、构建理论体系的必然要求。只有通过“学理化”，政治话语才能充分展现其话语的深刻性、科学性和真理性，进而展现其对于实践的指导性。这就要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不能把政治口号直接当作学术理论，而是必须将政治话语中的核心立场，通过学术话语转化为有学理论证、逻辑推演、历史比较、数据支撑的严密理论，使之成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并认同的“知识”。

促进学术话语的“大众化”。学术话语不能止步于孤芳自赏的表达，只在学术圈完成内循环，只有将其通俗化、大众化，才能使之走出相对封闭的学术空间，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学术话语的大众化就是要打破学术圈层的壁垒，改变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惯性，把艰涩的学术概念转换成大众语言，让科学的真理更具亲和力、感染力。

推动大众话语的“抽象化”。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生动实践、丰富经验和无穷智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富矿”。但“富矿”不是可以拿来就用的，而是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有效的路径加以创造性发掘和转化的。这就要求决策者和理论工作者要善于从大众话语中汲取朴素智慧，在“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中感知人民的心声，在回应人民大众的呼声中把握时代的脉搏，并将人民大众的生动话语上升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导向，更加自觉地推动实践经验向理论话语的转化。

用好三种话语的基本路径。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分别关联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政治定向、学理根基与实践源泉。需要统筹三种话语，推进三者之间的互补与互构，实现价值引领、逻辑自洽与实践效用的有机统一。

高扬政治话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确立根本价值定向。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在于“自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应充分发挥政治话语的“定盘星”作用，确保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前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在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指导下展开，通过深研细悟、概括提炼、精准表达，把政治话语转化为系统的学术话语，讲深讲透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坚决防范并杜绝“去政治化”或“底色变色”的问题。

深耕学术话语，在“两个结合”中推进学术创新。自主知识体系的灵魂在于原创性，即基于中国本土实践提炼标识性概念和范畴，揭示规律性认识。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更加全面、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其转化为现代学术概念，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逻辑和话语表达惯性。

善用大众话语，推动实现从“理论武器”到“实践力量”的转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书斋里的摆设，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人民群众的评判。运用好大众话语，无疑有助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转化为人民群众耳熟能详的知识和常识，使其“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是注重话语表达的“通俗化”。跨越学理逻辑与生活逻辑的鸿沟，让理论表达深入浅出。二是推动话语表达的“具象化”。善于将理论逻辑还原为生活逻辑，用群众身边那些柴米油盐、酸甜苦辣的故事来诉说、印证深层学理，让理论从纸面走进现实，变得可触摸、有温度。三是激发话语表达的“共鸣感”。精准对接群众的现实关切、所思所想与情感需求，直击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变“硬灌输”为“软浸润”，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中传递思想，让理论话语真正为人民群众听得懂、用得上、见实效。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让基层理论宣讲在新兴领域“活”起来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社会结构深刻变革，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新兴领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思想凝聚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基层理论宣讲作为思想引领的前沿阵地，必须紧跟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主动适应新兴领域群体多元、需求多样、思想活跃的新特征，在对象、内容、队伍上精准发力，真正让理论宣讲在新兴领域“活”起来。要立足本地和行业实际，积极探索新兴领域的理论宣讲方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新业态、走进新群体提供路径。

基层理论宣讲工作是否有效，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理论供给”与“群体需要”的同频共振。新兴领域群体构成复杂、需求差异显著，宣讲不能“大水漫灌”，要通过一线走访、座谈交流等深入调研，摸清宣讲对象的职业特点、思想困惑和认知习惯，制定差异化的需求清单。面对快递员、外卖配送员和网约车司机等就业群体，重点围绕权益保障、职业发展等现实问题；面对互联网从业者、自媒体创作者等群体，重点围绕网络行业发展规范、内容创作导向等关键领域；面对科创企业员工、技术研发人员，重点围绕新质生产力、政策扶持等热点议题。新兴领域群体思想活跃、自主意识强，单纯的理论说教难以入脑入心，要梳理不同群体的思想堵点，避免理论宣讲“自说自话”。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制定专属宣讲内容与形式，寻找情感共鸣和价值交汇，推动受众从被动听转变为主动学，切实增强理论宣讲的吸引力。

数字技术应用广泛、创新活力旺盛是新兴领域的一大特征。新兴领域群体接受信息方式灵活多元，习惯于碎片化阅读和可视化、互动化的传播生态。要坚持守正创新，突破固有宣讲方式的束缚，破解形式固化难题，激活宣讲传播活力。改变公文式、书面化的语言表达方法，打破语言隔阂，将严谨规范的学术语言转化为亲切自然的家常话语，适度增加一些网络用语拉近与新兴群体的距离，让受众听得明白、乐于分享。推出微党课、有声书等线上宣讲活动，制作时长较短、画面精炼、风趣幽默的短视频适配新兴群体的学习习惯，做到随时随地可学、随时随处可见。将宣讲阵地搬到新兴领域生产、生活一线，让宣讲人员跟着对象走；打造互动式、体验式宣讲场景，融合情景剧、脱口秀等新兴群体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理论“潮”起来。利用园区走廊、商圈广场等线下零散空间，打造微型宣讲角、流动微课堂，探索形成全域宣讲模式，充分调动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切实增强理论宣讲的感染力。

新兴领域覆盖面广、行业门类繁多，组织形态相对松散，隶属关系也比较复杂，仅仅依靠党委宣传部门“单打独斗”，很难实现有效覆盖。实践证明，构建“党委领导、部门联动、主体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宣讲格局，建强专业化、本土化、年轻化宣讲队伍，是做好新兴领域宣讲工作的重要保障。强化党委统一领导，健全层级联动工作体系，将宣传、网信、工信、共青团、工商联等多个部门纳入联合宣讲机制，打破部门壁垒、统筹资源规划，做到每个新兴行业、每处新业态聚集区域都有专人负责、常态化推进，保障宣讲工作有序稳步开展。打造多元宣讲队伍，让“身边人讲身边事、同行人讲同行话”。选拔党校教师、党员领导干部、优秀党务工作者负责重大理论方针政策的权威解读，守住宣讲底线。挖掘新业态从业人员、行业先锋、“网红达人”负责讲述从业感悟、解读行业政策，引发群体共鸣。组建青年宣讲团，让青年成为实践的参与者和理论的传播者，用同龄人的视角和语言，把党的创新理论讲给更多青年人听。激发新兴领域群体自主参与活力，鼓励新兴领域企业、社会组织、行业协会自主开展宣讲活动，将理论宣讲融入企业文化、团队建设，让他们从“听众”变“讲师”，形成全员参与的良好宣讲氛围。

新兴领域理论宣讲不能“就理论讲理论”，要与行业政策解读、发展趋势分析和创新理念传播紧密结合，避免出现理论宣讲与实践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坚持宣讲赋能发展，推动理论成果转化为行业发展动能。通过理论宣讲统一行业思想认识、凝聚发展共识、破解发展难题，让理论成为引领行业发展、推动产业升级的“思想引擎”。把理论宣讲与服务群众融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回应群众现实难题，致力于提升民生福祉。宣讲社保参保、劳动维权等惠民政策，帮助新业态从业人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开展心理疏导、职业规划等宣讲帮扶，助力青年群体解开成长困惑；依托宣讲服务站点提供饮水休憩、充电补给等便民服务，把宣讲阵地打造成“暖心港湾”。与服务群众相结合的理论宣讲才能真正打动人心、赢得信任、凝聚力量。新兴领域群体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通过理论宣讲引导他们参与社会建设、履行社会责任，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让新兴领域群体从“城市过客”转变为“城市主人”，形成基层治理合力，为参与城市建设、维护城市形象贡献智慧。

新兴领域基层理论宣讲是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也孕育着新实践、新动能。从实践效果来看，要精准适配需求、创新话语形式、统筹协同发力、坚持赋能融合，打破传统思维模式，不断增强新兴领域基层理论宣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新兴领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

为政以德，为政以能

《昼帘绪论》是南宋胡太初所撰的官箴著作。胡太初，台州天台人，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进士，次年擢词学科第一。历任建康府教授、两浙转运判官、太府卿等职，曾兼军器监，加直秘阁再知饶州。端平二年（1235年），其岳父陶某将赴任归州兴山县（即“香溪”）知县，临行前请教为政之道。当时胡太初尚未中举为官，故《昼帘绪论》并非其个人心得，而是其父为官、太初随侍左右时“所亲见、所习闻者”。太初条陈十五篇以授之，即《昼帘绪论》。“昼帘”之名，取昼日垂帘理政、游刃有余之意。宝祐元年（1253年），胡太初知处州，得外舅之子陶云翔寄来原稿，后付梓。故该官箴既凝聚其父为官经验，亦融入胡太初的个人见解。

官德为先

《论语·为政》有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官员个人的道德与地方治理的成效密切相关，中国历代皆重视官员的道德。如吕本中《官箴》开篇就明确指出：“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一概括，得到了后世的高度认可。《昼帘绪论》亦将“尽己”列为第一篇，开篇就指出：“莅官之要，曰廉与勤。”胡太初指出，虽然官员都知道应该廉洁，但为何仍旧会贪腐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注意人情往来、旧习陋规方面的隐形贪腐。比如，当时官员经常低于市场价购买百姓的商品，举办宴会往往由手下吏人凑钱安排，婚丧嫁娶也会收受人情往来。胡太初认为这些事情看似合乎规定和人情，但实际上是贪腐行为，应防微杜渐。另外，还要管好子弟门客，避免他们受贿请托。

理事有术

征税和刑狱是古代州县的两项最基本事务。征税在当时叫“催科”，其弊端可总结为“官民两弊”，即胥吏上下舞弊导致户口田亩登记有误，县官难以完成催科任务；百姓在征税中容易受到县官和胥吏逼迫勒索。为解决县官面临的问题，胡太初提出三条建议：一是重新核实县境民户产业，摸清县境内百姓、田产等实际情况；二是征税之时，按照户等高下，从高往低征收；三是对于征收来的钱物，要做好登记和保管。对于百姓纳税的难题，胡太初也提出了三条解决方法：一是按照户等，重新分配催税百姓，减轻下等民户负担；二是对已纳税的百姓，要做好登记，给予凭证，避免重复征收；三是不能随意摊派。

刑狱是州县官的另一项重要职责。科举出身的州县官往往缺乏专门的法律训练。如何断案、管理监狱，对地方官来说需要重点学习，也是官员“为民父母”、排忧解难的主要表现之一。胡太初将案件分为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两类。由于县官事务繁多，不可能日日断案，因此他将不同乡村的民事案件按照日期分类，如初一处理甲乡，初三处理乙乡。刑事案件则随时应急处理。案件到官以后，经常有夸大其词者，胡太初认为对夸大其词者应该同样进行处分。对于那些教唆词讼、颠倒黑白的讼师，更应严惩不贷。断案时，要循循善诱，让原告、被告各自说出实情，同时注意不要牵连过广，以免骚扰百姓。

胡太初告诫州县官，审案一定要根据犯人的情况决定用刑多少。若犯人在拘禁中身体状况已很差，就要避免用重刑；若犯人是老人、小孩、孕妇、病人等，也要避免用刑。同时，审案中用刑要慎重，对于民事纠纷之类小事，尽量不用刑；即使对于经常犯罪的盗贼，也要适当减轻刑罚，不要随意判以刺字、流放等重罪。对于已经入狱的犯人，要避免其在狱中生病、死亡；对于在押犯人，州县官需要亲自审查，不能假手吏人，要详细了解其基本情况，每晚要做好犯人清点工作。犯人在狱中的生活也需要注意，饭菜要按照规定给足，夏天还要注意牢房清洁。

上下相济

对于县官与上级的关系，胡太初认为县官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如断案要秉公处理，在押犯人要看护好，避免病死逃亡，这样就不会受到上级的批评。征税要按时完成，送往本州的税收要及时解送。总之，就是要优先完成本职工作，这是与上级和谐相处的基础。

县官没有升迁、罢免僚佐的权力，故需要处理好与僚佐的关系，将僚佐视为兄弟手足，而非以大压小。处理好与僚佐的关系，首先要划分好长官、僚佐的职责范围，长官不能侵夺僚佐职权。其次，僚佐俸禄微薄，县官一定要按时足额发放，不能拖延克扣。此外，县官遇事应与僚佐商量，以免相互掣肘。

僚佐以下是吏人。隋唐官吏分途后，吏的形象逐渐负面化。如何防范胥吏为奸，是不同官箴书告诫官员的重要内容。胥吏之所以能把持地方事务，根本原因在于官员两三年改官，胥吏则由本地人长期任职，吏人熟悉行政规章制度，官员往往并不熟悉，导致州县行政必须依赖胥吏。吏人存在政治、经济两个方面的难处，即县级吏员并没有升迁途径，只能在原地打转，导致他们不太在意名声；县官的日常生活用度，包括宴会花费、生日聚餐甚至朝廷官员过境等的开销，都需要吏人来解决采办。对此，胡太初要求县官保持自身清正廉洁，减少对吏人的需索。但他也深知，若不切实解决吏人的生计问题，吏缘为奸的困境在当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纾解。

以民为本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究家国一体，皇帝、官员要“为民父母”，治理地方应以民生为首。

宋代，科举是主要入仕途径。重视学校、发展教育，提高进士录取人数，是州县官的分内之事。更为重要的是，乡校是当时地方士大夫商议本地事务的地方。加强学校的建设，把学校作为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听取民众呼声的窗口，这对州县官治理本地自然是大为有利的。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纲常伦理是维系当时政治社会运转的思想枢纽。州县官应敬重本地士大夫的父兄，对于人人敬重的道德君子也应主动交往礼敬，并减轻其徭役负担。对于兄弟争夺家产、亲朋好友相互打官司等违背风俗伦理者，应尽量劝诫，让他们主动谦让。

劝课农桑、休养生息是历代最常提倡的举措。州县官兼任本州县“劝农使”，治理地方也应以爱护百姓、发展农业生产为核心，对于脱离农业生产的百姓应加以劝阻。还要减少县官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增加官民沟通渠道（如在县衙设置锣鼓，允许百姓击鼓鸣冤），以免无辜百姓被胥吏、豪强等欺压。

古代水旱、疫病频繁，州县官面对这类问题，应积极赈济百姓，避免百姓流散逃亡。如遇到疫病时，县官应派遣吏人做好登记，请医送药。如有病亡者，及时埋葬，避免疫情进一步传播；遇到水旱灾害，县官应禀告上级长官，及时借贷赈济，借贷对象一般是上级机构或本地富户。等百姓渡过饥荒、恢复生产后，再将粮食偿还州府和富户。此外，还应重视利用经济规律。饥荒之时，不应人为限制粮价。本地粮价高，商人才愿意贩运粮食到本地。粮食增加后，粮价自然回落，从而最终达到赈灾的目的。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出自《荀子·荣辱》。把道义放在利益之前的人会得到荣耀，把利益放在道义之前的人则会蒙受耻辱，安危利害的基本规律在于义利先后顺序的选择。这既反映了荀子的义利观，也是儒家德福一致思想的重要主张，体现了将个人德行、现实奋斗、社会回馈与天命时遇融为一体的观点，让道德修养不再是抽象理念，增强了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与道德劝勉力。

在儒家思想看来，一个人的德行和幸福是一致的。《尚书》中就有“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说法，视天为赐福主体，人之德行定吉凶祸福，将福概括为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祸对应凶短折、疾、忧、贫、恶、弱，以现实物质福报引导民众修德行善。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皆以君主失德、天命弃之为合法性依据，周代更将天意与民心相连，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实现由“天亲德”向“天亲民”的转向。孔子和孟子重视精神层面的德福一致，孔子提出“仁者不忧”，以天人合一的精神超越为至福；孟子倡导“尽心”“知性”“知天”，以心性修养抵达精神快乐，二者均弱化德行与物质福报的必然联结，侧重于内在的超越。

荀子以道义优先、义利两有为原则，确立了德行与现实福报的内在统一，主张有德者既可收获精神满足，也能获得正当物质回报，使“守道必得福”从精神理想变为人间常理。《荀子·荣辱》中明确提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把道义置于利益之前，方能获得真正荣耀与长久通达；把利益置于道义之上，终将招致耻辱与困顿。君子求利但不违义，小人逐利而忘义，二者的根本分野不在是否欲利，而在取利是否合于道义。内心德行坚定、道义笃实，自然不被外在富贵权势所役使，不义之富贵即便当前可得，也会因为背离道义而消散、致祸。

在取予尺度上，荀子以礼义为中道，坚决拒斥苟且之得。《荀子·不苟》有言：“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行为、言论、名声皆以合于礼义为贵，而非以怪异、诡辩、虚妄流传为高。盗跖之名虽传不息，君子不以为贵，因其不合礼义；不义之富贵虽可速成，君子不以为重，因其失却根本。“欲利而不为所非”，君子可以追求利益，但绝不做违背道义、损害他人之事。在荀子看来，幸福不是无原则的物质攫取，而是合于道义的正当成就，是“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的道德选择。

在祸福判断的准则上，荀子以“道”为古今正权，在《正名》中提出：“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内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从道而出，犹以一易两也，奚丧！”道是衡量是非、判断祸福的唯一标准，背离道而主观妄为，就无法分辨祸福本质；依循正道行事，看似坚守道德付出成本，实则收获精神与物质的双重回报，是“以一易两”的增益而非损失。践行道德无需牺牲现实利益，相反，有德者造福他人与社会，社会终将给予正向回馈，这正是荀子对不义富贵的根本否定——违背道义得来的富贵，即便短暂拥有，也会因背离正道而招致灾祸，远不如守道而行的安稳与长久。

荀子进一步通过义荣与势荣、义辱与势辱的划分，确立幸福的价值层级。《荀子·正论》指出，“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所带来的内在荣光为义荣，是源于道德修养的本源性幸福；“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所带来的外在荣耀为势荣，是依附于境遇的派生性幸福。“流淫污僈”“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所产生的内在羞耻为义辱，是最根本的祸患；“詈侮捽搏”“捶笞膑脚”等外在境遇带来的屈辱为势辱，是次要的损失。荀子强调，义荣重于势荣，义辱甚于势辱，人应先追求内心的道德完善，再合理获取外在利益。若舍弃德行追逐富贵，即便暂得势荣，也难逃义辱的精神折磨。

在天人关系上，荀子破除天命奖惩的迷信，将幸福的主导权交还于人自身。《天论》有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自然界的运行有恒定规律，不受人事善恶影响，天不会刻意赐福有德者，也不会刻意惩罚无德者，水旱、寒暑、灾异皆是自然现象，而非天命所致。人无需祈天庇佑，而应主动作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只要坚守正道、勤勉务实，就能抵御自然灾祸、趋吉避凶。幸福从来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人循道奋斗、修身积德的主动成果，这为“道义立身、自主求福”提供了坚实的宇宙论依据。

荀子正视机遇在幸福实现中的作用，认为“节遇谓之命”，杨倞在这里注曰：“节，时也。当时所遇谓之命。命者，如天所命然。”在荀子看来，命是人时时遇到的各种外在时机。在荀子眼中，“命”与“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将“命”定义为人所处的外在时机与境遇。他主张：“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在荀子看来，天命如同奔流的江河，人并非岸边的观望者，而应做智慧的舵手，知其性、御其力，引水惠民。当命运的波澜袭来，最明智的选择并非祈盼风平浪静，而是勇毅地扬帆借力，在具体的境遇中开辟自己的航程。机遇来临时顺势而为，境遇坎坷时便勉力精进。荀子强调，“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困厄不顺多因自身违道失时，而非天命不公，唯有修身守道、应时而动，才能在各种境遇中安身立命、获得幸福。这种既重奋斗又顺时势的态度，让荀子的幸福观更具现实指导意义。

个人幸福与社会治乱紧密相连。荀子承认义与利皆为人之所欲，即便尧舜也不能去除民众的求利之心，但能引导民众好义胜于欲利。守道修德，不仅能成就自身的义荣，更能维系社会秩序；社会安定有序，又会反过来保障个体的正当利益，形成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真正的幸福绝非孤立的个体享受，而是在坚守道义、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实现的精神富足，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辽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全面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立好制度规矩”上下功夫，一体推进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发展航向，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政绩观与发展观紧密相连，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辽宁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快，新旧动能转换迟缓，少数地区统计数据弄虚作假，导致振兴发展一度遭受严重挫折，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错位、发展观严重扭曲。辽宁振兴，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顶住转型阵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

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辽宁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实现全面振兴也要靠实体经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按规律办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扎扎实实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既抓技术升级也抓产品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智改数转，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实施新一轮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绘制强链补链延链图谱。围绕机器人、高端制造、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与江苏省开展共链行动，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落户辽宁，打造更具集聚效应、协同优势的产业生态圈。

激活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辽宁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底蕴深厚，但长久以来创新成果转化不足、产学研用不畅通等瓶颈问题，制约了动能转换。我们整合利用优势产业和科创资源，充分发挥撮合作用、做足对接文章，帮助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等牵线搭桥，促进科技和产业精准对接，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辽宁振兴的“最大增量”。今年前5个月，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为363.8亿元。召开原子级制造、量子科技、半导体产业、6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7场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引导各级干部积极拥抱时代、紧跟时代，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能力。下气力抓好平台建设，专门召开辽宁实验室建设工作座谈会，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打造高能级区域科技创新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

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动力活力。辽宁改革开放活力不足，开发区“高”“新”特色不明显，地方国企改革不到位，民营经济发展不足，经营主体“小散弱”问题突出，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开放平台引领作用不强。我们把改革开放作为关键一招，进一步聚焦问题、突出重点、破解难点，向改革要动力，向开放要活力。下气力重塑金融生态，召开与中央金融机构座谈会，举办一系列政金企对接活动，全省主要金融指标稳中向好，今年前5个月，直接融资同比增长91.1%。下气力整合优化园区和开发区，省级经开区数量由92家减少至71家，精简率为22.8%。系统部署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推动组建省国贸集团、省数据集团。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文化场馆改革和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成立辽宁鲁艺集团，叫响鲁艺品牌。召开全省事业单位改革动员部署会议，系统优化事业单位结构布局、编制配备。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大力推动“跨境电商+产业带”建设，组建远洋运输船队，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全省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增长46.6%。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中部地区等战略合作，加强辽宁与江苏、沈阳与北京、大连与上海对口合作，提升对内开放水平。

以正确政绩观重塑服务理念，在优化营商环境上革故鼎新

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辽宁的营商环境尤为关心，每次来辽宁考察都对营商环境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基础，全面深化改革。良好营商环境是党员干部政绩观的“试金石”，也是一个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金招牌”。我们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最重要、最现实、最紧迫的战略任务，举全省之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推动短期内实现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坚决整治营商环境顽瘴痼疾。营商环境问题，痛在企业、损在振兴，破坏的不仅是当下的预期，更是辽宁的未来。我们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治，以雷霆手段坚决整治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行政效能不高、检查执法不规范、政策效果打折扣、吃拿卡要、关系文化盛行、市场意识不强等八个方面突出问题，让企业和群众感受到营商环境新变化。成立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负责的工作专班，以“发现——核查——整改——反馈”闭环管理机制受理营商环境问题投诉。持续深化“涉企业、涉信访、涉超期”案件专项监督，严打侵害企业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犯罪行为。针对中央层面通报的海城市花费高额费用购买咨询服务问题，专门制定整改工作方案，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作出免职处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同时组织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排查和专项审计，约谈14个市党委负责同志，坚决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大突破，辽宁才有大发展。我们像爱护眼睛一样呵护营商环境，出台《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版）》，加快建设综合最优的政策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高效便利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亲商安商的人文环境。健全“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严格执行“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强化法治建设和诚信建设，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让企业家在辽宁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深入开展新官不理旧账问题专项整治。建立省市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常态化收集和解决企业诉求。目前省领导联系企业680家，各地联系企业近1万家，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2000余项。

健全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保障。我们主动对标上海、江苏等国内先进地区，参考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持续完善辽宁优化营商环境政策法规体系。常态长效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及时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服务模式和管理办法等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积极探索符合辽宁实际、务实管用的标准、规范和机制，推动从“治标”向“治本”深化。强化制度执行，完善营商环境建设督查考评、奖惩问责机制，以制度防止问题反弹回潮。

以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在增进民生福祉上用心用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增进民生福祉是辽宁全面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共享振兴发展成果。

千方百计扩就业增收入。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是民生之源。我们把稳就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供需精准匹配。研究谋划城乡居民增收政策举措，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单位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探索拓宽增收渠道。完善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让老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遗余力办好民生实事。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坚决纠治违背群众意愿不切实际决策，坚决纠治“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持续推动省级20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紧盯看病就医、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等群众切身利益事项，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用心用情解民忧纾民困。不断完善“一老一小”服务保障体系，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深入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推行房票安置，今年全省计划发放2000张以上。

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辽宁全面振兴，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我们坚持文化惠民，推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延时开放热门文博场馆，建立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机制，更好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会同兄弟省区举办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成为撬动体育、文旅、商业深度融合的有力支点。抓住筹办全国“十五冬”重要契机，大力发展冰雪旅游、冰雪运动、冰雪文化、冰雪装备，让“冷资源”变成“热经济”。今年前5个月，全省接待游客人次、综合收入均实现两位数增长。

以正确政绩观树牢底线思维，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上担当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经济促发展是政绩，抓稳定保平安同样也是政绩。辽宁肩负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使命，推动安全发展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但现阶段面临的历史遗留问题多、重大安全事故易发多发、风险隐患点多面广，给振兴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我们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政治使命，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辽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筑牢国家安全辽宁屏障。维护国家安全是政治“必答题”，辽宁更是责无旁贷。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快现代边海空防建设，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发挥粮食主产省优势，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和黑土地保护，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力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累计完成综合治理任务1264万亩。强化能源、矿产等战略物资储备，保障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当前，辽宁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一些干部重发展轻安全、重处置轻预防等政绩观偏差造成的。我们痛定思痛、吸取教训，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从被动“灭火”转向主动“防火”，全力防范化解中小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等重点领域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既防止“击鼓传花”式的侥幸心态，也避免掩盖风险、粉饰太平的短视行为，确保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织密织牢安全发展的防护网。

大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辽宁是工业大省、危化品大省，是各类管线老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安全生产风险点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着力解决制约安全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通过争取农业农村部渔船改革试点、协调银行低息贷款、财政贴息贴费等方式，目前已累计更新改造渔船1761艘，减船转产1361艘，强力整治渔业领域违法违规问题，坚决铲除事故背后的利益链条。大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截至5月底，已淘汰退出装置或设备3060台（套），更新改造装置或设备3293台（套）。深入开展矿山全面排查整治，采取“一矿一策”，着力推进“关、改、扩、转”，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社会安定有序，是振兴发展的基石，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我们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引导更多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开展为期两年的涉法涉诉积案清理专项攻坚行动，制度化开展压茬推进，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巩固深化“平安护航”专项行动，深入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以正确政绩观涵养政治生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久久为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社会发展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党的建设也要树立正确政绩观，要务实为本。党的建设是抓好各项工作的根本，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我们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为推动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践行正确政绩观，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是应有之义。我们先后与沈阳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大连市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各市及沈抚示范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省级政法系统领导班子成员、全省高校党委书记校长等开展6场集体谈话，督促各级“关键少数”忠诚干净担当，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统筹抓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严格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突出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引导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鲜明树立实干实绩导向。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就必须突出实干实绩这个衡量标尺。我们立好选人用人“风向标”，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凭实干实绩说话，以干成事论英雄，让政治过硬、清正廉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扎实开展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决整治临近换届等待观望不作为、换届后急功近利“翻烧饼”、搞“政绩工程”等问题，坚决查处结党营私、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等问题，坚决惩治政治骗子、政治掮客等问题。用好实绩考核“指挥棒”，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切实形成正确工作导向。完善担当作为激励机制，细化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健全容错纠错和澄清正名机制，旗帜鲜明地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正确政绩观与良好政治生态互为表里，只有持续正风肃纪反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才能铲除错误政绩观的滋生土壤。持续转作风、树新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力整治“躺平”不作为、谎报瞒报、工作简单粗暴“一刀切”等问题，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强力开展金融领域腐败问题起底彻查除恶务尽专项行动，对住建系统、法院系统等开展专项巡视巡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项治理师德师风、医德医风问题，狠刹歪风邪气，清除顽瘴痼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和制约，结合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填补议事决策、项目审批、涉企执法、选人用人等方面制度漏洞，推动构建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如何理解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提问：楼巍 上海市人工智能技术协会会长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说，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请问，如何理解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解读：涂良川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深刻洞见。在马克思看来，尽管资本主义高速而有效地发展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它让人类社会的生产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带来了世间从未有过的苦痛，使真正从事劳动生产的人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存，是不可容忍的。人类社会在根本上使生产的目的从“为资本而生产”转向“为人而生产”，既是历史进步的方向，又是无产阶级必须为之奋斗的根本目标。因此，马克思提出的“所有的人富裕”，就是要使“社会生产的能力”成为从属于所有人的“社会财富”，既从观念和制度上超越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又在现实保障上使每个人都获得自我发展、自我丰富和自我繁荣的物质保障、能力支撑与价值确证。今天，新时代的中国在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愿景与实践创新就是对马克思这一观点的“守正创新”。我们今天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的物质富裕，而是共同创造、共同发展、共同享有的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是使每个人实现自己梦想的富裕，是真正生产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现实富裕。

扬弃“生产的物的要素”的异化，使生产回归“人的逻辑”

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是以现实的社会的物为基础的社会生产。“生产的物的要素”，既是人类生产的对象，又是人类生产的资料。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却使土地、树木、机器等生产资料成为支配他人生产的政治工具。对此，马克思经由对资本运行逻辑的科学揭示、对资本本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对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断定，指出“随着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即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作为单纯内部的一般劳动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

“生产的物的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异化为统治活劳动的权力，使“物以人的方式活动”，而“人以物的方式存在”。这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权自然地成为政治权力的支配权，另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丛生的矛盾、资本家的财富增长与劳动者的贫困加剧的悖论，既现实性地呈现了资本的内在本质，更事实性地表明了扬弃“生产的物的要素”的异化并使之从“资本的逻辑”转向“人的逻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因此，“生产的物的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异化为支配生产的现实权力之时，生产活动就全面服从于资本积累的物的原则，既使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主导着社会财富的占有、分配和享有，又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全面分离。这一问题，不能指望于资本主义的内在调适与改变，只能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因为，只有不以特殊群体和有限个体繁荣为目的的共同体，才能够使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服务于“所有的人富裕”。此时，财产也好、财富也罢，都不再是非现实的抽象社会存在物，而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现实确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斩断“生产的物的要素”异化的现代化。我们在现实生产与生活中，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使“生产的物的要素”真正成为全体人民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并在共同体的建设中，让劳动者不再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而是生产的主人、创造的主体和富裕的存在。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奠定“所有的人富裕”的物质基础

“所有的人富裕”，不是经济拉平，而是每个人行为能力提升、幸福感增强和社会整体繁荣的富裕。社会主义生产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但这一目的绝非脱离物质基础的道德空想，而是葆有人的自由个性的价值前提。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特别强调，只有生产力发展“如此迅速”，才有可能实现“所有的人富裕”。也就是说，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奠定“所有的人富裕”的物质之基，并使社会财富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个性生成。

肯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历史意义，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肯定了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与阶级对立对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成果，又是未来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因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

因此，只有生产力跃升到一定高度，社会才能生产出超出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剩余产品，才能真正使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物复归于确证自我存在与自我发展。对人类社会而言，如果要真正超越资本主义，就必须全心全意地发展生产，因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同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本身也会重塑生产关系的性质。当自动的机器体系、科学技术、高素质劳动者等要素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导力量时，资本单纯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压低劳动力价值的增殖方式将走向内在极限，而“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则扬弃了狭隘的物性逻辑的标准、肯定了共同的人性逻辑，为真正的财富创造葆有人自由个性的发展目标前置了客观条件。

新时代的中国在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原创性地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当前中国推进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正是对这一原创性观念的自觉把握与踏实践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共同富裕。没有这个前提，“所有的人富裕”就只能是悬置的理想。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始终是根本任务，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必须统一于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所有的人富裕”中的“所有的人”，指向的是全体社会成员，而不是某一部分群体或阶层；富裕既包含物质生活的充裕，又包含精神生活的富足，还体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的重要命题。这意味着，一方面，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人的财富，而非归属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商品、货币或资本等抽象形式，是真正服务于人的个性充盈和生命丰满的社会物质力量；另一方面，生产力是财富现实具体化的表达形式，既体现为人类社会生产品类、质量和效率的发展程度，又是人类生产方式与手段的指示器，体现了人类活动的能力和活动的自由；再一方面，只有所有人都是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发达的生产力才能够真正和“所有的人富裕”统一起来，成为真正的财富。

因此，“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是“节约劳动时间”“增加自由时间”的生产力。一个财富充盈的社会，不是人们重复劳碌的社会，而是人们能够自由创造，并以“劳动成为生活第一需要”为圭臬的社会。劳动既是创造财富的社会历史性活动，更是人类享有社会发展成果、自由个性生成与表达的生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那么“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因为，劳动时间的延长即便能够增加生活资料，劳动者也不过是从一种贫困状态进入另一种相对不那么贫困的状态，其本质仍然是被动地受制于外在必然性。由此看来，真正的富裕不是可消费的物质产品的积累，而是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富裕”。

进一步讲，自由时间实质上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是个人实现全面发展的现实前提。“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正是通过自由时间的运用，个人得以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实现能力的全面发展，从而使“个人的才能”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彰显与提升，财富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这时，每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既是财富的源泉，也是财富本身。这不仅以物质的方式凸显了“发达的生产力”是人实现自由个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前提，又以价值的方式激励着共同体个人在劳动实践中迸发出极为丰富的社会生产能力、共同占有社会财富的社会历史意义。

新时代新征程，深刻理解“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投资于人、提升人的能力、释放人的创造潜能摆在突出位置，使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为物质丰裕，更体现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的哲学智慧，不仅为我们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依据，而且为我们历史现实地建构“财产享有”的逻辑机理、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明了实践遵循。

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培育形成更多增长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五个必须”概括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其中，“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位列首位，充分体现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经济潜能是地区发展的物质依托，充分挖掘是主动作为的实践路径，二者有机结合，方能实现潜能的“充分释放”、作为的“有效落地”。我们要深刻把握“充分挖掘经济潜能”的核心要义，紧扣“力求在扩大消费和投资、发展科技和产业、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培育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的指引方向，主动作为、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水平。

坚持消费、投资“双轮驱动”，深挖内需增长潜能。内需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消费和投资作为内需的两大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和传导机制。消费体现最终需求，为投资提供市场预期，决定投资方向和规模，具有稳定器作用；投资反映当期投入，改善供给质量，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具有发动机功能。两者相互依存、协调配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循环。在消费端，必须抓住“人”这一核心要素，基于人口结构特点和不同群体差异化需求，挖掘消费增量。立足城市定位，发挥全市常住人口规模、辐射周边省市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消费潜能。针对在校大学生群体，开发年轻化消费产品，激活“高校”消费。依托高速服务区，打造交通节点消费业态，提升“高速”消费。发挥高铁站枢纽功能，吸引高铁过境人群“慢下来、停下来、留下来”，培育“高铁”消费。面对老龄人口，发展适老化服务产业，发展“高龄”消费。利用年接待游客人次优势，扩大“高流”消费。在投资端，关键是把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核心抓手，着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项目前期工作质量与全过程管理水平，确保投资精准有效。围绕市场收益及资金来源策划包装项目，确保科学可行；围绕“情况清、要素全、值得投”标准遴选项目，提高招商精准度与成功率；围绕“签约注册、资金到位、纳统入统”推动项目落地，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围绕“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推进项目投产达效，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坚持科技、产业“两创融合”，深挖产业升级潜能。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为产业发展提供源头活水；产业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载体，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搭建桥梁。两者深度融合，本质上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机结合，是科技供给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如此才能实现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不断培育催生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两创融合”，需要构建多维度协同体系。在人才支撑方面，坚持招才引智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以产业吸引人才集聚，以人才促进产业升级，形成人才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出台人才强市建设若干措施，实施人才强市行动，从引才用才、配套机制、生活服务等方面，为产业人才集聚提供支撑。在平台建设方面，坚持平台搭建与场景应用同步开发，释放高校、科研院所创新活力，挖掘各行业领域场景资源，为技术迭代和模式创新提供试验场。通过开展校企合作等方式，有力推动在校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在服务保障方面，坚持政策支撑与服务保障同向发力，完善产业链服务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发展。建立产业链综合服务体系，为产业链企业提供全方位支撑保障；开发在线企业服务综合平台，推动政策、供应链及招商匹配智能化、精准化，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为企业创造放心、安心、舒心的生产经营环境。

坚持城区、县域“两端发力”，深挖区域发展潜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战略抓手，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城区与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两者相辅相成、相互赋能。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必须双向发力，既提升城区发展能级、扩大辐射力，又激活县域发展潜能、增强承载力，推动形成城区引领、县域支撑、城乡互促、共同繁荣的发展新格局。如何增强城区辐射带动能力，重点要做好“强自身”与“带周边”两篇文章。城区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名企、名校、名医等优质资源带动效应，集聚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发展要素，不断释放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优化空间布局和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宜居宜业水平，大力提升城区综合承载能力。同时，主动向外拓展优质公共资源、产业配套资源和公共服务功能，推动教育、医疗、文体等优质资源向县域延伸、向乡村覆盖，为县域、乡村发展赋能助力。如何增强县域内生发展能力，重点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县域是城与乡的结合点，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要立足资源禀赋，夯实产业基础，大力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挖掘潜在需求，推动物业管理、食堂商超、农贸市场、托育培训等领域由“个体集散”向“规上主体”升级，将存量资源转化为新增长点。注重以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用好用活乡村车间模式，强化利益联结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作者系湖南省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构建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夯实新发展格局基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这一系列顶层设计深刻揭示，统一大市场的“统一”不仅要求消除物理层面的区域壁垒，更需在市场深层结构中确立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法治基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公平竞争，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大市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正是以法治之力打通市场“经脉”、破除垄断壁垒、修复竞争生态的关键制度安排。从制度功能看，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发挥着规则确立与边界厘定的双重作用。竞争秩序的形成和维系，归根结底取决于经营主体对“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的稳定预期。相较于行政监管的灵活性与政策导向，司法裁判具有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这种确定性的司法预期，是经营主体敢于投资、勇于创新的基本保障。

从现实作用看，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是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有效利器。实践中，一些地方出于本地利益考虑，有意无意地设置了隐性市场壁垒，通过地方标准排斥外地产品，或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准入，以政策倾斜保护本地企业。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地方对市场的分割，直接损害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体性。行政诉讼制度、跨行政区域的司法管辖制度和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等诉讼制度安排，使得人民法院能够跳出地方利益的掣肘，依法撤销或纠正那些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限定交易、妨碍商品自由流通的具体行政行为，让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从发展趋势看，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是回应新经济形态挑战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在极大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型不正当竞争问题。流量劫持、数据爬取、算法共谋、平台“二选一”等行为，利用技术和平台优势构筑起新型竞争壁垒，其隐蔽性更强、影响范围更广、认定难度更大。传统的不正当竞争认定框架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增设了对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条款，明确了数据权益保护、平台主体责任等内容。人民法院通过个案裁判，不断细化法律规则的适用场景，厘清技术创新与不正当竞争的边界，为数字时代公平竞争提供明确指引。

当前，我国公平竞争法律制度体系已基本建成，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配套规章为支撑的制度框架逐步完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力度持续加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向好，有效激发了经营主体创新动力和发展活力。但同时也要看到，统一大市场建设仍面临诸多挑战，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市场待遇不平等，“内卷式”竞争有所加剧，数字经济领域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层出不穷，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的隐性壁垒尚未完全破除，执法司法协同效能仍有提升空间。面对这些新形势新问题，应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法治需求，不断提高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为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提供有力执法司法服务和保障。

一是以统一裁判尺度为目标，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规则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统一”的核心在于规则统一。围绕反不正当竞争法，及时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细化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明确“内卷式”竞争行为的司法认定规则，统一证据规则、举证责任分配和赔偿计算等核心问题，统一法律争议问题的适用标准，做到同案同判。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案例库和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功能，对涉及网络不正当竞争、数据权益、商业秘密等前沿领域的疑难案件及时提炼裁判规则，填补新兴领域规则空白，推动完善统一大市场制度规则体系。

二是以平等保护为原则，增强企业投资兴业、深耕市场的信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本质是让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和高效配置，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一目标实现的首要前提，是各类经营主体无论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内外资属性，都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无差别对待、平等化保护。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深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破除各类显性隐性市场壁垒和歧视性政策，保障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权利平等、市场机会平等。依法平等保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重点规制大型企业利用“背靠背”条款转移资金风险、拖欠中小企业账款等问题，在维护交易效率的同时，注重保障交易实质公平。依法平等保护中外投资者合法权益，健全外商投资司法保护机制，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汇聚全球先进资源要素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

三是以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关键，监督支持政府依法行政。当前，行政性垄断带来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问题，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最大障碍。严格落实“非禁即入”政策，妥善审理与经营主体密切相关的行政许可、行政协议、行政允诺、招投标等领域案件，依法遏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市场格局。在依法纠正个案中的违法行政行为的同时，还应延伸司法职能，通过司法建议、行政审判白皮书等方式，推动地方政府系统清理含有地方保护、指定交易、市场壁垒等内容的规范性文件，从制度源头消除“土政策”“隐形门槛”。

四是以规制“内卷式”竞争为重点，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竞争。“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同质化、不可持续的恶性竞争，是当前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准确把握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文要义，依法规制平台经营者利用算法、数据、定价规则等手段实施的强制压价行为，切实保护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空间和合理利润。重点打击以窃取、利诱、胁迫、有计划有组织“挖人”等不正当手段获取他人技术秘密、攫取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着力阻断由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发的“向下竞争”的恶性循环，划出公平竞争底线。既要保护自由竞争，又要防止无序恶性竞争，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性生态。

五是以保护和激励创新为导向，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统一大市场是推动创新要素集聚的大市场，是注重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大市场。当前，在市场竞争中还存在抄袭创新成果、不当获取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损害权利人合法权益，阻碍创新要素优化配置，不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加大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原创性成果的执法司法保护力度，依法积极适用行为保全、证据保全、惩罚性赔偿等制度，严厉打击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违法行为，引导要素资源向效率更高、技术更优的领域集聚，促进市场竞争从低质低价竞争向高质量竞争和创新竞争转变。依法制止权利滥用，有力打击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综合治理，形成风清气正、公平有序的创新生态和竞争秩序。

六是以执法司法协同为抓手，构建多元共治的反不正当竞争格局。反不正当竞争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司法、执法和社会各方协同发力。加强行政执法部门的沟通协调，统一执法司法标准，健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案情通报等衔接机制，形成反不正当竞争的“组合拳”。支持行业组织发挥自律作用，引导平台企业完善内部公平竞争规则和纠纷处置机制，压实平台作为公平竞争秩序维护者的主体责任。坚持以“谁执法谁普法”“以案释法”的方式广泛宣传典型案例，让经营主体对竞争行为的合法性边界有明确预期，以规则透明促进行为规范，让全社会逐步养成公平竞争的行动自觉。

（作者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不仅是维护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础，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围绕提升这一能力的要求，学习时报高端智库版展开深入探讨。

从五个维度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防范应对自然灾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制度规范、基层基础、方式方法、技术支撑、环境文化等方方面面。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不是单一方面要素的简单体现，而是不同方面因素相互关联、交互作用的综合结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受新型城镇化深入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叠加影响，我国面临的灾害形势将更加复杂严峻。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重点应从以下五个方面发力。

以科学理念为引领。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理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理念正确，行动就有效；理念错误，行动就无效甚至产生负面后果。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理念是自然灾害防范应对方向、思路和举措的集中体现，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和长远性，决定着防灾减灾救灾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如何设定。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必须以科学的理念为引领，确保各项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在方向上对路。

首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的根本价值取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坚持“两个至上”是这个根本宗旨在灾害防治非常态情景下的具体体现。安全稳定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把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位，把“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其次，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是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的思想统领。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指导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核心在于“总体”二字，体现了大安全理念，强调国家安全是全面、系统、整体的安全，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防范应对自然灾害是塑造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将做好这项工作置于国家安全工作大局中进行统筹谋划。最后，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的基本原则。自然灾害的本质，是自然系统异常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下产生的灾害性后果，核心体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与耦合。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要求我们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更加自觉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以事前预防为重点。防范应对自然灾害是一个包含防灾、减灾、救灾等各个环节在内的全周期活动过程。预防是最经济、最安全，也是最根本、最有效的策略。国际研究表明，在防灾减灾阶段每投入1元，平均可减少约6——7元的救灾与重建成本。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必须坚持预防为主，将常态防灾减灾作为基础性工作，努力以最小的安全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收益。

首先，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城乡治理全过程。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覆盖城乡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环节，空间管控是从根本上降低灾害风险的基础性工作。做好空间管控，要求我们科学划定自然灾害防控区域，制定并严格执行禁止准入清单，强化安全选址和避让要求。积极推进在市县层级编制国土空间综合防灾专项规划，将相应的禁止、限制等管控要求嵌入国土空间规划和各类建设规划之中，从源头上减少灾害风险的发生。其次，加强灾害风险评估，构建灾害风险谱系。风险评估是做好灾害治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做好风险评估，要求我们持续推进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以自然灾害综合风险图谱为基础，与洪涝风险控制线、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等相衔接，科学划定自然灾害防控区，强化灾害红线约束机制作用，把灾害风险情况作为区域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工程建设等的重要依据。最后，强化工程治理，开展基础设施韧性提升行动。工程治理是实现灾害治理预防为主的“硬支撑”。做好工程治理，要求我们继续谋划部署一批自然灾害防治重点工程项目，提升工程设施的本质安全水平，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设防标准，特别是对自然灾害重点防控区房屋、道路、桥梁等设施进行除险加固，对生命线工程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提高抗灾设防等级并落实达标改造要求。

以社会共治为基础。与生产安全事故等点状事件不同，自然灾害通常是面状的事件，往往具有点多面广、多灾并发连发的特征，会对大范围的社会面造成冲击。防范应对自然灾害，不能依靠单个个体或局部地区，而是必须坚持社会共治，依托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发动党政军民学各方力量，形成党建引领、多方协同、全民参与的体系化合力。

首先，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证。要积极推动各级党委、政府把防灾减灾救灾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属地为主、责任到人”的责任体系，推动形成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切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制胜优势。其次，加强基层防线建设。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既在第一时间遭受自然灾害袭击，又在第一时间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应坚持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完善基层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和应急救援力量体系，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抓好群测群防群治，激活自然灾害防治“基层细胞”。再次，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作用。社会力量和市场机制是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重要力量。应推动共建共治，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常态化防灾减灾和应急救灾工作，积极推进巨灾保险以及农业保险、居民住房灾害保险、商业财产保险、火灾公众责任保险等市场化制度见实效。最后，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灾害防治交流合作是服务外交大局的重要方面。需深度参与全球和区域防灾减灾救灾领域相关规则制定，深化与相关国家尤其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自然灾害防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我国灾害防治高端装备和产品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制度是要求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对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制度要是好，能够充分弥补个体能力的缺陷和不足；制度要是不好，会把个人能力的缺陷和不足无限放大。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既要依靠个体的综合素养和专业能力，更要依靠完善的制度规则，以制度规则的确定性有效对冲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强自然灾害防范应对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能力。

制度建设包括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两大方面。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做好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工作，既要制定好的制度、提高制度的科学性，也要落实制度、提高制度的执行力。一方面，要制定好的制度，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规则是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应对照新形势下做好灾害防治工作新的任务和要求，做好制度规范的“废改立”工作，建立健全以突发事件应对法为统领、以自然灾害防治法为枢纽，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标准规范、预案方案等不同层面于一体的防灾减灾救灾综合制度框架，确保防灾减灾救灾各项行动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切实解决防范应对过程中制度缺失或制度间相互冲突、模糊地带没人管或多头管等问题。另一方面，要增强制度执行的力度，把制度规范转化为做好防灾减灾救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制度的生命力取决于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要在全社会养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维护制度的良好氛围，推动各级领导干部熟悉制度规则，严格落实规定要求，切实把相关制度规则转化为防灾减灾救灾的实际效能。

以综合施策为方法。现代治理的方法和工具灵活多样，包括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等各个方面。这些不同的工具和方法各有优势、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一个多样化的“工具箱”。现代社会的治理具有复杂治理的特征，单一工具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必须通过工具组合实现优势互补、协同集成。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同样具有复杂治理的特征，同样需要构建“工具箱”，根据不同灾害场景采取相应的治理工具，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首先，强化行政手段。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防范应对自然灾害，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坚持党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全面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基层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以强大的政治动员撬动广泛的社会动员，号令四面、动员八方，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强大合力。其次，强化经济手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防范应对自然灾害，同样要坚持让市场更有效、让政府更有为，推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要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原则，发挥各类经营主体在灾害防治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中的积极作用，强化保险等市场机制在风险防范、损失补偿、恢复重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步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最后，强化科技手段。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为防范应对自然灾害注入了新的强大动能。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推动灾害防治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等新技术新方法运用，提高灾害信息获取、模拟仿真、预报预测、风险评估、应急通信与保障等能力，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全国有70%以上的城市和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地震、地质、气象等灾害严重的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峻考验。2025年，全国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763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62.92万人次，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

近年来，我国面临的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趋于多发强发，凸显了诸多地方防灾标准与风险暴露度不匹配的问题。从城市看，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5%，人口和经济要素高度集聚，一场局部灾害就可能导致城市交通瘫痪、电力中断、通信受阻，形成灾害链级联效应与放大效应。广大农村地区同样面临严峻挑战，防灾基础设施薄弱、预警覆盖不足、应急响应能力有限，使得灾害损失往往更为严重。因此，必须直面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纵观近年来国内外重大自然灾害事件，真正导致失防的往往不是没有预警预案，而是在撤与不撤、关与不关、停与不停的决策关口，犹豫拖延最终错过了以防换安的短暂窗口期。“十防”的难点在于巨大社会成本和政治压力，群众可能抱怨、物资可能浪费、生产可能暂停，甚至会是“九空”的结果；而若行动力度不够，一旦成灾便会对经济社会秩序产生破坏力。因此，解决自然灾害的“万一”困境必须依靠持续性的防灾能力建设，只有做到“预警要早”“设防要牢”“备战要足”，方能“天灾虽不测，人事可无虞”。

“预警要早”就是要提升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识别的及时性。“早”的前提是构建适应极限化的智能感知网络，整合大气圈、水圈、岩石圈和人类活动圈的多源数据，实现从小时级到数天级的预警提前量、街区级的预报精度，弥补传统监测在极端事件面前的盲区。“早”的效果要体现为预警信息的及时精准通达，确保预警信息在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形下强制送达全覆盖、内容清晰具体可操作，宁可信息“过度”不可群众“未知”。“早”的基础是深化极端情景下的风险评估，通过开展极端情景构建的压力测试，模拟具体场景和复合型灾害的冲击影响，识别系统的脆弱点和连锁反应链，通过想象力训练打破平安幻觉识别盲区风险。唯有灾害预警做到“早”，加之配套容错纠错机制，才能让敢于担当的干部放下包袱，临灾决策敢于快速启动预案，让每一次“空防”都有据可依、问心无愧。

“设防要牢”就是构建工程防御与基础环境的韧性能力。有了预警准备，还要有经得起极限考验的防线。“防得牢”要求相关基础设施按更高标准建设更新：沿海防波堤和排水系统要能抵御超强台风与天文大潮的组合袭击，重要桥梁和建筑需考虑远超设防烈度的抗震作用，“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要考虑最大受灾面的容量。同时，推进系统性灾害链治本攻坚，对危化品园区、尾矿库、城市燃气管道、老旧建筑、地质灾害隐患点等进行彻底排查和动态治理，切断灾害从自然向社会系统传播的链条。此外，新建和改造的生命线系统应引入分布式布局和冗余备份，保证能源、供水、通信、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即使部分受损，仍能保障社会基本功能不崩溃。用建而少用的工程冗余，对冲“万一发生”的致命风险，宁可工程平时闲置、不可灾害来临无防。

“备战要足”就是要夯实应急准备与基层防灾能力。预警再早、工程再牢，灾害来临时拼的还是准备是否充分。避险转移要精准到户，高风险村社必须建立精确到户的转移人员清单，标注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明确每户对应的责任网格员，清单动态更新、灾前逐一核实，推进人员底数管理的网格化和精准化。避险演练要贴近实战化，让警报声和转移路线成为群众的条件反射，预置足够数量的交通工具和物资，规划主备转移路线并提前清除路障，确保避险资源单点失效仍有备份。救援力量在极端情况下“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平时就要把队伍前置、装备前移。更重要的是，将能力下沉到基层最小单元，深化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使之成为具备风险排查、先期处置、自救互救能力的“韧性细胞”。所谓备战备足，就是用每一次“看似多余”的演练和下沉，换得灾害发生时的游刃有余，宁可百次准备无功，不可一次实战无备。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为什么要重视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统筹发展和安全、践行安全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与基本要求，也是党员干部践行底线思维、推动科学决策、狠抓落实与完善考核评价的根本要求，以及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重要保障。

践行底线思维的根本要求。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全方位促进安全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和重要目标，也是对党员干部履行职责、树牢底线思维与极限思维的基本要求。我国国土广袤、地形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较大威胁和伤害。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风险感知滞后，对一些自然灾害的突发性、风险演变估计不足；预案体系与实战需求不匹配，应急演练与真实场景脱节，一旦灾情升级便手忙脚乱；资源力量条块分割、信息共享不畅、应急联动滞后，容易导致错失最佳处置时机。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上都是底线思维不牢固、极限思维不到位的表现。因此，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不能只限于一般性的工作改进，而是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安全风险的底线，严格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标准。每年6月全国进入汛期，必须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实责任，强化防御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科学决策的重要体现。在各类灾害应对中，最基本的追求是坚持“无急可应、有急能应”，将风险隐患控制在萌芽状态和成灾之前，掌握灾害应对的主动权和主导权。现实中，一些地方在应急管理科学决策上仍存在明显偏差。资源投入重“救”轻“防”，大量经费和物资向灾后响应阶段倾斜，而对风险排查、隐患治理等前端环节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规划建设与安全需求脱节，城市发展中未能及时进行防洪排涝等基础安全设施的补短板工作，导致汛期城市内涝问题时有发生；应急决策缺乏对风险规律的系统研判，往往等到灾害临近甚至灾害链已经形成才仓促应战。决策科学性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安全韧性不足、本质安全水平偏低。如系统推进韧性城市建设，需将安全理念融入规划建设管理各环节，不断更新排水管网，建设海绵城市示范区，将更多资源用于城市风险防范和安全管理环节，持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和本质安全水平，系统提高城市风险防控能力。

狠抓落实安全发展理念的具体表现。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关键在于执行力。回顾诸多事故和灾害事件发生过程，重要原因之一是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相关责任落实不力，为灾害风险隐患留下“真空”。这种执行层面的“缺位”，使得源头防范成为空谈，风险难以在萌芽状态和可控阶段被真正控制。因此，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直面并解决执行力薄弱问题。必须坚持源头管控，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而非停留在文件里；加强隐患排查，系统识别各类灾害风险，避免走过场；强化工程治理，合理提高重要城市和灾害多发地区关键基础设施的设防标准，补齐长期存在的短板弱项，将各项安全工作要求扎扎实实落在实处。如在全国很多地质灾害频发地区，一旦接到气象灾害预警，当地党员干部会迅速行动，全面排查山洪隐患点，建立“县包乡、乡包村、村包组、干部包户”的责任体系，有效填补“责任真空”。只有真抓实干、狠抓执行，才能真正堵住风险漏洞，最大程度减少风险损害。

检验和评估安全发展工作的重要依据。从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来看，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成效理应成为衡量干部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实践中，由于考核评价体系的不健全，“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倾向仍未根本扭转。要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实现安全发展目标，就必须正视考核“指挥棒”的科学性，坚决纠正考核体系中预防成效难以量化等弊端，真正将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为干部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来检验。目前，有的地方明确实行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将平安建设考核结果纳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突出“除险保安”“风险隐患清零”“群众安全感”等实效导向，为党员干部防范应对灾害风险、促进安全发展提供科学评价导向。

总之，提高党员干部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是在应急管理领域体现党员干部践行安全发展理念、实现安全发展目标的根本追求。只有不断提升这一能力，才能在自然灾害易发多发的情况下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主任）

在把握“多态共生”规律中塑造非对称作战优势

现代战争形态在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的同时，呈现出多种战争形态相互渗透、非线性叠加，构筑起“多态共生”的现实图景。“多态共生”打破了单一战争形态下的固有约束，为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创造了错位竞争的战略空间，也为作战要素跨域重组、跨界能力衍生提供了现实条件。这一客观规律既明晰了新时期军队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更蕴含着克敌制胜的重要机遇。唯有深刻把握战争形态“多态共生”的内在机理，通过形态错位博弈等多维发力，持续塑造非对称作战优势，方能在未来战场上实现“以能击不能”，常立不败之地。

第一，以形态错位博弈，破击代差优势。

在“唯技术论”思潮的影响下，武器装备的性能指标往往被视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刚性变量。然而，在“多态共生”的战争形态下，单一维度的代差优势正在被多维体系对抗所瓦解。通过塑造“形态错位”，迫使对手主导预设的作战规则和条件失效失能，并将其拖入难以施展自身优势的作战空间，进而达到“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形态错位并非消极逃避，而是在深刻认识战争系统结构性矛盾基础上作出的主动选择。

一是空间错位。避免与对手在陆海空等其传统优势领域正面交手，而是主动向深海、极地、太空、网络、认知等“新空间”拓展，通过“升维”审视找准体系弱点，“降维”打击力求一击毙命。二是时间错位。利用高超声速武器、无人装备集群等对敌实施间续饱和攻击，极限压缩其杀伤网链闭合时间，迫使其战略战役指挥员出现决策失误、其指挥系统因数据“漫灌”而崩溃失能。三是成本错位。大力发展低成本、低门槛、可消耗、成规模的无人作战装备，采用层次化、规模化、差异化的作战方式，诱导敌过量耗用战争资源，逼迫其陷入消耗战泥潭，从经济上彻底拖垮对手。

第二，以要素融合赋能，铸造优势战力。

“多态共生”不仅是多种战争形态的叠加共存，更意味着不同作战要素的深度融合。塑造非对称优势，关键在于打破军兵种壁垒、领域间界限，实现技术、力量等多种要素资源的流动与重组，从而催生新的战斗力增长点，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胜战能力。

一是新旧融合。塑造非对称优势并非盲目否定传统经典，而是顺应形势发展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老树发新芽”。传统的火箭炮以其惊人的火力密度成为陆战场上的重量级角色，然而其较低的效费比、不可控的附带伤害致使其无法广泛使用。通过融合精确制导技术，这一传统火力平台具备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能力，成为陆战场上的新王牌。二是人机融合。构建有无人协同、高低端搭配的作战体系。低成本、无人化装备集群前出接敌执行侦察监视、引诱打击等任务，高价值、有人作战平台在后方区域筹划作战、持续指挥。这种“忠诚僚机”模式既能降低自身所受伤害、保证人员决策优势，又能极限发挥武器装备速度、精度优势。三是软硬融合。统合以网络攻击、电磁干扰、认知控制等为代表的“软杀伤”以及各物理域内的火力打击等“硬摧毁”手段，通过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多管齐下，高效立体瓦解敌防御系统。

第三，以场景精准适配，释放聚优效能。

战争充斥着挥散不去的迷雾，然而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总能窥见其真实面貌，摸准其多变脉搏。战争形态的“多态共生”意味着作战场景的复杂多变，更宣告着不存在包打天下的万能战法。塑造非对称优势须坚持场景适配原则，针对不同战略方向、作战对手等灵活选择组合运用不同的战争形态，实现作战体系聚优、效能高效释放。

一是建立健全场景谱系与匹配机制。传统作战的信息流相对有限，其筹划可依赖指挥员的实践经验和战争直觉来实现。然而，面对“多态共生”复杂条件带来的信息过载，仅靠人力已无法胜任，必须依托先进技术辅助将多元数据转化为结构化场景谱系。通过建立完善场景方案映射匹配，由指挥员根据实时态势选择最优形态组合和作战方案，弥补实力不足，放大非对称优势。二是精准把握“态——势——策”动态平衡。态即战场客观状态，包括敌我力量对比、地形天候条件等；势即主观能动塑造，包括士气高低、信息迷雾；策即应对策略选择，需要因态制宜、因势而动。实现场景的精准适配，塑造非对称优势，关键在于依态、造势、定策，即“以变制变”而非“以不变应万变”。三是确保作战效能即时持续释放。非对称优势若不能迅疾转为即时战果，则极易随时间推移而被对手制衡，故而在场景适配中应嵌入“打击——评估”闭环。通过快速评估反馈，及时动态调整后续形态组合与资源投入，则可延续非对称优势的存在时间。

第四，以体系开放兼容，积蓄持久胜势。

非对称优势的塑造，非一日之功，更非一域之强，而是依赖于军事科技的突破，根植于国防动员体系和作战体系的“韧性”。在“多态共生”的现实条件下，战争胜负往往取决于参战双方适应变化的快捷性、作战能力的持续性。因此，必须坚持兼容固本的原则，构建开放、弹性、可持续的国防生态系统，方能确保非对称优势的可持续演进。

在技术维度上，打造任意拓展、快速升级的武器装备体系。摒弃“一步到位、完美设计”的静态思想，借鉴“软件定义战争”“算法定义能力”等理念，通过构建标准化接口、开放式框架、模块化载荷，实现新旧装备的互联互通、新兴技术的快速接入，高效整合全领域创新资源，在关键节点处形成非对称匕首。在组织维度上，重塑跨域协同、敏捷响应的韧性力量体系。打破不同军兵种、不同层级、不同专业间的刚性壁垒，持续深化联合作战体系改革，探索任务牵引、动态调整、抗毁重构的军事力量运用模式。拓展军地融合的深度与广度，将优质的社会资源纳入军事力量体系，使非对称优势的塑造根植于国家创新生态。在制度维度上，完善鼓励试错、迭代更新的政策制度体系。非对称既包含着高回报，也蕴含着高风险，故对非对称优势的塑造必然要有与之匹配的制度供给。持续优化科研立项、装备采购相关政策，缩短从创意到战斗力的转化周期；不断完善过程监管、评估反馈相关机制，定期审视非对称能力建设质量，避免资源错配浪费。

“多态共生”规律既还原了战争形态作为复杂系统演化的本真面貌，又折射出军事斗争模式从“力量叠加”向“关系重构”的逻辑嬗变。未来战争的胜负不再取决于单一维度的绝对优势，而在于能否在多元形态的交织中洞察架构性“势差”，并以此重构对抗新关系、重塑战场新秩序。面对未来战争的复杂挑战，我们不能亦步亦趋跟随他人脚步，而应立足客观条件，在动态博弈中持续塑造非对称优势，实现“致人而不致于人”。

陈巷桥伏击战：新四军敌后抗战成功“围点打援”

1939年9月8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在团长王必成指挥下，在江苏常州武进境内的陈巷桥打响了一场伏击战。这场战斗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苏南军民的抗日斗志，是新四军在苏南敌后抗战中运用“围点打援”战术的经典战例。

侦察地形，巧设伏兵

1939年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新四军在苏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敌人，壮大了抗日力量。日军为了巩固苏南占领区，维护其长江下游的交通运输安全，加紧对丹（阳）北等抗日根据地实施“扫荡”，从常州抽调兵力，会同镇江、丹阳、孟河等地的日伪军，向以访仙桥为中心的丹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企图一举摧毁新四军在苏南的敌后根据地，切断新四军与当地群众的联系。与此同时，新四军“江抗”部队在东进回师途中，于澄西顾山一带遭遇国民党顽固派的阻击，遭受较大损失。日军趁武进地区新四军主力东进和北上之机，妄图实施分进合击，彻底消灭苏南地区的新四军力量。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果断下令，要求支队所属第二团从敌侧背发起进攻，打破日军的进犯计划。

9月初，在完成接应“江抗”部队西撤任务的回师途中，第二团即按照陈毅的要求，组织干部侦察分队察看地形。陈巷桥位于西夏墅敌伪据点南约2公里处，横跨南北向的新孟河，镇澄公路紧靠河西岸平行而过。公路两侧是高出路面四五尺的土埂，埂上芦苇、翠竹丛生，地势十分隐蔽，是打伏击战的绝佳地点。经实地勘察与周密研判，团长王必成当即决定，采用“围点打援”战术，调常州等地之敌增援，歼敌于运动之中，并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首先切断西夏墅通往常州的各路电话线，然后用团特务连佯攻西夏墅敌伪据点，三营负责伏击从常州来的增援之敌。同时，在镇澄公路堆放石头等障碍物，构筑工事进行伪装，七连一、二排设伏于西陈巷村东侧，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八连、九连设伏在陈巷桥至安桥公路之间的两侧圩埂上，负责侧击敌人，并在公路西侧的圩埂上配备三挺重机枪等武器，形成密集的火力网。团侦察排和营侦察班埋伏在安桥南侧，负责侦察敌情和尾击敌人，七连三排在河东土埂上警戒，防止敌人越河逃窜。

佯攻诱敌，重创来援

9月8日傍晚，王必成亲率第3营、团特务连及侦察分队400余人，从丹阳访仙桥附近出发，沿原定路线快速行军，利用夜幕掩护急行军抵达指定地点。各部按照作战部署分头行动，同时派出哨兵在地方武装的协同下，在陈巷桥和安桥一带警戒，封锁消息。21时许，佯攻战斗正式打响。第二团特务连2个排由北向南，1个排由南向北，以“围攻”的架势向西夏墅日伪据点发起猛烈进攻。据点内的日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晕头转向，他们龟缩在据点内，凭借着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进行抵抗。战斗进行了1个多小时，据点内日伪军如瓮中之鳖，不得不向常州的日军紧急求援。常州的日军收到求救信息后认为西夏墅据点不容有失，便立即抽调人手组成增援部队，由7辆全副武装的卡车沿镇澄公路向北疾驰，前往西夏墅增援。

23时许，日军增援车队驶入我军伏击圈。当第一辆卡车开到新四军设置的路障前时，司机紧急刹车，后面的卡车接二连三地停了下来，试图搬开路障。在日军下车清理路障之际，王必成果断下达攻击命令，敌军车队火光冲天、爆炸声连续不断。日军部队中的前4辆卡车当即被毁起火，车上敌人伤亡惨重，残敌试图跳车逃窜，部分敌军也试图依托车辆和沟坎负隅顽抗。新四军指战员们见状，迅速跃出土埂，向日军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日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未进入伏击圈的3辆卡车上的日军见势不妙，仓皇摆开阵势，用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攻击我军。伏在土埂上的新四军战士立即进行还击，同时组织火力掩护八连一排指战员撤出了敌人的射击圈。

战斗胜利，鼓舞民心

打援战斗进行约40分钟，伏击战取得了胜利。团长王必成估计敌人在等待后援部队，拖延下去对我军不利，便当机立断，迅即发出统一撤出战斗阵地的信号，一面组织火力掩护，一面率领部队迅速通过陈巷桥向东转移。陈巷桥伏击战共击毁日军汽车7辆，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180余人，缴获重机枪等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品。战斗结束后，陈巷桥村及周围的群众欢欣鼓舞，备受振奋，纷纷赶来帮助新四军抬伤兵、挑子弹，还抬来了两头猪慰劳大家。

陈巷桥伏击战是新四军在武进地区伏击日军的首次大捷，战斗规模虽不大，但因妙用活用“围点打援”战术，因地制宜选定敌必救之“围点”和“打援”伏击区，巧妙配置设伏兵力，既围了“点”又打了“援”，干净利落，战果显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提高了新四军的威望，鼓舞了武进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在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进军苏南的一年多时间里，王必成指挥第二团进行大小战斗200余次，连战皆捷，威名大振，受到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电表扬，苏南人民群众更是自发地称第二团为“老虎团”。此后，“老虎团”在王必成的率领下，又先后参加了黄桥决战、苏南反顽战役、天目山反顽战役等一系列重要战斗，屡建奇功，威名远扬。

潜艇支援舰的未来发展走向

潜艇支援舰，又称综合援潜救生船，是保障潜艇作战、训练、维护和远海部署的重要辅助舰种，是现代海军重要后勤保障力量。目前，为增强水下作战力量，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潜艇支援舰的建造与升级，其主要发展方向将是多功能化、现代化和体系化。

向“一舰多能”方向演进

潜艇支援舰的产生可追溯至20世纪初，其发展与潜艇技术的进步和实战需求密切相关。世界上第一艘专门设计的潜艇支援/救援舰是1915年下水的“沃尔霍夫号”（后更名为“公社号”），当时，该舰主要承担潜艇救援、潜艇补给、维修和电池充电任务。截至2026年，“公社号”仍是俄罗斯海军现役舰艇，为世界上仍在服役的最古老军舰。潜艇支援舰通常采用伴航支援和应召支援两种主要方式执行任务。在过去一段时期内，潜艇支援舰的功能和任务相对比较单一。经过多年发展，该类舰的功能不断外溢，任务也在不断增加，除了具备强大的援潜救生能力外，潜艇支援舰还可执行多种任务，如拖带、巡逻、运输、测量勘探、电缆铺设、工程维护、放射性污染监测、核动力系统应急支持等。

此外，潜艇支援舰还能承担深海探索、水下摄像、考古及海洋资源勘探等非作战的科学考察任务。为满足“一舰多能”的需求，潜艇支援舰在设计风格上更加多元化，根据需要，吨位规模在3000吨至20000吨，并不断提升远海支援能力。同时，舰载装备日趋丰富，通过各种功能化模块灵活配置，潜艇支援舰还可转换为深海工程、核电站应急、指挥控制中心等多任务平台。因此，从功能上看，现代潜艇支援舰的功能已远超传统型号，从某种角度讲，也可以说“此支援舰，已非彼支援舰”。未来，随着海上作战的需要，该型舰的功能仍在不断拓展中，将继续向一舰多能、身兼多职的方向演进。

加快援潜救生装备的升级换代步伐

顾名思义，潜艇支援舰是应潜艇的需要而产生的特殊后勤保障舰只，因此，该型舰的核心任务和使命仍是围绕保障潜艇的作战训练等需求。潜艇在海上活动时，除战损外，设计缺陷、操作失误、意外碰撞、设备故障等因素，都可能使航行中的潜艇发生意外，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潜艇救援任务仍很繁重，且突发性强。因此，潜艇支援舰的核心使命仍是援潜救生。目前，潜艇支援舰普遍搭载水下机器人、潜水救生钟、深潜救生艇、深海拖曳系统、声波定位仪、图像声呐、多波束测深仪、海洋磁力探测仪、高压氧舱等相关设备，可完成复杂海况下的潜艇救援任务。

援潜救生装备的活动空间主要在水下，水下环境复杂多变且不确定性强，这与陆地或水面作业有很大不同。实施水下作业时，目标定位、通信及救生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更强、更高、更稳的技术支持。例如，水下救援意味着要对抗巨大的静水压力，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深海环境远比想象中复杂，低光照、强散射、高浑浊度交织叠加，使水下目标模糊难辨，水下通信也面临水体吸收散射、海洋湍流等因素影响。在特殊而复杂的环境下，如何进一步提升救援效率、确保潜艇拥有持续作战能力，始终是潜艇支援舰面临的发展课题，而解决好装备发展问题是提升援潜救生能力的关键。

应该看到，自潜艇支援舰产生以来，其搭载装备始终处于不断升级换代中。例如，传统的潜艇救援装备主要是救生钟，当时下潜深度仅有70米左右，目前新型潜水钟已通过340米水深测试。新一代深潜救生艇（如SRDRS、LR7、AC-40）工作深度普遍设定在600至1000米，与现代潜艇极限潜深匹配，其水下作业时长接近100小时，一次最多可装载15名艇员返回水面。用于潜艇救援的带压转运系统具备自主运行和快速空运投放功能，可在零下30至60摄氏度的条件下工作，同时为多达72名人员提供减压和医疗救助服务。相比老式的带压艇员运转救治系统，这种新型轻便式高压氧舱采用可折叠舱体和模块化支撑系统，可通过空运方式快速投送。

为增强对潜艇的海上维修能力，目前部分潜艇支援舰已具备金属部件3D打印能力，通过冷喷涂轴修复等技术，可以减少约60天的干船坞周期，实现零部件快速制造。随着潜艇建造技术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大量新型常规动力、核动力潜艇的投入运用，潜艇部件的尖端复杂程度非以往所能比，援潜救生难度随之加大，再加上面临新的海上作战环境，这给潜艇支援舰的保障提出了更新、更多、更高的要求。为增强对潜艇的支援能力，未来，通过智能化、无人化等各项相关新技术不断赋能，继续在“深度、广度、精度”上挖掘潜艇支援舰核心装备的潜能，持续保持对潜艇的快速、稳准、高效救援能力。

由“平台”向“节点”转变

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和发展，作战体系从平台中心向体系“熵减”升维，作战样式由传统的平台对抗转向体系化博弈，每个前沿作战单元的角色和地位也由过去独立的战场存在向协同的体系节点转变。近期局部冲突实战表明，未来战争不仅是“舰炮火力的对决”，更是“后勤支援的比拼”，潜艇支援舰在未来海战的地位和作用仍在不断上升。但是，也应该看到，未来海战将呈现“全域式”“分布式”特征，潜艇支援涉及面更广、节奏更快、程序更复杂，仅靠单舰的“三头六臂”很难完成体系化的支援保障任务。

在这种大背景下，潜艇支援舰的未来需要在体系化中求生存、求发展，由援潜救生保障“平台”向作战体系重要“节点”转变。其角色地位不仅仅是一个设备齐全、功能完善的多功能支援平台，而且是整个作战系统中高度协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缺一不可”的重要体系“节点”。目前，瞄准未来海战需求，各国都非常重视提升潜艇支援舰的体系化支援保障能力。通过智能化建设、信息手段升级、实战化验证等方式，织密岸上、空中、水面、水下协同支援保障网。潜艇支援舰积极融入跨域指挥控制系统，推动研、试、训、用各链路深度耦合，利用人工智能分析声学数据，构建水下“物联网”，提升态势感知与通信韧性，确保在对抗环境下的保障能力。同时，潜艇支援舰与航空兵、岸基指挥、水下无人系统联动，形成“搜索—定位—对接—转移”全流程保障体系。

水下空间是未来海上博弈的主战场，潜艇支援舰为确保海军潜艇持续战斗力提供了坚实后勤保障，它的存续和发展关系到未来海上“制胜权”的得失。因此，潜艇支援舰这一特殊后勤保障舰船将驶向何方，始终是各国海军关注的焦点。

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宁波以“港产城文人”深度融合为路径，推动内外贸一体化、产业链协同，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奋力打造双循环战略枢纽和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主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融入新发展格局 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宁波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是重要的对外开放门户和先进制造业基地。多年来，该市主动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港产城文人”深度融合发展，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共同富裕先行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双循环战略枢纽“硬核”力量。宁波舟山港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枢纽港。宁波充分利用港口这个最大资源、开放这个最大优势，着力推动枢纽建强、模式创新、平台提能级，深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2025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14亿吨，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三位。宁波舟山港航线总数超300条，通达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全球首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正式开通，这是践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冰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成果。2025年外贸总额达1.46万亿元，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宁波不断提升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等平台能级，办好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努力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

推动链群协同提质、“两新融合”，加快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宁波以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为主抓手，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优势产业集群。当前，宁波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总数达119家；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46家，总数达153家。加快打造“361”万千亿级产业集群，着力培育数字产业、绿色石化、高端装备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型功能材料、新能源、现代健康等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前沿新材料、未来智能等一批新兴和未来产业集群。加快培育发展“541”现代海洋产业体系，高品质建设“北纬30°最美海岸带”，加快建设创新型现代海洋城市。促进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发展，打造沪甬人工智能产业社区，建设宇树应急机器人产业园。做大做强“地瓜经济”，推动企业扎根宁波、面向全球。民营经济增加值突破万亿元，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量增加到23家。

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建设全域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宁波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科技资源，推动科创策源体系“登峰提能”，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资源禀赋优势，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着力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关键支点，共建苏嘉甬智造走廊，推动甬江科创区与G60科创走廊、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联动发展，加快甬港科创合作园建设。高水平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和浙江省实验室，增强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甬江实验室、宁波大学等平台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推动宁波高新区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2024年，宁波高新区综合排名跻身全国前十；2025年，宁波首次进入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加大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引进力度，大力招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实施顶尖人才科技项目，打响“奔甬而来”引才品牌。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262.9万人，全职在甬工作两院院士15人，自主培养两院院士2人。宁波积极培育新质生产力，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共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宁波优化城市发展格局，全方位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面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唱好杭甬“双城记”，拥抱绍舟台，加快打造省域和沪甬1小时交通圈，建设现代化宁波都市圈。积极主动融入上海大都市圈，推进前湾沪浙合作发展区建设。杭甬绍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协同联动，辐射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共建甬绍舟台都市连绵带，推进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设。加快推动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布局一张网、零换乘，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推进通苏嘉甬铁路、甬舟铁路建设，开工建设沪甬跨海通道，推动杭甬城际列车“地铁化运营”。

繁荣发展港城文化，建设高水平文化强市。宁波素有“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之称，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不断释放发展活力。宁波深化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持续推进“在宁波，感悟真理伟力”实践解码工程，不断擦亮“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城市名片，实现全国文明城市“七连冠”。旅游业增加值突破千亿元。促进“商文旅体展”融合发展。坚持“以商兴产”，推动商贸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造“宁波优品”消费品牌。坚持“以文塑旅”，加强长三角文旅联合开发，深入挖掘阳明文化、海洋文化、运河文化、河姆渡文化、藏书文化、商帮文化等历史底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坚持“以旅彰文”，依托“枕山、拥江、揽湖、滨海”禀赋优势，用好海洋、海岛、滩涂等特色资源，挖掘地方文化内涵，以全域旅游促进文化传播与消费升级。坚持“以体聚力”，高水平办好WTA宁波网球公开赛、世界举重锦标赛、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等国际顶级赛事。坚持“以展促融”，举办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放大宁波国际服装节等展会效应，推动“会展+产业+贸易”联动。宁波持续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完善文化经济政策，促进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

宁波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战略引领，以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为发展目标，以“港产城文人”深度融合为实践路径，走出了一条开放引领、产城融合、人文赋能、陆海统筹的滨海大都市高质量发展之路。

（史守林）

以港强区 开放引领 探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作为世界一流强港“硬核”力量的重要承载地，宁波北仑区锚定“一流强港、一流强区和中国式现代化港城示范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先行区”建设目标，积极探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

发挥开放引领优势。北仑充分发挥港口和外贸资源优势，为促进国内外市场高效联通贡献力量。

增强港口“硬核”力量，全面提升战略枢纽能级。港口是北仑的鲜明标识。北仑以建设“立足长三角、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世界一流强港为目标，通过推进港口枢纽建设、集疏运体系完善、供应链数智转型，探索港口高质量发展模式。提升港口能级，发挥叠加优势，努力打造国际金属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国际油气资源配置中心和全国跨境电商贸易枢纽。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跃升至3100亿元。穿山、梅山两大“千万箱级”单体集装箱码头建成投运，五大“千万箱级”集装箱泊位群协同推进，推动“两场一仓一中心”升级，重塑港口、产业、城市的空间格局，打造现代物流新高地。数智赋能港口服务，为港口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增强储备加工、集疏运、贸易交易、综合服务等功能，激发港口经济发展新动能，全面塑造枢纽开放新优势。

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制度型开放。北仑是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的承载地，通过打造“首创”“首试”集成高地、提升航运服务水平、引入金融“活水”，探索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之路。高标准推进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集成创新，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2023年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在全国首创出口拼箱货物“先查验后装运”监管模式。推出“中国边检登轮码”系统和“空中政务走廊”新模式，提升航运服务水平。数字人民币试点落地，为港航物流、商务贸易搭建数字货币应用场景。培育发展航运金融保险等高端服务，创新推出“外汇金管家”线上一站式服务。打造具有标志性的制度创新成果，奋力建设融通内外、自由便利的开放新北仑。

稳住外贸基本盘，培育外贸新动能。北仑作为开放前沿，是重要的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北仑持续打好“组合拳”，助力外贸企业强基固本、开拓创新，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跨境电商、中间品贸易、“保税+”等新业态加速成长，出口份额稳定在全国的1.1%以上。深入实施外贸“千团万企”拓市场行动，大力开拓东南亚、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市场版图。加强海外仓布局建设，已支持企业在全球13个国家设立66个海外仓。整合全链条资源，助力中小微企业“抱团出海”。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加强涉外法治建设，更好融入新发展格局。

深化“两新融合”“数实融合”。北仑坚持把制造业作为立身之本、强区之基，增强创新优势，深化“两新融合”“数实融合”，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高质量发展。

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向“新”向“智”。新质生产力是北仑制造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是北仑坚持“工业立区强区”的动力源。北仑聚焦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2025年形成绿色石化、汽车制造两大千亿级产业链，培育8个百亿级产业集群，规上工业总产值、增加值连续7年居全省首位。推进“绿岛”改革，连续10年捧得“大禹鼎”。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发展，获得“浙江制造天工鼎”金鼎。加快推动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北仑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从“工业大区”向“产业强区”转变。

加快建设“创新强区”，引领产业跃升发展。北仑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主体培育、科技服务提升为抓手，加速向“创新强区”迈进。2025年新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家。北仑与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等联合建成了六大区域创新平台。甬江科创区北仑片区、王义遒量子科技园等产学研平台建成运营。高水平共建甬江科创区，推动“四链融合”，加速向“科创策源高地”跃升。

打造人工智能发展高地，赋能千行百业变革。北仑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积极布局“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赛道。2025年人工智能产业增加值达53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首破千亿元。推进海洋人工智能测试平台等重大项目建设。6个案例入选省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典型案例，跻身全省数字经济发展先进行列。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制造业等领域，打造出一批具有北仑辨识度和全国影响力的应用成果，加速从“制造大区”向“智造强区”跃迁。

坚持扩内需促投资。北仑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大宗商品贸易为根基、新消费场景为增量、投资拉动为支撑，突出高质量发展、数字化、融合化方向。

激发消费潜能，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北仑通过促进大宗消费、推动以旧换新、打造特色消费场景，推进商业、文旅、工业融合示范，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推动“外贸优品转内销”，建成全省首个集聚式跨境自提中心。推动“港口流量”向“经济增量”转化，打造进口商品消费中心，成立省级进口商品体验消费教育基地。积极培育体验消费、悦己消费、国潮消费、首发经济，实施“穿越山海”文旅融合工程，促进消费扩容提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北仑始终坚持“项目为王、招商为要”，通过“以投促引、招投联动”，实现优质项目与长线资本精准对接，不断增强产业发展新动能。2025年累计落地项目2043个，入选省“工业大市大县挑大梁”典型案例。3个省级“千项万亿”项目顺利开工，帮助项目“拿地即开工”，彰显了“北仑速度”。2025年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业务规模突破26.59万笔、1010.55亿美元。强化全领域招商、做优全链条服务，以拼劲、韧劲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攻坚战。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北仑积极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企业服务精准化，持续擦亮“在北仑·营未来”品牌。推出AI政策首席服务官“小北”，线上平台处理企业问题2487件，满意率达99.98%。出台2026年营商环境优化行动二十条措施，“综合查一次”实施率达86.51%。加快政务服务全面升级，着力提升法治化水平，深化政企联动、主动助企纾困，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北仑坚持以港强区、开放引领，持续探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路径，全力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制度型开放的先行标杆、高能级临港智造的全球高地。

（方敏）

港产协同 开放聚力 努力建设双循环战略枢纽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宁波把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大政治任务，聚焦内外贸一体化、产业链协同、制度型开放等领域全面发力，在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从“开放大市”向“开放强市”跨越，奋力建设双循环战略枢纽。

做强港口枢纽，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通道。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也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推动港口高质量发展。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强港”目标，不仅要保持吞吐量规模领先，更要做强港航服务，从“货物通道”向“国际开放枢纽”迈进。宁波持续聚焦航运物流、船舶供应、航运金融、数据服务等业态，推动港航服务向高端化、国际化转型。2026年一季度，宁波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3.7亿吨、集装箱吞吐量1155.2万标准箱；铁矿石、原油两大货种吞吐量均超千万吨，有力保障长三角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展跨境电商、国际中转等新业态。大力引育头部航运机构，做大做强远洋运输、航运金融、海事服务等高端产业，扩大“海上丝路”系列指数国际影响力。

陆海联动构建贸易大通道。宁波舟山港主动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积极融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拓展海上航线网络，全力配合“六廊六路多国多港”基本架构，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宁波舟山港开通集装箱海铁联运线路111条，业务辐射16个省份的69个地级市，已成为中国海铁联运业务量第二大港。不断完善“四港联动”体系，加快构建综合型、立体化互联互通网络。

持续推进智慧港口、绿色港口建设。宁波舟山港大力推进智慧港口建设，通过自动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和场景落地创新，从“大港”向“强港”迈进。梅山港区建成全球范围内智能集卡数量最多的码头，依托“双芯大脑”实现船舶自动配载。绿色港口建设稳步推进，穿山港区“光风储氢”项目基本建成，梅山港区诞生全省首个“绿电码头”。加快清洁能源推广应用和新能源设备更新，提升绿色清洁能源在港口及集疏运体系中的应用水平。

强化产业链协同，增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力和活力。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以产业链协同夯实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产业支撑。

聚“链”成“群”，打造智造创新高地。宁波持续放大产业集群优势，向“新”而立、集“群”而兴、“链”强实力，打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近年来，宁波积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多元、产业基础雄厚等优势，围绕“361”万千亿级产业集群打造标志性产业链，通过狠抓重点产业强链补链延链，提升核心竞争力。在产业链布局中，注重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创新驱动，形成了“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的梯度培育体系。积极谋划“361”万千亿级产业集群标志性产业链“链长+链主”机制工作方案，努力打造“全球智造创新之都”。

融入全球产业链，拓展发展空间。宁波企业持续推进国际化布局，既有利于促进资源整合与供应链效率提升，助力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也能够以海外先进技术、科技人才、管理模式、市场经验等“反哺”宁波。宁波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通过技术标准对接和国际认证，促使宁波的单项冠军产品源源不断进入全球供应链体系。强化政策引导，提供“陪伴式”出海服务，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加快人才引进、壮大专业服务业，增强全球资源集聚能力。

深化内外贸一体化，推动制度型开放。宁波充分发挥开放优势，将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作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坚持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开拓国内国际市场。宁波创新探索出一条“外转内、内转外”平滑切换的特色路径，让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宁波高效对接、双向赋能。积极探索国际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宁波创建全国新型离岸贸易中心城市和新型易货贸易创新试点。持续深入推进金融开放创新，发挥双向跨境优势，吸引更多股权投资机构参与试点，完善绿色金融与贸易协同机制。创新打好外贸“稳拓调优”组合拳，实施“甬贸全球”参展拓市行动，进一步扩大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覆盖面。高水平建设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推动宁波标准、宁波技术、宁波服务走进中东欧。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等新业态，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大力提升外贸韧性。

打通出口转内销堵点，激活企业发展新动能。宁波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凝聚部门合力、激发企业活力，在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渠道拓展、产业升级等方面探索出卓有成效的路径。先后制定试点实施方案、外贸优品中华行、外贸优品转内销等一系列专项工作方案。依托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行业协会，打造特色产业集群，累计培育22个省级内外贸一体化改革试点产业基地。创新打造慈溪优品馆等综合服务平台，出台出口转内销产品CCC认证绿色通道政策，落地国内贸易信用保险，将外贸优品纳入“双促双旺”、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活动。坚持优化生态、拓展渠道、提升竞争力，促进标准互认、完善信用体系、强化融资服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出口转内销生态，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

推进制度型开放，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紧盯“一枢纽、三中心、一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发挥“自贸区+综保区+港口”的多功能叠加优势，进行了一系列首创性、集成式探索。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解决了贸易、投资、运输、金融和数据流动等领域的一系列瓶颈问题，累计实施295项制度创新举措。深化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简化外资准入手续，提升离岸贸易、跨境资金结算便利化水平，落实离岸贸易印花税优惠政策，有效降低企业跨境交易制度性成本。聚焦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探索形成一批首创性、集成式、差异化改革成果。

（李景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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